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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剑桥中国史 第三卷 辽西夏金元 下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5:48:58 2004)

蒙古在中国北部的政策
蒙古对金的战争造成了普遍的破坏、杀戮和社会混乱。他们用蹂躏乡村
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要遭受严重伤亡和穷困。花剌
子模沙摩诃末的一位使臣，在1215 年中都投降后不久来到该城，在那里他遇
到了非常可怕的场面。他记载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围地区，几天里的所到之
处都布满了死人的尸骨，而且，由于大量尸体没有被掩埋，瘟疫传播，造成
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随行人员亦未能幸免。②由于1217 年后汉人官员大量进
入蒙古政府部门，特别是说服木华黎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对生命与财产肆意破
坏以后，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善。不过，在整个13 世纪20 年代，中国北部
仍然是一个动荡的战争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数一直居高不下。
① [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第128—132 页。
② [598]赵珙：《蒙鞑备录》5b；[164]E.海涅什、姚从吾编译：《<蒙鞑备录>与<黑鞑事
略>》，第35 页（以
下简称海涅什编译本）。
① [598]赵珙：《蒙鞑备录》，13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79 页。
② [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335—336 页；[313]拉弗梯译
本，第2 卷，第965
页。
那些在军队屠杀、瘟疫和饥饿中幸存下来的人和处于蒙古行政统治之下
的人都面临着许多新的磨难。蒙古人从他们立国之日起就总是苛刻剥削他们
的臣民。臣民的主要义务之一是提供附属部队以支持蒙古人的进一步扩张。
由于围城和封锁对蒙古人来说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汉人军
队被迅速征集起来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汉人军队中，有些是在他们的长官
率领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则是由在新政权下保留原职的金朝官员从
平民中新征募来的。到1213 年，已有汉人军队被用来对金作战，他们被称为
汉军或黑军。这些军队在战争期间稳定地发展起来，到木华黎去世时，在数
量上已大大超过了蒙古军队。
除了军事征兵外，汉人还被迫为他们的君主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劳
役。窝阔台时代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在蒙古国家包括中国北部在内的定居
地区存在着统一的赋税征收制度。虽然有关1211—1227 年期间金统治区内情
况的资料很少，但看来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战争频仍地区一样，只要需求增
加，他们就从臣民那儿征收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赋税征收只是一特定的
没有规范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战争的应急需要而实行的一系列无止境
的极度征用与勒索。①通常，蒙古人按种类征收实物赋税，像谷物、布匹、坐
骑和武器（或者能制成武器的金属制品）等。在这一时代，所有国家义务—
—不管是兵役、劳役，还是各种赋税或金钱——都用alba khubchiri“差发”
一词概括。中国北部人口中，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赋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
类人是宗教人士。1219 年，禅宗和尚海云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项免税许
可，1223 年，蒙古宫廷又把这项特权授予道教长春派，后来，又授予其统治
区内其他主要宗教集团——回回、基督教徒等。②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1217 年汉人在行政机构中影响增长后，中国北
方的严峻情况稍有缓解，并开始进行重新建立毁坏的设施、恢复农业和复兴
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尝试。但这些努力只是局部性质的，从来没有得到蒙古统
治当局的积极支持。这种情况直到金朝最后灭亡与13 世纪30 年代初期和中
期耶律楚材改革时才得到重大改善。
征西夏与成吉思汗之死
当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时，他曾向党项人征兵，但由于党项人违背了
以前的誓约，所以要求没能实现。数年以后，党项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为
了恢复与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派出军队帮助木华黎从金朝手中抢夺陕西的地
盘。但在1223 年年初，政策又发生逆转，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这些军队，
这反映出西夏宫廷的严重分裂状态。一个属国的这样反复无常的行为既是一
种军事威胁，又是一种对蒙古人声望的挑战，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让党
项人作出解释并使他们永远保持协调一致。
为了试探西夏宫廷的态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进一步分裂，成吉思汗于
1225 年春提出一项建议，给党项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国臣服一次最后的机
会：他们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须立即给成吉思汗的宫帐送去一个儿子作人质，
① [653]《元史》，卷153，第3609 页，记载刘敏于1223 年被任命负责燕京（中都）地区
的税收。这也许
表明一个更有序和熟练的征税体制在这时已被引进某些固定地区。但在13 世纪30 年代的
财政改革之前，
总起来说，还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中央控制下的统一有序的税赋征收计划在中国北方存在。

以担保他以后的忠诚。但是，西夏没有对这项建议给予答复，而且在1225
年秋季，他们与金朝签订了和平条约，这就更加触怒了蒙古人。①战争于是不
可避免了。
与1209 年快速进攻中兴府的入侵不同，1226 年的战役有着预定的目标，
即征服或摧毁西夏王国的西部地区以使其都城、宫廷与王国的其他地区隔
开。1226 年春天，蒙古人由进攻党项人在戈壁西部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哈剌
和卓——马可·波罗称为亦集乃，汉人称为黑水——开始了战争行动。不久，
那里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军队向南进入甘肃走廊，进攻肃州城和甘州城。
到夏末，这两座城池均被攻陷，肃州且被屠城。成吉思汗在位于附近群山脚
下山脉凉爽的大帐指挥了这两场战役，现在他重新组织军队，一部向西进攻
瓜州，其余的则向东进攻西凉。后者为西夏王国的主要城市之一，于7 月不
战而克。随后，因获胜而士气旺盛的蒙古军队又受命越过黄河，向西夏的都
城中兴进发。1226 年末，他们抵达并包围了都城南边的一个重要设防要塞灵
州。当西夏统治者感到威胁，并派出一支大军去解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时，
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队渡过黄河并打垮了西夏援军。到1227 年初，中兴府
本身也陷入了重围，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成吉思汗的军队包围中兴府后，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进军，并于
1227 年春夏两季进攻金朝西部边界的据点。然而，在8 月，这位蒙古首领病
倒，不久就去世了。显然，由于他在1225 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马旧伤复发并引
起了并发症，导致了他的死亡。他死于六盘山南麓某处，死讯被暂时封锁。
为了实现他的临终遗愿，对西夏都城的围攻一直持续到9 月城市被攻陷和劫
掠为止。
西夏王国灭亡后，成吉思汗的遗体立即被运回蒙古，葬于不儿罕·合勒
敦。军队被留下来巩固新取得的战果，但进一步的入侵行动则停止了。这因
为皇族及其主要顾问和将领们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们领袖的去世，
并把汗国的诸项事务安排妥当。
① [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283—308 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
>注释》，第1 卷，
第304—330 页；[262]克恰诺夫：《蒙古—西夏之战与西夏的灭亡》，第46—61 页。
帝国的组织：窝阔台和贵由汗时期
成吉思汗遗产的分配和1229 年的忽邻勒台
成台思汗第一次面临继承问题是在1219 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他的幼妻
也遂指出了在即将发生的战役中他所面临的许多个人危险，在她的劝说下，
这位蒙古领袖决定立即解决这一紧要问题。在接下来发生的宫廷辩论中，一
场激烈的争吵很快就在两个主要候选人，他的两个较年长的儿子术赤与察合
台之间爆发。察合台为了实现他夺取汗位的愿望，公开对术赤的父亲血统表
示怀疑，他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哥哥是在孛儿帖被蔑儿乞人
俘虏一段时间后逃出来不久出生的。争吵随之发生，他们的父亲看出，很显
然他们的个人不睦是不可调和的，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继承汗位。为了避免一
个有争议的继承人，成吉思汗即而转向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这是一个折
衷的候选人。而对他的其他三个儿子来说这一解决方案证明是可以接受的，
他们都公开庄严地向他们的父亲发誓：他们将尊重这一决定，在窝阔台即位
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忠于和支持他。为了消除对这一点产生怀疑的任何可
能性，成吉思汗在他八年后临终前又重新肯定了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权利。①
作为消除他后代之间紧张与冲突关系的一项补充措施，成吉思汗在他去
世前的几年时间内，分配给他每一个儿子一份领地及属民。在理论上，他们
每人均要留在各自的领地内，但要承认成吉思汗所选择的继承人的最高权
力，积极与后者协力，进一步扩张帝国的疆界。按照蒙古的传统习惯，长子
术赤于1207 年或1208 年的某一时间，第一个获得了他的领地——额尔齐斯
河地区。依据成吉思汗的命令，他的领地后来扩大，包括了欧亚草原西部地
区和斡罗斯诸公国。其他儿子分授领地的时间不清楚，但极有可能是在13
世纪20 年代初期。在这次分配中，察合台获得突厥斯坦西部、塔里木盆地和
天山地区西部；窝阔台获得准噶尔和阿尔泰山西麓；最小的儿子拖雷，作为
他们家庭的守护者（斡赤斤），获得蒙古本土。①中国北部，据我们所知，并
没有被包括在那时的任何分配方案中；也许这是成吉思汗保留在其自身权力
之下的领土之一，随后传给了他的继承者。
同样重要的是，成吉思汗事先还准备在他的儿子和其他亲属之间分配他
军队中的蒙古军部分。他留给他三个较年长的儿子每人4000 人的军队，给其
他各个亲属的军队人数更少。剩下的军队共10.1 万人则没有分配，而是划归
拖雷所有。拖雷作为幼子，按照游牧习俗，得到了他父亲剩余的财产。②当然，
拖雷把这些军队——蒙古人军事机器的核心——置于帝国的支配之下，而且
① [76]《秘史》，第254—255 节（第189—197 页）；[404]《史集》，第1 卷第443 页
；[38]波义耳：《成
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 页。
① [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 卷，第31 页；[18]波义耳英译本
，第1 卷，第42—
43 页；[29]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92—393 页。
② [404]《史集》，第1 卷，第399—417 页，提供了每个单位的完整分配细目。然而，需
要强调的是，这个
细目表“仅仅”包括在蒙古本土发展起来的那些军队。虽然缺少细节，但很明显，除了40
00 人“蒙古军”
作为基干外，三个较年长儿子中的每一个还有被征集起来的辅助军队供自己调遣的权力。
这样，1227 年术
赤、窝阔台和察合台所控制的军队的数量实际上要比拉施特记载的要多出许多。有关进一
步的探讨，可参
阅[470]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力与波斯的人口》，第273—275 页。
至少当初他是这样做的。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正是拖雷对这支军队的
控制，对成吉思汗家族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权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棘手的继承人与财产分配问题在成吉思汗生前已被安排好了，蒙古帝
国的首次权力转移在最小的争吵程度下得以顺利完成。虽然拖雷作为另一位
候选人曾被提出过，但他的奋斗目标并不迫切。他被提为候选人很有可能不
是为了对窝阔台进行一次严重的挑战，而是为他今后的称汗打下基础。不管
怎样，没有发生公开的分裂，而且为窝阔台继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缓慢地
进行着。首先，成吉思汗被妥善地安葬，皇室亲属和军队将领们被从帝国很
远的地区招来。在汗位空缺期间，拖雷作为蒙古本土的守护者，被指定掌管
国家事务，也就是说，成为监国者。①
当意见达成一致和准备工作就绪后，1229 年秋天的某时，忽邻勒台终于
在靠近克鲁伦河的阔迭额·阿剌召开。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与会的人正式
向窝阔台劝进，而窝阔台经过一些礼节上和仪式上的谦让后，终于被“说服”，
接受了古老的突厥称号——合罕，或者皇帝，以此区别于他现在享有“汗”
的称号的兄弟们。为了表达他们对他即位的承认，窝阔台被他潜在的汗位竞
争对手他的兄弟拖雷和察合台、他的叔叔铁木哥斡赤斤扶上了宝座。而后，
根据《秘史》的记载，护卫军和箭筒士被“付与窝阔台合罕”，即统治权力
被交付其手中。即位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窝阔
台向到会的显要人物分别赏赐了礼物，以示谢意。②
重新扩张与金的灭亡
花费了一生大部分时间进行征战的窝阔台，似一次军事力量的冲击开始
了他的时代。按照新召开的忽邻勒台所达成的决议，帝国的边界必须多方位
向外大力推进。
他父亲时代遗留下来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征服钦察草原和斡罗斯
诸公国。早在1221 年或1222 年，成吉思汗就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术赤，
但后者全然不顾他父亲如何发怒，从来没有一心一意地完成这项任务。1227
年，在他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术赤死了。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过去是拖拖拉
拉，现在则完全停顿下来。窝阔台成为合罕后，立即重新发动了这场战役。
1229 年，他派出三个新万户去清除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作好对欧亚草原西
部边缘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占据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地区的东部的
钦察部对入侵军队进行了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这破坏了蒙古人后来对乌拉
尔山脉以西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使之推迟了好几年。
1235 年，经过最高级商谈后，老将速不台率领援军被派赴伏尔加地区。
1236 年抵达战场后，他很快摧毁了抵抗，随后向西攻入斡罗斯和钦察草原，
并于1241 年以前使之降服。（见地图27）①尊奉成吉思汗生前的指示，窝阔
台尽责地把这一大片领土分给了术赤的儿子们。长子斡尔达分到了额尔齐斯
① [653]《元史》，卷115，第2885 页。
② [76]《秘史》，第269 节（第209 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1 卷，第144—14
9 页；[18]波义耳译
本，第1 卷，第183—189 页；[653]《元史》，卷2，第29 页。有关窝阔台的新称号，见
[393]罗依果：《汗、
合罕与贵由的印》，第272—281 页。
① [12]托马斯·T.爱尔森：《西征的前奏：1217—1237 年蒙古对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
军事行动》。
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领土；次子拔都分到了斡罗斯诸公国和西部钦察草原。
在中东也还有未完成的任务。1230 年，窝阔台任命他的护卫之一绰尔马
罕掌管这一地区的蒙古军队，命令他追踪逃亡的札兰丁，而后者在伊朗西部
仍然试图组织一个反对蒙古人的联盟。在首先巩固了自己在呼罗珊的统治
后，绰尔马罕进入外高加索，以追赶末代花剌子模沙。1231 年，当这个棘手
的叛乱首领被强盗杀死的消息传到蒙古指挥官那儿时，他又指挥军队攻入小
亚细
亚，那里原由鲁木国的塞尔柱人进行着统治。他们像东部钦察人一样，进行
了顽强抵抗。直到1243 年，经过长期艰难的战争后，绰尔马罕的继任者拜住
指挥下的西亚蒙古军队才能够对塞尔柱人的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
在东北亚，窝阔台对高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见地图28）。蒙古人最
初进入半岛是在1218 年他们征服东北地区时。由于不能抵抗入侵军队，高丽
王朝同意每年纳贡以换取蒙古军队的撤退。获得第一批贡物后，蒙古人按约
撤回军队。然而，由于1225 年蒙古人的主要收税官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在
1231 年秋天，窝阔台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对高丽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到12
月，蒙古军队包围了都城开京，迫使高丽国王投降。蒙古人对他们新臣民的
要求是繁重而无止境的，到1232 年夏，高丽人起而反抗，杀死了蒙古人驻在
这个国家北部的监临官（达鲁花赤）。高丽统治者意识到蒙古人不久就要进
行报复，所以放弃了开京，跑到黄海海岸边的一个小岛——江华岛去避难。
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击，蒙古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以迫使高丽对他们统治
的承认。经过1241—1247 年一段时间的休战后，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1259
年高丽人最终服从外族的统治为止。①
尽管在欧亚其他地区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窝阔台还是决心完成另
一项未竟事业——消灭金朝。1223 年木华黎去世时，金朝已经重振旗鼓，收
复了一些被入侵者占据的失地。由于那时蒙古人一心要惩罚党项人，所以被
迫减少了他们在中国北部的作战。虽然在13 世纪20 年代后期，零星的战斗
仍然在各个边界地区时有发生，但蒙古人并没有试图在金朝的最后根据地河
南给其以致命的打击。
窝阔台于1230 年开始对金朝发起初步进攻。不久，蒙古人痛切地感受
到，女真人的国家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仍然能够进行有力的防御，必须制
定新的作战计划和增加军队才能给其以致命一击。因此，蒙古人重新集结起
军队并于1231 年着手实施一项新的战略计划。军队的左翼在速不台的率领下
在山东作战；中军在窝阔台的率领下进入山西；而右翼则在拖雷指挥下攻入
陕西。后一支军队随后进入四川北部，并向宋朝政府请求允许他们通过其领
土，以准备由东南向开封发起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策划这次大规模的包抄
行动，是为了避免去进攻控制着通往金朝首都西部通道的、难以攻克的要塞
潼关。
蒙古人的借路请求被拒绝后，只好用武力沿宋朝边界打开一条通道。1232
年初，拖雷的军队在三峰山击溃金军主力，而后又继续向开封进军。夏季，
三支军队齐集开封，由速不台统一指挥蒙古各军。在交接指挥权后，窝阔台
① [280]加里·莱迪亚德：《蒙古入侵高丽及<蒙古秘史>的成书时间》，第1—16 页。
和拖雷都得了重病。窝阔台在返回蒙古的路上病症发作，随后又恢复了健康。
可他的弟弟在到达北方后身体更加虚弱，到接近年底时就去世了。
与此同时，速不台在整个秋季加紧了对这座被围困城市的攻势。到1233
年2 月，金朝皇帝哀宗逃离了都城。几周后，被扔下的士气低落的守军停止
了抵抗。5 月，开封的城门向蒙古人打开。金朝皇帝此刻已处境危急，他避
难于河南西南的蔡州，并向宋朝宫廷请求援助，而后者想从可恨的女真人手
中夺回丧失已久的领土，拒绝了金朝的提议，反而与蒙古人协商建立同盟。
尽管攻势加强，但这座城市仍在继续抵抗。到1233 年秋季，蒙古和宋朝联军
会合于蔡州城下。经过数月的抵抗，哀宗意识到无路可逃，也没有获胜的希
望，于是自杀身亡。之后不久，1234 年2 月9 日，蔡州失陷，金朝随之灭亡。
在战争的余波中，宋朝由于想从金朝的灭亡中捞取好处，进行了一次占
领整个河南的错误尝试。不幸的是，宋朝军队并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不久就
被蒙古人击溃，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打算与他们的新盟友分享胜利果实。
行政管理的重新调整
为了统治这一庞大的和不断扩张的帝国，按照惯例，新皇帝以怯薛（护
卫军）的全体成员组成他的中央行政机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作为他父亲
的遗产传给他的。①窝阔台选择了原来他父亲宫廷机构里的一个内侍，聂思脱
里派基督教徒镇海，居于他的中央大臣的首位。作为一个克烈人（虽然有些
材料说他是畏兀儿人），他至少从1203 年起就为蒙古人效力。在他早期经历
中，他曾担任过一系列军事和行政职务，并且很称职。但直到窝阔台时代初，
镇海才作为帝国的重要大臣而突然达到顶峰。行政机构中的许多其他重要官
员，如最著名的耶律楚材，也以类似的方式被起用。毫不奇怪，那时中央政
府的模式比在成吉思汗时没有多少改变。然而，就地方政府而言，由于获得
了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大量定居臣民，对帝国管理机器进行大的调整成为
必要。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满足于把新征服的定居人口置于负责的战区
指挥官管理之下，他们作为全权的军民官而发挥作用，就像木华黎在中国北
部那样。外来的官吏，像在中国的畏兀儿人和在突厥斯坦的汉人，被用来帮
助蒙古人进行治理。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征服者对本地行政管理机构与人员
的强烈依赖性，他们被有计划地吸收进来为征服者自身的目的服务。
为了确保这些当地的精英忠诚地服从命令和促进帝国的利益，蒙古人在
重要的人口中心、从属军队驻地和附属国的宫廷设立了特殊官员达鲁花赤。
在帝国早期，这些监督户口调查、赋税征收、军事征调的官员均从大汗的那
可儿中挑选。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达鲁花赤是札八儿火者，他在1214 年6
月到1215 年5 月的某个时间被派到中都。①我们还不能确知这一官职的制度
根源，但它与金朝的官职“行省”和哈剌契丹王国的“八思哈”有联系，二
① [76]《秘史》，第269 节（第204 页），记载保卫成吉思汗的那些卫士在窝阔台登极后
被分给了他。虽然
大部分怯薛确实分给了窝阔台，但[406]《五世系谱》（一份未出版的有关拉施特《史集》
的家庭资料），
手稿105l－106r，127r－l，提供了一个很长的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继承人的世系表，指明
成吉思汗的“个
人千户”转到了拖雷手下，这是怯薛中最精锐的军队。参见[404]《史集》，第1 卷，第5
55 页；[38]《成
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63 页。
① 《元史》，卷120，第2961 页。
者的职权均与后来的达鲁花赤相类似。突厥语八思哈与蒙古语达鲁花赤有完
全相等的语义，二者的意思均为“监临者”。②
窝阔台对他所继承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削弱战区指挥官的行政管理权
力，而把这些工作移交给专职的“民职官员”，因为前者的首要职责毕竟是
军事征服，而后者能够全身心地致力于财政和行政事务。1229 年，他首次组
建了两个这样的由民政官领导的行省，一个在中亚，另一个在中国北部。后
来，一旦在13 世纪40 年代于中东建立起稳固的蒙古人桥头堡后，第三个行
省也马上在伊朗北部建立。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汗本人对帝国定居地区的财富的最高权
力，特别是避免贡物和税收被地方上的帝国汗室成员攫取。后者的利益虽然
肯定是次要的，但在新体制下绝对没有被忽视。到窝阔台时代晚期，已经建
立起这样的习惯作法，即允许有利害关系的地方诸汗和帝国其他诸王在行省
人员中派驻他们的私人代表，并在选择首席行政官员时有发言权。这样，这
些行政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由大汗领导的整个成吉思汗家族的共
同事业。看起来，这种共同管理的方式的结合体制，由于窝阔台和地方汗察
合台之间发生了争吵，最初在突厥斯坦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起来，以后才被应
用于中国和伊朗。①
突厥斯坦的首任长官是马合木·牙老瓦赤，他是一个说突厥语的花剌子
模商人，1218 年作为一名外交使者（因此，他的名字牙老瓦赤为突厥语使者
之意）进入蒙古宫廷效力。从咸海到党项之间的所有定居地区都属于他的管
辖范围。马合木·牙老瓦赤的被任命形成了成吉思王朝行政管理上的持久的
家族传统；他为数众多的子孙们至少有四代一直受雇于突厥斯坦和中国的各
个蒙古王室。②
与马合木·牙老瓦赤同时的在中国北部的人物是有名望的耶律楚材。他
是出身于辽朝统治家族的汉化了的契丹人。作为有着广博知识和精神境界超
凡脱俗的人，他是儒教和佛教禅宗的信徒。像他的先父一样，他仕途活跃，
在金朝担任过多种行政职务。当1215 年中都陷落时，他正在那里。三年后，
依照帝国旨意，他来到蒙古参见成吉思汗。这个契丹人给蒙古统治者留下了
极强烈的印象，他以书记官（必阇赤）和宫廷占星家的身份被任命为扈从。
1219 年，耶律楚材陪同他的主人去中亚，直到1226 年才回到中国。在
汗位空缺时期，摄政者拖雷派他到前金都城去平息附近地区发生的一次骚
乱。他很快完成了使命并恰好在窝阔台即位时返回蒙古。值此1229 年，中国
北部被交由他负责。③
耶律楚材和他的改革
作为蒙古人十几年的忠实仆从以及对中国情况极为了解的人，耶律楚材
② 关于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关于达鲁花赤与巴思哈之间可能的联
系，见[519]伊斯
特万·瓦撒理：《巴思哈制的起源》。
① [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剌的汉—契丹管理机构》，第一次指出了他称之为“共有
的卫星式行政管理”
的这些行省机构的性质，并追溯了它们的发展。
② 有关这一家族的简史，见[7]托马斯·T.爱尔森：《马合木·牙老瓦赤》。
③ [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 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对于窝阔台在中国北部所设置的都课税使这一新职位有着完全的胜任资格。
然而，对他的任命并没有迎合蒙古统治阶层的一些人，这些人恰恰害怕合罕
任命一个有着耶律楚材背景和观点的人进入这样的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以
牺牲他们自身的利益作为代价，来维护帝国对税收的直接控制。这种担心在
服务于蒙古帝国的汉人军事指挥官中也存在。即使后者有时积极地支持耶律
楚材复兴汉文化生活的改革，但在13 世纪20 年代混乱的情况下，他们还是
习惯于在最小限度的外界干扰下统治他们的领地。因此，像他们的蒙古同僚
们一样，他们对实行行政或财政中央集权的任何企图也倾向于抱有深深的怀
疑。①
耶律楚材令人不安的财政改革建议，最初出现在窝阔台时代早期发生的
有关帝国政策总体方向的辩论中。②在这些辩论中，宫廷官员与极端派的代言
人——拜答儿（别迭）正式提出一项计划，即减少中国北部的人口，把其耕
地变成蒙古人放牧牲畜的牧场。耶律楚材通过有力的辩论改变了这一骇人听
闻的建议，即如果将固定的税收计划引进这一地区的话，财政收入会大大增
加，这将给帝国国库带来更多的长期利益。窝阔台被说服，因为如果这一计
划成功的话，将会加强他作为合罕的权力。他给予这个契丹人一次机会去尝
试实现他的政策建议。耶律楚材在进行的宫廷辩论中赢了这一回合，而现在
则须证明他的措施能够获得他所许诺的国库税收。
耶律楚材实现计划的第一个正式步骤是在临近1230 年年底实行的，当时
窝阔台在中国占领区的十个路中的每一路都任命了税收长官（征收课税使）。
①所有的人都是汉人，而且大部分是金朝的前官员。他们将根据耶律楚材设计
的全新的体制去监督税收。在新的体制下，每一个成年人要在以丝估价财产
的基础上交纳固定的赋税（差发），对农村人征收的税率要比都市人的高很
多。每户耕种者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无论他们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如何；
而那些在城镇里的人则用丝交纳补充税，用以为过路的政府信使提供食物。
大部分用丝估定的税收折为银子交纳给官府。虽然谈不上公平，但这一体制
确实建立了稳固的税收种类，而且明确规定了税额的基础。②按照税收的设计
者的厚望，税收——至少在理论上——现在已有序而且可预知了。更重要的
是从蒙古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窝阔台对其效果非常满意，以至在1231 年任命耶律楚材为自己的中书
令；也就是说，他被赋予了中国北方全部的行政管理职责。然而，在新职位
上，他仍然从属于镇海领导下的中枢机构，由中书令发布的所有政府文件必
须由镇海连署才能生效。③尽管如此，耶律楚材财政改革的成功加强了他的权
力，他利用已增长了的影响力推动了更多的改革。
虽然中国北部的情况由于这些早期措施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许多问
① [196]萧启庆：《严实，1182—1240 年》，第119—122 页。
② 有关耶律楚材的财政与行政改革，见[399]罗依果：《耶律楚材》，第201—207 页；[
333]尼古拉·TS.蒙
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第34—36 页。
① 《元史》，卷2，第36 页。
② 早期蒙古财政制度的最全面记载保存在[599]《黑鞑事略》，13a—b。该书由彭大雅、
徐霆撰写，两人都
是宋朝的使者，于1234—1236 年游历过中国北部。对该书的翻译与相关部分的研究见[44
2]舒尔曼：《13
世纪蒙古的贡纳制》，第312—318 页。
③ [599]《黑鞑事略》，10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133 页。
题仍未解决，而新的问题不久就暴露出来了。首先，蒙古人不再满足于原来
设定的税率；比如在1231—1234 年之间，谷物税额从每户2 石涨到4 石。其
次，蒙古人不能改变他们超出固定税额横征暴敛的旧有习惯。这些困难的出
现，部分是因为蒙古当局首先计算政府开支，然后确定税收额以满足他们预
算需要。由于开支增多，要确定新的税率或者随时引进特殊税收以弥补预算
中的不足部分。这些赤字会由于帝国政策的改变或新的军事战争而产生，但
很多则仅仅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个人贪欲。进入他们腰包的、以银为形式的
贡物被定期地送给回回商人（内亚和中亚的穆斯林）进行投资。然后，回回
人就用这些资本购买货物进行交易或以极高的利息率借给百姓。这些诸王和
商人们之间的合伙关系（汉语称为斡脱），常常带来巨大利润，所以蒙古统
治阶级成员们总是渴望得到额外的资本以进行新的商业冒险。①
在蒙古领导阶层中，没有比合罕本人更严重的违犯者了。窝阔台随便地
把大量现金送给斡脱商人去投资，据说，有时为此目的，他给某个商人500
锭金或银（波斯语叫巴里失）。为了说明这个数量的大小，请不要忘记，在
1230 年，耶律楚材从他的全部辖区中也仅仅收到了1 万锭银。尽管他的官员
特别是马合木·牙老瓦赤反对，合罕却仍继续这一做法，直到他的统治结束。
②毫无疑问，照此额度无法把金钱留在金库，上调税额的压力永远存在。
然而，由较高税额引起的穷困并不是斡脱商人造成的仅有危害。作为合
罕或是有权有势的宗王的代理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百姓勒索钱物。这
些商人在中国北部惯用的骗术是谎称他们用某位宗王的钱购置的货物被盗，
强迫当地百姓——百姓惧怕官府报复——去赔偿他们的“损失”。
1231 年后的中国北部继续存在着大量流动人口这一事实，是形势还没有
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个进一步明确的征兆。尽管有这些改革，许多人（一个
临时的统计说有全部人口的50%）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放弃他们的家园，而这
仅仅是为了躲避官府赤裸裸的、永无止境的苛求和其代理人的劫掠，另外有
的人从税收名簿中消失了，因为他们被迫成为蒙古高官的奴隶和仆从。
耶律楚材敏锐地感觉到这一问题，1234 年他建议窝阔台在中国北部进行
人口调查，查出隐藏和流动人口，让他们返回家园和登记入册。合罕同意并
且指定由失吉忽秃忽——青册的原始保存者——具体负责。这次人口调查在
1234 年实行，在宫廷引发了关于未来税收政策的新的辩论。尽管耶律楚材对
税收税类的建立感到满意，但他仍要求课税方法上的根本变革。按他的意见，
今后应当以户计赋，而不是像1231 年以后在中国实行的那样按人丁来征收，
但蒙古人更喜欢按人丁估税的作法，这是一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
13 世纪20 年代早期马合木·牙老瓦赤引入他自己的财政改革中的。最后，
达成一种妥协，原有的按人丁课税的方法被大大削弱，而一种以丝支付的新
的户税被采用。从总体而言，耶律楚材赢得了一分。关于农业税，他建议进
行的修改得到采纳。谷物税，最初是对每户按统一税率征收的，现在将要按
各户拥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来征收。
当1236 年人口调查结束时，引进了新的制度。其结果是可喜的：更多的
公平征税方法被采用，单个家庭实际上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有些户减轻90%
① [599]《黑鞑事略》，15a—b；[144]海涅什编译本，第152 页。
②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 卷，第165—166、170—177 页；[18]波义耳译本，第1 
卷，第209—210、
213—215 页。
之多。但是由于1234 年侵占河南和对一直隐藏或流亡人口的登记而使税收基
础扩大，整个官府的税收仍然维持着。耶律楚材现在达到了他的权力和影响
的顶峰，但麻烦却在地平线上开始出现。
耶律楚材的失势
在即位最初的活跃时期过去以后，自13 世纪30 年代中期起，窝阔台渐
渐失去了管理帝国的兴趣，当他开始沉溺于饮酒、玩乐以及奢侈生活的时候，
各地方和地区的势力积极地施展他们的影响。在宗王自治的支持者和帝国中
央集权的坚定拥护者之间发生的斗争，其转折点是1236 和1237 年。
最初清楚地表明耶律楚材开始失去合罕重视的迹象发生在1236 年，当时
窝阔台决定大量增加王公们在中国北方的封地（蒙古语：忽必；汉语：封地）。
根据皇帝旨令，所有地位较高的宗王和公主都接受了大量的农业用地作为增
加私人收入的来源。例如，术赤后人被赐予平阳41302 户，而察合台得到太
原47330 户。①
尽管耶律楚材设法使窝阔台颁布了另一项法令，规定帝国宫廷保留在私
人封地内收税和征兵的权利，如此大规模的分封忽必仍然成为中央集权拥护
者们的重大挫折。就像耶律楚材清楚地预见到的那样，没有一个积极而且强
有力、能够坚决实施自己意愿的合罕，中央政府实际上不可能在封地内行使
很多的权力。那些封地内的属民，没有任何形式的保护，只得屈从于无休止
的暴政和剥削之下。
耶律楚材不可否认地输掉了一场致命的战役，但他仍然致力于改革。这
一次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行政机构的改革。蒙古人自己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一
步。随着金朝在1234 年的灭亡，蒙古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法律——成吉
思汗的札撒——在管理一个定居的社会时作用有限。于是他们决定在他们的
中国领土上普遍实行金朝的法规，即《泰和律》，它在唐朝模式的基础上编
纂而成，最初颁布于1201 年。尽管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进步，耶律楚材的头
脑中还酝酿着更宏大的计划，这就是他希望能够导致最终在中国北部完全恢
复儒家模式的政府。
为达到这个目的，耶律楚材首先在1237 年寻求窝阔台的许可，举行整个
北方文职人员的考试，以此作为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恢复到他们以往在政府中
的地位的手段。那些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饱经贫困，而且失去了地位。合罕
对他的这个计划表示同意，随后耶律楚材在下一年组织了各“路”的考试。
4000 多人通过了考试（其中1/4 的人在参加的时候身份是奴隶或者战俘），
但使这位契丹族大臣失望的是，只有少数成功的候选人被派去担任实际职
务。①代之而来的多数情况下，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充做行政管理的顾问。蒙古
人无意将中国北部（或者任何其他被征服地区）交由当地的官员管理。实际
上，在以后的岁月里，外来行政专门人才的作用，主要是畏兀儿人和突厥斯
坦居民，在中国北部政府机构内继续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耶律楚材的行政管理计划没有被接受，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影响有限。以
后的事情将会表明，他不只是无法发展他的改革，而且已实施的措施也绝不
① [653]《元史》，卷2，第35 页；卷95，第2414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儒生的处境，见[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是可以免受攻击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十余年里，他的财政政策步履维艰。
这次攻击的核心力量是那些耶律楚材从来未能有效控制住的内亚和中亚商
人。他们在蒙古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力一向很强，而且在耶律楚材影响被削弱
的情况下稳定地增长。1239 年窝阔台被说服将中国北部的税收交给回回商人
奥都剌合蛮承包，这就绕过了国家正式的税收系统。当年确定的税收额不出
所料地大量地增加到银44000 锭。第二年年初，合罕为商人的成就感到高兴，
于是安排这个包税人主管中国北部的税收部门，充任提领诸路课税所官。②
商人集团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新政策给汉人居民带来的有害影响，可以在窝阔台于临近1240 年年底的
时候颁布的旨令中发现。按照这份旨令的说法，平民和官员被迫向无处不在
的内亚和中亚（回鹘）商人大量借款以应付他们不断增长的纳税义务。利率
数额是如此之高，利息通常在一年之内就与本金相等。按照合罕“仁慈”的
旨意，此后利息超过原来借款的数目是不合法的。①
在奥都剌合蛮的管理下，斡脱商人们——他们同时以包税人和放债者的
双重面目出现——在损害了蒙古统治下的汉人臣民的情况下无疑获得了高额
债息。事实上，很难想象有比这一时期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更具破坏性和剥
削性的经济制度存在，税务承包人竞相以大数目向宫廷争取征税的权力，这
就使税额不断上涨。当然，商人们总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超过定额的
情况下尽可能征收税款。因为很少有人能付得起如此高额的款项，所以他们
被迫去向斡脱商人（同时也是包税者）去借高利贷。应该被提到的是，后者
的资金是由蒙古宫廷或者其他宗王用他们可怜的臣民最初交纳的税款提供
的。
就这样，到了窝阔台统治的晚期，耶律楚材在宫廷中的影响已经消失了，
改革计划的实施也非常艰难。他继续保有中书令的头衔，依旧是御用占星术
士，但不再能够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最能显示出耶律楚材失势的事件发生在
1241 年，当时窝阔台最终采取行动，推翻自己施行于中国北部的破坏性的财
政政策。情况实在太糟糕了，以至于合罕决定将奥都剌合蛮赶下台，并且重
新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征税制度。然而，其结果是，窝阔台并没有转向耶律
楚材，而是起用了另一个中亚的回回、说突厥语的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
瓦赤。在1239 年以前，他一直是阿母河行省的首脑。显然，在宫廷内普遍存
在的政治气氛下，窝阔台认为他不能将中国北部的管理权交还到耶律楚材或
者其他汉人利益的维护者手中。
然而，撇开耶律楚材而选择牙老瓦赤，这并不是说宫廷想要（哪怕是变
相地）继续奥都剌合蛮的政策。马合木·牙老瓦赤是一个完全依靠自我奋斗
的改革家，尽管在他的汉人同事中从未得到什么较高的评价。他曾经调整了
突厥斯坦的税收，反对窝阔台宫廷的奢侈铺张，而且在他以前的职权范围内
与分封体系的扩大进行斗争。虽然事实是他在从1241 年晚冬到1242 年春季
的短暂的任职期内无法减少到处蔓延的官员腐败现象和封地所有者之间的不
断争斗，对他的任命仍然表示出了帝国对中国北部的政策的改变。①
简而言之，尽管牙老瓦赤的政策在许多方面与耶律楚材相似，但是他被
② [653]《元史》，卷2，第36 页；[601]《圣武亲征录校注》，106b。
① [653]《元史》，卷2，第37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北部状况的简要叙述，见[609]姚燧：《牧庵集》，卷15，4a。
指派去取代奥都剌合蛮一事清楚地表明契丹人已经失去了个人影响力。在乃
马真摄政期间（1241—1246 年），耶律楚材于1243 年体面但悄然地死于哈
剌和林。
窝阔台之死与乃马真摄政
在合罕积极参与的灭金战役结束之后，宗王们强烈要求窝阔台留在蒙古
本土，过优裕的生活，享受成吉思汗家族成功的帝国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合罕最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渴望领导即将开始的进攻斡罗斯公国的
战役。但是在他注意到这些建议后，他最终被“说服”了。②从13 世纪30
年代中期开始，窝阔台既屈服于宗王们的压力，同时也由于自己的爱好，过
着奢华而且悠闲的生活，把大多数时间都用于宴饮和游猎。因此而导致的权
力空虚被他的第二个妻子脱列哥那急切地填补上了，她很快就在宫廷中巩固
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以她那迅速衰弱下去的丈夫的名义发布诏令。
窝阔台在他统治的后期酗酒的程度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特别指定了一
个宫廷官员来控制他每天饮酒的数量。然而这种方法是无效的。1241 年的12
月11 日，窝阔台在出猎途中的一次酗酒后死去，时年56 岁。这位蒙古帝国
的第二任合罕的墓地显然在他位于准噶尔的分地或附近，而不是与他的父亲
一起葬在不儿罕·合勒敦的山中。①
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一个家庭的男性家长死后，在他的长子成年之前，
由他的寡妇代管他的遗产，并享有他的权力。蒙古统治家族继续遵从社会习
俗中长期以来所认可的这一原则，在早期蒙古帝国内部利用它作为转移政治
权力的一种途径。换句话说，帝国本身被看作是合罕家族的世袭财产，并可
相应处理。因此，窝阔台死后，他的寡妇，已经牢固地控制住了宫廷的脱列
哥那，也可管理他的遗产，也就是说，在通过忽邻勒台正式确认新的皇室男
性首领——一位新的合罕之前，她将担任帝国的摄政者。②
脱列哥那在汉文文献中称为“六皇后”，③一旦掌权，就不顾强烈的抵制，
努力策划将她的儿子贵由（1246—1248 年在位）送上汗位。由术赤的次子—
—金帐汗拔都领导的反对者们最终未能阻止贵由登基，但是他们以各种理
由，设法拖延了最终决议的做出约四年半左右的时间。在这种人为地延长了
的整个空位期间，有才能而且坚定的脱列哥那继续用她已故丈夫的名义管理
国家事务。
可是，脱列哥那的权威在军事领域中受到了某些限制。窝阔台去世时正
在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入侵中欧，都自动停止了，因为蒙古宗王们
和多数高级将领必须回去推选继承人。脱列哥那摄政期间恢复了一些军事行
动，但所有行动的目标和规模都明显地有所限制。例如，拜住得到允许完成
②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 卷，第156—157 页。[18]波义耳译本，第1 卷，第198—
199 页。
① [35]见波义耳：《窝阔台汗的葬地》。
② 这个原则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并不适用。因为他的正妻孛儿帖，有可能即位的诸子的母亲
，已在他以前死
亡。而且，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疾病时间短暂，他的次妻中没有人有机会在宫廷中建立自己
的权势。
③ 很可能她的实际称号不是“六皇后”而是“大皇后”，即她的蒙古称号也可合敦（Yek
e Khatun）的直译。
显而易见，这一错误是13 世纪时在汉人作者中产生的，因为“六”和“大”在字型上是相
似的。见[397]
罗依果：《论脱列哥那1240 年的旨令》，第42—43 页。
消灭鲁迷国塞尔柱王朝的战斗。另一个同样是范围有限的作战行动是攻击淮
河以南宋朝控制的区域。这场战役以1245 年蒙古军占领寿州（今安徽寿春）
而告终。①
然而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事务方面，有许多迹象表明，摄政者享有广泛的
权力，并打算将这些权力运用到最大限度。例如，1244 年脱列哥那批准在外
高加索地区发行新的货币，旨在使人头税的征收更加容易。这是一个开端，
在下一个十年里，蒙哥汗（1251—1259 年在位）更加有系统和更加广泛地努
力使帝国税收货币化。②摄政者不仅仅是一个暂时代理者，这一点可由她的人
事策略进一步证实。她从政府里将镇海和其他一些中央部门的官员赶走，并
且对行省的领导者进行了清洗：波斯的阔里吉思、阿母河的马思忽惕伯、中
原的马合木·牙老瓦赤，所有这些窝阔台任命的人，很快都被免职。牙老瓦
赤尤其为脱列哥那所痛恨，为了从她的代理人手下保全性命，他被迫逃走，
最后得到了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庇护。
脱列哥那将这位逃走的花剌子模人的职位又交给了以前被免职的奥都剌
合蛮。中原再次落入贪得无厌的包税人手中。虽然脱列哥那摄政期间实行于
中国北部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很少有记载，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那
与奥都剌合蛮首次掌权时应该是十分类似的。
贵由的即位与宗王之间的争端
虽然脱列哥那所做的人事更动，砍掉了行省的共同管理性质，从而招致
一些蒙古宗王的不满，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人公然站出来反对她。在她的反
对者们看来，她的权势只不过是暂时的，而她那些令人不快的政策在将来的
某个时候会很容易被改变。然而，在继承权问题上，脱列哥那遭到了强烈的
抵制。任何帝国权力的易主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激烈政治斗争的焦点，而且最
终会导致宗王之间的武装冲突，因为至少在原则上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资格登
上汗位。而在蒙古人的不健全的但在发展中的继承体制下，即继承人由大汗
提名，实际上很容易防止上述情况发生。①因此，由于全体皇族的长期利益以
及它的每个成员的个人野心都处在紧急关头，脱列哥那为了达到她的目的，
被迫就这些关键性问题与所有派系谈判。
脱列哥那将她的长子贵由推上汗位的计划主要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
对。首先，因为窝阔台曾经提名他的孙子失烈门（他是已故合罕三子阔出的
长子）为继承人，所以摄政者的家庭内部出现了不满和抵制。②这可以解释为
什么脱列哥那的敌人，诸如马合木·牙老瓦赤等可以在其他窝阔台系的宗王
们那里获得庇护，以及为什么脱列哥那一定要罢免她丈夫的大臣。虽然失烈
门的继承人身份被脱列哥那成功地剥夺了，但在皇室的其他分支中立即出现
了另一股更加难以对付的反对力量。
贵由在同辈的宗王中树立了强大的敌手，他们中最重要的是金帐汗国的
创建者、公认的术赤系的领袖拔都。这两个人公开地鄙视对方。存在于他们
① [653]《元史》，卷2，第38 页。
② [445]M.A.塞非迪尼：《具有大蒙古国别乞铭文的钱币》。
① 关于草原民族中继承斗争的性质，见[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
的君主制传统》。
② [404]《史集》，第1 卷，第445 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 页。
之间的根深蒂固的敌意起因可以往前追溯：在1236—1241 年欧亚大陆西部的
征战中，二人的个人意见不合乃至关系破裂。当时争论的问题是谁人在上，
谁位在前。这一争执如此激烈，以致窝阔台被迫亲自出面调停，做出了有利
于拔都的结论①。这自然进一步损害了两个宗王间的关系，以及贵由和他父亲
间的关系，并可能是促使窝阔台决定选择他的孙子失烈门为继承人而非他儿
子的原因所在。
1241 年，当窝阔台身患重病的消息传到了依旧长期不和的西部战线的蒙
古宗王们之中时，贵由立即离开了前线赶回他父亲的身边，可能是想解决他
们之间的不和，并藉此提出他个人对汗位的要求。合罕在他儿子到达前死去
了，但脱列哥那已经代表她儿子展开了积极的行动。用一种也许是很不体面
的方式仓促宣布了她丈夫的死讯后，脱列哥那在1241 年秋天匆忙召集了忽邻
勒台，希望能够确保贵由迅速即位。
拔都自己虽然并没有掌握帝国的野心，但他决定要阻止他所痛恨的对手
贵由登基。因此他声称一次严重的痛风正在困扰着他，以此为借口拒绝前去
参加忽邻勒台。术赤系所用的这种策略使贵由的即位问题拖延了几年之久。②
在此期间，脱列哥那继续坚持她的做法，以她的地位和影响为她的儿子寻求
支持。在许多阴谋诡计和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之后，摄政在皇室内部得到了她
所必需的一致支持。1246 年夏天，一次新的忽邻勒台在克鲁伦河边召开，正
式推举贵由为大汗。对此强烈不满的拔都直到最后依旧抵制，他再次称病，
拒绝出席贵由的即位典礼。他派长兄斡儿答代替他作为术赤家族的代表去参
加正式仪式。
拔都和贵由间的公开冲突虽然避免了，但是术赤系对新大汗的接受却是
非常勉强和不情愿的。当时反对贵由即位的激烈程度被一位与这些事件生活
在同一时代的作者在其著作《鞑靼关系》中揭示出来，他说，新的皇帝“以
一票的多数”当选。①当然这并不完全准确，但真实地反映了蒙古宗王间不断
滋长的紧张政治气氛。进一步反映皇室内部发生分裂的事情，是另一个有资
格获取汗位的人，成吉思汗的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希望在意见广泛分歧的局
势下获利，试图在不正式召开忽邻勒台的情况下为自己夺得汗位。正如方济
各会修士迦儿宾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想不经推举而获得汗位”，所以王公
们集会同意将其处以死刑。②这是在内部权力斗争中第一个被杀的皇室成员。
于是贵由在一片怀有敌意和猜疑的舆论中即位。此后的继承危机将证明
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丧命，并终将损害大蒙古国的团结和力量。
贵由管理下的王国
贵由在登基的时候年届40。像多数蒙古王子一样，他的青春都消耗在各
项战事上。他曾经攻打过金朝，参加过1239—1240 年间征服北高加索的战
斗。根据可以找到的所有材料来看，他在即位以前几乎甚至完全没有朝政管
理经验。
① [76]《秘史》，第275—276 节（第215—217 页）。
② [404]《史集》，第1 卷，第523—524 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 页。

① [467]R.A.斯克尔顿译：《芬兰地图及其与鞑靼的关系》，第84 页。
② [87]道森：《出使蒙古记》，第25 页。
贵由刚开始他的统治，就对他的支持者——上至皇室宗亲，下到低级书
记——给予大量价值昂贵的赏赐：珠宝、华丽的服饰，以及大量金钱。波斯
史料对此的记载给我们留下的明显印象是，他在即位的时候所表现的异乎寻
常的大方，并不仅仅为了展示皇家的慷慨，而是偿还为了夺取汗位所欠人情
的大规模政治性的报酬。①实际上，在他短暂而且无所建树的统治期间，贵由
继续着无节制地对皇室成员和军队进行赏赐的习惯，这大大削弱了帝国的库
藏。
作为一个善意的表示，新的大汗恢复了许多在脱列哥那摄政期间被解职
的行政管理官员的职位。中书令镇海与他以前的同事们一起官复原职。对突
厥斯坦的管理权再一次被交给了马思忽惕伯。他的父亲马合木·牙老瓦赤以
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②的名义被派去主管中国北部的行省。脱列哥那在
中原的代理人奥都剌合蛮在被免职后处死。尽管以前的统治制度在很多方面
都被重新恢复，贵由仍有可能让他的几个亲信出掌重要位置。其中主要是他
的阿塔毕（atabeg），或者说是他的老师聂思脱里派教徒乃蛮人合答。按照
迦儿宾的说法，合答掌握了“整个帝国的监察机构”③
帝国统治方式中共同管理原则的恢复，似乎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
都得到新大汗的认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宗王派系作为他们支持贵由登
基的代价而对窝阔台系索取的让步。例如贵由在位的第一年，在对大名路（今
河北）皇家领地的管理中发生的不法之事被报告上来以后，这一关系重大的
事件由两人共同进行调查。一个是宫廷的代表，党项人昔里钤部，另一个是
拖雷家族的长期随从不只儿。应该注意到，有趣的是，这一事件中决定性的
资料，大名路的审查文件，被拖雷系的代理人所控制，而非大汗的代表。①
贵由的皇室同胞对帝国的事务很感兴趣。
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这一时期帝国管理中国北部的安排和措施的资料是
非常缺乏的。就连大断事官马合木·牙老瓦赤的活动也不为人所知。从仅存
的记载可知，贵由的主要管理工作是尽力收集帝国人口的最新数字。一道在
中原地区进行人口调查的命令于1247 年底发布。大约在同时，伊朗和斡罗斯
公国在一定的范围内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在中原获得的所有数据的记录在
任何地方都没有保留下来。如果这项工作确实曾经开展，可能从未完成②。
一般说来，在贵由管理下的帝国政府缺乏活力，而且表现出了一种分散
的倾向——如果不是分裂的话。其结果是，地方官员享有充分的机会去役使
下属的人民，而这又导致了在中国北部的乡村和城市中，“盗匪”和叛乱到
处蔓延。③中央权力的被侵蚀，部分是由于术赤系的不妥协。但形势由于贵由
自己的领导无方面恶化。像他父亲一样，他早年是个酒鬼，长期疾病缠身也
令他付出许多代价。在他登上汗位的时候已变得如此衰弱，以至于在管理帝
①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 卷，第209 页；[18]波义耳译本，第254—255 页。
② [610]程钜夫：《雪楼集》，卷25，17b。
③ [87]《出使蒙古记》，第66—67 页。关于他的阿塔必称号，见[19]《世界征服者史》
，第1 卷，第213
页；[18]波义耳译本，第1 卷，第259 页。
① [653]《元史》，卷122，第3012 页；[609]姚燧：《牧庵集》，卷19，10b—11a。
② 关于这次登记的详情和史料，见[8]托马斯·J.爱尔森：《1245—1275 年蒙古在俄罗斯
的户口调查》，第
36—38 页。
③ [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51，20b—21a，叙述了1247—1249 年之间几次这
样的突发事变。
国事务的方面既没有活力，也没有兴趣。他对发挥他的臣民的力量没有任何
的全面计划，而且由他提出的寥寥无几的政策从未得到过有力的贯彻实施。
例如，最初，他宣布要取消一切在窝阔台和脱列哥那时期颁布的未经正式认
可的皇家诏令（札儿里黑，jarligh）和象征权力的符牌，但是很快他自己在
这一点上也变得同样的不严格，以致他的继任者蒙哥被迫再次设法去控制这
些弊端。看来贵由所有精力都用于宴会、狩猎和时刻提防拔都上了。
仿佛是为了给帝国增加灾难，贵由的放荡走向了极端。他不停地将数目
很大的金钱和珍宝赏赐给他的支持者们，这很快就使他那些忠诚的大臣们提
出了警告。不过，宫中在这方面提出的批评，对大汗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他自己宣称他首先希望能够在赏赐的数目和慷慨的程度上超过他的父亲。①
在这方面，他确实有希望达到领先地位：波斯的编年史记载了贵由在临死的
时候签署一份字据，以国库储存来抵付他赏给支持者们的总价达50 万锭银的
各项奢华品。②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它清楚地表现出贵由沉溺于此并向
斡脱商人借贷了大量财物。贵由与斡脱商人们的大量交易，以及商人们因此
给宫廷带来的影响，这些表明在窝阔台的时代滥用这些斡脱商人的情况——
承包税收、高利贷、侵吞款项、以及勒索——再次成为风气。
贵由之死和斡兀立海迷失摄政
贵由短暂的在位期间，军事行动很少进行，并旦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1246 至1247 年，对湖北和安徽的宋防线发动了有限的攻击。大概在同一时
间，西亚的新统帅宴只吉带在伊朗进行了一些较小规模的战役。蒙古在这一
时期失去了其特有的侵略性与皇室成员间持续的紧张气氛大有关系。拔都对
于贵由接掌汗位的妒忌，是造成他们之间分裂的核心问题。这两个人之间的
公开冲突看来一触即发，所以宗王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大量军队投入新一轮的
对外扩张中去。帝国正处在内战边缘，即将成为敌人的王公们为了不可避免
的军事冲突而节约使用自己的力量。
虽然史料叙述比较模糊，但某些证据似乎暗示，贵由以罕见的坚定与果
敢先发制人，迫使拔都摊牌。1247 年秋天，大汗离开了漠北，前往他在叶密
立河流域的分地，诡称是一次巡视。实际上，他以后的行动表明，所谓“巡
视”的真实意图是他想不引人注意地进入准噶尔地区的适当位置，以便向他
的敌人在西部的领地出其不意发动袭击。究竟是什么事情——如果曾经发生
过的话——促使他决定在这一特定时间前去攻击术赤系已无从可考。无论如
何，贵由一抵达准噶尔，就着手整编和扩充他的军队，为即将开始的攻击做
准备。大汗发布诏旨，命令“蒙古人户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鲁（蒙语：badur）”。
①因为后者是皇家卫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用做大汗的前锋部队或者精锐
突击部队。②很明显，贵由对不久即将开始的进攻行动做了反复考虑。
大汗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便于1248 年春天离开了准噶尔的营地，率领
① [404]《史集》，第1 卷，第574 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8 页。
② [19]《世界征服者史》，第3 卷，第83—85 页；[18]波义耳译本，第2 卷，第603—6
04 页。
① [653]《元史》，卷2，第39 页。袁桷也注意到了贵由计划对拔都的进攻见[611]《清容
居士集》，卷34，
24b—25a。
② 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6 页，关于“勇士”的详述。
大批军从，向西前进。此时拔都驻军于阿剌豁马黑，此地位于巴尔喀什湖以
南，正处于贵由大军的行军方向上。在这个关头，拖雷的寡妇，表面上看似
与窝阔台系关系很好的唆鲁和帖尼别吉秘密遣人前去警告拔都，要他注意大
汗的动向以及敌对意图。这个行动明显地是要为她精心安排的将其子蒙哥推
上帝国宝座的计划争取术赤系的支持。
拔都及时得到了警告，整军待战。贵由虚弱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他
死于横相移儿，该地离畏兀儿人的夏都、位于天山北坡的别失八里有一周路
程。一场酝酿已久的对抗终于被避免了，战争随着贵由的死亡而烟消云散。
贵由的遗体按照他的遗孀斡兀立海迷失的意愿，被运回他在准噶尔地区的分
地加以埋葬。
尽管拔都对窝阔台系的敌意是公开的，但他仍然承认斡兀立海迷失在忽
邻勒台推选出新大汗之前作为帝国摄政者的权利。不过，她的权力受到了限
制，因为拔都规定她必须保留死去的大汗的大臣和官员们的职位，而且在脱
列哥那时代曾经发生的对管理人员的大清洗将不会再被宽恕。①
不同于迅速集结在拖雷长子蒙哥周围的反对派们，窝阔台系很难为空着
的汗位确定自己的候选人。斡兀立海迷失被迫在平息自己家庭内部的不和上
花费大量时间，同时还要阻止拖雷系的合法候选人登上汗位。按照志费尼的
叙述，在这种形势下，空位期间政府很少处理公务，不过是在“跟商人交易，
临时拨款给各地和各邦，派遣下层驿使和税吏而已”。②
关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期间帝国定居地区实行税种和税率的细节十分缺
乏，但是《大元马政记》③中记载的对游牧民的牧群征税（khubchir，忽卜赤
儿）的资料是可以查到的。这种税构成了游牧人口对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义
务。按照保存在《大元马政记》中的法令所规定的细目，这种税最初在1234
年的时候确定每百头牲畜纳一头的比例。根据这种制度，拥有牲畜数目少于
百头的牧人根本就不必纳税。不可理解的是，按照1250 年7 月发布的诏令，
斡兀立海迷失和她的顾问将税率做了大幅度的增长，上升到每十头牲畜要交
纳一头。我们很难弄清这一措施背后的依据，因为其结果很可能减弱而不是
加强了帝国关键的核心力量——游牧民——对窝阔台系竞争汗位的支持。在
这方面的短浅目光表现了窝阔台系全体成员的愚蠢无能，他们把汗位留在家
庭内部的努力徒劳无功，更显示出这一点。
①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 卷，第217—218 页；[18]波义耳译本，第1 卷，第263 
页。
②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 卷，第219 页；[18]波义耳译本，第1 卷，第264—265 
页。译文引自波义
耳书。[译者按：此处译文引自中译本上册，第310 页]。
③ [638]《大元马政记》，29b—30a 有关译文见[33]鲍登和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
》，第254—255 页。
帝国的极盛：蒙哥汗时期，1251—1259 年
蒙哥和他的对手
因为内部分裂且无法产生一致的候选人而使自身团结起来的窝阔台家
族，很快便发现他们对汗位的觊觎受到成吉思汗后裔的另一支拖雷家族的有
力挑战。拖雷家族为了这个时刻已在拖雷的寡妇唆鲁和帖尼别吉（死于1252
年）领导下做了长期的准备。她是一个颇有能量和政治才能的女人，自从1232
年丈夫死后便主持家族的事务。①
唆鲁和帖尼为把她的儿子蒙哥推上汗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首先，她孜
孜不倦地塑造拖雷家族慷慨和无私地为帝国效劳的形象。为了使这一目的合
乎道义，她使她的家族在爆发于13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的诸王争斗中保持
中立，并且温顺地接受了忽邻勒台的各种决定。同样，根据她的意见，拖雷
家族一直和在位的大汗合作，并用他们的大量军队支持帝国的出征。尽管有
些做作，这种精心造成的坚定地忠于成吉思汗遗训的声誉，后来被用来证明
拖雷家族的道德品质适合担当帝国最高职位。
唆鲁和帖尼还带头为蒙哥问鼎汗位向其他家族寻求支持。在和窝阔台家
族保持友好和适当关系的同时，她和她的家庭私下培养与术赤家族的友谊，
对拔都日益衰退的健康表示强烈的关心，给予他作为成吉思汗家系中长者的
首领应受到的尊敬。由于敌视窝阔台家族，同时也因为他自己对汗位缺乏兴
趣，拔都在拖雷家族追求汗位时很自然地与之结成同盟。当贵由打算挥军西
进时，唆鲁和帖尼别吉及时向拔都发出了警告，这正是两个家族达成秘密谅
解而联结在一起的必然结果。
在贵由汗死后，术赤家族立即公开表示他们与拖雷家族的事业休戚相
关。拔都决心使窝阔台家族不再拥有汗位，所以急速地在阿剌豁马黑（他曾
在该处等待贵由军队的到来）召集一次忽邻勒台，表明他将选择蒙哥为大汗。
窝阔台家族拒绝参加这次忽邻勒台，他们宣称，新汗的选举应在斡难——怯
绿连地区举行。他们的这个理由得到察合台诸子的支持，因此得以推迟会议
的召开。
但是，除了阻止立即确认拖雷家族的候选人之外，窝阔台家族很少有作
为。贵由的两个儿子脑忽和忽察都公开要求嗣位，还有他们的堂兄弟失烈门，
三人各建立自己的宫廷，每个人都有一群支持者，结果是斡兀立海迷失无法
使之形成针对敌手的共同阵线。
与此同时，蒙哥的支持者未被早先的抵制所阻挡，仍坚持劝说窝阔台家
族成员参加会议。在施展了种种花言巧语之后，拖雷家族的代表终于成功地
与忽察和脑忽达成协议：如果他们不能亲自前来，至少会派代表参加忽邻勒
台。在此基础上，由拖雷系和术赤系控制的阿剌豁马黑大会在1250 年举行。
①
拔都开宗明义，他建议由蒙哥继承汗位，并主张立即给予确认。正当忽
邻勒台打算这样做时，一名来自斡兀立海迷失处的使者意外到达，建议失烈
门为窝阔台家族的候选人。对于失烈门来说，现在提出来已为时过晚。在申
辩时，使者指出，窝阔台曾正式指定失烈门为他的继承人，拖雷家族反驳说，
① 关于她非凡经历的描述，见[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第
158—166 页。
已故合罕的训令早已为他的家庭公然违背，这一理由不再有效。①失烈门的代
言人难以反驳这种论点，只得坐下。拔都和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命令与会者
拥戴蒙哥为大汗，人们未经进一步辩论就照办了。在适当的缄默以后，蒙哥
登上了汗位。然而，出于对蒙古传统和对他们对手批评的敏感，拖雷家族决
定在斡难——怯绿连地区召开第二次忽邻勒台，正式确认新汗并举行登基仪
式。
在过渡期间，唆鲁和帖尼别吉与拔都再次试图说服敌对家系的成员心平
气和地接受蒙哥的当选。经过一年的努力，少数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成
员投靠拖雷家族。有了这些背叛者掌握在手中，第二次也是正式的忽邻勒台
于1251 年夏在阔兀帖阿阑召开，这是1206 年成吉思汗登基之地。拔都自己
没有参加，但却派去了他的兄弟们和儿子们，带着一支庞大的护卫军。出席
的还有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以及少数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的诸王。因
此，表面上，成吉思汗家族的各支系都有代表与会。不出所有人意料，没有
任何反对就认可了上一次对蒙哥的选举。在接着举行的庆典上，新大汗特别
关心那些脱离本家族前来与会的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给予慷慨的赏赐。
那些抵制两次忽邻勒台的人们现在面临困难的选择：要么默认既成的事
实，要么设法废黜大汗。在与家族协商后，落选的窝阔台系候选人脑忽和失
烈门在两者之中选择了后者，决定采取孤注一掷：公开宣布他们前往参加即
位典礼，向蒙哥表示祝贺，并承认他的权威，暗地里决意刺杀没有疑心的大
汗和他最接近的支持者。
他们的大胆而又准备得很好的计划几乎成功，但由于纯粹的偶然事件而
突然暴露。为了寻找一头丢失的牲畜，蒙哥家中的一名驯鹰人偶然遇到一辆
失烈门辎重车队的马车，它是因损坏而落在后面的。他发现不少武器被秘密
地藏在车中，便急忙回到大汗营帐，警告他的主人可能遭到袭击。心存怀疑
的大汗一旦清楚了这个情报是真实的，便派遣他的禁卫首领忙哥撒儿处理这
一威胁。阴谋家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经泄露，被轻易地解除了武装并且
遭到逮捕。①分裂和愚笨使窝阔台家族失去了汗位，而他们为挽回损失而贸然
采取的行动，不久就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付出了生命。
清洗、统一和正统
为诸王的阴谋所警觉，蒙哥担心出现更多的危害自己生命的阴谋，同时
渴望报复，便发动了一次无情的广泛的清洗。术赤系和拖雷系的军队组成一
个巨大的捏儿格（蒙古语，意为士兵排成半圆形的战斗队列），并且下令肃
清待罪诸王在蒙古、准噶尔地区和突厥斯坦的同谋。已经在监禁中的待罪诸
王则由大汗亲自审问。忽察、脑忽、失烈门和其他后来牵连到阴谋之中被证
明有罪的人，起初被流放，或监禁在军营之中，随后被全部处死。斡兀立海
迷失和失烈门的母亲合答合赤同样受到审讯。他们被带到唆鲁和帖尼别吉的
营帐，并被指控谋反和使用巫术。在饱受屈辱和虐待以后，她们都被处死，
或者如一些资料所说，被允许自杀。
① [653]《元史》，卷3，第44 页。[403]拉施特：《史集》，俄译本，第1 卷，第1 分册
，第140—141 页。
① 这段情节在多种独立的资料中详细叙述，例如，[653]《元史》，第3056 页；[87]《出
使蒙古记》，第147—148
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 卷，第39—47 页；[18]波义耳译本，第2 卷，第574—
579 页。
窝阔台和贵由的大臣镇海、合答以及他们的同僚，被带到蒙哥的大断事
官忙哥撒儿面前，他们被宣告犯有唆使脑忽和失烈门叛乱之罪，需用生命来
抵偿。作为窝阔台系长期的家臣，他们不能改变效忠的对象和进入新的政权，
因为一个蒙古亲王与他的家臣总是荣辱与共的。
地位较低的人物则由蒙哥派遣到帝国各地的断事官（札鲁忽赤）审查。
例如，在阿富汗斯坦的也里，一个亲察合台系的书记被蒙哥的代理人定罪，
在进行泛泛的审问以确定这个地区的蒙古官员反拖雷系的程度之后，被处以
死刑。①即使在遥远的伊拉克，断事官也设法查出并惩罚反对者和叛乱者。
这场血腥的清洗决不仅限于皇家和政府官员，它涉及到了所有附属国家
的首脑，他们每个人都被要求亲自前往哈剌和林谒见新的合罕。那些保持中
立或者支持拖雷系的人得以保全地位，而那些表示同情窝阔台系的人们则被
迅速消灭。畏兀儿的亦都护撒林底被发现与斡兀立海迷失结成同盟，便根据
蒙哥的命令被斩首。亦都护的兄弟和继承人玉古伦赤曾向拖雷系表示忠诚，
充当了撒林底的刽子手。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位于伊朗境内的一个附属国起
儿漫的统治者身上。
受害者的总数已无法知道，但无可置疑是个大数目：忙哥撒儿声称他亲
自审问和处死了77 个大臣和官员，根据当时包括蒙哥自己在内的目击者的证
言，毫无疑问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宗王的队伍相当可观地缩小了。②显而易见
能从蒙哥的罗网中漏脱的反对者很少，因为在他统治的其余岁月中，宗王的
反抗是个别的。
拖雷系的胜利自然导致皇族宗王间关系的较大调整。首先，蒙哥于1251
年安排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分别管理中原和西亚地区的时候，实质
上创造了两个新的地区汗国。通过这个行动，他巩固了拖雷系对帝国中大多
数经济上出产丰富的地区的控制，而且因此加强了他对其他皇室族系的权
力。
那些屈服于大汗的窝阔台系的成员被授与广泛分散在内亚的领土。窝阔
台的一个孙子海都被赐予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海押立城，他的兄弟灭里得到了
沿也儿的石河的土地。结果，“顺从的”窝阔台系的成员对自己的地位没有
什么办法，并且谨慎地彼此分离起来。在海都复兴家族的时机来临之前，这
种情况将持续近20 年。
关于察合台系，在位的亲窝阔台系的也速蒙哥汗被废黜并处死，由他的
侄子——曾在1242 至1246 年间掌权的哈剌旭烈兀取代他。由于贵由支持也
速蒙哥而被免职，哈剌旭烈兀因此被激怒，并成为拖雷系早期的拥护者。他
是一个多病的人，死在前往他位于中亚的斡耳朵（营帐）的道路上，根据皇
家的法令，他的小儿子木八剌沙继承他，由他的寡妇兀鲁忽乃摄政。
这样，两个竞争的族系暂时变得衰弱，而且顺从大汗的意志。蒙哥与拔
都的关系必然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基础上处理的。就谱系而言，术赤系长于
蒙哥，并且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是蒙哥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大汗给予拔都特
殊的尊敬，并对他的援助表示极大的感谢。但这并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
拔都是一个最强大的汗位拥立者，他保证拖雷系拥有汗位，从而使自己获得
① [439]撒亦夫·伊本·穆哈默德：《也里州志》。
② [87]《出使蒙古记》第203 页。[249]刚扎克茨·乞剌可思：《阿儿马尼（亚美尼亚）
史》，第236 页。
帝国的西半部为报答。①事实上，拖雷系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实力强大起来。唆
鲁和帖尼别吉是真正的汗位拥立者，而且拖雷系掌握着大部分成吉思汗的军
队，这使实力的天平倾向他们一边。
实际上，蒙哥从来未曾在外交或军事事务上给拔都以任何皇家特权。到
达术赤系领土的外国使节通常被转送到哈剌和林与大汗直接进行谈判。大汗
能够而且确实从术赤系的军队中调派相当大的分遣部队参加其他皇室族系成
员获利的战役，例如在1257 年至1258 年旭烈兀攻击报达的战争中就是如此。
金帐汗国的内部事务由两者共同管理：一切主要的行政工作——实行人口调
查、征集赋税和类似的事情——由大汗和术赤系的代理人共同承担。在理论
上，共同管理的原则在其他地区的汗国同样起作用，但实际上，只有在金帐
汗国的范围之内二者是平等的。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中亚、中原、伊朗—
—皇帝明确地占据着对其辖下的汗王的统治地位。
在加紧巩固自己势力的同时，拖雷系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正统问题上。
继承权明显地引起了争论，蒙哥感到有必要向全体蒙古人民证明他的即位是
正当的。
在关于继承权的争论中，拖雷系通过强调两次忽邻勒台的“合法性”巩
固了蒙哥的执政地位。他们指出皇室的所有支系都曾派出代表，所以会议也
因此宣布了合法的一致意见。相反地，他们强调，窝阔台系不讲信义地背叛
了正当组成的忽邻勒台的决定。为使这个消息传遍各地，实行清洗的审判被
当成讲坛，窝阔台的宗王们自己在法庭上陷入了绝境，供认了他们的罪行，
承认两次忽邻勒台的合法性。蒙哥因此合法拥有了王冠。为了支持他们对汗
位的所有权，拖雷系将蒙哥描绘成成吉思汗传统的化身，一位惟一不屈不挠
恪守札撒的规范并具有执政资格的人。蒙哥本人自豪地主张“遵祖宗之法，
不蹈袭他国所为”，①简洁地概括了拖雷系这方面的情况。为进一步地努力使
他们自身遮蔽在祖先的覆荫之下，1252 年，拖雷系开始正式地对成吉思汗表
示崇拜。同时，埋葬在父亲身边的拖雷被追封为汗，并且也成为官方倡议的
崇拜对象。
为反驳拖雷系的说法，窝阔台系只是争辩成吉思汗在指定窝阔台为他的
继承人，曾经打算将汗位保留在他第三个儿子的家族里，因而，无论蒙哥得
到什么资格或认可，都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大汗。当然，他们的前提是，拖
雷系有争议的继承权源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在这个问题上的声明互相矛盾。
无论拖雷系的这些或其他断言是否真实都不是关键，重要的是拖雷系广泛而
且有效地传播了有利于他们的合法继承权的可信的事实。
政府机构
早在即位之前很长时间，蒙哥就为了可能将转移到拖雷系手中的皇家权
力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①新的中枢机构代替了由镇海和合答为首的政府，以
皇家护卫军的指挥官忙哥撒儿为首脑。忙哥撒儿是一个来自札剌儿部的蒙古
人，职位是也可札鲁忽赤。他负责管理中央政府的日常事务，并监督诸王分
① 这是W.巴托尔德在[28]《突厥斯坦史》中的论点，见第2 卷，第1 部分，第148 页。

