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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剑桥中国明代史上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5:50:03 2004)

导言
这一卷和下一卷都用于讲述明史。这一卷讲述的是政治史，从14 世纪
中叶结束元代对中国的统治的那些叛乱——1368 年建立的明王朝即兴于其
中的一个叛乱——讲起，一直讲到南明，即明王朝的最后残余部分于1662
年在缅甸被消灭时为止。那时距满清王朝于1644 年在北京宣布受夭之命完成
征服中国之时差不多已有20 年了。
从14 世纪的40 年代起到17 世纪的60 年代止的大约300 年间，精确地
说是从1368 年到1644 年的277 年间为明朝正式统治时期，它是1126 年自从
北宋陷入女真人之手以后直至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段中华帝国后期
史唯一由汉人统治中国本土的一个王朝。本地王朝和外族征服者王朝的这一
更替当然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它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也
未曾中断中国文化的连续发展。可是，汉人胜利地重新夺回了政权，这在历
史上却是很重大的事件。
在明代，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而在拥有民族主义心态的
近百年间尤其如此。这个复兴了的社会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
生活将在第8 卷内讨论。我们在那里可看到许多材料，它们会说明明代的中
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而且如果我们愿意打个生物学比喻的话
还可以看到，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
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
数字偏低），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
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
水陆交通体系的逐渐充实起来，这表明生产和交换已在扩展。东南沿海诸省
日益变得重要，离心力促使该地区许多艰苦的居民向海外求生，这些都早于
欧洲商业扩张的时代，而且足以与它相抗衡。中国内地南方和西南诸省在明
代的内附也足以证明这时期的扩张的成效。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史被详细地描
述时，明代社会有无穷的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对于明代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样的最后估价？明王朝是一个强有力的政
府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皇权及其附属物用展示暴力意志的办法来恫吓文官政
府的时代？它是一个行政效率甚高的时代，还是环境造成的实际局限性严重
地限制了其政治成就的时代？它的国内行政到底是皇权制度在其漫长历史发
展中这时比以往更有效地发挥了行政潜力的工具呢，抑或事实上它是社会各
阶级的和各地方的利益集团达到它们各自不同目标的手段？这种种问题可能
有用词不当的成份，但都是人们很久以来就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书里读者
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有关问题。明代政治史的某些内容曾经引出一系列有关的
很纷繁而又互相抵牾的问题，这样做可能有助于澄清其中的某些内容。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明代是一个政府很坚强有力的时代。它的开国之君
把它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充满自信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但是，这些表
面现象会不会骗人？可能有人会说，明初诸帝想集中权力和想把他们的意志
强加于一切政令之上，但他们的这些意图实际上从未象统治者打算的那样形
成有效的制度，也许还使他们自己骗自己地认为确实形成了制度。黄仁宇教
授曾一再指出，中国人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时宁可用伦理办法而不用技术办
法，这就使政府的工作方式有局限而影响到权力的运转。他的论点很有说服
力，但是，泱泱大国的形象不易驱散。人们只要看一看明代中国在亚洲被拾
举的高大形象，就可知其一二了。
在传统上，亚洲内陆曾经出现中国的征服者，明初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不仅在这里重建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在亚洲的海路上重建了权威地
位。中国与其他亚洲陆上列强原来的外交关系被由中国作为世界秩序中心的
时代所取代，其依据是中国人的假设，即认为中国是中心，而且高人一等；
而其余国家不论大小也都是通过朝贡办法名义上承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它在
内政上也重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和监督结构——即数以千计的地方的和地区
的行政官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贤与任命而
来的。明王朝甚至比帝国早期几个典型的王朝更加企图使政权的运转正规
化，使官员的行为整齐划一，以便纠正像明初诸帝认为的几个异族王朝所强
加给中原的那种目无法纪的、贪污腐化的窳政。总而言之，不管它是好是坏，
明初的国家力图给官民的公私行为定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以此巩
固其政权。后来由此产生的“经过修正的”新儒家精神气质在许多方面都是
明代的新成就，而且它对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起初很强有力，明代的政治史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历史。这一卷中
有几章经常集中探讨它的政治弱点。明代政府被某些近代学者称之为中国文
明的伟大成就。它也被视为一种证据，表明它在实际情况的对比之下其弊病
多么不近乎常情，即这个工作体系老是需要修修补补，而从不接受彻底而合
理的纠正。这里可同时看到对这两种观点的反省。但是，不管这些作者们偏
重于采取哪样一种判断，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明代中国的行政治理是一个
巨大的事业：因为它承担的这项工作是宏伟无比的，行政的专业理想是崇高
的，而其平时治理工作中所特有的理想的形式和实际的形式的相互作用又是
特别复杂，令人难以处理。
如果这些对于明政府性质的基本评价尚不足以作为定论，它在行政治理
方式的发展方面的某些长远趋势似乎还是一清二楚的。虽然那位专制的明朝
开国君主搞了许多严格的条文法令来束缚他的一切后嗣，但明政府并非一成
不变的。它300 年来的演变之迹仍有脉络可寻。这里不妨指出其中某些趋势，
可能是有益无损的。
明代政治史中最引人发生兴趣的一个特点，是它从一位雄才大略的（而
且他自认为是全能的）开国皇帝的直接统治向分权制度——不论是正确的授
权或者是篡权——演变的趋势。明朝的皇帝是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没有他们，
政府的权力就不能运转。他们是中国文明之内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履行宗教式
大典的领袖，而这种大典在这里的重要功能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还有，明代的皇帝又是需要日常亲政以决定和推动治理庶务的这一套制度的
行政官员。如果缺了这一个环节，那就需要有某种并不绝对合乎人意的替代
物来代替皇帝自己的统治行为。
隐藏在这套制度背后的是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皇帝在全国范围
极其广泛的事务中都能做出精明的决定：从任命数以千计的各级文武官员起
到全面或细小政策的修订，他都得管。的确，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审定一
下吏部初拟的候补官员名单，或者在提请需要他加以“同意”和加盖御玺的
奏疏中做一些次要的改动。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御玺，任何事情也办不了，
任何官员也任命不成，而且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人们都指望皇帝能给予
通盘的分析，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虽然皇帝的能力和功能的范围在中国人关
于君主制的观念中是固有的，但是在明代，这种范围在执行中的制度化的程
度却是空前未有的。自从明王朝在17 世纪覆亡之时起，历史学家就一直认定
那是明政府的决定性弱点，而且都指责明太祖在1380 年竟废除了丞相的职位
及其秘书和顾问班子。
因废除“丞相制”而引起的政府的改组，外廷最高权力层的消失，以及
由此引起君主及其内廷来承担这些支撑性职能的情况，使中国的中央政府呈
现出一种新形式，而且这种新形式终明清两代一直维持到了辛亥革命。但是
在实际上，明太祖的意图早在他在位之年就已有所改动，后来依照历代皇帝
统治时期的当时情况、他们本人的才具和承担的义务，通过日积月累的演变
和对习俗的适应，这种意图就有了新的形式。自然，猜忌多疑的明太祖担心
他的顾问和行政等高级职业官僚会歪曲政令来图谋私利，甚至赤裸裸地搞篡
权活动。他也害怕那些士大夫作为下级地方官会滥用手中的权力。
由于明太祖强调改善农村社会的条件和加强地方政府的规范化（不管此
举是纯粹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或者是他精明地意识到这样符合国家利益，
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某些学者认为农村群众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说他
在这种事件中对官僚的猜忌有可取的话，那么，在复杂的政治机器的更高层
中，他的腐蚀性的猜疑因有深不可测的恐怖做后盾而极具破坏性，且倍加厉
害，因为它一旦制度化，就长期地影响着后世的历史。人们可能争辩说，作
为14 世纪中国的一位政治领袖，他别无选择，在建立政府时只有依靠那些自
称为信奉新儒学的文化人的服务。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那是治理中
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又深深地疑虑它的后果；他让他的官员经常处于
惊骇之中，又使皇权高高在上而处于脱离官僚阶层使之不能够提供最佳服务
的地位。这就是他要建立的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体。
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本卷各章的叙述令人极感兴趣地看到一代一代皇帝
都在不断地修订制度，以图克服这种基本的行政缺陷。我们对第二代皇帝
（1398—1402 年）知道得不多，但是很清楚，他大大地提高了他主要保傅们
的顾问功能，因为正是这一措置的失宜，为篡夺者提供了口实。篡位者明成
祖于1402 年到1424 年在位，英武而有方略，但他并不完全拘守他所他声称
要捍卫的原则。因为他的兴趣是在解决远离宫廷的边疆问题，他开始设置内
廷各机构，使他能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政务。
他的规划中与政制最相关的是他为翰林院选拔最优秀的进士为翰林学
士，以便在时机到来时组成内阁。与此同时，他使宦官起着更大的作用，甚
至主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正式学习政事，明瞭国家掌故。这就必然使得文
官们和他们的宦官同僚们的合作形式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甚至每一方都力争
皇帝的支持，扩大己方权力，以打击对方为务。应该注意，这两方面的协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顺利的，但是当宦官凭陵一切，左右皇帝并蔑视文官政
府的准则时，这经常发生的龃龉也是不可小视的。
第一件这样的事例发生在15 世纪40 年代儿童皇帝明英宗之际。直到明
朝末年就有好几起这样惊人的滥用权力事件，它们在明代政治中叫人立刻想
起与宦官有关系。如果说从15 世纪后期起，在任何一时期担任文武官职的数
以万计的宦官中，其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奉命行事而不是肆无忌惮地滥用权
力的人，那么，很可能在他们的某些正规职能——即主要是沿内陆边界搞国
际贸易或搞海上转口贸易，或者为皇城搞采办和特别税收——中，他们也许
大部分时间表现得很糟糕。
1380 年废除丞相之职从而使皇帝与在外廷有领导百僚地位的高级负责
顾问隔离起来，这就可视为发展内阁和与正规官僚制度相应的宦官官僚制度
（这两者是明代内朝的两要素）的起点。明朝政府的这些非正规——虽然它
们最后变得高度正规化——的因素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明王朝整个政治史
的主要焦点。某些皇帝在这个制度内工作得很好，有时也添加了重要的新内
容。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另外有些皇帝则严重地不履行或抵制各方面的
准则，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后果。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当历史的读者因这
个制度的不合理处没有被一代代敏锐的和忠心的官僚政治家们所克服而产生
受挫的压抑情绪时，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对于政治衰退的这种低调叙述恐怕会使我们
的意识承受很大的负担。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与西欧
面积相仿佛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在这个难免有错误的治理体制下的确是欣
欣向荣的，而且那些准备充分的、愿意献身的求职官员的人数也是源源不绝
地涌现的。每隔10 年就有新的一批能干的、急于在为政府的服务中谋求个人
前途的人。每当某一部分人因宦场失意而意志消沉下去时，另一些热心的替
补者就马上递补了上来。尽管明王朝的治理步履蹒跚而很不得力，但它的文
官制度却是生动活泼，在后世也是无与其匹的。
那么，明代的中国是治理得很糟么？明政府的力量同时也是它的弱点；
例如，它特别强调教养、学识和伦理义务，其局限性是使之务必符合先朝故
事、调和折衷和保全面子等大问题。它在促使大范围的稳定性方面既有弱点，
又有强处。我们不妨这样提一个问题：在明代的那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哪个
国家比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些（其他国家没有遇到中国这么大规模的问题）。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这样一个问题直到明王朝以后很久才困扰着中国。
试以明政府所要执行的任务来说，它既要维护这么广大疆域上的统一和同舟
共济的意识，又要表现出充分的自我振兴的面貌，以便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
况下使社会哪怕是缓慢地，但却是灵活地发生变化，所以它的成就给了人们
很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明政府也允许那些生计稍微充裕而有余资的中国
人自行其是地利用其资财，因为不论比起当时或以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
说，它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它把它的勤劳人民在财富所出之地里所
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了下来。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
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能的。
对于明代中国的政府，不可贸然予以等闲视之。
在14 至17 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另外一些趋势还可以从明代历朝皇帝的
统治中看得出来。其中很明显的是明王朝的防御态势。他们朝夕思虑的是北
方蒙古邻居所给予的威胁，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王朝就是抗拒并逐出
了蒙古征服者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北
方邻居满族在17 世纪初取代了蒙古人的威胁时为止。如果对蒙古敌人的集中
注意是形势中持续的现象，那末，又出现了什么长远的变化趋势呢？那就是
构筑堡垒自固的趋势。最初，明人是在自己本土内用蒙古人的战法对付蒙古
人；在15 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打法被改成防御政策，即撤退到固守的工事之
后；这些工事位于标志着中国式的定居生活的北部边境前线。明太祖曾计划
保持深入草原去守卫的部队。永乐帝这位篡夺者在15 世纪头25 年曾一再出
兵草原，但是未能使前沿戍军成为攻势性积极防御的有效部分。他把戍军撤
至更容易设防的战略要点上。尽管有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蒙古人在1449
年和1550 年一再侵入中国，给中国造成惨重的伤害，并且接二连三地进行袭
击。到了15 世纪70 年代，中国开始用设有塔楼和堡垒的长垣把这些设防的
长垣连接了起来。传奇中的万里长城——更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长垣——终于
成形了。在明王朝的后来年代里，筑墙和沿长城防区的驻兵便是明政府首要
关注之事。亚洲内陆的这道边界变成了令人喘不气来的负担。
边界问题可以成为产生一个民族的巨大推动力的源泉。亚洲内陆这条边
界早在汉唐时代就已成为这样的源泉，而在明代，其后果似乎完全是消极性
的。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
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最初是葡萄牙人的船只航
行到中国，他们是1517 年从果阿和马六甲航行到珠江口的广州），都是如此，
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15 世纪之初，明代中国派出了在当时世界史上空
前庞大和航程最远的舰队；他们曾远航至波斯湾和非洲海岸。不管那些活动
有些什么美好的前景，它却一去而不复返了，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明政府一
心一意扑在了万里长城方面，无暇顾及其他地方，也无心再从正面考虑任何
其他的机会。
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
方面进行扩张，与这种趋势相应的是另外一种趋势，即私人业主不顾政府禁
止而越来越富想像力地和大胆地进行海上商业：他们沿着中国东海岸，特别
是从长江三角洲到广州一带经商。如果他们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赞助，像15
和16 世纪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甚至在没有国
家赞助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人和工匠的殖民地，以至最后的农业居留地，也
大都从明代起即在自菲律宾到东南亚一带建立了起来。在明代海上扩张中所
见到的那种无限充沛的精力、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进取的冒险气魄和在社会
内部颇具创造力的领袖才能都同明王朝在北方防御中的筑垒固守和经营的受
挫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另外一个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是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人口在南方
和西南边疆省份的扩张，是非汉族人民被排挤或被吸收，是中国的行政向今
天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边界的扩展。明初诸帝把全部国家军事资源用在这方
面；云南第一次被征服和吞并（虽然忽必烈汗在13 世纪50 年代曾征服这个
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势力稍弱的蒙古行政）而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贵州
被改为行省；安南在15 世纪20 年代被击败，但未能成功地被吞并。对整个
西南诸民族的“绥靖”也是本卷各章反复出现的主题。可是，最后国家所起
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有扩张性了。文化的同化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进一步
同化的推动力是来自贸易和开矿，以及汉族人口日益增长地深入到这个地区
的一些富庶河谷中的结果。
与南方和西南国势增强形成有趣的相对应的情况，是北方——特别是在
西北——防区的收缩和衰弱。气候的变化可能使整个边境线的勉强维持生计
的农业产量降低，但社会因素也起了作用。在整个明朝后半期，对于这个地
