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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剑桥中国史 第三卷 辽西夏金元 上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5:47:54 2004)

第六卷序
《剑桥中国史》第六卷译名的翻译说明于下：
中文译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Wade-Gilis sys-tem），在现
有拼写法中，这是英语写作中最常使用的翻译中文文献译名的拼法。有一些
例外情况，将在下面加以说明。
日文译名依然采用赫伯恩拼写法（Hepburn system）。
蒙古文译名采用田清波创制的拼写法，见《鄂尔多斯字典》，卷3，《古
代蒙古书面语词汇索引》（北平，1944 年）。稍有变化的是将田清波拼法中
的q 改为kh，r 改为gh，■改为ch，■改为sh，■改为j。
藏文译名采用萨拉特·钱达·达斯《藏英大词典》（加尔各答，1902 年）
的拼写法。
波斯文译名采用国会图书馆的拼写法（they Library of Congress
system）。
突厥文译名采用V.M.纳德里耶夫《古突厥语词典》（列宁格勒， 1969
年）中的拼写法，但有以下改变： r 改为gh，■改为ch，■改为sh。
汉文和日文人名按本身的习惯，姓在名前。中国和日本学者用西方文字
发表的论著，署名按照发表时的形式，有时名放在姓的前面（如陈学霖，作
Hok-lam Chan），拼写法亦可能不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
汉文地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除了一些英文文献中惯用的尽
管拼写并不标准的地名。地名表可参见施坚雅《现代中国社会：参考书目》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年），第1 卷，导言，第12 页。现代地名不用
连字符（如Hopei 即今天的河北省），古代地名用连字符（如金代的河北西
路写作Ho-Pei，Hsi-lu）。
地图主要依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的标准历史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上
海，中华地图学社，1974—1976 年版；北京，地图出版社，1980—1981 年版），
第6 册，宋、辽、西夏、金；第7 册，元。地图23 和37 采自《远东古代博
物馆通讯》，第59 期（1987 年），第214、215 页。
汉文官名一般采用贺凯的《中国职官辞典》（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
年）的译法。但是，该辞典不能完全解决本卷涉及时代的所有问题。本卷所
述各王朝官名的用法经常改变，读者应该记住，被宋、辽、西夏、金和元经
常使用的同一个官名，常有完全不同的职能，所以有时需要不同的英文翻译。
本卷叙事中，皇帝在位时用他们的庙号，即位前用他们的原名。表1—4
列举了各朝皇帝的各种年号。
年代采用标准的中国纪年，而不是西方纪年。读者应该知道，中国纪年
能够正常地与西方纪年相对，但是并不完全吻合。这样，如澶渊之盟，就被
按中国纪年系于1004 年，尽管签约的时间实际是在1005 年1 月24 日。
鸣谢
由于在叙事中要涉及各种语言和文化，本卷的编者们面临复杂的时代及
其史料提出的重重问题。我们在此对所有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国际学术组织
的成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牟复礼教授的支
持，他仔细阅读并评审了本卷的全文；还要特别感谢詹姆斯·盖斯博士，他
在十年中处理了本卷和《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的琐碎学术事务。我们还要感
谢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不仅撰写了本卷中的一章，还帮助编
者们审定了蒙古语、突厥语、藏语和波斯语词汇的用法；亦要感谢金淑文
（Soo-won Kim）女士，她帮助我们解决了朝鲜语的问题。
编写本卷用了多年时间，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慷慨支
持下，本卷才得以出版。
崔瑞德
傅海波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
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
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
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 世纪20 年代，而自70 年代以
来汇集成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
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
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
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
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
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
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
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
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
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
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
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
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
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
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
桥近代史》共16 卷，于1902 年至1912 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
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
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12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
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
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
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
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
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
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
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
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
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
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
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
加强。
当1966 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
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6 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
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
已经计划出15 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
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
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
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6 卷，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直译为《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于 1994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
版。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剑桥中国史》的通例和本书涉及的内容，
我们将本卷中译本的书名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本卷分为9 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其他6 章专述元朝的
历史，另有导言和书目介绍分置前后，全书原文共计864 页。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
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
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
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 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
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
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1 章辽朝的历史。第2
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
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
写本卷的第4 章。第5 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
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
历史。第6 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
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
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
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
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7 章元后期的历史。第8 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
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
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
本卷中写作第9 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
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
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
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
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
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是10—14 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也
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复强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
点。他们不仅较详细地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讨
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揭示了契丹人、
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
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来自中亚和欧洲
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颇受我国学者的注意，本书在不少方面可资借鉴。
10—14 世纪中国境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卷中被视为国际关系，
宋、辽、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和结盟等，均被视
为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0—14
世纪宋、辽、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各政权、各民
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国
的关系，才属于对外关系。事实上，《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
同样的处理方法，对此我们是难以同意的。
民族的发展当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
的来源和发展，作者都有专门的叙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体构成的
繁琐考证，应该说，这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在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还
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线索，指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读者以清晰的印
象，是难能可贵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间的关系。对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机、嵬
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叙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经历，还
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能认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种因素。本
卷各章经常使用“精英”一词，用来指帮助最高统治者建国或进行统治的群
体。对精英的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
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叙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脉络清晰，而且容易解
释各次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萧启庆教授撰写的第6
章。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卷在辽、西夏、金三章都辟专节加
以讨论。尽管第4—7 章所述元朝历史中都涉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本卷还是
专设了两章讨论元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
尽管资料有限，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对10—14 世纪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估计。这
方面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当然，还大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
在“书目介绍”中，分别介绍了所写章节的主要史料来源和主要研究成果。
“书目介绍”和所附“书目”，对中国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会有很
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时间差距较大，只有少数作者吸
收了本世纪90 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是较早的研究成果。特别应
该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进步，研究成
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本卷主编在导言中专门谈到了语言问题，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各种文
字资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并不充分，尤其是
西夏史部分，对西夏文资料的应用显然较少；辽、金时期的历史，亦有类似
的问题。做的比较好的是蒙古国和元朝的历史，作者注意到了从波斯文、阿
拉伯文、藏文文献及欧洲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国内考古学家近年来对辽、
西夏、金、元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
的文物。本卷编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资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叙
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资料明显薄弱，对社会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
视显然不够，几乎没有专门的论述，这可以说是一个缺憾。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做了以下技术处理：
（一）书目重排
原书书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检索，我们将所
有西文和日文书目仍按原书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汉文译名。中文书目则从
原书书目中摘出，分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古籍和史料，按成书时间先后
排列；第二部分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笔画排列。各书目录给以统一
编号。
（二）注释化简
原书注释所引书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
刊物等。为减少重复翻译，我们在注释所引书目前均加上该书目的编号，保
留作者、篇名、卷号和页码等，删去了著作出版的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
所载刊物。根据所加书目编号，读者可以从书目中查到这些内容。书目介绍
的注释，则保留著作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三）对原书明显错误之处的处理
本卷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的可能是印刷错误，如年代错误、数字错误
和所引书的卷数、页码错误等；有的则是史实理解错误。对这些明显的错误，
在翻译中，我们都进行了处理。原书中明显的印刷错误，尤其是数字印刷错
误，经反复核对后，由译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译者注。对翻译过程中发现的
明显史实错误，仍按原文译出，附译者注加以说明。
（四）译名
本卷作者大量使用China 和Chinese，这是西方学者的习惯用法，有时
指中国和中国人，更多则指中原或专指汉人、汉族，所以必须在翻译中加以
仔细斟酌，选择合适的译法。本卷作者用“满洲”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蒙
古”主要指现在蒙古国的地区，即中国古代常说的“漠北地区”，在翻译中
一般改为东北地区和漠北。本卷作者习惯使用“夏国”或“夏”的称呼，为
避免引起歧义，一律译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称为××汗，译文
完全照译。其他译名，采用《剑桥中国史》中文译本的通例。
本书的翻译，是从1996 年1 月开始的，翻译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图表：史卫民
导言：马晓光
第一章：刘晓、史卫民
第二章：吴玉贵
第三章：定宜庄
第四章：刘晓、陈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卫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书目介绍：史卫民
书目：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
审校：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石晓
地图：马晓光、史卫民
制图：朱力雅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萧启庆教授，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书目中的许多翻
译疑难问题，还审改了第6 章的译稿。陈学霖、陶晋生、陈得芝、杨讷、刘
迎胜、耿昇、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帮助我们订
正了大量的书目译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因为涉及的内容复杂，并包含了各种文字
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中翻译难度最
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
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剑
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 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
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导 言
构成本卷论题的四个政权，通常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
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每一个政权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
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
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
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
秩序观提出了挑战。
然而，这些政权显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辽朝比汉、唐以外任何一
个先前的中国王朝存在的时间都长。907 年唐朝覆亡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位
于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境内的党项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晚唐时获得的地区
性权力，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了两个
多世纪。在契丹政权崩溃两个多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学家勉强承
认了辽的正统王朝地位，但却否认西夏具有这种资格。而在我们看来，它几
乎同样具有这种资格。这两个政权都是长期存在的稳固的政权，坚定地植根
于部分地由汉人栖息达千年之久的地区内，都面对着一个敌对的汉人政权宋
王朝而长存；后者在人口数量上以20 比1 超过它们，其经济资源更是占有压
倒的优势。这两个国家都通过战争而使宋停战，迫使宋承认了它们的存在以
及作为独立政权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为条件获取了大量财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个一向作为中国人世界的遥
远边疆的地方出现，先是征服了辽，接着用强力控制了宋的整个中国北方地
区。契丹人和党项人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族的边疆政
权，尽管汉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数并肯定是国家大量财富的生产者，但他们并
不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金帝国却拥有急剧膨胀的3000—4000 万的汉族
人口。与契丹人和党项人相比，女真人政权极有必要去适应传统的政权方式。
它也是一个更货真价实地声称是宋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另一个中
国。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几个王朝完全不同。说到辽，它在中国的版图，至少
在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其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它家乡草原的政权所进行的近于
附带性扩张的产物。女真人保持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部落领地，但很快他们
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连其首都也建在中国的中国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
金，占据了中国北方，而这不过是他们那意图征服世界的军事力量所进行的
急速扩张的一部分，这一意图导致他们控制了从匈牙利和波兰边境直到日本
海的欧亚大陆。蒙古人关于“天下”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以及任
何其他中国政权所能梦想到的范围。一时间，中国不过成了一个大得多的政
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这整个国家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
下时，蒙古人的帝国也随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对立的汗国，但是中国——此时
是整个中国，其人口超过1 亿——仍然仅是一个更大的帝国的一部分。与前
几个政权不同的是，当中国的元政权崩溃时，蒙古人仅仅是撤回到了他们草
原上的家乡，在几个世纪内依然是一股较强的力量。
这些政权的每一个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
一个也都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们在几个世纪内控制了
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举例来说，北京一带就被他们牢牢地掌握了达四个多
世纪；而甘肃的西部地区，则是在外族人统治了六个世纪之后，才在明朝第
一个皇帝时由汉人恢复了控制。此外，整个中国北方也被非汉人统治了两个
多世纪。
尽管中国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断扩大，还是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
度来看看这些政权，把它们视为一个更为漫长的反向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
进程中，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那些汉人控制范围
以外的政权和那些传统上非中国地区的政权所采纳与适应。这一发展可以追
溯到高句丽，追溯到新罗和百济的高丽王朝，追溯到7 世纪以后统一的新罗
以及7—8 世纪的日本。作为一个稳固的东北国家的辽，是直接承自于辽东的
渤海（719—926 年）的；在契丹人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对渤海的征服可能是
比在937 年获得中原的十六州更为重要的步骤。渤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
有五京，有一个构造精巧的汉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书面汉语的精英，
有一种在唐帝国的边疆出现并繁荣了两个世纪的发达的文化。1一         个多少与此
类似的南诏政权自8 世纪初建立，它占据了现今的云南。②这两个具有强烈独
立性的唐的“附属政权”，表现出大体一致的政治发展——非汉人对中国制
度的适应——这是把邻近的人民纳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的重大步骤的一
个方面。
这种发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丽，还有越南
——它于10 世纪初最终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并以中国模式建立了一个独立
的国家③——这些民族有的在中国的地方行政管辖下生活了几个世纪，当他们
最终挣脱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时，都继续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在另
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诏占据着从未被中国王朝有效统治过的地区，但它们
的民族也熟悉中国及其制度，当它们自身形成独立国家时，也效仿熟悉的中
国模式。这各种不同的适应就出现在一个正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中。
1 ①关于渤海的出现，见[512]崔瑞德、费正清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40—43 页。