① [653]《元史》，卷3，第54 页。
① 这一部分是以我的论文[6]《蒙哥汗时期的护卫与统治机构》为基础写成的。
地的管理。仅次于他的是克烈部的孛鲁欢，一个聂思脱里派的基督徒。他负
责书记和财产管理，安排会见，并且随时记录大汗的旨意。忙哥撒儿死于1253
年，此后，孛鲁欢继承了死去的同僚的职位，但未改变他原先的职能。
在两届政府中，中枢机构在汉语中都被称为中书省，其下再划分出几个
部，各自有自己的长官。这些部分别负责祭祀和萨满、管理斡脱商人、驿站
（站赤），以及国库和武器库。在政府的上层官员中，掌权的几乎都是蒙古
人。然而具体办事人员，大多数都是非蒙古人，因为每个上层官员都需要一
大群能流利地使用帝国疆域内各种主要语言——比如汉语、吐蕃语、畏兀儿
语、党项语、波斯语以及蒙古语——的书记，以协助他进行工作。办事机构
是如此之大，保存的记录是如此广泛，以至哈剌和林的1/3 归他们专用。他
们在许多大营帐中生活和工作，并且经常陪同大汗出巡。
根据一种固定的制度，蒙哥用他自己的扈从以及拖雷系的部众充实了中
央政府，其核心人物都是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忙哥撒儿和孛鲁欢的经
历显示了这种选拔人才的模式。最初这两个人的祖先在成吉思汗的护卫里担
任低级职务。成吉思汗死后，他们的家庭由拖雷继承，从此忙哥撒儿和孛鲁
欢开始了在拖雷护卫中任职的生涯。拖雷死后，这两人都为唆鲁和帖尼别吉
效力，并且在蒙哥即位前的年代里被提升到了蒙哥家族机构中显著的地位。
这种选拔和效力的模式在低阶官员中同样适用。中书省里所有的汉人书记的
经历都从担任拖雷或蒙哥的怯薛中的必阇赤开始。总之，蒙哥手下所有官员
的能力和忠诚都在拖雷系完全控制政府之前而效命于拖雷系的年代里被考验
并进一步证实了。在早期的蒙古帝国里，试图在这种选拔的过程中区分出护
卫、家族和中书省有什么机构上的明确差别是困难的，这样做也许是没有意
义的。从任何角度来讲，它们都是一个统一体，它们同时作为护卫机构、精
锐军队、法庭和帝国政府而存在。
在中书省之下，蒙哥保留了由窝阔台最初设立的地区行政机构体系。这
些机构被恰当地称为行省（汉语称作行中书省），实际上是中书省的分支机
构。蒙哥选择的掌管这些行省的人——中原的马合木·牙老瓦赤，阿母河的
马思忽惕伯，还有伊朗的蒙古斡亦剌部人阿儿浑阿哈——都是自贵由时代留
下来的。这三人之所以能够在政权的更替中生存，是因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
行政官员，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他们是在帝国定居部分中成吉思汗整个
族系的代理人。
蒙哥尊重在各地区共同掌权的原则，允许有关蒙古诸王各自任命代理人
（在波斯的记载中称作“那可儿”）在行省任职。例如，在中原，马合木·牙
老瓦赤的主要助手是忽必烈的一个汉人助手赵璧。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花剌
子模人的另一个助手，是大汗自己家庭的长期追随者不只儿。同样的情况也
在伊朗通行，拔都、旭烈兀、唆鲁和帖尼别吉以及蒙哥都在阿儿浑阿哈的幕
府里安插了他们指派的那可儿。
在地区一级，本地的精英人物，例如，斡罗斯公国的贵族和吐蕃寺院的
教派通常留在适当位置，在由大汗从家臣中指定的达鲁花赤（在西部地区通
常被称为八思哈）警惕的监视下执行政府职能。
这样的管理体系本质上是在蒙哥以前诸汗时形成的。实际上，蒙哥并非
是改革者，他仅仅是运用流传下来的制度。然而，他是一个成功地支配着政
府机构的强有力并且从不倦怠的管理者。当然，他能够直接驱使和牢固控制
他的中书省，因为他与他的机构生活、工作、饮食都在一起。而且在他的直
接监督下，中书省从上面严密地监控着地方政府的工作，经常审计他们的账
簿，审查各级官员。另外，蒙哥的那可儿被直接派往行省，从内部监视那些
机构，而且，他的达鲁花赤从基层仔细地检查那些人的所做所为，向大汗报
告任何反常行为。蒙哥对他的帝国的各项管理活动——从策划到实施——都
了如指掌，并且专心致志，因而在绝大多数场合他有可能不顾宗王或地方势
力的反对，推行他的政策。
皇帝的计划
不同于他的前任贵由，蒙哥登上汗位时已胸有成竹。他对帝国有着宏大
的设想，既包括国内的改革，又包括对外扩张。在计划中，蒙古人民，无论
是贵族还是百姓，都将注意力和精力完全投入其中，并为他的统治成功做出
重大贡献。①
大汗在1251 年的忽邻勒台之后很快就首次宣布了他的改革措施，其目的
是要保证中央政府自由利用帝国的财物并削减诸王和官员们无限制的征税。②
作为第一步，蒙哥废除了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所发布的象征权力的牌符、印
章和札儿里黑（诏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从他的对手那里夺取帝国的资
源，使他们不能继续未经许可就占用物品和劳役。他还严格地限制了他们使
用站赤即驿站系统。诸王、官员、宗教的显要人物和斡脱商人早已习惯利用
站赤为他们的个人需要服务，这妨碍了帝国驿传的使用，还增加了被分配去
维护驿站的平民家庭本已沉重的负担。此后，只有官方授权的个人才有权力
使用这个系统。分地宗王的权力也受到严密的监视，如果没有首先与帝国宫
廷协商，他们再也不许对他们私人领地中的百姓随意召集和征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蒙哥在他整个帝国里对估税和征税制订了统一和固
定的体系。作为保证最大征税量的措施，大汗发布旨令，在已归属蒙古人统
治的领土内恢复经济；在各个战场，破坏和屠杀要控制在最小程度；遗弃农
耕地和被破坏的城市对帝国国库毫无益处。
这些改革的效果是很难衡量的。的确，1258 年对报达的掠夺表明破坏性
的行为仍在继续。但即使旧习性非常顽固，蒙哥仍在认真地努力去阻止对定
居地区进行不必要的破坏。事实上，严重违反旨意的蒙古官员受到严厉处罚。
1258 年的某个场合，大汗鞭打了他儿子阿速带的随从，原因是在汉地干涉农
业活动。同时，他对从汉地农民的菜园里抢夺蔬菜的官员处以死刑。在另一
事例中，一名被控谋杀了一个波斯平民的蒙古万户长在犯罪地点呼罗珊的城
市徒思的城门前被处死。①
复兴的计划也产生了一些实际效果。1219—1223 年间遭到严重破坏的突
厥大城市的经济生活恢复到了被征服前的水平；中原的一些区域，例如河北
的邢州，也被重建。为了支持这次改革，蒙哥将斡脱商人置于控制之下，大
幅度减少宫廷的支出，并且成功贯彻并实施了新的税收措施。分地内部的状
① 据1254 年访问蒙哥的鲁不鲁乞记载，蒙古人因他们的成就而骄傲，他们的远征将使世
界上所有的人向他
们投降。见[87]《出使蒙古记》，第149—150 页。
② 这些措施的相同记载见于[653]《元史》，第45 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 卷，
第75—78 页；[18]
波义耳译本，第2 卷，第598—599 页。
① [653]《元史》，卷4，第51 页；[403]《史集》，第154 页。
态的资料是有限的，但是只要大汗感到帝国利益受到危害，他就会对这些领
域进行干预（详细情况见“忽必烈与中国北部”一节）。
蒙哥不是出自道德的考虑，而是为获得并控制支持扩张计划所需的资源
而减轻和调整他的臣民的负担。他打算同时对南宋、高丽和西亚展开大规模
的进攻，这样，从掠夺成性的诸王到逃税的农民，任何妨碍和阻止物资流动
的人都会引起蒙哥的愤怒和憎恨。在计划中，平民仍然被压榨，但这是在一
个正规和有系统的基础上，并且限制在帝国代理人的管理下。
通过将内部的改革和新一轮扩张相结合，蒙哥完成了两个较为重要的目
的：首先，他使分裂的蒙古的统治精英忙于准备和实施军事作战行动；其次，
以为军事行动取得物资为名，他使权力集中于中央，因而得以巩固对汗位的
掌握。在这些情况下，对不满的诸王来说，在帝国贯彻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人
民去征服世界的遗愿时，是很难对蒙哥的权力发起挑战的。多数蒙古人，不
管他们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通常都同意蒙古帝国的主要使命就是征
服。
无论这些政策中有多少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都不能认为蒙哥只不过巧
妙地利用成吉思汗的言语和声望来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他看上去是真诚
地相信蒙古人有一个伟大的使命——统治全世界，并且对他来说，使他祖父
的遗愿化为现实是义不容辞的。
动员
为了确保进一步的征服战争所需的物资，蒙哥要求进行新的并且精确的
全国性人口调查。这次人口调查旨在认定并动员帝国的财富和人力以投入战
争，因而将牲畜、果园、原料（例如铁和盐的储备）还有人都列入清单。无
论是调查范围还是严密程度，蒙哥的统计清单都超越了以前窝阔台和贵由的
成就。①
在中原进行的调查始于1252 年，是在蒙哥派驻马合木·牙老瓦赤机构里
的代表不只儿的指导下进行的。在1255、1257 和1258 年进行的补充调查弄
清了流动人口的数字，并对新近投降地区的居民进行登记。在西亚，人口调
查由阿儿浑阿哈负责。他与大汗的私人代表密切合作，在阿富汗、伊朗、伊
拉克以及外高加索进行调查，时间在1253 和1258 年间。在金帐汗国所做的
登记最初于1254 年发出命令，事实上统计在1254 年开始于北高加索，1259
年在斡罗斯公国最北端的城市诺夫哥罗德达到高潮。
在这次调查里，就像以往一样，进行人口调查的队伍由大汗、各地区的
汗以及其他有关的皇室成员的代表组成。积累起来的资料登记入册，调查一
结束，就直接呈送给蒙哥。因为最新的人口调查数字都在控制之下，中书省
能够对他们预期从特定地区或者附属国所得到的征税数量和军队征兵数目做
出合乎情理而又精确的估计，这样使地方势力很难克扣应当上缴中央的资
源。
按照马合木·牙老瓦赤于13 世纪30 年代在突厥斯坦创立的制度，平民
百姓的纳税负担在被登记的时候就分别确定了。依照他的设计，一共只有三
种基本税：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人头税（Khubchir，忽卜绰儿），以钱币支付；
① [8]见爱尔森：《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8—52 页。
由农村人口以实物支付的农业税（Khalan，哈阑），以及在城市的市场和许
多关卡所有商业交易以现金收取的商业税（Tamgha，探合）。①
根据当时的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详细叙述，忽卜绰儿是在帝国的每一处按
照个人的支付能力而确定征收的。最初的税率在每年穷者1 个第纳儿和富者
11 个第纳儿之间。但在事实上，这种方案只在最初制定和进行试验的地方—
—帝国的伊斯兰地区实施过。在中原分等课税的原则被保留下来，但忽卜绰
儿（汉语科差或差发）的几个重要方面被修改，以适应汉人的习惯。在那里，
收税以家庭为基础，而非个人，而且交纳珍贵物品，特别是丝绵以及白银。
而且，最初每户每年为六两白银和半斤丝绵的最高税额，很快就减少了。蒙
哥时代的科差，除了用白银交纳的部分数量增加了之外，与耶律楚材1236
年进行的税制改革以后的情况差不多完全一样。
为了促进这项赋税的征收，蒙哥做出努力，在帝国各地，至少在那些已
经有了货币经济经验的地区，投放更多的货币进入流通。②在中原，根据皇帝
的命令，在1253 年建立了一个纸币流通的管理机构（交钞提举司）。毫无疑
问，根据1254 年鲁不鲁乞在哈剌和林所观察到的实例，交钞提举司实际上发
行过纸币。但汉文史料没有指明这种货币的流通范围和支付科差款项的作
用。然而，正如鲁不鲁乞在他著作中的某个地方特别提到的那样，汉人定期
向他们的领主交纳不明数量的丝绵，以及1500 个雅思科特（突厥语，yastuq，
“枕”或锭）。①由此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至少在蒙哥统治初期，纸币实际
上并未被广泛地运用于纳税上。
在中亚、伊朗和外高加索确实有迹象表明，地方造币厂在13 世纪50 年
代中叶制造了大量的第纳儿，忽卜绰儿实际上是用这种货币交纳的。在金帐
汗国的疆域内，只有伏尔加的不里阿耳地区在交纳贡赋时使用货币。斡罗斯
公国从没有制造货币的传统，所以蒙古人满足于征收毛皮或其他价值昂贵的
商品作为忽卜绰儿（斡罗斯称之为dan’）。
在游牧民之中，忽卜绰儿仍然是依照畜群的规模进行计算的。蒙哥即位
后，开始于斡兀立海迷失时期的过高的什一税很快就被废除，恢复了以前的
百一税。
至于农业税，蒙古人在许多地方都依照当地旧例，在中原，他们保持了
由耶律楚材精心设计的体系，征税的数目，在土地的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进
行估价。在西亚，则普遍使用流行于伊斯兰地区的什一税。
因此，概括地说，蒙哥很快就设立了三种税，实行于全帝国的定居地区。
每一种税种的估税和税率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规定了贡品和农业税每年只
征收一次。虽然不合理的现象继续存在，过度征税也没有完全杜绝，但政府
继续不断努力，参照各地方的惯例和经济现实状况，对征税清单进行调整。
即使存在不断的调节（通常在地方一级），在帝国极其复杂的居民中仍实行
着相当统一固定的体系。
蒙古人为了实现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新兵征召与人口调查也有着密切的关
系。人口统计以后，中国北方的人口被分为三个基本种类：军户、民户、投
下户。军户以“土绵”（汉语称为万户，意为1 万个家庭）为组织，在理论
① 关于赋税种类的演变，见[469]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② [28]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第149 页，首先指出蒙哥使赋税货币化的努力。
① [87]《出使蒙古记》，第144、169—170 页。
上，每个万户可以提供1 万个士兵作为蒙古正规军的辅助兵种参加战斗。在
蒙哥统治期间所动员的新军总数已无法知晓，我们可以从不同地区报告的数
字做出判断，那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255 年，山东建起一支2 万人的军队；
1257 年，格鲁吉亚提供了10 个万户。此时的蒙古野战军队具有两方面特征，
一是庞大，二是多民族化。在1253 年到1259 年之间进攻宋朝的军队，除了
蒙古人和突厥分支军队以外，还包括了汉人、西夏人、高丽人、畏兀儿人，
以及阿速人。阿速人是北高加索的居民，在1254 年的人口调查之后被迫服
役。
除了正规的新兵征集之外，人口调查还被用于甄别有技能的工匠，然后
将他们分派到帝国的武器制造部门、矿山工作，或者作为特殊兵种在军队中
服务。蒙古人的人力动员系统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可以用下面的事情说明：一
支由1000 名汉人炮手组成的军队随同旭烈兀西征，帮助他攻破了报达的城
墙。蒙哥之所以能够向他的弟弟提供这样一支军队，是因为在1252 年的人口
调查期间，所有中国北部的铁匠、木匠和黑色火药的制作者都被登记为炮手，
并建立了专门的名册。所以当后来他们认为西亚需要那些专门人才的时候，
蒙哥和他的顾问们只需要打开专门的名册，找出所需数量的适当人选就可以
了。
新的征服
1251 年的忽邻勒台达成协议，开始计划向西亚、高丽和中国南部发动一
系列战役，蒙哥决意要完成成吉思汗的遗愿，而且自信他可以动员到所需的
军队和物资，于是便迅速地实行了新的征服计划。随后的一年，已经准备好
能够同时展开三个方面的行动。出征西亚的军队集中于蒙古西部。先锋军于
1252 年夏天出发。次年，主力出发。虽然名义上是由大汗的弟弟旭烈兀负责，
但当军队抵达预定目标后，战场实际的作战指挥便被委托给怯的不花。他是
先锋军的指挥官，蒙哥家族的管家。①
遥远的征途，大量的人畜，随军携带的辎重和围城的装备，由此可以想
见后勤方面的困难是多么的巨大，旭烈兀挥军西进的计划需要多么精心的安
排。西征军的主力于1256 年抵达呼罗珊，在那里会合了来自金帐汗国和察合
台汗国的增援部队，还有根据最新的人口调查动员起来的为数众多的地方辅
助部队，包括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员。最初使人感受到这
支联合军团令人生畏的力量的是他们击溃亦思马因派的战斗。亦思马因派（他
们作为刺客集团而为欧洲人所知）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以暗杀作为政治
武器而名声昭著，并且令人生畏。刺客们隐藏在伊朗西北部的群山之上，用
众多的城堡组成网状防御系统，并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在蒙古军持续数月
的攻击之下，他们开始投降了。1257 年年初，亦思马因人的多数城堡停止了
抵抗，他们的领袖也被蒙古军俘获。蒙哥深深地认识到亦思马因人的特殊技
能，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他下令将所有幸存的亦思马因人处死，从该派
大师开始。
接着，旭烈兀挥师前往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所在地报达。哈里发谟斯塔辛
拒绝了旭烈兀让他们投降的命令，此举无异宣布了他自己和大多数报达市民
① 此次战役的详细探讨见[36]《剑桥伊朗史》，第5 卷，第340—352 页。
的死刑。蒙古的各路人马在1257 年下半年会师城下，并且构成了严密的包围
圈。1258 年2 月，怯的不花的攻击部队攻克了报达，在接下来的七个充满血
腥的日子里，蒙古军肆意地在城中进行掠夺和大屠杀。
与此同时，还进行着一些次要的战役：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的中等城市都
受到攻击，大量的远征军被派往克什米尔和昔思田。1259 年，这些战役结束
了，旭烈兀完成了蒙哥交付的任务，在西亚牢固地建立了蒙古人（拖雷系）
的统治。旭烈兀试图扩展他新建立起来的王国，又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更遥
远的叙利亚。但是，其结果是一场大灾难，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于次年9 月
在爱音扎鲁特击溃了入侵者，并俘虏了蒙古军的统帅怯的不花。①
在亚洲的另一端，于1252 年下半年展开了对高丽人的攻击，指挥官是成
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合撒儿的长子诸王也古。这一次，蒙哥错误地选择了指挥
官，也古既不忠诚，也不服从命令，而且拙于处理各种事务，因此，大汗在
1253 年下令由皇帝护卫军的官员札剌儿带取代了他的职位。札剌儿带在以后
的五年里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无法彻底战胜勇敢地进行抵抗的高丽
人，这迫使蒙哥在1258 年又向半岛派遣了大量援军。虽然向战场上投放了大
量生力军，在高丽人勉强地承认了蒙古的宗主国地位之前，蒙古军仍然在苦
战中度过了一年。
在中国南部前线，也有大批蒙古军队在调动中。如果对宋进行正面攻击，
就需要冒险强渡长江下游，其代价将会很高。为了避免这一点，蒙哥决定在
中国西南部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从那里可以发动侧翼的攻击。出于这个想法，
在1252 年夏末，蒙哥派遣他的弟弟忽必烈远征并占领南诏——或者更严格地
说是大理，这个王国被云南的段氏家族所统治，连接着宋朝防御很薄弱的西
部和西南部边境。②蒙古军自陕西出发，在秋天抵达黄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洮
水。先锋军由汉人将领汪德臣率领，攻入四川盆地，击溃宋朝地方守军，在
利州城（后称保宁）建立起蒙军的主要基地。通向南方的道路已被扫清，交
通线安全可靠，于是忽必烈率领主力部队向大理国前进。1253 年秋天，在越
过了荒凉多山的地区之后，忽必烈将指挥部设在了云南西部的金沙江畔。在
这里，他将军队兵分三路，目标直指王国的首都大理（见地图29）。
在1253 年12 月到1254 年1 月之间，大理被征服了。虽然大理的统治者
曾经拒绝了忽必烈要求他们投降的命令，但首都及其居民们还是被饶恕了。
如同曾经在其他许多地方所为，蒙古人保留了当地的王朝，将其置于蒙古官
员的监管之下。国王段智兴在晚些时候被送往蒙古，并且授予“摩合罗嵯”
（意为“大王”）的称号。
1254 年底，忽必烈回到蒙古本土，与他的大汗兄长会面。速不台的儿子
兀良合台是蒙哥派给忽必烈作远征军指挥官的，他留在西南指挥进攻当地的
蛮人和罗罗部落。他的平定工作确实是成功的，1257 年初，在与宋军的一次
交锋后，他回到了甘肃北部。从那里，他派遣使者前往蒙哥的宫廷向大汗禀
报：云南已经牢牢地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中。皇帝对兀良合台的成绩感到满意，
因此给予他荣誉和慷慨的赏赐。
随后兀良合台又返回云南，着手准备蒙古人对东南亚的第一次入侵。1257
① [468]约翰·M.史密斯：《爱音扎鲁特：马鲁克的胜利或是蒙古的失败？》。
② 汉文文献中有关这次战役的最详细报告，可在此次行动的指挥兀良合台的传记中见到，
见[653]《元史》，
卷121，第2979—2981 页。亦见[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4 卷，第316—
319 页。
年下半年，他进入安南，迫使统治该地的陈王朝逃往一个孤岛以求安全。第
二年春天，安南国王意识到任何进一步地抵抗都是徒劳的，便将他的儿子作
为人质送往大汗的宫廷，表示承认蒙古人的宗主权。
现在，到蒙哥亲自出场的时候了，长期计划的征服南宋的战争开始了。
忽必烈与中国北部
蒙哥在位期间，中国北部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之
间的关系所制约。这种关系的基本特征，通过将忽必
烈在中原的地位与旭烈兀在西亚的某些类似状况加以比较，可以得到最好的
展示。
他们所得到的相似的地位来自于大汗有意识的安排：1251 年秋天，忽必
烈和旭烈兀同时被授予了作为宗王的管辖范围。正如拉施特所指出的那样，
这一次大汗明确地而且直截了当地让两位王子作为他的左膀右臂。①他们的任
务也是完全相同的。旭烈兀被分派在西亚扩展并巩固蒙古——拖雷系的努
力，忽必烈则是在东亚做同样的事情。为了实现他们的任务，两个王子分别
得到了由怯的不花和兀良合台指挥的蒙古野战军队，这两人是蒙哥从自己的
私人护卫里选拔出来的。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两个王子被允许各自建立一
支由当地的专门人才组成的官员队伍——旭烈兀手下主要是中亚的回回人，
忽必烈手下则是汉人，以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领地。然而蒙哥保留了在两个
兄弟的管辖范围之内任命或解除重要官员职务的权力。换句话说，二者都是
“伊利汗”，也就是从属的汗，他们对各自领地所拥有的权力，完全取决于
大汗的意愿。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土地都是在再次分配中由他们的长兄所
授予的，而不像术赤系和察合台系在成吉思汗进行最初的封赏时就得到了各
自的土地和封号，所以他们二人都没有得到像其他地区的汗一样的地位。
尽管他们的地位实际上相同，他们的职责也完全一致，但兄弟二人和蒙
哥的私人关系却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拿旭烈兀来说，他满足于他的身
份。他通过正式采用伊利汗这个称号的方式大肆宣扬他对大汗的服从，而且，
根据记载，他从未与蒙哥发生严重的争执。
作为另一个臂膀的忽必烈，是比较难驾御的。他时常向大汗的权威挑战。
深藏不露的觊觎大汗权力的野心，使忽必烈对中央政府进行详细的研究，还
经常与大汗及其代表发生冲突。例如，1252 年，他与不只儿发生争执，因为
他发现对方过于倾向将在法律上犯有小过失的汉人臣民处死。毫无疑问，在
这一年，由于那些试图阻止把回回的理财方式引入中国的儒生谋士的影响，
忽必烈及时向大汗表示了他对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瓦赤被重新任命为中
国北方行省首脑的不满。随后在马合木·牙老瓦赤与忽必烈在行省的代表赵
璧之间出现的关于管理方式的冲突，其实不过是反映了大汗与忽必烈之间不
断增长的紧张关系而已。
在忽必烈管理中国北部的问题上，他们之间最严重的对抗爆发于1257
年。事件的发端在1251 年。这一年，忽必烈获得了对中国北部的宗王管辖权，
他当即在河南、京兆（在今陕西）和邢州（在今河北）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
① [404]《史集》，第2 卷，第685 页。
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使这些地区经济得到复苏。1252
年，当蒙哥宣布他决定为皇帝家族分配新的封地的时候，忽必烈采纳了他最
信任的儒士幕僚之一姚枢的建议，要求并得到了位于战略要地又极富饶的渭
水流域作为他的私人分地（忽必）。过了两年，在云南战役及与大汗的会面
之后，忽必烈回到封地，倚仗谋士们的帮助，继续着他对管理体制改革和使
经济恢复元气的努力。他在京兆进行的工作，就像在河南和邢州所做到的一
样，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和进步，而且在1257 年以前一直没有受到干扰。1257
年，蒙哥对忽必烈的行为发动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大规模调查。他有理由怀疑
他的兄弟试图在京兆及河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基础，并且可能借此对汗位
发起挑战。
开始进行调查的理由显然是因为有人控告在陕西存在着贪污受贿的情
况。领导调查的是哈剌和林护卫军的副长官阿蓝答儿。他率领的调查组迅速
地前往陕西和河南地区，查封了大批行政档案，下属地方官员都受到了严厉
的审问。基于他们所发现的情况，在报知大汗并得到了准许之后，调查机构
将忽必烈任命的陕西宣抚使罢免，并且迅速将他的一些下属处死。为了进一
步表现大汗的权力，蒙哥命令在这个省份征收特别税。这种税在对其支付和
运送方法稍作调整后，实行全额征收。
受到了这种颠倒黑白伤害的忽必烈，此时尚无力与大汗对抗。按照姚枢
的劝告，他采取了惟一可以选择的行动，在1258 年初前往蒙古本土，以此重
申他对大汗的忠诚，并请求他长兄的原谅。后者从这一谦恭的行动中得到了
安慰，虽然严格地制约了忽必烈管理中国北部的权力，但是没有采取进一步
的惩罚措施。
蒙哥先发制人的清洗得到了完全的成功，现在他认为事情已经结束，而
且作为对忽必烈恢复了信任的表示，大汗邀请他那悔过了的弟弟协助策划并
实施进攻宋朝的第二阶段的战役。①
攻宋与蒙哥之死
当兀良合台所指挥的云南战役看来已必胜无疑的时候，蒙哥开始认真考
虑对南宋进行大规模的正面攻击。从1254 年开始，蒙古人沿南宋北部边界的
袭击和侦察活动增加了，同时展开了政治攻势，其目的是促使宋朝边境官员
叛逃。1256 年的夏天，以宋朝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大汗正式宣布了攻击宋
朝的意向，并为这一军事行动的计划进行了初步的商讨。1257 年初，进攻部
队被派往南方，蒙哥决定亲自指挥参与此次战役的三路兵马中的一路。一年
以后，大汗在前往南方的路上经过戈壁，在那里他会见了忽必烈和其他宗王，
仔细检查即将到来的战役的细节。在1258 年春天，蒙哥和他的军队抵达甘肃
的六盘山，并建立了临时的大本营。他在这里度过了5 月，为长驱直入四川
做最后的准备。
尽管在忽必烈攻打大理的时候，四川曾被蒙古部分地占领过，它仍然牢
牢地掌握在南宋的手中。宋的统帅调动可以利用的所有军队以加强散布在这
一地区各处的堡垒城市。因此，蒙哥将他的军队划分为三支独立的队伍，然
① 关于忽必烈的改革以及其后与大汗的对抗，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85—
294 页；[54]陈学
霖：《姚枢（1201—1278 年）》，第25—28 页。
后着手一个接一个地攻陷那些堡垒。大汗作为其中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于
1258 年秋天攻入四川北部，通过猛烈的攻击占领了一些城市，随后到达了自
1253 年起就在蒙古人掌握中的利州。在检查了利州的防御工作之后，他移师
前往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带。在那里，他将1258 年的剩余时间都用来围困各城
市，还接受了为数颇多的南宋官员的投降。1259 年初，他挥师前往四川西部
进攻雅州（今雅安），于1 月将其攻克。
然后，蒙哥回师向东，挺进到嘉陵江畔的一个主要堡垒城市合州，并在
其周围集结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对这座城市的攻击于2 月开始，战事在整个
春天和夏天愈演愈烈。但是，合州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
的进攻。7 月，由于无法攻克此城，蒙哥下令解除包围。在留下了3000 人对
合州加以封锁以后，大汗派遣了大部分部队前往袭取四川南部的重庆。在此
期间蒙古军的两支偏师投入了战斗，从不同的方向攻入宋的领土。当蒙古宗
王塔察儿在东翼谋取淮南（今安徽省）的时候，忽必烈在1259 年8 月统领中
路军在湖北开辟了新的战线，进攻长江中游的南宋城市鄂州。与这些战役相
配合，兀良合台统军自云南南部向东北进入南宋疆域，其目标是与忽必烈的
军队会师长江。
现在，蒙古野战军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发动了攻击，宋朝的防
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偏安的朝廷处在生死关头。终于，他们所面对的不幸
局面得到了暂时的缓解。1259 年8 月11 日，因为痢疾，或者是因为在合州
城外的山岭中被宋的抛石机击中所受的创伤，蒙哥死了。①他的将领们停止了
在四川的行动，将他的遗体运回北方，并将他的死讯通知皇族。一个月后，
忽必烈得知了长兄的死讯，他立即终止了对鄂州的围攻，同时取消了所有即
将对江南进攻的进一步计划。
对宋朝来说，蒙哥之死意味着他们得到了20 年的喘息机会。而对蒙古帝
国来说，此事带来了一场新的引起分裂的继位冲突，其所造成的伤害是永远
无法完全恢复的。
① 关于他死亡的原因，见[462]谢尔盖·什科里尔：《火炮前的中国砲》，第336—337 页
，注18。
结语：处在内战前夜的帝国
蒙古帝国在蒙哥的统治下达到了势力的巅峰。他有效地集中了帝国的权
力，并且因此得到所需的资源用以完成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对西亚及高丽的
征服，把蒙古人的统治扩展到了中国西南部，并开始了对宋的战争。但即使
他有着如此众多的成就，蒙哥仍应对在他死后立即出现的倾轧和冲突负有重
大责任。作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蒙哥由于在任命上的错误和疏忽，给统一
的帝国播下了造成其永远分裂的内战（1260—1264 年）的种子。
在这些错误中最具破坏性的是蒙哥没有在他自己家庭内部指定一个无可
置疑的继承人。众所周知，蒙哥从未对继承人问题表态。他或许曾经有意暗
示他的幼弟阿里不哥有优先权，因为在蒙哥于1258 年启程前往南方的时候，
阿里不哥被留下管理哈剌和林。但如果这确实是他的意图，那么考虑不周而
且不可理解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昭示天下，明确他的选择，或者加强阿里不
哥的权势。所以，这种含糊的状况导致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了继位的权利
而斗争。拖雷系的分裂进而给其他支系那些心怀不满的成员提供了一个重申
和提出各不相同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的良好机会。
幸存下来的察合台系诸王仍然承受着因为蒙哥对他们家族大清洗所带来
的痛苦，乘机迅速地在突厥斯坦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独立汗国。1260 年，察合
台的一个孙子阿鲁忽轻易地废黜了拖雷系指定的察合台系首领、他的堂兄弟
木八刺沙。此后，对阿富汗斯坦和东突厥斯坦抱有野心的察合台汗国几乎不
间断地与伊朗的伊利汗国以及中国的大汗作战。
窝阔台系对于1251 年的事件更加怨恨，同样表示出了独立的姿态。窝阔
台的孙子海都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一个对帝国权力表示蔑视的。1256 年，他逮
捕了一个大汗派来的使者，并且拒绝将其送回宫廷。当时，蒙哥大概正专注
于指挥即将爆发的攻宋战争，所以没有对反叛的宗王采取任何行动。后来，
当继承权之争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间爆发的时候，海都尽其所能促使争端激
化，希望能够使拖雷家族彻底崩溃。①作为窝阔台系一员，他自然认为大汗的
位置是他家族的专有之物，而且他首次（在1269 年）组织起一个中亚蒙古宗
王的联盟，以对抗忽必烈及其继任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4 世纪初期。在被
迫对海都进行长时间而且代价昂贵的战争的忽必烈看来，蒙哥没有在窝阔台
系的维护者们最初显露出反叛的迹象时将其扑灭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原
谅的大错。
在术赤王国，也有麻烦在酝酿。拔都在1255 年左右死去，他的两个短命
的后裔经过蒙哥的批准后先后即位，先是他的儿子撒儿塔（在位时间约是
1255—1257 年），而后是他年幼的孙子兀刺赤（在位时间约是1257 年）。
兀刺赤死后，拔都的一个兄弟别儿哥登上汗位，同样获得了蒙哥的准许。别
儿哥刚刚皈依伊斯兰教，1260 年的时候，他支持阿里不哥，并且发动了对忽
必烈的同盟者伊利汗旭烈兀的战争。一些当时的穆斯林历史学家①把别儿哥对
伊利汗的仇恨归结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无法容忍在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的宗教
中心巴格达发生的暴行和破坏，但是他对旭烈兀不满的真正原因是关于外高
① [653]《元史》，卷153，第3619 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 卷
，第126—127 页。
① [312]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430—431 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 卷，第1255
—1257 页。
加索的支配权。1252 年，蒙哥将格鲁吉亚（曲儿只）②封给别儿哥，但是旭
烈兀出于对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的贪心，对术赤系宗王在该地的权利置之不
理。这一侮辱激怒了别儿哥，他与伊利汗的主要敌人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结盟，
于1262 年侵入伊朗。一个有着蒙古皇室血统的宗王为了与另一个蒙古汗王争
夺而与异族势力结盟，这是第一次。
1260 年的继位危机使大部分在蒙哥时代隐藏在假象之后的、蒙古诸王间
的个人恩怨和领土争端迅速地暴露了。1264 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的决定性
胜利未能根除深层的分裂。充其量恢复起来的团结也是暂时的，而且非常脆
弱。无论如何已经有四个独立的汗国分别存在，各自追求自己单独的利益和
目标。只有伊利汗国对忽必烈保持着忠诚，依旧承认居于中国的大汗拥有至
高无上的地位。但即使是他们，也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的时候行使着广泛
的自治权。四大汗国彼此间继续相互影响，直至进入14 世纪。他们都是作为
主权国家而存在。他们之间缔结联盟，互相攻伐，交换使节，进行商业贸易。
以元朝的中国和伊利汗的伊朗为例，他们之间有着文化和科技互相影响的大
量计划。但是四大汗国再也没有在某次共同的军事行动中齐心协力。进攻南
宋和阿拔斯哈里发国是蒙古帝国最后一次联合军事行动。蒙古人将所有已知
世界置于他们统治之下的企图，从未能实现。
② [653]《元史》，卷3，第45 页。汉文曲儿只可以追溯到格鲁吉亚的典型波斯语和阿拉
伯语Gurj，见[373]
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 卷，第738—739 页。
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统治
最初岁月
1229 年当忽必烈的伯父窝阔台而不是他的父亲拖雷被选择为成吉思汗
的继承人时，似乎忽必烈在蒙古历史上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几乎没有人能
预见到他最终将成为蒙古帝国中最有权力的人物。
有此远见的人其中之一是忽必烈的能干非凡和聪明的母亲唆鲁和帖尼别
吉。与几乎同一时代的阿基坦的埃莱诺一样（译者注：埃莱诺先后为法王路
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唆鲁和帖尼养育了四个成为君王的儿子—
—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两位母亲都献身于儿子们的前程，并
且在自己的儿子们登上王位之前从不停止努力。唆鲁和帖尼的同代人把她看
成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妇女之一。希伯来医生巴·希伯尔思（Bar He－braeus）
引用他的时代的一首诗把唆鲁和帖尼描述为“如果我发现女性中还有别的妇
女像她，我会说女性远远超出男性”。①如果没有她的政治手腕以及她对他们
的培养，她的儿子们不会成功地取代窝阔台家族成为主要的蒙古皇室家族。
唆鲁和帖尼深深地影响她的儿子们。首先，她确保儿子们是有文化的，
对于渴望统治一个伟大帝国的人来说，有文化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此外，
她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教导他们一些基本的政治准则。例如，在中国北方的她
的属地里，她既不剥削汉族臣民也不在这个地区进行抢掠。她意识到如果她
鼓励而不是干预当地的农耕经济便会增加税收。她对宗教的宽容政策也给她
的儿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她本人是一个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她向佛
寺、道观以及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捐助金钱以及其他具体的支持。①
她认为在自己的分地上对宗教的赞助会使她更容易进行统治。在对自己分地
的管理中，唆鲁和帖尼吸收几位汉人幕僚设计出的管理汉人臣民的适当制
度，这些政治制度在她的臣民中是有作用的。
1215 年9 月23 日唆鲁和帖尼生下忽必烈，恰好在1215 年成吉思汗占领
北京。关于忽必烈的童年、教育和游历的史料是有限的。但是，这一点看来
是清楚的，即对他的抚育由他的母亲承担，因为在忽必烈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他的父亲拖雷离家在中亚或中国征战。唆鲁和帖尼招募一位名叫脱罗■
（Tolochu）的畏兀儿人教忽必烈读写蒙古文。②她确保通过她的汉人幕僚使
忽必烈受到汉人方式的影响，但奇怪的是从未教他阅读汉语。她还为忽必烈
争取到了第一个官职。她说服大伯窝阔台将邢州封给忽必烈管辖，邢州地处
河北地区，在1236 年拥有上万户的人口。以他的母亲为榜样，忽必烈通过鼓
励农业以及宗教上的宽容政策寻求与他的汉族臣民保持良好关系。也像他的
① [40]E.A.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第1 卷，第398 页。
① [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99—200 页。
② 关于脱罗■和其他畏兀儿人对蒙古人的影响，见[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
：13—14 世纪突厥
与蒙古关系初探》，第281—310 页。
母亲，他在自己的周围笼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汉人。①
在他以后的事业中，他常和聂思脱里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亚穆斯林
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于汉族幕僚之中。
忽必烈最早的谋士们是一群折衷主义者。海云和尚（1205—1257 年）向
他介绍佛教的戒律和习俗，并且安排忽必烈和刘秉忠（1216—1274 年）见面，
后来证明刘秉忠是忽必烈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赵璧（1220—1276 年）向忽
必烈讲演儒学。但是毫无疑问姚枢（1201—1278 年）是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
儒士幕僚，因为姚枢是一位“务实并多才多艺的且善于使自己的传统学识适
用于新环境的儒士”。②他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忽必烈和蒙古贵族有一定
的吸引力。姚枢的建议总是隐含在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逻辑之中。一些儒学谋
士仅仅勉强地为忽必烈服务。赵復是这些不太合作的谋士中的一个，他只被
忽必烈召见过一次。在他们的谈话中，忽必烈询问他如何征服南宋。赵復的
回答是：“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③
尽管偶而会发生这种抵触，忽必烈还是建立了一个由顾问们组成的“幕
府”。他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也可以和他们讨论儒家道德学
说。其他蒙古贵族都没有吸收这么多的儒士，帮助统治他自己在邢州的领地
无须这么多的扈从。很清楚，忽必烈预见到自己在蒙古帝国中尤其在中国的
更重要的作用。至于他的幕僚们则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为他服务。有的是为
了金钱或者为了豁免劳役及其他义务；有的希望在中国恢复统一和秩序，并
且认为蒙古人具有统一中国北部和南部的最好机会。另一些为忽必烈工作的
人是为了改善他们的众多百姓的现状并且试图促使蒙古人汉化。
但是，忽必烈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作为幕僚和行政官员的儒士中。他的汉
族臣僚不可能受到完全信任，而且他们也不能帮助忽必烈实现他的所有目
标。例如，在军事方面，忽必烈依赖蒙古统帅的建议及辅佐。他把当前的和
以后的军事行动都委托给蒙古人。他用畏兀儿人和突厥人作翻译、地方长官
和文书主管。所以，1259 年蒙哥去世时，忽必烈已经招募了代表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和不同职业的幕僚和官员。尽管他不是第一位从被征服的民族中寻
找幕僚和助手的蒙古人——窝阔台和蒙哥在他以前已经这样做过——但他是
惟一拥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幕僚的蒙古人。
一位对忽必烈有影响力的顾问是他的妻子察必。尽管有关她的一生及事
业细节的文献甚少，但足以揭示对于一位追求成为伟大帝国统治者的男人，
察必是一位合适的伴侣。她劝告忽必烈防止蒙古家臣把他分地中的肥沃农田
变成牧羊的牧场。她的理由是如果忽必烈鼓励这种转化，他不仅会破坏自然
农耕经济，而且还会疏远他的汉族臣民。察必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尤其
热衷于吐蕃佛教。她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朵儿赤（来自藏文的rDorje）。
毫无疑问是她敦促忽必烈邀请像海云那样的僧侣来到他的领地并且和他们讨
论深奥的佛教教理和教义。她对佛教的热情肯定促使他支持这种宗教。总之，
忽必烈认真地考虑了察必的各种见解。
然而在他的兄长蒙哥于1251 年就任汗位之前，包括他的妻子察必在内的
① 关于这些汉人幕僚，见[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828]姚从吾：
《忽必烈汗对于汉
化态度的分析》。
② [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 年）》，第45 页。
③ [653]《元史》，卷189，第4314 页。
这个杰出的谋士集团尚未使忽必烈崛起。忽必烈仍是一个朦胧的人物，这个
时期的蒙古文、汉文或者波斯文史料中很少提及他。但是，随着他的兄长夺
取权力，忽必烈开始担负重大责任，并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得到更多的注意。
他出来说服蒙哥为控制蒙古帝国向窝阔台家族进行挑战。随着他的哥哥在
1251 年获得成功，忽必烈加入到宫廷的内部决策圈中，蒙哥在争取汗位斗争
中的对手们能得到相对宽大的处理，他起到一定作用。
蒙哥统治期间忽必烈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承担一次军事远征。蒙哥希望
继续他的前任们的扩张政策，并命令他的弟弟旭烈兀把蒙古统治扩大到中
东。而另一个兄弟忽必烈则受命率军对现今云南省内的大理王国远征。对中
国西南这一地区的控制可为蒙古人提供进攻南宋王朝的另一个基地。1252 年
七月忽必烈接受蒙哥发动远征的命令，但是直到1253 年九月他才向大理进
军。①大理战役的准备对他来讲特别重要，因为这是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在
36 岁时他终于得到一次进攻极其重要的军事目标的机会。他不希望糟蹋掉这
次可以证明自己是军事指挥家的机会。
1253 年夏末忽必烈准备好完成蒙哥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他的军队从陕西
出发向大理进军。在发动进攻之前，忽必烈派遣三位使者要求大理投降。大
理国王段兴智以及在国王后面执掌实权的宰相高祥对此所做的回答是杀死了
这三位使者。因此忽必烈向大理国发动三路进攻，他的军队打败敌人，迫使
敌人退回到首都。汉文史料称赞姚枢阻止了不必要的杀戮。他劝说忽必烈命
令部下制作一幅带有禁止杀戮字样的帛旗，使城内的居民确信如果投降，他
们的生命可不受伤害。由于这种保证，大理选择了投降。忽必烈没有食言：
居民没有受到伤害，他们的政府系统只有很少的改变，并且允许段氏家族和
忽必烈指定的宣抚使分享权力。
忽必烈的第一次军事远征是凯旋而归，他实现了蒙哥的愿望。他的军队
损失很小，并且他把蒙古的控制扩展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一个向中国
南部发动进攻的基地和一条扩大与缅甸及印度贸易的通道。通过领导一次成
功的战役忽必烈在蒙古人的眼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一个人要在蒙古贵族中
得到认可必须显示军事首领的才能，现在忽必烈表现了自己的气质，确保在
蒙古同胞中提高自己的形象。
① 关于这次远征及其意义，见[653]《元史》，卷4，第59—60 页；[839]夏光南：《元代
云南史地丛考》，
第107 页；[659]杨慎：《南诏野史》，第184—186 页；[354]多桑：《蒙古史》，第2 卷
，第310—314 页。
忽必烈和中国，1253—1259 年
从西南战役凯旋回到他的分地之后，忽必烈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分
地的行政管理之上。依靠儒士幕僚的支持和协助，他发展农业、发行纸币鼓
励贸易并且征收赋税。总而言之，他的分地既稳定而富庶，使得忽必烈得以
考虑长期规划。他在尝试中，要求一位名叫刘秉忠的佛教僧人给予指导，刘
秉忠是海云介绍给忽必烈的一位著名诗人、书法家、画家、术数家和天文学
家。①刘秉忠劝说忽必烈培养、保护和使用被他描述为国家财富的儒士。他还
督促这位蒙古宗王开办训练儒士的学校，恢复传统的科举考试并重新引入古
代中国的礼乐制度。最后，他建议为忽必烈的汉地臣民制定不过分沉重的税
收和军事义务。除了没有恢复科举之外忽必烈批准了所有的建议。他不希望
全部使用汉人幕僚，或者至少不希望全部使用讲汉语的幕僚和官员。
刘秉忠和忽必烈之间最重要的合作可能是在这位蒙古宗王的农耕世界的
新分地内建设一座都城。1256 年，他们在滦河以北后来属内蒙古清代城镇多
伦诺尔以西36 里处选择了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夏天的气候比中原北部凉爽，
四面环山，水源丰富，足以供应中等规模的城市。它靠近汉人农业边缘地区
和蒙古人牧场的边线，距北京约有十天的旅程。①这样，传统的蒙古人就不能
指责忽必烈放弃传统而站在汉人一边。然而，忽必烈已对他周围的汉地臣民
发出了变革信号。
对忽必烈的定居臣民发出的另一个信号是名为开平的新城，开平以中国
过去的都城为模型。许多建筑的布局基于中国古书《易经》的规定。城分为
三个区。外城为方形，由12 至18 英尺高的土墙包围。大部分居民居住在这
个区域里的土房和木房里，外城还有几座佛寺。第二个区是内城，容纳忽必
烈和他的扈从。高10 至16 英尺的砖墙包围着内城。建筑在土台上的皇宫大
安阁是这个部分的最重要的中心。在宫殿内，“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贴金
并且油漆得富丽堂皇。宫中的绘画、肖像、鸟树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
快和惊奇”。②在内城中还分布着许多其他殿堂和官府。开平城的最后一部分
是外城北面的猎场，由草地、树林和河流组成。猎场中驯养着供忽必烈打猎
的各式各样的动物，尤其是鹿。园中还饲养着白牝马和母牛，它们所产的奶，
除了大汗和他的后裔之外，谁都不准饮用。③
目睹忽必烈分地中的这些发展，蒙哥必然会对他的弟弟与其汉人臣民的
认同不安。蒙哥的大臣们也指责忽必烈避开传统的蒙古法律采用汉人的法律
统治他的分地。1257 年蒙哥派出两位亲信大臣调查忽必烈分地的状况，揭露
出他们声称的大量违法和越权行动后，他们逮捕和处死了几位高级官员。④
不过清洗未殃及忽必烈。几个月之后，蒙哥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并且感觉到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忽必烈的协助非常宝贵。第一个问题是已经上升到猛烈
的械斗并且破坏庙宇道观的佛教和道教之间的宗教冲突。第二个问题是征服
① 关于刘秉忠的作用，见[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1216—1
274 年）》。
① 关于这座都城，见[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252]驹井和爱：《元上都与大
都的平面比较》；
[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②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185 页。
③ [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187 页。
④ [653]《元史》，卷158，第3713 页。
比中原最富裕地区更为富庶的江南地区。忽必烈和他的汉人谋士可以帮助蒙
哥解决儒道之间的争端并且同时帮助他得到中原汉人的忠诚。因此蒙哥在
1258 年上半年安排了和他弟弟的一次会面，他们两人重归旧好。事实上，他
们都需要对方。
这次会见后不久，忽必烈召集300 位佛教僧侣、200 位道士以及200 位
儒士和朝廷官员对有争执的问题进行辩论。他要对这两个宗教团体的论战主
张进行裁决。道教和佛教都追求“惟我独尊”并且都期待着非宗教权威的支
持。辩论的焦点是所谓“化胡”理论（野蛮人的皈依），道教徒坚持认为老
子曾离开中国到西域去，在西域老子把自己变换成佛祖并且开始传播佛教学
说。他们暗示佛教只不过是老子发展的道教中的一种简单的庸俗化形式，以
便吸引比较落后的印度人。道教的辩护者依据两本古书《化胡经》和《八十
一化图》中所找到的证据。①但是，他们的佛教对手尤其是吐蕃的八思巴对这
些著作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他们指出包括司马迁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在
内的早期中国史料都没有提到过这两部著作。八思巴提出这两本书是后来的
伪造品。忽必烈赞同这种观点。
这位蒙古王子向道教徒提供一次挽回的机会。他邀请道教徒表演他们精
通的绝技。由于不能完成这项挑战，道教徒被宣判为是这次辩论的失败者。
忽必烈命令烧毁所有的《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并且把没收道教徒的财
富归还给佛教寺院。②忽必烈没有禁止道教，仅仅抑制他所认为的过分行为。
惩罚性的清洗会激怒道教徒，他们的许多支持者将会阻碍蒙古人统治中国北
方的努力。忽必烈的决定以及他惩罚道教徒的温和态度看来得到了他的汉人
臣民的赞同。
因这场辩论而获盛名之后，忽必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1258 年年底，
蒙哥作出征服江南的计划。他计划在四条战线上展开进攻。由他本人统率的
军队首先试图占领四川然后向东挺进。忽必烈接着应该率领另一支军队从开
平出发在长江中游的鄂州渡过长江，并在鄂州吸引住南宋军队。另外两支军
队将从云南以及陕西的六盘山出兵，后者进逼宋朝重镇襄阳。蒙古人显然希
望西部战场的迅速胜利会导致宋朝投降。因为遇到宋兵的顽强抵抗，蒙哥自
己指挥的征战没有达到他的预想。1258 年3 月占领成都之后，他的远征军在
1258 年下半年和1259 年的前七个月徒劳地陷入试图占领牢固守卫的合州城
（今四川合川县）的战斗之中。1259 年8 月11 日，蒙哥病死于合州附近的
军中。
蒙哥去世后，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上的征战全部停顿下来。蒙哥的军队不
再向前移动，也未和其他三支进攻宋朝的军队进行联络。在中东，扩大蒙古
在西部疆域控制的蒙哥的弟弟旭烈兀仓促地返回蒙古本土，只留下一支小部
队守卫新占领的地区。蒙古帝国的这种混乱是由于缺少对汗位的有序继承而
造成的。具有最伟大军事能力的领导者经常能取得胜利。
1259 年在拖雷家族中展开了皇位争夺。这不仅仅是一场两个人之间的争
夺，因为他们各自代表着蒙古贵族中的主要派别。忽必烈受到被他征服的国
家的文明的吸引并且寻找他的民众的建议和帮助，他代表着受到定居世界影
响，并且希望同他们和解的蒙古人。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则作为传统的蒙古
① [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257]库伯：《元代佛道之争研究绪论
》。
② [58]沙畹：《蒙古时代的汉文碑文碑铭和文献》，《通报》第9 卷，第381—384 页。

方式及准则的捍卫者出现。对于阿里不哥，草原世界要比农耕世界更有吸引
力。他不信任他的两个哥哥旭烈兀和忽必烈，并且认为他们受到外来准则和
观点的腐蚀。由此引发了涉及到蒙古帝国未来方向的兄弟之间的争斗。
这场争夺推迟了几个月。1259 年9 月中旬，忽必烈通过他的异母兄弟派
出的信使获悉蒙哥的死讯，他的这位兄弟要求忽必烈返回蒙古本土选举新的
大汗。此时忽必烈刚刚到达长江北岸并且正准备向南入侵。按《元史》的说
法，他告诉使者：“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①波斯史家拉施特证实了
这个说法，注明忽必烈的反应是，“我们带着一支多如蚂蚁和蝗虫的军队来
到这里；我们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们怎么能够返回，难道仅仅因为传闻？”②
看起来忽必烈希望击败宋朝以提高汗位争夺中的地位，他应该作为一位成功
的军事领导人投入这场争夺。出于这个原因，他没有立即返回北方。
① [653]《元史》，卷4，第61 页。
② [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48 页。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
1259 年整个冬天忽必烈的军队坚持对南宋作战。他们首先渡过长江，接
着围攻坚固设防的鄂州城。这场战役的胜利将支撑忽必烈在蒙古帝国中的声
誉，而该城的宋朝保卫者誓死不投降。但是，南宋丞相贾似道希望媾和。他
派出一位使者答应每年向忽必烈进贡银两丝帛，所要求的回报是保证把长江
维持为他们的共同边界。忽必烈的儒士幕僚赵璧对此事的评论是：“今已渡
江，是言何益！”③忽必烈企望胜利。
接踵而来的危机挽救了宋朝。蒙哥死后阿里不哥立即调动军队并且和有
影响的蒙古显贵结盟。1260 年初，阿里不哥的一个盟友向开平城进军。丈夫
出征期间坚守在后方的察必立即派出一位使者将他弟弟的计划和行动通知忽
必烈。忽必烈必须放弃对鄂州的围攻，向北回军迎击阿里不哥。忽必烈从鄂
州撤出大部分军队，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军队保卫已占领的地区。①贾似道利
用忽必烈的突然撤军命令向蒙古的这支小部队发动进攻，并且迅速击败蒙古
军，收复了宋朝领土。贾似道兴高采烈地把这场小规模交战吹嘘为巨大的胜
利，错误地引导宋廷拒绝与蒙古和解。
此时忽必烈正在回兵并于1260 年春天抵达开平。《元史》说许多宗王“请
求”忽必烈继承汗位。在三次正式“拒绝”之后，忽必烈答应他们的请求，
在5 月5 日仓促召集的一次忽邻勒台上被选举为大汗。因为大部分蒙古贵族
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忽必烈的选举受到异议。例如，一个月之内，阿里不哥
在蒙古旧都和林宣布为争位的大汗。在三个其余的主要汗国中，阿里不哥可
以得到斡罗斯的钦察汗国和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两个汗国的支持。忽必烈惟一
的支持者是他的弟弟旭烈兀，而旭烈兀本人在中东正面临着对他的权威的严
重危胁。在返回蒙古的途中，旭烈兀获悉埃及马木鲁克朝统治者于1260 年9
月在叙利亚的爱音扎鲁特击败了他的军队。②另外，钦察汗国为试图把他从沿
着斡罗斯—波斯边界的阿哲儿拜占驱逐出去已向他宣战。旭烈兀的注意力被
牵制到别的地方，从而在皇位继承的斗争中对忽必烈的帮助是很小的。
为了得到支持，忽必烈不得不依靠汉地的资源和汉人臣民。他发布了一
份由他的儒士幕僚王鹗起草的诏书，③承认对于统治中国光靠蒙古军事技能是
不够的，为了统一中国需要一位仁义的和按照先人传统进行统治的贤人，并
且暗示他正是这样的人。他还提出减少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负担。①在发布这份
诏书几天后忽必烈采用了汉制年号“中统”，②尽管他还没有为他的王朝采用
一个汉文国号。他设立的政府机构中书省和宣慰使司类似于传统的中国机
构。事实上，忽必烈希望向所有的汉人示意——他想采纳典型中国统治者的
服饰和风格。但是南宋的汉人不接受这种让步。他们把忽必烈派来对双方冲
突进行外交协商的使者郝经扣押起来。1260 年郝经被投入牢中，一直关押到
70 年代忽必烈成功地发动对南宋的军事征战为止。
③ [117]傅海波：《贾似道（1213—1275 年）：宋末权臣》，第227 页。
① [653]《元史》，卷4，第62—63 页。
② [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与叙利亚》，第212—213 页。
③ 见[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 年）》。
① 诏书全文，见[653]《元史》，卷4，第64—65 页。
② 见[426]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第245 页注12。
忽必烈自己可以利用中国北方的资源，并且利用占据中原的优势封锁向
阿里不可提供的物资供应。以和林为基地，阿里不哥需要输入大部分粮食，
忽必烈决心切断他弟弟的供应线。甘肃、东北以及更西的畏兀儿是由忽必烈
的盟友控制的。阿里不哥供给的主要来源是以中亚为基地的察合台汗阿鲁
忽。起初阿鲁忽支持阿里不哥争夺帝位，但是对税收及分配掠夺品的争执使
他们反目。因此，1262 年以后，阿里不哥没有可依赖的盟友以及可靠的供应
来源。对他来说，放弃帝位争夺只是时间问题。在几次小冲突之后，1263 年
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对忽必烈足够有利的是，几年后阿里不哥在被监管
中死去，使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尽管阿里不哥死了，忽必烈的权力仍然面
临着其他威胁。在把自己扮演成为蒙古帝国（见地图30）的大汗的努力中，
忽必烈仍然摆脱不了对他即位的合法性的怀疑。③
同样，接受忽必烈为中国的皇帝也是脆弱的，出现了几位权力的竞争者。
他的第一个对手是山东益都的李璮。汉文史料描述
李璮是一个“反叛的逆臣”，因为他最终倒戈反对忽必烈。从而，他被看成
为是一位反叛而不是一位献身建立中国王朝的忠臣。撇开不谈这种错误的表
述，李璮的确对忽必烈自称为中国皇帝构成了直接威胁。早期，在对宋朝的
战争中李璮和蒙哥合作并且袭击过几座滨海城镇。当忽必烈1260 年登上中国
皇位时，看来没有理由怀疑李璮对蒙古的忠诚。另外，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
而王文统刚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省的平章政事，这是政府里最有影响的官职
之一。
1260 年和1261 年，忽必烈送给李璮金银，作为对宋战争的费用。但在
1261 年下半年，李璮准备和忽必烈决裂并且实行与南宋的一项和约。由于可
以从山东贮藏的盐和铜得到巨大财富，李璮拥有向蒙古统治发起重要挑战所
需的资源。他可能已经得到宋朝给予支持的保证并且必然认为和南宋的贸易
以及其他经济关系要比与蒙古的友好关系更有实利。另外，在种族上作为一
个汉人，他可能具有忠于宋朝的感情。不论出于什么动机，1262 年2 月22
日他背叛了他过去认可的君主。忽必烈立即对此作出反应，派出几支最信任
的军队来对付这位麻烦的汉人领导人。忽必烈的两位主要将领史天泽和史枢
以及儒士幕僚赵璧前去粉碎李璮的反叛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在几个月之内就
显示出来，8 月初李璮被击败并被抓获。朝廷的士兵按通常为贵族施行的处
死方法，把李璮放在一个袋中用他们的马把他踩死。他的岳父王文统在此之
后很快也被处死，并且为了对王文统受到的惩罚提供法律根据，公开宣布了
王文统在叛乱中的造反及“叛迹”。①
李璮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统治中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增加了忽必烈对汉
人的猜疑。在一个重要经济地区发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汉人领导的并且得到一
位受信任的最高层汉人显贵隐蔽支持的叛乱肯定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从这
个时刻开始，他自然地对仅仅依赖他的汉人助手统治中国产生怀疑，作为替
代他从非汉人幕僚中寻求协助。即使在他成为大汗和中国皇帝之前，忽必烈
已经召募出身于不同种族的幕僚。但是，李璮的背叛引起更大的对依赖汉人
③ 关于忽必烈为取得继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
的皇帝和神：元代
的正统观念》，第25—52 页。
① 关于李璮叛乱的研究成果，有[368]爱宕松男：《李璮之乱及其政治意义：蒙古统治下
汉地封建制向州县
制的转化》；[743]孙克宽：《元初李璮事变的分析》。
的怀疑，忽必烈更强烈地意识到需要非汉人的幕僚和官吏。
他的妻子察必支持统治上的这种努力。察必渴望成为有权力的皇后，而
不仅仅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妻子。①她对不同背景的尤其是吐蕃背景的官吏的庇
护也补充了忽必烈的政策。然而，他们两人仍意识到他们的大部分臣民是汉
人，从而容纳某些汉人价值观念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早期实行的行政制度意在吸引汉人的支持并且反映蒙古人的利
益。但是，和以前的中国朝代不同，忽必烈新设计的政府不实行科举。这种
需要对孔子学说进行反复学习和探讨的考试从7 世纪起为中国的各朝代提供
了许多官员，并且被北方的辽、金所采纳。但是，忽必烈不急于把自己囿于
由汉人思想熏陶出的幕僚和官员的圈子之内。此外，他想拥有任命自己官员
的权力。不过他所建立的制度应该是他的汉人臣民所熟悉的。
传统的中国政府机构中书省负责大部分行政事务，如接收呈交给皇帝的
奏章以及制定法律。中书省的负责人在主要的政治决策上和忽必烈商量，然
后由左丞相和右丞相监督的六部执行。②枢密院负责军事事务，御史台监察
全国官吏的行为并且向皇帝呈写报告。尽管中央事务的大部分框架类似于更
早的中国各朝代，但地方控制系统是不同的。中国分成行省，各省由行中书
省丞相管理。皇帝还指定蒙古人或中亚人为专门代表（达鲁花赤）检查各省
官员及各省180 路地方官吏的活动。
忽必烈的政治制度明显地不同于以前中国各朝代的政治制度。首先，他
把居民分成为三个种族。蒙古人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然后是称为色目人的西
亚和中亚人。称为汉人的中国北方居民最初构成最低的阶层，而在征服中国
南部之后称为南人的南方汉人变为最低的阶层并且排除在一些最重要的文职
之外。忽必烈认识到如果想避免被人口多得多的汉人（数量上至少是30 比1）
所吞没，蒙古人必须拥有控制权。概括地说，比起以前的中国各朝代对控制
的强调要更多。
忽必烈关心的是官员（其中不少人不是蒙古人）保持忠心、诚实和廉洁。
“蒙古的监察系统??要比任何一个前朝的系统更为渗透得多，并且它与中
央集权紧密联系的程度在中国的监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①忽必烈寻求保持
官员的忠诚同时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受贿的官吏、在履行职权时缺乏热情的
官吏或者向他们的臣民过分征括的官员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忽必烈需要新
的制度来控制和保持蒙古人的统治地位。从窝阔台的时代开始，许多蒙古贵
族得到封地的赏赐，在他们自己的封地里他们认为自己是至高至上的并且几
乎不允许干预。忽必烈必须使这些封地得到中央政府的监控，坚持使这些统
治者必须遵守他的政府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另外，他期望由他而不是封地的
拥有者来征收赋税和征募国家的军队。
最近的研究提出忽必烈在控制上的努力是徒劳的。一位学者写道：“由
于在任命重要官员时常常破例??中央政府在全帝国范围内的行政事务的参
与上顶多是短暂的并且仅限于非常有限的活动。”①按照这个观点，中书省的
作用只在忽必烈的旧分地和首都周围是有效的，对于地方事务的控制不像他
所希望的那样遍及各地。同样，他对地方官员和封地领主的控制也是有限的。
① [653]《元史》，卷114，第2871 页。[66]柯立夫：《<元史>中的察必皇后传》。
① [201]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27 页。
① [110]戴维·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51 页。
在他的统治期间，他赦免过腐败的和顽固对抗的官吏，这表明在推行自己的
法律时他不时受到挫折。然而这些失败不应该夸大，因为在60 年代的前几年
忽必烈已经建立看上去切实可行的对中国的行政管理。这种行政管理对于汉
人是熟悉的，但它和以前的中国体制相比又有相当的不同，以便容纳忽必烈
和蒙古人的价值观念和体制以及他们更大的控制臣民的需求。
向外扩张
在中国建立政府之后，忽必烈现在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对外关系。和他的
蒙古前辈一样，忽必烈懂得必须坚持领土扩张。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
位统治者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将更多的财富、人民和领
土并入他的版图。同样，汉人相信贤明的君主应该使外国人臣服并且接受中
国至上的观念。外国人应该不可抗拒地受到中国统治者的德政以及浩荡皇恩
的吸引。蒙古人和汉人的世界观念导致忽必烈把扩张放在首要位置上。忽必
烈获取权力的方式也可能导致他追求对外征服，因为他曾经受到他自己弟弟
的挑战，在他作为蒙古世界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上确实笼罩着疑云。忽必烈可
能试图通过进行对外战争消除这种怀疑，因为新的征服将会支撑他在蒙古人
中的声誉。
对宋朝的征服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也促使忽必烈对南宋开战。和其他中国王朝一样，宋
朝渴望统一中国。在宋朝朝廷中复仇主义是政治辩论中的一部分，而且尽管
此时宋军相对较弱并且没有构成对蒙古的直接威胁，但它可能恢复元气，并
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复被蒙古占领的中国北方领土。忽必烈应该在南宋
变成更强大的对手之前征服宋朝。宋朝的大量财富是另一种吸引。南宋土地
肥沃，这对北方极其重要，因为北方的人口超过北方的食品供应能力，因此
北方需要很好的利用来自南方的谷物供应。宋朝与南亚、印度及中东的海运
贸易使南宋的沿海城市富裕起来，这是忽必烈的另一个经济动机。
但是要占领中国南方存在许多障碍。尽管蒙古军队和骑兵在北方的气候
和地形条件下是成功的，但他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地形。他们对中国南方
亚热带地区的折磨人的高温没有准备，也不适应南方或西南地区的疾病、寄
生虫病和蚊子肆虐的热带雨林。他们的马匹不能很快适应高温，并且在南方
农田上不能像在平原上那么容易得到草料。另外，蒙古军队需要采用以前未
使用过或至少很少使用过的军事技术。例如，为了对付南方的水军，他们需
要造船、召募水手并且需要更加精通水战。在陆地上他们需要围攻人口众多、
守卫良好的城镇。事实上，在蒙古人攻打的国家中，宋朝人口最多，资源最
丰富。而对大宋帝国的占领需要大量的支出和努力。
表面上南宋是繁荣的。像首都杭州那样的活跃城市追求奢华并具有为此
所需的资源。杭州拥有豪华的饭馆、茶馆及戏院；“别的城市都没有这样地
聚集财富”。①南宋的繁荣来自广泛的国内贸易以及和亚洲及中东其他国家的
贸易。认识到可以从贸易中征集潜在的税收，南宋政府在最重要的港口中任
命海上贸易监督人（提举市舶使）；雇用商人监督国家专卖并在社会上给他
们以较高地位；还鼓励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外国商人。随着海上商业的繁荣，
宋朝关心航运并且相应地关心水军力量的提高。朝廷建立海军抵御沿海的海
盗，装备着火箭、火器和炸弹的大战船成为南宋武装力量的重要分支，构成
① [155]谢和耐：《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 年》，第84 页。关于杭州
，亦见[326]慕阿德：
《马可·波罗游记别注》。
蒙古入侵的一种障碍。②
虽然商业繁荣和水军强大，13 世纪中期宋朝内部面临许多严重的政治和
经济困难。许多善于经营的大地主通过压迫农民或者得到官僚亲戚的偏袒，
从而积累大量财产并且获得免交赋税的特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税收名
册上消失，朝廷的国库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制定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压倒高级官员。军事上的开销不断上升，腐败和低效
使军队战斗力下降。从60 年代初期，大臣贾似道开始试图改革并约束牟取暴
利的宦官、外戚和官吏。他清洗一些这样的人物并使自己的党羽担任重要的
官职，从而使宫廷两极分化，疏远并扩大对立面。因此，到了和蒙古对抗时，
宋朝朝廷陷入了严重的分裂。
最初，忽必烈和宋朝的交往不是交战性的。1260 年他的使者郝经建议宋
承认忽必烈是天子，换取实质上的自治，并且通过蒙古对贸易的支持以获得
更大繁荣。宋朝扣留了郝经并且不理睬1261 年由崔明道和李全义率领的第二
个使团。③然而忽必烈继续向南方的汉人作出和解的姿态。他释放他的军队在
边界上抓获的汉族商人，宽宏大量地对待南宋的逃兵，并坚持化干戈为玉帛。
因为宋朝拒绝放弃它的主权，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从1260 年之后出现小
冲突，1265 年在四川发生了大的冲突。战争于1268 年爆发，一直持续到1279
年（见地图31）。从1268 年到1273 年的襄阳之战是战争中最长的战役并被
证明是最关键性的。位于汉水沿岸的襄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略要地，
是通向长江中游盆地的最后一个要塞。宋人在那里修建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
御工事，其中包括如拉施特所描写的“坚固的城堡、厚实的城墙和深深的护
城河”。①为了战胜守卫者的抵抗，蒙古军队需要取得汉水上的水上霸权以阻
止来自宋朝首都的给养和增援部队。蒙古军队还需要熟练掌握攻城战术和使
用火炮。为了提供这种专门技能，忽必烈挑选了一组来自各种族的军官，并
为他的军队召募蒙古人、汉人、畏兀儿人和波斯人，为他的水军召募高丽人
和女真人。
围困开始于1268 年秋天，但是很迟之后才实现全面封锁，从而在围攻的
头三年中宋朝能够向它被围困的要塞发送给养和增援部队。同时忽必烈反复
地派出他自己的增援部队向襄阳的保卫者增加压力。例如，从1269 年4 月到
1270 年4 月，他向该地区的指挥官派出10 万官兵和5000 艘战船。但是襄阳
的保卫者坚持不投降。然而，1272 年初宋朝朝廷在打破围攻中遇到更多的障
碍。从这时起，襄阳完全孤立。但蒙古指挥官认识到强攻城堡和要塞要付出
沉重伤亡。如果他们选择避免流血，毫无疑问他们会被箝制，为了打破僵局
他们需要帮助。
两位回回技工提供了蒙古人所寻求的帮助。忽必烈的侄子、波斯的伊利
汗阿八哈应大汗的要求派出亦思马因和阿剌瓦丁前来
中国。①这两位回回人在1272 年下半年到达襄阳并建造了能够远距离发射大
石块的投石机和石弩。年底蒙古军队开始使用这些设备。有记载说“当该炮
② [293]罗荣邦：《海路贸易及其与宋水军的关系》，第81 页。
③ [653]《元史》，卷4，第70 页（译者注：李全义，应为李合义，见《元史》点校本卷
4，注9）。
① [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90 页。
① 此二人的汉文传记，见[653]《元史》，卷203，第4544—4545 页。
发射时声音惊天动地，它所击中的所有东西都被击破和摧毁”。②借助这种大
炮的神威，蒙古人最后强行攻城，剩余的宋军用密集的石块和弹射器反击但
未能挡住敌军。1273 年3 月勇敢的宋军将领吕文焕投降，几乎持续五年的围
攻终告结束。
襄阳失守之后，宋廷士气低落，贾似道信誉扫地。贾似道试图通过亲自
主持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尽力挽回声誉。他知道进击的蒙古人将沿东南方向
向宋朝首都杭州进军，决定在西北方向上靠近扬州城的地方进行抵抗。贾似
道率领13 万大军等待敌人。为了加强自己的入侵力量，忽必烈决定指定一位
攻宋军队的统帅。
1273 年夏天，忽必烈选择了伯颜，一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最有才华的军
人担任远征军的指挥官。在旭烈兀领导下的波斯和中东战役中以及在大理战
役中伯颜已功成名就，但是现在他得到最重要的任命。③认识到这项任务极其
重要，伯颜对远征作了大量准备。他还鼓励和欢迎汉人背叛者。
完成计划制定和对军队的训练之后，1275 年1 月伯颜从汉口渡过长江。
两军展开了水陆激战，但很快宋军被迫后退。3 月中旬，伯颜终于在离扬州
不远的丁家洲遇到主要对手贾似道。除了蒙古具有包括投石器和石弩在内的
大炮之外，双方势均力敌。大炮意味着差异，伯颜击溃宋军并予以重创。贾
似道的军队开始逃跑，贾似道被迫重聚军队并且退却。他在首都杭州的政敌
得到了他们一直寻找的机会，他们剥夺他的官职并把他流放到南方省份福
建。在途中，贾似道被押送他的人害死。
宋廷处于慌乱和无序状态。当蒙古人继续向前推进时，南宋的皇族面临
其他困难。年轻皇帝度宗于1274 年8 月12 日突然病逝，由他的年仅四岁的
儿子赵■继承皇位。赵■的祖母谢太皇太后为孙子摄政，但她体弱并且缺乏
好顾问，尤其因为越来越多的有权势的臣僚投靠了蒙古人。同时，在丁家洲
战役之后伯颜的军队包围扬州并且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多有宋军和居民
不战而降。除了投降之外皇太后没有别的选择。1275 年末，她派出使者答应
向蒙古进贡。但是伯颜拒绝这些提议，声称除无条件投降外他对一切都不满
足。
1276 年1 月末，太皇太后最终承认宋朝皇帝是忽必烈的臣民并把国玺交
给伯颜。①宽厚地接受宋朝的投降之后，伯颜告诫他的手下不要抢劫和掠夺并
把皇族护送到北方忽必烈的驻地。同样，忽必烈对投降的皇族是关心的。尽
管他没收一些珠宝和官服，但他为皇太后和皇后提供住处、年俸及侍从。年
幼的皇帝同样得到从小已习惯的奢侈，但他很快被放逐到吐蕃并且成为一位
虔诚的佛教徒，后来在1296 年他离开宫殿出家，终于1323 年被迫自杀。
尽管占领杭州，但是尚未完成对南宋的征服。一些宋朝忠臣带着皇帝的
两位异母兄弟逃到南方。1276 年6 月14 日他们聚集在福州拥戴七岁的哥哥
赵昰为皇帝。面对这样一位年幼的皇帝，宋朝忠臣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摄政王
来保证他们事业的生存。由于主要官员政治观点不同，不能选出单一的摄政
王。缺乏团结和不断的争吵削弱宋朝并且使蒙古人率领的军队更有信心以最
快的速度向南挺进。
② [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76 页。
③ [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译者注：伯颜未参加征大理之战）。