区围攻的心理已因防守地带的建立而被破坏无遗。贸易减少了。由于这个地
区经济的衰退和军事形势的限制，货物和人口的流动减少了。文官政府经常
关心的事情如果和军务相比只能摆在次要地位。最后，国家的政策是对它的
戍军减发饷银或者甚至抛弃他们（特别是对训练不足者和年老体弱者更其如
此），这就使这些兵卒沦为盗匪。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便
日益增加了北方和西北方边疆狭窄地带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地区的地方
性混乱状态在明末的整个社会中虽然谈不上是典型的，但它竟会滋生两支大
的流动股匪而使17 世纪30 年代中国其余地方大受其害，就不足为奇了。其
中一支被称为李自成“叛乱”，它肆意劫掠华北地方，并且很幸运地乘机敲
开了北京的大门。它在1644 年正式地结束了明王朝。
以上这些对于明史读者是很显而易见的几种趋势。也很显然的是，本卷
书内包含详赡的内容细节，它们足以重新展现明史的许多方面。
在1368 年和1644 年之间有16 名在位的皇帝，还有一些是在南方远处
直到1662 年为止抗拒满人的可能继位做皇帝的人：他们组成了不同类型的人
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的生平都需要更多的材料予以重新描述。在西方语言中
还没有他们任何人的一种完美的传记。虽然中国的皇帝们在中国历史编纂学
中属于最忌讳的题材，但还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弥补这种缺陷。但是，除了那
些皇帝本人以外（也包括数不清的皇家宗室），还有极丰富的文献材料写到
各种不同的生活、地点和行为。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
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
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整理的
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
作中，明代任何时侯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
书籍的总和。明史的许多大的方面在20 世纪尚未得到实质性的研究，虽然在
本世纪相关的材料因为复制印刷品、考古学和档案材料而增加了很多。
在今天这个世纪，明史还没有在中国、日本或西方受到广泛的研究。一
大批灿然可观的历史材料已由傅吾康在本卷书的第12 章很出色地胪列了出
来，它们现在正吸引着新一代的学者的注意力，而且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明
代这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大范围内是多么重要。本书作者和编
者在编写这一卷时有相当的自信，认为它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推进之功；而且
更加相信，明史研究领域将会很快地大大超过本书的成果。我确信，这些作
者中的许多人将有助于使本书及早地退出现役，因为他们为了取代本书，还
在继续前进。我向他们现今取得的成就致意，并预期他们的成果早日问世，
后来居上。
明王朝诸帝
姓名年号庙号
朱元璋洪武（1368—1398）太祖
朱允炆建文（1399—1402）惠帝，惠宗
朱棣永乐（1403—1424）太宗，成祖
朱高炽洪熙（1425）仁宗
朱瞻基宣德（1426—1435）宣宗
朱祁镇正统（1436—1449）英宗
朱祁钰景泰（1450—1456）代宗，景帝
朱祁镇天顺（1456—1464）英宗
朱见深成化（1465—1487）宪宗
朱祐樘弘治（1488—1505）孝宗
朱厚照正德（1506—1521）武宗
朱厚熜嘉靖（1522—1566）世宗
朱载垕隆庆（1567—1572）穆宗
朱翊钧万历（1573—1620）神宗
朱常洛泰昌（1620）光宗
朱由校天启（1621—1627）熹宗
朱由检崇祯（1628—1644）懿宗，思宗，怀宗，庄烈帝
南明
朱由崧弘光（1644.6—1645.6）安宗
朱聿键隆武（1645.8—1646.10）绍宗
朱常淓潞简王监国（1645.6）
朱由榔永历（1646.12—1662.1）
朱聿■ 绍武（1646.12）
朱以海鲁监国（1645.8—1653）
明代度量衡制
Ⅰ 长度1 尺=10 寸
=12.3 英寸（近似值）
1 步（双步伐） =5 尺
1 丈=10 尺
1 里=1/3 英里
Ⅱ 重量1 两=1.3 盎司
1 斤=16 两
=1.3 磅（近似值）
Ⅲ 容积1 升=0.99 夸脱（近似值）
1 斗=10 升
1 石／担* =10 斗
=99 夸脱
=3.1 蒲式耳
Ⅳ 面积1 亩=0.14 英亩
1 顷=100 亩
注：本书各章有时提到的中国度量衡所依据的材料，其出入令人无所适从，而且它们取自
标准
单位各不相同的地区。它们并不是贯穿于明朝始终和全国性的标准，所以只能视作近似的

数据。
*石/担应该是容积单位。但是它经常被用作相当于100 斤的重量单位。
总编辑序
20 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
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
世纪20 年代开始并从70 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
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
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
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
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
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
要10 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
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
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
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
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
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
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
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
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1902 至1912 年间以16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
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
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
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
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
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 卷。从那时起，公认
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
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
经变为计划出15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
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
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
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
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7 卷的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
1 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 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11 卷，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14 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
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15 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
多，经济和印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
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
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 ] 号标出相应的
《书目》中的编号；并将《书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张书生译第1、2、3 章和第4 章前半
杨品泉译第5、6 章和第4 章后半
思炜、张言译第7、8、9 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生参与了这
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
黄沫译第10、11、12 章和《书目评注》
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 章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 年
引言
元朝是蒙古征服者从忽必烈汗起统治中国的时期，人们对它的特点说法
不一，而且现在仍在许多学者中间争执不休。①可是，有一件事却是确凿无疑
的。在14 世纪中叶以前很久，它的统治的能力，即它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省
县级政府和征收税务的能力越来越削弱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
—1398 年）于1328 年10 月21 日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
他从未经历过中国那个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直到他40 年以后起而统
治这个帝国并指导它的恢复工作。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
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破坏的年代，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
直接诉诸于暴力。它提供了中国社会逐渐军事化的典型范例，而且也由于这
一点，它提供了元失其鹿而群雄争逐的典型范例，即他们通过军事力量把一
个号称为受有天命的继承者政体强加于人。尽管中国人在传统上喜欢把这种
情况归之为改朝换代循环理论提出的一乱一治的典型形式，但是，元朝瓦解
和明朝兴起的方式却完全不是表现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模
式。14 世纪中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纷乱中的中国社会充分揭示了它的
潜力，也充分展示了它一般很少表现出来的组织结构。因此，人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它们在和平的、有秩序的文官政府之下是不
容易辨认出来的。同时，这个时期的暴力行为也给明王朝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它很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
① 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本书第6 卷的部分内容。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1330—1350 年
元朝的宫廷
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也有此特点；它早在14 世纪就是
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在忽必烈汗的长期统治（1260—1294 年）之后，代表
他的孙子和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朝臣小集团经常互相残杀，
争夺皇位。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
策。其中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
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合台汗国的传统为代表。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
到忽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个统
治时期都是和忽必烈汗作战的。另一个派系被认为是以中国为基础的皇帝对
通常称之为“儒家化”方式治理国家的关心，这就是想用官僚治理的方式来
达到它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制的目的。这就在蒙古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在
治理中国的方法和目的问题上引起了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分裂。①后一个集团
在1328 年发动一次政变，其目的是想“复辟”海山（1308—1321 在位，庙
号武宗）的一系。他的两个儿子——和世■和后来的图帖木儿——都在1328
年被拥立为帝。前者被后者（即元文宗，在位至1332 年）的党羽所杀害。他
被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所继承。第一个登极的是弟弟，名亦璘真班，死时为
六岁幼儿，仅在位两个月。也许是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后不久，他的13 岁的哥
哥妥懽贴睦尔于1333 年即位。作为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位蒙古君主，他在1368
年被明军赶出大都（北京），在1370 年死于大草原。妥懽贴睦尔在中国史书
中用明太祖所赠的封号称为元顺帝；也叫惠帝（宗），后一个封号却是在蒙
古的他的逃难的朝廷所追赠给他的。他的直到1368 年的35 年的统治大大超
过了从忽必烈死后到1333 年间七位君主平均在位五年半的时间；在这七位君
主统治时期的特点是不断的阴谋、政变和篡弑。可是，他的漫长的在位期并
不表示元朝的统治重新取得了稳定。相反地，派系的混战从以控制傀儡皇帝
为目的的政变转变为蒙古地方掌兵大员之间通过争夺左、右知院这两个主要
官职来控制朝廷的斗争。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政府的质量方面毫无改进。
元顺帝在位的年代与明王朝兴起的时期大致相合。这位元朝的末代皇帝
在当时的许多中文史料中和明初历史学家的笔下被形容为一个放荡淫佚的怪
物，这种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是很难断定夸大的程度究竟多大。有几位
当时的作者赞誉他。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在使元王朝足以夸耀一时的权
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成吉思汗是一位军事天才
和具有雄才大略和超人毅力的领袖，但是，人们发现他的这个第七代孙子充
其量不过是一个庸才接班人而已。只要看看在他统治时期的历史得写一些更
大的人物，得写主要由别人制造和遇到的问题，这种评论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元朝军事力量的衰落
① 对元末政治作这种解释的最有力的主张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
变化的面面观》
[134]（纽约，1973 年）。
自从13 世纪末以来，元政府的军事力量已处于衰落之中。在13 世纪70
年代征服了南宋之后，在中国境内的蒙古和亚洲内陆军队的主力都戍守在黄
河平原上，以拱卫大都（北京）。有些特殊的蒙古部队则因需要而定被派往
战略要地，但是它们并未按常规被分派到各行省去警戒全帝国。军队中的汉
人职业士兵们，有的是13 世纪30 年代金王朝灭亡前受女真人统治的汉人，
有些是13 世纪70 年代南宋被征服时投降的汉人：正是这样的士兵构成了分
布于全国各地的戍军的主要成份。
这种构成模式一直延续到元王朝的末年；这就是说，蒙古族戍军和元帝
国禁卫部队的主力是部署在北方，靠近京师，而汉人部队不管是在蒙古人统
率下或是西亚人（色目人）统率下，则守卫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各地区。
各行省的戍军也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集中在长江下游。扬州、建康（南京）
和杭州是除京师地区以外元军以最强的部队把守的地方。这是为了要保卫运
河南端的富庶之区，因为这里要向京师供应财赋，特别是要供应税粮。以较
少兵力部署的其他地方也都是方面重镇，如四川、云南、长江中游和东南沿
海。
元朝的戍军管理得很糟糕。一位学者曾经写道，甚至到了13 世纪末，管
理不善正使军事制度走向崩溃，而且到了14 世纪40 年代他们无力镇压地方
叛乱和土匪是屡见不鲜的。甚至有时派往战场进行重大战役的驻守京师的帝
国禁军，到了那时也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①从14 世纪初开始，在元王朝主
力军队的地区部署上和叛乱活动的相对地少数上，其地理的相互关系是很清
楚的；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元军的战斗力到处在急剧衰落，而叛乱活动则有
增无已，这种相互关系就让人看得更清楚了。元王朝的强制汉人的能力——
不管它是依靠亚洲内陆的部队（包括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的蒙古军队在内）还
是使用汉人职业士兵或是征自平民的募兵——在这几十年中迅速地削弱了下
来。更其重要的是，这种事实已被广大的汉人民众看得一清二楚了。
当社会变得无秩序和不安全时，一方面是居官或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都
主动起来组织地方防御部队，并且建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土匪们又利用
混乱的形势搞一些其规模和胆子都越来越大的组织。地方自卫的领袖和地方
盗匪都能够起到非法的政治作用，自己宣布独立于合法的政府军队之外，以
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行动的自由和争取支持。那些真正关心地方防御的人通常
都是代表地方精英阶层或者和地方精英集团有联系的人，但并不是必然出身
于地方精英阶层：他们总是对重新强加在头上的政府控制很敏感，虽然他们
要经常与政府讨价还价，以便继续搞自主性的自由和加强他们的领袖地位。
另外一些自治运动代表着从土匪发展为公开叛乱的某个阶段，它们也利用它
们的军事力量作为谈判的出发点来谋求合法的一官半职，以答应要和这个绝
望的政府合作为交换条件。还有一些集团是利用民间宗教和秘密教义作为自
己的凝聚力和作为自己发动暴乱的理由，在它们自己眼中和在政府眼中，它
们大多数则不具备搞这种妥协的条件。①
退化过程开始于行政官员们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最后导致形成各种有
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它特别和元末军事力量的问题有关。这种退化过程使
得对全社会的正常控制被削弱，而社会秩序基本上是赖它维持的，因此取代
① 萧启清（音）：《元代的兵制》[211]（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8 年），第62—3、
46—7 页。
① 这几种类型的例子是下节《中央权力的瓦解》的论题。
它的就只能是直接诉诸武力了。它促成了一个大变动：使平静的社会变成了
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原来农户手中不常见武器，现在到处都是。由于许多男
人开始拥有并学会了使用武器，那些最善于使用武器的人便变成了军事领
袖。每个村庄都要产生几个军事领袖，小的如今天的班长，大的如今天的连
长，人人都想有朝一日当上将军。在从14 世纪30 年代起的争夺军事霸权的
斗争中，从最寒微的底层产生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和几个赫赫有名的卓越军事
领袖。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没有投效政府军，只是在这个或那个叛乱运动之中
效力。
一个社会一旦军事化了，要它再非军事化和恢复到统一的文官之治，得
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使所有争当全国领袖的人最后只剩下一个。用军事术语
来说，这就是从大约1330 年起到14 世纪80 年代朱元璋变成重新统一中国时
为止的支配中国生活的那个过程。作为军事史，这个过程见德雷尔所执笔的