② 关于南诏，见[23]查尔斯·巴库斯：《南诏王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界》。
③ 见[495]基思·W.泰勒：《越南的诞生》。
晚唐的力量平衡
传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在涉及异族时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之于用恒久不
变的理论去硬套不断变化着的现实。古老的“五服论”观念幻想着这样一个
世界：中国，更确切些说是中国的王朝，在这个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统治人类，
它是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惟一合法的拥有者，这个权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
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它周围的民族，都是“番人”，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中
国文化，应该在五服模式内心甘情愿地服从皇帝，做他的臣属；他们的国家
应该是处于皇帝的道德权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实际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辖的
范围之外的一种周边地带。这一模式无视多少个世纪以来与外部世界的交
往，坚持作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国的上流人物所想象的那样。建立在截然
划分中国人与番人的想象中的世界基础上的这些看法的残渣浮沫，在本卷所
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内，继续在侵蚀着中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
基础。
这个理论在遥远的过去或许具有某种合理性，那时中国的周边被那些文
化发展水平较低、其政治组织结构松散而又不够完整的民族所环绕。但是到
了唐代，这种情况最终发生了变化。在隋朝时期，中国还只有朝鲜半岛北部
和东北地区东南部的高句丽这样一个邻居可以马马虎虎宣称为“国”，因为
它主要为定居人口并具有稳定的制度。其他所有从云南直到河北边境的边疆
民族都是部落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过着半游牧生活，没有任何常设的大规
模的政府机构，尽管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没有哪个民族拥有书面语言，只有高句丽是例外，
而它使用的也是中国的。到750 年，这种状况被完全改变：晚唐的中国被一
些稳定的国家所包围——云南的南诏，沿着四川、甘肃和今新疆的漫长边界
上的极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国，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国
及后来的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朝鲜半岛的新罗，还有远方的日本。所有
这些国家都有一批通晓书面语的精英，有的是以汉文作为其书面语，有的则
是使用自己的书写体系。
8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局面。在安禄山
叛乱的灾难之后，唐朝军队放弃了他们远在新疆的西部保护国，也放弃了位
于今吐鲁番、哈密和河西走廊的曾在中国正规的文官机构管辖之下的广大地
区。甘肃全境被吐蕃人占领。从8 世纪30 年代至50 年代，唐朝军队进入帕
米尔地区，与大食的军队在拔汗那附近的怛罗斯城作战，并进攻南诏，试图
征服东北的契丹人。763 年以后，唐完全处于守势，唐朝再也没有派出远征
军企图征服任何一个邻国。甚至当9 世纪50 年代机会出现时，唐王室仍然谨
慎小心地不打算收复丧失的西北各州。
8 世纪末和9 世纪初，一种新的稳定的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在此形势下，
唐朝采用了外交与武力并重的方针，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其他成员也在盟约
的基础上逐渐结成了稳定的相互关系。822 年，唐朝和吐蕃在平等的基础上
最终会盟，从而也加入了这种国家间的体系。中国从此不再是国际关系环绕
的中心，尽管仍有使节和使团继续定期拜访长安。在西方，回鹘人、吐蕃人、
南诏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纷争不已，从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结盟与和约网络；
东北方的新罗、渤海和日本，通过把汉语作为共同语和采用从唐制中吸收的
礼节，形成了另一个外交网络。这些网络都没有唐朝的直接参与。
840 年时，中国的紧邻中惟一不具备国家形态的是契丹人和奚人的部落
民族，这些人生活在今河北的北部和辽宁的西部；他们此时尚是回鹘可汗的
藩属，尽管也仍然与中国的朝廷维持着紧密和正常的关系。
840 年左右，亚洲北部的稳定开始发生动摇。首先，吐蕃王国骤然崩溃，
能令人满意的解释是其国内原因所致。紧跟其后，回鹘帝国也土崩瓦解，回
鹘人放弃了他们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孙，把他们在漠北的家迁到了新疆东部的
吐鲁番、哈密以及河西走廊。他们的藩属契丹人和奚人转而效忠唐王朝。
到这个世纪末，中央权力的崩溃像疫病那样在东亚蔓延：唐帝国被黄巢
叛乱摧毁，从880 年以后，这个帝国只是保留着一个名号而已。在907 年唐
朝正式覆亡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实际上被众多独立的地方政权所分裂，它
们互相争霸，战争频仍。907 年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被
分为10 个之多的地区性国家。到9 世纪的最后几年，日本的中央权力也开始
坍塌；在朝鲜，新罗王国分裂成三个地区性的军阀国家；在东北地区，渤海
走向衰落；远在西南的南诏也在分崩离析。五代期间中国的支离破碎与东亚
各地此时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
与这一背景形成对照的是契丹人的辽国的出现。就像人们有时指出的那
样，在唐朝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并非突然间被打破。那一秩序在
8 世纪末已然不见踪迹，它被改变成了某种全新的东西，被一种新颖的国际
关系框架取而代之。但是这一框架也在后来被打破，公元10 世纪时，国际形
势在长达60 年的时间里变幻无常，到处都在发生政权的崩溃。在这种近于无
政府的混乱状态下，契丹人渐渐地、几乎是意外地成了中国北方以及草原世
界上那场军阀政治争斗的参加者，主宰这场争斗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此外，
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延续了很多年。就中国本身来说，政治分裂持续了将近
一个世纪，从公元880 年黄巢攻陷长安起，直到979 年宋军最终征服北汉。
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被多达9 个或10 个地区性国家所割裂；在
960 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
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
因素。
10 世纪初不仅是中国北方军事首领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还是有很多地
方军阀为非汉人军事首领——尤其是沙陀突厥人——的时期。李克用在这批
人中最为强大，他曾经充当镇压黄巢的工具，在907 年唐朝正式灭亡前的很
长时间内他一直是山西北部实际上的统治者；在9 世纪80 至90 年代使摇摇
欲坠的唐王朝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持续不断的内战中，他是政权的竞争者之
一。唐亡后，他的国家（号称晋）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921 年，李克用的
继承人灭梁，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恢复旧名的后唐朝（923—937
年），自称帝。
在1/4 世纪中，整个中国北方都处于沙陀人统治之下，先是后唐，接着
是其继任者后晋（937—946 年）。早在905 年，李克用就已经与契丹人结成
过一次短暂的联盟。到10 世纪20 年代，契丹人被吸收为具有充分资格的中
国北方政治的参加者：后晋成了契丹人的傀儡并将边境的16 个州连同其汉人
人口都割让给了契丹人。就连中国南方各个独立的朝廷也都乞求与契丹人结
盟。944—947 年，契丹人尝试入侵中原，他们攻入后晋的国都，灭了后晋，
并草草建立了一个他们的政权；但他们明智地认为风险太大而决定撤军，把
中国北方留给了另一个沙陀军事王朝后汉（947—950 年）去掌握。尽管作为
一个王朝，这个政权不久就覆亡了，但它的继任者却在山西的沙陀人老家将
独立地位一直保持到了979 年。
中国北方的大片地区就这样多年处于沙陀人的统治之下；至于山西北
部，则长达一个世纪。但是沙陀人并不是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地方政
权中惟一的外族首领。西北地区在9 世纪40 年代前曾是吐蕃人的占领区，而
此时，它则被形形色色的地方军阀所割裂：敦煌的汉人，吐鲁番、甘州和肃
州的回鹘人，凉州的吐蕃人，鄂尔多斯南部边界的党项人。就像沙陀人那样，
党项人也一直居住在被唐朝作为边境要塞的地区内，并且在整个10 世纪初的
动荡不安的岁月中牢牢地掌握着他们的地方权力。他们后来作为一个强大的
多种族帝国的创建者而出现，这个帝国就是西夏，它在11 世纪初收拾了自己
控制下的西北地区的所有割据性地方政权，同沙陀人一样，党项人也不是入
侵中国领土的外来者，而是在深谋远虑的管理方针下定居在唐朝版图以内的
非汉族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已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所论述的主要政权中的两个——辽和西夏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
9 世纪末和10 世纪初的政治与军事动乱中去。看看它们在唐代创建的边疆秩
序中是如何扎根的，这一点同样重要。
边 界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把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描述为闯入“中国人”领土的
“外人”。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简单化认识，应当将其永远根除。①无论现
代的历史地图集是如何标示的，唐人同其前人一样，从未对北部边界作出过
任何明确的界定。虽然人们有时也提到“长城”和一些仍然存在的早期城堡
的遗迹，但这种说法只是用来表达关于中国边界的一种含糊不清的看法。①
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
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
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
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只有在与吐蕃接壤的地区，才迫使唐朝维
持着一个庞大而固定的防御体系；也只有在这一地区，才经常通过相互协商
对有争议的地区作出划定。但是在北方，唐朝的控制是由边疆各州的权限来
明确的，它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
这样的“边界”被唐初军事政策的另一方面弄得更加模糊不定。边疆地
区的部落民在一定程度上被一种复杂的契约和协定体系带上了中国的政治轨
道。通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纳入一种间接统治的制度中，在这一制度下，他
们的酋长受到唐朝政府“羁縻”制的任命，被赐予封号、官爵、品级和俸禄。
为这些部落集团设置了羁縻州和都督府，受唐朝边疆长官的监管。他们事实
上并没有加入唐朝的政治体系；更确切地说，他们的酋长是根据民族习惯来
统治他们的人民。这种赐予他们中国封号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中
国的术语对当时的部落组织结构的正式认定，它能稳定地持续下去，不论是
对那些部落酋长还是对唐朝政府说来，同样都是一种既得利益。这些部落酋
长们还不时被赐予新的封号，并得到礼物和钱财以确保他们继续效忠。
较大和较强的边疆民族及其他们的最高首领甚至通过下列方式正式步入
了唐朝的组织体系：赐他们以唐室的姓，这意味着他们已被接纳为皇室的亲
族；他们的统治者与唐朝的公主通婚，建立同朝廷的姻亲关系；他们未来的
统治者作为“质子”到中原来接受教育，通常是在皇帝的卫队中担任一个较
长时期的侍卫官。派往中原的使团，除了正式使节以外，常常包括大批显赫
的部落成员，这些人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中国通。这些措施当然都不能使汉
人对部落酋长们有多深的了解，但它们却成功地使部落酋长们获得了关于首
都与朝廷、中国制度与管理方法的第一手知识，帮他们造就了少数通晓中国
语言和习俗的有影响的人物。唐代中国的紧邻中，没有哪一个实际上是不了
解中国的，总而言之，它们都选择了中国模式去模仿。
由此看来，唐代中国的“边界”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有一个外
部环状地带，那里的人民因为加入了纳贡体系而成为“中国世界”的一部分；
有一个在羁縻制间接统治下的部落民的内部环状地带；还有唐朝军事防御体
系的外界和有效的文官管理的外界。
在宜于从事长久性的农业与只能支撑游牧经济的地区之间，当然还存在
① 关于游牧民与其定居邻人间关系的一项有意义的新分析，见[248]阿纳托尔·M.卡扎诺
夫：《游牧民与外
部世界》。关于汉代以来中国与其草原邻人关系的一个新解释，见[26]托马斯·J.巴菲尔
德：《危险的边界：
游牧帝国与中国》。
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533]阿瑟·N.沃尔德伦：《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着一条恒久不变的“生态学边界”，它限制了汉族农业人口扩张的可能性。
最后，还有一条有时极偶然地起到与生态学界线作用相同的边界：即在那些
多少同源的汉族人地区与其他人居住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在唐代，不论是军
事防御体系的界线还是文官管理的界线，都不能代表种族的或文化的边界。
大量非汉族人在这些边界以内生活了许多个世纪，汉族人与其他种族集团杂
居和通婚，其中一些人已经部分地或完全地融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
少在东汉时期当成千上万的羌人、匈奴人、鲜卑人和其他边疆民族大规模定
居时就开始了。在4—5 世纪，又有大批非汉族入侵者蜂拥而至。人们习惯上
认为这些民族迅速地向汉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但是在6 世纪，他们中的很多
人仍然保持了他们自身强有力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同一性，而居住在边疆地带
的一些汉人却在某些方面采用了非汉族生活方式。
初唐政府还让一些较大的非汉族集团——羌、党项、吐谷浑、吐蕃、突
厥、回纥、契丹，甚至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定居在北部边界的一些州中。
这些民族的人数多达几十万。它们有的愿意融合进来并选择了农民的定居生
活，尽管汉人强迫定居的尝试遭到了另一些集团的激烈抵抗。有一些人仍主
要是牧民。但他们对于唐政府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负责看管着巨大的政府牧
场，可以为骑兵生产马匹，并能生产其他家畜。在这些少数民族集团中，有
很多仍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结构和自己的部落酋长。他们中的很多男人被编入
唐朝军队，主要是充任骑兵，他们自己的酋长就是他们的指挥官。
在今甘肃省，青海东部的边疆地区，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当时形
成了一条由少数汉族居民和多数非汉族人杂居的宽广的地带，他们大多能和
平相处；那里还有一些从事屯田的驻军，既有汉人也有非汉人，其居住地与
当地的农民和半游牧的牧民相邻。通婚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就这些民族
的特征而言，远未达到相互间的一致，有些人以视自己为唐朝的子民为要，
另一些人则强烈地信守着他们的部落传统。
由此看来，即便是唐王朝权力的巅峰时期，企图为它的北部边界设想出
一条现代意义上的截然划分的国境线，明确地为主权地区作出界定并将不同
的民族区分开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那是一条宽阔的过渡地带，
在这个地带内，所谓同一性、忠诚和权力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与冲击着新的平
衡。
880—907 年间唐帝国的崩溃和各个新的独立国家的出现，无论在唐朝疆
域以内还是以外，都带来了势不可当的政治变革，而留下的却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北方混乱的多种族边缘地带。中国的中央权力不复存在，但其地方上的
军事领导权却完好无损，甚至由于来自中央的束缚力已经解除而更具有扩张
性。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边缘地带成了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崛起从而影
响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以山西为基地的沙陀突厥人的国家和鄂尔多斯
边疆地区的党项人政权，就是作为唐代边疆军事编制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
的。沙陀人复辟唐朝的尝试，其主要的根据就是唐朝的权力正是由一个边疆
军事长官的权力孕育而来的。
这也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自从拓跋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
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
创建的——拓跋氏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其后继者西魏和北周的
统治者原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指挥官；隋王室也来自同一个集团；至于唐
王室，与北周和隋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最初的权力基础是在太原。它们起
先都是军事政权，它们都能从汉人和非汉人世界中争取到支持。
同一个趋势还在延续，但带有某些重要的区别：辽也兴起于北方边疆地
区，可是它在中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后，却决定进行反向的重大征服。
金是从作为中国式的辽帝国在北方边疆的一个依附民族而兴起的。通常被视
为自成一体的蒙古人，在铁木真即位以前很多年内都是金的边疆臣属，就像
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特点在于，10 世纪以后边界
本身已经移动了：金和蒙古的帝国外界已不同于中国世界的传统边界，也不
同于辽、金与宋之间的边界，而是一个“扩大的中国世界”的边界，这条边
界是通过契丹人对今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地的占领，并以唐代中国
的模式为基础在这里立国、确立边疆关系体系后形成的。所有这些民族都不
是作为新来者或与中国体系无关的完全的局外人而强盛起来的，他们很久以
来就已经是中国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生活在边缘地带，他们可能更熟悉偏
远的边疆地区，而对王朝权力和文化的真正中心则不甚了解，但是，从某种
程度上说，他们毕竟仍是参与者。
外族人
这些民族对那些被他们用武力征服的社会来说是些什么样的外来人？他
们的共同点是什么？用大倍数的历史透镜来观察，我们可以把征服王朝视为
从西周以来就存在于汉人与其北方邻人之间的古老的对抗这样一个更长的阶
段。在西周时期，位于渭河盆地的中心地带就曾遭受半游牧民的入侵。①
秦汉时期，匈奴联盟是汉人的主要对手。随后是公元3 世纪的鲜卑人和
其他部落，他们成功地取得了对中国北方各州的统治，并在中原的土地上建
立了自己的国家。在唐王朝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并从10 世纪初起最终分裂为
若干小国之后，边疆冲突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960 年后宋重新统一中国，
与此相并行，一种正在稳定发展的联合体国家已由严格意义上属中国边疆地
区的北方诸民族建立起来。无论如何，把这些由北人建立的国家视为与定居
汉人的稳定的帝国完全不同的游牧帝国是错误的。建立了辽、西夏、金、元
这些国家的民族，从任何意义上讲，也不是完全的游牧民族。契丹人和蒙古
人的经济在最初时是以畜牧为基础的经济，他们的财富就是许许多多的马、
羊和骆驼。但是，中国没有一个“游牧民”邻居是纯粹依靠畜牧的。他们始
终从事着某种边地农业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从中得到一些畜牧业本身
生产不出来的货物以作为生活的补充。在对中原进行征服以前，契丹人就从
事一定的农业活动并已长期定居，他们同时还有一批汉人的工匠和汉人及回
鹘商人。
严格说来，女真人完全不是游牧民。甚至那些生活在东北地区深山老林
里的“生女真”，也是定居一处的，他们依靠渔猎和某种农业为生。他们不
住帐篷，而是住在由一个个木屋组成的村庄中。东北平原上的女真人，在被
契丹人吞并以前一直是渤海国的一部分，他们也不是游牧民，尽管他们有成
群的马。女真人中这些生活方式上和经济上的差异，可以从“生”女真和“熟”
女真这些称呼上反映出来，这些称呼在辽代就已经流行了。党项人在他们独
立以前很久也已采用了一种混合经济。因此，把所有这些政权的建立者都一
概而论，皆以“游牧入侵者”作为他们的特征，无疑是一种天真的、过于简
单化的认识。
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简单化倾向是术语的使用。当我们使用契
丹、女真、党项（译者注：元代蒙古人称为唐兀）或蒙古这些术语时，应该
记住每一个术语所指的不是一个纯粹同种的民族，而是一个综合的实体。契
丹、女真或党项这些称呼，实际上是指在契丹人、女真人或党项人领导下的
那些联盟。这些名称从语言学上说就是这些联盟内部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的
名称。这些联盟本身都是多种族和多语言的，就像本卷各章所充分阐明的那
样。例如，契丹联盟就包括了奚人和回鹘人这样的与突厥有亲缘关系的部落
和种族集团，此外当然还有类似室韦人的蒙古人，类似熟女真的通古斯人，
但是在这个联盟内使用的共同语则必须是契丹语。后来这个联盟还扩大到了
渤海人和汉族人。女真人同样是这种情况，在他们的联盟中我们发现除了蒙
古人以外，还有其他通古斯部落。蒙古人本身也吸收了与汪古人类似的说突
厥语的部落，更不必说在蒙古人大规模远征中亚和西亚后处于蒙古人势力范
围内的那些中亚人了。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的这些民族，其种族和语言的构
① 见[133]傅海波：《多种族社会中国家作为一种结构成分的作用》。
成总是变动不定的：所有这些部落要么是自愿加入占支配地位的部落，要么
是通过武力和信仰而被置于他们的首领之下。
所有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方针，就是把被征服的或与之结盟的部落中
的士兵编入他们自己的军队，通常由他们原先的军事首领指挥。在征服汉人
定居人口占数量优势的地区并在这些人口归附之后，所有征服者都遵循同样
的一体化方针。在武器的制作和针对筑墙城镇使用攻坚器具方面，汉人的专
门技能受到欢迎。其他一些新征召的汉人士兵则作为步兵使用，而骑兵主要
是非汉人分队的特权。“契丹”、“女真”和“蒙古”军队一贯由多民族组
成，并且包括了大量的汉人士兵。
因此，我们若把宋对抗其敌人的战争视为纯粹的抵抗外族人的民族战争
或种族战争，这是颇有疑问的。我们或许可以把以宋为一方，以辽、西夏、
金或蒙古为另一方的战争看作中国内战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的一方是在外
族统帅的指挥下作战，它配置了人数上略占多数的非汉人分队。
当然，上述这些推断并不是肯定的结论，更明确的解释还有待于对10—
13 世纪的战争做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从民族方面对辽、金和蒙古军队做
出数量上的分析。不过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当金朝的统治者海陵王（1150
—1161 年在位）动员全国在1159 年和1160 年与宋交战时，作为主力的女真
猛安谋克军队为12 万人，而被征来参加这场战争的汉人却不少于15 万人，
此外还有在华中进行水战的3 万人的水军。因此在他们的军队中占多数的不
是“女真人”而是汉人。
最后，我们还须记住，汉人与非汉人之间的对抗，不能以传统的中国方
式构想为高等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抗。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从10 世纪起在中
原的土地上建立了国家的那些征服者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也不能设想他们是
在政治组织结构和文化成就都微不足道的水平上骤然起家的。
党项人的西夏国是一个特例：他们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入侵者，几个世
纪以来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那里成了他们国家的中心。党项人从人种
起源上说很少是征服的结果，更多地是不断地吸收其他部落的成员而结成联
盟的结果，联盟中也包括汉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尔多斯地区和今甘肃省的
较小的种族集团。同样，当他们在11 世纪中叶正式独立时，人们不能根据不
着边际的假定把他们形容为未开化的野蛮人。
尽管把各式各样的联盟国家都视为完全的中国化国家是一种夸张，但汉
人的帝国和他们所谓的番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这却是历史事实。汉人影响其相邻民族制度结构的一个标志是，在职官方面
有大量词汇从中国借了过去。早在初唐时期，突厥人就采用了一些汉语的官
称。契丹人自己的很多职官称呼，也是从汉语借来的，如hsin-kun（相温），
在汉语就是“将军”；再如hsiang-wen（详稳），它产生于几次音译，是由
汉语的“相公”派生而来，本是对大臣和阁员的一种称呼。蒙古人甚至在1206
年宣布成吉思汗为其最高统治者之前，就在他们的语言中采用了汉语的词汇
“王”，他们叫ong；还有“太子”，经由突厥语的taysi，到蒙古语中成了
taisi（台吉）。这两个词在《蒙古秘史》中都曾使用。这类借词显示了汉地
的制度与术语的声誉和影响，尽管这时是在不同于其中国原型的社会与政治
环境中使用它们。
外臣与太上皇
在这些征服王朝建立以前很久就已经开始的汉人与外族人相互影响的另
一个方面，是朝贡臣属关系以及在边界的组织结构中非汉人的国家所充当的
角色。在中国的政治术语里，他们被视为外臣，这些外臣只是被羁縻在中国
的势力范围内，他们必须带着当地的特产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的朝廷。自公元
7 世纪以来，这种做法多少已成了契丹人的惯例，许多契丹的高官显贵被唐
帝国赏赐过爵位和封号。其中一些人被赐姓“李”，这意味着已赐予他们享
有唐室家姓的恩荣。这种方式经常采用，借以笼络外族首领更靠近朝廷。封
官也在把非汉人首领羁縻在中国的等级制度中起了作用。例如，我们知道649
年在东北的松漠地区为契丹人设置了都督府。常常难以确定的是，这种中国
外部等级所包含的纯粹名义上的成分大到何种程度。受羁縻的部落或民族当
然在管理其内部事务方面保留了充分的自治权；但是，授予这些首领们的响
亮的中国头衔也为他们带来了声望。
女真人在辽朝的情况与唐朝世界时契丹人的情况相似。金王朝的建立者
阿骨打，其祖先几代人都曾担任辽朝边疆等级制度下的节度使，因此当他于
1115 年称帝时，就已经不是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名之辈了。在辽朝时
期，除了全国性的宋代中国外，一个政治上举足轻重的新的中心在北方逐渐
形成，它在对待边界居民的方式上沿用了唐宋的先例。
至今仍有人认为蒙古人的情况不同，说他们完全是在中国的边疆组织结
构之外强盛起来的。其言外之意就是，在铁木真统治下的蒙古各部落，在他
于1206 年称汗之前并没有在同任何一个帝国朝廷的相互交往中处于从属地
位；他们在巩固为草原地区支配性势力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朝贡关系及其
伴随而来的被一个中央大国封官加爵之类的俗套的影响。然而，这种说法必
须予以摒弃。它的根据是《蒙古秘史》所描绘的1209 年以前有关蒙古人早期
历史的图画。这一资料来源指出，铁木真和蒙古人——包括他的盟友和对手
两方面——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文明或任何其他高等
文明，不具有国家形态，也未曾同汉人的哪个帝国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蒙古
人来说，12 世纪下半叶时有这么一个帝国，它就是金朝，而《金史》则对蒙
古人曾作为臣属而处于受支配地位完全保持沉默。
但是，宋的资料来源则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它显示出成吉思汗
的祖先不但是金的对手，而且是有自己的“国”的金的臣属。①为什么《秘史》
和《金史》都略去了这一情节很容易得到解释。《秘史》是一部浪漫化的史
诗，它把铁木真的生平展示为从早年的最低贱者直到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这样
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在这部民族史诗中没有提到铁木真的先人曾为另一国
臣属的任何事实。《金史》则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编成的，它的作者有意删
去了所有有关成吉思汗或他的先人臣属地位的资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据以推断早期蒙古人有一个自己的“国”的资料，全都来自宋人的
有关材料。据记载，在一场战事爆发后的1147 年，金人对蒙古人采取了抚慰
政策，蒙古的统治者称汗，建年号天兴。②这位当事的蒙古首领被某些学者确
认为合不勒汗，他是铁木真的曾祖，据《秘史》载，他甚至已经“统领了全
① 见[378]查尔斯·A.彼得森：《1211—217 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第248 
页。
② [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99—00 页。
部蒙古人”。宋人的资料还提到铁木真本人曾以一个外臣的身份朝拜金廷。③
因此显而易见，铁木真并非《秘史》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部落背景
不明的冒险家，而是一位曾经接受过金廷的褒奖、封赠和礼物的王者家庭的
世袭者。
以上事例表明，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新兴力量的领导者同一个中
央帝国的关系已经是多么深，保持的时间是多么长；还表明他们在建立一个
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熟悉“中
国的”制度。他们都是在支配内外关系的制度框架内登上帝位的，因此不难
想象这些外族统治者们是多么渴望成为“天子”，多么渴望进行封赏或接受
贡物；而不是被他们的“太上皇”封赏，或是派使臣给“太上皇”送去贡物。
唐代初期那些较之宋代有大得多的疆域的世界皇帝的形象，当然也影响了相
邻的部落联盟的领袖们，渐渐地，他们也凭借手中的权力开始要求并最终成
功地当上了皇帝和天子。
③ [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585 页。
多国制
中国从地理上被割裂成若干个国家，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天子统治之下，
这在中国当然不是第一次。这种分裂在从汉末到隋的三个多世纪内存在过，
而在10 世纪初的五代时期再度出现。就多国并存这一点而论，这个征服王朝
时期与先前的那些政治分裂的时代并无不同。但是在征服王朝的形势下出现
了某些新因素。
其中之一是政治中心的大转移。北京（燕）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个
不太重要的远北边疆地区，主要是作为一个边疆要塞城镇，在全中国范围内
还不能起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作用。当辽将燕京（它的南京）作为
其五京之一并使之成为辽帝国在整个定居区的首要行政中心时，情况发生了
急剧变化。金步辽的后尘，也立足燕京实施统治，这时他们称燕京为中都。
蒙古的皇帝也带着他们的大部分朝廷办事机构驻留此城，并改称其为大都。
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在现在的北京修筑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帝国都城，其中包
括豪华奢侈的宫殿和园林。它给人印象之深，就是今日的来访者多少也要回
想起使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的金元时期。
五代时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角逐场而始终记录着历史的两座城市——长
安和洛阳，最终都失去了它们的显赫地位。9 世纪80 年代以后长安遭到毁坏，
它的地位就再也没有比地方性的首府更高过，而整个西北也逐渐沦为落后地
区。后梁在东部平原的交通中心河南开封建都后，洛阳同样也开始衰退。开
封被重新统一了中国的宋再次作为首都。1127 年当宋人丢掉了整个中国北方
和他们的都城开封后，开始了中国政治重心向东北部转移的第一步。南宋政
权随即在杭州建立了“行都”，这里发展成了第二都城，其富丽豪华比开封
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北方主宰者的金，在北京建立了中都，
随着1276 年以后几年间南宋的溃亡，杭州也永远丧失了其作为国家政治中心
的地位，此后近一个世纪内全中国都要服从北京的号令，直至1368 年蒙古朝
廷被驱逐回蒙古人的草原故乡。明最初建都于南京，但在1420 年以后朝廷迁
到北京，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华帝国的寿终正寝。这种政治中心向
东北的转移改变了北京，使它从一个没有文化特性的偏远落后之地，一变而
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的首都，一个拥有大规模制造业的人口稠密的都市，一
个上演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的舞台。然而，从经济上说，即便是在遭到蒙
古人首次沉重打击之前，东北部地区始终都是一个贫穷少产的地区，北京一
直依赖从长江的产稻区调进粮食，这就需要从水陆两方面对国内的运输系统
迸行彻底的改造。
如我们所知，中国多次被兴起于北方边疆的政权重新统一。这种情况发
生在隋、宋时期，元代时再次重演。中国的统一只能肇始于北方的观念到13
世纪时几乎成为一种成规，在忽必烈掌权后，当他同意了一项宋人与蒙古人
的和约时，仍然将这一观念用作政治论据。北京和杭州两方的皇帝当然都认
为自己是君临中国世界的正统的统治者。不过蒙古人的胃口远远大于中国的
历代皇帝，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合理的版图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整个世
界。这一想法在他们送给西亚、中亚甚至欧洲统治者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表达
出来，信中要求他们投降大汗，并使用了由汉人发明的“天下”这一术语，
而它在蒙古人那里有了更为广泛和全面的意义，实际上是把所有已知世界都
当作了他们“未来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意识还通过忽必烈几次
代价高昂的远征被带到了遥远的缅国、占城、爪哇和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
曾不受拘束地处于宋朝纳贡体系的边缘，它们只有在有所请求时才派遣赴宋
使团。但是从未发生过宋廷试图派遣军队远征海外而强迫朝贡的事情，尽管
它拥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海上力量。蒙古人在间接统治吐蕃时所采取的强制性
做法，也可以看作他们世界性野心的一种表达。中国从没有一个王朝将任何
程度的权威加于吐蕃人之上，宋王朝一直满足于它邻接吐蕃的边疆并保持现
状；而中国巨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潜力却被蒙古人利用来为扩张主义观念
服务，其野心勃勃的目标远远超过了以往纯粹汉人的国家曾想达到的任何要
求。
盟约关系
在中国重新统一于元朝之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结构可以用盟约时代来形
容。尽管一项承认其他政权既合法又平等的盟约原则上似乎与一个帝国所宣
称的一统天下的观念相矛盾，但与其他政权订立盟约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
史。早在公元前2 世纪，汉朝就对匈奴推行了一种抚慰政策，即必要时通过
送礼（主要是丝帛）、和亲以及对相邻的一些政治实体做出让步——这种情
况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成了反复出现的因素——以使这个不受统治的部落联
盟离开中国边疆。但是，在对付危险的敌人时此类约定总被视为仅仅是一种
权宜的、等而次之的解决办法，是当一个王朝不能赢得彻底胜利和征服时所
可能采用的一种手段。
就宋而言，它在11—12 世纪征服王朝时期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
征的。依靠军事手段既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也不能打败女真人的国家，
宋—辽以及宋—金关系史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史：相对短的战争和主要通过输
纳大量银绢以换得的相对长的和平，停停打打交替进行。1005 年宋辽缔结的
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在金灭辽之后，金人认为自己是辽
的合法接替者，因此理当从宋朝廷得到与从前同样的岁赂。澶渊之盟除了所
允诺的岁赂（这比“贡”更可接受，宋人曾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这一叫法，
因为它含有臣属的意味）以外，其内容还包括同意修正边疆地区的划界，以
及如何处理边疆地区和有争议的交界区的动乱的规定。盟约亦确立了沿边的
互市，开展由国家监控的商业贸易。
但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内在的内容是两国相互间的承认和相互间正
式外交往来的建立。定期派出的使团有两个作用：互贺元旦和君主的生辰。
其他场合派出的使团是为了吊唁去世的君主或某位近亲。这些外交往来——
其概念、仪式和外交辞令完全是中国人的——对双方都有详细的规定；在全
权代表的出行和他们谒见时的待遇方面，礼仪规则备受重视。除了这些按惯
例派出的使团外，一旦出现问题或进行某项交涉，还总要派出一些特使。
这种频繁的外交往来需要大量的文书工作，当代的资料中就保存了一大
批外交信件，因此现代历史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几乎被成堆的资料所湮没。
像11 和12 世纪这样的对其外交能进行如此详细研究的时期，看起来简直就
不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以前的时期。宋，也许还有辽和金的使节，在他们回到
自己的国都后，要按规定写出详细的出使报告。其中的一些报告保存至今，
它们提供了宋朝使臣如何看待那些北方国家的引人入胜的信息，令人遗憾的
是另一方的类似的报告却没有保存下来。
但是，对其他帝国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地位上的真正平等。它们的统治
者，虽然其“皇帝”的身份得到相互间的勉强承认，然而却附有一种微妙的
区别：虚构的亲属关系的术语表示了地位的不同。双方的皇帝以兄弟或叔侄
相称，以便至少维持某种表面上的不平等。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中国从理
论上说正是被单独一个虚拟的“家”所统治。由于在中国的家庭制中，不平
等地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这种做法便暗示了敌对的皇帝之间等级上
的分别。对于宋来说，1141 年的和议是不同于这种方式的一个令人痛苦的例
外，它规定宋是金的“臣”，以便金在通信中可以直呼宋帝的家姓及他本人
的名字。这个奇耻大辱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164 年才得以消除，那是在海陵王
统率下的侵宋金军战败之后，双方都急于恢复一种和平共处的策略。
从规范的观点看，这些调整双边关系的条约与西方人的概念不同。他们
不是起草一份共有的纸据并在上面由双方签名盖章，而是由每一方向对方发
出内容相同的誓书，誓书中庄严地承诺要恪守约定，并向天地神祇起誓。这
些内容当然都必须经过事先商定，因此订立条约的仪式是以誓约为其形式
的。这一程序是得到认可的，双方都依据相同的标准来办理。换言之，只有
那些具有组织结构上相同或相似的政府及办事机构的国家才能成为缔约方。
与宋缔结盟约的国家——辽、西夏、金——都采用了中国的制度，这就保证
了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还扩展到了对使节的接待上。接待使节的仪
式令人回想起上古中国人的观念。这些礼节和仪式可以在描述礼仪的书籍《礼
记》和《仪礼》中找到，它们是周朝末年多国制的反映，后来时代的精细复
杂的外交程序由此与中华帝国之前的外交一脉相承。
毫无疑问，这种通过使节和信件而进行的外交接触，增强和促进了把这
些征服国家吸收到中国的世界中来。不仅在外交程序上以中国的先例为规
范，外交上使用的语言也是汉文。似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形：辽、金和西夏发
给宋的哪一封信件是用其本国的语言文字书写的，或者发往中原的文本的原
文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起草的。我们尚不清楚，对于这几个北方国家而言，
那些必须礼仪性地放置在它们祖庙里的誓书是否是用它们本国的语言书写
的。看来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假设：不论这些国家的多语状况如何，在整个东
亚大陆，外交上的通行语言是汉文。
也有例外的情形。821—822 年，当唐穆宗与吐蕃缔结一项盟约时，就起
草了两种文本，一种是汉文，一种是藏文。正是因为这次盟约，吐蕃人在逻
些城（今拉萨）树了一块石碑，上面雕刻了藏文和汉文的原文。没有证据证
明11—12 世纪的盟约也是这样使用两国语言的。甚至13 世纪蒙古人写给宋
人的书信，似乎也是只使用了汉文，并且未附蒙古文本。蒙古人在东亚从事
外交活动时，既使用汉人，也使用完全汉化的非汉人，就像从前的辽和金那
样。宋作为全国性的汉人国家，似乎可以不必去学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
或蒙古文。我们知道，宋的一些使臣学会了说几句契丹话或女真话，但在宋
代中国，没有人能阅读他们的文字。宋朝为其出使人员制定的颇为详细的规
则中从未包括任何一种语言的训练，也没有任何宋朝官员能够读懂某种非汉
字的原文文书。这种孤立主义的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态度，在明朝统治初期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建立了四夷馆，它为当局的外交往来提供外族语言文
字的基本知识。
如果说中国的分裂时期一直持续到1276 年，那么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况
无论如何在很多方面——包括外交往来上的技术性问题，如我们所示——还
是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中国的政治分裂中固有的地方主义在某种
程度上被其他因素所平衡，这些因素趋向于将那些“藩”国包容进一个中国
人的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去。宋代国家的边疆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尽管对于
生活在国界任何一边的普通人来说，不可能去做私人旅行。贸易，外交，尤
其是对一种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记忆，极大地缓和了中国的政治分裂状况，至
少就边界两边的意识而言是如此。五代时期以来就一直发展着的多国制，保
留了非常中国化的基本成分，即便它受到北方国家的很多外来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外来的观察者——马可·波罗即是一例——对这种
基本的中国共同体并不理解。对于14 世纪的欧洲人来说，Cathay——它是由
契丹种族的名称派生而来的一种称呼，意为“北中国”——是一个与Manzi
（蛮子，南中国）不同的国家。只是到了16 世纪的“大发现时代”，欧洲人
才开始明白cathay 与manzi 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这个更大的共同体
的组成部分。
政府的模式
在中国，每一个征服国家同另一个征服国家以及同汉人的宋朝在很多方
面都有区别。它们的制度，即使都效仿自中原，也决非该模式的简单复制，
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更抽象的意义上说，指出某些在各种程度上都能
适用于所有这些国家的普遍性原则，还是可以做到的。所有这些国家的政体
在统治其管辖范围内的多种族地区时，都经受了本土主义与文化移入之间的
根深蒂固的冲突。所有这些政体，都处于以独裁和官僚政治的成分为一方，
以封建和世袭制为另一方的基本对抗的压力之下。这些冲突的趋向，在政府
与行政的所有层面上，都影响了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正像本卷后面几章
将要充分展示的那样。
人格化的权力
一个在蒙古人身上最清楚地体现出的共同因素，就是加强皇权的人格
化。在一个很少或没有政府管理制度的好战的部落社会中，其首领与追随者
之间的个人关系就是最为重要的。他们的首领或统治者从经验丰富和忠诚的
战士中挑选他亲密的伙伴（蒙古语称为那可儿[n■k■r]），而圈外人则期望
有一位他们可以为其效劳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首领。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没有与
这些人格化的关系十分类似的东西。即使是在后期，当统治者与其伙伴间的
这种那可儿关系通过授“伙伴”以中原官称而被形式化时，社会实践中依然
遵守着沿袭下来的习惯。例如，耶律楚材（1190—1244 年，成吉思汗的著名
顾问）在汉文史料中是作为一位拥有中原官衔的人物而出现的，但实际上更
应该认为他是大汗的那可儿（他荣幸地被大汗昵称为“吾图撒合里”，意为
长髯人），而不是汉文意义上的“中书丞相”。统治者—伙伴关系的一个重
要特征是它超越了部落和民族的界线。任何被认为能对统治者的声望和权力
做出贡献的人都受到欢迎，而不论其种族或社会出身如何。在元代后期，皇
帝的私人朋友被称作“依纳”[i-na]，这是由突厥语词的inaq 转译而来，意
为“朋友、亲信”。当然，这种类型的关系，与其说是官僚政治的，不如说
是封建的。
另一个在辽、金、元时起了很大作用的因素是皇帝的家人，尤其是他的
护卫。皇权的行使，更多地取决于统治者的家人及其近亲，而较少依靠抄袭
自中原的制度。在阿尔泰语系的词汇里，统治者的家庭或营帐被称为斡耳朵
（ordo，蒙古语），或称为斡尔都（ordu，突厥语和蒙古语），从这个词最
终派生出了英语的horde 一词以及其他欧洲语言里与它同源的词。在辽代，
皇帝的斡耳朵是他的军事权力和他的包括所有仆人、家臣以及地位不等的皇
室官员在内的家庭组织的支柱。很多用于国家办事机构的普遍性准则，似乎
并不适用于对斡耳朵的管理，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个人的国中之国。不仅皇帝
如此，辽朝的皇后和皇室家族的亲王也有自己的斡耳朵。在汉文里与斡耳朵
对应的词是“王府”，意为“被封王之人的官府”。诸如此类的官府，在纯
汉人的国家（如唐、宋）中也有，但它们从本质上说还是诸王的家庭服务单
位，并成为官僚机构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斡耳朵则具有广泛得多的作用，
其组织更为松散，与中原制度中的对应物有着很大区别。①
在金代，皇帝的护卫尤其是皇帝和诸王的亲军（谋克）所起的作用在某
种程度上与辽的斡耳朵相同。②金帝国卫队的各军事分队绝大部分由女真人组
成，但与皇家氏族有联系的则是谋克家庭，其中也包括了为数众多的奴隶。
正式的诸王的官府（王府）始见于1191 年，然而某些此类的官府当在此前
20 年就已经存在了。
蒙古人的卫队称为怯薛（kesig），这可以追溯到王朝奠基人的年代，那
时的怯薛是由不论部落亲疏而选出的优秀士兵和可以信赖的追随者组成的。③
目前还不能明确地区分卫队与皇帝的普通家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卫队成员的
职责并不限于护卫皇帝本人，他们还负有为皇帝的家事服务的责任，因为他
们中的一些人担任着诸如博尔赤（意为“主膳者”）、哈刺赤（意为“掌酒
者”）之类的职务。显然，根据习惯，这些在皇室卫队和家庭中占居高位的
人，除了拥有蒙古人的职官外，还冠以中原的官称。在蒙古人统治初期，怯
薛这一组织也体现了行政机关的功能。自忽必烈时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
汉式行政机构的引入，怯薛丧失了它政治上的某种重要性，但是终元一代，
它所兼而有之的皇室卫队—家人和正式的官僚行政机构这种结构上的两重性
却始终保持着。卫队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当皇帝要选用人做他个人的代理人
时，卫队永远是他在人力支配上的可靠的贮存所。甚至晚至1346 年，仍有卫
队成员（怯薛歹）被派往各省去担任监临官（达鲁花赤）。
独裁者与共议
近年的研究对早期的理论作了很大的修正，根据早期的理论，那些征服
王朝都是被专制的独裁者所统治的。虽然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具有极为强
大的个人权力和威望，但是，向被征服地区的所有人和全中国人民所展示的，
还有作为他们部落以往强有力的传统的另一部分遗产，即共议与公决。早期
的契丹人就是通过一个由各部落酋长参加的会议选出他们的首领来的；在策
划一次战役时，也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女真人在战役之前，也有召集军事
聚会的习惯，在会上，所有与会者，包括普通士兵在内，都可以就作战行动
进行讨论。这种习惯以及与此类似的习惯，引得现代的某些学者可能多少过
于热情地把早期的女真人社会形容为“军事民主”。
甚至在那些以中原王朝为样板的帝国建立起来以后，这些传统依然延续
下来。例如，我们知道1197 年金廷就是采用了高级官员表决的方式，以决定
选择哪一条路线来对付蒙古人的进攻。这样一种以投票来决定军事问题的组
织方式，是他们原有的公决传统的一种遗存，并且是对帝王独裁权力的一种
牵制。与此类似的讨论作战方针和策略的会议，在党项人中也有。
有关公决的最有启发和研究意义的事例是蒙古人的朝会或部落聚会——
忽邻勒台（khuriltai）。新的统治者要在这样的会议上被选出或宣布；对于
这样一种程序，只有在假设蒙古帝国已被他们不知不觉当做了成吉思汗家族
① [489]陶晋生：《12 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6—1 页。
② [309]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社会研究》，第109—18 页。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937 年
，题为《金代女
真研究》，后作者将其作了较大的修订与增补，重版作为他的金史研究论集，题为《金代
女真社会研究》。
③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7—8 页。
的家庭遗产时，才能作出充分的说明。由于不存在其他正式的继承法则，因
此统治者家族的每一个男性成员都相信他自己也是一个有资格得到皇位的潜
在的继承人。从选举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忽邻勒台大会并没有做到；它
也不进行投票。参加忽邻勒台大会要求继承皇位的人，都要同时拥有军事上
的追随者，相当大的权力、威望和能对最终的宣布发生影响的众望所归的领
袖品质。作为大会的结果，意见并不总是一致。有时，某些持有异议的皇位
觊觎者会召开他们自己的忽邻勒台大会；甚至在忽必烈在位时代，就有一些
竞争对手以此为由不止一次地威胁要求得到大汗这一最高位置。这些皇位觊
觎者，既有与他世系相同的，如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有属成吉思汗另一系
的，如他的竞争对手海都。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皇权及其传承的不确定性。
辽、金、元时期有如此多的统治者通过谋杀和放逐来清除他们的前任或竞争
对手这一事实，就可以被看成缺乏固定的继承准则的直接结果，也是在宣布
谁为继承人时依靠大家同意这种无法预知的因素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把这归
因于典型的“野蛮人”原始状态是不行的。
公议的原则，也存在于元代政府体系的较低的层次中。集体协商决定在
大多数行政机构的运作中都作为一项标准。官员每天都要参加会议，不参加
者要受到处罚。这样的会每天早晨在京城的政府部门和地方的行政机构中召
开，一直到县一级。出席会议的官员必须签上他们的姓名；由于很多人不识
字，这些人则要在簿子上盖上他们的印章，以证明他们的出席。按中国的说
法，这些会议称为“圆坐”（围一圈坐），或者称为“圆议”（围一圈议事），
它给我们以圆桌会议的印象。这些程序与汉人的标准的政府实践不同，汉人
的做法是把决定问题的责任赋予个人而不是集体；而前者的程序可能常常在
官僚们中间造成稽延时日、依违不决、各谋其政的结果。
中央权能
对征服王朝政府体系的一项研究还显示，它们的中央集权化程度相当
低，与早期倾向于把它们描述为独裁和集权的假设大相径庭。辽朝从它早期
起就是一种双重的行政体系，一方面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部落，一方面用于对
汉人的统治，被分别称为北面官和南面官。他们的政府体系，在官署的设置
上既混乱又笨重，他们所负责的范围也是界限不明。高官显要们的个人权力，
远远超过了官职本身所能带来的声望和权限。在金朝统治的初期，也能发现
这一类似的体制。女真人的政治制度是12 世纪初建立在勃极烈制基础上的，
这个女真语词的意思可以不太严格地用来指“任命的酋长”。在王朝的创建
者太祖时期，勃极烈制主要涉及对女真人口的统治。1126 年中原的官僚政治
制度正式引入，但它只用于臣属的汉人人口。
因此，金代早期的政府体制看来是有意模仿了辽的双重制，但有重要的
区别：他们的司法和行政的管辖范围与辽代相比界限更为不明。两种类型的
行政体制间的相互影响盘根错节，使得金代早期政府组织的历史也因此而扑
朔迷离。对金朝政府组织加以无情改造的举措是由海陵王采取的。他极力清
除女真贵族政治的影响，要根据中原的模式来改造他的国家，并不择手段地
引进强大的中央集权，包括血腥的清洗。他还废除了大部分猛安谋克首领世
袭的官职，并试图把他们的职位转变为正规官员的职务；作为正规的官员，
他们的官职不再是自动继承的，而必须是经过任命的，必要的话，帝国政府
可以撤销它们。由于海陵王在巧妙利用中原的政治传统以为他自己的个人权
力提供论据方面极为娴熟，因此，以效仿唐宋模式而对更具代表性的中原官
僚政治制度的引进，带来的却是披着中国外衣的专制主义。另一方面，他似
乎也认识到，尽管中原的制度能使权力集中到中央，但若完全彻底地采用中
原的政府标准，也可能会缩小或约束他自己的个人权力。因此，直到金王朝
终结之前，其政府体制一直是一个以原有的传统结合了中原的官僚政治实践
的混合体。
尽管流行的观点认为蒙古人实行的是将权力集中到中央的做法，但蒙古
人统治时期的中央集权制仍是十分有限的。他们重新统一了中国这一事实，
常常把另一事实——以明显地缺乏系统以及权力往往混乱而破碎为他们政府
的特征——弄得模糊不清。部落联盟在得到公认的世袭首领们的统治下始终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首领们对自己的属下实施着严格的个人统
治。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大量的封地被赏赐给皇室成员、皇族亲
属以及有功的将领们。这些拥有封地的人往往也拥有自己的军队，从财政上
说，他们的领地或多或少也能避开负责整个帝国税收的财政部门的控制。
中原式的功能型官僚政治制度是在1214—1215 年蒙古人吞并了金朝的
北半部后首次（和不完全地）引进的，建立高效能的官僚政治的更实质性的
步骤，只是在很晚的时候，主要是在忽必烈在位时实施的。但是，即便是国
家组织结构中原化之时，也决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例如，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元代中国的行省同宋代的路相比就具有相当不同的特征，它们更像外域的政
府，或像环绕着宗主国领域的一个个藩属国。它们在内部实行某种程度的集
权，而同首都大都（北京）周围的帝国区域保持着颇为松散的联系。①从这个
角度来说，元代的中国看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由强大的地方政府统治下的各个
地区的聚合体。在1340 年以后，当地方反叛和脱离控制的军阀威胁到帝国的
统一时，这种相对地缺少强大的中央控制的状况，当然为国家的渐趋瓦解提
供了条件。
就连蒙古人的军事体制，也不是强有力地集权的。在首都，有一个为管
辖全中国及中国以外的军事单位而设立的枢密院，但它不过是一个直属的次
级系统，它能有效指挥的仅仅是皇室的护卫军及在中国北方的其他少数部
队。护卫军本身是一个混合体，它的各分队吸收了很多民族的成员，从高加
索山脉的阿速人到东北的女真人都有。
元代政府的另一不寻常之点也需在本文里提到。宣政院是它的最重要的
部门之一。①它负有性质相当不同而看来又毫不相容的职责：一方面它要监管
元代全国的佛教徒，另一方面它又像一个行省政府那样管理着吐蕃及其毗邻
地区，同时它又具有很大的权力，包括在动乱时期动员远征军。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它是一个蒙古中央政府所设的下一级的吐蕃地方政府权力机构。该
部门的长官多由喇嘛教的僧人担任。它的这一切不仅与中国的政治传统迥然
相异，而且是元代政府组织结构无系统的又一例证。元代的中国决不是一个
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在《元史》中把它杜撰为已经盛行了中国中
央集权的文官行政制度。
① [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52—3 页。
①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破碎的法律体系
征服王朝的法律体系也是零散破碎而不是整齐划一的。中国传统的法律
对各种族几乎是一视同仁的，一个非汉人的种族集团一旦被吸纳进这个国家
的范围内，他们的法律处置便要遵循中国的律令。这一惯例只有一个例外可
以在唐律中找到，它规定“化外人”（处于文明之外的人）之间的犯罪行为，
要根据他们本土的习惯法进行判决。如果这类人是对汉人实施犯罪，则要依
据汉地的法律条款对他们提起诉讼和作出处罚。②以领土为标准决定法律的适
用范围，其基本原则在法学理论上叫做“出生地主义”（ius soli）。与之
相对的是个人原则——血统主义（ius sanguinis），它承认对不同种族集团
作不同的法律处置。所有的征服王朝都是多民族的并且包括了大量汉族人
口，它们的法律体系一般地说运用的是血统主义的原则。在辽代，汉地的法
律（即汇编成册的唐律）被用于汉人和渤海人，但做了某些修改，主要是在
处罚方面比唐律的规定更为严厉。部落的习惯法则适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非汉
人的种族集团。辽并不打算创立一套全面系统的法令，尽管它屡次整理和颁
布了一些现成的章程和条例。①
相反，党项人却创制了非常复杂的汇编成册的法律，它们用西夏文书写，
是唐律与党项习惯法的混合物。这部法典的大部分留存至今，并有一个译本。
②
在整个12 世纪，金人的法律一直是一个汉人法律与女真人和其他种族集
团的习惯法的混合物。汉人的（唐的）法律只是逐步被采纳的，这一过程在
1201 年颁布的泰和律中达到了顶点。泰和律在很大程度上以唐律为基础，它
一直实行到1234 年金亡以后；甚至在蒙古人征服了中国北方以后，它仍然应
用于汉人。③泰和律的废除只是1271 年蒙古政权以元为其王朝的名称之后的
事。且不论金人的法典，就是他们的法——主要是家庭和继承法——也包含
了许多与汉地的法律理论和实践大相径庭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中，应该提到
的是，他们容忍寡妇再嫁给丈夫的兄弟，允许儿子们在父母在世时就去建立
自己的家庭。与唐律相比，残存的泰和律上的条款往往更为严厉，并倾向于
加强家长对其妻子和晚辈的权威。
蒙古人统治时这种法律及法律程序上的差异甚至比此前几个王朝有过之
而无不及。司法权被各民族分割得七零八碎。④举例来说，具有上诉法院职能
的大宗正府，就只对蒙古人有司法权。涉及中亚人的案件，如果上诉，则要
由都护府去解决。处理种族关系的原则也偶有例外。其中之一与异族通婚有
关。父母二人中哪怕只有一人是蒙古人——丈夫或妻子——就必须应用适用
于蒙古人的法律。混合法庭的采用，也应当看成血统主义原则的一个表现。
例如，在的斤统治下，即在哈剌火州（今吐鲁番）的亦都护治下的畏兀儿人，
他们与汉人之间的所有案件，必须由一个混合法庭来审判。还有一些应用于
某些职业集团的专门的混合法庭，包括军人法庭。佛教和道教人士的严重犯
② [565]《唐律疏义》，卷6，第4 篇，第133 页。[233]华莱士·约翰逊：《唐律》，卷
1，第252 页。
① [119]傅海波：《从辽朝（907—125 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145]《辽史中
的“刑法志”》。
② [260]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69 年）》。
③ [128]傅海波：《女真习惯法和金代中国的法律》；[129]《金代的法律制度》。
④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的导言。
罪，则属于普通的民事法庭的管辖范围；但若是僧俗间的不太严重的纠纷，
就要由该僧侣的主管和一名当地的文官来共同裁决。在行医人士与患者和患
者家庭之间发生的案件，要由一位从医的代言人与当地官员来裁决。乐人团
体的成员与其他人之间的案件遵循同样的诉讼程序。从这一点上说，个人、
种族、职业集团的原则充斥着元代的整个法律体系。法律和审判制度破碎到
了严重的程度。此外，蒙古政权没有一部像唐、夏、金、宋那样的全面而系
统的法典。司法实践遵循的是从好几部法律手册中集中起来的一个个章程和
条例，其中的一些完整地或部分地保存至今，因此有可能比辽和金更为详细
地对元代的法律制度作出研究。
官员的地位
有一种深深地影响着朝廷气氛的半法律性行为，它就是“廷杖”。在所
有的征服王朝的统治下，任何级别的官员都有可能在帝王的指令下并当着他
的面遭受杖击的惩罚。就是低级政府部门中，官员们也不能免除体罚。这种
对官员的体罚在隋文帝时代是很普通的事。①在唐代，有时也实行廷杖，但那
只是偶然的事例。①宋代与之形成对照，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遵
循着一条古老的原则：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宋代，这种体罚从未强
加到官员的身上。但是，那些征服者们却不理会这一传统的中国特权。那种
使人蒙受屈辱的杖击成了政府里的正常现象。②对官员的鞭笞，尤其是对大臣
当廷施行的杖击，可以被当作野蛮人的兽性和帝王暴虐行为的证据。但是，
它也可以被看成在这些外族政权统治下平等主义倾向的结果，这些倾向是对
传统中国将官与民截然分开的基本的社会和法律壁垒的否定。
一般地说，在这些王朝时期，皇帝们在朝廷上以及在最接近的臣僚中所
实行的强大的、个人化的、随心所欲的独裁政治，始终是由一种以权力的破
碎甚至常规管理的松散为特征的不成系统的行政管理相伴随的。他们的国家
并非固若磐石，而是被多线指挥所削弱。明王朝的创建者如此经常地施行残
酷无情的独裁政治，也许就是元代统治者常常表现出的野蛮行为的一种继
承，③但它也可能恰恰证明了下述看法的道理：明代第一个皇帝的专制主义是
他恢复和加强皇权并摆脱元代政体的非系统性、松散性甚至混乱性而作出的
坚定努力。他本人曾把元朝的覆亡归咎于他们制度上的疏失、散乱和放任，
从对前代的这一感受出发，他尽力预防可能危及国家和他的皇权的类似事情
发生。如果人们同意这种解释，那么明代国家的强化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因为中国本身已被几个连续的外族政权严重地削弱了。
① 关于隋文帝任意而残酷地虐待其官员，见[737]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
第81—3 页。
① 某些事例发生在武后的“恐怖统治”时期。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玄宗时期位居高官的
宠臣姜皎在朝廷
受到鞭打，随后于722 年死去，这是皇帝的亲信以背叛而定罪的极少见的事例。对他的惩
罚引起了激烈的
抗议。这种做法在唐代后半期再未恢复。见[735]庄练：《明清史事丛谈》，第4—页。
② [128]傅海波：《女真习惯法和金代中国的法律》，第231—32 页。对辽、金、元时期
有代表性地选出的
案例，见[735]庄练：《明清史事丛谈》，第1—0 页。
③ 见[321]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对魏特夫运用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
评论》。
多语状态
控制与管理一个多种族社会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同其语言状况联系在一
起。外族政权在以往中国的历史上就存在过，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就我们
所知，六朝时期的那些外族统治政权几乎并未把征服者的语言用于他们所建
立的中原式的国家中，也没有哪个政权具有一种能用于施政和管理的书面语
言。与此相反，对于10—14 世纪的征服时期来说，我们有充足的证据甚至有
留存至今的公文来清楚地证明汉人的语言和文字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
其他语言和书写系统同时使用的。从前作为惟一的政府语言的汉语，从未遭
受过像这个时期这样的挑战。
由于对占人口大多数的严格意义上的汉人的征服，当然使得汉人和征服
者都不得不去适应政府的管理方式和领土内的多语状况。只要一涉及口语，
官僚机构中的那些不熟悉汉语的外来者们就得主要依靠译员。由于这一原
因，所有征服王朝都有一些译员与他们的官员随行，以便这些官员能处理与
汉人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在诉讼和审问时。使用中间人不仅使处理问题的过
程复杂化，而且经常导致滥用职权。对译员的行贿能够成为在不知不觉中影
响官员裁决的一种手段。从另一方面说，语言能力成了在官僚机构中升迁的
一个重要因素，就像在很多元代大臣的经历中可以看到的那样。
与鲜卑和拓跋（他们从未有自己的文字）这样的早期征服者不同，10—
14 世纪的每一个外族王朝的统治者都下令创立一套本民族的文字。这些用来
书写非汉语语言的书面系统，对语言学家具有很大吸引力；其中的一些不断
被译解，应该视为现代学术的辉煌成就。契丹人在920 年创制了所谓契丹大
字，又在925 年创制了看上去像音节文字的小字；他们的独体字和音节文字，
既是一些简单的汉字，又带有对汉字人为改造后的形态。①女真人同样创制了
两种文字，也叫大字和小字，分别创制于1119 年和1138 年。有一段时期，
三种书面语言（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文字）同时使用：汉文用于汉人和渤海人，
契丹文用于契丹人，女真文则用于女真人的国家行政部门中。后来在1191—
1192 年，契丹文字被官方废止，因此法律上承认的只有汉文和女真文。
不幸的是，存留至今的契丹和女真文字的实物材料很少，我们没有写在
纸上或丝织物上的官方文献，有的只是一些锲刻的碑文或印章上和金属工具
上的题名，还有少量留在墙上和陶瓷上的粗糙的涂刻。虽然女真文字从书写
法上说是以汉字为样板的，但他们的字只有极少数与汉字的本义相联系；女
真人的大多数文字符号，包括义符和音符，更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无论如何，
它们之所以能被译解，是因为16 世纪初由明朝的四夷馆编的一部“汉文—女
真双语词汇汇编”一直保存到了今天。②党项人也有一套文字，它乍看上去很
像汉字，但实际上完全无关。它是以包括复合表意在内的极为复杂的原则为
基础的。由于保留了大量的实物，包括碑文、抄本、书籍（其中有很多译自
汉文），就使得对它的六千多个各不相同的文字的译解有了可能。曾经有过
西夏文字随着西夏国家的灭亡而消亡的假设，但事实上在整个元代它一直存
在于党项人之中，用西夏文书写的最晚的一件可确定年代的实物是1502 年的
① 一般简要的论述，见[237]丹尼尔·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第11—0 页；以及
[863]清格尔泰等：
《契丹小字研究》。
② 见[237]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中最近的一项研究。
佛教碑刻。③
蒙古人在1200 年以后强盛起来之时，他们很有意识地不去创制一套像其
前任那样的复杂的书写系统，而是用畏兀儿人的字母文字书写蒙古语。这套
书写系统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仍然是正式的蒙古文字。因
此，对于蒙古人的第二套民族文字——它是由吐蕃的八思巴喇嘛（1235—1280
年）制定，1269 年作为民族文字颁行——现代的学者既不必去译解，也没有
任何阅读上的问题。这是一套打算用来书写所有语言的通行文字，以藏文字
母为基础。然而，藏文的字母不是横写而是竖写的，所以这种文字能和汉文
在一起隔行对照书写。尽管除了一些碑文的拓印件外，没有官方的汉文—蒙
古文双语文献保留下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相当一部分保存在一些元代藏
品中的用口语写成的汉文司法原文，追溯其源，它们当是蒙古原文文献的汉
文对译本。其结果，这些文本里的汉文是不符合语法的，因为这些词是按照
根本不同的蒙古语的词序和句法来排列的。官方使用的汉文白话，是其自身
的一种创新，因为在13 世纪末以前，只有汉语文言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使
用。此外，就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它也从未被汉语的口语完全取代，元代
自始至终的许多敕令和法令仍然是用文言写就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元代，
即便是在使用汉语语言和文字的范围内，某种双语状况也在发展着。
翻 译
在这些外族人中，那些亲汉人的知识分子精英不仅经常不断地学习用文
言写作的高深技巧，而且持之以恒地努力把汉文文献通过翻译介绍给他们的
同胞。翻译也应当看作一种创新。早先的六朝时期的征服者们就不能给他们
的人民以汉文原作的译本，因为他们还没有能记录下它们的书面语言。毫不
奇怪，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下，选择什么样的汉文原文进行翻译，很大程度上
是以什么才是对统治汉人有用的东西这一考虑为基准的。尽管有关契丹文译
著的资料既稀少又零碎，但还是可以知道，除了法律和医学著作以外，还有
一些汉文的历史著作被翻译过去，它们有马总（823 年去世）所撰的9 世纪
通史《通历》（译者注：即《通纪》），还有《旧五代史》。选择后者可能
是因为五代时期正是契丹人的帝国兴起的时期。契丹时期的另一部译著是《贞
观政要》。这部唐太宗与他的大臣们之间的答问录，提供了一套有关唐代治
国方略的生动的书面指南；由于它的政治风格和讲求实效的内容，故颇受所
有非汉族征服者的欣赏。后来这部书还被译成西夏文、女真文和蒙古文，几
个世纪后又译成满文。在契丹人的译著中明显地见不到儒家经典，这是令人
吃惊的，因为儒家经典在汉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治理国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
基本准则。契丹皇帝和大臣们熟知并且利用儒家经典，但似乎他们读的是汉
文本子。
汉文著作在更充分地选择后译成了女真文。大量儒家经典被翻译过去，
包括《论语》和《孟子》。个别道家著作如《道德经》也有译文。在历史著
作中，我们发现有《春秋》的译本，它当然也是儒家经典之一；还有王朝的
正史如《史记》、《汉书》和《新唐书》。此外，白居易（772—846 年）的
79 篇考试范文选《策林》也被译成了女真文，它可能是为女真应试者准备的
策试的对照本。根据高丽的资料，我们知道，论述战略的典籍和初级读本《千
字文》，也都有女真文的本子。因此，看来女真人比契丹人更渴望让他们的
民族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遗憾的是，不论契丹人还是女真人的译著，连
一块残片也没有保留下来。
党项人的情况不同，他们的翻译活动甚至比女真人所做的更为全面。与
契丹人和女真人的译文形成明显反差，我们不必再依靠第二手资料，因为已
有大量西夏文的文本被发现，其中包括了儒家经典如《论语》和《孟子》，
各种专科书籍、治国方略著作的译本。军事论著如《孙子兵法》，也有西夏
文的文本保存下来，译自汉文的医学典籍和有关兽医学的内容编在一起，后
者对于西夏这个产马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
对翻译成西夏文的汉文原作的选择，是以实用性的考虑为基础的。对于
蒙古文译著来说同样也是如此，但其中显然没有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汉文作
品，大概是因为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蒙古人并不认为能从中国古代的战略家身
上学到更多的东西。现已知道曾有过一些译自汉文的印刷本书籍，包括《孝
经》，儒家的解经著作《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以及一些有关治国方略
和行政管理的书籍。在这些著作中，只有蒙古文的《孝经》仍保存着，另有
少量残片可能是政书《大元通制》的蒙古译文。元代还有其他一些译著，但
不是印刷的，如医书和药典、政治伦理著作以及《书经》。在非印刷的蒙古
译本中，还有一些教育和训导性的著作，例如中国历史故事集和格言集。其
中的一些译本与其汉文原作并不完全一致。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涉及我们所称的世俗文献。然而，从数量上说，对
佛教文献的翻译一定远远超过世俗文献。在辽、金时期，尽管佛教有着广泛
和巨大的影响，但还不清楚佛教作品是否曾被译成契丹文或女真文。另一方
面，党项人依据汉文的文本，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翻译出版了大部头的佛经集
成。1302 年西夏文的佛教经典在杭州印刷，这时西夏国已经灭亡很久了，这
个版本有若干卷流传至今，此外在哈拉和屯还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的佛经作
品。在元代，许多佛教著作被译成蒙古文，其中部分译自汉文，部分译自藏
文，有些印刷的佛经残卷已在中亚发现，主要是在吐鲁番地区。但是，这些
只相当于元代所翻译的佛经集成的一小部分。能反映元代佛教信徒中多语状
况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是北京以北居庸关的一处壁刻。那些赞扬皇
帝宗教活动的虔诚的内容，是用六种文字记录的——梵文、汉文、蒙古文（八
思巴文）、畏兀儿文、藏文和西夏文，它被雕刻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蒙古皇帝
统治时期即1345 年所修建的巨大的门洞的内墙上。
探求一下当时的广大臣民对这些国家的多语状态及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
究竟能感受到何种程度，这也许是个合理的问题。答案充其量也只是推测性
的。由不通汉文的外族法官主持的审判，对一个汉族平民来说，很可能最经
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要面临语言问题。在最直接同平民百姓接触的政府的基
层，其工作人员主要是由汉人的职员担任的。只有在其活动不直接与普通百
姓发生关系的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中，就其整体而论，外族人才随处可见。
在辽、金、元时期情况确实如此，而对于西夏官僚机构的民族构成情况，实
际上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料。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在所有的征服王朝时期，
许许多多的汉人农民很可能从未接触过一个外族人，至少在乡间是如此。城
市，作为由外族军人驻守的控制区，情况则不同。同样，城市以外的汉人，
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看到过外族语言文字的公文。
不管怎样，在一般人中至少还有一种实物经常不断地向人们提示着外族
的统治，这就是货币。尽管同铸有汉文的钱币相比，铸有契丹文的钱币少得
可怜，但已知它是存在的。迄今为止人们只发现了一枚铸有契丹文字的钱币
实物，这枚钱币可确定的年代为1095—1101 年的寿昌年间。就我们所知，女
真人从未铸造过带有女真文的钱币，他们使用的自己的钱币上只铸有汉文。
党项人发行的钱币上铸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金的纸币上印刷的完全是
汉文，上面并没有女真文字。元代铸造的钱币是用汉文来表示的，但其拼写
用的是八思巴文字，元代的纸币也是如此。现存的元代纸币实物上有不少汉
文，但只有该钞票的正式名称除了使用汉文外，再附有该汉文的八思巴文音
译。在元代，任何持有货币的人因而都知道国家发行的纸钞和钱币并不完全
是汉式的。买卖商品的人还有另一种机会被提醒着这个国家的多语状态：官
方认可的秤砣，它上面铸有汉文、蒙古文和波斯文（阿拉伯文字），这种实
物仍有一些保存至今。
外族统治下的汉族中国人
外族人对汉族人的这种长期统治造成了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征服地本
身有无数生灵殒灭，大量财产被毁，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分裂与位移。辽造
成的破坏最小，他们通过谈判得到了中原的土地；由他们造成的分裂和破坏，
对前渤海人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西夏的破坏也最小，他们似乎是原封不动
地从几个现有政权手中接管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土地。金对辽帝国的征服未遇
到全力抵抗，没有造成征服地区的普遍破坏，但原为宋领土的他们的中国北
方征服地区却经受了多年的残酷战争，物质损失巨大，社会分裂严重。蒙古
人的夏、金征服地区，只是在初期的战役中遭受了局部的破坏。蒙古军队在
西夏荡平的几乎只是位于今宁夏的西夏中心区，而在中国北方的征服地区，
他们对定居人口进行了惩罚性的蹂躏和残害，与他们在伊朗、俄罗斯和印度
北部的所作所为毫无二致，摧毁城市，屠戮民众，甚至企图把中国北方变为
他们的放牧场。
因此，在1/4 世纪里，中国北方经历了该地区特有的战争和行政上的混
乱。在金代晚期的1207 年，这个帝国所拥有的人口为约5300 万人，通常情
况下全中国的人口则一直保持在1.1—1.2 亿之间。到这个世纪末的1290 年，
中国全部注册人口已经降至不足6000 万人，并直到14 世纪末的明代初期一
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东北部地区的人口下降尤为严重。1207—1290 年的80
年内，河北和山东的人口灾难性地降至此前人口水平的1/3 略强。
很多因素造成了对这些数字说明上的困难。但是很清楚，13 世纪经历了
人口的大量损失，其各种原因差不多都是由蒙古军队在中国北方的破坏性作
用所造成的，尽管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了作用。相比之下，对中国南方的
入侵和征服，是由蒙古人的一个已经牢固地扎根在中国并已习惯于中国的方
式的元政权进行的。忽必烈有种种理由努力使中国南方尽可能完好无损，并
使其生产基础不遭至毁灭，但这一地区在整个13 世纪也是人口下降严重，虽
然还没有达到从前金朝统治区域那种灾难性的水平。
1234 年以前，蒙古人对他们的中国北方征服地区强制实施了种种不同的
政策，并且在70 年代把它们强加于中国南方，从而增强了在宋代就已经形成
的人口发展趋势。尽管11—12 世纪间中国人口在稳定增长，但其分布却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在唐代的742 年，中国人的60％生活在淮河以北。但是到了
12 世纪，情形颠倒了过来，多数人在南方生活。虽然整个中国的人口已增加
了一倍，但西北地区的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东北地区也没有增长，尽管相
当多的人口开始集中到现在的北京附近，北京是辽和金的大都市。元代的征
服——其北方遭受了蹂躏而南方却相对未经触动——加速了这一趋势，除了
其首都大都（北京）附近外，对西北地区的衰败和东北地区的相对死气沉沉
状态听之任之。河北的部分地区直到16 世纪一直未能恢复到唐代中期的人口
水平，它们也从未能恢复其相对的重要性。
就征服地区本身来说，这些政府并不是只把破坏力释放在汉人身上。所
有外族王朝起初都是一些军事政权，它们都同其邻人进行着经常不断的战
争，这些邻人既有中国、高丽这些定居王国，也有北方草原上的部落。为了
作战它们需要征集大批军队，其成员既有部落民，这些人始终生活在一个随
时准备从事战争的国家里，是骑兵的来源；也有它们的汉族属民，他们被用
作步兵从事对定居国家的作战，在这里战争是相对静止性的，有必要攻陷筑
围的城市。它们的一些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辽对高丽的入侵，西夏
同宋和金的经常性战争以及忽必烈时期对日本的流产的入侵，仅仅是随手举
出的几个事例，这几次战役都损失了好几万人。经常性战争的巨大代价还包
括这一时期所有国家在物质资源上的极度消耗：宋代中国从生产力的巨大增
长中所获得的收益被大量耗费在了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上。征服王朝动辄对
统治下的定居人口不断随心所欲地征用人力和军需物资。它们的中央管制型
经济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家庭综合体系，这些家庭可称之为国家的特
殊产品生产者或特殊服务提供者，包括军事服务。
同这些王朝的组织结构相联系的还有在数量上飞快增长的奴隶和半奴隶
性的依附民，二者既有国家所有也有私人控制的，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向着个
人的社会从属关系的方向发展。在女真人的金代，占有奴隶的情况尤其普遍。
每一个征服王朝看来都允许皇室成员拥有大量的私人部属并对他们自己的非
中央控制的领地进行管辖。
把生活在宋王朝统治下的普通汉人家庭的状况与同时生活在各征服王朝
统治下的家庭进行比较，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税收水平差别很小，在日常
管理上也没有哪个更具压迫性。很多乡下人可能极难得亲眼见到一个外族统
治者。但是在城市里，情况就不同了。军队和行政机关就驻扎在那里，每一
个征服王朝还都带来了一群非汉族商人以及为政府服务的商业代理人，在契
丹人和女真人统治时期是回鹘人，在元代则是来自西方和中亚各地的人（色
目人）。
对于受过教育的汉人精英分子来说，因其所受的教育中浸染了做官为国
的思想，因此在适应新秩序上更为困难。契丹人和党项人所控制的汉人地区，
向来支撑不起一个较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集团。这些地区始终是文化
落后的地区，就是在公元900 年这些地区已被军事统治了几个世纪时，当地
的文人学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随着这两个国家的渐趋成熟，就越来越
需要有文人在政府中服务，其中有很多是汉人。辽最终有了它自己的考试体
系，自己的翰林院（它完全有资格有个契丹名称）、自己的国史官以及为皇
帝及其法定继承人解释经典的儒家学者。南面的职官几乎全被汉族官员所充
任。受过教育的人秘密地抄写、刊印和学习宋朝作者的作品。佛教在皇家保
护人的荫庇下极为繁荣，很多僧人很可能是汉人。中国的艺术也得到延续。
至少有一位早期的契丹王子是个造诣颇深的画家，他的作品被收入宋徽宗的
藏品集中，有一幅度藏至今。在辽墓中发现的壁画，是流行于初唐的富有活
力的中国彩画像传统的生动而感人的派生物。辽代的建筑师以中国（或渤海）
为样板来设计城市，并修建了伟大的寺庙建筑群，其中的一些石塔仍保存完
好。
显而易见，中国的文化生活——地方性的、较为老式的、但可能依然基
本上是中国式的——在持续着，契丹贵族一直把中国文化紧密地同他们自己
连接在一起。有许多汉人在这个政府中服务，其中少数人当上了最高级别的
官员。但是，种族的同一性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某些取得成功的汉人家庭
变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统治者，他们与契丹的贵族家族通婚，他们在朝任职的
时间一长，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契丹人的生活方式。一般的汉人官员可能保
留了更多的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们是被排除在真正的权力地位之外的。重
大的决策，尤其是军事决策，仍然是契丹朝臣独占的领域。
辽朝政府企图对其汉族臣民和部落民实行不同的管理章程，但这并不意
味着对其汉族人口管理不当。曾在1090 年作为使节出访过辽朝的苏辙，就颇
为惊奇地发现针对汉人的法律并非不堪重负，尽管他对腐败现象的蔓延程度
感到吃惊。
表示不满的看来并不是汉人。他们是一个从未举行过一次反抗契丹人的
起义的多数人种族集团，即便是在最后，当辽南部的汉人区开始受到宋人和
女真人的同时威胁时，这部分人仍然对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而后甚至连象
征性的抵抗都没作就把南京（译者注：即燕京）放弃给了女真人。
要对党项人统治下的情形作出描述更为困难，因为我们的资料不够充
分，对于西夏国的种族集团还不能像对契丹人那样作出恰当的地理上的划
分。但在这里，中国的文化生活看来也在生机勃勃地继续着，这里有大批的
西夏文和汉文的出版物及印刷品，在统治集团和汉族人口之间也没有尖锐的
种族冲突。
至于女真人的征服地，情形则有了改变。不论在辽还是西夏，占支配地
位的非汉人集团并未在数量上被其汉族臣民远远超过。当女真人征服了辽以
后，他们接管了易于对付的边疆地区的北方汉人；而当他们进一步征服宋的
江北地区时，却发现自己还要去控制4000 万以上的庞大的、不断增长的汉族
人口，这几乎相当于8 世纪时唐代中国的全部人口。到1207 年，他们的人口
统计数字为5300 万人。女真人无疑被其汉人臣民以大于10 比1 的比例所超
过，他们对这一形势的反应是有趣而复杂的。
自然，女真人要花些气力来维护他们种族的同一性。与汉人的通婚是受
到禁止的，起先汉人还被命令采用女真人的习俗和发式，但至迟在1152 年以
后，当北京成为中都和政府所在地时，女真贵族集团——与契丹统治集团不
同——就不再在他们的部落家乡生活，不再满足于动荡不定的半游牧生活方
式。作为整体的女真人仍然留在东北，但皇室及其数以百计的占统治地位的
女真氏族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了由汉人所包围的从前辽或宋的领土内。就
像蒙古人后来那样，女真人把被征服的汉人居民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北人”
（从前辽的臣民）和“南人”（在前宋范围内生活的人）。金世宗比较喜欢
任用前宋的官员。女真人强制推行了一项新的政策，将其军队大量分遣到他
们遍布在中原领土上的大片屯田里去屯驻。这些屯田，加上其他的官田，吸
纳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北方农业人口，它们都是由汉人依附民来从事耕作的。
但是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几乎没有被搅乱：商人、工匠、地主和农民
仍然干着他们的本行。文人学士被吸收进政府部门，当女真人沿着唐代的轨
道建立了中原式的中央政府后，汉人继续在大多数政府机构中供职。高雅文
化受到保护。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有对经典的诠释，有散文和诗
歌，大部分诗歌体现了唐代或11 世纪宋代的保守的标准，而不受同时代南宋
的创新风格的影响，金代学者对后者尚一无所知。
在儒家学说——独立于已在南方逐渐占据其他思想方式上风的理学学说
——一如既往地发展的同时，佛教特别是道教在女真人统治下兴盛起来。一
种以一批新的半民众型听众为对象的新文学体裁也出现了：带有情节的演唱
和纯朴自然的戏剧表演。印刷品继续展示出精良的水准。由那些修养良好的
女真人和契丹人与汉人一道享有的金文化，也许还达不到南宋文化尽善尽美
的程度，但是它具有一种极富生长力的、独立不羁的传统，同样是坚定地以
中国的历史为根基的。
蒙古人涌入中国的舞台，其猛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女真人。他们的第一次
大规模进攻，是对党项人的西夏国发动的，它与左右着整个东欧和伊朗大众
想象力的关于蒙古人的恐怖形象最为接近。党项人的国家及其高度文明几乎
被荡涤一空。下一次进攻转向了女真人的金朝，它遭到毁灭，它的领土在近
1/4 个世纪里陷入混乱状态。
在忽必烈上台之前，中国对于蒙古人来说一直是不急之务，它不过是他
们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战利品、掠夺物、有特殊技能的俘虏和无可
比拟的工匠的丰富源泉。正是在肆无忌惮地劫掠中国资源的这个时期，生活
在这么一个外族政权统治下的中国的汉人第一次遭受了各级社会的普遍分裂
与破坏。同样是第一次，汉人的精英分子除少数人外都被排除在了政府部门
之外。
对中国南方的征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忽必烈决心建立起结合有许
多中华帝国特色的国家组织结构。但是蒙古人仍然避免依靠汉人官员，依靠
汉人官员曾是契丹和女真帝国的特征，而蒙古人的精英集团中则包括了其他
一些少数种族的成员，他们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贵族，充当管理人、包税人
和中间人的角色。一些汉人文人学士拒绝为其新主人效力，他们有意地避开
尘世而去过隐居生活。然而久而久之，有些汉人也担任了公职，他们多数人
是吏员，少数人是官员；作为精英的文人学士依然存在着，尽管他们在生活
中不再以做官为首要目标。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选择了新的职业，如教师、医
生、商人等。其结果，精英们的“儒家”生活理想、道德价值、社会准则比
从前更为广泛地向社会传播。它们所波及的一个社会层面是蒙古统治集团的
精英及其色目盟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颇具才能的汉文作家和中国文化完
全的参与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少数非汉族精英分子被吸收到了中国的知识
界中。
14 世纪中叶，元朝走上了它的末路，这不是因为又有了新的一批入侵者
的入侵，而是由于它内部的崩溃。现在仍远不清楚最终推翻这个王朝的众多
地方起义的原动力是什么：自然灾害、时疫和气候恶化都加剧了暴政、剥削
和行政管理失当的结果。可以弄清的是，到14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在各
个阶层的汉人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不满，他们采取了传统的大规模盗匪活动的
方式，教派活动也已出现，军队中发生兵变。从历史上说，这些现象正是与
中国历代王朝倒台并生的现象，但此时因政府为外族人政府、其掌管者多为
外族人这一事实而使它们具有了新的锋刃。
以明朝的建立为终结的持续了20 年的国内战争，其破坏性肯定至少可以
同女真人征服中国北方时相比，并且超过了蒙古人征服中国南方时的情形。
只有蒙古人征服北方的第一阶段才比它更加凶狠残暴和肆行无忌。但是即使
在这些国内冲突爆发之前，元代中国就已在承受着与此前那些政权的征服地
相比沉重得多的压力。
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
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 世纪宋代中国
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
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
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
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
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
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
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
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但是，它们无疑都在提示着人们：本卷所涉
及的这个难解的和多样性的时期，值得作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不
可分割的阶段来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当然不是以最后一批蒙古军队撤过边界
即告终结。
第一章
辽①
概 述
10 世纪初叶辽朝的建立，是中国第二个并且更为广泛的外族统治时期的
开端。这个时期长达近500 年，并在1279 年蒙古征服全中国时达到顶点。中
国在以前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漫长的外族政治和军事统治。契丹人的辽朝、党
项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相继控制的中国疆土越来越大。
残存的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对这些在中国国土上的征服王朝，即使不承认其
为凌驾自己之上的王朝，亦将它们视为平等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它们
建立了长期的外交关系，并向它们提供岁币和贡物。这样的国家关系完全有
悖于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念，按照中国人的观念，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
周围的其他民族和国家都应向它表示臣服。
北亚游牧民族新兴力量的最好说明，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
Kitaia、Cathaia 或Cathay 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①在
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
契丹人实际上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边缘地区，但是他们的统治延续了
两个多世纪。由于其统治范围东起高丽，西至阿尔泰山，所以有效地隔断了
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直接联系。因而，西方自然得出了横跨东西的契丹是中
国的真正主人的结论。这种对契丹长期统治的误解和夸大，亦深印在同时代
的亚洲人脑海中，直到辽朝灭亡之后，这种看法还延续了很长时间。
① 在撰写本章时，我反复参考的是辽史研究的力作[541]魏特夫、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
：辽（907—125
年）》。该书是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中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著作。
① [373]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 卷，第216—29 页。
建立王朝前的契丹
契丹人早期历史的资料较少。②汉文史料第一次提到契丹的名称是在公元
4 世纪。但是这些早期记载相互矛盾，很难确认这一名称究竟指的是什么民
族。一般认为契丹出自鲜卑宇文部，该部在2 世纪以后控制着中国的东北边
疆。345 年，宇文部被建立了燕国的更强大的鲜卑慕容部击溃，分为三部，
其中一部称为库莫奚，契丹亦属其中。388 年，库莫奚又分为库莫奚（后来
通常简称为奚）和契丹两部。魏收于554 年完成的北魏史书《魏书》，是最
早把契丹、库莫奚和室韦视为独立民族的正史，并指出它们都出自鲜卑。③
当时它们都是游牧民族，契丹居于辽河（西拉木伦河）上游的草原地区，即
今天辽宁省和吉林省与内蒙古相邻的西部地区。库莫奚居于契丹南面和西面
的山区，即今天河北和山西北部；室韦居于契丹之北，位于内蒙古与黑龙江
西部相接地区。
魏收提到的契丹，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契丹族的名称，还是这些人仍是称
为库莫奚的一个大部落集团的一部分，至今还不清楚。不仅如此，《魏书》
中提到的组成契丹族的一些小部落，在同一本史书中还以完全独立的身份出
现。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可能既反映了魏收写史时能够利用的资料有限，
也反映了在漫长的北魏时期（386—535 年）这些部族正处于不断的分化过程
中的事实：契丹先从库莫奚中分离出来，然后在合并其他原来独立的部族的
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契丹族。契丹被北魏的创建者拓跋部击败，沦为其属部。
479 年，在漠北柔然的扩张威胁下，契丹的大部分向东南迁移到辽河中游地
区。进入6 世纪时，契丹日益强大起来。
契丹及其邻部的内部种族构成还不清楚。毫不奇怪，汉文史料对这一问
题的解决帮助不大。传统中国史家对外族的记载，不注重其人种和详述其族
类，而是注重外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
外族人受到关注，或是因为它们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声望，或是因为它
们的存在威胁到中国的统一。
史家认定契丹与库莫奚同源于宇文部，将契丹和它的邻部奚、室韦均视
为鲜卑的后人；后来又试图将其与匈奴联在一起，匈奴在汉代时曾统治了整
个北亚；由于这样的溯源缺乏证据，所以我们难以确定这些民族的种族成份。
它们的名称常常表示政治联盟并以此与中国人接触，而不是稳定的种族群
体。在北亚游牧社会中，这种政治联盟经常变化，总是在危机时刻由许多内
部关系复杂的小部族结成军事联盟。这些联盟通常是很不稳定的，主要靠领
袖人物的威望来维系，在强有力的领导下短期内实现共同目标和统一之后，
又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分裂。
当代学者尝试利用语言资料解决契丹的族源问题，但是对契丹语言的研
究还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我们知道按照语言学的分类，契丹语属于阿尔泰
语系（北方草原的所有语言均属于这一语系），但是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
蒙古、通古斯语族中，还要加以选择。可供选择的范围很窄，我们知道的词
汇只有区区200 余个，其中一半列在14 世纪才成书的《辽史》中。不幸的是，
《辽史》所列的词汇大多是姓名、官名和名号，这些词汇很容易从一种语言
② 前王朝时期契丹历史的最详细论述，见[367]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
③ [562]见魏收等：《魏书》，卷100，第2221—224 页。
传给另一种语言。因为契丹长期处于有很强政治影响的操突厥语言的民族之
下，先是拓跋的属民，然后臣服于突厥，最后臣服于回鹘（辽朝创建者的部
落曾与其保持长期的通婚关系），所以许多部落名称和契丹官名非常自然地
是来自突厥语。我们所知的基本词汇过少，而这些词汇又肯定有一些是借词，
所以难以断定契丹语是属于蒙古语族还是属于通古斯语族。契丹人可能说的
是一种受通古斯词汇影响的早期蒙古语，也可能是受蒙古词汇影响的通古斯
语，不管是哪一种语言，都使用了许多突厥语借词。
用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的资料同样很难解释契丹的族源问题，因为这些
东西也很容易从其他民族借用。我们不能指望这方面的资料对契丹族源提供
任何明确的结论，是因为契丹的居地西面是包括干燥草原和沙漠的广阔地
区，居住着操突厥语或操蒙古语的部落，东面是东北地区森林覆盖的平原和
山地，是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家乡。契丹文化与它的一个邻族有共同的特性，
当然不足为怪。
但是，有一种文化特性支持《魏书》所说的契丹、奚和室韦同源的说法，
这就是男子的发式。契丹的男子将头顶的头发剃光，留下两鬓的头发垂至肩
部或胸部。奚和室韦都采用同样的发式，据信它们共同祖先的鲜卑，也采用
这样的发式。
关于契丹人的起源，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给我们的证据并不比语言资料
多。但是，契丹的先人显然隶属于称为鲜卑的部落集团之中。除此之外，都
不过是推论。
契丹诸部在6 世纪时还只是一个弱小的联盟。553 年，北齐大败契丹，
掳掠了大量契丹部民，掠走了许多牲畜。①隋朝初年，契丹内部斗争不断，586
年后不久，一些部落成为突厥人的属民，其他部落臣服于隋朝。《隋书》（成
书于636 年）把契丹描述成所有蛮族中最原始的部族，这一叙述反映的可能
是契丹人还不稳定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在和平时期，契丹
各部各自为生，在其疆域内放养羊、马畜群和狩猎。只是在有战事的时候，
他们的首领才聚在一起选举一位临时的领袖。②
契丹诸部的政治命运主要取决于他们更为强大的邻居和经常变化的力量
天平，天平的一方是成功统治中国北方的王朝，另一方是北方、东北、西北
和其他地方的敌对邻族。在中国强大时，如5 世纪在拓跋魏的统治下，契丹
即被纳入其政治控制之下；当中国衰弱时，契丹就成为其他游牧民族的属部，
如突厥在6 世纪取代柔然成为北亚的主人，契丹即成为其属部。东部的一些
契丹部落甚至向以东北地区东南和朝鲜北部为中心的高丽称臣。
然而，契丹人的临时联合亦能形成较强的军事力量，605 年契丹人对河
北和山西北部隋朝疆域的大举入侵，就是一个证明。这引来了强大的隋的惩
罚性征讨，使契丹蒙受巨大损失，其人口一时锐减。③
7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随着唐朝的兴起，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唐
不仅是强大的中原王朝，还在630 年击败突厥后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在这
些年代中，契丹又逐渐被纳入中原的政治控制之下。623 年，契丹的一个首
领入觐长安；628 年，在召开了一次部落首领会议后，另一个首领又到长安
① [563]李百药等撰：《北齐书》，卷4，第57 页。
② [564]见魏徵等撰：《隋书》，卷84，第1881—882 页。
③ [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180，第5621—622 页。
要求正式臣服。在645 年太宗征高丽时，一些契丹部落参加了唐军的征战；
647 年，以窟哥为首的大贺氏八部联盟臣属于唐朝。①
我们难以确知窟哥是在危机时刻选举出来的临时领袖，还是按新方式选
举出来的终身领袖，或是通过承袭成为领袖。628 年率领部众臣服的首领也
是大贺氏的成员。显然到了7 世纪40 年代，在以前的更富政治经验的突厥宗
主的影响下，契丹的联盟变得更加稳固和更具凝聚力。唐廷决定通过强有力
并忠于朝廷的世袭领袖间接控制契丹人。为实现这一目标，窟哥被赐予唐朝
的国姓“李”，并被任命为松漠都督，这是为间接管理契丹诸部特别设立的
官员。通过这些措施，唐廷希望确保窟哥与唐朝的合作及其属下部民的服从。
唐廷的政策推行得很顺利，近一个世纪中，大多数契丹首领出自李（大
贺）氏。但是，与所有北亚的游牧民族首领继承方式一样，继承人并不总是
首领的直系后裔，而经常是同一氏族的成年旁系亲属，如叔伯和兄弟，并且
要在定期的部落首领会议上“选举”产生继承人。在统治者必须直接展示他
的权威的社会里，不可能容忍儿童、软弱和无能的人成为统治者。同样的继
承方式延续到了辽朝。在7 世纪90 年代以前，李氏的后人被唐廷封官加爵，
并有数人成为唐军的著名将领。
但是，唐与契丹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7 世纪末叶，唐对边疆地
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从高宗初年起，从塔里木盆地到高丽，横跨亚洲的唐军
逐渐退却，采取守势。吐蕃人成为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同时，在680 年前
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
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最
后，是契丹人试图摆脱唐的监护。696—697 年，被骄横的唐朝地方长官的暴
虐行为激怒的契丹首领李尽忠率部起兵，对河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深入唐境，
攻占了几座大城市，重创唐军。但是由于两个原因，入侵失败了。突厥的可
汗不愿豢养出一个敌对的草原势力，他从背后向契丹发起进攻，将其击败，
掳走了大批部民和畜群。此后当唐廷在697 年调集新军征讨契丹人时，最初
参加契丹起兵的奚人背叛契丹投唐。士气低落的契丹军溃散并被驱赶出来，
伤亡惨重。唐朝迅速地将契丹从其境中逐出，但却没有立即恢复对契丹的控
制。
直到715 年，在突厥的力量削弱和在玄宗统治下唐的扩张再次加强后，
契丹才又臣服于唐。716 年，仍是李（大贺）氏成员的契丹首领亲自前往长
安朝贡。和以前一样，契丹的首领们得到了唐廷封授的高官和爵号，为加强
羁縻，唐将皇族的一位“公主”嫁给契丹的领袖，契丹统治氏族的成员则被
送到长安去做“质子”。唐朝又建立起了对契丹八部的间接统治。其后的几
年，唐对契丹的影响达到了顶点。
但是，唐朝的控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契丹内部的争执，双方的关系不
久就开始发生变化。尽管有唐廷的授封，李（大贺）氏的领导权还是削弱了。
一个名叫可突于的契丹部长成为事实上的领袖，操纵着李氏王位继承的立
废。虽然他从未对李氏的世袭统治权提出过挑战，也从未试图取代他们的位
置，但是他具有绝对权威。8 世纪20 年代末，他前往唐廷，受到唐朝大臣的
① 关于唐代的契丹，见[567]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 下，第5349—354 页；[571
]欧阳修、宋祁等
撰：《新唐书》，卷219，第6167—173 页；[569]王溥：《唐会要》，卷96，第1717—71
9 页。亦见[512]
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 卷，第314—16、438—40 页。
粗暴对待。他由此深恨唐廷，在730 年返回后杀死契丹王，挟持契丹和奚叛
唐，投靠了突厥。虽然可突于及其扶植的契丹王在734 年被李氏的支持者杀
死，唐廷却未能重建对契丹的控制权。唐廷想为契丹选择一位新领袖，但以
失败告终。此外，契丹内部的纷争导致了领导权的变化，唐廷支持的大贺氏，
被一个新的统治氏族遥辇所取代，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详述。
745 年，唐廷试图用建立新通婚联盟的办法来恢复双方的关系，但是没
有成功，送去的皇室新娘被杀，契丹再叛，唐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安禄山
随即企图以武力征服契丹。751 年，安禄山攻入契丹境内，但是被打败，损
失惨重。755 年，他派出一支更强大和经过充分准备的军队再次进攻契丹。
这一次安禄山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契丹人被击溃。但是就在同一年晚些时候，
安禄山自己亦叛唐，率军攻入河北，在他的军队中，则包括了大量的契丹、
奚和室韦骑兵。中国卷入血腥和漫长的内争，这场长达十年的内战使唐帝国
陷入混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唐朝再未完全恢复其统治。
许多契丹人、奚人和室韦人仍然效力于唐，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效力。一
些原来服属于安禄山的契丹和奚人将领，后来降唐，并在河北藩镇中起着重
要作用。如叛乱之前拥有汉人人口350 万的成德藩镇，762—781 年由一个奚
人家族统治，其后782—820 年由三代契丹统帅统治，最后由一个回鹘家族世
袭统治，直到唐朝灭亡。与成德藩镇同样大小的魏博藩镇，822—826 年由一
个奚人统帅管辖。我们不知道这些统帅与他们在唐境外的本部部民有什么联
系，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军队和藩镇的管理机构中使用了大量的契丹人和奚
人。
755 年后契丹族的历史更难叙述。契丹人没有像西方的吐蕃人那样乘唐
朝暂时衰弱的机会进攻唐朝和蚕食其土地。可能是内部的争斗和安禄山叛乱
前进攻契丹造成的重大损失，极大地动摇了契丹联盟的基础。无论如何，契
丹人的疆界立即与强大的反叛王国的辖境相邻。契丹人不与之对抗，而是和
平相处，并奉成功地取代了突厥成为北亚霸主的回鹘为宗主。
这并不意味着契丹切断了与唐朝的所有关系。契丹和奚都与以今天北京
为基地的范阳（后改名卢龙）节度使保持着长期的特殊关系，此节度使习惯
上兼任押奚契丹使之职。安禄山叛乱之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卢龙节度使仍
然保留着这一官职，并且履行其职责。由于卢龙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其边境
比较安定，奚和契丹很少来侵扰。契丹虽然臣属于回鹘，但仍然定期向唐朝
派遣贡使。当贡使抵达卢龙镇治所幽州（今北京市）时，节度使即选派几十
人前往长安，其他人则滞留幽州。在756—842 年之间，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的
使团至少有30 个。历朝皇帝按惯例款待、酬谢贡使，但不再授予契丹首领唐
朝官爵，因为唐廷已知道契丹是回鹘的属部。
840 年，草原上的回鹘汗国解体，此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842 年，契丹
首领屈戍断绝了以前与回鹘的朝贡关系，再次附唐，并要求得到武宗的正式
册封。唐廷恢复了契丹以前的封号，以此作为其归附的标志。
遗憾的是，唐朝史书关于唐与契丹关系的叙述在这个关键时刻终止了，
亦没有为9 世纪最后10 年的契丹提供更多的资料，而这一时期恰恰发生了许
多导致契丹走上建国之路的事件。为接上这关键的一环，我们只能依靠《辽
史》，该书提供了此时统治契丹的遥辇可汗的世系（见下页表6）。《辽史》
的编撰者承认这个世系不完全可信。《辽史》还提供了辽朝的建立者（耶律）
阿保机所出的选刺部的更为详细的世系表（见图表1）。
这个世系表可能早在10 世纪40 年代就编成了，它的编制当然是为了确
立耶律皇族的正统地位。可能是着眼于众多的汉人臣民，契丹皇族宣称自己
是中国传说中的英雄、中国农业保护神神农帝的后裔。但是，这个中国式的
神话远没有关于他们自己民族来历的传说重要。按照这个传说，契丹的始祖
奇首可汗一次乘白马沿老哈河而下，在老哈河与潢水（西拉木伦河）汇流处，
遇到了一位驾青牛车的女子。此地显然是契丹和奚人的古代牧地。奇首与该
女子结婚，生了八个儿子，他们就是后来构成契丹族八部的祖先。辽朝时期，
在同一地区神圣的木叶山还供奉着奇首可汗、他的妻子和八个儿子的像，并
以白马和青牛献祭。
表6 遥辇诸可汗
1 洼本名屈列，可突于730 年所立傀儡首领。734 年与可突于一起被杀。遥辇
氏祖先。亦名楮特。
李过折恢复大贺氏掌权的首领，原为可突于同党。可突于被唐击败时，李过折杀
死可突于及其傀儡可汗洼，于735 年被唐廷封为松漠都督。但是同一年被
夷离堇（主要军事首领）涅里（雅里）所杀。涅里逊位于遥辇氏的阻午。
2 阻午原为涅里臣僚，涅里立其为可汗。本名迪辇，汉名李怀秀745 年，唐廷封
其为松漠都督、崇顺王，尚静乐公主。当年后不久，杀公主叛唐。746 年，
唐廷更立722 年来使的李楷落，但楷落滞留长安，未能取代阻午的地位。
3* 胡刺
4 苏
5 苏质亦作鲜质。
6 昭古
7 耶澜《辽史》以为即于842 年降唐的屈戍。
8 巴刺亦名习尔或习尔之。
9 痕德堇亦名钦德。901 年立为汗。
*《辽史》指出安禄山叛乱后，可汗的继承不是很清楚。
已经难以确定这个传说有多么古老，但是以八部成员作为契丹的核心在
早期史料中已经出现，并且八个古代部落的传统似乎从5 世纪直到阿保机时
代始终未被打破（甚至部落名称都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个有关八个原
始部落的传说与建国前的选汗制度有密切关系。每三年八个部落的酋长聚在
一起，选举（或确定连任）他们中的一位作为联盟的可汗。可汗的任期不是
终身的，他可以被罢免和取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恶意对抗其继任者，
并允许他安然返回自己的部落。
这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并不是契丹所独有的，在其他北亚民族中也能发
现。这是一个确保领导权掌握在受到部落贵族信任的、有能力的人手中的设
计。先是大贺氏、后是遥辇氏的“世袭”领袖，并不是由长子继承权决定的
简单的世袭继承。由于本氏族有很多合格的候选人，领袖继承不一定传给年
长的氏族成员，甚至不传给年长的一代成员。此外，这是一种经过其他部落
集团首领选举和定期确认的继承制度。
辽朝的创建者阿保机不是居统治地位的遥辇氏族的成员，而是出自迭剌
部（后来改名为耶律氏）。为确定他取得领导权的合法性，官方的辽世系追
溯的领导权从奇首可汗开始，直到耶律氏可信的祖先雅里。雅里又被认定为
可突于的同党涅里或泥礼，据说他杀死了大贺氏领袖李过折，此人是唐在734
年可突于死后试图确定的新领袖。涅里在大贺氏联盟解体后把分崩离析的契
丹各部重新组织起来，并在让位给遥辇氏的阻午之前统治了契丹一段时间；
遥辇氏的九代成员统治契丹，并且第一次采用了可汗的称号。同时，迭剌氏
的涅里的后人，也在联盟中占据各种要职。列出这些世系是要证明在雅里/
涅里让位给遥辇氏之前，迭剌部早已取得了领导权。
906 年或907 年，遥辇氏的最后一位可汗痕德堇或钦德因政绩不佳被罢
免，八部首领选举迭剌部长、联盟的军事统帅（于越）阿保机取代他的位置。
旧秩序走到了尽头。
阿保机起而争权的背景
不首先认真观察9 世纪末的国际形势，就不可能理解契丹作为北亚强大
力量的崛起。人们易于将契丹的崛起简单地归因于唐朝的衰落。但是这只是
发生在9 世纪末叶一系列复杂变化中的一部分。9 世纪40 年代初回鹘帝国被
黠戛斯摧垮，使契丹摆脱了原领主的控制，并造成了自6 世纪以来由突厥诸
族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虽然为我们提供主要史料的中国史家自然关
注的是契丹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疆域包括传统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强大王
朝，契丹人早期的真正成功可能是先征服了广阔的草原地区，然后才是东北
地区。契丹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强大的邻部奚和室韦。奚和室韦被征服后，
契丹牢牢控制了今天长城以外的地区，随即转向更强大的对手，先是辽东富
裕、强大、组织良好的中原式王国渤海，接着就是中国本身。
重要的是撇开中国史家关于“野蛮的”游牧民族与中国的“标准”关系
的骄傲自大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是整个人类世界无可争辩的文
化、政治和道德中心——而应该试图从契丹人的眼光看待这种关系。对契丹
人来说，中国不单单是一个强大的邻居或“先进”文化的源泉，在所有草原
民族看来，中国还有巨大的、令人惊奇的财富，并且是大量各式各样的商品
的生产者。一些商品是生活必需品（因为游牧民族不能自给自足），一些商
品是契丹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还有一些商品则能与邻族贸易或者通过内亚与
西方进行交易。
从安禄山叛乱以来，契丹看到了他们过去的宗主回鹘通过获取唐廷为与
其保持和平而赐与的大量金钱和为装备骑兵而购买他们仅有的财富马匹积聚
了大量财富。成群结队的契丹人以“使者”的名义进入幽州，他们更急切地
盼望有机会得到中国的商品，特别是精美的丝织品，而不是与中国先进文明
的接触；同时，把这些使者的大多数留在幽州的节度使，也确实向他们提供
了贸易机会，首先是购买契丹的名马。在阿保机之前，契丹对唐朝还没有领
土野心。他们要的是中国的财富，中国的产品，以及中国的俘虏，特别是有
特殊技能的俘虏。当这些需求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时，他们就越过唐朝边界进
行突袭，将掠取的牲畜、人口和所有有价值的物品带回本部。
在回鹘帝国灭亡后的几十年中，契丹所面临的中国也发生了戏剧性变
化。9 世纪40 年代的唐朝仍然是一个极强大的帝国，它的军队不断给予契丹
沉重的打击，它的中央军仍能对任何危险的边镇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契丹
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河北诸藩镇，可能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但都从未认真尝
试过摆脱唐的控制。
但是，从9 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地方的混乱和大规模起义，唐朝
的秩序迅速崩溃。在884 年黄巢的致命性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之后，唐廷已
孤立于首都周围地区，帝国被近50 个藩镇所分割，许多藩镇甚至不再保持对
唐廷的表面忠诚，所有藩镇都是高度军事化的。形势极不稳定，皇帝丧失了
权力。从9 世纪90 年代起，皇帝成为一个又一个北方军阀操纵的傀儡。890
年之后契丹在与中国接触和冲突时，面对的已经不是任何中央力量，而是一
跨过边界就遇到的诸藩镇。
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原的边防突然变得软弱无力。唐朝长期依赖实际上独
立的河北藩镇保卫东北边疆，当中原日益军事化时，各独立藩镇都很注意保
持强大的军队。惟一不同的是面临压力的边疆诸镇在危机出现时不再寻求中
央政府的支持，而是与其他藩镇联合，于是形成了一个经常变化的地方藩镇
临时联合的格局。
10 世纪初，与契丹相邻的边境地区由两大藩镇控制（见地图1）。在西
面今山西省的北部是以太原为治所的河东镇。这一要地从883 年以来就控制
在桀骜不驯的统帅李克用手中，此人在最终镇压黄巢起义中起了极重要的作
用。他和他藩镇中的许多贵族是以勇猛和凶残著称的突厥沙陀人，因为7 世
纪以来，唐廷在这一地区安置了许多出自不同民族的部落。9 世纪90 年代，
李克用成为中国北方血腥权力争夺中的一个主要竞争者。虽然李克用暂时处
于朱温的庇护之下，但在10 世纪20 年代，他的后人还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后唐。
在东部，契丹面对的是占据了今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卢龙镇。卢龙镇
像其他河北藩镇一样，在世袭首领统治下保持了150 年的半独立状态，不向
长安的政府交纳赋税，拒绝接受唐廷在其控制区域内任命的官员。以幽州为
中心的卢龙镇独立性更强，因为这一地区的反唐意识已有很长的历史。从895
年到907 年，卢龙镇由强悍、好战的统帅刘仁恭统治，他是在李克用的支持
下取得这一位置的。
卢龙镇比其他河北藩镇贫穷并且人口稀少，不能维持一支庞大的正规军
队。为保护其漫长的边疆免受来自敌对的军阀和部族的攻扰，它主要依赖组
织良好的团结兵，特别是在北方边疆地区。卢龙的大多数士兵是本地人，许
多家庭几代在军队中服役。①士兵作战不是为了遥远的朝廷和皇帝，而是为了
他们的房屋和家庭。他们以勇敢著称，不仅挫败了契丹的进犯，还在刘仁恭
的率领下主动出击，跨过边界焚烧契丹人的牧场，掳获人口，驱掠其马、羊
畜群。
9 世纪末，唐朝的衰弱还不足以使契丹能够联合各部建立一个强大的国
家，倒是中央控制转为农业区边陲的河东、卢龙镇控制后，藩镇对契丹邻人
的强硬姿态，尤其是卢龙镇的强硬姿态，加强了契丹人的团结。唐的中央力
量可能永远消失了，但是中国的边境地区还和以前一样强大和军事化。正是
在这样的形势下，阿保机出现了，带领契丹各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
① [303]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
阿保机的兴起
契丹的创建者是阿保机（872—926 年），后来追谥为辽太祖（907—926
年在位），尽管他在世时还没有采用辽的国号。872 年，阿保机出身于迭剌
部。在阿保机死后几年，迭剌部才以耶律为姓氏，但是史料中常将该部以前
各代的成员亦错误地称为耶律氏。他们最初与其他契丹人一样，除了在辽朝
时与耶律氏通婚的萧氏外，没有姓氏。9 世纪末叶，迭剌部在契丹人中已经
上升到显著地位，仅次于可汗的氏族遥辇氏。在迭剌部内部，首领（夷离堇）
的继承不是直接从父亲传给儿子，而是遵循游牧民族的惯例，兄弟比儿子更
常继承夷离堇的名号。图表1 显示了迭剌部世系和首领的传承，但是他们的
实际传承顺序和时间已无可稽考。迭剌部权力的建立不仅通过战争和掠夺，
还通过一个联盟体制。他们与另一个氏族（后来以萧为姓）建立了复杂的联
姻关系，这个氏族源出回鹘，对中国边疆地区有很深的了解。
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后来尊谥为德祖）任夷离堇时，契丹人开始从事
更先进的农业，发展冶铁和制盐业，并且鼓励纺织。迭剌部的权力不仅限于
本部，阿保机的伯父（耶律）释鲁已经成为可汗之下契丹人中最重要的官员，
他是于越，类似首相并是所有契丹军队的统帅。
阿保机就是在这样一个游牧部落的指挥官中长大，这些指挥官已经经受
过各种生活方式的磨练，并且在他们的社会中聚集了许多汉人流民、俘虏和
部落民。阿保机是个身材高大和极聪慧的人，他似乎懂汉语，尽管在与他的
契丹部下接触时很少使用汉语，他担心接受汉人的观念会导致他们丧失自己
的特性和尚武精神。阿保机的迅速崛起不仅是因为他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
在经常性冲突和征讨契丹邻族时表现出来的果敢军事行为。9 世纪末，他成
为可汗亲兵的指挥官挞马狘沙里。
901 年，阿保机被选为迭剌部夷离堇。在任期间，他亲自率军多次北征
室韦，东北进攻女真，南讨强大的奚。902 年，他领军大举进攻中国边境的
河东镇。此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正全力对付朱温的进攻，朱温已经逐步稳定
了他在中国北方的统治，但901 年和902 年都在河东被李克用击败。阿保机
的这次进攻带回了9.5 万名俘虏及大量的驼、羊、马和牛。903 年，他再次
攻入河东镇北部，占领了几个城市，得到大量的战利品。到903 年年底，阿
保机的注意力转向卢龙镇，攻掠今北京北面的边境地区。当年秋季，他被推
选为统帅于越，年仅31 岁。
阿保机连续不停地征战。904 年、905 年和907 年，他连续北征室韦的黑
车子部，906 年两次攻奚。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当时集中在中国边境上，与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强大力量对抗。905 年，①阿保机与他的更可怕的邻居、
中国北部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河东镇的沙陀统治者李克用举行了一次和平
谈判。阿保机率领7 万契丹和其他部族的骑兵，在云州（今大同）与李克用
相会，在这里他们盟誓为兄弟，象征性地交换了战袍和马匹。李克用当然是
急于保证他北方边境的安全，并希望新结成的军事联盟使他在正与朱温进行
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阿保机则希望李克用在他与卢龙的交战时保持中
① [645]脱脱等撰：《辽史》，卷1，第2 页，记为905 年。但是[568]薛居正等撰：《旧
五代史》，卷137，
第1828 页，记为907 年；[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266，第8676—679 页，亦
采用了907 年
的说法。司马光在考异中引用了今已散佚的支持两个年代的早期史料。
立。这次和约表明阿保机当时已被视为重要的力量，他的个人威望已经超过
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可汗。至少在沿边的汉人眼中，他已经是契丹人的领袖。
同时，卢龙边境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从903 年到907 年，卢龙边境每
年都受到攻击。在一次战争中，节度使刘仁恭的一个养子被俘。而刘仁恭则
采用每年秋季越过边境焚烧草地遏制契丹人放牧的方法进行报复。在一次行
动中，他们甚至俘虏了阿保机的一个妻兄。这些反击给契丹带来很大困难，
牲畜损耗，饥荒不断，所以软弱的痕德堇可汗不得不用大量的马匹贿赂刘仁
恭，请求他保留契丹人的牧场。907 年，痕德堇应被重选为可汗。各部的首
领耻于他对刘仁恭的妥协，将他罢免，推举阿保机为可汗。①阿保机任命从弟
迭栗底继任迭剌部夷离堇，②并以自己的弟弟剌葛统领耶律家族。
尽管有军事上的成功，阿保机如不对他俘获的民众采取有建设性的策
略，仍不能长久地维系对全体契丹人的统治。他出征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另外
的人力。被征服的部落民成为他的部下并增加了他的追随者。他们中的一些
是纯粹的牧民，但是其他人，尤其是来自奚和室韦的人，则是熟练的冶金工
匠和其他工匠。大多数汉人俘虏定居在阿保机自己的领地中，常住在称为“汉
城”的地方。早在902 年就第一次出现了有关这种汉城的记载，当时阿保机
还只是迭剌部的夷离堇。③这座东楼（龙化）城建在契丹始祖的传统居地旁，
安置从山西北部来的俘虏。后来，几百个被俘的女真家庭也在此城定居。我
们知道后来又建立了近40 个同类的城市，有些是阿保机的弟弟安端建的，有
的是由其他贵族成员建的。汉族人口的原籍常被提及，似乎同一战役的俘虏
经常被安排在一起居住。
这些汉城都有城郭（为便于防御居民均住在城内），按照中国矩形城市
模式建造，四边有门，有城楼、街道和带钟鼓楼的市场。一些城中还有孔子
庙和佛寺、道观，以及祖庙和驿站。汉城不是被奴役的殖民地，也不是流放
犯的居所，而是变成充满活力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城中的许多汉人居民不
是俘囚，而是从混乱的和受压迫的中国边疆各镇自愿跑来的流民。这些居民，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对契丹的建国有很大的帮助。①
阿保机的强大不仅来自俘虏，尽管这些俘虏起了重要的作用。来自契丹
各部的许多战士加入了阿保机个人的卫队，他逐渐建立起个人的权力基础，
这个基础潜移默化地破坏了契丹人的传统部落结构和各部之间的权力平衡。
显然，他不仅能够除掉旧统治者，还能埋葬旧的统治制度。
① 这里采用的是欧阳修的叙事，见[572]《新五代史》，卷72，第886 页。[568]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
137，第1827—828 页，称阿保机是通过选举的正常途径上台的。但是[645]《辽史》，卷
1，第2 页，则
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按它的说法，痕德堇死于906 年年底，契丹群臣奉遗命请立阿保机为
可汗。但是，这
肯定是伪造的说法。痕德堇在一段时间里依然是一位有实力的首领。[573]司马光：《资治
通鉴》，卷266，
第8678 页（考异），引用一条已散佚的史料，记载了908 年痕德堇与阿保机二人曾纳贡于
梁廷。
② [645]《辽史》，卷1，第3 页。
③ [645]《辽史》，卷1，第2 页。
① 对“汉城”最全面的研究是[825]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此后[226]札奇斯
钦的研究《契丹人
和他们的城市》也很有用，他吸收了蒙古史学家波里对许多辽代城址的考证成果。亦见[7
82]陈述：《契丹
社会经济史稿》，第83—09 页。
阿保机称汗与登基
基本史书《辽史》告诉我们，阿保机于907 年“即皇帝位”并建立起自
己的王朝。其他史料则含糊地把这一事件定在904 年至922 年之间。②11 世
纪的《新五代史》对这一事件则给予不同的记载，认为当重新选举到期时，
阿保机拒绝放弃他的于越或可汗位置，并使契丹联盟同他的追随者和汉人臣
民们一起，建立起他自己的“部落”。由《辽史》本身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混
乱，因为它在别处记述了916 年的第二次登基仪式。907 年这一时间本身令
人产生怀疑，因为它与唐的正式灭亡时间一致。从人们所熟知的他们强调辽
王朝继承的正统性这一角度而言，这是辽朝史学家选择他们王朝开端的一个
方便的和引人注目的年代。
矛盾也许最好这样进行解释，即假定阿保机在907 年成为无异议的契丹
传统意义上的领袖，而在916 年，当他应再一次进行部落首领的重新选举时，
他却举行了一次皇位登基的正式仪式，即采用了帝号，并采取了某种中国传
统帝王的习惯服饰，以此宣布他与后梁的汉人统治者地位平等。
在这两个重要年代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阿保机继续进行平定各部落的
战争。908 年，他进攻了室韦。910 年和911 年，奚人的暴动被镇压。912 年，
他进攻了位于今天蒙古地区距其领土遥远的西北边界的阻卜（或术不姑）。
915 年，轮到了乌古（有人认为即弘吉剌）。辽朝的疆土稳固地向西与西北
扩张。
与此同时，与中国边界地区的关系也极度紧张。在卢龙，统治者刘仁恭
被他的儿子刘守光废黜，后者继续执行其父亲对契丹的敌视政策。909 年，
一支由萧氏后族的一名成员率领的契丹军队深入河北，并在今天天津西南某
地打败了刘守光。然而，刘的野心膨胀，911 年他宣布自己为独立的燕国皇
帝（曾经是安禄山叛乱政权的名称）并开始侵略临近地区以扩张他的领土。
可就在他称帝的同一年，契丹占领了山海关西面的平州。912 年，阿保机亲
自率领一支军队进攻刘守光。此后的一年，李存勗——自他的父亲李克用在
908 年死后，一直是河东的沙陀统治者，后来，他成为后唐的庄宗皇帝（923
—926 年在位）——对刘守光的扩张行为感到震惊，决定进行干预，侵入卢
龙并占领了其首府幽州。刘守光被俘，燕国灭亡，卢龙被并入当时被称为晋
的沙陀版图。自此，李存勗有效地控制了与契丹领土接壤的全部边界地区，
并稳固地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该政权对由他父亲的老对手朱温于
907 年建立的以河南为中心的梁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
当然，阿保机曾与李克用结为兄弟，但后者从未原谅过他随后试图与自
② 10 世纪30 年代以前的契丹确切年表几乎不可能建立。大体上我依据了《辽史》，虽然
它经常自相矛盾
并与记述中国五代和早期宋朝的其他历史著作相抵牾。有关这一早期阶段的记载，有许多
混乱之处，像阿
保机的名字，就曾被记为阿布机、阿保堇或安巴坚。阿保机死后所追封庙号的时间不同地
被系于926 或947
年。契丹国家采用辽作为王朝名称的时间在不同的史料来源中被记为926、937、938 或94
7 年。后来，契
丹国的名称被恢复，这一变化的时间被记为983 或1013 年。辽这一名称在1066 年又被恢
复，但《辽史》
甚至没有记载新王朝名称的更换或辽朝名称的恢复。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是能简单地解决
的。许多过程是
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系统的王朝实录直到11 世纪末才发展起来，而其编纂者们对这些
实际上回溯到10
世纪中期或末期的早年发展产生了混乱。为每一个有争议的名字、事件或时间都进行注释
，而又不想使脚
注的叙述过长，这是不可能的。
己的仇敌、后梁皇帝朱温建立友好关系。控制了当时包括河北北部与河东地
区的后晋强大地盘的李存勗，对契丹来说，是一个远远超过刘守光的更强大
和更具威胁性的对手。对阿保机来说幸运的是，李存勗对中原更抱有野心。
因而，契丹边界暂时出现了难得的休战状态。
对阿保机来说，与其邻居的关系是次要的，因为他面临着在契丹人中间
维持其最高权力这一主要问题。在907 年被推选为首领后，他试图加强其绝
对权威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他的弟弟们与耶律氏的其他
成员，他们已经成为遥辇氏瓦解后的契丹新贵族。在传统契丹社会中，可汗
与部落酋长的继承通常是在兄弟或堂兄弟之间进行的。再者，惯例要求首领
每三年重新选举一次，那时，部落议事会的其他成员或他自己氏族的其他候
选人也许会取代他。在910 年，当重新选举到期时，阿保机没有履行这一程
序，他的兄弟们感到被剥夺了他们自身的继承机会，故而试图阻止他建立一
个基于父传子承的世袭王朝，因为这将会永远结束他们自己当首领的要求。
其中最不满的是阿保机最年长的弟弟剌葛。
911 年四个弟弟发动了叛乱，而912 年这四个弟弟策划的另一次谋害阿
保机的阴谋在实施之前被揭露。913 年，当阿保机的第二个三年可汗任期结
束，而他又一次拒绝进行重新选举时，由他的弟弟们、他的叔父与担任迭剌
部首领的族弟所发动的一次更为严重的叛乱爆发了，这次叛乱被更加血腥地
镇压下去。所有这些叛乱都失败了，而且他们的失败加速了阿保机集权的进
程。不过他还不是一个完全专制的君主，他依然完全受制于契丹部族制度，
这使他不能轻而易举地消灭所有的对手。虽然他的叔父和族弟以及三百多名
支持者被处死，但他弟弟们的生命则被保留下来。
为了对弟弟们和其他旁系亲属进行补偿并阻止在耶律氏中发生进一步的
叛乱，阿保机将他们的家族合并为所谓的三父房，这包括了阿保机祖父的所
有子孙，他们成为辽帝国特权亲缘集团之一（见图表1）。但皇族内部对永
久性继承统治的不满和有关继承的斗争远没有停止。917 年剌葛再次叛乱并
逃到了幽州，在那里，后晋王李存勗收留了他并授给他地方官职。后来，当
李存勗于923 年成为后唐皇帝时，他处死了剌葛以作为对阿保机友好亲善的
表示。918 年，阿保机的另一个弟弟迭剌发动了又一次短暂的叛乱。领导权
的争夺与继承问题经常在阿保机子孙中爆发。
916 年，当应该再一次进行部落首领的重新选举时，阿保机依然采取激
烈步骤以加强其永久性权力。首先，他举行了一次汉式登基仪式，宣布自己
为契丹皇帝并采用了一个年号，①以此宣称他独立于后梁（以前契丹采用它的
纪年）并表示他现在处于与中原统治者平等的地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
宣布他的长子倍（900—937 年，契丹名图欲）为继承人。这就正式摈弃了他
的弟弟们与其他氏族成员们的继承权，也侵犯了部落长老按契丹传统方式选
举他们首领的权利。倍本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极不愿意恢复契丹旧制。
建立中国式政权的另一个象征性举措是建立第一座孔庙。但对于这些嗜血成
性与残暴的斗士来说，孔庙似乎是不相称的，虽然少数契丹贵族已开始通晓
汉字。
① 对于阿保机的年号神册（916 年）和天赞（922 年）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后
来追加的。当时能
得到绝对证实的第一个年号是阿保机临终之年（926 年）所采用而被其继承者太宗所继续
使用的天显年号。
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91 页。
918 年，阿保机开始了建设世袭政权的另一项步骤，他下令建造一个规
模宏大的都城皇都，后来被称为上京。该城建立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临潢（该
地后来成为蒙古人的城市波罗城），那里是契丹诸部落古老的中心地区。为
了建造该城，在农忙季节征集了大批劳力：阿保机还没有掌握汉式的统治农
业人口的要领。据说，工程在百日之内就完成了，但实际上还持续了一段时
间。后来在同一年，他下令在都城建立了孔庙、佛寺和道观。阿保机临终的
那一年，都城又被扩建，一系列的宫殿与祖庙建立起来。最后，都城的面积
达到了方圆27 里，它按照标准的汉式设计，建立了城墙、城门、街衢、宫殿、
官署、寺庙、驿舍等。它实际上是一个双重城市，其南面是一个单独的汉城，
有着密集的房舍与集市。它还有为在北方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回鹘商人提
供的特殊区域，以及为外国使臣居住的馆驿。我们不能准确地获知该城扩建
的时间，因为931 年该城的部分城墙还重建过，而进一步的扩建在11 世纪还
在继续进行。那时，它还是五座京城中惟一的一座。
永久性都城的兴建标志着阿保机政权组织集权化的迅速发展。这时，阿
保机似乎已经着手建立有辽一代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北面官负责管理统治
地区的部族事务，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构建，负责定居人口特别是汉
人的事务。早在910 年，阿保机就任命他的内兄萧敌鲁管理北面官系统。这
一发展于947 年帝国正式分为北院和南院时达到顶点，但显而易见，这一发
展进程远远早于此时。在阿保机以后的统治时代里，被俘的汉人官员在发展
行政管理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经作过卢龙地方财政官员的韩廷
徽，确立了税收制度并主要负责设计南面官的中原管理体制。①
确定这一早期政府组织变化的发展年代是不可能的。大概相当多的情况
是因人而定和非正式的。有了固定的都城，并不意味着开始具备像正式的中
原王朝那样带有固定官署与宫廷的永久性政府组织。相反，政府依然是皇帝
的扈从，而宫廷则四处巡游不定，每年往返行进于四季狩猎场所（捺钵）并
不时地跟随皇帝进行经常性的战役。②“宫廷”是一个巨大的可移动性城市，
它由帐篷组成，并由一长列牛拉四轮车来驮载。扈从部分地靠他们营帐周围
的土地为生，当地居民有时被豁免赋税以作为其补偿。至少在早期，都城的
帝国宫殿还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大片华丽建筑，而是皇帝居住时所搭设的营帐
地点。
916 年和917 年，阿保机又试图插手中原事务。当时，李存勗和后梁末
帝（朱友贞）正在为争夺河北中部和南部而鏖战。阿保机趁机侵入李存勗在
河东与河北北部的地盘。917 年，契丹围困幽州达二百多天，最后只是在李
嗣源率领一支大军从河东赶到后，才被赶走，李嗣源后来成为后唐的第二代
皇帝明宗。921 年和922 年，契丹又侵入河北，这次是应名义上依附于李存
勗与河东沙陀首领的一个地方统治者之邀而来的。他们轻而易举地突破主要
的边界关口，控制了今天山海关（当时称榆关）以东的一些中原领土，向南
一直推进到镇州。这一次，李存勗亲自调动一支军队击退了他们。
在此之后不久，中原形势发生了巨大转折。923 年，李存勗最终消灭了
后梁并建立起自己的沙陀王朝后唐，从名义上恢复了唐朝。他现在成为中原
① [645]《辽史》，卷74，第1231—232 页。
② 有关捺钵，见[830]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还可参见傅乐焕从1942 年开始的
著名研究，修订稿
收入他的[871]《辽史丛考》，第36—72 页。
无可争议的主人，而后梁皇帝们则从未做到。到925 年，他已控制了除鄂尔
多斯南面两个小州（灵州和夏州）以外的整个中国北部，925 年的秋冬季节，
他又战胜了四川的大国前蜀（见地图2）。此时，他已成为契丹难以对付的
劲敌。尽管仍有一些边界冲突，但阿保机暂时保持中立，没有进一步发动像
917 年那样规模的战争。
相反，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北部和西部。919 年，乌古被最后征服。接着
在924 年到925 年，阿保机对草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远征，征服了漠北北
部诸部落，一直到达鄂尔浑河畔的古回鹘都城窝鲁朵城。在他亲自率军向西
进入准噶尔东部的同时，他还派出另一支军队向西南穿越沙漠，对位于戈壁
与青藏高原之间定居于甘肃走廊西部的回鹘人建立起统治。与此同时，另一
支契丹军队，在阿保机的次子德光（契丹名德堇，后成为辽朝太宗皇帝，927
—947 年在位）的率领下，向南穿过戈壁，控制了阴山地区和鄂尔多斯东北
角的诸部落人口，包括吐谷浑遗民及一些小党项部落。
926 年，扩张征服返回家园后仅仅一年，阿保机又发动了一次更富野心
的远征。这次目标是强大的渤海国，它统治着东北地区东部直到沿海地带的
大片地区，在924 年双方有过边界冲突。渤海与阿保机的其他对手不同，它
不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而是中国式的集权国家，它长期以来不仅与
中原而且与高丽和日本保持着稳定的关系。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有五京、
十五府、六十二州和众多的城邑，而且，至少在南部分布着大量的定居农业
人口。然而，它在军事上却证明不是阿保机军队的对手。它在两个月内就灭
亡了，它的国王与贵族被迁到契丹宫廷。阿保机没有立即吞并其领土，而是
改其名为东丹国并任命自己的长子、深受汉族影响的继承人倍为国王。东丹
成为一个附属国，但暂时保持了它自身机构的完整，甚至继续使用它自己的
年号。
阿保机对渤海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还不完全明了。他也许考虑到尚未成
熟的契丹统治制度还不足以应付治理大部分居住着定居人口、并拥有众多城
市的幅员辽阔的领土这一异常复杂的问题；他也许只是希望避免招致人口众
多且具有潜在敌对情绪的人民的怨恨；而且他也许希望为他自己选定的继承
人分配一块永久性的封地，因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契丹贵族并不拥护
后者继承自己的汗位。
灭亡渤海之后，阿保机看起来像是又恢复了向中原扩张的打算。926 年，
后唐都城洛阳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李存勗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他
的政权组织并不稳固。926 年年初，他在河南与河北的军队发动叛乱并杀死
了他，拥立他的养子、来自河北的一位节度使李嗣源（庙号明宗，926—933
年在位）代替他（译者注：李嗣源[明宗]不是李存勗[庄宗]的养子，而是李
克用的养子）。后唐的新皇帝派出一名叫姚坤的使臣向仍在渤海的阿保机通
报他的登基。姚坤后来详细地记载了他被接见的情况，这一记载被保存下来。
从中我们获知，阿保机宣称他想要先占据幽州与河北，然后才能与后唐进行
和解。①当使臣抗议时，阿保机缓和下来，只对镇州与幽州——比以前的卢龙
镇稍大一点——提出领土要求。但使臣仍然予以拒绝。恰在此时，阿保机突
① 有关这一介绍阿保机生动形象的有趣文件的详细研究，见[827]姚从吾：《阿保机与后
唐使臣姚坤会见谈
话集录》。
然染病身亡。在随之而来的纷乱中，这项侵略计划被遗忘了，而如果他还在
世的话，他显然是要对河北发动大规模入侵的。
阿保机死时只有54 岁。虽然他作为契丹领袖只有20 年，却使契丹完成
了从地区性的强大部落联盟向具有良好组织的政权的变革，这一政权控制了
漠北与东北的诸游牧民族，以及以前渤海的领土。他的国家容纳了许多来自
边界地区的汉人，建造城邑安置他们，并鼓励各种手工业与定居农耕，他基
本上接受了政权需要双重组织形式的思想，这样既能管理南面的定居农业人
口，又能用传统方式统治他们领域内的游牧民族。
阿保机鼓励吸收中国的思想体系与其他方面的文化。但同时他又极力维
护契丹文化，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为其民族创制文字上。在他即位时，契丹人
还没有文字，汉字是惟一适用的记录手段。920 年颁布了第一种契丹文字（“大
字”，借用了与契丹语言有很大不同但又对其影响很大的汉字），这种文字
到阿保机统治末年已广泛使用。925 年，当回鹘使臣访问宫廷时，皇帝的弟
弟迭剌（阿保机称他为家族中最聪慧的人）受命接待他们，在学会他们的文
字（拼音文字）后，发明了第二种文字“小字”。
这样，到阿保机统治末期，双重政治体制的运行成为可能。在这种体制
下，北方各部所在地区用契丹文处理政务，记录文件，而南方（汉人）地区
既用汉文又用契丹文。这有助于契丹人保持自身的民族尊严与文化特性，但
也在契丹贵族精英中间播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固守部落传
统社会的准则与习俗，而另一些人则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与之差异很大的中国
观念与做法。由阿保机所创建的国家“双重”性质也许是有成效的，在契丹
人越来越融入汉人世界的同时，他们却又保留了其固有特色。
继承危机与太宗朝
根据阿保机在916 年所作的安排，在他死后，皇位应无可争议地自动传
给其指定继承人耶律倍（900—937 年）。①但事实并非如此。倍温文尔雅，
是一位熟练的画家，他的部分作品后来成为宋朝皇室的收藏品；一位会用契
丹文和汉文写作的有造诣的作家；一位拥有大规模私人图书馆并喜爱中国文
化的藏书家；也是一位音乐、医学与占卜方面的专家——但对于重视传统的
契丹首领们来说，这并不具有吸引力。虽然阿保机的个人权威足以排除契丹
人的一切习俗与惯例而使他成为继承人，但后来似乎阿保机也意识到他的次
子德光才是更佳人选，而一旦阿保机死去，很显然皇位就不可能简单地传给
倍了。
皇位继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阿保机杰出的遗孀淳钦皇后（后尊为应天皇
太后）。她在阿保机生前就拥有巨大的权力，是契丹政权中扮演特殊角色的
掌权皇后中的第一人。她以积极公开的姿态发挥着作用。在阿保机统治时代
早期，淳钦皇后就曾为阿保机制定过铲除一些反对他的部落首领的计划。后
来，她建立了她自己的军帐（斡鲁朵）并指挥着她自己的20 万骑兵部队（译
者注：应为2 万），当阿保机外出征战时，她就率军负责维护后方秩序，甚
至连她本人也曾指挥与敌对部落作战。阿保机死后，淳钦掌管了所有的军国
重事。当阿保机下葬时，虽然有三百多人被埋在阿保机的陵墓中，但她自己
却拒绝按习俗陪葬，因为她宣称她的儿子们年龄尚小而国家没有人治理。作
为替代，她砍下了自己的右手放在阿保机的棺椁中，而她自己则活下来以担
任摄政。当皇位继承确定时，她仍然牢牢掌握权力并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发挥
着巨大影响。
淳钦皇后本人不赞同选择倍，她尽其所能促使他放弃皇位以拥立他的弟
弟德光（902—947 年），似乎连阿保机也最终承认德光是更佳人选。按照传
统的契丹部落模式，德光是一位更具有潜力的领导人，尽管他也像倍一样受
过教育并是一位有才能的书法家。他在921 年到922 年入侵河北的战役中崭
露头角，并在924 年到925 年的西征中作为统帅发挥着重要作用。
倍似乎觉察到他自身的危险，所以在宫廷中促使契丹显贵们相信他愿意
放弃权力以支持他的弟弟。几个月过去了，可是皇位继承仍未确定。最后，
接近927 年年底时，倍与他的母亲接洽并正式撤回他的权利。而后，德光继
承了皇位。通常他是以死后的庙号太宗而为人所知。
然而，倍还是前渤海国现为东丹国的统治者（人皇王）。经过长期的继
位问题之后，太宗把倍当作对自己权力的最大威胁，惟恐他利用富裕和人口
众多的东丹国作为基地以实现他被挫败的取得契丹皇位的要求。倍的夫人中
至少有一位是渤海皇室成员。929 年，太宗下令将东丹的都城和所有人口迁
到了东平（今天的辽阳），那里被指定为契丹国的南京。虽然东丹国没有被
废除，但它此时向并入契丹帝国更迈进了一步，而且逐渐失去了自926 年以
来所享有的特殊的半独立地位。倍似乎已处于被监视之中。930 年，他浮海
逃到中原。在洛阳的后唐明宗宫廷，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在那儿开始流
亡生活，一直到937 年被石敬瑭杀死。①石敬瑭是在契丹皇帝的支持下推翻后
① 见[826]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对辽朝继承问题进行的全面探讨。
① 或者根据另外的记载，在石敬瑭即将攻陷洛阳之前，被后唐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杀死。见
[645]《辽史》，
唐政权的，他始终是一个向契丹谄媚的傀儡。
当太宗统治时期，边界地带的战事依然在进行。928 年，北方的乌古又
出现新的叛乱。929 年，皇帝的弟弟李胡被派去进攻大同北面的边界地区。
933 年，他对一些仍然没有屈服的党项部落进行了一次远征。但他统治时期
最重要的方面是契丹逐渐卷入了中国北部的政治纷争。
后唐政权证明是不稳定的。它的皇帝明宗曾进行过重要的政府改革，恢
复了朝廷的权力与影响，成立了超过地方将领手中军队的禁军。但他的统治
时代以恶运告终，就在他临死的前几天，一位王子企图发动政变。他的儿子
李从厚（庙号闵帝）在位仅仅五个月，其父的养子李从珂就篡夺皇位并将其
杀死。针对这一情况，一直在明宗庇护下生活的前契丹继承人倍写信给弟弟
太宗，建议他进攻后唐帝国。此事发生在934 年。
936 年，李从珂下令将强大的河东统治者石敬瑭调往山东任职，以便加
强朝廷对他的控制。石敬瑭起兵反抗，李从珂指挥一支军队向太原的石敬瑭
发起进攻。石敬瑭是另一位沙陀突厥人，是前皇帝李嗣源的女婿，他的叛乱
导致了其他地方的叛乱。面对李从珂的沉重压力，他立即向契丹皇帝请求军
事援助。太宗亲自率领5 万骑兵经雁门关越过边界，在石敬瑭的首府太原附
近击败了后唐的军队。后唐政权迅速瓦解。936 年十一月，契丹封石敬瑭为
新王朝后晋的皇帝，他只不过是契丹的一个傀儡。
937 年，为了讨好他的新主子，石敬瑭杀死了不幸的倍，后来在同一年，
他与辽太宗达成协议，把太宗认作自己的父亲，以此表示他的王朝臣属于契
丹。后晋君主似乎意识到他已完全被契丹人所控制，因而提出以巨额的岁币
来赎回被他们占领的幽蓟重镇。契丹予以拒绝，经过次年的几次艰难谈判后，
契丹人割占了以前属中原的十六个州，包括从大同到幽州的广阔地带。这一
新领土的获得，使契丹人控制了防御中原的所有战略关隘，并在河北获得了
相当大的立足点（见地图3）。
地图3 契丹和中国北部，943 年
太宗实现了他父亲的领土野心，此外，他还成为中原皇帝名义上的宗主。
中原政权首次公开承认外族王朝的宗主权。虽然太宗同他的傀儡之间的约定
仅仅维持了几年，942 年石敬瑭死后，即被废除，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契丹
人到他们的王朝结束都一直控制着十六州的大部分地区。幽州成为契丹的新
南京（以前的南京、东丹国的中心，现在成为东京，而且发展成一个甚至比
上京还大的城市）。强大的契丹统治强加于以前的中原王朝领土，而且契丹
国并入了大量的汉人人口。中原北部与东北部边界地区现在成为边疆民族领
土的组成部分，一直到14 世纪后期，都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外。对契丹人来
说，现在也无法摆脱地卷入了汉人世界诸事务中。
令人怀疑的是，主要的参与者们是否理解这些事件的重大含义。石敬瑭
是一个突厥人，而不是出身于汉人，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中原臣服于
一个非汉族政权这一问题并不感到敏感。与地位的细微差别相比，他更为关
心的是维持与契丹人的和平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迫切问题。在他统
治时期（936—942 年），他小心谨慎地履行属国的义务，当契丹与中国南部
的各个国家，尤其是他的邻国与对手南唐开始建立亲密关系时，他也没有表
卷72，第1211 页。
示过反对。他甚至允许到中国南部的契丹使臣从陆路通过他的领土，而不是
像以前那样走海路。
契丹人不仅了解其邻近的北方诸政权，而且熟知江南的情况。早在915
年，地处今天浙江的沿海国家吴越的统治者钱镠就曾派使臣由海路到达契丹
宫廷。吴越正式承认中国北部各连续王朝的最高权力。他们与契丹建立关系
主要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他们希望保护他们在渤海和高丽的贸易利益。
对契丹人而言，则是寻求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贸易通道，以获得舶
来品、香料和奢侈品。南唐也与契丹建立了关系，但就他们而言，诱因是政
治方面的。他们希望与契丹结成反对后唐的联盟（译者注：后唐[923—936
年]与南唐[937—975 年]并没有同时存在过，此处的后唐应当为后晋）。南
唐国王与契丹皇帝互相以兄弟相称，这样，在契丹人眼里，与其北邻的后唐
相比，他们给予了南唐较高的地位。在937 年的同一次朝觐中，太宗分别接
见了后唐、太原半独立的统治者刘知远以及新即位的南唐皇帝派来的使臣。
这样，契丹深深地卷入了中原各个独立政权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中。
与南唐的关系并不纯粹是正式的。南唐于940、941 和943 年接连向契丹
提供有关后晋形势的重要情报。后晋灭亡而且契丹于947 年在开封建立政权
的企图失败并撤走后，南唐又提议结成军事联盟，以对抗继承后晋的短命的
后汉政权（948—951 年）。最晚在957 年，他们还向辽提供过有关北方后周
政权的军事情报，后者当时正对南唐构成威胁。
契丹与南方国家吴越和南唐之间的关系在1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达到
高峰，吴越甚至一度使用过契丹年号。但太宗的入侵也向南方显示出契丹所
造成的潜在威胁。951 年辽皇帝穆宗即位后，这位政治上迟钝的契丹统治者
对插手中原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显得没有兴趣。此后，与南方各宫
廷的外交关系与贸易都急剧衰退。954 年穆宗的叔叔奉命出使南唐遭到暗杀
后，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更加恶化了。这样，尽管南唐使臣曾于955 年和957
年到达辽朝，仍然寻求援助以对付后周，但他却拒绝再派出任何使臣。
942 年石敬瑭死后，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开始迅速恶化。虽然石敬瑭也许
是契丹人的傀儡，但他却完全恢复了王朝对分裂的各镇的权威，加强了政府
组织，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他的继承人石重贵（庙号出帝，942—946
年在位）受到了帝国军队统帅景延广为首的强烈反对契丹的宫廷派别的影
响，公开否认太宗及其“北朝”以往的最高权力。943 年，石重贵废除了契
丹商人在后晋都城开封的特权，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将代表契丹在后晋从事
贸易的人遣返契丹，并带去一封给太宗的侮辱性信件。
太宗决定入侵。944 年末，契丹军队数路越过河北边界，随后而来的是
太宗的主力部队。战争拖拖拉拉地打了三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战役契丹人
都占上风。945 年暮春时节，侵略军遭到惨重失败，太宗不得不骑上一头骆
驼狼狈地逃离战场。但契丹人继续进攻，后晋军逐渐被削弱。大部分战役所
在的河北地区遭到了严重摧残。946 年末，后晋军统帅、皇帝的舅舅杜重威
投降，从而决定了战争的最后结局。太宗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都城开
封。
947 年年初，太宗乘坐龙辇，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进入开封。他占据
了后晋皇帝的宫殿，在正式的朝堂升朝，命令残余的后晋大臣都到场。后晋
皇帝与他的家人被流放到东北的辽上京。后晋帝国的军队在杜重威投降后，
被缴械解散，他们的战马被没收。太宗正式宣布大赦，为契丹国采用了一个
新的王朝名称——当时被称为大辽，并采用了一个新年号和一部新历法（实
际上是939 年后晋朝制定的）。他选择的新年号为“大同”，这公开表明太
宗决心成为整个中国北部的皇帝。据辽宫廷的起居官记载，后晋人口中的100
多万户被并入了他们的帝国。
可是，汉人想的却是其他问题。契丹军队军需不足，此刻正为寻找粮草
而大肆劫掠都城与乡村。沉重的赋税强加在开封市民身上，到处都充满了对
入侵者暴行的怨恨和恐惧。百姓们开始袭击契丹人，整个河北到处都是反抗
和起义。契丹人完全没有准备好去统治这样一大块领土，而上面居住的充满
敌对情绪的定居人口远远超过了他们。太宗对他的扈从抱怨道：“我不知道
汉人难制如此！”
契丹人于是开始彻底劫掠都城。他们决定将后晋朝全部官员带回东北。
虽然这证明是不可能的，可在947 年三月，他们开始将主要部门的官员、宫
女、宦官、占卜者和百工计数千人；还有书籍、地图、历象、仪器、乐谱、
宫中乐器、皇帝出行的卤簿、法物以及铠仗；甚至包括刻在石版上的经书都
运往上京。当太宗洗劫宫殿与各政府机构时，他的军队也在继续掠夺城市及
其周围的农村。
已经受到普遍抵抗与游击进攻困扰的契丹人此刻面临着更严重的威胁。
刘知远，作为绝对独立的沙陀据点太原的统治者，当契丹人入侵河北时，他
袖手旁观，此刻却拒绝承认太宗为皇帝，也不到太宗在开封的“宫廷”朝觐。
947 年二月，刘知远宣布自己为皇帝，建立起敌对的新王朝——后汉。临近
地区的不满力量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对开封和洛阳构成了直接威胁。太宗此
时处于危险境地，他不仅面临整个河北地区普遍的抵抗、地方起义与叛乱，
还面临着这位北方重要统帅与其进行全面军事对抗的威胁，太宗解散后晋帝
国军队时，刘知远的军队丝毫未损。
太宗明智地决定北撤，宣称是为了“避免夏天的炎热”，但实际上是为
了避免他的军队在敌境陷入无法抵抗的窘境。他占有都城开封仅仅三个月的
时间。在第四个月，辽军及其庞大的辎重行李开始撤退，他们在途中经常受
困于汉人的进攻。这次入侵显然是一次极大的失策。太宗本人承认他犯有重
大过失，即纵容劫掠乡村，对城市强加酷税，对仍为中国北部权力结构中关
键因素的地方统治者处置失当。另外，他发动的战争也从未赢得契丹贵族的
普遍支持。以后，辽朝皇帝再也没有能认真地策划一次征服中国的战争。
在抵达河北北部的辽朝境内前不久，还只有45 岁的太宗突然病倒并死于
栾城（今河北石家庄南）。辽朝刚刚在入侵中国时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此刻
又面临着另一次内部的继承危机。
与此同时，刘知远于六月份进入开封，建立起五代中最短命的后汉朝（947
—950 年）。他把其首府太原留给了他的堂弟刘崇掌管。这一地方权力基地
非常强大，以致短命的后汉朝灭亡时它却幸存下来。当950 年后汉灭亡时，
刘崇自己宣布为皇帝，建立起独立的地方政权北汉，这一政权延续到979 年，
直到灭亡，它的命运一直与契丹紧密相连。
世宗继位
太宗死后不久，耶律阮（918—951 年，契丹名兀欲）在河北镇州“即皇
帝位于柩前”，他是阿保机原先的继承人倍的长子。他的叔父太宗像喜欢自
己的儿子一样喜欢他；他跟随皇帝对后晋作战并参与占领开封，在契丹贵族
中间以勇敢善战的统帅而赢得了声誉。耶律阮不仅慷慨大方、待人宽厚又不
失尊严，而且骑射精湛，故而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他于六月份抵达辽南京（现
在的北京）并率领军队继续北进。
耶律阮靠阿保机长孙的地位取得皇位，招致了势力依然强大的应天皇太
后的反对。她支持已故皇帝的弟弟、自己喜爱的三儿子李胡继承皇位的要求。
她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930 年大宗已经指定他为继承人，或根据
一些史料所称为皇太弟。这又是一次中国世袭继承模式与契丹部族兄弟继承
习惯的冲突。皇太后派李胡率领一支军队去阻截阮返回都城。当李胡战败时，
这位难以对付的老妪又率领自己的部队去对抗新皇帝。在上京南面的西拉木
伦河畔，两支军队对峙了数天。
这场危机在一位名叫耶律屋质（916—972 年）的皇族调停下得以解决。
这次皇太后没有能够如愿。屋质与契丹贵族们以李胡因残暴而招致普遍怨恨
为由反对他即位。皇太后屈服了，并对李胡说这是他咎由自取。①
正统世袭继承人与先皇帝弟弟之间的对抗就这样以有利于前者而得到了
解决。但这并不等于耶律阮的世袭主张已成功了，相反，他的对手是因为他
本人不适合做统治者而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虽然皇太后失败了，但影响这
一决定的是“选举”合适候选人的契丹原则。再者，身后庙号为世宗的新皇
帝（947—951 年在位）的反对派力量依然强大。他短暂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
间都花费在应付皇族与贵族们的分歧方面。
皇太后与李胡从宫廷被流放到祖州去过退隐生活，那里是契丹人祭祀祖
先的中心（太后活得比世宗还长，死于953 年，终年74 岁）。如果新皇帝希
望这样会稳固他的地位的话，那他很快就会大失所望的，辽朝国内形势依然
动荡不安。
948 年，太宗的次子天德密谋杀害皇帝（译者注：天德是太宗的第三子）。
阴谋败露后，天德被处死。虽然其他谋反者遭到了处罚，但都保住了性命。
他们中有皇太后的一位侄子萧翰，他娶了新皇帝的妹妹阿不里。次年，他又
与一些反对派贵族卷入了另一次阴谋当中。尽管他又被证实有罪，但皇帝又
一次息事宁人并赦免了他。最后在949 年，朝廷截获了一封信，里面说萧翰
正在策划另一次叛乱，此次是与阿保机的一位健在的弟弟安端。这一次世宗
再也无法忍耐了，萧翰被处死，公主也死于狱中。
① [645]《辽史》，卷77，第1255—256 页。有关这些事件的有趣材料是由撤离开封时被
作为萧翰的随员
而带走的一名后晋官员胡峤记载下来的。949 年萧翰由于参与一次阴谋而被处死后，胡向
东逃跑并最终于
953 年重返中原。他的记载被引述于[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4—08 页；
[589]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345， 2704C—705C。译文见[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第390—
411 页。
统治制度的发展
世宗并没有完全穷于应付一系列经常性的阴谋活动。在他短暂的统治时
期内，有过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这些变革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而是许多
年来逐渐发展变化的结果。《辽史》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也是经常混乱不堪
的、存在于11 世纪早期的成熟的政府体制画面，①但很少有各种官制与机构
产生阶段的线索，且几乎没有关于它们是怎样相结合而组成有效的管理体制
的记载。世宗的统治时代显然是一个重要时期。从938 年占有中原十六个州
以来，建立越来越复杂的统治制度来治理数百万的中原新臣民已属必要。对
中原短暂的占领使数量众多的前中原官员被纳入辽朝体制，随之而来的是采
用许多中原统治技巧的趋势。
辽朝行政制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双重政府体制。自
10 世纪早期以来，已经有把官府分为“南面”与“北面”的习惯。皇族自身
也被分为由阿保机的六支近亲组成的南面与由更多的远亲组成的北面两部
分。阿保机任命了北面与南面的首相（北府宰相、南府宰相）。这一制度的
特点以太宗晚年发布的一道敕令为标志，他下令北面官与皇太后（部族旧制
的主要代表）穿契丹服，而南面官与皇帝本人则着汉式服装。②政府机构的南
面与北面并不是严格按地理划分的，“北面官”负责契丹与诸部，不管他们
生活在哪里；而“南面官”负责汉人居民，正如阿保机在其统治时代早期所
设立的中原机构（汉儿司）那样。
世宗统治时代初期，当他返回上京后不久，就正式将帝国分为南北两套
系统（北面、南面）。这是对辽朝领土的真正地域划分。南面包括统治汉人
与渤海人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北面为主要居住着契丹及其属部的地区。由于
北面也包括定居的汉人、渤海人甚至回鹘人，故而它也是一个双重管理体制。
它分为契丹北枢密院、契丹南枢密院。北枢密使通常为耶律皇族的成员，而
南枢密使则大部分是萧氏后族的成员。北面的行政系统虽然不排外，但主要
由契丹人出任并冠以传统的契丹称号。最有权势的官职是契丹枢密使、北府
宰相与南府宰相、由萧氏后族成员担任的北大王与南大王，以及军事统帅于
越。这些人掌管了所有的军事和部族事务，像军队将领的选拔、各部牧群的
分配和草场的划分等。在他们之下是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部族官员，有管
理前渤海王族的官职，有一系列为皇室服务的官员，诸如匠官、医官、围猎
官以及负责皇室牧群、牧场与马厩的官员等。没有人可能将北面行政体制同
有序的唐政府模式相混同。它在本质上是部落领袖一个庞大的私人扈从，它
的职位许多是为皇族或后族的一支或另一支成员所设置并通过世袭选举（世
选）担任。
南面官府同从传统契丹制度演变而来的北面官府相比则更加成熟。它形
成于948 年以后，那时世宗在开封陷落后返回都城并将大批的汉人官员带到
契丹都城。它模仿了唐朝和五代的政府制度。契丹在此以前，于937 年兼并
边界十六州的前后就使用过许多中原官号，但这些官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
汉式机构的实际职权还不清楚。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显然是荣誉性称号，是
契丹皇帝根据唐朝宫廷授予没有实际职权的职位与荣誉性官爵的已有做法，
① [645]《辽史》，卷45—8，第685—31 页。
② [645]《辽史》，卷56，第908 页。
以作为对效忠皇室的奖赏。
然而，在947 年，契丹人借用了中国宫廷的全套外壳，最终建立起了一
个中国式王朝。南面官府仿照唐朝模式而设计。它同北面官府一样，主要机
构设在上京。它有备皇帝顾问的老臣三师与三公这样的传统机构，也有类似
于唐朝早期三省部门的复杂机构。它有一个汉人枢密院，结合了五代枢密院
与唐朝尚书省的职能，下设五房而不是六部；还有一个以大丞相和两个副职
的丞相为首的，包括一群秘书与顾问的秘书机构（起初为政事省，1044 年后
为尚书省），以及一个负责起草文件的机构（门下省）。这些部门中的每一
个，至少在名义上，是类似于唐朝模式的复杂机构建制，但是秘书机构在政
治决策中发挥了某种显著作用。还有依唐朝设计组建的监察机构（御史台）、
翰林院、国史院以及各类学士机构。此外，还有一个皇室机构部门、各种特
殊的寺与监、为继承人正式设立的东宫机构以及皇室卫队的军事组织（卫）。
基层地方组织也按照中国的设计开始成型。除了上京以外，此时还有一
个位于辽阳的东京，统治着前渤海的领土，一个位于现在北京的南京，统治
着937 年所取得的前中原王朝领土。1007 年，第四座都城中京设在以前奚人
的都城，当时奚被最后并入了契丹国家。最后，1044 年在大同建立了西京。
每一座都城并不是帝国政府轮流办公的地方（像唐朝早期的长安与洛阳那
样），而是一个道、一个当地行政管理网的区域性中心。每一个道似乎遵循
适合于当地人的统治手段。在10 世纪，这一情况由于以下事实而更为复杂，
即两个比较大的被征服民族奚和渤海，在他们自己的首领领导下享有很大程
度上的自治，他们作为属国进贡而不是作为臣民纳税。只是在11 世纪初期，
这些民族才完全并入了辽朝的政治体系。
这些都城，尤其是南京与东京的总管（留守），在其各自地区内行使着
极大的权力，他们是辽朝政治体系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他们掌管着各级
许多州县，这些州县是帝国定居地区实际的行政单位，在许多地区，它们与
传统方式的部落组织并存。
南面的政府体系，至少从其外在形式上看，与唐和五代的政府体系相似。
它的许多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吏，都是汉人。然而，熟悉9 与10 世纪中国
制度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受到影响，对那些在中国体制下具有巨大权力与影响
的官衔拥有者作出与事实不符的夸大描述。北面与南面官员除了种族不同
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辽朝皇帝经常性迁移，从一个传统的季节性狩猎
营地（捺钵）到下一个营地，所以每年只在上京住很短的时间。每一年有两
次，即阴历的五月和十月，北面与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被招到皇帝的行营商
讨国事。冬天，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南下中京处理南面官管辖区汉人臣民
的事务。但是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由于皇帝庞大的扈从队伍是在北方地区
行进，与各部首领发生联系，故而皇帝依然被期望亲自作出所有影响国家的
重大决定并裁决狱讼。在游幸期间，他由北面行政部门的大部分高官陪伴，
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个人关系密切，既是国家的高官，又是他的伙伴（像
蒙古时代的“那可儿”）。与此相比，南面行政部门只有个别的官员，一名
宰相、一小群秘书及其起草文书的官员，充当他的日常随从。显然，北面行
政部门官员凭借他们经常接近皇帝的优势，比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享有更大
的实权。
这样，南面行政部门基本上是一个南面官管辖区及其定居人口的行政机
构。它的官员听起来很高的官衔并不能消除这样的事实：日常的决策与所有
的军权（南面官被特别排除在朝廷军事事务的讨论之外）都被集中在出自北
面行政部门的皇帝的契丹随员手中。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当受辽朝历史所描绘的官制组织的过多影响。许多
官职似乎只是临时设置的。尽管有自世宗时代开始并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1
世纪的官僚机构化，但契丹人世界的权力与正式有序的政府组织很少有关
系。它始终强烈地依赖于个人的自身素质与业绩、他的家庭关系、他与皇帝
和权臣的私人关系、他的交往以及他的军队。在契丹人世界中，强有力的个
人和强悍的军队依然给制度的完善蒙上了阴影。
与中国境内诸国的关系
在世宗统治时期，辽尽管撤出了开封，但仍卷入了中国北部动荡的政治
中。948 年，南唐想要重新与辽结盟以对付他们的北邻，这次是北方新的汉
政权，但他们遭到了拒绝。949 年至950 年的冬季，世宗对河北发动了大规
模入侵，进攻了后汉境内的几座城市并劫掠了大批俘虏与战利品。南唐宫廷
派出使臣祝贺辽的胜利，也许他们仍然希望结盟。950 年冬季，世宗亲自发
动了另一次对河北的入侵。
中国的形势此时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951 年初，开封摇摇欲坠的后汉
政权灭亡了，它的第二代皇帝被杀死，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军队的统帅郭威（904
—954 年），他登基为后周的皇帝。与此同时，太原的刘崇分离出去，成为
河东独立的国家北汉的统治者。契丹在他们边界再一次面对两个中原政权。
后周与辽的关系一开始就不顺利。他们派来通报王朝更替的使臣们带来
了一封信，其措辞冒犯了世宗，他随即将他们投入了监狱。随即在同一年，
后周向刘崇发动了进攻，后者派出使臣向辽求援，并带来一封信，在信中，
他谦卑地称自己为世宗的“侄子”，以此向辽称臣。世宗派出使臣册封刘崇
为皇帝以加强他们之间宗主与附庸的关系。纠缠不休的南唐又一次提出了结
成反后周同盟的要求。
951 年晚秋，世宗亲自指挥大军南征后周。但在大军出发前，他在又一
次阴谋中丧生，这一次阴谋是由阿保机弟弟的儿子策划的，目的仍在维护皇
室幼支的继承权。皇帝与许多契丹贵族一样，沉湎于酗酒，当他和他的扈从
们在出征前祭祀其先父后，酩酊大醉，毫无防备，阿保机弟弟安端的儿子察
割杀死了他。然而，谋反者们忽视了谋求朝臣们的支持，所以立即被处死了。
世宗只有33 岁，因为他没有成年的儿子，所以皇位传给了太宗的长子璟
（931—969 年，契丹名述律），谥庙号为穆宗。对南方的战争自然被放弃了。
穆宗朝，951—969 年
新皇帝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像他的前任那样，穆宗是一个酒徒，他
整天大醉不醒，对国事的关注更是忽冷忽热，汉人称他为“睡君”。
皇室成员不满的问题依然存在。952 年，世宗的弟弟娄国策划谋反，而
他的一位舅父同一位重要的汉人官员则密谋投向后周。阴谋被粉碎后，娄国
被处死。953 年，李胡的一个名叫宛的儿子策划的另一次阴谋暴露。虽然宛
本人得到赦免，但其他几个密谋者被处死。959 年，娄国的共谋者之一敌烈
又一次策划叛乱；960 年，宛的哥哥、李胡的长子喜隐由于阴谋叛乱被擒。
这次，李胡本人受到牵连并死于狱中。在以后的穆宗统治时期，他的皇室宗
亲们才平静下来。
穆宗不仅不理政事，而且行为放荡，花费甚至对一般契丹人来说也过多
的时间从事狩猎。他还对他的扈从残暴、凶狠且喜怒无常，尤其是当他喝醉
酒的时候。实际上，在他统治时期的末年，他曾命令他的一位重臣不要执行
他酒后所通过的判决，而是等到他酒醒后让他复审。《辽史》中他的本纪是
一连串恣意施暴的可悲记录。
中国其他地方的事件使辽朝进入不幸的时代，辽朝在这样一位无能的君
主统治下，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而新兴的后周政权在郭威（951—954 年在位）
和有作为的柴荣（世宗，954—959 年在位）的先后统治下，成为一个比五代
时期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组织有序和强大的国家。他们最终削弱了地方政府
的权力并牢固地重建强大的中央集权。
在穆宗统治时代之初的952 年，北汉皇帝刘崇向辽求援以对付后周。辽
朝派高模翰率领一支军队帮助北汉击退了后周入侵者。954 年，后周又一次
进攻北汉，契丹军队又被派去救援。辽显然重视他们与北汉的联盟，因为在
同一年他们遣返了一些被误抓的北汉军并帮助北汉镇压了发生在辽汉边界地
区的地方性反汉叛乱。北汉不止一次派遣使臣赴辽商讨战略事宜。
958 年末，北汉派出几名使臣报告后周再次入侵的消息。959 年初夏，后
周对辽实施进攻。他们的军队在四月份占领了益津、瓦桥、淤口三座重要边
界关隘，五月又夺取了十六州最南面的瀛州和莫州（见地图4）。面对后周
的猛攻，辽军后撤。穆宗惊醒并南下南京指挥战事，加强防御以等待周军。
然而，双方并没有遭遇。后周皇帝病倒并不得不返回开封，在那里，他于六
月去世。后周军撤退了，穆宗也返回上京。
无论是因为穆宗缺少勇气还是契丹人不想重蹈947 年的覆辙，在穆宗时
代，辽似乎采取了纯粹消极的防御战略。这不仅与后周和以后的宋在中国边
界是这样，在北方边界也同样如此，除了965 年与乌古和室韦曾有过小的摩
擦外，并没有新的战事记载。
960 年宋代替后周成为中国北部的主人。新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
国自9 世纪中期以来不曾出现的稳定局面。建国以后的许多年，宋致力于巩
固政权，对唐朝灭亡后分裂中国的各个独立王国重建中央的权力。这一重新
统一过程自后周就已经开始了，它击败了四川的后蜀国，收复了秦岭以北的
所有领土，并于957 年发动了对南唐的毁灭性打击，收复了长江以北的所有
领土。但还有很多事业有待进行。
在北方，宋朝宫廷的注意力与其说是在辽，倒不如说是地处山西、小而
顽固的北汉国。北汉的统治者，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10 世纪50 年代已经
与世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辽继续支持他们反对宋。对于辽来说，他们的国
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缓冲地带和战略据点，不管宋怎样试图攻入河北北部被
占领的州县，它都很容易被包抄。963 年，北汉遭到宋的进攻，他们立即向
辽乞援。964 年，一支辽军被派出帮助击退宋朝入侵者。辽也对宋巩固959
年后周军队获得的边界地区的企图进行干扰。963 年和967 年，为了阻止宋
朝在959 年被收复的益津关设防，双方在边界曾经有过小规模冲突，但并没
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状态。
969 年穆宗被杀。这一年的整个正月他都在暴饮，在此期间，他又粗暴
地对待他的侍从。二月，他又忙于册封附属于他的北汉新统治者刘继元。但
是，他接着又开始残忍无理的暴行，惨杀了好几名护卫。最后，在忍无可忍
的情况下，六名近侍在夜晚杀死了他，为辽朝除掉了一个嗜血成性和反复无
常的暴君。
这一次皇位继承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阿保机的所有兄弟都已死去，他们
子孙的力量似乎也在这一时期早期的几次叛乱中丧失殆尽。当皇位传给皇室
长支成员时，再也没有人起而反对了。世宗的长子已经过世，皇位传给了他
的次子贤（948—982 年，契丹名明扆），他于969 年到982 年在位，庙号为
景宗。
景宗朝，969—982 年：与宋朝对抗
到新皇帝景宗登上皇位之时，中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后周，虽然
在重新建立中国政治的稳固方面飞速地迈进，但由于959 年世宗（柴荣）的
突然死去和6 岁儿子的即位而遭到了削弱。这个男孩在一位名叫赵匡胤（庙
号太祖，960—976 年在位）的将领所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赵匡胤在960
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宋太祖最终解除了自9 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真
正的权力拥有者——藩镇将领们的权力，并在稳定的文职官员统治下为其新
王朝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太祖一个接一个地将割据中国长江以南的独
立国家消灭并置于宋的控制之下：963 年长江中游的楚国（译者注：楚国已
于951 年为南唐所灭），965 年四川的后蜀，971 年广东与广西的南汉，975
年江苏、安徽和江西的南唐相继灭亡。当976 年他的弟弟光义（庙号太宗，
976—997 年在位）继承他为宋朝皇帝时，只剩下两个独立政权还没有并入帝
国：浙江的吴越和山西的北汉。吴越在978 年向宋投降，只有北汉尚存。
北汉，这一位于山西的沙陀突厥人的最后残余势力，自951 年它建立后，
就与辽紧密相连，当时它的首任皇帝受到了辽世宗的册封。甚至连怠惰的穆
宗也明白北汉对于辽防御战略的重要性并在10 世纪60 年代初期竭力帮助北
汉击退宋的一次进攻。一个独立的汉国对辽非常有利，它使辽宋边界缩短为
河北平原相对狭小的地带，并为辽提供了一个盟友。它会从山西北部高原几
乎坚不可摧的基地对宋进行包抄，以此对宋通过河北平原向北进攻辽的企图
构成威胁。然而，北汉是一个小国，尽管它有勇敢善战的军队，却完全不能
与宋进行全面战争，除非依靠与强大的辽帝国结盟。
北汉小心谨慎地维持着这一联盟。971 年景宗即位不久，他们开始按月
派遣礼宾使节到辽朝宫廷以争取支持。不过，宋已决心灭掉北汉并在974 年
开始与辽协商签定和平条约，以确保当他们进攻北汉时辽保持中立。
975 年初，宋辽开始定期互换外交使节。977 年，宋甚至设置了五个边界
官员负责与北方的贸易。宋太宗也许希望稳定边界并制造辽与它的属国北汉
的不和，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努力是白费了。
太祖统治时代的最后一年即976 年，宋侵入了北汉。北汉向辽朝宫廷求
助，一支军队被派出并帮助北汉击退了入侵。第二年，宋对北汉的新攻势又
导致了另一次求援。契丹又一次派步兵和骑兵帮助北汉军队进行抵抗。
979 年，在吴越投降以后，宋太宗对剩下的最后一个独立国家北汉发动
了全面进攻。辽派出一名使臣到宋朝宫廷，要求作出解释，却被不客气地告
之不要介入这场冲突，否则他们也要遭到进攻。979 年初春，辽派出军队援
助北汉，但宋朝军队对他们进行了截击。辽军遭到惨败并伤亡惨重。六月，
宋朝军队攻克太原，北汉皇帝向宋军投降。最后一个独立国家被消灭和吞并。
然而，此时的宋太宗在取得完全胜利后，却作出了一个非常轻率的决定。
他不顾所有将领的反对，也没有给已经精疲力竭并过分展开的军队任何休整
和巩固的机会，就转而向东，穿过太行山诸隘口，侵入了契丹在河北北部的
领土，以图收复937 年被契丹占据的十六州。
在包围辽南京（今北京）的进军途中，宋太守赢得了与辽军队交战的几
次初步胜利，可接着在七月份，宋与辽军主力在南京西南的高梁河展开了激
烈的决战。①这对宋来说，是一次全面的灾难，宋军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辽军
抓获了许多俘虏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盔甲、辎重、装备、钱币和粮食。倒霉
的宋朝皇帝受了伤，与他的军队失去联系，只身逃离战场并乘一辆驴车向南
逃窜。他的一些将领以为他死了，不知道是否应当拥立宋朝建立者的儿子为
皇帝来代替他。本来以胜利占领北汉为开端的行动，现在却以可悲的失败而
告终。
当时，辽朝掌握了主动权。980 年，景宗亲自指挥对河北的进攻，夺取
了瓦桥关并击败一支宋军。982 年，他发动了另一次进攻，但这一次辽军被
击败，景宗被迫撤军。
这些事件的后果是辽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完全改变，不再围绕缓冲国北
汉周旋。两大帝国此时沿着从大海一直延伸到黄河上游拐弯处的一条连续边
界互相对峙。而且辽继续占领着十六州，这始终在宋朝宫廷激起复仇的情绪。
战争的再次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与宋朝的这些麻烦并不是景宗时代仅有的军事问题。973 年，辽与党项
人发生了边界问题，973 年和976 年，又与入侵并劫掠辽朝领土的东北的女
真人发生了边界冲突。在以后的许多年，这两个民族都将给辽惹来许多麻烦。
981 年发生了一次旨在拥立喜隐的儿子为帝的政变。喜隐是李胡的儿
子，他在穆宗时被投入监狱，可后来景宗即位时却得到了赦免。一群被俘的
汉人士兵试图拥立喜隐的儿子，但却遭到失败。喜隐被迫自杀，而他的儿子
则被处死。
982 年秋天，景宗虽然还很年轻，却在游猎途中突然病倒并死于自己的
营帐。他临终遗嘱，将皇位传给他的长子隆绪（982—1031 年在位，庙号圣
宗）。新皇帝只有11 岁，所以由他的母亲景宗睿智皇后（后来尊称为承天皇
太后）摄政。
① 有关这一战役，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29—5 页。
承天皇太后摄政
睿智皇后是另一位在辽朝公众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杰出妇女。①原因之
一在于辽朝皇室极不同寻常的婚姻结构，皇室从单一的萧姓后族娶妻，而后
者也娶皇室公主并享有担任各种有权势官职的世袭权利。②为此，皇室的新娘
总是来自那些与官僚政治密切相关的家庭，睿智也不例外，她是萧思温（死
于970 年）的女儿，而萧思温在景宗时代初期担任北院枢密使和北府宰相，③
他被任命后仅两个月，睿智就被立为皇后。在景宗生前皇后就已经在政治上
发挥了影响，而此刻她被委托统治辽帝国。虽然她已成为皇太后，但她并不
像称号那样让人想象得那样老，她仅年过三十。
在圣宗漫长时代的前半期，直到皇太后1009 年死去，真正的权力掌握在
皇太后和三位重臣的手中，其中两位是汉人。自979 年宋朝入侵以来，这三
个人就已掌权，而皇太后已习惯于与他们共同执掌朝政。
资历较深的人物是室昉（920—994 年），①他是河北蓟州人，学识渊博，
大约在938 年取得“进士”的头衔，这是契丹人统治下首次关于“及第”的
记载。其实，他的“进士”头衔差不多是一种个人荣誉，因为考试制度到下
半个世纪才永久性地建立起来。当太宗于947 年占领开封时，他受命负责礼
仪和起草诏书，随后继任南京的一个职位，之后，在穆宗统治时期又担任了
十多年的翰林学士。他深受景宗的器重，官职稳步晋升，直到979 年成为北
府宰相。983 年圣宗即位时，他试图告老还乡，但被拒绝并被另外加授中书
令的职务。室昉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他主持了招纳贤才和减轻人民税收负担
的一系列改革并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90 年，他再一次请求致仕并获准常住
南京。993 年他推荐韩德让代替他的职位并被任命为荣誉性的上京留守（译
者注：据《辽史》本传，应为中京留守，而实际上有可能是南京留守）。不
久，他就死去了。
韩德让②也是一位出身蓟州的汉人，但他的背景与室昉有很大的不同。他
的祖父韩知古③自幼被契丹人俘获并成为阿保机皇后家的成员，很快获得了阿
保机的信任。契丹领袖让他主持管理汉人的机构（汉儿司）并负责宫廷礼仪。
他和另一位中国降人康默记④建议阿保机建立汉城，被授予听起来很高的头衔
左仆射和左尚书。在整个阿保机时代，他都声名显赫。926 年康死后，韩知
古成为中书令。他是契丹国最有势力的汉人家族的始祖。
① 她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1，第1201—202 页。
② 有关这一制度，见[541]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25 年）》，第1
91—92、206—12
页；[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25 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
，第44—1 页。
③ [645]《辽史》，卷8，第90 页。他的传记，见《辽史》，卷78，第1267—268 页。
①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9，第1271—272 页。
②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291 页，他后来的名字为耶律隆运。他
以一系列的名字
在历史中出现。1001 年，皇帝赐他新名德昌。1004 年，他被赐予皇姓耶律。1010 年，在
他临终前，他又
被赐予新名隆运。他没有儿子，而他兄弟们的子孙直到辽朝灭亡都地位显赫，仍继续使用
韩姓。有关他的
家庭，见[769]李锡厚：《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③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4，第1233 页。
④ [645]《辽史》，卷74，第1230 页。
他的儿子韩匡嗣（死于981 年）①深受阿保机的遗孀承天皇太后的喜爱，
成为阿保机先庙的长官（详稳，辽官名）。他与皇室关系密切，所以虽在穆
宗时的960 年参与喜隐谋反，却得以幸免。在10 世纪60 年代，他成为还是
皇位继承人的景宗的密友。在登上皇位后，景宗先后任命他为上京和南京的
留守，并担任了枢密使。在979 年宋朝入侵时，韩匡嗣被击败并弃军而逃。
景宗想要处死他，但皇后与内戚为他求情而救了他。981 年，韩匡嗣被任命
为西南招讨使，不久即死去。他不仅对景宗有着强烈的私人影响，而且还是
一位强有力的贵族，他拥有自己的私属城邑，此城在991 年才成为一个正式
的州。他有五个儿子，他们为韩氏家族的百年政治权力奠定了基础。②
韩匡嗣的两个年长的儿子韩德源（大概死于980 年）和韩德让（941—1011
年）在景宗即位前均在其藩邸服务。韩德源于960 年到979 年期间历任各种
职务，但在约980 年死前使自己留下了贪污腐化的名声。③韩德让④被景宗选
拔继承他的父亲韩匡嗣为上京和后来南京的留守。他在979 年抵抗宋朝入
侵、保卫南京的战斗中崭露头角并被任命为南面行政系统的枢密使。当景宗
去世时，他和耶律斜轸接受遗命，主持拥立年幼的圣宗为皇帝。皇太后非常
喜爱和尊重他，韩德让稳步地成为辽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宋朝史料也许出
于恶意，把他说成是皇太后的情人。最后在1004 年，他被赐予皇姓耶律。他
的三个弟弟也占据了要职。他们中最重要的是韩德威，他继承了他父亲西南
面招讨使的职位，从983 年到10 世纪末，一直负责处理党项人的事务。①
圣宗初年其他有权势的人物是契丹人与皇族成员。耶律斜轸②是统帅（于
越）耶律曷鲁的孙子，在969 年就已被皇太后的父亲枢密使萧思温推荐给景
宗。景宗对他印象很深并将皇后的侄女嫁给他。他在979 年与宋作战时崭露
头角并赢得了皇太后的信任。圣宗即位后不久，皇太后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
的仪式以确保他的忠诚。小皇帝与耶律斜轸在她面前相约为友，互相交换了
弓矢鞍马。③皇太后随后授予斜轸许多重要职务，任命他为北院枢密使。他一
直到1004 年与宋作战期间死去前都很有权势。另一位帮助稳定统治的契丹人
是统帅耶律休哥，他从984 年一直到998 年去世前都担任枢密使的重要职务，
而且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战争中都发挥着作用。④
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韩德让稳步登上顶峰的大致步骤：当998 年耶律休
哥去世时，韩继承了他的职位于越，而当斜轸一年后死去时，他又担任了他
的北院枢密使之职，他除了原先的南院枢密使一职之外，又占有了这两个职
位。从999 年到1011 年，韩掌握了辽朝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领导了其下的
中原和契丹两个组成部分，这远远超过了他前后任的任何大臣。⑤
① [645]《辽史》，卷74，第1234 页。
② 见[80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5 号，
第2—页。
③ [645]《辽史》，卷74，第1235 页。
④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291 页。
① 有关韩德威的家族及其半契丹化身份，见[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
907—125 年）》，
第220 页和注420。
②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302 页。
③ [645]《辽史》，卷10，第111 页。
④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299 页。
⑤ 见[667]万斯同：《辽大臣年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3 号，第
8—页。韩从999
当承天皇太后活着的时候，她专权是毫无疑义的。这些重臣是皇太后的
人，而新皇帝则完全受他的母亲控制，甚至当他成年时，他的母亲还当众呵
斥他，有时还打他。新皇帝即位后不久，她就采取了一项非常措施以确保她
摄政的权力。在辽朝统治者正式登基前，他要正式通过重要的契丹宗教仪式
再生仪，在这一过程中，他象征性地再一次降生。①在契丹部落贵族的眼里，
这一仪式确定了新皇帝的统治权力。在这一情况下，皇太后本人不是一次，
而是至少三次经历过这种仪式，其中第二次是在984 年，而第三次是在986
年。以后，担任摄政的皇太后们也都举行同一仪式就职。
皇太后并不是一位反复无常的暴君，而是一位深深懂得权力的现实性和
统治艺术的统治者，她总是愿意听取他人的建议。她赢得了辽朝官员，无论
是契丹人还是汉人的极大忠诚。她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朝政管理人才，而且还
仿效阿保机的皇后（应天皇太后）成为一位军事统帅，领导着她自己的、能
够投入1 万骑兵的斡鲁朵。②甚至在1005 年承天六十多岁时，她还指挥军队
同宋作战。《辽史》很贴切地概括了她的成就：“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
多。”③
圣宗时代是辽朝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从983 年到1031 年的一系列流血
与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契丹军事力量扩展到了极限，虽非全部以胜利而告终，
但以结束了北亚一个世纪的局部冲突和不稳定的和解与各方力量均衡而结
束。与宋在1005 年的和解和与高丽在1019 年到1020 年间的对峙标志着辽朝
与主要邻国的大规模战争状态的结束。在国内，这一时代也经历了奚的最后
和平并入、渤海人大规模叛乱的被镇压、西北诸部落的平定。只有辽朝与新
兴国家西夏的关系问题和与女真诸部旷日持久的纷争问题还在下一个统治时
代干扰着各方力量均衡。这些事件在北亚产生了一种力量均衡并一直延续到
12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它们和正在从内部转变的契丹国家的基本变化一样，
在同一时间发生。正是这些变化，将新的中原影响施加于行政管理之上，这
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
年占据着所有这三项职位，直到1002 年七月，另一个汉人邢抱朴成为南院枢密使。然而，
在1004 年初邢
死时，这一职位又归还给韩德让。
① [645]《辽史》，卷53，第979—80 页；[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书，第273—74 页。据《
辽史》，卷116，
第1537 页，规定每12 年重复一次。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339—47 页；
[694]王民信：
《契丹的“柴册仪”和“再生仪”》。
② [645]《辽史》，卷31，第367 页；卷35，第404 页。
③ [645]《辽史》，卷71，第1202 页。她的姐姐胡辇，嫁给了圣宗的叔祖罨撒葛，也是一
位有成就的军事
统帅。罨撒葛死后，她掌管他的斡鲁朵，并进行了平定远在西北的阻卜部落的战争，在那
里，她于鄂尔浑
地区建立了要塞可敦城。见《辽史》，卷13，第145、149 页。1006 年，她由于参与谋反
而遭到监禁，但
此事的细节并不清楚。她在1007 年死于监禁。见《辽史》，卷14，第162—63 页；[595]
叶隆礼：《契丹
国志》，卷13，第142 页。
朝政的变化
考试制度
早在太宗时期，就有一些选拔政府后备官员的考试，但是在景宗统治时
期的977 年于南京建立一个考试机构之前，并没有正式的和有组织的考试。①
首次进士考试于988 年举行，②考试延续到辽朝末年，起初像唐朝那样定期举
行，以后则变得不定期。开始，每次考试只产生一名或两名候选人，但在大
约公元1000 年以后，则有20 名或40 名，有时是更多的候选人通过每次考试。
③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进士都能够当官；后来，金朝政府宣称他们的先朝辽只给
每十个合格者中的两个或三个人安排职务。①也许使汉人官员中产生出大量精
英人物的考试在实践上的成功，起初还不及其作为正式中国王朝规范行为和
尊奉中国社会准则而从公众中选拔人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②
辽朝汉人高级官员的儿子和孙子们也像唐朝那样享有入仕（荫）的世袭
权利，而且这样的新人选通常比考试合格者更有前途。这一做法同契丹人世
袭继承（世选）的普遍传统做法相符。许多职务是为耶律氏和萧氏这些特殊
氏族的成员所设置的。契丹人被禁止参加汉式科举考试。圣宗死后不久，皇
族的一个杰出的学者式成员耶律庶箴，由于允许他已成年的儿子非法参加进
士考试，而被责罚了200 皮鞭。③他的儿子不再被任用，后来还是因为能够通
过连续用三支箭射杀三只野兔来证明其精通真正的契丹武功——射箭，才被
提升。④汉式考试所设置的科目有时也有独具特色的契丹式特点：在1036 年，
进士考生必须以《日射三十六熊赋》为题撰写他们的韵文（赋）！⑤
历史记录的系统保存
在圣宗朝以前，似乎有宫廷日记人员，而且一些历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传说的作品被受命编纂。在941 年一件有关王朝创始人奇首可汗的事迹被
官方编纂；⑥而在太宗时期，《七贤传》（七位名流的传记）写成。①
在圣宗时代，已有历史编纂机构国史院和国史负责官员监修国史。在991
年他们呈献了第一部辽朝的实录，这些景宗统治时期的记录被分为20 卷，监
修国史室昉按传统方式获得奖赏。②我们还知道在圣宗时代一种每天的记录
① [645]《辽史》，卷8，第64 页。
② [645]《辽史》，卷12，第133 页。
③ 见[541]《中国社会史：辽》里的表格，第491—92 页。
① [646]脱脱等撰：《金史》，卷51，第1129 页。
② 有关这一问题的极好概括，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54—64 页。
③ [645]《辽史》，卷89，第1351 页。
④ 他和他的父亲均是精通汉语的作家，而且据说儿子耶律蒲鲁在六岁时就能够读懂契丹大
字。他的父亲还
是提倡扩大契丹姓氏、不局限于耶律和萧氏的官员之一。
⑤ [645]《辽史》，卷18，第217 页。
⑥ [645]《辽史》，卷4，第49 页。
① [645]《辽史》，卷77，第1259 页。
② [645]《辽史》，卷13，第141 页。
（日历）——以后实录据以完成的原始材料——已经被编纂，而在1003 年官
员们被告诫“修日历毋书细事”。③1011 年规定：“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
④到兴宗朝的1044 年，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担任翰林都林
牙、兼修国史的萧韩家奴⑤把大量中国历史著作翻译为契丹文，⑥而且还同两
位杰出的契丹学者耶律谷欲和耶律庶成开始⑦早期实录的编撰。
大约在994 年辽朝第一次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历法。⑧
法律编纂
10 世纪80 年代辽帝国逐步汉化的发展趋势，还可以通过按照汉人方式
编纂早期混乱与不规范的一系列法律措施来印证。当时口头的契丹习惯法适
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部落民，而唐朝编纂的法律适用于汉人。重视以汉式法律
作为适用于所有臣民的标准法律似乎归功于皇太后的影响，她以汉式法律为
基础，非正式地解决了在她之前出现的所有争端。①
在983 年，由南京地方当局呈献的唐朝法典被下令翻译成为契丹文以供
北府行政官员们使用。②通常，唐律载明的刑罚比契丹习惯法量刑要轻，而且
唐律更系统更合理。汉式法律至高无上的另一表现是994 年的一项规定，即
任何契丹人违反了十恶罪——一个纯粹的汉式观念，建立于儒教伦理价值之
上——之一，与汉人同罪。③1027 年，一部汉式法典被下令编纂修订。④该项
工作完成于圣宗死后。
对辽朝所有臣民都适用的汉式法律的实施，导致了契丹人内部的敌对反
应，圣宗死后的1031 年，新皇帝的弟弟、北面官的首领耶律重元要求五京各
自设立一个契丹警巡使，以监督法律的执行。这或许是作为对契丹人情绪的
一种让步。⑤
作为辽朝统治者中一位公正的，也许是最优秀的皇帝，圣宗留下了美名。
但即使是他，也要对武断的个人裁决负有责任，特别是当他喝醉酒时。鉴于
此前穆宗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因此在1014 年，他下令在他喝醉酒的情况下，
他的大臣们不要根据他的各种决定行事，而是要等到翌日由他复查他的决
定。
③ [645]《辽史》，卷14，第158 页。
④ [645]《辽史》，卷15，第169 页。
⑤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03，第1445—450 页。
⑥ [645]《辽史》，卷103，第1450 页。
⑦ [645]《辽史》，卷103，第1450 页；卷104，第1456—457 页。
⑧ [645]《辽史》，卷42，第518 页。
① 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 编，第11—
4 卷，卷123，第
1899 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45—646 页。