① [653]《元史》，卷9，第176 页。
畏兀儿将军阿里海牙率领的军队经湖南和现在的广西向西南挺进。当年
年底，另一支由蒙古将领唆都指挥的部队占领福州，迫使宋朝忠臣向更南的
港口泉州退却。泉州的主管海上贸易的招抚使回回人蒲寿庚最初欢迎逃来的
皇帝和他的随从，但是蒲寿庚很快感觉到宋朝官吏的傲慢和专横，随之即爆
发争执。①1277 年4 月他把忠诚转向到蒙古人，因为蒲寿庚指挥着一支精良
的船队，对忽必烈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变节。同时，在这一年中忠于宋朝的
大臣在南方从一个港口转移到另一个港口，从潮州开始，接着到惠州，最后
在年底抵达广州。唆都不断追击他们，并在1278 年2 月占领广州（在今广东）。
忠于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投降，而且再一次逃跑。但是，压力、艰苦的生活以
及不断变化的气候和环境都使年幼的皇帝难以承受，在5 月8 日他将满10
岁时夭折。
他的死对宋朝的忠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张世杰和陆
秀夫最后一次把他们重组在一起，推戴已死皇帝赵昰的异母兄弟赵昺并以他
的名义进行统治。此时他们以中国东南边陲的雷州半岛附近的硇洲岛为基
地。蒙古人的持续进攻迫使他们再次逃跑，这次从广州过海到达崖山岛。蒙
古人对岛进行封锁。1279 年3 月19 日，宋朝船队试图打破封锁，但在接踵
而来的战斗中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蹈海，宋朝的末代皇帝夭折在海上，宋王朝
最终被蒙古人推翻。三个月之后，张世杰在他的船队遭到飓风摧毁时溺死。
一些忠臣逃到占城，他们计划恢复力量并且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挑战，
但是他们已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到了1279 年，忽必烈和蒙古人粉碎了宋朝的残余力量。但现在忽必烈可
能面临更加难以对付的局面，因为他必须获得他征服的汉人的效忠。为赢得
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不能仅仅表现为一位只对掠夺中国南方财富有兴趣的
“蛮人”占领者。相反，忽必烈需要建立一个为蒙古人服务但又不过分压迫
当地百姓的政府。某些政策和人员使用上的延续还可以使蒙古统治平稳过
渡。因此，忽必烈对他的军人下令允许汉人不受妨碍地从事经济活动。他还
试图为他的政府召募汉人官员，许多有才能的“南人”为蒙古人工作。但是，
一些学者和官员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并且投身到非政治的事务中。一些人物，
例如著名的儒将文天祥，表现对宋朝的忠诚，则被蒙古人监禁或杀害。①在忽
必烈后来的统治时期，史书上没有记载重要的宋朝造反者，明显地显示出他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建立蒙古统治的能力（见地图32），他遇到的困
难却很少。
征服高丽
在平定高丽中，忽必烈取得了同样的成功。1258 年，他的兄长蒙哥派出
远征军平息叛乱并使高丽处于蒙古控制之下。武力的炫耀导致高丽的屈服，
其象征是世子王禃（译者注：王禃初名王倎，封王后改名）作为人质抵达蒙
古宫廷。忽必烈和这位年轻的高丽人相处得很好。当第二年蒙哥和高丽国王
去世后，在一支蒙古部队的护送下忽必烈把王禃送回高丽并授于他高丽国王
① 关于蒲寿庚，见[258]桑原隲藏：《蒲寿庚考》；[297]前屿信次：《泉州的波斯人蒲寿
庚》。
① 关于文天祥，见[39]威廉·A.布朗：《文天样：一个宋朝爱国者的传记研究》；关于其
他拒绝为蒙古人服
务的官员，见[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的封号。反过来，王禃很快地通过把世子送到忽必烈的宫廷作为人质以表现
他的忠诚和“信诺”。在后十年中，高丽和蒙古朝廷间的关系持续改善。王
禃向蒙古进贡，而忽必烈用慷慨的
礼品回酬，允许高丽商人和中国进行贸易，并在经济困难时向高丽提供谷物
和肉类。
忽必烈甚至在政治骚乱时帮助他的盟友。1269 年，一位名叫林衍的军官
发动军事政变。在得悉发生暴乱消息后的一个月内，忽必烈派出3000 名特遣
军驱散叛乱军队并恢复了王禃的王位。1273 年，残存的反抗者被赶到大陆南
海岸旁的济州岛。为了巩固与高丽皇族的关系，忽必烈让他的女儿和高丽世
子定婚，并成为以后在中国的蒙古王朝统治者的一种惯例。作为回报，高丽
人每年派使团向中国进贡土拨鼠、水獭、白银、猎鹰、陶瓷和药品直至忽必
烈去世；高丽向忽必烈的宫廷递交人口登记册，并且向派到高丽宫廷的蒙古
监临官提供给养。济州岛的一部分变成养马的牧区，这些马匹进贡给蒙古或
者用于贸易。在70 年代中期平定高丽后，忽必烈对高丽提出了蒙古在军事和
经济上的要求。①
入侵日本
也许忽必烈对高丽最艰巨的要求是在他的对日关系中作出帮助。尽管在
13 世纪初期高丽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所烦扰，他们仍希望避免牵连到蒙日
关系之中。例如，1266 年他们通过描述日本岛屿附近的汹涌海洋和狂暴气候
劝阻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团不要继续前进。为高丽的不合作所激怒，忽必烈
严厉地进行惩戒，他并且在1268 年派出另一个由高丽人参加的使团。日本幕
府首领和体现出武士自尊及爱国特点的摄政王北条政村，不接受作为中国的
蒙古统治者的仆从地位，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使团的提议，甚至不答复忽必烈
的来函。在这封信中忽必烈把日本君主称为“小国之君”。1271 年和1272
年派去的使者得到相同的待遇，这两次使者返回中国后都描述了在日本所受
到的粗鲁和屈辱的待遇。忽必烈不能容许日本人对他的无限期的蔑视。
1274 年忽必烈开始组织迫使日本接受进贡国地位的惩罚性远征。这次行
动由1.5 万名蒙古人、汉人和女真人士兵以及6000 至8000 高丽军队组成，
由7000 名高丽水手引导，从高丽的合浦（接近现代的釜山）出发驶向日本。
他们占领对马岛和壹歧岛并且在九州东部海岸上的福冈登陆。因为忽必烈完
全低估了日本人抵抗力量，这并不是一支很强大和给人深刻印象的军队。尽
管日本不具有能和蒙古人的长射程武器例如弩和石弩相匹敌的武器，而且他
们的将领不像蒙古将领那样有经验，但是他们早就布署好沿海岸的防御，并
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战斗，更加熟悉地形和气候。
11 月19 日，看来日本人在福冈要输掉反抗蒙古人的第一场战争，但是
那天晚上突然袭来未曾预料到的大风暴。日本人习惯这种“反常的”事件并
且轻而易举地就隐蔽到任何他们能够找到的躲避处。但是蒙古人被吓坏了，
在他们的高丽属下的劝说下返回到船上并驰向宽阔的大海等待风暴平息。后
① 郑麟趾等编：《高丽史》，卷1，第570 页；[653]《元史》，卷6，第122 页。[181]威
廉·E.亨索恩：《高
丽：蒙古的入侵》，第154—160 页；[171]韩百诗：《蒙古时代高丽史札记》，第179—1
83 页。
果是灾难性的：风、浪、岩石毁坏了几百艘船，1.3 万人丧生。①远征以蒙古
人的灾难告终，残余的部队开船返回并向忽必烈报告惨败的消息。因为忽必
烈企图再次彻底征服南宋，所以他不能立即向日本报仇。1275 年他派出另一
个使团，但是使团的使者很快被趾高气扬的日本统治者杀死。尽管忽必烈不
能允许这种蛮横的行为不受到惩罚，但是数年之后他才能够向日本派出惩罚
部队。
忽必烈与中亚
同时，在中亚的察合台汗国，是一个与忽必烈对抗的、企图从他手中夺
取控制权的劲敌。同对忽必烈的地位不造成实际威胁的高丽和日本的关系不
同，与中亚的关系涉及到谁应得到蒙古汗位的敌意挑战。忽必烈的主要对手
海都不仅是一位蒙古人，而且是皇族家庭中的一员。海都是大汗窝阔台的孙
子。因为中亚与忽必烈的领土具有共同边界，敌对关系会使中国西北的边境
受到打了就跑的侵扰，内亚游牧民的这种袭击使得汉地农民一年四季遭受损
害。在这样的袭击之后，游牧民可轻易地逃向中亚草原和沙漠中无边无际的
辽阔空间，躲避定居居民的追击军队。这种攻击破坏了忽必烈鼓励的跨越欧
亚大陆的远距离商队贸易并且危害忽必烈在中亚建立牢固的城镇和绿洲。如
果敌人控制这些必不可少的屯驻地点，他们可以破坏贸易。
忽必烈的侄子海都代表蒙古人中游牧民族的利益，这种利益威胁着日益
在中国呈定居趋势的蒙古王朝。海都喜欢游牧生活，喜欢作为牧人的君主的
生活，但不喜欢作为农民的统治者的生活。他的住所是开阔的空间，而不是
在人口众多的都城里的豪华宫殿中。比起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充满官僚气息的
定居农业社会来，他更偏爱游牧社会。中国史料不公正地把他描绘成是一位
掠夺者和一个背信弃义的叛徒。但是他的确既不想破坏这个区域里的繁荣城
镇也不想粉碎那里的贸易基础。实际上，海都曾积极地阻挡对中亚绿洲的掠
夺并且肯定指示过他的下属不要骚扰居民。不过，他对这些城市征税，并且
用所得到的收入支持他的军队。无论如何，他表现为蒙古传统的捍卫者，并
且在他看来，忽必烈是背叛者。①
难以确定忽必烈和海都彼此开始敌对的准确时间。早在1266 年7 月9
日，忽必烈就任命他的儿子那木罕为北平王，试图让这位年轻人负责中国北
部的军事事务并且防止海都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犯。五年之后忽必烈指派他
的儿子到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的中亚前哨，保护这个地区不受海都的侵
扰。忽必烈还派去几位那木罕的侄兄弟去陪伴他，铸成大错。因为他们全部
卷入激烈的争执，严重妨碍了远征，并最终导致了远征的失败。
在粉碎中亚的反对者的远征中，那木罕几乎没有进展。他成功地建立了
军队的补给线，但不能很快地制约敌人。海都的军队以游击战的方式行动而
不与他进行传统的战斗。一旦发现自己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或者处于险境，他
们立即脱身逃到他们熟悉的草原上或沙漠里。因为不能轻而易举地追击机动
① [437]乔治·桑塞姆：《1334 年前的日本史》，第440—444 页；[507]卢萨库·楚诺答
、L.C.古德里奇：
《中国王朝史中的日本》，第74—76 页。亦见[245]川添昭二：《日本和东亚》。
① 对海都抱有敌意的汉文史书的评价，见[687]柯绍忞：《新元史》，第6850 页；[689]
屠寄：《蒙兀儿史
记》，第1595—1597 页。
性极强的游击部队并和他们正面作战，那木罕的军队灰心丧气。为了打破僵
局，1275 年忽必烈派出妻子的侄子安童（1245—1293 年）支持那木罕。安童
是一位有能力的和杰出的人物，当时已任右丞相。到达那木罕的营地之后，
安童很快意识到，宗派主义使诸王分裂，并妨碍着有效的军事行动。但是，
由于站在那木罕一边，安童也被卷入这场争论之中。
1276 年下半年，陪伴那木罕的几位宗王秘密计划破坏远征。包括阿里不
哥的两位儿子和蒙哥的一位儿子在内的谋反者拘捕了那木罕并把他交给斡罗
斯的钦察汗，而把安童交给海都。②他们二人被监禁几乎达十年之久，但是没
有受到伤害。谋反者由于发现海都在和他们结盟的问题上含糊其词而感到失
望，海都不希望他们呆在他的王国内。不久他们就移居到认为更安全的蒙古
草原上。最终钦察汗和海都均不能从两位俘虏身上勒取到赎金并且看出继续
监禁他们没有好处，便释放了那木罕和安童。当1284 年他们返回时忽必烈热
烈地迎接他的儿子和他的内侄，并且再次授予他们过去的职务和头衔。
在那木罕和安童被拘捕的那十年期间，忽必烈并没有袖手旁观。获悉那
木罕被俘之后，他派出他最有能力的和最有声望的将领伯颜去营救儿子。刚
从南宋王朝凯旋归来的伯颜几次受到挫折。和那木罕一样，伯颜不能制服敌
人，因为海都的军队继续躲避。那木罕无人统率的军队也作出过一些勇敢的
努力，试图营救忽必烈的儿子，但是他们的营救同样失败了，未能救出那木
罕。
最终忽必烈明白他不能控制中亚并且不得不承认海都是这个区域的实际
统治者。甚至他的最杰出的将领都不能把忽必烈的宗主权扩大到中亚。他承
认自己的失败，勉强放弃在该地区的草原和绿洲的统治地位。他退到易于防
御的汉人居住地，容忍海都在农耕地区之外自由地统治。但他不能防止海都
以这些村庄作为其主要目标加以袭击。他所遇到的困难是，支援他的军队和
当地友好居民的供应线漫长而脆弱；游牧民持续不断的骚扰对他的士兵和盟
友都造成不便和威胁；他所追求的使这个区域的绿洲和城镇自给自足的目标
从未实现。简而言之，忽必烈对中亚的进攻一事无成。
在对付漠北的挑战中他成绩斐然。曾经背叛忽必烈的儿子那木罕的谋反
者迁移到漠北，并且计划攻击蒙古国的传统首都哈剌和林。忽必烈和他的政
府对付漠北的这种威胁的准备要比在更远的西部地区所作的准备强得多。一
段时间以来，他们通过对当地居民减轻赋税和传播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来鼓励
哈剌和林附近地区的农业。①他们还建立驿站，以此加强与中国北部的蒙古新
首都的战略和商务联系，并且还派遣手工业者帮助本地人发展他们自己的手
工业。这些措施使他们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从而在反对反叛宗王的战争中
得到当地人的合作。1279 年上半年，忽必烈的军队发动了征讨叛王的远征。
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几个月之内他们打败并且抓获了这些反叛的宗王。这
一年年底时，漠北又成为忽必烈帝国的一部分。
② [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66 页。
①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第143—16
0 页。
社会和经济政策
在征服中国南部以及高丽和平定中亚以及漠北的同时，忽必烈不是没注
意到在中国北部面临的困难。1260 年他试图去统治的中国北部现在面临着需
要他去解决的严重困难——尚未从1211 年至1234 年蒙古和金朝的冲突所造
成的破坏中真正恢复过来。农民不能断定蒙古统治者的意图。应有人向他们
保证，既不会没收他们的土地也不会对他们施加任意过度的赋税。但是，与
阿里不哥以及南宋的连续战争阻碍了商业，并且由于缺乏可接受的法律条文
造成很大的混乱。因为中国以前以科举为教育的中心科举的废止，使教育系
统一片混乱。以前的宗教不符合忽必烈和蒙古人的政策标准。佛教上层僧侣
集团知道忽必烈同情他们，但道教徒不清楚新统治者是否会歧视他们。儒家
担心蒙古人会废除传统的宫廷仪式并且会降低儒士的地位。也许最重要的
是，忽必烈的汉人臣民关心着自身的地位。他们肯定会被排斥在某些高级官
职之外，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也会受到歧视吗？
如果忽必烈希望在汉人社会里建立秩序，他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并
且处理这些问题。他所设置的政府机构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方向上的指
导。忽必烈需要将官员执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连接起来。他必须公开
他管理中国而不仅仅是剥削中国的计划，从而他的官员可以仿效他并协助他
摸索对定居文明的统治。某些学者对忽必烈早年亲自参与指导统治决策感到
惊讶，这一次他是会继续在设计政策和计划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呢？还是仅仅
由他的汉人幕僚向他呈交建议，然后不加思考地采纳这些建议？诚然，忽必
烈的确没有制定许多随后被执行的政策。但他也没有袖手旁观仅仅等待着提
议。他积极地征求建议。他的一位官员引用了一段诏书：“有上书陈言者，
皆得实封呈现。若言不可采，并无罪责；如其可用，朝廷优加迁赏。”①一位
当时的监察御史王恽，告诉人们忽必烈在朝廷上参与审议。例如，在1261
年5 月的一个星期的时间中，王恽得到忽必烈的三次召见，讨论政府事务。
忽必烈在有计划有条理地规定和阐明他的政治和经济观念之前，他必须
先减轻中国北方人民的苦难。蒙古人接管之前的战争在中国北方造成巨大破
坏并丧失了大量的人口。②很清楚这种劫难使幸存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忽
必烈统治的最初几年，他根据请求反复地对他的领地上的许多地区给予帮助
和豁免。汉文史料记载他经常免去或减少遭受经济困难的地区的赋税。他还
向受到自然灾害折磨的村庄提供纸币、谷物和布匹。③但是，除了这些应急措
施，他还需要制定恢复中国经济的长期规划。
这个规划的中心点之一是鼓励农业。1261 年忽必烈建立劝农司，劝农司
挑选农艺学上有造诣的人去帮助农民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土地。该机构每年向
中央政府递交农业、蚕业和水利控制工程的报告。最终忽必烈组建一个庞大
的官僚机构以促进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推动生产发展。他下令建造粮仓存储
剩余的谷物，为歉收年份食品短缺提供安全保证。他对定居居民的关心表现
在1262 年的一个敕令中，这份敕令禁止牧民在农田中放养牲畜。他不希望自
① [278]劳延瑄：《王恽〈中堂事记〉：译注与介绍》，第24 页。
② [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258 页。见[275]兰德彰在《蒙
古统治下的中国》的
前言中（第20 页）对人口问题的短评。
③ 关于这些应急措施，见[653]《元史》，卷4，第70—71 页；卷5，第83—86 页：卷6，
第113—114 页。
己的蒙古人民对宝贵的农业区域进行蚕食并且造成其他的损害。①
忽必烈还摸索着帮助农民自行组织起来恢复经济。1270 年他给予称为
“社”的组织正式的地位，以鼓励农业生产和促进垦植，社由约50 户人家组
成并且由社长或者村庄的长者指导。忽必烈命令各社适时耕作、植树、开荒、
改善防洪措施及灌溉、提高丝绸产量以及在河湖中养鱼。忽必烈和他的幕僚
把社设想为农民的自助组织，而且还想给社植入其他的功能。他们希望利用
社恢复农村的稳定并且帮助进行监视和进行统计。②
也许政府的最有新意的目标是利用这个新组织促进普及教育。每个社都
有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的义务。当农田中只需要很少劳动力时农民的孩
子就去上学。这一阶段的编年史对这个教育系统作出浮夸的判断。至1286
年，按照《元史》的说法，有20166 个社学。但是这个数字看来是言过其实
的，因为社的领导者意识到期待他们做什么，从而可能向中央政府夸大他们
的报告，虚报学校数量增加的假象。普及教育系统的幻想肯定从未实现，事
实上，甚至在全中国普遍组建社的证据也是很少的。③然而这种幻想揭示忽必
烈和他的幕僚们的观念：教育农民，让政府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中国的蒙古
统治者不再认为自己只属于游牧民，所以农民也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
更为明显的证据是政府在限制农民负担上的努力。忽必烈设计出一种固
定的正规的征税制度，免除包银并且限制投下的权利。根据新制度，过去强
迫农民交给投下的难以计数的钞和丝现在移交给政府，然后由投下和中央政
府均分。农民每年交税粮但不需要再考虑投下领主强加的反复无常的征收。
他们与包括手工业者和教士僧侣在内的其他人口一样支付人头税。他们其他
的主要负担是可以和赋税一样沉重的徭役义务。忽必烈修建道路、都城、扩
展大运河并且组织驿站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然而他寻求
通过他的统治限制对农民的过分要求，有时还放弃为徭役指派的其他赋税。
但是他不能控制所有的官员，并且一些对农民的劳力要求是不合理的。忽必
烈不像许多传统的蒙古人，不是仅仅追求剥削中国农民，这似乎是很清楚的。
①
和他的祖先一样，忽必烈爱护手工业者。和传统的汉人不同，他给手工
业者较高的地位。因为蒙古人自己只有很少的工匠，他们所需要的手工业品
靠外族人提供。忽必烈在他的政府里设置了一些机构组织手工业者并保障他
们的福利。例如他的机构中有一所将作院，负责向宫廷提供珠宝、布帛和纺
织品。为了赢得手工业工匠的忠诚，忽必烈制定了对他们有利的制度。政府
向他们提供相当高的工钱以及食品和布匹配给并且豁免徭役，还允许他们完
成每年的朝廷定额后制造可销售的产品。但是，作为对这些优惠的回报，由
政府管理世袭的手工业阶层。13 世纪后期，大约30 万户人被划分为匠户，
而且不能更改户籍。尽管有这种限制，总的说来手工业工匠是从中国的蒙古
人统治中获益的。①
① [639]《大元仓库记》，第1—3页；[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 卷，
第189—190 页。
② [212]井崎隆兴：《元代社制政治的考察》，第6—10 页。 [750]杨讷：《元代农村社
制研究》。
③ 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47 页。
① [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第951—957 页。
① [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参见[89]
约翰·德弗郎西斯、
孙任以都编译的《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中选择的译文，第234—246 页。
商人可能是从忽必烈的政策中获益最大的阶层。由于儒家士大夫不赞同
贸易，中国各王朝对商人施加大量限制。但是忽必烈没有这种偏见，并且实
际上给予商人很高地位。斡脱这个以回回人为主组成的商人集团，就受到政
府的支持。在蒙古征服的最初年代，斡脱曾向蒙古贵族提供极需要的贷款。
作为报答，1268 年忽必烈建立了“斡脱总管府”，向斡脱提供低息贷款。斡
脱将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商队。斡脱和中国商人的商业交易税为3.33％的低
额。②
为了便利贸易并且促进商人的福利，和中国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
比，忽必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了纸币。1260 年忽必烈发行三种纸币，但
是用银储备支持的中统元宝钞比别的纸币更为流行，并且受到汉人的信赖。
朝廷原意用纸币接收应交纳的赋税逐渐建立起了对新纸币的信任。纸币的稳
定有助于发展贸易从而提高了商人的利益。1276 年以前该系统运转良好，因
为政府严格控制纸币印行总数。1260 年朝廷印刷总面值为73352 锭（银锭）
的纸币，1265 年总量逐步增加到116208 锭。③1276 年由于对南宋及日本的战
争造成开销激增，朝廷急剧地把印行总量扩大到1419665 锭。但是由于成功
地征服南宋后得到的大量税收，使朝廷得以控制通货膨胀。
忽必烈的政府还通过改善运输系统帮助贸易和商人。把大运河延长到中
国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两个显著的成就。马可·波罗对这些道路的
印象极深并且写道：
他（忽必烈）指示在道路两边每隔二三步远种上树??大汗下令这
样做是使每个人都能看见道路，从而商人可以在树荫下面休息，并且不
会迷失方向。①
交通上最显著的成就是驿站系统。至少从汉朝起中国就有驿传和驿马，
但是蒙古统治者大规模地扩大了该系统。驿站的设置是为发送和传递官方邮
件，但是旅行的官员、军人和国宾也可使用它，驿站还帮助运输国内外贡品，
便利贸易。它并不是商人的旅店，不过商人照样利用它，并且是国内外贸易
网络中的重要环节。在忽必烈统治的后期，中国有1400 个驿站，共配备5
万匹马、1400 头牛、6700 匹骡、4000 辆货车、近6000 条船、200 多条狗和
1150 只羊。②任何地方相隔15 里到40 英里有一座驿站，服务员在驿站工作，
以完成他们徭役中的一部分。在紧急情况下，骑马的信使可以以每天250 英
里的速度传送重要消息。这是13 世纪以及其他世纪的一种有效的邮政服务。
尽管受到官员、商人、随员的滥用，驿站有效地运行，这是包括马可·波罗
在内的大量外国旅行者证实的事实。③
所有这些进展都表明忽必烈对商人的关心以及在鼓励贸易上的努力。不
像许多汉人，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支持者对商人没有偏见。来自那个时代的观
② [427]莫里斯·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第282—283 页。
③ [653]《元史》，卷93，第2371—2372 页。
①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248—249 页。
② [836]袁冀（国藩）：《元史研究论集》，第243 页：关于驿站制度的深入研究，见[3
59]彼得·奥勃理赫
特：《13—14 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传制度》。
③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246 页。
察者的证据表明在忽必烈统治期间蒙古人的确是成功的，商业蒸蒸日上。例
如，马可·波罗写到：“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能聚集这么多的商人，
并且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里的更贵重、更有用和更奇特的商品都汇集到
这个城市里。”①
其他一些行业阶层在忽必烈的统治下比在别的汉族皇帝的统治下过得更
好。医生是从蒙古统治中获益的这样一个集团。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忽必
烈重视医学并且给医生较高的社会地位。他在开平和中国北部建立以回回医
生为主的广惠司的分支机构为宫廷服务。蒙古官员咨访回回医生，翰林院增
添了36 卷回回医学药方。
忽必烈还设立太医院，其任务是规定挑选医学教员的标准，监督对医生
的训练以及医学教科书的准备，编制医生的资格考试并且负责所有的医生和
药物。它剔除不胜任的医生并且确保未通过考试的候选者不得从医。如李约
瑟指出的那样，“存在着普遍地提高医生医术的步骤”。②在这种努力下，朝
廷在首都建立了四个回回药物院，所有这些学校都受到波斯医生治疗方法的
影响。③
这些努力富有成果，被医学吸引的优秀人才要比以前各朝代所吸引的更
多。朝廷不轻视医生职业，优秀人才把这个职业看成是有用的和有利的，因
为通过病人可以接触权贵并且医生的工作符合儒学对正直和利他的强调。医
生经常被豁免徭役，这是选择医学职业的另一个原因。
忽必烈还重视科学家并且努力促进他们的工作。他向他们提供财政支持
并且试图提高他们在汉人社会中的地位。听说波斯人取得大量的科学发现之
后，他邀请天文学家札马剌丁到中国说明这些发明。札马剌丁1267 年到达宫
廷时带来日晷仪、星盘、地球仪、天球仪，以及一种新的、更准确的中国人
称为万年历的历法。四年之后，忽必烈建立回回司天监招募和吸引波斯和阿
拉伯天文学家到他的宫廷来。后来汉人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 年）利
用波斯曲线和计算推导出另一种历法《授时历》，这种历法略作修改后到整
个明代还在使用。①在忽必烈的保护下，地理考察和地图绘制蒸蒸日上。阿拉
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和商人带来有关亚洲和欧洲的信息，从而“活跃的中国地
理学把来源于阿拉伯的非中国世界的数据结合进来”。②教士和艺术家是另外
两个得到忽必烈偏爱的群体，在后面对宗教及艺术的讨论中将更清楚地表明
忽必烈对他们的态度。
总之，对于那些在中国历朝未得到很好对待的职业阶层，忽必烈努力排
除对他们的歧视。手工业者、医生和科学家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得到朝廷更
多的关心，因为忽必烈显然希望在统治中国上得到他们的支持。他还保证不
剥削农民，并且实际上鼓励了农业的发展。受到蒙古人损害的主要阶层是地
主精英，从这个阶层中涌现出大量的士大夫统治阶级。忽必烈和蒙古人作为
国家的统治者取代了他们。废止科举制度之后，汉人精英只有很少的选择。
①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235—237 页。
② [342]李约瑟：《中医文化》，第263 页。
③ 关于这些学校，见[402]朱达·拉尔：《蒙古时期医学的发展：金元两代中医的复兴和
发展》。
① [247]E.S.肯尼迪：《撤勒术克和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朗精密科学》，第668—673 页；[
653]《元史》，卷7，
第136 页；卷164，第3845—3852 页。
② [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9 页。
一些人顺从了，并为蒙古人服务；一些人放弃公共生活成为隐居者或者把兴
趣转向艺术；还有一些人不满蒙古人的统治，形成潜在的破坏力量。汉人精
英感觉到他们是排除在蒙古人给予利益的阶级和职业之外的主要群体。但忽
必烈和宫廷试图通过保留某些政府机构，如翰林院、国子学、集贤院及国史
馆来安抚他们，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人以士大夫为主。
军队是另一个需要确定它和朝廷的关系的群体。忽必烈主要关心的是不
使蒙古人对军队的控制受到危害，他所建立的组织及制度反映着这个目的。
1263 年，他重建枢密院以监督卫军、怯薛（蒙古大汗的侍卫军）和万户（即
“万户之长”）。这些单位主要由蒙古骑兵和以汉人为主的步兵组成。所有
的蒙古成年男性有义务被征募，某些汉人家庭则被指定为世袭的军户。对他
们豁免施加在普通百姓上的一半赋税。但是，反过来，他们需要支付自己的
费用，有时这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①这些负担，加上军官对资金的侵吞勒
索，最终导致士兵逃亡和武装力量的衰落。但是，一直到忽必烈去世之后，
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很大麻烦。
使人更为焦虑的是汉人军队的征募。忽必烈不能仅仅依赖汉人，他需要
用蒙古军队去制约他们。因此他使用蒙古怯薛作为自己和宫廷的侍卫军。同
样，在沿着边界部署驻军时，他感到需要保持军队中蒙古人的优势。
忽必烈还认识到蒙古人对军事供应和军事设施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例
如，朝廷禁止汉人买卖竹子，因为竹子可用于弓箭；竹子由朝廷专卖。②忽必
烈还力求保证朝廷得到可靠的战马供应。随着蒙古人开始在中国转向定居生
活，在得到马匹上他们面临着和汉人一样的问题。为了提供政府所需的马匹，
忽必烈命令汉人臣民拥有的每100 匹马中要上交给朝廷一匹马。他还保留买
马的权利，强制马主按官价卖马。企图隐藏马或者私下卖马的汉人家庭会受
到严厉的惩罚。称为太仆寺的政府机构照管马匹并且管理集中在漠北、中国
北部和西北部以及高丽的牧场。尽管史料间或提及走私马匹和别的欺骗行
为，在忽必烈统治期间，朝廷能得到足够数量的马。①
朝廷另一项关心的事情是制定用于它的疆域里的法规。蒙古人的传统的
法律“札撒”缺乏统治定居文明所需的复杂性，相反，它只反映游牧社会的
价值观，不适用于中国。在夺取权力期间，忽必烈保留了金朝女真人的法律，
但在1262 年他命令他最信任和最有影响的两位幕僚姚枢和史天泽制定一部
更适用于他的汉人臣民的新法律。从1271 年开始执行这些法律，不过蒙古的
法律、惯例和习惯还影响着新的法律。
在法律上蒙古人明显地比汉人得到优待。死罪的种类为135 种，要比宋
朝法典中规定的数量少一半还多。按照蒙古惯例，通过向政府上缴一定的赎
金，犯罪者可以免遭惩罚。忽必烈可以发布大赦，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甚
至对反叛或政敌都予以大赦。为了避免滥用被告的权力，行省和中央政府的
官员对地方司法裁决的重罪进行日常的审核。因为缺乏对法律执行情况的详
细研究，很难辨别这些法令上的改革是否转化成比以前的中原王朝更为宽容
和灵活的系统。然而该法律中体现的忽必烈及蒙古人所支持的法律思想看来
①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16—25 页。
② [211]井崎隆兴：《元代施行竹专卖及其意义》。
① [638]《大元马政记》，第1—3页。[33]鲍登、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
1—263 页。
的确不如以前的汉人法律那么严厉。②
② [63]陈恒昭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中，认为元代法律确
实比以前的中国法
律更为宽容和灵活，见第19 页。
作为中国皇帝的忽必烈
尽管忽必烈希望不仅仅被当作中国皇帝，但是他不能强迫别的汗国接受
他的权威。作为蒙古大汗，他渴望统治广大地域，寻求对他作为整个蒙古帝
国不容争辩的统治者地位的承认。斡罗斯的钦察汗国支持阿里不哥的汗位继
位资格并且对忽必烈的胜利并不甘心。控制中亚察合台汗国的海都是忽必烈
的死敌。只有波斯的伊利汗国创立者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和他的后代承认忽
必烈为大汗，但他们基本上是自治的。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纠缠于阿哲儿拜
占牧场所有权的冲突中，转移了他们与大汗关系的注意力。
面临对他的大汗地位的这种有限的承认，忽必烈变得更加认同中国，并
且寻求对他成为中国皇帝的支持。为了吸引汉人的忠诚，他必须是一个表里
如一的传统的中国皇帝。如果他希望得到中国士大夫或精英的支持或者至少
他们的默认，他必须恢复一些儒家的仪式和习惯。忽必烈保持一个蒙古人的
本色并且不放弃蒙古人的价值观，不过他意识到为了得到汉人的支持他必须
做出某些调整。
忽必烈给他的汉人臣民的最明确的信号是把首都从漠北迁到中国北方。
在他的幕僚刘秉忠的帮助下，他接受把首都从和林迁到今天的北京的想法。
1266 年，他下令建造汉人称为大都而突厥人称为汗八里的城市。蒙古人直接
从汉语翻译，称它为大都。尽管回回人监督这项工程并且有大量外国工匠参
与建设，在概念上和风格上这座城还是中国式的。因为忽必烈希望大都作为
他努力吸引传统的汉人儒士的象征，设计者遵循了中国模式。但是，他选择
了一个不落俗套的地点建设首都。和以前的大部分位于黄河或其支流附近的
中国首都不同，大都位于中国北部边境附近（见地图33）。
忽必烈选择这个曾是辽、金首都的地点，一是因为他领悟到他的帝国不
仅仅只包括中国，二是他希望保持对他的蒙古故乡的控制。这个在中国北部
的行政中心将向他提供一个监控地点并向他提供确保他对故园权威的基地。
大都的主要欠缺是谷物储备不足。为弥补这个缺点，忽必烈从中国南方运来
大量的粮食，最终还将大运河延长到首都。
回回建筑师也黑迭儿和他的助手把大都建筑成典型的中国式的首都，但
又带有一些蒙古格调，城市呈矩形，围在用土夯实的城墙之中。在它的外城
墙之内是两道内城墙包围的皇城及忽必烈的住所和宫殿，百姓不得进入。城
市按东西轴和南北轴对称地布局，宽阔的街道从11 座入城的城门按几何图形
延伸。街道足够宽阔，以至“九轨可并驰”。在所有的城门处，三层高的城
楼用以警告对城市即将来临的威胁和危险。①紫禁城里的所有建筑，包括皇帝
自己以及后妃的住所、接见外国使者的大殿，以及湖、花园和桥都明显地和
典型的中国式的首都相同。然而，在一些建筑物中蒙古装饰是明显的。在忽
必烈就寝的帐篷里挂着貂皮帐帘，这是他念念不忘蒙古人的狩猎生活象征。
① 两个14 世纪的史料，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和萧洵的《故宫遗录》，对当时北京的
建筑和规模有极有
价值的描述。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论文[478]《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
帝都大都》中，
引用了这些史料。亦见她的论文[479]《忽必烈的都城规划》。中国的考古学家亦开始对大
都遗址进行考察，
他们近年的发现，见[702]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703]《记元大都发
现的八思巴字文物》；
[704]《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797]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
在宫里的花园中设立蒙古风格的帐篷，忽必烈的儿了们经常居住在帐篷里而
不是住在宫殿里。当忽必烈的后妃们临产时，她们就被移到帐篷中分娩。②
忽必烈从蒙古草原为他的宫殿台基带来青草和泥土，这样他自己和他的蒙古
伙伴就不会忘记他们的传统。但是，最大的影响仍是汉人的。
汉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也许最清楚地表现在忽必烈下令在宫殿附近建造
的庙宇。太庙的建设表明他想取悦于儒家精英的愿望。汉人极为重视对祖宗
的崇敬，建造太庙表示忽必烈想保持有关敬仰祖宗的礼仪。忽必烈还为他的
八位包括成吉思、窝阔台和蒙哥在内的祖先建造牌位。毫无疑问相同的动机
促使他在都城建立地坛和社稷坛。1271 年，他下令按汉人方式每年在这些祭
坛进行祭祀，以便在神的保佑下确保丰收。他甚至建造孔庙，在那里宫廷官
员向这位中国圣人祭奠并进行一年一度的仪式。忽必烈很少参加这些典礼，
仅仅派汉人幕僚代表自己。
1274 年阴历一月忽必烈首次在他的新首都主持朝会。随着大都成为更具
汉人风格的都城，忽必烈原来的夏都开平或上都，即塞缪尔·泰勒·柯尔律
治诗中的行宫（译者注：英国诗人，1772—1834 年，《忽必烈汗》是他的著
名诗作），变成别的用途。上都成为继续举行蒙古人萨满教仪式的主要地点，
有元一代这些仪式一直在这里举行。①上都不再是真正的首都，而越来越多地
作为忽必烈的夏天休息场所和猎场，此地是他赖以保持和重申他与传统的蒙
古事务息息相关的纽带。上都没有那么多的政府机构，从这一点上看，上都
的蒙古风格更浓，而汉族影响较小，所以这为蒙古大汗提供了良好的宽松氛
围，使他从中国皇帝必须承受的压抑的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
② [411]保尔·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
① [653]见《元史》，卷77，第1923—1927 页，特别是1924 页。
忽必烈与宗教
忽必烈还在国内宗教政策方面尽力迎合他的中国臣民。尽管他自己继续
出席蒙古萨满教的仪式，他母亲的培养已使他牢记对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
供庇护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13 世纪60 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统治中国
的各派宗教发展关系，从而确保蒙古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即使在他僭取中国
皇帝的名份之前，他已经试图吸引汉地宗教的上层人物，但是现在这种努力
更为重要和更加迫切。
首先，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 年，他
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
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
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
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 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
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
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①
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实行传统的儒家礼仪以及伴随礼仪的乐
舞。如果朝廷想防止导致洪水、干旱或地震的自然灾害，采用相应的礼仪是
必不可少的。忽必烈不仅命令重新引入这些礼仪并且让他的儒家幕僚们教授
200 余名挑选出来的蒙古人演习朝仪，这是他希望迎合汉人的另一种表示。②
从忽必烈为最终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次子所规定的训练和教育中，可以进
一步看到他对儒教和汉人价值观的敏感。在佛教僧人海云和尚的帮助下，他
为儿子取了一个汉文佛教名字真金。③为了使真金接受第一流的汉式教育，他
指定姚枢、窦默和王恂——他的最好的儒家幕僚中的三人作为这位年轻人的
老师。这些学者向真金讲授汉人经典著作，并向他介绍阐述早期中国各朝代
皇帝及大臣的政治观点的文献。
忽必烈还让他年轻的儿子接触中国领土上的其他宗教信仰。这样真金接
受佛教喇嘛八思巴的传授，八思巴为他的年轻学生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
的短文，向他说明佛教。④一位重要的道教大师向他介绍这门神秘的宗教。忽
必烈为汉人对真金的信任不断增加而高兴，所以授予他的儿子更多的责任，
并且不断地提升他，1273 年达到顶点，指定真金为明确的皇太子。忽必烈这
样指定自己的继承者，完全打破了蒙古习惯，因为这样做抛开了正常的选举
过程，所遵循的是传统中原王朝的通常做法。
吸引儒家学者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传播他们的观点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例
如，忽必烈鼓励把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诸如儒学经典《孝经》和《书经》，
以及真德秀（1178—1235 年）所著《大学衍义》等理学著作，也在忽必烈的
支持下得到翻译。①蒙古精英可以享用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汉人他尊重
儒家思想。他还招聘一些杰出的学者来教育汉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亚人，此事
① [432]M.D.撒彻迪：《元代国号考》。
② [653]《元史》，卷67，第1665—1666 页；卷88，第2217 页。
③ 这个名字有时在蒙古语中读作Jingim，但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读。
④ [189]康斯坦茨·胡格译：《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经书》。[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
吐蕃人》，第307
页。
① [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给汉人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招聘的杰出人物之一是许衡（1209—1281
年），忽必烈在1267 年任命他为国子祭酒。许衡被公认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
学者之一，因为在讲学中他专心务实而得到他的蒙古保护人的欢悦。他的成
功在于“他不涉及纯理论、形而上学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②在他给忽
必烈的建议中，他强调务实的观点，这是一种肯定会在蒙古宫廷中获得好感
的态度。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
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
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1261 年8 月，儒家学者王鹗（1190—1273 年）
建议收集辽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记录。③他还建议朝廷在翰
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没
有汉人对编写历史的热情，然而批准建立国史院，这是另一个他希望获得儒
士赞同的决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国的统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
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别急于想要影响的宗教团体之一是伊斯兰教。早在唐
朝伊斯兰教就传到中国，到了忽必烈时代尽管他们正在向西北和东南集中，
还是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来
自中亚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汉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教徒。忽必烈对回回人执行
一种仁慈的政策，因为他们有助于他在中国的统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
政府中，从而减少自己对汉人幕僚和官员的依赖。他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
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
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
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
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
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为宫廷服务作为回报。
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来自不花剌的赛典赤·赡思丁，在1260 年他被任命为中
国北方一个地区的宣慰使并且以后提升为西南地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①
另一个团体是佛教徒众，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13 世纪
40 年代他本人就接受过禅宗的僧侣海云的教导，但他很快发现中国禅宗太深
奥、太超脱，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当一位禅宗大师告诉忽必烈“万物皆
空惟灵仅存”时，②看来他对实际事物毫不关心。但藏传佛教为忽必烈的理想
提供一种适用得多的工具。几十年来吐蕃僧侣在世俗的政治事务中起着积极
的作用，比起禅宗僧侣，他们在实际事务中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吐蕃僧侣八思巴喇嘛（1235—1280 年）证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
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宫廷中渡过的，通过长期和蒙古人的
联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许多价值观。他还是吐蕃佛教萨斯迦派主要领导人的
侄子，1253 年忽必烈对萨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
中赢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汉地和吐蕃他都给予忽必烈宝贵的支
② [1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209 页。
③ [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 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
修撰》，第64—66
页。
① [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② 译自[230]冉云华：《大都的中国佛教：新形势和新问题》，第395 页。
持，因此蒙古君主对他特别友善。他家族的成员和蒙古皇室成员通婚。1260
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担任新职位国师，在第二年初让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
务。
1264 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
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
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 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
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 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
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①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够通过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
出回报。八思巴论述了寺院和国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结论，②因此这
位吐蕃佛教徒的确在这项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于
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萨，并且按佛教传统歌颂他为宇宙之王。为提高他的派
别和皇帝的联系，八思巴建议在宫廷仪式开始时采用佛教活动。每年阴历二
月十五日组织消灭“恶魔”和保护国家的仪式，并且还在每年的阴历一月和
六月安排音乐、典礼和游行。佛教僧侣参加这些庆典，从而使忽必烈在他的
帝国里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誉。
反过来，忽必烈给予佛教徒特权和豁免。他在位时，佛教僧侣多年享有
免税；朝廷为建设新的寺庙和修复佛道之争中损坏的寺庙提供资金；政府还
为寺院拥有的工艺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隶。①政府的支持、赐赉和豁免
使寺庙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对忽必烈的政策的支
持。
道教是忽必烈试图从中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另一种宗教。1258 年忽必烈在
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
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
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
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后他们为忽
必烈和他的朝廷演习和道教祭礼有关的祭祀和典礼，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礼
——祭泰山。他们愿意为忽必烈举行这些典礼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这种支持
被传递给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统治的前20 年中道教徒相对地保持沉
寂。
忽必烈与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
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
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
为大汗蒙哥服务过。②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① 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152—
165 页；[143]傅
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5—311 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
②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61 页。
① [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250—251 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
基：《蒙古大汗和
佛教》。
② 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①这位威尼斯
旅行者声称于1275 年到达中国，他的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
渠道。②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
于他到达中国。这两位商人于1252 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几年生
意，并且在1265 年下半年或者1266 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
斯和中亚旅行。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面带最仁慈的微笑”并且
“以很高的礼节接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欢乐”。③在彬彬有礼的
交谈之后，忽必烈提出他的请求：他要求老波罗们劝说教皇当他们返回中国
时派100 位有知识的基督徒同来。他断言他们可以帮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
不过他做出这个请求的主要动机是吸收有学问的人帮助他管理中国领土。由
于这种对待宗教的折衷主义，忽必烈不急于使他的百姓转变为基督徒。但是
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统治集团相信，他希望有学问的欧洲人帮助用基督教
指导他的人民。
当老波罗兄弟于1269 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时，他们面临失望。他们很
快获悉，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们尽快完成忽必烈的请求和尽
快返回中国的计划受阻。正当他们决定在没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时，新的教
皇被选出了，他们受到接见。但是，他们不能得到所请求的100 位有学问的
基督徒。总之，1271 年他们向大汗的宫廷出发。在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
陪伴下，他们最终于1275 年到达中国。忽必烈肯定对他寻求的100 位有学问
的人没有伴随他们而来感到沮丧，但是他显然对马可·波罗的才智有了深刻
的印象。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位大汗派他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不同地方
去充当这位皇帝的“耳目”，并带回他所到之处的见闻。①
同样，马可·波罗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动。马可·波罗看到的是高居权位
的大汗，并以谄媚的词语描写他。马可·波罗把忽必烈评价为“毫无疑问是
全世界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君主”。②他较详细地描述宫廷宴会、新年庆典、
忽必烈率领的狩猎和带鹰出猎，并且报告诸如纸币、煤及驿站系统等奇特事
物，所有这些都会给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的欧洲人和蒙古人打
成一片并且明显地钦佩蒙古人，这肯定让忽必烈十分满意。他认为善待这位
年轻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诱使更多的欧洲人到他的宫廷的
① [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 页。关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文
献很多。慕阿德、
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最好的译本；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用
的译本，亨利·考
狄对这一译本作了补充，出版了《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对马可
·波罗书的最好
的研究是[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
② 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叙述的一些事件来自于他与波斯、阿拉伯的
商人或旅行者的
交谈。见[162]约翰·W.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马可
·波罗自己的叙
述引来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他说曾参加蒙古人对宋重镇襄阳的围攻，但是围攻在他到达
中国前两年的1273
年已经结束。在他的叙述中，还有其他明显的夸张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国时期
的中西接触》第
54 页所说，这些疑问还远未解决。亦见[67]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中文史
料和到达波斯的
波斯文史料》。近来杨志玖在[752]《元史三论》中驳斥了这些疑问，论证了马可·波罗确
在忽必烈时代到
了中国，见第97—132 页。
③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77 页。
① 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又一夸张说法。见[162]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第26—27 页。
② [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77 页。
话。
忽必烈通过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进一步吸引欧洲人。他的母亲通过笼
络聂思脱里派设定了这条道路。忽必烈没有变为基督徒，但是他在宫廷里任
用聂思脱里教徒。他不限制聂思脱里教的习俗，而且马可·波罗也曾提及他
在甘州、肃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见的教堂。忽必烈还豁免教士的
赋税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崇福司监督他国土内的聂
思脱里教牧师。①他把两名聂思脱里教高级教士派往中东，这是他吸引基督徒
的另一迹象。
在1275—1276 年，列班骚马和麻古思离开大都去访问耶路撒冷的圣地，
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也许难以通过中国北部和中亚。列班骚
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会见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欧洲人商谈结盟。他
受到罗马教皇的接见，并且获准在巴黎与腓力四世、在波尔多与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一世见面。这些会面并没有导致有学问的基督徒进入忽必烈的王朝，
也没有造就和欧洲人的同盟。然而这显示了元朝朝廷对基督教的容忍，在政
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员并且欢迎同更大的基督世界接触。②
① [325]慕阿德：《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131—132、225—228 页；[653]《元
史》，卷89，第2273
页。
② 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中全文翻译了两位教士的叙利亚
文行记。亦见[428]
罗沙比：《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骚马与从中国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忽必烈与中国文化
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
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
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
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蒙古式的服饰，以
免被蒙古传统的维护者指责为偏爱汉人。此外，作为大汗，他负有在他的领
土范围之内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不能仅仅和中原文化联系。为了使所
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经常的警惕又要有间或的变
通。
忽必烈对他领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需要
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他的新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务。然而蒙古人在收
集和保留这些记录上经验不足。有实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
统治期间蒙古人创造了一种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忽必烈最初
依靠汉人书记官，他们通常用文言文书写。但是，忽必烈强迫他们用白话书
写，因为“采纳文言文意味着文化上对汉人的屈从”，①而且还因为对于学习
汉语的蒙古人来说白话更容易理解。大部分宫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书写
的，其中有许多被费力地翻译成白话汉语。但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不能准确地
记录蒙古语言的语音。另外，它难以准确地记录汉语，因而不能实现忽必烈
推广官方文字的计划。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选定的文字帮助统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统治。
他希望超过那个时代他能得到的书面语言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作为一个
居住着不同民族并且使用着多种语言的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种能
记录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文字。总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通用的文
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实施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接受
的。一种无论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人工设计的文字，将会遇到过分依恋
传统文字的人们的坚决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
任务交派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 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 个字母拼写的蒙
古新字。由于文字的方形形状，八思巴文字有时称为“方形文字”，在对蒙
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
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看来理想地适用于记录忽必烈
帝国中的所有语言，适用于作为通用文字，并且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
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终称它为国
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
校。①
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实现，因为这种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纳。甚至他自
己的官员都违反必须在宫廷文件中采用这种文字的规定。1269 年建立的各个
学校同样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样有效。1272 年一位官员的报告表明汉人官僚的
孩子和亲戚都不学习这种文字。尽管他不断努力和反复劝告，八思巴字从未
① [396]罗依果：《论元代的语言问题》，第68 页。
① 关于这种新文字，见[384]尼古拉·鲍培翻译的《蒙古八思巴字文献》和[340]中野美代
子：《八思巴字与
〈蒙古字韵〉研究》。
取代畏兀儿体蒙古文或汉字。保存下来的八思巴文字实物是很少的，只在一
些印章、铜钱、纸币、瓷器上和一些敕令及佛经中发现这种文字，②而汉字和
畏兀儿体蒙古文还保持着优势。元朝灭亡后这种文字也随之消失了。
八思巴字的失败不应该归咎于它在技术上功能不全。语言学家认为它在
发音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上是一个奇迹。它显示朝廷对一种通用文字以及对一
种反映那个时代的白话文的书面文字的关心，但它是官方设计的而且是从上
而下强制推行的。忽必烈希望使用八思巴字鼓励白话文在写作中的普及。通
过强调白话文，他表示他无需遵守士大夫管理政府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
和方法需要使用文言文，并且注重历史知识对当代政治决策的作用。因此不
应对在宫廷文件之外还使用白话文感到奇怪。白话文渗透到元朝文学中，而
且白话文和通俗艺术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繁荣。
在忽必烈时代和以后几位继承者统治时期，中国戏剧尤其繁荣昌盛。宋
末元初城市的发展为戏剧的兴起提供了适当环境，因为它既提供了观众又提
供了演出所需的资金。如果没有城市文化以及政府和平民的资助，戏剧就不
会繁荣。元代城市的确有不少成为伟大戏剧的温床。尽管精彩的表演和不少
于500 部的创作剧目已不复存在，但从那个时代至少保留下来160 部戏剧。
在许多城市中很快发展出具有几十座剧场的地区。在以前总是被视为社会贱
民的男女演员发现自己处于更值得羡慕的地位，至少在蒙古人统治的早期是
如此。因为小品——穿插着唱歌、舞蹈和杂技——是元代戏剧的流派特性，
所以被称为“杂剧”，并使它更易理解，更吸引普通观众。大部分戏剧是由
专业剧作家以及由于废除科举制度而排除在官职之外的汉人文士写的。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进了戏剧。他们很少进行干预，剧作者可以设计
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一种更积极的趋势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员曾命
令在宫廷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他们看来还充当了一些剧作家的庇护人，他
们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因此对元剧的发展作出贡献。汉人
剧作家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是负责的。然而，这种鼓励（至少不扼杀）元代戏
剧的环境，都应归功于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属。忽必烈知道在汉人眼中一位
好皇帝应该是国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戏剧作为一种正在中国发展的艺术形式
应该得到支持。①
在小说的发展以及使大批读物在中国流传方面，忽必烈没起什么作用，
但他的文化和文学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忽必烈强调白话文对于经常
描写低层人物的小说家很有益处。采用白话允许小说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语言
模式并表现更大范围的人物。
朝廷还促进书籍的更广泛传播，因此元朝的印刷术保持了宋朝所达到的
高水准。①1269 年忽必烈建立专门机构，印刷得到了官方资助，又在1286 年
向学校分配土地，以让学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书本。印刷业的发展使得书
籍更容易得到并且开始形成明清的文学特点。
② [653]《元史》，卷7，第142 页：[109]戴维·法夸尔：《元代的官印和花押》；[472
]斯坦因：《内亚大
陆》，第1 卷，第441—455 页；[254]小山富士夫：《带有八思巴字的中国陶瓷》；[22]
约翰·艾尔斯：《元
代的典型瓷器》。
① 关于这一时期戏剧的较深入的研究，是[80]詹姆斯·I.克伦普的《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
戏剧》。
① 吴广庆：《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 期第459 页
；亦见[194]夏志清：
《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8 页。
绘画是另一种受到宫廷影响的文化形式。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发现绘
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欣赏绘画时他们不必去克服难以应付的语言障碍。这
位大汗个人的虚荣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对视觉表现有所反应。忽必烈有一
张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画家刘贯道画出他在狩猎中的形象。他下令把
南宋的皇家绘画收藏运送到大都，在大都几位汉人鉴定家对这些画进行分
类。宋朝的绘画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础，随着他庇护一些画家并且得到这些
画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断增加。一些艺术史学家强调忽必烈和蒙古统
治者在中国绘画上的负面影响或者缺少影响，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对元朝作出
某些肯定。②
确实有一些伟大的汉人画家拒绝受聘或者拒绝与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样
多的画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护。有些拒绝为外族征服者供职的人变成
隐士，而其他对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诚的人则专注于个人事业以掩饰他们对
蒙古人的厌恶。绘画是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职业，从而形成一个和宋朝皇家
画院的官方画家相区别的称为业余画家的群体。
他们逐渐形成的文人画派颇具画家的感情色彩，这自然能使画家谨慎地
表达他们对蒙古人的敌意。例如，郑思肖（1241—1318 年）是以他的中国兰
花画著称的，当“问他为什么在花根周围不画泥土时，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
人偷去了”。①龚开（1222—1307 年）、钱选（约1235—1301 年）以及其他
的画家也把他们的艺术当作反抗社会的微妙手段。另一方面，宫廷任用一些
伟大的汉人画家作官。它任命名画竹家李■（1245—1320 年）为吏部尚书；
高克恭（1248—1310 年）1312 年在刑部得到一个位置；而书法家鲜于枢
（1257？—1302 年）任职于御史台和太常寺。通过在政府中担任挂名职务，
忽必烈还资助了许多其他画家。
忽必烈在画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赵孟頫（1254—1322 年）。因为赵孟
頫是宋朝宗室后裔，他对蒙古人态度的转变提高了忽必烈在汉人中的威望和
合法性。对于那些批评他背弃宋朝而为“北人”服务的人，赵孟頫回答说：
每个人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在世上生活。②尽管许多蒙古人怀疑赵孟頫的忠诚，
忽必烈任命这位画家为兵部郎中，赵孟頫以诚心诚意地完成工作对此做出回
报。他建议改革驿站服务并且减少汉人的赋税。在艺术上，他发现在蒙古人
的统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他论证说，宋朝宫廷画院的建立使画
家变得毫无价值，而元朝统治者不干扰画家的艺术创造并且让他们接触新的
主题和新的旋律——例如，画马。
忽必烈和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甚至更大。当忽必烈取得中国政权时，
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辈的政策，确保对手工业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够生
产他和他的人民珍视并需要的商品。他在工部下建立监视和控制中国手工业
者的机构（诸色人匠总管府），并且向手工业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赋税在
内的许多特权，但是对他们的时间或者他们的产品要有相应的征用。毫不奇
怪，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技术和美学都取得了进步。因为认识到陶瓷的潜在利
润，朝廷特别促进陶瓷生产。这样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将剩
② [282]李雪曼、何惠鉴：《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 年）》，第1 页
。
① [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的中国画》，第17 页。
②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第236 页；[124]傅海波：《赵孟頫：一个中国政
治家、学者和艺术
家在蒙古统治下的生活经历》。
余产品与东南亚及中亚进行贸易以得到可观的利润。德兴、安福、德化、龙
泉和景德镇的窑场位于中国东南并且很容易从这个地区的大港口把瓷器运送
到外国。元朝的工匠从蒙古人那里得到很大的灵活性并且不受宋朝审美准则
的约束，可以进行创新，并且试验生产美丽的陶瓷产品。青花瓷源于蒙古人
时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于这个时代。①
对中国建筑，忽必烈也有间接的影响。他的吐蕃帝师八思巴对吐蕃一座
新建的黄金塔有着极深的印象并且得知该建筑是由尼波罗国（今尼泊尔）工
匠阿尼哥（1244—1306 年）设计的。1265 年八思巴带着这位尼波罗国工匠回
到内地并且把他介绍给忽必烈，忽必烈对这位年轻的外国人也颇有良好印
象。忽必烈分配给阿尼哥几项工程。阿尼哥设计了一座佛庙（今白塔寺）、
大都一个公园里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庙宇和上都的寺庙，作为对他的庇
护人的回报。显然对阿尼哥感到满意，1273 年忽必烈提升他为管理手工业者
的诸色人匠总管，使他成为中国所有手工业匠人的主管。忽必烈的妻子察必
同样为这位外国建筑家所陶醉，她为阿尼哥安排了与一位出身显贵的宋朝皇
族后代女性的婚姻。①这样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认可了一位伟大的匠人并对他的
努力表示了欢迎和奖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为整体的蒙古人都没有直接为中国的艺术和手工业做
出贡献。然而他们对艺术的保护是不容置疑的，并且这样的支持促进了艺术
的发展。同样，通过使艺人和手工业者得到较大自由和灵活性，从而激励了
他们的创新和试验。他们本身是外族人，愿意为汉人艺术引入非汉人的风格
和思想。例如，忽必烈对阿尼哥的支持导致在汉地建筑中出现西藏和尼泊尔
风格。当然忽必烈对汉人和非汉人的一视同仁有助于他的一统天下的主张。
① [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234]保罗·卡尔：《伊斯兰地区的
中国瓷器》；[382]
约翰·A.波普：《14 世纪的青白瓷：伊斯坦布尔脱卡比·撤拉伊博物馆的一组中国瓷器》
。
① [213]石田干之助：《出身尼泊尔王族的元代工艺家阿尼哥》，第250—251 页。
保存蒙古旧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认为中国的君主，但他同时还必须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
大汗以及蒙古统治下的非汉人疆域的统治者。过分强调汉人的特点会减损他
作为辽阔蒙古疆域的统治者的形象。忽必烈不能让人觉得他认为汉族文明比
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须避免被中国文化所吞没。最终他制
定了用来保护蒙古特性和内部统一的政策。总的来讲他不鼓励蒙古人和汉人
之间的亲善关系。
忽必烈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汉人的政治倾向混为一谈。直到1315
年即他去世20 年后才重新恢复科举考试，一度使受过教育的汉人失掉一种过
去最普遍最传统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财政管理落入到非汉人手中。整个帝
国安置了对官员进行暗中监视的御史，显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更注重
控制。同样，军队的地位仿佛要比在传统的中国朝代中更为重要。一些学者
认为蒙古人开创了一个在宫廷增加暴力和野蛮行为的时代，但是这种责备难
以证明是有根据的。①看来不能说中国传统中的暴政少于蒙古传统。鞭笞和酷
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时代中突然出现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
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
统的仪式。每年8 月，在他离开上都到大都渡过秋天和冬天之前，他举行洒
马乳的祭祀仪式，据说这样会保证一年的好运气。这项祭礼包括奉献一匹马
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祷，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后挥洒专门喂养的牝马的
乳汁。以这种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们保佑即将来临的冬天。
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员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帐幕里并且每天祭供
两头羊，直到病人康复。在忽必烈参加战斗之前，他倾倒马奶酿成的奠酒，
祈求上天帮助他打败敌人。②
忽必烈同样赞成世俗的蒙古习俗。不像汉人妇女，蒙古妇女没有缠足的
习惯，忽必烈不把这条强迫汉人妇女遵守的限制强加给蒙古妇女。大部分蒙
古人继续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并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举行精心
安排的奢侈盛宴，无节制地豪吃狂饮，这使人想起游牧部落的庆典。在这些
盛宴上，宾客大量饮酒。酗酒就是早期蒙古历史的一部分，并且的确是所有
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显地在忽必烈的统治中继承下来。
大汗对打猎的迷恋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证明。根据马可·波罗
的记载，忽必烈带着驯化的狮子、豹和山猫打猎，它们追逐并且经常捕获野
猪、野牛、熊和野驴。他还带着大约500 只大雕（猎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鸟
类。打猎中，由驯鹰人、猎人和士兵组成的大批随从陪伴着忽必烈。①
忽必烈在制订一项坚持蒙古传统、接受汉人习惯和力求广泛性的文化政
策上令人钦佩地获得成功。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他所面对的不同人面
前。对于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传统的一位坚定捍卫者。他参加打猎，和蒙
古妇女结婚，并且自觉保护她们的权力。对于汉人，他承担起艺术的保护人
① [321]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对魏特夫应用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评
论》，第17—18
页。
② [411]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第426—428、434—442 页。
① [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231 页。
的角色，他资助汉人画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业者，并且允许汉人剧作家
和小说家自由创作。在其他的领域里，他对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对在中国的外
国工匠的鼓励和支持，产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义；作为一名疆域超出中
国的统治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为他增添了光辉。
在位后期的经济问题
1279 年被证明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
经历失败。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对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
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但不以汉人思想和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两个都城上
都和大都是良好规划、实用和美丽的。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
分宗教领袖的赞同。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其他地区并且维护了蒙古人对高
丽和漠北的控制。他鼓励创造性的艺术，他招募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工匠，
为宫廷和贵族阶层及对外贸易生产精致的工艺品。他的最明显的失败是对日
本的半途而废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过饰非，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摧毁他的军
队的可怕的自然灾害——风暴。在他统治的前20 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务似乎
都在平稳地发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儒家
学者不顺从蒙古人的统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他们的不满更加明显。
南方的学者没有经历过外族人的统治，相当多的人最终拒绝与蒙古人合作。
忽必烈本人在1279 年后开始迟钝。当时他年近七十岁，受到健康问题的折
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
忽必烈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是财政问题。他的建筑工程、他对公共事务的
支持以及他的军事远征需要的巨额消耗。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忽必烈求助
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马。在《元史》中把阿合马划归为“奸臣”中的一个，
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责骂他。①根据他自己的辩护，我们应该认识到阿合马
知道对他的评价是根据为宫廷聚敛的税收额而定。他聚敛的金额越高，他的
权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肯定专权纳贿，但是必须记住，他的指责者（那
些书写中国历史的人）是对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员。
从1262 年后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 年死去，阿合马负责国家的财
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记交税的户数从1261 年的1418499 户增加到1274 年的
1967898 户。②然后他对商人征收更高的赋税，对新生产的产品实行国家垄
断，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些商品。总之，阿合马的政策对于国库是有利的。然
而中国史料指责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亲。他们宣称他利用新的赋税和垄断使
自己致富。另外，他们指责他任命回回人为高官显爵，并且试图把自己无经
验的、并且可能是不称职的儿子们安插在官僚机构中有权势的位置上。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人的责备好像不那么严重。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亲戚
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马要克服反对意见和执行他的政
策，他必须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确强加沉重的赋税并提
高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宫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说到提升和奖励的可能性
——取决于他满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个兢兢业业的
代理人，这个朝廷对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马的政策激起宫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汉人的反对。忽必烈的儒
家幕僚对阿合马的权力愤恨不满，并且指责他牟取暴利，还指责他是谄媚小
人，办事奸诈。13 世纪70 年代后期，皇太子真金显然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
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儿子和亲戚得到显赫位置。1282 年4 月10 日，当忽必烈
① [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② [114]同上书，第232 页。
在他的陪都上都时，一个汉人阴谋小集团把阿合马从他的家中诱出并将他刺
杀。①几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处死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过他的汉人
幕僚最终使他相信阿合马的奸诈和腐败。尽管他们用来反对阿合马的证据值
得怀疑，但是忽必烈确信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尸首掘出吊在一个
集市上，然后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马的尸体。
然而除掉阿合马没有解决忽必烈的财政问题。由于他多次发动对日本和
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同时，在13 世纪80
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包括许衡、姚枢和王鹗；他
们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
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他越来越多地放弃了统
治者的责任，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国史料指责另一位称为奸臣的卢世荣利用忽必烈的困难增大自己的权
力。阿合马死后，卢世荣任中书省左丞（译者注：应为右丞），管理财政。
和阿合马一样，他试图加大政府的税收来应付朝廷不断增长的费用。他试图
以专卖、增加市舶税、发行更多的纸币（一种更容易地偿还政府债务的方法）
以及擢用商人为课税官员等措施来增加政府的收入。①卢世荣的经济计划与他
的前任理财官员阿合马一样引来敌意。汉人指责他牟取暴利、任人唯亲以及
剥削他的汉人同胞，还指责他迫害、追捕甚至处死竞争者和对手。这些指责
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史料中并没有说明卢世荣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
法。和阿合马一样，卢世荣只是试图提高极度需要的税收，但是他的努力引
起他的许多汉人同事的敌视。皇太子又一次成为反对卢世荣的领袖。1285 年
5 月，卢世荣被捕并且在这年年底被处死。卢世荣的死可能除去了一个被汉
人视为横征暴敛的人，但是不能缓和朝廷面对的财政问题。
除了财政问题之外，忽必烈还面临着南宋与其他疆域的经济统一的困
难。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
和中央集权的。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
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
蒙古人掠夺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
供应。朝廷一般不没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们的权利基础，只是
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增加另一个等级——蒙古统治者。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
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但是由专卖导
致的价格不足是难以负担的。忽必烈推动南方繁荣的另一个基础是海上贸
易。自身利益肯定是这些政策中的动机因素，因为南方的经济恢复最终将意
味着更大的利润。
尽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汉人的敌意没有平息下来，损害着忽必烈的
经济计划。有好几次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1281 年忽必烈的军队粉碎了其中
的第一次，这是由陈桂龙率领的起义，如果中国历史学家正确的话，有2 万
名造反者被斩首。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场更严重的造反，朝廷调动了10 万蒙
古军队。在忽必烈统治结束之前，其他的起义持续不断。但是大部分抵制蒙
古人的汉人不采取这种暴力手段。一些人认为“北人”对中国文明和思想不
感兴趣，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另一些人找到专门的学术领域追求自己的知识
① 见[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79—88 页，关于刺杀阿合马的叙述。

① [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第72—74 页。
趣味，干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牵连。这种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丧失他们急需
的专门人才，而连续不断的骚乱迫使他们在南方驻扎军队并造成很大的开
销。总而言之，到忽必烈统治的后期，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而且经济问题
加上政治分裂在这个地区不断干扰着元廷。
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没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实现满足北方核心疆域的
需要。因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
应，这迫使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因为大都附近的区域不能
生长足够供给大都的粮食。最初忽必烈依靠两个在征宋战争中协助蒙古将军
伯颜的海盗朱清和张瑄沿着中国的东海岸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1282 年
他们的第一次海运非常成功，超过90%的粮食到达北方，在沿岸的变化莫测
的大海中仅损失六条船。大约有四年时间朱清和张瑄独揽运送极端需要的粮
食的海运，因此他们变为“中国南方两位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①但是，
13 世纪80 年代中期，台风和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认识到
需要另辟一条替代的运送粮食的途径（见地图34）。
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到以使船运的粮食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这项工
程需要在山东省开凿135 英里长的从济宁到临清的运
河；商品可以从临清通过卫河上转运到离大都不远的直沽。这样，粮食可以
从长江直接运送到忽必烈的都城。1289 年2 月完成了这项扩建，并将这条称
为会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开放。①延长这条运河所需费用极大，大约300 万劳工
参加建设（译者注：实为用工250 万），为此政府花费了巨款。维护也是高
成本的，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地是13 世纪80 年代后期烦扰蒙
古朝廷的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 [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 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第262—266 
页。
① [653]《元史》，卷15，第319 页。
桑哥理财和佞教
桑哥是试图解决忽必烈朝财政问题的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位。和阿
合马一样，他不是汉人，但他的民族成分颇为模糊。历史学家曾认为他是畏
兀儿人，然而近来的研究认为他是吐蕃人。他首先作为八思巴的弟子中的一
位而崭露头角。忽必烈对桑哥的能力和足智多谋印象深刻，1275 年以前的某
一时间他提升这位年轻的佛教徒为主管吐蕃和佛教事务的总制院使。在这个
位置上，尤其在粉碎吐蕃1280 年的叛乱以及以后的驻守要塞、建立有效的驿
站系统并在这个区域安抚不同佛教方面，桑哥非常成功。在1282 年阿合马被
谋杀和1285 年卢世荣被处死之后，桑哥成为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以这种身
份，他受到对他的前任相同的批评。他最终因腐败、窃取忽必烈及国家的财
富和令人作呕的色欲而受到控告。一些13 世纪80 年代最显贵的人，其中包
括著名的画家和官员赵孟頫，反对他并且向忽必烈告发他的恶毒意图。②但
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忽必烈珍惜桑哥的才智并继续加以重用，而且在
1287 年12 月提升他为右丞相。
桑哥的哪些政策受到汉族官员的敌视？一个是他积极支持在中国的外族
人。他是畏兀儿学者和画家的保护人；他说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
林运动；他还在1289 年赞助建立了回回国子学。他作为外族人的保护者不可
能得到汉人的喜爱。桑哥的财政政策也招致敌视。他提高商税并且提高盐、
茶和酒的价格。更引起非议的是他对纸币的改革，因为这受到潜在的破坏性
通货膨胀威胁。1287 年4 月，桑哥用称为至元钞的新钞取代旧钞，这种新钞
是用忽必烈的年号命名的。要按5 比1 的比率把旧钞换成至元钞，那些被迫
把自己的不太值钱的旧钞按不甚满意的兑换率进行兑换的汉人因为他们的实
际财富价值下降而愤慨。
由于他明显地支持一个名为杨琏真加的僧人，桑哥在汉人中的声望受到
特别严重的损害。杨琏真加来自中国的西部并且可能是吐蕃人或者是唐兀
人。几乎在南宋被推翻的同时，他被任命为中国南部佛教的总管（江南总摄，
掌释教）。①这个职位实际是在桑哥的管辖之下，因为桑哥负责全中国的佛教
事务。杨琏真加建造、恢复和整修了中国南方许多庙宇，但是他还把一些儒
教和道教的庙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庙，这种改变在汉人中造成很大的仇恨。
更使汉人感到厌恶的是杨琏真加为了筹集建造和修缮寺庙所需费用而采
取的方法。1285 年，他掘开南宋皇陵并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后的陪葬财宝。
他挖劫了101 座陵墓，掠走金1700 两、银6800 两、玉器111 个、玉带9 条、
杂宝贝152 个和大珠50 两。②杨琏真加用这些宝物支付佛教寺庙的建造和修
复费用，并且还把一些宫殿建筑改成佛教寺庙。使事态变得更糟的是他强使
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庙并且将大地主的田地没收变为寺产。南方土地所有者对
他们的土地受到专横掠夺而寺庙却免除赋税万分愤怒。这些土地所有者也开
始指责杨琏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追求女色。
② [134]傅海波：《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第90—100
页；[376]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① 关于杨琏真加，见[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2—35 页。
② [844]陶希圣：《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861]阎简弼：《南宋六陵遗事正名及诸
攒宫发毁年代考》，
第28—36 页。
使杨琏真加受到指责的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是对南宋皇族遗骨的亵渎。
据说一位皇帝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掘出，吊在一棵树上，然后加以焚烧，最后
的侮辱是将尸骨与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①由于这种严重败坏道德的
行为使杨琏真加受到谴责，但是官方的历史学家对他如此强烈地充满敌意，
以至很难确定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有多大。为什么杨琏真加要采取违背和刺
激汉人情感的行为，故意地和不必要地激起南方汉人的愤怒呢？这种无缘无
故的行为很难讲得通，而且简直不可相信。杨琏真加确实的成就只能进行推
断。他是一个虔诚佛教徒，试图提高他的宗教的利益，而且在他的年代佛教
的确在南方繁荣发展。到1291 年，在这个国家里有213148 位和尚和42318
座寺庙，至少部分地应归功于他的保护。②
杨琏真加滥用职权引起南方汉人的怨恨并终于导致对他的保护者桑哥的
指责。按照汉人的观点，他们两个人是剥削者和暴虐者。因为他们的财政及
个人不端行为遭到汉人官员攻击，并由攻击变成了行动。1291 年3 月16 日，
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职务并且把他监禁起来。8 月，作出了处死他的决定。③
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个现在也死了，但是这三个人的行为影响着忽必烈，因
为是他作为统治者任用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们当
中的每一位一段时间内都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但是，在几年之
内，他们都走向反面并都受到非议，被指责犯有严重罪行并且最终或者被处
死或者被谋杀。无疑许多职务较低的官员感到疑惑，中国是否存在领导人物，
忽必烈确实在统治国家吗？他了解国家的事务吗？他了解他的下属的行为
吗？他开始执行有时和他以前力倡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政策。宗教上的宽容政
策曾经是他各项政策的基石，并且对于蒙古人的成功起过重要作用，现在看
起来已被放弃。中国的宗教问题更加突出了。
例如，忽必烈在13 世纪70 年代后期和80 年代初期开始颁布反对穆斯林
的法规，似乎出人意料，因为在早些时候他在政府中任用了许多回回人，而
且直到1282 年以前阿合马居于最高的理财大臣的位置。但是忽必烈可能已意
识到回回财政官员在中原引起敌对态度，他还可能担心回回人在政府中的权
力增长。无论动机是什么，他在1280 年1 月发布命令，禁止回回人屠宰羊的
方法而且对违法者处以死刑。①不久之后，他又禁止割礼。
忽必烈的镇压行动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对伊斯兰教的憎
恨。他担心政府中存在一个权力过大的回回人集团，并且担心他们的勒索可
能造成叛乱。他的反穆斯林政策一直持续到1287 年。②到此时忽必烈明白如
果他继续迫害回回人，外国的穆斯林商人将不会再来中国，因此他又变得宽
厚起来并且撤销他的反回回人的命令。这种政策上的改变还由于他认识到在
他的政府中回回人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他自己曾任命那位名叫赛典赤赡思丁
的回回人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赡思丁未向该地区的居民强加伊斯兰教，又
对这个遥远地区的汉化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像赛典赤·赡思丁这样杰出的回
回人的成就在抑制忽必烈的反回回人政策的决策上一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①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② [410]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第497 页。
③ [653]《元史》，卷16，第344 页。
① [653]《元史》，卷10，第217—218 页。
② [38]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94 页。
忽必烈对佛教和道教的政策也造成对抗。由忽必烈主持的1258 年的佛道
辩论没有结束这场宗教之间的冲突，在忽必烈的帝国中敌意依旧。根据汉文
史料，1280 年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烧大都长春观，并企图把责任归于和尚。
朝廷指派几位官员进行调查并且揭露了道士的诡计。两个道士被处死，一个
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个道士被流放。①
这个事件给忽必烈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削弱道教的借口。1281 年下半年，
他命令烧掉除老子的《道德经》之外的所有道教书籍，而且毁掉刻版。同时，
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并强迫一些道士皈依佛教。道教虽保存下来，但是道教
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从根部被切断。取得巨大胜利的佛教徒贪婪地盯着他们宗
教对手的失败，并且日益变得过分自信。13 世纪80 年代佛教得到越来越多
的财产、土地和权威，史料中充斥像桑哥和杨琏真加之类的僧人滥用权力的
记载。这些佛教徒开始脱离汉人，而作为外来人的蒙古人也由于他们对佛教
尤其对来自吐蕃和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佛教徒的保护和支持而使威信大大
降低。
① [62]陈观胜：《中国的佛教：历史的考察》，第425 页。
灾难性的对外战争
忽必烈在中国国内的困难预示着在国外存在同样灾难。对内和对外政策
的特点都是缺乏控制。忽必烈曾经执行过的平衡式行政权威仿佛已不复存
在。考虑不周的失策几乎成为惯例，不再是例外。无论作为中国皇帝还是作
为汗中之汗，忽必烈都面临着无情的压力，不得不用扩大疆域的办法来证明
他的品质、优点和敏锐。因此，他进行了几次考虑不周的莽撞的对外冒险。
对日本的第二次入侵
这种冒险中最突出的是对日本的又一次远征。在1274 年的第一次远征失
败以及日本幕府将军多次断然拒绝向中国派出进贡使团之后，忽必烈准备对
日本发起另一次入侵。但是，七年后他才得以派出一支远征军，只有在平定
南宋之后他才能够把注意力转向日本。
为这次出征忽必烈选择了多民族的统帅——一位高丽人是水军将领，范
文虎是汉军将领，忻都则是蒙古军将领。他为他的将领准备了一支强大的入
侵力量：10 万军队、1.5 万名高丽水军和900 艘船。①
元朝军事统帅计划对日本岛施行两路攻击（见地图35）。4 万名士兵从
中国北部出发，由高丽船运到壹歧岛，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军队会合，然后
联合向日本的其他地方发起进攻。然而，因为规模较大的南路军的延误，1281
年春季北路军单独出发。6 月，北路军占领壹歧岛，并且接着向九州岛进军。
同时，南路军最后完成准备并向九州的集合地出发。依靠一支这样强大的军
队和这种势头，胜利应该牢牢在握。②
然而这次远征悲惨地失败了。蒙古统帅和汉人指挥官之间的紧张状态削
弱了远征军。作为出征军主体的汉军与这场战争没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在
激烈的战斗中未能尽力发挥作用。此外，在九州登陆之后，他们没有采取防
范敌人或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他们不得不宿营于开阔地，没有给他们提供
既可防御又能向敌人发起突袭的城堡、要塞或城市。两支军队几乎战斗了两
个
月，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胜负。接着一场自然灾害使蒙古人的希望破灭。1281
年8 月15 日，一场台风袭击九州海岸，在这场风暴中蒙古军队几乎损失一半
的力量。日本人坚持认为这场台风是苍天为保护他们的国家送来的，它是一
场“神风”，是苍天保佑不让日本的敌人征服和占领日本国土。
这场失败对于蒙古人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这场失败打破了其战无不胜
的神话，忽必烈的臣民现在认识到蒙古人是脆弱的。蒙古人力量的主要基础
之一——他们给对手造成恐惧的心理优势——即使没有毁掉也大大动摇了。
最大的损害是这场远征中的庞大开支，它马上造成一些税收问题，迫使忽必
烈转向汉人憎恨和鄙视的阿合马及卢世荣等财政官员。忽必烈的努力再次暴
露他在财政策略上缺乏控制，这在13 世纪80 年代尤为显著。
在南亚的战争
① [653]《元史》，卷11，第226、228 页。
② 在[661]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中，有关于这次征日本的简述，颇有用处，见第25
—31 页。
同样，忽必烈在南亚的战争大都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造成了毁灭性的挫
折。这些远征是为满足蒙古人传统的扩张野心以及忽必烈的个人需要，他要
通过新的征服对他的合法性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但是他和他的朝廷都没有考
虑到蒙古人全然不习惯热带的酷热和多雨、稠密的丛林以及热带疾病。
早在13 世纪70 年代（见地图36），在东南亚已爆发第一次战争。1273
年，忽必烈向缅甸的蒲甘王朝派出三位使者，要求蒲甘王朝向中国进贡。自
称为“3600 万战士的最高统帅和每日300 盘咖喱菜的巨食者”和拥有3000
名嫔妃①自负的暴君那罗提诃波国王，处死了这三位胆敢向他提议对大汗恭顺
的不幸使者。1277 年忽必烈下令他最信任的回回侍从赛典赤·赡思丁的儿
子纳速剌丁率军远征，为三位使者的被害报仇。在关键的战斗中，那罗提诃
波具有使用大象的优势。纳速剌丁命令他的弓箭手瞄准毫无防护的大象。大
象溃散，形势转为有利于蒙古人。①但是没有抓住那罗提诃波本人，在没有彻
底平定蒲甘的情况下，纳速剌丁返回中国。
接着忽必烈转向占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越南南部），占城的国王阇耶
辛诃跋摩（Jaya Indravarman）四世和蒙古人是敌对的。这位占城国王拒绝
向元朝进贡并且斥责忽必烈的几位使者。忽必烈的反应是于1281 年派遣广东
一位主要官员唆都进行讨伐。唆都率领100 艘战船和5000 名士兵的军队在占
城的海岸登陆，但是这位国王采用游击战阻止蒙古人的前进。接着忽必烈决
定寻求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合作，以反对安南的南方邻居。尽管已向忽必
烈的朝廷派出使者，但是安南国王陈日烜不想让蒙古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土到
达占城，他激烈抵抗由唆都和忽必烈的儿子脱欢率领的蒙古军队。游击战、
炎热和疾病使入侵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越南边境思明（Ssu-ming）的决定
性战斗中，蒙古人被击败，唆都战死。
1286 年和1287 年进行的由纳速剌丁和忽必烈的孙子也先帖木儿率领、
后来脱欢亦加入的第二次远征，甚至到达河内，但是由于炎热和不利的环境
被迫撤军，这使忽必烈大发雷霆。但是安南国王和占城国王认识到如果他们
不答应对大汗形式上的承认，蒙古人会继续侵扰，因此他们开始进贡，从而
蒙古人在80 年代后期结束了对他们的远征。②1287 年，忽必烈派他的孙子也
先帖木儿再次讨伐蒲甘“傲慢”的国王。这次战争是成功的，国王那罗提诃
波被推翻，而他的继任者向蒙古朝廷进贡。但是这次远征耗费巨大，并且很
难说蒙古人的花费是有道理的。
更著名的和更惊人的对爪哇的战争，也难以证明是有道理的。1289 年，
忽必烈派出一位名叫孟琪的使者要求爪哇屈服。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剌害怕元
朝夺去他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控制，以在这位不幸的使节脸上刺字作为答
复。忽必烈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发动对爪哇的军事远征的借口。看来他没有从
对日本的海上远征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再次装备一支庞大的远航军队去惩
罚对他的使者采取暴力的统治者。1292 年远征军从泉州出发，第二年年初大
部分军队在爪哇登陆。由于爪哇的反叛军队趁机对葛达那加剌的薄弱地区发
起进攻并且杀死这位国王，最初远征军极为成功。葛达那加剌的女婿韦查耶
① [338]谢利·迈登斯、卡尔·迈登斯：《阳光城：难得访问的缅甸蒲甘城》，第79 页。

①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289—290 页。
② [653]《元史》，卷14，第286、289、303 页；卷15，第311、326—327、330 页；卷1
6，第333 页。
王子向蒙古军队“降服”，并且保证帮助他们粉碎反叛。他这样做了但接着
又背叛蒙古远征军。他伏击一支庞大蒙古军队，迫使其他军队撤退并且返回
中国。①忽必烈的又一次远征遭到失败，远征的巨大开支又在朝廷日益严重的
财政问题上火上浇油。
吐蕃和东北的叛乱
在忽必烈理应直接管辖的地区爆发叛乱也许进一步加剧了他的逐步失
控。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忽必烈要求作为中国皇帝及帝国大汗是沉重的
打击。忽必烈的最坚定可靠的吐蕃同盟者八思巴1280 年去世，几年后在吐蕃
发生第一次暴乱。1285 年八思巴的萨斯迦教派的对手必里公教派反叛，1290
年忽必烈必须派出一支惩罚性的军队去恢复萨斯迦教派的权威，也就是恢复
蒙古人的权威。①第二次叛乱在东北爆发，由东北的蒙古指挥官乃颜领导，乃
颜和忽必烈在中亚的敌人海都结盟。忽必烈肯定认为乃颜的威胁至关重要，
因为他本人亲自率军征讨这位叛将。马可·波罗声称他的军队由46 万人组
成，这肯定是一个极其夸大的数字。②无论如何，忽必烈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军
队，尽管年老有病，他自己仍然坐在安置在四头大象背上的轿子里亲自前往
战场。1287 年秋天，双方相遇，在一整天战斗中双方势均力敌，但是傍晚形
势转而对聂思脱里教徒乃颜不利。忽必烈抓住他并且将他处死。
① 关于蒙古人对爪哇的远征，见已经过时但还未能完全被取代的[160] W.P.格罗内瓦特：
《1293 年蒙古人对
爪哇的征服》。
① [545]特里尔·V.怀利：《吐蕃的第一个蒙古征服者再释》，第131—132 页。
② 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 卷，第788—789 页：[330]闵宣
化：《蒙古诸王乃
颜》。
忽必烈的晚年
尽管取得这次胜利，总的来讲13 世纪80 年代忽必烈在对外事务中总遇
到挫折。这些年还给他个人带来悲剧和不幸。他的爱妻察必于1281 年去世，
她长期以来一直给予他支持和忠告。察必的儿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继承人
真金于1285 年去世。真金被精心地培养成中国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继
承人。真金四十多岁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击忽必烈并且使宫廷沮丧。为了寻
求安慰，他越来越多地转向酒和食物。过度饮酒，使他的健康成为问题。在
他的余生中，过于肥胖和痛风折磨着他。汉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别沮丧和抑
郁。在1293—1294 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1294 年2 月18 日，他在宫中去
世。
忽必烈统治的成就是显著的。与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继续从事军事征
伐。他最辉煌的胜利是征服中国的南宋，把一个人口超过5000 万具有大量财
富和资源的领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比起更早的许多次蒙古人的战争来，这
场战争需要更缜密的计划和后勤，从而确保忽必烈作为蒙古人中一位伟大统
帅的地位。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希望使汉人相信
他日益汉化的同时，本民族同胞仍对他信任。他设立了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
在中原建设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并且为朝廷设计出合适的经
济和政治制度。然而他并未抛弃蒙古传统，保持着大量的蒙古习俗，在政府
和军队的关键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废止科举制度使他不致在政府职位上受制
于汉人。尽管在统治的最后十年中面临着困难与失误，忽必烈留给他的继承
者的是一个稳定和大体上繁荣的国家。
第六章
元中期政治
概 述
“元中期”指的是1294—1333 年，即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世祖，1260
—1294 年在位）去世和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睦尔（顺帝，1333—1368
年在位）即位之间的时期。在这39 年中，帝位快速转换，有9 个人即位，由
此造成了官员的不断变换和国家政策的经常变化。这是一个政治风云变幻无
常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逐渐削弱了忽必烈留下的强大帝国，并为
在妥欢贴睦尔统治下王朝的衰亡铺设了道路。
元中期的皇帝不仅继承了忽必烈的大帝国，也承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①
忽必烈成功地将原来以草原为根基的“大蒙古兀鲁思”或“大蒙古国”的重
心转到了中原，并使元朝成为第一个统治全中国和内亚草原的征服王朝。他
还为庞大的多种族、多文化帝国提供了一个综合汉制和内亚制度的可行的制
度构架，并从蒙古、中国和佛教源流中缘饰以正统的标记。①正因为如此，忽
必烈后来被他的继承者视为最尊崇的王朝创建者和祖先，并且精心保护他的
衣钵。至于忽必烈留给后人的各种问题，则是与帝国本身一样巨大和复杂。
从基础上讲，元在中国和更为广阔的蒙古帝国中的地位需要认真地重新
考虑和界定，并据此做出更多的调整。中原是帝国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和统治
重心所在，还是它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而应献出全中国的资源来维
系帝国？如何满意地回答这些疑问，总是摆在元统治者面前的严肃并影响深
远的问题。一方面，忽必烈虽宣称自己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却难以落实，并
且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内亚的宗族的严重挑战；到忽必烈去世时，元与窝阔
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另一方面，草原传统势力迫使忽必烈
无法将他的王朝全然置于传统的中原政府模式之上，并且在中原的根基越扎
越深，使得元朝内部的文化适应过程趋于舒缓，给忽必烈的继承者留下了一
些重要的问题。
从政治方面讲，忽必烈建立的政府制度是蒙古家产封建制和中原传统官
僚专制的混合产物。在早先的蒙古制度下，皇亲和皇帝家族的有功侍臣都享
有世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虽然忽必烈曾试图削弱这些贵族的特权，
但是他没有在这个方面走得太远，因为害怕违反蒙古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帝
国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产。结果是贵族们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继
续起着重大作用并享有许多利益，在他的继承人统治时期，巨大财政压力和
政治上的不安定，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忽必烈强化中央集权和官僚
体制的措施，尽管不够完善，却使官员获得比前忽必烈时期官员大得多的权
① 下文中关于忽必烈作用和遗产的评价，主要根据以下论著：[833]姚从吾：《元世祖忽
必烈汗：他的家世、
他的时代与他在位期间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 年版）；[5
61]周良霄：《论忽
必烈》；[722]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
》（东京，1941
年版）；[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利、洛杉矶，198
8 年版）。
①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 年
版）。
力。在后忽必烈时期，官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经常超越宗王而与
皇帝争夺权力。
从文化和社会方面讲，在蒙古、色目（西亚和中亚人）精英与他们的汉
人臣民之间有巨大的鸿沟需要弥合。这个鸿沟的存在部分是因为一般汉人在
种族制度下遭受着政治歧视和社会歧视。在受过教育的汉人精英中，对这种
歧视感受尤深，因为孔子的学说和儒士没有得到在以前汉人王朝下所得到的
尊重。元朝政府甄用统治精英靠的是出身而不是成就。因此，蒙古人和色目
人所受研习汉学的激励不大。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既然传统的汉人精英（儒
士）未能分享权力，在一定意义的范围内，蒙古和色目精英仍然是汉文化传
统的门外汉并且在社会上被隔离于当地居民之外。这种分隔使元王朝具有很
强的“殖民”色彩。
从外交和军事方面讲，在忽必烈统治下的元的对外政策，与以前的蒙古
大汗一样，是“帝国主义”的，总是准备动员统治区内的所有人力和物力为
扩大帝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战争。①但是，到忽必烈朝后期，对外征服的报酬率
已经明显地减少，因为帝国已经达到它的最大的地理极限，此时应该是集中
全力加强内部团结而不是对外扩张的时机。
最后，由于过度的军事征伐、庞大的赏赐和其他宫廷消费，元朝政府自
始即面临长期的财政问题，不得不依靠色目理财能手用聚敛方法来开辟财
源。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些聚敛者与孔子思想捍卫者之间冲突不断，后者
主张节省政府开支和减轻百姓赋税负担。从财政上讲大幅度削减开支当然是
人们所期盼的，但是政治上很难实行，因为它将直接影响蒙古国家在中国的
基础。
综上所述，忽必烈的成就虽然伟大，但是他的遗产并不完全是积极的。
元代中期的后继者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保存他的政府体系的问题，还要创
造性地解决他所留下的多种问题，亦要解决忽必烈去世后出现的各种新问
题。这就要求按照传统的中原路线进行更多的改革和改变一些殖民特征，把
王朝的根在中原扎得更深，但是，同时还要保证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团精英
的利益。
①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1251—1259 年》，
第7 页。
铁穆耳汗朝（成宗），1294—1307 年
忽必烈未给他的后人解决的比较特殊但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帝位继承，在
蒙古帝国的历史中，它总是引起不安和紧张的因素。忽必烈无力解决这一问
题，部分是因为蒙古人的帝国是成吉思汗所有子孙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与汉人
的君主专制观念相抵触；还部分因为在忽必烈时期的一些偶发事件。①忽必烈
不能将家产封建制的蒙古国家完全改变为君主专制的中原式政府，他也没打
算这样做，当出现帝位继承问题时通过忽邻勒台在皇子中选择新的大汗的传
统做法不能被否定。②
忽必烈为维持他的皇帝特权，试图用中国方式来确定他与正后的长子为
正式的继承人，他选定了真金（1243—1285 年）为正式的继承人，但真金在
1285 年去世，比忽必烈本人的去世早9 年，①忽必烈的尝试中途夭折。由此
造成的后果是，在后忽必烈时代，经常在前朝大汗提名的继承人和要求通过
“选举”即位的人之间为争夺帝位产生激烈的抗争。
后忽必烈时代的帝位之争与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点不同。第一，竞争者
的范围只限于忽必烈的后人，特别是几乎清一色的真金后人。因为在蒙古人
中有这样的共识：元朝是忽必烈创建的，其他皇族成员能够在各次帝位之争
中作为支持者参加新皇帝的选举，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参加帝位的竞争。真金
的后人最有帝位继承资格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真金是忽必烈的长子并且是他
指定的继承人。
第二，宫廷中有权势的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皇族成员的作用日益降低。②在传统蒙古制度下，是由蒙古诸王和王妃来决
定“选举”的进程。官员（那颜）作为皇族成员的属下参加忽邻勒台，但从
不允许他们独立发表意见。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
显然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政府官僚化的结果，也是元政府的家产封建性
质因而削弱的结果。
第三，帝位继承经常引起纷争，两种候选人交替登基，一种立足于中原，
正常情况下得到在首都的大臣们的支持；另一种立足于草原，常常统率着强
大的驻边军队。这两种利益关系和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选人的交替，加上一系
列皇帝在位时间很短，导致了政府的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倾向的大幅度摇
摆，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化无常。
① 关于整个元代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见[852]萧功秦的《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亦见
他对也可蒙古兀鲁
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国）汗位继承的研究[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
关于一般游牧社
会缺乏有效的继承制度的研究，见[113]傅礼初的《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
传统》和[112]《蒙
古人：生态环境与社会视野》，特别是后文的第17—18 页、24—28 页。
② 关于忽邻勒台在“选举”蒙古大汗时的作用，见[549]箭内亘的《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
台》；[811]周良霄：
《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制度》；[103]伊丽莎白·思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
央机构》，特别是
第525—540 页。
① 关于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响，见[848]黄时鉴：《真金与元初政治》。
② 见[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0 页。
铁穆耳的即位
在1294 年2 月忽必烈去世后立刻爆发了第一次继承人危机，因为忽必烈
并未正式册立他的孙子、真金第二子铁穆耳（1265—1307 年）为继承人。在
真金1285 年去世之后，年迈的忽必烈在确定继承人上显然一时犹豫不决。根
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说法，是铁穆耳之母、真金的正妻阔阔真（亦名伯蓝也
怯赤，1300 年去世）在积极促成儿子即位。①但是，虽然在1293 年7 月铁穆
耳被授予皇太子印，当时他被派往蒙古本土，以出镇宗王统管草原的全部军
队，②但是他并未得到像他父亲那样的正式的皇太子册立。这可能反映了忽必
烈在他的孙子是否合适做未来的大汗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相当清楚铁穆耳
是个嗜酒者。③这样，在忽必烈去世时继承问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铁穆耳的帝位竞争对手是他的哥哥甘麻剌（1263—1302 年）。作为真金
的长子，甘麻剌与铁穆耳一样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祖父的继承者。因为甘麻剌
曾多年任蒙古本土的指挥官并于1292 年被封为晋王，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
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④他的所享有的武力支持和他弟弟的一样坚实。
但是，铁穆耳显然比他的哥哥有优势：他不仅被忽必烈指定为继承人，还得
到了阔阔真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阔阔真以其贤淑得到忽必烈的喜爱
并且很有影响。虽然甘麻剌的母亲还难以确定，但从阔阔真站在铁穆耳一边
的事实，似可看出甘麻剌不是她的亲生儿子。①
同样有意义的是重要的大臣支持铁穆耳即位。忽必烈为他去世后指定了
三个辅政大臣：玉昔帖木儿（1242—1295 年），成吉思汗的著名伴当博尔术
（死于1227 年）的孙子，枢密院知院；伯颜（1236—1294 年），八邻部人，
曾领军灭宋并多年任北方和西北诸军的统帅；不忽木（1255—1300 年），受
儒学影响的康里政治家，中书省平章政事；这三个大臣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与
铁穆耳或他的母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②除了这三个大臣外，中书省右丞相完
泽（1246—1303 年）曾以重要辅臣身份陪同铁穆耳前往蒙古本土。③忽必烈
是否为铁穆耳即位做过特殊的安排尚不清楚，但是这些朝廷重臣显然都在向
这一方向努力。
当1294 年4 月14 日在夏都上都举行忽邻勒台时，支持甘麻剌的不乏其
人。④但是他们被铁穆耳的支持者所战胜。实际上，据说玉昔帖木儿曾说服甘
① [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0—301 页。根据汉文史料，是
畏兀儿佛教徒兼儒
士官员阿鲁浑萨理（1245—1307 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
653]宋濂等著《元
史》，卷130，第3177 页。
② [653]《元史》，卷18，第381 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 页；[653]《元史》，卷134 第3261 页
。
④ [653]《元史》，卷29，第637 页；卷115，第2894 页。
① 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
儿子时没有提到
甘麻剌，见[653]《元史》，卷115，第2893 页；卷116，第2896—2897 页；亦见[811]周
良霄：《蒙古选
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43 页。
② [653]见《元史》，卷119，第2498 页；卷127，第3115 页；卷130，第3163—3173 页
；[622]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69—
270 页。
③ [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 页。
④ 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
：《成吉思汗的继
麻剌带头推动铁穆耳即位。⑤同时，战功显赫的伯颜为使铁穆耳即位采取了更
强硬的姿态。据说他握剑站在大殿阶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释为什么
要立铁穆耳为帝，结果是“诸王股栗，趋殿下拜”。①显然伯颜和玉昔帖木儿
的威望和他们背后的强大军事和官僚机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操纵了
忽邻勒台。这些首要大臣在决定谁将成为新大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
蒙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预示着未来将产生许多推动新君即位的官僚。
承者》，第321 页。
⑤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7a。
① [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70—271 页。
忽必烈成就的守护者
铁穆耳13 年的统治自始即以守成为基调。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
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在1294
年5 月10 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护忽必烈朝的成
规。②这成为他统治期间的基本准则。
铁穆耳朝的守成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政府机构的官员人选和重要政策
两个方面继续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赐给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荣誉爵
号外，铁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 年吐蕃权臣桑哥失势后为
缓解桑哥财政政策影响而任命的大多数中书省宰臣。③完泽还担任右丞相并且
是独相，直到1298 年才任命哈剌哈孙（1257—1308 年）为左丞相。
铁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泽，主要是因为他谨慎和宽厚而不是因为
他的才干而成为朝廷重臣。④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纳儿部的哈剌哈孙则不仅以
他的才干和正直著称，还以雅重儒术而闻名，在完泽1303 年去世后，他成为
朝廷中最有影响的人物。①铁穆耳朝初期的另一个有影响的人是康里大臣不忽
木。②不忽木成长于宫廷中并在国子学中受到理学大师许衡（1209—1281 年）
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汉人儒士官员。他先任平章政事，后任御
史中丞，在铁穆耳朝主要起为儒学辩护和规范朝政的作用。
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汉人官员和回回理财者的支持。汉人官
员包括何荣祖、张九思（1242—1302 年）、梁德珪（1259—1304 年）和何玮
（1254—1310 年），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在回回理财者中，
麦术丁和阿里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马和桑哥手下的官员。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
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 年）的曾孙伯颜，拉施特说他
是“极尊贵、有权势的大臣”，任撒希伯底万，撒希伯底万在波斯语中通常
指财政大臣。③显然铁穆耳是在继续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员的种族和思
想平衡政策。
完泽和哈剌哈孙掌管下的行政机构采取了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政策。
在财政方面，废除理算欠税是桑哥失势之后已经采用的政策。④铁穆耳朝继续
施行这一政策，并且几次免除部分地区或全国的差发和赋税。⑤铁穆耳汗强烈
反对为增加收入向民众征收任何额外的赋税，他于1302 年下令禁止征集除赋
税定额以外的任何东西。①
在思想方面，铁穆耳的政府表现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铁穆耳即位后
② [653]《元史》，卷18，第381—382 页。
③ [653]《元史》，卷112，第2803—2813 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13
a—18a。
④ 关于完泽，见[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2a；[653]《元史》，卷13
0，第3173—3174
页。
①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5，1a—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7
b。
② 关于不忽木，见[607]赵孟頫：《赵孟頫集》（任道斌编校），第158—162 页；[653]
《元史》，卷130，
第3163—3173 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2 页。
④ [653]《元史》，卷18，第383 页。
⑤ [653]《元史》，卷96，第2470—2476 页。
① [653]《元史》，卷20，第440 页。
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②主要在哈剌哈孙的推动下，新建文宣王庙于
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③哈剌哈孙与儒士关系
特别密切，据说常在裁决大政时征求儒士的意见。④
② [653]《元史》，卷18，第386 页。
③ [653]《元史》，卷20，第441 页；卷21，第467、471 页。
④ [653]《元史》，卷136，第3293 页。
衰落的迹象
按照《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朝加上铁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⑤但是已
经有迹象表明铁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开始。铁穆耳汗本人没有他祖父的
心智和身体活力，而这些对继续领导帝国是需要的。他的大臣完泽亦不是足
以替代前期领导的强有力人物。在两个人过度宽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
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官员队伍急剧膨胀。虽然朝廷和京城官员合
计定额是2600 人，⑥御史台于1294 年上报官员在京城食禄者超过1 万人，在
各行省则更多。⑦实际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在1303 年下令中书省淘汰所
有冗员。⑧官府冗员的大量增加，并没有促进行政效率的改变。郑介夫在1303
年上书朝廷的《太平策》中指出：忽必烈在1291 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
求官员限期5 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7 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10 天处理重大
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
件重要公务。①铁穆耳汗亦对普遍存在的官府延误政务问题深恶痛绝，他在
1294 年曾为此严厉申斥中书省臣，甚至表现出对臭名昭著的桑哥时期行政效
率的怀念。②
政府受到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的影响，铁穆耳汗朝发生了一系列腐
败丑闻。政府高层的最大丑闻发生在1303 年。在前一年，朱清（1237—1303
年）和张瑄（死于1303 年）被控有罪。③他们曾是海盗和贩私盐的盐徒，在
宋亡时率领大量船只叛宋降元。他们利用为元廷海运粮食和私自从事海外贸
易积聚了大量财富。审判的结果是他们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没收全部财
产。
对此案的调查发现朱、张二家曾向朝中的几个高官行贿。中书平章伯颜、
梁德珪、段贞、阿里浑萨里和另外四名中书省官员因为受贿在同一天被撤职。
④甚至完泽亦因接受朱、张贿赂而受到弹劾。⑤为         清除腐败，盛怒的大汗诏定