本书第2 章。
精英阶层和政府
14 世纪中叶的几十年给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增
添了洋洋大观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虽然大部分
未能实现），即长期受尊敬的中国生活方式会最终战胜异族征服者的破坏性
影响。忽必烈汗在13 世纪70 年代完成了他对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征服以后，
他曾经采取某些实质性步骤来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治理汉人有其高明之
处，因此他曾把一边倒地依赖蒙古军事机器的办法转变成为与文治官僚政府
充分合作的伙伴关系。他曾经庇护汉人（以及汉化的亚洲内陆人）的学者-
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1271 年，他命令著名的学者和官员设计一个礼仪
总集以指导朝廷的尊卑上下的行为，但据《元史》说，他仍为皇族和蒙古贵
族的事务保留了蒙古的习俗和礼仪。①他使用荐举的方法加紧征用汉族学者来
当官。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汉族顾问们最重要的建议，即没有举办科举考试
来吸收官员。
1313 年，他的曾孙子爱育黎八力八达——历史上被称为仁宗（1312—
1320 年）——宣布，于1315 年恢复宋代型式的科举考试，而指定以朱熹（1130
—1200 年）学派的经典注疏为正统学说。这在全国的汉人中间引起了希望和
满意的巨大浪潮。当仁宗之侄图帖木儿在1328 年即位时又激起了人们更大的
希望。当他驻建康（南京）做怀王时，他跟著名的文人和艺术家都有交往。
他的庙号为文宗，所以他这位蒙古皇帝看来对汉文很有修养，这样说他是完
全可以当之无愧的。除此之外，他也企图写古典的汉文诗（有两首流传了下
来），绘画，并且写得一笔有理由令人喜欢的汉字。①忽必烈的儿子和太子真
金王精通汉族文明，如果他不是死于1285 年（即死于他父亲之前），他就会
把这种学识带上帝位，现在却要经过六个几乎完全令人失望的君主的统治之
后，汉族文明才终于在第二位皇帝身上体现了出来。另外，如上所述，把文
① 宋濂等编：《元史》[490]（1369—370 年；重印本，北京，1976 年），76（不标明页
或叶的数字一般表
示卷、册等，全书同）。
① 赫伯特·弗兰克：《蒙古诸帝能够读和写，而且能够写汉文吗？》[166]，载《大亚细
亚》，新编，3（1952
年），第28—1 页。
宗推上台的政变代表了蒙古人政治中“儒家”一派的胜利；这一派强调君主
的利益在于治理好汉族国家。
文宗当皇帝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京师新立一个汉学和艺术的学术机构作
为内廷的官署，名之为奎章阁②。与此同时，宫廷内还有几位地位很高的贵族，
如马札儿台即是。他的儿子脱脱在元朝最后一个君主时期是主张以汉族方式
治国一派的领袖人物。马札儿台干劲十足地和汉族上流学者交往，聘用他们
为西席，而且在宫廷内赞助汉学知识。③到了14 世纪，许多有特权的中亚和
西亚人（色目人）已变成了汉人文化精英中有学识、有文化修养的成员，这
表明了汉族的各种价值观有同化异族的能力。正在这时，即从14 世纪的20
年代到40 年代这几十年中，有许多出身中国中部文化高度发达的心脏地带的
优秀古典学者和文人学士纷纷投效元朝廷，其中大多数人是经过荐举和直接
任命的方式来任用的，但也有人是通过新开的科举考试而得到任用的。整个
说来，年轻人继续学习古典知识，为从事士大夫的生涯作准备，他们不会相
信他们伟大的文明规范不会再度得势。在14 世纪的前半期，私人书院兴盛起
来；精英阶层通过它们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来维持这种教育。出现了许多重
要的地区级和地方级的学术中心：浙江北部的金华强调学习经典著作以致
用，造就了一些急于在政府中想大显身手的学者。在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
中，这个学派培养出来的许多知名之士都前往明初的朝廷中以优异的成绩效
力，并且左右着明初的学术和政治。①
对精英集团的态度和活动的这种讨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精英
阶层一般地说来已经接受了蒙古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力图维持传统的参加政
府的方式。他们从未使蒙古封建领主们完全接受他们。甚至文宗也只统治了
四年，而且统治的效果不好。行政失误中的许多令人失望的迹象实在太明显
了，这些迹象被归咎为没有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不过，儒家要
人们更完全地采用传统、担负公共责任和从事建设性服务的要求一直强烈地
存留在许多精英分子心目中，虽然也有许多人被拒不录用，因而以独立特行
的方式退隐，只致力于家务和地方事务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追求。他们在元
王朝的最后年代中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不能在国家事务中享有高官厚禄，许
多精英人物贫困了下来，这就迫使他们要改换门庭，去做吏胥、教师、职业
作家、和尚和生意人，等等。这就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之间造成了不正常
的关系。
因此整个地说来，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
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王朝的合法性，一
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
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
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特别是
那些没有维持传统社会规范的借口的人——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
合作。某些现代历史学家责怪14 世纪中叶的精英阶层可耻地缺乏民族精神。
② 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73]（台北，1981 年）。
③ 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载《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
顿，1981 年），特
别是第169 页以下。又见小郎洛瓦；《虞集与他的蒙古君主》[306]，载《亚洲研究杂志》
，38，1（1978
年11 月），第99—16 页。
① 见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以及本书本卷的第3 章。
当有了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异族的束缚和重建本民族的统治的时候，他们
却迟疑和消极起来，十分缺乏爱国主义的热情。更为可耻的是，在蒙古人被
逐出了以后，某些精英分子还对他们早年做元王朝的合作者或臣民这一段往
事写文章大唱赞歌。这种说法如果是用来评判元末明初的精英阶层，当然有
时代错误之感，因为它指的问题不是那个时代部分精英阶层——或者实际上
是平民阶层——的部分意识，用它来描绘对那个时代的人民来说颇有意义的
各种问题和力量，对我们倒是更为有用的。
中央权力的瓦解
关于14 世纪中叶元衰落时期政治挑战和叛乱的简单的划分，提供了政治
上持不同意见者采取的下面几种各不相同的形式：
（1）作为事实上的军阀的元王朝地区级领袖。
这类领袖们经常变来变去，有时真正效忠于皇帝，有时只在名义
上效忠，甚至在不承认中央权力合乎自己个人利益时便宣布自
治。
（2）居官或者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他们聚集了有限的地方资源，以便
维持比较小规模的、未经官方授权的防御能力。
（3）盗匪，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用有良好组织基础的走私贩子；当政府越
来越不能控制他们的劫掠时，有些股匪就扩大他们的行动，转而
求取政治合法性的地区级的军事权力。有些人还要僭取封号和权
利，或者要元政府（它不顾一切地想赢得他们的合作）给以这种
封赏。
（4）秘密会社运动，这是有群众参加的组织。它们是民间佛教内部的松
散的明教组织，也是向往千年至福的宗教组织。它们蔑视正常的
权力源泉，显示着有能力搞黑社会的团结和与政府彻底决裂，因
此使他们的行为比普通叛乱分子更趋于极端。这个时期所有这一
类的重要活动都在“红巾”军的名义下松散地联合了起来。
上述这些类别不能用来静止地叙述叛乱运动。它们都有可能变化，正如
同形成明王朝的那个叛乱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那个叛乱最初也不过是一个
秘密会社运动，但是约在15 年时间之内它就变成了“儒家”性质的王朝，迫
切地要求合法性和恢复传统。可是当我们一一列举14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
的那些事件时，上述分类法能作为我们有用的起点。
在为元王朝效命的地区性领袖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和在明王朝崛起的历
史中肯定是这些领袖中最重要的人物的是扩廓帖木儿（约1330—1375 年）。
他的事迹开始于他的养父察罕帖木儿（1362 年死）。察罕是突厥族主要的乃
蛮部的第四代酋长；他们原住在河南东部边境的沈丘县。自从察罕帖木儿的
曾祖父在13 世纪初帮助蒙古人平定了河南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安全了。
虽然在元朝对中国居民的管理体系下他们被官方划分为中亚人（色目人），
但乃蛮已高度蒙古化；到了第四代，这个家族看来已同时被蒙古和汉文化所
同化。察罕帖木儿曾经赶过科举考试，但没有进士（即最高的学位）及第。
他有时用汉姓李。在为蒙古人和色目人开的特科中，他可能用李察罕的名字
应过试。
总而言之，他的能力和他的野心都是重武而轻文的。当战乱蹂躏了华北
平原而从14 世纪40 年代起它又从今天的安徽蔓延到邻近的河南的时候，他
开始创建了一支保卫家乡的兵力。他接着镇压了红巾军，后来又试图在河南
建立一个地区性根据地，其首府则设在安徽河南边境上的几个流动地点上，
而在1358 年和1359 年竟然一度设在开封。他在1352 年带了几百人的队伍第
一次上战场，并打了一系列胜仗；那时，红巾军正在安徽西部和河南中部横
扫各府州县，事实上没有遇到政府正规军的抵抗。朝廷自然给察罕帖木儿又
当官又封爵，鼓励他扩编自己的军队，准许他主管全行省。他早期的胜利是
靠与李思齐合作而获得的；李思齐是河南南部罗山县人，也是一个不安分守
己的地方亡命之徒。这两个人是地区性军阀这种新现象的典型代表，即名义
上支持朝廷的权力，但却建立独立于朝廷的自己的根据地。
到了14 世纪50 年代之末，察罕帖木儿是奉蒙古人旗号的最有势力的地
区性领袖，也是河南行省政府的首脑（平章），其势力已扩及山西、山东和
畿辅行省，甚至也远及陕西。他的被保护人李思齐以陕西为根据地也在西北
取得了主宰一切的地位。阴谋和派系冲突使丞相脱脱于1355 年1 月被解职，
虽然后来在高邮（今江苏北部）对张士诚（1321—1367 年）叛军的征讨取得
了胜利，但朝廷却丧失了它最后一位能文能武的领导成员。朝廷步履艰难地
在恶毒的斗争中运用仅余的一点帝国的权力。察罕帖木儿在各行省都有对
手，因为他们支持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地区性领导权应该导致他去掌握
朝廷的命运，如果他有这种野心的话。但是他厌恶宫廷政治，所以他可能认
为掌握他正在华北平原建立而又在迅速扩大的、兼有文武两方面功能的政府
会更加安全。可是，华北平原的其他地区性军事领袖和朝廷中的某些成份都
妒忌他日益增长的权力。他最重要的敌人是蒙古的孛罗帖木儿（1365 年死），
即皇后的父亲和山西大都督兵农司使，他不想让察罕帖木儿享有该地区重要
的剩余粮食。他斗争的第一步是想推翻察罕帖木儿，然后消灭扩廓帖木儿；
这种活动左右了朝廷并使政府陷于瘫痪，一直到孛罗1365 年死时为止。
察罕帖木儿很显然是僭越了皇帝的权力，以便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他忽
视朝廷的命令；他擅自任命官员和调动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伺机制服
孛罗帖木儿和扩大自己强大的军事机器。但是我们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其实
无意控制朝廷，也不想取代朝廷，即令他的行动有时很含糊不清，足以引起
人们真正怀疑他的目的。元朝的两位将军田丰和王士诚以山东西南的济宁为
根据地，朝廷也正在倚重他们防御山东行省，但他们在1361 年初投降了山东
的叛军。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们接受了察罕所建议的赦免令。他请他们再
效忠王朝，而当他向东扩张势力时要他们受他的节制，然后将委他们以重任。
1362 年夏末，他们又和在益都与察罕对峙的叛军相勾结；益都是省会济南以
东的重要府城。当他攻下济南并向益都进迫时，他们刺杀了察罕，诡称他们
对他为国家利益所承担义务的程度感到失望。然后他们逃跑了——不是向他
们用于行刺借口的朝廷效力，反而和益都的叛乱分子勾结了起来。
虽然皇帝和朝廷因去掉了这个权势人物而私下感到宽慰，察罕却在身后
仍大受封赏，备极哀荣，皇帝在任命他的养子接替他的一切文武职位方面，
很快地满足了这位被杀者的下属们的愿望。因此，扩廓帖木儿走上了前台：
他成了察罕的权力、利益和敌对关系的接班人。
扩廓是察罕的姐姐和一个姓王的汉人的儿子。他的幼年名字叫王保保，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汉人身份的全部。察罕无子嗣，他从他的孩提时
期就扶养了他，视之为己子，像他自己受教育那样，又让他受汉人的教育，
又让他学蒙古人的武艺。和他的养父一样，扩廓身材魁伟，有英雄气质，虽
然他承受了双重文化遗产，但他对草原上武士理想的兴趣多于对汉族政治家
的理想的兴趣。1361 年，察罕曾派他运送迫切需要的粮食到京师。他受到当
今皇上妥懽贴睦尔的接见，并被授予蒙古名字扩廓帖木儿。那次会见据说对
他消除了所有的疑虑；换句话说，尽管他有一个汉人父亲，他是当作蒙古人
被接待的，因此使他非做王朝的忠实仆人不可。他的整个一生都受到巨大的
压力，要他力求符合大草原的理想而不去与招致他敌人嘲笑的汉族身分认
同。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于了解他的个性和事业的兴趣。
在察罕帖木儿死的时候，他的野战军僚属都因骤然失去他们的领袖而受
到震动，便转向扩廓，力图保持他们的凝聚力和行动势头。这就使得朝廷给
他封了高官，委以重任。扩廓认为他的第一个义务就是要胜利地完成用兵力
扫荡山东的任务。他立即着手准备攻占叛军现已孤立的据点——益都；这个
任务似乎是他的养父不急于完成的。在围困了这个城市几个月之后，他用穿
地洞越城墙的办法拿下了它。有两百名叛乱领袖被送往京师行刑，但是，杀
害察罕的两名变节将领田丰和王士诚则留待扩廓自行决定。他挖出了他们的
心，以此祭奠了他养父的亡灵。从山东半岛一直到极西边的陕西这片华北地
方现在是安全的了，或多或少地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可是，孛罗帖木儿继续在宫廷与一个想换掉太子的派系搞阴谋活动，即
他们想换掉爱猷识里达腊王子，因为他不是孛罗之女——即皇后——所生之
子，而是皇帝一个宠妃所生的儿子。孛罗还继续告发他的宿敌察罕的儿子扩
廓。这就使得扩廓不可能超然于宫廷派系斗争之外。孛罗和扩廓两军交战的
焦点是在争夺山西，1363 年战局变得对扩廓有利，并把孛罗驱赶到京师，促
使他本人在1364 年控制了京师。爱猷识里达腊王子怕遭孛罗的毒手，因此逃
走并把自己置于扩廓的保护之下。孛罗对朝廷咄咄逼人的控制终于使消极的
皇帝转变态度并下令把他刺杀。1365 年8 月当孛罗在去朝廷的路上，他被一
把斧子砍死，他的头后来被装在一个盒子内送往爱猷识里达腊，要他相信他
可以平安地返回京师了。扩廓把他护送回来，并在京师逗留了一段短暂时间。
他被封为河南王，然后奉命去清除长江流域的叛军。扩廓很可能留在朝廷并
控制政府，但他也和察汗几年前的表现一样，对宫廷政治不感兴趣，因此返
回了河南，并作为华北的主宰而扩大了他的军政力量。
扩廓也受命指挥西北的某些武人；其他的人，特别是李思齐，都对察罕
的养子心怀不满，认为他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无需对他效忠。这就又引起
了一场内战，这一次是在扩廓和四个陕西军人之间打的（除了李思齐以外，
还有张良弼、脱烈伯和孔兴，后面三人都是孛罗原来的旧战友）。这就有效
地阻止了扩廓去执行清除长江叛军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原本是他不想去完成
的。他在这时把军队向南开动，就会把他的河南根据地暴露在西北军阀的面
前；这些人在剿匪和清除叛军的活动中本来应该是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另外，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元末的一个大弱点：朝廷不能约束那些本来
是它的主要仆人，使他们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从14 世纪60 年代之初起直
到1375 年他死于爱猷识里达腊的外蒙古的宫廷中为止，扩廓帖木儿是力量最
强大的、作战最成功的、也是最后最忠于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的军事领袖。
可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迫使他要花很大精力去对付内部和外部的阴谋与敌
人。他的生涯充分证明了作为地区性的领袖在元王朝的最后20 年为维护元王
朝的江山的斗争中处境是何等的复杂艰难。①
元王朝其他的地区性领袖因中国中部普遍兴起的叛乱而与华北相隔绝，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地卷入宫廷政治中去。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不同的情况。
陈友定（约1330？—1368 年）是一个孤儿，身躯高大结实，本为福建福
州府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的儿子；他于14 世纪50 年代初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被
① 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生平的有用的资料，详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134]，第6 章和
《后记》。
迫从军。他被一个地方官员所征募，最初负责一个警察治安队的工作，如果
是在平时，他的前程恐怕就要到此为止了。可是，南方红巾军进犯江西行省
时他被征调去打仗，他再三表现了杰出的军事素质，因此升赏极快；这在国
家纷乱的时期是很常见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他从一个县里的小官员升
为掌管一省的政务的人物。在这些年中他培养了一些学者，并想获得基础的
学识，但是他没有变成一个儒家的绅士。
他具有独裁者的性格；他喜欢采取严厉措施，而且当下属坦诚地发表不
同意见时他又以暴力行为来维护领导的地位。他有两种特出的品质，即在军
事上确有能力和对元朝政权怀有强烈而坚定的忠诚。他的粗暴态度使许多伙
伴离弃了他。当他在1368 年被明军俘虏并解送去南京时，朱元璋这位新的明
王朝的皇帝指责他杀害了衔命劝他投降的明军使节，但是朱元璋仍然准备赦
免陈友定，给他以某种荣封；明太祖对勇敢的对手有好汉惜好汉之意。可是，
陈友定对败亡了的元王朝的忠心毫不动摇，他向明朝皇帝大声嚷叫道：“国
破家亡我可死，尚复何言！”被激怒了的皇帝马上命令对他行刑，另外还处
死了他一个自愿陪他来送死的儿子。
在邻近的广东省，何真（1322—1388 年）的生平又有所不同。他在年轻
的时候也是一个孤儿，但出身于一个能给他施以教育的家庭。作为一个在培
养亡命之徒的传统下造就出来的年轻人，他拥有同时使剑和用笔的资质，而
且爱惹是生非；这个年轻人具有在乱世中谋求发展的自信力和野心。他曾短
时期地在当地政府中供职，后来被撤了职。后来和许多别人一样，他也获准
以私人身份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地方自卫队。作为这支私人部队的领袖，他从
土匪手中收复了州城。现在他已是必不可少的人了，因此在州署中被授以官
职。他继续建立了州城的防御部队，并因领导他们打仗而在州署内赢得了更
高的职位。1363 年，他全权指挥全行省的军队从沿海的海盗手中收复了广
州，所以第一次被提升为左丞，1366 年又升为行省官署的首脑，这时他的军
事力量已能使他对该行省机关发号施令。因此，他在全国千千万万个地方私
人防御领袖中是唯一从那种社会地位上升到元王朝地区性领袖的人。
1368 年夏当明军到来时，这个前此一直是毫不退缩地镇压土匪和攻打叛
乱分子的人轻轻易易地投降了新王朝。他被送往南京晋谒朱元璋；这位新皇
帝对何真很满意，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在行省政府内很高的职位。在他1387
年65 岁退休时按军功封为世袭伯爵，它的封号就冠以他的广东家乡的名字
（按为“东莞伯”——译者）。他的传记作者们提到了他喜爱学术和有高雅
的脾性；他在好几方面与凶猛残暴的陈友定恰恰相反。
元王朝其他地区性领袖的事迹则与明王朝的兴起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
1382 年明军陷云南时，在遥远的云南任政府首脑的蒙古人梁王把匝剌瓦尔密
自杀而死，但是，云南在14 世纪的50 年代和60 年代的战争中没有起过作用。
另外一位蒙古领袖纳哈出（1388 年死）则是长江渡口太平（朱元璋于1355
年攻陷了此地）的守将之一。当朱元璋在修订政策以适应新的认识和需要时，
他为了赢得蒙古人的好感，就释放了纳哈出；但朱元璋的这一希望没有成功。
此后，纳哈出在辽东的蒙古军队中服役，最后在1368 年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
满洲-朝鲜边境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地区性领袖。
其他一些元王朝的地区性领袖早在朱元璋的军队同他们打仗以前就已经
被朱元璋的对手们所消灭了。其中有几个人即使未在此时举足轻重，都在元
末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作为明王朝兴起的一个因素，这里所谈的这些领袖