② [645]《辽史》，卷10，第110 页。
③ [645]《辽史》，卷13，第145 页；卷61，第939 页。
④ [645]《辽史》，卷17，第201 页。
⑤ 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辽史》，卷112，第1502 页。关于1044 年推迟已久的建议
的执行，见《辽
史》，卷19，第230 页。
国家与农业
10 世纪末，辽朝的经济还是支离破碎的：北方诸部落保持着他们的草原
生活方式，依靠他们的牲畜和最低限度的农业生活；但南方的奚人则一直从
事农业，渤海人也是如此，而且在占领十六州以后，其原有的汉族农业人口
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中心和契丹帝国人口最稠密的部分。圣宗时政府开始采取
一些措施来发展交通，鼓励发展农业和保证合理的税收。
在整个圣宗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许并鼓励开发和清理荒地，
而荒地的耕作者将要作为纳税人。有时候，土地连同耕牛一起分配。1014 年
的禁止诉讼妨碍农业的法令或许与这些措施有关。996 年禁止军队无故行猎
和破坏庄稼。监察官被派出查看庄稼和鼓励农业与果树种植。有时皇帝还亲
自检验收成。
类似的措施一直延续到约1070 年。引起持续争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区灌溉
士地以种植稻谷的汉式举措。在景宗统治时期（969—982 年）这样的建议被
拒绝，1064 年一项禁令被重新强行实施。在1068 年，最终下令允许种植稻
谷，但军事要道除外。由于水渠与稻田的布局将会构成契丹骑兵作战的不利
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绝理由显然是基于军事考虑。
道 路
在圣宗朝初期（984—989 年），为方便马车通行和发展邮传制度而注重
修筑道路与桥梁，这对于上传下达的便捷是极其重要的。①在1027 年，出于
安全考虑，官道两旁各宽30 步的狭长地区被下令清理出来。
赋 税
契丹的税收历史几乎不可能完全阐明。部落民有传统义务提供皇帝需要
时所设定的劳役或赋税。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绝大部
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缴纳的。这里的赋税比所有契丹地区的还要重。至少
宋朝史家认为，辽朝税收比宋帝国要沉重得多。汉人百姓的劳役似乎没有规
律可循，人力的专门调用有时很少考虑农业生产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辽朝末年，其全部税收也没有达到正常的汉式水平。912 年，在
阿保机的汉人谋士韩延徽（882—959 年）的建议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
设立赋税制度。他们继续施行唐朝制定的两税法，加上各种附加税诸如农业
履行税，而且他们经常征发人力强迫劳作。海盐和湖盐被征调以实行盐的专
卖。还有酒、粬和其他各种商业税在榷场交易和货物运输中加以征收。
圣宗时代没有新的发展，但很明显，多次战争的消耗导致财政拮据。991
年首次进行了一次土地测量①和人口调查登记，997 年进行了各斡鲁朵部民人
口的调查登记。②在10 世纪90 年代政府多次通过各种方法来重新调整赋税：
① [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64—65 页。
① [645]《辽史》，卷13，第139 页。
② [645]《辽史》，卷13，第149 页。
991 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围地区调查逃税和劳役的情况；③994 年政府
下令建立“均税法”，④这样做的意义还不清楚，当然到圣宗时代晚期，仍存
在着极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继承人下令重新实行新的赋税制度。⑤995 年，一
些地区的赋税增加很多，997 年因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百姓无法承受而减
税。⑥998 年实行了进一步的让步措施，⑦1002 年南京及平州地区又一次免租
税，而且减少了关市税。①
1005 年与宋的和议立即减轻了辽朝的财政拮据状况。宋朝政府提供的岁
币占辽朝全部国库收入的很大比重。可是以后几年中新的贸易税又被征收，
沉重的赋税继续实行。
货 币
甚至在阿保机时代之前，契丹就曾铸造铜钱，而且太宗统治时期（927
—947 年）曾任命过一位官员掌管钱币和铁器的铸造。傀儡后晋政府的建立
者与契丹的忠实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铜钱支援辽朝的经济。但据宋朝俘虏
胡峤的记载，在景宗统治时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丝而不是以钱作为流通的
重要手段。②起初契丹严重倚赖从中原进口的钱币，所以在辽朝统治地区发现
了大量宋朝钱币。只是在景宗晚期，随着982 年乾亨通宝的发行，才开始钱
币的流通和正式铸造。③983 年圣宗即位时开始了另一种新铸币统和通宝。当
几乎一个世纪前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铜钱被发现
后，又带来了一大批储备钱币，而到圣宗统治时代晚期，似乎已供应充足。④
大量宋朝钱币在辽朝领土流通。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币的数量，
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圣宗统治时期以后，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钱币
的铸造仍供不应求。
1055 年钱币供应的危机似乎加剧了。铜和铁的私造与交易被严格管制，
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①从1056 年开始，通行东京铸造的钱
币。②11 世纪剩下的时间，虽然新币于1055、1065、1074、1084、1102 和1112
年被铸造，甚至高丽史书也提到了铜钱在辽朝的广泛应用，但辽朝似乎对流
通中的钱币的质量不大控制。保存下来的辽朝钱币的粗制滥造证实了这一
点。到11 世纪70 年代，开始出现对钱币短缺的传统官方反应：铜器铸造禁
③ [645]《辽史》，卷82，第1290 页。
④          [645]《辽史》，卷13，第145 页。
⑤ [645]《辽史》，卷59，第925 页。
⑥ [645]《辽史》，卷13，第148 页。
⑦ [645]《辽史》，卷13，第149—50 页。
① [645]《辽史》，卷14，第157 页。
② [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 页；[645]《辽史》，卷37，第441 页。

③ 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
信威：《中国货币
史》，第371 页。
④ [645]《辽史》，卷60，第931 页；[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81—87 页；[864]
《中国货币史》，
第370—72 页。
① [645]《辽史》，卷60，第931 页。
② [645]《辽史》，卷21，第254 页。
令（1084 年）和金属与钱币出口禁令（1088 年）。③在1090 年，作为使节被
派往辽朝的苏辙记载道，那里所有流通的钱币都是宋朝的铜钱。④到12 世纪
初期，政府开支开始远远超过其岁入和钱币生产，王朝伴随着严重的钱币短
缺而结束。
中京的建立与奚的最后归并
经过了阿保机统治时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后，从太宗时代起，
奚人最终接受了在契丹国家内同渤海相类似的半独立地位。⑤他们保留了拥有
自己官员的国王，他们作为诸侯向契丹政府纳贡，而不是作为臣民向其纳税。
在10 世纪最后十年与宋的边界战争中，契丹的领土遭受侵犯，这给了奚人一
次他们早已期盼的与契丹人绝交的机会，但他们依然几乎完全保持着忠诚。
在994 年和997 年之间圣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纳贡”体
制终止了，奚王变成领取俸禄的辽朝官员。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领地，建立
了汉式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汉人移民到那里开垦肥沃的土地。1006 年奚王
以前的居所被指定为契丹的中京。①1007 年建立起城墙，汉人从辽东被迁移
到这个新城市定居；一座辽朝的祖庙被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了接待宋、高
丽和西夏使节的馆驿。1009 年为圣宗的临幸做了进一步的准备，而1018 年
到1020 年之间又建立起更多的宫殿庙宇。②
新都城大概作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团的场所使用了一段时间：宋
朝使节宋溥和路振于1008 年访问过中京并留下对它的描述，1013 年来到这
里的王曾也是如此。都城有内墙和外墙，但路振去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人大规
模定居。与其他四个规模相当大的都城（上京、东京、南京和后来于1044
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对小的规模，只管辖有限的地区，
带有很少的下级地方行政区和主要为汉人和奚人组成的编户。但它的建立最
终把奚人并入契丹国家，而且自11 世纪起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在我们的史
料中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③ [645]《辽史》，卷60，第931 页；卷22，第270 页。
④ 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38 页。
⑤ 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8—0 页；[76
8]李涵、沈学明：
《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① 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443—56 页。
② [645]《辽史》，卷14，第163 页；卷16，第184、185、188 页。祖庙于1019 年为景宗
、1020 年为太祖
而建。
对外关系
尽管圣宗统治下契丹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制度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最重要
的变革却发生在对外关系上。在他即位时，辽朝仍然与宋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与高丽王国几乎隔绝，而且仍然面对与他们的属民——东面和东北的女真与
西南和西面的各种党项人和蒙古诸部落之间经常性的难题。到他的漫长的统
治时代晚期，与宋和高丽宫廷之间的稳固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导
致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与宋的重新敌对，986 年
宋太宗979 年侵辽的屈辱性失败使他渴望复仇并在宋朝宫廷产生了强烈
的反响。980 年，李昉和扈蒙劝说皇帝，宋帝国缺少军事能力重新对辽发动
进攻，但979 年的屈辱使大臣们痛心疾首，他们经常以活灵活现的侮辱性言
词提到契丹，诸如应当受到充分惩罚的祸害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等等。到985
年宋已准备发动另一场大规模入侵，而且这次他们试图与高丽国王组成联
盟，以对辽发动联合进攻，“保卫他们共同的文明准则”。①
986 年，太宗再不能继续忍耐了，他动员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把契丹
人从“失地”赶出去。三支军队在河东的雁门和飞狐与河北的雄州同时穿越
国界。宋军最初粉碎了边界防卫力量并占领了一些边界领土。一些辽朝边界
指挥官叛降宋朝。但形势很快逆转，辽军统帅诱使入侵者深入其领土，远离
他们的供给线，然后加以包围并从各个方面进攻他们。辽军在三个战场都赢
得了巨大胜利，宋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虏。②
这次入侵不仅对宋来说是又一场军事灾难，也给辽朝边界地区造成了严
重的混乱与破坏，在那里许多人逃离家园；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区是入侵的主
要目标，那里遭到破坏而且许多年不能恢复。然而，数以千计的宋朝降军被
编入辽军，一些宋朝官员和科举进士被吸收进辽朝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
宋太宗和他宫廷里的一些人仍然决心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988 年和989
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们廷议对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协调现实与皇帝最后
一次主张中国宗主权的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们面临着棘手
的问题。一个边界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被提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面临劲敌
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并没有策划新的重大战役。
辽与高丽的关系
在10 世纪的最后20 年，辽朝发现自身不仅陷入与宋，而且陷入与棘手
的女真边界部落，与东面的高丽，与西面鄂尔多斯地区正在形成的党项人国
家——西夏的敌对状态。
契丹人与高丽的关系直到10 世纪80 年代才变得比较重要。在契丹于926
年侵占渤海的严峻时期，冲突迫在眉睫，而高丽恰处于政治分裂时期。在9
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罗国家开始崩溃，叛乱首领已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后
① 见[535]王赓武：《小国的辨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第53 页。
② 关于战争的详细记载，见[869]程光裕：《宋太宗对辽战争考》，第95—61 页。
高句丽在北部，后百济在西南，而王建领导的一个叛乱政权位于西海岸。918
年，王建篡夺了后高句丽的领导权并于北部与西北部建立起高丽王朝（他以
其庙号太祖而闻名，918—943 年在位）。这样，在926 年高丽被分成三个国
家，完全没有能力参与保卫渤海，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直到935 年新罗才最
后投降高丽，而直到936 年以前，高丽国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济并重新统一半
岛（见地图5）。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丽王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扩张并在平壤建立了一个新
的“西京”，①以加强其在北部的地位。作为自封的古高句丽国的继承人，他
们的统治者试图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鸭绿江流域的领土。然而，由于这一
地区被许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遗民所占据，所以仍没有急切的
理由与契丹发生冲突。再者，在高丽宫廷，任何向北方的领土扩张都受到强
有力的反对。许多贵族和官员强烈地认为，高丽国家像新罗时代一
样，应当将其统治目标限制于半岛。①
不过，契丹人对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辽阳周围对众多渤海人
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变了形势。在926 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领土都
并入辽国版图，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认辽朝的统治。渤海王室的许多
成员已逃到高丽避难。渤海自身是由残留的高句丽统治精英建立起来的，因
此把东北高丽王朝看作是远亲和潜在的同盟。②再者，在辽朝边界之外，有三
支渤海人保持着独立：今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辽宁
省鸭绿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强大的一支，于926 年在牡丹江
流域建立起独立国家定安国（朝鲜语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
前渤海国的上京（今吉林省东京城）。③
975 年定安国与辽发生冲突。一支契丹讨伐军被派去进攻定安国，但失
败了。在985—986 年，辽再次侵入这一地区。而在10 世纪80 年代，契丹与
生活在鸭绿江流域的各个女真部落之间产生了许多麻烦，宋试图与后者建立
某种反契丹的同盟。991 年辽在鸭绿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个带有驻军和军事
殖民地的堡垒，以阻挡女真和宋之间通过海上进行联络。
所有这些举措对高丽产生了威胁。当高丽国王定宗（945—949 年在位）
动员了一支强大的防御部队和辽意识到高丽会是多么强大的对手时，辽朝于
947 年入侵高丽的计划中途流产。直到10 世纪80 年代，契丹和高丽的关系
仍很疏远，因为女真诸部和定安国为高丽北部边界和辽边界提供了一个缓冲
地带。但到990 年，辽明显想要吞并这一地区。辽朝重新恢复紧张局势的新
举措不仅暴露了辽和高丽之间潜在的不和，而且把它与更广泛的国际形势联
系起来。
从962 年起，高丽与宋一直保持着文化和外交关系，①就像他们以前同五
① 这可以根据显示其中有一些带有相当多的戍守部队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
断出来，载[807]
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第79—1 页。
① 关于高丽宫廷态度两极分化的明晰分析，见[419]米歇尔·C.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
国家意识：辽、金
对高丽的影响》，第152 页。
② 关于这一关系，见[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03 页。
③ 关于定安，见[532]和田清：《定安国》；[182]日野开三郎：《定安国》。
① 见[302]丸龟金作：《高丽与宋的交往问题》。
代依次保持的关系一样。963 年国王光宗（949—975 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
册封。到10 世纪，高丽人在各个方面彻底地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浸染，他们
仇视、瞧不起却又害怕契丹人。这样，当985 年宋朝皇帝试图争取高丽作为
保卫共同文化传统的同盟者时，他们是把它建立在有说服力的真实情感之上
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他们的同盟付诸实践。因此，在986 年宋朝
入侵期间，高丽拒绝出兵向辽进攻。
至于契丹人，则相信高丽对他们的东部边界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契
丹对女真和定安国的进攻加剧了紧张局势。契丹人也许还担心高丽会鼓励辽
朝统治下庞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离，这种分离最终导致了1029—1030
年的大规模叛乱。
在992—993 年，辽朝东京留守萧恒德②受命入侵高丽。他率领一支号称
80 万的大军越过边界，要求把前高句丽鸭绿江南北的领土割让给辽。高丽宫
廷向宋求援，但无人相助，宋和高丽的“同盟”再一次证明是虚假的。然而，
高丽人能够很好地自卫并准备了强大的防御。他们的国王成宗（982—997 年
在位）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北开到平壤。与此同时，在经过几次战役后，
辽军主力向前开进到清川江。正在这时，似乎辽军指挥官断定征服高丽是不
可能的，所以开始在辽军主帅萧恒德与高丽指挥官徐熙之间进行谈判。最初
辽让高丽在完全投降或灭亡之间作出选择，而高丽则倾向于屈服。但徐熙勇
敢的坚韧不拔使他们达成了谈判协议，即高丽成为辽名义上的附属国，而且
断绝与宋长期建立起来的联系。高丽国王受到辽朝皇帝的册封。高丽被授权
自由处理鸭绿江流域南部女真诸部落，而他们也及时地据此采取了行动：徐
熙于994—996 年率领他的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并建立了一批堡垒以维持和
平。①
自994 年起，双方开始经常互派使节。994 年成宗进献给圣宗一些女乐
人，圣宗似乎出于儒家道德观念，谢绝了她们。几批高丽学生被派去学习契
丹文。996 年国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节请求联姻，辽朝宫廷答应把萧恒德的
女儿（她的母亲是出身于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给他。当997 年成宗死后，998
年契丹宫廷正式册封他的继承人王诵（庙号穆宗，997—1009 年在位）为国
王。
在以后的数年里，辽致力于入侵宋朝和随后的和约谈判。在999—1000
年和1004 年的战争期间，高丽—宋朝同盟的恢复毫无可能：每一次高丽国王
都正式向辽朝宫廷祝贺对宋的胜利。
对宋战争
宋辽军队自10 世纪80 年代起就沿边界互相对峙，时而爆发局部战争。
994 年宋朝宫廷采取了一些试探性步骤以建立和平关系，但都被辽朝拒绝。
双方宫廷彼此之间都有强烈的领土要求。宋朝统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
年由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契丹提倡雪耻之战的人，则被986—987
年他们轻易而举的胜利所鼓励，渴望重新占领莫州和瀛州，这两个州是938
②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8，第1342—343 页。在高丽史中一般用他的称呼逊
宁来指他。
① [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25 页和地图，第127 页；[173]韩■劤：《高丽史
》，第138—39
页；亦见[419]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第154—56 页，他对传统记载的准确
性提出了疑问。
年后晋割让给他们的诸州中最南面的两个，959 年被后周夺去。这一地区他
们称为关南，即“关隘的南面”。
10 世纪90 年代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与高丽的战争，敌对的宋—
高丽同盟的威胁已经缓解。与此同时，中国西北党项人的西夏王国在他们好
战的首领李继迁的领导下，正成为宋朝边界的巨大麻烦。在另一个党项人首
领于982 年降宋后，李继迁仍然顽强地保持独立。986 年李继迁叛宋后向辽
称臣，并作为附属统治者被授予各种职位和称号。989 年春季，他被赐予一
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公主”称号的皇族成员，而且第二年李继迁
正式被辽宫廷册封为西夏国王。
这样，西夏和辽之间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正式同盟，但这是相当不稳定的。
992 年，在得知西夏与宋正在秘密谈判后，契丹派出了一支由韩德让的弟弟
韩德威率领的讨伐军沿黄河上游进攻西夏领土。在997 年和1001 年，生活在
辽朝领土西部的其他党项部落发生了进一步的骚乱。虽然李继迁极不听话，
但他仍保留了对契丹的臣属地位，而且，他的军队仍能够威胁宋朝漫长的西
北边界。
随着997 年真宗的即位，宋朝宫廷不再由马背皇帝统治，而是由北宋所
有君主中也许最为消极的皇帝领导。辽廷的领导阶层也发生了变化。998 年，
在任最久的契丹统帅耶律休哥去世。到第二年夏末，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军
事动员以对宋作战。恰好在这次战役的准备阶段，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亦去
世，这使韩德让成为契丹国内皇帝和皇太后手下最强有力的人。辽军的进攻
首先指向定州的重要战略中心，进攻遂城县城。辽军的首次进攻被击退，但
在冬季，辽军在同一地区赢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与此同时，另一支契丹
军队向东深入到瀛州。在瀛州附近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后，这支军队又向南深
入，直到乐寿（今河北献县）。然而，辽军没有能够占领定州和瀛州的州城，
而且1000 年新年后，终止了进攻，军队也解散了。
1001 年冬季，辽军这次由皇帝本人率领，又侵入定州东北部，而且在遂
城击败宋军。这次宋军向东深入反击，而在这次进攻被击退后，又恢复了对
峙局面。1002 年夏季再次发生边界冲突，1003 年辽军在萧挞凛率领下重新对
定州发动进攻，这次他们深入望都，在那里的战役中他们俘虏了一个名叫王
继忠的指挥定州地区军队的宋朝重要官员。所有的这些季节性攻势似乎并没
有导致对宋朝领土的永久性占领（见地图6）。
1004 年，辽廷决定全面入侵。在八月份，有消息传到宋廷，契丹轻骑袭
击了莫州和冀州之间的地区，但已撤退，好像并不愿意与宋军交战。①雄州长
官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奏请批准沿海州县打开沿运河和海岸的水闸，淹
没广大地区以阻止契丹对那一地区的任何进攻。②几天后，宋廷下令在定州地
区部署了最精锐的军队并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对青年男子进行了军事总动员，
以武装和训练他们进行地方防御。
入侵开始于秋末，辽军由皇帝和皇太后亲自指挥。西部大军最初沿前些
年的同一路线进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③但他们并没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
是转而向南于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后迅速向南横扫河北西侧。与此同时，
①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1 页。
②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2 页。
③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5—266 页。
军队的另一部分分出来攻打瀛州，这是北方平原地区极其重要的要塞，也是
契丹想要重新占领的关南地区的中心。这座城市被包围了两个多星期，双方
军队进行了艰苦的争夺，但契丹最终没有能够占领这座城市，因此他们的军
队撤下来转而向南前进。十一月，他们在洺州（今邯郸东北）击败一支宋军，
并推进到靠黄河北岸的澶渊（有时读作tan-yuan），在那里，在真宗指挥下，
宋朝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进
抵抗。契丹军离宋朝都城开封不过100 公里。
激战在此地发生。在首次出击中，率领军队穿越河北的契丹统帅萧挞凛①
于伏击中被远距离弓弩射死，契丹人的进攻被击退。契丹军队同时对附近的
通利军也发动了一次快速但只是破坏性的袭击。
和平谈判已进行了一段时间。②甚至在1004 年入侵发生前，宋朝就害怕
军事冲突并渴望和解。契丹人虽然曾诉诸武力，但也愿意谈判。契丹一方的
关键人物是王继忠，他是在1003 年被契丹人捕获的宋朝官员。③在赢得皇太
后的信任后，他被任命为户部使，并娶了出身于阿保机最早的汉人谋士之一，
康默记家族的一名妇女为妻。王继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将领，而且曾
经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务于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宫
廷机构中效力。他的宋朝方面的对手是毕士安（938—1005 年），毕和王曾
一同效力于真宗家族，而且现在是真宗的顾问。毕士安鼓励真宗亲自到前线
并且推荐寇准（961—1023 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迹象。
在皇太后的赞同下，王继忠通过宋朝莫州长官向宋朝皇帝递交了一份国
书，宣称辽廷希望恢复友好关系。④在辽军占领了他们要求的关南的领土后，
这份国书被递交。宋朝皇帝很惊讶，而且最初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但他最后
被说服开始谈判。然而，这一开端由于王钦若（962—1025 年）延迟派遣宋
朝使节的胡乱行为而被推迟了几个星期。然而，这一耽误却有利于和平：到
宋朝使节曹利用（死于1029 年）赶到辽朝帅府时，双方已做好谈判的准备。
宋朝已阻止住了辽军的前进而且占据了有利的设防位置，以强大的力量与辽
军对峙。而辽朝达到了占据关南州县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领土。
辽希望宋割让这些领土以交换和平，否则和平就不能实现。曹利用坚决
拒绝了辽的所有领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纳银和绢来代替。他警告说，改变
这一建议的惟一后果是继续战争状态。辽朝让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条款，也
许应归于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已陷入军事僵持状态。契丹人意识到从长远看他
们的境况已远非强大，虽然他们正在朝宋朝都城进军。他们的军队与太宗947
年占领开封时所处的形势一样。他们被困在由未受损失的宋军从东西包围的
① 萧挞凛在宋朝史料中以萧达览的名字出现，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曾参与早期同宋
朝、高丽以及跟
随皇太后的姐姐胡辇在蒙古边界的战役。见[645]《辽史》，卷85，第1313—314 页。
② 这些事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辽朝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55 页，注
45；[645]《辽史》，
卷14，第160 页，声称是宋朝提议谈判的；宋朝史料则声称辽朝先提出谈判要求，见[644
]脱脱等编：《宋
史》，卷7，第125 页；[595]《契丹国志》，卷7，4a。[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
，第1268—269
页，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以下我将要谈到。
③ 有关他们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1，第1284—285 页；[644]《宋史》，卷279
，第9471—472
页。
④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 页；[644]《宋史》，卷7，第125 页。
狭长地带，甚至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内，一些只是被辽朝轻骑绕过的具有战
略意义的州县和要塞也仍然在坚守。这些强大据点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
州。实际上，辽军面临着被切断归路和困于敌境的危险。
澶渊之盟，1004 年
谈判仅仅几天之后就签定了和约，而且双方宫廷交换了记载和平条款的
盟书。他们达成如下协议：
1.宋朝应当每年提供给辽朝绢20 万匹和银10 万两以作为“助军旅
之资”。
2.边界应当认真划分。
3.双方应当采取严格措施制止对边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对
另一方耕种土地进行侵扰。
4.任何一方不得对逃犯提供庇护。
5.可以对边界现存要塞进行修整，但不得沿边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
渠。
6.双方应当遵守条约，为避免违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庄严誓言
宣誓证明，他们应当致力于友好关系，而且他们互相尊重领土完整。
其他协议规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两个帝国之间外交与商业交往的规范。
这项条约中所使用的术语有着深刻的象征性意义。宋朝坚持每年给辽的
岁币应当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
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朝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开封的朝廷认为这只
是财政事务，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宋廷称呼他的北方邻居为“大契
丹国”或大辽国，而契丹则称宋为“南宋”。两朝彼此以“南朝”和“北朝”
称呼对方。他们的君主结成了虚构的“兄弟”亲属关系。宋朝皇帝将称辽朝
皇太后为他的叔母，辽朝皇帝为他的“皇弟”，而辽朝皇帝则称呼宋朝皇帝
为“兄长”。①这一关系使他们陷入仪式交换的无休止的循环中，在这些循环
中，契丹和宋朝使节在对方宫廷中的待遇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每一国家遵
守另一国家已故皇帝个人名字的避讳。在新年庆贺，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后
去世，以及新君登基这样的仪式场合，要互派特使。
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它为一个
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
得到加强和保障。通常在地方当局间有一些小的侵扰，而在1042 年和1074
—1076 年间则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
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
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取得了
① 两位君主的彼此称呼以及两宫皇太后的亲属关系，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年龄和辈份，而且
每一统治时期都
会改变。见[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107 页的表格。实际上，它证
明了宋朝皇帝通
常比同时的辽朝皇帝年龄大，因而被称呼为“兄长”，但这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
结果。在其他统
治时期，这一关系是叔侄关系，而且从1076—101 年宋朝皇帝哲宗称呼长寿的辽朝统治者
道宗为他的“祖
父”。
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 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
①
条约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给契丹的岁币被描绘成给宋朝国
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每年送给契丹绢的份额仅仅相当
于南方一个州如越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款项必须置于辽—宋贸易的整体中
去加以考虑。979 年战争之后，贸易持续不断，只是在实际的敌对状态期间
才发生短暂的中断，而条约缔结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恢复。在
这一贸易中，宋朝获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据估算，岁币中银的大约60%，
作为各种中国产品特别是绢的支付款项，最终仍回到宋朝手中，因为北方对
其有着无休止的需求。
尽管资助对于极富有的宋帝国来说并不是一项巨大开支，但它对国库收
入相对不足的契丹来说则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把绢用于自身巨大的国内消
费，比如在和约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们还用大量的绢与他们的邻
居，包括回鹘人、党项人、高丽人和蒙古地区诸部落的部民进行贸易。
因此，这种安排对于双方来说均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价
获得了持久的和平。契丹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来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减
轻了他们南边的边界防卫并致力于国内发展。
与高丽重新开战，1011—1019 年
直到皇太后在1009 年去世，东部边界一直保持着和平，高丽使节还正式
参加了她的葬礼。然而，就在同一年，高丽宫廷发生了一次剧烈政变。西京
（平壤）的地方长官康肇被召唤到首都开京帮助消灭一个密谋废黜国王穆宗
的小集团。在完成他的使命后，康肇本人却杀死了国王而拥立了一个期望在
他的保护下进行统治的新统治者王询（庙号显宗，1009—1031 年在位）。
契丹不顾高丽新国王停战的恳求，派出了一支由40 万人组成的远征军越
过鸭绿江去惩罚这个杀死他们前任附属的凶手。远征军的总指挥是萧恒德的
哥哥萧排押与耶律盆奴。首次冲突高丽获胜，但在第二次进攻中辽军获胜，
康肇被俘杀。辽军占领了平壤北面的几个边界州县。高丽国王试图投降，但
开京的地方长官杀死了辽军使者并准备抵抗。这样一来，辽军就向南进军并
在城外的激战中获胜后占领了开京。萧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并焚毁了都城，
破坏了宫殿、官府建筑和高丽的文档。高丽国王逃到南面去避难，但他的军
队却重新组织起来。辽军开始撤退到边界地区。投降的地区起而反叛，而且
在严冬，军队陷于群山之中，在最后渡回鸭绿江之前被迫丢弃了许多武器与
装备。
于是高丽国王请求和平。但是辽朝要求他亲自来朝觐以履行作为附属的
顺从义务，还要求他割让极重要的边界地区。高丽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是十
年的敌对关系。双方在边界地区设防，而高丽的不妥协则由于一次国内政变
又得到加强，这一政变使武将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丽宫廷。
1014 年，辽朝下令在几个边界州县设防并建造了跨越鸭绿江的一座被严
① 关于澶渊之盟，见[868]蒋复璁：《宋史新探》，第142 页以下；[695]王民信：《澶渊
缔盟的检讨》。用
西方语言对这一条约进行最充分研究的是[444]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
公元1005 年）：
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亦见[204]A.忽瑟维对这一著作的长篇评论，该文提出了许多重
要的修正。
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桥。从1015 年起到1019 年战争不断，1015 年、1016 年和
1017 年辽对高丽的进攻，有时高丽获胜，有时契丹获胜，但简而言之都不是
决定性的。1018 年契丹组织了一支新的庞大远征军，任命萧排押为统帅。军
队在1018 年末越过鸭绿江，但遭到一支人数众多的高丽军队伏击，损失惨
重。高丽军队还切断了他们的归路，所以萧排押向南进军，计划像1011 年那
样占领都城开京。但这次高丽军队沿都城作好防御准备，契丹人则常常被高
丽人的袭击所困扰，被迫向鸭绿江地区撤退。在茶、陀二河之间的龟州，他
们遭到高丽主力部队的包围与攻击，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几千人逃
回辽朝边界。这是圣宗时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结果，萧排押被
剥夺了他的所有头衔与官职，并且失宠。
在1019 年夏末，包括许多部落军队在内的另一支大军被征集起来去进攻
高丽。但现在显然双方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取得绝对胜利。1020 年，国王显宗
派出使者向辽称臣，辽圣宗宽容地赦免了他，1022 年派出一名使节正式册封
他为王。朝贡关系得以恢复，使节定期交换。当1031 年显宗去世时，他的儿
子与继承人王钦（德宗，1031—1034 年在位）被辽廷册封为王。从这一时间
几乎到辽朝结束，高丽始终保持着忠实的属国地位，两国间基本保持着和平。
然而，高丽宫廷没有忘记他们1010 年所遭受的灾难。当重整十年战争期
间所造成的破坏时，他们就此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防御体系。1029 年
在重建的都城开京建起了更坚固的外墙；1033 年到1044 年间，沿从鸭绿江
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个边界构建了防御城墙。高丽不再给它的好战邻居
以冒险的机会。
渤海叛乱，1029 年
标志着圣宗漫长的时代结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严重的叛
乱，即渤海人的大规模叛乱。
在其首任国王倍于930 年逃走后，渤海国的旧有领土部分被并入契丹
国，东丹王国已逐渐并入了辽朝东京道的行政体系。许多渤海旧有的行政组
织被废除，而且在前渤海领土植入了一些汉人和契丹人的定居点，他们中的
许多人是来自皇室各个成员的诸斡鲁朵的士兵。但是，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来说，渤海保留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为了征税的目的，旧有的渤海领土被当
作一个承担纳贡的边界国家来看待，每年交纳1000 匹马和15 万端布的贡物。
①在这一地区没有盐和茶的专卖税，只有极低限度的商业税。
几乎没有疑问，对高丽的战争，由于谷物和人力的大量征集已使东京地
区穷困不堪。而后在11 世纪20 年代，东京连续两个汉人税收长官试图把实
施于南京道的税收体制扩展到这一地区，并强征更加严厉的税收和劳役。这
似乎是由南京的情况所引起的，那儿已经历了数年的饥荒，正遭受着食品短
缺和巨大的税收拖欠。渤海人受命建造船只以运送谷物到现在的北京周围地
区。但这一路途很危险，许多船只和水手覆没。这些变化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叛乱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后裔大延琳领导，他是东京的一名军队指挥官。
1029 年八月，他囚禁了总督萧孝先和他的妻子，杀死了令人厌恶的税收长官
和都指挥使，自立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兴辽。他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高丽
① [645]《辽史》，卷72，第1210 页。
宫廷并请求他们的援助。然而，高丽拒绝给他帮助，所以他很孤立。再者，
鸭绿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挥官也拒绝参加叛乱并把消息通报给契丹地区
长官，后者杀死了大延琳指挥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只有少数被同
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权。
被击败后，大延琳意识到他的军队敌不过辽军，就撤军以保卫他的都城。
在叛乱后刚好一年的时间，他的一名部将背叛了他，向辽军打开了东京的城
门。大延琳被俘，他的残余军队被迅速消灭，他的短命王朝也随之结束。
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烦，东京的新长官萧孝穆迅速对汉人税收长官所
造成的不合理状况进行了调整，并用巧妙手段恢复了秩序。但原有的渤海贵
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诚者外，都被从东京流放，重新安置于中京统治下的渤
海湾沿岸某一地区。许多难民渡过鸭绿江逃进高丽领土，他们当中不仅有渤
海人，还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们最终都在高丽定居下来。①
① 关于渤海人的叛乱，见[645]《辽史》，卷17，第203—06 页；郑麟趾等编：《高丽史
》（东京，1908—909
年），卷5，第71—3 页。
兴宗朝
圣宗死于1031 年六月。他几乎在位半个世纪，因此已60 岁。在病榻上，
他唤来他的亲信大臣萧孝穆和萧孝先以监督其继承人的即位。他的指定继承
人是他活下来的最年长的儿子宗真（1016—1055 年，契丹名字为夷不堇，庙
号兴宗），随即继承了皇位。
兴宗还是一个15 岁的孩子，很明显摄政是必需的，但这产生了一个复杂
的问题。兴宗不是由圣宗的合法皇后齐天后所生。虽然齐天后为圣宗生了两
个儿子，但都夭折了。然而，在1016 年，韩德让的侄女萧孝穆的姐姐耨斤，
作为圣宗的妃子（封为元妃，死后谥为钦哀后），为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
是后来的兴宗，齐天皇后收养并抚育了他。①
虽然圣宗临死前的遗嘱曾命令新皇帝保全齐天后的生命，但新皇帝一即
位，耨斤就开始密谋除掉她，这样，她本人就能成为摄政者。因此，她使齐
天后和她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皇国舅萧匹敌②和她自己的女婿北府宰相
萧浞卜③错误地被牵连于图谋的叛乱中。萧匹敌和萧浞卜被逮捕，送到了上
京，和他们的许多亲戚与追随者被处死。对他们的支持者的清洗持续了好几
个月。齐天后被流放，之后不久，耨斤派人去谋杀她，而她则自杀了。④
这样，耨斤就自封为皇太后而且正式担任摄政。她的生日被宣布为应圣
节，⑤显然，她决心成为辽的真正统治者。在1032 年的元旦，她上朝，受到
了皇帝和宫廷官员们的朝拜，并接见了宋朝使节。⑥
她还对她自己家族的成员们滥赐爵位和官职，尤其是对她的弟弟及其支
持者们。然而，为了达到她的支配目的，耨斤需要更换年轻的皇帝，后者已
被她的行为所激怒。⑦虽然皇帝是她的亲生儿子，但他是在齐天后的家里长大
的，自然深爱着他的养母。1034 年，皇太后与她的弟弟们计划废黜兴宗，而
以他的弟弟重元代替他，①后者是她亲自养育的，所以她认为重元会更屈从于
她的命令。但是，重元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并且把正在预谋的事情报告了他
的哥哥。皇帝立刻采取了行动，剥夺了皇太后的印绶，把她流放到了在庆州
的圣宗陵墓，并且亲自控制了政府。
然而，兴宗并不能完全消除耨斤的势力。她的亲族仍然盘踞着许多权力
部门。1037 年，皇帝试图和解，因此开始用盛大的仪式来对待她，定期去拜
见她以表达他的敬意。虽然她从未原谅他，但兴宗还是恢复了她在复杂的分
权模式中的部分权力。②1037 年，皇帝任命耨斤的弟弟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
① 钦哀后还生了第二个儿子重元和两个女儿。
② 萧匹敌是前大臣萧排押的父母双亡的侄子，他在宫廷中长大，并娶了圣宗的姐姐。
③ 萧浞卜还以萧啜不和萧鉏不里的名字出现，他是曾多次嫁人的公主严母堇的第一位丈夫
。
④ [645]《辽史》，卷18，第211—13 页；卷71，第1202—204 页；卷88，第1343 页。[
595]《契丹国志》，
卷8，第68—9 页，记载稍有不同。
⑤ [645]《辽史》，卷71，第1203 页。
⑥ [645]《辽史》，卷18，第313 页。
⑦ [595]《契丹国志》，卷8，第69 页。
①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2，第1501—503 页。在宋人史料中，他的名字写作
宗元。
② 至迟在1054 年她向宋朝使者王拱臣提倡契丹方式的兄弟间继承，反之，兴宗则重申中
国方式的世袭继
承。看起来，她似乎仍然支持重元作为皇位的候选人。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
77，第4281—282
事实上，以后她有多至五个弟弟都占据着这一职位，而且到11 世纪70 年代
为止，大部分北府宰相由她家族的成员担任。1039 年，皇太后被允许回到都
城，在那里，她像10 世纪80 年代圣宗的母亲所做的那样行了再生礼，当着
契丹贵族的面重建了她的地位。③宋朝宫廷又开始派出几个使节向她表达像皇
帝一样的敬意，这一仪式当她被流放时曾被中断。④
与此同时，兴宗与皇太后家族的几个成员仍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他
还对他的弟弟重元参与平定政变给予了报答，授予他以特别高贵的“皇太弟”
地位。此后，重元于1038 年继承了最高职位——“判北南院枢密使事”，从
1045 年一直到兴宗统治时期结束又担任了北院枢密使和南京留守。最后一项
职务似乎是额外的任命，因为这一职位给予了重元控制庞大的汉族人口的权
力，尽管他在宫廷中似乎更专注于“本土主义的”契丹人的利益，正如我们
以后所要看到的。
这样，兴宗宫廷的政治非常复杂，皇太后和地位更低的重元分别由亲族
和伙伴所组成的竞争集团所支持。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以及更长的时间，是
在建立皇帝与这些包括皇族和后族萧氏在内的各种集团的权力平衡的错综复
杂的政治谋划中度过的。
通常，倾向于赞成汉人统治方式的圣宗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并没有被明显
地违反。随着辽朝所颁布法律的第一次正式编纂，即《新订条制》的颁布，
法律的法典化进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阶段。这受到了汉人模式的深深影响。①
这一法典包括547 项条款，把自阿保机统治时期起所施行的所有法律编在了
一起，于1036 年颁布，并被普遍使用。1046 年，立法的集权控制进一步加
强，地方行政机关受命每年向首都汇报所有的司法案件。②1051 年，法典被
进一步修改。③
然而，新法典留下了许多汉式成文法与部落习惯法之间没有被解决的反
常现象。反对增强法典的汉化和反对给予汉人臣民良好待遇的征兆在圣宗和
新皇帝统治时开始出现。1044 年，在赞成契丹化的重元的建议下，于五京的
各处设立契丹警巡使用以在新的法律制度下保护契丹人的利益。④1046 年，
禁止契丹人将奴婢卖给汉人臣民；⑤而在1043 年，所有居住在帝国南半部的
汉人被禁止持有弓箭。⑥
相反，新叛乱的渤海人的待遇则被放宽。在萧孝穆的影响下，1041 年在
东京道打马球的禁令被解除。①马球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形式。东京留守
特别受命向中央政府推荐他辖区内的“廉干清强”的官吏。②
页。
③ [645]《辽史》，卷18，第222 页。
④ [595]《契丹国志》，卷8，第71 页。
① 受命编纂它的人之一是耶律庶成，他是一位把汉文医学著作译为契丹文的熟练翻译家。
另一个是萧德，
他是一位礼仪与法律专家。见[645]《辽史》，卷89，第1349 页；卷96，第1400 页。
② [645]《辽史》，卷19，第233 页。
③ [645]《辽史》，卷20，第243 页。
④ [645]《辽史》，卷19，第230 页；卷112，第1502 页。
⑤ [645]《         辽史》，卷19，第233 页。
① [645]《辽史》，卷19，第225 页。
② [645]《辽史》，卷19，第226 页。
1044 年，当云州（今大同）升为西京时，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以五京
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西京管辖938 年所获领土的西半部和位于现在内蒙古
的黄河河套北面的阴山地区。③这一领土正式成为西京道的组成部分，有相当
多的汉族人口（见地图7）。
但是，圣宗时期频繁战争的后果成为兴宗时代国内统治的主要问题。很
显然，数十年的战争导致了人民的困苦与混乱，而且有迹象表明契丹战争机
器开始衰退。
最紧迫的问题是由于劳役和兵役的频繁征发所压在富人和穷人身上的负
担，尤其是在遥远的西部和北部边界。在11 世纪30 年代末的某些时期，皇
帝曾就如何对付由于过重的劳役和兵役而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危机与贫穷、国
内的不满和盗贼蔓延等问题，向他的大臣们征求过意见。宫廷最杰出的儒士
萧韩家奴上奏一个详细的奏折，建议从遥远的边界地区撤回过分扩展的要
塞，放弃对契丹人徒劳无益的领土扩张政策。他主张集中兵力，努力加强南
边和东边真正重要的边界。④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皇帝的反应如何。不管当
时的结果怎样，直到11 世纪末，对设在边远的部族的要塞提供后援所造成劳
民伤财的抱怨一直不断。⑤
为了给征集劳役提供基础，1039 年“诏括户口”——下令进行户口登记。
①1046 年下令对军队及其家属进行登记注册，②并在1051 年又对军队户籍做
了进一步调查统计。③军队似乎也已缺少马匹，而这曾经是契丹人的主要资
源。为此，1043 年下令禁止在葬礼时以马或牛为殉葬品，④1048 年又派出主
管官员对马匹进行登记注册。⑤
对军队训练，特别是对汉人军队的训练也存有深深的顾虑。1035 年，军
队受命监督他们的炮手、弩手、弓手和剑手的定期训练。⑥1046 年，皇帝视
察了汉人军队的训练，而他们使用了炮和弓箭。⑦但是，对汉军炮手和弩手拙
劣技术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下一朝。⑧这些技术与契丹传统的骑兵机动作战无
关，但这对他们与定居的邻国宋朝和高丽作战则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关注表
明，当辽朝军队从未能成功地占领一处任何规模的设防地区后，契丹将领们
已认识到圣宗时代作战的教训。
兴宗时的对外关系
③ [645]《辽史》，卷19，第231 页；卷37，第438 页。
④ [645]《辽史》，卷103，第1446—449 页；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557—
59 页。
① [645]《辽史》，卷18，第221 页。
② [645]《辽史》，卷19，第233 页。
③ [645]《辽史》，卷20，第243 页。
④ [645]《辽史》，卷19，第228 页。
⑤ [645]《辽史》，卷20，第239 页。
⑥ [645]《辽史》，卷18，第217 页。
⑦ [645]《辽史》，卷19，第232 页。
⑧ [645]《辽史》，卷26，第308 页，1095 年记事。
兴宗留给其继承人的遗命之一是完整地维持与宋的和平条约，⑨这是保证
王朝稳固的最重要因素。这样，两个宫廷间继续持续不断地定期互派使节。
与高丽也谨慎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外关系的中心问题已转移到西南部，
那里西夏国的力量已迅速增长。西夏已深深陷入与契丹和宋的关系中，它威
胁要用战争吞并整个北部边界。
在11 世纪初期，西夏已开始同时向契丹和宋进贡，并竭力在二者之间挑
拨离间，以捍卫自身的独立并赢得机会扩张自身的领土和影响。他们的野心
针对西部，在那里，他们一直向回鹘人扩张（见第二章）。这一向西扩张使
他们陷入与契丹的冲突中，他们的竞争是为了控制向西的贸易路线，而不是
为了领土。
那时，在现在的甘肃西部有三个独立的地区。凉州控制在吐蕃军阀手中。
在甘州是一个回鹘人的国家，控制着甘肃走廊的中部。再往西，以敦煌为中
心，是沙州政权，由汉人军阀曹氏家族所统治。后者似乎在11 世纪初期还在
回鹘人的控制之下。1006 年，沙州统治者曹[宗]寿向圣宗宫廷派出了一个进
贡使团，这似乎鼓励了圣宗对临近的甘州回鹘人政权的进攻。在1008 年、1009
年和1010 年，契丹向甘州派出了远征军。虽然契丹取得了某些有限的胜利，
于1010 年洗劫了肃州并赶走了那里的居民，但这些战争并没有能够征服同时
受到西夏进攻的这一地区。1027 年，另一支远征军包围了甘州，但没能占领
这座城市，并以撤退的军队在今内蒙古西南部遭到阻卜部落的伏击而结束，
阻卜总是强烈地阻止契丹人对西部扩张的企图。
与此同时，西夏继续逐步合并河西地区（甘肃西部）。1020 年，他们建
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兴州（后改名兴庆，今银川）。到1036 年，他们占领了甘
州地区，虽然沙州直到11 世纪50 年代仍至少保持着半自治，但西夏宣称甚
至塔里木盆地深处的和阗也是他们的附属。1038 年，西夏王李元昊自称大夏
皇帝，并派出一支外交使团到开封，以一封充满挑衅与傲慢的信，断绝了与
宋的臣属关系。西夏新皇帝曾在1031 年兴宗即位不久与契丹公主成婚，但两
人关系不睦，而到1038 年初公主去世时，契丹宫廷派出了一名使节对公主的
死因进行调查。①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辽史》没有提到元昊僭越帝号或契
丹宫廷的反应。
与此同时，宋朝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们首先剥夺了宋廷授予元昊的所
有称号，给他当头一棒，而且中止了党项人赖以繁荣的边界贸易。宋与党项
新国家的关系逐渐恶化，到1040 年边界摩擦逐步升级为全面战争。战争状态
时断时续，一直拖延到1044 年，才由一系列谈判所打破。尽管尽了最大努力，
宋朝军队还是接连遭受惨败，党项人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难以对付的敌手。
在这一冲突的初始阶段，辽廷没有介入，它接受了双方派出的大使，每
一方都告之其在战争中的进展。然而，宋朝陷入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不久就明
朗了，而且，在1042 年宋朝遭受极为惨重的失败后，契丹决定向其施加压力，
以求取得宋对长期有争议的关南地区的领土让步。这一外交压力导致了和平
解决。1042 年，契丹以增加来自宋廷的银、绢各10 万为条件，放弃了领土
要求。条约肯定了1005 年所建立的“兄弟关系”，而且可能契丹还答应宋朝，
他们将努力说服元昊与宋朝签定和约。宋朝认为西夏和辽会成为亲密的同
⑨ [595]《契丹国志》，卷7，第66 页。
① [645]《辽史》，卷18，第220 页；卷115，第1526 页。
盟。但这一同盟只是大而无当的虚构：当1043 年元昊请求辽朝同他一道进攻
宋朝时，兴宗拒绝了他，而且，西夏与契丹之间的裂痕也开始逐渐扩大。
元昊暂时表示愿意与宋朝签定和约，但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而
且他的交往方式被认为是无礼的。谈判拖延了两年，当宋廷得知西夏和契丹
已爆发了敌对行为而且首批契丹讨伐军队在1044 年被击败后，谈判才最后达
成协议。
由于生活在辽朝边境内的一些党项部落民叛乱并逃入西夏领土避难，过
去的同盟之间于1044 年初夏爆发了战争。辽朝指责李元昊煽动了这些部落叛
乱，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们自己在西夏边界设防和禁止部民们所依赖的马
市而引起了麻烦。当叛乱在1044 年被粉碎后，辽朝立即派遣了一支讨伐军进
入西夏领土。
宋朝抓住了自己与西夏谈判的机会。在西夏统治者接受作为宋朝藩属地
位的条件下，于1044 年冬天与西夏签定了一项条约。作为回报，宋朝答应每
年给西夏类似于辽的岁币，虽然数量较少：每年银7.2 万两和绢15.3 万匹，
外加大量的茶叶。边界贸易仍定期举行，市场对党项人开放。但是条约有一
个重大缺陷：它不像与辽朝所签定的条约，没有能够划定两国的边界，因而，
在以后的70 年里，不断发生边界争端和爆发战争。
虽然宋朝利用了契丹与西夏爆发战争这一时机，但契丹1044 年的入侵并
不成功。在首次入侵以惨败告终并且丧失两名契丹统帅后，边界又集结了大
军。九月份，皇帝的弟弟重元和北院枢密使萧惠被授予先头部队的指挥权以
发动全面入侵。李元昊立刻派出使节，甚至亲自来与辽朝皇帝和谈。但是兴
宗的顾问们自信能取胜，所以他们劝说皇帝拒绝求和，而在战场上处理这一
问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辽军在西夏都城西面的贺兰山脉的一次激战
中被彻底击溃。许多契丹高官，包括皇帝的内弟被党项人俘虏。于是兴宗被
迫接受了元昊先前的臣服提议，恢复了和平。
失败使皇帝及其宫廷十分沮丧。1048 年，随着李元昊去世，西夏皇位传
给了一个婴儿，党项宫廷由于一次残酷的权力斗争而被削弱。契丹找到了复
仇的机会，1049 年秋天，一支辽朝大军侵入西夏，分三支向都城推进。兴宗
亲自率领的一支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但由于缺少喂马的水和牧草而被迫
撤军。皇帝的内弟萧惠率领的另一支军队沿黄河向南前进，由一支船队和补
给船支援，但遭到伏击而大败，损失惨重，萧惠几乎丧命。第三支军队则取
得小胜。它洗劫了元昊在贺兰山脉为其宠妃建立的一所离宫，年轻的遗孀和
几名党项高级官员家属被俘，但这对其他地区的严重损失来说只是小小的安
慰而已。
1050 年的第二次战争则更成功一些。辽朝军队劫掠了西夏的乡村并且接
受了一位党项将领的投降。西夏襁褓皇帝的母亲向辽廷求和，请求恢复朝贡
关系，并于1050 年向辽派出了一名正式贡使。但数年之后双方才最后达成协
议。辽朝最终放弃了遣返1044 年叛乱的党项部民的要求，作为补偿交换，党
项人同意交纳年贡。辽朝留下了元昊的遗孀而归还了一个被攻占的边界要
塞。1053 年，和平关系最终得以恢复，但两国的关系在几十年中依然极其冷
淡。
道宗朝
1055 年，只有39 岁的兴宗病倒并死于一次他的经常性巡幸中。他留下
了一个与主要邻国保持和平的帝国。在前几年，他应高丽国王的请求，授予
了高丽王储一个显赫的官职。西夏国王派出使节请求下嫁一位契丹公主联
姻，并进呈另一份友好誓表。1055 年初，兴宗接待了宋朝来的例行使节，后
者馈赠他两头驯象，他还接待了更多的西夏使节。
就国内而言，兴宗时的帝国也是相对和平与繁荣的，虽然他与他的母亲
皇太后的关系依然紧张。他的曾被封为皇太弟的弟弟重元长期盘踞着南京留
守的位置，并刚有了一个儿子。①
兴宗的皇位由其长子耶律洪基（1032—1101 年，契丹名为涅邻或查刺，
庙号道宗）继承。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与他的父亲一起理政，处理政府的例
行事务。②兴宗显然打算他的儿子不仅应当继承皇位，而且当他在位时，就应
当做好统治的准备。道宗“即皇帝位于柩前”，向他的宫廷颁布了一道谦虚
和安抚性的敕令，而且开始了一轮复杂的仪式和对各个祖先陵墓与祠堂进行
祭祀。按照惯例，与高丽、西夏和宋互派了使节。从宋朝来的使节之一就是
著名的学者与史学家欧阳修。这样，道宗的父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继续保持。
皇位继承并没有立即产生纠纷。钦哀皇太后仍对1035 年兴宗把她从政治
统治地位中驱逐出去耿耿于怀；而且，即使他去世后，也没有能够哪怕是假
装去哀悼他，她教训兴宗悲痛欲绝的孀妻说：“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
仅仅在一年之前，她告诉一名宋朝使节说，她赞成兄终弟及的真正的契丹继
承方式，而不是父死子承的世袭继承。①她显然已支持重元的要求，后者的称
号为皇太弟，在契丹人背景中已具有对皇位的隐含要求，而她在兴宗在位时
已曾经密谋使他登位。
兴宗本人显然已意识到重元继承皇位的危险性。1054 年，他对宋朝使者
王拱辰说：“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即宋朝）未得高枕也！”②但无
论如何，皇太后没有采取行动，即使她的兄弟与亲戚们占据着高位并且自然
能够影响皇位继承。重元被授予新的荣誉皇太叔和独一无二的个人特权。皇
帝既不直呼其名，重元也不拘礼节。但是，在被授予这些不同寻常的荣誉后，
他被遣返南京，在新皇帝的名义下统治其民。钦哀皇太后被授予太皇太后的
称号，而道宗的母亲仁懿后则成为皇太后。③重元于1056 年被任命为统帅（于
越），而太皇太后则于1058 年底病倒并死去。④
在道宗朝初期，萧革①和萧阿剌②两人在宫廷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后者是
萧孝穆的儿子，所以仍是极有权势的钦哀皇太后家族的成员。萧阿剌在宫廷
中长大，早就是兴宗的一位密友，在兴宗朝曾任同知北院枢密使、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和东京留守。道宗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所以他就同投
① [645]《辽史》，卷20，第247 页。
② [645]《辽史》，卷21，第251 页。
①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 页。
②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283 页。
③ [645]《辽史》，卷21，第252 页；卷71，第1204 页。
① [645]《辽史》，卷113，第1510—511 页。
② [645]《辽史》，卷90，第1355 页。
机者萧革在宫廷中分享了权力。不久，二人发生了争吵。大约1059 年，萧阿
剌请求致仕，但却被宫廷派出任东京留守。1061 年，他于一次祭祀祖先的盛
大仪式时回到宫廷，③并对政府的措施提出了严厉而有力批评。这些批评所直
指的萧革，向皇帝进谗言中伤阿剌，尽管皇太后为其求情，皇帝还是下令缢
杀了萧阿剌。
《辽史》高度评价了萧阿剌不懈的忠诚和对政治的通晓，推测说，如果
他没有被杀，既不会发生重元的叛乱，也不会发生以后皇后的被处死和皇太
子的被谋杀。无论如何，阿剌的被杀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而且是道宗缺乏
判断力与固执不变的缺点的首次严重暴露，即使当诬告指向那些最亲近他的
人时，他也总是热衷于相信这些诬告。
宫廷暂时落入了追逐私利的萧革（他在1062 年致仕）和耶律仁先与耶律
乙辛手中。
在这些年里，宫廷内由于激烈的个人勾心斗角而分裂。皇帝太软弱，既
不能居间协调也不能解决问题。再者，基本问题也仍然存在，它们中的主要
问题是由于契丹国家的逐渐汉化和中央权力对传统上是部族事务的苛求所造
成的持续紧张状态。已有的“合理化”、集权化和汉化影响的趋势也依然存
在，虽然最初新皇帝煞费苦心地在宫廷建立了某种书院气氛——在那里，他
的官员和契丹权贵们能够自由地呈奏无拘束的建议。①这些趋势的象征是，在
1055 年，所有的官员，而不仅仅是皇帝和汉人南面官，被要求在重要典礼时，
穿戴中国宫廷服装。②
新皇帝和皇后都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的素养并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
写诗。皇帝对儒学和佛教都非常感兴趣。也许道宗赞成汉族文化与法律倾向
的最有力证据是他对后备官员的汉式教育和对考试制度的不断重视。通过每
次考试（通常约每隔四年举办一次）的进士人数从兴宗时的50 人或60 人猛
增到100 多人。③1059 年，国家教育制度通过建立州县学校④以及五京和黄龙
府学与兴中府学的更高级学校⑤而得到了改革。除了阿保机已在上京建立的帝
国学府（国子监）外，⑥1060 年又在中京建立了第二座帝国学府，⑦并最终下
令举行仪式祭祀儒教先圣先师。⑧
皇帝亲自参与处理有关考试制度的事务。1070 年设立了一种新的、被称
为“贤良科”的特殊宫廷考试，参加者必须呈交10 万字的作品。⑨1072 年，
道宗亲自为进士科和贤良科的宫廷考试出题。⑩
③ 据[645]《辽史》，卷90，第1355 页，举行的是瑟瑟礼；而据同书卷113，第1511 页，
则是南郊献祭。
后者似乎更为可信。
① 关于道宗统治时期政治两极分化的分析，见[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37—5
2 页。
② [645]《辽史》，卷56，第908 页。
③ [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92 页（表格）。
④ [645]《辽史》，卷48，第807、811、817—21 页。
⑤ [645]《辽史》，卷48，第807、811、820 页。
⑥ [645]《辽史》，卷48，第807 页。
⑦ [645]《辽史》，卷47，第788 页。
⑧ [645]《辽史》，卷21，第258 页。
⑨ [645]《辽史》，卷22，第269 页。
⑩ [645]《辽史》，卷23，第275 页。
对辽朝契丹族臣民采用汉式法律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在道宗朝初期又一
次表面化。1058 年，道宗下诏部落审判官（夷离毕）：“诸路鞫死罪，狱虽
具，仍令别州县覆按，无冤，然后决之；称冤者，即具奏。”①部落审判又一
次被置于地方政府的汉式法律审查之下。
正如我们所知，重元在1044 年的类似场合已代表契丹人的利益进行过请
求，这完全可能构成一次反对汉人的本民族保护主义的派系斗争，从而导致
了他在1063 年图谋发动政变。
1063 年重元的叛乱
史料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是混乱、支离破碎而且互相矛盾的，②它表明重元
不是最初的发动者，但被他野心勃勃的儿子涅鲁古和一群心怀不满的贵族拥
戴为名义上的领袖而被卷入了这次阴谋，他的儿子已于1061 年被任命为知南
院枢密使事。这些人中主要有圣宗的孙子耶律贴不和圣宗与钦哀后的女儿严
母堇当时的丈夫萧胡睹。萧胡睹为同知北院枢密事。③
涅鲁古最初打算让其父亲装病，这样皇帝就会前来探望，然后他们就有
机会刺杀道宗。当1063 年初秋皇帝到中京道西南的太子山（今承德附近）去
行猎时，谋叛者们抓住了机会。他们率领一支由弓弩手组成的军队去伏击皇
帝与他的营帐。道宗起初不相信发生了叛乱，虽然皇太后已经提前得到了一
个耶律氏的忠实成员所发出的警告。④然而在最初的遭遇战中，道宗受了伤，
自己的马也被击中。一些忠实的仆人救了他，他的母亲皇太后则指挥部分卫
队帮助他击退了进攻者。涅鲁古在最初的进攻中被一支流箭射死。同谋者之
一、皇帝的一名侍从耶律撒剌竹，率领着一群心怀不满的猎手去支援叛军，
但是叛军已经失败了，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死了，而且他们令人不解地使自己
错过了攻占皇帝营帐的最佳时机。虽然在天刚破晓而且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时，他们宣布重元为皇帝，但他们还是完全被打败了。重元向北逃窜，他对
听从儿子的计划并陷入毁灭而深感痛苦，并在荒野中自杀身亡。①在战役中负
伤的萧胡睹也逃走并投水而死。
南京留守耶律明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当得知重元失败的消息之后，他
率领一支奚人军队进入都城并武装起来，图谋参加叛乱。但他的副手召集汉
人军队进行抵抗，当皇帝的紧急旨意到达时，他逮捕并处死了耶律明。叛乱
时被派往宋朝宫廷的一批使节也牵涉进了这次阴谋，当他们一回到辽朝领
土，就被逮捕并被解往都城处死。
比较清楚的是，这不仅仅是由皇室敌对成员或只是由于皇室不和所再次
引发的另一个夺取权力的投机尝试。更确切地说，这是由一些重要的和有权
势的人物策划的范围广范的阴谋所促成的。想要肯定地说出他们的确切目的
① [645]《辽史》，卷21，第256 页。
② [645]《辽史》，卷22，第262 页；卷64，第988—89 页；卷112，第1502 页；卷114，
第1514 页（译
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21 页）；[595]《契丹国志》，卷9，第88 页。
③ [580]王鼎：《焚椒录》（序言为1089 年），2b—a，断言重元还被他的妻子所煽动，
后者曾经与道宗的
年轻皇后有过一次争吵。
④ [645]《辽史》，卷71，第1204 页。
① [595]《契丹国志》，卷14，第153 页；[580]王鼎：《焚椒录》，3b，均误认为他是被
处死的。
是不可能的，但估计最可能的是他们叛乱是为了阻止对契丹游牧部落贵族利
益的进一步侵犯。不管叛乱的原因如何，道宗的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所有
的阴谋者同他们的直系亲属被处死，其中包括萧革，他的儿子娶了重元的女
儿。在各最高机构的掌权者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这并不是道宗漫长而大体和平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皇族间的最严重的事
件。
耶律乙辛及其集团的统治
甚至在重元叛乱之前，辽廷的权力已经逐渐转入了以耶律乙辛（死于
1083 年，契丹名胡睹衮）①为首的一群官员手中。作为皇族五院部的一名成
员，乙辛从一个贫穷的青年成长为兴宗手下的一名宫廷侍者，而且，在那个
时代的晚期成为一名护卫太保。道宗时，他得到进一步的恩宠，于1059 年被
任命为南院枢密使；不久，于同年改知北院。
乙辛权力的迅速上升与萧姓后族幼支家长氏族（少父帐）的衰落相一致，
后者自从萧排押于1005 年成为北府宰相以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一
官职后来几乎被幼支家长氏族的成员所把持，而且在兴宗统治时期，他们的
权力得到了钦哀皇太后的有力支持。1058 年她的去世标志着他们统治的真正
结束，虽然这一支的个别成员继续占据着高位。
在重元叛乱不久前，乙辛已巩固了与另一位强人的个人联盟，这个人就
是后来的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1013—1072 年，契丹名查剌），②他在1042
年与宋谈判期间曾达到顶峰。仁先长期以来是重元及其集团的主要对手，重
元在1060 年试图策划通过任命他为麻烦的西北边界地区的西北路招讨使而
把他从都城调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宫廷自由行动。乙辛通过向道宗恳求
而成功地挫败了这一计划，后来仁先和乙辛在平定叛乱时发挥了关键作用。③
平定叛乱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共同控制了北枢密院；1065 年，仁先被封为
于越。
在以后的15 年里，乙辛支配着宫廷和皇帝。他的公认对他有敌意的传记
显示，虽然他在逐渐发挥着无可匹敌的影响，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
投机者，他挑选不中用的和腐败的人任职，接受贿赂，而且允许军队恣意妄
为。惟有皇后的家族拒绝接受他的控制。甚至起初试图限制他的一些更加专
横行为的耶律仁先，也发现自身处于危险之中而自愿接受了南京留守的职
位。在那里，仁先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模范统治者。①
要勾勒出乙辛统治时期的公正画面是非常困难的。那一时期的史料对他
及其拥护者们怀有刻毒的敌意。在《辽史》中，他和他的集团被列入特殊的
“奸臣”下的一组冷酷无情的反面传记中。②但这些部分主要是以按照道宗的
孙子与继承者天祚帝的旨意所编写的《实录》为基础的，③正如我们所要看到
①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0，第1483—486 页。
②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96，第1395－1397 页。
③ [645]《辽史》，卷110，第1484 页；卷96，第1396—397 页。
① [645]《辽史》，卷96，第1387 页。
② [645]《辽史》，卷110、111，特别是这些章节的前言（第1483 页）和史家的评论（第
1495 页）。
③ 这一实录由天祚帝下令编撰，于1103 年由耶律俨完成。《辽史》的编纂者还用来作为
材料来源的《契丹
的，他有很充分的理由憎恨乙辛并咒骂他的人格。显然，乙辛的统治是唤起
强烈情绪的一段插曲，在进入12 世纪时仍然令人记忆犹新。
似乎清楚的是，乙辛掌权并不意味着自圣宗时代起延续下来的中央集
权、赞成汉化的趋势发生任何明显变化或者中断，也不意味着鼓吹中央集权、
赞成汉化者与引起重元之乱的“本土保护主义者”、赞成契丹利益者之间的
紧张状态的结束。然而，在道宗统治时期，这些冲突势力并没有导致形成不
同种族构成的宗派集团。乙辛的某些支持者是汉人，他的对手也是如此。要
想发现引起宫廷分裂的个人间仇恨与联合的真正利害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皇帝本人与这些政治斗争保持着一段距离，而且还很愚蠢、多疑和易受
别人影响，他总是随时留心所谓不忠诚的造谣中伤。他没有发挥真正的领导
权力，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道宗是一个天生的学者式人物：在1064 年他下
令搜集帝国书库所缺的书籍，①而且他继续热心于考试制度，考试在这些年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还显示了对历史的兴趣。在1074 年，政府颁行了《史
记》和《汉书》，②大约就在这时建立了为辽朝编纂国史的机构，这一机构在
1085 年完成了前七位皇帝的实录。③皇帝征召杰出的学者前来讲解各种经
典，他自己也写诗和散文。他还继续尊奉佛教，④有时候，他不顾地方官员们
的反对，广施恩惠给各种僧侣，皇后也是如此。⑤
然而，契丹本土主义者对汉化的抵制在重元叛乱失败后并没有衰退，契
丹贵族阶层也并没有被削弱。例如，在1069 年，政府被迫下令禁止皇室成员
倚仗权势，欺压百姓。⑥道宗也被迫采取措施抚慰契丹势力。例如，在1067
年，虽然道宗当时正全神贯注于佛教研究，但他还是举行了传统的“再生”
礼，以再现其作为契丹民族领袖的正统性。⑦
对汉人，开始实施一些引人注目的措施来加以限制。1070 年，他们被禁
止从事狩猎，因为这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①1064 年，禁止私人出
版书籍，②这一措施只能对汉人精英聚集的地区产生影响。在1063 年、③1064
年④和1070 年，⑤禁止贩卖金属，特别是禁止向西夏贩卖铜；禁止向曾经惹麻
烦的阻卜部落以及回鹘人贩卖铁。⑥1064 年颁布禁令，作为针对富人的节俭
国志》，几乎完全忽略了道宗统治时期的事件，而且它的记载充满了错误。同样有敌意的
《焚椒录》由王
鼎（死于1106 年）于1089 年写成，它保存下来是由于天祚帝解除了对作者的监禁，并把
他流放到遥远的
边界地区，由于天祚帝的个人态度，他一直住在那里。见[654]《辽史》，卷104，第1453
 页。
① [645]《辽史》，卷22，第264 页。
② [645]《辽史》，卷23，第276 页。
③ [645]《辽史》，卷24，第290 页；卷104，第1456 页。
④ 见[541]《中国社会史：辽》中所收集的资料，第304—07 页。
⑤ [645]《辽史》，卷24，第284 页。
⑥ [645]《辽史》，卷22，第268 页。
⑦ [645]《辽史》，卷22，第267 页。
① [645]《辽史》，卷22，第270 页。
② [645]《辽史》，卷22，第264 页。
③ [645]《辽史》，卷22，第262 页。
④ [645]《辽史》，卷22，第264 页。
⑤ [645]《辽史》，卷22，第270 页。
⑥ [645]《辽史》，卷22，第270 页。
立法的一部分，禁止在南京道生产御用彩缎。⑦
最后在1070 年，道宗“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
乙辛和耶律苏再一次更定法律。⑧这次修改废弃了制定一部为公众所普遍接受
的受汉人模式强烈影响的法典的早期尝试。新法律试图划定和保存契丹与汉
人风俗的传统区别。最终成书的法典几乎是1036 年《新定条制》的两倍，而
在1075 年到1085 年间又加入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直到法典扩大到一千
多条。这些新法律，正如其所规定的，试图把汉人和契丹习惯法汇集在单独
的一部法典中，它们是如此地庞杂而且远离具体执行的步调，以致被证实是
行不通的。新法律最终在1089 年被废弃，而1036 年的法典得以恢复，由此
保留了法律的基本框架直到王朝灭亡。⑨
另一个变革时代到来的征兆是在1074 年，当时博学的官员耶律庶箴（死
于1082 年）建议在契丹诸部推广汉式姓氏，这意味着采取外族通婚的汉式原
则。但是皇帝立刻回绝了这一建议，他宣称“旧制不可遽厘”。①
很显然，契丹与汉人之间，或许是中央集权与赞成部落利益之间的区别
与紧张状态继续影响着政治，而且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汉化措施已经达到了一
个转折点。
自然灾害
在道宗统治时期经常影响政府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自然灾害和饥馑的经
常性威胁。从1065 年直到道宗统治时代末期，很少有一年辽帝国的某一地区
不遭受某种自然灾害。②最初这些灾害主要影响南部农业地区；后来，在11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游牧地区似乎也受害很大。这些灾害通常被记录下
来，既因为需要对当地人口进行救济，又因为它们曾迫使政府准许免除税收。
政府必须经常丧失国库收入，而且要面临提供救济的巨大开支。此外，还有
普遍的苦难和有关大量无家可归的家庭和流民的奏报。但是政府能做的事很
少。甚至当机会出现时，像在1074 年东京道发生的灾难性洪灾之后，政府曾
下令修建洪水控制工程，却被借口“大兴役事，非利国便农之道”而遭到反
对。③
对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给予任何准确的估计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没
有可靠的根据来估算这一时期辽朝的人口，而这在11 世纪的中国宋王朝则是
可能的，那里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生存危机正在形成。当然，宋朝在中
国北部的地区也遭受了一系列类似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在11 世纪70 年代和
80 年代影响整个地区的破坏性蝗灾。然而，有一次灾害非常残酷地袭击了游
牧人口。在1082 年到1083 年的严冬，一次罕见的大雪冻死了大量的牲畜与
马匹（史书记载其数量占60％或70％，也许是夸大），而这是游牧地区财产
⑦ [645]《辽史》，卷22，第264 页。
⑧ [645]《辽史》，卷62，第945 页。
⑨ [645]《辽史》，卷62，第945—46 页；[145]傅海波译：《辽史中的“刑法志”》。