赃罪为12 章，并在1303 年春季派遣官员调查国内7 个地区的案情。⑥他们调
查出贪官污吏18473 人，获赃45865 锭。这显然是一个压低了的上报数字。①
但是，大汗没有坚持消除腐败的努力。不仅完泽在这起贿赂丑闻中全然无损，
⑤ [653]《元史》，卷93，第2352 页。
⑥ [628]《元典章》，卷7，26a。
⑦ [653]《元史》，卷18，第383 页。
⑧ [653]《元史》，卷21，第447 页。
① 郑介夫的上书，见[664]邵远平《元史类编》，卷25，11a—22a。关于1291 年法典的有
关条文，见[63]
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第108—109 页。
② [653]《元史》，卷18，第388 页。
③ 关于朱清、张瑄案，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田汝康：《
蒙古统治者与中国
海盗》。
④ [653]《元史》卷21，第449 页。拉施特说有11 个相臣被捕，但是被国师胆巴（1230—
1303 年）所救。
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向宫廷出售珍宝的商人的贿赂。见[407]波义耳：《
成吉思汗的继承
者》，第330 页。关于胆巴的调解，见[142]傅海波：《胆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⑤ [653]《元史》，卷21，第448 页。
⑥ [653]《元史》，卷21，第449 页。赃罪12 章的条文，见[628]《元典章》，卷46，1b
—2a。
① [653]《元史》，卷21，第449、456 页。刘敏中奉使宣抚所奏呈的报告，详见[612]《
中庵集》，卷7， 11b—21b。
大多数因受贿而被撤职的中书省臣也在后来的两年中又被起用。②
官府冗员和官僚腐败只是造成贯穿元朝中后期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的部分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对贵族尤其是皇室成员
的慷慨赏赐。③忽必烈慎于赏赐，对他的家族成员尤为“吝赐”。但是从铁穆
耳开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岁赐额之外，还给皇室成员和勋臣大量
的慷慨赏赐。如此慷慨赏赐是政治的需要，由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
劳皇室成员和勋臣，也要继续保证他们的支持。在1294 年铁穆耳即位时，皇
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在忽必烈时期得到的岁赐额金多4 倍，银多2 倍。④此外，
铁穆耳还为不同原因给予一些皇亲巨额特殊赏赐，如1294 年给三个驸马赐银
的总数就超过了12 万两。⑤
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⑥1294 年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报
告：“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 万锭。”⑦第二年年初，中书省又报告忽
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和勋臣的赏赐。①简而言之，由于
后忽必烈时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质的影响，以宫廷赏赐形式出现的政治贿赂已
成为元廷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为铁穆耳的政府反对增加税额，除借用钞本银之外无法解决财政赤字
问题。元廷乃于1294 年下令诸路平准库作为钞本贮藏的银936950 两，除留
192450 两作钞母外，全部运往京城，显然是支付日常开支。四年之后，又借
用了20 万锭钞本。到1299 年，元廷的财政形势更为恶化，花费的一半借自
钞本。②借用钞本又转而极大地削弱纸钞制度的信誉，并引发了恶性通货膨
胀，其程度远比13 世纪80 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剧烈得多。③
② [653]《元史》，卷21，第460—465 页。
③ 关于不同形式的赏赐，见[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
济史研究》，第421—432
页。
④ [653]《元史》，卷18，第382 页。
⑤ [653]《元史》，卷18，第382 页。
⑥ 元廷1298 年的收入是金1.9 万两，银6 万两，钞360 万锭。见[653]《元史》，卷19，
第417 页。关于赏
赐与政府收入的关系，见[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⑦ [653]《元史》，卷18，第384 页。
① [653]《元史》，卷19，第402 页。
② [653]《元史》，卷18，第387 页；卷19，第417 页；卷20，第426 页。
③ [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09—410 页；[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
变动》。
向和平过渡
铁穆耳朝是持续不断的征伐和大致和平两个时期之间的有意义的过渡
期。忽必烈朝后期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铁穆耳改变祖先的
扩张政策，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更多的征服将无任何成果并且耗费巨大。他
即位后立刻取消了忽必烈在位最后几年规划的对安南的征服，代之以将安南
作为纳贡国。1298 年，铁穆耳否定了再次入侵日本的建议，并在第二年派遣
一名僧侣作为和平使者前往这个岛国。④铁穆耳朝的对外征伐，只有1300—
1301 年的征缅之战和1301—1303 年征八百媳妇之战，八百媳妇是在今天泰
国北部和缅甸东部的一个小国。虽然这两次战役都以失败告终，但其原有目
的亦不在于征服二国。发动征缅之战是因为缅国人废黜了奉元廷为宗主的国
王而要对其惩罚，征八百媳妇则是由于该国侵蚀元朝领土而采取的征讨行
动。①
铁穆耳汗最大的政治和军事成就是成功地结束了与窝阔台后汗海都（约
1235—1301 年）、察合台后汗笃哇（1282—1307 年在位）的耗时和耗力的战
争，他们从1268 年或1269 年开始对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提出挑战。②但是，这
一成果来之不易。尽管忽必烈在1/4 世纪中经过持续不断地努力将他的中亚
敌手阻挡在生产粮食的定居地区之外，海都和笃哇在忽必烈去世时又卷土重
来，把他们的控制区延伸到畏兀儿地区并不时侵入蒙古本土。
铁穆耳在位的大多数时间不得不为保卫内亚地区耗费大量资源，实际上
在他当政的初期在蒙古本土就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1298 年的一个冬夜，笃
哇突袭合尔哈都由宗王阔阔出（死于1313 年）指挥的驻守漠北的元军主力，
阔阔出是铁穆耳的叔父，代铁穆耳统军于漠北。此战的结果是铁穆耳女婿高
唐王阔里吉思（死于1298 年）被俘，在漠北的元军伤亡惨重。③
海山（1281—1311 年）重建防卫体系后，元在漠北的地位才得以恢复。
海山是铁穆耳长兄答剌麻八剌（1264—1292 年）之子，于1299 年受命统军
于漠北，取代无能的阔阔出，其时年方18 岁。①除了诸王统率的蒙古军和驻
守漠北多年的宿将床兀儿（1260—1322 年）统率的钦察军外，海山手下还有
来自各卫的汉军和新从汉地调来的蒙古军。
再次得到加强的元军在次年秋季转入攻势，在阿尔泰山南将海都击败。
1301 年9 月，海都和笃哇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于是在阿尔泰山之东的铁坚
古和合刺合塔爆发了更具历史性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本身可能是未分
④ [653]《元史》，卷208，第4630 页；卷209，第4650 页。
① [653]《元史》，卷211，第4659 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32a—33a。
[642]《元朝征缅
录》；此书被翻译成了法文，见[200]于贝尔：《印度支那研究（5）：蒲甘王朝》。
② 关于对海都和笃哇的战争，见[29]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
第492—494 页；
[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 卷，第124—129 页；[107]惠谷俊之：
《海都之乱的考
察》；[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195]萧
启庆：《元代的
军事制度》，第56—58 页。
③ 关于这次失败，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6—327 页；[741]刘迎
胜：《元朝与察合
台汗国的关系》，第76—77 页。
① [653]《元史》，卷22，第477 页；[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但是，松
田孝一将海山出镇
的时间误为1298 年。
胜负，所以在汉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对战役的结果有截然不同的记载。②重要的
是该战役的间接结果，笃哇在作战中负伤，而海都死于战后不久，可能也是
在战斗中受了伤。③
海都之死，清除了蒙古诸汗国媾和的主要障碍。恰是海都的同盟者笃哇
首倡和议。笃哇已倦于无望的挑战大汗权威，他更关心的是在中亚建立自己
的统治，所以他设法使海都之子察八儿在1303 年夏季成为窝阔台汗国的统治
者。当年秋季，笃哇说服察八儿与他一道向铁穆耳表示他们将停止敌对行动，
并且承认铁穆耳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
铁穆耳对这一建议很快做出了积极反映。虽然笃哇提议的为媾和召开的
忽邻勒台并未举行，停战的和约还是达成了。由铁穆耳、笃哇和察八儿共同
派出的使者于1304 年年初抵达伊利汗完者都（1304—1316 年在位）的汗廷，
请求完者都同意和平并重建全体蒙古人的统一的建议。①和约对完者都及其他
蒙古汗国的统治者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完者都在1305 年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
世的信中骄傲地宣布蒙古人世界已取得了和平，并且鼓励欧洲诸王以蒙古人
为榜样。②
虽然1303 年取得的和平是短暂的，但它不仅重新确定了元廷与其他蒙古
汗国的宗主关系，还为元朝通过离间察合台后人和窝阔台后人的关系彻底解
除来自中亚的威胁提供了机会。
在外部压力减轻后不久，曾是同盟者的笃哇和察八儿之间为疆域问题发
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铁穆耳支持笃哇。1306 年秋季，铁穆耳派遣海山
率领一支军队越过阿尔泰山南麓去支援笃哇。海山从背后向察八儿发起进
攻，俘虏了察八儿家族的几个成员，并远进至也儿的石河。察八儿别无选择，
只得向笃哇投降。③
察八儿后被笃哇所废，可能是在1307 年；他的幼弟养吉察儿被笃哇立为
窝阔台汗国的傀儡汗。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察八儿于1310 年海山在位时向
元廷投降，这就标志着困扰了元廷近40 年的窝阔台汗国的完结。笃哇及其继
承者绝大多数时间承认元廷的宗主地位，持续地向大都派出贡使。此后元廷
与察合台汗国之间除了1316—1320 年间的短暂冲突外都维持着和平关系。①
这样，忽必烈未能达到的确立元廷对整个蒙古世界的宗主地位的目标，终于
在铁穆耳朝后期得以实现。
② [653]《元史》，卷22，第477 页；[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9 页；
[741]刘迎胜：《元
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8—79 页。
③ 关于海都之死的矛盾记载，见[27]巴托尔德：《中亚史四论》，第1 卷，第128—130 
页；[740]刘迎胜：
《〈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49—50 页。
① 关于1303 年和议的最详细记载见于[387]波斯史家哈撒尼的《完者都史》，第32—35 
页。汉文史料见[623]
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6，13b—14a；[653]《元史》，卷21，第454、456 页。研究
成果，见[253] W.
柯维思：《蒙古人：12 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435]佐口透：
《14 世纪元朝与西
方三王的关系》；[739]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
740]刘迎胜：《〈史
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0—51 页。
② [319]田清波、柯立夫：《1289—1305 年伊利汗阿鲁浑、完者都致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信
》，第55—85 页。
③ [653]《元史》，卷22，第477 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13b；[740]刘
迎胜：《〈史集〉
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1—53 页。
① [13]托马斯·T.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59 页。
卜鲁罕皇后干政
虽然铁穆耳汗能够重建蒙古世界的和平，但是他没能保证自己家族和宫
廷的融洽，亦不能使皇位继承平稳过渡。由于年轻时饮酒过度，铁穆耳晚年
一直被重病所扰。②卜鲁罕皇后利用这种形势，在宫廷和家庭事务中起了积极
的作用。卜鲁罕出身于著名的蒙古贵族家族伯牙吾氏。1299 年，皇后失怜答
里去世，卜鲁罕被立为皇后。真金妻阔阔真于次年去世，这无疑使卜鲁罕有
了更大的政治影响。
卜鲁罕显然是个有能力的女人，《元史》本传用的是敌对调子，也还是
强调她影响下的朝政绝大部分是“平允”的。③1302—1303 年朱清和张瑄的
案子就是由她处理的，从他们家中查抄的巨额财产转到了她的中政院之下，
大大增加了她的财产。④1305 年6 月，她把自己的儿子德寿立为皇太子。为
了保证德寿能够平稳地继承帝位，宫廷中所有潜在的对手都被清除。答剌麻
八剌的儿子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 年）在8 月被封为怀宁王，送往怀
州（河南沁阳）。但是没有想到皇太子德寿死于1306 年1 月。①铁穆耳汗于
1307 年2 月2 日去世，终年41 岁，没有了明确的继承人，帝位继承问题还
是没有解决。
②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302 页。
③ [653]《元史》，卷114，第2873 页。
④ [627]王逢：《梧溪集》，4 下，第205 页；[653]《元史》，卷21，第459 页；亦见[
514]植松正：《关于
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第48—53 页。
① [653]《元史》卷21，第465、467 页。德寿为卜鲁罕之子是一个推论。虽然《元史》，
卷114，第2873
页称皇后失怜答里是德寿的母亲，但拉施特、杨瑀和陶宗仪都说德寿是卜鲁罕之子。见[4
07]波义耳：《成
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19 页；[648]杨瑀：《山居新话》，13b；[649]陶宗仪：《南村辍
耕录》，卷5，第
76 页。波斯编年史《贵显世系》说铁穆耳汗有四个儿子，长子名为Qung-taisi，显然意为
“皇太子”，就是
指德寿，但是没有指明他的母亲。见[167]路易斯·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
译注》，第136
页。关于德寿与卜鲁罕的关系及德寿之死的研究，见[866]韩儒林《西北地理札记》，《穹
庐集》，第69—89
页，特别是第83—84 页。
海山汗朝（武宗），1307—1311 年
铁穆耳的继承者海山是在许多皇族成员和高官卷入的武力冲突之后才登
上帝位的。铁穆耳去世时没有明确的继承者，贵族和大臣立即分成了两派，
每派支持一个帝位候选人。②一派由卜鲁罕皇后本人控制，得到了以中书省左
丞相阿忽台（死于1307 年）为首的一批中书省大臣和中政院官员的支持。他
们企图先以卜鲁罕皇后摄政，然后推举安西王阿难答（死于1307 年）即位。
③另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得到了宗王秃剌（察合台重孙，死于1309
年）和牙忽都（拖雷后人，死于1310 年前后）的支持。他们谋求以答剌麻八
剌的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帝位。④
两派力量各有有利的方面。按照蒙古帝国的传统，卜鲁罕在丈夫死后采
取摄政行为合乎蒙古政治传统。她提出的帝位继承人阿难答是真金弟忙哥剌
（死于1278 年）之子、铁穆耳汗的堂弟；阿难答作为长辈在帝位继承中占据
有利地位。①但是，帝系问题一旦提出，阿难答就处在弱势地位了。海山和爱
育黎拔力八达的支持者以“旁系子孙不能继承帝位”为由强烈反对阿难答，
因为阿难答是后忽必烈时代惟一的非真金后人的帝位争夺者。此外，虽然阿
难答出镇唐兀之地，统有一支大军，并且在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中起过重要
的作用，但他在京城是一个新客，缺乏当地大军对他争夺帝位的支持。阿难
答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这同样有损于他，当时元皇室中佛教徒居多，这使阿
难答明显处于不利的政治地位。②
另一派的不利方面是在铁穆耳汗去世时没有一个帝位候选人在京城。海
山还在西蒙古，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他的封地怀州。但是，这兄弟俩人比阿难
答更有理由继承帝位，因为他们毕竟是真金的孙子。此外，俩人有作为帝位
候选人的足够资历。海山是内亚之战中的英雄并且依然指挥着帝国最强大的
军队。在另一方面，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有好儒的名声，在汉人中颇得
人心。③但是，没有哈剌哈孙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夺得帝位；哈剌哈孙不仅控
制着中枢机构，还在铁穆耳患病以后掌握着帝国卫军。作为右丞相，他能用
暗中拖延的办法拒绝副署卜鲁罕皇后发出的诏旨，并且拒不让卜鲁罕一派使
用所有的印信和动用国库款项；同时，他派出使者催促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
达尽快赶回京城。①
爱育黎拔力八达赶到大都后，于4 月4 日率领哈剌哈孙交给他的军队突
袭宫廷，杀死阿忽台，囚禁了宗王阿难答和皇后卜鲁罕。反对势力就这样被
消灭了，但是两兄弟间面临困难的选择。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因为控制了京
城而居于有利地位，但海山不仅是年长者，还握有超过弟弟实力的军事力量。
在他们的母亲答己（死于1322 年）仲裁之下，兄弟二人达成协议，爱育黎拔
力八达取消宫廷政变后的摄政举动。作为回报，海山在即位后封他的弟弟为
② 关于1307 年的帝位继承危机，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
面观》，第12—17
页；[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6—30 页。
③ [653]《元史》，卷22，第477—479 页；卷24，第535－536 页；卷114，第2873—287
4 页。
① 关于阿难答和他的家族，见[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②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3—328 页。亦见[873]温玉成：《元安西
王与宗教》。
③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 页。
① [612]刘敏中：《中庵集》，卷15，12a—b。
皇太子。海山随即带领3 万士兵从蒙古本土赶来，1307 年6 月21 日他在上
都的即位是以忽邻勒台的方式举行的。②但是，很清楚，1307 年的继承危机
没有就此解决。此外，是在京城的以哈剌哈孙为首的大都官员的支持及海山
本人控制的强大军队使他夺取了帝位。忽邻勒台不过是海山一派在以武力夺
取帝位的事变后为取得必要的合法权威举行的一次仪式而已。
② [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8—30 页。
行政机制的变异
仅在位三年半的海山汗的政治作风方面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一方面，
铁穆耳汗尽力保持忽必烈的统治模式。另一方面，海山则对这种模式不大尊
崇。1310 年，汉人监察御史张养浩（1270—1329 年）在上书中尖锐地指出，
皇帝的每一项政策都与忽必烈时不同，他质问是否皇帝要否定忽必烈时期的
政府模式，建立自己的政府模式。③
从海山早年的经历可以部分理解他的政治倾向。①虽然他和爱育黎拔力八
达一样曾师从于儒者李孟（1265—1321 年），但是时间很短，他受儒家文化
的影响显然很少。他成年后即成为部署在草原上的元军的最高统帅，并且总
是军务缠身。海山显现的是标准游牧骑士的鲁莽和朴实，对他的曾祖父费尽
心机建立起来的官僚统治和政府管理机制感到不耐烦。出于对大都现设机构
的不信任，虽然哈剌哈孙在新帝即位中贡献颇大，海山在即位后仅两个月就
把哈剌哈孙调到漠北任新建的岭北行省的右丞相。②此后，海山依靠的主要是
他从漠北带来的侍从和将领。
漠视现存制度导致了海山滥授贵族及官吏官职，以致资格不符的冗员充
斥官府。显然是为了赢取对其权威的支持，海山在1307 年和1308 年就加封
了19 个王号，其中14 个是“一字王”。在这14 个一字王中，只有两个是大
汗的儿子，这就完全打破了忽必烈时期的不成文法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
只有大汗的儿子才能被封为一字王。③海山还更无节制地滥授爵号和随意任用
高级官员。正如张养浩所言，甚至演员、屠夫、佛教僧侣和道士都被授予中
书省臣的名号，工匠被授予国公和丞相的名号。这一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它
可以从现存史料中得到证明。④
除了滥授官职和爵号外，造成海山朝冗官增加和管理机制败坏的另一个
举措是近侍为牟取私利不通过政府的正常途径，擅自颁布有关人事、财政及
司法的诏令。此处所说的近侍，显然是指那些接近海山和皇太后答己的内廷
官员和担当官廷侍卫的怯薛成员。①在海山即位后的两个月里，“内降旨”给
官的有880 余人，得官者300 人。尽管中书省不断提出异议，这种做法还是
持续不断，因为这些内旨若非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亦是得到皇太后答己的
同意，她经常干预政府事务。②
官僚机构的迅速扩大在高层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据1307 年的报告，中
书宰臣已达14 人，御史大夫4 人。③一年之后，枢密院在上书中指出忽必烈
时期枢密院长官只有6 人，而现在已增至32 人。④为节省支付迅速膨胀的官
① [653]《元史》，卷22，第477—478 页。
② [653]《元史》，卷136，第3294 页。
③ [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号授与：关于<元史·诸王表>的一个考察》；[762]李
则芬：《元史新讲》，
第3 卷，第349—351 页。
④ [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10a—b。[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
1 页；卷23，第
524 页。
① 关于怯薛的影响，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41 页。
② [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 页；卷23，第509、516 页。
③ [653]《元史》，卷22，第481 页。
④ [653]《元史》，卷22，第501 页。
员队伍的开支，海山于1307 年颁诏按照铁穆耳汗于前一年确定的官员员数裁
减官员。但是，这一诏令显然没有得到实际效果，两年后海山本人也承认“员
冗如故”。⑤
官僚机构的膨胀自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开支。海山本人的花费更加剧了
财政紧张局面，在赐赉方面他甚至比铁穆耳汗还慷慨。海山按照铁穆耳时的
定例向参加他即位大典的诸王和官员颁发赏赐，但是由于储蓄告罄，到当年
秋季应赐的350 万锭钞只赐出170 万锭。⑥此外，为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圣
地修建佛寺，为政府官员建宅，为购买珠宝，亦有巨额的花费。⑦更大的花费
是在旺兀察都（今河北省张北县白城子）新建中都，以使皇帝在每年的两都
巡幸时有一个舒适的中间停住地点。①
由于从前任者继承的府藏不足，加上无节制的花费，海山在他即位初年
就遇到了财政困难。在他即位后仅四个月，中书省汇报的政府财政状况是这
样的：常赋岁钞400 万锭，入京城供中央政府日常开支的实际只有280 万锭。
但是，从皇帝即位以来，已经支出420 万锭，应求而未支的还有100 万锭。②
1307 年的政府开支共计纸钞1000 万锭，粮300 万石。③面临如此严重的财政
亏空，海山用挖掘货币储备的方法来为应付开销。至1310 年秋季，借用钞本
10603100 锭。④此外，还预售盐引，以弥补财政亏空。⑤在现有财源全耗尽之
后，海山政府所面临的财政问题已达危机程度。
⑤ [653]《元史》，卷22，第504 页；卷23，第527 页。
⑥ [653]《元史》，卷22，第481、486 页。
⑦ [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 页；卷23，第517 页。

① 关于中都的兴建，见[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 页。亦见[550]箭内亘：
《蒙古史研究》，
第640—643 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 卷，第322 页；札奇
斯钦：《元代中都
考》，《边疆研究所年报》，第18 期（1987 年），第31—41 页。
② [653]《元史》，卷22，第488 页。
③ [653]《元史》，卷23，第510 页。
④ [653]《元史》，卷23，第516 页。
⑤ [653]《元史》，卷22，第491、495 页。
“新政”
海山汗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
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
加税收。⑥为增加税收而设立尚书省在忽必烈时期有过两次，是在色目理财大
臣阿合马和桑哥的领导之下，但是都因为采取高度剥削政策引起普遍怨恨而
被撤销。
海山即位后不久就接受了老侍从、宣政院使脱虎脱（畏兀儿人，死于1311
年）建立尚书省的建议，但是御史台坚决反对。①由于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
化，乐实（死于1311 年）和保八（死于1311 年）催促海山重建尚书省以推
动财政改革，并终于在1309 年9 月重建了尚书省。②
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
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
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
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尚书省的主要官员是左丞相脱
虎脱，平章三宝奴和乐实，右丞保八。脱虎脱和三宝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
从。③乐实是忽必烈朝的官员，曾因贪污而被撤职。④保八在此之前的经历不
详，估计是因为他有理财经验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新政”的中心是货币改革。新发行的至大银钞被用来取代原有的
中统钞和至元钞。纸钞的兑换额是新钞与至元钞以一当五，而1287 年发行的
至元钞比1260 年发行的中统钞已经贬值了5 倍：这是半个世纪中通货膨胀的
一个生动标志。为强化新钞的价值，金、银禁止使用，并且在元朝第一次铸
造了两种铜币，称为“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这次货币改革是为了解
决通货膨胀并且弥补日益增大的预算赤字。1310 年发行的纸钞总量是145 万
锭，等于旧中统钞3630 万锭，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纸钞量的7 倍，是元廷
此前印行纸钞最多一年的1302 年印钞量的3.5 倍。①
为增加税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国家垄断的盐引的出售价格比铁穆耳朝
末年增加了35%。②解除了产酒的禁令，并专设了酒课提举司负责征收酒税。
铁穆耳朝取消的欠税，也重新理算。江南民户每年收粮超过5 万石的，亦要
向官府增交粮税2%。
为了更有效地征收赋税，征税者根据其征收的赋税超过1307 年赋税限额
⑥ 关于尚书省的历史，见[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
① [653]《元史》，卷22，第488—489 页。
② [653]《元史》，卷23，第513 页。
③ 关于脱虎脱，见[687]柯绍忞：《新元史》，卷199，11b—13a。关于三宝奴，见[610]
程钜夫：《雪楼集》，
卷2，11b—12a。
④ [653]《元史》，卷15，第319 页；卷17，第366 页。对虞集所撰乐实碑文的摘要，见
[676]钱大昕：《潜
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b。
① 关于币制改革，见[653]《元史》，卷23，第515—520 页；卷93，第2370—2371 页；
[441]舒尔曼：《元
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 译注》，第139—140 页；[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
国的货币和经济：
元代经济史研究》，第57—59 页；[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
第68—69 页。
② [653]《元史》，卷23，第520 页。亦见[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
118—120 页。元
代盐价的研究，见[790]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的比例论赏。为了稳定粮价，在各地建立了“常平仓”；从长江流域海运的
粮食额在1310 年则增加到293 万石。③为减少政府开支采取的措施很少，只
是有限地减少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员的员数和裁减了
各机构的冗员。④
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早在
忽必烈朝的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已充分证明了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
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因而尚书省自始即遭受强烈反对。右丞相塔思不花
和御史台官员曾反对尚书省的设置。⑤海山的老侍从、右丞相亦纳脱脱以及出
身汉儒的官员敬俨、张养浩、高昉（1264—1328 年）和御史台的官员都对尚
书省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①有些受命到尚书省任职的汉人官员拒绝履
任。②此外，尽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税收，纸钞的过量发行和盐引价格的
急剧提高，势必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并使物价涨幅更高。③
欲解决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势必大量削减宫廷和政府开支。但是，
这不仅与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亦会引起贵族和官僚的强烈不满并遭到
他们的反对。海山为解决财政困难选择了一条便捷的途径，但是他采用的通
货膨胀方法实际上恶化了他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无论如何，改革并没有机
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 个月；海山于1311 年1 月去世，爱育黎
拔力八达在当年初春即位，废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③ [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4 页。关于海运粮食，见[774]吴缉华：《元朝
与明初海运》。
④ [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 页。
⑤ [653]《元史》，卷22，第488 页；卷23，第513 页。
① [653]《元史》，卷23，第518 页；卷175，第4091、4094 页；[687]《新元史》，卷2
01，第156 页。
② [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2，第146 页；[653]《元史》，卷176，第4168 页
。
③ [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6b。[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第403 页。

爱育黎拔力八达汗朝（仁宗），1311—1320 年
早年的倾向
1311 年4 月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兄长海山的皇位，是元朝历史中第一次
和平与平稳的帝位继承。按照先前的约定，海山在1307 年将他的弟弟封为皇
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时确定真金为继承人后的做法一样，任命爱育黎拔力
八达为中央各机构名誉上的最高首脑，这些都为帝位的平稳转移创造了条
件。④从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兄弟情分和兄终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来看，
人们可能会认为两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连续性。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
即位初年的表现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数政策都被废止。
这些作为，可以追溯到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文化、思想倾向以及他与兄长间的
复杂政治关系。
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十几岁起就学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输的儒家伦理
和政治观念对他后来的政治态度有很强的影响。①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怀州任宗
王及后来身为海山的皇太子时期先后在身边任用的汉儒有陈颢（1264—1339
年）、王毅、王约（1252—1333 年）、赵孟頫（1254—1322 年）、王结（1275
—1336 年）、张养浩、尚野（1244—1319 年）、姚燧（1238—1313 年）和
萧■（1241—1318 年）；艺术家有商琦和王振鹏；此外还有色目学者板勒纥
人察罕（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和畏兀儿散曲作家小云石海涯（贯
云石，1286—1324 年）。结果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不仅能够读、写汉文和鉴赏
中国绘画与书法，还非常熟悉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②在儒家政治学说的强烈
影响下，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然反对海山所建尚书省的各项聚敛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他的兄长之间固然具有手足温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
妙关系。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实际上为他的兄长夺得了帝位，海山总是怀疑
他有自己篡夺帝位的图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在海山即位后立即弃
官而去，因为他被指控曾力促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己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在
政治上不便为李孟辩护。①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地位考虑，东宫詹事丞王约不
断劝告他在政治上持忍让态度。②尽管如此，尚书省平章三宝奴和主要的宦官
李邦宁还曾建议以海山之子和世■（1300—1329 年）取代爱育黎拔力八达的
皇太子位置。③爱育黎拔力八达似乎对他兄长的政策所起作用甚少，他对这些
政策的反对直到他自己即位后才显示出来。
清洗
④ [653]《元史》，卷22，第480 页；卷24，第536 页。
① [653]《元史》，卷175，第4084 页。
② 关于汉文化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影响，见[653]《元史》，卷24，第535—536 页；[55
7]吉川幸次郎：《元
代诸帝的文学》，第235—240 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31
—33 页；[84]窦
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 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1—
72 页。
① [653]《元史》，卷174，第4087 页。
② [653]《元史》，卷178，第4140 页。
③ [653]《元史》，卷138，第3324 页；卷204，第4551 页。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兄长政策的反对和热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
他在即位前后很快进行了血腥清洗并废除了兄长的绝大多数政策。1311 年1
月30 日，海山去世后仅三天，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撤销了尚书省，将其主要官
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逮捕并处死。④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废
止至大银钞和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又成为官方通行的仅有货币。官员的人
数裁减到1293 年的水平，曾经升级的各官署则恢复到忽必烈时期的地位。海
山批准的各项公共建筑计划，亦全部停工。⑤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朝廷中加强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除了任用蒙古
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将他的老师李孟和出身于显赫汉军世家的儒帅张珪
（1264—1327 年）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给予他们管理政府的极大权力。爱
育黎拔力八达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时期的16 位老臣召到京
城，包括著名学者李谦（1234—1312 年）、郝天挺（1261—1317 年）、程钜
夫（1249—1318 年）和刘敏中（1243—1318 年），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
职，其他人则成为顾问。①爱育黎拔力八达还不断下令选取文学之士入翰林院
和集贤院。②他的重用儒士，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在他们的导引和支持下，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和
儒化的改革。
恢复科举考试
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官僚队伍更加儒化的大胆尝试，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
最重要措施。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
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大多数高官是以出
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
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
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 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
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③蒙古和色目职官
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可能是
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
品官降为五品。④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制度变化，是恢复
了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关系重大，所以在忽必
烈朝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在恢复科举
考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两个原因。①第一，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袭制补充官
④ [653]《元史》，卷24，第537 页。
⑤ [653]《元史》，卷24，第545—546、549、552 页。
① [653]《元史》，卷24，第537 页。
② [653]《元史》，卷24，第545—548 页。
③ [653]《元史》，卷83，第2061 页。
④ [653]《元史》，卷183，第4220 页；亦见[729]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54 
页。
① 关于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废的原因，见[2]安部健夫：《元代知识分子与科举》；[692
]丁昆健：《元代的
科举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33—38 页；[88]
狄百瑞：《理学和
员队伍，采用考试制度将会损害蒙古、色目甚至汉人贵族家族的承袭和荫的
特权，所以会遭到反对。第二，在汉人士大夫中对考试是否是补充精英的有
效制度和采用何种科目亦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派赞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
考试科目，注重文学和经学的考试。受朱熹对考试制度的观点影响颇深的理
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在科目中去掉文学，注重重要经典和策问考试。
因为没完没了的争论，科举考试一直没有恢复。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
形势发生了变化。改善官员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
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请求恢复科举考试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②此时因为理学
在元廷官员圈中已经占了明显的优势，以前理学家提出的方案几乎未遭任何
反对就被采纳了。
1313 年颁诏并在其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的新考试制度，显然有利于理学
家的观点。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它还指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
参试者的标准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
科目的标准用书。这一变化有助于确定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超出
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并被后来的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下来。③
除此之外，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多民旅社会的特
征。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人简单，他们还在种
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
划分，每等人75 个名额。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和扰乱现
存的官僚体制，登第殿试的名额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每次考试不超过100 人。
此后元廷举行了16 次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 人。这个数字，只比同时
期文官总人数的4%稍多一点。①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意味着对享有特权
的贵族子弟利益的严重损害。
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考试制度，应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
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结合。然而，爱育黎拔力八
达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把儒家学说作
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
人更为有利，因为直到此时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
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
了征服者的汉化。②
编撰法典
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
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
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
心学》，第53—54 页；[273]刘元珠：《关于元代的考试制度：北方程朱理学儒士的作用
》。
② [653]《元史》，卷175，第4089 页；卷178，第4142 页；[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
集》，卷43，5b。
③ [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7—66 页。
① [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47—48 页。关于爱育黎拔力
八达推行的科举考
试制度及其后来的发展，亦见[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
义再探》；[755]
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② [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第129—160 页。

度，元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
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
补救措施是1291 年颁布的《至元新格》，这大体上是个法令汇编。①此后铁
穆耳朝和海山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
爱育黎拔力八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1311 年即位的
当月，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
于1316 年完成。②但是对汇编的复审过程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直到硕德八
剌即位后两年的1323 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
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 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
四大类。③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
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
的是唐代法典模式。④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
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
征。⑤《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
《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
反映。
书籍翻译和出版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
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
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①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
儒家经典《尚书》；②宋人真德秀（1178—1235 年）撰写的《大学衍义》；
与唐太宗（627—649 年在位）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670—749 年）撰写的
《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1019—1086
年）撰写的伟大史书《资治通鉴》。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
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
①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14—23 页；[517]植松正：《汇辑〈
至元新格〉与解说》。
②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4—26 页；[623]孛术鲁翀：《大元
通制序》，《国朝
文类》，卷36，7a。
③ 《大元通制》的条格类的一部分保存下来并在1930 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重印，名为《
通制条格》。
④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9 页。
⑤ 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2 期，第157—171 页；亦
见[1]安部健夫：
《〈大元通制〉解说》。
① 关于元代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见[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118]傅海波：《蒙
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关于元代仅存的蒙文汉译著作《孝经》
的研究和译注，
见柯立夫[71]：《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二章》；
[69]《早期蒙文译
本〈孝经〉第十八章》。亦见罗依果：[392]《蒙文译本〈孝经〉》；[389]《蒙文译本〈
孝经〉续论》。
② 关于下列书的翻译，见[653]《元史》，卷24，第536、544 页；卷25，第565 页；卷2
6，第578 页；卷
137，第3311 页；卷181，第4172 页。
《农桑辑要》。③
虽然以上所列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意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
为天子有倡导大众道德和增加物质福利的责任，翻译著作的选择，则显示了
他的实用主义目标。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时，他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
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④蒙古君主显然希望蒙古和色目
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唐
太宗的教诫，能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
爱育黎拔力八达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
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
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投下）相当
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①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
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尝试削
弱诸王权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一原因。
1311 年冬季，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撤销诸王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
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②由于札鲁忽赤代表诸王处理他们领地中
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务，撤销札鲁忽赤显然意味着取消了诸王直接审理他们属
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权力。③皇帝的这一命令似乎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已
知晋王也孙铁木儿（后来的泰定帝，1323—1138 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海
山之子，后来的明宗，1329 年在位）两人在1316 年被允许在他们位下设立
了几个札鲁忽赤。④
爱育黎拔力八达削弱诸王行政权力的尝试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败
告终。在右丞相铁木迭儿（死于1322 年）的建议下，1315 年爱育黎拔力八
达下令诸王分地的达鲁花赤①由中书省任命的“流官”担任，诸王只能任命副
达鲁花赤。②一年以后，甚至连诸王任命副达鲁花赤的权力也被取消了。由于
达鲁花赤是诸王分地内的主要长官，常由宗王的亲信侍从充任，这样的做法
招致一些宗王和御史台的激烈批评，他们指出这样做既违背了成吉思汗与兄
③ [653]《元史》，卷24，第536 页；卷26，第587 页。
④ [653]《元史》，卷24，第544 页。
① 研究元代“投下”的成果很多，如[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220]岩村忍
：《蒙古社会经济
史研究》，第401—469 页；[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809
]周良霄：《元代
投下分封制度初探》；[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② [653]《元史》，卷24，第547 页。
③ 关于断事官，见[483]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第2 卷，第444—463 页；[
711]札奇斯钦：《说
〈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
① 达鲁花赤是个蒙古语词，原意为“镇守者”，后专指各官府的最高监治长官。按照元朝
的制度，在中央
和地方的许多机构，达鲁花赤都位于所有在职官员之上，他们的作用比行政官员大得多。
除了极少的例外，
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充任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札奇斯钦：《
说〈元史〉中的达
鲁花赤》，第465—631 页；[105]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
是研究达鲁花赤制
度的专著。
② 《元史》，卷25，第569 页。
弟们共享天下的约定，也破坏了忽必烈制定的制度。面对这些责难，元廷不
得不在1317 年取消改革措施，再次允许领主自辟达鲁花赤。③
海山时期对诸王的赏赐相当靡费，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在缩减岁赐额
方面未做多少努力。在海山去世的当月，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诸王朝会普赐金
39650 两，银1849050 两，钞223279 锭，币帛472488 匹。④岁赐和海山朝的
特殊赏赐依然照颁不辍，⑤爱育黎拔力八达没能做出大幅度削减赏赐额的举
动。这样的赏赐是蒙古制度的一部分，爱育黎拔力八达需要确保诸王的继续
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后还要支持他违背与兄长的约定以自己的儿子
硕德八剌为皇太子的举动。此外，由于诸王的贫困和急需朝廷以赏赐的方式
进行财政补助，这样的赏赐亦是必要的。根据1319 年的统计数字，领主收入
所依赖的“五户丝户”的总额只占窝阔台汗（1229—1241 年在位）1236 年初
建分封制度时封户总数的1/4。①爱育黎拔力八达如进一步减少诸王的收入便
会破坏分封制度，而分封制度是元朝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石。
经济和财政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无力削减赏赐恰是使他不能恢复政府财政机能的一个因
素。主要的原因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没有任何可行的经济—财政政策，他也不
能坚持推行他的其他政策。他的基本经济观念是典型的儒家观念：省刑薄赋，
使百姓各遂其生。②实际上，除了废止海山的聚敛政策外，爱育黎拔力八达的
政府还试图以停止海山时期开始的公共建筑计划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冗
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适度增加赏赐的数额。假如他们能使之制度化，这些
政策确实能够减少政府的开支。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削减冗官和减少赏赐
额都没有持续进行。③爱育黎拔力八达除了在他即位初年曾实行劝农外，没有
其他的增加国家税收的计划。④
更激烈的措施于1314 年和1315 年出台，是时铁木迭儿第二次出任右丞
相。这些新举措使人想到海山时的政策，所以不能确定有多少举措出自皇帝
之手。正如我们将在后面所述，铁木迭儿是皇太后答己的宠臣，爱育黎拔力
八达很难控制他的举动，而在《元史·铁木迭儿传》中，把这些举措全归在
他的名下。①铁木迭儿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包括重将对外贸易置于市舶提举司
之下和预卖盐引及官府监造的铁制品。②但是他最重要的计划，是要重新进行
③ [628]《元典章》，卷9，9a—10a。[653]《元史》，卷25，第573—574 页；卷26，第
579 页；亦见[103]
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第545 页的评述和她的《蒙古在中国
的统治》，第97—101
页。
④ [653]《元史》，卷24，第538 页。
⑤ [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第148 页。
①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58—461 页。
② [653]《元史》，卷26，第577 页。
③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 卷，第377—378 页。
④ [653]《元史》，卷24，第538、552、556、558 页。
① [653]《元史》，卷205，第4577—4578 页。
② [653]《元史》，卷94，第2402 页；卷205，第4578 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
构》，第224、233
页。
早年桑哥时推行的“经理”。③
经理的建议最早是由忽必烈时期留下的中书平章政事张驴提出来的，目
的是通过核实田产来增加税收。④该计划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
有者在40 天内向官府报告田产的实际情况，报告不实者要受到处罚。假如施
行得当，这次经理不仅能够大大增加国家税收，还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税收
机制。确实，在宋旧境内的有田富民经常有田而不交税，而贫民甚至在卖了
土地之后还要纳税。
当经理于1314 年冬季正式实行时，由于官员的上下其手导致的执行不
当，引起了广泛的困扰和怨恨，尤其是江西南部有田富民的怨恨。结果是1315
年的秋季在江西宁都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起义的领导者蔡五九自号为蔡王
（1315 年在位）。⑤虽然起义在两个月中就被镇压了下去，政府不得不完全
停止经理，甚至在1316 年免除了自实田的租税。①结果是铁木迭儿偏离爱育
黎拔力八达政策主线的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突然终止。此后，政府并未采取
任何措施来巩固其财政。
派别之争
爱育黎拔八达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仅是因为遇到诸王对抗，还因
为他被宫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所扰。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成为他的家族乃
至宫廷的主人，因为他的权力总是受到来自他的母亲皇太后答己及其属下的
强烈限制。出身于与皇室保持世婚关系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个擅权和道
德有问题的女人。②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她干政。
这样，在她的保护下，她在徽政院和宣徽院的亲信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对抗中
书省的权力中心。在答己的亲信中，铁木迭儿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
剌朝初期权力最大的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的最后两年，围绕铁木迭儿的
权力之争使政府陷于瘫痪。
虽然铁木迭儿出身于著名的蒙古家族，但他完全是在皇太后的庇护下得
以生存并得到了权力。③他发迹于宣徽院，该院是管理宫廷宴享饮食事务的机
构。从海山即位时始，铁木迭儿任宣徽使，他赢得了皇太后的信任并与她建
立了密切的关系，为他后来的生涯取得了政治资本。1311 年2 月，在爱育黎
拔力八达即位前两个月，皇太后即任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这可能违背了爱
育黎拔力八达的意愿。在1313 年春季铁木迭儿第一次去职之前，他任中书省
③ 关于桑哥的经理，见[513]植松正：《元代初期对江南的控制》，第57—60 页。
④ [653]《元史》，卷25，第566、567、571 页；卷94，第2353 页；[441]舒尔曼：《元
代经济结构》，第
31—32 页；[754]杨育镁：《元代江南田赋税制考》，第155—157 页。
⑤ 关于蔡五九起义，见[792]陈高华：《元代初期和中期各族人民起义斗争》，第306—3
08 页；[751]杨讷、
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1 卷，第151—159 页。
① [653]《元史》，卷93，第2353 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8 页。
② 答己的传，见[653]《元史》，卷116，第2900—2903 页。关于徽政院作为权力中心所
起的重要作用，见
[708]方广锠：《元史考证两篇》，第231—233 页。
③ 铁木迭儿出身于八邻部分支速合纳惕部，他的祖父不怜吉歹是蒙哥朝的著名将领。他的
伯父忽鲁不花是
忽必烈朝初年的左丞相。见[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1b。
的最高职务达两年之久。①在被迫离开中书省之后，铁木迭儿加强了与徽政使
失列门及皇太后其他宠幸的联系。②在答己的重新支持下，铁木迭儿又在1314
年秋季成功地再次出任中书省右丞相。③
据说铁木迭儿第二次任右丞相之后，更加腐败和专横，“以憎爱进退百
官”。④不久就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铁木迭儿为中心，另一派由李孟、
张珪、中书平章政事契丹人萧拜住（死于1320 年）、以唐兀人杨朵儿只（1279
—1320 年）和汪古部人赵世延（1260—1336 年）为首的御史台官员等组成。
⑤双方的冲突在1317 年夏季达到顶点，是时监察御史40 余人以奸贪不法弹劾
铁木迭儿。由于证据确凿，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逮捕铁木迭儿。但是，由于
铁木迭儿还在皇太后的保护之下，爱育黎拔力八达最终只解除了他的宰相职
务。⑥
另一次冲突发生在1319 年初夏。由于铁木迭儿被委任为太子太师，在御
史中丞赵世延的率领下，四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朝廷指出此人不可辅导东
宫，并且列举了他的十余条罪状。尽管如此，在皇太后的坚持下，铁木迭儿
的任命依然保留。中书平章张珪因反对铁木迭儿任职，在皇太后的命令下遭
到杖责。至此时，铁木迭儿的主要对手都被强行去职或放逐。作为太子太师，
铁木迭儿得以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剩下的最后六个月控制着整个政府。①
表面上，铁木迭儿与他的对手之间的冲突，是邪恶、腐败的宰相对抗忠
臣及耿直的台臣的典型事例。但是，深入研究就会看出这是在政府高层进行
的带有政治和思想色彩的激烈的权力之争。一方面，铁木迭儿及其在宫廷中
的同盟者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铁木迭儿与后来图帖睦尔（1328—1332 年在
位）和妥欢贴睦尔（1333—1370 年在位）时的权臣不同，燕铁木儿（死于1333
年）和蔑儿乞部的伯颜（死于1340 年）都享有凌驾皇帝的个人权力，铁木迭
儿的权力则来自皇太后，而且有赖于皇太后的支撑。铁木迭儿本身权力的增
长，就意味着皇太后对政府作用的增长。皇太后的对立面是爱育黎拔力八达
本人，他即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支持行动，他的存在对铁木迭儿的为数众多
的对手就是鼓励。实际上，爱育黎拔力八达一定非常反感他的母亲不间断地
干预政务并经常违背他的意愿将她的亲信委以要职。
虽然没有明显的思想倾向，主要由蒙古和色目官员组成的铁木迭儿一
派，关心的显然是保留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因此，他们反对爱育黎拔
① 根据《元史》本传，铁木迭儿1313 年去职是因为健康原因（《元史》，卷205，第457
6—4581 页）。
但是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他的去职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罪行所致。见[614]虞集：《道园学
古录》，卷16，
1b。
② [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653]《元史》，卷175，第4075 页。
③ [653]《元史》，卷25，第566 页。
④ [653]《元史》，卷176，第4112 页。
⑤ [653]《元史》，卷175，第4073 页；卷179，第4153—4154 页；卷180，第4164—416
5 页；卷205，第
4578—4579 页。
⑥ [653]《元史》，卷26，第579 页；卷205，第4579 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
卷16，1b—2a；
卷18，3b—4a；[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4b。
① [653]《元史》，卷26，第589 页；卷205，第4579—4580 页；[619]许有壬：《至正集
》，卷76，19b—20a；
[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8，10b—11a。
力八达的改革。铁木迭儿尽管不是一个阿合马、桑哥式的理财家，①但还是采
用了被他的反对者视为聚敛手段的财政政策。铁木迭儿的对手虽然是一个种
族混合集团，但绝大多数是由于支持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改革而站在一起的儒
士，他们把铁木迭儿及其同伙视为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障碍。
儒士一派没有扳倒铁木迭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皇帝对他母亲的软
弱。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②孝顺不仅是
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天性，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式政府的基本准则。爱育黎拔力
八达之所以没有除掉铁木迭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反抗和触犯他的母亲。第
二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为既成权力体制所
接受。这种政策有损于诸王和蒙古、色目官员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特权。于是，
儒士在与铁木迭儿的对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
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于1320 年3 月1 日，终年35 岁。爱育黎拔力八达朝
以极大期盼和果斯行动开端，所以还是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延祐儒治”。③
它虽然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地遏制蒙古和色
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没能从根基上改造蒙古—元朝的“整体结构”。
① 窦德士认为铁木迭儿是“忽必烈朝理财之臣的继承者”（[84]《征服者与儒士》，第3
7 页）。但是，阿
合马和桑哥原来都是蒙古统治机构之外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理财能力而被忽必烈所信用。
铁木迭儿与他们
不同，他原来已经是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他的掌权与财政事务全无干系。
② [653]《元史》，卷26，第594 页。
③ [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硕德八剌汗朝（英宗），1320—1323 年
和平即位
爱育黎拔力八达的18 岁儿子硕德八剌于1320 年4 月19 日继承帝位，这
是元朝仅有的一次按照汉人长子继承原则的和平帝位移交。和平的帝位继承
主要是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早已注意到可能发生的争执。有的史料记载在海
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约定中，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应由海山的儿子继承帝
位。①但是，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因为有关帝位继承的记载在1328
年海山的儿子继承帝位后肯定被修改过。以硕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长子和世■
（1300—1329 年）为皇太子的想法，按照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出自皇太后答
己、铁木迭儿或爱育黎拔力八达本人。②
可能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宫廷中的普遍看法是应该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之
子继承帝位，而不是让他兄长的儿子继承帝位，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海山
去世后，马上对海山的大臣进行了血腥清洗并改变了海山的所有政策。不管
怎样，硕德八剌在1316 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并在一年后被任为中书省和枢密
院的名义上的最高长官。③为了保证硕德八剌顺利即位，他的潜在对手和世■
于1315 年被封为周王，送出京城。④有一次爱育黎拔力八达甚至戏称要禅位
给他的儿子。①这些精心安排的结果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三个月（译者
注：应为一个半月），硕德八剌没有遭任何反对继承了他父亲的帝位。
铁木迭儿的恐怖统治
铁木迭儿在爱育黎拔力八达1320 年3 月去世到1322 年10 月他自己去世
之间，得到了比他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还大的权力。按照已是太皇太后的答
己的旨意，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仅三天，铁木迭儿就第三次被任命为右
丞相。②由于铁木迭儿有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亦由于皇帝本人是个没有经验
的年轻人并被身为太子太师的铁木迭儿在前两年中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铁木
迭儿轻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将自己的族人和亲信委以要职、打击报复那
些攻击过他及在过去不与他合作的人。在铁木迭儿的亲信中，黑驴、买驴和
赵世荣被授以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职务，黑驴和买驴是铁木迭儿最倚重的亦列
失八的儿子。木八剌和张思明（1260—1337 年）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和左丞。
③此外，铁失（死于1323 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通过他，铁木迭儿可以控
制多年操纵在政敌手中的御史台。④铁木迭儿还让他的几个儿子担任了重要职
① [653]《元史》，卷31，第639 页；卷138，第3324 页。
② [653]《元史》，卷27，第597 页；卷31，第693 页；卷116，第2902 页；卷138，第3
325 页。
③ [653]《元史》，卷25，第575 页。
④ [653]《元史》，卷25，第572 页；卷31，第693 页。
① [657]危素：《危太朴集》，卷7，17b—18a。
② [653]《元史》，卷27，第598 页。
③ [653]《元史》，卷27，第598 页；卷112，第2822—2825 页。
④ [653]《元史》，卷207，第4600 页。
务。⑤
为彻底清除反对者，铁木迭儿针对他的政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多次指
出铁木迭儿贪赃枉法的杨朵儿只、萧拜住和上都留守贺胜（伯颜，1264—1320
年），被用捏造的罪名处死。①尽收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的封拜制命，
降授为集贤侍讲学士。②于1319 年率领监察御史攻击铁木迭儿的赵世延，平
章政事王毅，中书省右丞高昉（1264—1328 年），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1260
—1333 年），都被铁木迭儿诬为有罪，幸由皇帝本人出面干涉才被免予处死。
③由此，在硕德八剌朝初年，铁木迭儿的权势已达到近乎独裁的地步。
硕德八剌亲政
但是，年轻的皇帝硕德八剌并没有坐视不管。皇帝不久就成为与强权的
铁木迭儿斗争的儒士效忠的核心。硕德八剌准备推行儒治，因为他与他的父
亲一样，都受到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后，朝廷官员不断向
他的父亲建议选择耆儒对他进行教育。④硕德八剌的老师有汉儒王集和周应
极，有名的画家、书法家和鉴赏家柯九思（1290—1343 年），畏兀儿诗人小
云石海牙。⑤在儒学和佛学的极深影响下，硕德八剌能够背诵唐诗，并擅长书
法。⑥
从即位初年，硕德八剌就显出了超出他年龄的政治独立性和决定意志。
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于违抗祖母的旨意，拒绝以她的亲信取代爱育黎拔力
八达朝的大臣。太皇太后确实为他的独立性而怒气冲冲，发出过“我不拟养
此儿耶”的感叹。①为遏制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的权力扩张，硕德八剌于1320
年夏季任命22 岁的拜住（1298—1323 年）为左丞相。
这一任命给年轻的皇帝带来了两点政治好处。第一，拜住的得天独厚的
家族背景有助于他得到蒙古旧贵族的支持。拜住家族在蒙古人中的影响是无
与伦比的，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统帅木华黎（1170—1223 年）的后人，
是忽必烈时期颇有影响的丞相安童（1245—1293 年）的孙子。②第二，拜住
是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的人。安童曾以反对忽必烈的色目理财之臣
和坚持政府的儒治原则而享名天下。③拜住本人受到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在
1315 年就任太常礼仪使后，他与许多儒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④这样，硕德
⑤ [653]《元史》，卷27，第623、626 页。
① [653]《元史》，卷205，第4580 页；卷179，第4154、4151、4157 页。[614]虞集：《
道园学古录》，
卷13，6a；卷16，2a；卷18，4a。
② [653]《元史》，卷175，第4089 页。
③ [653]《元史》，卷27，第605 页；卷136，第3303 页；卷176，第4112 页；卷205，第
4580—4581 页。
④ [653]《元史》，卷26，第585 页；卷174，第4061 页。
⑤ [653]《元史》，卷187，第4269 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9，10b；[618
]欧阳玄：《圭斋集》，
卷9，21a；[758]杨镰：《贯云石评传》，第187 页；[816]宗典：《柯九思年谱》，第18
7 页。关于小云石
海牙，见[294]理查德·J.林恩：《贯云石》。
① [653]《元史》，卷27，第599 页；卷116，第2902 页。
② 关于拜住家族的影响，见[857]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第141—230 页。
③ 关于安童，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
④ 关于拜住，见[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1a—8a；[653] 《元史》，卷
136，3300—3306
八剌和拜住组成了一个年轻和有力的联盟，能够从不同方面限制铁木迭儿的
影响，并且保护儒臣不受铁木迭儿的迫害。
两个集团的冲突在硕德八剌即位后仅两个月就达到了高潮。是时，以硕
德八剌之弟兀都思不花取代他做皇帝的阴谋败露。⑤由于参与谋划废立的都是
太皇太后的幸臣和铁木迭儿的亲信，皇帝拿不定主意如何处置他们。恰是拜
住鼓励皇帝在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插手之前采取果断行动，将其全部处死。
但是铁木迭儿本人未受到处罚，甚至没收的谋逆者家产还有一部分被赐给了
铁木迭儿。①
健康因素亦对年轻的皇帝有利。铁木迭儿的身体每况愈下，皇帝因此能
给拜住更大的权力。铁木迭儿死于1322 年10 月，此后一个月太皇太后亦去
世，硕德八剌终于得以亲政。②第二年的前半年，御史台官员指斥铁木迭儿及
其同伙私吞公款和贪赃，全面清算铁木迭儿于此开始。③在宫廷中未受挑战长
达10 年以上的这一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并没有覆灭。
至治改革
没有了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的阻碍，硕德八剌现在完全自主了。铁木迭
儿死后他立即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在1322 年12 月任命拜住为右丞相。作为
硕德八剌朝后期的独相，拜住起到了宰执、道德启发者和规劝者的作用。他
在政府中任用大批汉人儒臣，其中不少是在铁木迭儿擅权时去职的人。儒臣
的首要人物、前中书省臣张珪，重被任命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并成为拜住推
行改革的主要助手。④在前朝大臣中，吴元珪（1251—1323 年）和王约两人
被封为集贤院大学士，韩从益被封为昭文馆大学士。这三位年长的学者都被
指定参议中书省事。赵居信、擅长写作的孛术鲁翀（1279—1333 年）和已经
年过七十的吴澄等有名的年长儒者则在翰林院任职。①这样一来，儒臣在硕德
八剌的宫廷中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并产生了影响。
在拜住和这些儒臣的倡导和辅助下，硕德八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些
不过是再次采用或延伸他父亲时的政策。②他重采他父亲裁减冗官的政策，试
图压缩官府的规模。他重申他父亲的原则，忽必烈朝以后的冗官全部罢除，
随后又罢免了皇太后、皇后属下机构的大量官员。③1323 年2 月，他又申命
振举台纲，要求御史台官员纠察官员的各种不法行为。④
页；[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⑤ [653]《元史》，卷27，第602 页；[628]《元典章新集·诏令》，5a；杨志玖指出这是
硕德八剌编造的“谋
逆”，为的是孤立太皇太后，见[753]《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2—263 页。
① [653]《元史》，卷27，第603 页；卷136，第3301 页；卷175，第4075 页。
② [653]《元史》，卷205，第4580 页。
③ [653]《元史》，卷28，第626、630—631 页；卷124，第3046 页；卷136，第3304 页
；卷205，第4581
页。
④ [653]《元史》，卷175，第4074 页。
① [653]《元史》，卷28，第626—627 页；卷183，第4220 页。
② 关于硕德八剌的改革，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③ [653]《元史》，卷28，第625 页；卷175，第4079 页。
④ [653]《元史》，卷28，第628—629 页；[636]《南台备要》，卷1，14a—15b。
恰在此时，为了行政合理化和司法公正化，《大元通制》的校定完成。⑤
在财政方面，于1323 年5 月采用了“助役法”以减轻人民的差役负担。⑥官
府规定居民按资产多少各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产补贴应役者。这
一制度的目的显然是减轻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负担，因为并不要求他们出田
助役。⑦
虽然硕德八剌决心继续他父亲的改革，但在情感上他并不成熟，思想上
也不能一贯到底，因为到他1323 年去世时才只有20 岁。虽然他大胆尝试削
减政府开支，他还是喜好浮华和铺张。最大的铺张是他对佛寺的施舍。
硕德八剌对佛教的热情不亚于对儒学的热情，他有一次甚至问拜住是否
能够依靠佛教来治国。⑧他亲自造访山西的佛教圣山五台山，遣派僧侣去海外
取经，并且对缮写金字经文不断给予资助。此外，他还下令各州为忽必烈朝
的帝师、吐蕃高僧八思巴（1235—1280 年）建立帝师殿，规模大于孔子庙。
花费最大的工程是在大都西面的寿安山修造的大昭孝寺，用了三年时间，动
用了数以万计的士兵从事工役。硕德八剌对这项工程异常关注，为此有四名
上书反对该工程的监察御史被处死或贬出朝廷。①
可能是因为硕德八剌笃信佛教，伊斯兰教在他在位期间颇受歧视。②上都
的回回寺被毁掉，改建成帝师殿。负责传授波斯语言的回回国子监被废罢。③
回回散居郡县者，每户岁输包银二两，而在以前他们是享受免税待遇的。
⑤ [653]《元史》，卷28，第628—629 页；亦见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
》，卷36，6a—
9a。
⑥ [653]《元史》，卷28，第630 页；详见[791]陈高华：《元代役法简论》。
⑦ [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9b—10a；卷10，11b—12a。
⑧ [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5a。
① 大昭孝寺即今天有名的西山卧佛寺。见[619]许有壬：《至正集》，卷47，70a；[794]
陈高华：《元大都》，
第74 页。
② 关于硕德八剌的反伊斯兰教政策，见[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
3—264 页。
③ 关于回回国子监，见[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南坡之变
不论硕德八剌朝统治的得失，其结束是既突然而又悲惨。1323 年9 月4
日，皇帝一行从上都返回大都，在上都南面30 里的南坡驻帐。当天深夜，御
史大夫铁失带领他管领的阿速卫军，冲进皇帝的大帐，将硕德八剌和拜住二
人杀死。④直接参与这次政变的，有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
前中书省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之子前
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除了这些高官外，还有五名宗王卷入
了此次事变：安西王阿难答的弟弟按梯不花、阿里不哥之孙齐王孛鲁、阿难
答之子新封安西王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身份不详）和蒙哥汗后人兀鲁思
不花。
在刺杀皇帝之后，反叛者迅速赶到大都，控制了政府机构。同时，派遣
使者前往漠北去请晋王也孙铁木儿即位。
反叛者的组成反映了冲突的性质。主要的策划者铁失，既是皇亲，也是
以前铁木迭儿的亲信。他是与皇族保持世婚关系的亦乞列思部人，铁穆尔汗
的女儿益里海涯之子。①更重要的是，他的妹妹速哥八剌（死于1327 年）是
年轻皇帝硕德八剌的皇后。②铁失本人被铁穆尔收为养子并成为他的亲信。在
爱育黎拔力八达朝任宣徽使之后，在硕德八剌朝初年他是朝中最有权势的大
臣之一，以御史大夫兼忠翊卫、阿速卫都指挥使。虽然在清除铁木迭儿一派
时铁失也涉嫌贪赃，他却得到皇帝的赦免，显然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姻亲。同
铁失一样，其他谋反者多数是铁木迭儿的蒙古和色目同盟者，他们已经被撤
职或即将被撤职。在1323 年清除铁木迭儿同党进一步深入时，他们担心惩罚
将落到自己头上。因此，他们参与密谋，是为了救他们自己。
更有意义的是，在16 个知名的反叛者中有5 个是宗王。但实际上参与此
事的宗王比列出来的人要多得多。在也孙铁木儿即位后不久，右丞相旭迈杰
（死于1325 年）告诉他能够自拔逆党、尽忠朝廷的“宗戚”，只有买奴一人。
③诸王与铁木迭儿的关系，现在尚不清楚。
诸王作为一股势力有充分理由怨恨硕德八剌。在硕德八剌很短的在位时
间中，有两次因为财政困难取消了诸王的岁赐，这在元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举动。①此外，为了增加皇室的权威，硕德八剌似乎比他以前的各位皇帝在
封王上控制得更严，②并试图对诸王进一步加以约束。③他不顾皇室宗亲享有
的传统特权而采取这些限制诸王的措施，促成他们参与谋反。
简而言之，铁木迭儿一派的残余势力与不满的蒙古诸王结盟，终于演出
了南坡之变。探视其更深的背景，硕德八剌的被杀是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冲突
④ 关于南坡之变，见[653]《元史》，卷28，第632—633 页；卷29，第637—638 页；卷
136，第3305 页；
卷207，第4600 页；[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3—46 页。
① 铁失的传记，见[653]《元史》，卷207，第4599—4600 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
》，卷122，4b—5a。
② [653]《元史》，卷114，第2876 页。
③ [653]《元史》，卷29，第642 页。
① [653]《元史》，卷27，第606 页；卷28，第621 页。
② 硕德八剌在位的三年半时间中，封王的只有7 名宗室成员，而在铁穆耳朝有15 人封王
，海山朝28 人封
王，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有30 人封王。见[351] 野口周一：《元朝后半期的王号授与》。

③ 见[653]《元史》，卷28，第632 页的例证。
的极点，而这种冲突至少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④爱育黎拔
力八达和硕德八剌在汉化的蒙古大臣和汉人儒臣的支持下，做了多种努力使
元廷更加儒化，这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另一方面，以皇太后答
己和她的亲信铁木迭儿、铁失为首的一派似乎不只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
争，他们还在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员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些贵族和官员
对有损于他们世袭政治、经济特权的改革自然是持反对态度。虽然硕德八剌
在答己和铁木迭儿死后赢得了短暂的胜利，他的进一步行动却激成反叛，并
导致了他自己的悲惨死亡。
④ [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1—43 页。
也孙铁木儿汗朝（泰定帝），1323—1328 年
硕德八剌的继承者也孙铁木儿①不仅仅是谋杀硕德八剌的主要受益者，很
可能也是密谋的参与者。从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历史，很容易看出也孙铁木
儿有谋求帝位的野心。如前所述，他的父亲真金的长子甘麻剌，在1294 年是
帝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1302 年，也孙铁木儿袭封晋王，统领成吉思汗四大
斡耳朵，成为当时真金的孙子中地位最高的人。因此，在1307 年他与海山、
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样具有继承帝位的资格。在其后几朝皇帝在位时，也孙铁
木儿凭借在漠北的广大封地和强大的军队，不仅成为朝廷最为尊崇的宗王中
的一个，享受各种优待，还成为不服从朝廷约束的草原诸王的领袖。毫无疑
问，对硕德八剌采取的针对诸王的限制措施，他与诸王一样不满。
没有也孙铁木儿的默许，假如不是积极支持的话，铁失和其他谋叛者可
能不敢贸然行事，这毕竟是蒙古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刺杀皇帝。据称也孙铁木
儿的王府内史倒剌沙（死于1328 年）与谋叛者有密切的联系，后者在谋杀发
生的前两天告诉也孙铁木儿他们准备发难，事成后推立晋王为新皇帝。《元
史·泰定帝纪》称也孙铁木儿得知这一阴谋后马上派人去向硕德八剌发出警
报，但是在他的使者到达上都之前谋杀事件已经发生了。这段记载，可能是
也孙铁木儿即位后他的手下为洗刷罪名而写上去的。①1328 年从也孙铁木儿
的儿子手中夺走帝位的图帖睦尔（1328 年和1329—1332 年在位），指斥也
孙铁木儿与铁失潜通阴谋，杀死硕德八剌。他的指责，可能不是无稽之谈。②
清洗
不管与谋叛者的关系如何，也孙铁木儿在接到谋叛者送来的玉玺后不
久，于硕德八剌被刺杀后整一个月的10 月4 日，在漠北的克鲁伦河畔正式即
位。他的即位虽然是血腥事变的结果，也孙铁木儿还是在即位诏书中郑重宣
布自己是真金的长孙，受到汉地和漠北诸王、大臣的拥戴，具有继承帝位的
合法性。③
① [653]《元史》，卷29，第637—638 页。也孙铁木儿的卒年和生年还都无法确定，因为
在《元史》本纪
中的有关记载相互矛盾。他的生年被记为“至元十三年”（1276 年），但是他在1328 年
去世时所记岁数
为36 岁（《元史》，卷29，第637 页；卷30，第687 页）。高文德近年在一篇札记中认为
1276 年的生年
是对的，应将他去世时的岁数改为53 岁。见[842]《元泰定帝寿年证误》。我没有采纳高
文德的意见，而是
采用了慕阿德和李则芬的意见，他们认为《元史》所记“至元十三年”应为“至元三十年
”（1293 年）之
误。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103 页；[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 
卷，第481 页。我
的理由有三点：第一，也孙铁木儿的父亲甘麻剌生于1263 年（《元史》，卷115，第2893
 页），从生理
上说他不可能在13 岁时就有了一个儿子。第二，也孙铁木儿据说出生在“晋邸”（《元史
》，卷29，第
637 页），而甘麻剌在1292 年才被封为晋王。第三，也孙铁木儿在即位诏书中将海山和爱
育黎拔力八达称
为“哥哥”（《元史》，卷29，第638 页）。在海山之子图帖睦尔的一份即位诏书中，则
称也孙铁木儿为
“叔父”《元史》，卷32，第709 页）。海山生于1281 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生于1285 年
，也孙铁木儿作
为他们的族弟，不可能生于1276 年。他应该生于1293 年，死于1328 年，享年35 岁。
① [653]《元史》，卷29，第637—638 页；卷136，第3305 页；卷207，第4600 页。
② [653]《元史》，卷32，第709 页。
③ [653]《元史》，卷29，第638—639 页。在元代所有皇帝的即位诏书中，只有泰定帝的
诏书是用汉文白
可能是根据原来与谋叛者达成的协议，也孙铁木儿在即位的当天即以也
先帖木儿为中书省右丞相，铁失为知枢密院事。但是，这一协议并没有维持
多久。一个月后，也孙铁木儿的手下实际控制了两都，新皇帝立即在大都和
上都对以前的同盟者进行了血腥的清洗。也先帖木儿、铁失和参与事变的其
他官员都被处死，与逆谋有关的五王都被流徙远方。①清洗谋叛者是也孙铁木
儿加强他即位合法性的妙举。通过这一举动，他把自己和弑君事件完全划开，
因为这一事件以蒙古人和汉人政治伦理观点看来都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出于
报复心理，汉人臣僚不断请求新皇帝清除铁木迭儿和铁失的所有同党及其家
庭，②但是被也孙铁木儿拒绝，因为在官场中完全依赖一派并清除其他派别对
他并不有利。③
宫廷主要官员
观察也孙铁木儿本人和他的主要宫廷官员，可以看出在忽必烈朝之后历
朝中，也孙铁木儿的机构是最“非汉化”的。1293 年出生于漠北的也孙铁木
儿，即位时已经是31 岁的成年人。他有很深的草原背景，没受过汉式教育。
他的主要官员大多数是从漠北带来的王府高官，包括相继为中书右丞相的旭
迈杰和塔失帖木儿（约死于1335 年），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后为御史大夫
和中书左丞相的朝廷灵魂性人物倒剌沙及知枢密院事按答出。①
倒剌沙是回回人，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下，回回人在也孙铁木儿朝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②任中书平章政事的有两个回回人：乌伯都剌（死于
1328 年），曾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两次出任同一职务，但都被
铁木迭儿撤职；伯颜察儿，赛典赤伯颜的弟弟。在枢密院中，倒剌沙之兄马
某沙和阿散火者出任知枢密院事。甚至参与谋杀硕德八剌的阿散，亦被任命
为御史中丞。在也孙铁木儿的蒙古和回回大臣中，没有人对汉文化有很深的
了解。
与回回人相反，汉人在政府中所起作用甚小。中书省右丞张珪是前朝留
下来的惟一高官和惟一能够在新朝廷中起重要作用的汉人。但是他的影响显
然有限，因为他的建议经常不被采纳。1325 年，张珪因年老多病辞去中书省
的职务，成为地位崇高但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翰林学士承旨。③其他的汉人中
书省臣，如杨庭玉、许师敬（许衡之子）、史惟良（1273—1347 年）和王士
话体写的，它显然是从蒙古文原文翻译过来的。这表明在也孙铁木儿即位时，身边没有汉
人文士。武英殿
版《元史》所载该诏书的文言体全文，是后来翻译的。见[795]张元济：《校史随笔》，1
12a—113b。
① 《元史》，卷29，第639—641 页。也孙铁木儿可能与仍然忠于硕德八剌朝的大都官员
有一个秘密协定。
以张珪为首的大臣曾向也孙铁木儿发出一封密书，请求他继承帝位并且处罚谋叛者。见虞
集撰张珪墓志铭，
载[623]《国朝文类》，卷53，17b—18a。相关段落在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18，12a 中
漏载；亦见12b—13a
所记大都官员对刺杀事件的最初反映。
② [653]《元史》，卷29，第641、646、648 页；卷175，第4075 页；[619]许有壬：《至
正集》，卷76，
20b—21b。
③ 此后，甚至谋叛者被籍没的家财亦被给还其家，见[653]《元史》，卷29，第649—650
 页。
① [653]《元史》，卷29，第639 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26a—28a。

② [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4—266 页。
③ [653]《元史》，卷175，第4074—4083 页。
熙，官职都不高。④这样，也孙铁木儿的朝廷明显不同于以前的朝廷，确立了
有漠北草原和伊斯兰教背景的人占优势地位的格局。
调和政策
也孙铁木儿本人及其主要大臣的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继续进行爱育黎
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的改革。但是也孙铁木儿一朝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
统的草原帝国制度。作为中原王朝的皇帝，也孙铁木儿不能使历史时钟倒转。
作为通过阴谋和暴力夺得皇位的统治者，他需要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因此，
也孙铁木儿的朝政的主调是调和，以赢得所有关键性政治集团和宗教集团的
支持。为取得官府机构的支持，也孙铁木儿对受到铁木迭儿不公正待遇的官
员做了慰抚。被枉杀的官员杨朵儿只、萧拜住和贺胜都被恢复了名誉。被流
徙的御史李谦亨、成珪和被撤职的中书省臣王毅、高昉，都在也孙铁木儿即
位后几个月被召回和重新任职。①为补偿拜住的被杀，他的儿子答儿麻失里被
任命为宗仁卫亲军都指挥使，该卫原来就是由拜住管领的。②
为强化他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和遏止诸王的反抗，也孙铁木儿
做出了极大努力以赢得皇室各系诸王的赞誉。他对答剌麻八剌的后人最为关
照，因为帝位是从他们手中夺去的。海山的两个儿子图帖睦尔和阿木哥，前
者被硕德八剌放逐到海南岛，后者被放逐到山西大同；1324 年，也孙铁木儿
下令将他们召回。图帖睦尔的哥哥和世■亦于1327 年遣使来贡，他已在起兵
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失败后逃到察合台汗国境内。③察合台汗怯别（1320—
1327 年在位）、燕只吉台（1327—1330 年在位），伊利汗不赛因（1317—1335
年在位）以及钦察汗月即伯（1312—1341 年在位）与元廷的通贡确实比以前
频繁得多。④为进一步巩固皇室成员的支持，也孙铁木儿新封了24 个王，而
硕德八剌在位期间只封了7 个王。⑤也孙铁木儿也推翻过去降低军事结构封建
色彩的趋向而指派宗王统军出镇汉地和草原。⑥
硕德八剌停发或削减的岁赐和特殊赏赐都被恢复。事实上皇帝对诸王相
当宽容，甚至对他们中的部分人所犯罪行亦不做惩处。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
斡赤斤的后人辽王脱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脱脱诛杀本族人上百人，尽管
御史台多次揭发其恶行，但皇帝却未对他采取任何行动。①为赢得诸王的支
持，也孙铁木儿不仅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削弱诸王世袭封建特权的
政策背道而驰，还放松了对他们的控制。
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也孙铁木儿也想赢得最广泛的支持。作为中原的皇
帝，也孙铁木儿适当地显示出了对儒家传统的尊重。他在即位后不久就派遣
④ [653]《元史》，卷112，第2826—2828 页。
① [653]《元史》，卷29，第640 页。
② [653]《元史》，卷29，第643 页。
③ [653]《元史》，卷29，第643 页；卷30，第680 页。
④ [435]佐口透：《十四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3—178 页。
⑤ 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① [653]《元史》，卷29，第644、646 页；卷175，第4076 页；[619]许有壬：《至正集
》，卷476，22a—b。
亦见[192]崛江雅明：《铁木哥斡赤斤的子孙》，第240—250 页；[713]叶新民：《斡赤斤
家族与蒙元汗廷
的关系》。
官员前往曲阜圣人的出生地祭奠。他还否决了废止科举考试和将太庙的一岁
四祭改为一岁一祭的动议。②最有意义和最令人吃惊的是也孙铁木儿恢复了经
筵制度。
经筵是儒家的传统制度，即著名学者向皇帝讲解经典要义及其与日常事
务关系的皇室咨询活动。虽然忽必烈朝之后经筵曾非正式的举行过多次，但
经筵制度在元朝还没有正式恢复。由于也孙铁木儿不懂汉语，在1324 年恢复
经筵后通过翻译向皇帝讲解经典。讲解者有著名的汉人学者王结（1275—1336
年）、赵简、吴澄、虞集（1272—1348 年）、曹元用（死于1329 年）、邓
文原（1259—1328 年）、张起岩（1285—1352 年），还有畏兀儿翻译家忽都
鲁都儿迷失和蒙古著名作曲家阿鲁威。
最初讲解的是已经翻译过的经典，但是另有几部著作亦为经筵而组织了
翻译。③经筵的实际作用可能不过是使蒙古君主熟悉汉人的政治观点和历朝历
史。经筵对朝廷的实际政治倾向显然影响很小，最早建议实行经筵制度的斡
林学士赵简在1327 年曾懊丧地表示，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源自经筵。①
也孙铁木儿不能只尊崇儒教。作为一个典型的蒙古统治者，他亦尊崇伊
斯兰教，并特别尊崇佛教。显然是在朝廷中的回回大臣的影响下，也孙铁木
儿对伊斯兰教颇为呵护，于1324 年拨款在上都和山西大同建造了礼拜寺。②
同一年，下诏免除了伊斯兰教士（答失蛮）和基督教士（也里可温）的差役。
③回回商人尤其得到了官府的好处。虽然累朝拖欠斡脱（回回官商）的债务已
于1324 年取消，但是元廷在当年付给斡脱的钱超过40 万锭，在此后的三年
中，又付出10.2 万锭，以解决历朝售宝未付钞问题。④
也孙铁木儿对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尊崇，都是出于政治目的；他对佛教的
尊崇，则出自他个人的信仰。他对佛教的捐赠与硕德八剌一样多。除了花费
巨金建造寺院、佛塔和作佛事外，⑤也孙铁木儿还不断请帝师公哥列思巴为他
及他的家庭作佛事。帝师在元廷享有的待遇如此之高，以致他的弟弟琐南藏
卜在1326 年被赐封白兰王并与公主成婚；当帝师抵达都城时，中书省官员都
要奉命出城远迎。⑥不仅帝师的家庭成员得到极大尊崇，许多喇嘛亦得到封号
并被赐予金、玉印章。⑦也孙铁木儿确实是皇室尊崇所有宗教的蒙古传统政策
的维护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很大的财政支出和其他花费。
② [653]《元史》，卷29，第640、641 页；卷172，第4027 页。
③ [653]《元史》，卷29，第644 页；[615]虞集：《道园类稿》，卷33，16b—18a。
① [615]虞集：《道园类稿》，卷33，17b。
② [653]《元史》，卷29，第648 页。
③ [653]《元史》，卷29，第653 页。
④ [653]《元史》，卷30，第678 页；[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元代中国的
商人组合：斡脱》，
第149—151 页。
⑤ [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289、294—295 页。
⑥ [653]《元史》，卷30，第669 页。关于琐南藏卜，见[166]韩百诗：《〈元史〉卷108
〈诸王表〉译注》，
第137 页；亦见[779]陈庆英在《元朝在西藏所封白兰王》一文中关于白兰王封号的讨论。

⑦ [653]《元史》，卷202，第4521 页。
图帖睦尔朝（文宗），1328—1332 年
帝位争夺战
1328 年8 月15 日，也孙铁木儿死于上都，终年35 岁。他的去世立即引
发了元朝历史上最血腥和破坏性最大的帝位之争，争夺的结果是帝系重新回
到了海山后人手中，并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①也孙铁木儿死后，四年前被封
为皇太子的他的幼子阿剌吉八（死于1328 年，亦被称为天顺帝）于10 月在
上都即皇帝位，拥立他的有中书右丞相倒剌沙、辽王脱脱和也孙铁木儿的侄
子、不久前被封为梁王的王禅。
与此同时，大都宫廷中已经发生政变，目的是重使海山汗的儿子成为正
统的皇位继承人。②自爱育黎拔力八达在1316 年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取代
海山的长子和世■为皇太子后，试图恢复海山儿子帝位继承权的努力即成为
一股政治暗流。也孙铁木儿之死不过是为这股暗流的表面化提供了机会。
卷入帝位争夺的有三位关键性人物。虽然和世■和他的弟弟图帖睦尔是
帝位的竞争者，但推动帝位争夺的实际上是海山的旧侍从燕铁木儿。和世■
与图帖睦尔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曾受到政治迫害。和世■于
1316 年被封为周王，被派往远离都城的云南，以给册封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扫
清障碍。为表示抗议，和世■在陕西举兵，但很快失败，在此后的12 年中，
他成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在察合台诸汗的庇护下，居于中亚的塔尔巴哈台地
区。①1321 年，硕德八剌将图帖睦尔放逐到热带的海南岛。三年之后，也孙
铁木儿将图帖睦尔召回，封为怀王，不久又送往建康（南京）和江陵（湖北）。
②作为前大汗的儿子，和世■兄弟在诸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更重要的
是经过各种政治变迁存留下来的一些原海山汗的追随者，依然效忠于海山汗
的后人。但海山后人的重登帝位，靠的主要是燕铁木儿的政治才能和军事实
力。
燕铁木儿出身于一个在对抗乃颜（死于1287 年）、海都和笃哇诸叛王战
争中功名显赫的钦察家族。③燕铁木儿的父亲床兀儿（1260—1322 年）和他
本人都是海山征讨叛王时的统帅和海山即位的拥立者，海山在位时该家族的
地位达到了顶点。但是，在其后的两朝皇帝在位时，此家族的地位一落千丈。
也孙铁木儿去世时，燕铁木儿出任级别不高但主掌要务的枢密院佥院一职。
可能是出于对海山家族的效忠，加上恢复本家族崇高地位的个人心愿，使燕
铁木儿起而反对也孙铁木儿的后人继位。
并不是所有参加兵变的人都像燕铁木儿一样与海山家族有密切的关系，
参加者亦不都以海山的后人即位为主要目的。有些人要追究硕德八剌被杀的
① 关于1328 年图帖睦尔的复位，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1—52 页；[85
1]萧功秦：《论元
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2—36 页。
② [653]《元史》，卷31，第694 页；卷32，第704 页；卷138，第3326 页。
① [653]《元史》，卷31，第693—694 页；亦见藤岛建树对和世■的研究，[151]《元明
宗的生涯》。
② [653]《元史》，卷32，第703 页。
③ 关于燕铁木儿，见[653]《元史》，卷138，第3326—3334 页；[613]马祖常：《马石田
文集》，卷14，
6b—11a；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11、39—50 页。
罪责，④还有些人则是因为不喜欢或惧怕倒剌沙、脱脱和王禅而参加兵变。①
因此，帝位争夺的最初阶段是试图使答剌麻八剌的后人即位。因为当时已没
有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在世，所以拥戴海山的儿子即位成为争位的口号。②
1328 年深秋也孙铁木儿患病，燕铁木儿立即着手组织兵变，他计划在两
都同时动手。燕铁木儿虽然职务不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离开大都后掌管着
留在都城的卫军，因为按照元朝的制度，枢密院和中书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
要随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时留守京城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③的协助
下，燕铁木儿于9 月8 日清晨成功地冲进宫中俘虏了乌伯都剌和在大都的其
他大臣。但是，燕铁木儿在上都的18 名同谋被发现和处死。这样，对立的两
派各控制了一个都城。
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铁木儿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并遣人报告在江陵
的图帖睦尔和在河南的蔑儿乞部人伯颜。④伯颜是帝位争夺中的又一个重要人
物，他在海山征讨诸王叛乱时是其手下的一个低级幕僚。⑤伯颜当时任河南行
省平章政事，能够控制这个具有战略要地地位的行省，调集所需军队和物资，
并亲自护送图帖睦尔抵达大都。10 月16 日，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并宣布
当他的兄长和世■从中亚返回后即让出帝位。
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上都派的理由似乎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支持的是
前皇帝指定的继承人。但是，这种道义上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在忽必烈朝
之后的帝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
正统因素。
相反，大都派在地理和经济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大都派可以从中书省
直辖地区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
上都派只能得到岭北、辽阳、陕西、四川和云南行省的支持，这些行省或是
经济贫困地区，或是边远地区。①同样重要的是，在上都派中，没有人能像燕
铁木儿一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极具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
最初是上都派占上风，他们攻破长城的几个关口，向大都逼近。但是，
燕铁木儿亲自率军往来作战，很快使形势转而对大都派有利。对上都派的致
命打击是来自东北和东蒙古的突袭。可能是在燕铁木儿的叔父、东路蒙古军
都元帅不花帖木儿的影响下，许多东路蒙古诸王支持大都派。他们的军队在
不花帖木儿和齐王月鲁帖木儿（成吉思汗幼弟的后人）率领下，在11 月14
日包围了上都，而此时上都派的绝大多数军队仍在长城一线作战。惊慌失措
的上都宫廷被迫在第二天出降。倒剌沙和绝大多数上都派的首要人物被拘
④ 以前是硕德八剌亲信的任速哥据说首倡起兵以雪先帝之仇。他与前湖广行省右丞、畏兀
儿人速速商讨后，
在也孙铁木儿去世前就力劝燕铁木儿领导起事。见[653]《元史》，卷184，第4235—4237
 页。
① [653]《元史》，卷32，第704 页。倒剌沙的擅权、保护回回商人和贪官污吏，见《元
史》，卷32，第
707 页；卷182，第4194 页；卷176，第4112 页。
② 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
138 页。
③ 阿剌忒纳失里是越王秃剌之子，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
第57—58、61—62
页。
④ [653]《元史》，卷31，第694—695 页；卷32，第704—705 页；卷138，第3326—332
7 页。
⑤ 关于蔑儿乞部人伯颜，见[653]《元史》，卷138，第3335—3339 页；[613]马祖常：《
马石田文集》，卷
14，1a—5a；[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
第53—74 页。
① [3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9—42 页。
捕，随即被处死；年轻的皇帝阿剌吉八则被报失踪。②上都的投降，扫清了海
山后人继承帝位的障碍。
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着大都派取得了全面胜利。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战
斗还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328 年12 月，在陕西的上都派还没有放下武器，
①而四川的上都派到第二年5 月才投降。②在当地部族的支持下，以王禅以前
的追随者宗王秃坚为首的云南上都派顽强战斗，坚持了四年之久，到1332
年3 月才放弃了他们的努力。③也就是说，帝位争夺战及其引起的连锁战争，
使图帖睦尔朝成了一个战争年代。
王忽察都弑君
与上都派的战争只是帝位争夺的一部分。在这次帝位争夺中最具戏剧性
和悲剧性特色的是海山两个儿子之间的斗争。不管是图帖睦尔还是燕铁木
儿，都不准备将帝位交给和世■，因为他离都城太远，在皇位争夺战中没起
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和世■毕竟是海山的长子和正统继承人，要以他的名
义来争夺帝位，他们不得不显示出对他的尊崇。因此，在攻占上都之后，大
都宫廷立即派人向和世■报告，敦请他前来大都即位。在察合台汗燕只吉台
的陪同下，和世■从河中地区启程前往汉地，并于1329 年2 月27 日在哈剌
和林之北即位；和世■以图帖睦尔为皇太子，这完全是按照他们的父亲与叔
父的旧例行事。他被图帖睦尔及燕铁木儿貌似真诚的政治姿态所惑，指定自
己的追随者出任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的要职，这无异破坏了图帖睦尔和
燕铁木儿在汉地精心缔造的政治权利。但是，这不过是加强了燕铁木儿除掉
他的决心。①
两个皇家兄弟于8 月26 日在海山时建为中都的王忽察都会面，重聚似乎
弥漫着欢乐气氛。但是，四天之后，和世■突然死亡。9 月8 日，图帖睦尔
在上都再次即位。和世■之死显然是燕铁木儿主谋的结果，可能是与图帖睦
尔合谋。《元史·明宗纪》记载和世■之死为“暴卒”。②私人撰史者权衡则
明确指出和世■是被毒死的，而燕铁木儿就是谋杀者。③1340 年，和世■之
子妥欢贴睦尔（顺帝，1333—1370 年在位）指责图帖睦尔害死了他父亲，作
② [653]《元史》，卷32，第705—715 页；卷138，第3326—3331 页；[613]马祖常：《
马石田文集》，卷
14，6b—11a。
① 关于陕西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第712—719 页；卷137，第3314—
3317 页。
② 关于四川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33。亦见[725]冯承钧：《元代的几
个南家台》，第
213—216 页。
③ 关于云南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3—36；[74]柯立夫：《1340 年阿鲁忽
的令旨》；[748]
杜玉亭：《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第30—43 页。
① [653]《元史》，卷31，第696—697 页；[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第22 页
。和世■及其追随
者在世时显然不清楚所处环境，以致处理当时情势发生了严重错误。按照明朝初年还很流
行的说法，和世
■的扈从无礼地对待前往蒙古奉献帝位的燕铁木儿，使他无比愤怒和恐惧。见[655]胡粹中
：《元史续编》，
卷10，15a。
② [653]《元史》，卷31，第701 页。
③ [651]权衡：《庚申外史》，1b；[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文译本，第27 页
。
为报复手段，下令将图帖睦尔的牌位从太庙中撤去。④
和世■没有像他父亲在20 年前所做的那样以“草原争位者”身份夺得帝
位，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元代政治中草原边疆因素终结和元朝对蒙古帝国胜
利的标志。⑤在1303 年蒙古人重构和平和海山朝在漠北建立岭北行省之后，
草原地区诸王的重要性似乎是降低了。但是，这一事实并未阻碍也孙铁木儿
作为“草原争位者”与硕德八剌朝内的谋反者密切合作，于1323 年夺得了帝
位。
更重要的是和世■与他的父亲在都城官员的支持和军事力量方面有极大
的不同。作为草原诸军的最高统帅，海山一直是元朝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并
且与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帝位继承危机爆发时，以哈剌哈孙为首
的京城官员都认为海山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先控制了
宫廷，但他也只敢摄政，而不敢自己即位。
相反，和世■是居于遥远的中亚12 年的政治流亡者。当弑君事件发生
时，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已经在汉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机器，而和世■
则是个完全的局外人。此外，海山作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即
位时带来了3 万人的军队；而和世■带到王忽察都的只有1800 名卫士，在军
事实力上不可能超过他的弟弟。①因此，和世■未能抓住帝位，主要是因为他
个人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并缺乏政治和军事的支持，而不是因
为草原地区在元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
研究能够使海山的后人在1328—1329 年即位的力量，可以看出推动1328
年事变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与帝位继承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和集团的多股力
量缠结在了一起。②这包括了希望恢复海山帝系的人，试图掌握权力的色目
人，尤其是官僚中的突厥人，还有试图扩大自己在官僚体系中影响的儒臣。
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次皇位更迭的种族意义和思想意义。冯承钧（1885
—1946 年）发展了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统的钦察人、阿速人与当权的回回
人、蒙古人的斗争的论点。③虽然上都派和大都派的为首者分别是回回人和突
厥人，但是在两派中，蒙古诸王和官员都与回回人、突厥人同伴起着同等重
要的作用。
儒臣与大都派的关系似乎也很微妙。④大都派的首脑人物肯定没有儒者倾
向，而且除了汪古部人赵世延外，没有任何著名儒臣曾积极参与。因此，在
这次帝位更迭中，无论是种族还是思想，都不是重要的因素。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恢复海山帝系的想法把被也孙铁木儿疏远的诸王和官员组合在了一
起，他们为实现集团利益和个人野心而有效地将这一想法变成了一个激励人
心的口号。
燕铁木儿与伯颜的专权
④ [653]《元史》，卷40，第856 页。
⑤ 如窦德士指出：“海山的即位是当时仍未稳定的边疆所造成”，但是他将蒙古有效统合
于由中原而非由
蒙古所控制的帝国体制之内，这使得“他的长子不可能步他的后尘”。见[84]《征服者与
儒士》，第30 页。
① [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3 页。
②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2 页。
③ [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6 页。
④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2 页。
图帖睦尔在位的四年被蔑儿乞部人伯颜，尤其是燕铁木儿所左右。作为
争夺帝位的主要功臣，燕铁木儿和伯颜得到了蒙古历史上帝国前所未有的权
力和荣誉。燕铁木儿被封为太平王，赐予蒙古人的荣誉称号答剌罕和汉人的
最高勋号太师。①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相并且在图帖睦尔在位的绝大多数时
间中居独相地位，还兼任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提调宫相府事、奎章阁大
学士等职。这样，燕铁木儿囊括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监察和文化事业的所
有权力。
为保住他的权力，燕铁木儿在1329 年建立了大都督府，这使他可以直接
控制6 个卫军机构，其中3 个是由他同族的钦察士兵组成的。在他的家庭上
也显示出了特殊地位，燕铁木儿被允许以也孙铁木儿的一个后妃及宗室妇女
40 人为妻。燕铁木儿的亲属亦分享了他的权力，他的叔父不花帖木儿，弟弟
撒敦和答邻答里，撒敦子唐其势（死于1335 年），都被委以要职。燕铁木儿
的四个姐妹中，有三个与皇室成员成婚。
蔑儿乞部人伯颜的权力和荣誉仅次于燕铁木儿。②他是燕铁木儿之外惟一
兼任三职以上的人，给他的封号有太尉、太保和太傅，任御史大夫、中书省
左丞相，并长期任知枢密院事，此外还有许多兼职。与燕铁木儿相同，伯颜
直接控制着忠翊卫和宣毅万户两个卫军机构，并被封为浚宁王。对他最高的
荣誉是将忽必烈的曾孙女许配给他为妻。与燕铁木儿一样，伯颜的亲属也分
享了他的权力。
尽管有很大的权力，伯颜似乎满足于充当燕铁木儿之下的副手。可能是
基于过去在海山手下参加平叛战争时的同伴关系和在帝位争夺中建立的关
系，两人之间显然有一个妥协办法。他们二人显然代表了蒙元历史上权臣的
一种新模式，与过去的八邻部人伯颜及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或铁木迭儿都
不同。虽然八邻部人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
作用，但在皇帝即位后，他们作为皇帝手下的蒙古那颜，都表示出恭顺和效
忠。铁木迭儿确实专权，但这是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之下，没有他自己的独
立权力基础。相反，燕铁木儿和伯颜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操纵者，他
们还在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上构建了自己的权力。图帖睦尔在位期间处于二
人阴影之下，他自始至终充任的角色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和正统的标志，以
及官职和爵号的分发者。
政治发展和财政政策
打着恢复海山帝系旗号并通过兵变掌握权力之后，图帖睦尔政权对其政
敌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并采取措施为夺取帝位制造合理性。在1328 年11 月
上都投降之后，对也孙铁木儿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既彻底又残忍。不仅上都
派的首要人物都被处死或放逐，他们的财产亦都被没收。①宫廷中弥漫着极强
的报复气氛，甚至有人建议把所有随同也孙铁木儿巡幸上都的官员全部处
① [653]《元史》，卷138，第3332—3333 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6—
50 页。
② [653]《元史》，卷138，第3337 页。
① [653]《元史》，卷32，第716—724 页。
死。①
此外，为使也孙铁木儿称帝不具合法性，图帖睦尔不仅不给他谥号，还
将其父亲甘麻剌的牌位从太庙中移出并毁掉。清洗还延及和世■的追随者。
和世■被杀后留下来的三个主要支持者，在1330 年或被处死，或从官场上消
失。②
恢复名誉的有海山朝的宣徽院使伯答沙（死于1332 年）和知枢密院事也
儿吉尼，他们被授予太傅和太尉的爵号。③被爱育黎拔力八达处死和定上恶名
的海山朝的尚书省丞相三宝奴和脱脱都被恢复了名誉，并将没收的家财给还
其家。除了海山的旧随从外，对帝系回归有功的人都被委以要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也孙铁木儿的下属机构中回回人占明显优势，在图
帖睦尔的中央机构中，没有一个回回人任要职，只有少数的几个回回人在行
省机构任职，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为沉重的打击。④
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儒官和他们的汉化色目同僚，亦未能在政府中造成
更大的影响。只有几个汉人或色目儒官出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敬俨和王毅任
平章政事分别为一个月及八个月，这是汉人官员可能得到的最高官职；⑤汪古
部人赵世延任平章政事一年，但是此时他已年老并且迎合燕铁木儿；1330
年，在御史台的弹劾下，赵世延从中书省致仕。①
由于图帖睦尔的即位很明显是不合法的，为争取贵族和官僚的支持，慷
慨的封赠和巨额的赏赐对他来说比以前任何一朝都更为重要。图帖睦尔在位
四年中，封了24 个王，其中9 个是一字王。在这9 个一字王里，甚至有7
人不是忽必烈的后人。②不仅在1329 年恢复了岁赐，上都派被没收的财产亦
全部分赐给在帝位争夺中有功的宗王和大臣；估计被易手的有125 份私人财
产。③
争取蒙古各汗国承认的活动亦加紧进行。1329 年，显然是在和世■被谋
杀后，木华黎的后人乃蛮台（死于1348 年）被派往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汗廷，
送去的礼品是窝阔台汗在一个世纪前铸造的“皇兄之宝”印章；燕只吉台是
和世■争位的主要支持者，此举显然是要平息他对和世■被杀的愤怒。④第二
年，推动了更广泛的外交攻势，三个宗王奉命出使察合台、钦察和伊利汗国。
西方三个汗国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在其后三年中，钦察汗国两次派贡使前
往图帖睦尔的宫廷，察合台汗国派贡使四次，伊利汗国派出的贡使则达八次
之多。⑤这样，图帖睦尔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建了宗主权，并且与西方三个汗
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很难把1328 年的帝位更迭视为元朝与更广泛的蒙
① [653]《元史》，卷175，第4096 页。
② [653]《元史》，卷34，第759、761、766 页。
③ [653]《元史》，卷110，第2792 页；卷124，第3058 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
56，11b—12a。
④ [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6—269、 281 页。
⑤ [653]《元史》，卷175，第4096 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7，29a—b。
① [653]《元史》，卷34，第762 页。
② [351]野口周一：《元代后半期的王号授与》，第65—67 页。
③ [653]《元史》，卷32，第716—724 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1 页。