构成了元末群雄割据局面的规模和特征。
县一级地方诸领袖
随着元政府在整个14 世纪初年的削弱，以及由于深深隐藏在它的统治方
式内部的问题，人们能够观察到它逐渐丧失了正常的控制能力和最后趋向于
越来越依靠暴力的情况。由于政府推行强制制裁的能力减退，它丧失了对暴
力手段和使用武力的垄断。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通常在抛弃元政府的情况
下，都把自己武装起来，以最低限度地保证日常生活的安全。这种比较抽象
的论述可以引用14 世纪的史料予以生动的证实；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地方社会
领袖们在越来越动荡的年代中怎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盗匪活动由原来偶发的地方性的麻烦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威胁：这在14
世纪40 年代大规模叛乱爆发以前就已经发生了。陶宗仪的《辍耕录》（叙，
1366 年）中一段短短的介绍文字就道出了很有分量的信息，它说：
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
，
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鹾徒朱陈，率其
党与，
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①
盐池工人由于他们的凶猛和独立性而受到注意；在下面所引的一节叙述
中他们被视为杭州的救星，而且像张士诚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又经常是站在
另一边。在这里，政府在他们中间指派一个私人的和也许是不合法的组织来
完成它的军队所不能完成的事。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威胁的某个社会
不能从无效率的政府那里指望得到救助。于是出现了通常是由当地精英阶层
的领导层——即社会的天然领袖来领导的自发的防御办法。
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1335—1340 年]，漳

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
。曰，
“汝贼也，何拜？”贼欲胁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
汝里
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寨，皆软靡求生，未若有此
饿夫
之倔强者。”② 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他。
《元史》有四卷给那些堪称为“忠义”之士的人写了简短的传记，它们
几乎完全是叙述那些在1330 年至元王朝败亡时同样死难的一些人。①其他数
以千计也同样起而组织乡村自卫的人或者没有死，或者未被记录下来，而且
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出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明玉珍（1331—1366 年）便
是一个例子。
徐寿辉起蕲水，玉珍与里中父老谋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刚直，能集壮勇，保全乡里，

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乡人，得千余，屯于青山，结栅自固。众推玉珍为屯长。
当徐寿辉送来一纸严词檄文号召参加他的红巾军叛乱时，这篇叙述说明
玉珍不想搞叛乱：“〔明〕玉珍惧，且欲保乡里，不得已从焉。”②
① 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叙，1366 年；北京，1955 年重印），第28 页。

② 《辍耕录·忠烈》[501]，第14 页；《元史》[490]，193，第4388 页没有写得这样浓
笔重彩，此事系年
在1338 年。
① 《元史》[490]中的这四卷（卷193—96）的标题是《忠义列传》。
②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 年，台北，1961 年重印），19，第265—70 页，
明玉珍传；引自钱
谦益：《国初群雄史略》[79]（约1630 年；北京，1982 年重印），5，第1 页。钱谦益系
此事于1352 年或
漳州盗匪捉住了多才的萧景茂，没有能使他拥护他们，所以他们杀掉了
他。这个事件很典型，说明了这时盗匪和叛乱分子学会了和使用了什么样的
立威的方法。甚至他们中最低下的人也时常想要社会上地位高的人向他们屈
膝，这样做或许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更实际一些是要向社会显示
其威力。自发的自卫组织成了社会新的结构最低一级的单元；而一个有远见
的领袖，不管他为谁的事业服务，都要想方设法吸收它们。处境不同的徐寿
辉恫吓小人物明玉珍，后者虽然无足轻重，但手下有1000 个战士。
各种各样的叛乱者，从野心勃勃的盗匪到红巾军领袖，由于他们企求更
大的政治目标，知道爱惜萧景茂这样的人才，如果可能，还要诱以高官厚禄
来录用那些有学识和有威望的人。他们用吸收当地社会的天然领袖来争取那
个社会，这种办法终于被看成是马上获得实惠以迅速扩充领土的最有效的方
法。可是，地方领袖也得非常小心谨慎。关于叛乱领袖有许多被记载下来的
事例，说他们举止端重，对当官和不当官的人都彬彬有礼，结果是在他们的
地区得而复失之后，就使那些有附逆污名的人一起受到严厉的处分。例如，
陶宗仪在《刑赏失宜》条目下就记载过这样一件发人深思的例子，它写道：
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 年]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县。七月初十日，入

杭州城。伪帅项蔡、杨苏，一屯明庆寺，一屯北关门妙行寺，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其
贼
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
自绍
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原先不光彩地弃城而逃之政府
军
士兵与官员现在回城并接收了它。一位蒙古军官率军从避乱之湖州返城]举火焚城，残荡殆
尽。
附贼充伪职者范县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礼、顾八，为迎敌官军，剐于市，家产悉没
县官。
明庆、妙行亦然。[凡滞留城中之]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罢黜不叙。[而逃窜出城未曾
抗拒
之]省官复任如故[不加歧视]。朝廷法度既堕，刑赏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复得矣。①

我们整个这一节所谈的这些地方领袖只是需要政府不再能给予的安全；
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们经常是要把权抓在手里，有时还滥
用权力，既搞值得赞许的自卫努力，又搞打家劫舍、公报私仇和其他一些不
理于众口的行为。1735 年完成的《明史》不无感慨地这样写下了陈友定不平
凡的一生：
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其后或去为盗
，
或事元不忠，惟友定父子死义，时人称完节焉。②
如果不是因为日益重要的责任摆在他的道路上而使他有此非常机遇，陈
友定也将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地方领袖们一样湮没无闻，不见经传。他们这一
类人很少能取得足够的显赫地位以赢得历史学家的一顾。但是在600 年以后
的今天，我们想要了解那时人们对由于社会崩溃而引起的不正常环境的各种
各样的反应，我们就应该承认在各地方和社会各阶层的无数无名领袖的根本
的重要性。他们创造了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活动的潜在可能
性。
盗匪
1353 年。
① 陶宗仪：《辍耕录·刑赏失宜》[501]，28，第355 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41]（1736 年，北京，1974 年重印），第3717 页。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材料中，盗匪一词（“贼”、“匪”、“寇”，等等）
适用于任何蔑弃合法政权的人，从小偷小抢到大的群众叛乱的领袖和追随者
都用得上这个词，甚至也用于未成功之前的开国之君身上。可是，我们在这
里更多地是按照西方的惯常意义来使用“盗匪”字眼的，它意指破坏法律的
分子，即拉帮结伙搞抢劫、走私和海盗行为的人。上面已经着重指出，这种
盗匪在社会到处都有；某些人可能攻占省会或长期占领县城。但是，只有两
位领袖是盗匪出身而变成了在“群雄”割据时代逐鹿国家政权的赫赫人物；
这个群雄割据时代约有十来年之久，直到朱元璋在1368 年总揽帝国权力时为
止。
群雄割据时代这两位杰出的盗匪领袖就是张士诚和方国珍（1319—1374
年）。张士诚在这两人中又更为重要。他的令人瞩目的生平完全值得予以充
分的研究，可惜现代历史学家还没有写出这种著作来。
张士诚
张士诚原是江苏北部沿海地区自驹场商镇（钱谦益等人说“在泰州”）
上的船工；这里是产海盐的政府专卖盐场。这种盐经由内陆水路运往扬州、
泰州和此地区的其他城市，再从这些地方由特许证持有者提货而向政府交
税，然后把盐再分往被指定的市场地带；未经登记的盐由走私贩子卖给不缴
税而非法私售的商人们。1329 年是一个有全面数字的一年，那时江苏北部的
26 个盐场（两淮盐场）生产了全国盐产总量的40％，因此它挣得了帝国总税
收的1/3。因此，政府在这个地方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
重兵防守的原因。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在元朝末年日益不支，盐产的利润
成了一些人剧烈竞争的目标，其中有贪官污吏、盗窃成性的商人、偷盗者、
运输工人中的走私者，以及普通的盗匪。盐的运输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活动，
但秘密的帮伙长期在它里面起着大部分作用；走私的盐经常和纳了税的与受
控制的盐同载一船。张士诚就是这样的出身，一个以干犯法纪和讲哥们义气
来谋利的人。
张士诚在年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身体强壮、脾气暴躁、武艺高强、交友
大方的流氓而闻名，在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关系可以非法地发挥作用的环境
中，这些特点对他很有用。他和他的三个弟弟经常被富商所欺骗：他们给了
这些商人以私盐，但又受到他们私人卫队的欺凌。1353 年当张士诚32 岁的
时候，他突然以暴力报复了一个主要折磨他的人，杀了一个卫兵，放一把火
烧光了整整一个聚居地。然后他带着弟弟和只有18 条年轻的好汉的团伙逃到
邻县一个窝藏处，然后召募了一批党徒，把他的领导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于搞
有组织的盗匪活动。
根据撰写他早年的传记作者，张士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募集了万余随
从；他带领他们劫掠了泰州和这个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元政府经过微弱
的抵抗便给了他以赦免和官职；这是他们这几十年内应付这种危机的标准做
法。张士诚这时的行为是一种特有的型式，他将循此走完他生活的历程。他
戏弄朝廷的颁赐，这一次与许多次情况一样，他也似乎准备接受封赏，然后
杀死了衔命而来的使臣，以后又走着自己的道路。到了1353 年底，他攻占了
扬州以北25 英里处的重要府城高邮，因此他就横跨运河两岸，能够拦截粮米
和其他供应物品。
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的简单化了的叙述；它在其他方面揭示了与以下
几类人的联系：各种走私集团；不满意政府剥削并力图报复的盐工帮伙；已
经接受官方任命的原来的盗匪；与腐败的盐业垄断制度沾边的富商大贾之
家。就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来说，所有这一切的相互作用都是司空见惯的。
张士诚经历之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有不同凡响的抱负。他一旦确保占有了高
邮就自称大周王朝的诚王，从1354 年起改元天佑。他开始任命一整套文武百
官，以做一个井底蛙的皇帝而沾沾自喜。湖北的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已在
1351 年称帝，国号天完。除此之外，早在1341 年北方红巾军的领袖们也宣
称，他们的傀儡韩林儿是赵宋的后裔，但是直到1355 年才宣布复辟宋室。这
两种红巾军运动都有大量的群众的支持。张士诚的建国称制，土地既小，人
口又少。他在当时的叛乱分子当中是很独特的。
1354 年夏，蒙古军队从该地区的防守重镇扬州出发，想把他赶走。蒙军
没有完成任务，朝廷马上以更加优越的条件给予他赦免，并给以更大的官职
和更显赫的爵位。这一次张士诚又玩起游戏来了：他先接待了使臣贵宾，把
他们滞留下来好像有待于深长考虑，最后又残酷地杀害了他们。
元朝廷对此以武力作出回答。它的最有势力和最能干的人物中书右丞相
脱脱决定对张士诚和其他叛军斩草除根。1354 年末，他带了一支大军上战场
——这是蒙古政权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并在11 月24 日包
围了高邮。在11 月28 日和12 月12 日之间，他屡次在高邮城下打败了张士
诚的军队。张士诚每一次都被迫退守深沟高垒的城内。与此同时，脱脱的分
遣队也正在打败附近县城张士诚的羽翼和扫荡其他反当局者的地区。1355 年
1 月7 日，一道签署日期为12 月24 日的诏旨从大都（北京）发到了脱脱营
内。使他震动和惊异的是，这道诏旨命令他把兵权交给别人，削夺他的一切
文武职务，并把他放逐在外。他的军队溃散了，许多部队流为盗匪。一年以
后，他在云南边境的流放地被他的政敌的代理人所毒死；这些政敌在他离职
以后就控制了朝政。通过策划罢免脱脱的官职，他们同时摧毁了政府最后一
位可信赖的领袖，挽救了张士诚（以及其他叛乱分子），使元王朝的覆灭无
可挽回。
朝廷再次给张士诚以赦免和高官。他由于奇迹般地逃脱了被毁于脱脱之
手的灾难，这一次他深信他的事业交了好运。1355 年夏，他还是戏弄了朝廷
派来任命他为官的使臣们，后来又杀死了他们。他迅即继续发动攻势去夺回
已深受饥馑和疾疫之苦的江苏北部的失地。秋天，长江南岸江阴的一位叛军
领袖为了逃避那里的争吵和对手，求取高邮张士诚的保护。他劝告张士诚把
注意力转向长江三角洲的苏杭地区，因为这个地方太富饶了，人口也多得多，
而且直到此时为止又相对地平静一些。张士诚对此颇费踌躇。苏北地区有不
同的语言和历史，他对南方地区这个被称为吴的地方无亲切感。可是，他在
1355 年底派了他最能干的弟弟张士德带兵渡过了长江，让他在南岸试探发展
的可能性。7 月11 日，朱元璋也正在此时在其西边100 英里处的太平渡过了
长江，后来他又想攻占南京。张士德在1356 年2 月攻下了他的第一个大城市
常熟，3 月份又拿下了苏州。张士诚于4 月13 日从高邮抵达苏州，搬进一个
大的佛教寺庙内，急急忙忙地把它改成了临时的王宫。苏州此后11 年内就成
了他的老家。
在以后几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战斗部队都移到了长江南岸。在张士德的
强有力的和干练的领导之下，他们开始攻占了常州以东的一些州府，并南进
到浙江北部。张士德甚至在1356 年夏末攻进了杭州，但不久即被迫撤出。张
士诚的大周王国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政权。他的重要敌对势力一为朱元
璋的新的强大的叛乱基地，即北方红巾军势力延伸到最南端地区的南京（朱
元璋已于1356 年4 月中旬最后拿下了此地），一为元政权在华东中部留下的
最重要的根据地，即省会杭州。在长江以北，张士诚还与察罕帖木儿的领土
搭界，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朱元璋对张士诚的威胁最具危险性。
1357 年夏，当张士诚和朱元璋两军交锋争夺一个江防战略要点（苏州之
北，常熟县内的福山港）时，张士德被俘，并被解到了南京。①朱元璋想利用
这个俘虏做一笔交易，即劝张士诚投降或者合作。张士德给他的兄长秘密写
了一封信，要他的哥哥决不与朱元璋合作或者投顺他，但是如果命运是这样
安排的话，宁可投降元王朝。于是他在狱中绝食而死，倔强地藐视俘虏他的
人。
张士德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是张士诚野战军将领中最有抱负和最
有能耐的人，也是在他的政治助手中最有节操和最精力充沛的人。没有了他，
张士诚的组织开始改变了特征。另外，压力也在以下两条战线上增长：即一
方面从南京方面增加了朱元璋的压力，一方面又从杭州元王朝增强了该行省
政府的军队这个新因素的压力。张士诚传话给杭州的元王朝官员，表示他愿
意投降，但他提出的条件被行省当局认为几乎是太傲慢了。在张士诚驻扎在
高邮的时候，杭州的高级官员达识帖睦迩原来曾驻守在扬州；他认为张士诚
太狡滑，不可相信。可是他又很需要张士诚的投降，因此1357 年末在条件经
过略加改动之后达成了协议（张士诚原来要求保留王位称号，现在答应改为
太尉）：杭州的元政府派高级官员带任命状给他。这一次他们经受住了严峻
的考验。张士诚的诸弟及其所有朝臣、僚属和其他官员都在省、县级任官，
但张士诚获准保留他的政府的实际结构和他对该政府的一切权力。因此，他
的土地、他的军队和他所积累的财富都毫发无损。他除了给元王朝演一个忠
诚奴仆的角色之外，唯一实际的义务就是每年由海路向大都输送米谷一百万
石或百余万石，但是，京师从未收到多于此数15％的粮米。
张士诚从势力日削的元政府的安排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最大的好处
是他的新社会地位在汉人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眼光中所赋予的合
法性。他的变节行为没有瞒过他们的眼睛，然而现在在他手下做官或者与他
的官员交往就不那么危险了。他们也还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可能接受精英阶
层的指导，可能按照他们的标准进行治理，并且支持儒家和文人学士的理想。
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做得比当时中国的任何其他地区性政治领袖——
不论是保皇派或者叛乱分子中的领袖——都要好得多。富庶的东南受战乱之
祸的影响比较少，吸引了全中国四面八方的文人学士精英阶层。苏州、杭州
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富庶的城市都享受着一种舒适、考究甚至奢侈的生活，而
中国其他地方则大半在痛苦中煎熬。
张士诚现在大大地时来运转了。除了苏北盐田可能有的税收之外再加上
长江南岸农业富庶地区所产的剩余粮食，张士诚的供应在地区性领袖中是最
好的。在他有效控制下的人民比他最强大对手们控制下的人民的状况还要好
些，因为他的占地面积比别人的土地更紧紧地连成一片，而且控制得更严紧。
另外，他不像红巾军运动的那些强大的领袖那样因与排他性的秘密会社认同
而处于不利地位。这笔财富似乎使他有可能争取到各种各样的支持，从而使
① 潘柽章：《国史考异》[414]（约1660 年；重印本，台北，1967 年），1，第6 页引用
了钱谦益关于此事
的日期和地点的论据。
他合法地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可是事实上不是他，而是他的对手中号称受
有天命的可能性最小的人，却使得他的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在现时要具体
分析他的失败是很困难的；历史学家今天仍必须依靠17 世纪历史学家们所汇
集的极好的材料和批判性的研究来进行工作。①
说到张士诚的最后一段历史，正像人们许久以来期望的那样，他在1363
年秋天又一次背弃元政府了。这一次他自称吴王，并控制了杭州和浙江北部
大部分地方；这些地方是他自1358 年以来在各种情况下早已占有了的。那一
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发动攻势扩大长江以北的地盘，攻击了朱元璋在安徽的
侧翼，而朱元璋此时正忙于与长江中游陈友谅（1320—1363 年）的红巾军王
国作战。
可是到了1363 年底，朱元璋已经战胜了陈友谅，能腾出力量来注意东方
战线了。他摆出挑战的架势，也就是说，到了1364 年的新年他自己要称制为
吴王。①他跟张士诚搞了几乎两年摩擦，但双方都没有发动大战。后来，在
1365 年末，朱元璋发动了攻势，以求最后解决张士诚的问题。张士诚的地盘，
一府又一府地失陷给了朱元璋的侵略军之手。苏州本身被围，并在1366 年
12 月27 日缩紧了包围。它的防御在1367 年10 月1 日最后被摧毁；它的陷
落成了饥饿无告的人民——他们被困在最近加以重修而坚不可拔的城墙内
（这时成了死亡的陷阱）——所经历的恐怖的典型事例。到了最后，张士诚
的一群妻妾都忠贞不二地爬进装满可燃物的塔内由其嫡妻点火焚烧，然后这
嫡妻自己也刺喉而死。张士诚也自缢于宫内的主殿中，但是被人解救下来，
后又被明军把他救活了。他立即被装进囚笼内用车送往南京，几天以后在囚
室内自缢身死，时年46 岁。
张士诚为什么失败？在张士德死后，他的将军们除一、二人以外，都变
得不那么有冲劲了，军队中的纪律和元军一样也松弛了。据当时传说，张士
诚的将帅们奉命上战场时都会装病，然后要求财物赏赐，才接受打仗的命令。
不论什么时候战事一不顺手，他们就会放弃阵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因
打了败仗而受到惩处。他的政府在开始时很严厉和依法办事，后来懈怠下来
了。行政事务由他的幼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掌管，他们两人的不负责任、
贪婪和弄虚作假的作风毁掉了军队的士气和政府的法纪。
他们纠集了一些文人、艺术家和音乐家，慷慨地庇护他们，但未能赢得
更严肃一些的士大夫们的尊敬，这些人基本上不愿为张士诚的政权服务。他
没有真能效命以帮助他变成中国皇帝的顾问集团，也没有由密谋者和计划者
组成的核心内阁来推动他的政府机器。而最重要的是，张士诚自己没有了进
取心。他从一个热情的、活跃的、火气很冲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40 岁就悠闲