① [645]《辽史》，卷89，第1350 页。
② 有关原始材料的辑录，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89—95 页。
③ [645]《辽史》，卷105，第1460 页。
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处死皇后和谋害皇太子
1072 年，惟一能在各个方面与乙辛相匹敌的耶律仁先死了。1075 年，皇
太子濬（1058—1077 年，契丹名耶鲁斡，死后称为顺宗，虽然他从未登基）
开始参与宫廷事务而且被授权掌管北面官的一些政务。他既是一名骑射绝人
的典型的契丹勇士，又是一个聪慧好学的年轻人。②耶律乙辛觉察到濬对皇帝
的支配和影响已对自己形成一个潜在威胁。作为首要步骤，他决定首先除掉
这位皇子的母亲宣懿皇后。③
1075 年，皇后，一位非常有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诗人与音乐家，
遭到一名宫廷奴婢和一名教坊小官的诬告，说她与侍从左右的伶官赵惟一通
奸。耶律乙辛将这一诽谤上告皇帝，虽然赵惟一甚至在严刑之下也坚决否认
这一指控，但乙辛与他的盟友、博学的汉人学者张孝杰显然捏造了一些据说
是皇后写给赵惟一的情诗作为证据。赵与他的全族被处死。皇后被赐死，她
的尸体用席子裹着送回娘家，当众以示羞辱。④
除掉皇后以后，乙辛以他的一个亲信萧霞抹的妹妹取代了皇后。这个女
人通常以她后来的称号惠妃被提及，①她被推荐给道宗且被带进皇宫。1076
年，乙辛的另一个敌人皇太后也去世了。她死后的几天内，新配偶惠妃被正
式册封为皇后。②乙辛期望惠妃能在宫廷中直接为其施加影响，且保证他家族
的前途，因为她的妹妹嫁给了他的一个儿子。③
由于宣懿皇后与皇太后都已去世，乙辛又被迫去对付皇太子。皇太子由
于其母被杀，发誓要对他进行报复，而且他已获得宫廷中许多人及百姓的同
情，他们都明白皇后是被不公正地处死的。她自杀后不久，乙辛逃过了一次
刺杀他的拙劣企图，④而且确知一旦皇太子继承皇位，他和他的同党将会很快
被法办。
乙辛再一次诉诸诬陷与诡计。1077 年五月，他上奏皇帝进行诬告，声称
一些都是他的政敌的官员们密谋废黜道宗而拥立皇太子来取代皇位。虽然为
了慎重起见，皇帝把被控告的官员委派到地方上去，但他发现控告不实。于
是乙辛唆使一些宫廷低级官员伪称他们参加了这一阴谋，以使这一案件重新
审理。虽然皇太子甚至被乙辛的同党毒打和讯问，但他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他指出无论如何他最终会继承皇位，所以他不会僭越。审问者们篡改了证词
而宣称他已认罪。皇帝被激怒了，废皇太子为庶人，并把提到她被迫自杀。
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研究，见[829]姚从吾：《辽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词冤狱的
文化的分析》；[185]霍姆格伦在《婚姻、亲族与继承》中认为（第80 页）
① [645]《辽史》，卷24，第288 页。
② [645]《辽史》，卷23，第277 页；卷72，第1215 页。
③ 宣懿是在1001 年给她的谥号，见[645]《辽史》，卷27，第318 页。她当时的称号为懿
德。她的传记，
见《辽史》，卷71，第1205 页。她的墓志铭收于[808]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8b—
0a。
① [645]《辽史》，卷71，第1205 页。
② [645]《辽史》，卷23，第277—78 页。
③ [645]《辽史》，卷71，第1205 页。
④ [645]《辽史》，卷110，第1484—485 页。
这一事件是道宗后宫中敌对的后妃间的一次斗争。但是这一观点没有可资引
用的证据。在《辽史》，卷71，第1205—1206 页中所提到的惟一的另一个
后妃，是在宣懿皇后死后才进入后宫的。他送到上京监禁起来。不久，乙辛
派秘使杀死了他，并指使上京留守上报说他已病死。与此同时，道宗对他在
情绪激动时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并想征召皇太子的遗孀到宫廷；乙辛害怕
真情由此会全部败露，派人也将她杀死。①
乙辛暂时安全并保住了他的地位。他不但除掉了他的主要权力竞争对
手，而且成功地使他的许多政敌牵连进了这一所谓的阴谋，他们在随之而来
的清洗中被处死。他自己的同党被提升和表彰，提供假证以重新审理案件的
宫廷侍者甚至与皇室公主结了婚。
乙辛的覆灭
然而，乙辛的命运依然依赖于他带进宫中的新皇后。他自然期望在适当
的时候她会生育一位他可以支配的皇室继承人。但是皇后一直没有生育。在
绝望中，乙辛让皇后的妹妹与自己的儿子离异，接入皇宫。但是她也没能生
出任何孩子。对乙辛极为不利的是，皇太子留下了一个生于1072 或1075 年
的儿子（延禧，1072—1128 年，契丹名阿果，后为天祚皇帝，1101—1125
年在位，无庙号）。②由于皇帝必须决定一位继承人，所以在萧兀纳的强烈要
求下，他选择了这个孙子。同时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候选人，他是道宗的弟弟
和鲁斡之子，他的侄子淳（1063—1122 年，契丹名涅里，在1122 年曾作为
北辽皇帝统治过数月，死后称为宣宗）。③
这位小继承人是乙辛实现野心的障碍。1079 年，当皇帝欲赴冬捺钵狩猎
时，乙辛要求把小皇孙留在都城。几位敌视乙辛的廷臣立刻确信他计划谋害
皇孙，声言皇孙将会被置于危险之地，并自愿留下来保护他。皇帝最终被说
服带着孩子同行。①
这一事件似乎最终使皇帝清醒地认识到了乙辛的邪恶与野心本质。于
是，在1080 年，乙辛的贵族等级被贬，最高官职被剥夺，并被贬逐到兴中府
任职。然而，他已来日无多，1081 年冬天，他因与外国交易违禁物品的罪名
被判以死罪。由于他的极高地位，他的一个同党使死刑得以减轻，被流放于
今山海关北面海边的来州。②后来，乙辛被控告私藏武器和盔甲以及阴谋叛逃
宋朝，终于被处死。③
随着乙辛的灭亡，曾经支持过他的整个腐败集团也瓦解了，他们中的最
重要人物是萧余里也和耶律孝杰。
耶律孝杰与乙辛集团中大多数的腐朽与堕落的契丹贵族有很大的不同。
起先，耶律孝杰是一位出身于汉人家庭的贫穷学者，名叫张孝杰，他于1055
① [645]《辽史》，卷72，第1215—216 页；卷23，         第279—80 页；卷110，第
1485—488 页；卷62，
第945—46 页。
② [645]《辽史》，卷24，第276 页，以1075 年作为他的出生时间。然而，这很可能是错
误的。《辽史》，
卷30，第351 页，记载他1125 年死时54 岁，由此可推出他出生在1072 年。
① [645]《辽史》，卷110，第1485 页。
② [645]《辽史》，卷24，第286 页；卷110，第1486 页。
③ 同上书；卷110，第1486 页。
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进士考试。他在官府中一直稳步升迁，直到11 世纪
60 年代初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并成为北府宰相。由于在皇后的覆灭中他扮演
了邪恶的角色，所以皇后自杀后，他被赐予国姓。乙辛失势后，以贪得无厌
和公开受贿而臭名昭著的耶律孝杰。于1080 年以非法动用官府款项的罪名被
贬为地方官。1081 年他被废为庶人。然而，后来他被允许返回都城，而且在
11 世纪80 年代末的某一时候平静地死去。
当乙辛被流放时，新皇后也被驱逐，贬为惠妃并被从皇宫流放去守皇陵
乾陵。①她的妹妹被从皇宫中驱除并遣送回家。②然而，皇帝并没有为乙辛阴
谋的不幸牺牲者恢复名誉。直到1101 年天祚帝即位后，皇后才被重新安葬于
皇陵并追加谥号。皇太子则较为幸运些。1083 年，道宗恢复了他的身份，追
谥他为昭怀太子，并且在玉峰山完全以皇帝的礼仪重新安葬。③但是被清洗的
贵族和高官依然没有被恢复名誉，那些已被流放的人仍然在受苦。道宗并没
有对那些曾经引起他疑心与发怒的人宽宏大量。
耶律乙辛覆灭后的道宗时代后期，相对来说平安无事。道宗此刻已经是
一位老人（他在1082 年已50 岁），而活跃与迁徙的契丹生活方式甚至对一
位皇帝来说也是紧张而苛刻的。他的先人只有一个活过60 岁。然而，皇帝继
续对知识与宗教感兴趣，学者们被征召来阐述各种儒教经典，僧侣也被征召
来讲解佛教经文。1090 年，一位宋朝使节详细评论了道宗对佛教僧侣们的慷
慨布施及佛教在社会中到处弥漫着的影响。④可是，道宗越来越疏懒于政务。
一件轶事告诉我们，在他时代的后期，他甚而以候选人掷骰子的方式来选拔
高官；甚至后来编纂皇朝实录的史学家本人说自己也曾通过这种方式被选
中。①
从11 世纪80 年代起，皇孙耶律延禧，当时的燕国王，被谨慎地推举继
承帝位。1086 年道宗向这位年轻的燕国王庄严地展示了先帝太祖和太宗所使
用的铠甲和武器，并向他叙述了创业征伐的艰难。几个星期后，燕国王举行
了“再生”礼，这是他被选定为统治者的一个重要标志。②1088 年，他被任
命为一系列机构的首脑，以便在政府中进行训练。同年他结了婚，③而且在
① [645]《辽史》，卷24，第287 页；卷71，第1205 页。
② [645]《辽史》，卷71，第1205 页。以后在1086 年的某一时间，她们的母亲燕国夫人
削古，由于以前曾
经勾引过梁王而被处死。梁王是从1080 年三月到1083 年十一月皇太孙延禧的封号。如果
是指延禧的话，
则这一指控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她被处死时，他还只有11 岁，而当他拥有梁王封号时
，他是在5 岁到
8 岁之间。极有可能的是，这一事件牵涉到的不是延禧，而是他的父亲皇太子，他从1063
 年以后也拥有相
同的封号。见《辽史》，卷22，第263 页。因此，这一事件也许是由于皇太子死后在1083
 年被恢复名誉
的结果。由于她的被杀，削古的女儿、前皇后被免为庶人并被送去过隔离式生活。见[645
]《辽史》，卷71，
第1205 页；卷24，第292 页。（译者注：此处有误，据[645]《辽史》卷24《道宗纪》载
，大安二年七月
丁巳，“惠妃母燕国夫人削古以厌魅梁王事觉，伏诛”。厌魅，在这里是指用迷信的方法
祈祷鬼神或诅咒，
并不是勾引的意思）。
③ [645]《辽史》，卷72，第1216 页；卷24，第288 页。
④ [576]见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 页。有关辽朝佛教影响规模的一些资料，见
[541]《中国社会史：
辽》，第291—97 页。
① [645]《辽史》，卷98，第1416 页。
② [645]《辽史》，卷24，第292 页。
③ [645]《辽史》，卷24，第297 页；卷25，第300 页；卷27，第317 页。
1089 年和1093 年相继有了两个儿子，④这是世袭的进一步保证。
乙辛及其集团的覆灭并没有带来政策上的任何明显改变。在乙辛时开始
的法典契丹化改革仍在继续进行，而在1085 年又进行了更多的修改，但这些
都被证实在执行时是行不通的。⑤1090 年，整个新法律体系被放弃，1034 年
的法律得以恢复。在其他方面，这20 年的历史记载，除了对遭受自然灾害的
地区准许免税和进行赈济外，很少有行政措施的著录。
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必须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与诸大国的关系总的说来
仍保持着和平。1074 年与宋曾有过一次麻烦的边界划界危机，但经过漫长的
谈判后，这一问题于1076 年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地解决。⑥条约自身仍然有效，
而且继续定期互派使节。对西夏和高丽的关系也是如此：1078 年高丽国王请
求割予鸭绿江以东的领土，但被拒绝，且没有引起两国关系的任何中断。①
道宗的真正问题是与北部和西北部边界诸游牧民族的关系。辽朝的部落
边疆从没有被清晰地划定，它构成一个地区，这一地区由分裂而不稳定的诸
游牧群体居住，他们分散地臣服于辽朝宫廷。常常是同一民族的一些组成部
分被吸收进辽帝国的部落单位，而他们的其他亲属却生活在边界之外。由于
部落群体的结合、分裂和变化无常，故而形势总是容易发生变化。对于两个
民族来说，这一情况显得特别复杂：一是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的女真，二是
生活在蒙古腹地鄂尔浑河与色愣格河流域的阻卜诸部落。
阻卜战争，1092—1102 年
阻卜是与塔塔儿人（鞑靼，达旦）同种或者有密切联系的一支蒙古人。②
同建立王朝前的契丹人一样，他们是一个包含不同游牧部落的“国家”，当
必要时，这些部落会联合在一起，而后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辽朝把
他们列为属民，而他们则非常规矩地来朝呈送贡品。他们中的一些部落生活
在辽朝境内，甚至有些效力于某个皇室斡鲁朵。然而，他们非常桀骜不逊，
契丹人无论何时想要向西北扩张，他们都非常猛烈地对其进行抵抗。在进入
11 世纪时，辽朝与阻卜已开始有巨大的麻烦：在997—1000 年、1007 年、1012
—1023 年和1027 年爆发了数次战争，这些战争几乎都与契丹向今甘肃的回
鹘人控制地区扩张同时。1069 年，又爆发了一次新的阻卜叛乱，后被耶律仁
先平息下去。自此，友好关系又得以恢复，1086 年阻卜首领来朝，道宗命令
年轻的皇孙延禧以未来盟友的身份与之结交。
1089 年，阻卜受到一个强有力的首领磨古斯的领导。1092 年，契丹在蒙
古边界进攻了一些他们的邻部，而在这次冲突中，阻卜也卷了进去。1093 年，
在磨古斯的率领下，他们沿辽朝西北边界发动了一系列的猛烈进攻，驱散了
许多在那儿放牧的契丹马群。其他一些部落也加入了他们的叛乱，其中包括
④ [645]《辽史》，卷71，第1206 页；卷25，第298、302 页。
⑤ 1090 年在给宋朝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苏辙评论道，汉人与契丹人之间待遇的悬殊很大
部分被限定于暴力
犯罪的判决，而并不是人们普遍所相信的那样对汉人百姓不适用。他还报告了辽朝法律制
度下的普遍贪污
与贿赂。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 页。
⑥ 见[500]克劳斯·蒂兹：《1074—076 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① [645]《辽史》，卷115，第1522 页。
② 见[698]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14，5b—2a。
生活在呼伦诺尔（今黑龙江西部）周围的敌烈，他们以前曾于1073 年发动过
叛乱。阻卜的入侵对契丹的牧区是一个严重威胁，朝廷把镇压的任务交给了
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经过八年不断的残酷战争，他终于收复了辽朝
的牧场并迫使阻卜臣服。1100 年春天，磨古斯被俘并被送到京城，在那儿，
他被凌迟处死。但是战争依然冗长乏味地拖延下去。到这一年年底，斡特剌
又与西北其他部落开战，直到1102 年他镇压了这些叛乱并击退阻卜新的一次
入侵，和平才得以恢复。
虽然这次战争是契丹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但道宗的时代毕竟以胜利而
告终。当他于1101 年去世时，他的帝国依然保持着强大、稳固和国内和平，
并享受着周边民族对它的尊敬。
天祚帝朝与辽的衰落
皇位继承顺利进行：皇太孙延禧在先帝灵柩前继承了皇位，公布了一个
新的年号，而且按惯例颁布了大赦。他立刻着手对导致他祖母和双亲之死的
乙辛及其同党进行死后报复。乙辛及其同党的坟墓被掘开，他们的尸体被损
毁，他们死后追封的官职与称号被剥夺，他们所有的家庭财产被没收并被分
发给遇害者的家属。他们所诬告的受害者们被恢复官职和贵族头衔，并把没
收的财产返还其家属，那些被长期流放的人也被召回宫廷。被错误地强迫自
杀的皇后的遗体被重新埋葬在已故皇帝的陵墓。新皇帝的父亲，即被谋杀的
皇太子，就像他曾真正作为君主进行过统治那样，被追加了庙号。
发泄完他被压抑的仇恨后，新皇帝似乎陷入了因循守旧与无所作为。然
而，这种无所作为可能仅仅是由于史料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天祚帝统治时期
的实录没有编纂，而《辽史·本纪》对他在位头十年的记载，则简直如同他
远征出猎与巡游帝国时一鳞半爪的行程记，再穿插上对周边民族使节的接
待。①对自然灾害的上报依然不时地出现，而在1105 年天祚帝还微服出行，
巡视百姓疾苦。但他被严厉地指责为游畋无度，尤其是专横、行暴和为人残
忍。②几乎没有国内政策决策的记载，保留下来的仅是1105 年出身商人家庭
的人员被禁止参加进士考试，这是对古老的中国社会惯例的一个相当奇怪与
过时的采纳，这与契丹人的传统是非常不相称的，它显示出中国观念渗透进
政府的程度。
在1103 年到1105 年之间，西夏不断派出使节请求帮助解决他们与宋朝
的麻烦，而在1105 年的某一时候，他们请求契丹去进攻宋朝。辽廷明智地予
以拒绝，但却通过一次联姻巩固了与西夏关系。它还派出一名使节到宋廷要
求停止对西夏的进攻，并归还他们已经夺取的西夏领土。
与女真的战争
直到1112 年，契丹国家仍然表面安定。天祚帝成功地阻止了使辽陷入与
宋和西夏争执的企图，阻卜已恢复了忠诚并于1006 年、1110 年和1112 年派
来了使节，与高丽的关系也仍保持和睦。冬末，皇室一行按惯例到今哈尔滨
偏西的混同江（今松花江）进行季节性垂钓远行。在这里，又根据惯例，包
括从东北东部的“生”女真在内的东北部落诸首领前来效忠。在皇帝营帐内
招待他们的“头鱼宴”上，首领们被命令依次起舞，以作为臣服的一个象征。
当轮到他们中的那位阿骨打时，他拒绝这样做，甚至被命令再三也是如此。
由于他的故意挑衅性行为，天祚帝想要处死他，并看出他是一个潜在的敌人。
但是权臣萧奉先劝阻了他，他对阿骨打可能产生的危害嗤之以鼻。这将被证
明是导致王朝终结的一次致命失误和决定。
① [595]《契丹国志》，卷10，第99—00 页的相关部分，在一些方面也没有考虑到他统治
时期的头十年。
接下来有关王朝覆灭的相对详细的记载，大部分源于史愿所写的《金人亡辽录》。史愿来
自辽南京，他投
降了宋朝，并在被送还金朝前做了许多年官。他的书（除了零星片断外，早已失传）于12
 世纪中期在宋朝
广泛流传。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168—71 页。
② 特别是见于[645]《辽史》，卷62，第 946—47 页，耶律余睹1121 年降金时所做的严
厉谴责。亦见[646]
《金史》，卷133，第2847—848 页。
女真是一个通古斯民族，其部落分散居住在东北地区东部的宽阔地带，
从高丽在鸭绿江流域的北部边界，穿过今天吉林和黑龙江东部以及符拉迪沃
斯托克（译者注：即海参崴）以北的原苏联滨海省一直向北延伸（第三章概
述了他们的早期历史）。他们从阿保机上台特别是从渤海被征服以来就同契
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10 世纪已足够强大，以致宋朝认为他们是反对
辽朝的一个潜在同盟，而他们也已经不时地给辽和高丽制造严重的麻烦。11
世纪末，他们被辽朝统治者长期分为三大群落。首先是“熟”女真，他们是
10 世纪被契丹所俘获的部落后裔，被安置在辽河流域且已完全被同化。再往
北在吉林省东部生活着“顺”女真，他们被当作一支附属民族，与朝廷有着
密切与定期的联系。但是最庞大和最主要的部分是“生”女真，他们居住在
松花江中下游和黑龙江的东部山区。他们是辽廷名义上的属民，但不易真正
控制。这些群落中的每一支又分裂成许多部落与氏族组织，他们不但以小农
定居形式生活，而且也从事打猎、诱捕和放牧牲畜的生活。
在整个11 世纪，“生”女真诸部的一支完颜部逐渐建立起对其邻部的统
治并将女真诸部落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辽廷承认了完颜氏为女真的首
领，并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女真节度使。阿骨打是完颜氏的一个杰出的首领，
虽然在1112 年他还不是他们的总首领。
在天祚帝朝初期，女真与辽的关系已经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女真人非常
痛恨辽朝在主要的边界贸易城市宁江州的地方官员经常欺诈他们的行径。他
们指责辽朝使者的傲慢自负，这些使者在通过女真人的领土时，奸淫妇女并
殴打村里的长者。而且他们厌恶他们的传统义务，即向辽朝皇帝进贡名叫海
东青的特殊鹰隼，海东青生长在沿海地区，为了猎取它们，女真人经常不得
不打开一条穿过他们的邻部五国部领土的出路。
1113 年，阿骨打被部落首领们选为女真族的领袖以继承他的哥哥乌雅束
（1103—1113 年在位），并被辽廷按惯例授予汉式官职节度使的称号。阿骨
打立即开始骚扰辽朝，他提出了几年来积淤心中的不满：即阿疎的问题。阿
疎是一个女真首领，曾反对过完颜氏的霸权并在辽朝境内避难。阿骨打多次
徒劳地要求将他遣返，并开始在边界建立防御工事。在1114 年晚秋，由于阿
骨打的要求又一次被辽廷拒绝，他进攻了宁江州，宁江州是主要的边界贸易
点和辽朝皇帝按惯例接见女真首领的地方。
最初天祚帝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让地方军队去对付入侵者，虽然他从东
京附近派出了一些渤海军队去援助他们。这一有限的军队完全被击败，辽朝
低估了女真的力量与凶猛。1114 年十月，天祚帝征集了由精选的契丹人和奚
人组成的一支军队，由他的北院枢密使萧奉先的弟弟萧嗣先指挥，但是这支
军队也在松花江令人吃惊地失败了，并且损失惨重。萧嗣先尽管无能，但逃
脱了惩罚，这更使契丹将领们的士气低落。到当年年底，宁江州附近的几个
边界州县已投降了女真，一些邻近部落也加入了他们。
1115 年初，天祚帝转而求助于外交手段，派出使节与阿骨打开始和平谈
判。但在一月末阿骨打已宣布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他拒绝了从辽廷来
的信件，因其称呼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新头衔。而且他继续要求遣返阿疎并
从黄龙府撤回辽朝的驻军，黄龙府是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中心。
零星的边界战斗在整个1115 年连续不断，而女真通常占上风。与此同
时，双方都在准备新一回合的战争。
1115 年初秋，在松花江以西，天祚帝集结起一支自己亲自指挥的庞大军
队。九月，在天祚帝能使这支军队发生作用之前，阿骨打已经占领了黄龙府
这一辽朝最东面的主要军事前哨基地。而后，当天祚帝最终于1115 年冬天越
过松花江进入女真领土时，他的讨伐性战争被一次阴谋暗中破坏了。这次阴
谋是要废黜他，拥立他的叔父亲王淳（1062—1122 年，契丹名涅里，追封庙
号为宣宗）为皇帝。
耶律章奴叛乱与渤海人起义
阴谋者们在御营副都统耶律章奴的领导之下，他是一名不满天祚帝统治
的皇室成员。他与亲王淳的妻子和儿子串通一气，并说服其他官员加入这一
阴谋。叛乱者们离开了远征军向上京进军，他们派人通知了当时任南京留守
的亲王淳，告知了他们的计划。然而，这位亲王很犹豫，因为他知道许多杰
出的和强有力的贵族成员仍然支持皇帝。当从天祚帝处派来的使者吩咐他对
叛乱者采取预防措施时，亲王决定借机保持忠诚。他将章奴的使者斩首并将
他们的首级送往皇帝处。
然而，叛乱并没有立即结束。叛乱者们穿过契丹乡村进军，进行劫掠并
集结支持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攻占上京，而且当他们进攻
帝国在木叶山脉的冬捺钵时，被一小支忠于辽朝的女真军队击败。二百多名
有罪的贵族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没为奴。耶律章奴在伪装成一名使
节并企图逃到女真人处时被抓获，后来他被腰斩为两截。他的肢体被分送到
其他都城加以展示，以使其他的潜在背叛者气馁。
虽然亲王淳依然保持中立，而且并没有以不忠于其侄子与君主的罪名而
受到控告，但这次叛乱并不仅仅是一群契丹贵族企图把摇摇欲坠的帝国从天
祚帝无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一次尝试。因为除了耶律章奴以外，叛乱的领
导者们都与亲王淳有着血缘或姻亲方面的密切联系，叛乱也许可以假定为是
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另一次权力斗争而引起的。天祚帝和淳成为皇位竞争者并
不是第一次了。40 年前，在耶律乙辛派人谋杀了天祚帝的父亲后，他曾徒劳
地倡议亲王淳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当乙辛下台时，亲王淳也失宠并被从宫廷
流放。虽然章奴的叛乱失败了，但是，这仍然加强了亲王的地位。为了确保
他的忠诚，天祚帝授予他秦晋国王的封号并任命他为辽朝军队的统帅，委托
他指挥对女真人进行防御作战。
章奴叛乱及先前1115 年失败的影响立即可以感觉得到。战争波及邻近的
渤海地区，那里总是遍布着不满情绪，而且前些年曾发生过一次小叛乱。1116
年初东京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起义，令人痛恨的契丹留守被刺杀，一名叫高永
昌的渤海官员宣布自己为新国家大元①的皇帝并向阿骨打请求援助以对付辽
朝讨伐军队。女真人的援军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辽军，但接着就转而进攻渤海
叛乱者，并在五月份杀死了高永昌。结果，辽河以东五十多个州的全部地区
都落入了女真人的手中。这使整个战略形式改变为对女真人有利。现在战争
不再局限于遥远和相对不重要的边界地区，而是威胁着辽帝国的心脏。大批
渤海人和契丹人逃到高丽定居下来（见地图8）。
预料到女真人会向西进军，天祚帝命令他的叔叔亲王淳从南京道与西京
① 据郑麟趾：《高丽史》，卷14，第204 页。在[595]《契丹国志》，卷10，第108 页中
，他的称号为大渤
海国皇帝。
道和渤海地区的难民中征募由精税士兵组成的一支新军。然而，由他征募来
的“怨军”2 万人对平民的破坏远远大于敌人，而且到处士气低落。在南部
地区的汉人中间爆发了叛乱。①当女真人在1117 年初进攻松花江上的春州
时，东北部的军队甚至不战自溃。当年年底，女真人越过辽河，在战斗中击
溃了亲王淳的新军，并占须了辽河西面的几个州。阿骨打采用了一个新的帝
王称号并宣布他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
流产的和平谈判，1118—1120 年
在这紧要关头，双方突然停止了敌对行为。1118 年初，天祚帝发起和平
谈判，在两年中双方互派使节。但是女真人的要求非常苛刻：阿骨打还不准
备消灭辽国，但他要求辽廷册封他为大金国皇帝。援引澶渊和约的先例，他
进一步要求辽朝皇帝称呼他为兄长，并要求众多的皇子和公主到金廷作人
质，交纳绢银为岁币，正式割让上京、中京和兴中府三路地区。这将使辽仅
仅控制南京和西京道地区而剥夺他们的部落故土。后来在1118 年末阿骨打稍
微放宽了这些要求，但辽廷仍然在他的条件面前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发现自
己已处于绝境。他们保有的领土在1118 年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饥荒，而且发生
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叛乱与不断的叛投金朝事件；在最西面，阻卜又开始叛乱。
阿骨打也面临着他自己的国内问题。虽然他的最初胜利意想不到地容
易，但他的战争肯定加剧了女真人资源供应的紧张。再
者，控制新征服的领土已证明远非易事。1119 年初，在东京爆发了一次反对
金朝占领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秩序得以恢复。1118 年底，辽廷同意册
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王，但是阿骨打对于这一称号和册封文书的语言，以受到
羞辱为理由而加以反对，故而他在1119 年夏季愤怒地拒绝了求和。1120 年
三月，他终于不耐烦地打破和谈。敌对状态又恢复了。
重新开战，1120 年
阿骨打的首要目标是上京，并于五月份攻取了上京，用此举显示他给予
这个衰老王朝以致命一击的决心。上京位于辽朝的心脏地带，是契丹人传统
的牧区，虽然它早已失去其政治与行政的重要性，但它依然是王朝意识形态
与礼仪的中心。契丹人的圣地，如圣木叶山，就位于它的附近。女真入侵者
洗劫并破坏了皇陵和其他重要宗教场所的建筑物。
达到主要目的后，阿骨打由于夏季的酷热和远离他的本土基地而暂时停
止了攻势，但辽朝并没有利用这一喘息时间组织起它的防御。在那年的秋季，
天祚帝同往常一样行猎。士气低落的宫廷又一次为国内纠纷所动摇。辽帝国
一些最强有力的人已对天祚帝的自我放纵、依靠佞幸与谄媚、司法专横、无
休止地征用人力以及对钱物的贪得无厌感到厌烦。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满他
的宠臣萧奉先阻止皇帝听从他们的建议，甚至阻止皇帝了解形势是如何真正
令人绝望。1121 年春天，天祚帝的第二位妻子、晋王的母亲文妃与她的妹夫
耶律余睹将军密谋废黜皇帝，而拥立她自己的儿子代替他。这一密谋被皇帝
① [645]《辽史》，卷28，第335 页。
的宠臣萧奉先揭发，他是与之竞争的皇妃元妃的哥哥，他希望确保她的一个
儿子继承皇位。文妃被迫自杀，而其他密谋者则被处死。她的儿子晋王，由
于每个人都对他寄予极高的希望，故被免死。主要的密谋者耶律余睹同他的
家眷和追随者逃走了，五月份，余睹叛投了女真人，后者当然乐于接受他。
他获准仍然指挥他的军队，而且在1121—1122 年冬季率领一支女真军队去进
攻中京。中京及其周围地区于1122 年一月陷入女真人之手。
此时，天祚帝正在南京或其附近。留下亲王淳指挥南京道后，他抛弃其
宫廷并准备一次远离推进中的女真人的大溃逃，首先是向西北穿过居庸关进
入西京道。萧奉先仍然决心确保他外甥继承皇位，故而对皇帝说，耶律余睹
和他的女真同盟已决心消灭他而拥立晋王。皇帝立即命令这位不幸的皇子自
杀。此后不久，天祚帝终于对萧奉先的操纵感到厌烦，并迫令他自杀。
在以后的三年中，天祚帝总是成功地在追踪者到来之前逃脱。在离开南
京的四个月中，他已后退到沿辽一西夏边界的河套以北的险峻难达的阴山山
脉。在那里，他试图从各地部落中征募新的军队。紧跟其后，女真人于1122
年三月占领了西京，但并没能在整个西京道建立稳固的统治。再者，党项人
由于害怕他们自己的边境遭到入侵，转而开始支持辽朝皇帝并派出军队阻挡
女真人向西进军。阿骨打于是从东北赶来，不久在西夏边境击败了一支契丹
—党项联军。为了排除天祚帝潜在的盟友，保障他们自己的有利形势，并阻
止与党项人的进一步的联系，女真人迁走了许多西面部落并把他们重新安置
在兴安岭以东。天祚帝依然隐藏在阴山里，阿骨打转而向东去占领辽南京。
自天祚帝抛弃下属向西逃跑后，与宫廷的所有联系都被隔绝，南京的高
级官员在奚王和耶律大石的率领下，于1122 年三月已宣布亲王淳为他们的新
皇帝。这援引了当年安禄山之乱唐玄宗逃到四川时唐肃宗夺取皇位的先例。
天祚帝被降级为亲王头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追封庙号）。①辽帝国
由此分裂：天祚帝的权力，正如所述，被局限在极西的游牧部落地区。亲王
淳控制的领土被限定在南部定居地区，而且他统治的辽帝国已缩小为一个小
小的汉人边界国家，它的官员大部分是汉人。曾经几乎完全由契丹游牧民组
成的军队，现在也成为契丹和奚人指挥官率领下的由汉人军队和从东面来的
难民组成的杂牌军队。为了补充这些不太可靠的部队，统帅耶律大石试图从
契丹与奚人难民中征集一支新的部落军队。然而，这些征募来的军队处于如
此穷困境地，以致他们被给予一个绰号“瘦军”。与其说他们是一股新生力
量，还不如说成了南京道百姓的一个沉重负担。
宋朝的卷入
宋朝对这些事件的卷入从几年前就开始了。早在1112 年，宋廷即从一名
叛国者事先得知了女真对辽的威胁。1117 年，认识到契丹国家即将灭亡，宋
朝在交易马匹的幌子下建立起与女真人的外交关系，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反
辽联盟，并瓜分它的领土。①这是一个目光短浅并有潜在危险的步骤。不但朝
廷违反了与一个强大的近邻国家所签订的神圣和约，这会丧失其他近邻国家
① [645]《辽史》，卷29，第343—44 页；卷30，第352 页。
① [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23 年）》，是用西方语言对宋
金之间谈判所做的
最详细研究。亦可参阅陶晋生的明晰论述，[491]《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87—7
 页。
的信任；而且打破保持宋朝一个多世纪安全的北部边界力量的平衡也是极冒
风险的。宋廷认为这是收复937 年丧失给契丹的十六州之地的机会。从一开
始这就是一个假象：事实证明阿骨打愿意归还给宋朝的只是燕（南京）及其
所属六州。
此外，由于宋朝深深地陷入其他地区，所以它并不能立即介入。1107 年
后，与西夏的和平好不容易得以恢复。但在1114 年，两国的外交关系又破裂，
西夏侵入宋朝领土并围攻了定远。1115 年宋朝用大军进行反攻，在制造了大
规模的破坏后，却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战争一直拖延到1119 年，大批宋
朝军队被陷于西夏前线。到1119 年，两军终于达成和平协议，宋廷才得以真
正考虑进攻契丹。①但是，1120—1121 年的浙江方腊起义，又分散了其注意
力。②
只要女真人的进攻指向辽朝的部落地区与渤海地区，宋朝的利益就不会
直接受到威胁。但是当1122 年阿骨打开始进攻与宋朝自身疆界有六个州接界
的西京及西京道时，宋朝突然感到震惊。由于他们在西夏边界以及在南方的
军事困境，宋朝还没有进攻辽以支持女真人的战争，虽然他们已经准备着手
做了。既然辽朝看起来已容易征服，所以开封的宋朝政权希望南京道剩下的
官员和百姓会乐意向宋朝的一支入侵军队屈服。1122 年春末，宋朝草草地征
集起一支大军。在劝说辽廷投降的一次尝试失败后，初夏爆发了战斗。然而，
由萧干和耶律大石率领的一小支契丹与奚人军队却不太费力地击退了宋朝的
入侵。
① 见[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② 见[238]高友工：《方腊起义的原始资料》。
最后的灾难
亲王淳成为皇帝仅仅三个月就死去了。他没有后嗣，而是遗命传位给秦
王。秦王是天祚帝的儿子，由元妃所生。然而，此时秦王正与他的父亲在西
部躲藏。因此，亲王淳的妻子被推举为皇太后与摄政者，③但是她无力阻挡王
朝的迅速瓦解。在绝望中，辽朝大部分汉人臣民此时都在寻找方法以挽救他
们自身的生命，而与宋朝合作看起来是最诱人的选择。曾经帮助过拥立亲王
淳为皇帝的李处温秘密主张投降宋朝。但皇太后强迫他自杀并以叛国罪处死
了他的儿子。而后在1122 年秋末，她的主要将领之一郭药师和重要边界州城
易州的指挥官高凤率领他们的军队叛投宋朝。听取了郭药师的建议后，宋朝
的将领们又试图攻占南京。郭率领他的军队攻进城里，但他的宋朝盟军却没
有能够挡住萧干率领下的一支忠实的契丹援军的到达，契丹援军几乎彻底消
灭了入侵者。
宋朝对南京进攻的失败给了阿骨打亲自介入并占领这一地区的机会。辽
朝的皇太后多次徒劳地恳求他承认秦王作为他的属王，但阿骨打拒绝了，他
确信辽朝的残存领土应由他来占领。1122 年仲冬，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突
破居庸关并占领了南京。在金军到达之前，辽朝皇太后、契丹与奚人高级官
员和许多非汉人百姓立即通过另一条道路逃离南京并向北进入奚人地区。①
在那里，他们分为两部分。奚人和渤海军队跟随萧干进入奚人本土，在此处
他于1123 年初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大奚王朝，并一直延续到五个月后他死于自
己的军队之手。②与此同时，耶律大石率领皇太后和契丹军队向西投奔天祚
帝。当他们终于在西夏边境附近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以北）见到皇帝
时，淳的不幸遗孀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大石虽然谴责天祚帝抛弃他的宫
廷与都城，却得到了宽恕。天祚帝无法处死这样一位能干的将领，特别是他
有7000 名身经百战的战士跟随其左右。
1123 年初夏，耶律大石在一次战役中被女真人俘获，女真人强迫他带路
去袭击天祚帝的营帐，在那里他们几乎俘获了所有的皇室亲眷与随从。③只有
一位皇子梁王设法与他的父亲逃进了附近的阴山山脉。当天祚帝接受了党项
人对其进入西夏避难的邀请时，这位皇子和他的随员们极力反对，他们离开
皇帝营帐，向北部戈壁的乌古和敌烈诸部进发。在那儿，梁王被草草拥立为
帝，又建立了另一个短命王朝。而党项人的统治者李乾顺同时也改变了给辽
朝皇帝一行提供避难的主意。当天祚帝扎营于鄂尔多斯北部等待党项人的护
送时，女真人派出了一名使者到达党项人的宫廷，他警告说，如果乾顺为天
祚帝提供避难的话，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为了使威胁局面得以缓和，女真人
还提供给西夏沿黄河的一带领土。在争取党项人支持的最后一次无效尝试
中，天祚帝正式册封乾顺为西夏国皇帝。但是党项人的统治者对这一可怜表
示并不在意。数月后，在1124 年初，乾顺宣布自己为金朝的藩属。
此刻，辽朝皇帝又一次越过黄河并来到今呼和浩特以北某地的突吕不部
寻求暂时的躲避。耶律大石于1123 年末从女真人处逃出，现在又重返他的阵
③ [645]《辽史》，卷29，第394 页。
① [645]《辽史》，卷29，第345 页。
② [645]《辽史》，卷29，第345—47 页。
③ [645]《辽史》，卷29，第346 页。
营。迫于女真人的搜索，皇帝向北进入漠北地区。他的财产现在已少得可怜，
以致他的随从们不得不用他们的衣物与乌古和敌烈诸部交换食物。然而，他
仍然以在夏季发动一次攻势去收复西京道和南京道的计划而自欺欺人。大石
强烈地表示反对，他指出了这样一种计划的荒谬与不可行性。
当天祚帝顽固地坚持他的意图并开始进攻附近州县时，大石对他的异想
天开已感到厌烦并决定走自己的路。1124 年八月，他宣布自己为王并率领其
追随者向西北越过戈壁进入漠北，①天祚帝则不可避免地失败并被穷追不舍，
最终在1125 年二月于应州（今山西应县）附近被俘获。他被带到女真人在东
北的宫廷并被剥夺了皇帝称号，赐予“海滨王”的头衔，这是他在1118 年授
予阿骨打“东海王”称号所受到的嘲弄（译者注：此处有误，天祚帝册封阿
骨打为“东怀国皇帝”，而非“东海王”）。
关于天祚帝的监禁生涯或他死亡时的年代和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辽
史》和《契丹国志》都记载说他在54 岁时死于监禁。因为《辽史》以1075
年为他的出生年代，所以他的去世可定在1128 年。根据《金史》，天祚帝在
1126 年仍然活着，当时他的一名家奴诬告他打算逃跑。
天祚帝被女真人俘获标志着辽朝的灭亡，但这并不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契
丹国家的终结。在漠北，耶律大石在鄂尔浑河畔的可敦城（镇州）建立了他
的大本营，那里是契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与行政中心。他很可能获得了可敦
城要塞2000 名戍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地诸部落的效忠。他自立为帝并
且采用了葛儿罕的称号，即“普天下之汗”的称号。但是，他并没有转而向
东与金作战，大约在1130 年，耶律大石率领他的游牧部族向西开拓新的领
土。在一年之内，回鹘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而且，他还在河中地区东部建立
了一个根据地。之后，他逐步征服了从帕米尔到咸海之间的所有地区。
大石把他的都城设在离伊塞克湖（Issyk-kul）西端不远的八剌沙兖（虎
思斡耳朵）。他的帝国一直延续到13 世纪初，以哈剌（黑）契丹或西辽的名
字而著称（见地图9）。显然，他的权力并没有扩展到漠北，而正是在那里
他开始向西艰苦跋涉的。1131 年发动的一次对金朝的远征以惨败而告终，这
使大石确信恢复辽朝对以前领土统治的企图是无益的。从那以后，西辽的历
史就与中亚而不是与中国相联系了，而且对它的记载几乎完全是阿拉伯和波
斯史料了。①
① [645]《辽史》，卷29，第349 页。
第二章
西 夏
概 述
12 世纪中叶，是西夏（约982—1227 年）统治的鼎盛时期，此时，西夏
的疆域囊括了鄂尔多斯和甘肃走廊地区。在东北部，其国土沿黄河与金朝相
邻；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门以外的地区；在北方，到达了戈壁南缘的
额济纳（黑城）；而在南方，则抵达了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西夏的首
都中兴位于黄河沿岸的贺兰山脚下，党项皇帝通过首都，统治着全国三百多
万种族构成各异、经济生活多样的人口。除了作为主体民族的党项人之外，
西夏的臣民包括汉、吐蕃、回鹘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当时并没有禁止异
族间通婚的法律条文，所以我们就很难对西夏境内的各个民族进行明确的界
定。党项语、汉语和吐蕃语都是西夏官方认可的语言，并且都在社会生活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目前对于西夏行政机构的内部职能所知甚少，但是
就其外部结构而言，西夏政权明显属于汉地的模式。皇室收入主要来源于税
收和内外贸易，税收大多以实物来支付，主要限于畜牧业和灌溉农业的产品。
①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佛教地位显赫井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宫廷的慷慨保
护。党项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种混合宗教，它属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国—
尼泊尔风格的艺术品中，吐蕃密教和汉地大乘经典的传统奇妙地糅和在了一
起，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作“黑城”风格。从现存的有关西夏的文字和实物资
料中不难推断，这种宗教极大推动了党项文化，像《孝经》、《论语》、《孟
子》之类的流传久远的汉文经典都有西夏文的译本，西夏的政府官员和文人
们往往将这些经典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当然他们同样也喜欢阅读一些庄
子、老子、军事论著、占卜指南以及一些针对大众伦理的佛教训诫之类的著
作。作为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党项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为神圣的偶像，
同时也在其宫廷里给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②
对于党项帝国而言，12 世纪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帝国在当
时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而在一百多年前，为了维护自身
的独立地位，党项人不得不经常与宋朝，有时也与辽朝展开殊死的战斗。在
辽朝崩溃之后（1125 年），党项统治者非常理智地与东方邻人金朝保持了诚
挚的关系，与高昌、龟兹、于阗、哈剌契丹、鞑靼、乃蛮、克烈部等西方或
北方的贸易伙伴，他们肯定也保持了类似的友好关系。在蒙古入侵前夕，党
项国家在东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① 对于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和[771] 吴天墀《西夏
史稿》，这两部通
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的翻译项目和考古发掘，丰富
了党项原始资料
的内容，但是现在还无法就这些资料的综合性研究状况进行全面评价。[719]史金波的《西
夏文化》是近年
研究西夏文化的一部很受欢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新的原始资料。
② [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8 章；[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32 页。

这个复杂而成熟的政权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风雨沧桑，它的王族的源头一
直可以追溯到隋代（581—618 年），甚至更早的党项。独立的党项政权出现
于982 年，并在1038 年正式宣布成立“大夏”政权，建国245 年之后，在
1227 年被蒙古人摧毁。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统治家族的残余从蒙古人手中
逃脱，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明
代，他们以“土司”的身份为明朝服务，直到1700 年左右才寿终正寝。据信，
现代川西某地还居住着这个民族的后裔，他们所操的方言与西夏的语言有近
亲关系。①
①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37 页；[763]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

党项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并将他们记述为
汉代西羌的后裔。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
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
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都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
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
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
群的许多特点。
“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
的，时间是在公元735 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
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
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
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
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 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
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19、20 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
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①
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Mi”、“Mi-■iah”或“Mi-■ag”
（汉文作“缅药”或“弭药”），而“Mi-■ag”也是藏文中对党项人的称谓。
在7 世纪唐史中曾明确记载，“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
之弭药”。在以后的吐蕃文献中，“Mi■ag”是指位于北方的一个王国，也
就是青海湖以东及东北的那个地区。到了最后，这个词终于演变成了对整个
西夏领土的称谓。在11 世纪期间，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与宋朝宫廷的
书信往来中，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的。到13、14 世纪时，“Mi-
■ag”（汉文作“米纳古”或“米纳克”）这个词就与“河西”（蒙古语“Khashin”）

等同起来了，都被用来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
碑传说中出现的木雅和木纳，也属于“Mi-■ag”的异称。总之，无论其来源
如何，“Mi-■ag”是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名称，而它的种族和地理属性迄今
还不十分清楚。②
党项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东亚
大陆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汉、突厥—蒙古三种文化，对党项文化的
影响尤其重大。在公元4 世纪到7 世纪期间，青海湖地区处在吐谷浑鲜卑政
权的统治之下。这个鲜卑政权的缔造者吐谷浑是慕容部人，他在4 世纪初年
率部从东北迁徙到了青海湖地区，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吐谷浑
政权统治了羌人地区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地上过着游牧生
活，而且与当地上层人物结成了联姻关系。到隋代时（581—618 年），党项
人是作为吐谷浑属部宕昌和邓至的遗种出现在载籍中的。他们的最初出现是
在6 世纪末叶，这个时间恰恰与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和唐朝的兴起同时，所
以说，党项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不无关系。到628—630 年，唐朝军队击溃了
突厥人，粉碎了突厥与吐谷浑的联盟。此后不久，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军队也
① 有关党项与羌语的关系，见[700]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 卷，第275—88 页。关
于党项名称的更详
尽的讨论和相关论点，见[98]邓如萍：《谁是党项人？党项的人种与种族特征》。
② 史泰安进行了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见[474]史泰安《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
说》。
开始从西南部进攻吐谷浑，并对党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680 年，吐蕃人
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以上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活动，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边缘地
区的民族开始大批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居地。其实早在584—585 年时，就
有大批党项部落在其首领拓跋宁丛的率领下归顺当时隋朝的边疆当局，但是
他们并没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①6、7 世纪时，党项社会是由“互不相统”
的部落或“姓”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构成的，部落或姓的区别（或排列），
以其各自能够召集的骑士数量为基准。据汉文文献记载，这时党项部落的主
要特点是“好为窃盗，常相陵劫，尤重复仇，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
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一次军事上的突发事件，就可能使他们团结
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他们的相互间交往只限于“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
天”的习俗。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马、驴等家畜来维持，劫
掠在客观上增强了他们选择自治地位的兴趣，而这在促进独立政权产生的同
时，也束缚了它的发展。①西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党项拓跋部及其联盟
创建的。
从一开始，拓跋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党项部族，与其他见于汉文史籍记载
的早期党项部族不同，拓跋氏毫无疑问是高贵的鲜卑姓氏，而且属于后魏皇
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浑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基于以上事实，有些学者认
为党项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鲜卑上层，他们就像其先辈吐谷浑一样，统治
着大量的羌人。其实早在11 世纪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解
释，他自称是源于后魏统治者的后裔。但是其他现代学者认为，号称与后魏
皇室有亲缘关系，不过是为了表明其统治集团合法地位的一种手段。②在中国
北方和内亚地区，拓跋这个名称显然曾经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较可信的，作为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拓跋的情形是：最初与
吐谷浑结为联盟，然后摆脱吐蕃的统治，最终归附唐朝。到了西夏时期，又
重复了类似的模式：与契丹结为联盟，反对青唐（青海湖）吐蕃。尽管与内
地有过痛苦与长期不和的经历，但是党项始终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密切关系。
① [564]《隋书》，卷83，第1846 页。关于6 至8 世纪期间党项的出现，见[148]保罗·
弗里德兰：《早期
党项史》。
① [564]《隋书》，卷83，第1845 页；[566]《通典》，卷190，第10121 页。
②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5 页评价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771]吴天墀
：《西夏史稿》，
第2—页，第8—0 页注[3]，主张鲜卑说。
归附唐朝和定居鄂尔多斯
在唐朝军队628 年收复鄂尔多斯地区之后，在党项首领细封步赖的率领
下，党项人在628—629 年掀起了归附唐朝的第一次浪潮。拓跋赤辞是一位强
硬的党项首领，他通过联姻，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成了联盟。最初，拓跋
赤辞拒绝了唐朝的招诱，到635 年吐谷浑统治者自缢之后，拓跋赤辞及其追
随者得到了唐朝的抚慰，他才非常勉强地归附了唐朝。631 年，党项地区被
分作了32 个“羁縻”州，这些羁縻州属于唐朝新设立的松州都督府的管辖范
围。拓跋赤辞被任命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还将皇室的李姓赐予了拓跋赤
辞，但是直到唐朝末年，党项人才接受了这个姓氏。其他党项首领也都被任
命为各自新设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剌史职务。这样一来，生息在青海湖
以东、黄河源头附近的河曲地区的大约34 万党项人就全都处在唐朝的统治之
下了。
大体与此同时，唐朝政权在鄂尔多斯地区安置了10 万归附唐朝的东突厥
人，突厥人也被安置在按照原有的部落设立的羁縻府州之内。在7 世纪期间，
唐朝一直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安置突厥残部，同时，这里也成了党项和吐
谷浑部族的居住地。
这时的吐谷浑政权已经衰落，638 年，吐蕃开始了对吐谷浑的攻击。吐
蕃王国向东北方的扩张，对党项和其他生活在马背上的羌人部落形成了巨大
的压力。到680 年，吐蕃政权就已经征服了所有羌人的领土。留下来的党项
人与其他种族的集团相互融合，被吐蕃人称为“弭药”（藏文“Mi-■nag”；
吐蕃人将归附他们的吐谷浑人称作“A-zha”）。其他的党项部落在拓跋氏的
率领下，乞求唐朝当局允许他们放弃河曲地区水草丰美的故土，内徙唐朝。
移徙的党项人被安置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境内，并重新组织成了几个特别
设置的羁縻州。党项羁縻州归静边都督管辖，其实，静边都督就是由松州都
督移植而来的。
紧接着，在692 年开始了党项人进入唐朝边疆地区的第二次移徙浪潮。
据记载，这次重新安置的党项人数量达20 万之多。这些人分别被安置在位于
鄂尔多斯南部的灵州与夏州之间新设置的10 个羁縻州之内。①到7 世纪末年，
在草原上兴起了强大的东突厥第二汗国，此后，他们对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
地区进行了多次掳掠活动。721—722 年，正当唐朝与突厥达成协议，在朔方
大规模开设边市时，爆发了一场粟特人领导的、主要由已经归附唐朝的突厥
人发起的起义。这些突厥人早先被安置在灵、夏二州境内，他们的起义活动
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鄂尔多斯地区，历时一年多以后，唐朝才将这次起义镇
压下去。虽然有些党项人也参加了起义，但他们的大首领拓跋思泰采取了支
持唐朝军队的立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应得的奖赏。②拓跋思泰是拓跋赤辞的直
系后裔，当时担任静边都督。
唐朝政府曾努力重新安置居住在这里的突厥人，促使他们弃牧就农，这
次起义很可能就是因此而被激发起来的。不管怎么说，由于起义的失败，突
① 关于党项的迁徙和重新安置，见[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131—36、165—
75、211、236
页及注释[17]；[569]《唐会要》，卷98，第1756 页；[571]《新唐书》，卷221 上，第 
6215—216 页。
② [512]崔瑞德：《玄宗》，《剑桥中国隋唐史》（上），第435—36 页。[386]埃德温·
G.普利布兰克：
《内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2—16 页。
厥人和粟特人先前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到755
年安禄山叛乱爆发时，党项人就已经成为在黄河以南、鄂尔多斯边缘地区占
据支配地位的民族。当东突厥第二汗国在744 年崩溃后，草原的统治权过渡
到了突厥属部之一的回鹘人手中。此后，在草原南部、河西、鄂尔多斯以及
唐朝各地区之间进行的有利可图的马匹和家畜贸易中，回鹘人就成了与党项
人争夺控制权的主要对手。
在安禄山叛乱期间（755—763 年）和随后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区时期，
部分党项人趁机掠夺边疆地区的汉族居民点，或是与突厥人和吐谷浑人一起
加入了当地叛乱行列。后来，这些反叛的党项人又和本地的突厥、吐谷浑加
入了吐蕃军队，或投到反叛唐朝的回鹘将军仆固怀恩的麾下（764—765 年）。
吐蕃人曾越过陇右（今甘肃），试图占领唐朝的都城长安，其他一些主要居
住在灵州和夏州的党项部落采取了与吐蕃合作的态度，后来有些党项人转而
效忠于唐朝，而有些人则成了吐蕃入侵者的向导，接受吐蕃的官职和衔号，
并通过联姻与吐蕃形成联盟关系。
到765 年，唐朝政府得以部分重建自己的权威，但是吐蕃在这时已经完
全占据了陇右（河西与甘肃东部）。唐朝政府计划将各个不同的党项部落以
及党项部落与吐蕃之间分离开来，根据这一计划，唐朝政府对四分五裂的鄂
尔多斯地区的人口重新进行了安置。与此同时，唐朝还采取紧急预防措施，
以割断吐蕃与鄂尔多斯部落居民间的商业联系。在这次重新安置的活动中，
静边州和夏州六府党项被移徙到了夏州以东、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的地
方。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也因为他对唐朝的忠诚，被派回
来抚绥并重新安置他的部落。①拓跋朝光很可能是拓跋赤辞的直系后裔。虽然
拓跋赤辞本人显然并没有得到静边都督这个职务，但是这一官职最终还是授
予了他所代表的拓跋家族。党项人的行政中心由庆州向北移到了银州，在创
建以夏州附近地区为基础的政权的过程中，拓跋部得到的新的官号也为他们
带来了荣耀。
在前吐蕃时期，有一批党项人残留在了庆州境内，其中主要为野利、把
利和破丑三个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党项首领也留在庆州，但我们既找
不到他与拓跋朝光有关的材料，也不知道他与吐蕃有多深的关系。这样一来，
就导致了党项部落的重新组合，党项人被公开分为日后可能成为对立面的两
个不同的分支，当时将这两支党项人分别称作平夏部（在夏州）和东山部（在
庆州）。①
虽然有些党项人还在继续与吐蕃勾结，但是其他的党项人已经成了吐蕃
掠取牛羊活动的目标。盐州，由于其地处夏州之西，并且直通唐朝朔方节度
使官府所在地灵州，所以多年来一直是吐蕃与唐朝反复争夺的地区。786 年，
吐蕃人入侵到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并深入到了夏州，党项刺史拓跋乾晖（拓
跋朝光之子）放弃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虽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
离了夏州，但他们此后还在继续从事掠夺鄂尔多斯居民的活动。通过饲养牛
羊、贸易活动以及掠夺定居的边疆居民的活动，夏州以外的党项部落在人口
数量和物质财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长，但他们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
强盗。在徒劳地想遏止唐朝官员的贿赂和渎职行为的同时，唐朝政府还不时
① [571]《新唐书》，卷221 上，第6217 页；[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7—
26 页。
① [5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4 页。
地试图禁止与这些部落间的私人贸易，停止以汉地丝绸和武器交换鄂尔多斯
牛羊的违禁贸易活动。②
周期性的镇压和报复性的掠夺，形成9 世纪党项与唐朝关系的一个鲜明
特点，而这种情况则是由于唐朝对其边缘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频
繁的事变表明，党项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长引起了唐朝边疆官吏的贪欲，他们
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规定来剥削党项部落，或是公然掠夺党项人的牲畜。
为了报复，党项人经常在吐蕃的帮助下侵掠夏—盐地区的唐朝边境州县。对
唐政权及其军队来说，家畜的牧养和马匹的供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经
营家畜和供应马匹的活动转由党项人控制时，唐朝通往灵州的交通线便时时
面临着被阻断的危险。①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846—849 年之间，最早出现了南山党项
这个名称。南山党项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横山附近山间谷地的
党项部落。他们的首领后来被确认为野利氏的首领。据记载，南山党项比平
夏党项更贫穷，也更好斗，他们是平夏党项的世仇。南山党项很可能是来自
庆州或盐州的流亡者，他们被夹在了两大势力之间，在他们的北面是党项平
夏部，南面是唐朝，党项与唐朝间相互争夺，都宣称对这片边境地区及其居
民具有统治权。②
② [571]《新唐书》，卷221 上，第6217 页；[569]《唐会要》，卷98，第1757 页。
① [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58 页。
②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1—5 页。
唐朝的灭亡
通过9 世纪后半期和1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的长期发展，在内亚草原和中
国缓慢地形成了新的力量组合。840 年左右，当吐蕃与回鹘帝国同时崩溃之
后，在河西和鄂尔多斯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居无定所的抢劫集团。最后有一
股回鹘人在甘州定居下来，他们最初得到了本地吐蕃首领的庇护。一个新的
回鹘王国在甘州扎根，并在10 世纪时逐渐将其势力扩展到了相邻的肃州和瓜
州的绿洲。
当河西汉人张议潮在沙州组建了效忠唐朝的军队之后，吐蕃人在河西的
影响进一步被削弱。大约851 年前后，张议潮遣使入朝谢恩，号称归义军。
张议潮的地方政权一直存在到了10 世纪，这时的归义军已经成了曹氏家族世
袭统治之下的、独立的河西汉人前哨基地。沙州政权与甘州回鹘之间不时发
生战争，但是在10 世纪初年，为了保证由中亚通往内地的商路在大部分时间
里保持通畅，双方达成了临时的妥协。①
甘州回鹘也与吐蕃人占据支配地位的凉州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沙州政
权则通过联姻与信奉佛教的于阗王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对于沙州和于阗政
权来说，吐蕃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尽管各自的利益有别，但是于阗、沙州、
甘州以及凉州诸政权间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通过河西到达塔里木盆地的
转输贸易，通过贸易他们各自都可获得大量的财富。党项影响的增长及其控
制转运贸易的野心，使他们的这些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虽然唐朝统治者
已无力统治河西，但是他们对河西马匹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正相反，
唐朝统治者对于来自河西的马匹的依赖，在与党项的关系中占据着中心地
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崩溃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鹘商人和使节往往都是
取道阴山，经阴山向南渡过黄河，通过鄂尔多斯到达夏州，然后再到唐朝都
城。党项人这时已经在与唐朝的马匹贸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鹘人选择
的这条道路穿越党项地区，从而对党项的地位构成了威胁。840 年以后，边
疆马匹贸易道路向西迁移，途经灵州，这样一来，党项与回鹘在河西贸易的
问题上又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居住在灵州路沿线的党项部落胁迫唐朝使
节，掠夺回鹘商队，然后将战利品卖给其他的部落。对于唐廷来说，灵州向
来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这里又是唐朝采购马匹的首选之地，所以党项掠
夺活动的后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军队来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
9 世纪末年，唐朝统治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形势使西夏党项的
野心大大膨胀。当875 年黄巢起义爆发之后，唐朝北方与河西的联系就中断
了。早在873 年，夏州资深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就已经占领了宥州（静边以
东，在今陕西），并自称刺史。880 年末，当黄巢攻陷长安时，拓跋思恭率
领新集结的汉-党项羌军队帮助效忠唐朝的武装，将起义军赶出了长安。881
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绥、银节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义者），
不久以后，就由代理转为正式节度使。882 年，拓跋思恭管辖的地区改名为
定难军，这一地区包括了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后来又包括了静边，到
① 关于9、10 世纪甘州回鹘和河西的状况，见[172]J. R.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
鹘》；[381]伊丽莎
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
55—62 页；森安
孝夫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见[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
了五代时，静边就成了静州。①
此后，拓跋思恭在其对手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的领导之下，继续支持唐
朝的统一活动。当黄巢在883 年被击败之后，唐廷授予了这位党项将军几个
阶位更高的职衔，并赐予唐朝国姓李，封夏国公。
党项与沙陀最早相遇是在847 年，当时吐蕃、党项与回鹘大肆劫掠河西，
唐廷在盐州发动了一场讨伐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后改
名李国昌）受命担任前锋。后来，朱邪赤心因在镇压庞勋起义的过程中起了
重要的作用，在869 年接受了唐朝赏赐的国姓。在此后的10 年里，他不断对
缘边地区的部落发动战争，从而巩固了自己在振武（位于夏州东北）的地位。
朱邪赤心至少在878 年曾袭击过党项人。党项与沙陀相持的局面最后是由于
党项原来的盟友吐谷浑的介入而被打破的。到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时，沙陀
终于击溃了吐谷浑，将其统治权扩大到了整个山西北部地区。②
与此同时，拓跋氏在唐朝的庇护之下，小心翼翼地扩充在鄂尔多斯地区
的势力，以避免与沙陀之间的不必要的对抗，或者对李克用手下强大的沙陀
部人表示出不必要的恭顺。895 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了，他的弟弟拓跋思
谏继承了思恭的指挥权和其他的头衔。拓跋思恭的另外两个弟弟后来也担任
了节度使职务，但是第二个弟弟投降了西川节度使王建，而王建在907 年建
立了前蜀政权。在多年苦心经营的基础上，拓跋思恭和他的追随者离开了鄂
尔多斯地区，返回了与党项故地相邻的地区。①
① [571]《新唐书》，卷221 上，第621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9—
4 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88 页。
五代时期的党项
在唐末争夺中国北方统治权的斗争中，朱温是一个强有力争夺者。907
年朱温后梁政权（907—923 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灭亡。李克用仍
然是山西北部的强大的独立政权的统治者，905 年，他与契丹结成联盟，这
样就使夏州直接与东方敌对的邻人对抗。客观形势迫使党项人必然与后梁乃
至一切与沙陀-契丹轴心相对立的势力结成联盟。
拓跋思谏死于908 年，继承权落入了他的养子，拓跋思恭的孙子李彝昌
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军队发动的一次兵变，拓跋思恭家族大
权旁落，继承权转由以李仁福为首的旁枝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
先曾担任过夏州军队的普通将领，他是被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将领们推举出
来担任节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凤翔、河西节度使李茂贞和
李存勗联军的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来一支后梁的援军赶来解了围，李仁福
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阶。922 年，李仁福向洛阳输送了500 匹马，此举可能
就是对后梁帮助他抗击沙陀的回报。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儿子，正是他创建了
后唐政权（923—937 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内，是一个强大的独立政权。
在这一时期，辽朝的建立者阿保机发动战争，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边疆
地区的部落归附，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党项部落。尽管有些党项部落
开始向辽廷称臣纳贡，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夏州节度使与辽朝间在这
时有了正式接触。李克用早年与阿保机建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923 年。这
时，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为中国北部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权。面
对契丹日益增长的威胁，党项首领李仁福不得已承认了新的后唐政权，以换
取后唐对自己地位的认可，并接受了后唐册封的更多封号，至924 年，李仁
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①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沙陀与党项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但是沙陀人还是
怀疑李仁福与契丹之间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联盟，而怀疑的根据显然只是捕风
捉影的谣传。正因为如此，在933 年李仁福去世时，后唐朝廷就转而试图要
由自己来直接统治夏州地区。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原来继任了夏州定难军节
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军节度，而由原来担任彰武节度的粟特
人安从进取代李彝超，任定难军（夏州）节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虑，这样
一种调换必定会严重威胁到党项人的利益，从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
言“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安从进在5 万兵士的护送下赴任，兵士
们包围了壁垒森严的夏州城。党项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联盟的
支持，这些部落将邻近的农村抢夺殆尽，切断了围攻者的供给线。相持了三
个多月之后，后唐军队终于还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阳后唐朝廷上书谢
罪，并正式被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为了表示谢意，李彝超向后唐献马50
匹。①夏州继续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党项人的财富当然主要是来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马匹，尤其是党项
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
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
① [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6—749 页；[572]《新五代史》，卷40，第436—3
7 页；[356]冈崎
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35—40 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41—55 页。
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五代的有关记载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
—933 年在位）面临的这种窘境。在洛阳的马匹贸易者中，回鹘和党项人扮
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项人以醉后联袂歌舞来回报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
尔多斯地区的轶闻趣事来取悦沙陀君主。929 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马匹
贸易转由榷场交易，禁止外国商人前来京都。但是这个计划显然是遭到了失
败，在禁令颁布之后，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局面。②
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仍然
是以劫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932 年，党项部落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
后唐邠州（陕西彬县）刺史药彦稠率领军队惩罚了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
933 年，当安从进前往夏州赴任时，药彦稠也率领一支军队相随。很可能就
是因为后唐统治者惧怕党项与契丹通谋侵袭灵州附近地区，才在933 年萌发
了从夏州赶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 年战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独立于
后唐之外。在鄂尔多斯地区那些劫掠成性、仇杀成风的部落中，夏州党项的
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国北部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央政权和东北地区迅速崛
起的契丹国等更强大的政权之外，夏州党项显然也非常想扩大自身对于鄂尔
多斯地区诸部落的影响。
李彝超死于935 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资料说是他的哥哥）彝殷
（因为与宋朝开国君主的庙讳相犯，后来改为彝兴）。直到967 年去世为止，
李彝殷统治夏州长达32 年。现存资料表明，就未来出现的西夏的发展，以及
汉-党项关系而言，在李彝殷长期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
943 年，因李氏统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战乱。李彝殷的
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密谋推翻他的哥哥。阴谋败漏之后，李彝敏与其同盟
者（包括一个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绥州以南340 里，这时属后晋（936
—946 年）控制。后晋朝廷答应了夏州首领提出的送回叛乱者的请求，命令
延州官员将李彝敏的同党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处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员
有二百多人与这次阴谋活动有牵连，结果在党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
洗。李彝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从宥州调往绥州，以替代李彝敏的
位置。此后不久，这一地区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杀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
后汉（947—950 年）管辖的地区。948 年，李彝殷请求后汉朝廷允许他越界
惩罚■母部，但是被后汉拒绝。①对于这次战乱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
的原委，史书中都阙而不载。
几年之后，庆州以北的野鸡族在952—953 年聚众起义，反抗庆州刺史的
掠夺。朝廷本来想以招抚的方式平息起义，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
反而使起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同以往一样，战争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那
些相对比较富足的部落。与中国北方饱经战争蹂躏的定居乡镇相比，这些部
落显然有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廷派出的军队往往都得自
筹粮草，所以有时允许他们保留类似这种绥靖战役的战利品。①
对于契丹人，夏州党项一直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944 年，当辽
军准备南下进攻早先由契丹册立的后晋政权时，李彝殷答应后晋，派遣4 万
② [570]《五代会要》，卷29，第462—64 页；[568]《旧五代史》，卷138，第1845 页；
[572]《新五代史》，
卷74，第912—13 页。
① [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57—
59 页。
① [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3 页；[570]《五代会要》，卷29，第354—55 页。

军队向东渡过黄河，进入契丹领土，以起牵制作用。不管他是否这样做了，
总之，后晋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讨使的职衔。
948 年，李彝殷派军到达了延州边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出兵，现
在还不清楚。从表面上来看，这次出兵是应一位叛乱将军的秘邀来援助他的。
很可能李彝殷此举是为了与他的对头延州彰武节度使高允权作对。当逼近一
支后汉军队时，李彝殷的军队就撤退了，但是这次行动是夏州在一年内第二
次显示它的实力（请比较■母事变）。作为对党项的让步，后汉朝廷949 年
将静州划归定难军管辖，并授予李彝殷中书令的荣誉头衔，而夏州则向后汉
献马作为回报。
当短命的后汉朝溃灭之后，兴起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后继国家，即北汉（951
—979 年，位于太原）和后周（951—960 年），其中北汉与契丹有着密切的
关系。党项人李彝殷最初与北汉和后周都保持着交往，但是最后还是正式承
认了后周，与北汉的关系逐渐疏远。为了表示感谢，后周授予李殷彝陇西郡
王的衔号（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过这个封号），并在954 年册封他为西平王，
竭尽笼络之能事。②后来，夏州与后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诚挚的关系。962
年，党项首领向开封献马300 匹，以表示对宋朝为消灭北汉做出的不懈努力
的支持——北汉最终是在979 年被宋朝摧毁的。
在困扰夏州政治局势的本地势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独立的和总是处在
敌对立场的党项部落，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东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带，
这里曾经是沙陀的统治区。他们的首领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敌，后来又效
忠于宋朝，与西夏为敌。拓跋氏与折氏间的家族世仇绵延不绝，直到北宋灭
亡之后，女真金朝为了协调与西夏间的关系，在12 世纪中叶将折氏家族成员
流放到了遥远的山东，他们间的家族仇恨才告结束。①
当967 年李彝殷去世时，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谥号。虽然自963 年起，
朝廷就决定禁止非汉人在陕西西北部沿边地区担任镇将，但是宋朝皇帝还是
任命李彝殷的儿子李光叡（克叡）执掌夏州军政大权。②然而，权力的平衡还
是在朝着对中央政权有利的方向发展，979 年，当北汉灭亡之时，在党项东
部边界沿线，宋、辽之间的缓冲国也就随之消失了，北汉的灭亡使宋、辽及
党项间的形势变得更加不易捉摸。由这些事件引发的李氏内部的危机，在981
—982 年的继承权问题上达到了顶点。
② [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8—74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161—63 页。
① [646]《金史》，卷128，第2761 页；[865]韩荫晟：《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
② [644]《宋史》，卷1，第14 页。
党项人谋求立国，982—1002 年
李克叡死于978 年，不到一年，他的继承人相继去世。因为后者的儿子
尚未成年，就由他的弟弟李继捧担任节度使，李继捧的就任显然没能得到其
他氏族首领的赞同。这样就引起了对宋朝态度各不相同的李氏长辈间的不
和，从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由于对李继捧继位是否合适存在着争
议，于是李继捧请求宋朝出面予以干预，而绥州的党项刺史则借此机会迫使
李继捧向宋廷称臣。我们并不清楚李继捧称臣的动机，但是称臣的结果，使
李继捧不得不随宋朝派到夏州的使节一起返回开封，在朝廷上，李继捧正式
将夏、绥、银、宥（根据其他说法，还包括静州）献给了宋太宗，“帝甚喜
之”。这样一来，宋朝就在982 年以和平手段得到了后唐在933 年以武力手
段没有能够得到的东西。
李继捧的堂弟继迁以勇敢、尚武知名。963 年，李继迁出生于银州。在
父亲死后，由一位长辈当了他的保护人，李继迁就是在这位长辈照料下长大
成人的。据说，李继迁的保护人在981 年因在夏州袭击李继捧失败而丧命。
当宋朝官员开始将李氏成员抓起来，赶到内地重新安置时，李继迁与他的同
伙逃往北方，进入了平夏的牧场，在这里，他恢复了党项各部落间的联系。
形势变化的结果，在党项氏族内部清除了汉化程度较深的成分——这些人大
部分都自愿迁移到了内地，而由留下来的拓跋部落传统的保护者们创建了独
立的鄂尔多斯政权。
李继迁在距离夏州东北300 里的地斤泽建立了他的第一个营帐。宋朝规
定的税收不时激起银、夏地区的动乱，李继迁纠集了2 万人的军队，开始袭
击银、夏二州地方政权。①在鄂尔多斯北部和黄河北岸，有几个以游牧为生的
党项大部落，他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将“贡”马送往宋廷，以换取作为礼物
的茶和丝绸，同时又常常阻滞和劫掠宋朝马匹的转运通道——最初是与契丹
共谋，后来是作为李继迁的同党。但是在这些部落首领中，有许多人也尽量
想保持对宋朝的臣属关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提高自己
的声望。此外，李继迁这时正在向这些部落首领施加压力，使他们加入自己
的行列，与宋朝脱离关系。当然就这些部落而言，他们与宋朝保持关系，无
疑也是为了提高自身在与李继迁交往中的地位。与宋朝断绝关系，就意味着
拒绝将马匹卖给宋朝的代理商，而这样做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抵触的。
在李继迁与宋朝交界的南部边境沿线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而且种族不
同的吐蕃—羌人集团，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党项部落。对李继迁来说，更为
棘手的是解决好这些部落的问题。这里的部民被内部倾轧和相互冲突的臣属
关系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反对一切外部的控制。许多首领长期向宋朝提供武
力援助，并因此而得到了丰厚的礼物，故而他们在宋朝与李继迁的关系中或
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帮助宋朝攻击李继迁。①但是这些部落与宋朝间的这种
脆弱的臣属关系是十分不稳定的，它随时都有可能终止，而且常常需要使用
武力来重建。这样就使党项人在争夺部落属部的斗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尽
管如此，与宋朝政权的富足和强大相比，李继迁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而他
① [644]《宋史》，卷485，第13984—3986 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a、
14a、16a；卷24，
20—1a、22b。[139]傅海波：《宋人传记》，第2 卷，第521—22 页有李继捧传。
① [644]《宋史》，卷491 和卷492 有党项和吐蕃的传记；[804]罗球庆：《宋夏战争中的
蕃部与堡寨》。
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四分五裂、朝秦暮楚的部族结合成为一个忠实于自己的牢
固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平夏和南山部民反抗宋朝边疆官吏的暴虐统治的斗争中，李继迁以自
己的氏族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与此同时，他还与他们结成联姻关系，以权力
和劫掠作为诱饵，所有这些，都是李继迁用以保证他们臣服于自己的策略。
李继迁本人在强大的南山野利氏中选择了一位妻子，于是野利氏就成了西夏
早期的上等“内”氏族之一。野利后及其氏族在西夏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
他们的地位一度甚至可以与萧后氏族在契丹国的地位相当。①
李继迁与契丹朝王族也建立了联姻关系。986 年，李继迁表示归顺辽朝，
向辽请婚。989 年，他如愿得到了辽公主，并在990 年被辽帝册封为“夏国
王”。②与辽新结成的联姻关系，给西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对党项人来
说，臣服辽朝从来也没有妨碍过他们与宋朝的交易，但是随着党项与辽的联
姻，在三方关系中不断产生出层出不穷的猜疑和争吵。而且，居住在辽朝边
界以内的党项部落也成了西夏、辽两国间多年摩擦的根源。1004—1005 年，
在与宋朝缔结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约之后，契丹可以从容考虑在与党项人争
夺河西贸易的控制权和对回鹘附庸国的支配权造成的威胁了。然而对于维持
各方势力的平衡而言，党项与契丹名义上的联姻关系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
这时宋朝并没有对党项采取敌对的态度，也没有向鄂尔多斯边界地区派
遣大批军队，而是依靠劝说、施加经济压力和威胁来保持与党项的关系。通
过在边界地区战略要地设置要塞，通过“抚绥”边界地区宋朝管辖区内非汉
族群落的造反，通过鼓励与吐蕃和回鹘的进贡贸易，宋朝很轻易地利用了党
项部落的分裂局面。其实，宋朝与党项之间自始至终都处在某种非正式的战
争状态。党项人往往将与宋朝交易得来的钱币熔化，用来制作兵器。从983
年起，宋朝开始限制边疆贸易，并以货物代替钱币来交换马匹，这样就减少
了流入党项的金属。993 年，宋廷又计划禁止在沿边界地区出售优质的党项
盐，希望以此来阻塞李继迁同伙的财源，并逼迫他们归降。但是这条禁令引
起了强烈的反对，并由此而出现了大批走私贸易，所以很快就被废止了——
虽然后来又曾在名义上恢复过。①尽管在与西夏的关系中，宋朝占有经济上的
优势，但是讨伐不合作的边疆部落的局部性战争，极大地降低了为宋朝效力
的吸引力。
李继迁的策略主要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加强军事实力，并千方百计补
偿因宋朝禁断贸易所造成的损失。早在984 年，他就以向麟州提供驼、马来
试探汉人的态度。此后不久，宋朝军队袭击了他在地斤泽的营地，李继迁仅
以身幸免。985 年，李继迁再克银州，并着手重新夺取定难军的拓跋氏传统
领地。在汉人谋士张浦的帮助下，李继迁在重新得到的地区草创了政府机构，
并将鄂尔多斯的汉人和部落首领召集起来，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后来，张浦
被宋太宗羁留“作客”有年，但是尽管太宗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最终还是没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1—92 页；[545]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
907—125 年）》，
第7 节，“第三种文化”，第20 页。
②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9 页；[645]《辽史》，卷115，第1524—525 
页。[771]吴天墀：
《西夏史稿》，第92—9 页，评述了党项与契丹的关系。
①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20b。[878]廖隆盛：《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
。
能诱使李继迁降宋。
就党项首领而言，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稳固的资源基地。尽管宋朝
一直在竭力禁止走私活动，走私贸易还是很猖獗。1002 年，李继迁自己在灵
州路开放了季节性的集市，吸引了许多买主。但是平夏地区在经历了几十年
的战争和动乱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地区。
甚至在994 年宋朝军队夷平夏州的古城堡之前，李继迁的军队就已经分别向
西方和南方朝灵州和兰州方向发展了。到1001 年，党项军队已经发展到了5
万人，他们成功地切断了灵州通往内地的生命线。1002 年三月，党项攻陷灵
州，以灵州作为他们的第一个首都。黄河沿岸地区为党项的扩张提供了一个
丰饶的根据地。②（参见地图10）
1003 年，灵州被改名为西平府。李继迁建都灵州后，立即开始恢复这里
的运河系统，并将鄂尔多斯的居民强迫迁往新首都，以增加农业人口，扩大
税收基地。也就是在这一年，宋朝承认既成事实，正式将982 年李继捧放弃
的鄂尔多斯五州之地归还给了李继迁。与此同时，李继迁已经在距离灵州西
南500 里的凉州开辟了另一条通道——凉州成为甘肃走廊与开封之间朝贡贸
易往来和马匹交易的中枢。
②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a；[644]《宋史》，卷485，第13988 页；[356]冈
崎精郎：《党项古
代史》，第205—15 页。
凉州和党项人入占河西
多年以来，凉州一直是由一个吐蕃—汉人混杂的部落联合体统治着，这
个部落联合体立足在凉州以南一处叫做“六谷”的水草丰美的山间谷地。部
落联合体分为左、右两翼，但在名义上由一位大首领统治。在1001 年，一位
叫潘罗支的人突然在一夜之间取代了第四代大首领的地位。①史书中对潘罗支
的记载很模糊，但是他的影响却很大。据推测，潘罗支的崛起可能与他联合
了强大的朗氏家族有关，这个家族曾经统治过潘州（今四川松潘），并在吐
蕃朝出过大相。②潘罗支还得到了与凉州关系密切的者龙十三部的支持。在宋
朝秦州（今甘肃天水）地方当局看来，较之于他的前任，潘罗支显然可以对
李继迁形成更有力的威慑，所以他们对潘罗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然而，原
来的六谷大首领保留了左翼首领的位置，而且显然也接受了宋朝将他们作为
对潘罗支抗衡的安排。
早在985 年，党项人就认识到了西宁、兰州、凉州三角地带的商业和战
略价值，所以李继迁当时曾发兵攻打过会州（位于兰州东北方，黄河东岸）。
党项人对凉州的进攻开始于996 年或更早，灵州陷落之后，他们更加强了对
凉州的进攻。1003 年末，李继迁占领了凉州，接受了已逃入城中的潘罗支的
伪降。结果吐蕃人伏击了李继迁，党项军队被击溃，首领李继迁受了致命伤，
最后在1004 年初死于灵州附近，时年41 岁。①
党项人很快就采取了报复行动。一支党项人秘密加入了者龙族的分裂
派，并在1004 年年中暗杀了潘罗支，者龙族联盟也因此而分崩瓦解。此后，
忠于潘罗支的一派驱逐了其他部落，拥立潘罗支的弟弟厮铎督节度凉州，重
新控制了局面。尽管厮铎督马上就得到了宋廷的任命，但是他的统治基础已
经被大大削弱。紧接着在1006 年之后，这一地区又数年遭受了瘟疫的袭击。
就在这时，在凉州以南、青海湖以东、位于湟水流域的河州地区，以宗哥族
为中心，正在形成一支新的吐蕃政权。据记载，有几位知名的六谷首领逃到
了党项人那边，而其他的部落则被吸引到了宗哥政权一边。
① 有些中国学者将他的名字读作“博罗齐”。
② 关于凉州，请参见[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83—99 页；[588]徐
松（1781—848
年）辑《宋会要辑稿》，卷195，方域21，第14—3 页；[222]岩崎力：《西凉府潘罗支政
权始末考》和[223]
《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
① 关于李继迁去世时间的不同记载，见[688]戴锡章：《西夏记》，卷3，20b—1a 的论述
。
吐蕃宗哥朝的兴起
宗哥是指青海湖以东的安都地区（位于今青海省的东部，见地图11），
它还是位于今西宁（当时称为青唐）与乐都（当时称为邈川）和湟水（藏文
作Tsong－kha）之间的一座城的名称。宗哥部最初是以凉州忠诚的者龙部盟
友的身份出现在宋代史料中的。①潘罗支死后，宗哥部加强了与甘州回鹘的联
盟，以维护他们各自的商业利益。宗哥部或护送回鹘商业特使从南方远远地
绕过凉州，并通过西宁到达宋朝境内的秦州。
大约就在此时，安都的元老们也在寻求一位新的、血统高贵且门第古老
的君主，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为了抵御党项人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压力。
在西方，他们在高昌发现了这样一位人选，他就是欺南陵温篯逋（997—1065
年），据称，欺南陵是出自雅砻皇室的后代，这样就使他比潘罗支更多地得
到了吐蕃人的忠心拥戴。而且他不久又得到了与高贵的皇室地位相应的宗教
身份。欺南陵最初被护送到了河州，当地人称他为唃厮啰。①这个词的意思是
“佛之子”（藏文作“rgyal－sras”）。从这个称呼中，可以看出当地人将
他视为皇族政权首脑的迫切心情。但是野心勃勃的宗哥僧人李立遵（或李遵）
与邈川首领温逋奇将唃厮啰“掠取”到了河州西北的廓州，并立为国王（藏
文btsan－po），欺南陵时年12 岁。新政权很快就得到了发展，并再次移到
了李立遵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区宗哥城。李立遵将自己立为大相，并将两个（或
一个？）侄女（有些记载说是他的女儿）嫁给了唃厮啰。
1014 年，唃厮啰与渭州（甘肃平凉）宋朝地方当局取得了联系，并且接
受了宋朝的官职。1015 年初，由宗哥诸首领派出的联合使团到达了宋廷。此
前秦州和渭州地方官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宗哥自称有六七万军队，愿意在朝
廷的支持下抵抗党项人的入侵，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煽动边境部落，嗾使
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宋朝进入渭河流域的牧地。另外，李立遵与他的傀儡君主
之间的权力争夺也正在向白热化发展。1016 年，李立遵已经还俗，并从16
个部落中找到妻子。唃厮啰的权威应该是在李立遵之上，但是李立遵根本无
视这一点，他反复向宋朝乞请封地，甚至请求得到赞普（藏文btsan－po）
的称号。宋廷虽然并不信任李立遵，但是对他潜在的利用价值却深信不疑，
所以在1016 年也授予了他一个名义上的官职。
在1013—1016 年间，宗哥吐蕃与盟友回鹘人发生了争吵，并封锁了通往
甘州的道路。党项军队也在这时加紧了对回鹘和凉州的攻势（有些史料将李
继迁之死归结为潘罗支麾下的回鹘武士）。1015 年，党项军再次占领了凉州
城，但是在1016 年又被杀害了厮铎督的回鹘人驱逐了出来。凉州后来又成了
吐蕃人与回鹘人共同控制的地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5 年。1016 年，当
新的回鹘可汗继位之后，宗哥吐蕃与甘州回鹘终于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
然而事实表明，这两个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和敌对局面，对凉州的命运产生了
① [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
理学研究》，第
505—09、575—77 页。有关的吐蕃资料，见[377]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第176—77
页。
① 译者注：读作“Ku－ssu－lo”。但是也有学者读作“Chiao-ssu-lc”。
决定性的影响。①
1016—1017 年间，在渭河河源一带爆发了部落起义，李立遵和唃厮啰都
与这次起义有密切关系。这次起义爆发的原因，部分还得归于宋朝政府的西
进。宋朝这时将防御地带向前推进到了渭河源头，并在这里兴建了许多堡砦
和木材收集点。1016 年九月，秦州刺史、缘边安抚使曹玮（973—1030 年）
彻底打败了吐蕃人，镇压了起义，但是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017 年。1014
年，曹玮报告，吐蕃人的反抗已被彻底粉碎，唃厮啰已经退兵，他原来的臣
民悉数向秦州纳质投降。据有些史料记载，唃厮啰将这次失败的责任归结于
李立遵。11 世纪20 年代初，唃厮啰最终迁到了邈川，并以温逋奇为新的大
相。②
在此后许多年里，有关唃厮啰的情况都不清楚。在后来某个时期，唃厮
啰曾请求与秦州贸易，并希望得到宋朝的承认，对此，秦州的宋朝官吏派代
表去邈川，将与他的联系固定下来。根据宋朝史学家李焘（1114—1183 年）
记载，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党项人1028 年攻克甘州之后——虽然党项征服河西
的确切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推测。①1032 年，唃厮啰和他的大相温逋奇都
接受了宋朝的任命。但就在这时，温逋奇发动了叛乱，并囚禁了他的君主。
唃厮啰后来得以逃脱，并杀死温逋奇，溯流而上，将首府移到了青唐。由于
党项人吞并河西的结果，大量避难者都从河西来到了这个城堡里。大约在
1032 年党项人攻克凉州之后，早先厮铎督的联盟者，回鹘、吐蕃也加入了臣
属唃厮啰的行列。②
就能够断定年代的这些历史事件而言，1032 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它不仅是唃厮啰一生的转折点，而且标志着青唐上升为宋、西夏、辽及内亚
各方进行商业和政治交往的枢纽。同时，这一年也是李元昊开始掌权的一年。
在西夏统治者中，李元昊是最著名、最精明能干的一位，他的继位开创了位
于青唐和兴州（新的夏都）的两支敌对政权直接对抗的新时代。
① 有关回鹘与凉州、宗哥间的复杂关系，见[644]《宋史》，卷490，特别请参见第14115
 页和[588]《宋会
要辑稿》，卷197，蕃夷4，第3—页。又见[224]岩崎力：《宗哥城唃厮啰政权的性质与企
图》。
② 但是迟至1024 年，在宋朝资料中唃厮啰与李立遵的名字都是一起出现的。1025 年之后
，李立遵在有关
记载中消失，也就是在这一年，李立遵得到了宋朝的月俸（虽然也有些谣传，说李立遵在
1016 年就已经被
曹玮的部队杀害了）。
①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17a。曹玮见[139]《宋人传记》，第2 卷，第106
3—064 页；又见
[800]昌彼得、王德毅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 卷，第2197—198 页。
② 关于青唐和唃厮啰，近年有两项研究成果，一是[823]祝启源：《唃厮啰政权形成初探
》，一是[746]孙菊
园：《青唐录辑稿》。
李德明，1004—1032 年
现在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追溯11 世纪初年在党项人中发生的事件了。
1004 年，李继迁的长子阿移继承了父位，时年21 岁。后来他以李德明的名
字闻名于世。为了将党项的势力向甘州及其以西地区推进，李德明最初致力
于维护与辽、宋间的良好关系。
1004 年，这位新的党项统治者得到了辽朝授予的西平王的称号；到1010
年，他的称号就已经上升为“夏国王”——这是他父亲曾经拥有的称号。除
了常规的带有外交性质的贸易往来——很可能是党项人每年派遣贡使前往辽
廷，在党项与契丹的关系中，这时开始显露出了真正的敌对色彩。
位于辽西北方的阻卜（鞑靼）属民的叛乱和反抗活动，促使辽廷在1008
年、1010 年和1026 年多次发兵攻打甘州回鹘，以努力保障其遥远的边疆地
区的安定。尽管取得了一些有限的局部胜利，但是辽廷的这些军事行动可能
没有一次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党项军队也在1008 年、1009 年、
1010 年和此后发兵攻打回鹘。1015 年，他们攻克了凉州，但是在次年又被回
鹘人打败并赶到了城外。虽然辽廷和西夏都对甘州发动了攻势，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他们采取了协同行动的立场。就控制河西及其贸易通道而言，辽廷和
西夏实际上处在敌对的立场。对于辽廷来说，控制河西的重要性只是限于边
缘地区；而对于党项政权而言，控制河西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①
1006 年，辽廷接待了河西另一主要政权的使臣，这是一个以沙州（今敦
煌）为中心成立的政权，沙州统治者曹宗寿同时还曾向宋和辽请求官职。曹
宗寿的继承人是曹贤顺，他是最后一位见于记载的沙州曹氏的统治者。1014
年，当曹贤顺继位时，他也是同时与两个朝廷保持联系的。大约就在这时，
沙州统治者开始自称为沙州回鹘，而后来到了1041—1042 年间，又自称为沙
州北庭汗国。以上事实为这样一种推测提供了证据，即在甘州回鹘被征服之
前，他们曾经兼并了沙州。这一时期曾有许多甘州回鹘移居沙州，这一点是
毫无疑问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来自天山地区的回鹘人在11 世纪20 年
代初占据了沙州。鉴于吐鲁番的西部回鹘与契丹间久已存在的密切关系，对
于党项人在这一地区的野心而言，沙州回鹘政权的存在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障
碍；而对辽来说，沙州回鹘的存在则使他们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而在事实
上，沙州也确实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顽强地抵制了党项的吞并。①
到11 世纪50 年代，辽廷才开始谋求与青海的吐蕃人发展关系，而李立
遵则显然曾寻求过辽廷的帮助却毫无结果。1018 年，李立遵曾要求允许他派
遣贡使假道西夏前往辽廷，但是在有关文献中并没有发现类似使臣到达辽廷
的记载，这很可能是由于西夏的反对而未能成行。由于西夏拒绝了李立遵的
请求，辽帝托言狩猎，率领军队深入到西夏境内劫掠。李德明击退了辽军，
作为补偿，辽在次年遣使“赉玉册金印，册（李德明）为尚书令，大西夏王”。
②虽然其中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件事暗示党项与辽朝之间的关系这时
① [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第79—0 页；[356]冈崎精郎：
《党项古代史》，
第239—89 页。
① [644]《宋史》，卷490，第14123—4124 页；[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
》，第560—70
页；[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第331—35 页。
② [645]《辽史》，卷16，第183 页；[644]《宋史》，卷485，第13991—3992 页。
已经濒于破裂。此后，李德明努力缓和双方的关系，并在1031 年辽朝新皇帝
兴宗继位时，使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李元昊做了契丹皇室的附马。
1004—1005 年，宋、辽之间澶渊和约的缔结以及此后出现的缓和局面，
为李德明与宋朝间的谈判营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围。很可能是为了观望宋、辽
和谈的后果，李德明尽量拖延了与宋朝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存在着无法解决
的分歧，但是双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和约。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
西夏归还灵州和向宋朝称臣纳质（这在党项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李
德明则对这些条款持反对态度。但是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方案，允许李
德明保持1006 年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和西平王的称号，而宋朝则提供绢、
钱、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赠冬衣。这样一来，就建立了西夏对宋朝的形式上
的朝贡关系，而宋朝则承认党项统治者事实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统治期
间，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贸易上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在争取越境销售党项盐
方面却没有获得多少成功。最早的官市（榷场）是1007 年在保安军辖区（今
陕西志丹县）开设的，后来在1026 年，又同意在山西北部的并州（今太原）
和代州（今代县）设立了私市（和市）。
这时，因为宋朝皇帝正致力于保持沿边境地区的和平，小规模的边境冲
突、繁荣的食盐销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贸易活动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
在与宋朝皇帝交往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党项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贸易特权，他
们大批涌入宋都开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个稳定的、获取丰厚礼物的渠道，
党项因此也变得更加繁盛富足。1020 年，在灵州西北、黄河对岸靠近怀远镇
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为兴州（1033 年改名为兴庆府）。
新的政权中心地处于阿拉善与黄河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阿拉
善保卫着它的后方安全，而黄河则形成了东、西两翼的屏障。到12 世纪初年，
夏都通常又被称为“中兴”，很可能这是其党项名的汉文同义词，蒙古语
“Erighaya”，可能也是由都城的党项名衍生出来的，用来指宁夏地区的一
个名称。①
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长子李元昊统率着河西的党项军队，并赢得了作为
一名武士和战略家的美誉，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述了这对父子间的一段未经
证实的对话。在谈话中，年轻的王子对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为和贪恋
由边境贸易得到的汉地产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相信，父亲的政策削弱了
党项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游牧，从而对党项的文化价值，毫无疑问，也对其武
力优势构成了威胁。李元昊还特别谴责了李德明实行贸易代理人的做法，认
为他们在宋朝市场上没能得到赚钱生意。①1028 年左右，随着甘州的陷落，
党项开始了征服河西的活动，对河西的征服主要是由李元昊完成的。由北方
农耕边缘地区进一步向南扩张显然是不可能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征服河
西可以看作是党项向西方扩张，并从而巩固西夏社会游牧基础的一场运动。
李元昊后来实行的政策，显然是要明确和保持党项政权独特的文化面
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李德明对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持反对态度，但是正如
后来发生的激烈的宫廷阴谋所揭示的那样，李元昊的野心在当时曾引起过争
论和关注。
① [644]《宋史》，卷485，第13993 页；[575]苏轼：《东坡志林》，卷3，第51 页。
党项征服后的河西
在汉文载籍中，有关党项在河西活动的记载颇多错讹，而且缺漏也很多，
好像汉文记载是有意要淡化西夏征服和吞并河西的确切时间。一般来说，都
将党项平定河西的时间定为1036 年，具体而言，甘州大约是1028 年陷落的，
凉州是在1032 年，而在河西请政权中位于最西边的沙州政权则在1052—1053
年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就在这一年，沙州向宋廷派出了最后一批贡使。
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党项统治时期的题记，早期的时间在1074 年。换句话
说，这表明最晚到此时，沙州就已经完全处在党项的统治之下了。前田正名
指出，伊斯兰教哈剌汗朝的扩张及其对喀什噶尔和于阗的征服，是促使沙州
向党项政权称臣的重要原因。在历史上，于阗曾是沙州的盟友。其实早在1038
年，李元昊就已经声称于阗是他的属国，但是看来于阗并不承认这种身份。
时隔38 年（1025—1063 年）之后，于阗的使臣又来到了宋廷，而于阗人在
青唐的政治和商业事务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①
当党项的竞争对手以及未来的附庸国开始使用河西走廊以北和以南的贸
易通道时，党项人原本希望通过占领河西而获取种种唾手可得的商业利益都
化成了泡影。从塔里木盆地出发的商人或经由北道，沿着戈壁南缘到达契丹
朝廷，或是迂回向南，到达青唐——青唐这时已发展成了一个繁荣的货物集
散地。对于宋朝而言，青唐是宋朝马匹的重要来源地，也是联系西域的桥梁，
而且青唐尤其是一股潜在的军事威胁力量——这里有可能成为党项与吐蕃联
合起来反对宋朝的基地。正因为如此，宋朝也非常重视青唐的关键性作用。
为了购买马匹，宋朝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一些边市，1038 年以后，宋朝的大多
数马匹都是通过这些边市从吐蕃进口的。11 世纪70 年代，王韶被委派创建
熙河路，以“绥靖”青海，这样一来，宋朝廷强制实行的、禁止汉人在这一
地区扩张的禁令就被彻底废除。王韶还吸收了更多的当地酋领，使他们成为
享用宋朝俸禄的属臣。①熙河路的设立还带来了另外的后果，如熙河路诸指挥
日益增多的挑衅行为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政权的恐慌，使党项与契丹的关系
从11 世纪70 年代末期起逐步得到改善，西夏与青海的各种往来非常活跃。
12 世纪时，河西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宋人对青海的短期占领（1099
年，1104—1119 年），女真对陕西的征服，使青唐的商业网络得以扩散，为
党项人在1136—1137 年吞并这一地区扫除了一切障碍，而金朝也在这时正式
将青海割让给了西夏。②到这时，党项的贸易地位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正如
洪皓（1088—1155 年）在他的日记中所称，回鹘地饶物产，“多为商贾于燕
（今北京，1153 年为金中都），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
① [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5、628—45 页；[356]冈崎精郎：《
党项古代史》，第
270—79 页。党项称于阗为其属国，最初见于李元昊给宋廷写的一封信（[644]《宋史》，
卷485，第
13995—3996 页）。后来在李远的《青塘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青塘录》是一部宋朝
的著作，已佚，
残存的内容见陶宗仪：《说郛》，卷35，11a—3a。
① [877]廖隆盛：《北宋对吐蕃的政策》。王韶被收入[139]《宋人传记》，第2 卷，第1
137—141 页及[800]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1，第203 页。有关他的活动的记载，可见[660]陈邦瞻（1589
 年去世）编：《宋
史纪事本末》，第41 页。
② [646]《金史》，卷78，第1772 页；卷91，第2017 页；卷26，第653 页。但是有关证
据还不是很清楚，
而且记载也互有出入。又见[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第16 页。
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宋夏战争的结束，11 世纪末
以来党项中央政权进一步稳定，才促成了西夏贸易地位的转变。
据洪皓记载，金人入侵中国北方之后，早先居住在秦州的众多回鹘人都
迁回河西，成了党项的臣民。③从12 世纪中叶起，回鹘人开始在西夏的政治、
文化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自一开始，他们就是西夏佛教文献的翻译
者。在辽朝最终覆灭的日子里，党项人曾忠心耿耿地帮助过契丹皇室，所以
可以断定，中亚哈剌契丹朝（即西辽）信仰佛教的契丹统治者必定与宗教信
仰相同的党项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从党项法典可以明
确看出，在12 世纪初年，西夏与其北方和西方的邻人都保持了正常的贸易和
外交关系。
③ [579]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3 页。关于洪皓，见[139]《宋人传记》，第2 卷
，第464—65 页；
[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505—506 页。
李元昊（嵬名囊霄，景宗），1032—1048 年
1032 年，当他的儿子将凉州并入党项帝国之后不久，李德明在夏天去世
了。①虽然宋朝史料中对李元昊的记载常常带有浓重的流言和传说色彩，但是
从汉文史料中可以了解到的有关这位党项首领的情况，却要比其他所有西夏
统治者加起来还要多。李元昊自幼就通晓汉、蕃佛典、法律、占卜，并精于
军事谋略。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胆的改革
运动，意欲增强党项统治者的权力，进而力求表明自己独特卓异的地位。此
外，这位傲慢的君主还特别希望宋朝承认他与契丹统治者的地位相等。但是，
李元昊牺牲与契丹的联盟关系，发动与宋朝间的长期的消耗战争（1039—1044
年），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局部的胜利。李元昊中央集权政策（也许还有疏远
宋、辽的政策），在西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并最终使他遭到暗杀的结局，
同时也使西夏的中央权力大大分散。然而，李元昊无疑是最具天才、最富想
象力的党项统治者，无论是在人民大众的头脑里，还是在西夏的政体结构中，
都有他留下的难以泯灭的印记。
历史学家不能确定在1038 年之前，这位新君主的活动的具体年代，但通
过几次象征性的活动，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他所从事的活动的大体轮廓。首先
是改姓。991 年，宋朝曾赐李继迁赵姓，而契丹还使用着古老的李姓。李元
昊继位之后，将党项皇室李姓改为党项姓氏嵬名，而宋朝当局还继续使用着
皇族赵姓。自李元昊改姓后，党项统治氏族中所有“内”亲都采用“嵬名”
为姓。嵬名元昊还接受了“兀卒”的衔号，兀卒这个词在党项语中相当于党
项皇帝或可汗，汉语将其释为“青天子”（“天之青子”或“青天之子”）。
①其次，为了避父亲的名讳，元昊还改变了宋朝在西夏境内行用的年号。不久，
嵬名元昊就开始在西夏推行一套独立的、行用汉地政权职官术语的、具有汉
族风格的职官衔号系统，但是所有的职官衔号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党项名称。
在嵬名元昊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 年左右发布的剃
发的法令，据载，“初制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
从令，许杀之”。
剃去头颅顶部的毛发，将前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到面部两侧，在亚洲
许多民族中（朝鲜、鲜卑、渤海等）都可以见到这种发式的不同变体。与此
比较而言，据说古代羌人是将头发松散地垂覆在面部。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颁发秃发令的目的，主要是要改革“落后”的羌俗，并将西夏的国民与辽、
宋、吐蕃等邻人区别开来。②
嵬名元昊还颁发了有关服饰的规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
从西夏的服饰令中，可以看出吐蕃和回鹘对党项的影响。①
① [588]《宋会要辑稿》，卷33，礼41，12b。大多数记载将李德明之死系于冬天，即宋朝
最初得知死讯的
时间。
① 关于李（嵬名）元昊的姓和称号，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3 页；[584]《续
资治通鉴长编》，
卷111，16b；卷122，9b；[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30—3 页；[345]尼古莱·A.聂
力山：《西夏
语文学》，第1 卷，第48—9 页。关于内亚和中国皇帝称号的讨论，见[34]彼得·A.布德
勃格：《达颜、
成吉思和单于》。
②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14b；[355]冈崎精郎：《西夏李元昊及其秃发令》
。
① [644]《宋史》，卷485，第13993 页；[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21 页；[77
1]吴天墀：《西夏
1036 年左右，西夏颁行了党项文字，这一事件的意义要比以上列举的改
革重要得多。一般来说，都将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完善归功于党项学者野利仁
荣（西夏名将野利遇乞和旺荣兄弟的男系亲属），但是创立党项文的工作可
能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并持续进行了许多年。党项文字由六千多
个字构成，行用于政府机构和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同时还开始了将汉文和
藏文文献翻译为党项文的工作。一百多年后，“制蕃字师”野利仁荣在1162
年被封为广惠王。从11 世纪40 年代起，在西夏与宋朝的交往中，就出现了
西夏贵族和官衔名称的党项文形式，为了让类似西夏官员和与其地位相当的
宋朝官员平起平坐，这些官衔只是在宋朝对外机构和外交文件中使用（采用
汉文音译）。②虽然这些文件的党项文本并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但至少有许多
官职名称（大多数的含义还不清楚）借助于宋朝载籍得以保留至今。
嵬名元昊在军事和行政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党项国家政治构架的基础。元
昊力图在西夏政权内推行文、武官分开任命的双轨并行制度，这种制度在辽
朝久已为人所熟知。在这种制度之下，西夏的汉族臣民必定会乐于在官僚机
构中供职，而在军事上则理所当然地保持了党项精英的统治权。然而，文武
分途的结构在党项政权中并不十分清晰，而且在党项政权的构成中也没有发
现明显地类似于辽政权的缜密的两面官系统，所以文武分途并不能为分析党
项政权的构成提供适合的基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辽模式没有对党项政权的
创制产生影响，而是说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早期党项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由部落首领控制的独立的军队（溜），
而这些军队往往都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为了加强对军事首领的控制，嵬名
元昊颁发了一整套军事规章，目的是要解决诸如征兵、训练及奖惩之类的问
题，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部落长者议事的习俗。据载，嵬名元昊“每举
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①
其他一些措施反映出了当时党项边界的扩张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西夏分
作12 个称为“监军司”的军事区域，其中六监军司为左厢，治夏州以东，辖
治国家东半部；六为右厢，名义上治甘州，辖治西半部（见地图12）。
这种独特的内亚结构，也是吐蕃在凉州的军事组织的特色，而且很可能
正是吐蕃人为党项的军事组织类型提供了范例。每一监军司照例由“贵戚豪
右”中任命三名官员充任首领（关于他们的治所，参见地图12）。次一级的
官职由普通党项人或汉人担任。高居于整个结构之上的是左、右厢的两名首
领，这个职务通常是由王族或王后的戚属担任，他们的权势几乎可以与一国
之君相提并论。这些部落寡头政治集团的代表者与君主嵬名间的关系，逐渐
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嵬名元昊统治的鼎盛时期，党项军队的数目达到了15 万到30 万，他
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派去保卫边境地区和内部战略要地，从而分别处于这个
或那个监军司的管辖之下。当决定要调
史稿》，第205 页；[496] A. P.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党项人的外表、服装和器具》
。
②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3、215—17 页。关于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创制者，见
[266]克恰诺夫：
《西夏史纲》，第259—62 页；[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 卷，第79—0 页；[
347]西田龙雄：
《西夏语的研究：西夏语的再构成与西夏字的解读》，第2 卷，第539—40 页的英文简介
。
① [644]《宋史》，卷485，第13993 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0—19 页。