④ [653]《元史》，卷139，第3352 页。
⑤ [435]佐口透：《14 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4—178 页。
古世界关系的转折点。⑥
尽管有这些努力，在贵族和官僚中还是有对图帖睦尔的非法即位的不
满，这成为政治不安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图帖睦尔在位期间，至少发生了八
次谋反事件，卷入事件的有好几个宗王和不少政府高官。①在这些谋反事件
中，只有1330 年以知枢密院事阔彻伯为首的谋反，是以和世■的太子为名
义。②其他谋反的起因不详，但是这些谋反显然反映了在统治阶层中对图帖睦
尔即位的不满。
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少数民族起义，加剧了政治的不安定。腹里和陕西、
河南、湖广、江浙行省都被严重和频繁的旱灾和水灾所扰，上百万人流离失
所。③如此广泛的灾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害。江南频繁
的少数民族起义，尤其是西南的少数民族起义，亦与政府有关。
在也孙铁木儿朝以前，汉地民众起义较少，因为忽必烈灭亡宋朝后成功
地镇压了各地的起义。但是，元朝统治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动摇，有关
民众起义的一篇论文指出：在1295 年至1332 年之间，在汉地只爆发了24
次起义，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爆发了131 次起义。④在这131 次起义中，发生在
也孙铁木儿朝的有65 次，发生在图帖睦尔朝的有21 次。在两朝内发生的86
次起义，有50 次以上发生在湖广，28 次发生在云南。有些起义规模很大，
镇压它们需要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起义不能只简单地解释为这两朝政府的无能，还有这
些少数民族对元廷的剥削和压迫的积怨。在这两朝发生的如此多的少数民族
起义，加重了元廷的财政困难，亦反映了元廷对这些边疆地区控制的逐步削
弱，并且是其后妥欢贴睦尔朝汉地爆发大规模起义的预示。
虽然政府与前朝一样有沉重的财政压力，但是没有回到海山的“新政”。
除了造成财政紧张的传统原因外，与上都派的战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对
灾民的赈济，都需要增加开支，并成为图帖睦尔朝沉重的经济负担。正如一
位监察御史所言，仅1328 年对抗上都的战争，花费就超过了政府岁入数倍。
①征讨云南的上都派，1330 年一年的花费就至少有纸钞63 万锭。②1329 年政
府用于赈灾的纸钞是134.96 万锭，粮食25.17 万石。③由于这些花费和其他
开销，政府在1330 年的经费缺239 万锭。④
政府并没有尝试用任何激烈的手段来增加收入。为增加收入而采取的惟
一措施是继续实行也孙铁木儿的卖官政策。⑤政府试图削减岁赐、作佛事和宫
廷的花费。如诸王、百官的参加即位朝会赏赐，按海山所定制，凡金银五铤
⑥ 这是窦德士的观点，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7—8页。
① [653]《元史》，卷32，第740 页；卷34，第759、761 页；卷35，第776、778、789、
793 页；卷36，
第803 页。
② [653]《元史》，卷38，第816 页。
③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 卷，第543 页。
④ [777]陈世松：《试论元代中期的少数民族起义》。
① [653]《元史》，卷31，第700 页。
②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 卷，第527 页。
③ [653]《元史》，卷34，第755 页。
④ [653]《元史》，卷184，第4238 页。
⑤ [653]《元史》，卷96，第2476—2477 页；卷139，第3352 页。
以上的只给2/3。⑥上都每年作佛事165 所，在1330 年亦减为104 所。⑦同一
年裁省卫士和宫廷服侍人员，裁掉的卫士、鹰坊、内飨及其他人员超过了1
万人。⑧通过这些手段及其他措施，政府将财政赤字保持在可控制的指数之
内。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海运从长江流域运来了充足的粮食，运到大都的粮
食在1330 年达到了3340306 石的最高水平。①可控制的财政赤字和大量的粮
食储备，使政府不用靠印发纸钞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是使日用品价格仍保持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水平的部分原因。②
赞助中国艺文
由于实际权力大多数掌握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图帖睦尔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营造宫廷的汉化即儒化氛围。他为此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
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威信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爱好。③在元
朝的所有皇帝中，图帖睦尔可能是最博学和最多才多艺的人，他很早就显示
出了广博的知识和艺术爱好，在1325 年至1328 年任怀王时，身边就有很多
著名的汉人文学家和艺术家。④图帖睦尔据说有极好的汉文和历史知识，在诗
歌、书法和绘画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作为中国绘画和书法的收藏家和鉴赏家，
图帖睦尔完全可以与宋徽宗（1101—1125 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1208
年在位）媲美。甚至有人说他将徽宗作为自己的样板。
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中国皇帝，图帖睦尔采取了许多尊崇儒教和倡导汉文
化价值的措施。例如，1329 年图帖睦尔派遣官员前往曲阜代祀孔子，⑤第二
年又加封儒学先贤封号。⑥1330 年，皇帝本人亲自参加祭天的郊祀，这是元
朝皇帝第一次参加此项中原王朝传统的重要祭祀。①为发扬儒家道德，宫廷每
年都表彰许多孝子与节妇。②
为阻止汉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习俗，1330 年下诏：“诸人非其本俗，
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第二年，又下令汉人和南人严禁实行
收继婚制。③同时，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汉人的习俗，蒙古和色目官员在
1329 年准许按汉人习俗为父母守丧三年。这是对前一年也孙铁木儿颁布的凡
⑥ [653]《元史》，卷33，第739 页。
⑦ [653]《元史》，卷34，第763 页。
⑧ [653]《元史》，卷34，第765 页。
① [653]《元史》，卷93，第2369 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5 页。
② [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39—140 页。
③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④ 关于图帖睦尔的汉文化程度，见[235]神田喜一郎：《元文宗的风流》，第477—488 页
；[557]吉川幸次
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3—276 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2
—73 页。
⑤ [653]《元史》，卷33，第730 页；卷172，第4028 页。
⑥ [653]《元史》，卷34，第763、770 页。
① [653]《元史》，卷34，第768 页；卷72，第1791—1792 页；亦见[126]傅海波：《从
部落领袖到至高无
上的皇帝和神》，第32—33 页。
② [653]《元史》，卷34—36。
③ [653]《元史》，卷34，第767 页；卷103，第2643—2644 页；亦见[448]司律思：《明
朝初年中国的蒙
古遗俗》，第174—176 页。
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忧者除名的规定的否定。这一否定在五年后由妥欢贴
睦尔重申，并将汉人的行丧习俗推广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实行。④
图帖睦尔倡导汉学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学士院。⑤在1329 年春季
首次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其设定的职能就是“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
⑥其职能包括向皇帝进讲儒家经典和汉文史籍，教育贵族子孙和年轻怯薛成
员，收集、校正和编辑书籍，对皇室所藏绘画和书法作品进行鉴定和分类。
先后在学士院任职的113 名官员中，有许多著名的汉族士人，包括学者兼作
家的虞集（1272—1348 年）、许有壬（1287—1364 年）、揭傒斯（1274—1344
年）、宋本（1281—1334 年）、欧阳玄（1283—1357 年）、苏天爵（1294
—1352 年）和柯九思。①此外，还有当时最杰出的汉化蒙古和色目学者：畏
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汪古学者兼政治家赵世延，克烈部诗人阿荣（死
于1335 年），著名康里书法家巙巙（1295—1345 年），康里理学家铁木儿
塔识（1302—1347 年），年轻的伯牙乌部进士、才华横溢的蒙古士人泰不华
（1304—1352 年）。上列诸人无疑是各族学者和艺术精华的代表，在元代各
个机构中各族学者任职可说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个政府机构中集中如此多的干才，从事各种文学、艺术和教育活动，
这不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可与唐玄宗时的
集贤院相媲美。奎章阁学士院的各种活动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通过给予
他的朝廷一个“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的方式来改变皇帝的形象。②由官
方推动的艺术和文学修养，也可说是皇帝本人爱好的延伸。图帖睦尔有很多
闲暇时间，他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奎章阁临池赏画。奎章阁学士院的核心人物
虞集和画家柯九思，得到了图帖睦尔的厚爱。虞集起草诏旨为皇帝的正统辩
解，并且著文写诗歌颂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皇帝效力；柯九思则以鉴
赏书画取悦皇帝。③
奎章阁学士院确实编辑和出版了一些著作。④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图帖睦
尔朝的标志是编辑了大部头的政书《经世大典》。⑤按照唐、宋的《会要》
体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资料和法律规定编辑于本书中，其目的就是强调元
代的统治与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统治一样完美。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是
由燕铁木儿监修，但主要负责此事的是虞集。该书的编辑始于1330 年5 月，
用了13 个月时间全部完成，共计800 卷，分为10 编。前4 编为君事，为编
辑这4 编，以前禁止汉人接触的许多蒙文资料被翻译成了汉文。另6 编为臣
事，按照儒家经典《周礼》和《会要》的体例编排。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元代
官方资料，《经世大典》不但是图帖睦尔的骄人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也
颇有益处。它为明朝初年编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资料。虽然该书
④ [653]《元史》，卷30，第686 页；卷38，第823 页；卷83，第2086 页。关于汉人守丧
习俗对色目人的
影响，见[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41—252 页。
⑤ 关于奎章阁学士院，见以下研究成果：[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8
70]傅申：《元代皇
室书画收藏史略》；[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108 页。
⑥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 页。
① 关于学士院的人物，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7—178 页。
②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 页。
③ 关于柯九思的作用，见[70]柯立夫：《柯九思的<宫词十五首>》。
④ 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5 页。
在1509 年至1605 年间散佚，但许多部分收入明朝类书《永乐大典》。①这些
保留下来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尽管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奎章阁学士院却未使元政府更为儒化。由于官
僚体系操纵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他们并不赞成皇帝的汉化倾向，所以奎
章阁学士院的影响只是局限在宫廷内部。可能是因为奎章阁的儒化含意并得
到皇帝的过度关照，其官员不断受到御史台的弹劾。因此，迫于形势，奎章
阁的主要官员在1330 年集体辞职。②虞集便认为他对政府的政策毫无影响。③
最后，燕铁木儿在1332 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阁；仅6 个月后，图帖睦尔即去世
了。燕铁木儿控制奎章阁是为了限制它的成员接近皇帝。④图帖睦尔去世后不
久，奎章阁学士院即被撤销。虽然奎章阁学土院确实帮助图帖睦尔增加了宫
廷的儒化表象，但是总的说来，它对政府的影响很有限。
① 关于《经世大典》的散失和保存下来的文字，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
》，第13—18、33—78
页。
② [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第20 页。
③ [653]《元史》，卷181，第4178 页。
④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8 页。
调解继承关系的失败
在其短促在位期间，图帖睦尔一直被他不合法的帝位继承问题和他自己
的继承人问题所困扰。他和正后卜答失里（约死于1340 年）原本企图传位于
长子阿剌忒纳答剌。阿剌忒纳答剌于1330 年3 月被封为燕王，这个王号原来
只有真金得到过；1331 年1 月，阿剌忒纳答剌被册立为皇太子。①此时，为
确保阿剌忒纳答剌平稳即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和世■的正后八不沙被谋
杀，妥欢贴睦尔在1330 年5 月被流徙到高丽。②但是这些措施没有起作用，
因为阿剌忒纳答剌在被封为皇太子后大约一个月即死去。③
儿子的去世完全打乱了图帖睦尔的继承人计划。此外，他似乎亦惧怕因
谋杀兄长而得到报应。因此，他请求燕铁木儿照顾他的二儿子古纳答剌，并
将古纳答剌的名字改为燕帖古思，意为“融洽”。④1332 年9 月2 日图帖睦
尔去世，终年28 岁，继承人问题此时还悬而未决。
据说图帖睦尔在临终前对谋杀兄长的行为表示悔恨，表示愿意将帝位传
给和世■的长子妥欢贴睦尔，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⑤燕铁木儿完
全明白自己在和世■之死中的作用，他立即感到恐慌，因为和世■任何一子
的即位都会对他不利，所以力主燕帖古思即位。①卜答失里皇后可能与图帖睦
尔一样惧怕报应，否定了燕铁木儿的建议，和世■的二儿子、年仅6 岁的懿
璘质班（宁宗）被选定为继承人，并于1332 年10 月13 日在大都即位。没想
到年幼的皇帝在即位后仅53 天即死去。②懿璘质班之死标志着元中期的结
束，并为他哥哥妥欢贴睦尔35 年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① [653]《元史》，卷34，第754—770 页。《元史·卜答失里传》的译文，见[77]柯立夫
：《1335 年张应
瑞的汉蒙文碑铭》，第35—36 页，注35。
② [653]《元史》，卷34，第756 页；卷38，第815 页；卷114，第2877 页。
③ [653]《元史》，卷34，第774 页。
④ [653]《元史》，卷35，第790 页；卷36，第802 页。
⑤ [651]权衡：《庚申外史》，1a—b；英译本，第27—28 页。
① [653]《元史》，卷38，第815 页。
② 关于懿璘质班，见[653]《元史》，卷37。
时代的回顾
这一章说明了元中期的统治者未能善用天下太平的时机而在忽必烈留下
的基础之上创造更多建设性变化。在元中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国家很少受
到外来战争、征服战争和民众起义的干扰，因为元中期诸帝从忽必烈手中继
承的是一个强大、和平的帝国，而他们又放弃了扩张政策。此外，他们成功
地重建了蒙古人世界的和平，并且还保持对各蒙古汗国的宗主地位。但是，
他们没能巩固他们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发生争斗。
激烈的帝位之争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残酷而易变。在39 年中，有9 个皇帝
即位，平均在位时间只有4.3 年。9 个皇帝中的6 个是在激烈争吵或武装冲
突后登基的；9 个皇帝中有两位被杀，还有一位在被推翻后失踪。③不仅皇帝
成为争斗的牺牲品，政府的高官显贵亦经常大幅度更换，因为一次帝位争夺
之后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清洗。由于帝位的竞争者有人是汉地背景，有人是草
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经常摇摆。
虽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竞争者没有汉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显然不可能
成功地夺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带来朝廷政策
的大幅度变化，甚至影响朝廷的文化走向。由于帝国是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
财产的蒙古人观念与汉人的君主专制观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与汉地间的
紧张关系及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后忽必烈时期的帝位争夺。
元中期权臣的兴起在蒙元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
权和建立官僚体制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虽然远未达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
削弱诸王权力后得到更多权力，而诸王原来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皇帝的权
力。频繁的帝位争夺削弱了皇权，对希望夺得帝位的人来说，官僚的支持亦
远比依靠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权力因此而更加膨胀。结果不仅是更多的
权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脑手中，权臣与君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八邻部人伯颜、玉昔帖木儿和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作用，
但是他们还是属于旧蒙古那颜一类，在新皇帝即位后，他们都表示出绝对恭
顺和效忠。铁木迭儿是一个过渡型的例子。虽然没有坚实的独立权力基础，
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后答己的支持，铁木迭儿还是能够蔑视爱育黎拔力
八达和硕德八剌的权威，并且在硕德八剌朝初年，对他的对手实行恐怖统治。
燕铁木儿和蔑儿乞部人伯颜是强臣专权的代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
操纵者，他们还从各方面控制着政府的活动。权臣的兴起，削弱了皇帝的权
威及群臣对他的效忠。
派系之争是帝位继承危机和强臣兴起的必然产物。为了支持或反对强
臣，亦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经常与诸王集团联
盟。
除权力之争外，派系之争有时亦有思想体系的纠缠。为控制国家的发展
方向经常爆发争斗，也就是说到底是继续汉化和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继续维
持国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证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产封建特权。
派系之争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体系的纠缠，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
八剌朝铁木迭儿派与其儒臣反对派的长期和激烈的争斗中显示得最为清楚。
③ 不是被杀死或推翻的另6 位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29.3 岁，与前5 位蒙古大汗形成鲜明
对照，他们的平均
寿命为58.2 岁。这亦能反映蒙古皇室生理和政治上的蜕变。
铁木迭儿派坚持维持现状，强烈反对他们的儒臣政敌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种政
策。这种冲突导致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后期政府的瘫痪和硕德八剌的被
杀。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旧蒙古贵族显然占了上风，儒臣的声势被压
了下去。同样，在图帖睦尔朝，燕铁木儿和伯颜控制了朝廷。虽然诸王和高
官不断图谋反对他们或是反对皇帝，但这些图谋都没有成功。虽然皇帝信任
儒臣，但儒臣无法影响朝廷的政策，因为燕铁木儿和伯颜紧紧控制着朝廷。
帝位继承危机的不断出现，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元中期政治
的紊乱和政策摇摆，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政府亦被不断膨胀但效率急剧下
降的官僚队伍、财政紧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所扰。政府还面临着军队衰弱的
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通常出现在王朝衰弱时期，但事实上元朝是一个征服王
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势毫无疑问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元中期的政府确实有一些变化。它通过实行汉法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在
爱育黎拔力八达、硕德八剌和图帖睦尔朝，使蒙古人的国家在汉地的根基扎
得更深。爱育黎拔力八达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为使官僚体系更加儒
化他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为使政府部门有效运转和公平审案而编纂了新的
法典，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汉人历史经验和治国理论推动了汉文著作的
蒙文翻译。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采取了削弱贵族权力的措施。硕德八剌继
续推行并扩大了他父亲的改革。图帖睦尔在倡导儒家价值和保护汉地艺文方
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他们两人的草原背景
最强，也没有完全回归蒙古草原传统。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推动元朝国家性格的基本转化。甚至推行改革的皇
帝亦没有多做使国家性质发生变化的事情，因为他们惧怕彻底背离祖先的统
治模式会引起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
就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反对。科举考试从未达到严重损害精英家族的地步。其
他改革措施不过为一个社会政治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朝廷增加了一点汉化
和儒化外表。因此，元朝的政府还是保留了部分家产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
的结构。儒学不过是相互竞争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诸多“宗教”中的一种。
蒙古和色目精英与汉人臣民之间的巨大政治和社会鸿沟，虽然较前狭化，但
还是没有完全弥合。中期诸帝留给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的，是一个因统治阶
级内部经常爆发的激烈争斗而严重削弱了的国家，也是一个已在中国社会扎
根但植根还不够深的国家。
第七章
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妥欢贴睦尔（顺帝）在位时期的元代中国
1333 年7 月妥欢贴睦尔刚年满十三，就被带到夏都上都，在那里被立为
元朝的第十位皇帝。他名义上统治的那片国土已经有很长时间处于紧张状
态，一部分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有复杂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
国本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虽然尚没有立即垮台的迹象，但具有一定讽刺
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当中，他这个末代皇帝在中国统治的时间反而最
长。作为一个被动的统治者，他这一朝政治生活的整个特征则为下一个朝代
明代的创建者提供了鲜明的反面教材，这就没什么讽刺意味了。妥欢贴睦尔
（一般以其庙号顺帝相称）在中国，至少在大都（今北京）的统治到1368
年结束。①1370 年他死于漠南。他这一朝的历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
为什么元朝以如此方式和在这样一个时候灭亡？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
案。蒙古人和汉人肯定都不是没有尽力去拯救它。
这位年轻的皇帝继承的政府系统规模庞大、复杂奢华，一方面是由于它
需要为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这些为数不算少的少数民族上层提供官衔与供
职机会，另一方面，尽管国家主要是公共的官僚机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
帝国皇室与某些权贵的私人财产。这里简单叙述一下到1333 年为止时这些特
征发展的情况，可以为多灾多难的妥欢贴睦尔一朝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一些背
景资料。
元朝不只有一个国都，而是有两个。主要的都城是大都，还有一个夏都
称为上都，在大都以北约200 英里的内蒙古草原。妥欢贴睦尔1333 年7 月在
上都即位，9 月或10 月返回大都。以后他每年夏天都诚心地巡幸上都，保持
着祖先游牧生活的作风。每年阴历四月妥欢贴睦尔北上，八月返回大都，直
到1359 年1 月上都被中国的造反者破坏之前一直如此。每年的北上行程很消
耗时间，如1347 年花了23 天。①这样，皇帝每年要花一个半月在路上，每天
以散步的速度约走15 公里。他要携带大批随行人员，这些人在每年夏天的几
个月中就在上都处理公务。这种每年一度的出行所造成的消耗尚无人试图统
计，这里面还包括大量的支应部门、运输与传递服务，以及一整套专门负责
出行的机构。14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位南方士大夫黄溍与胡助曾对这些旅程
的情景和夏都均作了热情洋溢、诗一般的描述。胡助写得更早些，充满赞美
之词。②
大都同样给来自中国南方的文人以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使我们得到一些
当时的描述与评论，其中有年轻的胡助对环居着大批贫民的宏伟繁盛的大都
（它是座生活费用昂贵的城市）所表示的敬畏，有陶宗仪细致详尽的记述，
① 妥欢贴睦尔被明朝追封为顺帝。妥欢贴睦尔的小传，见傅海波：《妥欢贴睦尔》，载[
159]《明人传记辞
典》，第1289—1293 页。
① [617]黄溍（1277—1357 年）：《黄文献集》，卷7，71b—72b 页。
② [626]胡助（1276— 约1353 年）：《纯白斋类稿》，卷2，5a。
还有萧洵在1368 年即新成立的明政府有意地毁掉这座宫阙的前夕所编写的
精细的清单。①大都外城周长为28.6 公里。皇城在城市的南部，包括中央朝
廷、宫殿和湖泊，约占整个市区的1/12（见图33）。
依然含有传统成分的元政权，很明显是以一种可归为半公共的、表面上
官僚化的商业帝国的政权而存在着。这个帝国有农业、宫殿庙宇建筑业和制
造业。其制造业包括了各个方面，从原材料的获取到装运、贮存，以及令人
吃惊的种种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配送。约有300 个作坊，大多在北方，
雇佣在册匠户劳力，生产各类织品、食品、饮料、珠宝、车辆、铁器、毡子、
砖瓦、皮革和其他各种产品。②这些产品直接用于征服者上层集团的消费，其
中的一些也在都城的店铺中销售。作坊的主人都是皇室成员及其配偶和朝廷
的高官权贵们；可是皇帝能够重新分配这些财产，而且也这么做过。在政治
顶层上的换班保证他们过一定时期就可没收财产并重新分配。
若将世袭的和任命的文武官员及其定编的候补官员都加在一起，妥欢贴
睦尔开始时期的元政府约有3.3 万人。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其中约30
％是非汉族人。法律规定某些职位只能由一定民族成分的人担当，但这些规
定常常被暗中躲过，有时还遭到公开的漠视或被改变。
大多数政府部门的职位经常由不同民族的人共同担任，为了政府工作能
顺利进行，需要创造出相互适应的工作方式。③在汉人关于等级制、个人权利
及其责任的观念与蒙古的议政传统之间，官方的工作程序要求的是并不容易
做到的妥协。公务活动中使用的文字至少有四种：汉语文言，元代白话，蒙
古语，也可能还使用波斯文，因为政府重要部门总是任用回回书吏。①官僚机
构中既有笔译，又有口译通事。
一切进行得比人们猜测的要好。为了增强官员们的民族凝聚力，政府有
意地以一种惟一可行的方式不断做出努力：鼓励对各特定的组织机构的忠
心。例如，在元朝晚期，曾刻写大量的题名记，用来宣传政府各机构的责任
与重要性，并从高到低列出当时全部在职者的姓名，以此在任职的所有不同
民族的人当中建立起一种具有共同目标的意识。14 世纪60 年代修成的元朝
一个机构的全史《秘书监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显示出组成这一机构的众
多的汉人、蒙古人、回回及其他民族对这一机构的认同感是多么坚定。②妥欢
贴睦尔时期御台史显示出了各族之间通过政治制度而形成凝聚力的最重要的
表现。御史台成员坚持监察的权利。因此直至元朝末年，他们在对高级官员
的政治弹劾方面一直起着轴心作用。
在政府中任用外族人造成机构膨胀。举个例子，只负责涉及两都蒙古人
或外族人案件的最高司法机关就有96 人，以42 名从一品蒙古札鲁忽赤为首，
他们享有高薪与特权。③妥欢贴睦尔时期，“冗官”问题偶尔提到朝廷上来，
但由于政治原因，尽管财政拮据，元朝统治集团从未能裁减过多的职位。
在元朝晚期有几个渠道可以进入官僚机构。大多数低级官吏以衙门见习
① [819]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61—95 页。
② [759]李干：《元代经济史稿》，第229—243 页；[364]大岛立子：《元代匠户》。
③ [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一文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① [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② [643]王士点编：《秘书监志》。
③ [653]《元史》，卷87，第2187—2188 页。
官吏或儒学教官的身份任职。征服集团中的年轻人（也有一些汉人）首先做
怯薛（宿卫）或皇室的家臣。成吉思汗最亲信的三名功臣的后代掌管怯薛，
后来怯薛拥有1.3 万名年轻人，被称为“官僚的摇篮”和“元统治阶级的大
本营”。①怯薛成员享有“根脚”的称呼，暗示着他们有在其他人之上的贵族
出身。
1315 年开始实行的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只是进入
低级官僚阶层的一个小小入口（到1333 年，总共只有550 多名进士，最多只
占官员人数的2％），但从政治上来讲这却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制度十分优
待蒙古人（考生不多，供过于求），对南人则不利（极多人应考，求大于供），
然而尽管有这些规章上的不公平，这个制度还是在那些考中的人士中创造出
了共同的前景并形成了不同民族间的凝聚力。
1333 年的科举，始于春季，最终的殿试结束于当年的阴历九月，年轻的
皇帝刚从上都返回大都不久。②这是在元朝统治下第一次举行的允许各民族人
士参加的科举考试，显然体现了对科举兴趣的增加以及高等教育的推广。那
年考中进士的人名单保存至今。③从名单中可以看出，50 名汉人的平均年龄
比50 名非汉人的年龄要大一些，平均岁数分别为31 岁与28 岁。此外，92
％的汉人已婚，而非汉人已婚的则是74％。有趣的是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
人士跟汉人结婚的比率很高：其中，母亲为汉人的占58％，而已婚的那些人
中近70％是娶汉人为妻。不论民族成分如何，每个中式者授予的第一个官职
均是职位差不多的地方官。在非汉人名单上名列榜眼的叫余阙，河南人（译
者注：元庐州人，今安徽合肥），其祖先是不出名的唐兀人。这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对这类出身不显赫的非汉人青年来说，科举最可能成为通向名誉和
富裕的途径。后来余阙成为一位出色的地方官与改革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很
有才气的诗人，精通汉族文学，他的著述保存至今。①
因此，1333 年进士题名录恰逢其时地表现了一定时间内反映元朝官僚机
构特征的一些缠结在一起的分裂与融合情况：制度化的民族不平等以及与此
并存的普遍通婚现象；征服民族在吸收它所占领的土地上被统治人民的道德
观念、文学传统以及行政管理传统；汉族上层则主动、积极地介入了统治他
们的外族王朝。
1333 年元朝政府的控制，在中国南北两大区域仍旧很不平衡。最引人注
目的是在华北一带维持了如此密集的地方行政组织，而这一地区在蒙古人的
征服中备受创伤，人口由于不断南徙或者迁入城市而进一步下降，并屡遭洪
水、地震、干旱、蝗灾、疫病与饥荒。②杨维桢1348 年所讲的北方“一邑生
灵有弗敌江以南一族之聚”，一点儿也没有夸张。③对于人口众多、更加富庶
的南方，政府有意在政策上实行宽松的管理。依人口比例，南方地方官仅是
北方的1/5，而南方人所交税也比北方少很多。对于这种差别而给予的心照
不宣的补偿，就是北方汉人比南方汉人在官场上更受优待，特别是在官职的
①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9—44 页；亦见[856]《元代史新探》，第14
1—230 页。
② [620]宋褧（1294—1346 年）：《燕石集》，卷15，13a。
③ [855]萧启庆在《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中有全面的考证。
① [624]余阙（1303—1358 年）：《青阳先生文集》。
② 有高岩在[17]《元代农民的生活》一文中列举了有关资料；亦见[773]吴晗：《元帝国
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③ [625]杨维桢（1296—1370 年）：《东维子文集》，卷4，9b—10b。
任用方面。
最后一点，1333 年，元王朝有了广泛的财源。除了地租、商业税以外，
政府还在许多商业部门中投入了资金，并对屯田，特别是盐业进行国家控制。
到1333 年时，由国家盐业垄断所得的收入已经稳定上升，每年最多能收入约
合760 万锭的纸钞，足够满足中央政府所需的80％。海运系统则将大批粮食
从长江三角洲运到大都，供养整个定居的征服者，以及在大都居住的各种人
户，包括大量穷人，还为住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人提供食粮。1329 年这些至
关紧要的漕运活动达到高峰。之后不久，数量开始下滑，起初缓慢些（到1341
年下降了25％），然后是灾难性的下跌。元王朝在提高收入方面已再无多少
可能，事实上它很快将陷入岁入递减与消费增加的夹击之中。①
以上是妥欢贴睦尔即位时元朝晚期的概况，20 年之后元朝开始走向崩
溃。尤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事件距离忽必烈时期（1260—1294 年）并不远，
虽然中间经历了八个皇帝的更替。几个在1333 年时也就六十多岁的高官显
贵，是在王朝创建者的时代成人并开始发迹的。忽必烈在他们的记忆中还很
清晰，出任丞相的伯颜便是如此。
① 有关元代财政的最主要论著还是[127]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亦
见[441]舒尔曼：《元
代经济结构》。
妥欢贴睦尔即位与伯颜专权，1333—1340 年
关于妥欢贴睦尔的出身，还不能够完全肯定。1340 年他正式宣布他是忽
必烈的合法后代，是忽必烈的第六世孙，是被刺杀的明宗和世■（1329 年在
位）与哈剌鲁妃的长子。而早先文宗图帖睦尔（1328，1329—1332 年在位）
发出的上谕（由当时最受尊敬、颇有影响的汉人儒生虞集起草），称妥欢贴
睦尔并不真是和世■的儿子，这显然是根据妥欢贴睦尔的乳母的丈夫的说
法。②此外还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故事，说他的父亲是宋朝皇帝的后裔，母亲
是一位穆斯林，和世■收养了他。③因此，妥欢贴睦尔10 岁时被流放到高丽
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12 岁时迁到今广西桂林，跟一个和尚学习《论语》与
《孝经》，交了一大群猴子朋友，猴为他的生肖（他生于1320 年）。他在此
过了一年，直到被召回继承皇位。
文宗图帖睦尔1332 年9 月去世，妥欢贴睦尔年仅6 岁的异母弟懿璘质班
继位，但只统治了两个月，12 月就去世了。以后的七个月里皇位空缺，在此
期间大都的那些能左右拥立的要人们都在为各自所中意的候选人而明争暗
斗。燕铁木儿及其家族是最强的政治集团，他们支持图帖睦尔的小儿子燕帖
古思。其母卜答失里认为燕帖古思太小，建议他做妥欢贴睦尔的继承人。她
的目的终于达到了，部分原因是燕铁木儿得到允许将其女儿嫁给妥欢贴睦
尔，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她赢得了篾儿乞部人伯颜的支持。伯颜在当时几乎
是政治上最有势力的人，他已得到很高的职位（中书左丞相），兼任知枢密
院事，并在各宿卫及内廷机关中主事。由于帮助妥欢贴睦尔登基成功，他于
1333 年终于获得了最高的文官职位——右丞相。1335 年他成为大丞相，直到
1340 年被赶下台。
很明显，妥欢贴睦尔扮演的是临时傀儡的角色。他是一个13 岁的孩子，
又没受过训练，从法定意义上讲还是非正统的，自然容易被取代；实际上他
被规劝呆在暗处，不直接参与对帝国的统治。后来他曾说当皇帝的最初几年
总是处于畏惧状态，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他的统治在不稳固的基础
上开始，却维持了一个长时期的统治，即使这一统治或多或少是被动的。
丞相伯颜搞了一次血腥的袭击，1335 年夏季他杀掉了他以前的同党燕铁
木儿所有的家属，把他们都说成有叛逆罪。然后他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行动，
用《元史》上的话说，就是打算“用国初故事”。①妥欢贴睦尔的年号改为“至
元”，与忽必烈1264 年至1294 年间的年号一模一样。伯颜的用意显然是通
过改年号重现元朝初年的盛世。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伯颜的个人经历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他和他的祖先都曾担任怯薛歹，世
代充当大汗一家的家仆。伯颜年轻时是皇子海山的卫士。他在草原战争的最
后阶段（1300—1306 年）表现英勇，传统的诸王大会忽邻勒台授予他拔都（勇
士）称号。后来海山当了皇帝（庙号武宗，1307—1311 年在位），伯颜历任
朝中的高官和汉地军队中的指挥官。1311 年以后，他在行省任职并卓有成
效，这期间他将皇帝赏赐给他的大片农田捐献给怯薛以及元朝宫廷喇嘛。1328
年他成为海山之子图帖睦尔（文宗）即位的一个主要支持者。至少在初年，
②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11 页。[653]《元史》，卷181，第4180
 页。
③ [666]万斯同（1638—1702 年）在《庚申君遗事》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① [653]《元史》，卷138，第3337 页。
伯颜像《元史》本传所描写的那样：“弘毅深沉、明达果断”。②所有这些似
乎都描绘了一个有长期广泛经历的贵族的肖像，他对元朝这一蒙汉混合政权
中的蒙古一方有着深深的忠心，从个人、民族以及制度角度看都是如此。
显然，伯颜相信自忽必烈去世后40 年来朝政一直在向并不理想的方向发
展，他要重新恢复以往的局面。但是下诏改元，重新采用“至元”年号意味
着什么，解释并不明确。有关上谕模糊地提到上天警告的预兆，说尽管国家
仍享受着繁荣与和平，天象观测者们已注意到异象，这些异象要求政府要重
新恢复忽必烈统治下“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的旧典，以改进政府管理。③
换句话说，当官方宣布“海宇清谧”的时候，最重要、或许是令人痛苦的变
化就要发生了。由于普遍缺乏危机感，由于伯颜要做的事没有得到广泛的道
义和政治上的支持，也由于他的计划缺乏清晰的定义，伯颜很快就不得不用
强迫手段达到其目的了。
下面要弄清伯颜自己的想法，并把它与他的众多汉人和非汉人对手所认
定的他的想法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
伯颜的改革有两个主要部分。其一，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是他基于在中
国进行管理的相当多的知识与经验，为减轻贫困，从总体上改进生活状况为
目标的改革。宫廷支出被缩减（有时以忽必烈朝的开支水平为标准）；盐的
专卖比例减少；同时有意识地、不断地对全国各灾区提供及时的、适当的赈
济。至此，一切都还不错。
伯颜所作努力的第二部分，是试图重建他认为是忽必烈最初规划的统治
制度，但这最终证明是不可行的。这主要要求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严格实
行民族区分。依伯颜之见，这是元朝统治中国的绝对基础。为达此目的要将
历史倒推半个世纪，显然伯颜在一开始没有料到这将会多么困难。
这时候蒙古人、其他外族人与南、北汉人上层之间文化、社会关系方面
曾经十分单一的民族划分早已变得模糊了，它已随着复杂的民族融合而不复
存在。许多有心往上爬的汉人采用蒙古名字（伯颜对此颇为不满）、学习蒙
古语、与蒙古人结婚，以及通过其他方法使自己逐渐而巧妙地进入蒙古人的
权力机构。而另一方面，许多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则与汉人意气相投。
例如，蒙古克烈部人阿荣（死于1333 年），也同伯颜一样给海山当过怯
薛，是一位能力很强的行政与军事长官。总之，表面上看，他的情况很像伯
颜，但在文化上他与伯颜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他喜欢赌博、打猎、
打球，他也学习中国的历史，喜爱南方葱郁的山水画。他在湖南有一所被称
作“梅月村”的闲居，在那里他种了几百棵梅树，①并与汉人文士谈得来，关
系融洽。伯颜要实行民族区别，给阿荣这样的人在民族间的个人交往上，也
在升迁和事业上蒙上了阴影。所以，伯颜的计划对阿荣等人来讲毫无吸引力
（阿荣曾经很伤心地跟虞集预言，伯颜不久会取消科举制度）。在上层文人
当中，外族人与汉人不再能被清楚地加以区别。这是伯颜的计划在政治上遇
到麻烦的核心所在。
具体地说，伯颜重申了在中国的外族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当然还包括
没收汉人（高丽人也在内）的武器和马匹。他还要从此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语
② [653]《元史》，卷138，第3335 页。
③ [653]《元史》，卷38，第830 页。
① [620]宋褧：《燕石集》，卷8，13—15 页；[653]《元史》，卷143，3420—3421 页。