自在地寻欢作乐的人，希望别人替他维持日常政务。他可能比他的某些政敌
——包括自我毁灭的元政权在内——更能等待时机，而这种耐心可能会使他
把帝位逐鹿到手。可是，他的主要对手不允许他那样奢侈无度。朱元璋是一
个着了迷的至善至美的追求者，一个有干劲的当家人，老是想猎取大的目标，
因而他最后能够抛弃他的红巾军身份，并得到了同样想指导他达到最后目标
的儒士智囊团的信赖。这似乎是一个很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在我们还不能知
① 特别是钱谦益和潘柽章的著作；见本书第12 章为第1 章所写的书目介绍。
① 可是，朱元璋直到1367 年才改他的正朔为“吴元年”；参看王崇武：《明本纪校注》
[542]（上海，1948
年；重印本，香港，1967 年），第91 页。
道更多材料以前，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无论如何，这
种说法概括了明代历史学家关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之间斗争的决非不偏不倚的
评价，而且它也是现代历史学家之间共同的看法。①
方国珍
方国珍（1319—1374 年）是浙江中部沿海黄岩县的人。他的家庭是当地
的船户和海上生意人，有些资财，但是方国珍却一字不识；他身材高大，气
势威武，是好斗者的天然领袖。他和他的家庭无疑地深深卷进了非法的沿海
贸易，或许也卷入了海盗活动中。有个著名人士曾经指控——也许并非事实
——他与臭名昭著的海盗相勾结，他就杀了这个人，这样一下子就把他推到
了叛乱中去。既然犯有杀人罪，他在1348 年就和他的一个兄长、两个弟弟及
邻村几个同伙乘自己的船下了海，藏身于近海岛屿之间这个长期为海盗喜欢
出没的地方。方国珍开始组建了一个海盗团伙，他们靠劫掠沿海城镇为生。
方国珍做海盗很得手，但他有时受元军的压迫，有时又被以宽大条件诱
降；方国珍在1349 年和1353 年都一再投降过，1356 年又投降过一次。元朝
廷特别急于要他帮助把粮食从海路运到大都来。当他在1356 年最后一次投降
时，他被授予海道漕运万户之职，他的兄弟们也封赏有差。据说那时他的舰
队有各类船只一千余艘；他用这支舰队摧毁了政府的水军，使自己称霸于海
上航道。在海岸上他也控制了三个沿海的府，即庆元（今浙江处州）、台州
和温州，以及今浙江从宁波南下直至福建北部的沿海一带。此外，他还事实
上占有了杭州湾岸上宁波和绍兴的大部分地方。他在行省政府中的高位——
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也没有能够阻止他继续蚕食浙江政府所辖的地面。到
了14 世纪50 年代末，他是浙江沿海及其相邻海面上的地区性领袖。他的水
军进入了长江口去攻打张士诚。他曾迫使张士诚在1357 年末决定投降元朝，
后来几年之内尽管他们彼此不和，但他的船只还是把张士诚的粮食运送到了
大都。
关于方国珍生平的记载至此为止似乎和对于张士诚的叙述没有两样。但
是，方国珍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缺少像张士诚那样的妄自尊大；这种妄自
尊大使张士诚自己称王并且角逐帝位。另一方面，他更加注意他自己的利益。
他在岸上的根据地在他的眼里未被看成是一个早期的国家；他之所以要支
配，甚至要治理这三个府，是因为它们对他的海上活动极为重要。他在运用
外交方式上比张士诚更加严肃慎重，也更加讲究技巧。他的使节经常往返于
大都、南京和杭州，带着丰厚的礼物和传送他的文人助手们所撰写的构思巧
妙的外交文书。他甚至早在1359 年就向朱元璋送了一个儿子去作为人质，朱
元璋对他的先见之明很欣赏。但是在下一轮交往中，他狡猾地避开了拥戴朱
元璋的问题，而且使朱元璋懊恼的是他继续使用元朝正朔。当朱元璋的使节
在1360 年返回南京报告方国珍闪烁其词的态度时，朱元璋回答道：“姑置之，
待我克苏州后，欲奉正朔，晚矣。”
1367 年末，朱元璋的军队乘新近战胜张士诚之余威，逐渐迫近了方国珍
的领土。方国珍也可能设法以优惠条件投降，这部分地是因为他的庞大的水
军和小而精锐的陆军是朱元璋要征服东南沿海进行闪击战时所急切需要的力
① 关于这个问题，现代最有见解的分析是王崇武的短篇文章《读高青邱〈威爱论〉》[54
4]，载《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 年，第273—82 页。关于张士诚的生平有一种很有用
并同情他的历
史著作，即支伟成等的《吴王张士诚载记》[85]，5 卷（上海，1932 年）。
量。方国珍于1368 年被送往南京。他受到朱元璋的优遇，也可能后者认为在
新朝开国者改元之初年应该格外宽宏大量。除此之外，方国珍是在14 世纪
50 年代末最早承认朱元璋为新星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从未攻击过朱元璋，
也从未决然反抗过他。官职、军衔和钱财都封赏给了他和他的家属。他被留
在南京，直到1374 年寿终正寝。
由此可见，方国珍充分利用了他的特殊资产——即他的航海和组织技
术，改变了他的社会地位，使之超出了他的海盗-土匪出身。他在群雄逐鹿和
新王朝创建的战乱中变成了一个地区性领袖和一支独立的力量。当张士诚挥
霍他的巨大本钱时，方国珍可以说是在小得多的本钱上充分取得了报偿。
秘密教派运动
就我们所知，广大的红巾军叛乱最初在14 世纪30 年代出现于江西和湖
南，在十多年内它遍及半个中国。它和19 世纪同样广泛的太平军叛乱不一
样；太平军运动产生于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然后用武力
从产生地出发扩大到许多省份，像一阵猛烈的风暴横扫沿途的一切。反之，
红巾军教义的发起人却是暗中在几个省活动，特别是在那些受饥馑和时疫流
行的地方展开活动。他们的宗教教义自发地形成了拥有广大徒众的许多地方
教派。这些教派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他们一些可疑的（但或许不是属于狂欢
性质的）夜间聚会集合男女来烧香磕头和礼拜弥勒佛这个弥赛亚式的救星的
活动，被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视为异端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迫使他们采
用搞密谋的、地下的组织的形式。有各种政治目的的领袖们都等待着有这样
的发展。他们现在能够接管这些形式，并把它们变成达到他们目的的媒介。
由此可知，红巾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头领导的运动，它们在每一个地
方都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色彩。
最后它们终于发展成为叛乱中广泛组织起来的两大翼。我们称之为南方
或西方的红巾军最初是以湖北南部为中心。他们从这个基地发展，逐渐控制
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另一翼称为北方（或东方）红巾军叛乱，是以今安徽
省淮河流域为中心。这个运动向东发展，然后进入河北南部、山东以及江苏
北部，并向西蔓延到河南。这两支叛乱主力军共同信仰一个教义，但缺乏组
织上的统一；最后它们甚至彼此火并起来。比如北翼的支派朱元璋便与南翼
的分支陈友谅发生了冲突。
另外，在每一翼内部都有一些独立的集团，它们都保留了鲜明的地方色
彩，彼此也常常搞敌对行动。因此，红巾军运动这种现象是很复杂的，多种
多样的，它们的有些分支与众不同，最后竟然能成为独立的教派运动，像四
川的明玉珍那样。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受教义影响的叛乱活动和地方起义似
乎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渊源。它们大多数已默默无闻，部分地是因
为一般说来既不同情民间宗教、又不同情叛乱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喜欢把红巾
军标签不加区分地给它们到处乱贴一气（甚至有些非教派叛乱也贴上了这种
标签）。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那些真正属于红巾军信史的大规模而重要的运动。
这一小节所使用的广义的“教派运动”标题，其意在于提醒人们，红巾军不
是14 世纪活跃于中国舞台上唯一的秘密教派叛乱者。
中国历史学家们近些年来在14 世纪的大规模民间叛乱中搜寻着一位民
间英雄，他们从历史的边缘恢复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说他曾经创立了红
巾军运动并领导了它的军队。此人就是彭莹玉，一个和尚，袁州（在今江西，
邻近湖南边境）人，据说他把白莲教内有几世纪之久的弥勒佛崇拜变成了强
大的有社会行动能力的运动。①作为社会史来说，不管这种说法怎样牵强，它
对元代末年这一流产的阶级战争如此紧紧地寻根究底，终于发掘出了关于红
巾军叛乱的有价值的新材料。彭莹玉本人是否真正负责过把民间宗教的各种
成份连结在一起和把一个统一的教义扩散到从长江中游直至安徽的几个省份
去，这依然不很清楚，但是，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发生了。
彭莹玉作为袁州一次起义的一个教义上的领袖最初出现在1338 年。在这
一次，一位叛乱领袖周子旺南面称王；他马上被地区当局所拘押，并被处以
极刑。彭莹玉向北逃往淮河沿岸和黄河下游的地区，据说他藏在一些贫民家
中有几年，并且在那里传布弥勒佛即将降世的教义：弥勒佛乃财富之佛和大
明王，他将要给受苦受难的世界带来千年至福。②从1340 年起，淮河地区的
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红巾军的教义。仅在1341 年，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北南
部据报有三百多个地方“贫苦农民蜂起为盗”。③往后的十年是动荡的十年，
特别是在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红巾军正在得势的两个地区更形动荡不安。
1351 年，从贫苦农民中征发民工15 万人从事一项大工程，即使黄河改
道并重开大运河；这两条河流在山东西部相交叉。（这是水利专家、将军和
总督贾鲁在工程上的伟大胜利。）韩山童很久以来就是栾城（今河北东北）
秘密教派的领袖。他的祖父被认为是白莲教一个秘密教派的领袖，以“烧香
惑众”的罪名被流放到河北省的南端。经历了两代人之后，我们看到他的孙
子在那里成了红巾军的卓越领袖，据推测其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这个白莲教
世家与性质相同而更偏重政治的彭莹玉的教义结合在一起了。韩山童已经有
一个政治顾问刘福通；此人后来变成了北翼红巾军叛乱的推动力量。刘福通
密谋在黄河工地上的那些胸怀不满和备受折磨的大队民工中招收追随者。他
干得很成功。从1351 年起可以明显地看出红巾军活动呈爆炸性蔓延之势。韩
山童被捕并被处死，但是他的妻子和他的被称为“小明王”的幼子（又被认
为宋朝皇帝的后裔）在刘福通的监护下逃脱了。作为这次叛乱的傀儡领袖的
保护人，刘福通在今安徽西部的颍州（与河南交界）建立了“首都”，把这
里称为红巾军叛乱政府的中心。
南翼红巾军，1351—1363 年
就在1351 年的夏天，彭莹玉或者他的主要军事追随者邹普胜为新的红巾
军叛乱找到了一位傀儡领袖，这个人是个自命不凡的布贩子，他有英雄般的
身材和气质，但确实缺乏做领袖的其他品质；此人名徐寿辉。在1348 年底到
1352 年末的几份关于彭莹玉被捕和被处死的报告中，有一份说他在1358 年
被陈友谅所杀死（详下）。①所有这些叙述不可能依据当前可资利用的材料予
以证实。很难相信他不是拥立徐寿辉为天完帝的权威人物，但是，事实不十
① 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领袖彭莹玉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问题》[92
]，载《元史及北方
民族史研究集刊》，I（1977 年7 月），第25—8 页。
② 关于这些教义的内容，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
，载《中国学》，
10，4（1969 年），第211—33 页。
③ 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 年；修订本，1965 年；重印本，北京，1979 年），
第8、86 页以下。
①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杭州，1983 年），第28 页。
分了了。
9 月份，邹普胜领导的叛乱分子攻下了湖北南部的蕲水县城，把它定为
红巾军王朝——国号天完——的首都，而以那个相貌威武的布贩子做它的皇
帝。他们设计了一套新的正朔历法，年号为治平。这个新的叛乱向南方扩张，
曾经在1352 年一度攻下汉阳及其邻近的汉口和武昌城，但后来被逐出。邹普
胜作为叛军军事领袖的地位在1355 年被野心大得多的元帅倪文俊所取代；倪
文俊在1356 年初克复了汉阳，随即把叛军的都城移来此地。这个江汉之交的
基地是战略重镇，天完王朝的领土从这里迅速地扩张开来。1357 年末，倪文
俊密谋杀害徐寿辉，想取代他的地位，但没有成功；结果是，他被整个南方
红巾叛军的一个新的军事领袖陈友谅所杀害和取代。在陈友谅的坚强领导
下，他们的土地向东扩展到了安徽和江西，向西北进展到了汉水流域。另一
名将领明玉珍率叛军进入四川，沿三峡而上一路征战，攻占了重庆。在不到
两年的时间内明玉珍占有了整个四川。
和倪文俊一样，陈友谅也不愿意留在像徐寿辉这样一个无用的傀儡下实
际掌权。1360 年，他成功刺杀了徐寿辉并取得了他的帝位。他重新把南方红
巾军王朝改为汉王朝，年号为大义。他接着立即对南京发动进攻，但受到遏
制，旋即折回他的武昌首都——这里与徐寿辉原在汉阳的首都隔江相望。（今
天，汉阳、汉口和武昌形成了大武汉三镇）。
在没有悲悯心和永不满足的优秀领导人陈友谅的领导之下，南方红巾军
国家迅速发展壮大，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权力。陈友谅无情地向下游扩张，迫
近了朱元璋也在发展中的较小的根据地南京，他最后在1360 年向朱元璋挑战
了。第二年他被打败并被赶出了他的江西根据地，他在1360 年又作了最后一
次努力。陈友谅调动他由战船组成的庞大的无敌舰队和庞大的陆军，浩浩荡
荡开进南昌附近的鄱阳湖，即该湖最南端的正西处。朱元璋从南京带来了他
的大部分水军和陆军，经过一个漫长夏天的交战，陈友谅有点意外地被打败
了，而且在战斗中被杀死，留下了一个作为继承人的儿子和一个群龙无首的
国家。朱元璋此时名义上还属于“小明王”韩林儿的宋王朝这支北翼红巾军
的领导；自从刘福通被俘和被处死以后“小明王”即在他的监护之下。朱元
璋控制了整个长江水域，从湖北宜昌以西的三峡起直到南京和苏州半道上的
常州为止。南翼红巾军已经被消灭了。①
四川明玉珍的夏国，1357—1371 年
明玉珍已在1357 年举着南方红巾军的旗帜进入四川，并从无能的蒙古防
军和北翼红巾军残余土匪手中征服了这个富饶而半隔绝的地区。他仍然忠于
徐寿辉，拒不承认篡夺者陈友谅。他宣布四川为独立的红巾军王国，国号夏，
但受一个有学问者的儒家士大夫刘禛的强烈影响；后者有几年左右了他的政
治建制，让它古怪地采用一套古代制度。夏国的历史被人们研究得不多；它
的指导精神似乎仍是以佛教为主。明玉珍一直统治到1366 年他病死于35 岁
的时候。他很小心翼翼地治理他的国家，聘用了一些学者给他服务，也赢得
了民众的拥戴。但是，他没有能够搞出一套推行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他曾
经想征服云南的蒙古领主们，但因人员不足和计划不善而失败。他死后由他
的九岁儿子明昇继位。这个政权于是失去了强有力而统一的领导的外貌，被
① 见爱德华·德雷尔：《1363 年的鄱阳湖之战：内陆水军大战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
[147]，载《中国的
兵法》，小基尔曼和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4 年），第202—42 页，以及本
卷第2 章。
动地苟延残喘，直到1371 年它很快地向侵入的明军投降为止。
北翼红巾军叛乱，1351—1367 年
关于红巾军的活动，现在必须转而叙述颍州的韩林儿和刘福通在1351
年的情况了。和南翼红巾军相比，北翼红巾军运动保留着较强的意识形态内
容和对它的傀儡皇帝有更多名义上的依附关系。韩林儿在1355 年3 月16 日
于亳州（今安徽西部的亳县）登极为复辟了的宋王朝的皇帝，改元为龙凤。
他的北翼叛乱对它的随从的控制也比南翼更有保证。一个似乎说得过去的理
由是，该运动的主心骨刘福通一直在意识形态上保留控制达八年之久，彭莹
玉则早已在南方的舞台上消失。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这个具有意识形态的
象征意义的儿童皇帝一直生活到1367 年；它宣布自己为复辟的宋王朝也在老
百姓心目中取得了某种合法性和信任感，也使人们感到它是反元运动的重
心。南方的红巾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所提出的主张都比较模糊，同时，对
徐寿辉连续预谋的和最后得逞的刺杀所引起的愤世嫉俗情绪导致了变节行为
和派系斗争，并进一步削弱了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刘福通没有成为成功的独裁者，他不能给北方红巾军搞一个
严密的组织上的大联合。反之，他只能依附于韩林儿有权取得的多种称号所
产生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韩林儿号称宋王朝的继承者、白莲教的第14 代领
袖、红巾军皇帝以及“小明王”，即不久将再世的弥勒佛的先驱——这弥勒
佛乃是强大的佛教和明教民间宗教诸因素的化身。刘福通没有施加强有力的
军事控制，只是短暂地取得过军事胜利。1358 年6 月11 日他带兵攻占了开
封。从公元960 年直到它在1126 年陷落到女真人手中为止，这个城市一直是
北宋王朝的京师；韩林儿自称是北宋王朝倒数第二个皇帝的第10 世孙。在胜
利以后接着的热情澎湃的支持下，他能够命令忠于他的将领们攻下安徽和山
东的重要目标，并在毛贵指挥下进迫大都。但是在1359 年9 月10 日，察罕
帖木儿在河南发动反击，夺回了开封。刘福通和他的宋朝廷最初被赶回他们
原来的旧首都，即亳州的一个边远而不重要的县城，继而又迁往安丰（二者
都在今安徽西部）。他们留在安丰，一直到张士诚于1363 年派军攻打安丰时
为止。
因此，刘福通从北方红巾军一个中部首都所领导的军事扩张活动，到了
1359 年就或多或少地近于结束阶段。自此以后，尽管叛乱分子们仍然广泛地
承认韩林儿的政权，但军事和政治领导已出现裂痕，并且从未再有效地统一
过。重要领袖们和山头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彼此攻战不已，并且遍布于整
个淮河流域的许多地方，直到14 世纪50 年代的后期为止；例如1352 年以前
有芝麻李活动在江苏北部的徐州；从1356 年到1359 年有河南西北部和陕西
的山头，直到察罕帖木儿把那里的红巾军赶入四川时止；1357 年到1362 年
有山东的益都的山头；在从1358 年到1362 年间毛贵进军大都失败之后有察
哈尔和满州的山头。总而言之，他们在14 世纪50 年代初创立了一条从山东
向西南直到安徽-河南边境的战线，把华北和长江隔开。有时候他们也向这条
战线以北扩张，最后在1358 年和1362 年之间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遏制。从那
时以后，对于历史来说，特别是对于明王朝的出现来说，重要的发展是在这
个地区里的红巾军政权瓦解了，其势向南发展到长江下游而从1356 年以后以
南京为中心的半自治政权兴起了。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们必须转而叙述朱元
璋的生平。
朱元璋的生平，1328—1367 年
他的权力的兴起
朱元璋出生于赤贫的农家，因此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是唯一
的具有这种背景的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尽人皆知的事
实。他在1328 年10 月21 日生于濠州县（今安徽中部凤阳县，在重要的铁路
交叉线和工业城市蚌埠的正东南）的钟离村，他的幼年非常困苦。他的父母
和祖父母都是拖欠税款者，在淮河流域到处躲债，想方设法找一个地方做佃
户，以便在这块干旱和时疫肆虐的土地上过仅能餬口的生活。他在他父母的
四子二女中是大难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以外，其余孩子都因
家庭无力抚养而已送人扶养或嫁出。到了14 世纪30 年代淮河地区已经变成
了红巾军叛乱的摇篮，它的弥赛亚式的教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遭受痛苦折磨
的人们的支持。人们相信，在这个最黑暗和孤寂的时刻会发生转变，重新出
现明教的光明，而弥勒佛会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统治这个世界，使人们的命运
来个戏剧性的乌托邦式的改变。年轻的朱元璋的外祖父——一个算命先生和
在13 世纪70 年代反抗过蒙古最后征服阶段的汉人军队的老战士——给这个
童子的耳朵里灌满了魔法事件和高度冒险的种种奇妙故事。这些就是朱元璋
幼年成长时期的环境。
1344 年当朱元璋16 岁的时候，在5 月份和 6 月份的三个星期内，时疫
并伴随着夏季的蝗虫和旱灾夺去了他家大部分成员——他的父亲、母亲和还
生活在家里的已婚的长兄——的生命。他的长嫂及其幼子和另一分居的已婚
哥哥是除他以外仅有的幸存者。苟活下来的人因太穷而不能很好地埋葬已逝
的亲人，更不用说去扶养朱元璋了。10 月末，他因此被送入了附近的一个佛
教寺院做小行童，当杂差，以实践他在幼儿生病时他父亲许下的愿。与此同
时他已长大成人，变成了一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其显著特点是脸面有皱纹
而痘点斑斑，颚部突出，这副奇异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而且看起来预示将
来有不凡的品质。他无疑地具有这些品质，可是他兴起于赤贫而无文化的农
民之家，而后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新兴伟大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个故
事就有些像虚构小说那样的不真实。
几个星期以后，即1344 年12 月，皇觉寺（当时可能叫玉觉寺）①的僧徒
们被迫把所有小行童放出去行乞。据我们所知，朱元璋在1345 到1347 年在
淮河地区做游方和尚游荡了三年，也可能他因此熟悉某些军事生活，并且一
个时期当过兵——可能是在蒙古军队中当兵。除此之外，可以肯定他很了解
叛乱的内幕和对叛乱镇压的情况。在1347 年或1348 年他回到了寺内，在那
里大约从20 岁呆到24 岁。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