军队时，由中央政权派信使用银牌向被调动的将军发出指令，由将军从征兵
册中召集需要的兵员。所有身体强健的15 岁至60 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
役的义务。①接受银牌，就意味着遵奉君主征召军队的要求。此外，党项统治
者还经常与将军们在战前盟誓，嵬名元昊在1038 年就曾这样做过。
十二监军司建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机构。除此之
外，党项统治者还改组和扩大了来源于宋朝制度系统的官僚机构。嵬名元昊
创建了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三司（理财）和御史台（监察），
此外，十六司在名义上也是在尚书令的监理之下。这些官署的最高职务是由
汉人或党项人担任的。其他一些职官采用了党项官称，如同最高军事职务一
样，这些官职显然也是为党项统治集团的精英专门设置的。②但是在汉官名称
的表象后面，西夏政府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究竟如何，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例如，我们对西夏政府的财政活动几乎一无所知。
在1035—1036 年间，西夏军队发动了对青海的吐蕃人、兰州附近的部落
以及河西回鹘的战争。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旷日持久的征服河西的战争。
吐蕃与党项在湟水谷地进行过几次激烈而持久的战役，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
损失。虽然没有征服青唐，但是嵬名元昊还是利用唃厮啰与其年长的诸子以
及被杀害的前大臣之子间的日渐疏远的关系，孤立了这位吐蕃首领，并迫使
他临时撤退到了青唐以西的地区。此后，党项军队挺进兰州，确保了后方一
线免遭吐蕃的袭扰，切断了吐蕃与宋朝的联系。后来他们甚至深入到了马衔
山（今临洮县以北），修筑堡塞，守卫这一地区。①
大体上就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1038 年之后，宋朝试图与吐蕃建立联合
战线来抵御西夏，但是这一努力实际收效甚微。对于西夏来说，唃厮啰的衰
落最终将意味着更大危险的降临，因为它并没有能够阻止宋朝在11 世纪末年
对这一地区的吞并。
对于反对他的政策和统治的人，嵬名元昊总是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
在许多记载中都保留了这方面的实例。1038 年秋天，正当嵬名元昊准备最后
公开登基称帝时，最高军事首领（嵬名）山遇率领军队逃入宋朝边界，寻求
庇护。但是宋朝将山遇引渡给了元昊，被元昊处死于宥州。山遇和他的弟弟
是元昊的“从父”，曾担任西夏军队左、右翼的首领。这次事件表明，嵬名
元昊急于摆脱宋朝属国地位的行为，在西夏内部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宋朝拒
不接纳山遇则说明，尽管宋廷对西夏统治者充满了疑虑，但他们最终还是不
愿因为隐匿所谓的背叛者而违反与西夏订立的和约。②
嵬名元昊的登基最终还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首先，元昊假作要盟誓进
攻宋朝鄜延路，会同诸首领歃血为盟，将血与酒混合盛在骷髅中，饮酒为誓。
然后，野利氏兄弟野利旺荣（又称刚浪陵）和野利遇乞分别被任命为西夏军
① 关于西夏军队，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4—3995 页；卷486，第14028—402
9 页；[771]吴
天墀：《西夏史稿》，第200—19 页；[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115—32 页。

② [644]《宋史》，卷485，第13993 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23b。
①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7，17b—8a；卷119，第16—7 页；[644]《宋史》，
卷492，第14161—4162
页。
② 关于山遇的叛乱，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8a—a；[574]司马光（1019—
086 年）：《涑
水纪闻》，卷12，1a—a。
左、右翼的首领，以取代此前图谋叛逃的元昊的从父。野利氏兄弟不是皇位
继承人的母亲野利皇后的叔叔就是她的兄弟。他们掌握了西夏的大权，成了
炙手可热的人物。①
1038 年的十月，元昊正式即位，称大夏皇帝，时年30 岁。他宣布了新
的年号，而且同时还为父、祖追谥了帝号和庙号。此后，新皇帝巡幸西凉府
（西夏对凉州的正式称谓）祠神，并积极调兵遣将，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元昊派遣特使携书信前往宋都，通报西夏建国的消息，并请求宋
朝承认西夏为友好而享有独立自主地位的西邻。书信写作者明确希望达到的
目的，其实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实现。
此前，宋廷对元昊称帝已有风闻，所以对夏使的到来并不十分惊异。宋
仁宗（1022—1063 年）没有采纳处死西夏使团成员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普
通的礼节，但是拒绝接受驼、马等礼物。同样，夏使也“不肯受诏及赐物”，
被护送返回边界。后来，仁宗下诏削夺了元昊的官爵，并关闭了所有的边市。
嵬名皇帝也将宋朝所赐袍带并一封“嫚”书送返宋廷，声言：②
藩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所推，盖
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
此后，双方立即开始了谈判，以解决在党项统治者的地位及其名份方面
的分歧，到1044 年才最终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两国都投入了一场破坏甚钜
的消耗战争，这场战争因党项人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而特别引人注目。左
翼首领野利旺荣作为党项首席谈判代表，先后与宋朝的范仲淹（989—1052
年）、庞籍（988—1063 年）等人在延州进行了和谈。
到1042 年，因为西夏统治者拒绝在给宋朝的书信中称臣，谈判在中途被
搁置。但是也就在这一年，辽朝进行了外交干预，党项军队也令人惊奇地击
败宋军，从而打破僵持局面。①这时，契丹人迫使宋朝进一步在关南做出领土
上的让步——关南是河北地区的一个战略楔入点，可以直接威逼开封。在接
受契丹人这些要求的过程中，宋廷极力主张由契丹人向他们的属国西夏施加
压力，调解自己与西夏的矛盾关系。宋朝还进一步秘密向庞籍授意，只要西
夏统治者向宋朝称臣，宋朝就接受西夏提出的议和条件，而且元昊还可保留
本民族的“兀卒”的称号。
1043 年初，党项统治者在致宋仁宗的书信中，就双方间的关系提出了一
种新的表述程序：“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邦泥定”似
是西夏党项名的异译（汉文写作“白上国”），“曩霄”则是元昊本人的新
名字。宋朝一位大臣指出，这种表述不过是当时在宋、辽外交往来中使用的
类似程式的翻版。②最后，宋朝否决了元昊的新建议。
① 关于野利氏，下文将具体予以讨论。关于元昊即位典礼，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122，8b、10b—1a、
14b—5a。
②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11a—。有关后来的战争与谈判经过，见[771]吴天
墀：《西夏史稿》，
第59—1 页；[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① [492]陶晋生：《余靖和1042—044 年宋对辽、夏的政策》。范仲淹收入[139]《宋人传
记》，第1 卷，
第321—30 页和[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648—652 页。
②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6b—a；[644]《宋史》，卷485，第13998 页。
数月之后，宋朝也提出一些条款，其中特别强调党项君主可以称“主”
（高于王，低于帝），接受“岁赐”。不久，西夏一方回复宋廷，提出了11
项要求，其中包括增加岁赐数额、给予党项使节更多的贸易特权、允许在宋
朝境内出售白盐等。宋人再次发现，党项人又模仿了契丹的先例。辽朝以他
们最初要求的关南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已经满意地使宋朝增加了财政援助
数额。这种明显的仿效行为使宋廷确信它的两个北方邻人西夏和辽是勾结串
通在一起的。这种认识使宋廷很快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仅仅一年
之后，宋朝猜想的这两个同盟伙伴之间就因一些反叛的党项边境部族而爆发
了战争。
当党项皇帝最终同意接受称“臣”的地位之后，宋廷扩大了居住在开封
的政府邸店里的党项使节的贸易权，并增加了岁赐的数额，但是党项盐的买
卖却并没有合法化。①1044 年五月，正当和谈完成之际，契丹人就以追击反
叛的边境部族为名，入侵到了西夏境内。党项人大胆地谋求与辽、宋同等的
外交地位的行为，也许是导致契丹发动讨伐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辽廷
提出了不要立即与西夏议和的警告，宋朝谨慎地拖延对嵬名元昊的册封。但
是当得知契丹被打败之后，宋朝就马上采取主动，派遣使节在1044 年冬天与
西夏达成了和约。
除了上文提到的诸点之外，宋、夏条约还议定西夏在宥州，而不是在党
项都城接待宋使，规定会见使节时，采用与接待辽使相同的宾客礼。恢复边
境榷场。岁赐总数25.5 万：其中绢15.3 万匹，茶3 万斤，银7.2 万两。②
但是宋、夏和约中对边界问题存而未议。由于未能划定一条清楚的边界，为
双方日后的激烈争端留下了深深的隐患，直到宋朝北方领土尽陷于金，宋、
夏双方没有了共享边界之后，这一争端才得以消弭。
与此同时，西夏与契丹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党项统治者巧妙地挫败了辽
朝的三次入侵之后，又赶快明智地缓和了与恼羞成怒的辽廷的关系。③虽然双
方关系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几年之后，争端再起，我们甚至不能肯定，辽朝
是否正式册封过嵬名元昊的继承人谅诈。
①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8a—3b；[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69—1 
页。
② [846]黄庆云：《关于北宋与西夏和约中银绢茶的数量问题》。
③ 关于契丹对夏的入侵，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9—4000 页；[645]《辽史》
，卷19，第230—31
页；[577]胡道静编沈括（1031？—1095 年）：《梦溪笔谈校证》，第787—90 页。
嵬名元昊帝位的继承
对于嵬名元昊之死，有各种不同的记述；关于他的继承人的出身，记载
也非常混乱。①当对宋朝的战争行将结束时，党项皇帝将已经与自己的儿子定
婚的没■氏新娘纳为自己的妃子。虽然这一乱伦的行为遭到了广泛的谴责，
但是元昊此举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削弱皇后野利氏家族的炽烈势力。没■
氏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元昊正式指定的继承人是野利皇后之子宁凌噶。野利
旺荣和野利遇乞是野利家族位尊权重的长者，他们分别把持着西夏宫廷和军
队的大权。旺荣和遇乞可能认为形势的发展会对自身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
胁，于是他们安排宁凌噶与皇后叔父（也可能是哥哥）野利旺荣的女儿结成
了夫妻。后来，在举行婚礼的前夕，野利旺荣邀请皇帝到帐内做客，图谋暗
杀元昊。但是，他们的阴谋不慎败露，结果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和野利氏的
其他三个成员都被处以死刑。在有些史料中，将上述事件的时间定在1042
年或1043 年，并将事件的起因归结为宋朝的颠覆活动，但是我们认为，这些
事件很可能是发生在夏、宋和约缔结一两年之后，即1045 年或1046 年。
野利皇后虽然当时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此后不久就遭到了皇帝的贬黜，
没■氏被立为皇后。然而先前的野利皇后仍然保持着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她
最终使皇帝回心转意，痛悔自己轻率地处死了皇后的清白元辜的族人，并竭
力寻求这次屠杀的幸存者。于是嵬名元昊找到了野利遇乞的妻子（出自著名
的没藏氏），并将她带进了皇宫。当皇帝开始临幸没藏氏时，野利前皇后将
她转移到了首都郊区的一所寺庙里，但是皇帝仍然与没藏氏保持了私通的关
系。据宋朝正史称，1047 年二月，没藏氏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出生于
“两岔”河边，所以因河名命名为“谅诈”。其他的记载将谅诈的出生时间
定为皇帝死后两月，即在1047 年末或1048 年初。①
谅诈是在母舅没藏讹庞家里长大成人的，没藏讹庞曾在野利遇乞手下服
役。野利皇后的被贬（1047 年？），激起了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太子宁凌噶刺
杀皇帝、为野利氏报仇雪恨的愿望，太子的行为得到了没藏讹庞的默许。当
年末，在劓去了父亲的鼻子之后，宁凌噶逃进了没藏讹庞的宅邸，但是没藏
讹庞却立即逮捕了这位倒霉的年轻人，并将他与其他幸存的野利氏成员一起
处以极刑。
为了确保他们的傀儡幼帝的地位，没藏氏的长者没藏讹庞炮制出了一套
完善的方案，野利氏败落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没藏氏填补了。元
昊在遇刺后的次日就去世了，为了选定新的君主，西夏召集了大首领议事会。
部落长者一致同意嵬名元昊的侄子作为皇位继承人，因为元昊的侄子是由已
故的皇帝在遇刺前就已经选定，并在临终遗嘱中再次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只
有没藏讹庞对此持反对意见，他提出的理由是很虚伪的，讹庞认为由侄子继
承皇位，将会违反既定的长子继承惯例，而且称被选定的继承人缺少“功业”。
为此，没藏讹庞提出了以幼年的皇帝私生子为继承人的建议。据记载，他的
建议没有引起任何异议，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令人惊诧。于是元昊的幼子成了
① 本段内容，请参见下列记载：[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1a—a；[574]司马光
：《涑水纪闻》，
卷9，9a—；卷10，5b、9a；卷11，11b—2a；[581]王偁（死于1200 年）：《东都事略》
，卷127，6a—；
[688]戴锡章：《西夏记》，卷11，11b—2a；[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12b—
3a。
① [644]《宋史》，卷485，第14000 页；亦见前页注①所列资料。
新皇帝（庙号毅宗，1048—1068 年在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没藏讹
庞则成了摄政者和宫廷的“家相”，即西夏事实上的统治者。
在反对部落寡头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嵬名元昊最终没能使王权保持不
坠。在元昊以后的50 年中，西夏实际上是由后族统治的，最初15 年由没藏
氏秉政，后来权力又转落在了势力强盛且娴于权谋的梁氏手中。这种由母族
执政的类型显然深深地植根于党项（和吐蕃）的社会政治和血缘亲族的传统
之中。
国政危机：毅宗朝（1048—1068 年）、惠宗朝
（1068—1086 年）和1100 年前的崇宗朝
与毅宗同时代的汉族文人们，对他极尽诋毁之能事，将毅宗描述为一个
冥顽不化、轻率荒忽的年轻人、元昊的不肖子孙。但是事实上，当毅宗成人
时，他一直致力于改变极端不利的局面，以维护自己的自主地位，他还制止
了国家权力和声望的衰落。作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皇太后是在1156 年（译
者注：应为1056 年）去世的。1061 年，年仅14 岁的毅宗，便铲除了没藏讹
庞。为了寻求比没藏讹庞更可靠的联盟者，毅宗与自己的同谋梁氏结姻（梁
氏早先是没藏讹庞不得宠的儿媳），并任命梁氏的弟弟梁乙埋为新的世袭家
相。①梁皇后及其兄弟两代主政，西夏的命运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批嵬
名氏成员被镇压、流放，或被剥夺了权力。而其他人则主要是基于荣誉和忠
诚，接受了后族专政的现实。
强大的梁氏集团在西夏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的权力建立在
与他们结为联盟的部落首领控制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之上。这些部落与宋朝边
疆大吏及其属下的非汉族部落有着世代的血仇宿怨。这样一来，大权在握的
梁氏集团就得以煽动起对宋朝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宋朝曾长久地危害西
夏的利益，而一旦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呼声加剧时，要改变这种做法就变得
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为了反对好战的部落集团，维护自己的权威，党项
皇帝经常被迫做出亲宋的姿态。毅宗解决了与宋朝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争
端，议定了一条新的东部边界；同时，他还安排设立了与宋朝边界的榷场，
早年因为没藏讹庞挑衅性地在屈野河沿岸从事移民活动，这些榷场曾被宋朝
关闭。
大约在没藏讹庞去世前后，毅宗请求宋廷恩准“去蕃礼，从汉仪”，并
请求服饰汉族衣冠。①毅宗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汉族与党项礼仪的争论，
双方时而他占上风，时而你据优势，这种波动反映了主张亲汉派与党项排外
派之间的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动。后来，皇太后主张拥护党项礼仪，而只要有
机会皇帝就要改用汉族的传统习俗。在兴州朝廷的权力斗争中，汉族的标志
制度，甚至是具体的汉人，都成了双方斗争的武器（和被攻击的对象）。
毅宗这些举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权威的范围。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也可以将它看作是试图得到宋朝承认并增强党项的威望的一种努力。辽
朝在这时已经冷淡了与西夏朝廷之间的关系，转而竭力向与党项人时和时战
的吐蕃人表示好感。1058 年，辽廷将毅宗没有得到的一位契丹公主嫁给了唃
厮啰的儿子并且是最后的继承人董毡。①与此同时，宋朝与西夏间永无休止的
外交较量也在继续进行：党项使臣一再要求得到与契丹使臣相等的礼遇，而
宋朝官员则抱怨党项使臣素质低下，言辞无礼；双方相互攻讦不已。
①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4， 10b， 15b；[577]沈括：《梦溪笔谈》，卷25，
第452 页。关于梁
乙埋和他的儿子乙逋的名字，见[693]卜平（李范文的笔名）：《西夏皇帝称号考》。
① [644]《宋史》，卷485，第14001 页。很可能是梁氏唆使毅宗这样做的。虽然有证据表
明，梁氏出自一
个古老的宕昌姓氏，但是沈括称，梁氏出自汉族。[577]《梦溪笔谈》，卷25，第452 页。

①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2b—a。
1067 年，一位宋朝边疆官员靠施展阴谋，夺取了西夏的城市绥州。②作
为报复，党项人杀害了一名宋朝官员，斥责他为口是心非的奸诈之徒。经过
冗烦的争论之后，宋朝决定坚守绥州，这一决定大大激怒了党项人，此后他
们就开始不断地骚扰这一地区。同年底，毅宗去世，年20 岁。他很可能是在
战斗中受伤而死去的。在这年冬天，毅宗的长子，7 岁的嵬名秉常（惠宗）
继承了皇位。
毅宗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放弃了他父亲创立的处理汉人与党
项关系的旧例。③汉人之所以对他和他的政策深恶痛绝，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一
些所谓的性格弱点，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背离传统的行为。
② [68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1b—a。
③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23b。
惠宗朝（1068—1086 年）
惠宗统治时期，或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母亲梁太后统治时期，是一个纷
扰频仍的时期。1070—1071 年，因为宋朝拒绝就解决绥州事件进行谈判，导
致了宋朝与西夏间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随着这场战争的爆发，拉开了惠宗
统治时期的序幕。此后，宋朝为取代青唐的吐蕃人，开始着手制定在西方兴
建边境要塞的庞大计划。宋、夏条约一再被违背，竞逐军功的丰厚赏赐大大
刺激了宋朝各级官员对战争的狂热情绪。
在扩张主义情绪的鼓动下，宋朝变本加厉，在1081—1083 年，1091—1093
年和1096—1099 年频频对西夏发动进攻。1081 年，宋军收复兰州，挺进青
唐。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战场的扩大，梁氏集团对于独立性日益增加的武将的
依赖也越来越强。皇族嵬名氏的成员是这些武将的首领，他们统治着西夏的
中部和东南地区，而且与控制着邻接陕西西部和青海地区的西南地区的仁多
氏结成了联盟。
与此同时，党项与契丹的关系开始得以改善，而受到强大压力的吐蕃人
也在谋求发展与西夏之间更密切的联系。1072 年，党项皇帝甚至将自己的妹
妹嫁给了董毡的儿子蔺逋叱（Rin- poche）。①
年幼的党项皇帝是在母亲梁太后和太后的弟弟梁乙埋的完全支配下长大
成人的。为了保证梁氏家族能够继续掌握政权，他们将梁乙埋的女儿嫁给了
皇帝。1080 年，惠宗因不满于母亲的支配，放弃了皇太后在1070 年恢复的
党项朝廷礼仪，转而赞成汉人礼仪。次年，夏廷揭露了一起阴谋，据称，年
轻的皇帝与他的汉族宠臣李清策划，要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归还宋朝。事情
败露之后，李清被诛，惠宗也被临时囚禁在了距离皇宫5 里远的一所戒备森
严的城堡里。皇帝的支持者立即召集军队，公然反对梁氏的统治。国相梁乙
埋派遣使臣前往他们的营地，用银牌招谕，企图要他们声言效忠梁氏，但是
最终还是徒劳无益。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宋朝官员一直在静候西夏内乱的结果。最终，宋朝
皇帝下令调动了一支大军，由宦官将军李宪率领，分兵五路“讨伐”党项都
城。但是由于宋朝各路将领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争吵，所以五路军队没能在指
定的时间汇合。但是在1081 年，李宪还是设法攻克了兰州。自8 世纪以后，
兰州就处在吐蕃的统治之下，大约在1063 年，才开始纳入党项的统治范围。
①此外，李宪和其他的将领们还使西夏南部诸州蒙受了重大损失，进行了毁灭
性的破坏。当然，他们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战争初期，梁太后和她的将军们退守首都和灵州，仁多唆丁率领亲嵬名
氏的军队在西南部抵抗李宪的猛烈进攻，保卫天都山地区的皇宫和政府建
筑，仁多唆丁的军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在这场战斗中，仁多一嵬名联盟将
其指挥中心设在了兰州北面的卓罗监军司。②1082 年末，两个敌对的集团终
于联合起来，在陕西北部的横山打败了宋朝军队。
①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6b－7a。
① [68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12a—6a。关于党项统治下的兰州，见[688]
戴锡章：《西夏纪》，
卷13，9b；[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6，3a。关于李宪，见[800]《宋人传记资料索
引》，卷2，第
912 页。
② [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93—13 页。
到1083 年末，宋朝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最终被迫接受了党项的议和方
案。但是，宋廷拒绝就归还已经被宋军攻克的地区进行讨论。这些地区在将
来的战争中对宋朝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兰州附近的地区更是如此。宋朝
很快就巩固了对兰州的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外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
围。
老成持重的惠宗终于在1083 年重新得到了皇位。梁乙埋死于1085 年，
他的儿子梁乞逋继承父位，成了新的国相，勇武好战的梁太后也死于同年年
末。1086 年，惠宗也去世了，西夏皇位传给了年仅3 岁的儿子嵬名乾顺（崇
宗，1086—1139 年在位），由惠宗的寡妻、梁乞逋的妹妹摄政，是为新的梁
太后。这样一来，虽然历经了一场公开的较量，但夏都中兴府的权力最终还
是又落在了梁氏下一代的手中。
与此同时，在宋朝京都内也发生了一次权力的转换，结果使宋、夏和约
关系得以短期恢复，也使宋朝归还了少量的堡寨。但是太后与她的弟弟、国
相梁乞逋之间很快就产生了矛盾冲突。在边境地区，广泛流传着兴州发生了
军事政变的谣言。辽朝也因为不喜欢西夏新的摄政者，对西夏的恶感越来越
强烈。
这时，梁乞逋与吐蕃首领阿里骨结成了联盟。阿里骨是董毡（死于1083
年）的养子，作为继承人，他是不受欢迎的。青唐的阿里骨政权受到了他的
对手、位于邈川的温溪心的挑战。就地理位置而言，邈川与卓罗的仁多集团
控制的党项西南部地区相邻。吐蕃两大统治中心间的长期分歧，导致了邈川
与忠于西夏皇帝的卓罗的首领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而青唐敌对的吐蕃
政权则与梁乞逋结成了联盟。①在11 世纪90 年代，青海地区几乎一直处在极
度动荡不安的形势之下。1096 年阿里骨之死引起争相继位的混乱局面，宋朝
趁机在1099 年扩大了在青海的控制范围，但是宋朝在这一地区的每一步行动
都遭到了党项的强烈抵抗。
期盼已久的党项宫廷政变显然是在1094 年发生的。仁多保忠、嵬名阿吴
及其同伙在这一年杀害了梁乞逋，并且夷灭了他的族人。当时皇太后手中掌
握着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得到了这支部队的有力保护。但是
有证据表明，太后是站在谋杀者一边的，这是因为她怀疑自己的弟弟阴谋反
叛她本人和她的儿子——12 岁的皇帝。②但是面对危急的军事状态，要想全
面恢复嵬名皇族政权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1091 年和1093 年，宋朝对西夏发起过进攻。此后在1096 年，他们
又发动了一场旨在摧毁西夏并占领青海的全面攻势。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了
1099 年。辽朝对宋朝的劫掠暴行感到震惊，前后三次向宋朝发出严厉警告，
督迫宋朝息鼓偃兵。但是辽朝这时正陷入与西夏以北的蒙古草原地区的阻卜
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不能脱身，所以辽朝的威胁也并没有使宋朝罢兵。①
激烈争夺的四年战争，再加上边疆市场的长期关闭，加重了西夏人民的损失
① [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606—09 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402—04，
卷444 以下；卷467，8a－b。
② 有关此事，史料阙载。请参见[588]《宋会要辑稿》，卷175，兵8，31b－32a。[679]吴
广成：《西夏书
事》，卷29，15a－16b 提供了惟一可以确定这次事变时间的记载，其他同时代的有关记载
还有待进一步发
现。
① [645]《辽史》，卷115，第1528 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2，8b—a；卷5
07， 3b－4a。
和灾难，使他们的生计和土地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皇太后死于1099 年，传言她是因为没有帮助契丹人镇压属部的反叛而被
辽使毒杀的。②数月之内，宋朝对于西夏派来告知太后死讯并求和的党项使节
采取了非常冷淡的态度。嵬名氏的元老们决意结束战争状态，或者至少摆脱
梁氏的控制，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想缓和与宋朝的关系。
党项人一方面在宋朝京都进行和谈，同时又继续积极抵抗宋朝进入青海
的行动。然而宋军夺取了天都，在天都设置要塞，并攻克了会州。位于邈川、
宗哥和青唐的各吐蕃集团长期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1099 年秋，当宋军挺
进湟水河谷时，这些集团时叛时降，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宋军统帅
集团几乎也处在同样的混乱状态之中，将军们与他们的部属的相互责难告
发，降黜罢免、官复原职就像走马灯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党项军队也是在
一片喧嚷吵闹之中，吐蕃军队的数量这时达6 万或7 万，仍十分强大，足以
挫败宋朝占领青海的企图。③
1099 年九月，当青唐首次投降之后，旋即又被邈川集团重新攻克，他们
在青唐城安置了自己的亲信作为阿里骨的继承人。此人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宋
朝的确认，他还在1102 年通过婚约的形式与党项皇室结成了联盟关系。在
1102—1104 年间，宋军再次占领青唐。此前青唐已在1099 年被易名为鄯州，
1104 年，又被改名为西宁。①到1109 年，宋朝政府已经以汉文名称对青海地
区所有的吐蕃城镇进行了登录，但是它却从来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一地
区。直到北宋末年（1128 年），以宋朝与吐蕃和党项各为一方，青海地区仍
然是双方长期争夺的地区。
以上的描述可能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11 世纪末期的西夏社会是动荡
不安的，深深地陷入了内部的派别争端和与邻人间的不时的战争之中。但是
西夏社会在另外两个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值得注意。首先是在皇帝的保护之
下，佛教作为国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佛教的发展进程
在李德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梁皇后特别关注佛经的翻译，到11 世纪末年，
所有的三藏经典都已译成了西夏文。这本身就是一项不朽的成就。西夏兴建
或修复了大量的庙宇。像辽、高昌、吐蕃这样一些外来佛教中心地区的高僧
大德和经典，都纷纷聚集在了西夏境内。②
其次，与宋朝的贸易线，对西夏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条贸易线
的长期断绝，极易对西夏的经济和食物供给造成致命的影响。西夏这时在经
济和食物供应诸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而复杂的结构。一旦摆脱了长期战
争造成的对经济和食物的特殊需求，西夏的经济结构就足以维持国家机构发
展的需要，并为12 世纪的文化繁荣局面创造优裕的经济基础。这时的党项不
仅以其家畜、猎鹰和其他牲畜著称于世，而且以本地出产的工业产品而闻名。
其中包括珍贵的驼毛毯，足以与最优质的宋朝出版物相媲美的插图印本书
籍，大黄和其他草本植物，优质盐——盐在易货贸易中是作为通货使用的，
这与纺织品在辽朝的作用大体相同。至于党项人自己的经济观，正如一条党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1b。
③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7a－20a；卷515，7a—3a；卷516，3b—2b。
① [644]《宋史》，卷492，第14167 页；卷87，第2154—170 页。
② [717]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719]史金波：《西夏文化》；[259]克恰诺夫：《
党项译经史》。
项格言所说“屠畜于党项山者有羊，觅利于汉商者有钱”。①
①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70—88 页；[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79—
9 页；[269]《新
集对联》，党项格言引文在第155 页，俄文译文见第90 页。
西夏的成年：崇宗（1086—1139 年）
与仁宗（1140—1193 年）
崇宗和他的辅弼大臣们领导这个国家经历了与宋朝间的最后的斗争时
期，并且支持辽朝反抗女真征服者——金。西夏对辽朝的支持一直持续到了
1124 年辽朝覆亡时，这时新的形势迫使西夏与中国北方的新主人达成了协
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设了一套对党项政府的控制制度。虽然到1139
年，即在崇宗末年为止，陕西与金尚无确定的边界，虽然女真人一再背弃他
们对一些领土的许诺，让党项人十分恼火（党项人一再提出对夏—金边界有
争议的地区拥有主权），但是西夏还是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这时
西夏已逐渐断绝了与宋朝的关系。
崇宗和他的继承人仁宗的国内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中央政权对军队及
其首领、对仍然握有实权的部落贵族的控制权。部落贵族对于任何削弱他们
传统特权的措施，当然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尽管皇帝努力向这些首领灌输
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主要还是通过君主与大氏族之间的妥协契
约来维系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妥协，契约诸方才得以保证各自的地位。在
法律文本和12 世纪时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创设的制度条文中，都将这种契约关
系列入了正式内容之中。①
崇宗是在嵬名氏的长者们的拥戴下重新得到王位的，在他统治的初年（即
在1099 年他母亲去世之后），崇宗与嵬名氏的元老们共同掌握政权，并决心
在此基础上巩固嵬名氏对国家政权的控制。首先，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弱军
事官僚集团，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嵬名氏原来的盟友。1103—1104 年，皇帝褫
夺了仁多氏的军权。仁多保忠遭到贬谪，并因怀疑谋反，又被召回了首都。
后来，崇宗授与其弟嵬名察哥以高位，由他来统率党项军队。作为一名完全
称职的将军，嵬名察哥在任职后的十年里，取得了好几次对宋朝军队的重大
胜利，直到大约1156 年去世为止，他一直是党项政府中最具实力的人物之
一。②
在贞观年间（1101—1113 年）——这是崇宗为了乞求他所极为推崇并尊
为楷模的唐太宗的护佑，而精心选择的一个吉祥的年号——崇宗发布了名为
《贞观玉镜统》的军事法典，该法典原为西夏文，有残片保留。③崇宗还设立
了一所国学，有生员300 人，由政府提供俸薪。他还尽量擢拔具有才能，特
别是有学问的人担任官职。据晚出的一条史料记载，皇室嵬名仁忠亲王精通
汉文和西夏文，他曾在内廷任职，并在1120 年接受了爵位。后来他就成了政
府中“文官”集团的代言人，并常常斥责军队最高首领嵬名察哥的腐败和滥
① [97]邓如萍的博士论文：《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第5 章，“党项政府机构”，
特别请参看第202—52
页。这篇论文的大部分观点是根据克恰诺夫对党项律令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写成的。克恰诺
夫这部四卷本的
著作现在已出版。见[260]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69 年）》。这部著作
的内容包括党项
原始文献、俄文翻译和注解。克恰诺夫曾对党项律令的内容做过简短的说明，详见[264]《
西夏法典（12—
13 世纪）》。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0b－11b；[644]《宋史》，卷486，第14019—4
021 页。
③ [267]克恰诺夫：《西夏军事法典：1101—113 年的〈贞观玉镜统〉》。
用权力的行为。①崇宗及其继承人利用对廷臣的任命让两个集团疲于相互攻
讦。
联姻关系这时显然也是处在严格控制之下。1105 年，皇帝与辽朝公主结
姻，但是史料中没有记载辽公主和仁宗之母（汉人曹妃）究竟是谁当了皇后。
在党项与其宿敌宋朝的斗争中，一直得到辽朝的坚定支持，出于感谢，党项
皇室与契丹人发展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当形势已十分明朗，保持与契丹
间的亲密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时，党项人还继续帮助辽朝的末代皇帝逃
脱女真的追袭。据称，崇宗的契丹妻子和她的儿子是在契丹皇帝被女真追击
者抓获之后，于1125 年因伤恸过度而死的。②
根据相当晚出的资料（即19 世纪时吴广成所著《西夏书事》）记载，崇
宗在他统治的倒数第二年（1138 年），最终将宋朝降官任得敬之女册立为皇
后。任得敬后来曾任国相，掌握西夏朝政达20 年之久，最后，他还试图在西
夏的东部地区创立自己的政权。就12 世纪的西夏历史而言，任得敬的经历确
实是非常突出的事件之一，但是这件事是由吴广成记述的，缺乏早期史料的
佐证。据载，使任得敬得以掌握朝廷大权的那位女儿最初是皇妃，后来被立
为皇后，不久又成了皇太后，但她在其他的史料中没有被提到过。可是从这
件事可以看出，虽然客观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将任得敬独擅大权
的情形与11 世纪时他的前辈梁氏相比，两者还是不乏相似之处。
1139 年六月，崇宗去世，时年53 岁。帝位由他的儿子、16 岁的嵬名仁
孝继承（庙号仁宗），仁宗的统治也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两个长期在位的皇
帝最终使西夏皇室的统治得以稳定。仁宗继位之后，尊其母曹氏为“国母”，
并指定罔氏为皇后。罔氏出自一个门第高贵的党项氏族。①
在仁宗继位前的三四十年间，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战祸频仍，灾害
不断，所以在仁宗统治的初年，就面临着起义造反和盗匪遍地的严峻局面。
据吴广成记载（这些记载同样也没有其他资料证实），1140 年，一群心怀不
满的契丹流亡者在李（或萧）合达的率领下起而造反。在当年冬天被镇压之
前，造反者曾包围了灵州。1142—1143 年，饥荒和地震又引发了夏州和兴州
附近地区的严重叛乱。仁宗颁布了免税赈济的措施，在镇压李合达、平定部
落起义的过程中，仁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汉族将军任得敬。据记载，
仁宗本来要授予任得敬以宫廷的职务，但是在他的顾问、多疑的嵬名仁忠的
劝说下，还是将任得敬外派灵州统军，从而将他排斥在了宫廷之外。②
紧接着仁宗在1144 年又将儒学机构引入了政府之中。首先，他下诏在全
国设置学校，其次又在宫禁中为7—15 岁的皇室子孙开设了小学。另一所学
校是在1145 年创建的“大汉太学”。儒家的祭礼正式实行，并发布命令广建
庙宇，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释奠礼。1147 年，还开始实施了通过考试选拔官
员的策举制度。③虽然从其他史料中得知，西夏是承认考试学衔的，但是在党
① [644]《宋史》，卷486，第14109 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12b，卷33，
8a；卷34，15b—6a。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3，17b。
① [644]《宋史》，卷486，第14024 页。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9a—1b；[646]《金史》，卷134，第2869 页。

③ [644]《宋史》，卷486，第14024—4025 页。译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
大汉太学，亲释
典，弟子员赐予有差。”“大汉”应是宋人自谓，夏所建者是“太学”，“大汉太学”似
不当理解为学校
名。
项法律中，还没有发现有关这种作为补充官员手段的考试制度的论述，相反
却有许多专门规定官位继承问题的条款，这表明，官职的世袭可能仍然是一
条更常见的入仕途径。最后，仁宗在1148 年设立了内学，“选名儒主之”，
可是在宋史的简短记述中，没有留下关于内学具体内容的记载。
在探讨党项实施这些措施的动机时，必须要考虑到党项的新的东邻——
金朝在这时的崛起。12 世纪40 和50 年代，女真统治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金朝这时已经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在东亚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就金朝而
言，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汉族风格的宫廷和官僚机构，以与
自己已经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党项使臣每年都要前往金廷，他们对
女真的活动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反之亦然。《宋史》的记载时有错误，如果
《宋史》所载年代正确的话，那么党项的改革要比女真早5—10 年的时间；
例如金统治者完颜亮（1149—1161 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是在1156 年，比
党项人建孔庙整整晚了十年。①党项统治者提倡儒教，很可能是出于对国内情
况的考虑。具体地说，兴州的具有影响力的“儒家”信徒的发展壮大，对于
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典仪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官僚
政治是党项统治者用来反对在党项政权中已露端倪的柔弱、腐败的倾向，反
对军事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
任得敬其人就是军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实表明，嵬名察哥充当了任得
敬在军队首脑中的保护人，通过察哥的帮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谋得了一席之
地。正如我们所见，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对，据传说，在
仁忠去世之后，任得敬以贿赂的手段进入了宫廷，并得到了尚书令的职务。
不久，他就成了中书令——虽然任得敬担任中书令到底有多长时间，中书令
一职在西夏职责如何，目前都还不很清楚。1156 年，嵬名察哥死后，任得敬
大权独揽，不仅对自己的戚属委以官职，而且对诬蔑自己的人进行镇压。①
《宋史》确指任得敬在1160 年得到了由党项君主册封的楚王的称号。就
目前所知，他是由西夏统治者册封的惟一的一位汉人。一般说来，只有功勋
卓著的党项皇室子孙才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所以对许多朝臣来说，这件事
不仅是对西夏惯例的违犯，而且对西夏政权也是一种危险的僭越行为。据说，
这位国相在1160 年末宣称，新建立的学校，诸如百无一用的汉学之类，与西
夏社会根本不相适应，而且为供奉学者浪费了本来就很贫乏的资财。学者和
僧人是仁宗最密切的伙伴，对他们的这种攻击仁宗反应如何，尚不得而知，
但是西夏的学校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任得敬显然遭到了挫败。
1161 年，皇帝进一步设立了翰林院，以编修西夏实录。翰林院是一个内宫机
构，它与御史台和学校一起，形成了与国相抗衡的中心；而由国相控制的中
书和枢密衙署，则在1162 年移徙到了内廷之外。②
1161—1162 年，西夏开始卷入金、宋战争。四川的宋朝地方当局曾请求
党项人帮助他们打击女真，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西夏军队还短期地占
领了他们声称属于自己的陕西境内的宋、金领土。任得敬这时掌握着党项军
队，而且他后来又谋求四川的宋朝官员支持他个人的计划，所以有理由认为，
任得敬参与了这些活动。
① [489]陶晋生：《12 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1—4 页。
①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3b－7a，12a。
② [644]《宋史》，卷486，第14025 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3b—4b。

从1165 年到1170 年，这位国相殚精竭虑，以灵州和翔庆附近的地区作
为指挥中心，努力要在陕西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经营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立领
地。任得敬还进一步插手了庄浪（西藩）部落的骚乱。这些部落的故土位于
洮河流域，不幸的是，这一地区当时正好处在划分不明确的宋、金、夏三方
交界的边境地区。在这次事件中发生的金、夏之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议，预示
了将要在13 世纪初年发生的那场使这个地区卷入动荡漩涡的战乱。任得敬这
时极力结交金世宗（1161—1189 年在位），但是并没有成功，后者精明地避
开了西夏国相暗示性的表示。任得敬发现从金朝方面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
与宋朝四川宣抚司交换秘密情报。一支西夏的巡逻队抓获了后者派出的一名
间谍，从他身上搜出了给国相的一封信，并将罪证上交了皇帝，而皇帝则将
信转交给了金朝。①
在得到西夏国相背信弃义的确切证据之前，金朝统治者已从俘获的宋朝
间谍以及其他来源得到报告，说西夏在其西南部边境地区从事可疑活动。金
廷还得知，任得敬派遣大批军队和役夫，在位于庄浪地面的党项边境基地祈
安城（原积石城）修城筑堡。金世宗派官员前往调查，但是为时已晚。不但
城已建成，无法阻止，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来确证宋一夏交通的传
言。针对金廷的调查，党项人（即任得敬本人）保证说，筑堡役兵完全属于
边疆防御性质，别无他图。②
皇太后任氏（即任得敬之女）死于1169 年或1170 年，很可能是女儿的
死促使国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将西夏的东半部赐给了他，他将这块封地命名为
楚。为了进一步得到承认，任得敬又劝说夏主上书金朝，请求金廷对任得敬
加以册封。金世宗对此表示极不赞同，而且私下里对夏主不能惩处不庭之臣
表示非常惊讶。世宗最后拒绝册封任得敬，并退还了左右为难的夏使带来的
礼物，但答应派官员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多余的。
1170 年八月，仁宗的亲信秘密逮捕并处死了国相及其族人和党羽。西夏
使团呈递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谢信，信中谦恭地声称，西夏别无所求，
只希望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并希望位于原国相与吐蕃发生过冲突的地区的共
同边界能够维持现状。①
关于任得敬其人，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可资利用，所以要对这一事
件，尤其是对仁宗的行为做出解释，可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首先，党项皇
帝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受到了部落传统习俗的强烈制约。表现在制度
方面，辅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对皇帝权力的重要制约，尤其当辅弼大臣是
皇帝配偶的家族的成员时，他的地位就更为重要。在吐蕃人和回鹘人中，国
相都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吐蕃、回鹘模式对党项政权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
的。②
① 关于庄浪，见[646]《金史》，卷91，第2016—018 页。关于西夏与四川的联系，见[6
44]《宋史》，卷
34，第643—44 页；卷486，第14026 页；[587]周必大（1126—204 年）：《文忠集》，
卷61，17b—8a；
卷149，16a－17a；[646]《金史》，卷61，第1427 页。译者注：《宋史·西夏传》下：“
乾道三年五月，
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藩，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
，夏人获其帛书，
传至金人。”所获者为任得敬之使。
② [646]《金史》，卷91，第2017—018 页。
① [646]《金史》，卷134，第2869—870 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13a。

② [438]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 卷，第11—4、28—9、711—38 页；[381]伊
丽莎白·平克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仁宗作为首位不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党项皇
帝，他没能培养出与军队之间亲密的个人联系。相反，仁宗最初将军权授予
了叔叔嵬名察哥，后来又交给了任得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措施都带
来了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安排。但是
一旦需要时，皇帝就不得不从另外的途径寻求支持，而且还不能与军队发生
正面冲突。
仁宗显然是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就生长
在这种环境之中，并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扶植教育、文化事业。他为平民制
订了儒教规范，并且广泛宣传皇帝本人就是大众奉行的菩萨。在汉文编年史
中，丝毫也没有提到仁宗对佛教的保护和他对“觉心”（bodhichitta）的修
习，但是大量党项资料表明仁宗所从事的佛教活动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意
义，说到底，这种活动也是每一个党项统治者热心从事的传统事业。仁宗忙
于行善积德以赢得人们的拥戴，提高并炫耀自己的威望和道德权威，同时还
可以在一点儿也不影响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的条件下，不露声色地损害对手的
名声。他对任得敬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仁宗采
用了各种手段，终于将国相逼上了叛逆谋反的道路，使其违背了作为一个独
立的统治者首先必须使自己名正的道德准则。当仁宗的国相终于作为变节者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他将要灭亡的命运；所有能够
使他克敌制胜的因素，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当时必定存在着将西夏分裂为东部汉人的鄂尔多斯政权和西部的草原
河西政权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动力深深地植根于地缘政治、文化现实之中，
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部落分权倾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与此相反的，保持
领土完整的动力却要强大得多，这一动力来源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
现实：即西夏、宋、辽（后来由金取代）三方关系模式的存在，西夏、宋、
辽在欧亚大陆权力体系中互成鼎足之势，宋和金都不允许在中国北方另外建
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在此之前，金朝试图通过齐或楚傀儡政权统治中国北方
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如果说任得敬代表了西夏社会中对于改变官方政策方向不满的保守势力
的话，仁宗的所作所为就是坚决捍卫嵬名氏统治的合法性，并维护国家领土
完整的具体体现。他的统治大体上相当于一种以半神性的佛教统治者为首的
文官政体，他的权力建立在与军事体制（即与部落贵族）妥协的基础之上。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妥协，世袭特权才得到国家的确认，而对王权的忠诚则被
大大削弱了。①这些问题大多在党项律令中都有所反映，《天盛旧改新定禁令》
是在天盛（1149—1170 年）末年，即大约在任得敬被处死的时候发布的，这
恐怕并非仅仅是一种巧合。②
接替任得敬担任国相的是斡道冲。斡道冲其人出自一个世代在党项宫廷
中担任史职的党项家庭，作为一名儒士和西夏文、汉文教师，斡道冲用西夏
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第106—07、          114—15 页；[3]安部健夫：《西
回鹘的都城何在？》，第
439—41 页。
① 见[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英文摘要）。司律思是最早注意到党项统治者
与佛教关系的学者
之一，见[449]司律思：《蒙古鄂尔多斯的民间传说》，第172 页。关于党项人对夏皇帝的
佛教尊称，见[693]
卜平：《西夏皇帝称号考》。
② 参见本书第229 页注①。
文翻译了《论语》，并加了注释。此外，他还用西夏文写了一部关于占筮的
论著——对于党项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都具有吸引力的题目。这两部著作
都是斡道冲在世期间出版的，后来一直流传到了元代。在斡道冲去世后，仁
宗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将他的形象画下来，并陈列在各地的孔庙和国学里。③
仁宗这位党项皇帝特别擅长制造舆论，而且非常善于扮演有道之君的公
众形象，在这些方面他与女真皇帝金世宗极为相似。但是金世宗赢得了儒家
的赞誉，以“小尧舜”知名于世，而夏仁宗的美名则作为佛教圣徒广为流传。
④仁宗监督和参与了从他的先辈起就已经开始进行的编辑和修订所有佛教译
文的工作。虽然在元代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实际上在仁宗统治的末年，西
夏文的三藏就已经完成，并在14 世纪尽数付梓。①
对于宗教的热情，促使党项皇帝进行了最有说服力和最广泛的宣传活
动。在仁宗统治时期，皇帝及其家庭成员，特别是他的第二个配偶罗皇后（汉
人后裔），资助印制了大批最受欢迎的佛教文献，并在各种庆典场合广泛散
施。就佛经的印制而言，最恢宏的场面出现在1189 年。为了庆祝仁宗继位
50 周年，在这一年特意用西夏文和汉文印制了10 万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
率天经》和5 万部其他经典，印刷佛经成了庆祝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
1189 年是东亚地区变故频仍的一年。金世宗的去世和宋孝宗的让位，都
发生在这一年，所以党项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来慷慨地表明自己对佛陀的感
激之情。尽管与女真人偶有冲突，但是在仁宗漫长的统治年代里，大部分时
间都相安无事。从总体上来说，西夏、金朝一直保待着一种非常诚挚的关系，
当然，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和小规模的领土争端，在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
矛盾斗争，到了12 世纪末年，矛盾变得日益激烈。
女真人指责党项在边市贸易中以无用的珠玉换取他们的优质丝织品——
这使我们想起了北宋也曾抱怨于阗使臣带来的粗劣的玉石充斥宋朝市场，结
果金朝在1172 年关闭了兰州和保安和榷场，直到1197 年才重新开放。此外，
女真对于陕西边境的越境非法贸易也极为不满，并因此而关闭了绥德的榷
场。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东胜和环州的边市了。12 世纪70 年代，干旱
和饥荒席卷中国北部地区，而就在同一时期，党项在边界的侵掠活动也日渐
增加。1178 年，党项人袭击了麟州（这时掌握在金朝手中），从而将他们的
掠夺活动推向了高潮。1181 年，女真皇帝终于重新开放了绥德的榷场，并许
可党项使臣享受在金朝首都贸易三日的特权。①
1191 年，一些党项牧人因迷路而进入了镇戎辖境，金朝逻卒驱逐了党项
人，但后来反而被西夏人俘虏。而且党项人又设下埋伏，杀害了前来追赶的
③ [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第83—4 页；[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英文译本，第128
页。在这部书中，误将他的姓“wo（斡）”拼成了“Kuan（翰）”。[544]吴其昱：《列宁
格勒藏〈论语〉
西夏文译本》。
④ 参见[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 卷，第82 页。关于仁宗敕建新修甘肃黑水桥
的文献，见[696]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669]钟庚起：《甘州府志》，卷13，11b—2a 曾著录了该
碑铭，但是没有
引起吴广成或戴锡章的注意。沙畹翻译了铭文的汉文部分，见[60]沙畹：《A.I.伊凤阁西
夏史论评述》。
① [700]王静如：《西夏研究》，卷1，第1—0 页；[241]希瑟·卡尔梅：《早期汉藏艺术
》，第35—5
页。有关1227 年之前和之后的党项人的佛教活动和党项文三藏的情况，见[719]史金波：
《西夏文化》，第
64—05 页。
① [646]《金史》，卷134，第2870—871 页；[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17 页以
下。
金朝官员。事后仁宗拒绝引渡肇事者，只是向金朝保证，这些人已经受到了
惩罚。
相对来说，这些事件确实对双方广泛的友好关系造成了轻微的损害。在
1189 年和1193 年，金世宗和夏仁宗都先后去世了。此后，他们各自的继承
人的短暂的统治，实际上不过是内忧外患时代到来的序曲，其主要原因，就
是在铁木真（未来的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的日益强大和统一。
西夏末世与蒙古的征服
当仁宗在1193 年去世时，他已经70 岁了，帝位由长子纯佑（桓宗，1193
—1206 年在位）继承，时年17 岁。纯佑是汉裔罗皇后所出。对于桓宗统治
期间的西夏历史，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1205 年蒙古人首次入侵西夏领
土，显然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
从1206 年桓宗被废黜，到1227 年西夏被成吉思汗灭亡，在这空前动荡
的年代里，党项皇室一直只能勉力维持国祚不坠。西夏最终没有复兴，既不
是因为它内政的衰败，也不是由于它天生孱弱。如同它的更强大的邻人一样，
西夏是被蒙古人摧毁的，蒙古这个新的草原强权的出现，毁灭性地打破了宋、
金、西夏在东亚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篡权废立现象在西夏历史上第一
次出现，在西夏朝廷形成了抗金和抗蒙古的集团。
从12 世纪70 年代以来，来自草原上的纷扰不时地影响着西夏和金朝的
关系，这种情况在官方史书中也有反映。女真人关闭西方边境与西夏的三处
榷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怀疑党项人在边界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可能与位
于远在西方的哈剌契丹发生了交往。他们认为这些行为与金朝自身的利益是
相抵触的。①我们还知道，一位曾被铁木真的父亲打败的克烈部酋长，可能于
12 世纪70 年代在西夏避难，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关于他的记载。
据说另一位克烈部首领在流亡途中也曾留居党项有日，党项人赐予他“札
阿绀孛”（Jakha Gambu，大意是“顾问长老”）的荣誉头衔，后来，他就以
这个名字知名于世。札阿绀孛的哥哥脱斡邻勒（王汗）是铁木真的盟父，而
且他的几个女儿都嫁给了铁木真的家族，所以铁木真容忍了札阿绀孛反复无
常的不忠行为。著名的唆鲁和帖尼别吉，就是札阿绀孛的女儿，她也是蒙哥、
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亲。札阿绀孛显然还将一个女儿嫁给了党项皇帝，据说
当成吉思汗最后猛攻西夏时，她的美貌打动了成吉思汗。②很可能通过建立广
泛的婚姻关系，党项统治家族的影响当时已经深入到了草原，这一判断有助
于解释他们在蒙古帝国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
克烈部与西夏的关系还不止于此。1203 年，当脱斡邻勒最终被铁木真打
败之后，这位克烈部首领的儿子亦剌合桑昆通过额济纳逃往吐蕃东北部地
区，后来又被追赶到了塔里木盆地，最终被当地的首领杀害。①虽然党项政权
显然拒绝了克烈部逃亡者的避难请求，但是因为亦剌合桑昆逃跑时经过了党
项的地盘，这就为1205 年蒙古人入侵河西提供了口实。在入侵河西的战争
中，西夏的好几个武装居民点都遭到了抢劫，大批牲畜被赶走。②
1206 年，铁木真宣布接受成吉思汗称号，也就在同一年，中兴府发生的
政变将一位新的统治者推上了党项王位。桓宗被自己的堂弟嵬名安全（襄宗，
① [646]《金史》，卷50，第1114 页；[644]《宋史》，卷486，第14026 页。
② [405]拉施特：《史集》，第1 卷，第2 分册，俄译本，第109—10、127 页；[375]伯
希和、韩百诗译注
《圣武亲征录》，第230、 261 页；[414]列里赫：《克烈部的西夏封号札阿绀孛》，第4
1—4 页。
① [405]《史集》，第1 卷，第2 分册，第134 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07 页。[
653]《元史》，卷1，
第23 页将此事误系于1226 年，并将它作为成吉思汗在这一年入侵的原因。
② 吴广成称，在这次事件中，由于党项人成功地摆脱了蒙古的威胁，所以他们将首都兴州
易名为中兴。但
是这种说法只是出于臆测，不足取信。参见第204 页注①。[653]《元史》，卷1，第13 页
；[405]《史集》，
第1 卷，第2 分册，第150 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18 页。
1206—1211 年在位）废黜，一个月之后，在囚禁中去世。罗太后在被迫之下
致书金朝，请求金主正式册封篡位者为西夏王。③当襄宗继位之后，罗太皇太
后就在记载中消失了，估计她可能是被送进了某个荒僻的寺院。
次年，金朝失去了藩臣汪古部和西北边疆地区由部落混合组成的边界守
卫者（Juyin，汉文“乣”），兀剌海城堡附近的地区也遭到了蒙古人的掠夺。
④蒙古人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入侵山西和鄂尔多斯地区了。
掠夺兀剌海的蒙古人直到1208 年春天才收兵撤退。在这期间，西夏连续
派遣使节前往金朝首都，他们很可能是寻求与金朝建立联合战线，以抵抗蒙
古人的入侵。但是对于两国来说，不幸的是金章宗恰恰在这年冬天去世了，
章宗身后无嗣，帝位由他的一位昏懦无能的戚属（在历史上以卫绍王知名，
1213 年被黜）继承。卫绍王拒绝与党项人合作，据说，他声称：“敌人相攻，
中国之福，何患焉？”①无论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党项与女真的关系从此
迅速恶化。
1209 年秋天，在接受了高昌回鹘的自愿归降之后，成吉思汗对西夏发起
了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蒙古人经由“黑水城北和兀剌海城西”进入河西，打
败了由西夏皇子率领的一支军队，并俘虏了西夏的副元帅。接着，进逼并攻
克了兀剌海城，西夏守将投降，西夏太傅西壁讹答也成了蒙古人的阶下囚。
从兀剌海起，蒙古军队转而南下，向位于中兴府以西、起着拱卫京师作用的
克夷门发起进攻。克夷门是阿拉善的一处险关要隘，蒙古军队在这里遭到了
由另一位西夏皇子率领的守军的顽强抵抗。最后，蒙古人终于打败了守军，
并擒获了夏军的统帅，进而包围了西夏都城（见地图13）。
在围攻中兴府的战役中，蒙古人使用了古代的水攻之计，引黄河水灌中
兴府。但是由于堤围溃决，反而淹没了蒙古军队的营地，所以他们被迫解围
撤军。但是在撤军之前，蒙古人先派遣被俘的西壁讹答代表他们入城谈判，
与西夏订立了城下之盟。1210 年，党项君主名义上臣服了成吉思汗，除了贡
献大批骆驼、鹰隼和纺织品之外，还被迫向蒙古首领纳女请和。②
与西夏的城下之盟，使成吉思汗在进攻金朝之前确保了自己西翼的安
全。此后不久，党项人就开始掠夺金朝边境的州县，西夏的入侵使这两个邻
国间的外交往来大为衰退，到1212 年之后，
两国之间就完全断绝了来往。1212 年，党项皇帝不明不白地死了，族子嵬名
遵顼（神宗，1211—1223 年在位，死于1226 年）代而为帝。在党项皇族子
弟中，遵顼是最早获得西夏“进士”殊荣的一位，他当然首先是要站在自己
阶层的立场。①
如何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是否放弃与金朝长期的联盟关系，面对这些
③ [646]《金史》，卷134，第2871 页。
④ [42]保罗·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6—8 页。又见[39
4]罗依果对《蒙古
秘史》卷11 中“Juyin”（乣）的解释。
① [646]《金史》，卷62，第1480 页；卷12，第285 页。关于金主的这番话，见[597]《
大金国志》，卷21，
第23—4 页。
② [653]《元史》，卷60，第1452 页；卷1，第14 页；卷169，第3977 页；[394]罗依果
译《蒙古秘史》，
第84—5 页。
① [646]《金史》，卷134，第2871 页。
问题使党项朝廷陷入混乱。神宗似乎是要同时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迎合蒙古
人，他对金朝西南的临洮路发动了进攻，这次战争为党项人提供了洗雪原来
在领土问题上的宿怨旧仇的机会。1214 年之后，在蒙古人步步紧逼的强大压
力面前，女真人将都城从燕京（北京）向南移到了汴京（开封），能否控制
临洮，这时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由于宋朝停止了向金朝的岁赐，女
真人在财政上也已经濒临绝境，对于被困在河南的女真人来说，他们陕西的
领土就成了食物、人力和马匹的重要供给地。
1214 年末，一支得到西夏支持的起义军使兰州也陷入了战火之中，这一
事件严重损害了金朝多年来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不仅如此，党项朝廷在1214
年还开始与四川的宋朝地方政府进行谈判，建议双方联手进攻金朝的西部领
土。西夏与宋朝谈判一直持续到了1221 年，但是实际达成的协议却只有1220
年的一次流产的联合行动。②1216 年下半年，西夏为蒙古军队借道，允许他
们穿过鄂尔多斯地区，进攻陕西的金朝领土，西夏还在这次战役中为蒙古人
提供援军，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真人也只能投入一支军队与西夏军队
作战。③
对于西夏来说，对金的战争不仅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在经济上
也等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西夏朝廷里，反对抗金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强
烈，但是一次次的和平尝试都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尽管在西夏内部始终存在
着投靠蒙古阵营的现象，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朝野舆论对联合蒙古人的政策
一直都持鄙视的态度。在1217 年冬季或1218 年初，一支蒙古军队逼近了西
夏首都，他们很可能是要迫使党项人履行早先的承诺，支持成吉思汗经略中
亚、攻打花剌子模的军事行动，当然他们也可能是要对党项人拒绝提供帮助
的行为进行惩罚。虽然还不清楚实际上是否发生过战斗，但是党项人拒绝了
蒙古人的命令，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在这次事件中，一位叫做阿沙敢
不的人还因为敢于公然藐视大汗的权威，而声名大振。①
1219 年，成吉思汗将木华黎留下来负责中国北方的行动，自己亲自率军
远征中亚。这样一来，他对党项人的报复行动也就相应地延缓到了远征之后。
在蒙古大军出征中亚期间，西夏与金的战争一点也没有缓和的迹象。后来到
了1223 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木华黎死于本年三月之后，蒙古人对金和西
夏的压力暂时缓解了。年底，神宗将帝位让给了次子嵬名德旺（献宗，1223
—1226 年在位）。在此前后，金朝的统治者也是一位新即位的皇帝。1224
年下半年，西夏、金开始和谈，以结束战争。1225 年九月，达成正式和约，
确立两国为兄弟国关系，金为兄，西夏为弟，双方各自保持本国封号。紧接
着，又通过会谈解决了关于礼仪、边界榷场等一系列存在争端的问题。①西夏、
金和约显然是一个与传统相背离的条约，尽管短命，但它标志着西夏外交取
得的辉煌胜利。
② [644]《宋史》，卷486，第14027 页；卷40，第774—75 页；[585]李心传：《建炎以
来朝野杂记》，
卷19，乙集，8b。
① [653]《元史》，卷1，第20 页；[646]《金史》，卷15，第334 页；[394]罗依果译《
蒙古秘史》，卷11，
第95—6 页。据《秘史》本段记载，成吉思汗的使节提醒西夏，早在1209 年时，他（实际
上应该是他的
前任）曾经答应过要做大汗的右手（即西翼）。
① [646]《金史》，卷17，第375—76 页；卷38，第869 页；卷110，第2424、2433—434
 页；卷62，第
1487—488 页。
关于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最后一次战争以及他的死亡，有关记载非常零
乱，而且细节牴牾也很多。但是对于出兵的时间，大多数记载都是一致的，
即成吉思汗在1225 年冬季发兵，1226 年春季入侵河西。自从1219 年在蒙古
入侵中亚的战役中拒不派遣援军之后，党项人更加变本加厉，拒绝向蒙古汗
的宫廷提供质子，而且密谋与一些不知名的部落联合，计划共同抵抗蒙古人。
②
《蒙古秘史》中记述了一个其他记载中都没有提到的事件：当1225 年冬
天向党项领土进发时，成吉思汗在中途停下来猎取野马，因座骑脱疆，他被
摔下来受了重伤。这样一来，蒙古大军就不得不停下来，等候大汗痊愈。为
了顾全体面，成吉思汗派遣使臣通知党项君主，要他必须就其轻慢无礼的行
为作出解释，然后成吉思汗将会根据他答复的情形，决定撤军还是继续入侵。
当蒙古使节来到党项朝廷时，阿沙敢不又一次傲慢地声称，他完全对先前说
过的那些无礼的话负责，并且更为嚣张地嘲弄了蒙古人，表示要在战场上一
分高下。当听到这个答复后，成吉思汗发誓要洗雪耻辱：“虽死呵也要去问
他！”③
尽管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内容我们只能去推测，但是党项朝廷这时似
乎又一次大权旁落了，掌握朝政的不是皇帝，而是权臣。肯定是阿沙敢不拒
绝和谈或妥协，才招致了蒙古人对党项国家进行彻底的毁灭性打击。
蒙古军队首先攻克了党项河西诸州，进而孤立了夏都。1226 年二月，黑
水（Edzina）及其邻近地区陷落。蒙古大汗从浑垂山（或许就是祁连山）夏
营地进攻肃州、甘州，大将速不台分兵经略撒里畏吾儿和其他居住在甘州、
沙州以南山区的部落（见地图14）。
供职于蒙古人的两位党项官员察罕和昔里钤部参加了这次战役。当进攻
肃州时，昔里钤部的哥哥担任肃州守将，尽管昔里钤部劝说哥哥及早投降，
但他还是进行了顽强抵抗，结果城破之后，除了昔里钤部的亲族家人之外，
肃州百姓尽数遭到屠杀。①
无独有偶，在攻打甘州时，察罕的父亲指挥守城，与昔里钤部一样，察
罕也试图劝说弟弟和父亲投降，以避免遭受与肃州同样的命运。但是忠于职
守的守将杀了察罕的父亲和弟弟，拒绝投降。然而，甘州被攻破之后，察罕
凭借自己的崇高声望和为了蒙古的事业的不遗余力挽救了该城百姓，最后只
处决了拒不投降的36 人。②
蒙古军主力在秋天挥师东南，直逼西凉府（凉州）。凉州是一座非常重
要的中心城市，守将斡扎箦是斡道冲的后代。在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之后，斡
扎箦就举城投降了蒙古，搠罗、河罗等地也纷纷仿效。③
攻略河西之后，成吉思汗继续向前挺进，渡过黄河，顺流直指东北，进
② [653]《元史》，卷1，第23—4 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疏》，第
1 卷，第309—11
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1—5、44—5 页；[388]罗依果：《耶律楚材
的〈西游录〉》，
第63—4 页，注[138]。
③ [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3 页。
① [653]《元史》，卷121，第2977 页；卷122，第3008—009、3011 页；卷120，第2955
 页。关于昔里
钤部，见[723]白滨和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② [653]《元史》，卷120，第2955—956 页。
抵灵州。这时党项皇帝献宗已因惊惧而死。献宗去世时只有45 岁，帝位由倒
霉的嵬名睍继承，他是献宗的近亲。十一月，当蒙古军队包围灵州时，党项
人派出最后一名使节前往金廷，请求女真人停止聘使往来。嵬名氏指挥一支
党项大军向西南开拔，以解灵州之围。成吉思汗匆匆渡过封冻的黄河，与前
来解围的党项增援部队遭遇，在冰天雪地的战斗中打败了增援部队。在这年
十二月，耶律楚材目睹了灵州的陷落和被劫掠。据载，城破之后，“请将争
取子女玉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①
攻克灵州之后，成吉思汗将营帐扎在了盐州川。后来，成吉思汗留下一
支部队包围夏都，而他本人则转而向南，再次渡过黄河，向西方攻略，经临
洮向积石州挺进。1227 年春，蒙古大汗横扫临洮，征服了临洮大部分地区。
此后，在六盘山停下来“避暑”，②成吉思汗本来就已染疾，他很可能就是死
在了这里。
对中兴府的围攻持续了六个月。1227 年六月，被困的党项君主绝望地与
蒙古人协议投降。蒙古人一直隐瞒着成吉思汗的死讯，当党项君主根据议定
的投降条款出现在城头时，他们突然宣布了大汗的死讯，并立即杀死了党项
君主，洗劫了中兴府。察罕努力使中兴府避免了全面屠杀命运，营救了四处
溃散的幸存者。③
据说蒙古人处理党项皇室的作法和对中兴府居民的异乎寻常的大屠杀，
是事出有因的。这种做法“意味着要为成吉思汗来世提供一支可观的卫队”，
这样做的结果，敌对国王的“德行”就会转化为一种服务于死去的大汗，并
对他大有助益的保护性的精灵。①
尽管西夏遭到了彻底的蹂躏，但是许多党项人在西夏灭亡后还是活了下
来，并继续在元朝供职。作为色目人（西域和中亚人），党项人享有比女真
人和契丹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就更不用说汉人了。②一些小规模的党项
群落避居到了中原中部地区（河北和安徽），直到明朝末年，他们显然还在
继续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党项皇室的支系也逃离了原居地，迁徙到了四川西
部、西藏北部等地，甚至可能到了印度东北部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或是
成了当地的世俗统治者，或是担任了佛教社团的首领。③
从党项人的先祖拓跋氏到蒙古时代之后党项人的种种行迹，在传说和历
史记载中，西夏的缔造者们为后世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历史遗产，到现在为止，
这笔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和评介。幸运的是，考古发现为了解西
夏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其他实物资料，较之契丹或女真的资料，党项的
资料要多得多。由于苏联、中国和日本学者刊布了有关的译文和摹本，使这
① [653]《元史》，卷146，第3455 页；[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65 页，注[142]。
党项大黄是一种很
有名的中药材。
② 积石州，伯希和失考。积石州是位于黄河以南金朝临洮路的属州，而不是在黄河以北。
见[373]伯希和：
《〈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 卷，第310—11 页。
③ [653]《元史》，卷120，第2956 页。
① [388]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49—0 页。
② [105]伊丽莎白·思迪科特—韦斯特在《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66—7 页中指出：“
蒙古、回回、畏兀
儿、乃蛮和唐兀达鲁花赤的子弟单独管理并且在承荫时高于同级的契丹、女真和汉人达鲁
花赤子弟。”
③ [716]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509]G.杜齐：《西藏画卷》，
第1 卷，第164 页；
[474]史泰安：《弭药和西夏》，第237 页，注[2]；[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
—37 页。
些资料的利用成为可能，有一天可望写出一部不仅仅依赖汉文编年史的西夏
文化和社会史。
第三章
金 朝
概 述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承认，对于周期性的中国历史来说，按照王朝划分的
模式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标准。不过，确实有某种例外，如征服王朝，其中
每一个王朝所进行的统治，都同时代表了一个外族征服时期。金朝（1115—
1234 年）就是这些王朝中的一个。它首先推翻了契丹人的辽朝，使外族继续
对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只不过统治者从契丹人换成了女真人而已。
今天属于北京的这个地区曾经由非汉族人统治长达400 年之久，并随之带来
他们的社会的和人种的所有影响——这个事实是太容易被人忽略了。最先侵
入中国北部的是契丹人，然后进入了女真人，最后从13 世纪早期开始，又闯
进了蒙古人。与契丹人与女真人相比，蒙古人更为成功，他们征服了整个中
国。就这样，金朝和女真人的统治，既是从北部边疆进入中国本土的非汉族
入侵者组成的长链中的一环，同时又颇具自己的特点。女真人用来统治汉人
的方式，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契丹人、女真人，还有蒙古人，他们相继采用
了不同的政权形式，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汉族的文明。将这些差异进行对比，
有助于了解外族统治中国的各种类型。
我们有充分理由把金朝当作是外族势力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传统舞台。
有了女真人，通古斯民族才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一个强大的政治力
量，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虽然覆亡，这些通古斯部落却没
有随之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几个世纪以后，女真人的直系后人满洲人，重振
了他们先人的业绩，集聚了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实力。这次，在17 世纪，他们
在女真人12 世纪被击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还要提到
的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金”（汉语的意思是“金子”）是最先为人所知
的中国朝代的名字。马可·波罗提到“金王”（roi d ’or），是对蒙古人称
呼金朝统治者的忠实记载。在蒙古语中， Altan khan 的意思就是“黄金可
汗”，虽然马可·波罗对于“金王”与传奇的普罗斯特·约翰二人相遇的记
载令人难以置信。因而，就像历史上许多消息传递的情况都颇具讽刺意味一
样，这个最先被欧洲中世纪史料所记录的中国朝代名称，竟是一个非汉族朝
代。
女真人及其开国前的历史
女真人的族源异常复杂。困难始于他们的族名，不同的文献将他们的族
名予以不同的汉文译写。本章所用的Jurchen 一词，出自汉文的“朱里真”，
似乎是它的最初形式。然而至今，在西方的学术著作中，更常见的写法还是
“Jürched”或“Jürchid”，这实际上是女真族名的蒙文译写（-d 是蒙古文
表示复数的后缀）。“女真”一词始见于10 世纪初，显然与“庐真”有关，
据说那是契丹人对于这个族名的读音。辽朝时，因为“真”字恰与辽兴宗的
名字相合而需避讳，“女真”由此而被官方改称为“女直”。种种歧异使这
个族名的混乱现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较早的西方文献中。在16 世纪，女
真人自称为“诸申”，这很明显地是来源于较为古老的词汇： Jurchen。①
不过，女真语在语言学上的亲属关系却是很清楚的。女真人讲的是一种
通古斯语，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它与突厥语和蒙古语同属一个语系，是具有
同源关系的语言，就是说，它们是从同一个语系派生出来的。至今在西伯利
亚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东部，仍然有人讲这种通古斯语。新疆
固尔札西部的锡伯族自治县仍是一个讲满语的独立地域。消亡于16 世纪末的
女真语与满语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这一点很早就被西方所发现，也被满族
人自己所明确地意识到。②女真语也是最早被用书面文字记载下来的通古斯语
言。我们有关12、13 世纪女真语言研究的主要材料，是《金史》中所保存的
以汉字转写的女真词汇。编纂于16 世纪的汉文与女真文对照的词典，尽管反
映的是语音发展的后期阶段，但它对于金朝统治时期“旧女真”常用语的研
究，也还是有用的。
女真人源起于东北地区东部那些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地，如今归属于黑
龙江以南的苏联远东省份（译者注：原文如此）。在早期——就是说在10
世纪——女真人似乎就已经扩展到东北平原了，松花江流域一带已成为他们
定居的中心。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它虽然与汉族那种
定居农业文明相对立，却也不能以简单公式化的游牧方式来说明。在这一点
上，女真人不仅不同于契丹人，而且更不同于蒙古人。后两种人更符合于传
统上对于草原游牧文化（逐水草而居，住毡帐，主要家畜是马与驼，很少甚
至完全没有农业）的描述。可见女真人的生活与经济方式是根据他们各自所
处的环境而定：在森林中，占优势的是渔猎；在平原上，则是饲养牲畜或从
事农耕。女真人饲养马匹，甚至还输出马匹，但他们主要的家畜是牛。他们
地区重要的物产是类似于猎鹰和隼的海东青，辽朝甚至汉族的皇帝都热衷于
搜求此物。从一份向辽朝和汉人进献贡礼的清单上可以看出，女真人输出的
产品包括：马（中国正是一个需求无尽的市场）、海东青、黄金与珍珠，还
有林业产品（蜂蜜、松籽及人参，一直是重要的一种中药材）。很明显，女
真这些贡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在依靠进贡建立起的关系
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女真人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但无疑，与这些比他
们更发达国家的偶然接触，在女真人心中点燃了一种渴望，就是效法这些朝
廷，也获得这样的威严和显赫，就像他们那些从东北的林莽中走出来的使节
曾见到的那样。
① 伯希和考证了女真族名的各种写法和读音，见[373]《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 卷
，第376—90 页。
② 刘应（1651—737 年）发现了这一点，见[521]《鞑靼史纲》，第288 页。
汉文文献一致认为，女真是靺鞨（朝鲜语Malgal）部落中的一部，他们
曾长期活动在今朝鲜与东北之间的边境地带。靺鞨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
种族文化的共同体，倒毋宁说是一个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混合体。在唐朝时，
他们曾经是位于东北地区南部的渤海国的臣民，后来在10 世纪，靺鞨部落中
的一些部又组成了一个以“五国”著称的群体。这个群体说是个联盟也许更
合适些，它位于今天吉林省的东北部，并成为女真人的祖先之一。靺鞨的另
一部分是被称为“黑水靺鞨”的七个部落，居住在黑龙江的中下游地区（“黑
水”是黑龙江的诸多名称之一）。女真人的第一代祖先就源起于黑水靺鞨，
如果我们相信女真人带有传统意义的祖先是从12 世纪初算起的话。
在更详细地叙述女真诸部如何逐渐发展成一个联盟国家之前，有必要讲
述一下汉文文献对他们建国之前的早期历史的记载。女真的族名最早见于汉
文文献的时间并不是很清楚的。靺鞨的出现已是5 世纪末，而能够与Jurchen
这一族名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很可能是在公元748 年，当时一个大使和“小
汝者”人曾向唐朝宫廷赠送金银。这些“汝者”据说就是室韦九部联盟中的
一个，在唐代，他们曾将势力扩展到东北的北部与西部，因而一些讲通古斯
语的部落统统被他们纳于麾下。①不过，Jurchen 这一族名到10 世纪初就消
失了。可见，唐帝国在9 世纪末的分裂导致了中原边境上多个新政权的形成，
而Jurchen 人也的确是其中之一。他们既派进贡特使到辽朝宫廷，也派使节
到汉族的朝廷，先是到后唐（据史载公元925 年曾经通使），然后从961 年
开始是宋廷。大多是经由辽东半岛的海路。
根据当时中国边疆地区总的政治背景可以解释女真人为什么恰恰于这个
时候出现。9 世纪时，势力从辽东湾一直扩展到东北地区东北部的渤海国，
曾独占了获利的贸易以及向中原的进贡通路。926 年渤海国被契丹辽朝所吞
并，随着渤海国统治的衰亡，加上辽朝松散的统治机构，使处于比他们更远
地区的民族和部落得以有机会直接与外部建立联系。926 年以后，这些生活
在东北平原、特别是辽河流域的女真人被置于辽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被称作
“熟女真”，以区别那些被称为“生女真”的同族。“生女真”生活在辽朝
的势力范围之外，仍然沿袭着林中人、狩猎者和捕渔者的古老的生活方式。
至于据说在961 年到1019 年期间曾到过开封的使者与商人究竟是这两种不同
的女真人中的哪一种，我们一无所知。不过，那些携带着“好马”，取道山
东登州的海路进入宋境的使节们，应该是那些在东北平原上养马并且能够成
功地避开契丹主子控制的“熟女真”。还有一些密使，应该也是从熟女真那
里派遣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契丹人曾竭力阻止他们属下的女真人向宋朝
进贡和贸易。991 年，他们曾在从东北通往中原的必经地点附近设置木栅，
以此来割断陆路交通。但宋与女真之间的海上交往却一直持续到11 世纪初还
未曾断绝。1010 年，契丹与高丽间进行了一场战争，女真人站在高丽一方。
战争的结果是契丹遭到惨败而退却。而对女真人来说，作为高丽联盟中的一
员取得的这场胜利，却使他们的使节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以高丽使
团成员的身份进入宋的朝廷。
金朝文献中有关女真早期历史的叙述虽然极其公式化，但多多少少与上
面所述的外界记载是相符的。那些部落首领同时也是金的统治氏族——完颜
部的祖先们，在1136 至1137 年间都被加封为皇帝，他们的顾命大臣也被封
① [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吗？》，第235、246—51 页。
为“国相”。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循环往复出现的特征，为皇帝的家族制
造祖先成为一个趋势，无论他们早先的出身多么卑微或者野蛮，后来总会以
高贵的显要身份出现而且被汉化。由于女真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他们
的早期历史留下的只是口头传说，所以对于诸部长乌古乃（1021—1074 年）
之前的时代，我们无法按时间进行叙述。女真诸部被联合起来并向类似于国
家的部落联盟转化，是在乌古乃的时候开始的。
根据传说，完颜氏族从始祖传至乌古乃是第六世。这个氏族的始祖名叫
函普，推算起来应该是生活在公元900 年前后，也正是女真人为外部世界所
知之时。10 至11 世纪之间女真人的社会生活主要的还是由部落的自立和个
人的活动所决定的，虽然从乌古乃的父亲起就已经接受了辽朝的节度使封
号，但这样的封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既无实权，也无实际作用，它的含义
无非表示对辽朝松懈的主权予以承认和对自己正式臣属于辽的地位表示接受
而已。即使金朝官修史书也承认，在11 世纪中叶，女真人还没有文字，不知
历法，也没有官府。作为氏族独立性的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源于这样的事
实，就是在东北地区东部，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说没有哪个地名是以“某
某人的某某城镇”来命名的。
完颜部的崛起遭到了许多部落酋长的抵抗，正需要金朝建国者的祖父乌
古乃这样具有才略的人，才能将诸部征服。据说，乌古乃是个勇敢的战士，
嗜酒好色，食量过人。他成功地占领了全部东北地区的东部，东起朝鲜半岛
与东北地区接壤处的宗教崇拜中心长白山，北至“五国城”。乌古乃被辽赐
封为生女真的节度使，甚至还被辽帝接见过一次。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他实力
日渐雄厚的证据，那就是他已在筹划通过从其他氏族中购买铁和铁制武器来
扩充军事装备（女真人向来以擅长冶铁著称）。但是，乌古乃之所以能够将
反抗过他的氏族和部落最终锻造成一个更有组织的实体，主要还是基于女真
人想尽可能地从契丹人手中争得独立的共同愿望。
女真人对契丹人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契丹人对他们的虐待。他们每年一度
被迫向辽朝进献的特产包括珍珠、海东青以及貂皮。每年，当辽使与女真贡
使到双方边界进行交易时，似乎总有强抢或暴力事件发生。事实上，乌古乃
本人和所有他的继任者都有辽赐予的节度使头衔，但这看来全然没能使他们
成为辽的忠实臣民。另一方面，与辽的接触以及因此而对组织和结构更加健
全的政府模式的了解，都使他们认识到，凭借女真人传统的部落组织，是不
足以与契丹人对抗的。使女真人得到了合法的和事实上独立的人，就是后来
被尊奉为金太祖的乌古乃的孙子阿骨打。
阿骨打的统治和金朝的建立
在阿骨打之前，当他的长兄乌雅束（1103—1113 年在位）统治时期，女
真人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实力，足以使他们与高丽的边境得到巩固，与此同时
还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氏族与部落归附于完颜部。完颜部的故乡位于按出虎
水河畔（今阿拉楚喀河，位于哈尔滨以东，系松花江南部支流之一）。此地
多年来一直是女真的政治中心，后来又成为他们的国都（即上京，坐落于今
哈尔滨东南的阿城附近）所在地。乌雅束死后，1113 年，阿骨打被部落长老
们推举为女真的联盟长，并沿袭旧例被辽封为节度使。由部落推选首领的作
法在女真人之中沿袭已久，虽然有关首领继承的问题并没有严格的规则存
在，但选择只能限于完颜部之内。
不久之后，阿骨打的军队与辽朝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全面战争。开始时，
阿骨打手下受过训练的士卒不超过几千名，但随着他屡次获胜，越来越多的
首领带着自己的队伍投奔到完颜部的军中。这场战争的起因——虽然这至多
不过是女真一方找的借口——阿骨打向辽索要阿疎，阿疎是女真的一名部
长，多年以前投奔于辽。辽国拒绝交出阿疎，并且对此后女真一方提出的要
求一概置之不理。阿骨打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退了派来进攻他的辽军，使自
己成为东北地区无可争议的最高首领。
1115 年春天，阿骨打正式称帝，建国号为金。“金”得名于按出虎水，
在女真语中，“按出虎”的语义即为“金”。①以一条河流的名字为一个朝代
命名的做法源于辽朝，“辽”即因位于东北南部的辽河而得名。与此同时，
一个汉族式的年号也产生了，这就是“收国”。在原有的姓名之外，阿骨打
又为自己取了个汉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汉名叫做“旻”。
至此，一个汉族皇帝建元称帝时所要做的一切，都已经阿骨打而完成。
而我们从现存的史料中得知，在这些决策背后，还有个运筹帷幄之人，他就
是渤海国出身、年轻时曾考取辽朝进士的杨朴。杨朴曾在一篇上疏中指出，
阿骨打不能仅仅满足于带领女真人获得事实上的独立，还应该立大志，得到
皇帝的尊位。在另一篇上疏中，他表示希望阿骨打的皇位能够得到合法的承
认，还略述了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步骤。这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因为它
所列举的那些特有的做法，是想成为一个合法君王所不可或缺的。
杨朴借用了汉族传统上开基建国的做法，如他所说，就是自古英雄开国，
或受禅，或求大国册封。因此他起草了一份向辽朝请求封册的文书，提出了
十项要求，其中包括，首先，为阿骨打乞徽号为“大圣大明皇帝”，国号大
金。其次，允许他乘用玉辂、服衮冕，玉刻“御前之宝”。辽与金之间以兄
弟通问，这种将国家关系转化亲戚关系的模式，自11 世纪以来，就在东亚大
陆的多元并立的国家间逐渐流行。还有，在生辰、正旦日互相遣使。1004 年
宋辽缔结和议之后，这一做法便也成为外交惯例。所有这些要求，如果被辽
认可的话，倒也会使辽金之间形成一种虽不容易但尚能共存的关系，也不至
威胁到契丹国家的继续生存。但是另外一些由杨朴向阿骨打所建议的要求，
使辽几乎无法容忍，因为这影响到了辽的根基：这些要求包括将辽东和春州
① 这条河也因此而被重新命名为ancuqu，这个词在满语中为ancun，义为“耳环”，有时
也引申为“金”，
但这个“金”与满语中的aisin 亦即“金”并不相干，后者是满洲皇室的姓Aisin Gioro（
爱新觉罗）的组成
部分。
两路无条件地割让给金，付给金朝的岁币共计银25 万两和绢25 万匹，这些
贡物实际上正是宋付给辽的岁贡之数。看来，阿骨打和他的顾问们早就有了
灭辽的念头。①
金朝对辽摆出的威胁姿态很快就被辽所意识到，此后几年，面对金朝的
迅速崛起直至与自己分庭抗礼，辽的态度是既无意于与他们议和，对女真的
军事征讨又频遭败绩。但尽管两国间战争频仍，外交往来却未完全中断。不
过，随着女真人在军事上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他们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
1117 年年初，在辽军的一次败仗或者说是被迫大规模撤退以后，阿骨打
又向衰颓的辽强行提出新的要求。在1118 年所提的和约条件中，阿骨打要求
辽朝向他称兄，这意味着两国的地位比照1115 年发生了颠倒。金还要辽割让
出东北更大的三路地区，并且将一名皇子、一名公主和一名皇室女婿送到金
廷来作人质。最重要的，还有要在涉及辽与宋、与西夏、与高丽关系的外交
文书上都写明对金朝的服从，要辽同意将此前宋付给辽的岁币合法地转由金
来接受，并认可金的霸主地位，而让高丽和西夏作为它的东西两翼。①
辽朝天祚帝的拖延态度颇令阿骨打与他的朝廷不满，阿骨打一再表示拒
绝接受辽的外交文书，因为他们不肯充分考虑他关于皇帝地位的新要求。但
他是有能力达到目的的，就在此际，他已征服了东北南部富饶肥沃的谷地，
其中包括辽的“东京”辽阳，那里曾是渤海文明的中心。辽军将领纷纷投奔
于金，他们中不仅有许多契丹人，还有其他部落的诸如奚人（源于一个讲突
厥语的部落，居于辽朝西南山地），都率领所属军队一起归附于金军。这些
叛降者往往也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有的也曾起来反抗过新主子，但阿骨打总
能将其迅速地镇压下去。
我们应该记得，从一开始，女真军队中就包括了许多非女真的成分，主
要来自早期归附他们的部落和民族中的人。阿骨打在指挥一个由多种民族成
分组成的军队的问题上显得很有才能，而辽的末代统治者却连本民族内由各
种势力混合编成的军队也掌握不了。在辽朝一方，所有的和解企图最终都遭
到失败。当辽朝同意授予阿骨打“东海国王”的称号时（译者注：应为“东
怀国皇帝”），遭到阿骨打的愤怒拒绝，他在好几年前就已自称大金皇帝了，
而“王”则显然要低一等。这场毫无结果的谈判拖延的时间越长，阿骨打的
地位就变得越强大，和解似乎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如果说在阿骨打崛起的
早期阶段，彻底推翻辽朝可能还不是他最主要的政治目的的话，那么现在，
确切地说是在1119 年以后，这已经是伸手可及的了。
阿骨打取得的这些成功，无论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人们还不过是把
他看成为一个善作决策的能干的军事领袖，并未觉得这需要多么出色的外交
技巧，他的突出之处，至多是善于掌握部众而已。但实事上远不止此，阿骨
打是一名特别无情的、才能出众的将领，他善于抓住对手因指挥失策、御众
过苛、组织涣散等因素而虚弱的机会来取胜。1117 年以后，他又以一个才智
出众的外交家和战略家的面目出现，那正是金辽的双边关系为包括宋在内的
三国关系所取代之时。
被金考虑在内的第四个强大的政权，是党项人所建的西夏，西夏此刻尚
① 关于早期辽金关系的细节，见[120]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
〉中有关女真资料
的翻译》，第151—66 页。
① [645]《辽史》，卷28，第336—37 页。
未直接卷入中原的纷争。1124 年以前，党项人多少可以算是辽的支持者，但
就是在金与西夏在这年开始接触以后，金取代西夏的直接邻国宋，宣布了对
西夏的宗主权。夏金联盟正式建成，是由阿骨打的后继者吴乞买实现的，这
使金朝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①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早在北宋建国初
期，女真人就与宋廷建立了和平的往来，他们逐渐成为北方霸主的过程，一
直被开封密切地注视着。
让我们再回头看，辽宋关系自1005 年起一直是建立在一份和议之上的，
和议约定宋朝每年要向辽交纳岁币，并正式承认辽对中国北部燕云十六州（包
括北京）的统治，以此来换得北部边境的和平。当辽朝已经明显呈衰势时，
宋开始寻找潜在的同盟者来帮助他们收复这块从未被忘记的、在10 世纪上半
叶的政治分裂时期丢给了契丹人的中原领土。现在，在宋朝的政治家眼中，
对辽怀着刻骨怨恨的金，恰成为共同抗辽的天然盟友，依靠金朝支持来收复
失地的希望在宋朝的国都燃起一片兴奋情绪。1117 年，宋朝派遣了一名使者
到金，名义上是去商谈买马事宜，而真实目的，却是就宋金联合抗辽一事进
行谈判。
在1117 到1123 年之间，宋朝向金廷遣使共计七次，金朝向开封遣使也
达六次，这还没算上持续不断的信件往来。所有这些外交接触和谈判都集中
于三个要点：宋金联合对摇摇欲坠的辽朝的进攻；领土（将燕云十六州退还
给宋）；从前交纳给辽的岁币。但是就在这一期间，宋在这场交易中的地位
急剧地恶化了，因为阿骨打很快就发现，尽管宋朝也多少做了些准备，但金
军并不非得依靠宋军的援助，仅凭自己就能攻取辽朝的南部，包括它作为中
心的燕（北京）。而从宋朝方面来说，却以为只要加入这个军事同盟，它为
自己所提的那些领土要求就能够让金所接受。不久，金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那就是，他们应该取辽而代之，成为宋过去交纳给辽的岁币的合法接受者。
到1123 年，当宋金之间终于缔结了一份正式和约的时候——这是两国间
最早的一个和约——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宋朝收复燕的企图宣
告失败，而金军则不仅将辽赶出了西京与中京，而且到1122 年底，还攻克了
辽的南京：燕京。辽帝国已沦为遥远西部的一个流亡政权，它的覆亡指日可
待。随着金国占有燕都，阿骨打的地位变得无懈可击，宋却只有招架之功，
而无还手之力了。他们不得不接受阿骨打关于将燕地退还给宋的条件，不仅
被交还给宋的燕地并非六州的全部，而且金还以退还燕地导致税收减少为
由，在宋过去交纳给辽的岁币上，又额外要宋添加上一笔巨额补偿。
也许有人会问，阿骨打的军事地位既然已如此强固，他又何必还要与宋
缔结这样一个正式和约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他想使岁币的交纳正式化，
这笔总数为银20 万两和绢30 万匹的财物，大概还不至使宋朝的国库枯竭，
但对于阿骨打的这个年轻的金朝来说，这项收入就为数颇为可观了。再有，
通过和议这一形式，他的皇帝地位得以被郑重地承认。和议的条文，就像汉
人早期的外交通例，是以一式两份平等的誓约来表示的，从双方各执一份的
文件行文中丝毫看不出地位的区别。阿骨打被称为“大金大圣皇帝”，而宋
朝的统治者也与之相仿。这意味着金朝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与宋平等的国家，
而此时距金正式建国称帝仅过去10 年。
1123 年的三四月间，二国互换了誓约的条文，可是，对于如何将这六州
① 关于金—西夏关系的按年编写的记事，参见[646]《金史》，卷61、62；此外有西夏的
专传，见卷134。
移交给宋的具体做法，在这些条文中却毫无涉及。其他细节，诸如边界如何
划定，也被留给此后想当然的推论来规划了。大环境的普遍不稳，加上诸多
悬而未决的问题，使中国北方边境始终呈现出不安定的局面。1123 年的这个
和约，标志着一个漫长的战争时期——几乎长达20 年——的开始，这场残酷
的、蹂躏性的战争所几度威胁到的，正是宋统治的中国的生存。
阿骨打与宋缔结和约的时候，辽朝已遭到毁灭性的失败。1122 年，金兵
攻陷辽中京（位于今满洲热河省的查干苏布尔汗。译者注：原文如此）。辽
朝天祚帝向西逃窜。在南京（今北京）另一位契丹皇族成员被拥立为帝，旋
即病死。金兵直抵南京。面对突然而至的金兵，尽管当地有人企图抗击，但
契丹人却无力组织这些力量。1125 年，辽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被俘，降
封为王。这标志着辽朝——这个曾让宋朝的中国闻风丧胆的对手——统治的
正式结束。但是，就在它的灭亡之处，作为宋的北方邻居，现在又兴起一个
与它作对的国家，至少与从前的辽一样危险。阿骨打没能活着看到辽的灭亡
和宋的受辱，他死于1123 年和议缔结的数月之后。但是，他所开创的事业，
为金朝日后的辉煌打下了根基。
从战争到并存：1142 年和议以前的金宋关系
阿骨打死后，庙号太祖，其弟吴乞买（1075—1135 年）继位。新的统治
者像他已死的兄长一样，面对1123 年时那种颇为混乱的局面，显示了出类拔
萃的军事和外交智慧。虽然与宋已经缔结了和议，但是以什么手段使和议的
条文得以实现的问题，却仍然悬而未决。宋朝显然是金朝最可怕的潜在敌手，
所以吴乞买着手加强金与其他邻国接壤地区的实力。将辽的残余势力最后清
除是相对容易的，但在金的西部边境上，还有个西夏，在当时，它显然还不
足以对金构成严重威胁，但却往往在金朝的西部挑起争端。吴乞买对西夏采
取了安抚政策，1124 年，金与西夏缔结了和议，西夏承认金的宗主国地位，
向金称藩。与此同时，金下令修补对东邻高丽的防御工事，并迅速地控制住
了原渤海国一些地区的动荡局面，这就使得金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与宋的关
系问题了。
起初表面上看来一切正常，尽管1124 年曾有冲突爆发，但是甚至到1125
年末，宋还派遣使节到金廷去，对吴乞买的即皇帝位正式上贺表。局势虽然
十分紧张，却还没有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的地步。究其主要原因，可能还是
由张觉事件引起的，这一事件正是对辽朝灭亡、金兵进攻的形势所导致的风
云变幻、混沌不明状态的一个具体说明。张觉原来是辽驻在平州（今北京东
部永平）的节度副使，他暗杀了降金的前辽朝的燕京守将，理由是这个官员
将燕京百姓中的大多数向平州迁移，使百姓迁徙流离，不胜其苦，起事后张
觉宣布投诚于宋，宋再次任命他担任原来的官职。
虽然这一切都是在阿骨打生前就发生了，但他的后继者反应并不慢，一
支女真军队被派去攻打平州，张觉逃到燕，那里的前辽朝守将郭药师也同样
投降了宋。但是金朝是将张觉作为一个叛徒，一个造反者看待的，他们要宋
把他引渡。宋廷同意了，下令将他处死并将他的首级送到金朝。通过这件事，
郭药师看清了对于那些贸然决定投诚的人，宋朝并不具有庇护的实力，他因
此下决心投降金，金仍然命他为南京守将。1125 年秋天，金朝下诏大举伐宋，
张觉事件虽然不能说就是这一决定的惟一起因，但在其间无疑是起了促进作
用的。不出数月，金兵占领了山西和河北的大片地区。1126 年初，他们越过
了黄河，兵临宋朝国都开封城下（见地图15）。
宋廷发觉自己已经濒临绝境，竟没有一支能用来解除开封之围的后备军
队。不过对金这方面来说，要想攻打被围的宋朝国都，也不啻是一场军事冒
险，必将使金兵在人员和给养方面受到严重损失。因此，身为金军统帅的阿
骨打次子斡离不，便接受了宋朝提出的就撤兵问题进行交涉的请求。斡离不
无法与他远在东北的皇帝吴乞买商议，他只能自行与宋磋商，但我们不难设
想，他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握有全权。
金提出的撤兵条件相当苛刻，要宋割让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之地（这
意味着宋将丧失今天山西、河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在原来交纳的
岁币之外，再交纳一笔巨额的战争赔款，送一名宋朝的亲王到金的帐幕做人
质。在保存至今的双方誓文的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到，宋完全接受了金的条件，
反映出一种毫无指望的臣属地位。岁币的数目增加到每年银30 万两，绢30
万匹，还有100 万贯钱。
向宋征收的战争赔款如此之高，竟相当于180 年的岁币之和。宋钦宗的
弟弟康王被送到斡离不的营帐作人质，陪他前往的
是主张与金议和的少宰张邦昌。谈判持续了约一个星期，最后斡离不同意对
宋的誓文文本进行某些修订，然后在1126 年2 月10 日下令解除了开封之围。
宋朝以如此高昂的价格买得了以一个与金作为同等主权国家而继续存在的地
位，结果这一地位的维持却非常短暂。军事和政治上的失利所导致的直接后
果之一，是把持宋朝朝政多年的蔡京及其党羽被清洗。还有一个后果，是宋
徽宗（1100—1126 年在位）退位，将帝位让给了钦宗（1126—1127 年在位）。
新形势产生的一个局部效果是高丽国王倒向金的一方，向金称臣，时值1126
年夏。至此，金的两个主要邻国——高丽和西夏，都已臣服于金朝皇帝。
宋金间的战火不久再度燃起。对于金为什么进行这场军事冒险，其真实
原因至今仍难以说清，可能是金已经洞察了宋在军事上是多么虚弱，因而下
决心将宋朝一举灭掉；也可能像金的文献材料所说，金想再打一仗就是原因，
何况找借口并不难。事实正是如此，战事一起，金国立刻就抱怨宋破坏了停
战局面甚至唆使一些前辽的将领抗金。1126 年十一月，金兵再次向南挺进并
渡过了黄河，完成了对开封的包围。这一次，金兵用武力击垮了城内的抵抗。
1127 年1 月9 日，经过激战后获胜的金兵入城，进行了残酷的掳掠。皇帝钦
宗与逊帝徽宗以及大批宫廷与皇室的成员成为俘虏。康王即位，是为高宗，
他撤到尚未受到金兵威胁的地区，竭力组织抵抗。徽、钦二帝被降为庶人，
宋朝的全面崩溃终成事实。1127 年5 月，两名废帝与他们的随从一起北迁，
这就在宋朝的中心留下一个真空地带。
开始时金朝并没打算将这一地带纳入自己国家的版图之内，而只是想代
之以一个新的以张邦昌为首的汉人朝廷，国号大楚，带有对长江流域的古国
楚的怀念，国都位于建康（即今南京）。被金指派来扮演傀儡角色的张邦昌
并没能将这个政权维持多久，就在宋廷的指使下被杀掉或者毋宁说是畏罪自
杀了，可见金的优势不是绝对的。同时，在中国北方的大部地区，还有大量
城镇被控制在忠于宋朝的将领手里，许多地方组织了抗金义军。金因耗费军
事资源而造成的负担是如此沉重，以致于那一阶段，它已不可能继续对长江
以南地区的地攻。使金朝攻势减缓的另一个原因是1127 年斡离不和金的另一
名军事统帅斡鲁之死，以及1129 年的阇母之死，三人都是皇帝的近亲。斡离
不是阿骨打之子，斡鲁是阿骨打的表兄弟，而阇母是他的弟弟。与汉人特别
是宋朝的习惯相反的是，金的宗室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事务上都是地位显
赫，所以氏族关系在金朝中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宋则大大不同，它是非家族
化的，甚至往往是统治集团中的党派更起作用。
在1127 年北宋灭亡之后的几年中，金兵一再试图攻取长江南部的战略要
地（见地图16），迫使宋放弃了1129 年一度成为临时国都的建康（南京），
撤退到浙江省的绍兴，但金兵的铁蹄甚至也踏进了浙江地区。不过，长江以
北的中国地区所呈现的混乱无序状态，使金无法将其永久地并入自己的国
土。整个中原变成金兵、宋朝遗民及互不统属的义军之间你争我夺的大战场，
但谁也占不了明显的上风。金朝再次尝试建立一个缓冲国，想以此来解决这
一难题，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宋，同时也想将更多的宋朝文臣武将吸引到这
个名义上由汉人统治的政权中来。试图在中国北方创建一个新国家还有一个
原因，即女真人缺乏受过训练的可以为他们的利益而开发利用这一地区的人
才。
他们最终选择了刘豫（1073—1143 年？），他是河北本地人，曾于1100
年前后考取进士，在宋的许多地区和中央做过官，1128 年在济南（山东）做
地方官时改变立场投金，颇受太宗和一些女真将领的赏识。终至1129 年末，
他被指派为大齐国的皇帝，这个国家的国都最初位于河北大名，但是刘豫却
选择了东平（山东）作为东都并居住在那里，然后1132 年，他又迁到前宋的
国都开封。他十分艰难地试图把他治下的中国北方建成一套可资
运转的政府体系并恢复萧条的经济生活，结果却将强制性的征兵和沉重的赋
税强加在百姓头上。他派军队与女真人一起攻宋，甚至还取得了为数不多的
几场胜利，例如1135 年攻陷战略要地襄阳等等。
但是，岳飞统率下的宋军于1134—1135 年发起了反攻，收复了大部分失
地。形势的逆转使得刘豫对于女真人的军事价值大大下降。1135 年，一向庇
护刘豫的金太宗驾崩，继承人是阿骨打的孙子，庙号熙宗（1119—1149 年），
他对刘豫显然没有什么好感。1137 年齐国被废，刘豫从皇帝降为王，据说他
曾经与岳飞举行过秘密谈判被人察觉。刘豫先被送到河北，然后又送到东北
地区西北的临潢，过着被监视的隐居生活，后又被命自尽。由女真的征服者
组织；汉族阵官出面建立一个汉人傀儡政权的做法就这样归于失败，金朝被
迫面临选择，或努力创造一个与宋并存的局面，或继续他们的侵略政策并最
终灭宋，二者必居其一。
很难说金朝是何时才最终意识到，他们是不可能征服宋帝国的。早在
1132 年就已经有过一场流产的和谈，而最终促使女真人下决心与宋和谈的因
素之一，很可能是1135 年宋朝废帝徽宗之死。徽宗死于松花江畔的五国城，
他和他的前宫廷人员曾被关押在这里。
金朝政府认识到，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皇室人员是具有头等价值的外交资
本，于是便相对提高了对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命运开始逐步改善，这在金的
史料中都有记载（宋朝史料则对此保持沉默）。1127 年初，徽宗和钦宗被降
为庶人，1128 年又曾被迫在阿骨打的陵寝向他的牌位鞠躬并为他穿孝——这
是强迫所谓罪犯所做的赎罪仪式。此后二名前皇帝被正式封为昏德侯与重昏
侯，这头衔分明带有侮辱性。六名宋朝的王妃被分别赐给完颜家族的成员为
妻。1137 年，宋廷正式收到徽宗死亡的讣告，当和约签订在望之时（1141
年），徽宗还被追封为天水郡王；他的还在世的儿子钦宗则被封为天水郡公，
即使是金，也是重视辈份的。
要注意他们这块名义上的新封地位于一个中立地区，他们的封号也不像
原先那样带侮辱性。天水在今天甘肃省东部的渭河上游。几个月以后，钦宗
得到了与他那“公”的爵位相符的俸禄。和议缔结之后，被掳到金的宋皇族
的男性成员也都得到了俸禄，到1150 年又惠及于皇族中的妇女。换句话说，
金是将这些俘虏作为人质对待的，他们总是能够利用他们对宋施加压力。不
过，随着1156 年钦宗故去，金丧失了最重要的人质，再也无法用他来阻止宋
对和议的违背了。
订立于1142 年的、协调宋金关系几乎20 年的这一和议，是一场拖沓冗
长的谈判的结果。金的优势在于能够用归还宋徽宗及其皇后、皇太后的灵柩
作为交易的筹码。他们还持续不断地派兵侵入黄河以南地区来向宋施加军事
压力。1140 年，他们再次攻占了整个河南和陕西，这两地早在1139 年当和
谈获得初步成果之后就已被归还给宋了。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在杭州——1138
年定为南宋国都——的抗金势力仍然当权，和议的缔结就是不可能的。只是
在最有战绩最孚众望的宋朝将领岳飞被他的对手秦桧除掉之后，签订和议的
道路才最终被打开。1141 年，岳飞在狱中被屈辱地害死，这一卑鄙的行为使
和议的倡导者秦桧在中国历史上遗臭万年。
宋金之间的和谈几乎就是在此时开始的。这是一场纠葛甚多且旷日持久
的谈判。似乎是从金这方面，通过都元帅完颜宗弼给宋国传递过去一个信息，
即只要宋同意将淮河作为两国的国界，和平就可以实现，这是1141 年10 月
的事。完颜宗弼是阿骨打的第四子，曾受命总管中国中部的事务。两个月以
后，宋对此表示了原则上的同意。宋朝的史料记载了双方国书的提要，日期
是从1141 年10 月到1142 年10 月，但和约的具体条文，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金与宋的誓书，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如今能够见到的，只是1141 年末宋
朝接受条件的誓书的片断。和平的条件是苛刻的，宋同意以淮水中流作为边
界，这意味着整个中原都被送给了侵略者；还有，后来在1206 年战争中起过
重要作用的战略要地唐、邓二州（位于今湖北[译者注：应为河南]），也割
属金朝。从1142 年起，每年一度贡银绢25 万两匹，于每年春季的最后一个
月由宋派人送到位于淮北金朝边境的泗州镇交纳。此外，还有关于沿边安全
措施的条款，如不得追赶从宋逃到北边的人，宋不得在边境各州驻扎重兵；
宋还答应不隐匿北边的逃人，而是将其引渡给金。
宋朝的表辞极尽谦卑之能事，对宋朝新的藩方地位表示承认，称金为“上
国”而自称为“弊邑”，这种谦卑还表现在将岁币称之为“贡”。但是最丢
脸的还是，金不再把宋当作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来对待，而只是将其看作侍
从，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朝的史料中丝毫未曾保存有金朝册封高宗赵构为
宋帝的册文了。与此相反，这一册文却被载于《金史》的宗弼传中，该传中
还附有宋主遣人送给金国的誓表①。这显然是记载宋朝皇帝一生经历的文献中
最难堪的一件。至于他自称为“臣构”，其自我否定显然也达到了极端。
将这份册封高宗的册文记载下来的金朝使臣是一个汉人，曾在辽朝做过
官，然后又被金廷雇用。他被高宗接受来作为一个正式见证，时值1142 年
10 月11 日，显然应该把这个时间作为敌对行为结束而一个新的共存时期开
始的标志。金撤回了军队，同意将徽宗及其皇后的灵柩退还给宋。不过，现
存的有关二国间磋商的文件和高宗誓文的片断都未提及两国间贸易的恢复，
这是很令人奇怪的，这肯定应归结为史料的缺漏，因为事实上，合法的边境
榷场已经建立，最重要的一个是泗州。贸易很快就再度繁荣起来。
南部边界的稳定和对中原的最后征服，导致了金朝政治和经济中心自北
向南的逐渐转移（见地图17）。越来越多的女真人定居在中国北方，使金朝
最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无论在伦理上和经济上，都在很大程度上汉化了。
而从宋的一方来说，因和约签订所带来的并存局面也颇为可贵，尽管不得不
正式接受藩属国的地位，但高宗毕竟得以稳定了局面，尤其是因为终于掩埋
了徽宗遗体，使他得以尽孝道，也使他母亲获得赦免。虽然金朝拒绝将钦宗
放回，但这一拒绝未必不是正中高宗下怀，因为如果他的哥哥回来，他作为
皇帝的地位如何，就颇为微妙了。
① [646]《金史》，卷77，第1755—756 页。关于宋金和议的论述，见[144]傅海波《宋金
条约》一文。
1142 年后的金朝政治史
看来就是这样，1142 年以后，一个和平的共处时期已经实现在望。此后
70 年间有过两次干扰，一次由金引起，一次则是由宋引起。由此可以证明抗
金派的势力并没有随着1142 年和议的签订而消亡，宋廷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
仍在持续。不过，和议还是即刻就为两国带来了此后数年的和平。金已经把
自己看成是中国正统的王朝，并且不断地向汉化的政治实体转变。这种从残
存很多部落的、封建领地因素的社会向一个官僚政治组织的转变，不可能不
伴随着女真贵族中保守势力的反抗。熙宗（1135—1150 年在位）幼龄践位，
在他执政期间所发生的外交和军事事件中，他从未起过主要的作用，所有军
国大政，他都委之以宗室大臣。在这位继承人身上，缺少从太祖和太宗身上
所体现出的强烈的领袖气质，再者，他也不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甚至常常耽
溺于杯中，比通常以豪饮著称的女真人更甚。不过，金朝此时既然
并未处于任何危急的环境，一个像他这样的统治者就很可以被那些更有眼光
的宗室大臣所容忍，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事来妨碍他对个人享乐的追
求。的确，在西北草原上一些桀骜难驯者与金朝之间也曾爆发过边境战争，
但金朝如今也学会像宋那样采取姑息政策了。
蒙古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主要角色登台了。这似乎已是12 世纪中
叶，他们的部落已经相当巩固，足以使金朝将其作为潜在伙伴并与其签订协
议了，宋朝一方的汉文史料对此的记载是在1145—1147 年，蒙古国被“安抚”
而且——
册其酋长熬罗勃极烈为朦辅国主，至是始和，岁遗甚厚。于是熬罗
勃极烈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大金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
分据要害而还。文中的熬罗勃极烈指的是哪一个蒙古酋长，至今尚不清
楚，这个头衔是一个混称；后一半“勃极烈”（bogile）是女真词，意为首
领、酋长，而前一半“熬罗”（a’urn {gh}）可能是蒙古词的“主帐”。一
位现代日本学者提出，熬罗勃极烈（Ao-lo Po-chi-lieh）应该是指合不勒汗，
即成吉思汗的祖父，《蒙古秘史》告诉我们，他确实曾经“统治全体蒙古人”。
②
这就是说，在1146 年到1147 年前后，蒙古的酋长已经成为金朝的“外
臣”，并且还有与这一身份相符的特定封号。《蒙古秘史》和《元史》对此
都缄口不言，这并没有什么可使我们奇怪的。而《金史》也对此事缺载，很
可能是因为此书编纂于蒙元时期，因而对于蒙古在成吉思汗祖先的年代所曾
具有的臣属地位，基本上都忽略过去。因此，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所有我们今天所知的有关早期蒙古与金关系的材料，都来自宋人的记载，宋
人是不必理睬蒙古统治者所强加于人的那些禁令的。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在1146 年以后，蒙古人已经成为草原上的主要势
力。对于他们，辽朝时的政权就已经感到很难控制了。如今这种政治格局，
① 与蒙古的这个协约不见于《金史》，但见于[597]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2，第99
—00 页；[585]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第591 页。
② [485]田村实造：《蒙古族起源的传说和蒙古人迁徙的有关问题》，第12 页。
多少与前代的情况相似，那个时候，是女真人自己曾做过辽朝东边的臣属，
而且在竭力从他们的主子那里争取形式上和事实上的独立。同样在1146 年，
金朝还想把西辽争取到自己一方来，西辽即哈剌契丹，是由耶律大石在中亚
建立的一个帝国。但是金朝在外交上的这一主动之举却以失败告终，主要使
节在前往遥远的西方途中被杀。就是这位使节，在1144 年曾成功地与西夏以
西的回鹘人建立了联系。与宋、高丽和西夏等国不同，不管怎样，回鹘不是
每年正旦和皇帝寿辰时定期派遣使节到金廷朝贺，而只是不定期地送一些当
地特产给金廷，以表示敬意而已。
在东亚这种复杂纷乱的局面之中，金的地位却如此坚固地建立起来。要
说还有什么引起不安的因素的话，那就是金朝皇帝个人的原因了。除了他上
述那些行为之外，他似乎总为狂躁所扰，接连不断地以各种微不足道的借口
来杀害大臣甚至本氏族的成员。必然的结果是，朝内结成了反对他的集团，
并于1150 年1 月9 日动手将熙宗杀掉。这个集团的主谋，是熙宗的表兄弟迪
古乃，汉名完颜亮（1122—1161 年）。他理所当然地登基称帝，但《金史》
并不承认他为皇帝，提到他的时候，总是称为海陵王。1180 年，在他已死去
多年之后，甚至被降为庶人。
海陵王的插曲
在中国暴君的位置上，海陵王有幸占得一席之地。宋朝与金朝的史料异
口同声地将他说成是一个嗜血的怪物。从这个角度说他确实远比熙宗更坏，
对他来说，杀掉对手简直就是在履行一道手续，哪怕这个对手是本族的宗室
成员也在所不惜。他把被杀害的兄弟的妻妾拿来充实自己的后宫，在中国历
史学家的笔下，他的荒淫被描绘得比嗜杀更甚，以致在后来的几百年中，他
竟至成为流行的黄色书籍中的主角，他那些劣迹在书中被津津有味地加以描
述。但是，如果仅从伦理观念来判断他这样一个人，可能是要犯错误的。其
实，比起最初印象所显示出的那个残忍无情的篡权者来，海陵王要远为复杂
得多，他的真实的方法和目的，往往是隐藏在表面上那种愚蠢的暴力行径背
后的。从他身上所体现的是一个更集权化的、有更多支配权的氏族首领向专
制主义的独裁君主转化的最后阶段。与此同时，让人听起来似乎奇怪的是，
他还强烈地倾慕汉族的文明，在一些方面，他对女真贵族进行残酷打击的行
为，也可以解释成在进行一场斗争，他以此来打击那些旧的部落式的和封建
式的生活方式的拥护者。他的另一个目的，是清洗吴乞买的后代，因为他想
争得从阿骨打一系传下来的皇位继承权。海陵王热心阅读和钻研汉族的经典
及史书。宋朝的不少汉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这些人都是在宋金恢复邦交
之后与他见面的。通过这些人，他养成了不少典型的汉族习惯，诸如下棋和
饮茶，以致从他自幼就得到过一个绰号Po－lieh-han（勃烈汉），这是女真
语，其意是“貌类汉儿”。①
在海陵王的统治下，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使女真的国家和社会汉化的改
革。无论是礼乐、仪式上还是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上，他不再满足于女真国
的政治中心仍然偏处于东北的不发展地区的现状，决心将政治中心南移。在
此之前一直是金朝南京的燕京（今北京）被重建起新的宫殿。1152 年，海陵
① [597]《大金国志》，卷13，第103 页。
王开始定居于燕京，将它定名为中都。几年之后的1157 年，他甚至下令毁掉
位于东北地区北部中京的那些女真宫室，而且将这个城镇降到低等的一个州
的首府地位。他还下令在前宋的国都开封修建皇家宫室，将其称之为南京。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海陵王是多么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女
真族的首领。他把自己看成为全中国未来的皇帝，并且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统
治将会像宋朝的统治一样正当，但他的这种抱负，可不是凭他那些汉化措施
就能成为现实的。在主要通过诛杀清除掉那些赞成继续采取与宋并存政策的
对手之后，海陵王开始准备一场新的侵宋战争。借口并不复杂：他于1158
年谴责宋朝违法在边境榷场上购买马匹是破坏了1142 年的和议。
从1159 年起，海陵王为发动大规模侵宋战争而进行全面备战。为了避免
因西夏边界问题可能造成的骚乱，他急遣兵部尚书去巡视并界定西夏边界。
他大括天下骡马，据载，调马总数一度达到56 万匹。将各处兵器都集中在一
起并临时储藏于中都。海陵王知道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不能仅仅依靠女
真兵，所以又签发诸路汉军，此举遭到各地汉人的反抗，《金史》中载有由
汉人，特别是在东南部与宋接壤地区的汉人发动的几场较小的叛乱。在百姓
中募兵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161 年夏天。
海陵王预见到向宋朝的进攻在很大程度上将要依赖于河运，与宋朝水军
进行水战也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又藉诸路水手得3 万人，并征调大批船只
进行运输和充作战船。遵循女真旧俗，海陵王亲自担任最高统帅。1161 年七
月，大兵从中都出发抵达南京（开封）。此后不久，为了表明他将继承正统
来统治整个中国，他竟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残忍，下令将亡辽耶律氏和宋赵氏
家族所有子男全部杀害，以此来检验是否还有伪称为前辽和前宋皇室的人存
在。据载，仅在1161 年夏天，就有130 多人被杀害。海陵王的残忍行为使契
丹人中一直存在的不满加剧了，他们诉诸于公开的反抗，海陵王不得不派遣
一支人数达1 万人的军队开赴东北进行镇压。海陵王的另一个暴行是杀害了
他的继母、皇太后徒单氏和她的十余名宫廷侍婢，理由是她敢于谏止他的伐
宋之举。
海陵王显然从未发布正式的伐宋宣言，在他大举备战的整个时期，通常
的外交往来和在正旦及皇帝生辰派遣使者前往朝贺的仪式，一直都在持续而
未受到任何干扰，尽管金的战争动员不可能不引起宋廷的注意。1161 年夏
季，金朝照例派遣使节去祝贺宋高宗的生辰，这位使节直至1161 年6 月14
日才被召见。按照《宋史》的说法，有个使节“举止无礼”，还威胁宋廷说
海陵王不久就要对宋用兵，这一无礼行为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无论如何，
宋朝已经有了充分的警觉，并且抓紧时间加强他们在边境上的工事。
海陵王此时已将重兵集结于淮水。10 月15 日他从开封出兵，几日之后
金兵渡过淮水（10 月28 日），开始向长江逼进。将长江作为最重要防线的
宋朝，却既无法制止金的侵略，也无法阻止金兵到达江边。他们只能将大量
军队集中于长江南岸来抵挡金兵任何过江的企图。好在在另外一些战场上，
宋朝还算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收复了西部边境上一部分原被金朝占领的
州县。海陵王最初可能曾抱有的打一场“闪电战”的希望，因此而被打破了。
海陵王设帐于扬州附近，此刻他属下的一些将领企图溯江而上，于上游
约60 公里处的采石（今天的安徽省马鞍山南部）渡江，但这次的渡江努力在
1161 年11 月26 日到27 日宣告失败。宋朝的史学家后来将金兵未能南渡过
江作为一场伟大的胜利，并将其与公元383 年那场著名的淝水之战相比，在
那场战役中，南迁的晋国号称击败了由前秦统治者苻坚率领的北方侵略军。
淝水之战在中国的史书中被奉为典范，它强调的是，汉族文明的捍卫者
是能够击败野蛮的北方民族的入侵的。今天的学者则认为，淝水之战即使不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至少在其重要性上也被极大地夸大了①。采石之战的
胜利是否也被宋做了类似的理想化的夸大处理，也同样是一个问题。据宋朝
的史料说，宋在采石仅有1.8 万名士兵，而金却有40 万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讹传，虽然仅就集中于采石一带的军队来说，1.8 万名可能是一个相对准确
的数字，但宋集中于长江中游防线的总兵力，在其他文献所载的数字则是12
万人。而据他们所说的金朝那40 万人，其实是海陵王属下金兵的总数，并且
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了许多服务于军队的非战斗人员。即使是宋的史料，谈到
进攻者一方的失败时也不尽一致，有的说是在过江时被溺死于江中；也有的
则说是到达南岸之后在搏斗中被战败的。
如果我们推测金朝损失的兵力不超过4000，应该是不差的。换言之，采
石之败对于金朝并未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肯定记得，防卫的宋朝一方占据
着相当的优势。早在战前，女真将领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
金的将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集结起足够的战船和士兵，以至于发动突袭
成为不可能。再者，金所处的位置，使他们无法发挥他们最可怕的武装力量
——骑兵。当代的一名中国学者在仔细分析了当时的背景和战争本身之后得
出结论说，采石之战相对来说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交锋，②但是此战在心理
上造成的影响却是决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获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
的强大。
海陵王这场鲁莽战争的最后结局，主要倒不是因战败而是因其他因素造
成的。在备战的这几年，海陵王甚至在他自己的亲信中都引起了仇恨。所以
当1161 年的12 月15 日他与他的五个妾一起被一群将士射死于扬州附近的营
帐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海陵王的独裁统治，导致了女真贵族以及契
丹人、渤海人、汉人的普遍不满，结果是皇室中比较稳健的一派发动了政变，
将他推翻并拥戴他的表兄弟乌禄为帝，后者早在1161 年的10 月27 日就已经
在辽阳登基称帝了，此时距海陵王的被杀还有好几个星期。辽阳的这一惊人
消息肯定在12 月中旬就传到了扬州，并因此激发那些将士采取了行动。新的
皇帝庙号世宗（1123—1189 年），即位后面临的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局面：契
丹人的反叛，中国各省的动荡不安，以及因对宋战争引起的各种争议等等。
这对于世宗的才能是不小的考验，世宗则向世人证明了，他有能力克服所有
这些困难，并使自己在历史上占据了这样的地位，即他不仅位居于在那些伟
大的女真首领之中，而且也是中国诸多登上皇帝宝座的最杰出人物中的一
个。
世宗朝的鼎盛（1161—1189 年）
新即位的皇帝完颜雍（本名完颜乌禄，生于1123 年，在位时间是1161
年至1189 年，庙号世宗）是太祖之孙，他的父亲完颜宗辅在早期的金朝中是
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的母亲并非出身于那些与完颜氏世代联姻的女真氏
① [418]米歇尔·C.罗杰斯：《淝水之战（公元383 年）的神话》。
② [845]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
族，而是渤海人的后代。渤海的成分构成了金朝人口中文化较为先进的部分
之一。早在海陵王还在世的时候，未来的世宗就已经是他的一名公开的反对
派，并因此未能留在首都任行政长官，而是被派到东京任留守。东京位于辽
阳，是原来渤海国的领地。
1161 年夏天爆发契丹人的起义，世宗在他的辖区之内成功地镇压了难以
驯服的契丹人。主要靠着渤海人的支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靠着那些对海
陵王一意孤行发动侵宋战争不满的女真贵族的支持，称帝之后，世宗便迅速
赶到了中都（今北京）。他在1162 年年初颁布的第一个诏令，就是撤回长江
前线的金兵。同年春天，他还遣使到宋，要求正式与宋恢复通好。但是世宗
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到遣散武装的地步，在淮河地区以及西南前线，亦即金与
宋的蜀地（四川）接壤的地区，还在不断地发生边境冲突。最后到1165 年，
宋与金之间终于又签署了一个和议，这个和议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宋不必
再向金称臣而改称为侄。这样，虽然从礼仪上说，金仍然高于宋一头，但“臣”
的称呼总算是见不到了。“贡”也被更中性的词“岁币”来代替，宋需支付
的岁币数量还与以前一样（译者注：实际是银、绢各减5 万），以淮水划界
也没有变化。当边境榷场开放的时候，为防止意外，世宗还派遣了6 万士卒
驻扎于与宋的边界一线，从1165 年以后，金与宋的边境保持平静达40 年。
宋金和议拖延数年才得以缔结，确实应该归咎于宋。宋一直寄希望于金
内部的动乱，也就是契丹人的反叛。金发动侵宋战争的时候，契丹人和奚人
曾一致拒绝金的签发，乃至起兵反抗他们的女真主子。奚是一个突厥部落。
契丹人起义的中心在西北路一带，位于今天长城附近。一些契丹首领曾试图
与宋建立接触以获得支持。但这支起义军于1162 年秋被世宗击溃，一些被打
散的契丹兵逃亡到宋。现存的契丹军事单位被废除，其成员被分散编入女真
的军事单位之中，只有始终忠实于金的一些契丹首领被允许保持了原来的头
衔。为了防止那些仇视金朝的当地人的反叛，也为了抵御更为桀骜难驯的西
北边邻蒙古人，此后几年，世宗在西北路的几十个城镇设立了军事要塞。
短短几年之内，世宗就这样成功地使他的国家无论内外环境都得到了稳
定。在他统治的漫长时间之内，在诸多领域如行政机构、经济以及教育等方
面进行了改革，除了在与蒙古的边境上战争还时有发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长
达25 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世宗竭力想做一个公正的、节俭的统治者，并
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①不过，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并不盲目地崇拜汉族
文明，相反却对淳朴的女真旧习眷恋不已，在仍然生活于祖先发源之地东北
的女真人身上，他看到过这些旧俗的具体体现。世宗对女真的贵族和平民中
日益增长的汉化倾向感到忧虑，并且采取了诸如下令禁止取汉名、着汉服等
措施，想使女真民族保持民族特性。金朝的故址会宁被重修，被重新抬高到
上京的地位。1184 年到1185 年间，世宗几乎全年都在上京度过，设宴举行
赞扬祖先功绩的纪念活动，倾听歌者对当年阿骨打创业的颂扬。
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世宗时长期的内部稳定和相对繁荣，在后来那
些年甚嚣尘上的倾轧纷争中，金朝才得以维持下来。到他的继承人即位时，
金朝开始衰落，但这既不能过多地归咎于女真统治集团中少数人的玩忽，也
不能归咎于最高决策层的无能，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敌人的攻击，这个敌人
对于金的可怕程度，甚于当年女真人对于宋朝。12 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眼
① [646]《金史》，卷8，第204 页。
看着成吉思汗统治下蒙古联盟的崛起，并眼看着他们在获得至高无上的霸权
和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统治的过程中攀上了第一道阶梯。
宋朝的北伐：1206—1208 年的战争
世宗死于1189 年初，定为太子的显宗早在1185 年就已死去，所以继承
帝位的是世宗的孙子，庙号章宗（1168—1208 年）。章宗并没有他祖父那样
的雄才大略，但是他为人和善，能够在宗室和身任文武大臣的地位显赫的女
真贵族之间维持一种理解和一致。关于女真人的汉化问题，尽管朝廷曾颁布
了种种禁令，但汉族的生活方式还是越来越多地被女真人乃至契丹人所采
用。然而，衰亡前的种种征兆却在逼近，其中最感棘手的就是蒙古的威胁。
如果说前些年这还不过是一种恐慌的话，现在它已发展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
量。另一个对于金朝内部稳定可能构成的潜在威胁，是多少超出于政府的控
制能力之外的，即使它是最好的政府。此前的几年间，黄河在河北与山东的
平原曾一再地决口，1194 年的一次，不仅淹没了大片地区，并且形成了两个
新的河道（见地图18）。这些大灾荒影响的都是国内最肥沃的、经济上最重
要的地区。与之俱来的结果通常便是农民破产流亡，驿传中断，民众之中不
时发生的骚乱。近年来的研究者认为，金朝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些
自然灾害，它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①
对于金朝的内部状况，宋并非一无所知，尽管宋对于蒙古势力的崛起究
竟知道多少，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章宗统治下的金朝政府却终
于理解了蒙古的危险程度，而且从1192 年起，沿西北边界大规模地修壕堑，
立堡塞，以防御塔塔儿、汪古、珊竹和其他蒙古部落的入侵。这些防卫措施，
以及多次以“惩罚”为由向蒙古地区的出兵，都大大加重了金朝的赋税负担。
偏偏在此时，黄河的洪水又冲垮了中国北方农业收入最有盈余的地区。政府
于是诉诸于拘括汉人尤其是那些逃税人的土地，将其分给他们所依靠的女真
人。这种做法伴随的必然后果，就是加剧了汉人和女真人的紧张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金朝当然顾及不到有关是否放弃与宋并存的政策等等事
宜。在与宋接壤的地区，他们的农业收入不仅受到黄河决口的影响，而且还
受到一连串旱灾、虫灾的蹂躏，关键地区山东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其他地区更
甚。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今北京）一年两次派遣的使者就
是定期的情报来
地图18 黄河改道，1194 年
源，他们恰好要横穿金朝领土上这些受灾最重的地区。
也许不完全是巧合，在后来参加伐金战争的宋朝将领中，有为数不少的
人曾经一次或多次出使过金国。从1204 年起，宋朝的军队就对金朝淮河一带
边界进行不断的侵扰。担负这场收复失地重任的宋臣是韩侂胄，1194 年在拥
立宁宗一事上有功，曾两次（1189 年和1195 年）出使金朝。宋军在金朝边
界上发动的袭击，不是出于他的暗中唆使，就是出于他的默许，以致在1204
年后的几年间，双方的敌意一直在持续上升。最初，这一切并未妨碍正式的
外交往来，也未影响到宋向金支付的岁币，但是每当朝廷举行仪式并附带会
① [506]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第565—92 页，详述了12 世纪和13 世纪初叶黄河
决口的情况。
见外国使节时，就能感觉到那种仇视在升温。在1206 年（2 月5 日）宋廷举
行新年朝贺时，金朝贺正旦使节误以为宋朝大臣直呼了金朝皇帝的父亲的名
字，认为这冒犯了禁令，因此提出强烈抗议，宋朝当然将此看成是金使傲慢
无礼。所有这一切使双方都被激怒，两国间已无法保持原来的关系了。
1206 年夏季，宋朝大臣韩侂胄认为出兵北伐的最后时机已经成熟。辅佐
他的制置使叶适（1150—1223 年）是著名的学者，被委任起草一份伐金诏书，
叶适却以反对兴兵为由拒绝了，结果被贬斥到一个州去做官。取代他的李壁，
是韩侂胄的追随者，也是主战派成员之一。他起草的伐金诏书于1206 年6
月14 日颁布后，在宋朝各地广为流传。六天以后，宋帝正式宣告北伐战争开
始，举行了庄重的祭告天地、祖先、社稷的仪式，这个仪式一旦举行，战争
便已无法挽回。与此同时，金朝明白战争势在必行，他们也按照通常的惯例，
动员全体军队，举行隆重的仪式，向祖先和神灵告称1165 年和议现状已被破
坏，他们将出师应战。
宋朝的这份伐金诏书被全文保存下来，其内容是表达对金统治的愤慨，
声讨金朝的罪行。它断言金朝因作恶多端和无能，已经失去了上天的护佑，
因而也就失去了统治他们国家的合法资格。诏书还强调，他们坚信金朝统治
下的汉人能够起来反抗女真人并且站在宋朝一边。
宋军部署在最重要的前线即淮河一线的总兵力达16 万人。这个数字看来
是可信的。金军于1206 年12 月动员来防御宋军的兵力，从东到西，包括驻
陕西与宋富饶的四川接壤地区的军队，总数为13.5 万人。表面上，战争开始
时，宋军在人数上要比对手略占优势。但很快就可看出，宋朝在这场战争中
注定是失败者。的确，宋军能够夺下淮河北岸的边境城镇泗州，但这算不上
什么伟大胜利，因为这个城镇就像一个曾亲历其地的宋人所记载的那样，仅
靠一道低矮的泥墙防护，根本无法防守。宋朝又企图派兵攻取金的战略要地
湖北北部的唐、邓二州，但可悲地遭到失败。
不过，数万宋兵的溃散也部分地归因气候。多日来连续的大雨，冲垮了
不得不在野外露营的士兵们的帐篷。给养无法及时到达，将士们为饥饿所困。
军马所需的干草也变湿腐败。当时的宋朝史料也承认，宋朝对于这场战争组
织混乱，领导无能。而在金朝一方，1206 年秋，金兵已深入到宋的领土，对
宋的大量城镇展开了围攻，他们还向西进军，占领了宋在陕西南部的几个军
事要塞。
宋朝曾寄希望于金朝的汉人，以为他们会兴奋地与宋军一起抗金，事实
证明这只是幻想。汉人的大规模反抗并没有发生。相反的倒是宋在四川的节
度使、世代在四川任高官的吴曦公开宣布降金，被金封为蜀王。由于吴曦手
下掌握着7 万士兵，此举对于宋军在四川的防御是一个沉重打击。发生于1206
年12 月的吴曦反叛，导致了宋军西线的全面崩溃。宋朝遭受了最沉重的打
击，但是1207 年3 月29 日，一批忠于宋的官员杀死了吴曦。尽管从1207
年4 月以后双方之间再没有过重大的、决定性的交锋，战争却仍在继续。
为恢复和平共存局面所做的初次试探出于宋朝一方。就像1140 年那次主
战派与主和派的争夺权力一样，这回在杭州的宋廷中，主张与金并存的一派
再度得势。韩侂胄被罢免官职，不久后被杀（1207 年11 月27 日）。他和他
的一派被指控应对发起这场不负责任的战争承担责任。而金朝对于被拖进这
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也不感兴趣，便同意恢复正常关系，而实际上，他们
更希望的，是追回宋朝支付的岁币。金希望停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方
边境上蒙古的威胁。在1207 年下半年到1208 年的和谈期间，金朝坚持要将
韩侂胄作为主要的“战犯”，一再要求将他引渡。得知韩已被诛之后，他们
又要求将韩的首级献给金作为赔罪的证物。宋朝最终接受了金的要求。1208
年7 月，金廷宣布停战，1208 年11 月2 日，新的和议在宋的努力下正式达
成。宋同意付给金的岁币增加了白银5 万两，绢5 万匹，韩侂胄的首级被涂
漆后封于函中，当然也被很快送到金朝。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证物被摆
放在金朝皇族祭奠祖先的家庙中。①
章宗生前看到了与宋的和平关系的恢复。他死于1208 年12 月29 日。在
他近20 年统治的几乎整个期间，他都在致力于加强金的防御能力，同时为把
金朝变成像唐、宋那样政治体制的国家而加紧进行各项改革。为了将当时制、
律混淆的法律予以统一，他下令修订一部新的法典，这就是颁行于1202 年的
《泰和律》，在这点上他功不可没。另一意义重大的事件，是大约与此同时，
章宗与谋士们经过长久拖沓的讨论之后，终于从五行中选定了土作为金朝的
德运。
按照传统的政治观念，每个正统的王朝，都相应地以五行中的一种物质
来表示。宋朝选定的是火，代表他们王朝的颜色便是红色。对这种所谓德运
的正式采用，是极富政治意义的行动。它意味着金朝从此以后就作为合法的
继承者，在汉人正统的王朝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从政治意义上说，选定土，
意味着代表整个世界，这特别是针对于宋的，金认为自己对天下的所有一切，
也就是说对全部文明世界的统治都已合法化。宋朝因而再不能宣称自己是中
国土地上进行合法统治的惟一国家。甚至如果说宋金关系恶化的原因应该部
分地归咎于金使用汉人的概念为自己树立了正统王朝的新形象，那么，这种
假设可能也是合乎情理的。①
总之，章宗的统治标志着女真人汉化的顶点，也是对世宗那种出以公心
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的保持旧俗做法的反动。1206 年到1208 年的战争说明
了金朝的军事实力基本上并未减弱，它仍然是宋朝不能轻视的对手。但是这
一切，包括国内旨在解决汉族人民与女真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诸多改革，在蒙
古人的猛攻之下都瓦解了。
金朝不被承认的皇帝
1208 年之后的金朝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即来自外部的威胁与内部的统治
危机并存，对于皇位继承权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开始时按照女真旧俗，皇
位在传给下一代之前都是先在兄弟之间相传。章宗死后，更准确地说是他还
未咽气的时候，他的哥哥（译者注：应为叔父）卫王就被宫廷内的一个集团
拥上了皇位，这就是完颜永济，世宗第七子，由渤海国出身的王妃所生。史
家并不承认他是皇帝，因此他是以卫绍王之名被载于史册的（1208—1213 年
在位）。
① 关于1206 年之战的深入研究，见[174]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208 年）德安
城攻防战研究》。
亦见[138]傅海波：《南宋战争史研究与资料》。
① [48]陈学霖在《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234 年）的讨论》一书中对这
些问题做了深入
研究。
蒙古的入侵和内部的纷争（1208—1215 年）
早在章宗统治时期，金朝就已经在加固西北边防，进行抵御蒙古入侵的
准备。一道以墙堡与沟壑组成的界壕被修筑，部分地利用了金朝早期所修筑
的防御工事。这道界壕从今天的齐齐哈尔向西南方向伸延，依大兴安岭的走
向，远至今天内蒙古的达赉诺尔湖，最终与中国古老的长城接连。可是，这
些界壕的军事价值却因沿线驻防的军队都是由契丹人和奚人而不是可靠的女
真兵组成而大大地减弱了。
成吉思汗选择金朝作为他的进攻目标，其原因似乎可以回溯到12 世纪末
叶的几起往事。作为蒙古部宿敌的塔塔儿部（辽、金史料称之为阻卜）与蒙
古部曾经发生过多起血腥仇杀。塔塔儿部与金曾有过松散的关系，但在1190
年前后，他们不肯再效忠于金。于是在1196 年，金宗室完颜襄便率领了一支
金兵前去镇压，蒙古人也参加了这场战役来向他们的宿敌报仇。金与蒙古的
军队深入漠北，并最终于1196 年的8 月成功地对塔塔儿人予以毁灭性的打
击，他们的部落长也在这场战役中被杀。
在这场战役中蒙古人与脱斡邻勒统治的克烈部在一起作战，这个部落曾
与他们结成联盟，金朝皇帝对于他们协助镇压塔塔儿的势力和野心而给予酬
报；脱斡邻勒被赐为王，从此便被称为王汗；而铁木真（他是在1206 年登基
称汗时才被称为成吉思汗的）得到的却只是个较低的、可能源于契丹的官衔
（札兀惕忽里）。无论怎样，从那时起，尽管金朝赐给他的官衔确实提高了
他在众多草原部落中的威信，但他却只能将自己看成是金的藩属。不证自明
的是，当他1206 年即位称成吉思汗以后，就不再满足于被金作为藩属对待
了，他的目光已瞄准从金手中夺得正式的独立，摆脱以前那种藩属地位。想
要征服金朝领土的另一个动机，很可能因为在草原游牧民眼中，金朝有着令
人难以置信的财富。第三个动机，可能就是为俺巴孩汗的死复仇了。俺巴孩
汗曾被立为葛不律汗的继承者和蒙古诸部联盟的首领。他是葛不律汗的族兄
弟，也是蒙古泰赤乌部的鼻祖。他也与塔塔儿部有仇，在相互间不断的仇杀
中，他终被塔塔儿部所俘，送交给金主，而金也许残忍地将他杀害了。成吉
思汗既然自认为是蒙古部落首领俺巴孩汗的合法继承人，对俺巴孩汗这样耻
辱地死于金人之手，很有可能心怀怨恨。当然，由于缺乏可资证明的史料，
这不过是一种推断而已。
最后，成吉思汗憎恶金朝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金主本人的个人
偏见。当卫绍王还是金朝一个地位较低的亲王时，曾从成吉思汗那里接受过
所呈的贡物，在这位蒙古统治者的眼中，他的举止颇为无礼。后来卫绍王即
位，传诏蒙古，按礼节本当叩头拜受的，但成吉思汗一听说金的新君是那个
以前曾侮辱过他的卫绍王，便勃然大怒，并于1210 年继绝了与金的朝贡关
系，决心对他的女真主子发动一场全面战争。①正在此时，他又得到金朝被严
重的饥荒所困的消息，这肯定促使他下定了决心。
1211 年春，蒙古人兵分两路侵入金朝边境，东路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见
地图19）。章宗年间所筑的界壕被轻易地跨越，不久蒙古军队已经能够通过
战略上的必经之地居庸关，那是金中都（今北京）的北部屏障。由金兵的高
级统帅派去的增援部队在蒙古人面前不堪一击。然后，蒙古人就开始在首都
① [653]宋濂等撰的《元史》收有关于此事的译文，见卷1，第15 页。并见本书第4 章。