和其他外族语言，尽管这一措施不久就取消了。他规定官僚机构中许多领导
职位只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与其说是伯颜本人，倒不如说是那些头脑
发热的地方官，下令没收所有铁制农具，并严禁演出汉人传统戏剧和说书。
人们普遍相信，这位丞相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括所有未婚的童男女，并诛
杀五大姓（译者按：张、王、刘、李、赵）汉人。这虽不是伯颜实际上执行
了的政策，但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民众的心理，反映了他的政策在汉人中引
起的恐惧。
伯颜引起精英阶层强烈不满的实际措施之一，是他在1335 年取消了科举
考试。这实际上影响了各族考生：汉人、南人、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这不
但使受过教育的汉人，也使住在汉地各省的、与怯薛或在京城有影响的人沾
不上边的年轻的蒙古人与其他外族人在事业上的希望化成了泡影，他们的生
活和精力大多都已集中在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上了。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取
消这一制度而引起他们的反对呢？
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取消科举的谕旨没有大胆地说出一个理由。
以后问起来，伯颜也未能给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但他主意已定，1336 年和1339
年都没有举行科举考试。
反对科举的人当中最能言善辩的不是伯颜，而是阿儿浑部人彻里帖木
儿。他年轻时也跟伯颜一样当过怯薛，后来事业成功，当上高级行政长官与
军事将领。彻里帖木儿并不极端，他有学识、有能力，在赈济方面尤有经验。
关于科举，使他困扰的是财政问题。他曾目睹行省在乡试时动用驿传和紧缺
的财政资源。他还要求将提供给学校贡士的庄田租转供怯薛歹衣食之用。①
但问题要复杂得多，绝不仅仅是个开源节流的问题。忽必烈从未举行科
举考试。自从1315 年实行科举以来，新登科的进士开始受到一定优待，不必
在政府低级职位上与那些年轻的书记、通事们不公平地竞争，他们有（或被
认为有）更好的继续晋升的机会。有了进士头衔，就是对怯薛优越性形成威
胁的开始。但是进士头衔并不保证有行政才能，这是伯颜和其他很多人所目
睹的。取消科举则是强调贵族世袭特权并显示实际经验重要的一种方式。在
准备入仕时，虽然不排斥学习儒家经典，但已被降至次要的地位。
改革不过如此。根据贵族习惯，伯颜升为大丞相之后即开始积攒个人巨
额的财富。对伯颜持否定态度的汉文文献有谨慎而详细的记载。他占有头等
投下分地，同时兼管许多中央、皇宫的机构和卫军，以及世掌斡脱。1338 年
为伯颜祝寿的官员们拥塞了街道，以致一位年老的汉人官员几乎被踩死。②
大丞相通过京城街道时，由诸卫队精兵充当导从，盛大而威武，相比之下，
皇帝的仪卫要寥落得多了。或许可以说，伯颜起码在表面上达到了他政治上
的目标，但他也开始自满与腐化。
然而他的地位仍不牢固。伯颜很快地就发现在贵族的更上一层还有敌
人。他杀掉了四个具有皇族血统的对手。其中之一名叫彻彻秃（郯王），在
蒙古草原指挥军队。他于1338 年被捕，送至大都，在东城门外被公开处死。
这被认为是极为不义的行为。彻彻秃在京城享有广泛威信，在南方儒士当中
的地位也不低，因为他有段时间曾在自己府邸任用一名南方学者，并十分尊
① [653]《元史》，卷142，第3403—3406 页。
② [648]杨瑀（1285—1361 年）：《山居新话》，17a。该书被傅海波译成了德文，见[1
15]《杨瑀<山居新话
>》。
重这位学者的建议。①
在汉地各省社会的底层，不祥的动乱引起了伯颜的注意。河南、广东、
江西几次爆发小规模平民起义，虽然不久就被镇压了下去，但伯颜很快怀疑
他们背后有更大的阴谋。1339 年底，一个名叫范孟的不得意的汉人书吏杀死
了一批官吏，占据河南首府汴梁。虽然马上他被捕处死，但伯颜坚持认为这
一事件后面有一场更大的汉人阴谋，他下令进行最严格的调查，并要求检举
每一个哪怕是稍有牵连的人，他还对占据敏感的政府职务的汉人进行了一场
普遍的清洗。
这做得太过分了。树敌过多，伯颜的丞相也就做到了头。把伯颜赶下台
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侄子脱脱，伯颜曾给予种种优待的年轻人。1340
年3 月，在一场精心安排的突然事变中，伯颜所有的职位一下子都被革除，
首先黜往河南，又徙南方边地，4 月他死于被放逐的路途中。
① [657]危素（1303—1372 年）：《危太朴集》，卷8，8a—9b。
脱脱及其对抗势力，1340—1355 年
驱逐伯颜的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蒙古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反叛，
他们比老一代更适应中国社会。随着伯颜的消失，重现忽必烈时代的努力作
为一种政治理想已经消亡，政治冲突转移到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战场上。
脱脱约26 岁，脱颖而出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被描绘成一名
高大强壮、武艺出众的弓箭手。他当过10 年怯薛，曾在内廷担任要职，对幕
后阴谋活动很内行。从他的南方汉人家庭教师吴直方那里，他也受过儒学训
练。
脱脱后来两次任右丞相，一次从1340 年至1344 年，另一次从1349 年至
1355 年。事实表明，在中央一级，晚元政治史发展有一定的周期循环，呈现
出不同的行政管理集团相互接替的现象，各自采用一套不同的指导思想，平
均周期约五年。自伯颜1333 年至1340 年当政之后，接下来的脱脱，任期为
1340 年至1344 年。从1344 年至1349 年这段时间内，主要是别儿怯不花当
政，然后脱脱又重掌朝政，时间为1349 年至1355 年。1355 年以后，这种节
奏中断，那时元朝已开始土崩瓦解，内外交困的中央政府已不再能有效地对
国家进行政治统治，但即使在朝廷已不再直接管理的那些地区，元朝还是被
看作是正统的，还是人们效忠的中心。
乍看起来，这些关于对伯颜之后的政府的研究似乎对理解元朝的即将崩
溃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当政人物没有一位缺乏主见或精力，全都愿意解决重
大问题，拯救危机，作出改革。伯颜倒台以后的当权人物个个精力旺盛，有
眼光，有能力，不气馁，也不倒退。脱脱执政时在政治上力争中央集权，而
别儿怯不花时期则相反，尽可能给地方以权力，发挥地方上的主动性。元朝
崩溃的责任由谁来负似乎极成问题：到底是当政者个人还是制度的缺陷，抑
或中国的危机过于严重，以致政府根本不可能控制。
脱脱的首任期肯定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生机。年轻的首脑人物迅速表现出
他的统治与伯颜完全不同。新年号的制定就是为表明这一点。伯颜实行的清
洗被制止了，那些伯颜规定汉人不能充任的职位又对他们开放了。许多名儒
曾自愿引退或被放逐，现在又返回京城。科举恢复。伯颜的旧部下被解职。
伯颜解职之后仅仅一个月就死于放逐的途中。
在为中央政府指出一个新的正确方向上，脱脱显示了某些早期迹象。他
带头尽力修建一条从大海经大都到山西（译者注：应为西山）山下的海运之
路，由于技术原因没有成功；①此后的又一项规划——筹款修撰长期未完的
辽、金、宋正史，以大功告成。②
这个政府也使皇帝妥欢贴睦尔得以以新的面目出现。现在他19 岁，在策
划反伯颜的事变中起了次要的作用。1340 年7 月年轻的皇帝对其已故的叔叔
图帖睦尔进行了谴责，撤掉了他在太庙中的牌位，将皇太后卜答失里（即他
的婶婶）逐出流放，将堂弟，也就是预定的接班人燕帖古思也安排流放，接
下来的暗杀也有可能是他安排的。他将自己尚是婴孩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交
给脱脱家抚养。现在这位统治者亲自主持国家的祭孔典礼，聆听儒家经典的
讲解，举行国宴。
①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79—80 页。
② 关于三史的修撰，见[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地方性的起义之后，皇帝于1344 年6 月接受了
脱脱不寻常的辞职请求。③1344 年至1349 年几个短命的政府相继登台，他们
根据某些无可辩驳的理由，而采取了与脱脱截然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
国各地连年自然灾害积累的结果，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土匪活动和其他造成社
会动乱的迹象，都要求中央政府特别重视行省与地方行政管理的改善。主要
要做的两件事是：其一，委派合格的能干的人到地方上去任职；其二，给这
些人以便宜行事权来处理赈济等问题。事实上是把国家赈济的工作分散到了
地方。
这时期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别儿怯不花，他做过行省长官，十分得力。在
对1341 年杭州大火进行善后处理时，他体会到，为了赈灾，有时不得不违反
中央制定的规章，不然就来不及了。①与此类似，为了对付流窜的土匪，地方
驻军需要有一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在处理灾荒或地方动乱时，地方官需要少
受干扰，而作更多的努力来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1345 年，中央派出12 个
调查组，每组以一个汉人、一个非汉人共同领导。他们赴全国各地纠正错误，
为民“造福除灾”。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土匪，在河南重新细致地划分
了各区域的界限。②
妥欢贴睦尔也在这个新举措中参加了一些方面的工作。他亲自告诫新上
任的地方官要有所作为，他也参预了对那些在地方上政绩卓著者的奖励与晋
升。
然而这些行政上的新尝试并未使元代中国的问题减少，反而在40 年代日
益增加，其性质、规模使得那些地方官或安抚地方的官员束手无策，因为他
们只能做到零敲碎补。中央政府现在还面临着持续不断的财政收入下跌。海
道漕运大幅度下降，由1329 年334 万石的高峰降到1342 年的260 万石；此
外，自1348 年起，方国珍弟兄为首的海盗活动持续不断，政府对他们镇压不
下去，只得试图安抚。③不仅如此，连绵不断的大雨使黄河河水猛涨，冲决堤
岸，终于开始改道，泛滥成灾。④应采取不同的行政策略似乎已提上日程，经
过官僚机构内部一些复杂的斗争，1349 年8 月皇帝将脱脱召回任职右丞相。
他们要寻找和实行激进的措施了。
脱脱以及他那一派人很积极很热心。据记载，
脱脱有意兴作，盖为前相无闻，其礼乐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大
有为，以震耀于天下，超轶祖宗旧法，垂名竹帛于无穷也。
这些话是否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乐观情绪还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在中央政府的圈子里存在着一股坚定的信念：危机是能够解决的，只要从上
层下达命令，一夜之间就可以重建一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个信念，就不会有
③ 详         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0—81 页。
① [656]宋濂（1310—1381 年）：《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648]杨瑀：《山居
新话》，35a—36b；
[653]《元史》，卷51，第1100 页；卷138，第3366 页。
② 见[621]苏天爵（1294—1352 年）：《滋溪文稿》，12a—15a；[625]杨维桢：《东维
子文集》，卷4，9a—10a。
③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8—89 页。
④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7 页。
① [652]权衡：《庚申外史》，19a—b。这段文字有完全不同的译文，见[84]窦德士：《
征服者与儒士》，
第96—97 页；[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译本《庚申外史》，第56 页。
后来的任何努力。
脱脱所有的新措施都是要保证中央的指导与控制。②他们也欢迎从下面来
的建议，但一经采纳，便由中央政府推行。地区与地方上的主动性则受到严
格的限制。
若按年代顺序，脱脱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必须立即广开财源。但他认为
增加土地、盐业、商业等传统税收的税率是不可行的，这些税收大多都在不
断收缩。接着是1350 年底决定印行新纸钞（但却并没有财源作后盾），1351
年首批就印行了价值200 万锭的纸钞，政府就靠这些纸钞的流通来支付劳工
与材料的费用。①
政府急迫地应付了经济问题之后，于1351 年4 月宣布了治理黄河的计
划，决定重修黄河下游河道，使之再从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反对此计划的意
见不少。脱脱和他的同僚也很清楚，还从没人干过这样的工程。但在通过发
行纸钞而筹集的资金基础上，1351 年5 月就开始了黄河河道工程，同年12
月胜利完工；17 万兵士与乡民参加了修河。欧阳玄代表官方撰写纪念文章—
—《至正河防记》，从技术上详细描写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示
庆贺。②
与此同时，与黄河工程有一段距离的淮河流域1351 年夏发生决口。民众
的起义接二连三，这些起义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大爆炸。土匪，宗
教信徒，以及其他叛逆者日益狂暴，他们一地又一地占领城市、抢劫店铺、
杀害官员，向地方上复仇。关于这些起义，剑桥中国史另有详述，③这里只简
略提及。脱脱及其追随者对这种动乱的爆发十分警觉，马上迎战，设法对付，
到1354 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控制了局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政权把
全国范围的平乱看作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并已充分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有些人认为元朝的正规军由于腐化、管理不当等原因，已蜕化到在动乱
时不能保卫王朝了。④这一说法可能含有不少真实性。但事实上，无论军队的
条件或训练状态如何，并没有要求一支随时保持充足兵力的元朝正规军来控
制14 世纪50 年代初期那些把中国都燃烧起来的暴动。一些蒙古军队起初没
有纪律，缺乏准备，但如果说他们开始时曾败给起义军的话，那么他们很快
就赢得了很多胜利。元军各部队由各族人组成，服役是强制的。特别是在中
国南方，地方民防组织必要时招募汉人，很大程度上靠他们来镇压起义，此
外别无他法。①
脱脱不但能设法创造一个全国性的镇压机器，而且能有效地控制它，这
点的确很不简单。时不时地建立与解散较大的军事组织，经常不断地将军队
将领从一地区调到另一地区，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王侯任命的头目都不允许
左右一次较大的行动，精心地从组织上将后勤保障与其他军事行动区别开
② 关于脱脱第二任期的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95—118 页。
① 元代钱币是个重要课题，西方文字的研究力作还是[127]傅海波的《元朝中国的货币和
经济》。近年的研
究成果有[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
② [653]《元史》，卷66，第1646—1654 页。据我所知，这篇文字还没有译文，但在李约
瑟：《中国科学
技术史》第4 卷有简略的介绍，见第325、344 页。亦见[551]杨联陞：《汉学综览》，第
222—223 页。
③ 见牟复礼与崔瑞德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撰写的章节。
④ 如萧启庆就持这一观点，见[195]《元代的军事制度》，第63 页。
① 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4 页等。
来。依靠上面几条，脱脱能够防止军权下落到地方手中，也能防止军队将领
在行省一级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那些最大的行动，至少是那些最具
象征意义的行动，脱脱都是亲自指挥，如他成功地于1352 年重新占领今江苏
西北的徐州这个极其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使淮河流域又恢复了秩序。
当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来自南方的漕运停止了。脱脱不与仍旧活
跃的海盗方国珍谈判恢复漕运，而是决定在京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个决
定与脱脱一向把行政管理权集中在中央的努力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相当庞
大、极端昂贵的行动，新发行了价值500 万锭的纸钞作为拨款，相当于黄河
改道工程费用的两倍半。
元朝时期中国北方异常潮湿，提早进行的试种证明了那里确实可以种植
水稻。分司农司于1353 年建立，从南方招募了2000 名修堤者和种稻农民，
发给他们钱钞，在这里工作一年，作为当地农民的技术指导，因为当地农民
不会种稻。另外，又从山东迁来一些农民以增加当地人口。国家还在河南行
省及辽阳行省南部建起了屯田。由于脱脱政治上的骤然倒台以及内战的继
续，这些国家所属的屯田实际上成功与否并不很清楚。但是企图一夜之间就
将中国北方千年农业传统改换过来的大胆计划，是脱脱认为振作起来的政府
有无限能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1354 年底，脱脱亲自率领了第二次军事大讨伐。这次是进攻扬州北面大
运河附近的高邮。高邮被原盐贩子张士诚所占领。这次讨伐成了脱脱最后一
次的官方行动。如果这次围攻高邮实际上能迫使张士诚投降（它几乎成为现
实），那么全国起义的支柱毫无疑问将会遭到破坏。果若如此，那些仍在活
动着的起义者，就会因被追捕而东躲西藏，他们几乎不可能幸存下来。然而，
就在围攻进行之时，妥欢贴睦尔出人意料地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做出一个错误
的判断，他下令将脱脱解职，并将其流放。很不幸，脱脱出于对朝廷的忠诚
而服从，高邮之围因此而解。元朝丧失了军事与政治的主动权，几乎马上就
要平息的起义又采取新的形式复苏了。而正是在这一反复中，一个新王朝明
朝出现了，13 年之后，明朝重新统一了中国。
脱脱为什么被解职？似乎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已成常规的政府
每五年一换班的周期所致。每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晚元统治集团的各派系
中，腐化、宠信以及个人感情的嫌恶似乎就达到某种严重的地步。脱脱的周
期也不例外，正是他自己的一个不忠的追随者哈麻在宫廷角逐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导致了他的垮台。而且，脱脱雄心勃勃的举措已走上正轨，目标几乎都
已达到，黄河被驯服，各处的叛乱活动几乎被摧毁。在脱脱的国事日程上，
除了一些细节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换届的时候到了。
在这一点上，人们还应认识到，那些在政府中反对脱脱的人，与其说他
们是出于个人的立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应当用不同的手段达到目标，
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脱脱大刀阔斧的行动要求纪律与中央集权：御史台
受到控制，行省和地方官员几乎没有主动性；军事将领在行动中也仅有最小
限度的行动自由。有明确的证据证明，1344 年至1349 年在职的行政官员中
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喜欢脱脱的严密控制，并对脱脱向忠于他的那派人给予的
保护有怨恨情绪。这些人现在要求恢复到分权的统治状态，要求在制度上给
地方和个人以更大范围的主动性。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使人想起北宋晚期改革
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妥欢贴睦尔也有他自己的原因要撤换脱脱。脱脱像他的前任、他的叔叔
伯颜一样，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或许是由于不经心，他未能及时表示
同意将爱猷识理达腊册立为皇太子，从而显露了他的这种权势。对此，妥欢
贴睦尔极为恼火和不满。是什么破坏了丞相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呢？
当时妥欢贴睦尔34 岁，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已进入一种半退休的状态。
①他跟他圈内的一些人一起定期带着宫中舞女们举行藏传佛教的密宗仪式。他
至少有一次资助108 名和尚游皇城。另外，他还亲手制造了一条样船，下令
据此建造一条大型游船在皇宫的海子里游玩。他本人还参与设计、制作了一
个相当复杂的大型宫漏计时器。②或许是为了这条新船，一项十分糜费的疏浚
皇宫水道的工程开始了。
同时，妥欢贴睦尔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让长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并担负起
一些统治方面的责任。1354 年爱猷识理达腊约15 岁，他9 岁时曾学过回鹘
文（畏兀儿文），10 岁学汉字。之后不久的1349 年，在举行了精心准备的
隆重仪式后，特别为爱猷识理达腊在宫内修建了一所特殊的汉式学校，有九
位老师任教。其中资格最老的李好文特地为他年轻的学生编写了与汉文主题
有关的四册课本。
四年之后妥欢贴睦尔又为继承人建立了詹事院，至少有83 名官员与办事
人员。此外，爱猷识理达腊的独立办事机构掌管着一个礼仪卫队以及两个卫
军机构，爱猷识理达腊个人有250 名怯薛歹。他们得到2.75 万锭的补助，而
爱猷识理达腊的夫人则得到10 万锭以上。一座没有使用过的宫殿经过修缮后
让爱猷识里达腊居住。爱猷识理达腊还有特权任命自己的宫员。1354 年年底
（脱脱在外征讨）爱猷识理达腊被授权审理所有上报他父皇的官方奏折。总
之，妥欢贴睦尔在很大程度上在皇宫内创造了一个新的、大的、昂贵的、有
影响的政治中心，以他指定的继承人为首。只剩下举行册封皇太子的正式典
礼了。
脱脱拖延这个典礼，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爱猷识理达腊的崛起对他是一
个威胁。但事实上爱猷识理达腊与脱脱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童年是在脱脱家
度过的，他10 岁时的启蒙汉语书是《孝经》，他的导师是脱脱家的家庭教师
郑深。①不仅如此，脱脱个人还捐了12.2 万锭，修建大都北门外的佛寺，为
的就是不断地为爱猷识理达腊的健康祈祷。
拖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爱猷识理达腊不是正宫之子，脱脱认为他不够
格。爱猷识理达腊的母亲原先是添茶倒水的宫女，出身高丽。妥欢贴睦尔很
宠爱她，1340 年立她为“第二皇后”。当时不少人反对这一举动，因为蒙古
人给予高丽人的地位从来很低，她的新地位对元与高丽之间的复杂关系会产
生影响。②妥欢贴睦尔的正妻是一位谦卑的蒙古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在婴
儿期就夭折了，生卒年月不详，但如果在1353—1354 年他仍活着的话，那么，
脱脱对皇太子问题有所踌躇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都只是推测：很可能
脱脱只是忙于处理帝国的危机而没有抽出时间来安排此事。问题的症结在于
皇帝怀疑拖延是有意的。1355 年春，脱脱被撤职之后，终于举行了庄严的册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帝在脱脱第一次任职期间（1340—1344 年）对朝政的兴趣达到顶
峰，见[150]藤岛建
树：《元顺帝时代》。
② [343]李约瑟：《计时器：中世纪中国的大型天文钟》，第140 页。
① [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
② 关于高丽对此事的记述，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31—262 页。
封皇太子典礼。
元朝的瓦解
也可能皇帝认为撤掉脱脱是很正常的措施。以往他曾多次采用这类措
施，结果并未妨碍王朝的完整。但撤掉脱脱事实上却结束了作为一个完整的
政治体系的元朝。原因主要在于，与1344—1349 年间的地方分权时期不同，
此时中国很多地方已创建了各种新的军事、行政机构来对付1351 年以后的暴
动；这些机构在人力与财力两方面都能够独立行动，并在不久后确实这样做
了。大都的权力机构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以一个具有中央特权的实体去任命
地区及以下的官员了。中国各行省都落到有自主权的地方人物（可能把他们
称作军阀更为合适）手中。这些人有些是早先的造反者，有些是镇压造反的
军队将领。从1355 年至1368 年，元朝中央政府尽了最大努力让那些在地方
上已自主的将领至少在表面上忠于朝廷，并且与诸如方国珍、张士诚这些名
义上投降的造反者进行谈判。同时，其他起义运动领导人如陈友谅、朱元璋
在脱脱倒台以后崛起并且建立了更有力的地方割据，从整体上持续地对元朝
采取敌对态势。所以，从各方面来说，元政府成了一个只能控制京城及其周
围地区的地区性政府了，尽管直到最终它还作为全中国的政府残留着它的正
统性（参见第九章）。
在妥欢贴睦尔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1355—1368 年）中，最重要的发
展就是奠基于南京的明朝的兴起，特别是1360 年明与儒家道德—政治革命
（实际上是原教旨主义的革命）的领导人的联盟。这场革命是在晚元统治这
个总的条件下，在1351—1354 年的暴动中，在脱脱倒台之后王朝解体的过程
中形成的。
要说明这个道德革命的根源，还需要多一点笔墨，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史、
家庭史、税务与财源开发、法律史以及儒家思想的发展等等敏感的话题。①
这个革命可以说是从基层积聚起了力量，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南地区。它早期
的一个表现可以追溯到1342 年，在财政收入无足轻重的绍兴，一项具有方向
性的赋税改革取得了成功。
然而，这是个处于庞大组织结构上的小裂缝，在这里，那些在朝和在野
的具有儒家思想的活跃分子克服了许多障碍，他们通过将改革与道德的重新
觉醒结合起来，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分派。通过恢复古老的乡饮酒礼，当地乡
民被有目的地分为好人与坏人两极，在这个仪式中，自私与不服管束被揭露
出来，公开遭到耻笑，而良好的德行则受到尊敬。1350 年这一做法在金华与
衢州也得到恢复。余阙作为官方代表进行了指导。他是1333 年的进士，前面
谈进士题名录的非汉人部分时曾提到他是一个唐兀人。这种活动颇费精力；
元政府的财政收入几近于零；以及它是在官方等级制度的如此低的级别上进
行（与脱脱的中央计划的压力毫不相关），所有这些都导致朝廷没有注意到
它。但是此举在当地儒家的著述中，是被作为道德上的一大胜利来庆祝的，
这些著述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广泛影响。如果说元大都的统治者对这个影响几
乎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么明朝的开创者则是马上给予了关注。①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新研究成果，有[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86]
詹尼弗·霍姆格伦：
《尤重于财产转移的早期蒙古与元代社会的婚姻和继承关系研究》；[276]兰德彰：《蒙古
统治下金华学派
的政治思想》。
① [83]窦德士：《1342—1359 年元代末年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和集权》。
在各地儒者的著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公众”对群众暴动以及1355
年元朝中央权力崩溃的反应。一般认为，暴动是公众对元政府的规模、开销、
腐败和由此产生的繁重的不公平的财政需求所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反应。为了
修正这些错误做法，一般都认为政府应大幅度削减支出，官僚机关应严惩腐
败（元朝在这些问题上从未有所作为，最终还是明朝将勤俭建国作为其指导
方针）。
关于1355 年以后元朝统治的地区化，儒家的看法不一，确实很难正确评
价。当时一些儒者提出任用割据一方的军阀如方国珍或张士诚等人为元朝省
一级官员的做法与周朝分封制是合拍的，因此可以认为是正统的，只要这些
人服从朝廷、严格按照伦理标准做事。持此观点的人相信只要儒者给他们施
以足够的道德压力，他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观点丝毫不切合实际，
但它可以保证减少武装冲突，并吸引足够的力量来保持直到14 世纪60 年代
中国南方许多地区还存在着的对元王朝的忠诚。
可是也有一些儒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力颇大，他
们是道德革命的代表。依他们之见，地方化没有任何好处，它不过是为横行
不法、贪得无厌、自我扩张以及由来以久的徇私偏袒和腐败堕落穿上了永久
的伪装，原先就是这些丑恶现象造成了元朝现在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一个
给予罪犯高职和荣誉的王朝必然会丧失社会道德方面的领导权。
这派之中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人物是刘基，他是1333 年进士录（50 名）
汉人中的第38 名。刘基在14 世纪50 年代初在地方和省级的几个较低职位上
任职。这期间他发现他的上级中有许多人胡作非为并着意掩饰，这助长了他
的不满。他早就是方国珍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致朝廷为维持和平决定招安而
不是镇压那伙海盗之后，他一度被投入监狱。后来，刘基于1356 年在江浙行
枢密院担任一个不大的官职——经历。这个部门是新在杭州建立的，也是14
世纪50 年代危机中元政府机构膨胀的众多例子之一。作为经历，他立即被派
到浙江内地，他在那里的上司是石抹宜孙，担任几个州的行政助理。接下来
便发生了元末历史上很特殊和关键的一幕。
由于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所以很有必要将当时的情景重新描绘一
下。远在大都的元朝中央政府尽其所能正在对付极为复杂的全国形势。当时
行省官员都握有很大的自主权。1356 年3 月，对地方官员的民族限制都被取
消了。造反者放弃了被战争毁坏的中原淮河地区，以期在其他地区建立根据
地：朱元璋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领导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派别的运动；
由于脱脱被皇帝撤职而在高邮得以幸免的张士诚，现在南下，占据了苏州。
江浙行省平章达识贴睦迩是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康里贵族，他采取非常的权
宜之策，试图挑起军阀的互斗，先是与一个军阀合作，然后再与另一个军阀
合作。1356 年，他诱使方国珍援助了一场抗击张士诚的战斗。江南行御史台
很喜欢这一策略。但是江南行枢密院坚决反对，部分原因是行省平章本人常
常任命憎恨方国珍的人在这个部门任职。各个机构均有自己的军队。另外还
有互不统属的乡兵武装，这些人经常出乎意料地变换立场，造成更为模糊不
清、复杂难解的局面。这就是1356 年元廷面临的支离破碎的局面。
刘基、石抹宜孙及其同僚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体系中只占了靠近底层的地
位，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有着明确的道德洞察力，在省内
公开宣传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并以此作为真正地长久地复兴元朝在中国统治
所必要的努力的惟一可行的实践样板。在省政权内部，善与恶判然分明，几
乎就像摩尼教的善恶两极那样，人们都滑向了两个极端。所有善的都是利他
的、中央集权制的；所有恶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搞地方独立的、地区化
的。要取得地方上的平定，就要将一切资源和领导权都集中在善的力量的领
导者身上，引导这股力量积极地不屈不挠地对抗恶的力量。例如，地主与土
匪就被认为是与方国珍勾结在一起的。与偏处中国东南的行枢密院中一位行
政助手的职位相比，石抹宜孙的作用是无可限量的。用刘基的话来说，他是
一位救世英雄，他的真正使命是整顿、复兴元王朝，就如两千年前齐桓公拯
救了奄奄一息的周王朝一样。
1357 年，元廷同意给石抹宜孙、刘基及他们这派人小小的提升，但拒绝
把他们升到元朝官僚机构中更有影响的地位上来。地区化的政策还将继续。
于是，就像当时省政权内部其他一些儒者那样，刘基因心灰意冷而辞职，并
写下他对于道德与政治的看法。1360 年，未来的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占据
了他们所在的地区，这些思想家们就投奔了朱元璋。所以，是明代第一位皇
帝而不是妥欢贴睦尔有效地实施了1342 年起就在江浙行省实行的均平赋役
和公众动员措施；是他接受了元朝于1357 年拒绝采纳的道德专制主义主张；
还是他最终在中国建立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①
① [82]窦德士：《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
结论：元朝为什么灭亡？
元廷在1368 年退回草原后的一些年间，仍旧声明自己是中国的朝廷，但
他们一直陷于想入非非之中，而不能使头脑冷静下来，去弄明白造成自己统
治灾难性垮台的原因是什么。相反，在明朝创建者的头脑中，这个垮台仍然
历历在目，他们认真思考元朝垮台的原因，以此作为反面教训，胸有成竹地
构筑起他们的明王朝。简单地讲，他们的药方是缩减官僚机构的规模，坚决
打击任何自私现象与腐化行为；由皇帝自己直接负责处理政务，行动中不能
顾虑重重和宠信偏爱（妥欢贴睦尔在这点上最糟糕）。这样，这一统治体系
就能真正使儒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得到加强，就能保证千秋万代的和平与繁
荣。
明朝的这些方针政策是否基于对元朝缺点的正确的公允的评价之上呢？
元朝的垮台是不是因为妥欢贴睦尔没有尽到责任，允许官僚机构中的派系斗
争加剧、腐化日增而没有加以抑制？或许是这样。至少可以以14 世纪五六十
年代当一个庞大的特权统治阶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所可
能发生的事件为例作出明白无误的解释：因地方自治而形成的全国四分五裂
的局面，确实给了那些地方大员们更接近财源的机会。
要将妥欢贴睦尔说成是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是很困难的。脱脱曾积极地设
法维持中央对全国资源及人事的控制权，当然部分地是通过印制越来越多的
没有任何财源为后盾的纸钞这样一种毫无前途的权宜办法，但这种通货膨胀
政策不能无限期地实行下去（事实上1356 年纸钞已毫不值钱并停止了流
通）。我们还可以说，由于脱脱杰出的个人才能，元朝才完整地存在了这样
长时间；脱脱的解职极不合时宜，在他离开后，中央集权的元朝统治也就不
复存在了。明朝开创者们从元末混乱局面中汲取的教训确实有某些合理的因
素。
然而，还应该回想一下14 世纪到处发生灾害这个事实。在各个蒙古汗国
内外，从欧亚大陆一端的冰岛和英国，到另一端的日本，各国都苦于瘟疫、
饥荒、农业减产、人口下降以及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免遭其中的
某些灾害。中国则无一幸免。在14 世纪中，至少有36 个冬天异常严寒，比
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①在黄河流域地区，水灾与旱灾在14 世纪似乎
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得都要频繁。②14 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
瘟疫。③妥欢贴睦尔朝几乎年年有饥荒的记载，这些饥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
政府要花大量钱财进行赈济。④自然灾害使众多的百姓背井离乡、陷于贫困，
酿成了14 世纪50 年代破坏全国的起义运动。
元末的各届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从这些灾难中解脱出来，他们并没
有忽视这些问题。从各方面来看，元朝在医药和食物的赈济上所作的努力都
是认真负责的、富有经验的。事实上，妥欢贴睦尔朝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
问题：面临这样反反复复的大规模的灾难时，还有哪一个朝代能比元朝做得
① 见[274]H.H.拉姆：《气候：过去、现在和未来》，第2 卷，第447 页。关于妥欢贴睦
尔在位期间严寒气
候的详情，见[653]《元史》，卷51，第1097—1098 页。
② [57]赵冈：《经济分析：中国历史中的人与土地》，第203 页。
③ [653]《元史》，卷51，第1111 页。
④ [653]《元史》，卷51，第1109—1110 页。
更好？如此反复的自然灾害长期积累的后果，很有可能使任何一个政府都束
手无策。如果中国正常的年景多一些，元朝有可能比它实际存在的时间要长
得多。
对于元朝垮台的主要因素及一系列原因，将来肯定还要有长时间的研究
与争论。但我们也要记住，从任何意义上说，元朝在历史上都不是盲目力量
的牺牲者。1368 年，元朝是被一个意识上极端、道德上激进的革命运动赶出
中国的。反抗者们以坚定不移的决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不懈的努
力。他们利用14 世纪五六十年代元政府一切明显的弱点，从而使自己看到了
一个和平安定的中国的前景。元朝政府本身也曾有机会去获得这种远见，但
它却令人不解地没有这么做。如此看来，元朝的最终倒台是因为明朝的开创
者决意要它如此。
第八章
元代政府与社会
政 府
元代政府结构的形成发生在忽必烈（世祖，1260—1294 年在位）统治期
间。尽管有元一代政府组成机构的功能与形成一直在变动之中，但忽必烈时
创建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基本组成因素一直保持到1368 年元朝结束。
在政府的创建中，忽必烈本人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为了创造一个反映
各种文化的官僚系统，他注意听取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畏兀儿人、吐蕃
佛教徒以及蒙古人的建议。元朝官僚机构所用的正式名称可能会导致这样的
结论：忽必烈不过是建立了一个近于纯汉化结构的政府。但实际上，元朝官
僚机构是由各种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因素相混合而组成的。即使是元朝官僚机
构中的“纯汉”因素，也能追溯到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以及汉人的
唐、宋各朝政府。
在忽必烈早期朝廷中影响最大的汉人是刘秉忠（1216—1274 年）。刘秉
忠是禅宗佛教徒，是蒙古皇帝的心腹。在刘秉忠与王鹗（1190—1273 年）、
姚枢（1201—1278 年）、许衡（1209—1281 年）等一小批汉人谋士的指导下，
在忽必烈朝的最初十年内，建立了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①行政、军事与监察
机关之间的三足鼎立、权力平衡的中国传统方式并没有改变（至少在表面上
是这样），建立了中书省处理行政事务、枢密院负责军事事务、御史台负责
政府内的检查监督的机制。②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的实际功能方面，我们看
到军事与民政的管辖范围有很大的重叠。汉族文士们对这种重叠有很多批
评，而重叠的根源则在于蒙古人传统上把军事部门和军队将领倚靠为政府的
核心。
尽管蒙古人倾向于将权力赋予军队，但他们在中国还是创立了一个自成
体系的文职官僚系统。在忽必烈统治时就形成的元朝文官机构的最上层是中
书省。虽然窝阔台（太宗）于1231 年首创中书省，但如同元朝政府大多数机
构一样，只是在忽必烈统治下，中书省才有了十分明确的权限。中书省是整
个文官官僚机构的神经中枢。在元朝的组织结构中，就联系与控制方面而言，
其大多数部门都最终对中书省负责。例如，军队将领与监察系统的高级官员
以外的人写的所有奏折都要通过中书省送呈皇帝。反过来，中书省也有权荐
举官员，草拟诏书，并奏请皇帝批准。除了作为联络中心外，中书省事实上
对帝国范围内所有的文职官员的任命都有控制权。但是，军队、监察、宣徽
院、宣政院和世袭的投下的职位则通过它们各自的系统来进行。
在元代不同时期，还建立过尚书省，结果被废置。但元朝从来没有运用
① 见[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刘秉忠的传见[653]《元史
》，卷157，第3687—3695
页。亦见[52]陈学霖：《王鹗》。
② 下述元代中央机构的情况，参看[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
412]拉契内夫斯基：
《元法典》，第1 卷；[653]《元史》，卷85—92《百官志八》。
过唐代存在过的三省制度，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①元朝中央政府没有
依靠三省而只是一省，这点与女真人的金朝极为相似，金朝于1156 年取消了
三省中的两个，而仅留下尚书省，下设六部。
仅依赖一省而不是三省，并不能作为元代政府中央集权的象征。很多其
他因素都不利于中央集权。明显的有，军事官僚机构侵犯文官权限范围的趋
势；处于政府正常控制之外的那些半自治的投下的存在；以及地区与地方官
员无视联络与控制的金字塔结构，而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在忽必烈朝这一职位由皇太子充任。由于
有元一代中书令一职经常空缺，中书令以下的两个官员右丞相与左丞相事实
上成了帝国职务最高的长官。他们直接控制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
部、刑部和工部。
在忽必烈时代正式建立起来的六部之中，吏部也许是最有影响的，因为
它有任命全部帝国文官的功能。那些与普通百姓有直接接触的地方文官们定
期由吏部进行考评，决定其晋升、降职或迁调。这些被任命的官员，其任期
应该是30 个月（若在京）或三年（若在行省），但在制度的实际执行中，常
出现任期长得多的例子。
户部掌管人口统计、赋税记录、国家财政、钞币以及官府制造业。户部
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是对元代典章中有关纸钞的详细规定加以实施。由于元
政府下定决心在帝国范围流通纸钞，印刷与管理纸钞的程序是相当粗放式
的。政府对此深为不安，这可以从伪造纸钞要判处死刑这一事实得到证明。
②
就政治与经济的权力而言，礼部的权限比吏部、户部窄得多。宫廷仪式、
音乐、聚会和祭祀等由礼部各部门负责，此外还有诸如追封庙号、供应御膳、
制造玉玺之类事宜。但礼部的权力不仅仅限于宫廷礼仪，它还延伸到制定限
制浪费的法令以及婚丧仪式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普通百姓生活的方
面。而且，礼部负责支持元代中国所有不同民族实行各自的礼仪的权利，别
的民族不必向汉族标准看齐。例如，畏兀儿人被要求按照自己的礼仪行丧；
如果他们无视自己的风俗而按汉人风俗行丧，他们的财产就会被没收。①礼部
还负责管理国家所属的学校和对宗教设置作出规定。②
六部之中的兵部最不重要，因为元代真正的军事权力在枢密院。1263 年
建立的枢密院，是一个独立的最高军事机构，而兵部仅是文职官僚机构中书
省的下属部门。《元史·兵志》在叙述元代军事组织机构时甚至不提兵部，
仅说“立枢密院以总之”，③从这里完全可以反映出兵部的微不足道。一切军
事机关，包括宿卫，在军事指挥系统中都是对枢密院负绝对责任的。
兵部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军屯人口、驿站人事，调拨军事所需牲畜，并监
督驿站的供应。但是到了1320 年，兵部对驿站的管辖权转给了通政院，通政
院是1276 年成立的独立于军事系统之外的专门综理驿站事务的机构。总之，
兵部的无权反映了蒙古人不愿意将他们的军事建制置于政府的文官机构之
① [653]《元史》，卷85，第2121 页。见[202]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28—31、40
—44、55—57 页。
① [628]《元典章》，卷29—30。畏兀儿人的丧俗，见《元典章》，卷30，8a—8b。在[7
8]柯立夫的《畏兀
儿人的丧葬习俗》一文中，有此段史料的译文。被没收的财产，限定为一半。
② 关于学校的规定，见[628]《元典章》，卷31—32；关于宗教的规定，见《元典章》，
卷33。
③ [653]《元史》，卷98，第2508 页。《元史》卷98 在[195]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
》中译成了英文。
下。将权力放在枢密院，元统治者就能够将军事事务与文官系统区别开来，
对文官保密。事实上，《元史》对枢密院的描写，一开头就说它“掌天下兵
甲机密之务”。①
刑部的职责在于起草刑法政令，复审涉及死刑的案例，登记罪犯家属与
注册没收物品。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元代刑部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它取代
了以往大理寺的案件复审权。大理寺是在北齐和隋朝创建的，是全国最高的
司法机关，而元朝却没有大理寺。从1283 年至1285 年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大
理寺曾仅仅在名义上存在过，实际上是临时代替了都护府。②这样，没有大理
寺，由刑部来做出与执行司法决定，这些司法决定只有中书省或皇帝本人偶
尔修正一下。
元代司法系统中刑部地位很高，但其权力并未延伸到与蒙古人和畏兀儿
人有关的案件中。大宗正府审断涉及蒙古人的案件，而有关畏兀儿人与其他
色目人的案子则由都护府审断。不同的民族按照各自的法律与风俗来判决。③
因此，蒙古断事官札鲁忽赤在宗正府内解决蒙古人发生的纠纷。如果涉案人
来自不同的民族，就由汉人与蒙古人混合组成一个审判组来裁决。1328 年以
后，此类案件由宗正府处理。
六部中的第六个是工部。其职责是监管官府作坊，修筑城堡，选调国家
工匠，铨选工匠官，征募政府工程所需劳力。
自隋唐以来，六部一直是传统的中国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因此元朝六部
的存在往往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元朝官僚行政机构是汉化了的。但是从这些
部的实际功能中，却反映出蒙古人是如何按照其优先考虑与方针而将这些机
构进行了改造。例如，兵部的架空以及对刑部管辖权的限制就是蒙古人进行
改制的例子。
蒙古人的地方行政管理与标准的中国地方行政管理差别颇大。蒙古人大
量运用分支机构，在类似中央机构的名称前加上前辍词“行”字，建立起行
中书省或行省以及行枢密院。蒙古人不是内亚民族中第一个依靠行政分支来
统治帝国的。三国时期（公元220—264 年）的魏首先使用“行台”这一术语，
指的是地方军事管理机构，这些机构都是临时设置的。①为元朝地方行政机构
作出先例的最重要的是金朝的行台尚书省，女真人的金朝在各地建立此机构
以监视当地军政两方面的事务。②
在元代，行政机关的分支有长久与临时两种类型。③中书省和御史台通过
永久性的行中书省和行御史台在地方一级行使其权力，而枢密院仅仅在军情
紧急时才设行枢密院，而且紧急情况一旦解除，这些行枢密院也就被撤消。
① [653]《元史》，卷86，第2155 页； [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 卷，第1
40 页。
② 关于元以前的大理寺，见[202]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468 页。关于元代的刑部
，见[63]陈恒昭：
《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78—79 页。
③ 分民族判案的例证，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82—84 页。
大宗正府在仁宗在
位时（1311—1320 年）改名为宗正府。
① 关于3—7世纪的行台，见[16]青山公亮：《历代行台考》。
② [488]陶晋生：《女真统治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489]陶晋生：《12 世纪中国女
真人的汉化研究》，
第35—36、43—44 页。
③ 以下叙述，参看[653]《元史》，卷91；[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 卷；[
105]伊丽莎白·恩
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
在元朝初期，当军事当局和民事当局集中精力巩固自己权力的时候，一些其
他的临时分支机构也曾在地方上建立过。如1263 年下令在陕西建置行户部，
负责征收当地赋税。④1276 年在华北大名府也设置了行户部以印刷纸钞在江
南流通，因为中国南方马上就要被占领了。⑤1274 年行工部的建置，负责管
辖两千多名曾逃离其主人的驱口。①但是这样临时的地区性的部门仅是一些例
外，元代史料中没有吏部、礼部、兵部或刑部通过分支机构或地方机构行使
权力的记载。
永久性的行中书省（或称行省）总共有11 个，是在忽必烈时期正式建立
的，为的是进行行政区的管理，抚绥边疆地区，管理漕运，在地区一级全面
负责军、政事务。在联络与控制的结构中，行中书省直接听命于中书省。开
始，在忽必烈继位之前的几十年中，蒙古人还处在安定华北的过程中，一些
兼管军、政的长官被称为行省，但是这些人的实际职责并未以条例固定下来。
前忽必烈时期，这些行省的官称有时可以与达鲁花赤及留守互换。尽管在忽
必烈时代军民分治得到巩固，但在行省一级军政管辖是合一的。行省对国内
戍军的大部分都有统帅权，但在紧急军事情况下要临时设置行枢密院统管军
队。
至少在1287 年与1309 年，行中书省两次在短期内被称为行尚书省，以
后又恢复其本来的名称。这种名称的变换在元代制度史上是很典型的。我们
可以断定的是，这种机构名称的改换，通常没有伴随着实际功能的变动。
一些历史学家曾强调行中书省对中书省的独立与自主，但元代史料却很
少有材料来证实这一观点。在叙述行中书省的职责与机构时，《元史》间接
提到它们有权根据需要任命自己的书吏、通事、知印、宣使以及衙门中的其
他一些低级人员，但还没有证据说明行省进而对级别较高的或者更重要的行
政官员有任命权。②
元代文官政府与早先的中国文官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京都以下的多层次
政府机构以及这些机构中文官官职的冗杂。这样，行省以下依次为：道、路、
散府或府、州、县，以及路或府之下被称为录事司的特别区。在行政宝塔层
中，并不是在每一层都必有下属机关。换句话说，11 个行省中的8 个直接管
辖府，它们中间没有路一级机构。而甘肃等处行中书省除了管辖7 个路以外，
还直接管辖两个州。
高丽行省，即征东等处行中书省，其下属政府机构又有所不同，因为在
元代高丽国王曾充任中书省左丞相，被授予权力选派自己的下属。①在蒙古人
第二次征日本失败的1281 年，日本行中书省曾短暂地存在过。②不用说，这
个短命的行省在日本既无职任又无权力；它的设立仅仅反映了蒙古人对于东
征的乐观，以及他们利用高丽作为侵日基地的意图。
统辖蒙古本土的岭北行省的组织亦与其他行省不同。尽管岭北地域广
阔，岭北行省下并无特别机构，仅设和宁路这一行政机构而已。
④ [653]《元史》，卷5，第90 页。
⑤ [653]《元史》，卷9，第183 页；卷157，第3697 页。
① [653]《元史》，卷8，第158 页。
① 见[653]《元史》，卷11，第231、236 页。
② 关于元代的高丽，见[181]威廉·E.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关于征东行省，
见[208]池内宏：《满
鲜史研究》，第3 卷。池内宏指出，征东行省在《元史》中亦称为征日本行省。
行省以下一级为道。那些由宣慰司管理的道，作为地区一级军政总管是
十分重要的。宣慰司本身掌管边疆的军务，监督当地的军队调动及其物资供
应。作为政府的一个地区性机关的道，其部分职能与御史台有关。御史台的
肃政廉访司设在道一级，其数目由1277 年的8 个到1299 年的22 个，逐年增
加。行省和宣慰司管理的道的地理范围跟御史台肃政廉访司下的道的地理范
围究竟是不是一致，我们还不是很清楚。①
道下边的行政级别为路。路依据人口及战略地位分为上、下两等。同样，
州、县亦根据人口多寡而分为上、中、下三等，而府并无此区分。《元史》
指出府的责任在于促进农业、监督军户或奥鲁，与路的职责相同。
行省以下各级政府机构有一相似特征，即每一级均有任命的达鲁花赤，
其级别、俸禄、衙门的大小都跟另一个主管官相同。例如，一县之长县尹与
县达鲁花赤领取同样的俸禄，两人有同样大小的衙门，两人的品秩亦相同。
虽然这种双官制可能起因于占领者的心理，但忽必烈时期以及后来的文职达
鲁花赤并未享受到什么特权。
元代有关携带武器的条例稍许显示了这样的迹象：文官达鲁花赤在这方
面比与他地位相等的行政官员要受到些优待。1263 年忽必烈即位不久下御
旨，特别给予蒙古、畏兀儿、回回、斡脱商人、猎户、弓手与达鲁花赤等携
带武器的权利。②可是元代儒官王恽（1227—1304 年）在其慷慨激昂的文章
中曾提到对武器的控制，他只提到军户、斡脱商人、弓手、猎户及回回这几
种人准许携带弓箭。此外他指出，行省文官三品以下均不准携带武器，在武
装起来的强盗面前是无力自卫的。③在王恽所列的有权携带武器的几种人中并
无达鲁花赤。文官达鲁花赤的最高品秩为正三品（上路），这也证明了王恽
的观察：所有副二品以下地方官在携带武器方面都受同样规定的限制。根据
元代其他有关武器的条例，只有在没有蒙古武官的情况下，文官达鲁花赤与
色目长官才能进入武库进行监督。①
达鲁花赤的日常职责与他们的同行一样，主要是对其他官员的工作进行
监督指导，并不亲自参与收税一类工作，因为收税要直接与当地百姓打交道。
即使根据民族成分来看，达鲁花赤与其他的地方政府主官也不是总能区分开
来的。忽必烈曾下谕旨，只许蒙古人充任达鲁花赤，在没有蒙古人的情况下
才任用色目人。但在实践中却很难行得通，有时候达鲁花赤这一蒙古人的职
位却由汉人充当。
由于人口有限，受过训练有能力担任达鲁花赤地方官的蒙古人供不应
求。从元代方志中可以看出达鲁花赤的民族成分与信仰是相当广泛的，有蒙
古人、回回、畏兀儿人、也里可温、汉人、女真人、钦察人、康里人、唐兀
人等等。达鲁花赤确实是有元一代蒙古人统治中国过程演变的缩影。虽然蒙
古人对定居民族进行统治时，不得不对自身的制度有所调整，但是他们仍然
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将这些制度保留到了最后。
① 关于宣慰司和道，见[653]《元史》，卷91，第2308 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
典》，第1 卷，第
93 页注1；[650]叶子奇：《草木子》，卷3 第64 页。关于肃政廉访司，见《元法典》，
第169—170、179
页，及[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34 页。
② [628]《元典章》，卷35，2b—3a。
③ [608]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4，6b—7a。
① [628]《元典章》，卷35，3a－3b。
在元朝统治下，地方官的人数和权力都增长得很快。由于科举直到1313
年才被恢复，所以它在元朝并不是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很多人不管是否受
过专业训练，都是首先当书吏，从无品秩或低品秩干起，直到年资较高时，
才可能取得地方官的品秩与薪俸。②
这一入仕过程与清朝不同。清代幕友常常已经是秀才或举人，却仍旧留
在幕府较长时间，等待清代官僚机关的空缺。元代的吏员不经过科举，他们
的升迁是通过周期为30 个月或40 个月一次的铨选。
举个例子，某人做了30 个月的县司吏并且铨选通过，就可以在府或州一
级为吏，又过30 个月，如果他能继续通过铨选，就可以担任路吏。担任路吏
之后还要通过三次铨选，即要当90 个月的路吏，才有可能进入官僚机构成为
正式的官员。总之，要在地方政府官僚机构中谋求一个小官职（其地位并不
比最高的吏高），一个人要花上12 年半的时间充当吏员。但30 个月期满后
是否能够得到晋升仍无保证，吏员往往是在同一级的不同机构之间迁调，如
库吏转为狱吏等。当时人对元政府的批评中就提到吏员从地方调至中央，然
后又调回地方，根本不考虑他就职的连续性。①
即使成为一名县吏也非易事。一个人在十四五岁时最有可能成为贴书，
也许干上十年抄抄写写的事而没有任何薪俸。然后到二十四五岁他有可能当
上县吏；如果幸运的话，他40 岁时可以成为路吏。
汉人学者对元代吏员的指责是十分强烈的。他们敏感地将官僚机构各种
各样的失职无能都归咎于此。虽然元代的吏员不是文盲，但他们通常仅有十
分有限的儒学修养，往往用法律方面的知识而不是伦理道德来处事。尽管他
们受到汉人学者的蔑视，但后者的儒学修养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官员的地位。
元代吏员不同于以往的吏员，他们长于法律的背景无疑使他们更适合主管衙
门，他们以精通法律而闻名，而正是这些知识与技能造成使他们对政府的日
常行政事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控制权。许多地方长官受到告诫，要
对他们的吏员进行控制。①
政府专门机构
大司农司、都水监和管理海外贸易、斡脱商人的机构均是文官政府系统
以外负责管理财政的机构，这些机构同样重要，而且更加专门。
甚至在创立正式的大司农司之前，忽必烈在他即位当年（1260 年）就令
全国各地的宣抚使挑选精通农业的人充任劝农官。②《元史》称赞忽必烈及时
地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经济的基础，“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
金所能比哉”。
东部蒙古人决意留居中国不仅仅反映在忽必烈1260 年将首都从漠北迁
② 以下叙述参看[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5 章和[298]牧野修二：《元代勾当官体系
的研究》，第65—66
页。
① [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2，3la。
① 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88—98 页；[276]兰德彰：《蒙古
统治下金华学派的
政治思想》，第184—185 页。实例见[604]张养浩（1270—1329 年）：《牧民忠告》，1
0b—11b、13a。
② 关于司农机构，见[653]《元史》，卷87，第2188—2189、2193 页；卷93，第2354—2
357 页；亦见[412]
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 卷，第188—191 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
，第43－64 页。
到中原上，而且还表现为1260 年以后他们曾数次为中国农业经济的繁荣作出
了努力。1261 年创建第一个监督农业的管理部门——劝农司，1270 年由司农
司取而代之，司农司的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农业与
水利专家们被派往各地调查并上报官员在劝农方面的成绩与失误。实际上，
在官员的铨选中是要考虑这些活动的记录的。
后来，在1270—1271 年，司农司又更名为大司农司。尽管以后又有三次
更名（农政院、务农司、司农寺），1286 年以后还是一直使用大司农司这个
名称。①
征服南宋10 年之后，即1288 年，在江南设立行大司农司。成宗铁穆耳
汗时期，这些行司于1295 年被撤消，但这并不表明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就
不重视农业了。各地方官，特别是达鲁花赤，继续在当地社会负责推动并保
护农业生产。元代的一条史料谈到江南设行大司农司的最初目的是调查那些
隐瞒农业资产以偷税漏税的大户。由于这类隐瞒的例子没有发现多少，所以
在1295 年就将行司撤消了。②
毫无疑问，政府介入并监督农业始于忽必烈时期。不但在这期间创建了
监管农业的机构，而且司农司还印行了《农桑辑要》这本有关农业的手册，
这是一部元朝早期百科全书式的农书，它的印行是为了让天下人都能读到此
书的内容，因而掌握农业技能。③翰林学士王磐为它作的序承认《农桑辑要》
是根据以前的农业手册编纂的；换句话说，此书关于农业技术的知识并不是
新的。据王磐讲，此书旨在教育政府管理农业的官员。④
除了刊行农书外，元廷在13 世纪70 年代初即根据以前基层社会组织中
早已存在的某种形式建立了农业团体——社，社的头目无薪俸，他们在社中
应促进农业生产，维护义仓，监督赋役，培育正确的道德风尚。每社由50
户组成。但是，是否13 世纪中国农村所有地方都存在这种单位还不能确定。
不管怎样，在地方社会建立国家组织这一做法与忽必烈34 年中始终为恢复战
后的中国经济所作的努力是相一致的。
与大司农司类似，都水监也是一个专门的行政机构，“掌治河渠并堤防
水利桥梁闸堰之事”。①都水监创于1291 年，1292 年领河道提举司，这样，
有关内河道的所有事物都统管起来了。毫不奇怪，政府又设置了行都水监来
处理地方问题和自然灾害。
还有一些与大司农司、都水监相似的机构也同时建立起来，以管理海外
贸易，特别是对斡脱商人的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②蒙古亡宋之前，这种监督
① 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第48 页认为大司农司在1290 年撤消后再未重置。我未看到
1290 年撤消大司
农司的直接证据。实际上，《元史》，卷87，第2188 页有1290 年后大司农司的叙述；《
元史》卷17，第
372 页，提到了1293 年的大司农司江南分司；《元史》，卷43，第908 页，提到了脱脱在
1353 年被任命
为大司农司的长官。
② [640]《大元官制杂记》，5a—5b。亦见[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
41—42 页。
③ [634]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卷12，1a。
④ [605]《农桑辑要》，7a。
① [653]《元史》，卷90，第2295—2296 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 卷
，第267 页注2；[202]
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542 页；[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42—
43 页。
② 关于海外贸易，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222—236 页。关于斡脱商人及
其经商活动管理的
史料，见[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所引资料。
机关并不存在。只是到了忽必烈时期，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并因此而从海外贸
易税中获取利润，元政府才重新设立市舶司。这样做是仿照宋朝的先例。宋
朝于1087 年在福建沿海重镇泉州设市舶司，1277 年元朝也在那里设立了它
的第一个市舶司。1293 年市舶司的数目增加到7 个，因为忽必烈的理财大臣
想通过船货和贸易的税收来充实国库。
市舶司的主管部门并不是固定的：有一时期属地方盐政机构管辖，而另
一时期又属泉府司这个主要的商业管理部门。元代海外贸易历史是与回回等
其他外族商人的活动密切相连的。那些商人与蒙古皇室及政府官员在贸易上
的合伙关系被称作斡脱（蒙语ortogh，起源丁突厥语ortaq；波斯语ūrtaāq
也源于突厥语ortaq）。1286 年忽必烈的大臣卢世荣甚至试图停止所有的私
人对外贸易，为的是让政府与斡税商人垄断海外贸易，但没有成功。①
泉府司并不是元朝所设的第一个控制斡脱商人的机构，最早是1268 年设
立的斡脱总管府，接着斡脱所或斡脱局也于1269 年建立。1280 年泉府司取
代了总管府，监督皇族对斡脱商人的投资。这些资金贷给商人，资助西域地
区的陆地商队和海外贸易。所以，泉府司1286 年掌管市舶司这一事实表明斡
脱商人在海外贸易中起了比私商重要得多的作用。相比之下，斡脱商人在汉
儒心目中留下的却是很不受欢迎的形象。
军事
关于元朝政府与社会的军事化程度，学者们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显然，
文、武两个官僚系统是分立的，尽管也有证据表明军队将领并非根本不插手
行政事务，而行政官员也并非不介入军队事务。虽然可以说行政官僚机构基
本上是汉化的，军队系统基本上是蒙古式的，但是，我们有关蒙古人对行政
官僚系统的创新与改造的讨论就说明它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②
另一个问题是军事制度是否纯粹蒙古式的。甚至早在征服中国北方的那
几十年当中，也就是在忽必烈上台以前的年代里，由于蒙古人人数有限，他
们就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吸收外族军队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当时，色目人，从
摇摇欲坠的金朝叛逃过来的女真人，急欲抗金的契丹人，以及征募来的汉人
都对灭金作出了贡献。民族区分是蒙古军队组织的一个惯例。所谓汉军由北
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组成；而蒙古军与探马赤军则由蒙古人组
成。南宋被征服后，当地的居民被编入新附军。
忽必烈将成吉思汗的蒙古贵族亲兵怯薛扩编为宿卫，而宿卫的民族成分
也不是单一的，其中一半为色目人与蒙古人，一半是汉人卫兵。到14 世纪初，
宿卫因其具有的吸引力而使自身的民族成分受到了影响。其经济与社会地位
的优越引诱了很大一批汉人平民加入怯薛，虽然元廷在尽力使怯薛成为内亚
军事力量的基础与核心。
从管理系统上说，宿卫的各卫由独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管辖，
但枢密院不直接管理驻防在大都路以外的各省军队。驻防军从万户府（蒙古
语为tümen）中抽出，万户府对行省负责，而行省是文职官僚系统的地区行
政机关。这种在地区一级的军、政权力交叉，其目的显然在于促进文武双方
① [628]《元典章》，卷22，47a。
② 舒尔曼在[443]《元代政治组织上的若干问题》，第27 页就用了“汉人官僚和蒙古人军
事二元制”的说法。
的合作。但是如我们以上提到的，在诸如反政府暴动的紧急情况下，临时性
的行枢密院就会建立，直到紧急情况解除时为止。
在管理屯田的过程中，军、政管辖权也是交叉的。其中有些屯田与军户
直属枢密院，有一些归大司农司，还有一些直属宣徽院，为宫廷和政府部门
提供所需的特殊产品；又一些归中书省；另外一些则由行省管理。①
军、政官僚系统合管的还有奥鲁，或称军户。奥鲁户的管理似乎自然应
属军事机构，因为招募兵士、征集军需品应属军务。但1268 年对这些军户的
管理权转给了地方文官，专门管理奥鲁的军事机关撤消了。文官对他们辖区
内的奥鲁户不再实行免税。所以枢密院在这场所谓的文武管辖之争中，提出
那些辖有奥鲁户的地方文官应属枢密院，甚至还应根据枢密院的文官等级系
列来决定他们的升降。①
军、政官僚系统的共同点是蒙古人强调世袭官职。在元代，做文官的一
条主要途径是荫补，即高级官员有特权提名他们的子孙继承他们的职位。②
而武官的儿子，主要是蒙古人、色目人的子弟，能够在其父亲去世或退休、
甚至晋升时继承他的职位。蒙古人传统上重视忠，将忠作为最基本的美德，
而武职的世袭在蒙古统治者的眼中是保证官员可靠性的最理想的途径。当
然，这种对忠的强调妨碍了有系统地寻求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十三、十四世
纪之交官僚组织呈现蜕化这一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到了13 世纪60
年代，虽然军、政官僚成员都享有固定的薪俸，传统的蒙古价值观念如忠诚
与世袭等还是决定了中国官僚系统的演变。
御史台
文武两个官僚系统的成员均受御史台的监督，御史台是元廷的第三大机
构。③元朝跟以往各朝在监察制度方面的不同之点在于其活动范围更广、官员
数目更多。这种人员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拓宽是与御史台本身组织层次的激
增相联系的。御史台只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元代地方政府管辖层次增多以及
随之而来的必须增加官员人数来填补更为复杂的机构这一总趋势。
蒙古人在大都的御史台有32 个监察御史，江南、陕西两个长期设立的行
御史台分别有28 个与20 个监察御史。另外，还有两个短期的行御史台分别
设于河西（13 世纪70 年代末至1283 年）和云南（1290—1297 年）。
尽管行御史台受权监督11 个行省，但一直是24 个监察部门（初名提刑
按察司，后名肃政廉访司）在监察着较下层的政府行政机关。
元朝有关照刷与刷卷的规定清楚地表明御史台是参预政府的日常事务
① 见[653]《元史》，卷100，第2558—2579 页；卷87，第2204 页；[110]法夸尔：《元
代政府的结构与职
能》，第50 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177 页。
① 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81、193、 135—136 页；[105]《蒙古在中
国的统治》，第2
章。
② 关于元代荫的特权，见[102]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世袭特权荫》；关
于军官的承袭，见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25—27 页。
③ 以下关于元代御史台的叙述，参看[653]《元史》，卷86，第2177—2182 页；[203]贺
凯：《元代在监察
史上的贡献》；[201]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25—28 页；[202]贺凯：《中国
职官辞典》，第
61 页；[821]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研究》。
的。对于日常文书与案卷中有关日期、签名、印章、计算等内容的检查、订
正、核实，这些单调乏味的工作都有监察人员的参预。①从中书省到县一级，
所有的政府部门的文书案卷都定期受监察人员的审查。能够得以免检的只有
那些涉及军事机密的文书案卷，例如，军队及马匹的数目等就属于头等机密。
元朝御史台的职责也包括告诫规劝，这类活动传统上是监察系统之外的
专门机关的特权。从元代开始，御史台以及后来的监察部门既监督又规劝，
二者同时进行。
元朝御史台在政治上很活跃，因此对宫廷复杂的派系斗争不能不卷入。
例如，一位监察御史出于政治目的弹劾并因而导致了很有权势的右丞相脱脱
于1354 年年底被削职。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脱脱的倒台是元朝走向厄运的转
折点。
在京御史台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是蒙古人与色目人，只有少数是例外，
但品位较低的正七品监察御史对汉人是开放的。事实上，1268 年京城监察御
史的前12 名均为汉人。虽然1282 年蒙古御史的人数超过汉人，但值得注意
的是有两个南人于1285 年被任命为御史。1286 年江南行御史台新设14 名监
察御史的名额定为蒙古人，仅有四个汉人名额，可是有几个汉人学者也成为
监察御史，他们之中有的是1315 年后的进士，有的以前做过国学祭酒，这一
事实说明御史台的职位远不是仅仅限于蒙古人与色目人才能担任。①
皇家机构
在军、政、监察系统以外还有一些部门，其职责范围是服务于皇帝本人
与皇族其他成员。实际上元朝户籍分类中有些户就是直属这些皇家机构管辖
的，如负责匠户、打捕户、鹰房户的各院司。②
在保证皇室福利的部门中最重要的是宣徽院。元代宣徽院相当大，它沿
袭了唐、宋、辽、金的先例，是一个汉式机构。在忽必烈时期，宣徽院于1278
年设立，掌供玉食等皇家事务。这类事务在忽必烈以前则由宿卫军怯薛执掌。
③但怯薛并没有完全由汉化的宣徽院所替代，因为宿卫的成员实际上还是在隶
属于侍正府的下属部门服务。
蒙汉成分的混合一直是元朝官僚机构的一个特征。我们也能够找出没有
汉人的纯蒙古人机构的例子，如宣徽院下属的阑遗监。阑遗监的职责是管理
那些遗失无主的物品、牲畜、人口（主要是奴隶），为其寻找主人；如果找
不到主人的话，就将他（它）们转给皇家。阑遗监的职能显然反映了蒙古人
对财产所有权以及什么属于皇家财产等观念；另一方面，毫不奇怪，这一机
构理所当然归纯汉式的宣徽院所辖。
除了众多负责皇家物质福利的机关以外，皇帝在礼仪和知识方面的活动
① 见[628]《元典章》，卷6，14a－18b；[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 卷，第
40—41 页；[203]
贺凯：《元代在监察史上的贡献》，第221 页；[821]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研究》，第
2 卷，74a－77b。
① 关于汉人学者的实例，见[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4 卷，第439 页。
② 法夸尔在《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一文中将服务于皇帝的机构与服务于其他皇族成员
的机构截然分开，
本处则采用了与他不同的分类方法。
③ 关于宣徽院及其分支机构，见[653]《元史》，卷87，第2200—2213 页；[412]拉契内
夫斯基：《元法典》，
第1 卷，第143—146 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9—40 页。
则由翰林兼国史院、蒙古翰林院等其他一些机构负责安排。
将翰林院与国史院合一的改革是1261 年忽必烈听从年长的老翰林承旨
王鹗的建议而实行的。①显然是王鹗试图说服忽必烈有必要开始编修辽、金史
以及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的历史。1264 年，随着迁都大都（今北京），翰
林兼国史院正式设立，因此而奠定了撰修辽、金史的基础。
翰林兼国史院以外，还有一个蒙古翰林院，它负责起草蒙文谕旨，将官
方文书从蒙文译成汉文或其他文字并作为副本。②每一份文书都用八思巴文和
畏兀儿字蒙古文写出。八思巴文据藏文字母创制，竖写；而畏兀儿字蒙古文
是1204 年采用畏兀儿字母书写的蒙古文。畏兀儿字与新创的八思巴文同时使
用，虽然1269 年3 月曾下旨令此后用八思巴文撰写政府所发文书。有资格上
疏的官员要用蒙古文上疏，所以蒙古翰林院在上传下达、与皇帝沟通方面起
着关键作用，因为是蒙古语而不是汉语才是元代中国的官方语言。
蒙古翰林院还负责蒙古国子监与蒙古国子学，教育蒙汉权贵子弟。1269
年在各路所设的蒙古字学接收一批官员的子弟侄孙入学，对他们的民族成分
并不考虑。1315 年蒙古国子学有50％为蒙古人，可惜我们没有蒙古字学学生
成分的资料。但据说，那些有心在元朝做官的汉人是有机会学习蒙古文的。
与蒙古国子监和蒙古国子学相当的汉人机构属集贤院管辖。①国子监招收
七品及其以上朝官的子孙，可以是汉人、蒙古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三品及其
以上的朝廷官员可以推荐有特殊才干的平民作为国子监的免费旁听生。1285
年集贤院由翰林院分出来，并附加了一项职责：由国家任命的道教管理人员
兼管全国道观道教事务。
在管理道观等道教事务方面，元代中国的集贤院的作用与宣政院并无什
么根本的不同，后者直接管理全国的佛教徒，并在名义上管辖吐蕃地区。还
可以找出另外一个相对应的现象：集贤院靠任命各道观的道长来监督道教，
这样的做法也类似于元廷对儒学书院的规定。儒学教授与书院山长均由政府
指派或者是要经过政府批准。
如果说元廷曾有意通过归并而将宗教与教育建置罗致到其官僚机构系统
中去，那么最多可似说这个成功是拼合而成的。宣政院很多高级官员是僧侣
或佛教信徒，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宣政院对佛教徒（其实也包括道士、回回
和其他信仰者）宽容地实行免税。这种免税在宣政院与地方官员之间引起很
大摩擦。元末30 年间书院数目骤增的现象也可以用同样的现由来解释。把土
地捐献给书院的人可以免除强征的差役，而元末的徭役负担不但相当繁重，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另外，还有一些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从它们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
① 见[46]陈学霖：《元代宫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2－64 页；[52]陈学
霖：《王鹗》，第
54—57 页；[653]《元史》，卷87，第2189 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4
8—149 页。
② 关于这一机构及蒙古学校，元代官方文书使用蒙古文字的情况，见[653]《元史》，卷
87，第2190—2191
页；[412]《元法典》，第1 卷，第149—151 页；[552]杨联陞：《〈元典章〉研究》，第
126—128 页；[105]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3 章。
① 下文所述集贤院、宣政院和元代学校的情况，参看[653]《元史》，卷87，第2192—21
93 页；[412]拉契
内夫斯基：《元法典》，第2 卷，第25—26 页；[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
教育制度初探》；
[480]孙克宽：《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第223—224 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
吐蕃人》，第311—315
页；[272]鲁比·拉姆：《元代书院的作用》。
的功能，例如太史院、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太医院等。有些机构负责管理
皇太子、皇后属下的匠户，其中一部分工匠及其家属划分为民匠，另一部分
为怯怜口（蒙语口语ger-ink’e’ü，书面语ger-ün k ■begüd），意为“家
中儿郎”，即僮仆或奴隶工匠。元朝王室、贵族都有分封得到的世袭占有的
匠户，这是蒙古早期遗留下来的习俗。由于经常在各居住地之间迁徙，需要
带着整批有技能的工匠和奴隶来修建住所。
除了分配工匠，蒙古统治者还将土地尤其是中国北方的土地（连同土地
上的人口）分封给蒙古诸王、贵族和勋臣。对这种分封所用的术语不一，主
要的是“投下”，意为封地，或分地（分配的领地）。①经皇帝批准得到封地
的领主，可以任命自己领地的达鲁花赤和扎鲁忽赤（断事官），通过政府通
常的渠道来任命的官员是少数。有元一代，朝廷与诸王之间为了取得对领地
经济、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斗争不断，并经常导致政府最高层的动荡。
《元史》有一卷专门讲岁赐，在北方，赏赐的是银与丝，在南方，则是
纸钞。领取岁赐的大多是皇室或蒙古贵族成员，而岁赐的来源是分地里的汉
族人口。分地的这些汉户一般在交税给领主的同时，还要向大都的元廷交税。
我们应指出，《元史》中的岁赐卷在各史均无前例。以往的断代史没有这样
一卷，因为这种制度是纯粹内亚式的，起源于蒙古人早期将征服的人口和部
落作为分子（战利品）分给统治家族的成员这样一种习俗。与此类似，很多
元廷的制度与做法是以汉化的官方术语来称呼，但这不过是外表，同它们的
内亚实质相距甚远。
① 关于投下的研究成果很多，如[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41－47、209 
页；[105]《蒙古在
中国的统治》，第4 章；[502]伊森拜克·图干：《〈元史〉中的岁赐门》。
社 会
把国家机器与社会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探讨是历史学家们对中国进
行研究、写作时所用的一种现代模式，然而13 世纪的蒙古人却没有这样的区
分。由于源于部落与军事社会，13 世纪早期中期的游牧蒙古人几乎不存在社
会分层。在财产拥有两极分化这个现象上，游牧社会远没有定居的农业社会
那么极端和那么容易衡量。①例如成吉思汗早期的随从称作那可儿，即伴当，
成吉思汗是平等对待的。随着成吉思汗权力的增长，那可儿成为享有特权的
亲兵与家内侍从，他们实际是侍卫亲军怯薛的骨干。同时，他们被成吉思汗
作为弟弟对待。成吉思汗在世时，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极不分明，二者都是随
着战事而变动着。
蒙古社会自然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礼仪和禁忌，一些曾到过哈剌和林的也
里可温教士曾写下详细的记载。但是，与汉人利用宫廷礼仪来确定特权与社
会地位相比较，元大都宫廷里的蒙古人一定显得格外不正规，事实也是如此，
蒙古人在这些仪式上是颇不讲究的。因此，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元朝社会的顶
层，对蒙古宫廷生活的性质有所了解。
大都的蒙古宫廷的松弛气氛，明显地表现在蒙古统治者对姓名丝毫不避
讳。②汉人曾注意到蒙古人餐桌上的举止及其烹调方式，这些蒙古人更喜爱的
饭菜并不是汉式的。③例如，蒙古人吃饭时用小镔铁匕首切肉，就有损于他们
在汉人儒士眼中的形象。
但这并不是说蒙古人对汉人仪式一概不要，在儒士的极力说服下，蒙古
统治者默许了郊祀等儒家仪式，可他们一般不亲自参加这些仪式。这完全可
能是因为蒙古皇室觉得八思巴所传的佛教仪式更合他们的口味。皇室成员亲
身参加每年正月举行的佛教仪式，并观赏汉人、回回、唐兀人艺人表演的戏
曲。①蒙古统治者也一直举行萨满教仪式。显然，在他们看来，源于不止一种
宗教一意识形态传统的正统地位并不存在什么矛盾的地方。
在帝国首都大都，蒙古人居住的方式也表明了他们在固守草原习俗。毫
无疑问，大都作为一座帝国都城采取了汉式建筑模式，但是直到14 世纪，一
些蒙古统治者与皇室成员依然愿意住在市区皇家花园里搭起的帐篷中，不肯
住进宫殿，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忽必烈曾下令将蒙古草原的草坯运来移
植到皇家花园，而帐篷就搭在这些移植过来的草地上。其中有一个花园中的
毡帐十分高大宏伟，而宫殿内的墙上还有一些是兽皮布置。帝国另一都城上
都，在大都完工以后主要用来作为皇室成员打猎消遣的场所。②
所有这些有关餐桌举止、典礼仪式、住房搭帐，以及打猎的细节，都说
明在很大程度上皇室对于模仿汉人生活方式并不热忱，他们对汉族文化也没
有太大的兴趣。当然也有例外，元文宗图帖睦尔（1328—1332 年在位）支持
① 对此问题的讨论，见[154]欧内斯特·盖尔纳：《迁徙无常的家》。
② [650]叶子奇：《草木子》，卷3，第59 页；[628]《元典章》，卷28，6b—7a。
③ [322]牟复礼：《元代和明代》，第204—208 页。
① 关于元代礼仪作用的最优秀的著作是[126]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
神：元代的正统观
念》，参见该书第32—35、60—61 页。
② 关于元大都的深入论述，见[478]南希·S.斯坦哈特：《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
烈的帝都大都》。
学术与艺术，他曾在京城建立奎章阁即是一例。③蒙古统治者还对《孝经》表
现了极大兴趣，下旨将此书译为八思巴蒙古文，并印行分发给蒙古诸王。①
皇室之外，虽不占多数但为数不算少的蒙古人开始学习汉文化，并在追
求文学艺术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些人多出身于蒙古贵族。②这些有成就的
蒙古学者中有一些是汉人母亲与蒙古父亲的混血儿。很明显，他们是在汉人
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虽然这些汉化的蒙古人在中国全部蒙古人中只占很小
的比例，但在元后期他们的人数颇有增加。
汉文化对整个蒙古民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反过来，蒙古人的宫廷生
活在中国整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反映。对于这种在一个民族当中保持另一种民
族的独立性的特殊局面，人们还是要问，中国社会在外族非汉化的统治下，
是怎样运转与进展的呢？
比较早期的一种对元代中国社会的看法是蒙古人对整个社会强加了严格
的等级制。③元代社会根据民族成分而划分为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西域
人）、汉人（北方中国金朝原来统治下的各族人）以及南人（倒台的南宋统
治下的居民），一级比一级低下。在过去的50 年中许多学者已经不再认为等
级制在元代中国起作用。根据官方规定，汉人是不能担任达鲁花赤等官职的，
但事实上却很容易找出汉人当达鲁花赤的例子。元政府曾试图把一些职位专
门留给某些民族成分的人，但这些规定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破例，说明有相当
大的政治上的灵活性。当然，在汉人学者看来，当官的途径与传统的方式完
全不同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蒙古统治者不曾试图造成这样一个有等级的社会：他
们自己以及在征服中国前就与其结为联盟的色目人将受到最优待遇。虽然由
于人口比例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在几乎所有各级政府中都任用了汉人，但是
蒙古人还是尽力保留了对非汉族人的一定的优待。
就处于上层的民族来说，突厥人在13、14 世纪的中国当然是仅次于蒙古
人的最受信任与优待的民族。这种优越的地位最容易得到解释，因为在13
世纪初叶，蒙古人已经与突厥各部落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关系。①到1225 年，
畏兀儿、哈剌鲁、钦察、汪古、克烈、乃蛮等都归降了成吉思汗（其中克烈
与乃蛮究竟属蒙古语族还是突厥语族仍有争议）。蒙古人采用了突厥畏兀儿
竖写的文字来书写蒙古口头语言，而突厥人，其中有许多是畏兀儿人，充当
了前忽必烈时期蒙古人的军事谋士、书记官、大臣与行政官员。这一时期东
部草原通行的语言是突厥语而不是波斯语。
在忽必烈时代，相当数量的突厥人继续在朝廷担任顾问、皇室子弟的导
师、翻译与武官。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和帖尼别吉就是一位克烈公主，忽必烈
本人就是在这些突厥谋士们的环绕中成长的。在忽必烈以后的元代朝廷，突
厥人在政治角斗中取胜，他们之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是钦察人燕铁木儿（死于
③ 见[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478]《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第38 
页。
① 见柯立夫对《孝经》蒙文译本研究的前言，[71]《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第
70 页；[118]傅海
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第22—24 页。
② 这一观点来自[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
③ 下文关于元代社会的论述，参看[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556]易洪明（
译音）：《元代阶
级制度：评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① 见[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
1333 年）。
在各突厥语部落中，畏兀儿人在蒙汉文化中间所起的沟通作用最大，很
多畏兀儿翻译把汉文与其他语言的作品译成蒙古文。从其中一些畏兀儿人在
中国文学及学术上的成就来看，他们无疑是汉化了。色目人中取得进士头衔
的多是畏兀儿人。
但如果仅仅依据民族成分来判断元代中国谁属于上等人是不准确的。有
一部分人得宠于蒙古人，似乎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宗教或者是由于他们在经商
方面的作用：穆斯林斡脱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商人组织的成员与蒙古皇室形
成合作（斡脱）关系。汉文史料仅仅提到他们是穆斯林，但有关他们的民族
背景资料则很缺乏。元朝有关赋役的规定力图澄清斡脱商人的纳税类别：如
果他们是穆斯林或者是商人，他们的户税并不能免除；只有穆斯林军户或者
是居住在清真寺的无其他生计来源的穆斯林（阿訇）能免税。虽然斡脱商人
与皇室有优越的共同经商的关系，他们也要和其他人一样交同样的税。①但汉
人儒士将斡脱商人看作是很得宠的商业与宗教方面的上层人物，指责他们偷
税及放高利贷的做法。在这些方面，肯定有一些斡脱商人是有责任的；但也
很可能是蒙古人乐得让穆斯林去承担这类攻击，因为蒙古人自己就可以解脱
了。
有一些汉人商人在蒙古人的庇护下也经营得不错。张瑄、朱清这两个海
盗在13 世纪70 年代连同其船队归降了蒙古。他们在从江南到大都的海运中
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也从中取得暴利。张、朱两人生前不仅有权印钞，而且
被授予通常只有蒙古或色目人才能享有的军事头衔，他们也不必服役。虽然
最后张瑄被处死，朱清也死得极不体面，但这两个汉人商人的成功表明了蒙
古人在中国与他们在欧亚其他地域的统治一样，对那些为朝廷服务的商人是
给予重赏的。
除了民族、宗教、商业方面的上层以外，蒙古人对南宋原有的大地主也
是优待的。征服中国北方时对女真人及汉人所造成的经济上的混乱远远比征
服南宋时对南方大地主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事实上，江南作为税收基地的
重要性阻止了蒙古人进一步扰乱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世袭制的
投下分地绝大多数都是在北方分封的。蒙古人充分认识到了江南对于整个中
国经济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他们在忽必烈时期完成了对大运河的修建，大运河
是长江流域与首都大都之间极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纽带。
在元朝的经济政策下，江南地主受益匪浅，其间惟一的例外，是忽必烈
的大臣吐蕃佛教信徒桑哥，于13 世纪80 年代后期到1291 年曾发起一个运
动，追缴那些未曾上交的钱谷。桑哥刚被处死，他那很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
便被纠正，江南不用再被强征繁重的赋税了。所以，江南汉人地主可似被视
为经济上的上层，在元代他们总的来说是不受干扰的。①
蒙古人主要根据各种不同的职业对元代中国社会的人口进行了户籍分
类。②诸如民户、匠户、窑冶户这些从事生产的非上层的户籍主要由汉人和南
人组成，而蒙古人主要划分为军户、打捕户与站户。色目人一般划分为军户、
① [629]《通制条格》，卷2，14b－15a。关于元代中国的穆斯林，见[427]罗沙比：《元
代初期的穆斯林》。
① 见[513]植松正：《元代初期对江南的控制》。
② 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364]大岛立子：《元代的匠户》；[854]萧
启庆：《元代的儒户：
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
斡脱户、商贾户（不是所有的非汉族商人都是斡脱）和宗教户等。各种户籍
大多世代相承，在蒙古人看来，每一种户籍都是为国家服务的。依据民族成
分以及各类户籍职业对国家经济的相对重要性，由蒙古人决定是否给予免除
赋役或给予其他福利。
然而政府却对儒户给予生活费，免除劳役与从军义务，这似乎与蒙古人
的标准相矛盾。蒙古皇帝勉强同意了那些要求给儒户以优待的上疏，很可能
是为了抚慰这一比例很小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1276 年儒户仅有3890 户，
蒙古人完全可以不要求这部分人承担对国家的某些义务。儒户的数量一直比
较低，主要原因是儒户并不世代相承，不够格的学者就有可能失去这一地位。
元代社会的最底层是各种奴隶。与中国以往各代相比，元代奴隶的数目
增加了。为解释这一现象，历史学家们深入研究了蒙古人成为征服者之前其
社会内部的发展状况。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倾向于将13 世纪初的蒙古
社会描述成正经历着从奴隶所有制阶段向封建制早期阶段的转变（他们遵循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都必经这些社会经济阶段），但苏联
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却坚定地认为，蒙古人没有经过奴隶所有制而是直
接从氏族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①虽然这些争论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没有直接的
关系，但可以充分说明在叙述早期蒙古社会里奴隶的作用这一课题时历史学
家们所遇到的困难。13 世纪蒙古人确实占有奴隶，这些奴隶常常是战俘而不
是蒙古人，但是将奴隶占有说成是蒙古氏族游牧社会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
不正确了。
在元代中国，奴隶对于蒙古兵士的经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②蒙古人在军
事征战中获取战俘，很多战俘成了奴隶，即驱口。驱口及其家属分配给兵士，
从事耕作，因为蒙古士兵们都厌恶自身从事农耕。很多驱口是汉人。到13、
14 世纪之交，相当多的驱口逃亡，导致蒙古军户破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从13 世纪末开始，蒙古男人和女人也开始到印度和穆斯林国家做了奴隶。
虽然元代中国大多数奴隶是13 世纪的战俘，但也有证据表明有元一代强
迫为奴及买卖奴隶的现象一直存在。有些人是在国内叛乱中被抓为奴，但也
有些人只是被强词夺理的官兵强逼为奴的。当时的人曾目睹大都存在奴隶市
场，痛惜人被当作牛马一样对待。然而对蒙古人来说，奴隶在概念上与所有
权（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是相连的。阑遗监的存在就可以表现出
这一点，无论是逃跑的奴隶、丢失的物品，还是无主的牲畜，毫无区别均归
阑遗监处理。
元代政府与社会既是中国过去的延续，又使中国过去中断。元朝的政治
制度与统治方式建立在蒙古、内亚和中国的先例上，要将各种因素区别开来
常常很难做到。蒙古人常常利用汉人的方式达到蒙古人自己的目的（例如，
利用汉族人的“荫”袭来维持民族特权）；他们也利用蒙古人的方式来达到
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国土地上的王朝都力争达到的目标（如建立达鲁花赤这一
制度来监督当地政府）。
① 见[841]高文德：《蒙古奴隶制研究》；[712]卢明辉：《三十年来中国蒙古史研究概况
》；关于苏联和蒙
古人民共和国对蒙古社会和元史的研究，见[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苏联对
前现代化中国的研
究》中的“元代”部分。
②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21、29—30 页；[100]海老泽哲雄：《元代的
契约》。日本学者
对元代中国的奴隶有很多研究成果。
蒙古统治上层的特殊需要使一些本不可能在蒙古人中出现的统治方法产
生了。研究元代中国的历史学家还在对蒙古统治的独特因素进行评价，或者
更确切地说，是对那些构成其统治方式的“非汉”的（实际存在的或可以领
悟到的）因素进行研究。对元代政治制度与社会实践进行识别、解释和评价，
可以为历史学家进一步确认蒙古统治时代的与众不同的特征。
第九章
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1215—1368 年
中国历史中的蒙古时期
1260 年忽必烈取得了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大汗（更恰当地说是可汗）的
称号，到1271 年年底他更进一步，宣称从新的一年起，将国号改为“大元”。
他这样做是听取了汉人和汉化了的非汉人谋士的建议，新国号运用了谋士们
提供的中国历代所惯用的隐喻。他们采取这样的国号是为了将外族征服王朝
纳入中原治国的传统中来，以体现出他所宣称的仁政是以他的中国臣民及其
文化传统为目标的。①这样就有了一个恰当的幌子，但又毫不掩饰蒙古人入主
中原以扩充自身并巩固他们的比中国还要广阔的军事帝国这样一个事实。他
们处于这样的压力之下：一定要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以便剥
削和利用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国家的资源。早从1215 年成吉思汗攻打女
真金朝起直至1368 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在这150 年当中，蒙古人成功地运
用了灵活的手段。忽必烈汗1272 年采用中国传统的国号这一举动，标志着蒙
古人在政府模式上开始大受汉族的影响。长久而辉煌的忽必烈朝，也标志着
元朝统治方式最充分的正规化。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对于那些企图把蒙古人
的统治与它的根源——草原传统和蒙古帝国的规范标准，这是蒙古人从完全
不同的历史体验中得来的——割裂开来的汉式“指导”，忽必烈是不一定都
接受的。
然而，从那时起，中国人却将蒙古统治当作符合他们政治传统的一个正
统王朝接受下来。虽然现在有充分证据说明那一个半世纪构成了中国社会历
史的一个时代，而中国人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毫不含糊地
认清这样的事实：在那个阶段中国社会的管理确实是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
化。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对元代社会历史产生的效应，我们还必须努力
对元以后的历史所受到的影响作出评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持
续性是主流。1240 年蒙古人摧毁了基辅，不久钦察汗国又占领了斡罗斯公
国，一直到1480 年占领才结束。历史学家们在叙述俄罗斯历史时，指出这导
致了俄罗斯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①而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却看不到这种
根本性的转变。在东亚，蒙古人的征服终止了一些民族的历史，改变了另一
些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民族，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蒙古民族自
1215 年至1234 年蒙古人取胜的早期年月里，他们摧毁了其领土大部分
在中国北方边疆的女真人与党项人的国家，这两个民族的成员大量流散或实
① 改建国号诏书的译文及改建国号意义的讨论，见[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的前言，第3—21
页。
① [165]查理斯·J.哈柏林在《钦察汗国与俄罗斯：蒙古对俄罗斯中世纪史的影响》一书
中，没有提出这里
所说的俄罗斯“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的说法，不过是强调了由“蒙古影响”促成的
文化延续及对俄
罗斯社会的有益推动。俄国史学家始终否定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起过好的作用，哈柏林意
在纠正这种观点。
相反，中国史学家尽管对其亦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强调外来统治对中国的破坏，而是强调
文化的延续性，
不过这种延续性是因为对中国文化输入了“积极”的因素，而不是外族影响。
际上消失了。对汉人的征服则不存在类似的现象。早期征服战争中的那种一
味的屠杀不再常见，无论如何，再对付如此的大乱时，其屠杀的规模可能已
不再那么大了。13 世纪40 年代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
变。这以后的蒙古征服者蒙哥（125—1259 年在位）和忽必烈（1260—1294
年在位），与他们那可畏的尚武前辈们相比，更能从蒙古国家的利益出发，
有目的地、有成效地对待他们的定居臣民，而中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归并到蒙
古大帝国中的。他们的政策也较好地适应了被征服民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
上，这种利益的一致起到了作用。这样说并不是否认那些随后发生的与中国
正常秩序不合的灾难性的偏离，但是中国人最终感受到，在蒙古人这种前所
未有的对古老文明进行征服所带来的灾难中，他们生存下来而且胜利了。
除外界强加的危机以及汉人对危机的适应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论据
有力地说明元朝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中国文明中的
一些基本的变化，特别是在组织政府与治国方略方面，在那个时代的末期已
经显现出来。这可以看作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趋势已经达到了它的顶
点，而蒙古统治这一特殊条件更增强了这种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
虑到破坏性的变化，以及汉人对外族统治带来的所有这些新因素所做出的不
同反应。这里采用的观点是后者，一系列直接由蒙古统治产生的情况，可解
释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许多问题。从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去罗列证据要比仅从
政治领域做起来困难得多。本章旨在提出一些在今天历史学家们看来对研究
元代有意义、有重要性的社会史方面的问题。
元代中国的人口
一些有关元代社会的最基本的事实目前尚无定论，仍在讨论研究中。最
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还无法确定中国人口的数字及其分布。本章后一部分将
说明，为了社会管理这一目标，元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都更重视
对其属民按地位与职业进行分类统计。但是，户口、人口实际统计数字并没
有像其他中原王朝那样与财政制度直接挂钩；而且元朝负责人口、赋税、土
地登记的行政系统并不十分有效。因此，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历史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忽必烈朝晚期1290 年的那次统计，是元代历次统计
中最可靠的。按照《元史》的说法，①在籍的有1319 万户，计58834711 人（见
地图37）。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这里既没有包括新征服的云南行省，也不包括一
些分散在边疆地区的州县级行政单位以及住在山区、沼泽和其他边远地区的
人口，另外，有几个较大的类别，如僧道、兵士和属于投下的户口都不在其
内。
征服南宋后元朝所作的仅有的另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是在1330 年，这
次新统计的数字表明人口仅有微不足道的增长，所以，很可能其中大部分数
字取自1290 年的统计结果，并非新的人口统计数字。据1290 年人口统计，
每户平均人口约4.5 人，似乎低于实际，但也不是不可能。假设13 世纪70
年代征服南宋后不久元代中国的人口约6500 万，这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明
初1393 年的统计数字为10652789 户，60545812 人，这与1290 年的数字是
能吻合的，每户平均人口为5.68 人，总人口6050 万，跟一个世纪以前元朝
的数字很接近。有一部长期以来令人信
服的著作认为1393 年的实际人口要更多一些，这部书还指出在进行人口登记
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财政收入，所以不交税的儿童、寡妇与年老体弱者是
不必计算在内的（若都计算在内，每户平均人口就会多一点儿）。①这样，元
朝1290 年的数字似乎从明朝早期也就是1393 年的数字得到了进一步的确
认。
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相信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中国的人口在宋代要
比这多得多。1109 年北宋政府登记了2000 万户（人口总数应超过1 亿）。
1200 年前后，金与南宋的人口总和超过1 亿。②很难相信到了13 世纪中国的
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元朝灭亡之后经过1/4 世纪的恢复，到14 世纪末人口还
是那么少。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松散，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能力进
行彻底的统计，还有一部分有意的漏报，比如分给蒙古贵族投下的驱口户等，
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290 年的数字如此之低。③1393 年当明朝的行政能力
加强，有可能进行较全面的统计时，明初的统计数字应有显著增加，至少户
的数字应该是接近实际的，即使由于仅考虑财政收入而使人口数字发生了偏
差。不料，这些数字却与1290 年的数字很接近。尽管这些数字没有一个能看
作是努力对全国人口进行全面统计的结果，尽管这些统计是出于财政管理的
① [653]《元史》，卷58，第1346 页。
① [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10—12 页。
②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③ 关于元代漏报户口的情况，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28—135 页。

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行纯粹人口学的研究，但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人口增减及
人口分布的总趋势很可能还是反映现实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1200
年到1400 年之间中国人口曾发生灾难性的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端情
况。
如果进一步仔细研究这些数字，更显得以上设想是可能的。1207 年主要
领土在淮河以北的金朝的人口统计为840 万户，5350 万人（每户平均6.63
人）；1223 年南宋在籍的有1260 万户，以每户5 口计算（宋朝的统计无人
口数字，不管怎样，每户5 人的比率并不算高），假定为6300 万人。1215
年蒙古人入侵北部中国，而1215 年中国人口总数就可以由以上两组数字相加
之和得出，约在1.1 亿人到1.2 亿人之间。如果我们看一下1290 年元朝在籍
人口的分布，我们会看到华北平原人口损失最为严重。1215 年至1234 年蒙
古—女真之间的战争；1235 年直到1260 年忽必烈登基这几十年松弛的管理
所导致的混乱；以及忽必烈朝初期河北、山东军阀的反叛，所有这些都对这
一地区起了严重破坏作用。 1290 年人口统计中与河北、山东大致相当的行
政区划的数字，可以拿来与1207 年、①1393 年在这一地区注册的统计数字相
比较，见表8。
表8 河北、山东注册的户数
1207 年1290 年1393 年
330 万130 万110 万
1207 年总共330 万户这个数字意味着人口总数为1700 至2000 万。1290
年在这两省注册的仅仅约有这个数字的1/3：如此锐减在当时中国北方是很
典型的，包括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可能直到16 世纪末，中国北方的人口才
恢复到12 世纪末13 世纪初的水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在人口统计中显示
出来的这种减少现象是由于进行户籍登记的行政机关不力，还是由于人口的
实际丧失所引起的。如果是后者，我们也不清楚是否由于人民逃难而大批内
徙、死于战争、死于由战乱带来的饥荒及疫病，还是由于生活艰难和处于乱
世而大大降低了出生率所致。
有很多材料充分说明13 和14 世纪华北大部分地区长期频繁遭灾，但人
口史的准确数字却不能由此引申而出。如果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本可指望这些流民的后代会在1393 年的人口统计数
字中显示出来，结果却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人口的减少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
的，战争、天灾造成人口锐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中又很难使人口得到补
充，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面对这样大的一个谜是很麻
烦的：如果现代历史学家们不能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以及波动的
原因，他们怎么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自信地说出什么来呢？①
① 1207 年的数字来自脱脱等编的[646]《金史》，卷24，第572—578 页；卷25，第599—
616 页；卷26，
第627—629 页，缺少后来隶于江苏的3 个州和隶于河南的7 个府州的人口数字。1290 年
的数字，来自[653]
《元史》，卷58，第1347—1383 页。1393 年的数字来自[184]何炳棣：《1368—1953 年
的中国人口研究》，
表3，第10 页。
① 邱树森、王颋在[775]《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对有关元代人口问题的历史资料作了
全面分析。这一研
究引用了元代的统计数字，估计有20％的人口没有登记。他们估计从1290 年括户后到134
0 年的几十年中，
虽然数字资料目前尚不能解开元代人口史之谜，但幸运的是与定性有关
的资料却能使历史学家们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作出比较满意的结
论，当然决不是说没有不同的意见。
元代实际户口最高曾达到1990 万户，近9000 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
1368 年元朝灭亡
时，只有1300 万户，6000 余万人。这一结论有两个问题，它提出了人口大幅度增减，却
没有分析1290 年
至1340 年间人口的年增长率，而这对估算1340 年的最高人口数是很必要的；该文亦没有
解释为什么1368
年后的数年间没有再次出现大幅度人口增加。此外，还需注意两次灾难性的人口锐减，人
口减少了30％至
50％，一次在1215 年之后达到高峰，一次在1340 年之后。因此，这一研究值得认真推敲
。
社会—心理因素
汉人在历史上有好几次经历了外族统治，但此前还从没有外族统治整个
中国的局面。1206 年成吉思汗被他的蒙古部以及与之结盟的各部接受为大
汗，以后的10 年中，蒙古军队曾数次对中国北部地区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在
占领华北以前，他们首先征服了其他两个外族建立的政权：党项人建立的位
于西北的西夏，它亡于1227 年；征服女真人的金朝花了20 年，1234 年金朝
终于灭亡。在蒙古历史的这一阶段，蒙古军同时西征，横跨亚洲大陆进入欧
洲，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任何一个不识时务而对蒙古进行抵抗的国家或城堡，
但并不是要占据和统治它。中国北部屡遭蒙古军队的蹂躏，而当地军阀常常
只是相互争斗，不能控制局面。所以说，在某些地方如何维持和平与秩序的
问题，便在当地社会出现了。
中国北部这种不稳定的总趋势，从13 世纪50 年代开始转变。这时期成
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被指派处理蒙古世界帝国中国地区的事
务。1253—1254 年，忽必烈攻打中国西南，征服了云南，50 年代末他深深地
卷入了中国北方的事务，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统治者，他开始任用汉人
和其他族人做他的幕僚。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于1260 年继位成了大汗。他成
为淮河（与南宋的界河）以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并宣称了他对蒙古大帝国
的绝对统治权。他从没有使这一宣称名符其实，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事务，
包括13 世纪70 年代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征服，这就又导致他对中国作出长
期规划并对在中国的统治更负有责任。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治
这么一个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的国家，对这些出类拔萃的蒙古征服者来说是
一种新的挑战。连续几个阶段的征服，在中国人当中已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这种外族征服对汉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最了解这一点的士大夫来说，
具有矛盾的意味。一方面，中国获得了10 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忽必烈的
将领们征服南宋以后，一些汉人高兴地看到那些长期被分隔在南方的人们又
能够到北方去参观他们仰慕的中国文化古迹，像山东的孔子墓和陕西的汉唐
都城。将全体中国人统一在一个受命于天的政权之下，从汉人的心理来说是
极其重要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垮台的宋朝被推崇为具有高度文明和繁
荣文化的朝代。具有鲜明对照的是，蒙古人是外族，他们给被征服者印象最
深的是军事上的勇武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究竟这些草原斗士们是否能屈服
于中国文明，或者说中国方式，还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有些汉人不接受蒙古
统治，拒绝为新政权服务，仍旧执拗地忠于已经垮台的宋朝，中国传统对此
是赞同的。惧怕蒙古军事力量并且从一开始就认为蒙古人不配统治文明的中
心而加以拒绝，无疑加强了这种反作用力，它一直持续到13 世纪末，甚至还
要晚一些。
然而，中国的文明对一个新王朝是否为正统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蒙古人
看来是通过了这个检验。天命论并没有限定中国的统治者必须是汉人，只要
求他们接受中国封建体制所依据的框架（正），并且将全体中国人都归于一
个整体的统治（统）之下。①这个天命理论暗示了一种依附于神圣的礼仪观念
的人类伦理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一种由符合儒家标准的官
① [86]戴仁柱：《史学观和杨维桢的〈正统辩〉》。关于“正统辩”的背景，见[48]陈学
霖：《中华帝国的
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 年）的讨论》。
僚机构实行的卓有成效的文官统治方式。
忽必烈声称他的蒙古皇族是受命于天的，尽管他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一
套而仅凭武力来进行统治。他正式宣称天命所授是在1272 年宣布新的元朝国
号的时候，而真正得到确认则是在又过了几年征服南宋之后。那时候，忽必
烈让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正式退位，然后给予他微不足道的称号与收入。蒙
古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他们在接触汉人的那套纲常名教时仍然是
很谨慎的。他们可能已经正确地预计到假若宋统治者公开承认天命的转移，
就可以进一步减弱汉人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对抗，如此做法也给汉人转而服务
于新的政府铺平了道路。
与初兴时期的蒙古人的做法相比，忽必烈和他那一代蒙古将领在中国的
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在适应中国的环境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但是后来蒙
古人的政府却未能与汉人的理想模式合拍。忽必烈是最懂得中国的一位蒙古
统治者，他为设计既能满足蒙古帝国需要又能符合汉人要求的模式而开创了
一个光明的起点。在维护蒙古人利益的必要前提下，一些出色的蒙古官员、
一批色目人和很多汉人儒生做出极大努力，合理有序地统治中国。但是，元
朝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史上从未成为正常的时期。在直接为蒙古皇帝利益服务
的军事系统与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式文官政府系统之间，不能很很协调的矛
盾始终没能够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继忽必烈较长而且有远见的一朝之后，以后的（直至1368
年元朝灭亡）历代蒙古帝王，大多短命且无建树，他们常常成为相互竞争的
派别的傀儡。由于处于持续不稳定状态，蒙古的力量逐渐削弱，政府出现了
质的蜕化。名义上的准则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很多官员和百姓都
产生了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情绪。只有很少的汉人还在以此为据对蒙古人受
命于天的正统性表示怀疑，而更多的人则开始预言蒙古人将很快失去天命。
说汉族精英们接受了蒙古人统治的正统性可能是过于夸大，虽然他们中很多
人无疑只是默认了这一点，这是他们在不利的局面下尽力把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这种情况在汉人作为统治者的朝代也不是没有的。无论如何，服务于正
统的统治者，忠于任命自己为官员的统治者及其朝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
儒家思想一直是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汉人对蒙古统治的异乎寻常的反应是
非常复杂难解的。①
当代那些把元朝当作非常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当时人以及中国
传统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找到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们的
观点。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他们总是忽视元朝
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历史是独
立于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②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时
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和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各自都是有确实根据的，
我们应当努力超越这两者的局限性。但是，是汉文文献的记载为这两者提供
了主要的资料。我们要有洞察力地利用这些文献才能理解这两个社会的关
系，理解二者并立产生的中国当时特殊的条件。
①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② 当代中国学者李则芬将此称为中国元史学的三弊之一，见[762]《元史新讲》前言，第
1 卷第2 页。当代
的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缺陷，但是还没有克服它。
我们不可能指望过去时代的汉人，即使是不太远的过去，都能用我们今
天认为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汉蒙关系。例如，汉人的记载常常对蒙古社
会的懈怠和政治上的缺陷表示诧异。同时，这些记载总是致力于维护汉人的
文化信仰、汉人的制度与理想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元代政府中他们所熟悉
的汉化组成部分是最根本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出，记载中真正能够说明他们
观点的证据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少得多。我们还应对植根于蒙古人的规范的特
殊因素予以应有的重视。
大多数汉人表示，他们相信天命确实赋予了蒙古大汗，从而使蒙古人坐
上了中国皇帝的宝座。今天我们看到是蒙古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其他帮助使他
们获胜。我们也很容易看出汉人的观点是他们在被征服后所作的理性的思
索，如果不是天真的话。汉人相信或者说希望征服者们采取一些他们传统模
式中的方法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们只意识到人类一个文明的优势。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看到蒙古人在中国也像在草原、在中亚和波斯、在俄罗斯那样，
对他们征服的所有这些地域的各种文明都能灵活地适应。汉人所观察到的蒙
古人对他们大一统文化的尊敬，事实上是蒙古人奉行的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最
大限度地为蒙古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决策。①
13、14 世纪的汉人学者与官员往往注意到蒙古人童稚式的简朴、诚实、
大度和信任这些美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式的野蛮人”，但同时他
们又是通向文明道路上的倒退者。然而我们却能认识到蒙古人无论是可爱还
是可畏的品质，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剥削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这方面他们是相当
精明的。忽必烈汗首先将蒙古人的长远利益与他们称霸世界的中国基础统一
起来，但并不放弃以蒙古为中心的考虑。接下来在元朝中期和后期，接受一
定程度的汉法是以牺牲蒙古人对草原的控制为代价的；对这一过程究竟能走
多远，以及假若蒙古人能再在北京继续统治一个世纪会有什么后果等问题，
当代的历史学家还持有不同意见。①这一问题无论多难解答，却不是历史事
实。1368 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的时候，他们身上仍旧保留着草原民族的基本
特征。这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们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成功，为什
么他们不能继续作为漠北的强有力的民族而存在。但他们在中国统治的失败
却最能说明他们的汉人臣民生活的特殊条件。汉人如何适应那些特殊的条
件，将是以下讨论的重点。
①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1251—1259 年》，
第221—225 页。
① 萧启庆在对元代蒙古人的开创性研究中，分析了78 位掌握汉学和汉文化技巧并在元代
文献中有明确记载
的蒙古人。他的结论是到了元代末期，出自精英家族的蒙古人大多已经“儒化”，他们未
必是蒙古人中的
主流，但采用汉文化的趋势却在不断加强。见[858]《元代蒙古人的汉学》。
社会阶层：传统精英与新兴精英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认为所有影响社会地位升降的阻碍已在宋朝（960
—1279 年）有相当大的削弱。也就是说，在宋代，较高的社会地位是通过科
举或运用其他个人能力而获得的个人成就。以前靠家族的巨大财富和显赫地
位来保证世代相传的精英身份与政治地位的模式，到了宋代已让位于更符合
儒家开放社会的理想：进入上层社会圈子是通过个人努力，这些人来自更广
阔的社会基层，官阶不是世袭的，这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②
更新的学术成果对以上学术观点有所修正，但没有否定它。这一开放社
会的理想对社会意识产生的影响是生动深刻的，其影响的程度，比对东、西
方其他前近代社会的影响都大。在蒙古征服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命中注
定的贵族，没有法律上享有特权或被剥夺了权利的封闭的阶级，没有哪个阶
级的人根本无权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成为官员，也没有哪一部分人口被系
于一定的土地或职业而不得流动。当然，以上是指一般情形，不论是社会顶
层还是底层，肯定有少数例外，但不是主要的。人们普遍认为是生活在一个
开放的社会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贫穷还是富贵，官员还是百姓，这一认
识都是对社会理想和社会行为的有力推动。
由于宋代的绅士阶层享有国家给予他们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程度的
社会声望与利益，因此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是社会与政府的理所当然的引路
人。他们受益于复兴的儒家，即理学；历经三个世纪，儒家战胜了它的竞争
对手佛、道两家，确定了自己无可争辩的稳固地位。
学者和官员们被称之为“儒”，包括那些有望当官、实际当官和已经引
退了的人物。儒在中国历史这一时期是指接受孔孟之教或是有文化修养的
人；在宋代社会，个人最高的奖赏、最大的满足是成为儒。“儒”这个词不
仅限于绅士阶层，最受尊重的画家是儒士艺术家，最有知识的医生是儒医，
甚至军事将领也努力争取得到儒将的称呼（但宋朝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明显的
加强）。国家通过各种法律、经济以及制度上的调整，承认并鼓励这一趋势。
这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领袖集团因此而与宋朝的存亡有最大的利害关系。他们
发现他们的理想在中国北部甚至得到外族征服者女真金朝的有力支持。即使
当北方已落入蒙古人的先遣部队手中时，南宋儒士们的心中仍充满自信。而
在蒙古征服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中，他们丧失的最多，感到的痛苦也最大。①
草原游牧社会的组织是迥然不同的。虽然从实践上看，有能力的军事领
导人大可派上用场，因而使得精英圈子相对来说是对有非常能力的人开放
的，但他们的部落军事社会是按以下的原则和理想组织起来的：封闭的社会
阶层，世袭的特权（即使最初是凭个人功绩挣得的），世代相承的职业和地
位，以及根据实际的或者传说的血统把人们分为不同类别。蒙古人将这样一
种社会制度带到中国，并力图以此为其征服者的利益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蒙古人的理想与他们的现实也是有差距的，但是他们对社
会的期望却与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征服民族带来了如此不同的组织社会
的经验，使处在征服民族统治之下的那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汉人受到的震惊比
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元代社会史可引出许多有兴趣的问题，比
② 对宋代的最精辟的描述，见[433]佐伯富、竺沙雅章：《宋代的新文化》。
① [854]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
如经过不断的修正，蒙古人是怎样将自己的统治经验运用于统治中国的，他
们的主张在中国社会得到实施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汉人是如何抵制和适应蒙
古人的统治原则的，这个前所未有的环境给中国的社会基础带来的持久变化
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元朝是处于汉人统治的宋朝与汉人重建统治的明朝之间的外族统治时
期。明初的政治格局同宋代的对比是极其强烈的，这一点十分明显；人们可
以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相当程度上蒙古人统治的累积性结果。但是中国社会的
结构或精神所经历的深刻而持久的变革，除去其中的某些变化（并不是所有
的变化都是机能失调或阻碍生产的）可以观察到影响外，就远不是那么清楚
了。可以肯定，汉人中的许多文化精英对元朝统治给他们所崇尚的社会与政
治生活模式带来的中断是痛苦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强烈地倾向于将注意
力集中到理想的形式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上，从而忽视或低估这种中断的累
积性后果。重复一遍我们先前谈到的一点，我们在阅读当时人的感想时必须
格外谨慎，要加以分析。
经历了1215 年至1234 年间对中国北部的金朝的征服后不久，蒙古人在
中国的统帅就在大汗窝阔台（1229—1241 年在位）与蒙哥（1251—1259 年在
位）遥控下，开始酝酿一套方案来区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并剥削后者以支
持他们在欧亚大陆的作战。“进行括户是蒙古人努力动员帝国中定居地区人
力财力的关键，户口登记的目的在于便利赋税的征调，识别有技能的工匠以
及征兵的需要。”①为了管理财政而进行户口登记的主张来自汉人，蒙古人最
初知道这项措施很可能是在与哈剌契丹（西辽）接触的时候。女真征辽时西
逃的汉化契丹人在12 世纪初创立了西辽，而中国新疆的畏兀儿人给哈剌契丹
和13 世纪初的成吉思汗都提供了行政管理人才。②
在中国，蒙古人采用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方法和他们模仿建立的行政管理
系统。在征服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他们应用的原则与他们在其他地区进行
征服时的原则别无二致：把被俘的人民与被征服的民族看作他们的战利品，
仅仅是一笔财产，因而将其沦为奴隶。战场上进行掠夺是蒙古士兵的权利。
地产连同其主人、牲畜、房屋、物品统统被当作赏赐而奖给军事将领和统治
者的亲信。由主要军事首领构成的最高阶层，其赏赐形式是封地，诸王也经
常得到封地。
在进行征服的游牧社会内部，蒙古人自然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们在建立
帝国的过程中迅速地接纳了许多合作者。1227 年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人的
战争机器中已经包括了很多内亚和西亚人（色目人），这些人并不是来自蒙
古草原游牧部落，而是来自广大的沙漠绿洲中的定居社会或者其他一些国
家。其中有一些是由于被征服而被迫合作的，另外一些则是自愿地与蒙古人
结合起来。他们之中不少人作为伟大征服事业的合作者而被授予特权地位，
并承担着责任与义务。在汉文记载中，他们被称作诸国人或色目人（各色各
目之人）。这些词语译成英语时常常被不太严格地写作“西亚人”，因为他
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属于中国以西地区的各民族。
在这些色目人中，数量与作用都占优势的是畏兀儿人。早在1209 年成吉
① [13]托马斯·T.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62 页。
② [13]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46—248 页。亦见[849]黄
清连：《元代户计制
度研究》，第128—135 页。
思汗尚未用强制方法兼并他们时，他们就自愿地宣布自己为属国，从而与蒙
古人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①畏兀儿人曾于8、9 世纪创立过一个强大的
游牧国家，那时他们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也很敌对。9 世期中期他们
被迫西迁至中国新疆，此后又几经辗转。他们在富庶的绿洲耕作、经商，成
为定居民族。他们也开始放弃曾十分崇信的摩尼教而改信佛教和景教（聂思
脱里教），13 世纪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皈依了伊斯兰教。
畏兀儿人本身具有丰富的汉人行政管理的知识，他们成为经商、理财及
文官政府机构中的专家，在他们自己的地域，也在部分汉化了的哈剌契丹的
西辽国服务。他们采用从叙利亚文发展而来的一套字母书写自己的突厥语，
从而有了文字。畏兀儿人作为可信任的同盟者、能干的斗士和掌握读写技术
的专家，与蒙古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这一关系注定了蒙古人很愿意依赖他
们的帮助来统治中国。在归入色目人的20 个以上的民族或部族中，畏兀儿人
是最重要的。
色目人是蒙古国法律上承认的第二等人。随着蒙古人对北部中国的兼并
和其后对整个中国的占领，又在法律上出现了另外两等人。在蒙古人统治下，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划分在范围上有了定义并被宣布为永久性的，这是在以
往征服者的统治下都未曾有过的。在1215 年至1234 年征服金朝之后的20
年内，有两千多万定居人口，主要是华北的汉人，也有西夏的党项人、渤海
人、高丽人以及中国北方的其他居民，都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①
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这些新被征服的属民被称为“汉人”。而对于汉
人来说，这个词本身指的则是整个汉文化共同体或汉民族共同体；当时在法
律上被称为汉人的蒙古属民中的绝大部分当然也是汉人。但是这个词又被用
来指所有曾经在中国北方的金朝统治下的属民，不管他们是不是汉族，也不
管他们是不是游牧民。②1275 年至1279 年蒙古人又征服了南宋，第四等人也
随之被规定下来，这就是“南人”，它专指5000 万以上的南宋遗民。③
这就是著名的法律上的四等人制度。在统治中国的初期，蒙古人试图通
过颁布法律来创建一种与汉人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的所有特征都相反
的社会秩序。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按种族集团分为四等，似乎并没
有系统地正式宣布过。但是即使在对人数最多的第四等人征服之前，在忽必
烈朝初期，各种机构的设置和为实施文官管理所作的各项规定，都已充分考
虑了这些区别，并且从法律上加以强化。它们确实具有法律的效力，一直到
一个世纪之后元朝灭亡为止。这些规定被歧视性地用于所有与国家有关的规
范人民生活的各项事务中：它们能影响赋役，决定选派官员的资格条件，决
定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时的不同权利、特权和量刑轻重，确定可否免除义务，
同时，这些规定还可作为授予各种特权的基础。在这个制度中前两等人所得
到的某些利益，与以前宋朝文官的地位带给士大夫的特权与优待相当，但文
① [13]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
突厥人：13—14 世
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畏兀儿人的首领早在1204 年就已得到蒙古人的宠信。
① 本章前面已提到1207 年金朝在籍人口超过5000 万，其中不少于一半的人口在元朝初年
的户口统计中被
计入户籍。
② [67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第205—206 页，“汉人八种”，指出在汉人
下包括8 个种族集
团。
③ [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官的地位要经过科举成功才能赢得。元朝的制度是硬性的，不考虑个人成就，
它是世袭的，在原则上一切个人或家庭都逃脱不出已被指定的地位。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四等人制度有它自身的道理。它是维护统治者利
益的一种便利方法，可以得到可信赖的合作者的帮助并给其奖励，使他们担
当起基本的军政任务，而让被征服者保持服从的地位，不构成威胁。当蒙古
人还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大规模的征服时，为了处理从未有过的繁多紧迫行
政事务，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恰在这个过程中，四等人的制度产生了。
因此，在征服是以直接掠夺为目的时，它代表了一种进步，因为它体现了某
种感性认识：对组成社会的各个集团，应在作用与义务、奖励与责任等方面
给予明确划分。
我们看待四等人这一制度，应将它与蒙古人实行的颇为复杂的户计制度
联系起来。①户计制度这一手段既是种族社会四等人制度的补充，又是它的延
伸。户计制度是将蒙古人及其所有属民都以一定职业按户划分。最重要的是
它将被征服人口，特别是汉族，不管属于汉人还是属于南人，都根据他们对
于统治者的重要性而加以分类。有一个学者列出了83 种户计的表格。②这些
分类标明了特殊的技艺与生产功能，为的是保证这些划定了户计的后代能够
继续他们各自的职业。这在中国制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这儿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游牧的完全军事化的部落社会。有选择地采用各种建议与经验，就能
够在管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时，创造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有关社会地位与
生产功能的制度并对其进行监督。虽然四等级社会阶级制度以及对不同行业
户籍的确定在对社会尤其是对社会变革的认识上是短视的，但它们仍代表了
一种并非无足轻重的成就。我们应当从蒙古历史的基础以及在中国社会史的
范围内对此加以评价。①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元朝强加的社会阶层以及世代
相袭的职业、地位的企图并没有成功地实现，也许它不可能成功地实现；也
没有积极地加以维持，因为它显然违反常规。可是它并未被放弃。它使最好
的行政管理人员遇挫，使被统治者恼怒，它又是必要的改革的阻碍，可是却
一直捱到了元朝灭亡，甚至还影响了随之而来的明代制度的发展。
但是我们此处的兴趣是要理解元朝统治的所有特殊条件是如何影响汉人
生活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组成的两级特权阶层垄断了通过社会地位与权力而
获得的利益，这直接冲击了旧的具有学问与修养的汉人精英阶层的存在，冲
击了他们在政治与社会上作为领袖的传统。对此，他们的反应不尽相同，从
苦涩的报怨与蔑视，到犹豫地或被动地接受。但是，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
接受了元朝统治，而且很多人接受了政府的聘用，在较为屈辱的环境下做了
文化上不敌他们的人的低级助手。
在汉人儒士适应调整过程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外族上层掌握真正权
力的现实，既没有消除中国社会对文人的崇尚，也没有完全摧垮被征服者中
原来属于社会上层的那些人的经济实力。就是说，汉人士大夫们尽管与高官
无缘，但仍旧被百姓看做是地方社会的领袖。只要翻一翻当时人的著述，就
可以看出，征服者的新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干扰老百姓心目中所认为的
①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3—18 页。
②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97—216 页。
① [874]蒙思明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发表在50 年前，但至今还未被新成
社会精英“应有的”资格。那些拥有土地或靠经商致富的汉人在蒙古人统治
北方的最初几十年虽然被没收了财产，但是有很多事例说明，到忽必烈时期
他们财产的安全程度与宋朝统治时相比并无明显的降低。
事实上，在13 世纪最后几十年，在忽必烈的元朝统治制度化了的新条件
下，同时存在着两个精英集团：一个是法律上的，另一个是事实上的。一开
始，前者得势，后者心理上受到极大压抑，物质上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剥夺。
但是对于旧有的汉人精英，不管是那些忽必烈朝以前在受损较重的北方的，
还是那些在新被征服的受损较轻的南方宋朝的，征服者都没有任何消灭他们
的企图，也没想对社会秩序进行革命。原来的汉人精英被迫适应粗暴的、不
舒服的环境，而且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了，其中有些人还事业有成。但也有不
少人作为个人而不是有组织的政治阴谋分子，对这种征服进行嘲讽，不承认
元朝。更多的则是消极抵抗或隐居不出，成为传说或神话的题材。①在北方，
被蒙古人征服的第一代人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在13 世纪70 年代
忽必烈的军队征服南宋疆域时，精忠报国的精神表现得尤为强烈。
有一个流传甚久但却缺乏充分根据的说法是忽必烈征服时期强加给中国
社会的“十类划分”。根据传说，蒙古人和色目人当然优于汉人而不在这个
系统之内。头两类为官和吏，第八类是妓，儒为第九类，丐被划为第十类，
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一类人。半个世纪之前，有人做了明确的论证：虽被经济
上的不稳定和心理上受到的压抑所困扰，中国社会等级中事实上的精英，在
社会中仍是一个优越的阶层。②他们不再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地位、官职和
财富。他们被迫与法律上的精英合作，表现出各种高尚的与不那么高尚的动
机。但是汉人儒士在蒙古统治下存在下来了，并保留了他们文化的完整，即
使在时代的压力与机会下不是完全没有改变。
必须指出，尽管社会的四等级制度没有消灭以前存在的中国精英阶层，
也并不想把所有的中国人都降到一个低下的经济水平上，但这一制度也没有
保证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获得优越的经济地位。尽管他们在法律上保有
许多种特权，但这两类上等人中的经济地位是高下不等的，很多蒙古人和色
目人陷于贫困的境地，甚至不如汉人。他们中的富人自然和与他们相当的汉
人结为联盟，而他们中的穷人也像处于低下阶层的汉人那样忍受着同样的贫
困。
蒙古人有关民族歧视的规定的一个主要后果（虽然不是有意的），是造
成了汉人精英的赋闲或无所事事这样一种大环境，但却没有破坏这个集团的
群体意识和内聚力。蒙古人是想将汉人排斥在政府最高职位之外，不让文官
系统成为不能控制的汉人行动的舞台。至于这个汉人精英集团在失去了他们
社会地位的主要支持之后能否仍旧在社会上作为精英集团而存在，就不是蒙
古人的政治策略所关心的了。
有元一代，仅仅有很少的几个汉人曾在政府中任较高的官职。终于，做
如此尝试的汉人越来越少了。按汉人的标准有资格做官的那些人中，大多数
人对于不允许他们献身于仕途感到泄气。政府的各机构同时设两个长官，较
高的职位与权力都给了蒙古人和色目人，对他们并不要求具备实际的资格，
而这些资格却是等而下之的汉人通常必须具备的。
①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② [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下同。
如同那些严格的等级规定导致了汉人精英的漠不关心一样，在这一环境
下的公众生活也是冷漠的。一方面，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它扭曲了官场的组
成；另一方面，它使那些自认为是儒士的人改变了对职业的选择，很多人不
得不转而去从事各种本不愿从事的职业。其中那些能够负担得起闲散生活开
支的人常常钻进艺术、学术和经典作品中去，或者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当然，更多的人负担不起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必须找工作。他们有文化，可
以去从事某些卑微的职业，如当职员、教师、医生、算命先生，或者从事更
低下的职业。一些人皈依佛教或道教，纵使不出家的话，他们也与当地的宗
教组织保持着联系。当把作官作为惟一的职业理想而“暂时”不能实现时，
当这种标准的认识影响因此而削弱时，元代那些想当而当不上士大夫的人往
往会有奇怪的失落感。
儒 户
一些知识精英在括户中被划为“儒户”，这是为他们的命运做出的新安
排，被划为这一类的人的社会责任就是“研习以备任用”。元代社会制度的
这种特殊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①“儒户”这个词在元代律令中具有特定的意
义，表示划入那类户口的人有希望作为中间等级而成为吏员，也就是这一世
袭职业的成员有义务世世代代提供这种特殊的服务。
“儒户”这样一种概念，以前是没有听说过的。在蒙古人统治北部中国
最初的几十年，与这一划分类似的特殊的户籍，还规定有以佛教、道教、聂
思脱里派、答失蛮（穆斯林）以及阴阳先生、术士、萨满教和其他宗教信仰
确定的户籍。蒙古人以优待、奖赏和免税来鼓励所有的宗教专职人员。当某
一派得到什么好处时，其他的派别也竞相提出要求，往往就可以得到同等的
待遇。但是儒士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教派别的成员，常常鄙视专业的宗教
人士。可是，宗教在那时的汉语中称作教，犹如孔教。
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类推无疑是够准确的了，所以在非常特殊的条件
下，根据向大汗窝阔台的建议，儒士们被赐予了这种职业上的划分。随着蒙
古人在13 世纪30 年代完成了平定金朝的战争，一种残酷的命运降临到老百
姓头上。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战场上得胜的将领们可以抢掠财产、牲
畜和人口，把人变为他们的奴隶或家奴，一点也不考虑这些人原来的身份。
耶律楚材①是窝阔台朝廷的一位高度汉化的契丹人谋士，他目睹蒙古人不能更
有目的地利用人才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于1238 年建议在户计制度中加上
“儒户”这一项。在这之前他就为儒士争取到了免除赋役的规定，同样是以
佛教徒和道士所受优待作的类推。这个新的户籍类别划分确实是给了他们好
处，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策略上的巧妙考虑。直到130 年后元朝灭亡，这一
规定一直在起作用。
户籍类别划分起初使文人们在如此巨大不幸的年代中得到了一些保护，
以后又成为元朝制度的一个固定部分。耶律楚材的意图是利用这个特殊的户
籍分类作为起步，然后系统地以这些受到保护的文人来充实整个政府的行政
管理机构。在实现这个较大的目标方面他没有成功。他在朝廷的影响下降了，
而1243 年他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在政府中有地
位的人同情儒士并为他们说话。
在大汗蒙哥（1251—1259 年在位）统治时期，忽必烈——蒙哥的弟弟，
未来的大汗，蒙哥在汉地的代理人——担负着统治北部中国的责任。在这件
事上他接纳了儒士们的意见。50 年代初，他公布了保护儒户的规定，然后努
力寻找那些在蒙古征服金朝过程中沦为奴隶的文人并解放他们。政府答应免
除儒户的主要税务并给予其他优待，这使得申请儒户地位的人猛增。配不上
这一地位的富户就向当地官员们行贿，由此引起蒙古官员的指责，导致了考
试的实行。通过考试，1276 年在中国北部有将近4000 户得到儒户的资格。
到1275—1279 年征服南宋的时候，对儒家文人的态度比四十多年前在北
部时好多了。明文规定军事将领不得在战场上抓捕和奴役儒士。地方官府受
① 下文的叙述引自[854]萧启庆：《元代的儒户》。
① 耶律楚材先服务于成吉思汗，但在窝阔台在位时影响更大，见[399]罗依果：《耶律楚
材（1189—1243 年）：
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命评定哪些户有资格成为儒户，军事机构要听从这些决定。此后十多年中对
儒户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这也是将南宋汉族人口纳入统治范围的一部
分。最后，又宣布1290 年括户时登记为儒户的将永远保持这一世袭身份。粗
略的估计表明，在南方有10 万儒户，加上北方的4000 户，合起来还不到总
登记户数的1％。以上是元朝早期这个制度发展的大致情况。
儒户登记出现了很多异常情况。传统上，儒士们以属于“书香世家”为
骄傲。所以，他们能够接受世袭服务这样的观念，但是在孔子学说中他们找
不到这样的说法：保护那些本身不够资格却又侧身其间的人，或排斥那些本
人有天才却没出生在这样家庭的人。此外，在国家看来，他们与和尚、阴阳
先生们是差不多的，被认为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派别的教士，这种联系使他
们感到身份被降低了。
在儒士们眼里，这一制度的最大缺点是没有使他们成为保证通向高官的
一个优越阶层。虽然这一制度能够保证对经书有一定研修的某些个人在需要
时在政府中任职，但它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即那些学术上杰出的人应当自
动地在政府中任职。简言之，它不能取代废除了的科举制度。那是因为有元
一代，重要的官职大都留给了蒙古人和色目人，或者世袭，或者在任命时受
到优待。政府需要大批熟悉行政机构中传统公文程序的汉人，但是在这些职
位上的汉人的高升机会却是极其有限的。那些出身于经过特别划分的儒户并
受过教育的子弟还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在当地政府的官员手下充当书吏，或充
当官职很低的地方教官，这两种情况都使提升的前景暗淡。
另一方面，儒户这一身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尽管津贴的数量、免
除赋役的种类很不相同。那些有限的优遇与宋、金时代做官所带来的经济上
的保障当然是不能相比的。儒户比社会阶梯的底层要高得多，但他们比起顶
层来却又低得多了。他们对经济上的利益远远不能满意，给予他们的自尊、
尊敬以及心理上的满足是相当可怜的。这些就是他们感到苦涩的根源。
1315 年终于恢复了科举考试（1313 年诏行科举后），不论是否属于儒户
的文人们都十分兴奋。对于他们，这是一条出路，他们终于有了正当的出路。
但是在元朝余下的年代里，从1315 年到1366 年，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共
举行了16 次，只取了1139 名进士（虽然每年100 个名额，可以取1600 名）。
根据规定，其中一半名额分配给了蒙古人与色目人，他们参加的考试要容易
一些，判分标准也低一些。把这些蒙古人、色目人也算进来，平均每年也只
有23 名新进士，仅为宋、金时期平均数的一小部分。而且，元代的科举被作
弊和欺诈行为严重败坏，以致那些自尊的学者有回避的倾向。简言之，无论
科举的恢复对把那些有雄心的外族人引入中国文化模式是多么重要，它都没
有在实质上改变儒家学者沮丧的前途，尽管它开始时曾带给汉族文人以喜
悦，使他们感到文明胜利的希望。所以毫不奇怪，许多在文学和学术上有天
才的人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他们的事业，常常追求某些在其他时代最不正常的
生活方式。
精英作用的扩散
中国社会很多有才干的人，因为上述原因被迫去寻找不易实现理想的出
路，而这些出路大多远离官场而处于社会较下层。这群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
当大的人才圈子。有人计算大约有50 万受过教育的人，算上他们的家属，可
能占全部人口的5％。①北方金朝最后一次进士科举考试是在1233 年，而南
宋是在1274 年。直到1315 年进士考试才得以恢复，而且规模要小多了。
科举考试既为政府任用官员提供人才，又为社会上所有有志为官的人树
立了努力的目标。在任何时代，那些通过科举成功走上官场的人都仅仅是大
批考生中遴选出的一部分。13 世纪中叶蒙古人进行统治之后，那些中举的进
士以及数以万计合格的候选人几乎都不可能受到合适的任用。可是因较高的
教育而使他们进入的那个人才圈子还在不断扩大。社会对于这类教育的高度
赞誉，再加上有朝一日终会有所作为的信心，继续吸引着那些为学者踏上这
条传统的做学问的道路。征服及其后果并未改变这种形势。事实上的精英继
续产生出来，出身于这种家庭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什么可做的呢？
国家对于传统的培养社会领袖的方式缺乏关心，甚至使得儒生们对教育
更加信奉。那些实现不了“更高追求的学者”，就把大量的个人精力投入到
教育中来。②尽管命运不济、政治上受到冷漠，以及必须学会善于生存的技巧，
一个在教育上保存了自身地位的精英阶层还是出现了。这个阶层在元朝反常
的条件下对社会做出了很不寻常的贡献，他们的才干得到新的发挥。
这个传统定义上的精英阶层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作用与其他时代
不同。首先，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拉到脱离下层的政府高位上，所以他们能与
为数更多的地位相近的集团密切相处，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不论他们
是住在农村还是住在城市。例如，如果为了经济上的自身利益或是出于保护
财产的考虑，这些儒士们就寻求与当地佛教寺院保持一种关系，这样一来他
们也就卷入了社会的宗教生活。如果他们被迫以教私塾为生，或者他们这样
做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否则便无事可做的话，那么他们就卷入了那些就
学者的普通家庭的生活。如果他们不得不在当地政府的机构中担任卑微的书
吏，那么他们观察政府的角度常常是那些有资格成为社会上层分子的人所得
不到的；他们将自己的历史和哲学知识带到工作中，而这类工作通常是接触
不到这些知识的。如果这些儒士有绘画和书法的才能而现在又不得不以出售
他们的艺术品为生，他们便开始认识到市场的环境以及这些非艺术家们对于
艺术所起的作用。如果那些在行政机构中得不到发挥的管理术不得不转向商
业的话，那么这个商业世界就随着这些精英阶层的生意人实际经验的增长而
变得深奥复杂了。
总而言之，元代生活中反常的条件给予这一精英阶层带来的震动，无疑
使很多人遭受痛苦，也使社会在较大范围内遭受了损失，但是又为新的生长
和变化创造了更大的潜能。重构元代社会史的任务艰巨，现在刚刚开始引起
学术界的关注。
① 为大致计算，可以采用忽必烈朝汉人为6000 万的较低数字。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计算出
出身精英家庭的总
人数：假如占总人口的 5％，或 300 万人，属于精英家庭，以每家平均6 口人计算，假如
每6 人中有一个
是成年男子，精英集团中计有50 万成年男子。这只是大略的推算，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② [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
元杂剧在元代社会史中的意义
元杂剧的历史从侧面展示了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同
时也展示了元代中国有文化修养的精英阶层在促进这种相互作用时的新作
用。元杂剧的历史长期以来被错误地解释，并据此证实有关元代事实上的精
英阶层所遭受的屈辱与排斥的程度的荒诞说法。早在14 世纪，中国作家开始
渲染说，由于贫困的学者在社会上不能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为求生被迫为
他们残酷的蒙古与色目主人写通俗的东西取乐，这些杂剧就突然在他们的头
脑中呈现出来了。根据这种解释，这些地位改变、陷于贫困的才子们首次集
中在一种活动上，在这种活动中他们深厚的文化资源必然造就出一种表达思
想感情的工具，这就是大众戏剧文学中突然涌现出优秀剧作的原因。这种解
释包含了部分的真实性，使之有着魔术般的吸引力，但在根本上它是错误的。
戏剧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得颇晚，然后在一段很短的时
间内又突然达到繁荣，这是事实。杂剧（一般称为元杂剧）这一戏剧形式的
最优秀作品，则是由一小批才子创作的，他们不过两代人。①此外，戏剧的确
含有二重性，既包含高层次的文化价值因素，又包含通俗娱乐的因素，而在
中国人的传统看法中，这两类因素实际上是相互排斥的。
这一现象要求做出特别的解释，而传统的解释通过几个世纪的夸大被不
加批判地接受了，直到20 世纪初为止。20 世纪初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遗产重
新估价的时代，加上中国和日本对蒙古在东亚和世界史中的地位表现出更大
的兴趣，由此导致了对元杂剧的重新评价。这个阶段的重新评价以吉川幸次
郎《元杂剧研究》最为典型，除了提供严格的文学上的分析以外，还将作者
与观众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史的因素进行了研究。②吉川幸次郎强调，剧作
家、演员和观众，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
元杂剧一下子繁荣起来。
以前被忽略的元杂剧前身的历史现在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部分原因
是考古证据要求对文献记录进行更仔细的研究。现在已经清楚，13 世纪元杂
剧的繁荣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不论有没有蒙古征服，这个艺术形式
都会繁荣。①重新估价那段历史的时候，像吉川幸次郎这样的既对文学史也对
社会史感兴趣的作者，就会在元代特别的环境中找到对元杂剧特征的很多解
释以及元杂剧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在过去20 年中，有足够的考古发掘证明最晚从11 世纪起中国就已
经存在受大众喜爱的戏剧传统。这个证据驳倒了早些时候的论断：是蒙
古人剥夺了文人的权利而导致杂剧的兴盛。它也驳倒了是文人将杂剧形
式推向高峰这样的设想。更可能的结论似乎是：杂剧作为一种自我维系
自我发展的传统，到13 世纪真正成熟为一种合宜的有吸引力的文学表达
媒介。在蒙古人统治下，北方的“精英”作家们发现自己在一个不熟悉
的世界中沉浮，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成功绝缘，而传统的文学形式所能赢
① [453]史仲文：《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第3—19 页：[80]詹姆斯·I.克伦
普：《忽必烈时期的
中国戏剧》，第3—30 页。
② [558]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第72—241 页；郑清茂汉译本，第44—162 页。