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
到了1352 年，叛乱在淮河中游到处爆发，它们采取了许多形式，当然多
数是红巾军运动。在钟离村以西与之紧邻的濠州县城在1352 年2 月16 日被
一股红巾军徒众所攻占。叛乱领袖郭子兴（1355 年死）是一个算命先生与一
个富人的盲女儿所生的儿子；这个家庭据说很善于积财。郭子兴被认为是一
①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26 页。
个勇敢和能干的战士，但脾气不好，跟别人合不来。他相信弥勒佛教义，所
以他深信那个乱世预示着要有一个大变动。为了应付大变动的到来，他花钱
大方，广交朋友，以便约集志同道合的人和忠诚的战士。郭子兴和他的四个
伙伴自称元帅，率众攻打了濠州。郭子兴可能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别人马上
成了挑战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
元当局并不想立即收复濠州。相反地，他们派出无纪律的部队四出骚扰
无辜乡民，焚烧寺庙，把抓来的老百姓指认为红巾军，以便邀功请赏。朱元
璋所在的那个农村寺庙正处在战火纷飞的地带；1352 年2 月它不知被哪一边
的士兵放了火，并被劫掠一空。朱元璋和其他和尚及行童均四散逃逸，但后
来又回到了这些被毁的建筑物内，因为没有地方可去。他后来在写到这段经
历时说，他好多次收到叛军内朋友们的信息，警告他有危险，并劝他参加叛
军。4 月15 日，这个年在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和尚来到了濠州城门附近，要
求加入郭子兴的部队。这是他一生命运中意外的转折点。他马上变成了一个
受宠遇的徒众、受信任的帮手、弁目（亲兵）和郭子兴家中的一名成员。郭
子兴有二妻，年长者有与朱元璋年岁相当的两个儿子。年轻些的妻子劝郭子
兴把这个年青有为的人和他们郭家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招他为他
们的养女之婿。这名年轻的女人当时有19 岁，是一位马姓密友的女儿；马某
临死之前不久把他唯一的孩子托付给了郭子兴照管。她就是后来的马皇后。
朱元璋和郭子兴这位年轻一些的妻子的关系后来显得很重要；在朱元璋和郭
子兴的儿子们有纷争时她最后站在了他一边，他也把她的女儿纳为妾。
1352 年和1353 年，朝廷派出的元军企图肃清被叛军占领的淮河地区的
中部和东部。将近1352 年底他们把芝麻李从他在江苏北部徐州的根据地赶
走，而到了1353 年初他的两名将军投奔濠州避难，使这个小城市本来已经很
紧张的资源更形拮据。他们自己称“王”，盛气凌人地要高踞于郭子兴及其
伙伴元帅们之上。派系斗争发展了。郭子兴支持了其中的一人，另一人便把
他拘禁了起来。从远征战场上回来的朱元璋发现了这个情况。他随身带了郭
子兴那位年轻妻子及其孩子们亲赴另一派领袖的营寨内，终于找到了挽救的
办法，救了郭子兴一命。
从1352 年冬末起直至1353 年6 月，濠州被从徐州派来的元军所包围。
元军野战指挥官（中书左丞）、水利专家贾鲁（他在1351 年曾领导治河工程）
之死，使濠州解了围，因而挽救了这块根据地。后来，朱元璋离开了军中回
到他的村里，他在家乡招募了700 余人的部队，由24 名他往日的朋友和童年
的伙伴——包括他将来的幕僚长徐达（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在内——带领。
这个军事领导集团在以后20 年中形成了他私人随从的核心。在往后的几个月
中他继续参与范围广泛的出击和野战指挥活动，学习为将之道，并形成了他
自己的战术意识。1353 年秋，郭子兴给了他一个单独的任命，许他脱离濠州
日益紧迫的派系斗争。这是独立活动的事业的起点；他的官衔是镇抚。
在接着而来的战斗中，他最初拔掉了南边的定远县城。他甚至更向南前
进，沿途收容了大量败兵和逃兵，并赢得了几次重要战斗。到了年底，他占
领了滁州（在安徽和江苏边界附近）及长江北岸上的附近各县。他在滁州滞
留了整个1354 年一年，并一直呆到1355 年上半年。这里成了他的大营根据
地，他在此建立了忠于自己的军队，据说其数已达3 万人，并且开始凑集了
一个地方管理班子。李善长（1314—1390 年）是他的第一位顾问，他原是乡
村中的精英人物，业儒，他于1354 年投奔朱元璋，并开始以历史教训来影响
这位热心向学的青年学子。李善长被他任为掌幕府书记。
在1355 年的最初几个月他胜利地保卫了被元军围攻的和阳（或和州，在
长江北岸，今和县）之后，开始注视着富庶的长江南岸了。最重要的是他看
中了大城市南京——当时称为集庆，此地控制着长江下游地区。1355 年初郭
子兴已死于和阳。郭子兴的儿子们认为自己是他们父亲的后嗣和继承人；红
巾军宋帝韩林儿授予郭子兴年长的儿子和郭子兴的一位旧军官张天佑——即
郭之妇弟——以高级职位，而任命朱元璋为他们的副手。但是，朱元璋下面
又围绕着24 名伙伴，还另外有一些从其他叛乱中跑来归顺他的重要军事领
袖；这是靠朱元璋的个人威信而不是靠红巾军的旗帜把他们团结到他周围来
的。在这些新归附的人中有常遇春，他在后来的岁月中是朱元璋军中最进取
有为的将军，被信任的程度仅次于徐达。另外自动来投奔朱元璋的有沿安徽
内陆水道的舟师头目廖永安和俞通海。他们用小舟和驳船组成的船队给了朱
元璋以渡过长江的手段，使他能用水师和陆军在广阔的前线作战。
1355 年7 月10 日预期已久的渡江行动开始了。接着在8 月中旬首攻南
京。初战未得手，但朱元璋的军队逗留在南京未去，荡平了周围地区一些小
城镇。10 月末第二次攻打南京，郭子兴的在世的年长儿子和张天佑被杀，这
样就去掉了朱元璋的两位顶头上司。整个指挥权此时就由他一人掌握了。
明王朝的建立
1356 年4 月10 日，经过多次接战之后朱元璋终于拿下了南京，马上把
它定为新的首都，并立即给它改名为应天。就在那同一个星期之内，张士诚
也渡过了长江，把苏州定为他的首都。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倪文俊拥立徐寿
辉为南翼红巾军的皇帝，国号天完，其新首都定在长江岸上的汉阳。攻下南
京后的下一个月，韩林儿任命朱元璋为江南行省平章，郭子兴仅存之子则当
了他的副手。郭子兴的这个儿子谋叛被发觉，因而被处死。朱元璋现在成了
以长江为根据地的北方红巾军中无人敢与争锋的领袖，也是整个北方叛乱军
中那位傀儡皇帝的守护人。他崛起于群雄角逐之中，成为佼佼者了。
在他的事业的这个时期，人们还可能看出朱元璋会由一个民间教派的叛
乱领袖变成一位企求传统合法性的政治运动的领袖。现代历史学家已充分地
讨论了这一点，我们无需在这里再多费笔墨。①可是，简单考察一下这个转变
过程的某些方面是有用的。
人们已注意到，朱元璋在1354 年得到李善长做他的第一位文人助手。这
时他已踏上攻占滁州的征途，因此摆脱了濠州那帮无能的红巾军领袖间的令
人难受的争吵。换句话说，朱元璋已自奔前程去了。李善长出身于定远——
朱元璋在南征途中第一个打下的县城——的地主之家。李善长最多不过是起
码的传统学者-精英人物。他这个人没有多少学识造诣，但直到那时为止他却
① 王祟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537]，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10（1948 年），
第57—1 页；吴晗：《朱元璋传》[587]，第4 和第5 章；泰勒：《明王朝的社会根源》[
506]，载《华裔
学志》，22，1（1963 年），第1—8 页；达迪斯·《弥赛亚式叛乱的转变和明王朝的建立
》[135]，载《亚
洲研究杂志》，29，3（1970 年），第539—58 页；达迪斯：《儒教和专制制度：职业精
英阶层在明王朝
建国中的作用》[133]（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1983 年）；本书德雷尔和小郎洛瓦分别
执笔的第2 和第3
章。
与朱元璋的其他伙伴有明显的不同。他能够与朱元璋谈论历史和礼仪——这
是中国人讲治平之术的两大支柱；他够格掌管幕府，而它又是任何领袖在致
力征服和治理这两方面所必需的机构。他一直是朱元璋主要的文官，最后在
1368 年被新王朝任命为中书左丞相。
李善长是从此以后被积极召募的这个日益扩大的文官集团中的第一个
人。在每次攻下一个行政城镇时，当地的文人不管是在敌人那里服务的或是
过隐居生活的，都被召来接见并常常给予官职。比如，1355 年在太平当朱元
璋初渡长江和得到杰出的陶安的帮助时，这个办法就付诸实行了。在攻下南
京之后，他征聘了十余名士大夫，把他们安置在南京城市以及新征服的附近
县城的新文官政府中。特别是朱元璋对那些曾服务于元朝的人和精英阶层中
他的“级阶敌人”都采取明显的概不歧视的态度。由于这些原因，朱元璋对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
他的出身确实是“被压迫群众”中最贫苦的阶层。他的教育程度太平平
了，因此他和传统的统治阶层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他最初的文人助手们使
他相信，以公元前3 世纪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为榜样（汉高祖的出身虽然不像
朱元璋那样低下，但他可以成为很近似的榜样），他也可以成为一位圣明之
君。朱元璋在这些年中努力想做到合乎标准的圣明之君，这表明他非常勤奋
好学，颇堪造就；他的精英集团顾问们真心实意地引导他向这方面发展，这
显示了他们是信奉开放社会的理想的。
可是，某些近时的历史学家们指责他“背叛”了他的低下的阶级出身，
因为他背弃了促使他发迹的民间秘密宗教教义。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妨
碍把叛乱变成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教义的改变进行得很小心
谨慎，因为他认识到了教派的思想在他的军人随从者的心目中和在被他征服
的某些地区的民众中间是有份量的。可是，他渐渐地能够搞起妥协折衷来了。
到了他实际上建立新王朝的时候，他能够公然斥责红巾军的思想意识是煽惑
普通老百姓的愚蠢的异端。然而，直到他临死他都一直骄傲地谈及和写到他
来自充满天灾人祸的淮河地区而作为贫农儿子的卑微出身，最后他对只知道
过精英阶层那种悠闲自在生活的人表现了越来越多的蔑视，甚至还表示愤
慨。可是，从1355 年渡江到1367 年末建立新王朝时为止的这些年中，他表
现为一个孜孜不倦和心胸开朗的好学之士，不断地开拓着他的视野。
那个时期的军事方面的历史将在下一章详加描述。保证他的早期国家能
够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军事任务左右了那些年的岁月。朱元璋建立了开创一个
新王朝所需要的一整套政府制度。这一章结束时将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步
骤。
据认为，朱元璋以厌恶的心情目睹战争的无意义的破坏，他也曾尽力要
求军队守纪律，以便赢得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好感。从早在1354 年起及其以后
的年代就有许多传闻轶事，说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坚持严格的军纪，而这
与当时的一般战争行为都是截然相反的。这些传说受到了挑战。①人们认为它
们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所添枝加叶的结果，其用意在支持王朝历史学家所提
出的一种观点，以显示天命的正确作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从原则上说来，天命应该归于那个最能体现以同情心治国这种理想的争夺王
位者。朱元璋的仁慈无疑地被后来的说教夸大了。可是，他最早的一些文人
①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特别应看王氏在第30—1、38、44—5 和53—4 页的评
注。
顾问们，从1354 年的李善长和1355 年的陶安起，经常给他讲授这种道理。
这可能在促使他重视安置普通农民的生活中起过某些作用。特别是在他最初
的年代中，他尽力创造一个未来的贤明统治者的形象：减免战祸地区的赋税；
惩罚他自己军队中的掠夺者；以及和奖赏自己队伍中的追随者一样，也嘉奖
为元王朝忠诚无私地效劳的人员。不管准确与否，他能够以这样的形象同蒙
古官员们，同他的大部分对手的放纵恣肆行为，或者从最好的方面说是不关
心人民疾苦的行为，构成鲜明的对比。
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为他的敌人服务过的人所表现的忠诚的优秀品质。
他从未向蒙古元王朝一度享有的合法性挑战，只是指出蒙古在他那个时代应
该失去它的合法地位。可是，当敌人的军事领袖因抵抗他的部队而殉职时，
或者当平民被俘后自裁而不是顺从他时，他对这些人都葬之以礼，甚至往往
建祠作为纪念。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有利于填平他和整个社会地
方精英之间的鸿沟。这种政策当然是他的文人顾问们劝他实行的，而他以自
命不凡地把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态度采用这种政策。
曾经有人强调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民间宗教领袖们的教义，即至
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粗俗的迷信。①可是，他并不与大批食客分手：
这些人都装扮成受人尊敬的预言家、成功的法术师、疯疯癫癫的和尚和另外
一些平凡的宗教领袖。这些人使他的事业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具有一种天神相
助的味道。这种情况在他的文人顾问和士大夫的圈子中引起了问题，因为他
们宁肯与所有异端邪说更明确地决裂。由于他凭他的直觉处理了这种问题，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独立思考、他的意志力，以及他对群众心理的了
解是有比别人高明之处。
朱元璋最后同红巾军宋王朝的决裂时间要比他的学者-顾问们所建议的
时间晚得多。1363 年，朱元璋专心致志于对他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的即将到
来的最后战役作准备。2 月份，他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敌人张士诚派遣一支讨
伐部队来攻打安徽西部的安丰。此地是韩林儿和宋王朝出谋划策者刘福通的
大本营。这对作为北翼红巾军最后残余的忠实保护者朱元璋来说是加倍为难
的事情，因为那时他的战线是拉得太长了。不顾他的战略和治国论的主要学
者-顾问刘基（1311—1375 年）的严厉劝告，他还是派出一部分野战军并亲
自（由徐达去打头阵）带领前往救援韩林儿。根据大多数材料，刘福通被张
士诚的军队俘获和杀害。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渡过南京以西的长江，把小明王
的宋朝廷迁往滁州：现在在军事上已无足轻重的红巾军朝廷能够在这里平平
安安地苟延日子了。
这次牵制性军事行动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他的敌人的错误在于没有更
好地利用它。可是，当朱元璋正在受到南翼红巾军的挑战时，这次牵制性战
役对保证朱元璋的军事领袖们的顺从来说可能是必要的。甚至他青年时期的
哥儿们也认为必须捍卫他们合法地位的源泉。朱元璋照旧奉宋国家龙凤年号
的正朔，一直到韩林儿在1367 年1 月过长江被淹死时为止，按照旧历这时是
前一年的腊月。但是，虽然朱元璋有此机会能够解除他长期和小明王及其已
消失的权利这些旧形式的联系，他仍然在一年以后才把他的王朝改名为“明”
① 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
（1973 年），第65—02
页，以及《明太祖的兴起：明初官方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
会学报》，95，4
（1975 年），第679—15 页。
朝。这个字含有明教的意思，表明他没有彻底割断与教派教义的所有联系。
整个地说，我们看到了从对民间文化的亲近过渡到对伟大传统的亲近这
一转变过程中的多方面的困难，也看到了朱元璋通过有些曲折的羊肠小径从
此端走到彼端时所表现出来的机巧。叛乱分子中他的对手们没有一个能以同
样的机敏来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纪第一》包括1368 年以前的年代，大致描述
了14 世纪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在创建南京（1356 年改名应天）政府的过程
中所采取的步骤。他在那时就开始宣称天命已改，或许甚至改到了他的身上。
1356 年有一条是这样写的：
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①
在这里，朱元璋，在他生前就用了“太祖”的庙号，这是中国历史编纂
学的泛常用语。其余说法则有严重失误。“行省”一词是用于元代省一级文
官政府的行政机构。引文中这一个行省是这一时期的新创造：“江南”泛指
长江下游地区，它不是元朝一个行省的名称。朱元璋的南京根据地只管辖长
江以北很小的地面，那时这是元朝河南行省的一部分，外加元朝江浙行省（包
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苏，再加上今浙江和福建）的几个县。这个新的叛乱行省
被雄心勃勃地称为江南，它是北方红巾叛军在1356 年到1359 年之间所建五
个省中的一个；这五个行省是他们想控制在那些年代或者以安丰（在今安
徽）、或者以开封为首都时向外扩展的领土。从那个叛乱的宋政府的观点来
看，朱元璋不过是他们在新近成立的南京地方行省的高级领袖之一；他最初
被任命为副元帅，后来被提升为行中书省左丞相。如果他是被命名为吴公，
就不会要诸将来推举他，而是由宋的叛军首都来任命，就像在五年以后，即
1361 年实际发生的那样。 ①
总而言之，这个新的行省还不是一位早已清楚地预见到天命将归属于他
的未来皇帝所控制的独立的叛军基地。它此时仍然是后来被弄得名誉扫地的
秘密教派叛乱运动——朱元璋就是从它这里接受他的身份和权力的——的一
部分。可是，朱元璋清清楚楚地是那里正在兴起的人物，一旦他像在1358
年中那样清除了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即他往日的恩师郭子兴的诸子和女
婿，宋叛乱政权就逐渐承认了他的地区性领导地位和默认了他的主动行动。
当宋政权的傀儡皇室小明王和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刘福通一起在1359 年末
被察罕帖木儿赶出开封并逃回安丰时，北方红巾军叛乱的权力马上衰落了下
来，而且它的所有行省都得依靠自己的资源各顾各了。除了朱元璋的江南以
外，没有一个行省熬过了1362 年。逐渐地，朱元璋在事实上取得了多数传统
史料过早地认为属于他的地位。
当朱元璋在14 世纪50 年代逐渐地变成了南京舞台上的主人翁时，尽管
我们对这一历史记载有各种怀疑，但仍应该得出结论说，他是地区性叛乱领
袖中的佼佼者，因为他很认真地在想方设法建立一个日益完善的政府。每当
他访问他迅速前进的军队所占领的新地区时，他经常和社区领袖及乡村父老
们讲话以消除疑虑，派代表叫他们恢复和平生活和生计，同时他作为贫农的
儿子能懂得他们的需要，所以允诺要实现一个仁慈的政府。1358 年3 月，他
① 罗梅因·泰勒译：《明太祖本纪》[503]（旧金山，1975 年），第38 页。
① 虽然学者们在继续争论这一点，1361 年是个准确无误的时间，潘柽章已在《国史考异
》[414]（1，5）中
予以指出，这一点尚未被人废弃，又可参照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46 页
。
任命从前元朝最能干的官员之一、破南京后即投降过来的康茂才去他认为应
该升格的江南行中书省中的一个机构任职；这个官署就是都水营田司。朱元
璋在任命时嘱咐康茂才道：
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

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事。今当春耕，水旱不时，伤害农亩。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
，俾
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
迎送
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则非付任之意。①
很显然，朱元璋的看法是很实际的：他认为：用“仁慈”的眼光看待农
民的疾苦就有助于重新安置无家可归的和难于统治的人民，可以让他们从事
生产活动，同时就能保证他的政府有粮食和赋税来支援军队。这种利他主义
不是犬儒式的；它符合生活的事实。是否这种贫苦老百姓式的对底层社会抱
有的机敏的理解才使得他这样做，或者是否这些言行表明他新召聘的儒家顾
问们的传统的伦理和治国论已很得势——这确是个争论之点：像这样的事情
这里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的。无论如何，他在14 世纪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实
行的政治团结表明，他在使文官政府的广泛发挥功能以适应他的事业方面比
他的对手们要高明多了。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1360 年他新设
了几个官署来开征酒税和醋税，并改进食盐专卖的经营管理，虽然他这时并
没有控制地处更东边的重要产盐地区。1361 年他开始铸造铜钱，而到了1363
年他的铸钱据说已达每年3800 万枚。接着又马上实行了新的茶叶分配专卖制
度。1362 年设立关卡以征收过境商品的传统税。
由于朱元璋的优秀将领们攻克了南京之东、南和西南诸方面邻近地带，
江南行省——事实上是14 世纪50 年代末他的整个政府——的范围扩大了。
当浙江北部大片地段在1358 年和1359 年落入他的部队之手时，他在婺州（今
金华）设置了“股肱郡”，此地离南京东南200 余英里，距元朝的大据点杭
州——最近被张士诚所攻占——不足100 英里。朱元璋旅行到了这个地区，
并且花了1359 年上半年时间研究它的问题，同时指示——而非领导——进一
步开展战役，扩充地盘。他积极地征聘——人们也可说是讨好——许多杰出
的学者，这里在当时因人才济济而出名。他礼贤下士，宴请他们来他的大本
营，向他们询问怎样获致儒家著作的引导等严肃的问题，同时严肃地（又是
公开地）警告将领们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抢劫。他在1359 年6 月返回南京；
次年4 月份，以宋濂和刘基为首的一批优秀的学者终于在他的竭力敦促下接
受任命，应邀到南京就职。《本纪》上写道：
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子标受经学。①
朱标，朱元璋未来帝位的未来太子，时年八岁。虽然没有活到当上皇帝
的年岁，这一事件却预示着具有儒家治国论特殊传统的金华学者群同明国家