附近的村庄到处掠夺和蹂躏，但那时他们还毫无包围并攻取城市的打算。在
西线，蒙古人侵入了山西，从而阻挡住了正从陕西调发来企图解救东路金兵
的后备部队，这支部队原是金朝驻扎于陕西以捍卫与西夏的边境的。所有这
一切都证明了成吉思汗的战略才能。不过从表面上看，1211 年这次战役并没
有达到它的目的，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连串以试探为目的的突袭和以掠夺
村庄为目的的远征。在冬季，蒙古人撤回了他们的军队，从而给了金朝一个
重新组织北方和西北防御力量的机会。
1212 年秋季，蒙古人再次发动进攻。翌年春，他们再次通过了居庸关，
这一次他们甚至更加向南，直深入到中国北部，蹂躏了河北、山东和山西的
部分地区，夺下了几个城镇。在1213 年到1214 年间那个冬季，蒙古人有效
地实行了对中都的封锁。
所有这一切都正好发生于金廷本身陷入混乱无序状态的时候。1213 年八
月，当那个连自己的即位是否合法还是个疑问的卫绍王正在为他的国家的防
御能力深感忧虑之时，却死于一场宫廷政变。这场政变的头目是一个女真贵
族、来自纥石烈部的胡沙虎，他曾在西京（山西大同）任右副元帅，蒙古人
来时却弃城逃走。胡沙虎拥立章宗的哥哥吾都补（1163—1223 年）为帝，后
者庙号宣宗（1214—1223 年在位）。胡沙虎废掉卫绍王并拥立一个他相信自
己能够控制的皇帝上台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他惟恐自己会因丢失了战略
要地而失宠和遭到惩罚。
这些事件都恰恰发生在蒙古军队向中都进军的时候，他们的骑兵分队已
经袭击了河北、山东和山西的北部。然而，除了金朝宫廷内部的纷争之外，
造成金兵决定性失败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国北方因持续干旱而引
起的大面积饥荒，这也使女真这部战争机器的后勤部分受损。在做最后挣扎
的时刻，政府曾经力图化解民族之间一切现存的差异，以此来鼓励各种群体
的人民一致起来抵抗蒙古人，文武官职都向契丹人和汉人开放了，再没有了
以前的各种限制。
1214 年春天，金廷遣使向蒙古人求和，并将卫绍王的一个女儿送给成吉
思汗为妻。蒙古人从中都撤兵，但北方的政局却仍是动荡不定的，于是，宣
宗决定迁都到南京（开封），这里不仅位于中国农业最发达平原的中心，而
且北部可以用黄河作为防线。成吉思汗却将这次迁都说成是金朝为恢复战争
所做的准备，因此决定再次向中都进军。1215 年5 月31 日，中都城被蒙古
人以及归附于他们的原金朝臣民如契丹人、汉人等团团包围。迄至当时为止，
这个首都是蒙古人在东亚所征服的人口最多、最重要的城市。
大约与此同时，金和西夏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已经紧张了多年之后终于
崩溃。1214 年以后的10 年，是以时断时续的战争和紧张的对峙为特征的时
期。金与西夏以前的友好关系被这一可悲的阶段所代替，这在很大程度上加
剧了两国宫廷内的互相倾轧和权力斗争，并逐渐损害了他们反击蒙古人的能
力。
山东的造反
中都，作为金朝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它的悲惨陷落，是与这个国家
在其他方面所遭受的严重挫折并行的。
1214 年，金要宋提前一年支付1208 年和议所规定的岁币，以弥补过去
的损失，却遭到宋的断然拒绝，因而加剧了本已摇摇欲堕的金朝的财政危机。
这又与山东地区所爆发的诸多造反事件遥相呼应。山东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
方，纵观历史，它从来都是社会反抗和宗教叛乱的温床（见地图20）。
第一个起来造反的是杨安国，他出身于山东东部一个以杨姓为主要居民
的富裕村庄，以制靴和制作其他皮货为业，这个职业使杨安国获得了一个绰
号叫“杨鞍儿”。杨是一个强健而又残忍的男人，是村里的头领，并且早在
1206—1208 年交战期间，他就已经聚众起兵来反抗金朝的统治。战争结束
后，杨安国重又降金，金政府给与他较低的州刺史和防御使官职。当1213
年到1214 年间蒙古人的进攻瓦解了金朝的权力机构的时候，杨安国再次揭起
了叛旗，开始在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些县城进行掳掠。1214 年夏天，他竟然在
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今蓬莱）自立为帝，建元天顺。这对于金朝的统治来说，
实在是太过分了。尽管北方还承受着蒙古人的沉重压力，金廷还是派遣了一
支由仆散安贞率领的军队去攻打他，结果是这支金兵获胜，1214 年秋末，杨
安国的军事据点被纷纷攻陷，杨企图乘舟逃走未果，金兵将其俘获，并于翌
年年初将他无缘无故杀死，而他的“帝国”又延续了几乎不到三个月。
杨安国并不是山东惟一的造反者。在山东中部地区，还有不
止两支独立的叛军，在1215 年仆散安贞那次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中他们也遭到
了镇压。但是在山东各地，仍然到处有造反的武装在坚持，杨安国原来的副
手以及其他造反者在半岛上那些难以登攀的山区继续开展着游击战。1215 年
前后，这些起事者的头领们选用红布来制作服装，从那以后就被称为红袄军。
红在中国往往是一种吉祥的颜色，象征着幸运与希望。不过，他们之选择红
色，无论从哪种可能性上说，都与这些起事者对故宋的感情毫不相干（红是
宋朝的代表颜色，与五行中的火相对应），也不能归因于任何宗教或宗派对
于各色造反武装的诱导；山东所有的这些企图动摇金朝统治的起事者头领，
其动机和目的似乎都是纯粹利己的、现实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自
立为王，使自己成为一个地方政权的中心。
当1127 年黄河又一次暴发的洪水阻挡了金朝在山东用兵之际，宋朝政府
却打算利用红祆军为自己渔利，他们向造反的首领封赐官衔，应允给与他们
物质援助。这些首领中有一个就是李全，这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体
格强悍、性格残忍著称，曾与杨安国联姻而成为亲戚，或是他的妹夫，或是
他的女婿。1218 年宋朝封李全为京东路总管，但事实上他或多或少保持了独
立，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的领地实行管辖。到1219 年，对于山东东部李
全所横行的地区，金朝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李全对宋的归附，无论怎么说
都只是一种形式。而且并没能持续多久。从1225 年起，鉴于蒙古军队向山东
的进逼，李全终于意识到他还有向侵略者投降的一条路。1227 年，他正式宣
布归附蒙古，从此便反转来对付他原来的保护者宋朝。1230 年，他甚至率兵
侵入宋朝领土，向长江边上的扬州发动袭击，但这次军事行动未能取得成功，
李全也于1231 年2 月18 日被杀。他的死标志着红袄军的覆灭。1231 年他的
养子李璮（马可·波罗所称的“Liitan sangon”）承袭了他的官职，继续着
由他父亲开始的督军生涯李璮像李全一样叛服无常：1262 年他又妄图把山东
进献给宋，结果被忽必烈汗处死。①
在后来的中国传统史书中和在现代，红袄“运动”经常被贴上民族主义
乃至爱国主义的标签，被当作是下层阶级排外感情的具体体现。但实际上，
山东的这些暴动并不是被这种现代观念如民族主义等等所激发起来的。他们
只不过是一些铤而走险者，妄图把自己与无论哪个强有力的政权结合在一
块，从而提高他们自己的声望和获取更高的报酬。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中
无论哪个都不可能坚持长期的抗金斗争，但时值乱世又继之以蒙古人的入
侵，他们的反叛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便得以成功，使金朝残存东部地区摆脱
了女真人的控制。
东北地区的失陷：耶律留哥与蒲鲜万奴
女真人的故乡东北，特别是相当繁荣的辽东地区，本来应该是金朝政权
可以撤回的大后方，况且他们中有许多人还一直生活在那里。一位女真大臣
也确实对宣宗进行过这样的劝谏，他劝宣宗从中都（北京）撤回东京（辽阳），
而不是迁到开封去。可是，当蒙古人于1211 年发动进攻的时候，金朝虽然还
能严密控制住辽东地区，却已经将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中部丢失了，丢失起因
于耶律留哥的叛乱。留哥是辽宗室的后裔，他像许多契丹的造反者一样，胸
怀摆脱女真统治谋求独立的希望。他带领他的追随者，主要是契丹的骑兵和
战士，在1212 年宣称臣服于成吉思汗，然后便迅速取得了对东北地区中部和
北部的控制。到1213 年，他甚至被允许自称辽王，1214 年金廷出兵前去对
他进行镇压，但失败了。
留哥的傀儡政权一直到1233 年才被蒙古所灭。应该对金廷镇压耶律留哥
那场战争的失利负责的将领，是万奴，女真蒲鲜部落人。被契丹的反叛武装
打败之后，万奴便率领军队撤到东北西南部的东京一带。如同其他人一样，
他明白金朝的末日已近，因此竭力想从这个一度强大的帝国的废墟上，为自
己开辟一块地盘出来。
1215 年春，万奴也叛金独立，自称天王，国号大真。像几乎所有此前中
国的国号一样，它并非出自于地名（金本身也是如此，虽然金这个字是五行
之一，所以可能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在道教的著作中，“大真”是对“金”
的一个高度文学化的表述。不过，这个国号主要的意义还在于，万奴认为自
己是金朝衣钵的真正继承者，为强调这一点，他还采用了金的宗室姓氏——
完颜。国号中的道教含义，以及万奴政权种种其他特征都是受一个非常奇特
的人物——汉人王浍影响的结果。王浍祖籍为今天的沈阳，是个算命专家，
注释过《易经》，同时还是个道教信徒。虽然他过着隐居生活，但他的足智
多谋早已声名远扬，因为远在1190 年之前，金廷就曾要召见而被他所拒绝，
1215 年当宣宗又召请他并以高官相诱时，再次被他拒绝。可是，他却成了万
奴的主要谋士，而且一直为万奴出谋划策，直到九十多岁。
万奴看到，东北地区中部那些平原地区都已被与蒙古联盟的耶律留哥牢
牢控制着，他毫无重获的机会，便转而向东部并且向北部求发展。他的疆域
① 关于杨安国的红袄军，参见[646]《金史》，卷102，第2243—245 页；[21]弗郎索瓦兹
·奥班：《13 世
纪初叶的北中国：困难境况下中原统治的重建》。关于李全，参见[644]《宋史》，卷476
、477；奥班写的
李全传，收入[139]《宋人传记》，第2 卷，第542—46 页。
位于东北地区东部的山林地带，处于松花江的前上京地区也在其间，因而万
奴的疆域与高丽接壤，他肯定很想朝这个方向扩展他的势力，但他对高丽的
侵略并没有取得稳固的成果。大真国存在了大约18 年，直到1233 年蒙古人
征讨高丽时，才一举将它灭掉，万奴也被蒙古人所俘。万奴在政治上所扮演
的角色堪与山东的反叛者李全相比：二人都在远离金朝中心的边境地区自立
为王，都曾想在蒙古人进兵之时乘机独立，但时而又在名义上与蒙古人联在
一起。
东北的丢失，先弃与留哥，次丢给万奴，最后又陷于蒙古，是对金朝非
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对于仍然留在中国本土的国家来说，这割断了他们与那
些饲养牛马的主要地区的联系，同时也割断了他们与真正可以依赖的纯粹的
女真人的联系。而像1215 年的那种情况，金丢掉的不仅有河北北部那些盛产
粮食的地区，还丢掉了他们的骑兵所赖以获得大量马匹之地。令人惊讶的是，
尽管遭受了这些可怕的、毁灭性的打击，金朝却还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了
好几年。其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从1219 年起，成吉思汗兵锋所向，是向
西去攻打西亚；另一个原因则很可能是出于对蒙古人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忠
于金的女真人与汉人团结在了一起。
金朝的覆亡，1215—1234 年
1215 年事件使金朝的领土缩小到仅限于黄河周围地区，它成为被几个政
权夹在中间的缓冲国，这几个政权有蒙古、西夏、山东李全的红袄军，当然
还有南边的宋。虽然金的战略形势似乎已经绝望，开封的金廷却还是想以向
南发动一场伐宋战争来补偿北边的损失。1217 年，金决定向淮河的宋境发起
进攻，但这一次，金兵却再也不能像1206—1207 年那样深入地攻入宋的领土
了。何况西夏也同时从西部边境向金发起了进攻，在这一边金朝倒是还能将
入侵者击回去。紧接着的，就是为争夺淮河边境城镇而引起的一连串不分胜
负的混战。金朝开始一再地呼吁议和（其间总有想让宋继续交纳岁币之意），
但到1218 年，宋甚至连金朝的使节进入宋境也不再允许了。金于是又向宋发
动了一场战争，这次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一些胜利，在战略上却毫无建树。
与此同时，由成吉思汗手下最能干也最受倚重的统帅木华黎（死于1223
年）率领的蒙古军队，毫不放松地在军事上向金施加压力，兵锋主要指向山
西，攻陷了战略要地的太原城（见地图21）。宣宗似乎有过再次侵宋的计划，
因此试图与蒙古磋商议和。1220 年，金遣侍郎乌古孙仲端为使节去谒见成吉
思汗，而成吉思汗当时正设帐于河中。金提出的议和条件，是承认蒙古为长
兄之国，双方从而停止采取敌对行动。这种想把成吉思汗的政权也纳入那个
从10 至11 世纪就一直存在于东亚大陆诸国中间的子虚乌有的亲戚关系之内
的企图，这次遭到了失败。金朝派到蒙古的第二个由女真贵族担任的使节同
样也未能成功。这一次，成吉思汗命人向金提出，要宣宗不再称帝，而在蒙
古国之下称河南王。但金拒绝了蒙古人所赐给的这个王的称号，和谈就这样
于1222 年宣告破裂。
宣宗死于1223 年，皇位由他的第三子宁甲速（生于1198 年，汉名守礼、
守绪，1223—1234 年在位）继承。这就是金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庙号哀宗。
他在位的十年间亲眼见到了金王朝和女真统治的覆亡。哀宗登基的时候，他
的政府已经丧失了对所有黄河以北地区的实际控制，除河南以外，前金朝所
能控制的领土已经只剩山东、山西的一部以及陕西了。
木华黎既死，成吉思汗本人又远在西线，蒙古军队的进攻与袭击便多少
失去了以往锐不可当的气势。在哀宗即位之初采取的几个行动中，其一就是
与宋议和（1224 年），金朝正式放弃了对岁币的要求，宋则同意不再采取敌
对行动。同时，在新年与皇帝生辰时互派贺使的做法也被中止了。这意味着
除了偶尔几次的干扰（1160—1165 年和1206—1208 年）之外，左右了宋金
两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正式外交关系的结束。至于对西夏的关系，哀宗更倾向
于调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西夏不断在边境上引起冲
突，其中颇有些是得到蒙古援助的。1224 年金与西夏的和谈开始，1225 年9
月签订了和议，金同意与西夏约为兄弟之国，在外交往来时各用本国年号，
这个和议使西夏的地位有所上升，不再像过去那样是金的藩国了。边境贸易
也开放了，这对金来说事关重大，因为既然东北的牧场已经不再为他们所有，
他们骑兵的马匹现在只得大部分依赖于从党项人那里输入了。而党项人曾自
行停止将马匹从陕西边境输入金国，则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他们本身正遭受蒙
古再次进攻的结果。金的一方，已经放弃了采取扩张主义政策的一切希望，
只要在现存疆域内能够保持稳定就已经满足了。在镇压山东红袄军的战争
中，他们甚至也获得了一些局部的成功。
1227 年成吉思汗去世时，征伐西夏的战争尚在进行。哀宗想通过遣使吊
唁的方式与蒙古和解，蒙古人却不肯在大帐接见金的使节。西夏与金的外交
关系已于1226 年中止，西夏宫廷所遣的最后一个使节是去1226 年11 月6
日到达金朝都城，去通告西夏国王死讯的。四周之后，金廷按常规尽责地遣
使前往哀悼，但因蒙古对西夏的进攻，而未能进入西夏的领地。西夏于1227
年灭亡，加上1227 年8 月25 日成吉思汗的死，使金朝得以从蒙古人的压力
下享受到一段短暂的喘息时期。
新继位的大汗窝阔台开始实行他灭金的作战计划，而金尽管屡遭重创，
却还在顽强地坚持抗击（见地图22）。1230 年和1231 年，窝阔台组织大军
攻打金朝都城汴（开封），蒙古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窝阔台亲自率领出山西，
另一路由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率领进入陕西。战略目标是从南北两路对开封
进行钳形夹击。两路军队于1231—1232 年冬会合之后，统一由速不台指挥。
速不台智勇超群，10 年之后，他使加利西亚和匈牙利都在蒙古军队的铁蹄下
发抖。虽然金朝统帅调动了3 万士兵驻守黄河北岸，以保卫黄河滩畔的都城，
但蒙古军队还是在1 月28 日渡过
地图22 金亡，1234 年
了黄河，2 月6 日，第一支蒙古骑兵就已经出现在首都的城墙之下。同年（1232
年）4 月8 日，也就是在勒令金廷正式投降并送交人质之后两周，蒙古人开
始围城，金廷则竭尽全力动员起全城的成年男子进行抵抗。在蒙古人要金投
降的两周之内，金朝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设法与蒙古人谈判。在1232 年夏
天，又进一步进行了几场和谈。可是7 月24 日，当两名金朝官员在蒙古使节
唐庆下榻的寓所将他和其余三十多人一并杀死之后，这一切和谈的努力便都
彻底结束。发生了这次叛逆事件以后，蒙古人的攻势重新凶猛起来。
被围困的国都，形势混乱而绝望，1232 年夏天爆发的一场传染病更是雪
上加霜。为应付紧要关头之需而贮藏的物品很快告罄，尽管国家无情地强制
征调百姓的粮食，城中却仍为严重的饥馑所苦。一部记载首都被围期间情景
的笔记至今仍存，作者是位曾在金朝做过官的汉族文人，所记之事为他所曾
亲历。①他的悲惨描述为人们提供了当时政府完全陷于无组织状态的证据。一
边是走马灯似地相互任免、升迁和处决有叛国嫌疑者；而另一边，则令人惊
讶，城市竟然还能固守，女真和汉族的军士们有能力在蒙古与汉人联军的攻
击面前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开封的围城之战对于研究军事史的学者来说，也
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双方都运用了火药，即使还不能以投射器将其发射出去
的话，肯定也能靠人工将装填火药的火器投掷出去。开封的守城军士用这些
弹药掷在人和马身上，具有致命的杀伤效果。还有一种据说是由汉族工匠发
明的武器，称为突火枪，以硬黄纸16 层叠在一起成筒状，长约60 厘米，然
后将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类混在一起紧紧填装进去，以绳系在
枪头，军士各带一个小罐，里面藏有火炭，临阵时点燃，火焰可冒出枪端三
米多远，无人敢于接近，到药烧尽时，筒也不会损坏。②
① [594]刘祁：《归潜志》，卷11。该书被埃里希·海涅什译成了德文，见[163]《两个王
朝的灭亡：1232—233
年和1368—370 年目击记者的报告》，第7—6 页。
② [646]《金史》，卷116，第2548 页；关于火毬或火炮，见《金史》，卷113，第2495—
496 页。近年的
是年冬，哀宗决定趁机离开都城。在一大群效忠于他的女真和汉族大臣
扈从之下，哀宗于1233 年2 月26 日抵达河南归德，随后又出走，当年夏天，
亦即1233 年的8 月3 日，哀宗逃到蔡州，将其作为立脚点。首都就这样被丢
给了守城的将士们。其中的西面元帅崔立筹划着投降蒙古，以使首都也使自
己免罹灭顶之灾，因为开封一旦被蒙古人攻陷，结果必然导致一场不分青红
皂白的屠城。崔立将仍然效忠于已经出奔的皇帝的文武官员统统清洗掉，5
月29 日，向速不台的军队打开了城门。虽然蒙古军队还是按照“常规”在城
内抢掠，但似乎为时不久，他们就允许城内居民和北人之间进行以物易物的
交易了；城里人把他们仅余的财产、贵重物品和银子都拿出来换取从北方运
来的米和谷物。不过，屠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五百多名完颜家族的男人被带
出城杀掉。而崔立，他可能曾幻想过在汉蒙联合的统治层中得到一个高位，
却并没能享用到自己的妙算所结的果实，一个被他侮辱过妻子的部将将他暗
杀了。
开封虽然失守，但蒙古人要给金帝国的残余以最后一击，还尚需时日。
哀宗的处境如此绝望，以至他只能遣使到宋，想让宋给他一些粮食。他的使
节向宋指出，蒙古人是最大的危险，金一旦被灭，立刻就轮到宋。当然，宋
朝将领们不仅拒绝给予金朝任何援助，而且继续与蒙古联兵准备攻取金朝最
后的营垒。但即使这样，当1233 年12 月蒙古军队的进攻开始之后，蔡州这
个小城镇也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哀宗曾企图从蔡州出逃，但未获成功。他
将“皇位”让与一位远亲，然后自缢身亡。这位金朝末代皇帝最终于1234
年2 月9 日蒙古军队破城之时死于巷战之中。①完颜氏建立的金王朝由此宣告
结束。而宋朝至此也大仇得报。但是正如金朝那个使节所曾警告的那样，他
们因此而相邻的，是一个比女真人更为可怕的对手。
一个朝代的灭亡，总会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津津乐道。他们
总是想以道德的沦丧来解释一个国家的覆亡，这种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就是
儒家的伦理。但是对于金朝的灭亡，在这点上却没有多少话好讲。即使是正
统的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忠”这一基本道德一直到金朝的最后阶段也仍
然存在着，虽然也确实有叛徒和投机者，但无论官员和士兵，无论女真人还
是汉人，即使到了最危急的最后关头仍保持忠贞的人数之多是令人惊讶的。
研究，见[369]潘吉星：《火箭的发明》。
① 《金史》中有关蔡州事件的记述，主要得自一个当时的目击者所写的《汝南遗事》，作
者王鹗，生卒年
为1190—273，见[50]陈学霖：《〈汝南遗事〉导论：1234 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宫廷实录
》和[52]陈学霖：
《王鹗（1190—273 年）》。
行政体制
金朝的兴起、衰落和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制度沿革的历史联系在
一起的。固有的女真传统，从辽朝继承下来的统治方式以及汉族（宋）的影
响等因素交相作用，构成了金朝的政权和行政体制的复杂的基本特征。在这
个朝代中，引起政治制度进一步变革的，又往往是迫于政治形势的结果。这
些相互作用的因素，使金朝的制度史研究成为一个复杂的领域，以致我们在
这里也仅仅能够勾划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轮廓。
从部落会议到汉制的政府
建国前和建国初，女真的政治制度尚处于早期形态，它与高度等级化和
部门化的汉族官僚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下文就是对金建国前女真政治制度
的描述：“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散居山谷间，自推豪侠为酋长，小者千户，
大者数千。”①
即使在阿骨打及其祖先们已经称霸，并将一度反抗过他们的诸女真部落
都置于自己的统一指挥下之后很久，我们还能找到许多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
的特征，特别是在有关军事的事务上：
自主将至卒皆自驭，无从者。以粟粥燔肉为食，上下无异品。国有
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将，
任其事。师还，有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与之金，举以示众，众以
为薄，复增之。①
这些半平等主义习俗的痕迹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的。在此之前例如阿
骨打就不曾指望大臣们在他面前磕头。而金朝早期的统治者，则根本不知道
在汉族的等级思想中皇帝与臣民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明确地
说，金熙宗和海陵王统治时期不断加强的专制不是别的，就是采用汉制的结
果。甚至晚到1197 年，当金的国家机构已经完全采用了汉制之后，我们仍然
能够看到模仿古老的部落会议议事方式的奇特现象。在朝廷一次有关是不是
应该对蒙古人发动进攻的讨论中，曾在大臣中运用了投票决定的方式，官方
史家对这次表决结果的忠实记录如下：“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
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②
从另一方面看，只要这个政权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某种方式的中央控
制便成为必需。这里说的扩大，有时通过外交接触，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开
辟新的领土。阿骨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了可以称作是最初的官制。这些
臣僚，汉文译作“勃极烈”，女真语是bogile。这个词，后来在满语中作beile
（贝勒），专指清代皇族的爵位，满族人将它一直用到20 世纪初。bogile
的本意似乎是“头目、酋长”，早在女真开国前就已被使用，因为1113 年当
① 《北风扬沙录》，载陶宗仪编《说郛》，1963 年台北版，卷25，24b。
① 《北风扬沙录》卷25，25b。亦见[597]《大金国志》，卷36，第278—79 页对于早期女
真人军事活动的
简短概述。
② [646]《金史》，卷10，第242 页。
阿骨打从长兄那里继承王位的时候，就被称为“都勃极烈”。
阿骨打以“都勃极烈”这个头衔，取代了辽朝按惯例赐予他的节度使的
荣誉称号，而“勃极烈”一词也由于为他所用而身价倍增。这个头衔的身价
之高，还有一个事实可证，那就是只有完颜部落中属于皇帝近亲者才可以得
到。1115 年，金朝曾立过形形色色的勃极烈，通常在这个头衔之前都冠以
gurun 一词（汉文为“国论”），即“国”。居首者是大勃极烈，由推定的
皇位继承人担任，其下的勃极烈有“诸部统帅勃极烈”、“第一勃极烈”、
“第二勃极烈”、“第三勃极烈”和“副勃极烈”等；这些名称都是根据女
真语（以汉语音译）和汉语意译翻译过来的。
副勃极烈的官阶要低于其他的勃极烈，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多为战争时
临时赐予。从目前所存的名目繁多的勃极烈名称可见，由于作用不同，当时
在勃极烈之间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总的来看，诸部统帅勃极烈是主管政治
事务的首领，而第二、第三勃极烈则是他的左右手。还有一种勃极烈，他的
主要职能是处理外交事务，称为“乙室勃极烈”（这个词的前半部分还无法
解释）。虽然可以将这些差别看作是建立一个特殊化官僚制度的开端（所有
的勃极烈都有他们的部属），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把这些勃极烈当作是官衔
可能是个错误。它们远远更有可能是颁给某个人的一种待遇，因为有的勃极
烈在就职者亡故之后就被取消。勃极烈制度曾有过许多变化，在它的后期阶
段，即使在名称上都能明显见到汉族的影响，所有的勃极烈，在太宗死后不
久（1134—1135 年）就都被废除了。
迄至此时，女真人的统治不仅已达到辽朝故地，还达到了中国北方的大
部分地区，主要是河北和河南。于是如何来统治这样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组
成的国家，而这些民族又各自有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便成为他们面临
的一个难题。从数量上说，汉人当然占据了大多数，其中既有原来辽朝的属
民，也有新征服地区的百姓。一开始，女真人是按照契丹辽朝的旧例对他们
进行治理的，契丹制度的明显特征是它的双重性：对于契丹部民和与他们有
关的部落，继续采用固有的部落组织来管理；对于汉人，则仍将他们置于主
要是从唐代沿袭下来的那套汉族的行政体制的管理之下。
金征服了中原之后，便也建立了类似的双重性的制度。女真人被组织在
自己的单位中（猛安谋克，见下节），而对于以汉人为主体的新征服地区，
则于1137 年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官署，称作“行台尚书省”。这个官署从
1137 年一直存在到1150 年，1200 年以后又曾作为一种军事上的权宜机构而
重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沿袭了金朝的这个机构，并将其演变成一套健全的
行省制度。由此可见，“省”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单位，
可以往前回溯到金朝，此后又历经元、明和清几个朝代，一直到1911 年民国
成立之后。行台尚书省这个名称中的“行”一词，表明了它最初的可变动的
性质，也就是说，它不像中国一般的地方行政单位那样，明确地设置于某个
固定的城镇，而只是被设置于当时认为政治上适合的地区。此外，这个官署
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从属于尚书省，因而也就成为中央制度下派属的
一个部门。女真人在对新占领的地区和人口，从一般性统治向更为集中的管
理方式转化的过程中，就是通过所创建的这一制度，朝着中央集权的统治方
式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个官署所掌握的许多职权中，有一项就是通过科举考
试，为官僚制度选拔人才。建立于1136—1137 年的大齐国的崩溃，为齐国那
些文官打开了进入金国的新官僚机构的途径。不过，女真人中的特权阶层，
仍然把持着统治大权。
尚书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它早在1126 年就已在东北的上京被设立，那时
金对宋战争的胜负还未见分晓。尚书省很快就发展成一个完备的而且是最重
要的行政官署，在金朝的整个统治时期，它都是主要的决策机构。尚书省的
名称与它下属的各种机构的名称一样都用汉文，其执政官员大多数是皇族和
其他女真贵族，后期也有些契丹人、奚人和很少数的汉人、渤海人在这个官
僚机构中担任了较高的职位。
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左丞相。在这个官署多年执政的16 名官员中，有不
少于11 人出自完颜宗室，4 人来自其他女真部落，还有1 人是渤海人。而右
丞相一职，曾一连五任由皇族出任，两任是其他部落的女真人，两任是渤海
人，三任是契丹人，还有两任是汉人。但在尚书省品级较低的官员中，契丹
和汉人却占了很大的比例。①皇族在决策机构中占据如此优势的现象是很有趣
的。对比那些汉族王朝如唐、宋的统治惯例，皇族中即使有人能够成为最高
级官员，也是非常罕见的。
女真人认为，比起儒家那些抽象的有关伦理道德的准则，他们部落联盟
的忠诚，对于金朝是远为有力的保证。至于在金朝的政治机器中存在已久的
贵族政治与汉族官僚机构之间的敌对，其最后解决的结果肯定是对贵族政治
和部落派系有利的，至少在最高的决策层是这样。
除了尚书省外，还有两个中央机构，就是中书省和门下省，但这两个省
的地位与尚书省却无法相比。有一段时间，在三省之上设立过一个“领三省
事”的官职，并成为中央官制中的一个层次，但在1156 年，当海陵王统治时
期，这个官职和中书省、门下省一并被取消了。从此以后，只有尚书省仍然
存在。所有这些官制对于后来蒙古人的元朝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元代，
中书省成为最高的政治决策机构，而尚书省却仅临时性地存在过。
另一个中央机构是御史台，这个官署在中国各朝有很长的历史。金于
1138 年建御史台，终金之世而未改。御史台在海陵王和世宗时期曾被提到很
重要的地位，1172 年和1181 年它又两次被扩充，地位也有所提高。在章宗
统治时期还进行了一些变革，这些变革都有助于提高这个对官僚制度下各个
部门行使政治上的批评和监督职权的机构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世宗曾将
御史台中考中进士的人特别加以晋升，因为对于这个事事均需慎重处理的机
构，他认为这些人特别适宜。
从12 世纪40 年代起，尚书省之下就设有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工
部、刑部和兵部，数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中国中央官僚制度中的主要部
分。六部的组织结构和作用根据中国当时盛行的模式而在唐、宋（还有辽）
各有变化，这里无需赘述。这里应提到的另一个中央机构是枢密院，始建于
1123 年，在与宋交战期间曾经南移，一度掌管过有关汉族人口中诸如赋税、
徭役和兵役等事务。枢密院后来发展成为皇帝的一个参谋部，是中央最高的
军事指挥机构。从这点来看，它与宋朝的枢密院非常相似，但对比于宋朝的
行政官署，金的枢密院一直是从属于尚书省的。
海陵王统治时是官署设置最多的时期，他为了把金朝国家从部落的和贵
族的政治体制转化为中国的官僚政体而采取了大量措施。到12 世纪末，几乎
所有宋曾设立过的中央官署都已有了金的摹本。它们的名称可能不同，但作
① [310]三上次男在《金代政治制度研究》，第2 卷，第217 页排列了一个打破民族界限
的最高官员任职表。
用却是相同的。在这些官署中，还确实包括了那些明显具有汉族传统特色的
机构，诸如掌管天文、占星的官署，国史馆，以及掌管与皇帝家族和礼仪事
务有关的各种行政管理机构与部门等。
不过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金朝同时还忠实地继承了契丹辽（还有渤海
国）的许多传统。与那些正统的汉族王朝通常只建一个国都不同，辽立有五
京，金朝也是如此。这两国的情况都可以作如下解释：即它是连统治者也还
没有固定居处的那个时代的残余，同时也是一种依季节不同而移居的仪式化
制度的遗留。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上说，多国都的制度也为在不止一个场所
建立中央集权化制度提供了某些手段。金朝的五京制度特别复杂，因为像南
京和中京的名称，在不同时期所指的，都不是同一个的城市。
通过国都名称的变化，能够很清楚地看到金朝主要政治中心转移的情
况。燕京（今北京）在被海陵王立为政治中心以前一直称为南京，而从海陵
王以后，则被称为中都，蒙古人攻陷北京以后，洛阳又成为中都了。
在汉族人口占优势的地区，地方行政制度机构主要是按照唐、宋等朝代
汉族的统治模式建立的，因此它是金朝官制中比较缺乏有特色的部分。县和
府（或州）是地方行政机构的基层单位，它们行使职能的方式多少与同时代
汉族的宋朝类似。县、州之上相当于省一级的机构，是路，金朝共有19 路。
在地方和省一级的行政机构上，宋与金之间行政区域惟一的不同在于金朝的
地方，部分地属于军事组织，而在边境地区则是部落组织。这些将在有关金
朝兵制的小节中再作概括的介绍。
人才的选拔
即使从上一节对于金朝官制的简要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官僚体
制对于官吏的需求是大量的。有关金朝后期官僚体制中的官吏数目，我们可
以通过图表得到一些概念。在1193 年官吏数目为11499 人，其中4705 人是
女真人，6794 人是汉人。这个数字在1207 年据说已提高到总数为4.7 万人。
由此来看，金朝拥有官吏的数目，至少可以与北宋前期相比（1046 年是1.27
万人）。①那么，为数如此众多的官吏，是通过什么途径入仕的呢？
正如在此之前的辽朝一样，金朝也采取一种双重的取士政策。在汉族一
方，建科举之制，根据人的才能高下来取士；与此同时，人才的选授和升迁
还有另一个区别对待的原则，区别的依据，则是个人所出身的社会集团关系
或个人的地位。因而，这样的一些制度诸如荫袭制、世袭职官、以官功入仕
等，都成为入仕途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科举取士和某些社会群体有优先
权这两个原则之间，金朝一直努力寻求一些保证女真人特权的手段。开国初，
当女真人占领辽朝领土以后，曾将辽朝的官制简单地纳入金的官僚机构之
内，正规的取士制度却发展得颇为迟缓。
金朝科举制始建于1123 年，那年金朝第一次开科取士。从1129 年起，
进士科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后来则是一年一次。最初（即金刚刚吞并了
宋的领土的时候）南方与北方的考试有所区别，称为南北选。北方侧重于词
赋（据说是在早期），而南方偏重于经义。造成这种南北差别的一个原因，
① 关于宋代的数字，见[255]爱德华·A.克拉克：《宋朝初期（960—067 年）的市民职役
》，第55 页。金
代的数字，见[646]《金史》，卷55，第1216 页。
估计是想让北方的科考更容易些，因为曾为辽朝遗民的北人，在女真人的眼
中可能要比南人更可信赖。经义科的考试一度曾被取消，在1188—1190 年又
重新恢复和组织。除了五经（易、礼、诗、书和春秋）之外，还要考《论语》、
《孟子》和《孝经》、《扬子》（扬雄的《法言》），以及道教的经典《道
德经》。
虽然具有实权的职位，特别是最高层的职位，大多数都由女真人把持，
但汉人还是通过进士科考试，找到了进入官僚集团的重要途径。在金代，有
越来越多的汉族高官是通过考中进士，而不是通过诸如赐给某人官爵或者军
功等等途径取得这种地位的。不过非汉人和非女真人（如契、奚和渤海人）
在科举中的地位却似乎无足轻重。在整个金朝统治的历史时期，可能仅仅有
五个渤海人和一个契丹人考中过进士。
世宗皇帝肯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科举制度则为国家提供了可靠的职
官。因此在1173 年，他特地创立女真进士科，为女真人打开了一道新的入仕
之门（在此之前还没有过为女真官员设立的考试科目），并鼓励他们多中进
士。专为女真人设进士科可能有双重目的：它既与世宗竭力想保持女真的语
言和习俗的总原则相一致，同时也有可能出于一种考虑，就是希望能有更多
的女真平民进入官僚集团，以此来取代多少有些桀骜不驯的女真贵族们。但
是，不同于渴望抓住科举之机以进身的汉人，从总体来看，女真人不中进士
照样可以得到入仕和升迁的机会。在位居高官的208 个女真人中，仅仅有26
人中过进士。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民族特权和世袭特权仍然是入仕和升迁
的主要途径。
荫袭为一种重要的特权，是专门给予那些欲将自己的官位作为一个等级
传给后人者。从国初到世宗统治时期，对于七品以上官员所荫家庭成员的数
量还毫无限制。后来定荫叙法，按官员等级规定了所荫之人的限度，最高的
一品官可以荫六人，以下根据官品，所荫人数递减，八品以下则不可用荫。
这个规定当然是对高品级官员有利的，而他们中又以女真人为主。金统治时
期所实行的世袭之选也与荫袭制有类似之处，例如，女真完颜部人有进入宫
廷任侍卫的特权而无须通过正式的荫例。女真平民也可以被选入宫廷作宫廷
卫兵并将此作为进身之阶。很显然，这与蒙古的宿卫（怯薛）制度是相似的。
此外，女真的猛安谋克制（见第3 小节）中官员的世袭，也是建立在民族特
权地位之上的一种世选形式。
最后，以军功及军事领袖的身份入仕，对人口中的女真人也是有利的。
因为在金朝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军事组织更多地还保留着女真军队的原状。
差别还不仅限于入仕，这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其晋升的速度就远远快于那些
靠正规阶梯一步步往上爬的汉族同僚们。升迁已被形式化，它既要看个人的
政绩，也要看资历。对官员政绩，有着复杂的考核制度，旨在尽量做到客观。
金朝的人才选拔和升迁，就这样显示出诸多的双重特征。但是我们应该
强调的是，女真人并没有将官职全部垄断，在有关汉人入仕的问题上也并未
造成任何普遍的不满。毋宁说，金朝一直在寻求的是一种妥协，它试图形成
一种选拔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在作为它人口组成部分的不同民族之间造成一
种平衡。在为汉人采取开科取士制度的同时，也对此加以一些限制，并为女
真人的入仕升迁保证了种种优先权，这无疑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的确，在
金朝，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另外两个非汉族建立的王
朝辽与元所无法比拟的。①
军事组织：猛安谋克和对边境的管辖
猛安谋克制度是女真人特有的一种社会和经济组织。有关它的研究很
多，这不仅因为它本身固有的吸引力，也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是满洲八旗
（niru）制度的先驱。在17 世纪，满洲人就是用这一制度对于他们所征服的
汉地实行军事控制的。②汉语中的猛安谋克是两个女真词的音译：猛安的意思
是“千”，来自蒙古语（mingghan，满语： minggan）。早期，在战争中统
领千人的首长（千夫长）被称为猛安，后来这个词也被作为他所统领的这个
单位的称谓。谋克在《金史》中被释为百人的首长（百夫长）。但是这个词
并不是数词，而与满语mukūn（穆昆）有关，在字典里的释义是“氏族，家
庭，村庄，人群，部落”等等。
猛安谋克制是建立在女真人按部落划分的基础之上的，它并不是纯粹的
军事组织，而是一个包罗丰富的社会制度。原则上，女真的全部人口都被阿
骨打置于这个组织之中。很快地，它就成为对所归附人口实行控制的最重要
的军事和政治手段。谋克是这个制度中最基层的单位。每个谋克所统的户数
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说，它本应该统领300 户，但实际上往往少于此数。同
样，一个猛安所统领的户数也达不到它的名称所说的1000 户。一般地说，一
个猛安是由七到十个谋克组成的。
谋克之下又有“蒲里衍”（对于这个词还有几种其他译法），这个词可
能与满语的feniyen（群，人群）有关。像其他词汇一样，蒲里衍既是单位
的称谓，也是它的首长的官称。每个蒲里衍统领50 户。每户中健全的男性，
都必须到军中服役。男性奴仆也要充军，在军中担任副从（称为阿里喜，参
见满语ilhi）。凡作战时，每个全副武装的士卒都有资格携带一个充任杂役
的阿里喜。在女真人的故乡东北地区，每个谋克都居住在由木栅围起的村庄
里或者周围，大多数以最初居处的地点来命名，甚至在他们迁离他乡之后，
通常也都保留着这些名字。
猛安谋克制据说是由阿骨打于1114 年正式创立的，但事实上却可以追溯
到更久远的年代，此后又经历了诸多变革。女真灭辽之后，便将臣服于他们
的契丹人、奚人、汉人和渤海人都编成猛安谋克纳入这个制度之中。这个制
度中的首领均为世袭，这对于率领部属一并归降女真人的契丹首领来说，曾
是相当重要的诱因。
不过，一个契丹谋克仅有130 户左右，少于女真谋克的户数。至于被正
式编入一个渤海谋克或汉人谋克中的户数究竟有多少，我们还不知道。但至
少在我们知道的一个例子中，一个汉人谋克中仅仅有65 户。①1124 年以后，
就不再新编汉人谋克了，但这时金朝军队中的汉人人数肯定已经相当可观，
因为在1126—1127 年间的伐宋战争期间，曾有数组按每万人为一队的汉人在
女真人的指挥下参加了反对他们同胞的战役。至于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单纯因
战争而被签募进来的，又有多少人是正式编入汉人猛安谋克的，至今仍然不
① 关于金代选官制度的深入研究，见[488]陶晋生：《女真统治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
② 关于猛安谋克制，见[309]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社会研究》，第109—17 页。
① [646]《金史》，卷44，第993 页。
很清楚。猛安谋克制之外的兵卒数量，通常总是根据军事环境的需要而变化。
当战事紧张的时候他们被从百姓中签发，而当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又被解
散。不过到金朝濒临灭亡的那几年，当猛安谋克制度已经严重地衰落时，汉
族人口，甚至包括高官显贵，也都被毫不留情地括入军队之中。
在汉人和渤海的猛安谋克中，1145 年废除了首领的世袭，但对契丹人和
奚人的首领世袭却保留下来。与此同时，现存的猛安谋克被分为三等。第一
等是由皇族任首领者，第二等的首领是其他的女真人，第三等则是由契丹人、
奚人、汉人和渤海人构成的。不过，这种企图按照不同民族给予不同地位的
做法，被海陵王于1150 年废除。这个统治者，正如我们所述及的那样，试图
抑制女真贵族的权力，曾举行过一场大迁徙，把仍然由皇族统领的猛安谋克
从上京迁移到金朝南部的诸城镇。猛安谋克制度遭到的一次沉重打击，是因
金朝签发契丹和渤海人参加伐宋而引起的反叛，这些人大多驻防于西北边
境，他们有充足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因为如果将这里的士卒征调一空，
这一地区就会持续不断地受到蒙古人突袭的威胁。契丹和奚的猛安谋克于
1161 年起来反抗。这场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许多猛安谋克被遣散了，很多
户被分散到女真的猛安谋克中，仅仅那些仍然效忠于金的猛安谋克被保留下
来并像以前一样得到首领世袭的特权。
另一个损害了这一制度实力的因素是经济的。由于猛安谋克同时也是行
政的和经济的组织——它与汉族王朝中那些军事移民颇为类似——国家分配
给他们用于农耕的土地，按理说是认为他们能够在经济上自给。但许多女真
人由于缺乏农事经验，又不习惯于在汉地的条件下耕种，他们中有些人将土
地租给汉人，这导致了他们的无所事事与过度饮酒，并因此荒疏了军事训练。
有些谋克所分得的官地过于贫瘠，更无法与耕作技术熟练的汉族农民竞争，
又受高利贷主的盘剥，致使猛安谋克中大量女真平民沦为穷人。他们不仅仅
被汉人也被更富有、更有权势的自己的同胞剥削，特别是受皇族的盘剥，这
些皇族以牺牲那些不幸的女真人的利益，当然也有汉人的利益，来谋求大量
的土地。
最初，猛安谋克的军士们无论酋长还是平民，都生活在一起：“略不间
别，与父子兄弟等”，①普遍过着俭朴的生活。而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后
来的女真人，在贫富之间已形成一道深刻的鸿沟。世宗皇帝对于他那些贫困
同胞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给予了深切的关注，采取了诸多救助措施，如对于
最贫困的谋克由官府颁给官粮，鼓励他们学习农耕技术，提倡节俭，制定反
对奢侈的法律来禁止酗酒和过度挥霍，定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还实行军事
移民，把原生活在穷困地区的猛安谋克迁移到较为富裕的地区去。这种做法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这些分散生活于汉地的女真人居住得更为密集。
1183 年，金廷对于猛安谋克的人口进行了一次普查，被注册的不仅有人
口，还有土地、家畜和奴仆。普查的结果所显示出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以
至于世宗的政府只得采取重新分配土地和没收过度侵占土地的方式来解决这
一问题，这些措施使情况暂时有所改善。对于社会史学家来说，这次人口调
查的数字是很有意思的。除了财产被单独登记的皇族不计，猛安谋克的全部
人口为6158636 人，生活在615624 个户之中。在这些人口中，4812669 人是
平民（他们中大多数是女真人），其他是依附于个体家庭的奴仆。猛安的数
① [597]《大金国志》，卷36，第278 页。
目是202 个，谋克的数目是1878 个。①世宗之后，这个制度明显地失去了效
力。蒙古人入侵时，金朝政府已经被迫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签募来的兵卒。但
直到猛安谋克制最后崩溃，它始终是女真军事机器的基本组成部分。
皇帝和皇太子有他们自己的谋克，称为“合扎谋克”（合扎是女真语的
音译，可能与满语的hashan 有关，意即“护卫，篱笆”）。这支侍卫亲军有
数千人，都是从诸军中选拔的，所取之人身高必须达到五尺五寸，还需通过
军事考核。这支侍卫亲军内还有一个核心部分，称为“近侍（护卫）”，人
数在二百左右。惟独他们在皇帝在场时有执兵仗的特权。这些护卫的身高至
少要达到五尺六寸。
金朝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几个猛安谋克构成一个万
户，字面上的意思是“一万户”，比它高一级的长官是都统，再上面作为最
高统帅的是都元帅，但这个官职只存在于战争时期。金朝较高层的军事机构
都沿袭于辽朝。的确，在辽朝统治下，那些部落一直未被打破，它们又被金
朝统统接收过来，有的甚至连名称都没有改变。这些组织绝大多数驻防于西
北边境，其中包括契丹人、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员。与以女真人为主体从
事农耕的猛安谋克不同的是，这些部落都以放牧为生，事实是如果举例来说，
反映在管理一些部落的官名，就称为群牧使。但是也像女真的猛安谋克一样，
这些组织既是军事单位也是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的团体。金朝共设12 个群牧
使。他们中有些由前辽朝皇族宫帐的成员（斡耳朵）和他们的后代组成，但
也有一个群牧使由女真人担任。看起来，这些群牧使的正式设置在时间上较
晚，应该是在世宗和章宗时期，与准备防御蒙古人的入侵有关。
另一个从辽朝沿袭下来的特征是一种称为乣的单位，最初源于阵前士卒
的分队。金朝共有九个称为乣的单位，大多数驻扎在东北。最后，还有八个
特殊的职官，名叫诸部节度使，这个名称就表明了它所统辖的是所属人口中
有部分党项人、蒙古人、契丹人，还有奚人。他们沿国家的西部和西北部边
境一线驻扎，像其他组织一样，是为边境防御而设立的军事组织。
① 关于猛安谋克人口统计的分析，见[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第33
—5 页。
社会结构
一件不可思议且颇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就是在《金史》这部被看成为“半
野蛮人”国家的官修史书中，却比绝大部分汉族王朝的史书中保存了远远更
为清晰的有关人口控制和人口普查制度的材料。①即使像宋朝，尽管如我们所
知，也有很丰富的统计数字，但却没有按年龄段统计的精确数据，也没有类
似的人口登记政策。但是从《金史》的有关章节中，我们却可以得到毫不含
糊的材料，不仅有按年龄的统计，而且还有三年一籍的方法。人口登记从最
基层的统计做起，也就是说，由村里的头目，在猛安谋克中则是由寨使负责。
寨使人数根据户数不同而异，50 户以下的村寨一般只有一个寨使，300 户及
300 户以上的，寨使有时多达四个。在村镇和城市中有里正、主首。在籍户
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必须到各家去登记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和性别，所得
实数汇总后层层上报，在籍户开始后的三个月之内必须送达户部。与其他有
些朝代对人口年龄的统计准确度很差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金朝的统计有对
不同年龄段的明确记录。17 到60 岁之间的人都被称为“丁”；不过，身体
有残疾和智力不足者，则不能算在丁之内。
《金史》中保存有三次（1187、1195 和1207 年）全国籍户的数字。它
们不仅对于金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而且将其用来与宋的人数进行参照，对于
估算12 到13 世纪全中国的人口总数，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见表7）。
表7 金朝的人口总数
年份户数人数每户平均人口
1187
1190
1195
1207
6789499
6939000
7223400
8413164
44705086
45447900
48490400
53532151
6.59
6.55
6.71
6.33
由于我们看不到金朝早期的数字，因此人口的增长只能以20 年为一个周
期来估算，即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0.9%。如果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
期的数字相对照（例如，在1779 年到1794 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是0.87%），
这个数字肯定是合理的。在金朝，每户的平均人口数多少要高于其他朝代通
常的五到六人。金朝的户规模较大，原因是奴仆使用的普遍。例如，在1183
年的籍户中，猛安谋克户的户平均人口为7.8 人，而每户平均占有的奴仆数
则不少于2.18 人。皇族每户拥有的奴仆人数更为可观，每户超过163 人。如
果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可以推定，作为一个社区内的生活和消
费单位中的核心家庭，它的规模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家庭是大抵相同
的。
金朝的人口相当多。在12 和13 世纪，仅仅金朝，不包括宋，就有不止
5300 万人，远远超过同时期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1207 年时，金朝的国
土供养着几乎与742 年的唐朝所全部拥有的那么多人口。至于这样的几千万
人在地理上是如何分布的，我们并不十分明了。《金史》的《地理志》记载
① 何炳棣也强调过这一点。
了当时每路的户数，可惜的是，它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所据的年代。不过可
以推断，这是在蒙古人入侵之前，是1215 年金朝将东北丢给蒲鲜万奴前不久
的数字，因为这个总户数甚至比1207 年籍户时还多。金朝人口在整个国土上
的地理分布可参见地图23。
从这一分布情况可见，几乎金朝全部人口的1/4 都生活在开封附近（今
河南）的黄河平原。另一个人口稠密区是山东东部。第三个负载人口最多的
是北京及其京畿地区。很明显，女真人的故乡东北，人口是非常稀疏的，虽
然人口如此之少可能与籍户的缺漏有关，因为当地通讯困难，在人迹罕至之
处进行籍户又多有不便。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区是与西夏交界处的那些战略
要地亦即今天的甘肃，几乎是渺无人迹。显然，在整个金朝，最大的城市是
南京（今开封），这个国都的人口共计1746210 户。第二大城市是中都（今
北京），有225592 户，而位于东北的上京（会宁）仅仅有31270 户。东京（今
辽阳）不过略多一点，有40604 户。
种 族
虽然对于金朝人口的分布的轮廓，我们能够了解得比较清楚，至少对于
其中一年是这样，但对于金朝内部各种族有关人数的了解，就要少得多了。
没有任何统计数字能够提供各个种族即使在某个地区的准确比例。有关猛安
谋克人口的数字也无法用于这个目的，因为这些军事单位不仅包括女真人也
包括其他各族
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一个非常粗略的评估。如果说在1183 年自由的南
迁军户有480 余万的话，我们大体可以推定，其中的大多数也就是80%是真
正的女真人，其他的则是契丹人、渤海人或者汉人，由此可推论，女真人口
应该估计在400 万左右，远低于总人口的10%。
不是所有的女真人都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种族。生活在新占领区的女真
军户是与周围的汉族人口相隔绝的，最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享有特权的是官
僚集团中的女真人，他们不仅可以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升迁也比其他人迅速
得多。与汉人和其他种族人的通婚至晚到1191 年已被视为合法，当然这种现
象的出现肯定要早于此时。金朝官方的民族政策，在其统治年间，也经历过
相当多的变化。在征服中原之初，女真人曾试图强迫汉人采用他们的服饰和
发型。就像满族人在17 世纪命令汉人剃发易服一样，他们的先人在1126 年
也曾强迫汉人改变自己服装和头发的式样，1129 年又下诏再次加以强调，但
是看来这条诏令并没有被很严格地遵守，在倡导汉化的海陵王统治时期，河
南的汉人就曾被允许穿戴他们自己的服饰。
世宗废除了这一政策，他并无意把汉人变为女真人，而只是想保持女真
人的民族一致性。与早期的政策相反，到他统治的时候（1161—1189 年），
许多女真人似乎已经采用了汉人的行为方式并且忘记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包
括他们自己的语言。为此世宗禁止女真人穿戴汉人的服饰，禁止他们采用汉
人的姓名。皇室的亲王，凡是已经取了汉名的，必须恢复他们童年时的女真
原名。宫廷中只准讲女真语，宫廷侍卫凡忘记了女真语的，必须重新学习。
女真的歌者遵命在皇帝面前演出复活旧俗的节目。而章宗时所下的另一诏
令，则旨在维护民族自尊：1191 年他下诏禁止汉人在提到女真人时使用“番”
这类字眼。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将女真人与汉人隔离以及保持民族特性的良
好愿望，越来越多的女真人还是融合到了这个国家占大多数的汉人之中。只
有东北地区边境山林的那些女真人集中居住地带，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还仍然
保持着。1200 年以后国家的危机和不断的天灾导致了女真人更进一步的汉
化。1201 年朝廷下诏，对于累经签军立功的契丹人户，待遇与女真人相同，
1215 年又废止了对非女真人军户的差别待遇。女真人种族特点的逐渐消失，
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所生活的驻防地分散遍及全国各地。相反，即使是在金朝
的统治下，契丹人也仍然是一个内部关系远远要紧密得多的民族实体，这一
事实应该归因于他们所生活地区的偏僻，在那里他们能够维持传统的部落生
活方式。
对于女真这个少数民族来说，他们对待汉人也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清楚
地将其划分为“北人”与“南人”。北人是原先归附于辽朝的汉人，南人则
是居住于河南和山东的前宋遗民。这从世宗，这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皇帝的
一些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认为北人不可靠，其俗诡随，善于随风倒，
而南人在他看来则率直正派，“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①这个看法明显
地不同于有关地域特点的老生常谈。13 世纪，北方汉人还是像他们12 世纪
时的河南祖先一样普遍地具有重信义的特点，而“真正的”南人，特别是广
东人，则颇与12 世纪的燕京人相像。
尽管女真人在迅速汉化，但在管理帝国时肯定存在语言问题。上朝时汉
文的奏本必须被译成女真文时，常常造成拖延和误解。特别是在早期，那时
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女真人，也很少能够掌握汉语。更复杂的问题出在文字上，
1119 年女真人正式颁行了一种特殊的文字，即所谓的女真大字，它明显是在
契丹大字的基础上创制的。1138 年又颁布了一种女真字，称为“小字”，现
在仅存于很少的一些石刻中。金亡之后这种文字还被满洲人继续使用到17
世纪。这样，女真字、契丹字和汉字一起，成为金代并存的三种完全不同的
文字，以至于在各民族间和在官僚机构中，就不仅简单地存在着语言障碍，
而且还存在着文字障碍。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一种官方通用的女真文字的创制并不意味着
其他两种文字的废止。对于汉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它毕竟是人口中占绝大
多数的人和他们中的文化精英所使用的语言。金朝与高丽、西夏和宋的外交
通信似乎一直是完全使用汉字的。但是在金朝的官僚机构内，契丹文字也继
续通行，所通行的如果不是那种极为复杂的契丹大字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半
拼音化的契丹小字。1138 年规定，对于汉人和渤海人的委任要用汉字书写，
对于女真人用女真小字，对于契丹人则用契丹字。此后几十年间，甚至在国
史馆这类敏感的机构中，契丹字也始终被使用着。在所有的金朝皇帝中，世
宗要算是最有民族感情的一位，但他本人也赞许契丹文字，说它比女真字能
够更好地表达深奥和复杂的诗句，这反映了契丹小字在字母和语音能够很容
易地表示女真语发音的特点。而更重要的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契丹文在相
当长时期内一直充当了汉族文学向女真人传播的媒介。汉文的著作被翻译（或
者转写？）成契丹文，然后又从契丹文译成女真文。直到世宗之后，契丹字
才被停止使用了。1191 至1192 年间朝廷开始排斥契丹字，在国史馆一类机
构中，仅仅认识契丹字的人都被解雇了。
汉人建立的宋朝对于他们的女真对手的文字，从未付出过任何努力来了
解研究，这是很令人奇怪的。当他们掳获到女真字的文件或其他材料时，竟
没有一个人能够看懂。中国后来的朝代，特别是明清两朝，都曾建立过负责
翻译的机构和学习翻译的学校，形成一套复杂的制度。但是在宋朝，也许是
出于民族自尊心，却决不肯去付出这种努力。而在高丽，事情就完全两样了，
女真语一直被教授和学习，直到金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①
社会阶层
从金朝复杂的民族问题转到它的阶级结构，我们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难
题。像所有的朝代史一样，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文献《金史》，都是从都市的
和官僚机构的角度出发来记录人物、事件和结构的，至于金朝统治下中国人
① [646]《金史》，卷8，第184 页。
① [541]魏特夫、冯家昇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25 年）》第253 页有关于金代三种
文字并用造成的
复杂局面的叙述。关于朝鲜使用女真文的研究，见[286]列修：《女真文在高丽》，第7—
0、15—9 页。
口的社会状况及其变化，我们却知之不多。但是我们有理由设想，这些文献
之所以相对较少，其原因是与北宋相比，金朝统治期间的社会并没有发生值
得注意的变革。在中国农村地区，生活与在宋朝统治时期肯定没有太多的不
同，而像开封那样的城市生活，我们也不难想象，当攻城的激战过去以后，
生活很可能就一切如故，惟一不同的就是宋朝宫廷和它那帮高官显宦已不存
在。所以不能说女真人对中国北方的征服导致了社会的大变动。虽然许多中
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从外族入侵中深深感到个人的痛苦，但中国人口的
阶级结构并没发生根本的改变。富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继
续依靠剥削劳动大众、佃农和贫穷的小地主为生。我们也不能说在金朝农民
受到的剥削比在辽朝或宋朝时更为苛酷。女真人征服中原后出现的惟一新因
素，就是对奴隶的广泛使用。
关于女真人口和它的阶层之内的变动，我们掌握较多的是这个社会阶梯
最上层的有关材料。金朝最高的社会阶层毫无疑问是皇室完颜氏。也有其他
完颜氏，他们是那个部落中非贵族家庭的后代，但后来统治金朝的酋长们的
家庭比一般完颜氏享有大得多的威望和权力。他们是女真这个少数民族之中
的少数，一个小的精英集团，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提到的，他们中许
多人身居高位，尤其在建国之初的那些年，他们实际上掌握着国家的军事和
政治大权。根据1183 年的籍户数字，这部分人共有170 户，包括了982 名氏
族成员。在这个数字之上，还必须加上27808 个奴隶，也就是说每个皇族家
庭都拥有163 名以上的奴隶。由于占有奴隶的多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经济
指标，并影响到财产税的征收，所以将其与每个普通的猛安谋克户平均占有
两个奴隶相比，我们就能对这些家族的财富之巨有个大体的概念。皇族与普
通军户间的不平等还表现在拥有土地的数量上。皇族每户平均占有土地数为
2166 亩，而普遍军户每户仅仅占有274 亩。皇族成员豪富而傲慢，他们中的
大多数虽然占有土地，却不居住在那片土地上，而生活在京城中。他们的懒
惰和挥霍不仅在普通百姓中，而且也在世宗那样严厉的统治者那里激起了怨
恨。世宗对他们一再训斥，其中一段话的内容就是说，这些皇室的亲戚都居
住在城市中，仿效汉族的生活方式，丢掉了他们的民族特点，也丧失了他们
原有的作战能力。
皇帝和皇族成员肯定很早就开始受到汉族文明的影响了。再没有比将阿
骨打和他那一群人当成是野蛮人更荒谬的了。金朝及其他少数民族王朝统治
之下被汉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个人的姓名。凡是女真家庭，当孩子
出生时都要为他取一个女真名字，至少当他们旧有的语言和文化习俗尚未消
失时一直是如此。不过取汉族名字的现象也很早就出现了。孩子除了取女真
名之外还要再取一个汉名，早在阿骨打那一代就已经如此。更过分的是，取
名时女真人还往往遵从汉族的所谓“排行”制度，就是凡属同一代的所有男
性成员，名字中都要有同一个汉字，或者都要从事先预定好的一个序列中抽
取一字（有时这个序列是特殊的一句诗）。举例说，阿骨打的下一代，汉名
中的第一个字就都是“宗”（祖先），这显然是在有意识地仿效宋朝的习俗，
因为在宋朝的赵姓皇室之内，取名时也要遵循建立在排行原则上的严格规
定。①汉族传统上还有一种惯例，即将皇族的姓氏赐给有功的外族人，特别是
① 关于女真氏族宗谱以及人名和氏族名的各种汉文拼写的目录，可见[781]陈述：《金史
拾补五种》。关于
汉族人名的排行制度，见[30]沃尔夫冈·鲍尔：《中国人的名字：名、字和小名的形式和
主要含意》，第
汉族以外的部落酋长，这种事在金朝也不乏其例，曾有30 人得到过这种廉价
的荣誉。但在皇室认可的情况下，其他女真氏族的姓氏有时也被赐给非女真
族的官员。无论怎么说，取汉名也标志着女真氏族内接受汉族影响的程度。
在不同的文献中，对于女真姓氏的数目记载也不相同。关于建国前的时
期，汉文史料曾谈到过有“三十个姓”；另一条史料则说有七十二姓（这显
然是一个虚数，因为七十二被认为是一个与“上天”有关的数，有时就是“几
十个”的意思）。《金史》中有很长的女真姓氏的名单，总数为99 个，如果
再加上被单独举出的完颜氏，应该共有100 个。这看起来太像玩数字游戏了，
何况在历史上实际出现的姓氏甚至比列举的这些更多。在这篇氏族的名单上
还有一种奇特的划分方式，即将其中83 个姓氏称为“白号之姓”，16 个称
为“黑号之姓”。②我们并不清楚这里提到的黑白之别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可
能白姓是被作为更古老更优越的姓氏，因为女真人和蒙古人一样，将白色作
为吉利的颜色。①在83 个白号之姓中，有27 个，其中包括完颜氏，都受封于
女真人的东北故乡即金源郡；30 个姓封在河北（广平郡），26 个姓封在甘肃
（陇西郡）。而16 个黑号之姓则被封于河南和江苏北部（彭城郡），也就是
在国家的最南部。虽然在《金史》的有关段落中对此未作任何解释，但受封
地点的不同在某种情况下肯定是与最初猛安谋克组织向新占领区的迁移有关
的。此外我们也还不清楚，这些是否仅仅是有名无实的封号，或者是否还具
有对这一封地的控制权或对土地的实际拥有。
再进一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100 个姓氏并非全部都是女真姓。
白号之姓中就包括有一些非女真的氏族或部落，例如契丹的耶律，突厥的温
古孙，还有蒙古的吾古论。因此，在女真这个作为统治者的少数民族之内，
除了有社会阶层的区别之外，也还有种族的不同，尽管被列入这些姓氏内的
非女真氏族肯定在过去各自不同的民族背景上，已经经历过某种程度上的政
治同化与融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些各部落在向女真这个民族共同体集
聚的过程中，具有非常不稳定的特征。
女真民族中另一种社会分化的表现基于这个事实，即身为皇室的完颜氏
只与另外八个姓氏通婚，这八个姓氏都具有纯粹的女真血统。②这八个姓氏在
社会上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我们还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位居显要。可见，金朝
皇族的婚俗正好介于汉族的惯例与辽朝皇族的婚俗之间。汉族的婚姻在理论
上对于从什么样的家族选择配偶并无限制，辽朝皇族却只与固定的一个姓氏
通婚，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皇室的惯例也是如此。
200—10 页。对女真人的姓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或可用满族人的名字来帮助解释女真
姓名。
② 99 个姓氏的记载见于[646]《金史》，卷55，第1229—230 页。元朝的姚燧（1239—3
14 年）在他所著
《牧庵集》，卷17，21b 中却有不同的说法，他说共有68 个（译者注：应为66 个）“白
”姓和44 个“黑”
姓，总数是112 个（译者注：应为110 个）。同时他还用“白书”或“黑书”的“书”字
来代替《金史》
中的“号”，书的准确含意可以与《金史》中所用的“数”字联系起来看，但也一样难解
。
① 关于黑白的意义，见[780]陈述：《哈剌契丹说—兼论拓跋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
在第71 页中他说黑
有时意味着内，部分黑号氏族与白号的外氏族互相通婚，其意颇与本文相左。
② 根据[646]《金史》，卷64，第1528 页，这八个姓氏是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
、纥石烈、乌林
答和乌古论。在这些姓氏中，唐括和蒲察是“黑号”，其余的是“白号”。不过这里列举
的姓氏并不完全，
因为除了这八个姓氏之外，太祖和熙宗都曾立过裴满氏为皇后。参见[646]《金史》，卷6
3，第1502—503
页。
如前所述，奴隶的使用构成金朝社会中的一个特征。奴隶位于金朝社会
的最底层，但是在这个“遭遇悲惨的贱民”内部，按照财产的多少又可明显
分出不同阶层。金朝的户，除了有特权的女真贵族以及免役的汉族品官之外，
可以分成数种：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
户、二税户等。①这个区分是很不成规则的，因为它将财产的、种族的和社会
经济的各种差异都混为一谈，但我们却可以由此对不同人群内的等级获得一
个全面的概念。课役户与承担徭役之户都是拥有土地的家庭，不课役户则由
老弱病残者组成。本户是女真户，杂户是契丹户、汉户、渤海户或其他种族
之户，这一划分始于1195 年，可能是为了避免麻烦，无需再探究某人的族属。
正户一词专指曾是猛安谋克户的奴隶，然后放免为良，但仍归于各自谋克的
长官管理之下的那些人。
在1183 年籍户的猛安谋克人口中，包括了所有曾经沦为奴隶的人，他们
想必都是汉人。相对来讲正户一词便是正身户之意。监户是那些被宫籍监所
控制的户，他们以前是平民，后来被籍没，成为朝廷的官奴，在官府中主要
是在管理宫殿的机构中服役。官户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本来就是奴隶，后来
又被迫入太府监从事劳役，与“普通的”家庭奴隶，亦即属于私人所有的奴
隶是有区别的。最后是二税户，他们与其被简单地看作是要加倍纳税的户，
还不如说是一种奴隶更准确些，这群人由这样的户组成，他们曾被辽帝捐赠
给了佛寺，于是他们既要向寺庙交租，又要给官府纳土地税。实际上，他们
是寺庙的奴隶。这些人的数量肯定是相当多的，因为直至12 世纪末，废止寺
庙的奴婢制度才被提上日程，并由皇帝颁诏将他们放免为良。
如果与金朝在战争期间曾发生的大规模掠人为奴事件相比，将人口捐赠
给寺庙要算是一个相对人道的方式，这些奴隶中最多的想必都是被俘的平
民。百姓沦为奴隶还有一个普遍原因，那是在中国历史无论哪个时期都存在
的，每逢遇饥荒或因贫穷不能餬口时，便卖身或卖子女为奴。所有这些沦为
私人奴隶的原因（与官府籍没的奴隶相对比）都有史料证明在金朝也曾存在
过。占有奴隶最多的人当然是皇族成员。当世宗还是一个亲王的时候就拥有
上万名奴隶。奴隶的身份是世袭的，以至于那些由战俘沦为奴隶的不幸者不
仅自己本身受苦，还要世代为奴。一个平民女子和一个奴隶结婚，这个女子
便要降为奴隶，但如果她婚前不知道丈夫的奴隶身份的话，可以要求离婚。
已经放出为良的奴隶所生的子女，如果是在父母还是奴隶时出生的，当他与
一个平民结婚时，可以被认为是平民，甚至能够参加科举。①
奴隶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贫穷地生活于最低生活水准之下
的。有时候，一个奴隶可能以大管家的身份获得某些影响和地位。举例说，
1190 年皇帝就曾下诏，禁止皇室的家奴以种种不法的借口侵扰商人或者勒索
债务。
奴隶的赎免，在理论上总是可能的，但在不同的皇帝统治时期掌握的尺
度也不同。在早期，恢复平民身份多少要取决于奴隶使主的慷慨。在1116
年则规定，一个奴隶被放免为良所需的赔偿，是以两人赎取一人。此后，在
1141 年颁布的诏令是，凡官赎为良者，赎一个成年男子需用绢三匹，赎一个
① 有关户的情况参见[646]《金史》，卷46，第1028 页。有关女真户与其他种族的户的区
别（女真为本户，
汉户及契丹等谓之杂户），参见《金史》，卷46，第1036 页。
① 对于奴隶婚姻规定的详细记述，参见[646]《金史》，卷45，第1021 页。
妇女或儿童需用绢二匹。再以后，大约在1200 年左右，便可以用钱来赎取了，
赎金的价格，一个成年男子是15 贯，妇女和儿童减半。①可见，可以赎身的
似乎仅限于因贫或类似情况而卖身为奴的人，而不包括战俘。总之，金朝统
治时期对奴隶的广泛使用一直继续到元朝，直至13、14 世纪仍然是社会结构
中的一个特征。至于奴隶人口中绝大多数的都源于汉人，这一点已毋庸赘述，
尽管其中也不排除有些女真人和其他族人的奴隶在内。
现在应该是很清楚的了，在金朝，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其他朝代一样，
是户。金朝的家庭制度，至少在汉族人口中，与同时代宋朝的家庭制度肯定
并无不同。我们在史料中经常可见有关金朝婚姻和家庭地位的法令，但这些
法令和条例究竟是仅仅针对女真人的，还是广泛地涉及到所有金朝属民的，
有时不甚清楚。相当详细的条例，似乎大都是针对早期女真或其他非汉族习
俗与汉族传统之间的冲突的。女真人同渤海人一样，曾存在着相当普遍的私
奔习俗，这种旧俗在世宗时被禁止。另一种与汉族习惯相违背的是收继婚以
及与亡妻的姐妹结婚的风俗，这也就是在女真人习惯的父死娶其妾、兄死妻
其嫂或娶侄儿、叔伯等人的寡妇为妻的习俗。在世宗朝，这些旧传统或被废
止或被修改：私奔被禁止，收继婚与娶亡妻姐妹为婚仅限于在女真人之中，
却不允许汉人与渤海人如此。②
对汉族传统习俗的另一个让步是提倡族外通婚。以前，女真人只能与自
己本氏族内的人结婚，但阿骨打时已经不再认可同姓为婚的做法，凡同姓为
婚者可以断离。在他之后，甚至继父继母的子女，尽管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也被禁止通婚。娶妾是合法的，但在1151 年规定，官员一人只能娶两个妾。
至于这个限制是否产生过效力，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衡量社会习俗的一种
尺度，即对于通奸——也就是说对于妇女的性自由——在金朝精英集团中是
取宽容态度的。这在1170 年的诏书中得到反映，诏书规定，凡官员之妻犯奸，
不得再享受命妇品级。但如果她的诰命并非得自丈夫而是得自儿子的官位，
却不受这条规定的影响。不难设想，那些坚定的道学家对于这种行为会进行
怎样的谴责。
类似的这种在部落习俗与汉族传统之间的冲突，还表现在法律上。女真
人的旧法是建立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和损害赔偿的基础之上的，
轻罪被判鞭笞，杀人者被处决，他们的家资，以40%入官（统领或者酋长），
60%给受害者家属，杀人者的亲属被没为奴。但如果将马牛杂物送给受害者家
属来赎身也是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罪犯惟一的惩罚就是割下他的耳朵
或鼻子，以标明他的罪犯身份。
金朝法律在从部落法到汉族成文法的转化中，可以区分为几个阶段，在
太祖时期，旧的习惯法尚无大的改变，而在他的后继者太宗时期，在女真习
惯法的基础上又常运用一些辽和宋的法律。这时的法律还是极其粗糙的，对
于盗窃罪处以死刑等量刑过重的情况相当普遍。第二阶段则以试图编纂整理
现存法规为其特征，曾兼采隋、唐、宋和辽各朝律例，类编成书（1145 年）。
不过，这部《皇统制》还不是像《唐律疏义》或者《宋刑统》（宋朝一部百
① 关于用物品赎放奴婢的实际做法，参见[646]《金史》，卷2，第29 页；用钱，见卷58
，第1353 页。（译
者按：《金史》原文是：“遇恩官赎为良分例，男子一十五贯文，妇人同，老幼各减半”
，本文却作“妇
女与儿童减半”，疑有误）。
② 参见[646]《金史》，卷 6，第144 页。
科全书式的刑事法）那样完备的法规。它被看作是极其粗略又残酷无情的。
这一转化的第三个阶段是世宗朝。世宗对有关法律的事有浓厚的兴趣，并且
下令编纂一部制、令完备的法律文书。该书编成于1190 年，共计12 卷。但
是世宗并不满意，他认为该书制条过分拘于旧律，还常有难解之词。因而他
下令再做一次完全彻底的修订。金朝法规的完全汉化，以章宗朝为最后阶段。
在初步增删校订的基础上，《泰和律义》被正式编成颁行并于1202 年五月生
效。
《泰和律义》全书并未能留存下来，但是《金史》对它有着详细的介绍。
①          该律共有563 条（唐律只有502 条），并附有辑录了713 条法令的集子和一