① [206]威尔特·L.艾德玛、斯蒂芬·H.韦斯特：《1100—1450 年间的中国戏剧史料》，
第1—94 页等。
得的类似于以往的尊敬也得不到了。由于有时间、有机会与演员长期密
切合作，他们开始参加戏剧活动，写剧本，可能还参加演出。这样，从
这个过渡时期起，这些“精英”作家就在把杂剧从纯粹的表演艺术发展
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从社会角度讲，蒙古人统治最重大的后果就是使汉人精英的社会作用得到了
暂时的传播扩散。元杂剧的社会史就为此提供了一个证明。③
将这个论点再扩展一下，人们可以看到精英们活动的每个领域内都有类
似的发展。相互矛盾的发展影响到旧有精英中的两极。那些缺乏自立生活手
段的人常常被迫与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接触，并在一个有助于革新的
时代里在大众文化中起创造性作用。这种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元杂剧上，还表
现在思想和民间宗教方面，表现在基层的各级政府中（在这里，那些够格做
精英的人是不能正常供职的），表现在提供农业和医疗等应用技术上，无疑
还有一些尚未被当代的学者确认与研究的行业。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一些
旧有精英拥有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在受扰乱较少的南方更是如此，他们蔑视
时代潮流，不屑与民众交往，他们或许已变得与自己社会的日常生活格格不
入了。他们不能也不肯在政府中服务，因此他们也缺少儒家那种对公众生活
负责的实践上的动力。以上两者是极端，与后者相比，我们更容易想起前者
多得多的实例，但这两种现象都是存在的。
这两类地位大不如前的元代文人精英，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与整个精英
社会一起，创造出了艺术、文学的丰硕成果。由蒙古统治造成的在某些文化
发展领域中的特殊状况产生出了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13 世纪最后40 年忽
必烈长期统治期间，蒙古人的都城大都（今北京）的建设规模颇为宏大，展
现出城市布局与建筑的辉煌，并辅以井然有序的水利工程。蒙古人和包括波
斯人、阿拉伯人在内的西亚人精通天文、数学以及发源于中东和地中海东部
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其中的一些知识已经传到元大都，而源于中国的知识也
开始反向传播。元大都统治者的世界观并不局限于中国的传统。在当时及以
后的中国人的认识中更重要的是：蒙古人的统治重新统一了长期处于分裂而
同属于汉文化圈的南北两部分。在思想、经学、经世之学、科学以及书法、
绘画和诗歌方面都出现了多种流派，并且各具特色。这些异彩纷呈的流派现
在都被吸纳到国际性的蒙古大都这个母体中来，然后又发散到各行省的大城
市中去。元代中国提供了比以往中国正常情况下要宽泛得多的精英层——超
精英层。同时，它又提供了自盛唐以来中国精英们从未体验过的各种刺激与
交流的一个活动舞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积极的因素，其中很多并
未被当时的精英们所珍惜，也遭到其后各朝代的诋毁，直到现在我们才可能
予以重新评价。
元朝作为宋、明两朝之间的一个朝代，尽管给传统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冲
击，但从社会史角度来说，它印证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正统模式的牢固性。
那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短暂的”精英阶层作用的扩散，一直被仅仅看成
是暂时的、不合常规的现象。一种关于应当拯救什么样社会的观点，以这一
个世纪的权宜性妥协为由而坚持了以上看法，这一观点很有生命力，实际上
是不可动摇的。元代有意无意施加的各种压力，都没有使中国在其早已确立
②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③ [799]邵循正：《元代的文学与社会》，邵的观点对许多当代学者颇有启示。
的社会发展轨道上转向。但这些压力还是导致了对非正常条件的许多有益的
反应，尽管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多元文化
文化史学家们不能不对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才可能在13 世纪的
中国聚集起来的欧亚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兴趣。蒙古皇帝们欢迎贸易和
商人（而汉人统治者却不是这样），在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内搜罗工匠，
对他们接触到的所有宗教都给予庇护，并且很愿意任用副手在他们多民族、
泛欧亚的政府部门中协助管理。就是在蒙古世界分为四个汗国、早期蒙古大
汗强加给他们广阔领土上的短暂和平出现危机之后，在中国，这些多元化的
诸多表现依然延续到了14 世纪。
到14 世纪，从帝国最西边的势力范围来到最东边的中国领土的旅行者已
经少多了，但是非汉人社会仍留在中国首都和全国各行省。其中有包括阿拉
伯人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团体，有从帕米尔东部来的不久前皈依伊斯兰
教的人群，有从内亚-地中海东部来的聂思脱里和罗马天主教徒（也里可温），
有摩尼教徒，有犹太人，有各种非汉人的佛教徒，还有西伯利亚和东亚的各
种萨满教信仰者。在那个时代，居住在帕米尔以东的所有民族都有人群住在
中国，成了在中国的事实上的代表；此外，帕米尔以西的民族，已知也有几
人在中国聚居。
许多种字母以及表意汉字的三种变体（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都曾
使用过，居住在中国或在中国旅行的人们阅读着用这些文字写成的读物。那
时在中国使用的口语，几乎包括了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当时应存在过的所有汉
—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以及重要的西亚语言和某些欧洲语言。在忽
必烈时代的中国能遇到的这些服装、举止、仪式、食物、艺术、技艺、哲学
和学说的多样性，是自7、8 世纪唐代长安的盛况以来从未见过的。
与多样性的接触给文化与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诸如兴趣爱好上明显的
新倾向，艺术、音乐、文学或建筑上的新风格，本土宗教或思想中的新动向
等等，这些特殊的影响在文献中显然都被淡化了，最多不过是模糊地提及。
这个时期的汉人精英不能说是已经真正地国际化了，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能为
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对外族人及其思想、事物发生兴趣。那个时期的作品中没
有多少探讨外来事物的内容，知道了外来的事情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与此相
反，许多著述不经意地将远方的某地与另一地相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
聂思脱里教与佛教，或者引用了某个当时使用的外来语词汇，但是却说没法
知道它的真正意思。解决这些问题时完全不去寻根究底。如果当时中国的统
治者是汉人的话，当汉人通过军事扩张把这样的多元化带到中国来时，或许
这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努力探究这些问题了。就是因为是外族统治，几乎没有
例外，这些事没有什么可庆幸的，只有忍耐。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几乎看
不到元代外族文化给当时或者以后的汉人生活带来的影响。
色目人与汉人精英关系的改变
如果对在元代社会法律上享有精英地位的西亚人（色目人）的命运一点
不加以注意，那么对元代精英的讨论就不能结束。如果说汉人对那些有利害
关系的外族人可能对他们的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不那么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
对于外族人的汉化则有很深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在态度
上没有什么不同。当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写到：
在辽、金、宋时代，中国仅有间歇性的和平，300 年内南北之间的
交通中断了。
从元代开始，国门大开，西北成千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加到了国家
的领土之上。色目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住在中国领土之上。
我们国家的文化向所有人开放，西域人很为羡慕，他们不知不觉地
汉化了。
这一写于本世纪20 年代的论断，也完全有可能在元朝以后任何一个时间写出
来；它完全是以汉人为中心。虽然作者批判了前人不能欣赏元朝统治下汉化
了的外族人的文化成就，但他自己感兴趣的仍是中国对于这些外族人的影
响，而不是与此相反。
尽管如此，以上所引的这本书仍然具有历史学术价值，它研究了133 个
生活在元代中国有色目人背景的男男女女，他们汉化了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成
就。特别使作者感兴趣的是儒教（对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也略有述及）的主张
具有的说服力，但这不能充分反映这些人文化适应的全貌，即他们既能够在
文化上双元或多元，又有能力生活在说蒙古语、突厥语或波斯语的统治者及
其同伴的世界中，还能在文明的中国社会中起作用。在某些事例中，他们被
中国文明所吸引，能够完全掌握其形式与内容，这些似乎总是在显示中国的
优越感。很自然，这对于元代和元以后的汉人来讲总是一个满意的观察，而
且这其中确有很大的客观真实性成分存在。但是，当代历史学家们也能够在
那些记载中看到其他的含意。
毫无疑问，中国文明对于草原民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辽代统治（906
—1125 年）的两个世纪中，契丹人设法使他们的部落贵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
双元文化，而普通的契丹人则仍然在这个文化进程之外。可是，虽然契丹人
在智力活动上达到很高程度，也掌握了汉人的高层文化，但他们仍旧是“草
原民族”，并没有完全脱离他们游牧生活的价值观。征服了契丹人的女真人，
领土的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的北部，开始时模仿契丹人的双元文化，但为时很
短。契丹人的领土上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定居世界，而女真人则统治了几乎半
个中国。女真人很快进入了他们生活方式的过渡阶段，热衷于适应汉人的规
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和他们原有的几乎全部文化，虽
然还保留了一些女真制度特征以及他们的战士气质。
在汉人的所有北方邻居和征服者当中，蒙古人受定居文明的影响最小，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他们与定居民族接触时都是如此。
在中国，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契丹人那样的对精英文化的适应，①更没有表现
①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87 页。
① 但是应注意萧启庆对早期蒙古人儒化的研究，[858]《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参看715 
页注①）。
出女真人那样的全面汉化。这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强大的，但也使他们更
加依靠色目人的帮助来使自己与其汉人属民沟通，执行日常管理工作。在成
吉思汗以后的将近一个世纪中，很少有蒙古官员学习说汉语，学习读写的就
更少了，虽然在元朝末年学习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元末在中国做官的蒙古人
和色目人仍有人不识汉字。元仁宗（1311—1320 年在位）以后的四个蒙古皇
帝中有三个懂一些汉文，①但并没有成为他们人民的榜样。对蒙古文化的自信
和对草原生活价值观的深深依恋，导致他们远离汉文明的诱惑，而并非他们
缺乏学习的能力。
色目人，也就是西亚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行政管理上受到充分
任用；蒙古人信任他们，知道他们为了保住在中国的地位就要完全依赖他们
的主人。取得财富的足够机会并没使色目人独立，他们的处境也是困难的。
一方面，为了使主人满意，他们必须完成分配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完成
任务，他们必须学会怎样在中国社会中运转自如。他们是真正的中间人，总
是需要与他们的上级和下级打交道，在二者的文化之间转换。他们中很多人
都懂多种语言，可是在他们的蒙古主人和汉人属民中，懂几种语言的人却十
分稀少。比如，户部的一位畏兀儿官员，在朝廷要使用蒙古语，在衙门或是
社交场合与他的色目人同事交谈时，或许用波斯语或者阿尔泰语系的另一语
言，他还会发现，如果他能读汉文公文，或至少能直接与他属下的书吏交谈，
那一定是最有用的。这后一种情形在13 世纪时还不普遍，但到14 世纪已经
变得很正常了。
上面所引的陈垣的研究表明一百三十多个西亚人不仅能够使用汉文，他
们还对传统的汉文化有出色的造诣。这之中有画家、书法家、诗人、剧作家、
经学家和典型的学者—官员。他们应被视为居住在中国的西亚人社会的最值
得注意的例子；至于那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例子——有些人的成就没有被记录
下来，但他们能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工作——则有成千上万。我们可以看到，
几十年过后，这个中间群体事实上与汉人精英在感情、特别技能和文化观念
等方面靠得更近了。
到14 世纪中期，蒙古朝廷显然已不能再对西亚人的前途提供可靠的保
障。他们中的很多人当然不愿意返回内亚或西亚的故土，所以他们全心全意
地愿意成为中国人。对于这些人的功劳，汉人一般是不持偏见的，甚至他们
宁愿将此解释为中国文明优越的证据。对于卷入这种局面下的很多外族人来
说，留在中国是在那些不够完美的出路中比较好的选择，虽然不是理想的解
决办法，但也实际可行。这些移民的子孙，特别是经济上富裕的那些人，在
他们移居的土地上应该是很出色的，这一点无需我们这些20 世纪末的观察者
作特别的解释。过去中国人对此非常感兴趣，并以此来强调他们文化的优越，
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368 年明朝军队到来之前，蒙古人连同他们的朝廷撤走了。有一小部分
人永久地留了下来，他们大多是驻防军的士兵，在他们军事长官指挥下这些
人生活在一起，是没有汉化的蒙古人，这时他们归属于新的明朝军队。①而这
① 傅海波和吉川幸次郎都强调了这一点，见[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
》；[557]吉川幸次
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① 蒙古人离开后如何在草原重组他们的社会还不清楚；虽然不是有秩序地全部撤退，但他
们中的绝大多数
显然返回了草原。见[447]司律思：《洪武朝中国的蒙古人》，第5、6 章等。
时大批离开中国而重新加入他们草原同胞中去的蒙古人，其生活方式上也没
有因为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而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我们不大了解当时在中国的色目人是什么情况。有一些人随着蒙古朝廷
撤到了哈剌和林，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留在了中国。仅仅靠取个汉
名，他们就可以在那儿安家，逐步地被完全同化，因为从其体貌来说已没有
什么显著的区别。其中有几位在元明过渡时期非常卓越，明朝的开创者曾赞
扬他们能够效法儒家行为效忠于衰落的元王朝。他们被树立为榜样，以此来
羞辱那些在非常时期表现不那么好的汉人。文献中没有记载西亚人在多大程
度上还保留着他们原来文化的因素并以此来丰富他们周围的汉人的生活。可
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两个精英群体——法律上的精英色目人与事实上的精
英汉族文人——在开始时即使没有公开敌对，也是相互怀疑的，他们在文化
上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但是慢慢地他们互相吸引，最终合并成社会的一个精
英阶层。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两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中，这种类似的过程也是
同时发生的。
社会阶层：中等阶层与平民
军户
关于蒙古人通过从法律上划分社会四等级以及通过划分固定世袭职业的
户籍登记制度来基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等级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他们努力创造的八十多个世袭的职业户计，将整个社会都囊括了，
实际上是要将这些户计封闭起来，互不相通，而只是各自与政府保持特别的
关系。其中军户和匠户这两类户籍对蒙古国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这两个
职业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他们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下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且
对于这些战略上很重要的社会群体的研究揭示了在中国的蒙古人在社会管理
上面临的问题。
在元朝以前很久就已经确定了一条原则：中国文官政府一般应该从社会
上的普通百姓中征募兵员，以组成军队。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稳
定的制度确保这一原则的执行，这与为充实文官官僚政府而训练和招收人员
的越来越有效的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朝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军事化的，
但又处于最紧迫的军事需要之下，于是进行了不断的实验：专业化的禁军、
募兵，偶尔使用非汉人士兵的边疆驻防军，以及乡兵。到宋末它的募兵制度
特别成问题，已经被逃避征兵、开小差以及行政腐败搞得窘迫不堪。所以，
虽然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条长期采用的原则——民—兵服务于军队，军队由
文官进行非职业化控制——但是宋朝的经验很清楚地显示了在中国的传统中
太缺乏组织军队的成功范例。
对中国形成致命威胁、源源而来的草原侵略者们（宋朝与之斗争了3 个
世纪）恰恰相反，他们是社会军事化的，但行政制度却很差，几乎不存在。
所有14 岁至59 岁的男人都是战士，他们的军事地位是世袭的。在中国历史
上的敌人之中，蒙古人尤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军事化，它的
整个社会都是流动的，随时可以用于征战，每一个人、畜随时都可以直接为
军事服务。除了战士以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职业，他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上
最好的战士。所以并不奇怪他们自信其世袭军事职业的模式是成功的，并试
图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他们统治下的所有其他社会中去。
蒙古军事力量的这个特征正好填充无法解决的中国制度上的缺陷。也许
并不奇怪，在蒙古人努力把他们的军事制度照搬到中国来的一个世纪以后，
在1368 年把蒙古人赶走并重新执政的汉人也倾向于保持这个制度。蒙古制度
将军户分为四类。①第一类就是“蒙古”军户，第二类叫做“探马赤”军户，
即蒙古草原南方一带的蒙古人以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其他草原游牧民。①
另外两类是汉军（基本上是在1250 年前那个征服阶段中投靠蒙古一边的汉
人）和新附军（在13 世纪70 年代征服南宋时招附的）军户。这些军户的地
位和待遇是不同的。
在强加给中国的军事统治的一个世纪中，蒙古人保持了世袭军户的编
制，他们自己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属于这一编制；在征服过程中所吸收的色目
① 详细的分析见[793]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
① 对探马赤军已有不少考释。近来发表的成果有[752]杨志玖：《元史三论》，第 1—66
 页；[838]贾敬颜：
《探马赤军考》。
人中，他们也推行了类似的编制，很多色目人都被带到了中国。蒙古人在汉
人中也大量征兵，并在汉人人口中组织起类似的军事单位作为他们的补充力
量。②
早在1232 年，窝阔台在中国北方战场的将领就有权将汉人军阀的队伍编
到蒙古统帅之下，称他们为千户或万户，这样他们就与蒙古军的组织相像了，
被征服的人口也被分为民户与军户。根据1241 年官方的统计数字，那时中国
北方的军户占总人口的1/7，有一些地区比例高达1/3。③显然，由武装起来
的汉人组成的汉军是在中国的蒙古军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军的组成从
对中国北方最早的征服时就开始了。④在北方，有一些汉人情况不同，他们曾
在金朝的骑兵队伍里作战，或者经历过与草原军队对抗的战争，他们在很多
方面与蒙古人相同；由于相似的社会经历，他们可以与蒙古人并肩作战。但
是他们在汉人士兵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大多数还是来自乡村的农民雇佣兵。
“新附军”是13 世纪70 年代吸收到蒙古军事机器中来的宋朝投降军队，
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作为他们的将领。他们被派到忽必烈东亚征战的各个前
线。没有他们，蒙古人对人力的需要就难以满足。在70 年代征南宋以及后来
征日本、征爪哇的战争中，忽必烈的水军完全由投降过来的汉人和高丽人组
成。在一些地区，当地的民兵也被编进军队系统，或者留在本地维持秩序，
或者补充到主要战场。
所有这些武装起来的汉人都被划分为汉人军户中的两类；每一户总是要
保持有一名战士在军队，世代如此。军户是受优待的，他们可以免除一定的
赋役，并领到生活补偿、钱粮奖赏。在普通汉人百姓中，军户相对来说有些
特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提供在役士兵，如果其逃跑、被杀或死亡，
他们必须再提供一个人顶替他，这成为很沉重的负担。
这种军事制度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世袭身份；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一般是
脱离社会的；通过地区和基层的军官直接隶属于枢密院。如果我们不去看中
国社会的性质，那么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当时军事上的需要还是有其管理逻辑
的。这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在元代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就一直在起作用。它
的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明显，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从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上的僵化成为忽必烈朝以后元代历史很多方面的特
征。
从一开始，这种军事制度就是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的倾向背
道而驰的。中国的男人很少愿意当兵，如果他们被限制在这个受人轻视的职
业中，他们常常想办法逃避。对这种职业身份的优待并不能抵偿他们所负的
责任与义务。开始的时候，以及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靠这一制度提供了大
量的士兵，而在钱财与管理上的消耗则是最小限度的。后来，在忽必烈朝以
后，行政效率急剧下降，虽然只要蒙古军存在，元朝的军事机器就可以有效
地运行，但就总体而言，其兵员严重不足，训练质量低劣，纪律松弛，缺乏
应有的装备，已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元朝末年，各地军阀队伍有些表面上
② [195]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这是研究元代军事组织的杰出著作，下文叙述中多
处引用了该书的论
点。
③ [653]《元史》，卷98，第2507—2522 页，尤其是2510 页；陈高华在[793]《论元代的
军户》中已引用，
见第73 页，注9。
④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1—5页。
忠于朝廷，另一些则公开反叛，足以表明元朝政府已不再掌握一支可以强制
百姓服从的可靠军队了。无比混乱的局势和内战结束了元朝统治。元朝的建
立靠的是军事上的优势，又是军事上的积弱导致了它的倒台。
元朝军事制度的失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蒙古人不能确定在接受非
蒙古人作为完全可信赖的士兵和将领时究竟能走多远。在文官范围内，汉人
官员们能够担负起主要的日常工作，但是他们未被吸收进参与决策的高层官
员圈子之内。至于将汉人融入军队，即使是作为低级官员和士兵，也还是一
个犹为敏感的问题。蒙古人不愿意在汉人当中建立任何可能背离军事传统的
军事力量，背离军事传统显然有损于蒙古人的优先权。
在忽必烈朝之前，统治定居汉人的问题还没有上升到重要位置，汉人军
阀被接纳为重要帮手，他们只要显示出军事能力，便享有高官与信任。在忽
必烈朝期间，重点在于各项制度的规范化。势力最大的北方汉人军阀及其万
户受到严格控制。当然，有些人直到元朝灭亡还保持着他们的世袭地位，但
他们的行动自由却被大大地剥夺了。忽必烈朝以后，统治阶层对汉人的怀疑
与歧视增加了，对汉军及其将领的任用也相应减少。①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从1333 年统治到元朝灭亡，这期间王保保的事
例很能说明朝廷对汉人的不信任。王保保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突厥—蒙古
人，她是自我壮大的河南军阀察罕帖木儿的女儿（译者注：应为姐姐）。①
王保保是察罕帖木儿的继子和继承人，最终成功地统率了河南地区强大的军
队。为表彰王保保对皇帝的忠心和贡献，皇帝赐给他蒙古名字脱脱（译者注：
应为扩廓帖木儿）。作为脱脱[扩廓帖木儿]的王保保表现出对元朝事业的忠
心不渝，而从不卷入朝廷的政治斗争，他真正追随了蒙古人。
在最终导致明朝创建的十年军事斗争中，汉人对手们收买不了脱脱[扩廓
帖木儿]，也不能打败他。虽然一些汉族文人骂他是汉奸，但明朝奠基人却将
他作为最可尊敬的对手而在他死后大加褒扬。尽管脱脱[扩廓帖木儿]在元朝
末年是朝廷最主要的军事支柱，但因他是汉人、外人而受到怀疑，在朝议如
何利用他不可缺少的军事支持时，这种怀疑始终占上风，因此与他保持距离，
不能使他人尽其才。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作为蒙古人军事帮手的汉人来说，
没有可以放心的位置给他们，即使是对有一半草原血统、自认为是不折不扣
的蒙古人的王保保也是如此。明初，汉人更加成功地接受与利用了蒙古人的
军事组织，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安置的）
在几代人时间内都是与社会脱离的。②
元朝在中国社会建立世袭军户制度的失败，第二个原因在于蒙古人感到
他们必须与被他们征服的定居人口保持距离，因此不能有效地将定居人口融
入蒙古人的军事机器中去。这一点是可能的，因为汉人的军事分队从来不是
蒙古军队惟一的或者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蒙古人得益于实际上早已成为过去
的常胜不败的神话。但最主要的解释是这个制度建立在蒙古体制的模式上，
将它强加于中国社会并没有考虑到是否相合。一方面，外族统治者不能强令
① 陈高华在分析军户的论文中写道：“元朝政府的一条基本方针，便是推行民族歧视，制
造民族之间的隔
阂和矛盾。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汉军尽管都是它的统治工具，但在待遇、使用上，厚薄亲
疏是很鲜明的。
元朝政府竭力保持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的特殊地位。”见[793]《论元代的军户》，第78 页
。
①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第132—146 页。
② [447]司律思：《洪武朝中国的蒙古人》。
创造出像在自己的游牧社会那样有效的必要的结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社
会除非重新组织，否则不可能把这一军事组织模式吸收到它的长期形成的占
主导地位的文化系统中来。这个军事制度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14 世纪元朝急
剧走下坡路的总趋势：在蒙古军和汉军里，管理都极腐败、低劣，普通士兵
及其家属受到不可容忍的剥削。他们的反应是大批逃亡，或者拒绝参战，他
们不再是战士了。
匠户
匠户涉及的问题有所不同。元代括户对工匠又分为工与匠等不同种类。
在分类中有一些被定为生产中特定的专业，如制陶、冶炼、纺织染色、酿酒
及食油和盐的生产等。在汉语中工匠不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的熟练工人，比
如打鱼、作坊、食品生产等，但编制户籍时都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
简言之，这项制度并不是从汉语的概念或语言的用法中自然产生出来
的；这是蒙古人的概念，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分工的认识。特别明显的是在元
代这一制度下受到特殊优待的工匠的三个类别，有着特殊的地位，受到政府
的严密管理。对元朝统治者异常重要的这三类匠是建设工程的工匠、制作军
事器械的工匠以及为政府机构提供所需物品和为贵族消费生产奢侈品的工
匠。①这些工匠都受到特殊优待，免除赋役、奖励生活费、发放俸金，还得到
其他形式的物质支持。
对匠户的特殊优待使他们与其他普通户区别开来，这种情况与军户相
似。许多人都设法得到匠户的身份；实际上，匠户的数字不得不加以限制，
偶尔他们还必须显示出他们是能够胜任的。众所周知，在战争时期，蒙古军
队的战场指挥官们都接到严格的命令，要确认和保护各类工匠，那时其他的
人是会遭到屠杀或沦为奴隶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普通人都自称工匠，以
此逃生。因此，战时记载的工匠数字显然是夸大的。有的历史学家计算出在
官府作坊受雇的工匠数字在忽必烈朝大致为40 万人。①
系名匠户的既有色目人也有汉人。蒙古人早期征战中亚时，攻占了以工
艺而著称的城市不花剌和巴剌黑等，俘虏的工匠中有一些被带到了东方来。
但是，在中原的工匠大多数是从汉人中寻找出来的。对这些有技能的工匠进
行管理的行政机构规模相当大，是元朝政府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②
所谓系官工匠编隶于官府的各种局院，根据命令生产产品或建造房屋、
桥梁以及防御工事等。军匠隶于军籍不属民籍，他们主要生产武器、盔甲、
军车、攻城器械等。民匠属官府管辖，大多数属工部。显然他们之中包括了
很多行业的熟练工人，这些人对于军事以及其他方面都十分重要。系官工匠、
军匠和民匠每年都要在一定月份里完成分配的任务，或是完成一定数量的工
作。之后他们就可以受雇于人或生产产品去卖。这一制度的很多细节还不是
很清楚，做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
在元朝制度下对于工匠的管理，清楚地反映了蒙古征服定居民族前工匠
在蒙古社会中的地位。蒙古社会本身有限的有技能的工匠受到极大的尊重。
①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81—83 页。
① 鞠清远：《元代系官工匠》，载[89]《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第234—246 页。
②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66—74 页。
突出的例子是铁匠，就军事保障来说，他们的技艺是很关键的。他们一般都
要随军队行动，同时也是战斗者。在蒙古统治中国的早期，要求来自西亚的
匠户和汉人居民提供一定比例的男人，这些人也可以去当士兵。①蒙古人在所
征服的社会中，不大尊重农民与学者，却尊重各种宗教专职人员。但由于工
匠阶层对于战争行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工匠特别受到重视。还有一
些有技术的职业虽然没有那么重要，但与急于想要的奢侈品又是分不开的，
诸如皮毛、纺织品、珠宝、皮革以及精工细作的金属制品等。所以，在进入
中原以前，蒙古人就已经习惯于像战利品那样给工匠们分类了。
在中国，这个组织和管理工匠的制度引起了腐败、偷漏以及其他形式的
不良行为。有一个来自社会基层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未来的明朝皇帝朱元
璋的家庭被定为匠户之一的淘金户。他们住在靠近现在南京的江苏南部，在
14 世纪时那里产不出多少黄金。他们曾经是职业淘金者，从含金的砂子中把
金子洗出来，被迫每年生产出一定数量的金砂上交政府。他们找不到这样的
金砂来源，又逃避不了这类户籍的划分及其义务，只得拼命租田来种，以便
用农产品在市场上换到黄金。但是由政府保护的商人为了榨取更多的钱，控
制了黄金的价格。朱家的家长像其他许多情况类似的人那样，决定带领全家
逃到长江以北的淮河地区。在那里，作为外来户的他们很容易被抓和被判刑，
也很容易遭到租给他们地种的地主的剥削，于是他们被迫在由于战争与灾难
而荒芜的闲地上劳作。
1328 年朱元璋出生前其家庭两代人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弊端。他
们一无所有，被迫不断地迁徙以求生存。这一处于绝境的贫困家庭的故事能
够重新讲出来仅仅是因为从这个家庭产生了一个未来的皇帝。否则，我们几
乎无法知道括户对于普通工匠的生活，或者更实际地说，对组成人口大多数
的农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无论如何，从我们知道的这一点点情况就强
烈地说明了这个制度并不符合社会需要，它从经济上说是不明智的，从社会
上说也不公正的。如果说这些特性在十三四世纪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史中并不
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它们在元以前以及元以后的中国社会史中却是很突
出的。
奇怪的是，曾在自己的家庭中亲历了这个制度的不平等并做了明显努力
来改善中国最贫困农民的生活的这位明朝皇帝，却依旧保留着世袭军户和匠
户这一元代的观念，力图将这些户分别注册，并世代固定在一定的职业上。
明朝没有实行像元代那样分类过细的户籍制度，他们主要实行四种分类：官、
民、军、匠。①只有后两类是世袭的，而不论对军户还是匠户，这一制度都没
能贯彻到底，不久军队或政府工程必需的人力就难以保证了。明朝创建者在
这点上的判断是错误的。可以设想元朝末期混乱的特殊环境使他无法取得在
正常条件下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因此干扰了他的判断。
但在元朝时期，匠户的管理制度与军户的管理制度截然不同，因此二者
必须分开来评价。让手工业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对于元朝政府来讲并不可怕，
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并不威胁到蒙古人的特权。在战争中拯救出的工匠
①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 66—67 页。
① 灶户也是世袭职业群体，其特殊生产技能对明代税收和财务制度都极其重要。见[197]
黄仁宇：《明代的
财政管理》，第189—224 页。但是，应该注意到明初曾采用超过80 种户计的户籍制度，
显然是受了元代
模式的影响，王毓铨即将发表的成果已研究了这一问题。
的生命又重新付还给了征服者以及整个社会，并且是成倍地付还。广泛建立
的组织和所雇佣的大量工匠使朝廷随时可以应付战争，建设或重建城市，恢
复公共设施，并为精英阶层提供大量消费品。这一组织无疑有助于保留与发
展技能，保持工匠传统，并造福社会。当然，如果没有外族征服，这些人的
技能可能会更好地保存下来并广为传播，社会也会更加富裕。但在入侵已经
成为历史事实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对由于蒙古人重视工匠而使灾难有所减
轻这一点有所感激了。显然这加强了蒙古政权，同时也有助中国社会的继续
生存。
元代社会史的其他方面
城市
在12 世纪早期金朝征服北宋之后，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经历了明显不同的
社会转变。中国南北方在社会生态学上的区别总是要呈现出来。在整个国家
统一期间，这些区别对于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表现形式的影响趋于弱化。10
世纪以后，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同，还要加上由于外族侵略、战事的混乱、贸
易体系的改变，以及反映外族统治者利益的政府模式的改变等等所带来的区
别。1120 年女真人的金朝对整个北方的征服是两个世纪以来混乱的顶点。它
加深了南、北中国的分裂，直到13 世纪70 年代蒙古人才最终征服南方，统
一了中国。
当蒙古人以武力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之大是惊人
的，北方的经济在衰落，而南方正在繁荣（南方是指“历史上的南方”，即
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省份）。人口的迁徙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些不同之处。直
到唐代还是中国人口中心的北方，此时最多只有1/3 的人口。地区性的贸易
难以开展，陆路交通日渐衰败，交通费用十分昂贵，北方已几乎见不到大城
市。可以肯定，蒙古统治者在大都（今北京）建设起一座宏伟的首都，是根
据古典中国帝王的规划而设计的，①但可能最多只有50 万居民。虽然它是当
时世界的一流城市，但还没有宋朝的或中国更早的首都大。前南宋首都杭州
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100 万。①除去大都，元代中国北方没
有一个城市人口超过10 万，11 世纪时的北宋首都开封曾有100 万人口，但
在12 世纪初被宋朝放弃之后就衰落了。13 世纪末整个开封府也仅有18.5 万
人在册。
从金朝至蒙古统一前，淮河是南北中国的分界，在元代，淮河以南有许
多大城市，人口从25 万到50 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除了县或路有人
口统计数字外，由其管理的城市通常没有单独的人口数字，但在1290 年的统
计数字中，那些拥有大城市的路的人口数字能够透露出一些实情：扬州路在
册人口 150 万，附近的常州路100 万，嘉兴（浙江北部，与杭州接境）225
万，浙江与江苏还有几个人口为100 万到250 万的路；在江西北部的饶州路，
其中包括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我们惊奇地发现有450 多万人口。这些数字
所表明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显示了城市居民可能的稠密度，还向我们显示
了那里有为工艺和手工业提供的劳动力，有专门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有发达
的内河和沿海航运，这些都维持了人口的密集。
中国中南部的中心地区在经济上始终是一体化的，我们知道在蒙古征服
之前的南宋时期就一直如此。②日本社会史学家斯波义信提醒我们对“中世纪
中国贸易革命”的重视，在其他地方它又被描绘为公元750 年至1000 年间中
国社会的“根本性过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① [479]南希·S.斯坦哈特：《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① [431]吉尔伯特·罗兹曼：《金代中国和幕府日本的城市网》，第30—36 页。该书对中
国和日本历史中
的城市化做了制度方面的论述。
② [452]斯波义信：《宋代对外贸易：范围与组织》；亦见[451]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
研究》或其英译本。
和城市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出现而来的“贸易大膨胀”。③在蒙古占领之前的几
个世纪内过渡中的中国的那种发展，在1125 年后的中国北方没有继续下去，
但是在宋朝的南方却迅速进行。为了回答城市、城市文化、贸易以及农业经
济的商品化这些问题，我们先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元代中国的统一在多大程
度上使北方地区恢复了生机，元朝统治是否压抑了南方的经济。
蒙古人优待西亚商人的组织斡脱，给予他们贸易特权和为国家服务的财
政责任。在元帝国范围内，从波斯和地中海一直到中国和高丽都有斡脱商人
活动，他们或许为当时的中国长途贸易更加国际化做出了贡献。斡脱特权究
竟是扰乱了中国的贸易方式，还是全面发展了中国贸易，增加了中国财富？
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给予完整的回答。①人们普遍认为，元代中国的斡脱是蒙古
霸主的一个卑劣共谋者，蒙古霸主把从汉人身上榨取来的资金借给他们，资
助其不可告人的、伤害政府与人民的活动。居于高位的蒙古人与色目人确实
是把钱借给了斡脱商人，斡脱离人又以高利贷形式转借给地方政府中那些完
不成税收任务的部门，或者是转借给有同样经济需求的个人，然后他们又依
靠与地方长官的关系收取债款。说斡脱商人们贪得无厌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但是一般人似乎把他们看作很多苦难的根源。对那个时代的描述常常指出斡
脱商人“熟悉城市的各条道路”，而那里恰恰是经商的场所，他们残酷地运
用自己经商的技巧来充实他们自己及其蒙古主子的腰包。
关于元代大都、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有一些描写。杭州优美的景色、
温润的气候，以及她的奢华与娱乐，对蒙古、色目官僚以及宗教人士、商人
都有强烈的吸引力。闻名于宋朝最后几十年的巧夺天工的城市发展，并没因
为被征服而消失。①1275 年至1291 年来中国的马可·波罗对这座城市十分了
解。他称她为“华美绝伦的城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14 世纪中叶这座
大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火灾，在元末内战中又几次易手。显然在有元一代她走
了下坡路。还没有其他城市显示出这种值得注意的发展。大运河的重新开发
无疑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其工程不涉及江南段，即杭州至长江段，
但是江苏北部的运河要重修，一直向北延伸，从黄河直到大都。1340 年以后
它毁于洪水，并因战事而使运输受阻。北方和南方经济上的一体化首先得益
于运河的重建，但却没有继续得到完全与长久的利益。在北运河两旁的商业
大城市得以再生却并不繁荣。在元代似乎没有哪类经济得到真正的繁荣，而
不同地区条件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有关元代中国城市生活的某些最直接最有色彩的信息来自元杂剧，我们
在社会史部分已有论述。其中很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虽然情节可能
离奇，但这些杂剧从广阔的角度揭示了城市人的追求，显示了城市与农村生
活之间的交流，向我们展示了每年的节日庆祝及宗教仪式，还描绘了对贫富、
对官员、偶尔也有对居住在中国的外族人的态度。这些杂剧已有一些很好的
译本，但是将它们作为研究元代社会的资料进行分析还仅仅是一个开始。②
③ 引自[511]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第63 页。
① 在准备写此章时，发表了两篇研究斡脱的论文。见[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
260 年间的蒙古诸
王与斡脱》；[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
① 谢和耐在[156]《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 年》中对杭州有神奇的描述
，该书先以法文出
版，后又有英文译本。
② 见[180]乔治·A.海登：《中世纪中国戏剧中的罪与罚：三出包公戏》。这是展示社会
评判观念的公案戏。
关于《元典章》这部囊括法律、案例的大规模汇编，以及有关元代社会史的
其他类文献的情况也是如此。③
乡村生活
如果说我们关于城市社会的知识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中国人口的大
多数——在乡村居住的农民以及作为农村社会一小部分的工匠和商人——的
情况的了解，就更难令人满意了。在元杂剧、笔记和其他非官方、非正式的
历史资料中，关于乡村生活的材料比关于城市或关于各种背景的精英人士的
材料要少得多。但是，就乡村社会的某些方面提供一些与现在的了解相比更
详细的认识，还是能够做到的。
政府的基层是建立在得自于早先汉人实践的两种管理系统之上的。在忽
必烈朝初期，政府下令各种户籍均归地方行政机构管辖。在城镇、近郊及其
乡村地区，人户被编入我们可称之为“管区”或“界区”的组织内，在中国
其称呼各地不同。它们的头目名义上是公众推选的，实际上是县衙从纳税最
多的那些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职责是催督差税，也负责维持秩序。
在忽必烈统治早期，他下令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村人户，特别是从事农业
的人户，每50 户编为一社。征服南宋以后，村社制度又推广到南方，但是零
星的证据表明社的规模相差甚大，有的可能包括几百户。开始时，至少在名
义上，社负责劝农以及乡村的恢复。最终社趋向于与负责税收和治安的基层
组织合并为一。有人怀疑这一制度既没有全面施行，也没有很有效地坚持下
去。但是，这两种村社制度却提示我们：这些对于社会来说多少具有自然性
质的村社组织形式，是为了社会管理的目的而被承认和利用的，这很像以前
各朝代中它们被利用时的情形。①对于大多数中国农民、小商贩以及乡村工匠
来说，世袭的户籍和社会的四等级制度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能不如对
城市和城郊人口的影响那么强烈。
许多元杂剧现在还没有译本。
① 见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为本书写的政府一章和她在[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
元代的地方行政管
理》中的研究，第119—122 页等。
驱 口
元朝统治下，乡村生活最受直接影响的方面，是整个地方人口中被征服
者军队的将领们占有的、有时人数可达几千或几万的那一部分人，也包括这
部分人经营的农田。蒙古人的做法是将军事行动中俘虏来的被征服民族的人
口作为战利品奖给黄金家族的成员或者功臣，这些人口不在正常的户计之
内，而处于类似于农奴或奴隶的地位。这类人被称作“驱口”（义近俘虏）。
①在征服早期，这一做法在中国北部相当广泛，而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得以一定
程度的继续，并扩展到南方各省。②
1235 年，即征服金朝后不久，蒙古人便开始进行户口统计与登记，目的
是核定军事将领投下的户数，并确定对整个人口统一实施的赋役额。当时登
记在册的大致为200 万户，而在此之外的投下所占有的户数，据查为76 万多。
③为了从驱口户得到部分赋税，朝廷想将投下置于指定的官员管辖之下，但是
投下主人将这些驱口看作他们的私有财产，隐瞒实际数字，以最大限度剥削
他们的生产能力。在北方也有一些汉人投下封地，属于有世袭权的汉军将领，
与蒙古人、色目人占有投下的情形一样。在对被征服的汉人进行剥削的问题
上，中央政府与军事贵族的利益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在整个元代一直存在着。
在这一利益冲突中，一般人除了离家逃走变为流民或流徙户以外，没有办法
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在1215 年至1260 年之间中国北方在册人口的剧减，
可以用国内大规模迁徙来解释。
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们看到了与贵族争夺驱口控制权以及对驱口过度剥削
造成农村生活的混乱等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力图采取广泛措施限制这种过度
剥削，使农村安定。如上所述，通过设立负责劝农的社和负责税收、治安的
基层组织，忽必烈政府力图减少或直接管辖属于投下名下的农村人户，使他
们承担与自由农户类似的赋役。但是忽必烈汗不能够取消蒙古投下制及其驱
口与匠户。一个折衷的办法是指定行政官员去监督投下，并且从每年税收中
拿出一部分来奖励投下领主。这并没有完全消除隐瞒、盘剥和其他一些与中
央政府的矛盾。在忽必烈统治的这个较长时期内，约有 15％的人口仍是驱
口，而隐瞒的数目有可能与此相当。有元一代，在基本的财源以及对待从事
生产的农民和工匠方面存在的弊病一直没有克服。
在管理农村人口方面，元朝政府在北方一直使用1260 年以前采用的赋役
形式，在南方则实行宋朝的两税制。这既说明政府能够实际地采取灵活措施，
又暴露了其行政管理的弱点。这种弱点十分明显，助长了全国范围的流徙以
及地主所有制的滥行，这在富庶一些的南方省份尤为厉害。中国农村的经济
条件依旧很恶劣。忽必烈时期农业曾有一些恢复，但是在其不得力的继承者
时期又都丧失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当时文献中记载了大
量流民的许多材料更能说明这个问题。①
可以说明元史中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有关元末民间宗教及与之相
① 关于“驱口”和其他被奴役的人的基本史料，见[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
第38—58 页。
② 忽必烈汗时的例子，见李则芬：《元代的社会》，载[762]《元史新讲》第5 卷，第34
8—528 页，特别是
506—511 页。
③ 见[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所列表格，第1 卷，第222 页，以及相关的论述。
① [775]邱树森、王颋：《元代户口问题刍议》，第116—118 页。
关的造反运动的大量记载。与摩尼教有遥远的渊源关系的明教教义预言弥勒
佛会在世界最黑暗、人民最苦难的时候出世。其大多数来自长江以北的几百
万中国农民相信了14 世纪中叶的元代中国世界就要接近黑暗的尽头，很快就
会转入金色的、极乐的光明之中，天堂会在人间实现。
这个教义成功应用的原因之一是农村生活确实极端艰难，容易让人产生
否极泰来的幻觉。这种思想使得普通民众的大多数易于追随声称与弥勒佛有
一些关系的领导人物，而很多领导者都这样树立自己的形象。另一个原因是
传统的儒家学者虽然在群众中仍享有原有的声望，却只能起到已无号召力的
地方领袖的作用，普通人中的大多数已不大受到精英们传统式的影响。元末
起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儒士们一般都在政府徒劳地镇压各派起义中与政府站在
一边。其他没有宗教性质纯粹是贫苦农民走投无路的起义也为数不少，其中
很多只不过是以村社的自卫运动开始的，政府无力镇压强盗，村社就自己武
装起来。近年研究14 世纪的起义有很大进展，很快就会有能够较充分反映农
村社会轮廓、描述日常生活实际状况的总结问世。①
我们要再回到本章开始的那一点上来：我们还处于这样的窘境，在可以
允许的最大误差范围内仍不能说出元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或者说不知道
如何对我们得到的令人费解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人口剧减情况作出说明。只
要对这个基础性的重要问题拿不出答案来，我们就最多只能提出一些从宏观
上加以阐述的历史问题，只能对与此有关的新近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只能提
出一些有限的、暂时有用的总结意见。元史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
在那个重要的时间断限内，一定存在着引起社会变化的各种潮流或各种影响
的某种联系，这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可能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① 见本书第7 章和我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明朝的兴起，1330—1350 年”里关
于民众起义对明朝
建立的作用的论述，第11—57 页，特别是第12—43 页。
书目介绍
1.辽
传统史料
辽是资料特别缺乏的时期。辽朝政府像其他中国政府一样，产生了大量
的用汉文和契丹文书写的公文。但是在辽朝灭亡之后，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
来，可惜没有一件留存至今。
历史记载的缺乏是辽朝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辽朝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
和史馆，但是它的史官从未像同时代的宋和后来的金代史官那样尽职和具有
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
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
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捺钵）。这种形式的政府不利
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方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
割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汉人），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
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文，更使资料不易保存。
辽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样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①
这些起居注应该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时强加干涉，坚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
记录他们的活动，并处罚那些拒绝给他们看起居注的官员。①10 世纪末叶，
辽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国史院，它的主管官员和三个僚属，既有契丹人，
也有汉人。②他们正常地将逐日的记录汇集成起居注。在圣宗（982—1031 年）
时，他们还开始修撰前朝的实录，第一部奏上的实录是在991 年。③在道宗
（1055—1101 年）时，委任了编撰“国史”的监修官。1085 年，国史院奏上
了道宗朝以前的各朝实录。④这些实录提供了一个从王朝建立到1055 年的编
年史，可能保存了早期各皇帝在位时的第一批经过整理的资料。道宗去世后，
他的继承者天祚（1101—1125 年）在1101 年下令续修至他以前的各朝实录。
由耶律俨主持修撰的实录在1103 年完成，共计70 卷。⑤这个实录保存到了明
朝初年。天祚帝时没有起居注。
辽朝皇帝至少下令编撰过两部契丹建国前的史书。第一部是941 年编撰
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可能是用契丹文写的。⑥第二部是监修国史萧韩家
奴主持编撰的汉文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20 卷，1044 年完成。⑦萧韩家奴
为了使契丹天子乃至庶人都能了解中国制度和古今成败，特别把一批汉文史
① [645]《辽史》（北京，1974 年版），卷47，第776 页。
① [645]《辽史》，卷23，第278 页。
② 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
值得怀疑。见[645]
《辽史》，卷47，第781 页。
③ [645]《辽史》，卷13，第141 页；卷79，第1272 页。
④ [645]《辽史》，卷24，第290 页。
⑤ [645]《辽史》，卷27，第320 页；卷98，第1416 页。
⑥ [645]《辽史》，卷4，第49 页。
⑦ [645]《辽史》，卷103，第1450 页。
书翻译成契丹文。被翻译的有9 世纪时马总撰写的通史著作《通历》，薛居
正撰写的《（旧）五代史》（后来被列为五代的正史），吴兢编辑的唐太宗
和他的大臣讨论政务得失的《贞观政要》。⑧《贞观政要》似乎很受来自北方
的非汉人统治者喜爱，因为其中的治国言论较易于被接受。这部书后来又被
翻译成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满文。
尽管宋人严格禁止图书出口，辽的宫廷史官和文士还是知道中国的宋朝
的历史著述。①1096 年，辽廷的一个汉人官员在给道宗的上书中指出，宋廷
虽然承认辽廷与之相同的地位，但是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却将
契丹附于四夷之中。他建议在辽人修的国史中给宋以同样的待遇。②
女真人的金朝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超过辽，在灭辽之后，金朝理应修撰
前朝辽的正史。但是，关于辽是不是一个正统王朝的争论成为修史的一大问
题。虽然辽具有中国式王朝的所有外在形式和地位，并得到了宋廷的认同，
它的统治却从未超出中国北部的一个小边缘地带。甚至在与中国的宋朝持续
不断地接触了两个世纪和吸收了大量的汉族臣民之后，辽统治者的汉化程度
仍很低。修史者遇到的难题是把辽视为边疆地区的王国并将其历史附在五代
史和宋史中，还是把辽作为完整的正统北方王朝，与宋分开，就像处理北魏
及其6 世纪的继承者那样，单独写它自己的历史。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直到14 世纪，一个蒙古丞相终止了汉人正统史家的激烈争论，才对这一问题
做出了专断地裁决。
第一次修辽史的尝试是在金熙宗（1135—1150 年）时，熙宗命契丹皇室
后裔耶律固修撰辽史，这一任务后来由耶律固的弟子契丹人萧永祺承担，并
在1148 年完成，共计70 卷（译者注：应为75 卷）。①但是，从1189 年直到
1206 年，金的史馆显然没有全力从事完整的官修辽史计划，修史工作常被政
治争斗所打断，所以一直没有完成，直至1207 年才由陈大任完成并上奏朝
廷。②
元朝时激烈的正统之争亦延缓了辽史的修撰，最终在1343 年由担任辽、
金、宋三史总撰官的脱脱丞相终止了无休止的争论。辽朝历史即现存《辽史》
的修撰，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1344 年成书，1345 年刊行。③因为
该书为我们提供了辽代的主要资料，有几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与其他正史不同，《辽史》是在辽灭亡后两个多世纪才修撰的，经过两
次剧烈的朝代变迁，在修史时辽代的官方档案早以荡然无存。最不幸的是修
史者没有应用任何契丹文资料，尽管当时在蒙古宫廷中还有学者能够读契丹
文；似乎修史者亦没有应用任何辽廷的汉文档案资料。
⑧ [645]《辽史》，卷103，第1450 页。
① 1006 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
，违犯禁令的人要
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宋史》（北京，1977 年版），卷186，第456
2 页；[584]《续
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 年版），卷64，第1425 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
样禁令，违犯禁
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1956 年版），卷15，第160 页。[5
41]亦见魏特大、
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年）》（费城，1949 年版），第502 页，注释4
1。
② [645]《辽史》，卷104，第1455—1456 页。
① [646]《金史》（北京，1975 年版），卷4，第84 页；卷89，第1988 页；卷125，第2
720 页。
② [646]《金史》，卷12，第282 页；卷125，第2727 页。
③ [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辽史》主要以三部现成的著作为底本：耶律俨于1103 年编撰的《皇朝
实录》、陈大任编撰并于1206 年上奏给金廷的《辽史》和《契丹国志》。④
27 卷的《契丹国志》，南宋进士叶隆礼奉敕修撰，■大约成书于1247 年。①
该书依据的全部是宋人的文字资料，并带着鲜明的宋人的观点。作为修撰《辽
史》的底本的这三部著作，只有一部保留下来，另两部已在明朝时散佚。《契
丹国志》现有V.S.塔斯钦翻译的俄文译本。②
清代考据学成果
《辽史》修撰得实在太差了，不仅内部矛盾和史实出入充斥其中，而且
在使用资料方面与《金史》和《宋史》（这是与《辽史》同时修撰的两部正
史，出自同一群史官）及五代时期的两部正史、宋人的史书如《续资治通鉴
长编》和其他当时的文献全然不同。考证《辽史》的史实错误，成为清初的
考据学家的一个专门领域，他们所做的大量资料考证工作，为现代史学家提
供了便利条件。
第一个对《辽史》进行全面考证的是厉鹗（1692—1752 年），他在《辽
史拾遗》中，汇集了近400 种宋、元著述中的相关资料。③杨复吉（1747—1820
年）后又增补史料，著出《辽史拾遗补》一书。④钱大昕（1782—1804 年）
和赵翼（1727—1814 年）二人都对辽代的资料做了大量的考释。19 世纪末期，
李有棠（1843—1902 年）在《辽史纪事本末》中大量引用了厉鹗和杨复吉辑
录的资料。①
在本世纪，《辽史》的史料研究由冯家昇、罗继祖等学者继续进行。他
们的成果被收入赵铁寒编辑《辽史校勘记》中，包括冯家昇的《辽史初校》，
罗继祖的《辽史校勘记》、冯家昇的《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和
《辽史源流考》。②其他学者对存世的辽代契丹文和汉文碑刻进行了研究。这
些学者的研究清除了许多难点，但还是留下大量空白。辽史依然是中国历史
中资料较缺乏的。
给当代辽史专家最大资料便利的是在杨家骆主持下编辑的10 卷本《辽史
汇编》。③该书将所有重要资料、前面提到的考据成果及很多其他成果汇集在
一起，并且大量选录了1960 年前的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10 卷本重印了魏
特夫和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年）》）。增补该书的《辽
④ 在《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辽史》，卷49，第834 
页。
① 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1180 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1247 年的进
士。前序中的年
号，可能被抄错（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契丹国志通检》
（北京，1949 年
版；台北，1968 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
，第259 页。
② 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V.
S.塔斯钦的俄译本
（莫斯科，1979 年版）。
③ 厉鹗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台北，1973 年版），卷3，
第9 种。
④ 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3，第10 种。
①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 卷（北京，1980 年版）。
② 赵铁寒编《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 年版）。
③ [756]杨家骆：《辽史汇编》，10 卷（台北，1973 年版）。
史汇编补》④于1974 年出版。
近10 年出版的两部辽代文献集也是重要的资料。陈述的《全辽文》辑录
了包括碑文在内的辽代汉文文献。⑤与之相同的契丹语文献的辑录，见清格尔
泰等人合编的《契丹小字研究》，⑥该书亦包括对契丹文字、语言资料的翻译
和评述。
当代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对辽极不重视。第一次提到辽的是V.P.瓦
西里耶夫，在1859 年出版的俄文东方史中亚部分中写了几句。第一部有关辽
的专著是贾柏连的《辽史》，译文《满洲边缘的辽史》于1877 年出版。①基
本接近于现在研究的是H.H.霍渥斯的《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②
在E.H.帕克的《鞑靼千年史》中，对契丹则有了很长的描述。③
真正意义的现代研究成果是沙畹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出使契丹和
女真的中国旅行者》，④该文翻译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峤、王曾、路振和宋绶
的行程纪。
但是，这并没有激发对辽史的更深入研究。除了闵宣化的考古研究外，
接下去对辽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并翻译了《辽史》⑤和《说郛》
中的《契丹国志》。这一研究涉及了有关契丹的亲族制度、社会结构以及风
俗习惯等一系列问题。
魏特夫和冯家昇有关辽代的巨著《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年）》，
⑥1949 年出版，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
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
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
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但是，固定的结构难
以绘出不断发展的全景，使本书未能成为一个能够反映各种事件的完整的编
年史。主要是因为该书的结构难以把握并难以阅读，使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
的承认。这部著作，是任何对辽史有兴趣的学者都应该读的基本书。
可能是因为魏特夫和冯家昇的著作涉及了如此广泛的问题并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领域，在该书问世后数年中，出现了一些研究辽史的西方文字论著。
一个例外是在对外关系领域。关于宋辽外交关系研究的主要汉文成果是聂崇
歧的长篇论文《宋辽交聘考》，①第一次发表是在1940 年，重版载于聂崇歧
的《宋史丛考》。傅乐焕（1913—1966 年）亦就这一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见
④ [757]杨家骆：《辽史汇编补》（台北，1974 年版）。
⑤ [784]陈述：《全辽文》（北京，1982 年版）。
⑥ [863]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85 年版）。
① [152]贾柏连：《满洲边缘的辽史》（圣彼得堡，1877 年版）。
② [193]H.H.霍渥斯：《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
③ [370]E.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和上海，1895 年版）。
④ [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⑤ [473]史泰安：《辽史》。
⑥ [541]见魏特夫、冯家昇书。
① [837]聂崇歧：《宋辽交聘考》。
于他的论文集《辽史丛考》中。②近来西方的学者已经重又否定了契丹是宋属
下的“蛮夷”邻族的传统中国观点，集中研究当时的真正的多国制现象。在
莫里斯·罗沙比编辑的一本极好的会议论文集《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
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中，③收录了王赓武、陶晋生、米歇尔·罗杰斯等人
的论文，④这些论文切中要害并勾划出了10—11 世纪北亚多国制的场景，契
丹和辽是参与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C.施瓦茨-席林的专题论文《澶渊之盟
（1005 年）》，⑤揭示了导致宋辽1005 年和约的重大事件。克劳斯·蒂兹的
《1074—1076 年的辽宋边界冲突》，⑥详述了两国关系中不用战争而解决的
最后一次危机。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 年）》
一书，①详述了辽朝末年的重要事件，尽管它的重点是研究宋金关系而不是宋
辽关系。陶晋生在他的《宋辽关系史研究》②一书中对宋辽关系进行了全面研
究，此后又出版了同样题目的英文论著《两个天子》。③
最近还有研究辽朝对外关系的两篇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珍妮特·诺
维的《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④和梅尔文·斯里克兰·安的《11
—12 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⑤后者
几乎就是对出使辽的宋朝官员的专门研究。
大量有意义的辽史研究著作出现在中国。傅乐焕的丰富的和卓有见地的
研究成果，收入了著者死后出版的《辽史丛考》中。⑥傅乐焕1966 年的早逝，
是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损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引人注意和最多产的辽史
学家是陈述，他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⑦可能是中国学者对辽代社会和经
济研究的最大胆尝试。陈述的分析与魏特夫、冯家昇的有所不同，他比较注
重有条理地叙述，对薄弱和零碎的资料的考释不太注意。该书同样未对持续
的社会变化给以更多的解释。陈述最近的著作《契丹政治史稿》，①包含了一
系列有关契丹社会和政治制度各方面以及各种政治事件的令人感兴趣的、有
些是独有见地的论文。陈述还给非专业读者写了一部通俗著作《辽代史话》。
②另一部引人注意的著作是张正明的《契丹史略》。③该书的主要部分亦是对
② [871]傅乐焕：《辽史丛考》，2 卷，第283—387 页。
③ [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 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伯
克力和洛杉矶1983
年版）。
④ [535]王赓武：《小国的辩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487]陶晋生：《蛮人或北
人：北宋人心目中
的契丹人》；[419]米歇尔·罗杰斯：《朝鲜中世纪民族的觉醒：辽、金对高丽的影响》；
均载于[423]莫里
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 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
⑤ [444]c.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1005 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威斯巴登
， 1959 年版）。
① [498]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 年）》（威斯巴登，1971 
年版）。
②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1984 年版）。
③ [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塔克森，1988 年版）。
④ [353]珍妮特·诺维：《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印第安那大学1983 年博
士学位论文。
⑤ [14]梅尔文·斯里克兰·安：《11—12 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
政治因素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871]傅乐焕：《辽史丛考》（北京，1984 年版）。
⑦ [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上海，1963 年版，1978 年再版）。
① [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1986 年版）。
② [783]陈述：《辽代史话》（郑州，1981 年版）。
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但是更加完整并对历史演变给予更多的关注。
更详细和更条理的辽史著作是舒焚的《辽史稿》，④可惜在本章完成后我还无
法参考该书。
可能最好的辽代政治史大纲是由姚从吾的一系列内容详实的讲座组成
的。姚从吾1971 年去世后，陶晋生将他的讲义编入全集，并得以出版。⑤姚
教授写了多篇有关辽代政治和制度史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对复杂事件
的深入研究，亦殿示了作者的谨慎学风，所以很有价值。最重要的论著收入
他的《东北史论丛》，⑥并且在《辽史汇编》及其补编中重版。
从本世纪30 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出版了不少优秀的辽史著作，尤其是研
究辽代社会和法律制度的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岛田正郎对辽代法律（与泷
川政次郎合作）、⑦辽代社会、⑧辽代管理制度、①辽代社会与文化、②辽代官
制③及辽史其他方面④的系列研究。这些成果深化了辽代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研
究。傅海波赞同并发展了岛田正郎关于辽律的观点，对辽律做了进一步研究，
在1981 年意大利贝拉焦举行的中国中世纪法律史研讨会上，提交了《从辽朝
（907—1125 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的论文。⑤同一作者还翻译了《辽
史·刑法志》全文并做了评注。⑥
关于辽代宗族研究，詹尼弗·霍姆格伦发表了两篇引人注意的文章：《辽
朝（907—1125 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⑦和《耶律、遥辇与大
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⑧
关于辽代的佛教，最优秀的著作还是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⑨
关于辽代的物质文化，第一批重要的证据来自考古，特别是来自辽皇陵
的发掘。闵宣化的《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⑩和《辽代王陵》⑾二文，
第一次引起了西方读者对辽代物质遗留的注意。这一领域，从人类学家兼考
古学家的鸟居龙藏（1870—1953 年）开始，被日本考古学家大大发展了。岛
居龙藏在本世纪30 年代初在《国华》上发表《辽代的壁画》的系列文章，①
③ [796]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1979 年版）。根据作者的前言，此书实际完成于
1963 年前后。
④ [872]舒焚：《辽史稿》（武汉，1984 年版）。
⑤ [832]姚从吾：《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重版载《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
，1972 年版），2
卷。
⑥ [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 年版），2 卷。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
编》。
⑦ [482]泷川政次郎、岛田正郎：《辽律之研究》（东京，1943 年版）。
⑧ [457]岛田正郎：《辽代社会史研究》（京都，1952 年版）。
① [458]岛周正郎：《辽制的研究》（东京，1954 年版，1973 年再版）。
② [454]岛周正郎：《辽代社会与文化》（东京，1956 年版）。
③ [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东京，1978 年版）。
④ [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东京，1979 年版）。
⑤ [119]傅海波：《从辽朝（907—1125 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
⑥ [145]傅海波：《辽史中的“刑法志”》。
⑦ [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 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
。
⑧ [187]詹尼弗·霍姆格伦：《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
⑨ [350]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京都，1953 年版）。
⑩ [329]闵宣化：《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⑾[332]闵宣化：《辽代王陵》。

① [505]鸟居龙藏：《辽代的壁画》。
对新发现的辽代皇陵的壁画做了介绍。此后他又出版了《考古学所见辽代文
化图谱》，②辑录了大量的古代图片，但释文似乎从未发表，可参见他的《辽
代文化探讨》③一书。关于早期的日本考古学发掘，亦见田村实造、小林行雄
对圣宗墓庆陵的研究④和岛田正郎关于祖州城的报告。⑤引人注意和更有价值
的是田村实造在《庆陵的壁画》⑥中对庆陵及其壁画的研究。
本世纪50 年代以来，其他带有壁画和各种文物的陵墓被中国的考古学家
发现。三个西方学者使用这些资料对契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埃
伦·约翰斯顿·莱恩的《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⑦琳达·库克·约
翰逊的《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⑧和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
的《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⑨
关于辽代陶器和瓷窑，见威廉·沃森的《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⑩和李文
信、朱子方对辽宁省博物馆所藏辽代瓷器的叙述。⑾亦可参考Y.迈纳为展览
开列的目录《长城南北的辽代陶瓷》，附有参考书目，1973 年出版。⑿
在建筑领域辽代无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存的超过30 个的大型石木建
筑，确有一些代表了技术方面的重要进步。关于辽、金建筑的经典之作是1934
年由关野贞、竹岛卓一出版的图片集和竹岛卓一10 年后出版的研究著作。①
辽代建筑中最壮丽的是在山西省东北部应县的大木塔，陈明达对该塔研究的
专著出版于1980 年。②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1984 年出版的《中国传统建
筑》，③对辽代建筑有精彩的简述。最后，关于辽代的都市规划，南希·沙茨
曼·斯坦哈特的《中国的帝都规划》一书④中，包括了辽上京、南京和中京的
规划。
② [503]鸟居龙藏：《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4 卷（东京，1936 年版）。
③ [504]鸟居龙藏：《辽代文化探讨》（东京，1937 年版）。
④ [486]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京都，1953 年版）。
⑤ [459]岛田正郎：《祖州城》（东京，1955 年版）。
⑥ [484]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京都，1977 年版）。
⑦ [271]埃伦·约翰斯顿·莱恩：《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
⑧ [232]琳达·库克·约翰逊：《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
⑨ [422]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
⑩ [537]威廉·沃森：《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纽约，1984 年版）。
① [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2 卷（东京，1934 年版）；[48
1]竹岛卓一：《辽金
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44 年版）。
② [786]见陈明达：《应县木塔》（北京，1980 年版）。
③ [476]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传统建筑》（纽约，1984 年版）。
④ [475]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檀香山，1990 年版）。
2.西夏
西夏历史的研究，尽管人们认为它很重要，直到本世纪还是令人吃惊的
少。西夏是一个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朝代，在中国北部和内亚的政治上起过巨
大的作用，并且有它自己的一套复合的制度和高度混杂的文化。但是，西夏
从未被中国正统历史学家视为正统王朝，可能是因为它甚至从唐代开始，占
据的只是中国世界的边域地区。结果是从没有为西夏修过正史：在为辽、金
的正统问题激烈争论几十年之后，终于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时的1344—
1345 年为这两个非汉人建立的王朝修了专史，但是从未有人提出给西夏以同
等待遇的建议。
中国史官由此把有关西夏的记载作为列传，分列在14 世纪40 年代同修
的宋、辽、金三史中。①这些列传，像其他“外国传”一样，没有集中叙述这
个党项人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制度，而是大量叙述它与中国世界其他政权的关
系。此外，修传时所用的原始资料几乎全部是汉文的。夏和辽、金一样，有
自己的史官，但是他们的作品以及用党项文字记录的西夏官方资料，都在
1227 年蒙古征服时被毁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党项文字和语言知识逐渐失
传，以至存世的用党项文字书写的碑文直至近几十年前还不能识读。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宋
人有专论西夏的著作，大多数与边疆防卫和战略相关，但是仅存书目，原书
早已不存。②王偁撰写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该书在13 世纪时还以
此名单独成书，但正如18 世纪时编辑“四库”者所述，它实际上只是王偁《东
都事略》（1186 年成书）中的西夏传，出版时独立出来并被后来的出版者给
予新的书名。③
将所有保留下来的汉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尝试开始于18 世纪。洪亮吉是
为西夏写史的学者之一，他的《西夏国志》没有完成；秦恩复的《西夏书》，
则在完成后不久被毁。两部19 世纪的大部头作品刊印并保留下来：吴广成的
编年体史书《西夏书事》，42 卷，1825—1827 年成书；张鉴的纪事本末体史
书《西夏纪事本未》，36 卷，1884 年成书。这两部书对现代史学家仍很重要
《西夏纪事本末》的绝大多数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
书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资料找不到出处。正因为吴广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处
不明，有些还颇值得怀疑，所以他的作品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使用时需要特
别谨慎。
编撰这类传统史书的最近尝试是戴锡章的《西夏纪》，1927 年（译者注：
实为1917 年）成书。与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锡章精心编撰的这部书核对了所
有资料并开列了参考书。他惟一没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资料是《宋会要辑稿》，
因为当时该书还没有出版。
多产的中国历史学家朱希祖于1943 年撰文对这些早期史书做的研究，①
虽非长篇大论，但还是很有用处的。
① [644]《宋史》，卷485—486，第13981—14033 页。[645]《辽史》，卷115 第1523—
1530 页。[646]《金
史》，卷134，第2865—2879 页。
② [771]详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3 年版），第338—339 页。
③ [668]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① [731]朱希祖：《西夏史籍考》。
党项资料的发现和语言翻译
戴锡章的著作出版前，对党项人和西夏的研究因为西夏语言和文字的原
始资料大量被发现而有了巨大的发展。部分资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发
现的。1908—1909 年，由P.K.柯兹洛夫率领的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发现并发掘
了额济纳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他们的发现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侣的
坟墓，里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写的图书和文书。后来斯文·赫定带领探险队
考察了同一地区，斯坦国和兰登·沃纳也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察。虽然这次
考察没有像柯兹洛夫那样收获巨大，还是发现了很多资料。其他的资料是中
国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发现的。这些新资料，尽管没有完全被识读，还是从
党项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国邻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证据。
对党项语言试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发现之前就已经出版，在19 世纪的
最后几年，M.G.德维利亚对一些双语碑文作了考释，但是远没有达到释读党
项语的目的。真正的党项语研究始于1909 年，伊凤阁的研究主要依靠柯兹洛
夫发现的党项—汉语辞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资料，他后来编纂了一部党项
语辞典。1922 年，伊凤阁被苏联派往北京作外交使节，在北京他与中国学者
广泛接触，尤其是与罗振玉的儿子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及王静如过往甚密，
他鼓励他们也从事党项语的研究。伊凤阁还影响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聂历
山，他不久即开始将存在列宁格勒的柯兹洛夫发现的文献进行系统的编目。
对党项研究极不幸的是，1937 年，伊凤阁和聂历山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蒙
难，他们的手稿全部被没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亦中断了中国的党项研究。当时在这一领域几乎仅有的
是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和他的学生西田龙雄主要从事的党项语佛教经典的研
究。
在本世纪50 年代后期和60 年代，苏联的党项研究复苏，一批年轻学者
终于掌握了阅读党项文献的技能，并能以令人信服的新方式翻译资料，有些
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时出现了第一部现代西方的党项史著：E.I.克
恰诺夫的《西夏史纲》。①该书主要还是依据汉文史料，但是也使用了党项资
料。
此后不久，出现了两部主要依靠汉文史料的深入研究党项早期历史的著
作：保罗·弗里德兰的学位论文《早期党项史》②和日本学者冈崎精郎对同一
课题的更细致研究。③对西夏进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仅有邓如萍的博士学
位论文，④作者引用了至1983 年以前苏联和中国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
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邻人研究
的兴趣，从60 年代后期开始，在近20 年中成果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对党
项与中国及其与契丹、回纥、吐蕃等邻族的关系能够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
中国北部的复杂世界及其边疆民族的各个方面。
① [266]E.I.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莫斯科，1968 年版）。
② [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华盛顿大学1969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京都，1972 年版）。
④ [97]邓如萍：《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普林斯顿大学1983 年博士学位论文》。

近年来中国的研究
从本世纪70 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
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
于1980 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①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
综合论著。
白滨编辑并于1984 年出版的论文集，②反映了中国学者关注的课题。其
他学者如李范文、③陈炳应、④李蔚⑤等，也出版了有关西夏历史和文化的论文
集。在这些作者中，陈炳应注意收集党项语的资料，而李蔚则仅限于使用汉
文资料。
李范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项语言学家，他出版了党项同音字典《同音》
的影印和汉文译本。⑥虽然对他的语音重构还有争议，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
波、白滨、黄振华出版的另一部党项字典《文海》的影印和汉文译本，⑦保留
了一批必需的资料。史金波还出版了一部研究党项佛教的论著。⑧
最近，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辑出版了《西夏文物》，⑨开列了党项文
物的目录并附有介绍文章，该书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遗址和遗物的新图片
（包括许多彩色图片），此外还有大量的文书。
中国学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过使用新发现的党项史料使西夏的
研究更为完整；大范围的考古新发现亦为党项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和艺术提
供了有价值的、完整的新证据。
俄罗斯的学者也在继续出版重要的新著。语言学家K.克平出版了许多列
宁格勒所藏党项文书的译文和研究成果。①依据党项语言资料进行研究的最有
意义的贡献毫无疑问是E.I.克恰诺夫已经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译的经典之
作。②现在已经出版的这批译著将使历史学家对西夏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管理制
度以及党项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国成文法的过程有全新的理解。就在最
近，克恰诺夫与傅海波合作翻译和研究了党项人的军事法典，③其中有许多涉
及西夏军事组织的内容，他们将其与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较研究。
①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0 年版，1983 年修订版）。
② [724]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1984 年版）。
③ [764]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1983 年版）。
④ [789]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1985 年版）。
⑤ [770]李蔚：《西夏史研究》（银川，1989 年版）。
⑥ [765]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1986 年版）。
⑦ [718]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1983 年版）。
⑧ [720]史金彼：《西夏佛教史略》（银川，1988 年版）。
⑨ [721]史金彼、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北京，1988 年版）。
① [96]详见邓如萍：《1982—1987 年苏联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
② [260]E.I.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 年）》，4 卷（莫斯科，198
7—1989 年版）。
③ [268]E.I.A 恰诺夫、傅海彼：《11—13 世纪西夏文与汉文军事法典》（慕尼黑，199
0 年版）。
3.金朝
金代的基本史料是《金史》，④由以汉人学者欧阳玄（1283—1357 年）
为首的元代史馆编撰，成书于1344—1345 年，主修官是丞相脱脱（1314—1355
年）。现在还有部分1345 年的最早刻本存世。元廷1348 年的覆刻本保存了
下来并于1958 年在上海影印出版。在以元代两种刊本互补影印的百衲本
（1931 年）①出版之前，人们普遍使用的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虽有一些刻、
抄错误，但还是可靠的。至今已知《金史》有不同刻本和抄本超过30 种。百
衲本现在已被中华书局1975 年在北京出版的8 册点校本所取代，占校本采用
了我们的脚注形式。另一个2 册的标点本1970 年在台湾出版，②这个版本虽
然不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但是包括了许多有关金代的其他史料并开列了金
代汉文文献书目，所以还是有用的。
《金史》的目录是按照传统的正史模式排列的，包括本纪、志、表和列
传。最后的列传，与传统正史一样，亦是论述与外国（西夏、高丽）关系的
专传。但是《金史》在两方面与其他中国正史不同。《金史》表列了各国的
来往使节、条约和有关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为了解金与邻国（宋、西夏、
高丽和辽）的关系提供了便利的线索。另一点不同是在全书最后开列了《金
史》中的国语即非汉语名称，并给予这些女真名称以汉文翻译。此外，还开
列了女真部名及其汉姓，有些显然是从女真姓名翻译过来的。这些资料对于
研究12 世纪和13 世纪初叶的女真语言非常重要。但是，乾隆朝（1736—1795
年）时的学者试图用满文译写《金史》中的外族名称的尝试实在是一种无用
功，1781 年初版的《金史语解》③亦因此而不被认可。乾隆朝《金史》和其
他同时代文献的刻本，都因为学者的“改字”而不能在今天被使用。
《金史》的修撰主要依靠的金的材料，如金朝历代皇帝的实录、文集中
的人物传和少量其他同时代的资料。由于主要资料相对一致，所以《金史》
的内部矛盾比同在14 世纪40 年代修撰的另两部正史《辽史》和《宋史》少
得多。1970 年前对《金史》编撰和史料的最现代和最广泛的研究是陈学霖的
《金代史学三论》。①
使用《金史》应该利用几种重要的现代工具书。第一部传纪索引是哈佛
燕京学社引得丛书第35 卷的《辽金元传纪三十种综合引得》，②其中包括了
《金史》。《金史》中的人名，均被编入崔文印的《金史人名索引》。③更有
用和更详细的索引，是小野川秀美主持编辑的3 卷本《金史语汇集成》。④
该书不仅列出了人名和地名，还列出了《金史》中出现的所有重要词汇。它
使用的是百衲本，而崔文印的索引用的是北京1975 年出版的新标点本。
④ [646]《金史》（北京，1975 年版）。
① 百衲本《金史》，1931 年出版。
② [646]《金史》（台北，1970 年版）。
③ 《金史语解》（北京，1781 年版）。
① [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威斯巴登，1970 年版）。
② [691]《辽金元传纪三十种综合引得》（北京，1940 年版）。
③ [862]崔文印：《金史人名索引》（北京，1980 年版）。
④ [362]小野川秀美：《金史语汇集成》（东京，1960—1962 年版）。
另一个同时代的重要史料是《大金国志》。⑤此书主要使用了金、宋的资
料，署名宇文懋昭撰写，但是成书时间还不能确定（可能是在13 世纪中叶）。
它是按正史的模式写的，以本纪开头。本纪后面是13 个开国功臣的列传，然
后是三十多个活跃于金朝的汉人文学之士的列传。金的傀儡楚和齐单独成
传。《大金国志》的叙事远比《金史》简单和狭窄，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史料
价值，因为它保留了一些《金史》未载的细节和几份政治文件的全文，如宋
金的盟约。使用《大金国志》的资料很方便，因为已有吴晓铃等编辑的《大
金国志通检》。⑥
另一部文书集是《大金吊伐录》。①它主要包括外交信件、盟约和与金、
宋1123—1127 年间建立重要关系相关的文书。不幸的是，最常使用的版本是
被乾隆朝的“改字”弄混的版本。尽管如此，该书还是保留了有关北宋军事
和政治形势的大量资料。
王鹗（1190—1273 年）原来是金的汉族官员，金国灭亡后成为胜利者蒙
古人的官员。他在日记中记录了1233—1234 年金国的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
情。他的《汝南遗事》②详述了金廷最后的统治者在宋和蒙古的围攻中力求生
存而采取的不顾一切的尝试。陈学霖在《〈汝南遗事〉导论：1234 年蒙古包
围下的晚金实录》③一文中对该书作了研究。陈学霖还在《金代史学三论》中，
对另一部晚金著作刘祁（1203—1250 年）的《归潜志》作了有价值的评述。
④《归潜志》⑤收录了许多晚金人物传和轶事，主要是根据个人所见写成，并
详细地描述了金国最后几年开封的生活状况。它也包括蒙古军队围攻开封的
目击记，这段记载被埃里希·海涅什在《两个王朝的灭亡》中翻译成德文。⑥
在金代史料中，我们还应提到金代作者张■的40 卷的《大金集礼》。⑦这是
一部卷数众多的叙述金朝统治下中国礼仪和宫廷礼仪的专著，所记内容比《金
史》中内容相同的志要详细得多。
并不是说在同时代的史料中，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作者的文集不重要。
它们包含了许多人物传记。在最近的两部工具书中，已列出了这些人物传记
的索引：梅原郁和衣川强的《辽金元人传记索引》，①罗依果的《金、元文集
传记资料索引》。②后者特别有用，因为它还包括《道藏》③中保存的全真道
徒的作品中的传记资料和来自佛教史书中的传记资料。
有史料价值的还有两部金人文选，保留了许多在存世金人文集中找不到
⑤ [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597]崔文印有新点校本《大金国志校证》（北京，1
986 年版）。
① [593]《大金吊伐录》（上海，1959 年版）。
② [602]王鹗：《汝南遗事》（上海，1959 年版）。
③ [50]陈学霖：《〈汝南遗事〉导论：1234 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宫廷实录》。
④ [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121—166 页。
⑤ [594]《归潜志》（北京，1983 年版）。
⑥ [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 年和1368—1370 年目击者的
报告》（威斯巴登，
1969 年版），第7—26 页。
⑦ [592]张■：《大金集礼》（上海，1936 年版）。
① [518]梅原郁、衣川强编：《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京都，1972 年版）。
② [400]罗依果：《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 卷（堪培拉，1970—1979 年版）。

③ 《道藏》（台北，1962 年重印本）。
的材料。这两部书是庄仲方（1780—1857 年）的《金文雅》④和张金吾的《金
义最》。⑤这两部当代再版的文选现在很容易使用。特别是《金文最》，保留
了许多重要资料，包括碑文资料。两部书都按照作品的类别排列，所以即便
没有索引也比较容易找到需要的资料。元好问（1190—1257 年）于1233—1249
年间编辑的金代诗集《中州集》，⑥也是一个很好的传记资料，因为它为诗集
中的每个作者提供了一个小传。陈学霖亦研究了这部诗集。⑦
我们的叙述集中于金的文献，但是宋的史料几乎同等重要。没有宋的资
料，不可能写出金代历史，亦不可能写出金、宋间长期斗争的历史。从宋代
史料中收集大量的资料并非易事。毫不夸张地说，在南宋人的政治性著述中，
都不难发现有关女真人的金国的一些记载。所有南宋的编年史料中，也是如
此。在这些著述中，篇幅最大也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是徐梦莘（1126—1207 年）
编的《三朝北盟会编》，大约成书于1196 年。它囊括了从1117 年至1162
年的事件，也保存了女真建国之前的有价值的详细记录。这部250 卷的会编，
包括大量的原始文书如信件、诏敕、史册及使者和其他官员的报告。在《三
朝北盟会编》中的不可忽视的大量资料，几乎能将所有重大事件的详情逐日
写出来，例如1126—1127 年北宋灭亡时的情景。通行的版本是袁祖安1878
年的刻本，近来又重印了此版本。①
其他重要史料是使者报告中保存的一些在女真国家中的见闻。傅海波撰
文对一个使者的日记作了研究：《1211—1212 年宋人使者的日记：程卓的〈使
金录〉》。②其他使者的记述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由沙畹——他在中国研究的很
多领域里成绩突出——在他的论文《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③和《北
辕录：周煇的北使记录》④中翻译成法文。另一部以在女真人中间的亲身经历
写成的书是洪皓（1088—1155 年）的《松漠纪闻》。⑤洪皓于1129 年受命使
金，被金扣留，直至1143 年才被放回。该书最完整的版本是《豫章丛书》本，
它包括了传抄中丢失的部分内容。《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金朝初期的大量
资料，就是出自《松漠纪闻》，它直接记录的12 世纪30 年代北方的生活情
景确实令人着迷。
有关辽代和元代的史料对研究金朝的兴亡显然也很重要。因此，要研究
1125 年之前和13 世纪初叶的历史，必须分别参考《辽史》和《元史》。对
研究女真与朝鲜的高丽之间的关系的最重要史料是完全独立成书的《高丽
史》，①郑麟趾撰，叙事从918 年至1392 年。该书可以被用来核对金、宋有
关高丽北疆发生事件的史料。
④ [680]庄仲方：《金文雅》（台北，1967 年版）。
⑤ [682]张金吾：《金文最》（台北，1967 年版）。
⑥ [600]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本）。
⑦ [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67—119 页。
① [58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袁祖安1878 年刻本；台北1966 年重印4 卷本）。