之间将要发展起来的重要关系。②
在他在1363 年夏秋之间于江西鄱阳湖经过四个月的苦战打败了陈友谅
之后，③朱元璋于1364 年之初另立新名号，改组了他的政府。他自称吴王，
这与位于长江下游苏州地方而仍是他的强劲对手的张士诚同一称号；张士诚
① 引自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54 页。
① 泰勒译：《明太祖本纪》[503]，第42 页。
② 见本卷第3 章的《引言》和《强化监视和恐怖的年代》。
③ 详见本卷第2 章的《明-汉之战》。
是在前一年10 月自称吴王的。可是，朱元璋仍旧用他的名义上的君主韩林儿
的龙凤的年号，虽然这位可怜的人物已在他掌握之中，在南京的长江对岸的
滁州受他的保护。作为一个王国的首脑，尽管他要在名义上继续奉戴北方红
巾军运动，但他已建立了更充实的官署机构，对它们他可以任命他自己的相
国、平章政事、司署郎中，其职责俨然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尚书和都指挥使。
官衔和官阶一切采用元朝行政的现行形式而以右为尚（右相国、参知政
事李善长品位高于左相国、大将军徐达），仿蒙古体制。朱元璋以更像帝王
的响亮声音向他新任命的官员们表态，告诫他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制度
的松弛，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元朝失败的原因。他这样说道：“礼法乃维系国
家之纪纲??今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 ①因此，在这时朱元璋的心中很
显然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它无疑地比他此时刚建立的行省那样大小的吴王国
有更远大的要求和抱负。除此以外，历史学家早已指出，他自己王国的正式
成立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以建立一种他与他的老战友及还在继续投奔他的文
武领袖们之间的新型的、失去了个人色彩的正常关系。他们现在都已各有明
确的岗位，各人有规定的职责、义务和特权。他们不再是他的私人友好了。
在完成一个更有组织而又迅速扩充起来的政府结构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步骤。
朱元璋的吴王国最后包括下列一些地区的行省一级政府（按元代的用语
即“行中书省”）：江浙，1366 年重新组建，取代了他从前的江南行中书省，
并并入了1358 年在婺州设立的股肱郡；江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1362
年设；湖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1364 年设，并入了长江中
游陈友谅的汉国；以及以庐州（今安徽合肥）为行政中心的江淮临时建置，
旨在支援1364 年和1365 年江淮之间的战斗，其结果是1366 年5 月收复了红
巾军的旧首都安丰。这样就使得朱元璋能够衣锦还乡，与剩下的远亲和故旧
邻居欢饮，并祭扫他家的祖墓。此后不久，又发动了铲除下游张士诚国家的
最后战役，随着将来如何治理全国的问题日益摆在面前，江淮的行省政府便
被放弃了。
1358 年当朱元璋跟随前进的部队到达浙江北部时，朱元璋发现了著名的
儒生朱升，并通过正式手续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老学者因看到朱元璋胸有大
志，便给了他三句精练的劝告：“〔在南京周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①朱元璋看来是遵循了这些劝告的。他有条不紊地花了整整十年巩固他的根据
地地区，积累了确保最后胜利的手段，而且在改元称新王朝方面不慌不忙。
大约在1366—1367 年之际阴历年的年终（实际上是1367 年1 月），如上所
述，朱元璋的一位信得过的军事助手被派护送韩林儿到南京，在渡江时遇险，
舟覆而小明王溺死身亡。历史学家们多数假定这个事件是预谋的；它的后果
对朱元璋来说实乃天赐良机。
由于久已奄奄一息的宋王朝不复碍手碍脚，又由于各为其主的忠诚问题
已经解决，朱元璋现在可以宣布他自己的、新年始于1 月31 日的吴的历法了。
但是奇怪的是，他仍没有宣布建立新皇朝，而一直等到围困了张士诚的最后
堡垒苏州并于1367 年10 月1 月把它攻破，然后宣布北伐抗元时才这样做。
① 关于达迪斯对这些问题和朱元璋其他治国论的讨论，见他的《儒学和专制主义》[133]
，特别是第196 页
以下。
① 《明史》[41]，第3929 页。
在1366 年之前他没有着手按照一个皇都的面貌改建南京城，而且只是在1367
年才宣布进行科举考试以起用官员和建立翰林院以使他内廷中的学者-顾问
们的作用正规化。在首都，他在新皇城大门前的适当处所建设了太庙。为了
表现帝王姿态，他还实行了以天象吉因为依据的大赦，还建造了国家的圜丘
和方丘。由一个学者专家委员会所编订的第一部法典于1367 年12 月颁行，
第二部新的历法——这一次叫大明历——也在1368 年1 月20 日开始的年关
时节公布。1 月12 日，经过三次礼仪上的谦让之后，他宣布已接受群臣的请
求即位为新的明王朝皇帝。所有这些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而一步一步推行
的，在推行中又充分考虑了传统的方式，使之合乎历史悠久的法统标准。
这位杰出的开国之君在14 世纪40 年代，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
村，一跃而在1368 年在南京登上大宝，他走的这条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壮
志和力求飞黄腾达的意识，已被有力地强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传统
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样取得帝王统治之术。作为此后的皇帝，他将
使这种帝王之术适应他为之着了迷的帝王大业的需要。明王朝往后270 年的
统治的政治特点将详见下面各章，我们可以见到它们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
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
第2 章明代的军事起源
引言
明王朝的建立是14 世纪50 年代反元农民叛乱的结果。叛乱本身是汉人
长期不满蒙古人统治这一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这种不满在精英阶层方面表
现为拒绝给政府服务，在人民群众方面表现为搞秘密的教派活动。叛乱的触
发之机则是元政府没有能应付好14 世纪40 年代范围广泛的大饥荒。当这些
问题发生的时候，令人不解的是元朝统治精英阶层却已经大大地适应了土著
汉人的政治传统。
叛乱迎来了一个政治动荡不定的时期，其最终结果可能使中国分裂，而
不是重新统一起来。叛乱在最初阶段只摧毁了元王朝的基础，而不能建立一
个稳定的后继政权。那些临时纠集起来的民兵在摧毁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中游
原来叛乱运动的主力之后又荡平了主要的残余势力，但它们大部分在1353
年以后变成了地区性军人政权的核心。朱元璋这位未来的明王朝开国者，在
1363 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利用他取得的胜利，征服了长江中、下游并逐
步加强了他的控制，在1367 年夺取苏州之后便完成了这个过程。后来，明军
迅速地征服了中国本部的其他部分。四川于1371 年归顺。1372 年明军大败
于蒙古人之手，从而标志着明军向长城以北迅速扩张的局面被遏制下来。1382
年之征服西南标志着明朝加强军事活动的结束。
妥懽贴睦尔时代的叛乱
我们在第1 章已经叙述了中央集权的元政府的垮台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社
会的军事化；叙述了地域化政治权力的分裂割据形势；还叙述了广泛出现的
叛乱运动。在局势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元政府试图恢复它的权力和在全中国
的社会中恢复秩序，因而使得它的政策特别具有军事性质，并且其政策取决
于在大都（即今北京所在地）的政府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物。
自1340 年起，掌握元朝中央政府的丞相是蒙古族的蔑尔吉■氏的脱脱；
他之能掌权是得力于元帝妥懽贴睦尔（1333—1370 年在位）支持发动的一次
政变。从文化上说，脱脱在儒家关于国家的概念同传统的蒙古价值的斗争中
是支持儒家观念的。在那个时期儒家治国论的背景下，脱脱主张，国家应该
雷厉风行地“利民富国”。作为丞相，他很想实现修复和延长大运河的计划，
以期确保京师大都能得到长江三角洲剩余粮食的供应，其运输方式或者是从
大运河运来，或者是从海路运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成功，并且随
后又发生社会混乱和天灾，这就使得脱脱政权遭到那些对这个计划持另一种
儒家反对观点的人的激烈批评。面对着这种反对意见，脱脱于1344 年6 月挂
冠了。
1344 年夏黄河开始改道：它冲决了山东西部和西北地区的堤防，最后在
半岛的北部出现了一条入海的新河道。从前，黄河是与淮河汇合的。1344 年
改道之后，旱灾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和江苏的淮河流域不断肆虐，而在受
灾地区的北边又大水成灾，使大运河不能通航。
旱灾肆虐的地区就是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区在12 世纪
20 年代曾被金兵蹂躏。一个世纪以后它经历了蒙古大军的征服，因此这里从
13 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期间当忽必烈汗最后完成征服中国时所采用的较温
和的统治方式中得到的好处不多。在13 世纪60 年代忽必烈镇压李璮叛乱的
时候，这里又受到了惨酷的兵祸。当汉人文化精英愤愤不平而吏胥和士兵又
与蒙古人沆瀣一气的时候，农民群众要表示他们对蒙古统治的不满就只有用
传统的当盗匪和搞秘密社会活动的方式了，这就是按异端宗教教义组织起
来，而这时这种教义里面又掺杂了兴复宋朝的颠覆性的内容。
1344 年脱脱的辞职是群众对于他的建设大运河计划的反抗所促成的，但
是，其后的别儿怯不花所控制的保守政权却对于往后年代中的水旱之灾和饥
馑并无肆应之方。在1348 年，一个更直接的危机吸引了朝廷的注意。由于大
运河已被弃置和不能使用，京师所仰赖的长江三角洲的粮食是靠海路运来。
1329 年的粮食运量曾达到330 万担，1342 年则下降到260 万担，后来的几年
甚至更少。蒙古人的水军战斗总是依靠被征服的和结成联盟的各族人民。1348
年方国珍在浙江起事（见第1 章）。方国珍用他的海盗船队阻截大部分漕运，
打败了所有政府对他的讨伐队。别儿怯不花政府试图给他以影响，允许他名
义上“投降”，给他以官衔，但方国珍仍然保留着对他的舰队、对他在舟山
群岛上近海基地的控制以及阻截漕运的主动权。
对别儿怯不花的领导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批判以后，脱脱于1349 年8
月又掌了权，这一次又得到了皇帝妥懽贴睦尔的积极支持。政府对待方国珍
的态度暂时还没有改变，虽然脱脱是利用这个问题把别儿怯不花弄下台去
的。可是，脱脱的基本政策是绕过方国珍问题而重新恢复和完成大运河的改
建计划。时局现在不很顺当，因为淮河地区从1344 年起就灾祸频仍，但是显
然必须有所作为；而且甚至保守的反对派现在也赞成重建大运河了。
在1351 年4 月，脱脱最后认为自己够强大了，能够宣布他自己的更全面
的计划来完成这个任务。自此以后直到12 月，从淮河地区征调了2 万名军队
和15 万名平民来筑堤和挖泥，工程的指导者是杰出的水利专家贾鲁。这一次
他们的努力成功了：黄河新道被固定在山东半岛之北，充满淤泥的大运河段
或者加以疏浚，或者绕道而过。批评脱脱的保守派人士指出，如果这么多农
民集中起来施工，怕有出现民众叛乱之虞，特别在一个以反王朝骚乱的中心
著称的地区更是如此。他们果然不幸而言中。叛乱军队趁机在淮河流域煽动
起了大批附和的群众。他们以红巾为号，因而称为红巾军，或者也称香军，
这名称是从他们的有佛教渊源的民间宗教礼仪中得来的。
在最初，元王朝的正规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它们的带兵官也被红
巾军的规模和凶猛所震惊。即令是这样，如果他们能够保住州城，他们还是
可能对付得了这场叛乱的。在这里，元朝一贯的政策是让城墙倾圮，对那些
原来被攻破了的城墙缺口也不再修复，这就使他们吃尽了苦头。一时间叛军
所向无敌，攻取了一个又一个城池。1352 年，湖广地区的南方天完红巾军向
西进军，攻取了武昌、汉阳及其上游的其他城市；另一支部队攻占了从九江
开始的江西中部的大部分地方，只把省城龙兴（南昌）留在元军手里。刘福
通的军队横行于河南南部。彭大和赵均用起事于江苏北部的沛，并夺取了徐
州，从而截断了大运河的航路。到了1352 年末，原来受白莲教地下活动影响
的地区也有了叛乱，并且使中央政府失去了控制。虽然白莲教运动没有能够
把它的暂时胜利转变为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使之与元王朝分庭抗礼，但到最
后，那些以重新设防的州城为基础而再建的地方上的控制并没有使元朝受
益，它们反而为形形色色地区性政权提供了基础——这些地区性政权要么誓
死与元朝为敌，要么只是对元朝名义上表示忠顺。
除了白莲教的叛乱本身以外，在14 世纪50 年代之初，另外有两种军事
化形式在华南的骚乱中出现。一是与白莲教本无瓜葛的地方上的不满分子借
此时机搞叛乱；一是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包括汉族文人精英在内—
—举办民兵组织来保卫家乡，反抗叛乱。实际上，这第二种军事化形式有发
展成为主要的叛乱活动的倾向，因此它更促进了元帝国的四分五裂。
在叛乱分子取得初步胜利后，新组成的元军能够打败叛乱运动，并把它
们的大多数平息下去。1353 年，元军收复了杭州以及浙江和江西的一些次要
府城。其他的元军收复了蕲水、武昌和汉阳，从而把徐寿辉和天完军的领导
变成了湖北乡下的流窜队伍。华北平原原来的红巾军运动也受到挫折，最后
他们丢了一切地盘，只剩下首府，即位于安徽西北端的毫州。
取得这些战果的新元军主要是由汉人组成，但召募者和带兵官最初主要
是久住中国农村中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还有他们的汉族合作者。汉族文人精
英分子认为自己必须支持王朝来反对红巾军等运动，但是，他们的支持是被
动的和半心半意的。这些新的非正规军的带兵官们如果打了胜仗就有奖，如
果打了败仗可以不受罚；这和王朝的正规军官大不相同，后者在吃了败仗之
后就等待受处分。亲元军队中间的地方分裂倾向的危险已暂时有所抵销，因
为此时脱脱自己成功地掌握了这支新军，其中许多部队是由他的亲属和亲信
带领的。
脱脱本人率军对付主要的目标，即力图恢复大运河。1352 年10 月，他
收复了徐州，彭大和赵均用都漏了网，南逃到濠州，在这里他们的活动终于
与起兵初期阶段的朱元璋会合在一起。脱脱花了1353 年一整年时间来招兵买
马和重建他的军队，并恢复了他的日常政务活动。1354 年末，他移师去攻打
张士诚；几个星期之后脱脱把张士诚围在高邮城内，想把他活活地饿死。王
朝的部队作好准备要给叛乱运动以致命的一击了。①
以维护秩序和治安为目的的自发的地方武装，已经成为对于红巾军叛乱
的爆发的广泛反应。在安徽中部的一个城市——濠州（凤阳），由于这里是
明代开国之君起作用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反应超出了地方性质。1352 年春
天，郭子兴、孙德崖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在得到地方精英的支持下纠集了民
兵，并控制了城市。徐州的白莲教叛乱领袖彭大和赵均用为了逃避脱脱的攻
势（而且又彼此不和）投奔而来，在元政府看来，他们的到来使得濠州更清
楚地同红巾军的总运动合流了。郭子兴依附彭大，他的其余四个同伴则奉赵
均用为领袖。许多城市被这种不稳定的军事联盟所统治，这在1368 年以前是
屡见不鲜的事。
1352 年4 月15 日，像第1 章已叙述过的那样，朱元璋来到了濠州。朱
元璋召募了一支由24 名童年伙伴组成的部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明军的重要
带兵将领。到了1353 年初，朱元璋把他的这支部队扩充到700 人，他变成了
郭子兴最忠诚的部将。
朱元璋的早期生涯足以显示出那时全中国组建军队过程中较低一级的情
况；他只是因为没有多少亲属而显得与众不同。那时的军队在下层领导中靠
家属关系维系在一起，而在中、上层领导中则靠带兵官同他们的直属上司和
下级的忠诚与信任来维系团结。如果这种个人关系变得紧张或者破裂，那么，
下级就会带着队伍跑掉。因此，军事计划不得不处理自己队伍中和敌军中的
基本的政治关系，就像处理狭义上的军事问题一样。基层的军事指挥权逐渐
成为世袭的，而重要的军事头目们在别的大部队来投奔时就以提升自己的亲
属和原来的最信赖的伙伴来统一自己部队。
彭大和赵均用的对峙最后变成了濠州领导集团内部的公开战斗。郭子兴
被赵均用和孙德崖绑架，并被拘禁起来。当朱元璋返回城里时，他和郭子兴
的儿子们一起袭击了孙德崖的家，放出了郭子兴。结果是郭子兴更加倚靠朱
元璋了。元军在1352—1353 年对该城封锁了几个月，这期间濠州的领袖们才
被迫暂时停止了他们的争吵。
在元军征讨叛军的大背景下，脱脱的反击取得了势头；到了1354 年12
月高邮陷落在即。脱脱让该城困饿而不马上攻克它，因而使朝廷中的政敌趁
机以他延误军机之罪进行弹劾。1355 年1 月，一道诏旨送到了脱脱的总部。
他被免除一切职务，他的军队也拨归其他将领指挥。他的下属劝他搞叛乱，
但是脱脱还是服从了皇帝的命令。围困高邮的军队像脱脱的整个新征募的庞
大军队那样，马上四分五裂。
皇帝为什么要罢脱脱的官，我们只能加以猜测。从1328 年以来，元朝的
政策靠丞相制定，而妥懽贴睦尔自登极以来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脱脱曾几
乎拥有皇帝所能给予的一切勋爵和荣衔。脱脱已权势迫人，随着镇压了叛乱，
他也会成为鸟尽弓藏的人物。可是，朝廷错就错在误认为，叛乱已经在事实
① 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134]（纽约，1973 年）
，特别是第05—05、
119—22 页。
上被平息了。脱脱被罢官以后，元朝甚至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军队，更不用说
去控制余烬复燃的叛乱运动了。到了1355 年年底，以自治性质的军事权力为
基础的地区性割据变成了当时中国流行的形式。
1357 年末张士诚向元政府的投诚（见第1 章）及投诚的直接后果稳定了
他本人的地位。他控制了苏州、杭州和长江以南其他六个人烟稠密的府城；
他的权力已扩展到江北，甚至远到山东。根据1393 年的人口调查，他原来的
领土已注籍的约10300000 人。他从元朝接受了很高的荣勋，并答应每年向京
师运糟粮110000 担。糟粮北运时是用方国珍的船队，直到1363 年为止都是
如此，因为张士诚这时跟元政府脱离了关系，而自号吴王。（“吴”字在这
里姑且用来指称他的政权；这个政权在1357 年以后像一个富裕的地区政权那
样行事。）张士德是张家已经拥有的这种想象力的源泉，他死之后，张士诚
在苏州生活得像一个快乐的王子，不再花大力气去争衡天下。毕竟那时很少
有人相信中国会重新统一。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信成了吴军的统帅（浙江行
省左丞相）；另外三位将军——李伯升、吕珍和徐义则统领着主要的野战部
队，被称为吴的“爪牙”。尽管张士诚如此不积极进取，吴国治下的人民却
给了它以很大的军事潜力。吴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张士诚之跟白莲教显然
没有联系以及他之投降了元朝，再加上元王朝在它濒临灭亡阶段之大力提倡
儒家，这就使得吴成为中国南方士绅阶层的优先选择。
由于帝国的大部分不是在公开的叛乱之下，就是在张士诚这样的地区性
割据者——他们截留地方税收来养自己的兵——的控制之下，元大都只能依
赖南方用船运来的漕粮。与在元代漕运体系运输最高的几年从南方运来的漕
粮相比，这个数目是很小的，但由于14 世纪50 年代的政治的——因而引起
财政的——分裂，这些粮食还是异常重要的。元朝廷对于漕运的依赖增加了
方国珍地位的重要性。方国珍在1356 年长久地控制了浙江沿海的三个府，这
里在1393 年拥有总人口250 万。每一个府城都由他家里的弟侄所统治，而沿
海的领土则为继续称霸海上的方国珍的舰队提供基地和新兵。元朝给方国珍
的爵位最后升为衢国公和浙江行省左丞。可是，方国珍所以能长期在沿海和
水师的势力范围内任职（1348—1368 年），实际上是靠中国地方割据的均势
与大运河的条件，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这在浙江士绅的眼睛中是很清楚
的，他们看到他屡叛而屡次爵位高升，这显然是朝廷没有原则的证明。
脱脱的去职也使得长江中游的天完领导集团公开亮了相。到了这时，主
要领袖是一个名叫倪文俊的人：他继续承认徐寿辉为傀儡皇帝。1355 年，湖
北许多地方从元军手下收复，汉阳成了天完政权的首都。到1357 年，整个湖
南和湖北都被天完所控制。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明玉珍的领袖率舰队经长
江峡谷征服了四川。明玉珍名义上仍效忠徐寿辉，直到徐寿辉死于1360 年时
为止，但是事实上，这是独立的夏国的开始；这个国家统治四川，于1371
年被明王朝征服。天完领土的扩张使得以邹普胜为首的原来天完的一班人马
不满意倪文俊把持一切的地位。为了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倪文俊企图发动
政变去抓徐寿辉。但是，倪文俊争权失败了，从汉阳逃走。他在黄州被他的
一个信任的部下陈友谅所袭击和刺杀。
陈友谅出身于沔阳的渔家，是活着的五兄弟之一。他粗通文墨，参加叛
乱以后曾隶倪文俊为簿掾；这是他的进身之阶，即当他取得倪文俊的信任之
后能够升任部队的指挥官的阶梯。他作为指挥官是很勇敢的，但容易冲动，
不受管束，而且很残暴。他现在接过了倪文俊所留下的军队，最后得到徐寿
辉的承认，而以江西的九江做他的根据地。从1357 年到1359 年，陈友谅集
中攻打像处于明玉珍那样自治状态下的江西。与此同时，徐寿辉则在汉阳的
邹普胜的保护之下进行统治。
陈友谅在1358 年攻取了安庆和南昌，其后江西北部和中部诸州府城池或
者被攻陷，或者承认他的统治。被派入侵福建的一支部队被陈友定所打败；
后者继续争取独霸福建。他想侵入浙江，也以失败告终。到了1359 年年中，
陈友谅囊括了除江西极南端之外的所有地方，以及湖北东部和安徽的安庆地
区。朱元璋和陈友定的领士阻断了他东进之路，但如果向西面发展又可能在
天完“帝国”内部公开爆发内战。可是，像后来证明的那样，1360 年直至1365
年的长江大冲突已在安庆埋下了种子。