部包括有皇帝诏令和为六部所定法规的《六部格式》。从这部在章宗朝编纂
的大部头的汉文法律文书中，可以看出学者们（他们都是汉人）所能够发挥
的能量。非常遗憾的是《泰和律义》全书已经散佚，但是，在全部563 条中，
有130 条我们已经通过后来法律著作的引用而知其内容，最重要的是收入元
朝政书《元典章》中的那些，以至于我们可以将《泰和律义》中大约1/4 的
内容与唐、宋的法律进行比较。
在编纂成书的唐律和金律之间，有些差别是可以用经济发展来解释的。
在唐律中，估算被禁货物或非法获利的价值时用绸缎，而在金朝则用货币，
表明货币经济已很普遍。从另外的一些差异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金律特别
注重强化国家和家长的权威。譬如，对于一个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尽到职责的
官员的惩罚，在金律中更为严厉。我们还发现，凡对一家之长和丈夫的权威
造成威胁的罪行，在金律中所定的惩罚也更重。但如果一个丈夫“因故”殴
打其妻，而她曾犯过罪并被打致死的话，像这种情况丈夫便可以不受惩罚。
金律扩大了奴隶所有者对于奴隶所享有的权力。如果一个奴隶咒骂他的主
子，按唐律的判决是放逐，在金律中却是死罪。此外，对于一些类型的性犯
罪，金律也比唐宋时期判得更重。
在金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条例，是反映这个朝代多民族特征的部分。民
族的原则被公开优先考虑。同一民族的人（同类）相互间的犯罪，被试图按
照其民族的习惯处理。女真婚姻中的一些特别的习俗也受到金律的允准。不
同民族的继承法各异，如果在父母或者祖父母健在之时分家，唐律中规定是
要受罚的，但对于女真人，只要儿子能够自立，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这
一习惯也在蒙古人中流行。金律明确地允许女真人当父亲或者祖父还在时，
儿孙单独成家另过。这种习俗导致所继承的家庭财产被过早分割，这可能源
于女真军事移民的贫困，早在大定时期（1161—1189 年）一位女真大臣就已
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当金朝被蒙古帝国吞并时，《泰和律义》在新占领区的汉族人口中仍然
有效。直到1271 年它才被正式废止，这正是蒙古大汗忽必烈建国号为元的同
一年。总而言之，金朝法律的发展，从无限制的血亲复仇到1202 年以后汉族
的制度占据压倒优势，可以肯定地说，是与女真社会的进化并行的，这一进
化指的是从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向一个按照汉族传统建立的多民族国家模式的
转变。我们也许还能够说，尚有控制的女真人法律审判的严酷性，在那几年
中被固有的不受控制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严酷性取代了。《泰和律义》被
正式废止因而就标志着在中国北部法律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化时期的结束。①
① 见[646]《金史》，卷45。
经济状况
农业和畜牧业
在金朝，土地原则上是一种商品，能够被继承、买卖或者抵押，但除了
必须种桑以外，官府对于农民和佃农在土地上必须种植何物，还没有统一的
规定。比较特殊的是屯田军，我们所掌握的史料无论是谈到一般的土地所有
权还是谈到属于猛安谋克的土地，往往并不是很清楚的。除了私有土地以外，
可垦土地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官府，它们或者被作为公有地，或者被分配
给品官，作为给予他们的实物俸禄。至于私有土地、猛安谋克地以及官有土
地等在全部土地中各自所占的比例，我们并无准确的数字，而仅有一些孤立
的例子。举例说，1221 年在河南的可垦土地中，有大约1/4 以这样或那样的
形式归属官府。此外，长城及其他军事要塞附近的全部土地，还有黄河两岸
的冲积平原也都被视为国有。政府掌握着如此大量的土地，最主要是用于分
配给屯田军户，但在土地尚未开垦或者尚未租佃的情况下，普通农民也可以
向国家申请一块土地去耕种。在1214—1216 年间的灾荒之后，有50 多万屯
田军户逃到河南和山东避难，并在那里向政府索要土地。看起来，官府或者
女真贵族是经常将土地从它法定的所有者手中强行夺走的，因为国家总在不
断颁布法规来反对这种滥用特权的行为。
在前几个世纪（延续至唐朝的前期与中期）曾在中国实行的那种均田政
策到金朝时，除了在屯田军内，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屯田军户，实行的是计
口授田的政策，其所分配的土地数额是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增减
的。一般来说，一个成年人（译者按：这里疑有误，《金史》原文为“其制：
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也就是说，“一具”
并非指一个人，而是指二十五口人（见卷47，第1062—1063 页）。所受之
田，在世宗朝为4 顷另4 亩，外加3 条耕牛。国家还制定了关于耕牛数量的
限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官民占田数量的限制），但它似乎只在新分配或
重新分配土地和耕牛时才产生效力，因为多年来贫富间巨大的差别一直在屯
田军中发展，就像在非屯田户的农业人口中一样。据我们所知，1183 年屯田
军占有大约1690380 顷土地，这在金朝已耕种的土地总数中所占比重是相当
高的。至于金朝已耕地的总数，我们只有通过地税的数目进行间接计算：地
税为收成的10%，其中，上等地每亩需交税1.2 石，中等地每亩交税1 石；
下等地为0.8 石。我们还知道1171 年全国从地税所得的岁入约为900 万石谷
物。如果按每亩平均纳税1 石来计算，纳税土地总数能够肯定在90 万顷左右，
或者说为1300 余万英亩。虽然这个1171 年的数目与1183 年已经相隔了12
年，但我们还是能够得出结论，即在全盛的世宗统治时期，国家已耕田地中
有多数是掌握在屯田军户的手中。
金朝农业发展的水平，在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河南，特别是开
封附近地区，明白无误地是农业生产的中心。在1219 年，当金朝的国土已经
急剧减少的时候，河南的可垦土地还有197 万顷，其中被耕种的还不到一半，
仅有96 万余顷，这无疑是由于农业人口大规模迁移和边境地区战局不稳所引
起的。全国谷物（粟和稻）的总产量据估计可以到每年9000 万石左右，其中
有10%被国家作为地租征走。国家每年的开支，如果以谷物计算，在1192 年
为900 万石以上（700 万石粟和200 万石稻），主要用于文武官吏的俸禄。
我们还知道，当时每人每月平均消费粮食5 斗，或者说是每年6 石。这就是
说，全国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平均收入正好足够供养它的人口，但是如果能
储备较充足的粮食，就需要有好的年成了。谈到粮食产量，金朝显然是无法
与南宋竞争的，那里的大多数地区，水稻每年都可收获不止一季。
金朝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粮食产量不稳的背景，并对用灌溉等措施
增加可耕土地等事予以了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在章宗朝。金朝的地方官，凡
在所治地区使可浇地亩扩大的，都能受到升官的奖励。增加粮食产量的另一
个措施是开垦梯田（零星坡地），这使山坡上的土地也得到开发。不过，所
有这些措施似乎都实行于相对较晚的时期，而且仅仅适用于局部，以至于金
朝从整体上看，粮食生产的环境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稻米成为从宋向金进口的重要商品之一了。
养蚕肯定也在生产中起到了作用。凡因受田而得到土地的农户都需种植
桑树。据我们所知，要求屯田军户所种桑树的数目是每40 亩中必须用一亩种
桑；另一段史料甚至提到，有些地区必须将10%的土地用来义务种桑。虽然
丝绸的重要产地都在南宋，并且丝绸也是由宋向金输出的货物之一，但金显
然也已有了自己生产的纺织品，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需要。
畜群的大规模牧放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的中部和西部、山西北部和甘
肃，包括现在属于内蒙古的地区。金朝将这些牧场从辽朝手中夺来，辽的畜
群也就因而落入到新主人手中。女真官员被指定作为司牧官，牧人则都是契
丹人或其他部落的人。司牧官及其下属都从猛安谋克人口中、包括奴隶中选
取。这些官吏要对他们所司的牲畜（马、骆驼、牛和羊）头数负责。如果牲
畜头数减少或者死亡数超过了规定的比例，他们便会受到惩罚和降黜；而当
牲畜的增长率高过了平均数则会受到奖励。最好的成绩是每年在每10 头牲畜
中蕃息马（或驼、牛）2 匹或羊4 只，同时马匹的死亡率低于15%。1160—1162
年契丹的起义曾使金朝的畜群数下降到几乎为零；在9 个牧场中，有5 个牧
场所放牧的家畜已经完全失散和被叛军转移走，他们所拥有的畜群已经比他
们的敌人女真人更多。在剩下的4 个牧场中，牲畜已经为数甚少。要想在这
些地区恢复原有的牲畜头数，需要很长的时间。很久以后，到1188 年，畜群
终于再次达到了可观的头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牲畜头数共计47 万匹马，13
万头牛，4000 峰骆驼和87 万只羊。①
不仅在金朝北部，而且在以前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份也都有牧场存在，虽
然规模要小得多并为定居的农业所局限。在河南的开封附近，有6.3 万顷土
地（在已耕地中只占很小比例）被用来作为牧场，在山西省则有3.5 万顷。
鉴于马匹在战争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紧急关头国内所有的马匹一律被括充
公。屯田军户的畜群按常规都是从北方补给的，因此1215 年东北平原的失
陷，便使金朝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明显减少了。
狩猎曾是原始时代女真人主要的生产活动之一，而当作为国家中心的朝
廷南迁之后，狩猎便日渐成为少数统治者的一种体育运动了。金代的前几朝
皇帝直到海陵王时为止，都仿效契丹辽在一年四季的狩猎习俗：春季钓鱼和
打野鹅，秋天打鹿，冬天猎虎。不过这些季节性的狩猎活动在迁都到北京之
后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他们已意识到这种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会妨碍农业生
① 金朝拥有的马匹数还不及一个世纪以前的1086 年辽朝拥有马匹数的一半那时的一次籍
查曾查出辽朝共
拥有马100 万匹，见[645]《辽史》，卷24，第291 页。
产。这样，狩猎就被限制于每年冬季举行一个月。而对猛安谋克户来说，则
仅限于每年冬季举行两次，每次不超过10 天。
制造业与手工业
虽然在常见史料中并没有特别地加以说明，但我们还是能够肯定地说，
过去北宋领土上平民百姓所从事的技艺和手工业，在金占领这些地区后仍是
城镇居民从事的职业。金朝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动，在上
层确实要比在中下层更剧烈，中国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变动肯定也同样如此。
大量史料还向我们证实了官营手工业和商品生产中国家垄断即榷货的存在。
榷货的种类包括盐、酒、粬、醋、香、茶、矾、丹、锡和铁。其中有一些，
例如盐和酒，必须在官府的监督之下才能生产，并需通过官方才能经营，而
像茶和丹一类，则在输入和出售的环节上需有官府的特许。
从税收的角度来看，盐是最重要的商品。盐的集中产地在山东，在那里
盐的主要生产和销售中心早在唐朝时就已经繁荣起来。东北和大漠南北地区
也有一些盐池和盐湖，所产之盐仅供当地消费，但即使产量如此之少，辽朝
也要征税。女真军队入主中原之后，盐业生产规模扩大，不得不建立起新的
垄断机构。金代以七个盐使司来控制盐业生产和经营，其中以山东盐使司获
利最丰。盐的销售必须要凭官府的钞（用于大宗销售）和引（用于零售）才
得允许。其重量标准（袋或套）因地区而有不同。我们掌握一些盐价的详细
数字：每市斤30 至43 文之间。我们可以据此来与大约同时期（1180 年前后）
的米价每1 斗300 文作一个比较。也就是说，如果按重量来算，盐与米差不
多一样昂贵。①
零售贸易有时也掌握在当地大商贾手中，他们在本地的活动是垄断榷
场，这对于小商小贩是一种损害。大商人这些活动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
盐钞与盐引就像支票或纸币一样是一种不记名的不限量可转让证券。但是，
尽管有这些牟利者的侵入，国家却仍然可以从盐课中获取巨额利润。国家每
年规定出一个从盐课所得利润的固定限额，并以此来调节产量、销量，它成
为国家岁课中最大的一宗。1198 年以前，七盐使司岁课收入一直不少于
6226636 贯。以后增加到10774512 贯，这个数字几乎等于国家岁入的一半。
另一种由官府作坊生产的商品是酒。对酒的禁榷与北宋其他财政制度一
起出台于1125 年。就像禁止私人生产和经营盐业一样，国家也禁止私人酿
酒。从榷酒所获利润也有额度，也就是说也制定指标，但是我们从史料记载
的少量数字中可知，酒税的利润要远远低于盐课。酒的主要垄断机构设在中
都（今北京），每年所获利润仅为几十万贯。很显然，禁止私人酿酒的法令
是经常被违反的，特别是在女真贵族的家族之中。另一方面，也常有些合法
的例外，诸如在一些特定场合如婚礼和丧礼时都需酿酒。从税收的角度来看，
粬和酒是一样的，它也被列入禁榷之列，主要是因为它是酿酒所必不可缺的
① 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金朝统治下对于物价的详细记载，只发现了一些有关价格的零
散数字，例如，
在楼钥（1137—213 年）记述宋朝使节出使金朝（1169—170 年）情况的《北行日录》中
，曾有一些关于
物价的记载，如在金朝边界附近一个州的集镇上，楼钥曾用210 文钱买了1 磅面粉，120 
文1 斗粟或其他
谷物，240 文1 斗米（[582]《北行日录》上，12b）。在河北，上等绢一匹为2500 文钱；
1 盎司粗丝值150
文钱。马比一头最好的驴更贵，值4 万文钱《北行日录》下，8b）。
原料。有趣的是，国家竟将粬作为实物官俸的一部分，这也透露出当时民间
私自酿酒的普遍。
像中国历朝一样，金朝也有许多官营作坊。它们生产武器和诸如纺织品
和刺绣一类的消费品，官府也经营印刷业的作坊。官营作坊可以从民间征募
能工巧匠，因为原则上每个工匠都被登记在册并有应召去劳作的义务。尽管
我们还找不到太多史料来研究私营作坊中劳动力的状况，但是我们对于官营
作坊中工人的报酬却的确有详细的材料。举例说，应募到军器监的工匠，每
人每日支钱100 文和大约1 公升米；印刷业的工匠收入更高些，每日支钱180
文，另外再赐给绢帛。从一份固定的报酬单来看，都头和作头等工头的收入
相对还要高些。
奇怪的是，采矿业却大多留给了私人经营。当时已有金、银、铜、铁冶。
金朝的前几位皇帝，曾规定了金银坑冶要征金银税的制度，但到世宗朝又下
诏免税。1192 年，炼银业被再次置于官府的管理之下。榷铁的时间要相对晚
些，是在1219 年，当东北失守而今北京地区也丢给了蒙古人以后才开始的。
金属冶炼和采煤业在金朝似乎曾有过较高的发展。①至于中国北方（主要在河
北）的银矿开采，再加上每年通过从宋获取岁币而使白银大量输入，国库的
白银积蓄肯定相当可观。不过，金银也像所有商品一样，要服从于1180 年的
法规征收商品税。对于全国的商品总额，如今还没有能够使我们按所给年份
进行估算的数据，但是对于今北京地区，我们却是掌握这样的数据的。金和
银的销售按其价值所收税为1%，其他商品为3%，后来这一税率又提高到金为
3%，而其他商品为4%。利用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统计出，1196 年今北京地区工
业和商业的总值为700 余万贯，将其与世宗朝的1180 年代相比，比后者提高
了1/3②但是，只有我们能够将这些数字与中国其他部分的同样数据以及与全
国的商业总额进行比较，它们才是有意义的。
交通与对外贸易
征服了中国北方以后，金朝得以接管了原有的运输系统，包括陆路和水
运。交通运输之至关重要，主要是因为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其粮米都必须
依赖于从外部输入。开封的环境要好一些，因为这个城市位于精耕细作且粮
食自给有余地区的中心。水运远比陆路更为重要，在河南、山东和河北一带
已有一个由大运河和其他河流组成的庞大漕运系统。而西北各省就只得更多
地依靠陆路运输了。虽然在全国各个州县所在的城镇之间都有道路相联，但
陆路还是比水路运输更为昂贵。对于谷物、大米、盐、铜币和其他商品的运
输价格，我们都掌握有准确的数据，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有些货物的陆路
运输费用要比水路高出两到三倍。陆运价格也要根据道路是平原还是山区，
以及根据季节而有所不同。在夏秋两季，脚夫的工钱也要比在冬春两季更高
些，但总的说还是很低的，每天分别为90 到114 文。
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是官府的实物税、地方贡品以及从官方贸易利润的
价格，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当时水运与陆运相关价格的情况。私商和他
① 关于金属冶炼与采煤业的详细论述，可参见[178]罗伯特·哈特威尔：《中华帝国经济
变化周期：750—350
年中国东北的煤和铁》。
② [646]《金史》，卷49，第1106 页。
们的商队，在陆路只能凭人力和牛车进行运输，因为官府不准他们用马。官
府还常将自己的船只和整个船队长期地租出去，租期有时长达数年。虽然租
价与所运货物的价值相等，但租金的支付也可以拖延五年以上甚至更久。第
一年的租金最为昂贵（20％），以至于仅仅通过运输这一项，物价就增加了
1/4。
如果说水路和陆路的运输系统就是这样部分由官府控制而部分掌握在私
人手中的话，那么驿传则是完全由国家控制的。早在与辽和北宋作战时期
（1124 年），金的驿传系统就已建立。每隔50 里置一驿，那里的马匹随时
等候着特派的驿使。在1206 年战役期间，又建立了限时专递的制度，据说它
是非常迅速的，驿使能够日行300 里。马匹是从百姓中强行征调来的——这
很像人们熟知的元代驿传系统。在金朝，也像在元朝一样存在着对驿传的滥
用，这指的是将国家的驿传用于谋私。
交通运输网络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向金与宋、高丽和西夏的边境榷场输
入和输出货物。对外贸易是金朝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收入甚至超过了
从宋朝所获的岁币。宋金之间的边界并不像将中国划成两部分的长城那样构
成了一道“铁幕”，因此，这里所谓的对外贸易，其实就是以前在同一国家
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国内贸易。尽管自从作为缓冲的齐国（它也正因此而获利）
建立以后，宋金之间的贸易就有了小规模的发展，但两国间正规化的商业往
来是从1142 年和约之后才开始的，和约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双方都同意各在沿
边地区设置榷场。宋朝的主要中心是安徽东北部的县城盱眙，流过开封城的
汴河就在那里与淮水交汇。而金朝的中心是泗州。除此之外，被官方所准许
设置的榷场，在宋朝一方共有9 个以上，金朝一方则有11 个，其中在山东的
一个，多半是专为海上贸易而设的。宋金之间贸易仅仅是在1161—1165 年海
陵王发动侵宋战争期间，以及1206—1208 年宋朝发起北伐战争期间才被中
断，此后便时有时无地维持着，直到1217—1218 年战争爆发和金朝灭亡才告
结束。
对宋金两国来说，对外贸易都属于国家垄断的一种。双方都禁止进行非
官方的交易，宋朝的商品在金的榷场上必须按照金朝政府规定的固定价格出
售。宋朝的批发商不得进入金的领土，只有携带的资金或商品的价值在100
贯钱及其以下的小商人才能进入。他们进入金境必须得到允许，在离开金国
时还必须持有已向政府纳过税的销售证明。宋朝向商品收取20％的商税，另
有2％以上要交给官方的经纪人，0.4％作为给脚夫的运价。金朝一方的费用
高达30％。除此之外，每个宋商还必须为得到食宿的供给而出3 贯钱。这些
安排对于两国都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但为了千方百计地规避如此繁琐的
合法程序，走私也就不断出现了。
另一个引起不满的因素是榷场场官的受贿行为。大定年间（1161—1189
年）泗州榷场岁收入是53467 贯，到1196 年增至107393 贯，与前者相比已
经加倍。金朝还有规定限额或者说制定目标的制度，旨在为货物规定出一个
必须达到的成交数额。最大宗的输入商品是茶，看起来金朝的每个人，包括
农民，都要喝茶，而一旦贸易因某种原因受到干扰，茶当然就变得紧缺。金
朝曾在河南试种茶树但遭到了失败，以至于金只能依靠从宋进口。①
大定年间泗州榷场每年平均的进口货物，读起来就像一个食品杂货铺列
① [243]加藤繁论证了宋金间贸易的经济作用，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 卷，第247—
04 页。
出的清单：新茶1000 胯、荔枝和龙眼各500 斤、金桔6000 斤、橄榄500 斤、
芭蕉干300 箱、苏木1000 斤（用作染料），产自浙江的温柑7000 箱、桔子
8000 箱、沙糖300 斤、生姜600 斤、栀子籽90 称（亦作染料），还有未规
定数量的其他货物如犀象丹砂之属②。虽然宋朝禁止向金输出大米和铜钱，但
是看来大米与家畜都能被越境输入到金。金朝也禁止输出货币、谷物、铁制
兵器和甲胄。从金输出的货物包括东北产的北方珍珠，人参等药材，纺织品，
还有——如果能够出口的话——马匹，虽然从理论上说马匹的出口是被禁止
的。金朝另一种出口商品肯定是古董，因为1157 年金曾发出过禁止古董出口
的诏令。从被卖到宋朝的古董可见，这是宋朝知识阶层对于艺术品的收藏日
益流行的结果。如果将所有的项目包括非法边境贸易都算在一起的话，很难
说金在对与宋贸易中是出超还是入超。
金与西夏的边境上存在着类似的榷场。西夏主要从金购买纺织品和丝
绸，向金输出马匹和来自内亚的玉。官办榷场建立于1114 年，是两国交换条
件的一个内容。金与高丽、与蒙古之间也有一些贸易往来，但有关与这两国
的贸易关系，我们却知之不多。
货币
金朝的币制可以为格雷欣的法则（译者注：指在同时流通两种货币时，
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必然被实际价值低的劣币挤出市场）作一个很好的例证。
金朝货币在纸币的发展史上扮演的是很重要的角色，金朝几次企图使纸币成
为流通货币，但结果却加速了通货膨胀。金朝货币的基本问题是铜的短缺，
铜是由国家垄断的，铜器铸造与交易都由国家控制。当铜缺少时，国家也允
许私人冶炼和铸造，但要由官府来规定销售价格。金朝开国初期曾使用辽和
宋的铜币，后来也用齐的铜币。直到1157 年的海陵王时期，金才造出了第一
批铜币。在世宗统治的那些和平年代，经济越发展，就越感到铜币短缺问题
的尖锐。尽管惩罚措施严酷，人们还是开始制造假币，但是这些假币质量差
于政府发行的铜币。为了解决紧缺问题，国家开始发行铁币，但这些铁币到
1193 年便退出了流通，因为它实在太不合用。国家铸造铁币的一个目的，是
为了阻止铜币流入宋地，所以这种铁币主要流通在南方各省。问题在于必须
要有足够的铜币来作为法定货币，以供全国的税收和私人贸易之用。人们经
常抱怨没有足够的流通铜币，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铜币都被私人储藏起来。我
们知道1178 年进入流通的货币总数是6000 余万贯。考虑到金朝当时拥有
4000 余万人口而且经济正处于繁荣时期，这些货币并不算多。不过，铜币并
不是惟一进入流通的金属，因为在支付时用得最普遍的还是银锭，至少在进
行大宗交易时是如此。
纸钞首次印行于1157 年，这时金朝国都已从东北的会宁迁到北京，仿照
的是宋朝的纸币交子，以七年为限，七年以后或者回收或者调换新钞。1189
年，这个期限被废除，仅仅还存在一些地区性的限制。纸钞的货币单位按照
当时金属币值而定；其发行纸钞的面值有贯和文，能够与现金相兑换。政府
力图将纸钞的发行数量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纸钞的总面值不能高于实际
流通的货币总数。与此同时，政府还制订了限钱法，以限制私人多积铜钱的
② 见[646]《金史》，卷50，第1114—115 页。
做法。
1197 年金朝又发行一种新的纸钞，能够与银相兑换。金朝国库的白银储
藏是大量的，其中一部分被铸成银锭，每块重量为50 两。凡支付税金，既可
用银也可用新发行的纸钞；在有些情况下，则只能付一半的纸钞，另一半则
必须付银，这使货币流通变得复杂化了，因为旧的铜币还在流通之中，而法
定货币有如此之多的形式，它们的兑换率会随时变化。某些纸钞仅限于在中
都、南京和其他城市流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银本位的纸钞在流通中
还是相对可靠的，只要政府同意以纸钞来纳税，它的价值就应该被看成是稳
定的。
可是1206 年战争的爆发使这个流通环境发生了变化。耗资巨大的战争极
大地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显然也导致了纸钞的过度发行，特别是当蒙古
入侵之时。面值高达1000 贯的纸钞被印出来并进入了流通。从那以后，金政
府便不断发行纸钞，想以此来稳定货币，金朝的财政史就由这样的一连串绝
望的努力所构成。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纸钞以高得吓人的面值发行出来，
实际价值却急剧下跌，1221 年，市面流通的面值800 贯的纸钞只等于1 两白
银。纸钞急剧贬值的原因之一，是在发行新钞的同时，旧钞仍可继续使用流
通，以至于纸钞在国家经济中泛滥成灾。
白银当然是保值的，结果凡是能得到它的人便都将它屯积起来。在1217
到1221 的四年间，纸钞贬值到40000 比1。我们不难设想这一现象对于私有
经济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商人和小贩的店铺被迫关闭之事时有发生，因为他
们不愿用货物去换取毫无价值的纸钞。①甚至当金朝的最后时刻，也就是朝廷
已经逃亡到蔡州之时（1233 年），还发行了一种在理论上可以与银兑换的新
钞，但此后才过了几个月，金朝就灭亡了。
总之，金朝在最后20 年间的币制紊乱，与其说是由于不当的财政政策，
毋宁说是因战败及其由此而导致的岁入损失和经济生产普遍衰退的结果。
多年来，尤其当世宗和章宗统治时期，金朝货币的确曾像宋朝货币一样
是很稳定的。无论如何，金朝的教训并没有阻止元朝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他
们花费多年建起的元朝货币制度，就是以纸钞流通为基础的。这曾使像可
马·波罗那样的旅行家十分惊讶，当他们看到一张被印上字的纸竟能当钱使
用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税课和国家预算
一个国家的生存，不能不靠某些形式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也如同其他
地方一样，问题是纳税的多少及怎样量入为出。元朝时（14 世纪40 年代）
编纂《金史》的学者们对于金朝的财政政策并未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同他们
为自己所见的金代经济发展而撰写的简明扼要的概述中指出的，②金朝经济政
策的弊病在于急一时之利，造成了对百姓的长期损害；它还指出该政策是宋
的宽柔与辽的操切相结合的产物，摈弃了二国之所长而并用了导致二国灭亡
① 应该作为一个奇特现象提出来的是，1223 年发行的钞币不是印在纸上而是印在丝绸上
，这是一种想给钞
币自身以价值的无益的尝试，但发行量很小。只有很少的几张当时的纸钞和一块印钞用的
刻版留存至今；
参见[331]闵宣化：《1214 年的钞版》。
② [646]《金史》，卷46，第1027—031 页。
的短处。元朝的统治者当然应该多少汲取金的教训才是。他们的这一判断如
果从今天客观的角度来看，显得过于苛刻了。金朝真正意义上的衰退是很晚
才开始的，约在1200 年以后，这一衰退更多地应该归咎于它的对外政策，而
不应归咎于它法律的不健全和对内的病民政策。金朝挡开了来自各方面的或
跃跃欲试或一心复仇的邻居，的确，国家岁入的一大部分，也许可以说是最
大部分，是用来维持它的战争机器了。
金朝建国之初，毫无疑问，国家的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金从辽朝和宋
朝都城继承了巨额的财富和库藏。攻取开封以后，金所获的宋朝库藏甚钜，
共计有：绢5400 万匹，大物缎子1500 万匹，金300 万锭，银800 万锭。①
而当作为缓冲的齐国于1137 年被废黜的时候，它的库藏包括有钱9870 万贯，
绢270 万匹，金120 万两，银1060 万两，还有谷90 万石。②这些巨额库藏的
一部分，特别是纺织品和贵金属，可能是宋朝时贮入库中后来又转移到齐国
手中的；但无论是怎样来的，总之它构成了难以估量的财富。然后历经多年，
通过从宋获取的岁币以及从国内百姓中收取的租税，这笔财富还在持续地增
长。由此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如此巨大的财富在什么情况下，又是怎样被
消耗掉的呢。因为到1191 年，金朝的库藏竟然仅剩下6 万两金（1200 锭）
和55.2 万锭银了。
在政府开支中，似乎有一项是因赏赐而消耗掉的额外支出。在每一个可
能的场合，朝廷都要按照地位的不同而无节制地加以赏赐。在葬礼上要颁赏，
对于上至将军下至谋克之副，凡官兵立功都要颁奖，还有给皇室和朝臣的结
婚礼品，我们可以在《金史》上三番五次地看到这些记载。1142 年一个作战
有功的皇亲得到的赏赐有1000 个奴隶，1000 匹马，100 万头羊，2000 两银
和2000 匹缎。而在这个等级阶梯的另一端，我们所见的赏赐则只有很少的几
贯钱。1167 年，当皇帝得知大兴府狱空时，竟下诏赐钱300 贯，作为宴乐之
用，以此来犒劳官员们。
这些出自皇家库藏中的巨额赏赐意味着在非消费性的物品（钱和贵金
属）中，有一大部分是处在流通之中而并非被贮藏起来，因此实际上朝廷的
赏赐甚至影响到了小店铺老板和饮宴上演奏的乐手。同样地，朝廷也用钱来
支付官员的俸禄。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钱无论作为赏赐还是俸禄，它
最终还能以纳税的方式回到了国库中。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国家的经济并
不仅是建立在金钱上，而且更是建立在以实物特别是以谷物和稻米所纳之税
和开支上的。这些最基本的物产并非轻易就能够增加，而是要服从于反复无
常的自然条件（旱或涝）。然而致命的却是，大量的粮食贮藏，在平常的年
份尚且要用于实际消费，而当危机年头，需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时，消费量就
更大了。
通过有关平常年份的可资利用的很少几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开支
得以在其中运转的一个界限。1171 年谷物的总储藏量为2070 万石。而国家
每年可以收入的谷物为900 万石，其中有700 万石被用于日常开支，主要是
官俸支出。所余的部分，有100 万石用于赈济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地方的百姓。
这意味着政府所掌握的仓储总量足够两年之用。1180 年从租税收入2000 万
贯钱，其中被花费掉了1000 万贯，可见在钱这一方面，剩余是相当可观的。
① [597]《大金国志》，卷32，第236 页。
② [590]《刘豫事迹》，36b。
短短几年之后，在1192 年，谷物和大米的储藏量分别是3786.3 万石和810
万石，其库藏总数足够提供官俸和军费五年之用。而这时掌握在国家手中的
钱已达3034.3 万贯，这一笔钱足够支付两年略多一点的一切日常开支。但是
如果发生一连串粮食歉收或战事，或者二者加在一起的话，很快就能将这些
储藏用掉，而偏偏几年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我们已经讨论了垄断对于国家财政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就简短地将几项
较重要的租税列举一下：地税是一项实物税，一年需交纳两次，一次在夏季，
一次在秋季。税率是按照纳税者所占有的土地来决定的。上田每年每亩收粟
5.3 升，其中夏税0.3 升，秋税5 升，另加重量为15 斤的一捆稻草，至于这
些稻草（或者干草）是用来作为牲畜的饲料还是用于建筑或者修缮，我们还
搞不清楚。官地需要交租来代替一般私地的税，但这仅仅是名称上的区别。
此外，凡城镇中租住官府的建筑物也要交租。
在土地税以外，还征收一种叫做物力钱的财产税。它是建立在对财产包
括土地，以及田园、果园、树木、房屋、牲畜进行总估算的基础之上的。对
于猛安谋克户所征的财产税则以牛的数量为准（即牛头税）。不同于通常品
官免税的特权，这种财产税是从品级最高的大臣往下每个人都必须交纳的，
对于女真人也不存在特权。
财产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怨恨，原因是每户的财产都须由官方进行评
估，对财产的普查最主要的是由政府官员进行，但由于百姓对官吏无情征掠
的普遍不满，一度也改由乡贤主持。这种根据评估征收财产税的制度则为这
一事实所困，即财产状况在两次评估之间常常发生变化。我们经常看到有些
沦为贫困的户却仍然需按他们原来的财产征税，而一些新富起来的户却可以
按照他们以前财产而交纳少得多的税。在经济地位上的变化之普遍，表明了
社会中存在着等级之间的变迁性。我们并没有哪类财产应该交纳多少税的具
体数字，但我们知道在一年中（1198 年）从这项财产税征收的总额是250 万
贯，这远远少于原定计划的300 万贯以上。原定计划中有大约1/5 因为贫穷
和无法纳税等原因而被勾销。
1180 年制定的商品税率规定，金银的税率为1 分，而所有其他商品为3
分。后来又提高到金为3 分，所有其他商品为4 分。在战争的危急关头，还
征收过额外的财产税，第一次在1163 年。我们不知道具体数目，但透过史料
我们可以看到强行掠夺的现象肯定一直在蔓延。最后，通过出劳役或者出驿
马来免除租税，也可算是政府的一项收入来源，但这里也完全没有可资利用
的数据。毫无疑问，在货币方面，远远高于其他收入的一项是榷盐，但是国
家的生存却还是主要依靠粮食，而粮食在国民经济中却是最不稳定变化无常
的因素。
学术、文学和艺术
南宋文明的灿烂光辉，甚至当蒙古入主中原后，也曾深深打动过诸如马
可·波罗一类的外国人，它确实使金统治时期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不过，
我们还是可以问一问，这威力影响中国知识阶层在后来几个世纪的价值判断
到什么程度，这里指的特别是明朝，因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外族入主中原
不过是野蛮人对从宋到明延续下来的历史的一段干扰。仅仅是在另一个由外
族也就是满族建立的朝代，金朝的作者才受到了更多的注意，他们的作品才
被重新刊行或者被从各种各样的史料中搜集起来编成文集。金朝在学术史和
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就是以后来收入各种文选和诗集的那些金代著作为衡
量标准的。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缺陷，那就是在儒家学说的大传
统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属于金朝的学者的位置。要想搞清这究竟是由于后
人的偏见，还是由于金朝学者在质的方面确实有所不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按照纯粹的标准衡量，金朝在章注学以及诗、文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是
相当可观的。①不幸的是，这些写作于金朝的文学作品中的绝大部分，我们今
天都仅仅知道篇名，作品本身却散佚了。这又一次让人联想到后世那种有意
的视而不见，它还让人不得不想到这种态度是否公正的问题。说到底，传统
也是包含有选择的，但按照汉族的传统，在选择过程中却把金绕过去了。在
朱熹（1130—1200 年）这个大人物的遮蔽下，中国北方的学术贡献只不过就
是些述而不作的章注之学了。
学术界的因循守旧，满足于对唐和北宋思想的重复，似乎成为金统治下
中国哲学的一个特征。虽然宋金两国间并没有相互隔绝，但是交流上的自由
往来和学术上的接触却急剧减少了。在金朝的知识界中，对于南宋的许多书
籍的确是一无所知。事实上，就是朱熹的那些主要著作，也是当1235 年金朝
覆亡之后，才由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名叫赵复的南宋学者介绍到北边来的。①
因而，北方学者的乡土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这种缺乏交流的状况而引起
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用来解释北方文化相对荒芜的惟一原因。
金朝最初几十年间绵延不绝的战争固然造成了有害的影响，除此之外，
随着宋朝从开封迁都到杭州所造成的人才枯竭也确实应该被考虑在内。开封
作为两个世纪以来的国都，现在降到了地方城镇的地位，多少年来，凡是从
宋路经开封的目睹者无不为当年光辉的凋谢而叹息。在这种萧条的学术气氛
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改变只能是逐渐的。
在熙宗朝，皇帝亲自参加尊孔活动，提倡崇儒。1140 年孔子的第49 代
后裔被授与衍圣公的爵位。从此时起直到大约12 世纪末，一个以汉族模式建
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使汉族文人大大增加了入仕的机会。学术和艺术生活在很
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恢复。到12 世纪末，在汉人、汉化的女真人和契丹人中
间都有学者涌现，他们都是金朝科举制度的产物，都因世宗朝长期的和平而
获益。当蒙古人入侵这个国家之后，这些人便在最广阔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
的文化。在中国北方的蒙古统治者之所以能逐渐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正
是这些在金朝时就曾使中国文化传统形成并且将其保持下来的人们的伟大成
① 在台北国防研究院1970 年出版的新的两卷本《金史》的第2 卷中，收有一份由杨家骆
所辑的金人著作篇
目，这个篇目列举的篇目不少于1351 个（包括碑铭）。
① 关于金代学者与南宋理学的情况，见[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199—00 页
。
就。即使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与他们同时代的南宋学者那样的学术高
度，但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狂暴的、天翻地覆的时代，中国传统价值之得
以存在下来，这些金朝文人，不论他们是什么民族背景，都是功不可没的。
自然科学如同哲学一样，金的贡献更多地是在传统地墨守成规的那些方
面，而较少创新。对于从北宋所继承的科学遗产，没有任何新的从理论上进
行的讨论和突破。具有诸多宇宙哲学因素，因而在中国一直属于实用学科的
天文学，在金朝的发展则仅限于司天台等官署之中。金朝时颁行过几次新历，
最后一次在1180 年，这一历法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蒙古人的元朝于1281
年又颁行一个新历之后才被取代。金人也撰有几部地理学著作，还刊行过几
种在金朝领土上的游记，但在这个领域里，也像在天文学的一样，重在阐述
而非理论上的创新。与此形成对照的，倒是金朝（还有元朝初期）中医学的
繁荣，这种繁荣可能与中国北方对道教的普遍尊奉有直接关系（见下一节）。
①
金代的文学也像金代的学术一样被后世所忽略，所以其中大多数作品在
此后几百年中逐渐散佚，保存下来的只有个别作者收集起来的少数文集。不
过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包括被清代汇编的由个人创作的诗词。散见于这些文
集中的诗词共有5500 余首，出自大约400 名作者之手。如果我们考虑到与宋
朝相比，金是一个存在时间相对较短，国土相对狭窄，人口相对较少的朝代
的话，这已经是很值得注意的数量了。用古汉语创作的诗和散文仍然沿袭了
由北宋文学大师尤其是苏东坡所建立的模式，在整个12 世纪，苏东坡在金朝
文人中都享有极高的声望。
南宋发展起来的文学风格显然并没有传到北方的金朝，无论风格还是形
式，金朝的诗词仍然遵循唐和北宋的格调。中国文学史专家曾经指出，金朝
诗歌是在这个朝代已经衰落的时候才达到它的巅峰的。金朝杰出的文人元好
问（1190—1257 年）一直活到金亡后的蒙古时期，他在所纂的《中州集》中，
收集了由金人创作的2000 余首诗，不仅仅收入了出生于金统治时期的作者的
作品，还收入了曾接受女真人的官职因而站到金朝一方的那些宋朝作家的著
作。正是后者使元好问招致了偏激的文学批评家的责难。
金代对于11 世纪北宋著名文人的特别尊崇，恐怕不能仅仅从美学的角度
解释，其间可能还有着潜在的政治原因。像苏东坡、司马光、欧阳修和黄庭
坚（只举几个人的名字）这一类文人属于所谓保守派，反对倡导新政的王安
石及其追随者，恐怕并非偶然。宋徽宗统治时期保守派不仅被逐出权力圈子
之外，甚至在一段时期内，连他们的著作也遭到了排斥。1127 年金兵攻陷了
宋朝国都时，曾将他们对手的失败归咎于蔡京及其党羽的灾难性的政策，这
些政策在他们看来十分荒谬，而蔡京等人是王安石倡导的改革政策的支持
者。攻占宋都之后，金朝就着手派人搜寻保守派的著作和抄本，而将他们发
现的皇家所藏的王安石著作统统丢掉了。①
元好问拒绝为蒙古人效劳，他把自己看成是已经灭亡的金朝的遗民。也
许正是对蒙古人的拒绝加强了他在中国文人中精神上的地位，以至于他成为
① M.V.沃罗别夫研究了金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见[531]《论金代的自然科学》。朱
达·拉尔论述了
金代中医的情况，见[402]《蒙古时期医学的发展：金元两代中医的复兴和发展》。
① [506]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第594—18 页。金朝曾想将司马光的一个侄孙司马
朴立为傀儡皇帝，
只是因为他本人拒绝，他们才又指定张邦昌来代替他。
蒙古统治初期中国北方的一个领袖人物。金朝灭亡前不久，他就以金初的两
部诗集为底本，开始编纂《中州集》。他这种以一个朝代的作者为主编辑文
集，并且在每个作者的作品之前附上简短传记的方法，被看成是一个创新。
后来的许多文集都是遵循这种方法编成的。元好问编纂文集的主要目的，是
想使中国文学的价值能够在这一时期保存下来，同时他还想为那些他认为有
价值作为传世之作的作者留下传记。也就是说，谁的作品能够被收入他的文
集，取舍标准不仅是其文学价值，还有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评价标准。对于
后一种标准，他的作法更像一个历史学家，而且的确，他写的一些传记，后
来被收入了《金史》。②
除了具有史料价值外，《中州集》对于金代的诗词包括律诗和曲也都给
予了评价。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国评论家对于金诗的文学水平褒贬不一。
在这里，要想弄清楚哪些属于偏见而哪些是客观的评论，实在是很困难的。
不过对于金诗，似乎自有公论，即作为一个规律，金诗是质朴率直的，排斥
在艺术形式上进行更多探索。1215 年蒙古入侵之后，金代文学又出现了一种
新曲调，此时金朝旧有的领土已经土崩瓦解，这个王朝的覆亡指日可待。敏
感的人们已经预感到世界的末日正在逼近，文明化的人类将会被一种难以形
容的野蛮时代所统统吞噬。后世的中国文学批评认为，正是1215—1234 年之
间的丧乱，启示了这个时期的诗歌精神。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哪
一首诗曾像元好问和他的同时代人在金朝最终覆亡的1233 年所写的那样散
发出如此绝望和无助的气息。
不过，上面所提到的较早的文集和诗选，却没有将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
的作品收入进去，但如果我们想对金朝诗词成就的概貌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就不能不将这个群体的作品考虑在内，这就是道教教众的诗作。这些诗作不
见于通常的文集，而都收在道家的道藏之内。它们往往是用文言和隐语混杂
在一起写成的奇特作品，在内容上是神秘主义的，与非道教作者所选的题材
也完全不同。这类宗教诗词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还
从未被人提到。但是无论这些诗词本身，还是作为在宗教信徒中间的一种情
感表达，它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兴趣。这种宗教曾在广大群众中，甚至也在非
官方的文人圈子中广泛流传。
金朝文学中还有一个非正统的类型，是一种说唱伎艺，汉文叫做“诸宫
调”，从这个名称就可看出它属于音乐占很大成分的类型。诸宫调由长短不
一的套曲组成，每套曲子都带有一个序目和终曲。曲子之间用不同的宫调区
分，各种宫调并不重复。除此之外还要插入唱、念，以至于从某种形式上说，
它被当作元代杂剧的先驱。我们尚不清楚诸宫调在中国起源的具体时间，但
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在11 世纪已经出现。不同于元代杂剧的曲调，诸宫调中没
有那些戏剧化的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抒情唱词。它们通常是由专业的女演员来
表演的，而且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都市的艺术形式，一种在剧场里进行的娱
乐，除了配有歌曲和打击乐之外，还伴随有一种很丰富的模拟表演。从现存
的诸宫调的残本来看，它还具有讽刺和诙谐的特点。从我们所知的大量诸宫
调曲目来看，很明显的是以历史传奇和色情题材占主材，可惜的是被完整地
保存下来的只有一篇，这就是以一个著名的爱情传说为基础写成的《西厢
② 关于元好问和他的《中州集》，见[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67—19 页。
记》，作者被确认为董解元。①至少还有一篇，讲的是公元10 世纪时后汉的
创建者刘知远（895—948 年）的故事，被大体保存下来并有了一个译本。②
而所有其他金代的诸宫调，我们却只能通过一些书籍的引用和一些残片来窥
见其貌了。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对金代诸宫调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它是向
元代戏剧过渡时的“失去的一环”，也因为它们自身具有的文学价值。它们
代表了一种将俚语与文学语言相结合的文学类型，在中国北方的城市中肯定
曾有极其广泛的听众。
还有一种可以追溯到金朝的文艺类型是一种短剧，汉文名称是“院本”。
虽然它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北方，但它也像诸宫调一样，曾盛行于金代。“院
本”之义，即“在剧场演出的本子”，元代的戏剧也常常采用此名。它是从
多种娱乐形式混合在一起的一种滑稽歌舞的杂剧发展而来的，有时还带有很
大的诙谐模仿的成分。就我们所知的很少的金代院本也可看出，它们中绝大
部分的滑稽可以说已到了猥亵的程度，而且的确让人颇感遗憾的是，在已知
的700 个剧目中，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的极少的部分，还都是些不完整的残片。
③元代戏剧中的许多诙谐因素可能就是在金代早期院本之上进行的加工提
炼，这些院本与用文言创作的金朝文学作品中那种更严肃更超然的、格外缺
乏幽默感的情绪，再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如何，金朝的文言文学并
没有对后世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它的俚俗的文学形式和表演艺术却的确成为
中国文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作为少数民族的女真人对于这一文学发展可以说是无所作为的，只有个
别几个受过教育的女真人全盘接受了汉族文化，并且以文言诗人自居。但他
们的人数微不足道，而且在金朝堪称伟大的文学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具有女真
血统。看起来，女真人虽然渴望吸收汉族文化，但实际上却是被动的而不是
主动的。没有任何人想到过把女真人口述的诗歌以译成汉语的方式保存下
来，以至于女真人的诗歌就这样永远地散佚了。如今我们只能从在这里或那
里偶然见到女真民间诗歌的一些断片，譬如一个萨满教徒对杀人者所唱的难
懂的咒语。①再如世宗皇帝在1185 年用民族语言即兴演唱的一首歌颂祖先艰
苦创业的颂歌，可惜在《金史》中这首被译成文言的歌词读起来就像是由一
个汉文译者排列的一堆拙劣的、平淡的字句组合，我们敢肯定，原来的女真
歌词是远远更富于文采，更具有史诗意味的。②
另一方面，虽然有几部被译成女真文的汉文著作，却没有一部用女真文
写的著作被保存下来；我们所知的，仅仅是被翻译成女真文的汉文著作的篇
目。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除了儒家经典之外，绝大多数的译作是有关汉族
的治国方略和兵法等内容的。也就是说，给受过教育的女真人提供这样的书
籍，使他们能够从中了解汉族学术的基本原理以及伦理道德规范，这是选择
翻译的原则，至于纯文学作品和小说则取摈弃态度。然而不管怎样，比起辽
朝和后来的元朝，金朝的翻译活动肯定要更具规模。事实证明，金朝皇帝尤
① [510]见《董西厢诸宫调：一个中国传说》。
② [95]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詹姆斯·I.克伦普英译：《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
的民谣》。汉文原
文的抄本是在中国西北的宁夏的黑水城遗址发现的。
③ [81]詹姆斯·I.克伦普：《院本：元杂剧的祖源》。
① [646]《金史》，卷65，第1540 页。
② [646]《金史》，卷39，第891—92 页。
其是金世宗，还是很热心于让自己的族人通晓汉文化中的精华的。
这里还应补充的是金朝的书籍印刷。虽然女真人自己的印刷品均已失
传，但金朝时所印的汉文著作还留下了几部样本。从中可以看到金朝无论在
其雕版还是印刷的技术水平上，都保持了北宋时期曾经达到的高水准。的确，
金朝的一些版本完全能够与南宋时期所印的最好的版本相媲美。①
对于金代的绘画艺术和书法，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我们实在是不敢恭
维。②中国、日本以及西方的艺术史家们总是被以南宋风格为代表的绘画艺术
所吸引，它无疑是极其出色和风格多样的。但是这种魅力本身就说明了12
世纪到13 世纪初的中国北方，没有可与南宋相媲美的绘画艺术。在写成于
14 世纪的一部关于绘画的论著列举出47 名金朝的画家，但他们中却没有一
个能够在公认的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更何况这部著作看起来是在文
字记载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对于绘画作品进行实际观赏的基础上完成的。③据说
章宗的父亲和海陵王都有画作。被列入书中的还有宗室完颜■（1172—1232
年），④他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与元好问等文人都是好友。被列入书中的还
有几名女真人和两个契丹人，其中之一的耶律履（1131—1191 年），是耶律
楚材的父亲。但是我们不难想象，绝大多数的画家还是汉人。
章宗皇帝十分醉心于艺术，他对1127 年从覆亡的宋室接手的收藏品兴致
勃勃。现存的许多唐和北宋的绘画上都可见到章宗的印玺，如在今天保存于
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著名卷轴《女史箴》上就是如此。章宗还命一个在当时的
艺术上和文学上都颇有造诣的著名画家兼诗人王庭筠（1151—1202 年）为自
己的收藏作指导。⑤章宗本人对书法有积极的爱好，他曾一心想与既是艺术家
又是艺术保护人的宋徽宗在这两方面展开竞争，他甚至仿效徽宗的手迹，这
一点我们可以从现存的他写的书籍末尾的题笺上看出来。在对金代绘画尚无
定论的今天，我们不妨这样说，金朝模仿的是北宋那些大师的风格，说到底
也就是画院画家的风格，这些画家的作品曾流传到北方，并且被金朝宫廷收
藏。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贵族画家，也就是受过教育的非职业的艺术家
所崇尚的，是将文学修养融入自己的绘画之中，这种风气在金朝似乎就像在
南宋一样已成为一种时髦。
这一类绘画——在纸或绢的卷轴上的画——从哪方面讲都只是一种精英
的艺术。没有哪个有身价的贵族画家肯于屈尊去用壁画装饰一个寺庙的墙
壁，那是职业画匠做的事。画匠的作品也有些一直保存至今，但是正因为这
是他们的职业，所以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名。有时候，甚至想
搞清创作这些壁画和其他装饰性艺术品——诸如雕刻等等的准确日期也是不
可能的。
雕刻艺术的情况也一样。与日本的境遇不同的是，中国的雕刻主要是由
那些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创作的。考虑到当时中国北方修建的大量佛寺和道
观，其中必不可缺的装饰和必需供奉的塑像，使这一时期的雕刻作品，为数
颇为可观。在此之前的辽朝曾经赞助佛教，并使佛教艺术繁荣起来，金朝建
① 吴广庆（译音）：《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第453—59 页。
② 对金代绘画和书法的简述，见[44]苏珊·布什：《金朝（1122—234 年）的文人文化》
。
③ [631]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第93—6、129 页。
④ 苏珊·布什将完颜■读成了完颜■，见其书第112 页注5。
⑤ 关于章宗这位收藏家和书法家，见[44]布什书，第103—04 页；及[506]外山军治书，
第660—75 页。
立后这一势头仍在继续发展。金朝雕刻有个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就是经常运
用大理石等石料，而在南宋却完全见不到相似的石雕。在风格上，宋朝的传
统在中国北方一直被保持着。这里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对
唐朝艺术那种质朴和拟古风格的竭力模仿，这种模仿之成功竟达到这样的程
度，以至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商人常常将金、元乃至明朝时的中国雕刻艺术
品充作唐代的作品。另一种则更趋向于生动、无拘无束和流畅，有位艺术史
家将其誉为“富于想象的巴洛克式艺术”。①1949 年以后，一些金朝祖先墓
葬中的石雕以及建筑被陆续发掘、发现并且在中国考古学的杂志上发表，因
此，由艺术史家以学术性的方式来撰写的、能够准确划分日期或年代的更有
代表性的雕刻艺术品全集的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了。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今天北京有些颇为壮观的建筑，是在金朝时修建的。
就我们所知，带有美丽景色的花园和湖泊的皇宫遗址建于1179 年，原是金朝
的夏宫，每当一年中最炎热的几个月，世宗和章宗总是在这里度过。忽必烈
统治时期将金朝这个避暑胜地改建成元朝皇帝冬季居住的宫殿，而且从此便
成为紫禁城的一部分。②总之，金朝并不存在艺术发展的历史。不过，如果我
们将金朝时中国的艺术作如下描述的话，也许并不为过：它是保守的、传统
的，但也因此而使唐和北宋初期的艺术风貌得以长久地保持了下来。
① [466]奥斯瓦尔德·希瑞：《宋、辽、金朝的中国雕塑》。这一研究，主要靠的是日本
考古学家和艺术史
家发表的资料。
② 对北京金宫殿的历史叙述，见[242]乔治·N.凯茨：《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
宗教生活
早在立国之前的渤海国时期，女真人与佛教就已有过接触了。10 世纪时
女真的酋长阿古乃就是一个佛教徒，他是被金世祖称为“始祖”的函普之兄。
女真人进占辽朝故地后，便与从辽宫廷得到大笔赞助的繁荣的佛教不期而
遇。这深刻地影响到女真皇族对佛教的态度以及金朝政府的政策。在皇族中，
几乎没有哪个皇后和妃子不好佛事，世宗的母亲在晚年甚至出家当了尼姑。
世宗本人年轻时也一度受到佛教的吸引，只是后来又多少有些疏远，但他却
仍然对佛寺和僧侣予以资助。章宗也是如此。
金朝皇帝对于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官方佛教的尊崇程度，可以用他们的捐
赐来衡量。无论世俗的和佛教的文献都经常记载寺庙和僧侣所受的捐赠，这
些赠品的数量往往颇为可观。海陵王曾一次赐予诸寺僧侣绢500 匹，其他纺
织品50 匹，银500 两，但这如果与世宗的捐赠相比，就算少的了。世宗在
1185 年曾一次赐给寺庙田2000 亩，粟树7000 株，钱2 万贯。除了赐钱以外，
寺庙也常常得到农田，致使一些宗教社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同样，寺庙还
拥有为数大量的奴隶（前面已提到他们要加倍付税）。
世俗百姓获取宗教功德的另一个方式是供养僧侣，这也被金朝宫廷所实
行。将度牒赐给僧侣也属捐赠的一种，因为想要得到僧职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有时候，皇帝可以凭其特权在一个典礼上一下子赐予几千名僧侣度牒。朝廷
的这些赞助方式，也被其他女真贵族和有钱的汉人纷纷效法。
但是另一方面，皇室对佛教（还有道教）的赞助也是与严格的国家控制
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点上金朝效法的不仅仅是辽朝，更是以往大多数汉族朝
代的做法。辽朝早在991 年就下令禁止私度僧尼，金朝在1130 年重申了这一
禁令。像宋朝一样，金朝的立法中也包括了关于为僧尼授予僧职的详尽的规
定。①初学者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得到度牒。考试内容是从佛经中选出的五部，
以能阅读百字为限，这些佛经都选自大乘佛教的经典，包括一直很普及的莲
华经。每次放度的人数仅限于80 名，1190 年以后，考试又被规定为每隔三
年才举行一次。
就这样，金朝存在着一个与官僚机构相类似的由国家控制的僧侣阶层。
在其每个行政管理单位官方选择一个道行高的僧侣来做僧官，他任期仅为三
年。凡在他所管辖的地段，如僧尼犯有较轻的过失，这些僧官有审理的全权，
但如罪在杖责以上，就必须送交僧录都纲司审理了。国家控制的另一个内容
是不得到官方许可，任何人不准私建庙宇。国家之所以要施行这些限制和控
制，都是基于这个事实，即僧侣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当面临
危机国库急需钱财的时候，国家也握有将度牒广为抛售之权。据载，这种情
况首次出现于1160 年海陵王准备大举伐宋之时。当时一张度牒的卖价在100
到300 贯钱之间，这是相当可观的一项收入。
在金朝占主要地位的是汉地佛教，在这点上它继承了北宋的传统。在金
朝的佛教僧侣中似乎看不到有与吐蕃、中亚以及印度等佛教中心进行接触的
迹象，也看不见有哪个金朝的虔诚僧侣曾到佛陀诞生和宣教的圣地去取经或
朝奉。同样，似乎也没有外邦的僧侣来金朝统治下的中国北方说法。只是曾
① [646]《金史》，卷55，第1234 页。有关僧侣的剃度，亦见[597]《大金国志》，卷36
，第275 页。
有一名印度高僧于1130 年到五台山去传教并表演过奇迹，①这个事件显得很
孤立。这个僧侣好像属于密宗的信徒。在金朝，最繁荣的教派是禅宗和净土
宗，在中国，这二者曾长期作为正统的和可以接受的教派（不像有些教派）
而为官方所承认。
金朝对于佛教思辨哲学的贡献微乎其微，没有从梵文翻译过来任何一部
新的经典，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金朝的佛教徒的著作被收入明藏（就我们今
天所能见到的那一部）之中。但这并不是说金朝在佛教理论方面是停滞不前
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就是在佛教僧侣中间，也存在着一种三教融合的倾
向。其领袖人物是行秀，以万松老人而闻名于世（1166—1246 年）。他对佛
教经典、儒家学说和道教思想都同样精通，并且颇得金朝宫廷的赏识。他有
一些作品存世但并未被收入明藏之中。耶律楚材曾在佛学方面师从于他，另
一位不平常的居士李之纯（1185—1231 年）也是他的门生。李不仅是一个博
学多才的作家和诗人，也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鸣道集说》
中，收集了儒教和道教作者的文章，用以表示他们的教义与佛教的基本教义
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兼通的东西。这可能是表现金朝知识精英之中宗教思想
概貌的最突出的例子了。①
在金朝，俗界的以及未得皇室资助的好佛者也致力于刊印藏经。 1148
—1173 年期间，金版大藏经在解州（今山西）雕印完成，资金是由山陕二地
虔诚信徒发起征集的。该藏经收集了佛典7000 余卷，其中的5000 卷左右于
1933 年在解州一个佛寺被发现。②
与在官方学派和宫廷中奉行的佛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生机勃勃的
宗教教派的运动。有些教派诸如白云宗和白莲宗，属于中国神佛救世活动中
的一个教派，一直持续到19 世纪。也有人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摩尼教
派的影响（白色经常被与摩尼教徒联系起来）。有身份的僧侣和官方都将这
些教派视为非正统的邪教。1190 年还曾有一个教派被官方所禁，可能是属于
密宗，因为它的信徒崇拜毗庐遮那，神秘的五行毗庐中最高的一位。③
但是，在所有被禁的教派中，最活跃的因而也是最遭迫害的教派，似乎
要算头陀教。头陀是梵文dhūta 的音译，意思是“奉行教规”，似乎这一教
派有一套自己制定的特殊的仪式和戒律，而要求信徒必须遵守。这个教派在
金代被视为异端，到蒙古统治时期更被视为邪教的一种。可惜的是我们对于
它的思辨智慧和教义背景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对头陀教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与
它敌对的一方。①他们谴责头陀教捣毁佛教的偶像，虐待僧侣，败坏道德，甚
至还毁灭孝行。但是除了如他们所指出的这一宗派在履行崇拜和信仰的方式
上使他们不满以外，这些责难并不能说明什么。头陀教中很多信徒来自工匠
和商人阶层，他们之所以遭受迫害（于1188 年被驱逐），可能是因运动中的
平等主义倾向引起的。他们在僧界和官府的敌人用“糠孽”的称呼来强调对
他们的轻蔑，这个词可以被解译成“讨厌的瘟疫”。无论如何，这种带有恶
① [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第49 部，卷20，685b-c。
① 《鸣道集说》的原文保存在念常编《佛祖历代通载》中，见卷20，695c-699c。
② 吴广庆前揭文第456—57 页及图4。1949 年以后，这些经卷被移交北京的国家图书馆。
金藏中的一些佛
典已被重新复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印刷艺术已达到很高水准。
③ [646]《金史》，卷9，第216 页。亦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40 页注13 所引
书目。
① 有关头陀宗的论著目录，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38—0 页。
意的宗派主义，是金朝统治下中国北方的宗教尚有活力的证明，同时，这也
是各阶级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表现。
金朝也存在着由僧侣领导的起义。这些起义的起因，有一些可能是官府
对宗教的过分控制激起了僧徒的怨恨。其他一些则可能出于民族仇恨，打击
目标是女真人的统治，但是这些都仅限于推论。以神佛救世为号召的教派起
义，崇拜的主要是弥勒佛，宣称弥勒将成为千年佛祖降临，这些教派起义从
5 世纪以来便在中国断断续续地爆发，在金朝有时也爆发过。虽然1161 年发
生于河北的一场起义可能是为了反抗国家因准备伐宋战争而在民间进行繁苛
的征调，但1171 年在河北和山东西部爆发的起义则肯定是宗教性质的，其理
论源于对莲华经中一个片断的奇特解释。②
至于道教，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区别，一方面是国家对这一宗
教的宽容与控制，一方面是民间普遍的宗教运动被视为异端。国家用对待佛
教僧尼同样的方式来对待道士与道姑：度牒由官府监督发放，举行考试，将
道士按不同等级分别予以审判权等等。所有这些都与宋朝时相应的规定并无
不同。甚至考试入门者的五篇文章也与宋朝的一样，采用道德经和道藏中的
另外四篇文章。不过，人们对道教的热情恐怕要普遍高过佛教，在12 世纪期
间的中国北方，还有几个新的道教宗派出现。北方的道教与南宋的毫无联系
和交往，在南方，繁兴的是讲究符水咒法的天师（道教宗派）一派。北方的
道教学派始终是相当独立地在发展。
道教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宗派是全真派。①它给当时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
强烈以至于直到元代，全真道一些教主还以创造奇迹的圣人形象出现在杂剧
中。这本不值得奇怪，因为在这个教派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奇特的人物。全真
道的创立者王喆（1112—1170 年），山西人，考进士科落第之后，孤独一人
沉思冥想，就这样度过了许多年。由于他独特的举止，有时也被人称为“狂
王”。1167 年他到山东半岛东北部的山中居住，吸引了大批信徒。我们这里
有必要指出，他和他主要的学生都受过教育而且出身于中产阶级。全真教中
没有一个教主是无产者。继承王喆衣钵的人是丘处机（1148—1227 年），他
成为全真教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同时也的确是中国金朝时最著名的道士。他
的著名是因为1219 年他与成吉思汗的那次会晤，由此而使道教在蒙古统治时
期得以享有特权地位。丘早就是重要人物，是以“长春”一名而广为人知的。
1188 年时，他甚至还被金世宗召入宫中接见。
虽然从根本上看，全真道是属于道教的，但我们在它的教义中还是发现
了强烈的三教合一的因素。它从三教中各选一篇编在一起，以启示人们认识
基本的原理：从儒家选取的是孝经，从道家选取的是道德经，从佛教选取的
是般若心经，后者是大乘佛教中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简明读本。该教以少私
寡欲为主，修行方式有集体持斋，控制肉体的欲望，戒酒戒肉戒女色等，认
为这一切能使人正心诚意。该教还讲究“识心见性”，认为这是使灵魂得到
拯救的必经之路，必须由此才能觉悟而成“真人”，才能摆脱世俗的羁绊，
② [646]《金史》，卷88，第1961 页。
① 罗依果将“全真”译为integral realization，其他学者则有完全不同的译法，如per
fect realization（霍姆斯·韦
尔奇）、completely sublimated（阿瑟·韦利）。关于全真派，见[388]罗依果译《西游
录》第40 页注13。
亦见[92]戴密微：《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宗教形势》，第196—01 页。第一个较深入研
究全真派的西方
学者是阿瑟·韦利，见[534]他翻译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第13—3 页。
进入天人的境界。在全真道中，是将自我禁欲和自觉领悟看作得到拯救的最
根本途径，而不是像道教其他学派那样重在从事化学的炼丹和念咒画符，这
是很值得注意的。人们也许会以为，成为一名高士需要严酷的修炼，肯定令
人望而生畏，而不是被引诱，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教派周围却很快就聚集了
大批的信徒。这个长春教派甚至发现在社会精英阶层都有他们的追随者。据
说曾有个沉迷于这一教派的信徒，竟成为身居高位的女真贵族们的“全真
师”。①
这个新教派终因其狂热而受到人们特别是佛教界的怀疑，1190 年长春教
被正式禁罢。但是这一禁令并没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当金政权在蒙
古的侵犯之下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一教派甚至又繁荣起来。究其原因，可能
是在一个社会普遍动荡不安和混乱的时期，它所指出的获得拯救的道路似乎
能够使人们逃避开阴暗的现实生活。有人想将全真派说成具有民族主义的性
质，说它是对女真人及其统治在精神上的一种抵抗。②即使确有其事，这种抵
抗也是基于不合作和自愿退隐之上的被动反抗，而不是那种积极的一触即有
可能引发一场武装斗争的运动。
从长春教诸多教主留传下来的著作包括诗词中，也可看出这一教派浓烈
的文人气息。长春派道士对于中国文学价值的不朽贡献并不亚于官方学者的
贡献。长春派道士的著作已全部收入15 世纪所辑的正统道藏之中。①
多亏了长春道诸教主的文学活动，我们今天才能充分地了解到这个教派
的全部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非正统教派就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使我
们了解其历史，12 世纪的中国北方还存在着太一教、混元教、真大道教等等
道教教派。其中太一、混元二教的活动曾于1191 年一并受到限制，真大道教
则一直秘密活动于地下，直到明朝才再次出现，然后又再次受到当局的迫害。
②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金朝的外来宗教。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和景教的情况一
无所知，虽然这些宗教都曾被外国人带入到中国北方并被他们所奉行。不过，
我们却有证据说明金朝时曾存在过一个犹太人的群落。1163 年犹太人曾在开
封建立过一个礼拜堂，15 世纪有碑铭记载下了这一事实。据我们推断，这些
犹太人是从中东（波斯）经由中亚旅行商队所走的道路，而不是跨海进入这
里的。③
① [646]《金史》，卷119，第2602—603 页。
② [788]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① 长春真人自1224 年起住持于北京的白云观，现存的两部道藏刊本之一即藏于此观，并
于1933 年被重新
发现。
② [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42 页注19。
结 论
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本章对于金朝历史的叙述，相对于这个朝代很短的
存在时间，可能是显得太长了。但是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或地区，也
包括金朝都同样真实的是：只要深入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有意义的有时也
相互矛盾的细节，丰富得令人惊异，结果使得人们无法对“中国”做出概括；
事实上在12 和13 世纪，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中国”，我们毋宁说，
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对金史进行的每一次研究
因此肯定都是对一个区域的研究。再从更广阔的历史范围来看，金朝在有的
方面属于过渡时期；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宗教和俗语文学等领域，属于无先例
经验的时期；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属于保守主义的时期。要想决定哪些特征
更强些，是变革的还是保守的，是很困难的事。
固守传统的人的确曾更多地表露出了一种想让北方从统一中分裂出来的
感情。一旦女真人打算放弃对南方的征服企图，一种渴望安定的感情确实曾
在知识精英中间普遍扩散。奇怪的是这里根本谈不到对于南方，对于汉族建
立的宋朝的背叛。在金朝及其他的统治精英中，似乎已培养出强烈的以他们
自己为合法政权的情感。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
护者。金朝在1206 年以后对与宋那种以冲突为主的局面的令人惊讶的克制，
在一心复仇的宋和不可战胜的蒙古之间的夹缝中求得国家生存的能力，也许
多少可以用金朝认为自己统治是正统的感情的日益增长来解释，这种感情肯
定是构成官兵忠诚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宁死不降。
金于1203 年颁土龙法，宣称以五行中的火为德运的宋朝从此让位于德运
为土的金朝，以这种方式确定自己在汉族王朝更迭中的合法性。①从今天人的
感情来看，这可能显得像一场愚蠢的投机，但是对每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中
国人来说，它的含义却深远得多：最迟到1203 年，至少在女真人自己眼中，
他们所建立的金朝已经完全汉化，已在最高层面上成为正统王朝那连续不断
的链条中的一环。这个最高层面，说得纯粹些，就是天道运行的层面。为了
达到这个认识水准，女真人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也就是在这个世纪，金
朝走过了从一个愚昧的部落社会到国家的全部道路，而且这个国家，即使以
汉人的尊卑秩序来看，也还是完全正统的。现代历史学家也许不再将女真人
仅仅看成是打乱中国历史进程的野蛮人了。毫无疑问，金朝取得的成就，以
及金朝知识阶层对于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真正价值的自信，都赋予文化以更多
的活力。当蒙古人的进攻把一切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他们却能使中国的生
活方式永久地保存下来。
① [646]《金史》，卷11，第260 页。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见[48]陈学霖《中华帝国的
正统观：女真—金
朝（1115—234 年）的讨论》。
第四章
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与铁木真，1150—1206 年
种族分布
1236 年底，大批蒙古军队在大将速不台的率领下越过伏尔加河，右翼向
北进入不里阿耳领土和斡罗斯诸公国；左翼则进入北高加索和钦察草原西
部。到1241 年军事行动奉命停止时为止，斡罗斯诸王公已被征服。也许蒙古
人看来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抵抗的欧亚游牧部落最后一部分——大批钦察
部落已经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所有“毛毡帐篷下
的人”，无论是主动或者是被迫，现在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统治下
的成员。
13 世纪在蒙古人推动下的草原部落的空前统一，与12 世纪的分裂和纷
争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地图24）。那一时期政治和社会融合的水平，常常是
单个部落，或者充其量是各部落之间小而不稳定的联盟。这些部落联盟中最
强大的，是西边的钦察和准噶尔地区的哈剌契丹。它们确实能够控制草原的
几个部分和邻近它的内地。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古代庞大的游牧帝国——如
匈奴人、突厥人或哈札尔人所建帝国的苍白无力而且不完善的翻版而
已。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同样也是草原东半部的特点。蒙古高原的某些部落（亦
儿坚，irgen）保持了它们内在的凝聚力，但其他部落则分解成部落的组成单
元——氏族（斡孛黑，obogb），而后成为独立实体，它们为了牧地、政治领
导权和它们农耕邻居的支持而你争我斗。虽然构成成吉思汗帝国内在基础的
蒙古主要部落的历史资料很有限，但对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内部融合
程度，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其大概。①
最西边的部落为乃蛮，有可能起源突厥。他们居住在阿尔泰山脉的南坡
和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上游。乃蛮是一个有着固定首领（罕）的
相当凝聚而稳固的群体，直到12 世纪末，统治家族的内讧才切实地破坏了他
们的统一。由于乃蛮最接近位于吐鲁番盆地和天山北坡的回鹘文化的中心，
所以总体上他们在文化方面比蒙古中部和北部的部落要较为先进。乃蛮从他
们南面的先进的定居近邻畏兀儿那儿学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方法。他们
也共有相同的宗教传统，即受到土生土长的萨满教习俗强烈影响的基督教聂
思脱里派。
克烈，在乃蛮的东面，在他们邻居的影响下也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在整个12 世纪，他们拥有稳固的统治地位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统一。他们领
土的核心在色楞格河与斡耳罕河（今鄂尔浑河）流域的上游。这一地区由于
战略上和观念上的原因，在东部草原所有成功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形成过程
① [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7—2 页，充分探讨了12 世纪蒙古诸民族的历史和分
布情况。这部分我
已直接引用。虽然这一成果为一般性的概述，但它建立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之上。
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蒙古高原东南部地区，是戈壁地区的心脏，居住着说突厥语的汪古部。
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天德——马可·波罗笔下的Ten-duc——刚好位于靠近战
略要地鄂尔多斯沙漠的黄河拐弯处的北面。这儿构成了金朝和唐兀或称西夏
王朝的边界。显赫的汪古部王室，是聂思脱里派的坚定信徒，他们认为他们
自己至少在名义上是女真人的臣属。
弘吉剌，亦作翁吉剌，在汪古的北面，占据着大兴安岭西坡。他们在12
世纪晚期与金朝保持着联系，而且在那时，他们由几个不同首领相当松散地
进行统治。弘吉剌与他们西边的近邻——蒙古部保持着经常性的通婚关系。
这一习俗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后，依然继续。
怯绿连河（又名龙驹河，今克鲁伦河）南面的草原地区，属于蒙古高原
更强大和更富于侵略性的部落之一——塔塔儿人。在金朝的煽动下，塔塔儿
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女真人为了保持游牧部落的分
裂状态和他们自己边界的安全，积极挑动塔塔儿与邻近部落，特别是克烈和
蒙古的冲突。由于这一政策的巨大成功，由大规模的屠杀而造成的各个部落
之间的长期不和，成为12 世纪中叶所特有的现象。
成吉思汗自己所在的部落——蒙古，生活在克鲁伦河与鄂尔浑河之间，
正好位于塔塔儿的北面。在12 世纪50 年代初至70 年代的25 年里，他们自
身陷入彼此不共戴天的分裂状态，这样，就常常成为他们的邻居进行劫掠的
牺牲品（见后面《蒙古人的早期历史》节）。在所有东部草原部落中，蒙古
也许是最分裂，而且看起来最不会产生能够统一“毛毡帐篷下的人”的领袖
人物。
蒙古的西北面，是三姓篾儿乞的领域。三姓篾儿乞，正如他们的称呼，
共分为三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分布在色楞格河的下游，贝加尔
湖的南边。虽然三姓篾儿乞偶而也联合起来发动对邻部的袭击，但他们像其
他居住或靠近于森林地区的部落，如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和
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斡亦剌一样，并没有高程度的凝聚力。
社会等级
与草原游牧部落的一般情况一样，这些蒙古部落是由不同数量的假定有
联系的氏族“斡孛黑”组成。这些氏族通过父系追溯到称为始祖的祖先。①
因为其全体成员被认为是一个骨头（牙孙，yasun），即同一祖先的后裔，所
以氏族本身是实行族外婚制的实体。它的领导成员决定迁徙路线、分配牧场、
组织狩猎和劫掠，而且作出有关加入或退出部落联盟的决策。这些氏族的一
个明显特点是常常容易分成许多分支：当氏族在数量上增加或经历了内部的
倾轧后，他们分裂为氏族分支，这些分支依然能够繁殖而发展成新的氏族。
由于不断有氏族分支脱离原始的主系形成为另一个氏族，而且由于取得军事
成功的大氏族具备了部落的许多特征，所以，史料对这些氏族的命名相当模
糊和混乱，这使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某个分支的确切形态或它同其他诸分
① 关于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见[228]札奇斯钦、保罗·海尔：《蒙古社会与文化》，第19
—2、245—96
页；[525]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39—58 页；[24]伊丽莎白·E.培根
：《斡孛黑：欧亚
大陆的社会结构研究》，第47—5 页。
支的关系。
虽然家族关系很明了，但氏族和部落本质上是由单个人组成的政治实
体，这些人的血缘纽带常常是虚假多于真实。在草原，共同的政治利益被典
型地演绎成宗族关系。所以，古老的蒙古人（和其他部落的人们）的宗族血
统是意识形态上的宣传，而不是生理学关系方面的可信描述，目的是加强政
治团结。这就说明了以这种氏族和部落（它们本身就是任意地临时构成的）
为基础的政治组合为什么天生就是变动的、灵活的和不稳定的。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部落联盟和帝国结合得如此之快，而后在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之下又
迅速瓦解。①
在氏族和氏族分支之下是游牧部落的帐落——阿寅勒（ay-il）。这是蒙
古草原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阿寅勒通常由一个大家庭构成，它有自己的毡
帐（格尔，ger）和牲畜。为了协作劳动或地方防卫，几个阿寅勒也许会临时
组成一个古列延（güre’en），意为“圈子”，也就是以毡帐和套车环绕而
成的营地。
除了分成血缘群体外，蒙古社会还被分成几个松散的组成阶层——贵
族、平民和奴隶。贵族们宣称，他们这个氏族的名称是从他们祖先的名字得
来的，作为其直系子孙，他们享有贵族这种地位。这个阶层为氏族和部落提
供政治领导。然而，对于权力的继承或任命没有严格的规定，选择首领有相
当大的随意性，主要根据个人贡献和经历，通过氏族重要成员的非正式一致
同意而产生。良好的家世资格当然是有利的，但不是必需的，贵族出身总是
被认为能够培养成为有能力的成功的首领。要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
者，要通过更加正式的程序——召开由贵族和有声望人士组成的会议，或称
忽邻勒台（khuriltai）。
血缘集团的下层和旁系组成的平民，被称作“黑发”或“黑头”，构成
人口的大部分。虽然贵族们占有大量牲畜并使用最好的牧场，但这两个阶层
之间既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别，也没有生活方式上任何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
的底层是孛斡勒（bo’ol），即奴隶或仆从，他们通常是从对邻近部落或定
居居民的掠夺中获得的。个人和整个血缘集团都能够成为其他人或血缘集团
的仆从，也就是说，单个人能够成为他的捕获者的个人奴隶，而一个氏族或
其一部分，如在战争中失败，也都会成为获胜的斡孛黑的奴隶或被保护者。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都有义务为他们的主人从事家务、畜牧或
者农业劳动。在战争期间，他们要拿起武器为主人战斗。虽然孛斡勒明显处
于从属地位，但他们常常被看作家庭的组成部分，甚至没有正式解放也能得
到事实上的自由。
重要氏族首领或部落汗的那可儿（N■k■d，单数为N■k■r），或被译
为“伴当”，在古代蒙古社会中是另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构成有雄心壮志
的首领或汗的扈从，为他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
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作为对他们
效劳的回报，那可儿可以得到保护、物品和食物。作为真正的密友，他们和
主人一起战斗、生活、饮食。那可儿是从各个社会阶层招募的。有一些那可
儿是贵族成员，他们和不属于他们自己部落或氏族的统治者保持着自由的关
系。有一些是在战场上表现出能力和忠诚的孛斡勒，比如说著名的木华黎统
① 见[291]拉迪·保罗·林德纳的论述：《什么是游牧部落？》。
帅，成吉思汗把他从奴隶阶层提升到伴当阶层。那可儿虽然有着种种不同的
社会背景，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据我们所知，他们同他们的主人没
有血缘关系。
最后，从结构方面而言，12 世纪蒙古诸部是非常复杂的实体。通常，这
样一个部落的核心是由氏族和氏族分支组成，为了政治需要，这些氏族和分
支根据一个公认的但却是人为设计的家谱而宣称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隶属这
个核心的是各种无血缘关系的人：氏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单个奴隶和附属
氏族通过军事征服和捕获而被奴役，而那可儿则从不同的外来渠道中吸收。
经济状况
蒙古高原居民的基本职业是放牧畜群。蒙古人拥有的牲畜共有五大种类
——马、绵羊、骆驼、牛和山羊，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用途，这五种
牲畜的价值有着公认的高低顺序。马，是草原游牧部落骄傲的财富，可用于
军事活动、迁徙和管理畜群。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干旷草原游牧部落的粗
放性、流动性的经济。居第二位而且数量最多的牲畜是绵羊，它们和最末种
类的山羊一起，提供肉食和羊毛。居第三位的是骆驼，主要用来在南面荒凉
的戈壁地区运载货物。居第四位的是长角的牛，也有丰富的数量，用来提供
肉食、牛皮和运输。运载部落首领帐篷的有名的大轮车（格尔·帖列格，ger
tergen）即由一队牛群来拉。所有的牲畜都提供乳汁，乳类的副产品如阿剌
亦黑（ayiragb，发酵的马奶，突厥语称忽迷思，kumis）、酸乳酪和各种干
乳酪是蒙古人饮食中的主要食品。即便是牲畜的粪便也有用处，当它干燥后，
是荒芜草原上燃料的主要来源。
为寻找水草而进行的经常性迁徙放牧既不是毫无目标也不是漫无边际
的。每年有一个从春天经夏天到冬天驻营的固定的周期。冬天营地经常由几
个有关联的阿寅勒共驻，通常位于受到保护的河谷，有较为永久性的设施。
因为蒙古人的畜群很复杂，由具有不同行进速度和对饮食要求差异很大的牲
畜组成，所以迁移时，牧民必须精确地盘算每天迁徙的距离、选取的路线、
预期的季节状况等等，以适应畜群的不同需要。这样，他们庞杂的畜群（加
上人和财产）的每次重要迁移都成为一个复杂的后勤供应问题，需要仔细计
划和实施——这对蒙古人是一种训练，后来在远距离的军事战役时，他们能
很好地加以运用。
由于严酷的环境状况和由此而形成的蒙古高原有限的维持畜群的能力，
游牧部落合理地分散到所有可利用的草场去放牧，就显得很必要。氏族极其
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和平地分配草场，裁定有关牧地的内部纠纷，在
与外敌的竞争中保护本氏族成员。所以，单个的牧民会认为，有保障地、季
节性地使用氏族的部分领地，比个人、永久拥有土地会更好；换句话说，即
收益权比所有权更好。
虽然蒙古人对草原游牧有着很强的依赖，但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
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增加了他们的食物供应，提供了用以穿衣和交易的皮毛，
有利于控制食肉动物的数量，特别是对他们的畜群有着经常威胁的狼群的数
量。以氏族或氏族分支为单位进行的狩猎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这加强了个
人的技能，提高了不同亲缘集团所组成的队列间的协调。
在南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部落经济中狩猎的相对重要性要大大增强，
以至于古代蒙古人通常把“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hoi-yin irger）
和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区别开来。虽然狩猎是他们的支柱，但西伯利亚的
部落——斡亦剌、八剌忽、豁里秃麻和其他部落——也有马匹，按照游牧的
（虽然不是草原的）生活方式，亦总是被看作基本的劳力来源，正在扩张的
以草原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常从中抽取人力。
农业不是游牧家庭经济的一个独立的部门，但对蒙古地区的居民来说并
不陌生：西伯利亚的部落，至少叶尼塞河地区的部落，在土地上种植，就像
沿着长城的汪古部一样。实际上没有一个欧亚大草原的畜牧民族是纯粹的游
牧经济而不与定居世界联系或接触。的确，纯粹的游牧经济是一种假设的概
念，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我们最好把草原游牧生活看成一种统一体，它既
包括近乎定居的迁徙生活，又包括几乎固定的理论上可能、但现实中却从未
实现的“纯粹”游牧社会，这种社会从自己的畜群中获得每一件使用或消费
的东西。①对所供给的冬季食物和牲畜饲料的需要，以及对茶和丝料之类奢侈
物品的渴求，也曾在游牧部落中出现。由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永远不能彻底满
足对这些物质的需求，所以游牧部落必须被迫转向他们的定居邻居索取农业
产品。就蒙古地区的部落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承认和中国保持不断的经济联
系。得到所需产品最好的方法是以皮、毛、马或其他东西向汉人“进贡”来
换回诸如谷物、金属制品和奢侈品之类的“赠品”。如果自给自足的中国人
拒绝交易的话，那些游牧部落就会以武力相威胁。简言之，草原居民用战争
和战争威胁来强行索求向中原王朝交纳贡物的权力。
这一经济交往总是使游牧部落陷入错综复杂的与汉人的政治联系网中，
汉人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纳贡体系作为控制或操纵野蛮人的一种方法。这
样从汉人的观点来看，赠予货品、贵族爵位或赂贿的目的，从总体上来讲，
政治大于经济。①这种性质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在草原人民
中促成了国家的形成，虽然这对汉人来说是极不情愿的：游牧部落形成了更
大的政治联合——部落联盟，而且产生了形式上的国家结构，其基本作用是
处理与定居国家的关系，摆脱它们的威胁。主要的游牧帝国总是产生在定居
国家的边界附近而不是在欧亚草原的最深处，这就是原因所在。②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成吉思汗自己的部落以及蒙古的种族起源的大致轮廓和早期历史，已有
了一致的确认。①Mongol（更确切应为Mongghol）的族名，最早以“蒙兀”
的形式见于唐代史书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蒙兀总是被描绘成汉人熟悉的
① [231]道格拉斯·L.约翰逊：《游牧生活的特性：西南亚和北非游牧民的比较研究》，
第1—9 页，讨论
了游牧连续运动的概念。
① 这几点札奇斯钦做了非常清楚地说明，见[227]《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和冲突
》。
② 在[25]《匈奴帝国联盟：组织结构与对外政策》，第45 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很有
说服力地论证了游
牧部落联盟是在与游牧部落相邻的定居国家的外来剌激下形成的，而不是内在发展的结果
（即阶级结构变
化的结果）。与之相反的观点，参看[339]S.纳楚克道尔吉：《中亚游牧民族中的社会组织
及其发展》。
① 对蒙古人及相关群体的人种起源进行最广泛讨论的，是[520]L.L.维克托罗娃的《蒙古
人：民族起源与文
化渊源》；亦见[263]克恰诺夫，《6—2 世纪上半叶的蒙古》；[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
：《室韦是蒙古
人的祖先吗？》；[169]韩百诗：《成吉思汗先世史：以汉、蒙文史料及拉施特的记载为依
据》。
一个庞大的种族群落——室韦的一支。在可确定的他们最早的家乡小兴安岭
附近的阿穆尔河南部地区，室韦通过原始农业、养猪、狩猎、捕鱼和放牧等
手段来弥补贫乏的生活。虽然室韦以出令人畏惧的勇士而闻名，但他们很少
给邻居造成威胁，这是因为没有部落的中央集权：缺少至高无上的首领，所
以政治领导权被广泛地分散在数不清的传统酋长手里，他们的权力无法扩大
到当地的部落之外。根据唐代的材料，室韦被认为是突厥汗国的臣民，而后
者在553—745 年统治着蒙古高原。
在10 世纪的某一时期，室韦的组成部分蒙兀开始向西面的斡难河（今鄂
嫩河）迁移，在那儿他们成为与他们语言上有联系的契丹的属民。②他们向西
向南继续他们的迁移，最后于11 世纪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一带建立起了他们
自己的家园。蒙兀从东北北部到东蒙古地区的迁移，使他们在混合经济中更
加依赖草原经济。新的牲畜——骆驼和绵羊，加入了他们牛群和马群的行列。
森林地区部分季节的、有限的草原经济，转变为草原地区一年四季的、完全
的草原经济类型。
蒙古人自己有关他们起源的传说没有点明他们原来的家乡，只是暗示了
使他们来到鄂嫩河—克鲁伦河的迁移。根据记载在《秘史》中的神话，①蒙古
人的祖先是上天降生的一条苍狼（译者注：孛儿帖赤那）和一头来源不明的
白雌鹿（译者注：豁埃马阑勒）。这对夫妻离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区。越过
同样不知名的海或湖，然后占据了不儿罕·合勒敦（Burkhan khaldun）周围
的地区，不儿罕·合勒敦是一座山，现在认为即是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河源附
近肯特山脉的大肯特山。在这儿，他们的惟一子嗣巴塔赤罕降生。他是一位
男性，是所有的众多蒙古部族的始祖。
我们获知，巴塔赤罕的第11 代孙名叫朵奔篾儿干的，娶了豁里剌儿部的
一位年轻女子阿阑豁阿。在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朵奔
篾儿干死后，她与驾着月光的神人又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中最小的叫孛
端察儿，是孛儿只斤斡孛黑的创建者，这是蒙古氏族中最古老的氏族，铁木
真，即后来的成吉思汗，就出生于此氏族。
虽然成吉思汗早期祖先的谱系充满了奇异和神秘的成分，但它仍透露了
有着重要历史内涵的蒙古社会结构的一些有趣特点。首先，巴塔赤罕与成吉
思汗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只是建立在惟一的父系血统基础之
上。根据蒙古人自己的“官方”记载，阿阑豁阿这名妇女，是从虚构的过去
历史存在的血缘系统链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她在其他均为男性的血缘线中的
重要和尊贵位置清楚地表明了蒙古社会中妇女的崇高地位，预示了她们后来
将要在帝国的出现和巩固中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次，部落和氏族有着虚
构的祖先。虽然从理论上讲，蒙古部落和它的高贵氏族孛儿只斤的所有成员
都有亲缘关系，但每个部落或氏族的成员都包括非男性亲属的群体。外来成
分的融合——他们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联合起来的依附氏族或群体——在朦胧
的和传说中的过去，仅仅用“发现”共同的祖先这一权宜之计而实现。这样，
正如我们先前所探讨的，部落和氏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产生的，是用编造
② 蒙古语言及其与契丹语和鲜卑语的关系的早期历史，可参阅[290]路易斯·李盖蒂：《
拓跋语：一种鲜卑
语》；和[239]卡拉：《蒙古游牧民的书籍》，第8—3 页。
① 见[76]柯立夫译：《蒙古秘史》，第1—2 节（第1—0 页）；以下简称《秘史》。关于
蒙古人与突厥人
及其他内亚民族起源的神话比较，见[464]丹尼斯·塞诺尔：《传说中的突厥人的起源》。