② [140]傅海波：《1211—1212 年宋人使者的日记：程卓的〈使金录〉》。
③ [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④ [59]沙畹：《北辕录：周煇的北使记录》。
⑤ [579]洪皓：《松漠纪闻》（南昌，1915 年版）。
① 郑麟趾：《高丽史》，3 卷（东京，1908—1909 年版）。
有关金的研究成果
对金史的学术研究在元代和明代实际上不存在。只是在满洲人于17 世纪
统一中国之后，由于女真是满洲人的祖先，对金朝的兴趣才高涨起来。1646
年，满洲人的清朝建立后仅两年，经过改编的金史编年就被翻译成了满语。
这本名为 Aisin gurun－isuduri bithe（《金国编年史》）的书，1887 年
由夏尔·J.de 阿尔雷兹翻译成了法文。②第一个考释《金史》史料的中国学
者似乎是施国祁（约1790—1820 年）。他的《金史详校》③标出了《金史》
各卷中的错讹字及矛盾之处，对更好地理解《金史》颇有价值。施国祁的大
部分考证已被收入中华书局1975 年的《金史》点校本。张金吾和庄仲方最初
尝试编辑金人文选是在19 世纪前半叶。但是这些活动都是孤立的，中国金史
研究的初兴是在20 世纪初，例如在王国维（1877—1927 年）的著作中，就
有对金于12 世纪90 年代修建的对付蒙古人的界壕的研究。④
直到最近，日本对金研究的兴趣还大大超过中国。这种兴趣与日本的政
治发展相一致，日本认为满洲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日本学者对金代的满洲史已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历史地理方面。
早期学者如稻叶岩吉、池内宏的研究，为后几代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
白鸟库吉的主持下，他们的一些权威性研究成果在1912—1914 年间被翻译成
了德文。①这部译著有极好的索引，对那些能够阅读德文但不太懂日文且不能
直接引用日本译文②的当代学者尤其有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
有关金和女真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不仅没被打断，还继续一浪高过一浪。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大部头的著作。三上次男的经典性著作《金史研究》③是经
过校定后出版的文集，收录了他以前发表的研究金史问题的论文。第1 卷《金
代女真社会研究》（1972 年版）是对建国前和建国初年的女真人的琐细研究，
详述了从女真兴起到建国的历程。第2 卷《金代政治制度研究》（1970 年版）
是从建国初年到以后的政府和管理体制的研究。第3 卷《金代政治社会研究》
（1973 年版）是有关女真人控制的金朝的附属人口、女真部落的一致性、在
中国环境下保存女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还有一章专门研究金与高丽的关
系。3 卷书后面都附有索引。另一部日本著名的著作是外山军治的《金朝史
研究》。④与三上次男的著作一样，这部书亦主要是作者早期研究的论文集。
一些文章是研究金朝的少数民族问题，其他文章研究金宋关系和12 世纪蒙古
的作用。外山军治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了黄河洪水泛滥对金经济的衰落的
作用。
在西方，除了沙畹的开拓性研究外，实际上近年之前一直没有研究金的
力作。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⑤第4 卷和第5 卷中的有关金的章节，很
② Aisin gurun－i suduri bithe，[90]夏尔·J.de 阿尔雷兹译：《金帝国史》（卢万，
1887 年版）。
③ [681]施国祁：《金史详校》（北京，1975 年版）。
④ [697]王国维：《金界壕考》。
① [460]白鸟库吉：《满洲历史地理》，2 卷（东京，1912—1914 年版）。
② [461]白鸟库吉、箭内亘、松井等、稻叶岩吉：《满洲历史地理》，2 卷（东京，1913
 年版，1940 年再版）。
③ [309—311]三上次男：《金史研究》，3 卷（东京，1970—1973 年版）。
④ [506]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京都，1964 年版）。
⑤ [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5 卷（柏林，1930—1954 年版）。
多年来都是用西方语言叙述金史的最有说服力的作品，但是现在应该承认它
已过时了，不过对宋金关系和军事事件的叙述还是有用的。卢森·吉伯特的
《满洲历史地理辞典》①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库。虽然这本按字母排列的辞典没
有标出史料的出处，但它提供了金人和古代满洲部族的许多有关资料。作为
一个基本的资料来源，它还是有特殊的价值。
最具说服力的用西方语言写作的女真和金国历史的著作是俄罗斯学者
M.V.沃罗别夫的《女真和金国》，②1975 年出版，该书对事件和社会经济结
构的叙述和分析最为精彩（用西欧语言写的书评，见傅海波在《文献丛刊》
的评论）。③另一部力作是陶晋生的《12 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④与
沃罗别夫的著作几乎同时出版。并非像题目所示，该书的研究大大超出了汉
化的范围，它还描述了政府制度、人员的补充及女真的经济形势。在傅海波
的《从建国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国：金代（1115—1234 年）的经济与社会》⑤
中，有对金代社会和经济，包括财政制度的简短的研究。
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必须提到的是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
⑥研究女真部落、女真人姓名和女真家系的历史必须参考此书。陈述著作特别
有价值的一点是列出了不同史料的各种版本中女真姓名的各种写法。一般说
来，用通古斯语言比较女真人姓名的语言学研究早已过时，而陈述的著作则
是研究女真人姓名的优秀基础之作。
现在已有好几部深入研究金代社会经济条件的论著。何炳棣的《中国宋
金时期人口的估算》，①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对金代人口数字的研究。对金代
对外贸易的考证，有加藤繁的《宋金间的贸易》和《宋金贸易中的茶、铜币、
丝织品》，初次发表于1937 年和1935 年，分别收入作者的《中国经济史考
证》中。②曾我部静雄在《日宋金货币交流史》③中对金与其邻国间的货币流
通进行了研究。全汉昇在《宋金间的走私贸易》一文④中讨论了宋金间的非法
贸易问题。张博泉的《金代经济史略》⑤对金代经济作了简洁的描述。陈学霖
在《女真—金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⑥中详述了金代茶叶专卖的状况；酒的专
卖则有傅海波的研究《葡萄酒小考》。⑦
有几种用西方文字发表的研究宋金间外交与军事关系的论著。达格玛·蒂
① [157]卢森·吉伯特：《满洲历史地理辞典》（香港，1934 年版）。
② [530]M.V.沃罗别夫：《女真和金国》（莫斯科，1975 年版）。
③ [132]傅海波：《评M.V.沃罗别夫的〈女真和金国〉》。
④ [489]陶晋生：《12 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西雅图，1977 年版）。
⑤ [130]傅海波：《从建国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国：金代（1115—1234 年）的经济与社会》
（奥普拉登，1978
年版）。
⑥ [781]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北京，1960 年版）。
①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② [243]加藤繁：《宋金间的贸易》，1937 年；《宋金贸易中的茶、铜币、丝织品》，1
935 年；再版收入《中
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 年版），2 卷，第247—304 页。
③ [471]曾我部静雄：《日宋金货币交流史》（东京，1949 年版）。
④ [732]全汉昇：《宋金间的走私贸易》。
⑤ [798]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沈阳，1981 年版）。
⑥ [51]陈学霖：《女真—金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⑦ [131]傅海波：《葡萄酒小考》。
勒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 年）》，⑧详尽地叙述了宋廷与新
兴的金国缔约以推翻已经日薄西山的辽朝的努力以及宋金反目并导致了北宋
的死亡。
对两国间条约的考释有傅海波的《宋金条约》。⑨该文既研究了1141 年
的和约，也研究了后来的条约。作为插曲的1205—1208 年两国间的战争，成
为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 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的主题。①
该书不仅翻译和注释了争夺战略城镇德安之战的目击记，还叙述了宋金间的
使者往来并重签早期的和约以及宋金争端的再起。海罗撒脱·伊威的《蒲鲜
万奴国号大真的来源和意义》，②对叛金并在满洲建立了一个短命王国的蒲鲜
万奴作了研究。对女真与高丽的进一步研究，有米歇尔·C.罗杰斯的《朝鲜
史研究（2）：高丽的军事独裁及其与金朝的关系》。③这些文章都是以中国
和朝鲜的史料为基础的。
在翻译有关文献的同时展开对早期女真文明的研究，见傅海波《有关女
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④和《有关女真的
汉文史料（2）：〈金史〉卷1 翻译》。⑤女真的物质文化，尤其是建国前的
物质文化，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这要感谢苏联考古学家的发掘。靺鞨（女
真的先民）文明的遗存是E.I.德利万科《中阿穆尔的靺鞨遗存》⑥研究的主
题。
在苏联沿海省份的女真墓葬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资料，见V.E.梅德
韦杰夫的《10 世纪后期和11 世纪阿穆尔女真的文明》。⑦另一部关于女真遗
存的研究论著是V.D.连科夫的《萨金斯克村遗存所见12 世纪女真的冶金和
金属制造》。⑧A.P.奥克拉德尼柯夫和V.E.梅德韦杰夫的《考古资料揭示的
阿穆尔女真地区》①一文，对苏联的考古成果作了综述。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人用西欧文字研究苏联考古学家的发现。我们对中
国有关金代的艺术和考古资料则要熟悉得多。中国在东北地区的许多新发现
发表在考古学刊物如《文物》和《考古》上。苏珊·布什的《金朝（1122—
1234 年）的文人文化》文章，②论述了独立于南宋画风之外的金代中国画开
创的新风。乔治·凯茨的《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③为金代北京的建筑史提
供了重要的资料。关野贞、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④中，对金
⑧ [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 年）》（威斯巴登，1971 
年版）。
⑨ [144]傅海波：《宋金条约》。
① [174]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 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威斯巴登，1
970 年版）。
② [219]海罗撒脱·伊威：《蒲鲜万奴国号大真的来源和意义》。
③ [421]米歇尔·C.罗杰斯：《朝鲜史研究（2）：高丽的军事独裁及其与金朝的关系》。

④ [120]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

⑤ [121]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金史〉卷1 翻译》。
⑥ [94]E.I.德利万科：《中阿穆尔的靺鞨遗存》（新西伯利亚，1975 年版）。
⑦ [308]V.E.梅德韦杰夫：《10 世纪后期和11 世纪阿穆尔女真的文明》（新西伯利亚，
1977 年版）。
⑧ [283]V.D.连科夫：《萨金斯克村遗存所见12 世纪女真的冶金和金属制造》（新西伯利
亚，1974 年版）。
① [358]A.P.奥克拉德尼柯夫、V.E.梅德韦杰夫：《考古资料揭示的阿穆尔女真地区》。

② [44]苏珊·布什：《金朝（1122—1234 年）的文人文化》。
③ [242]乔治·凯茨的《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
④ [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34 年版）。
代的佛教艺术有较详细的描述。但是，一部资料完整的金代艺术史，还没有
写出来。
部分植根于民间文学形式的金代中国文学，在西方已经被反复地研究，
例如，詹姆斯·I.克伦普的《院本：元杂剧的祖源》⑤和斯蒂芬·H.韦斯特的
《杂耍与话本：金代戏剧的形态》。⑥对金代戏剧最有名的是M.答里吉洛娃-
维林杰洛娃和詹姆斯·I.克伦普的翻译及研究《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
民谣》。⑦
虽然佛教在金廷得宠，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宗教革新是道教的全真派的兴
起。第一个注意这些变化的西方学者是阿瑟·韦利，在他翻译的《长春真人
西游记》①中，利用了道教的文献。对全真派的权威性研究是陈垣的《南宋初
河北新道教考》②他所持的全真派是中国反女真势力的观点似乎不妥，但是作
为一部资料书，陈垣的著作还是举世无双的。
对金代法律最好的研究是叶潜昭的《金律之研究》。③作者不仅通过分析
法律文献研究女真的习惯法，还对金律和唐律作了比较研究。傅海波则在《女
真习惯法与金代中国的法律》④一文中对金代女真习惯法与中国成文法的相互
关系做了研究。
最后，必须提到研究女真语言和文字的书目资料。长田夏树在《女真文
字与现存资料》⑤中列举了女真文字的资料，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东
北和其他地方又有了不少新发现。我们现在的女真文字知识来自明代16 世纪
时编辑的一部附有相关资料的辞典。辞典分类排列语辞，每一个女真原字都
附有汉语音译和汉文释义。这部极有价值的资料用的是后期女真的语言。
另一部未附原文的后期女真语辞典是石田干之助的《女真文》。⑥带女真
原文的辞典的开创性研究是葛鲁贝的《女真的语言与文字》，⑦该书翻译了
871 个带有原文的女真词汇。在葛鲁贝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和欧洲学者
研究女真语言和文字。在路易斯·李盖蒂的《女真小字译注》⑧和《女真文碑
文考释》⑨二文中，对以前的研究，尤其是对女真语音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重
要的改进。在葛鲁贝的上述著作中，只引用了一个碑文和相关的资料，新研
究应该更广泛地应用保存在日本的其他碑文。吉斯布勒·N.基约瑟在《女真
语言文字研究：重构与翻译》①一书中，作了这方面的工作。
⑤ [81]詹姆斯·I.克伦普：《院本：元杂剧的祖源》。
⑥ [540]斯蒂芬·H.韦斯特：《杂耍与话本：金代戏剧的形态》（威斯巴登，1977 年版）
。
⑦ [95]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詹姆斯·I.克伦普：《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
谣》（牛津，1971
年版）。
① [534]阿瑟·韦利译《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1931 年版）。
② [788]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1941 年版，1962 年再版）。
③ [714]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北，1972 年版）。
④ [128]傅海波：《女真习惯法与金代中国的法律》。
⑤ [363]长田夏树：《女真文字与现存资料》。
⑥ [215]石田干之助：《女真文》。
⑦ [161]葛鲁贝：《女真的语言与文字》（莱比锡，1896 年版）。
⑧ [289]路易斯·李盖蒂：《女真小字译注》。
⑨ [287]路易斯·李盖蒂：《女真文碑文考释》。
① [251]吉斯布勒·N.基约瑟：《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重构与翻译》（京都，1977 年版）
。
葛鲁贝和基约瑟等学者研究的语言，是1500 年前后的女真语，与12 和
13 世纪的老女真语有所不同。但是，明代辞典中抄录的文字更像碑文中发现
的老女真文字，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这些资料是1185—1413 年间的。正因为
我们已经从明代的双语辞典中知道了字词的用法，就更有可能在确定范围内
翻译这些碑文。
现在对存世女真碑文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
文字研究》。②作者成功地构造了似乎合理的读音并翻译了绝大部分现存碑
文。这个碑文资料的容量似嫌过窄，对历史学家来说，存世的金代汉文碑文
更为重要。但是，老女真文献对研究金代的多语文化还是极有价值的。几乎
所有已知的女真文字都是石刻或在金属（如印章）上，但是还存有一份写在
纸上的女真文字。它保存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几年前已被发表，见D.卡
拉等的《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③这份文书还没有被翻译。对
不附原文的汉文—女真文辞典的最新研究是D.A.凯恩的《四夷馆的女真译
语》。④它所反映的语言可能比带原文辞典的语言处于更晚的阶段。
在这个简短的书目介绍中，显然不能评价金史研究领域的所有成果。至
少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选择的这些论著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恰又显示了金
史的研究还是在许多不同国家的学者个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广泛合作的
努力。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忽视日本学术成果的很多明显事例，反
之亦然。在这两个国家中，甚至在学术带头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视西方学者
研究成果的现象。结果是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因为可资利用的资
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处。无论如何，一个金代研究的宽泛书目还是迫切需要
的，因为它有助于各国该领域研究学者间的相互沟通。
② [805]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1980 年版）。这部著作是[806]
金启孮的《女真文
字典》（北京，1984 年版）基础之作。
③ [240]D.卡拉等：《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
④ [237]D.A.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5 年博士学位论文）。
D.凯恩后来出版了
修改的增补本《四夷馆的女真译语》（布卢明顿，1989 年版）。
元史的传统史料①
《元史》
《元史》是现代历史学家研究元代的基本史料，210 卷，编撰于1369—
1370 年。该书在1370 年成书后不久便刻板付印，此后不断再版和重印。现
在标准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6 年出版的15 册的点校本；②虽然有各种影印
本，但这个版本还是最有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③影印了1370 年刻本，
编者在影印时曾描修不清楚和丢失的字，反而造成了不少错误。④
这部包括47 卷本纪、8 卷表、58 卷志和97 卷列传的大部头史书，成书
比其他正史快得多，并由于成书仓促、纰漏过多而经常受到批评。虽然它确
实有许多错误，①但是在现代学者看来，作为中国标准正史的这些缺陷已被它
的其他价值所抵消。该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将未经删改和加工的资料仓促抄入
正文，极少反映出史家的分析和评判。它确实不像过于精心编纂的《明史》
那样内部条理清楚和叙事简捷，后者的编修过程延续了90 年。正因为《元史》
没有经过如此精心地提炼，它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许多史料在
其他地方早已见不到了。
此外，参加编撰《元史》的学者，都曾在元代生活，并有不少人是元廷
的官员，所以他们对元代有直接的了解。在明朝的新都南京曾为修《元史》
两次设立史局，以宋濂（1310—1381 年）和王祎（1322—1372 年）为总裁，
16 人组成的史局1369 年工作了188 天，14 人组成的史局（还有一个负责抄
写的书记）1370 年工作了143 天。把这样一部书编完，不过用了331 天，确
实令人惊异。在将它上奏朝廷之前，是否有任何编修者将它通读过一遍，颇
值得怀疑。
两个史局的第一个，在1369 年将《元史》修撰至1333 年，即顺帝妥欢
贴睦尔（1333—1368 年在位，1370 年死于漠南）即位时为止。编修者利用了
“十三朝实录”，“十三朝”指的是从成吉思汗到宁宗懿璘质班（1332 年春
季即位后仅53 天即去世）的所有大汗和后继的皇帝。十三朝实录和其他档案
资料在1368 年9 月明军进入元都大都（今北京）时有可能被毁，赖于几个服
务于明廷的汉人文士的果敢行动才得以保存下来。①这些档案全部被运到南京
并在其后的一年里为修《元史》的史局所用。正如参加修史的官员在《上元
史表》中所述，他们不得不以1333 年为终点，因为缺乏最后一朝的真实记录，
① 牟复礼撰。
②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 年版），210 卷。
③ 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
④ 见1976 年版前附出版说明。
① [670]见赵翼（1727—1814 年）：《廿二史札记》所引例证，杜维运编《廿二史札记及
补编》（台北，1975
年版），卷29，第642—678 页。[674]亦见钱大昕（1728—1804 年）：《十驾斋养新录》
（上海，1935 年
版，1957 年再版），卷9，第195—225 页。
① [159]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1976 年版）载陈学霖撰“
危素传”，第1465
页。本书导言注释中所引柯立夫文亦讨论了1368 年北京的元代档案的保护问题。（译者注
：柯立夫文导言
未引用）。
这样已成书的部分共有159 卷。②
但是这样一部没有完成的史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在其后的1370
年又设立了第二个史局，编修至1368 年的部分。当然，没有建立史馆去修撰
妥欢贴睦尔朝的实录，后继的王朝是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还是找到了
许多资料，传记增加了，书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补充，共计修出了53 个新卷。
第一个史局的159 卷加上第二个史局的53 个新卷，全书应该是212 卷，而不
是后来成书时的210 卷。卷数的不符已得到了这样的解释：一些新传可能已
经与第一次的159 卷中的其他传合并了。
对十三朝实录的情况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因为它们早已散佚，过去
亦没有研究史学史的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过考证。不管怎么说，它们不是保
存在宫廷中的按照中国史家传统真实记录宫廷活动的起居注。③它们应该是在
元代具有历史观点的汉人学者的推动下产生出来的。
1260 年，前金朝官员（1234 年金灭亡前）并在50 年代加入忽必烈幕府
的文官王鹗建议忽必烈设立史局，纂修以前各帝的实录，指出若不乘时记录，
恐怕久而遗亡。根据这个建议，在1262 年正式下令，命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
并收集先朝的文字记录和口头传说，尽管蒙古统治者曾完全禁止汉人臣民接
触他们的历史记录和口头传说。①
结果是不久后即完成了《（皇元）圣武亲征录》。②曾有该书出自王鹗之
手的说法，但是现在一般不再接受这种说法。此书比随后写成的《秘史》资
料广泛，记事也准确得多，尤其是在记述政治事件方面。③《元史》太祖至宪
宗的本纪（卷1—3，来自实录）与本书用语的一致，说明这部书在编撰成吉
思汗（庙号太祖）、窝阔台汗（太宗）、贵由汗（定宗）和蒙哥汗（宪宗）
实录时是作为基本史料使用的。这些在忽必烈之前的本纪，用中国记述帝王
的方式记录了前四汗的功绩，虽然他们四人从未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在
他们在位时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元史》这几卷的记事零散，恰
恰表明了编修前四汗实录时收集必需的历史资料的努力没有完全成功。
关于13 世纪60 年代或其后直到元朝结束还有哪些史家能够接触蒙古口
述或文字记录的史料，已经无从知道。但是，从60 年代往后，从忽必烈到宁
宗九朝的实录在每一个皇帝去世后都着手修撰，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元廷有固
定的制度根据逐日记录的统治者言行编写起居注并按照以前的中国官修史学
模式由在位统治者编撰前朝皇帝的实录。不管怎么说，《元史》中从忽必烈
（世祖）往下的本纪，无论是怎么编排的，都非常详细和繁琐，同样很少加
工。
《元史》中的53 卷志，大多数出自《经世大典》，①这是一部880 卷（另
② 见[75]柯立夫：《现存〈元史〉简论》。
③ [554]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学的组织：从唐朝到明朝正史修撰的原则与方法》。文
中特别提到了修撰
《元史》的史局的结构。
① 关于王鹗对早期元廷史学的影响，陈学霖已有精辟的论述，见他的[52]《王鹗（1190—
1273 年）》，第
54—57 页。这是罗依果主持编撰元代人物传记中的一个人物传的译文稿。
② [601]《圣武亲征录校注》，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北京1926 年版，台北196
2 年、1975 年再版）。
③ [375]《圣武亲征录》的简译本，先由伯希和翻译，后由他的学生韩百诗继续翻译并出
版（莱登，1951 年
版）。
① [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 年版），第270 页。苏振
申在对《经世大典》
有记载说800 卷）的大型文献，由奎章阁的学者编辑。奎章阁是文宗图帖睦
尔（1328—1332 年在位）建立的国家图书馆和艺术品收藏地，亦是全国的最
高学术机构。②《经世大典》主要是在元末著名文臣虞集（1272—1348 年）③
的监督下编修的。这部大部头的作品从未刊刻，所有的抄件似乎在明朝灭亡
之前都已经散失，只有不到5％的部分保存到今天，因为在15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里被分目抄入《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本身亦只剩下了很小的一
部分。正因为《经世大典》被抄入了《永乐大典》，所以早就有人认为《元
史》的修撰者在修志时把《经世大典》直接照搬了过来。我们已经发现了一
个间接的证据，如在卷58—63《地理志》④中包括了至1331 年的行政地理变
化，但是没有该年以后的内容。学者们早已同意顾炎武（1613—1682 年）在
研究了《地理志》中的专用术语和特定资料后得出的观点：《地理志》的正
文像是政府官员的公务资料，而不像一部史书。⑤
《元史》中没有《艺文志》，是一个严重的不足。钱大昕（1728—1804
年）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⑥他对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
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⑦可以扩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没有完成。
占了《元史》8 卷的6 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
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
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史学标准。
占了97 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
例一人（非汉族人氏）两传的情况，由于名字的写法不同，被编者视为两个
人分别立传。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的传里写法不同，更是常见的现象。列传
中许多其他的错误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几次尝试增补或重修《元史》
时。由于有关1260 年前的蒙古史资料不足，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给以特别的
关注。这种关注延续下来，直到本世纪甚至现在还吸引着日本和西方历史学
家。中国学者对元代的研究在18 世纪后期和19 世纪达到高潮，①但是可能所
有明代和清代的汉人史学家都从未获得过准确的关于蒙古的知识。他们的重
点主要是研究外族统治中国时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关于自己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是所谓的《蒙古秘史》，在汉
文中通常称为《元朝秘史》。该书的蒙文名称被汉文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
卜察安》，它更精确的汉文译法是《蒙古秘史》，与英文题目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意思相同。两种汉文名称现在都在使用。用汉字标音（极不
准确）的汉文译本是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现代蒙文还原本和汉文、日文及
进行研究后，对《元史》修撰者引用该书的方式颇有非议。
② 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 年版）。
③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④ [653]《元史》，卷58—63。
⑤ [662]顾炎武：《日知录》卷26《元史》。
⑥ [672]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江苏，1874 年版），1791 年序。
⑦ [673]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江苏，1874 年版），1791 年序。
① [815]见郑鹤声：《清儒对元史学之研究》。亦见[749]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
台北，1984 年版）。
西方文字译本的基础。①
学者们在《秘史》写作的时间、用蒙古文（畏兀儿字）录写下来的时间、
第一次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或第一次刊刻的时间等方面有不同看法。柯立夫在
他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考证了《秘史》先是口述历史、然后用蒙古文写下来、
再后用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复杂沿承关系。柯立夫论证用蒙文录写该书正
文的时间是在1228 年至1264 年之间，虽然有的学者认定是在1340 年之后。
他认为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时间极可能在1368—1370 年，并同意没有证据
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过《秘史》。现在亦不清楚汉字音译和汉文翻
译本是否在明廷1382 年下令编修蒙汉文对照的辞典《华夷译语》后与其一同
刊印（1387 年？），或者是它的一个手抄本仅由它的两位畏兀儿编辑者保存。
现存有《华夷译语》的洪武残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时刊刻的《秘史》残本，
还是学者争论的问题。
不管《秘史》的成书有多少问题，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该书是研究元史和
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它用说书人的风格首先陈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传
说，然后详述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终于他的儿子和继承者
窝阔台汗在位时，大致终于1240 年。
当代学者姚从吾是这样评价《秘史》的：“超出中国的正史和汉文历史
资料的范围，它是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观点写成的大型历史著作，
直接叙述了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他认为中国史书忽
视了《秘史》准确叙述史实的价值。①
《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对它的
明显错误和神奇的叙述方法的批评，但其他人则为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而
赞不绝口。在明代和清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中国学者注意《秘史》，该
书的重新发现在19 世纪。首先是中国学者顾广圻（1776—1835 年）发现了
一个抄本，他校勘了该本并在1805 年告知其他学者；其后一个名为巴拉第的
俄国神甫在北京停留，在1877 年根据汉文旁译（没有还原成蒙古原文）将其
翻译成俄文，用的是从《永乐大典》抄出的版本。这个译本虽然不完整，但
是使该书名扬西方，从而引发了中国之外的对此书的一个世纪的研究。它现
在已经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
中国对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从汉文文献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汉人学者了解一些蒙古口头传说，当
时还有数量颇多的蒙古文文献，这两点对两个史局都很有利。但是在明朝初
年，一般中国人对有关蒙古和元朝的事物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汉人学者亦
① 见[76]柯立夫英译本《蒙古秘史》，第1 卷（坎布里奇，1982 年版），导言，第17—
25 页。有关《秘史》
的研究成果，见[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 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
》，第7—10 页；
亦见[710]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前附姚从吾的导言（台北，1979 页
版）。《秘史》最
新的英译本由罗依果发表在[394]《远东史论集》第4、5、10、13、16、18、21、23、26、
30、31 期上（堪
培拉，1971—1985 年）。
① 姚从吾研究《秘史》的论文后又作为前揭札奇斯钦的汉译本的导言发表。札奇斯钦的前
言（第21—24 页）
又增加了至1978 年前的研究该书的资料。
有意规避这些传说和文献。②这是很不幸的。《元史》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人作
为自己历史的忽必烈即位的1260 年以后元朝在中国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
在忽必烈1272 年采用元的国号并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后），也是13 和14 世纪
全体蒙古民族历史的基本记录。
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还没有去寻求历史详情，就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
的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而骄傲，并把帝国看成是中国的胜利（原因是它的外族
统治者已经被视为中国的正统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国
而中国人只是它的臣民。《元史》实际上根本没提中国和东亚之外的蒙古帝
国，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严重的知识缺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没
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知识缺陷直到19 世纪后期才得以弥补。特别是外交官洪钧（1840
—1893 年）在柏林和圣彼得堡停留时，发现了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和已有的研
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惊的新资料能够大大补充蒙古和中国的历
史。①洪钧翻译的新资料，大多被柯绍忞（1850—1933 年）收入《新元史》
中，于1922 年出版。②一般说来，中国学者知道了蒙古人是与中国历史中描
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大角色，或者换一种说法，蒙古人的历史
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学者甚至赞同必须等到能够把眼界拓宽到从世界范
围看20 世纪时，蒙古史和蒙古文明才能作为合适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学者，
包括汉人和蒙古、满族及其他中亚学者，在过去的100 年里为拓宽中国人的
眼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亦按照史学传统，在几个世纪中校订、增补或
者重修了《元史》。
明、清对《元史》的研究
《元史》中的错误需要改正，这在该书于1370 年首次刊刻后就知道了。
解缙（1369—1415 年）曾在洪武年间（1368—1398 年）后期受皇帝之命修改
《元史》的错误，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①随后在明代有一些对元史的研究②
此外最重要的是《元史纪事本末》，③27 卷，1606 年成书，陈邦瞻（1636 年
去世）撰。该书真实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
这部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评价很高。
由于一些原因，清代与明代相反，是对元代研究兴趣高涨的时期。当时
产生了一系列补充和修订《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没有重修《元史》。最
重要的著作有以下几种：④
② [277]见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9 页。
① 见[508]杜联喆撰写的洪钧传。洪钧将一些中世纪西亚的史料和欧洲当时有关西亚史料
的研究成果翻译成
了汉文。
②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 年私人出版）。
① [665]见《明史·解缙传》，卷147，第4120 页。
② [766]李思纯：《元史学》（上海，1926 年版），第58—61 页，指出在明代有三部或
四部有关元史的著
作。
③ [661]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北京，1955 年版，1979 年再版）。
④ [766]李思纯：《元史学》，该书虽然已是50 年前出版的老书，但还是为清代的元史研
究成果提供了有用
的叙述，特别是在第61—74 页。
1.邵远平（始于1664 年），《元史类编》，⑤42 卷，1693 年成书。
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替代《元史》的尝试，按照郑樵（1102—1160 年）
编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体例排目。⑥
2.钱大昕（1728—1804 年）。除了为《元史》补充了两个重要的表
以外，钱大昕在他漫长和光辉的学术生涯中对考据学研究贡献极大，据
说他还有意编写一部新的《元史》。有报告说19 世纪的学者见到了新《元
史》的手稿，但那不过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钱的
各种论著中包括了大量有关元代的考据题目。应该特别注意钱大昕的《十
驾斋养新录》，20 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异》，①100 卷，还有他的文
集《潜研堂文集》，②70 卷。钱大昕对元史研究的特殊贡献，在郑鹤声
与杜维运研究清代史学的论著中有专门论述（参看795 页注①）。
3.汪辉祖（1731—1807 年），《元史本证》，50 卷。③书名强调“本
证”，这是清代考据学家的一个高标准，集中为纠正错误、遗漏和讹写
的名字。
4.魏源（1794—1856 年），元史新编》，95 卷，1853 年成书。④第
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
种文献。
5.曾廉（生于1860 年），《元书》，⑤102 卷，上述魏源书的重作，
对今天来说用处不大，但是为晚清考据学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
资料。
6.洪钧（1840—1893 年），《元史译文证补》，⑥30 卷。
7.屠寄（1856—1921 年）， 蒙兀儿史记》。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
传统史著。19 世纪90 年代作者任官于满洲，始对中国北疆的地理感兴
趣，用20 年时间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把他的著作称为“蒙古人的历史
记录”。他选择的这个书名会使人误解该书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历史，而
不是中国历史中的元朝史。他受了洪钧介绍的新资料的影响。在许多方
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广泛和准确方面，《蒙兀儿史记》超过了所有
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绍忞的《新元史》（1919—1930 年）。
①这是一部今天对学者还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著作。②
⑤ [663]邵远平：《元史类编》，1699 年初版。
⑥ [46]见陈学霖在《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103 页及注140 对该书的
简介。
① [67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京，1935 年版，1959 年再版）。
② [67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1929 年版）。
③ [678]汪辉祖：《元史本证》，2 册（北京，1984 年版）。
④ [684]魏源：《元史新编》（江苏，1905 年版）。
⑤ [686]曾廉：《元书》（邵阳，1911 年版）。
⑥ [685]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江苏，1897 年版）。
①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 年版；北京，1930 年二版），二十五史刊行
委员会编《二十五史》
再版（上海，1935 年；台北，1962—1969 年再版）。
② 关于屠寄著作的价值及其与其他有关元史的著作的关系的评述，见余大钧《论屠寄的蒙
兀儿史记》，《元
史论丛》第3 辑，第219—230 页。
《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资料
《元典章》，60 卷，1270 年至1320 年前后的条例和案例汇编。正如一
个研究法律的学者所言：
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条律、敕令、惯例、案例和官员的断案记录，由
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元典章》中的许多条目是
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务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国官府公文的式样书写
的。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语。此外，还有许多条目直接译自蒙古原文。
正由于《元典章》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儒士经常贬低其价值。
《元典章》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元代社会史和政府的百科全书，因为有相
当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汉人口语形式书写的，并且在许多律例中反映出
按汉文公文模式书写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词和语法，尽管它很难读懂并由于语
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汉人所厌恶。自从1908 年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出版该书后，
《元典章》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注意并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殊
领域，历史语言学家、法学家、研究制度史的学者及其他学者都卷入了这一
领域。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一个错误颇多的抄本为底本的，
在1972 年以前，所有学者使用的都是这个版本。1972 年故宫博物院（台北）
影印出版了1320 年刊本，这是一个极好的本子。①日本学者对该书及相关历
史问题的研究极有价值。②
元代公文中使用汉人口语的特殊问题，不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
在于其他文献中。研究带有汉人口语的碑文，即所谓“白话碑”，与研究元
杂剧中的语言一样，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牵涉到
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见第9 章）。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
白话碑和元杂剧）都是在20 世纪才引起学者的注意，但是学术研究发展很
快，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总的说来，对元代的研究在20 世纪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对中国前现
代其他时期的研究可能都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因为13
—14 世纪的蒙古帝国曾经直接介入了西亚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它也反映了19
世纪和20 世纪日本、俄国、英国及其他强国对蒙古研究的战略意义。中国正
统的传统史学的元史研究在中国依然盛行，同时新的研究成果也从国外介绍
了进来。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前往日本和欧洲研究
蒙古及其他阿尔泰和西亚语言；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展开
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还热心地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现代
③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 年
版），第31—32
页。
① [628]《元典章》，出版时用的是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 1972 年版），
60 卷，16 册。书后附有博物院职员昌彼得的重要跋文。
② 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20 世纪40—50 年代的成果，包括[270]1957 年
出版的《元典章索
引稿》（台北，1973 年再版）和《东洋学报》24 期（1954 年）为元典章研究出的特刊。
近年的成果有[515]
植松正编辑的典章正文的年代索引《〈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 年版）。[221]
岩村忍、田中谦二
编校了《元典章》卷39—57“刑部”部分——即犯罪和断案部分——并以《元典章·刑部
》之名出版，2 卷
（京都，1964、1972 年版）。关于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见[516]植松正《元代制度与社
会》的介绍。
研究成果。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蒙古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有
中国学者与国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响，人们可以说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
天已经是“国际学”。①这对中国的元史研究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需要介绍的近年来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只能
介绍在本书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① [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在《苏联对前现代化中国的研究》中的《元代》里，
介绍了苏联的研究
情况。对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综述，现在还没有。
4.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帝国的兴起在同时代或者相近时代的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尤其
是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史料最为重要。
由于《蒙古秘史》的神话特征、年代含混，加之有关它的作者、成书及
刊刻年代颇有争议，常使人低估它的史料价值；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成吉思
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关键史料。成书于13 世纪中叶某时的《秘史》（更准确
的名称是“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尔”，成吉思皇帝的根源），提供了蒙古帝
国兴起的独一无二的画面，揭示了其他史料未能提供的蒙古人的动机和目
标。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有建国前蒙古制度发展的生动叙述。我们现在已有
柯立夫《蒙古秘史》的英译本②和罗依果的又一个英译本。
1369 年成书的《元史》对前四汗时期的记载颇令人失望，这主要是因为
有关早期蒙古的记录已经丢失和毁坏。例如在志中很少涉及忽必烈以前的情
况，本纪也很简单，很多关键性人物如马合木·牙老瓦赤没有立传。元人文
集中收录的传记资料能够部分补充《元史》的不足。耶律楚材的神道碑，被
收入苏天爵（1294—1352 年）编录的《元文类》①中，就包括了不少《元史》
本传没有记载的重要资料。有关帝国早期其他重要人物（如镇海、速不台等）
的资料，可在罗依果等编的《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中查到。②
使者的报告和游记是当时的另一种重要资料，代表作是1221 年出使中国
北部的宋人赵珙的《蒙鞑备录》和1234—1235 年前往窝阔台汗廷出使的彭大
雅、徐霆所写的《黑鞑事略》。李志常的《西游记》记录了受成吉思汗邀请
于1221 年至1223 年前往中亚的长春道士旅途的见闻，包括了与帝国建立者
会面情况的描述。阿瑟·韦利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将该书翻译成了英文。
③《圣武亲征录》④是另一种不同的著述，作者不详，用编年形式记述了成吉
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事迹。虽然记载简略，但是该书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源
自现已不存的蒙古原文。后者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是在1285 年以前，后来被《元
史》的编撰者用来作为前两个皇帝本纪的资料之一。这四部著作的汉文本被
王国维编成了《蒙古史料四种》。⑤
总的说来，忽必烈以前的文献资料是极其有限的。元代主要文书的编辑
是在14 世纪初叶，收录的是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在位时的资料。但是，在这后
几十年的资料中涉及到沿用窝阔台和蒙哥的政策，有些引用或保留了早期公
文（通常是诏令）的实际内容。1322 年成书的《元典章》和1321 年成书的
《通制条格》中有关资料的详细索引，将大大有助于早期帝国历史的研究。
植松正编的《〈元典章〉年代索引》，①是当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书。
有关前四汗时期的波斯史料保存了许多其他地方未提及的资料。当然最
重要的是《史集》，成书于伊利汗完者都在位时（1304—1316 年），作者是
② [76]柯立夫英译《蒙古秘史》（坎布里奇、伦敦，1982 年版）。
①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② [400]罗依果等编：《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 卷（堪培拉，1970—1979 年版）。

③ [534]阿瑟·韦利：《长春真人西游记》 伦敦， 1931 年版）。
④ [160]《圣武亲征录》，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 年版）。
⑤ 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 年版）。
① [515]植松正：《〈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 年版）。
波斯的蒙古汗廷的高官拉施特。由于拉施特的官员身份和宫廷的支持，他能
够在为写作成吉思汗和他的直接继承者的历史准备资料时接触到现在已经散
失的蒙古记录和故事。他所用的一种史料显然就是以《圣武亲征录》为名翻
译成了汉文的蒙古编年史。拉施特书仅有的全本，但是并不意味是最令人满
意的版本，是B.哈力迷编的原文本。②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部分，被约翰·A.
波义耳翻译成英文，名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③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是《五
世系谱》，④展示了他的家族对《史集》的支持，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成吉思汗、
窝阔台、蒙哥时期官员的名号和种族背景的资料。可惜这部珍贵重要的手稿
至今还没有刊本问世。
在写作窝阔台、贵由和蒙哥朝历史时，拉施特频繁使用了志费尼的《世
界征服者史》。⑤此书完成于1260 年前后，有穆罕默德·可疾维尼的极好的
校本和约翰·A.波义耳的优秀译本。志费尼是在波斯的蒙古统治机构的中级
官员，相当熟悉13 世纪40 至50 年代的政策和人物；尽管是亲蒙古和总是亲
拖雷家族的，志费尼对这一时期的叙事还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关于税收和
统治机构的描述。另一个波斯史家术兹札尼用编年的体例叙述了蒙古帝国从
初起至1259 年的历史，这部称为《纳昔儿史话》①的著作，有助于纠正志费
尼的亲蒙古态度。术兹札尼并不掩饰对入侵者的敌意，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
看待蒙古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服。术兹札尼的著作有H.G.拉弗梯的一个使用便
利但是偏执的译本《纳昔儿史话》。②在看待早期帝国历史时，这三部波斯史
著总是相互参考并要对它们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对比。
欧洲人对早期蒙古人的叙述并不多，但是1245—1247 年前往蒙古的加宾
尼和1253—1255 年前往蒙古的鲁不鲁乞的游记，有帝国在其巅峰期的迷人的
叙述。尤其是鲁不鲁乞，是一个认真和批判地对待蒙古人事务的观察者，他
的叙述为成吉思汗家族诸王间的政治关系、蒙古人在征服地区的政策以及宫
帐哈刺和林无以伦比的场景提供了很多资料。这两部著作可在克里斯托弗·道
森编的《出使蒙古记》③中找到。
叙述早期蒙古历史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直到1970 年才有了第
一部关于帝国建立者的学术传记，李则芬于当年出版了他的优秀论著《成吉
思汗新传》；④更近的有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同样扎实的传记《成吉思汗：
他的生平和事业》。①韩百诗的《成吉思汗》虽然是通俗本，叙事简洁，亦是
一个对成吉思汗的极好介绍。②关于窝阔台时期，见N.TS.蒙库耶夫的《关于
② [404]拉施特：《史集》，2 卷，哈力迷编（德黑兰，1959 年版）。
③ [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翻译（纽约，1971 年版）。

④ [406]拉施特：《五世系谱》，手稿，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编号2932 号。
⑤ [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3 卷，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
勘波斯文本（伦敦，
1912—1937 年版）；[18]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2 卷，约翰·A.波义
耳英译本（坎布里
奇，1958 年版）。
① [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W.纳骚·李士编（加尔各答
，1864 年版）。
② ［313］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H.G.拉弗梯译，2 卷（新德里
，1970 年版）。
③ [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 年版）。
④ [761]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台北，1970 年版）。
① [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业》（威斯巴登，1983 年版）
。
② [168]韩百诗：《成吉思汗》（巴黎，1973 年版）。
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③该书重点叙述了耶律楚材的改革。罗依果在《耶
律楚材（1189—1243 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④中亦探讨了同一问题。保
罗·比尔的学位论文《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⑤
是研究窝阔台时期和总的蒙古统治制度的一个重要贡献。关于蒙哥时期，见
托马斯·T.爱尔森的《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
的政策，1251—1259 年》。⑥
对蒙古人进军中亚的最好的研究仍然是W.巴托尔德的经典之作《蒙古入
侵时代的突厥斯坦》。⑦对金朝的攻击，已经成为新的研究课题，见H.德斯
蒙德·马丁的《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⑧罗依果在他的重要论
文《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①中，讨论了征服带来的政治问题。亦见《元人传
记》，②该书包括了许多为早期在中国北部的蒙古统治者服务的汉人和外族官
员的传记。关于儒学在中国北部的命运，见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
经〉的翻译》。③
关于前四汗的财政政策，有H.F.舒尔曼的细致讨论《13 世纪蒙古的贡纳
制》④和约翰·马森·史密斯的《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⑤关于他们的政
府模式，见保罗·比尔的《蒙古不花刺的汉—契丹管理机构》⑥和托马斯·T.
爱尔森的《蒙哥汗时期（1251—1259 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⑦
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史料中出现的大量蒙古
和突厥专用词语。为寻找答案，可以首先参考格哈德·多尔怫的《新波斯文
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⑧总的说来在这一领域里伯希和与柯立夫功不可没，
他们做了许多语言学的基础工作，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此外，
他们的技术性研究经常包含有价值的历史评论。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
记〉注释》中对成吉思汗的诠释，⑨校正和解决了一些长期争论的年代问题。
柯立夫的《1240 年的汉蒙文碑》，①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有关蒙古驿站制度的
重要资料。为弥补多尔佛一类参考书对于汉文史料中的蒙古和突厥词语的缺
陷，伯希和与柯立夫论著中讨论的大量词汇的索引将最受欢迎并是对这一领
③ [333]N.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莫斯科，1965 年版）。
④ [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 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⑤ 保罗·比尔：《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华盛顿大学197
7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1251—1259 年》
（伯克力和洛杉矶，1987 年版）。
⑦ [29]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 版（伦敦，1968 年版）
。
⑧ [301]H.德斯蒙德·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巴尔的摩，1950 年
版）。
① [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② 罗依果、陈学霖等编：《元人传记》，第1 卷（威斯巴登，即将出版）。
③ [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④ [442]H.F.舒尔曼：《13 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⑤ [469]约翰·马森·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⑥ [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刺的汉—契丹管理机构》。
⑦ [6]托马斯·T.爱尔森：《蒙哥汗时期（1251—1259 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
⑧ 格哈德·多尔佛的《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威斯巴登，1963—1975 年版）
。
⑨ [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巴黎，1959 年版），第1 卷，第281—
363 页。
① 柯立夫：《1240 年的汉蒙文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3 期（1960—1961 年
），第62—75 页。
域的最有用的贡献。
有关蒙古帝国时期的论著目录，见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
究介绍》②和托马斯·T.爱尔森的《12—14 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
著目录》。③收录更广和不受时间限制的是亨利·G.施瓦茨的《蒙古书目》，
④包括了英文、法文和德文论著。
② 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究介绍》（威斯巴登，1963 年版），第294—319
 页。
③ [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 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
④ 亨利·G.施瓦茨：《蒙古书目》（贝林哈姆，1978 年版）。
5.忽必烈汗的统治
有关忽必烈时期的汉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异。《元史》中忽必烈
的本纪是极有用的编年记录，应该与该书中重要人物的列传一起阅读。后出
的柯绍忞的《新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都
有为《元史》做的补传并提供了《元史》所没有的有价值的细节。陈邦瞻的
《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用主题叙事的方式论述重要事件特别
是军事，而不是简单的编年史。
14 世纪30 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册《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时
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问题。两个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历史《金史》和《宋
史》，不仅校正了蒙古人的观点，亦可瞥见金和宋对蒙古人的回应。查尔斯·A.
彼德森用这两部史书，参考其他资料，写出了两篇有关宋对蒙古入侵中国北
方的反应的重要论文。①
其他汉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时的特殊事件。《辨伪
录》②和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③记述了1258 年和1281 年佛道辩论的基
本情况。《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译）④叙述了忽必烈成为蒙古世界领
袖之前进军云南的情况。还有专门的典籍专述元朝与高丽的重要关系（《元
高丽纪事》）、⑤税粮政策（《大元仓库记》）、⑥马匹管理（《大元马政记》）
⑦和海运的革新（《大元海运记》）⑧。著名元代官员和文士如赵孟頫的作品
亦记述了在忽必烈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汉人也有蒙古
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极
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拉施特和术兹札尼的著作（前两
部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译成英文），⑨都提
供了有关忽必烈朝的可信记载。1451 年由郑麟趾完成的高丽编年史《高丽
史》，提供了元与早已和中国频繁密切接触的高丽间关系的不可缺少的记录。
前往蒙古统治区的基督教使节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记》
①中有通俗易懂的译文，另有威廉·柔克义翻译的《鲁不鲁乞东游记》。②这
一时期从欧洲前往中国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盛世做了无
与伦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翻译了马可·波罗
① [379]查尔斯·A.彼德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 年宋的对外政策》；[378]
《1211—1217 年宋
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
② [632]祥迈：《辨伪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751—781 页。
③ [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477—735 页。
④ [436]卡米耶·塞松：《南诏野史》（巴黎，1904 年版）。
⑤ [641]无名氏：《元高丽纪事》，《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 年版）。
⑥ [639]无名氏：《大元仓库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 年版）。
⑦ [638]无名氏：《大元马政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 年版）。
⑧ [637]无名氏：《大元海运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 年版）。
⑨ 见本书“书目介绍”第805 页注释③、④、⑤，第806 页注释①、②。
① [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 年版）。
② [415]威廉·柔克义：《鲁不鲁乞东游记》（伦敦，1900 年版）。
的著作，③辅之以大量的注释（单独出版）；④此外还有里奥剌多·奥勒斯基
的《马可·波罗的亚洲》的译文。⑤马可·波罗的著作为忽必烈和他的宫廷以
及他统治时代的中国绘出了引人注意的图景。蒙古编年史《白史》⑥记述了忽
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将萨满和佛教僧侣观点糅合的过程。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书
如《阿勒坦·脱卜赤》⑦受佛教影响甚深，公正地说，它们的叙事并不是很精
确。藏文史书《青史》，⑧叙利亚《叙利亚编年史》的记载，⑨亚美尼亚国王
海都的游记，⑩尽管不像其他内容详尽的外国编年史书那样有意义，也还是有
用的。
当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仅有的西方文字的传记是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
生活和时代》，①该书还提供了一个亚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参考书目。同
一作者的其他论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
女》②和《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③其他的中文
和日文的传记，如周良霄④、胜藤猛⑤、李唐⑥、爱宕松男⑦所写的传记，主要
依据的是东亚的资料，很少引用中东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谋臣的，有罗沙比的论著和萧启庆⑧、姚从吾
⑨、夏光南⑩的论文，特别是陈学霖研究忽必烈谋臣刘秉忠(11) 和姚枢(12)
的论文。
有几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细致的是南希·S.斯
坦哈特的博士论文；(13)原田淑人(14)、驹井和爱(15)、石田干之助①以及最
③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伦敦，1938 年版）。
④ [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坎布里奇，1957 年版）；[373]伯希和：《
〈马可·波罗游记〉
注释》，3 卷（巴黎，1958—1973 年版）。
⑤ [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马可·波罗的亚洲》（伯克力，1960 年版）。
⑥ [434]克劳斯·萨噶斯特译：《白史》（威斯巴登，1976 年版）。
⑦ [32]查尔斯·R.鲍登译：《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威斯巴登，1955 年版）。

⑧ [416]罗列赫译：《青史》，第2 版（德里，1976 年版）。
⑨ [40]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2 卷（伦敦，1932 年版）。
⑩ [37]约翰·A.波义耳在《小亚美尼亚国王海都出使蒙哥汗廷纪行》一文中，对此游记做
了说明。
① [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力和洛杉机，1988 年版
）。
② [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
③ [424]莫里斯·罗沙比：《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
④ [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 年版）。
⑤ [244]胜藤猛：《忽必烈汗》（东京，1966 年版）。
⑥ [767]李唐：《元世祖》（台北，1978 年版）。
⑦ [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 年版）。
⑧ [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
⑨ [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⑩ [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目录》（上海，1935 年版）。
① [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近南希·S.斯坦哈特②都对忽必烈的夏都上都进行了研究。吉谢列夫则报告了
苏联发掘哈刺和林蒙古古城的情况。③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维·M.法夸尔对元代政府结构的研究④
和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⑤后者
对忽必烈的政治敏锐做了精辟的论述。舒尔曼关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论著，⑥
详细解释了忽必烈的经济政策。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有有高岩对农民
的研究，⑦罗荣邦对大运河的研究，⑧鞠清远⑨、翁独健⑩对匠人的研究，村上
正二(11)、爱宕松男(12)和近年来托马斯·T.爱尔森(13)、伊丽莎白·恩迪
科特-韦思特(14)对“斡脱”进行的研究。彼得·奥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
传制度。(15)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军事制度的有萧启庆①和冈瑟·曼戈尔德。
②陈恒昭③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④研究了法律革新问题。
忽必烈时期学术的发展开始引起注意。在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辑
的论文集⑤中收录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学的论文。野上俊静⑥和保尔·拉契内夫
斯基⑦探讨了元代佛道之争中佛教的地位问题。约瑟夫·蒂洛也对佛道之争做
了研究。⑧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贡献，现在还没有全面的研究。L.毕达克的
《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⑨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国的吐蕃人》⑩，以及中野
美代子关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11)是很好的开头，但是对八思巴的影响还
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罗沙比研究了伊斯兰教的作用。(12)孙克宽在他
的论文《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13)和用中文写作的其他论著中，研究了
道教新教规和元代道教的影响。慕阿德在《1550 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14)
中叙述了基督教与蒙古的关系。E.A.沃利斯·布治①和詹姆斯·A.蒙哥马利②
② [475]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第150—154 页。
③ [250]S.V.吉谢列夫编：《古代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 年版）。
④ [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
⑤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
78 年版）。
⑥ 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 译注》（坎布里奇，1956 年版
）和[442]《13 世纪
蒙古的贡纳制》。
⑦ [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
⑧ [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 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
⑨ [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
⑩ [840]翁独健：《斡脱杂考》。
①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 年版）。
② [300]冈瑟·曼戈尔德：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军事制度》（班贝格，1971 年版）。
③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普林斯顿，1979 年版）。
④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 卷（巴黎，1937—1985 年版）。
⑤ [55]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纽约
，1982 年版）。
⑥ 见[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和[349]《关于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⑦ [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莱比锡，1954 年版）。
⑧ [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
⑨ [377]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⑩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① [41]E.A.沃利斯·布治：《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伦敦，1928 年版）。
② 詹姆斯·A.蒙哥马利译：《亚巴拉哈三世史》（纽约，1927 年版）。
翻译了聂思脱里教徒在中东和欧洲的旅行记。
元代宫廷的文化保护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
蛮状态的设想。尼古拉·鲍培③和中野美代子④对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
姆斯·I.克伦普的著作中论述了蒙古人对戏剧的保护，⑤斯蒂芬·H.韦斯特的
论文探讨了蒙古对中国戏剧的影响。⑥李雪曼和何惠鉴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艺术：元代（1279—1368 年）》，⑦詹姆斯·卡希尔的《山水画：元代（1279
—1368 年）的中国画》，⑧玛格丽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与硬陶器》，⑨探
讨了元代对艺术的影响，包括绘画、制陶、雕刻和纺织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发动的对外军事战争都已被深入研究过。威廉·亨索
恩在《高丽：蒙古的入侵》⑩中研究了蒙古在高丽的扩张问题。乔治·桑塞姆
的《1334 年前的日本史》，(11)Hori Kyotsu 的博士论文《蒙古入侵和镰仓
幕府》，①对认识征打日本有很大帮助。②在《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
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③中，窦德士对与海都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南亚的远征，尤其是对爪哇的战争，还急需展开研究。
忽必烈后期的衰败迹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40 年前傅海波对阿合马的
研究，④需要补充修改。他对桑哥的研究，⑤已为L.毕达克近来的研究所补充。
⑥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澄清对这两个官员的看法，亦要澄清对卢世荣的
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为奸臣。杨琏真加的活动也应该重新加以考证，
因为戴密微名为《南宋陵墓》的论文，⑦是在60 年前发表的。傅海波在《蒙
古统治下的中国》中的论文里，已对杨发掘宋陵的作用做了新的评价。⑧
③ [384]尼古拉·鲍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献》（戚斯巴登，1957 年版）。
④ [340]中野美代子前揭书。
⑤ [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塔克森，1980 年版）。
⑥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⑦ [282]李雪曼和何惠鉴：《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 年）》（克利夫
兰，1968 年版）。
⑧ [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1279—1368 年）的中国画》（纽约，1976 年
版）。
⑨ [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纽约，1974 年版）。
⑩ [181]威廉·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莱登，1963 年版）。
① [190]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哥伦比亚大学1967 年博士论文）。
② 关于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经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内宏的《元寇的新研
究》（东京，1931
年版）。近年的论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袭来》（东京，1964 年版，1979 年再版）；
[179]旗田巍的《元
寇：蒙古帝国的内部事务》（东京，1965 年版）；[4]阿部征宽：《元寇袭来》（东京，
1980 年版）；[5]
相田二郎：《蒙古袭来之研究》（东京，1971 年版）。[246] 川添昭二的《蒙古袭来研究
史论》（东京，
1977 年版），对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分析。亦见[216]石井进《中世纪日本》的有关章
节， 载《剑桥日
本史》第3 卷（坎布里奇，1990 年版），第131—148 页。
③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④ [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⑤ [134]傅海彼：《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
⑥ [376]L.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⑦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远比对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时期的研究薄弱。历史学
家之所以忽视这段历史，部分因为这个时期夹在朝代创建者忽必烈汗光辉的
历史时期和妥欢贴睦尔的“末代乱世”之间，似乎缺乏历史意义。还有一个
次要的原因，就是与此有关的资料和各种原始资料的短缺。
与蒙古早期诸汗和忽必烈时期不同的是，现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古和
西方文字的历史资料很少。波斯史书拉施特的《史集》，对研究早期蒙古帝
国的历史很有价值，但是只记述到铁穆耳汗时期。该书关于铁穆耳时期的叙
述，现在有波义耳的英文译本，①亦有俄文和中文译本。记述铁穆耳汗以后时
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②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③这些仅有波斯
的史料主要对研究元朝与西方汗国的关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
史，只能主要依靠汉文史料。
在汉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纪和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列传是重
构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继的明朝的初期急忙
拼凑起来的官修史书《元史》的缺憾是众所周知的。④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元
史》的整体批评都适应于该书有关这一时期的部分。
首先，没有为海山和也孙铁木儿朝的主要大臣立传。因此，《元史》的
叙述必须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的补充和确认，这些文集的作
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职。此外，亦应参考后来邵远平①、屠寄②和柯绍忞③编的元
史。这一时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赵盂頫、程钜夫、刘敏中、张养浩、黄溍、
虞集、揭傒斯、马祖常、苏天爵、欧阳玄、许有壬、危素的文集。苏天爵编
的诗文选集《国朝文类》，④也保留了许多别处未载的资料；但是，该书收文
终止的时间是在1310 年前。苏天爵编的另一部书《元朝名臣事略》，⑤是从
蒙古帝国初期到铁穆耳朝重要官员的列传，只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早期部分有
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笔记，包括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⑥、杨瑀的《山居
新话》⑦、孔齐的《至正直记》⑧、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⑨都对《元史》
① [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译（纽约，1971 年版）。
② [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马因·汗八力编（德黑兰，1969 年版）。
③ [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买，1852—1853 年版）；穆哈默德·马丁·
伊斯法尼再编本（德
黑兰，1959—1960 年版）。
④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 年版）。
① [663]邵远平：《元史类编》（扫叶山房本）。
② [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北京，1934 年版）。
③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 年版；北京1930 年第二次修订版）；重版载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
会编《二十五史》（上海，1935 年版；台北1962—1969 年再版，以及近年来的其他影印
本）。
④ [623]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⑤ [622]苏天爵编：《原朝名臣事略》（1335 年刊本，北京1962 年重印）。
⑥ [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宝颜堂秘籍本）。
⑦ [648]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该书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统治
下中国文化的成就》
中翻译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 年版）。
⑧ [647]孔齐：《至正直记》，伍崇耀编《粤雅堂丛书》卷321—324（1853 年再版；台北
，1965 年重版）。
⑨ [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1958 年版）。
的叙述有补充作用。
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发展，《元史》各志中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
志的资料必须用《元典章》⑩和《通制条格》(11)收录的基础文书补充，两书
所收文书的终止时间分别是1322 年和1315 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
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 年编撰的政书《经世大典》①的残存部分和妥欢贴
睦尔时的几部官修书。后者包括《宪台通记》②和《南台备要》，③两书都是
记述御史台的；还有《秘书监志》，④收录了秘书监的资料。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
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⑤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
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
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 年
《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
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⑥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
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⑦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
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
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70 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
⑧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
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
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 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
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
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①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
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
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②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
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
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③发表于1917 年，是该
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
⑩ [628]《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 年重印）。
① 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 年版
），第40—50 页、
64—74 页。
② [635]《宪台通记》，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 年版），卷 2608—2609。
③ [636]《南台备要》，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 年版），卷2610—2611。
④ [643]《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
⑤ [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 卷（北京，1986 年版）。
⑥ [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国通史》第7 卷（北京，1983 年版）。
⑦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 卷（台北，1978 年版）。
⑧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纽约，1973 年版）。
①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② [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
③ [549]箭内亘：《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重版见岩井大慧编《蒙古史研究》（东京
，1930 年版），第
361—447 页。
文章，④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
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
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
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
仪式。⑤傅礼初的两篇文章⑥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①虽然没
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有指导性意义。傅礼初
认为游牧民除了武装争斗之外没有其他的继承制度，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血
腥继承”。恩迪科特·韦思特认为忽邻勒台不是一个选举集会，而是一个口
头表决和政治协商的会议。她用该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统治加强了中国专
制传统的观点。
除了窦德士、兰德彰、韩百诗的论著之外，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重
要政治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对1303 年被元廷处死的富有的江
南汉人官员朱清和张瑄做了研究，②用他们的例子解释了铁穆耳朝后期的政治
阵线，指出这是卜鲁罕皇后为增强财力以备铁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
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对抗海都的草原战争中
的作用。③孙克宽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专述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他称之为
“儒治”的文章。④萧功秦研究硕德八剌汗在1323 年被谋杀的文章⑤中指出，
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僚势力反对年轻君主推行的汉化改革的结
果。匡裕彻论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硕德八剌改革中的贡献。⑥藤岛建树在一篇短
文中⑦考证了1329 年被谋杀的和世■的悲惨生涯。总的说来，现有的关于元
代中期宫廷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海山汗为增加国
家税收采取的“新政”，也孙铁木儿朝的政治和政策，都还没有仔细地研究
过。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哈剌哈孙、李孟、倒剌沙和燕铁木儿，都值得专门
研究。各派力量准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袭封建的国家，有封地的贵族、皇亲
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贵族，在汉文文献中称为“投
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除了吴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①、岩村忍②、
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③、周良霄④和洪金富⑤都撰写了有关投下的专文，把其作
④ [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
⑤ [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⑥ [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112]《蒙古人：生态
环境和社会视野》。
① [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
② [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
③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
④ [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⑤ [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⑥ [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⑦ [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
① [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②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京都，1964 年版），第401—469 页。
③ [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
④ [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为政治、军事、法律和财政特权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发展。研究诸王和贵族
家族的亦多了起来。特别是下列成果与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海老泽哲
雄⑥和崛江雅明⑦对成吉思汗诸弟的后人即所谓三个东方“兀鲁思”的研究；
松田孝一对安西王阿难答家族的研究；⑧周清澍对汪古部的研究。⑨萧启庆对
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后人进行了研究，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持久性和他们世袭
的封建和为官性质。⑩这些研究强调投下是世袭特权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这
个贵族阶层在国家政治及其官僚体制中的实际作用。
西方和中亚各族人，被称之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
的作用。色目人集团政治命运的变迁已是引起重视的课题。下列研究与元代
中期的政治有关：杨志玖对回回人的研究；①罗依果对突厥人的整体研究；②
陆峻岭、何高济合作的研究来自突厥的康里、钦察、阿速人的论文；③汤开建
对唐兀人的研究；④札奇斯钦⑤和傅海波⑥对吐蕃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这
些色目集团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运。现在我们应该把命运变换的色
目人作为一个集团来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亚草原的地位及其他与西方汗国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元朝的统
治者喜好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欢设在中国的政府的政治和文
化地位。有关元朝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起来。著
名的波兰学者W.柯维思在50 年前发表了他的关于蒙古世界1303 年获得和平
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⑦日本学者惠足俊之撰写了关于海都与元的战争的文
章。⑧刘迎胜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积极的学者，他比较汉文和
波斯文史料，撰写了好几篇论文。⑨日本老蒙古学家佐口透关于1303 年和平
及元朝后期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的长文，发表于1942 年，对研究1303 年以
后元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依然有用。⑩托马斯·爱尔森研究了元与窝阔台和察
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斯坦控制权的斗争。①除了在《征服者与儒士》中关于
元与草原关系转变的研究之外，窦德士还撰写了一篇有意义的深入研究的文
⑤ [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⑥ [101]海老泽哲雄：《蒙古帝国的东方三王家族研究》。
⑦ [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时期东方三王研究序说》。
⑧ [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⑨ [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辑》。
⑩ [857]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① [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② [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 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
③ [776]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
④ [736]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⑤ [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1978 年版）。
⑥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⑦ [253]W.柯维思：《蒙古人：12 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
⑧ [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
⑨ [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739]《元代蒙古诸汗国间的约
和及窝阔台汗国的
灭亡》。
⑩ [435]佐口透：《14 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
① [13]托马斯·T.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章，指出元朝从遥远的中国控制蒙古和中亚的努力的限度，导致了14 世纪
20 年代后期中亚的丢失，他把此称为“空间限度”。②
研究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视这一时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经
济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学者青山公亮著书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
治制度和海山为增加税收建立的尚书省。③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进行研
究的，有宫崎市定④、杨树藩⑤、姚大力⑥和丁昆健。⑦萧启庆通过对1333 年进
士的研究，探讨了恢复科举考试对精英流动的影响。⑧关于法律的发展，保
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⑨中保留了许多资料，每个元代制度史的研究
者都应该参考。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⑩虽然主要研究
1291 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时期的立法活动。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
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①一书
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
政府的收支问题。②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③中最充分地研究了
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
影响。全汉昇④、前田直典、岩村忍⑤和彭信威⑥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
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
民对此作了考证。⑦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
政治稳固极其重要，吴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⑧
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
国文学程度的考释，⑨发表于1943—1945 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
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⑩，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
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
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
②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③ [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东京，1951 年版）。
④ [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
⑤ [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⑥ [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⑦ [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
⑧ [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
⑨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 卷（巴黎，1937—1985 年版）。
⑩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 年
版）。
① [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坎布里奇，1956 年版，1967 年再版）。
② [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③ [127]傅海波：《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莱比锡，1949 年版）。
④ [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
⑤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 页。
⑥ [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 年版）。
⑦ [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
⑧ [774]吴辑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⑨ [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⑩ [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
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11)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
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①、
傅海波②和罗依果③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
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 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
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④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
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本世纪20 年代，现在已
有英文译本。⑤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
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
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
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① [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②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③ [392]罗依果：《蒙文译本〈孝经〉》。
④ [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860]《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⑤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钱兴海（译音）和L.C.古德里奇译注（洛杉矶，19
66 年版）。
7.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
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第一段编修了该书的大部分，从
蒙古初起至宁宗朝（1332 年），1369 年完成。1333—1368 年的顺帝朝放在
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因为元廷没有留下顺帝朝的实录，元代政书
（1332 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又没有续修下来，明政府不得不派人专门收
集有关资料。据说派了12 个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并把它们送往设在南
京的史馆。在宋濂的文集里有一段详细记录，叙述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
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
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
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
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者时司
膳成均，乃被是选。
是月癸卯（1369 年8 月13 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 月6 日）
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
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
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
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
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9 月16 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
十又一月壬辰朔（11 月30 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
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12 月4 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
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12 月27 日）至济南，其咨询
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
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4 月9 日），
辇还京师（南京）。
巳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
年7 月23 日）复诣阙上进。①
除了认真收集资料外，《元史》有关元后期的部分颇多缺点且随意性很
强。整个设计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为顺帝和他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
还在漠南活动，并且没有放弃中国正统统治者的称号。《元史》的刊行是一
个明显的标志，向中国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经结束。
《元史》后一部分作为史料使用的几部非官方著述，单独保存了下来。
有些已经翻译并加了注释，著名的有杨瑀的《山居新话》，傅海波译；①《庚
申外史》，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②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
灭亡》③的后半部分翻译了顺帝1368—1370 年北逃时的日记。其他的资料，
① [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
 年版）。
② [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庚申外史》（柏林，1963 年版）。
③ [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威斯巴登，1969 年版）。
读者可在傅海波的《13—14 世纪中国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录在W.G.
宾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中。④
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关于元代后期的各种记载，已经被利用
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
所在图书馆的细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书目，⑤在中国大陆有周清
澍的书目。⑥
西方对元后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国，
对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 年，吴晗于此年发表了《元帝国之崩溃与
明之建立》的长文。①最活跃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该
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②从1982 年开始，元史研
究会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论集，名为《元史论丛》。③因为元后期的研究
与阿尔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新著作
的产生有很大难度。两个有价值的通讯有时登载有关元后期的论著，一个是
《宋元研究通讯》，即从前的《宋史研究通讯》；另一个是《明史研究》。
④ [136]傅海波：《13—14 世纪中国私修史著》，W.G.宾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
国和日本的史学家》
（伦敦，1961 年版），第115—134 页。
⑤ 山根幸夫、小川尚编：《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东京，1970 年版）。
⑥ [813]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1983 年版）。
① [773]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②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
③ 《元史论丛》，元史研究会编（北京，中华书局），第1 辑，1982 年；第2 辑，1983
 年；第3 辑，1986
年。
8.元代政府与社会
有关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资料收录在基本史书《元史》（编于1369—1370
年）、《元典章》（编于1320—1322 年）和《通制条格》（编于1321 年）。
④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
样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资料。⑤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许多原始资料，但
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它又压缩或摘录史料，而这些史料
在《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更为完整。从这一点说，《元史》本身只能
被看作第二手资料，因为它的编修者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
距离。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
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
语序的汉译”。①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
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
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
成白话的汉文。②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
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苏
联语言学家I.T.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1984 年版）是最近
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 年出版的元史专家
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③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廉二出版了两卷本的
《元典章·刑部》（卷39—57）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两篇有用
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谦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
文的语言形式。④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
尔·拉契内夫斯基的4 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105）译注，亦包
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3 卷是索引，
对查找元代制度的专用术语很有用处。①陈恒昭复原并翻译了元1291 年的法
典《至元新格》。②
④ 关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简单介绍，见常备参考字典《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
金元史》（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55—56 页（《元典章》）；第16—17 页（《通制条格
》）。亦见陈高
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1983 年版）第311—353 页的元代部分。亦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1986
年出版的《通制条格》，《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5页的介
绍文章。
⑤ 近年叶幼泉、王慎荣在《元史探源》中对《元史》编修过程做了新的考释，见《文史》
27 辑（1986 年），
第177—194 页，特别是第178—183 页关于元实录的叙述。亦见[75]柯立夫的《现存〈元
史〉简论》。
①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② 见[552]杨联陞的专论：《〈元典章〉研究》。
③ [87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1955 年版）。
④ [221]岩村忍、田中谦二：《元典章·刑部》2 卷（京都，1964 年、1972 版）。在第
1 卷前附的文章是，
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史牍文体》；田中谦二：《元典章的蒙文直译体文本》
。
①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1 卷（巴黎，1937 年版）；2 卷（巴黎，1
972 年版）；3 卷（巴
黎，1977 年版）；4 卷（巴黎，1985 年版）。
②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 年
版）。
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元史》中没有专门的叙述。“达鲁花赤”
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斡脱”制度（穆斯
林商人协助蒙古贵族经商）在《食货志》中亦没有专门的叙述。这类蒙古和
内亚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常记述之外，这样今天的历史
学家就必须广泛使用各种元代史料并将有关这些制度的零散叙述集中起来。
作为其他史料的一种，元人文集提供了有关蒙古政治制度和财政政策的重要
和详细的资料。170 种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1979 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版。③10 部元代的地方志于1980 年在台湾重印，可以用它们来了解
政府机构如何在特殊地区发挥作用。④
最后，用英文发表研究元代城市、军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
柯立夫教授培养的两代学生。其中有后来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
士学位论文，如H.F.舒尔曼的《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 译注》
（1956 年）；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1978 年）；陈恒昭的《蒙古统
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1979 年）；伊丽莎白·恩迪科特
-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1989 年）。还有
两篇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出版，伊森拜克·图干的《〈元史〉
岁赐门》，2 卷（哈佛大学1973 年博士学位论文）和刘元珠的《元史·选举
志一》（哈佛大学1979 年博士学位论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60 余篇论文，涉及广泛的课题，从纯粹的语言学到元
代文学、文化及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柯立夫1934—1985 年发表的论著目录，
刊登在他的纪念文集中。*
③ 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部1979 年版）。
④ 《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种》，12 卷（台北，国泰文化事业1980 年版）。
* 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
谢。但是萧教
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任何错误不负责任。
9.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元代社会史涉及的许多问题和史料以及现代研究成果，已见于本书其他
章作者的介绍。此处只介绍有关元代社会史的特殊问题及其相关史料和研究
成果。
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与西方史学家的接触将中世纪欧洲和西亚的史
料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了研究蒙古欧亚大帝国的新潮。以前在中国对此
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气氛下，中国人将蒙古征服视为对中
国历史有利的现象，并开始拓宽眼界，将草原社会视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
同时，同样的民族主义因素亦导致了他们仇恨作为外国征服者的蒙古人，有
时出于时代的谬误将13—14 世纪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汉人斥为汉奸。简而
言之，以前对该时期的文化中心论开始被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取代，导致
了对这一时代完全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对它的社会史。元代社会史的现代研
究因此充满压力和矛盾。在复杂的局面下，很多中国的元史研究不仅陷入完
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
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
任何错误不负责任。说教，还必须在中国社会史与游牧草原社会两种不同的
说法中进行调和，亦要结合因考古发现和发掘传统史料而产生的大量新学术
资料。社会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经常评估和尽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义的旧
资料和新资料。
19 世纪后半叶和20 世纪初，俄国和日本最重视对蒙古的研究，二者都
对蒙古及其相邻地区有扩张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和德国以及更
新的英国和美国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语言学方面。他们亦将汉学的研究
题目集中在用汉文资料来研究蒙古文献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书的“元史的
传统史料介绍”中附上了有关《蒙古秘史》的讨论。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
与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还是主要依靠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尽管我
们的学术领域在尽力加宽，开拓性的蒙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基本技巧还是必须
掌握的。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介绍。
蒙古研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并不是中国
学者，但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蒙古史与中国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将蒙古研
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傅礼初在他的文章《全史：
1500—1800 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①中反复强调应该有一部
包括全亚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礼初将在《剑桥中国史》
本卷和其他卷的章节中应用这一观点。编撰一部中国、蒙古和其他东亚与内
亚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但是，这是一个难以
实现的理想。
这种困难的典型例子就在元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伟大的苏联蒙古学家
符拉基米尔佐夫（1931 年逝世）研究游牧封建主义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1934
年出版。①该书由米歇尔·卡肖翻译成法文，书名为《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
建主义》；②此书还由政府主持翻译成日文（1941 年）并从日文翻译成了中
① [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 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① [524]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 年版）。
② [525]米歇尔·卡肖译：《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 年版）。
文。③《蒙古社会制度史》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成吉思汗的一生》④不断地
被学者引用，在本章中亦多次提到。在估价蒙古人对在他们统治下的其他社
会的社会管理观念的影响时，确实应该先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符拉基米尔
佐夫试图用他的游牧封建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蒙古历史，并用同样的理论来阐
述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并不是没有招致批评，见劳伦斯·克拉德的书评《中
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⑤虽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诱导中国、蒙古和其
他国家的学者试图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并带着这样的理解来分析元代的社会
条件，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雄辩和有用的高水平。社会史研究领域正在
向“全史”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则芬的《元史新讲》是当代最大部头的中文元史专著，该书对元代社
会确实有一段很长的叙述。⑥这部大部头著作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这些问题是从清代到当前的学术研究积累下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
本国传统来说，它确实已达到顶点，从很多方面讲是一部最有用的著作。不
过，就社会史而言，即使是这样一部部头很大的著作，也还是肤浅的。
中国的元代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更多地注意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史、艺
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注意力集中在元代社会结构上，主要是
单纯的阶级分析，特别是注重元末民众起义的研究。尽管常常是教条的，热
情发掘资料和巧妙地利用新考古资料，还是贡献了有意义的新资料。这方面
的重要例子有《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①第一部分，1237—1350 年的资
料，杨讷、陈高华编；第二部分分为两卷，是1351—1368 年朱元璋之外的起
义军资料，杨讷、陈高华、朱国炤、刘炎编；第三部分一卷，是1328—1367
年朱元璋起义和建立明朝的资料，杨讷、陈高华编。这部书将极有利于全面
研究元代的民众起义，特别是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的民众起义的研究。
韩儒林（1986 年去世）是元史研究的带头人，他于本世纪30 年代在巴
黎作为伯希和的学生，完全熟悉西方包括苏联的研究。他对中国当代元史学
界的影响可从两卷本的《元朝史》②看出来，该书由在他管理下的南京大学元
史研究室的一组助手写作，他是研究室的创建者并是多年的负责人。这部书
是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最好的断代史之一。但是，它的社会史部分比较零
散和薄弱。韩儒林的文集《穹庐集》，于1982 年出版。③
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1984 年出版的《元史论集》中，有重要的文章介
绍中国大陆自1949 年以来的元史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一些与社会史有关的重
要研究。该书还有一个经过选择的从1949 年至1980 年发表的论著的分类索
引。①
③ [526]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张兴唐、吴禅昆（音译）汉译（台
北，中国文化出版
事业委员会1957 年版， 1967 年再版）。[527]另一部直接译自俄文原著的是刘荣焌的译
本《蒙古社会制度
史》（北京，1980 年版）。
④ [522]B.IA.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米歇尔·卡肖译（巴黎，1948 年版）。

⑤ [256]劳伦斯·克拉德：《中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
⑥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 年版），卷5。
① [751]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 卷（北京，1985 年版）。

② [867]韩儒林：《元朝史》（北京，1986 年版）。
③ [866]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1982 年版）。
① [818]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1984 年版），共计770 页
。注意附录：《1949—1980
在台湾，由于亦曾于本世纪30 年代在欧洲（主要在德国）学习的姚从吾
教授的推动，一代元史研究专家已经成长起来。有些人前往国外接受蒙古研
究的训练，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不能广泛提供这种训练。姚教授最主要的
论著，发表在《东北史论丛》②和《姚从吾先生全集》③中，他集中研究的是
草原民族的汉化问题。不管是从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角度评判，还是出自民
族主义的需求，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征服王朝研究中都很受重视。对这种问题
研究的最好的证明是本世纪20 年代陈垣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5
年的修订版后来在陈垣的论文集中重印。④钱星海（译音）和L.C.古德里奇
于1966 年出版了陈垣著作的英文译注本，书名为《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
中亚人的汉化》。⑤
在台湾和国外的大多数姚从吾的学生集中研究政治和制度。虽然年长但
与姚从吾同属一代并受到姚从吾极大影响的学者是孙克宽，他是近几十年来
的元史研究者中最多产的一位。兰德彰在他编辑的论集《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中，对孙克宽的论著作了介绍和评价。⑥札奇斯钦亦受姚从吾的影响，他的许
多有关元史的研究结合了蒙古学和汉学的技巧。他们在著作中显示的“全史”
理想，已传递给本书。这些学者结合蒙古学和汉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了这一
领域的一个重要和有益的方向。
元代社会史各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没有什么发展，但是还是能够列举几项
特别有用的研究成果。
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傅海波，在埃里希·海涅什领导下从事
研究工作，他对汉文“笔记”的史料价值做了极高评价。傅海波论著涉猎的
时间跨度很大，选题也很宽，详见他的65 岁祝寿论集《汉—蒙古研究》。①
傅海波是第一个也是仅有的将元代“笔记”完整翻译并加以注释的学者，见
他的《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②他还对家谱作了
介绍，最重要的是指出了它对社会史的作用，见他的《13—14 世纪中国私修
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
③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的当代研究始于先行的日本元史学家箭内亘（1875—
1926 年），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④出版
年的中国元史研究》和《1949—1980 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② [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 年版）。
③ [835]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1—1982 年版）。
④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修订版，1935 年），在《元史研究》（台北，197
7 年版）中重印。
⑤ 陈垣：《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钱星海（译音）和L.C.古德里奇译
（洛杉矶，1966
年版）。
⑥ [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 年版），212—253 页。
① [31]见沃尔夫冈·鲍尔编：《汉—蒙古研究：傅海波颂寿论集》（威斯巴登，1979 年
版）及傅海波的论
著目录，第451—470 页。
② [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
 年版）。
③ [136]傅海波：《13—14 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E.G.普利布兰克编
：《中国和日本的
史学家》（伦敦， 1961 年版），第115—134 页。
④ [548]箭内亘：《元代社会三阶级》，《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916 年12 月），
陈捷、陈清泉汉译
本：《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上海，无出版日期；台北，1963 年重印）。
于本世纪30 年代中期，陈清泉翻译。我没有得到1916 年首次出版的日文原
版的复印件。箭内亘的大量优秀元史和蒙古制度史研究论著在30 年代被翻译
成中文出版。箭内亘关于社会阶级的著作，显然蒙思明在写作他的精深之作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①时还不知道。蒙思明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以被视为近
半个世纪来最重要的元代社会史佳作，直到70 年代才有几部有意义的著作出
版。30 年代的重要成果还有鞠清远的对元代匠户的开创性研究，因英文节译
登载在1956 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上而知名。②
在最近出版的有意义的著作中，有萧启庆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萧
启庆是姚从吾、札奇斯钦和柯立夫的学生，他的论文集《元代史新探》1983
年出版。③他的学生黄清连研究元代户计制度的论文《元代户计制度研究》1977
年出版。④有关元代社会史的较小的研究也大量出现。综合该领域新成果的时
代已经到来。1985 年出版的李干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⑤尽管是初步的，
还是向综合成果走了一步。
陈学霖的主要贡献是金、元、明时期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的研究（他还
写作了许多其他题目的元史论著）。他在《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
起义》⑥的论文中着重指出民间宗教是引发元末民众起义并导致新王朝的建立
的一个因素。这个题目引起了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元史
研究室的注意，最积极研究这个题目的是该室的学者邱树森。研究室出版了
两种极有意思的刊物：《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和《元史论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个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大
学。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陈高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
京），他主要研究社会和制度问题；还有周良霄，主要研究政治史和前元时
期的蒙古史。
① [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 年版；香港，1967 年再版）。
② [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英文节译
载于[89]《中国社
会史论著选译》，约翰·德弗朗西斯、孙任以都翻译（华盛顿，1956 年版），第234—24
6 页。
③ [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1983 年版）。
④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北，1977 年版）。
⑤ [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1985 年版）。
⑥ [53]陈学霖：《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
图表1
阿保机的先世与耶律氏部族结构
注：带*记号者曾任夷离堇。如表所示，有人任此职不止一次。标明庙号
的是阿保机的直系祖先。
无法标明年代，耨里思是安禄山起兵（755 年）时的人。
图表2
辽世系表
注：天祚帝的子嗣记载颇异，本表所列六子见《辽史》卷64《皇子表》，
第994─997 页。
表1
辽朝皇帝及其年号(1)
太祖（ 907 — 926 年在位）(2)
神册(3) 916 年
天赞922 — 926 年
太宗（ 927 — 947 年在位） 天赞926 — 938 年
会同938 — 947 年
大同947 年(4)
世宗（ 947 — 951 年在位） 天禄947 — 951 年
穆宗（ 951 — 969 年在位） 应历951 — 969 年
景宗（ 969 — 982 年在位） 保宁969 — 979 年
圣宗（ 982 — 1031 年在位） 乾亨979 — 983 年
统和983 — 1012 年
开泰1012 — 1021 年
太平1021 — 1031 年
兴宗（ 1031 — 1055 年在位） 景福1031 — 1032 年
重熙1032 — 1055 年
道宗（ 1055 — 1101 年在位） 清宁1055 — 1065 年
咸雍1065 — 1075 年
太康(5) 1075 — 1085 年
大安1085 — 1095 年
寿隆(6) 1095 — 1101 年
天祚（ 1101 — 1125 年在位） 乾统1101 — 1111 年
天庆1111 — 1121 年
保大1121 — 1125 年
显宗（ 1122 年在南京即位） 建福1122 年
(1)本表所列年号来自《辽史》，卷1—30。《契丹国志》所记略有不同。
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91—93 页、第97 页的表格。
(2)在《辽史》中，太祖即位有907 年和916 年两次。可能907 年是他成
为契丹最高领袖的年代，916 年是他成为中国式的契丹国的统治者的年代。
(3)《契丹国志》记太祖即位和建国的时间为916 年。在此年之前，《辽
史》只用年数。神册和天赞年号是否存在还有疑问，它们可能是后来为追溯
916 年以前独立的契丹国的纪年而追加的年号。《契丹国志》记天赞年号为
927—937 年。
(4)《契丹国志》无大同年号，天禄年号为948—951 年。
(5)《契丹国志》无太康和大安年号。
(6)《契丹国志》作寿昌。
图表3
西夏统治者世系表
（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92 页）
注：1─10 的标号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
表2
西夏皇帝及其年号
景宗（ 1032 — 1048 年在位） 显道（ 1032 年）
广运（ 1035 年，先为开运）
大庆（ 1036 — 1038 年）
天授礼法延祚（ 1038 — 1048 年）
毅宗（ 1048 — 1067 年在位） 延嗣宁国（ 1049 年）
天祐垂圣（ 1050 — 1052 年）
福圣承道（ 1053 — 1056 年）
奲都（ 1057 — 1062 年）
拱化（ 1063 — 1067 年）
惠宗（ 1068 — 1086 年在位） 乾道（ 1068 — 1069 年）
天赐礼盛国庆（ 1069 —？ 1074 年）
大安（ 1074 — 1084 年？）
天安礼定（？ 1085 — 1086 年）
崇宗（ 1086 — 1139 年在位） 天仪治平（？ 1086 — 1089 年）
天祐民安（ 1090 — 1097 年）
永安（ 1098 — 1100 年）
贞观（ 1101 — 1113 年）
雍宁（ 1114 — 1118 年）
元德（ 1119 — 1126 年）
正德（ 1127 — 1134 年）
大德（ 1135 — 1139 年）
仁宗（ 1139 — 1193 年在位） 大庆（ 1140 — 1143 年）
人庆（ 1144 — 1148 年）
天盛（ 1149 —？ 1169 年）
乾祐（ 1170 — 1193 年）
桓宗（ 1193 — 1206 年在位） 天庆（ 1194 — 1206 年）
襄宗（ 1206 — 1211 年在位） 应天（ 1206 — 1209 年）
皇建（ 1210 — 1211 年）
神宗（ 1211 — 1223 年在位） 光定（ 1211 — 1223 年）
献宗（ 1223 — 1226 年在位） 乾定（ 1223 — 1226 年）
睍（ 1226 — 1227 年在位） ？宝义（ 1226 — 1227 年）
图表4
早期女真统治者世系表
注：早期女真统治者的名字在汉文史料中时有不同写法。本表本于《金
史》。1135─1136 年，完颜部的所有前统治者都被谥以庙号。
图表5
金朝皇帝世系表
注：本表只列出了金朝皇帝的父系关系。完颜部各支系的世系，见外山
军治《金朝史研究》（京都，1974 年）卷末附表。
表3
金朝皇帝及其年号
图表6
蒙古统治者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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