系谱、用神话传说的祖先给血统上无关的各部分提供虚构的血缘亲属关系来
实现的。这样的作法使无关的种族群落间有了后来制造出来的共同血统（也
就有了相互的义务），它是草原游牧部落间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共同与必
要的因素。
在成吉思汗的祖先中，海都似乎是史料最全的第一人。在老一辈世系中，
他是孛端察儿的玄孙。根据拉施特保存的材料，①海都在几个蒙古氏族之上实
行了松散的宗主权力而且成功地使一个沿克鲁伦河从事游牧生活的部落——
札剌亦儿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虽然没有提供确切的时间，但海都显然在辽王
朝（907—1125 年）的最后几十年中都很活跃。
然而，人们通常认为海都的孙子合不勒建立了最初的蒙古“国家”。他
使用可汗的称号而且统治着所有的蒙古人。②拉施特告诉我们，在合不勒时
代，蒙古人和女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后者显然把蒙古团结一致的发
展看作对他们安全的威胁。为了缓解来自这方面的危险，女真人决定通过谈
判使蒙古人进入他们的纳贡网。他们邀请合不勒来宫廷，但外交行动失败了。
这个蒙古首领，先在一次盛宴上饱餐一顿，之后开始大醉，在激动之余，他
用手抓住皇帝，揪了他的胡子，接着被人制服。最初，金朝皇帝（蒙古和波
斯史料中的阿勒坦汗或“金”汗）决定宽恕这一鲁莽行为，允许合不勒回去。
然而，出于另外的考虑，他又派官员去追赶，要把这个自命不凡的首领追回
宫廷进行严惩。皇帝追赶合不勒的动因仅仅是为了诱使他进入陷阱而杀死
他。当这些事件后不久合不勒死去，女真人才没有进行报复。
在汉文史料中没有关于这一插曲的直接印证，但是金代编年史记载了
1135—1147 年间由于蒙古人不断地骚扰北部边界而被迫采取强硬的军事对
策。①虽然女真人与合不勒流产的外交谈判和蒙古人的袭击看起来似乎是有联
系的，但这并不能够确确实实地肯定：金朝的记载从没有把合不勒这一名字
同边界骚乱联系起来。人们仅能根据大体上的年代推断，他是这有问题的10
年中蒙古人的首领，故而有可能是袭击的发动者。
不管怎样，合不勒死后，女真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仇恨持续不减。不久以
后，蒙古人通过他们与弘吉剌部的婚姻关系，卷入了与塔塔儿人的严重纠纷。
女真人向后者提供支持以削弱和分化他们桀骜不驯的邻居。面对这些难以对
付的敌人，蒙古人迅速地召开忽邻勒台，选举俺巴孩作为他们的新汗。作为
泰赤乌氏族的建立者，俺巴孩是海都的第二个儿子察剌孩的后裔，这样，他
就是已故合不勒的从兄弟。他的统治时期显然很短暂，当他被塔塔儿人捕获
并移交给金廷后，即行结束。在那儿，他被钉在木驴上缓慢而痛苦地死去。
以后，蒙古人选定合不勒的第三个儿子忽图剌作为俺巴孩的继承人。汗位回
到孛儿只斤氏族使俺巴孩的子孙泰赤乌氏族产生了怨恨，这是以后的日子
里，两氏族之间发展起来的深仇大恨的根源所在。
忽图剌统治时间，我们仅仅知道他为了报复塔塔儿人参预害死俺巴孩而
对塔塔儿人开始了一系列不成功的进攻。他死时周围的环境和是否有一个继
① [404]拉施特：《史集》，第1 卷，第177—97 页，提供了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最详细
的记载。
② [76]《秘史》，第52 节（第11 页）。
① [485]田村实造：《蒙古族起源的传说和蒙古人迁徙的有关问题》，第9—3 页，收集、
翻译和分析了有
关这些冲突的汉文材料的绝大部分。另外的记载，请参阅[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卷10，1a；卷12，
2a、3a。
承人都没有被提及。蒙古人力量和团结的衰落和瓦解，不管是否由他的死亡
而引起，可以相当肯定地确定在12 世纪60 年代，即铁木真出生的那10 年。
虽然在合不勒、俺巴孩和忽图剌统治下达到的暂时统一构成了向国家形
式迈进的第一步，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不稳定的试验性步骤，是一个意义易被
夸大的步骤。这三个人从本质上讲，是在战争期间被推举的部落军事首领或
汗。他们并不是《秘史》记载的永久性的皇帝或可汗（khaghans），《秘史》
错误地记载了年代。而且，甚至没有恰当的证据暗示这个时候出现过任何类
型的行政机构或者独立的、与传统的血缘结构相对立的权力系统。①对这一短
暂统一的经验和回忆也许对蒙古民族的团结有益，但对于后来蒙古帝国赖以
建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基本原则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初步的工作必
须从头开始。
铁木真的家庭和青年时代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是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儿坛把阿秃儿的第三子。也
速该是孛儿只斤氏族的分支乞颜牙孙的一名成员，这个分支显然是由他的直
系祖先建立的。也速该在有关蒙古人反对塔塔儿的战斗中首次被提到。我们
获知，在12 世纪50 年代或60 年代俺巴孩被俘获和被处死的时候，也速该把
他后来的新娘，即弘吉剌部的诃额仑，从同她订婚的一个篾儿乞人那里绑架
走。娶了这位心甘情愿的诃额仑后，也速该参加了针对塔塔儿人的袭击行动，
这些行动也许就是由他的叔叔忽图剌发动的。
他在一次攻击后刚回来，诃额仑就在鄂嫩河谷的某处，生下了她四个儿
子中的长子铁木真。有关铁木真早期的孩童时代，原始资料中没有提供更多
的情况，甚至没有提供确切的出生日期，虽然实际上可以肯定他于1167 年来
到这个世界。①在8 岁的时候，铁木真被带到他母亲所在的氏族——弘吉剌，
以挑选合适的妻子。也速该为他的儿子选中了弘吉剌首领之一德薛禅的9 岁
女儿孛儿帖。出于真诚的表示，也速该留下铁木真与他未来的岳父在一起，
自己则离开而返回自己的营地。在回来的路上，他碰到了一群塔塔儿人并加
入了他们的筵席。招待他的主人认出他就是大规模进攻他们的首领，决定暗
地里进行报复。他的食物被掺入毒药，当也速该过了三天回到家里后，他病
倒了，而且在他的长子被带来见他之前就死去了。
也速该的死很快证明了这不仅仅是他家庭的个人不幸。在也速该活着的
时候，他虽然不是一个富有的和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仍有一小群跟随他的部
下，而且显然对孛儿只斤氏族的领导有某种发言权。他大概死于1175 年或
1176 年，他死后，他的亲属和支持者开始瓦解。自从忽图剌当选之后就对孛
儿只斤氏族怀有忌妒之心的泰赤乌氏族首先逃走。也速该的近亲和属民，在
俺巴孩的不满的寡妻鼓动下，不久也加入了逃跑的行列。尽管诃额仑坚定地
努力阻止这一叛逃，但看来蓄谋已久的孤立铁木真家庭的企图最终还是成功
① N.伊斯拉克讨论了12 世纪蒙古人“国家”的状况，见[218]《蒙古封建制的形成》；简
-菲立浦·戈理提
出了相反的理论，见[153]《成吉思汗前的蒙古族（12 世纪）》；亦见[334]尼古拉·蒙库
耶夫：《古代蒙古
人简述》。
① 有关铁木真的出生日期，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 卷，第28
1—88 页（译者
注：中国学者多认为铁木真出生于1162 年）。
了。
诃额仑、她的四个儿子和一些忠诚的部下被抛弃在鄂嫩河上游地区自谋
生路。没有了牲畜和亲属的经济支持，他们处于靠捕鱼和挖草根维持生计的
境地。铁木真和他的兄弟们就这样在贫寒和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过早地成熟
了。
正是在这段艰苦磨炼的时期里，年轻的铁木真在与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兄
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他俩都是也速该一个妾的儿子）的激烈冲突中，第
一次显示出了冷漠自私的性格和残忍果决的处事能力。他们最初是为了争夺
抓到的一只云雀而发难的。当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即别克帖儿和别勒古
台从铁木真和他的大弟弟拙赤合撒儿手中夺走他俩捕获的一条鱼之后，深受
委屈的铁木真决心报复。在拙赤合撒儿的帮助下，他诱骗别克帖儿来到俯瞰
他们营地的一座小山。铁木真和拙赤合撒儿从相反的方向，用弓箭冷酷地射
杀了冒犯过他们的异母兄弟。诃额仑对他们俩杀死她继子的行为进行了严厉
的痛斥，看起来主要是因为在他们容易受到外来进攻的时候，这一行为削弱
了家庭的力量。铁木真默默地承受了他母亲的斥责，但从没有对这次恐怖事
件表示过任何悲痛或负罪感。正如在以后的生活中铁木真经常表现出来的那
样，他不是一个能轻易容忍任何冒犯他尊严的男人，那些向他的地位提出挑
战或者阻碍他通向权力之路的人总是要为他们的冒犯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
罚。
被孤立的五六年光阴，在别克帖儿死后不久出乎意料地暂时结束了。正
如诃额仑预见，泰赤乌人害怕报复，就又回来查看也速该的儿女。当发现六
个儿子中的五个活下来并已长大成人时，泰赤乌人包围了他们，要求他们交
出长子铁木真，也许是作为人质以担保其他人的行为。铁木真当时14 或15
岁，他逃离母亲的营地，在一片密林中隐藏了九天。饥饿最后驱使他走出森
林，等候已久的泰赤乌人立即扑向了他。被带上了枷具后，他作为一名囚犯
在泰赤乌人中待了一段时间，每晚上由不同的阿寅勒轮流看守。当铁木真在
泰赤乌的一个属民，好心的逊都思部人锁儿罕·失剌的帮助下成功地逃走后，
这种羞厚和难熬的境遇才结束。
铁木真回到家里重新团聚后，在不儿罕·合勒敦南面的群山中避难。这
里的生活依然艰难——他们的食物主要由土拨鼠和田鼠构成——而且不太安
全。尽管他们很贫穷，但他们的财产不久还是引起了某些过往强盗的注意，
他们偷走了几匹阉割的公马。铁木真出发去追寻歹徒，在经过各种磨难之后，
带着失窃的马匹胜利地返回了对他十分感激的家中。这次历险特别值得一
提，因为在追寻过程中，铁木真得到了他第一个追随者和战友博尔术，从而
开始了建立私人扈从的历程。
而且，这段插曲似乎极大地增强了铁木真的自信心。不管怎样，不久以
后，他到弘吉剌地界去迎娶了几年前与他订婚的未婚妻孛儿帖。德薛禅毫不
犹豫地承认了他与死去多年的也速该的誓约，把女儿嫁给了这个意志坚定的
求婚者。通过这次联姻，铁木真不仅得到了一位妻子（她的聪明和坚强性格
是他通向权力之路的巨大财富），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与老盟友弘吉剌的联
系。他家族的被孤立与被抛弃时代终于结束了。
作为盟友的王汗
铁木真的婚礼一结束，他就把注意力转到与另一个邻近部落克烈建立友
好联盟关系方面。他亲自去见他们的首领脱斡邻勒，此人更以他的头衔“王
汗”而闻名。他用孛儿帖的嫁妆——一件黑貂皮大衣作为见面礼。铁木真提
醒这位首领，作为他已故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即“生死朋友”，王汗现在对
他来说，就“像一位父亲”。①王汗承认了这一请求的合法性，而且愿意出力
帮助他的新的被保护者铁木真招集离散的部众。他以王汗身份做出这样的保
证，这一做法立即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也速该死后离散的部众开始回归旧部，
铁木真追随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在与王汗会面回来后不久，蔑儿乞部民在脱黑脱阿的率领下，袭击了铁
木真的营地，劫走了孛儿帖，以作为对也速该劫走诃额仑的最终的报复。当
进攻开始时，铁木真不光彩地跑到了不儿罕·合勒敦山的安全地带，自然而
然地转向他的保护人寻求帮助以确保孛儿帖安全释放。王汗同意了，并建议
他们还要去请求铁木真的孩提朋友和安答札木合的支持。札木合是蒙古氏族
之一札答阑部的首领。制定详细的计划之后，在1184 年，孛儿帖被劫走后大
约九个月，铁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联合部队向驻营在色楞格河的一个支流
勤勒豁河畔的蔑儿乞部进发。由于几乎没有敌军进逼的预先警报，蔑儿乞人
没有能够发动有效抵抗就彻底失败。孛儿帖被重新找到时平安无恙，并且获
得了许多掳获物。许多蔑儿乞人被俘或被杀，但其骨干力量则在脱黑脱阿的
率领下避开搜寻，躲到南西伯利亚的森林避难去了。获胜的结果使大量部众
开始聚集到铁木真麾下。其中一些人是同一氏族分支乞颜牙孙的亲属成员，
而其他非亲属成员也试图在铁木真迅速发展起来的扈从中找到位置。
铁木真和他的安答札木合最初打算继续他们的军事合作关系并一起行
动。然而，对属民的争夺和潜在的对分裂的蒙古诸氏族再统一的权力的争夺，
使二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孛儿帖的坚决要求下，铁木真最后与他的老
伙伴决裂并开始独立行动。铁木真的前迫害者泰赤乌人与札木合结盟的决定
则更加扩大了裂痕。
决裂之后，铁木真移到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在那儿，他的追随者，主要
是他的亲属，于阔阔纳浯儿即“蓝湖”的岸边，召开了一次忽邻勒台大会。
这次集会是在1187—1189 年的某一时间举行的。会上，铁木真获得了汗这一
称号，①而且表明了他想做全蒙古人领袖的意图。虽然按严格的世系来说，铁
木真的家系上溯力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儿坛把阿秃儿，名义上较合不勒汗的长
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子孙资格要浅，但这并不构成新汗权力道路上的严重障
碍。他自身的家庭，因其背景，有着充分的威信，完全能够奠定实现他领导
权力要求的基础，而这些要求在与对手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方面，能够被
检验与证实。
为了向他的朋友和敌人同时显示他目的的严肃性，新汗立刻着手建立适
应他新地位的王室机构。从他的伙伴（那可儿）中，他任命了司厨、司牧、
箭筒士、车夫和管家。他最早的伴当中的两位，博尔术和者勒蔑，被任命为
那可儿之长。汗室和它的成员照顾新汗的个人需要和经济利益，而且充当了
后来形成的帝国卫队和帝国行政的核心。
① 有关这一情况，见[217]弗吉克·伊索诺：《“安答”关系初探》。
① [76]《秘史》，第123 节（第55 页）记载说，这时的铁木真被授予了更崇高的成吉思
汗的称号（海洋般
的统治者）。但似乎更可能的是，在他统一蒙古诸部后，于1206 年后这一称号才被授予。

铁木真称汗的消息被传送到王汗处，他听说后很高兴，而札木合则相反。
两个对手之间的冲突不久就发生了。札木合由于自己一个年轻的亲戚被铁木
真的一个追随者所杀而受到伤害。他率军向蒙古首领的奥鲁（营盘）前进。
战斗在靠近色楞格河的克鲁伦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答阑版朱思进行。这次战役
的结果在原始资料中的记载不同，但这一天的胜利极有可能属于札木合。不
过，他的胜利绝不是决定性的，只不过是以后漫长的悲惨斗争中的第一个回
合。而且，战役一结束，札木合自身的行为疏远了他的许多支持者，由于这
个缘故，忙兀与兀鲁兀的首领们率领他们各自的部落投奔到铁木真方面来。
他们的叛投必定被认为是铁木真的一次政治收获，这在战败后给了他和他的
支持者一定的安慰。
答阑版朱思战役发生于12 世纪80 年代晚期，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们很
少知道铁木真的活动或他的行踪，直到1196 年他才作为金朝的同盟者又出现
在舞台上。由于资料的模糊和混乱，要证实介于这些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是
很困难的。然而，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即王汗暂时的倒台，可大体确定在这
些年发生。根据对这些事件的重新整理，我们得知，在也速该生前（即1176
年以前）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次厄运的王汗，面临他自己家族内部的叛乱，又
一次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这一次，他离开了蒙古，到哈剌契丹避难。
经历了一次漫长但不为人知的流浪生活后，王汗在无助和穷困潦倒的情
况下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由于他过去提供过帮助，在1195 年或1196 年的某
一时候，①铁木真友好地接待了这位不幸的流浪者，并帮助他恢复了对克烈部
的统治权力。不管王汗流浪的确切时间怎样，他肯定是在1196 年之前回到了
蒙古，因为在那一年，他和铁木真联合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进攻。②金朝在
1195 年与他们旧有的联盟反目，这是极好向他们的共同敌人塔塔儿人复仇的
机会。塔塔儿人，正如铁木真对王汗所说的，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祖父和
父亲”。③这一建议被接受后，在1196 年春天，克烈人、蒙古人和女真人的
联军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地区大败塔塔儿诸部。胜利后，他们获得了屠杀
战败者和充实自己属民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名义上的封赏：作为对他
们为金朝服务的回报，女真人授予王汗“王”的封号（汉语为王，蒙古语则
为ong），而授予铁木真相对较低的封号：札兀惕忽里，它的意思不是太清
楚。①虽然这些头衔就其性质而言显然是荣誉性的，但它们赋予了被授予者们
一种威望，在草原的政治文化中，任何提高个人形象的事情都是必要的。
战役刚结束，铁木真就首次在没有克烈部的支持下单独发动了一次进
① 见[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47、57 页。
② 虽然进攻塔塔儿的日期被金朝的材料所证实——见[375]伯希和与韩百诗译注：《圣武
亲征录》，第1 集，
第195—99 页——但王汗复辟的时间仍有分歧。[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在《成吉思汗：
他的生平和活动》
第48—9 页论证说，王汗的复辟直到1197 年才发生，因而他没有参预1196 年对塔塔儿的
战争。[761]李则
芬：《成吉思汗新传》，第104—05、107—08 页，主张王汗参预了对塔塔儿的进攻，然后
流亡，后来于
1198 年在铁木真的帮助下恢复了权力。按我的意见，王汗的流亡和复辟均发生在1196 年
以前，而不是以
后，不管怎样，他肯定参加了1196 年对塔塔儿人的进攻。
③ [76]《秘史》，第133 节（第62 页）。关于蒙古文化中复仇的重要性，见[64]拉里·
V.克拉克：《<蒙古
秘史>的复仇主题》。
① 这个有些令人费解的头衔，也许来自契丹语。伯希和在[373]《<马可·波罗游记>注释
》中曾详细地加以
讨论，见卷1，第291—95 页。
攻，即对主儿勤氏进行惩罚。主儿勤是他以前的盟友，但他们背弃了参加进
攻塔塔儿的誓言。铁木真彻底打败了他们，处死了他们的首领并收降了幸存
者。这不仅在忠诚与军事纪律方面给了他人一次难忘的教训，而且根除了主
儿勤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子孙。铁木真为自己
完全除掉了仅有的在他之上的蒙古显贵家族（见图表6）
草原诸部的统一
虽然铁木真独自成功地处置了主儿勤氏，而且现在享有独立于王汗的稳
固地位，但在处理较重大的事情方面，他仍需要他的保护者的支持。1199 年，
他们俩联合发动了对西部人数众多但处于分裂状态的乃蛮部的战争。②札木合
表面上与他的安答和解，跟随他们一道行动，他们对付的是两个乃蛮汗之一
不亦鲁黑，他统治着阿尔泰山北坡乞湿泐巴失海子的山地乃蛮部落。乃蛮的
抵抗不久即被摧毁，不亦鲁黑向北逃到叶尼塞河上游。
平地乃蛮部的统治者为太阳汗，他早先拒绝帮助他的兄弟与对手不亦鲁
黑，现在却感到了威胁，并过迟地调集援军去抵挡蒙古与克烈军队的进一步
入侵。胜利者们在凯旋的路上，于杭爱岭南山脚的一条河巴亦答剌黑，与新
的乃蛮先遣部队遭遇。由于双方部队相遇时天色已是黄昏，战斗被迫推迟到
第二天早晨进行。如果《秘史》记载可靠的话，札木合仍然暗地里对他的安
答怀有忌心，他狡诈地劝说意志软弱的王汗抛弃铁木真，让后者单独面对乃
蛮部队。夜幕降临时，克烈人悄悄离去，只是在天亮时，他们的背叛行为才
被发现。然而，阴谋者们的计划并没有得逞，乃蛮援军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料
的那样去进攻铁木真，而是乘正在退却的克烈首领不注意，向他们发起了进
攻。被札木合所抛弃并受到痛击的王汗不得不向他刚刚背叛过的同伴要求帮
助。铁木真派兵援助，成功地把王汗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后者自然对他的援
救者非常感激，并请求原谅。铁木真令人费解地接受了他的道歉，恢复了克
烈的财产和部众，以后双方停止了纷争。
对乃蛮作战之后，铁木真与他的老对手，脱黑脱阿率领的蔑儿乞人进行
了一次短暂的、非决定性的战斗，然后即将注意力转向泰赤乌人。1200 年，
蒙古领袖在王汗的帮助下，进攻了沿鄂嫩河畔的他的近亲，使他们遭受了巨
大损失。他们落到蒙古人手中的首领们立即被处死，剩下来的主要是妇女和
儿童，铁木真把他们分给了他的追随者们。
面对铁木真的不断胜利，又成为公开敌人的札木合，组织了一个以他为
首的对立同盟。1201 年，在鄂尔浑河，12 个部落的联盟授予札木合古儿汗（众
汗之汗）的称号。这些部落包括札答阑、蔑儿乞、乃蛮、斡亦剌和泰赤乌的
残部。札木合计划立刻发动进攻。铁木真得知他的企图后，与他的不太可靠
的老盟友王汗一同去迎战他的对手。随后的战斗在一次遮眼的暴风雨中沿克
鲁伦河展开。在这次战役中，蒙古首领发动了一次决定性的和及时破坏性的
进攻，瓦解了由乃蛮不亦鲁黑汗指挥的对方先头部队。等到札木合与他的部
队赶到战场时，铁木真胜局已定。看到局势已无法挽回，札木合转而进攻他
的被击败并陷入了混乱的同盟军，劫掠了他们，然后向鄂尔浑河逃窜。王汗
② 关于1199—202 年间成吉思汗战争的年代，材料来源中有相当多的混乱。本节的叙述我
采用了韩百诗重
新订正的年代，见[168]《成吉思汗》，第61—6 页。
追赶反复无常的札答阑部，铁木真则集中力量尾追和消灭泰赤乌残部。战斗
最后沿土拉河展开。虽然铁木真在战役中身负重伤，但他仍指挥军队取得了
辉煌胜利。泰赤乌人又一次被击败，他们的领导成员被有计划地根除，泰赤
乌部最终被消灭。
1201 年到1202 年的冬天，铁木真安心于休整部队以预备与可恨的塔塔
儿人作最后摊牌。在战斗的前夜，他向军队发出明确指令，严厉地提醒他们，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杀死塔塔儿人，而不是取得战利品，任何人在战斗结束前
被发现有抢劫行为的，将遭受严厉的惩罚。这次进攻发生在1202 年的秋天，
沿喀尔喀河的塔塔儿人遭到致命的失败。幸存者被赶到一起关起来，而后被
毫不留情地杀死。只有妇女和儿童得到幸免。又一个旧恨得到雪耻：也速该
的仇报了，他的儿子现在已成为东部蒙古的主人。
铁木真名望和权力的迅速崛起需要重新调整他和王汗之间的关系。克烈
部一旦正确地了解到形势的变化，就最终意识到蒙古首领不再是自己的附
庸，而是一个单靠自身意愿就能实现长远目标的平等地位的人。王汗不愿意
与他以前保护的人决战，宁愿寻求妥协。应王汗的要求，铁木真与他在1203
年初在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河畔举行庄严的仪式，重申父子之盟。为使铁
木真作为义子的地位正式化，王汗提议让这位蒙古首领作为他的法定继承
人。这样，老王汗可以在平静与荣耀中度过剩下的日子，而他的野心勃勃的
“儿子”也可及时地继承中部蒙古部众的所有权。
铁木真当即答应下来，但毫不奇怪，这项提议引起了王汗的亲生儿子与
原定继承人桑昆的妒忌。后者试图劝阻他父亲把协议最后定下来，而且吵闹
着反对把他的妹妹察兀儿别乞嫁给铁木真的长子术赤这一早已定下来的协
议。当桑昆的最初规劝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后，他即陷于无处不在的札木合
的影响之下。札木合怂恿桑昆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去保证他合法的继承权。桑
昆认定铁木真必须要被除掉，但没有他父亲的同意，他对采取行动犹豫不决。
因此，他在这一问题上力劝他那非常优柔寡断的父亲，直到为此厌倦了的父
亲让步，至少暂且同意了儿子提出的杀死野心勃勃的蒙古首领的建议为止。
随后，桑昆将其计划付诸实施。1203 年春天，他宣布不再反对他妹妹嫁给术
赤，以引诱铁木真参加庆祝筵席。在那儿，他图谋杀死他讨厌的新“兄弟”。
然而，铁木真在去参加庆祝筵席的路上获知了这一阴谋，并在桑昆的阴谋得
逞之前就逃脱了。
此处这些事件的前后顺序，就各种原始资料而言，有些混乱，但似乎有
理由重新整理为以下的样子。①得到谋害他性命的消息后，铁木真和一些追随
者躲避到喀尔喀河南面的班朱尼（不同的记载为河或湖）。虽然追捕他们的
克烈人力量占绝对优势，但铁木真的部下从来没有动摇过。被他们的忠诚所
感动，铁木真喝了班朱尼的脏水，发誓永远记住他们的坚定与忠诚。他们从
那儿移向邻近的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儿得到数支蒙古部队的支援后，铁
木真向克烈军队开战。蒙古人虽然有望获胜，但死伤严重。也许是仍然占劣
势的缘故，他们沿着喀尔喀河支流撤退。②铁木真在蒙古东北地区度过了夏
① 我对从成吉思汗由桑昆手中逃脱，到数月后他最后战胜王汗的诸事件的描述是以柯立夫
的透彻研究为基
础的。见[72]《班朱尼誓约的史实性》，第378—81、387—92 页。
② 亦见[409]拉契内夫斯基的重新整理，《成吉思汗》，第64—8 页。他论证说，铁木真
在发现桑昆的阴谋
后，首先跑到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儿，他被克烈人击败，然后，他和他的人数不多的
残余支持者们到
天，寻求新的兵员，重新集结力量并且与他指责为背信弃义的对手们进行了
谈判。在秋天，他返回了西部地区，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建立营盘，并
准备与克烈部进行决战。他奇袭了看起来正驻营于南部巴颜乌拉地区某处的
敌人，经过三天的会战，彻底击败了他们。王汗逃跑了，后来死于乃蛮人之
手。他的整个部众被征服并被分配给胜利的军队。
掌握了中部蒙古，即以前克烈部的领地，铁木真即控制了战略要地鄂尔
浑河河谷，这给他的军队提供了通往鄂尔多斯沙漠和中原以及经阿尔泰到准
噶尔地区、并进而向通往西部欧亚草原移民与入侵路线的捷径。①蒙古对王汗
前领地的占领也意味着在乃蛮的东部边界形成了一个新的危险邻居。乃蛮太
阳汗感到了威胁，提议与汪古部联盟，希望吸引后者夹击蒙古人。然而，汪
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识时务地拒绝了他并很快将乃蛮的意图通知了铁
木真。
尽管铁木真的一些顾问产生过犹豫，但他仍坚持与乃蛮开战，并着手按
照十进位制，即按照十、百、千人的单位来组织军队，以迎接即将来临的战
斗。在1204 年5 月，经过适当的萨满仪式祭旗（tugb，秃黑）之后，蒙古军
队开往西面与乃蛮开战。两军在阿尔泰山的南坡遭遇。乃蛮人和他们的同盟
者——蔑儿乞人和斡亦剌人，以及札木合与他的札答阑人——遭到了决定性
失败，蒙古人给其将士们增加了许多新的战利品。
太阳汗在战斗中阵亡，但似乎总是在决战前夜抛弃盟友的札木合，这一
次又故伎重演并暂时逃脱了追捕。他依然逍遥自在，在草原上游荡了好几个
月，才被他的几个追随者出卖并带给铁木真。经过亲自询问札木合行为与态
度后，蒙古首领把他的安答又是背叛者札木合处死了。
班朱尼避难，在那儿进行了盟誓。
① 关于草原历史中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见[318]拉里·摩西：《内亚联盟形成过程的探
讨》，第115—17
页。
成吉思汗与早期蒙古国家1206—1227 年
1206 年的忽邻勒台
虽然蔑儿乞和乃蛮的异己部分仍在继续反抗，森林部落还有待征服，①
但到1205 年，铁木真实际上已经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为了使他的地位正统
化并宣布这个新生的强大联盟的诞生，在第二年，即虎年，召开了大忽邻勒
台。进行这一庄严时刻的地点选在斡难河河源。尽管没有进一步的地理细节
被提供，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宴会是在蒙古人的神圣之山不儿罕·合勒敦
附近举行的。在那儿，他们神话中的祖先，苍狼与白鹿，养育了所有蒙古诸
氏族的奠定者巴塔赤罕。
遗憾的是，没有参加者的官方名单。然而，从《秘史》中保存的，根据
忽邻勒台决议而产生的任命高级军事职务的冗长的名单来看，显而易见，所
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参加了，当然也有铁木真的那可儿和他的近
亲。
大会开始后，第一项程序就是升起铁木真的九游白旗，对草原人民来说，
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举动。白色，也许是受摩尼教的影响，被认为是
游牧民族最吉祥的颜色；而数字九为本土固有传统，自古以来便与好运和其
他魔力联系起来。这样，秃黑（tugb）旗帜的亮出，表明并大肆宣扬了铁木
真的时运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据草原的政治观点所给予他的对“毛毡帐
篷下的人”实施统治权的权力。如果拉施特有关会议程序的记载可以接受的
话，①忽邻勒台然后又授予了铁木真成吉思汗的称号。成吉思汗，通常解释为
“海洋般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享有普遍的统治权力。根据波斯史书的记
载，这一称号被萨满教的首领帖卜·腾格里②公开授予铁木真。于是铁木真正
式即位，接着他对他的种族各异的追随者——以后都被称为蒙古人③——发表
了讲话，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帮助与忠诚的感谢。仪式一结束，成吉思汗就
投入到组织他的领地这一重要事务中。
行政
在1204 年乃蛮战争的前夜，成吉思汗按十进制组建了他的军队，他还建
① 篾儿乞人与乃蛮人各种形式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219 年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① [76]《秘史》，第123 节（55 页）记载说，远在1206 年忽邻勒台之前，铁木真就得到
了这一称号。如果
这是确切的话，后者的会议只不过是重新确认了这一长期保持的称号。然而，我更倾向于
拉施特对这一事
件的描述，这里有两点理由：首先，铁木真在他统一蒙古之后，比在这之前获得这一崇高
称号似乎更合乎
逻辑；其次，《秘史》常常年代错误地使用称号。
② [404]拉施特《史集》第1 卷，第308 页。晃豁坛氏族的帖卜·腾格里，亦以阔阔出而
知名，是铁木真的
一位早期支持者和有影响力的顾问。他于1206 年的忽邻勒台后，在挑拨成吉思汗与他的弟
弟拙赤合撒尔的
不和的企图暴露后不久失宠。在成吉思汗的明令下，这位一度强有力的萨满在一次摔跤比
赛中被蒙古统治
者的另一位兄弟铁木哥斡赤斤杀死。有关这一情节，参看[429]让—保罗·鲁：《成吉思汗
朝的萨满》，第
424—27 页。
③ 即使它的成员包括许多异族的、毫无联系的种族群体，联盟中的领导部落仍然把它的同
一种族
（ethnonym）（已成为有政治色彩的）加于全体之上，这是游牧政策的典型事例。
立了一支私人卫队（怯薛）。最初组建时，这支卫队包括70 人的白天护卫（秃
鲁华，turgha’ud）、80 人的夜间护卫（客卜帖兀勒，kebte’üd）和1000
名勇士（把阿秃）组成的特殊队伍。怯薛作为一个机构，直接出自于成吉思
汗在12 世纪80 年代晚期最初组建的家族统治体制。它的全体成员，像家族
体系的成员一样，从他的那可儿中征募。从编制方面而言，他们既作为护卫
（怯薛歹）兼可汗私人的保卫者，同时又作为照顾他个人需要与照看他财产
的家庭管理者而效力，要区分二者，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在
后者的职能中，怯薛歹履行的职务有管家（扯儿必）、厨师（宝儿赤）、箭
筒士（火儿赤）、门卫（玉典赤）和牧军马者（阿塔赤）。此外，护卫们还
兼管女性随从与小执事诸如牧骆驼者与牧牛者的行为，照管汗的帐篷、马车、
武器、乐器和府库，预备汗的饮食。①
随着成吉思汗权力与财富的继续增长，怯薛的行政与经济职权也自然随
之增长。怯薛从1150 人到1206 年1 万人的大幅度扩充，不仅仅是出于安全
和威信的考虑，更主要是用来满足新生蒙古帝国不断增长的行政需要。而且，
由于怯薛世家体制既提供了个人服务，又提供了运转机构，通过它们，成吉
思汗管理着他迅速增长的属民、领土和经济收益，故而无论他去哪里——去
战斗或围猎，这一体制总是伴随着他。这样，早期蒙古国家的“中央政府，”
实际上是帝国护卫军，处于其统治者选择落脚的任何地方。
这时，成吉思汗还设立了一个新的职务，即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
来监督与协调新扩大的行政体制的活动。他选择了被他家所收养的塔塔儿弃
婴失吉忽秃忽来担任这一职务。大断事官的职责多种多样。根据成吉思汗发
布的命令，他将划分并分配属民，即决定怎样把属民分配给各军事单位与汗
室。正如他的头衔所显示的那样，失吉忽秃忽具有帝国最高的法律权威；与
怯薛中挑选出的成员合作，他将审判所有的恶人，而且被授予掌握犯人生杀
的大权。同时，他被指令制定并维护一部“青册”（阔阔·迭卜帖儿），在
那里面，所有的司法决议，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训言（札撒）都被保存
起来以备用作将来司法判决时的判例。所有有关部众分配的事例也记载在里
面。由此可见，阔阔·迭卜帖儿是一个法典与人口登记的混合物。①
1206 年定期进行登记的方法的采用，很有可能是由于成吉思汗具有远见
的决定所产生的，这一把其本族语言写成书面文字的决定产生于数年之前。
在1204 年，当乃蛮人被击败时，一名服务于乃蛮宫廷的畏兀儿人官员塔塔统
阿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在与这位有学识的俘虏进行长谈后，成吉思汗命令他
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然后教他的儿子们认识新字母。被收养的成吉思汗
的“第五子”失吉忽秃忽肯定是最初掌握字母和用它来写本民族语言的人之
一。塔塔统阿还介绍了印章在官方事务活动中的用法，这也很快被蒙古人所
采用。②
军事制度
成吉思汗在1204 年引进蒙古军队的十进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传统。然
①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4—8 页。
① [385]帕维·鲍查：《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复原及其内容》。[742]刘铭恕：《元代之户口
青册》。
② [653]宋濂等编：《元史》，卷124，第3048 页。
而，它被采用的规模则是空前的。在1204 年所形成的军事单位方面并没有多
少数字可提供。而在1206 年却有一个完整的蒙古军队战斗序列保存在《秘
史》中，1227 年的一个类似名单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③根据前者
的材料，1205—1206 年乃蛮人被打败和所有其他部落随之投降之后，成吉思
汗以他可利用的极度扩充的有生力量组建了95 个千户（敏罕）。在此之上还
要加上10 个千户组成他的私人护卫军。1227 年成吉思汗去世时的数目则表
明从蒙古诸部征调的千户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总数129 个。这些军队几乎不可
能长期维持名义上的兵力，但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成吉思汗军队的纯蒙古成
分的兵力在10.5 万与12.9 万之间。随着蒙古人的领土扩张，同一制度又被
强加于属民——草原游牧部落和定居民——身上，到13 世纪中叶，蒙古军队
的数量，虽然在任何地方没有被记载，但肯定是1206 年或1227 年数量的好
几倍。
千户，而不是更有名的万户（土绵），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基本军事单位。
当需要增加时，10 个千户会联合组成一个临时的万户。其中一个下级千户的
指挥官被任命为这一更大组织的指挥官，而同时，他又继续指挥他自己的千
户。看起来，成吉思汗所有的将领都永久地作为千户长（那颜，蒙古语noyan，
复数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军队时，也还是如此。大部分
指挥官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其家族成员，由于这个原因，军队许多最高级长
官都拥有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类似乎不太重要的头衔。
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蒙古军队的成功依赖于它的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和
听从调遣。他们没有超人的技术优势，也没有秘密武器。所有的游牧军队都
天生机动灵活，但没有一个像成吉思汗的军队那样纪律严明。据我们所知，
成吉思汗的训言（札撒）似乎主要是关于军队纪律方面的。残存下来的片断
表明，对不服从命令的处罚是严厉的，而且军事单位共同对其单个成员的行
为负责。
指挥官在战场上有效地协调大兵团运动的能力是蒙古军事机器的另一个
明显证明。这一听从调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时期经常性的训练，通常以各军事
单位加入的大规模狩猎为形式。这也有纪律方面的因素。蒙古战地指挥官被
要求严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行事。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能够在指定的
时间和正确的位置出现，它的指挥官就会立刻被处罚，不管提供什么借口也
无济于事。①
蒙古军队除了它的首要任务之外，还有重要的行政职能。在1204 年和
1206 年产生的千户的全体成员包括服兵役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与奴隶。每
一个千户既是一个军事单位，又是同一官员那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个组
织。十进位的建置给成吉思汗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暗中破坏部落的权力与忠
贞，并在一定程度上用军队纪律和团结一致来取代它。以前的对手诸如塔塔
儿、克烈或乃蛮之类作为部落群体被有计划地破坏了，并被零散地分配给混
合千户或者是分散成为由其他人组成的千户的属民（孛斡勒）。只有表现忠
诚的旧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许组成他们自己的同一种族的千户。例如，弘吉刺
人被允许以一个部落组成千户，以他们自己的首领为长官。但即使在这种情
③ [76]《秘史》，第202 节（141—42 页）；和[404]拉施特：《史集》，第1 卷，第39
9—13 页。
① 有关蒙古军队的武器、训练与纪律，见[463]丹尼斯·塞诺尔：《内亚的战士》和[465
]丹尼斯·塞诺尔：
《论蒙古的兵法》。
况下的部落，不论它忠诚的纪录如何，也只是被束缚在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下
并服从于严格的军事纪律。千户，既是军事动员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控制
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体系
在13 世纪初期，蒙古人精心制造了一个思想体系，不管怎样，他们自己
满意的是，这使成吉思家族的统治权合法化并为他们的扩张政策进行辩护。
虽然这一体系肯定到13 世纪40 年代已经定型，但这些原则被最初表达并传
播的确切时间还不清楚。不过，似乎有理由认为，在1206 年，成吉思汗和他
的顾问们在他称汗时已经注意到了称汗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虽然蒙古意识形
态的其他部分也许是后来被加上去的，但在这个时候概括整个思想体系是非
常适宜的。
蒙古人的主权概念，像许多其他欧亚民族一样，植根于神圣的王权观念。
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由天神即草原游牧部落的主神长生
天（蒙哥·腾格里）授予一位地上首领。作为天神选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
到长生天的保护和扶植，后者保证他军事与政治冒险的永久成功。这样，伴
随他夺得权力的鸿运就成为天意的表明。死里逃生、危险的及时警告和战场
上出乎意料的胜利，都被用来证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前面提
到过的他的九游白旗，也标志并肯定了他的好运和由此而产生的统治君权。
由于成吉思汗控制了鄂尔浑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铭文中称为于都斤山的周
围山脉，控制了东部草原所有的以前游牧政治中心地区，故而他更加自负。
根据蒙古地区以前的突厥传统，好运（qut）和君权与对这些神圣山脉的占有
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确实，蒙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圣山不儿罕·合勒敦，在
那里他们的汗必须驻留，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成吉思汗选择帝国首都的地点
时，他选择了位于于都斤山心脏地带的哈剌和林，这可能是为试图利用这一
地区固有的好运并动摇游牧世界的观念。①
授予成吉思汗并随后传给他的继承人的君主权力在特点上是世界性的。
在发动战争之前，蒙古人习惯于向其邻国发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们宣布有
权，如果不是义务的话，将全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边界之外的所
有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国家都被要求
毫不犹豫和毫无疑问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权。因为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扩
张是由神核准的，所以，任何拒绝投降的人都会由于阻挠了神意而遭受最严
厉的惩罚。①
天命与一统天下的主张在众所周知的中国政治原则中也有反映，但在蒙
古人整体观念中可以找到完全与突厥人类似的观念。虽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汉
人影响，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进的这些观念，不论其原始出处如
何，均是通过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儿人作为媒介传入的，而后者对蒙古国家
① 成吉思汗于1220 年指定哈剌和林作为他的首都，但直到窝阔台时期的1235 年才开始营
建都城，见[653]
《元史》，卷58，第1382 页。
① 有关蒙古人意识形态的开拓性研究是[529]埃里克·沃格林的《1245—255 年招降欧洲
君主的蒙古令旨》。
亦见罗依果的重要文章[395]《论成吉思汗的帝国思想基础》。
在其形成年代时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②
早期的征服
除了帮助加强和巩固成吉思汗对东部草原地区的统治外，1206 年的忽邻
勒台还制定了各种新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计划。会议结束后不久，蒙古人发起
了肃清不亦鲁黑汗及其追随者的战斗，这导致了乃蛮的灭亡。
第二年，即1207 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往南西伯利亚的森林诸部。他的
招降命令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贝加尔地区的斡亦
剌以及其他森林部落均不战而降，并向他们的新统治者进献了皮毛、猎鹰和
骟马等贡品。随着他们北部边界的安定和即将开始的新的征兵，蒙古人现在
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直接转向他们南边的邻居了。
到1207 年，已出现金朝边界防卫体系开始被破坏的明显迹象。女真人没
有能够阻止草原各部在蒙古推动下的统一，而且他们在戈壁地区的主要守护
人——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公开与成吉思汗进行了谈判。主因（汉语
为乣）为居住在敏感的金—党项—汪古边界地区的一混合种族，他们经常充
当金朝的军事辅助力量。当他们起来反抗其领主，抱怨不平等的待遇时，女
真人的边界问题就更加恶化了。女真人确信汪古部首领为骚乱的中心，于是
刺杀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希望汪古王族的一名忠于金廷的成员能代替他。
然而，他们的计划没有奏效，其继承人，被杀害的君主的一个侄子，立即与
女真人决裂，并正式承认了蒙古的宗主权。①
由于控制了有战略意义的汪古领土，成吉思汗现在既能够对金朝、又能
够对西夏的党项人王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决定首先征服西夏，在此之前他
曾于1205 年和1207 年对其领土进行过试探性进攻。一支大军集结起来，向
南进军，于1209 年春末进入党项人的领土。在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下，蒙古
军队击败了西夏的边界守军，一直推进到西夏的首都、靠近黄河的中兴府（今
宁夏银川），并于10 月包围了它。当正面攻击证明无效后，蒙古人试图引黄
河水淹没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然而，他们的计划在执行中出现失误。黄河平
原的灌溉渠水冲破了堤坝，在淹没西夏首都的同时也淹了蒙古人的阵地。面
对意想不到的变化，双方决定寻求结束敌对状态。1210 年1 月开始的谈判达
成了一项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党项君主向蒙古人称臣，保证派军队支
持蒙古人今后的军事行动。作为回报，成吉思汗解除了围困，并从西夏领土
撤回了他的军队。随后，提高了威信的蒙古大汗带着新妻——一位党项公主
返回了草原；他的军队首次打败了一个强大的定居国家的军队。
返回家园不久，成吉思汗接受了另外两个定居民族畏兀儿人和哈剌鲁人
的投降。然而，这次，他们的降服是自愿而不是被迫的。畏兀儿人长期作为
哈剌契丹王国（以准噶尔地区和斜米列奇为中心）的属民，在他们宗主的压
迫统治下，多年来已变得越来越不满。1209 年，畏兀儿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
下发动了叛乱，杀死了驻在他们首都的残无人道的哈剌契丹政府官员。为了
寻求蒙古人的保护，畏兀儿君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立即向成吉思汗表达了忠
② 关于与突厥类似的观念，见[158]彼得·B.戈尔登：《西欧亚大陆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
的政治组织和国家
观念》。
① [42]保罗·D.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3—8 页。
诚和服从。后者很高兴，命令巴而术带着适当的贡品亲自来蒙古宫廷。因为
成吉思汗正在进攻党项，耽搁一段时间后，畏兀儿君主终于有机会在1211
年春天到克鲁伦河畔朝觐了成吉思汗。作为第一个自愿加入帝国的定居国家
君主，巴而术被认作成吉思汗名义上的“第五子”，而且排在归顺诸国国王
的首位。①排在第二位的是哈剌鲁人阿儿思兰汗，他是伊犁河谷的一座城市海
押立的君主，他的入觐在巴而术之后。与畏兀儿人相似，阿儿思兰汗当机会
来临时，摆脱了哈剌契丹的统治，自愿更换了主人。
二者都向蒙古军队贡献了附属军队，但重要的是，为数众多与文明发达
的畏兀儿人为他们的新主人提供了一批熟练的行政管理和办事人员，他们曾
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所重用。蒙古人对畏兀儿人这种性质的服务的严
重依赖导致了蒙古人在官职设置、财政制度和政治原则上大受突厥影响。
对金朝的最初进攻
蒙古人的下一个对手金朝，拥有一支庞大的和训练有素的军队，但他们
对军队的需求也是极为广泛的。在西部，他们卷入与党项人的边界战争；而
在南部，他们面临着南宋，后者从未放弃重新占领北方的企图。就在1206—
1208 年间，金宋发生了冲突，虽然金朝获胜，但它南部的边界安全仍是一个
需要关注的焦点。
完全了解了金军的部署后，成吉思汗于1210 年对他的敌人采取了第一个
敌对步骤，即与金廷断绝了朝贡关系（约从1195 年开始）。然而，他推迟了
军队的实际进攻，直到次年征服了西夏。没有了其他的直接敌人，现在成吉
思汗能够集中力量进攻他最强大的近邻金朝了。①蒙古军队于当年年初从克鲁
伦河出发，春季到达了汪古部领地，他们利用那里作为即将发起的入侵的出
发地。全军的中路军和左翼即东翼军由成吉思汗率领，沿金朝北部边界攻占
了许多城堡，其中包括通往首都中都（今北京）大门的关键要塞居庸关。金
廷向他们遭到威胁的边界派出了大批援军。但他们在北上途中被各个击溃。
金朝的防御由于这些失败而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蒙古军队的小分队能够抵
达并掠夺中都的近郊地区。同时，蒙古军队的右翼即西翼军在成吉思汗的儿
子们率领下在西面进入山西，攻陷了一些城市，蹂躏了农村，更重要的是牵
制了敌军。当1212 年初撤退的命令下达后，两面的蒙古军队撤回北方，放弃
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他们所占领的金朝领土。所有能掌握的资料均表
明，1211 年的战争的直接目的在于掠取战利品和获得情报，而不是获取土
地。②
金朝军队迅速重新占据了他们的边界地区，以准备迎战下一次进攻。1212
年秋季，蒙古人返回来，又开始进攻女真人的外围守军。诸要塞如居庸关再
一次被攻克，而且这是在1213 年，成吉思汗把任务交给其附属部队后完成
的。一旦边界防线被突破，蒙古人即迅速向南推进，比以前更加深入金朝疆
土。他们到达黄河北部的农耕地区对，军队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别破坏山东、
① 有关这一情节，见[13]托巴斯·T.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第246 页—248 页。
① 有关对金朝的战争，见[301]亨利·D.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

② [76]《秘史》，第248 节（第184—85 页）；[227]札奇斯钦：《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
贸易往来与冲突》，
第198 页。
河北和山西。一些城市被占领并遭到劫掠，但通常蒙古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开
阔的农村，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们都绕开坚固的据点。
到1213 年末，蒙古军队已严重破坏了金朝的心脏地带，开始撤回北方。
但是这次他们保留了对所有重要边界通道的控制，并留下一支军队包围中都
以进行封锁。包围城市的努力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但是惊恐的金朝皇帝不得
不遣使求和。他向蒙古人提供了许多贡品——金、丝和马——作为结束敌对
状态的回报。蒙古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并且按约于1214 年春天解除封锁。金
廷由于这次经历而失魂落魄，他们利用这次解围的机会撤离中都，转到开封；
1214 年夏季，他们以开封作为新都。
当成吉思汗在秋末得到金朝皇室逃离的消息后，他立即下令他的军队返
回不久前包围过的城市。由于守军的顽强抵抗，通过猛烈攻击占领中都的企
图没有成功。最后，成吉思汗于1215 年1 月来到中都战场，亲自指挥进攻。
当蒙古人显然已阻挡住金朝的援兵时，守城军队的士气开始瓦解，这座城市
于5 月底向围攻军队投降。在被占领后的几个星期内，都城被有计划地洗劫
而且部分地被大火焚毁。在他的直接军事目的完成和对大量战利品进行适当
登记后，成吉思汗离开中都回到蒙古，并且在被占领的金朝疆土上留下了守
军。
然而，都城的陷落并不是金朝所遭受的惟一严重挫折。1212 年，蒙古大
将哲别横穿辽河流域，到接近本年年底时，暂时占领了金朝的东都东京（今
辽阳）。这座城市的失陷又是一次惨败，反过来还促成了另一居于东北的民
族契丹人的普遍叛乱。自从他们自己的辽王朝在1115 年（译者注：应为1125
年）灭亡后，他们一直不愿意作金朝的臣民。乘着其对手不断溃败的机会，
蒙古军队于1214 年成功地进攻了辽河两岸的金朝据点。东京于1215 年再次
被占领，随后成为契丹叛乱首领耶律留哥的主要根据地，他现在已正式向蒙
古称臣。①到下一年为止，女真人故乡东北的大部分已落入蒙古人之手。（见
地图25）如果此时蒙古军队集中进攻，也许会使金朝完全崩溃，然而，在西
域所发生的事件不久将会使成吉思汗花费近十年的时间率领蒙古军队主力向
西发动一系列的进攻。
西征
蒙古人进入西域开始于1208 年，当时，他们组织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去
对付叛离的蔑儿乞与乃蛮部民组成的联盟，后者在西蒙古额尔齐斯河上游建
立了一个行动基地②（见地图26）。蒙古军队摧毁了叛乱，杀死了他们的首
领、成吉思汗长期的敌人脱黑脱阿。残余的蔑儿乞人逃到畏兀儿领地，后又
来到钦察草原，而乃蛮余部则逃入哈剌契丹即西辽的领地。后一群人的首领
是屈出律，他的父亲太阳汗在1204 年与蒙古人作战时阵亡。
屈出律逃难时，哈剌契丹王国正忙于与占据西突厥故地和呼罗珊大部分
地区（阿富汗和伊朗北部）的一个穆斯林国家花剌子模进行争斗。乃蛮首领
在一段时间内混水摸鱼，最后与哈剌契丹君主结盟。不久，他成为国王主要
① 关于契丹人反抗金朝的起义，见[225]札奇斯钦：《契丹反对女真压迫的斗争：游牧与
农耕》。
② 巴托尔德详细论述了西征，见[29]《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55—57 页
；[380]I.P.彼得
鲁合夫斯基：《1219—224 年蒙古军在中亚的远征及其后果》。
顾问并且利用这一受信任的职位于1211 年攫取了哈剌契丹王国的权力。日趋
衰落的西辽帝国在屈出律强有力的领导下迅速得以恢复。他迫使花剌子模沙
摩诃末撤回到锡尔河上游地区，并且于1213—1214 年将其统治权力扩张到了
塔里木盆地占优势的穆斯林居民那里。
乃蛮篡位者的成功开始引起成吉思汗对西方的注意。正当此时，蒙古统
治者在中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了算端摩诃末耳中。1215 年，花剌子模沙派出一
个外交使团到达中国北部成吉思汗处，以探听这支东方新生力量的消息。成
吉思汗热诚地欢迎了使团成员，表达了与他的西方邻邦建立和平关系和商业
往来的愿望。为了这一目的，成吉思汗派出使团回访摩诃末，使团于1218
年春季到达花剌子模。谈判开始了，几天以后，算端同意签订一项与成吉思
汗建立和平与友好关系的条约。然而，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久就由于发生
在锡尔河上游的一个花剌子模城市讹答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而突然结束了。
条约签订后不久，这座城市的首领显然得到了算端的默许，杀死了一支
蒙古人组织的庞大贸易商队的成员，夺取了他们的货物。作为对这一事件的
反应，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一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沙，要求惩罚犯罪官员、归
还被没收的货物。由于难以确知的原因以及对蒙古人的了解有限，摩诃末断
然拒绝了这些要求，而且轻蔑地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蒙古统治者被这些
暴行所激怒，开始准备发动战争。
在对付他的新敌人之前，成吉思汗不得不完成对其他两个前线的行动。
首先，在北方，森林部落斡亦剌、秃麻和吉利吉思的叛乱不容忽视。叛乱开
始于1217 年而且不断扩散，直到1218—1219 年冬天，术赤率领蒙古军队的
右翼才到达南西伯利亚并迅速平定了叛乱。①其次，在东突厥斯坦必须清除屈
出律与哈剌契丹。这一地区的进攻在哲别的领导下开始于1216 年，他受命毫
不拖延地解决乃蛮人，并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使命。到1218 年底，屈出律被杀，
通向花剌子模地区的哈剌契丹领土也被蒙古军队所占领。
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线既已安全，成吉思汗随即沿额尔齐斯河集结起一支
庞大的军队。由蒙古正规兵和从属国征集的大批附属部队组成的大军于1219
年夏天向花剌子模进发。主力军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向锡尔河南部敌人的人
口中心区进发，而一支掩护部队贝在术赤的率领下进入锡尔河北面的草原地
带，在那里与那些和花剌子模统治家族关系非常密切的游牧部落钦察和康里
交战。摩诃末与他的将领们的建议相反，并没有与入侵者在开阔地带交战，
而是用他数量上胜过蒙古人的军队去守卫王国的各重要城市。虽然这些决定
或许葬送了他获胜的任何机会，但还是迫使蒙古人陷入了一系列费时的和破
坏性的围城战。讹答剌、花剌子模、也里和撒麻耳干的陷落都是特别的流血
事件，在那儿，蒙古人驱使解除武装的战俘冲向严密防守的城墙，为他们的
攻击部队提供“人障”。而且，一些曾被攻陷的城市起来反抗他们的新主人
并被重新征服后，又扩大了屠杀的范围。在这些城市中，野蛮的报复行为正
式以集体处决的方式降临于人们身上。
当摩诃末得知他的战略失败后，惊慌失措地逃到了里海中的一个岛屿
① [76]《秘史》，第239 节（第173—74 页），错误地将术赤对森林诸部的战争系于120
7 年。对《秘史》
年代混乱的考释，见[372]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第1 卷，第5、57 页（注39）、
第60 页（注58）。
上，他于1211 年前后死在那里。他的儿子与继承人札兰丁用他所支配的少量
军队继续进行不懈的抵抗。为了追赶强有力与劲头十足的札兰丁，一支蒙古
分遣部队追踪他，从伊朗北部穿过阿富汗斯坦进入了印度，然后又回到伊朗
和哲儿拜占。虽然在蒙古人的打击下，札兰丁总是能设法逃脱追捕，但是英
勇顽强并不能长久地拖延花剌子模国的灭亡。到1223 年，突厥斯坦和呼罗珊
已被征服，蒙古守军和镇守者（达鲁花赤）被安排在所有的城市。尽管札兰
丁的事业已毫无希望，但他拒绝投降，仍继续他徒劳无益的抗战，直到1231
年他死于曲儿忒匪徒之手。
随着花剌子模境内有组织的抵抗结束，蒙古人开始着手准备他们下一步
的一系列远征。速不台和哲别这时正在与谷儿只和哲儿拜占作战，他们请求
允许他们越过高加索山去进攻钦察人，成吉思汗立即答应了。这样，在1221
年，速不台发动了对欧亚草原西部的著名远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武力侦察。
他率领着由三个万户组成的一支军队进入了南俄罗斯草原。1223 年春末，他
在喀剌喀河（一条流进黑海的小河）战役中击败了斡罗斯诸王公和西部钦察
人组成的联军。接着，速不台向西武力搜索斡罗斯诸公国直到第聂伯河，而
后才折回向东，在与伏尔加地区的不里阿耳进行了一次短暂交锋后，于1224
年返回蒙古西部。获得必要的情报后，术赤受命发动一次后续战争以使西部
草原纳入蒙古版图。
成吉思汗在此同时从突厥斯坦撤出了他的大部分军队，1224 年夏季他到
达额尔齐斯河，1225 年春季到达蒙古中部。回到家乡后，他计划发动另一次
战役：1223 年党项君主在没有通告的情况下，撤回了他支持蒙古对金战争的
军队。蒙古统治者决心严惩这一不忠行为。
木华黎的对金战争
当成吉思汗在1215 年底或1216 年初到达克鲁伦河时，蒙古对金的进攻
暂时减少了，但并没有停止。成吉思汗最能干和最受信任的将领之一木华黎
继续努力清除辽河流域的女真军队，1216 年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占领这一
地区的主要城市后，木华黎于1217 年秋回到蒙古向他的主人报告。出于对他
战绩的满意，成吉思汗赐予他“太师国王”的称号，并且任命他为统帅，以
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去夺取仍在女真人手中的中国北方领土，即太和岭以南的
土地。
木华黎于同一年回到南方，在中都（此时改名为燕京）和西京（今大同）
建立起军事指挥机构。他控制下的军队包括蒙古左翼军的2.3 万人，扩编的
由7.7 万名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组成的附属军队。后者在与金朝战争的早
期，不是投降就是叛逃到蒙古人一方。蒙古人在政策上鼓励和奖赏这些背叛，
而且效果令人满意，大量金军指挥官，特别是那些非女真族的指挥官，带着
他们整个的军队投奔过来。正是这些起关键作用的附属军队的扩充，占去了
木华黎可使用军队的3/4。这使蒙古人甚至在占他们军队大部分的中军和右
翼军从中国北部撤出进行西征后，也还能对金朝保持不断的压力。①
① 黄时鉴仔细地计算了木华黎能够使用的军队的数目，见[847]《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
》。对战役的叙述，
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第45—5 页；以及[301]马丁：《成吉
思汗的兴起》，
第239—82 页。有关1217—225 年蒙金战争中宋朝的作用，见[379]查尔斯·A.彼得森：《
旧幻想与新现
在新战役的初期，木华黎从中都和西京发动了一场三路的攻势，企图从
金朝手中夺取山西、河北和山东。率领中军主力推进到河北的木华黎，不久
就遇到强烈的抵抗。他不得不用直接进攻的方式夺取城市，这使双方都损失
惨重。而有时花费这样高的代价所夺取的城市又失掉了，不得不再次攻取。
虽然进展非常困难，但木华黎仍缓慢推进。到1218 年，在留下金朝叛将张柔
巩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战果后，木华黎又将注意力转向山西。
太原位于山西西北部，是金朝西北面的战略堡垒。在太原于10 月被攻陷
后，蒙古人得以稳固地向南推进。到1219 年底，只有山西最南面的狭长地带
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外。木华黎于是又回到河北中部，并在1220 年的夏秋两
季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残余城市。包括大名要塞的投降。此后，他推进到山
东西部，于十月未经战斗而占领了重要城市济南。
由于金朝在南方的错误军事卷入，使1220 年蒙古人进展顺利成为可能。
1217 年，在与蒙古人战斗的间歇期间，金朝皇帝愚蠢地同意对宋开战，因为
三年前宋朝中止了对金廷的朝贡。从1217 年到1224 年，每年由金朝发动的
一系列进犯虽然常常在局部获得成功，但他们从未获得绝对胜利。宋朝尽管
在开始时遭受挫折，但仍拒绝谈判，他们继续抵抗，在1219 年夏天甚至在汉
水流域一度设法击溃了金军主力。
金朝分散兵力的作法显然得不偿失。从宋朝得到的疆土无论如何也不够
补偿他们在北方丢给蒙古人的土地。而且，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明显破坏了
他们对付木华黎军队的能力。然而，金朝毫不畏惧，在1220 年，他们征集了
一支新军，准备进行反击以重新获得他们损失的一些地区。新军刚组建起来
即进攻山东东部，在那里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汉人起义（红袄军），这很快
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一当木华黎得知了这支新军的存在后，他立刻在
1220 年底从济南移师南进，在离开封不远的黄河南岸的一个浅滩黄陵冈对其
发动了进攻。他以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敌军，而且由于这次成功，蒙古人扩
大了他们的控制地区，占领了除山东东部和陕西之外的黄河北岸金朝的大部
领土。山东东部仍在红袄军手中；陕西则仍在金朝的统治之下。
在任命汉人叛将管理投降地区之后，木华黎回到北方，沿路进行扫荡。
同时，金廷由于反攻失败，派出了一个由乌古孙仲端率领的使团来到西部成
吉思汗处，商讨可行的和谈条件。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王”的称号，
这样就承认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须撤出陕西。然而，金廷认为过
于苛刻，所以敌对状态仍继续存在。
在1221 年中期，为了向金朝重施压力，木华黎在陕西和甘肃东部发动了
一次巨大攻势。在首次越过鄂尔多斯之后（这得到西夏军的默许，西夏还提
供了为数5 万人的附属军队），木华黎于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陕西
北部和中部的许多重要城市。到1222 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将领之一蒙古不
花指挥在陕西的进攻，而他自己则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一地区阻挡金朝
的一次新的反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蒙古人占领了河中和沿黄河的其他设
防城市。但在陕西，蒙古不花却由于金军广泛的封锁行动而陷于困境。甚至
在木华黎和他的军队于1222 年秋季返回之后，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长安
和凤翔等许多重要城市投降。而在这紧要关头，西夏军队的突然撤回更进一
步削弱了蒙古人的军事力量。由于进攻力量大大削弱，木华黎在1223 年初解
实：1217—234 年宋的对外政策》，第204—20 页。
除了对凤翔的包围。在对西夏边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报复性进攻后，他回到
了山西，在那里不久就病倒并去世（在3 月或4 月）。
去世的指挥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带孙代替，但是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已减。
金朝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立刻结束了与宋朝敌对状态，将其军队撤回到山西
南部，收复了以前丢失给蒙古人的一些领土。红袄军在与其结成松散联盟的
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这一形势扩大了他们在山东的统治，而且短暂地占领
了河北的部分地区。后者的行动促使武仙的突然叛变。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
古人的原金朝将领，1225 年，他又一次转变立场，这一次，他将其命运与宋
朝联系在一起。面临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决定对付反叛的党项人，蒙古人
在以后的几年中，只得满足于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对中国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蒙古人绝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习惯，
而且很难依靠自身能力从事复杂的定居社会的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吸收
大量的熟练专家，尤其是那些有着行政管理和经商经验、愿意帮助蒙古人管
理和剥削其统治下的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人。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
汗即开始组织由这样的专家组成的骨干，这些专家来自契丹和汉人官员，由
于种种原因，他们抛弃金朝的职位而投奔了蒙古人。①到1211 年发动对金作
战为止，成吉思汗的身边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又非常
熟悉中国北部情况的顾问。
随着蒙古人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势头，叛投者的人数也显著增加。汉人官
员在第二次波动中数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现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阵
营中效力。没有进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员按惯例都保留了他们管理县和州
的旧有职位。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维持秩序，征调本地区的人力物力，为蒙古
人的军事机器服务。
改变立场的汉人和契丹人军事将领参加了进攻金朝的战争，他们或者独
立作战，或者与蒙古军队联合作战。这些将领由成吉思汗或后来的木华黎批
准任职。他们得到汉式或蒙古式的官职，被授予权力的符牌（蒙古语：gerege
或baisa，汉语：牌子）以作为他们新地位的一种标志。
为了协调军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鉴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
行台中书省（译者注：应为行台尚书省）。这类机构原来是金朝政府的最高
行政管理机构尚书省的分支机构，最早于12 世纪初组成，它们简称为行省，
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领土以及后来受到进攻威胁的边界地区。其负责官员，
也被称为“行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被授予全权，而其管辖范围与金代正
式的路（下面分为数州）相当。
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这种制度以适应其需要。1214 年，建立了第一个行
省，其首领为蒙古将领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后，1215 年，契丹人石抹明
安被任命为燕京（中都）“行省”。1217 年大规模战争重新爆发后，迎来了
汉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汉人首次被任命为“行省”。
像他们的金朝对手一样，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职后也获得了处置
全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武将，既然被授予重要职务，在被任命之前就都
① 在准备这一节时，我主要参考的是[391]罗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
要仔细地筛选。虽然“行省”这一职务至少在表面上与蒙古习惯相异，但它
被有效地纳入了蒙古社会政治体系。①被任命这项职务的汉人或其他族人被授
予一种适当的军衔，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被任命担任护卫军中的职务。这
样，他们成为成吉思汗或他属下的国王木华黎的伴当（那可儿）。为了确保
他们的忠诚，这些官员的儿子们被留在各种怯薛中作人质。这样，一个汉式
行省，就其军政合一的权力、正式的军衔和与汗廷关系的程度而言，大体上
相当于千户（敏罕）或万户（土绵）的高级蒙古指挥官（那颜）。
由于蒙古统治体系中的忠诚纽带是高度个人化的，所以任何种类或重要
的官职通常均为世袭的。“行省”也是这样：儿子继承父亲，时间一长，行
省辖区即变成私人领地。从长远角度而言，这种“封建化”进程会带来蒙古
宫廷所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但在短期内，它是巩固对中国北部新征服地区统
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统治中国的蒙古行政管理体系顶点上的是统帅木华黎。他无疑听命
于成吉思汗，但从总体而言，他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力。一位宋朝使臣赵珙曾
于1221 年访问过木华黎的营帐，他把他同中国的皇帝相比，虽然他知道木华
黎实际上并不是最高统治者。②当然，没有其他蒙古指挥官像“国王”那样，
被赋予如此多的权力和行动自由。
在长期与金朝作战的过程中，木华黎自然也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的一些
方面。据赵珙记载，“国王”的衣着和服饰是中原式的，他营帐中所采用的
宫廷礼节也同样如此。而另一方面，赵珙记载说，在木华黎的营帐中，妇女
地位很突出，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人喝酒和交谈。所有这些均证实了蒙古社
会习惯的影响与存在。①毫不奇怪，自13 世纪前半叶发展起来的蒙古对中国
北部的统治制度，是由汉人、女真、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
社会习惯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结合体，这是自汉朝灭亡以后，沿中国草原边
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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