安徽中部长江北岸的巢湖的渔村，也在叛乱的初期打过仗。他们的领袖
赵普胜（人称双刀赵）在这些起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秘密会社的领袖，而且
他还认识彭莹玉（见第1 章）。可是，由于元帝国在开始瓦解，一个叫左君
弼的地方军事人物控制了庐州，压迫巢湖的渔民，并诱使他们迁居。有些人
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他们的船只使得朱元璋在1355 年渡过了长江。可
是，大多数人跟随赵普胜，并向上游航行去参加了陈友谅的部队和南方红巾
军的叛乱。夺取了安庆之后，陈友谅让赵普胜在这里指挥。后来在1358 年晚
些时候，赵普胜夺取了安徽西南位于长江南岸的池州，企图由此纵横驰骋于
安徽南部。这和朱元璋的扩张计划发生了冲突，因此朱元璋派了他最善战的
将领徐达来攻打赵普胜。徐达于1359 年重新占领了池州。
在陈友谅和朱元璋之间的无人地带被这两个军人完全瓜分了：他们现在
拥有共同的边界。朱元璋现在仍然盯着下游；他最初对付张士诚取得了巨大
的胜利，以致他还希望征服长江三角洲这一整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陈友谅也
眼睛望着下游，望着安徽。他想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不再信任赵普胜了。
1359 年9 月，陈友谅鼓帆而下到了安庆，当双刀赵在他的旗舰上开会的时候，
陈友谅叫他手下的人杀害了他。巢湖的士兵们闷闷不乐地接受了他们首领被
害的事实，被合并到陈友谅的部队之中。
正当此时，由于天完的大部分领土被陈友谅所控制，其他复杂化的发展
就停了下来。南昌陷落之后，徐寿辉曾想迁都南昌。陈友谅设法搪塞他。陈
友谅和徐寿辉的动机不见于史料；有人猜想，陈友谅想保持他的行动自由，
徐寿辉则是对湖北南部的邹普胜及其支持者有所抱怨。无论如何，徐寿辉是
在1359 年末出人意外地把汉阳留给了他的卫士和随从，往下游航行而去。陈
友谅在九江接待了他，但是在他进了城门以后却把他的卫队拦在城外。徐寿
辉被拘禁了起来；陈友谅自称汉王，并胁迫湖南和湖北的其他天完领袖承认
他的权力，尽管四川的明玉珍仍置身事外。到了1359 年，陈友谅已经控制或
者正力图控制的地盘，人口在1363 年已逾1400 万；他的政权（汉）因此在
潜力上比朱元璋（明）或者张士诚（吴）都大。可是，陈友谅在巩固地方政
权方面比别人要落后一年或两年，而且他的权力是许多地方军官将领单纯地
出于恐惧而勉强地承认的。陈友谅需要不断取得新胜利来使人保持敬畏之
心，但这又使他很难把他的广大领土统一于一个号令之下。①
中国北方的红巾军，1355—1359 年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355—435 年》[146]（斯坦福，1982 年），第25—1 页。

脱脱罢官以后元朝军队的瓦解，使得华北平原上的红巾军又重新活动起
来。1355 年，刘福通在毫州拥韩林儿为复辟的宋朝的皇帝。这个叛乱运动受
分崩离析的元朝军事制度中力量还强大的各部分的冲击差不多有两年之久。
从实际权力来说，刘福通仍然是红巾军的主要领袖；在1356 年1 月，由于元
军的压力他被迫把宋都向西南迁移了100 英里，迁到了安丰（今寿县附近）。
到了1357 年，元军已无坚强的保卫者可言，因为脱脱的组织已经崩溃，其后
14 世纪60 年代有势力的北方割据者尚需要时间加强他们的地位。在这个间
歇期间，红巾军驰骋于华北。刘福通带领他的主力军围困了开封，而其他红
巾军则攻占了山东，并侵入了陕西和山西。一支人马北上到元朝京城，焚烧
了上都的夏宫，后来又侵入满洲。开封本城在1358 年中期陷落，红巾军在开
封城内做了一年的宋王朝中兴的美梦。
红巾军之所以取得这些引人注目的胜利，是由于有一段时期的军事真
空，又由于元朝故意不修复城垣。红巾军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可以立足的
地方的或地区性的政权；这种政权应该在他们的华北平原诸城市以整修了的
城垣来加强防御力量，像在华南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北方的红巾军过于长久
地保持其流寇思想，不大想维护纪律，或建立治安和一个稳定的行政制度。
他们特别具有反儒教的宗教根源，这是一个障碍，但可以用维护秩序的公开
承诺来克服；朱元璋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事实上文人阶级是
在很晚的时候和半心半意的情况下才接受他的。
1359 年，华北平原的红巾军突然瓦解，因为察罕帖木儿新兴的民兵军队
给他们以重创。察罕和他的童年朋友李思齐在红巾军发难之后已在河南兴办
民兵军队。紧接着1357 年红巾军的主要攻击之后，他们把红巾军逐出了陕
西，并且就地加强了他们的权力。1359 年，察罕向东推进，通过潼关，又返
回了华北平原。夏天，他在战场上打败了刘福通，把他赶进了开封城内。刘
福通在开封坚持了三个月，后来在9 月份突围，并偕韩林儿和数百名士兵逃
往安丰。开封变成了察罕未来扩充地盘的总部。由于察罕的下一个目标是山
东，1363 年以前宋朝廷得以在安徽西部的一个小小府城安丰苟延一时。可
是，1359 年以后红巾军帝国仍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正在扩张中的朱元
璋地区性政权还在名义上归附于它。红巾军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就是在
华北平原取得统治地位，而且在1355 年到1359 年的关键性年代中吸引了元
政府的注意力；正是在这个关键年代中长江的诸地区性政权日趋成熟。①
朱元璋的兴起
从1353 年起，朱元璋在濠州政权内取得了领导权，这使他从前的庇护人
郭子兴黯然失色。1355 年，即郭子兴死的一年，朱元璋跨过长江，并且在长
江南岸地带征服了一个地区性权力基地。在这个原型的明政权兴起的同时又
出现了朱元璋的两个主要对手，即陈友谅和张士诚。虽然保留的史料比别人
更为详细，朱元璋兴起的故事在元明之际的过渡时期在各种类型武人的经历
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元军对1352—1353 年冬季的濠州之围一旦被解除，濠州领导内部重新爆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31—3 页。
发了内江。彭大之死使赵均用成了最强有力的领袖；郭子兴和朱元璋从此以
后与其余的领导人严重地不和。赵均用带了郭子兴和他的人马东进去淮水攻
击盱眙，希望最终能恢复他原先在江苏北部徐州的基地。与此同时，赵均用
已派遣朱元璋南下，希望他会毁灭自己，从而使赵均用能刺杀郭子兴。反之，
朱元璋夺取了定远，征募那里的降兵入伍，并且继续攻打长江北岸附近的滁
州。他现在带的队伍有两万多人。他通过某种方式传话给郭子兴，郭子兴于
是从赵均用的军队中抽出他的一万人马，来滁州会合朱元璋。郭子兴是朱元
璋的岳丈和老庇护人，而且在红巾军政权的体系中比朱元璋的地位高，但是
元朱璋指挥着更多人马。
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朱元璋想更向南推进，并且拿下长江上的和州；像
此时的张士诚那样，他也希望离开荒芜的淮河流域，而到江南寻求安全和机
会。郭子兴在1355 年初同意了这个战略计划，但是他派了他自己的人去攻打
和州。朱元璋于是派他的幼年朋友汤和率军赴援；汤和在一场不流血的突然
行动中控制了和州。元军进行反击，并封锁和州达三个月之久。在他们撤退
之后，朱元璋让当时逃离北方战斗的孙德崖进了和州城。孙德崖是郭子兴在
濠州时期的宿敌，所以这个行动增加了郭子兴的不快。郭子兴正死于此时，
这可能防止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冲突。由于这个时期的军事组织带
有世袭的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性质，毫州的宋朝朝廷为了对郭子兴的姻兄弟张
天佑的访问作出反应，便正式地明确郭子兴的长子为继承人，而以张天佑为
第一副手，朱元璋为第二副手。关于第二年的史料，可能是为了有利于朱元
璋而作了变动，说朱元璋已在郭子兴死后立即掌握了全军军权。大部分军队
事实上由他征募而来，也都听令于他而不顾混乱的红巾军政权的具体的办事
程序如何。据称，朱元璋是渡过长江和袭取南京这一关键性决策的负责人。
朱元璋的本意是要弄一支军队过江，在南岸建立起一个地区性根据地；
这里在1355 年仍一直未受到战火的洗礼。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支舰
队。巢湖叛军的水师现在受制于左君弼：此人跟湖北的天完叛军联合在一起，
而且现在控制了安徽中部的庐州地区。巢湖水军的俞通海于1355 年7 月初来
和州拜访了朱元璋，朱元璋也冒着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去回访了他。当舰队
离开巢湖的时候，多数船只跟随了赵普胜（双刀赵）：此人最终投奔了陈友
谅，并在1359 年在安庆被害。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船只由俞、廖两家率领，
投奔了和州的朱元璋。
7 月末，这支水陆联合军队离开了和州，渡长江，在采石登陆。他们向
南进发，夺取了太平城（今当涂）。元军的地方指挥官陈野先企图夺回太平
城，但他本人被俘，并向朱元璋投诚。两个月以后，郭子兴的长子及其忠诚
的追随者和陈野先的军队一起拔营去攻打南京。陈野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
们，郭子兴的儿子及姻兄弟均被杀，而陈野先本人不久也被神秘地杀害。朱
元璋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不清楚，但其结果是加强了他的权力。
郭子兴的长子和继承人同郭子兴的姻兄弟张天佑——即毫州宋朝廷官制
中的副元帅，现在已双双死去。此后不久，朱元璋以破坏军纪罪处死了郭子
兴的次子。这种种事态的发展提高了朱元璋在他的军队中的权力，但是直到
1363 年大胜利之后，他才感到他的将领们的挑战对他已没有威胁了。他的大
多数将领仍然矢忠于韩林儿，效忠于红巾军运动的宗教约言，甚至在1363
年以后也是这样。朱元璋必须步步小心谨慎。与此同时，他从太平地区扩充
了他所控制的地盘。1356 年3 月，他的军队在采石打败了蛮子海牙的元军长
江舟师。朱元璋现在认为他已强大到能再次试图攻打南京了。当他的军队到
达南京近郊时，蒙军指挥官陈兆先（他是从已故之叔陈野先手中继承军权的）
率3.6 万人投降。南京戍军不足，现在很难防守，只经过一天的激战，朱元
璋的军队便在4 月10 日突进了城内。大部分守军投降。朱元璋把此城从集庆
改名为应天府，此名称一直通用于明、清两代。（从此时起，朱元璋的政权
将称为“明”，虽然它要到1368 年才正式定它为国号。）
南京曾经是一个帝王古都：它是公元220 年到589 年统治中国南方的六
朝和十国时代的南唐作行将终结的帝王梦之地，其统治地区的人口密度不如
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的地区，它的战略位置也不像附近的扬州那样令人满
意。它的北面和西面为长江，它的东面有俯瞰城内的紫金山，襟带江山，形
势险要，因此它赢得了一个艰难时期的强大要塞的美名。3 世纪初年，曹操
和其他北方统治者曾经经常扎营于长江北岸，但南京总是逃过了陷于敌手的
命运。南京在14 世纪有50 万人口，因此它是一个很大的战利品，使得朱元
璋在表面上给人印象深刻的红巾军帝国内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①
中国从前从未被以南京地区为基础的力量所征服过，但是，朱元璋在
1356 年却没有什么理由要把问题看得这么远。元王朝的前江南御史台变成了
他作为江南行中书省首脑的官邸。他开始以他自己的权力来任命和提升文武
官员，班爵禄，赐官印，但他在1367 年以前还是用的红巾军正朔。7 月28
日，他又建立了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他自任他的行省大小的政权里面这两
个文、武机关的首脑。可是，明行政机构的大部分这时还是军事性质的。朱
元璋的军队现在已接近10 万人员的大关；他的二十几位原来的伙伴以及数目
较小一些的巢湖领袖，都纷纷晋升为方面军的将领。这些方面军称为“翼”，
是仿照元朝非正规军的标准编制。南京自己军队的组成有八个翼，而在其他
每一个被攻克的府城通常都有另一个翼；它们的元帅这时全面行使军政大
权。②
在1356 年的其余时间和1357 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明政权向苏州扩
充，打击了张士诚的领土野心。明军夺取了镇江、常州、长兴、江阴和常熟，
最后夺取了扬州。徐达指挥了其中大多数战役。明军在长江三角洲的扩张以
夺取扬州告一段落。从这时起直到1366 年的明军大反攻为止，明和吴两国之
间在江苏的边界一直比较稳定，双方都深沟高垒，重兵把守，无论何时都能
够抵御敌方的围城战役。
安徽南部和浙江仍然是有待征服。朱元璋在1357 年5 月12 日亲自统军
攻占了宁国。据称，在这次战斗中有10 万敌军投降，并加入了明军。三个月
以后，明军由胡大海带领攻占了徽州；又在11 月13 月，常遇春攻占了池州。
池州之捷是导致朱元璋和陈友谅准备大战的一系列事件的开端，但是就此时
而言，明军已经赢得了对于安徽南部的控制权。
1358 年，胡大海全权率军去征讨浙江。邓俞攻占了严州。胡大海的主力
在11 月份封锁了金华这个内陆的主要城市；金华一直坚持到1359 年1 月。
朱元璋于1359 年11 月亲自来金华统兵，于12 月成立了浙东行中书省。1359
① 关于明代南京的特殊地位的讨论，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
坎布里奇，1976 年），
特别是第51—5 页。
② 泰勒：《明王朝的社会根源》[506]，载《华裔学志》，22，1（1963 年），第1—8 页
；以及德雷尔：
《明初政治史》[146]，第33—9 页。这两书都讨论了此时原型的明国家的组织问题。
年12 月3 日，胡大海从元军石抹宜孙手中夺取了处州。这样就在元帝国的后
继诸国中间完成了分割浙江的形势。明军这时不得不满足于占有四个比较贫
困的内陆的府，另外四个北部沿海的富饶的府则仍在张士诚紧紧控制之下，
虽然明军的将领常遇春曾企图突袭杭州，但未成功。方国珍和他的舰队继续
控制着浙江的东部海岸。
到1360 年伊始，朱元璋的明政权拥有江苏的一部分、长江以南的整个安
徽，再加上浙江内陆部分。这些领土在1363 年约拥有人口780 万；但张士诚
的吴和陈友谅的汉在潜力上都比他大。在1360 年以前，长江流域的几个主要
政权都以打击元朝的非正规军和一城一地的地方势力（像开始时的濠州政权
那样）来扩张自己的地盘。一般说来，元朝的地方势力彼此不能合力同心，
因此不能阻止这三个大军事头目滚雪球般的扩张行为。可是1360 年以后，在
中国南方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再进行这样的扩张了。汉、明和吴之间已把三峡
以下长江流域的盆地瓜分完了。中国南方所余的大部分地方则受制于一些较
小的地方割据者，例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方国珍和明玉珍（四川），以及陈友
定（福建）、广州地区的何真和云南的蒙古王公把匝剌瓦尔密——这后面三
个人都是元朝的忠实干将。这五个人主要建立了行省大小的政权，其力量不
足与那些大的政权争衡，但能力战去保卫自己的领土。每一个小一些的政权
都坚不可摧，除非某一个大政权倾全力来征战，但这又会遭到其他两个大政
权之忌而不被容许。这三个大政权的人口对比也使得其中的一个更不可能摧
毁另外两个。中国这时似乎朝着能使人联想起10 世纪时的情况发展，那时在
南方是地方割据的均势局面，北方的军阀们则在为争夺帝号而战。
明-汉之战，1360—1363 年
明-汉战争的决战高潮从1360 年延续到1363 年，它打破了长江流域的均
势。朱元璋出乎意料的胜利使他能吞并陈友谅的领土，并收编了他余下的人
马。这就使得明军有了数量上的优势以制胜吴，而并灭了吴又进而使明军能
在1368 年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扩张。除此之外，朱元璋于1363 年在鄱阳湖的
决定性胜利使他有了他需要的威望和崇高形象来克服他自己政权内部的离心
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当时全中国军人性格的特点。因此，朱元璋必须率领他
的军队在一场主要出于军事考虑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但是这场斗争也解决了
红巾军两个继承人之间的争端），从而使拥有明确制度和政策的明帝国得以
建立。他的主要对手陈友谅也受到这种种类似的约束。
自从1351 年的叛乱爆发以后，军事争夺的条件大大起了变化。从社会上
和组织上来说，1360 年及其以后各地的军队仍然是前此时期被迫离乡背井的
农民，但是在作战上他们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到了1360 年，城垣已经普遍修
复，要攻克一座城池只有靠长期的封锁或伤亡很大的攻势才行。城池——特
别是那些州府城池或建制更高的城池——仍然是主要的军事目标。每一座城
池都统治着它四周的乡村；在这个时期，仅仅依托农村的部队必然被驱来赶
去，弄得疲惫不堪和直至毁灭，除非他们能夺取一座城市为根据地。然而，
不管是围城还是野战，正在运用大部队进行，而他们的运输和供应的最方便
的方式莫如利用长江纵横交错的水网上的船只。渔民和其他浮家泛宅的社团
在爆发起义时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到了1360 年，真正的战斗舰队发展起来
了。它们不仅运送军队去围城，也彼此在水上打仗，不让敌人取得水上通道。
①
1360 年陈友谅袭击南京
1360 年陈友谅把他个人的内陆水军拿来做赌本（这水军是他个人权力所
系的命根子），企图拿下南京，一举摧毁朱元璋的势力。按照史料的暗示，
陈友谅是鲁莽灭裂地进行攻击的，但是应该注意，陈友谅在他的同时代人中
是最能认识内陆水军的潜力的；迅速地移动部队，搞战略性的突然袭击，是
使用他的强大得多的内河舰队的最好的办法。对于陈友谅来说不幸的是，他
在南京中了埋伏，使他损失了很多士兵和大部分船只。朱元璋通过夺取陈友
谅的一支完整的舰队而扩大了自己的水师，这就使得他在此后的两年中主宰
着长江中游的水域。其经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陈友谅在害死了赵普胜以后，便做好准备马上要向东扩张，侵入安徽南
部的明政权的领土。明军的间谍使南京对陈友谅的动向了如指掌。据猜测，
这些谍报分子就是来自那些不满于赵普胜被杀的巢湖分遣舰队中的人；否则
就不好解释为什么明军的谍报在1360 年总是那么详尽无遗，而在后来又是那
① 关于对这些背景因素的讨论，见德雷尔：《1363 年的鄱阳湖之战》[147]，载《中国的
兵法》，费正清和
小基尔曼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4 年），第202—42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
[146]，第39—
52 页；泰勒：《卫所制的元代渊源》[507]，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
编（纽约，1969
年），第23—0 页。
么的不灵。当明军在常遇春带领下攻克池州的时候（1359 年11 月），陈友
谅计划来一次突袭以收复它。朱元璋得知这消息后派徐达前往池州，并命常
遇春放弃他在杭州前面的炫耀武力的行动（这次行动已持续三个月而毫无结
果）去与徐达会合。这两位明军将领伏击了入侵者，并捉了3000 俘虏；常遇
春杀了他们的大多数人；并派回少数几个人去向陈友谅报告军情。
这个报告激怒了陈友谅，促使他要用手头的部队去攻打明军。它达到10
万人马，是一支很大的部队，但没有超过明的南京军队，而且它只代表陈友
谅领土上整个军事潜力的一部分。陈友谅的舰队向下游行驶，并于1360 年6
月11 日抵达太平。指挥3000 名守军的明军将领花云拒不投降。陈友谅的士
兵向面向陆地的城垣进攻了三天，都迄无成效。陈友谅于是想用他舰队中的
更大船只来突击面江的城墙：即叫他的士兵从高高的船尾去攀登城墙。只要
攀上了城墙，他们就能轻易地制服弱小的明方守军。花云被俘，但拒绝降顺，
壮烈牺牲。陈友谅很欣喜他的胜利；这种战法可通用于整个长江水域。他继
续往下游航行，于6 月16 日命令他的舰队泊锚于采石码头；这里是明军在
1355 年过江的地方。他在这里把天完的傀儡皇帝徐寿辉打死，自己称帝，建
立汉王朝。登极的仪式是在一个为此目的征用的庙宇的庭院中举行的，但被
一场夏季暴雨所打断。新皇帝派了一个使节去见张士诚，请他从背后夹击南
京；陈友谅则准备自己率舰开往南京。
明军领袖获悉太平已于6 月18 日失陷。他们的士兵固然和汉军的士兵一
样多，但他们的水军只有人家的1/10，从1355 年以来他们的大多数扩张都
在陆上进行。汉军能够在江上随意航行，攻打像太平那样的沿江城市，其中
包括扬州（运河上的江北城市）、镇江和江阴（靠近吴的边界）。如果明军
在陆地上追击他们，明军就会冒消耗力量和遭受汉军攻击的危险。朱元璋的
将领们提出了孤注一掷的建议：有人建议陆上进军太平，另有人建议放弃南
京，坚守城东的紫金山。
朱元璋否决了这些建议而实施李善长和康茂才所拟的一个计划，其中包
括把陈友谅诱上岸来，引他进入预定地点，设伏打他。康茂才在1356 年投降
朱元璋以前曾在陈友谅军中服过役；他有一个做两面间谍的仆人：此人一面
向陈友谅报告军情，一面又把汉军的动态带回到明营。很显然，他只忠于康
茂才。康茂才利用他带信给陈友谅说他将倒戈，并将把从长江到南京西城墙
的三叉江上的木制江东桥挪开，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
下。这仆人带回了陈友谅的口头允诺，据史料说，朱元璋为此命令李善长连
夜重造了一座石桥。这样，朱元璋就有意地破坏了他自己的计划，但是他已
经算计出了陈友谅在康茂才如果不倒戈时的应变计划，因而这就使得有可能
进行一次更具决定意义的伏击。
朱元璋预先在大胜关埋伏了杨靖，在江东桥埋伏了康茂才，在新河河口
埋伏了赵德胜：这三支人马是防止汉舰通过沿南京西面城墙流到长江的那些
狭窄的河港网络驶抵南京城墙。他们把些尖头的“莲花”桩打到岸上，防止
敌船运兵登陆。当江东桥的埋伏正在实施的时候，陈友谅的幼弟陈友仁已经
统率一万人马往下游驶来。他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袭击并俘获了驻守
在城正北方的邵荣的明军。他于是竖立了栅栏，等待大军的到来。
龙湾是比江东桥好得多的一个伏击的地方，因为龙湾和新河之间的一片
开阔地可以使大多数汉军上岸，而设伏的明军仍能借平原之北的石灰山作屏
蔽，如果进行得顺利，随时可以在后面打击汉军，还可以切断它与长江的联
系。朱元璋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康茂才的倒戈没有兑现，陈友谅会在龙湾上
岸。他派了常遇春带三万人去石灰山静候伏击，让徐达兵团等在南京的南城
外面，如果必要他从这里可以驰援杨靖和康茂才，然后朱元璋自己带领预备
队驻扎在城墙西北处当时称为卢龙山（人们通常称为狮子山）的地方；他在
这里俯瞰长江和整个战区。朱元璋下令，挥动红旗表示敌军的到来，从他的
卢龙山驻地挥动黄旗时则是命令石灰山的部队出击。明军水军被派往下游，
陆军则到达指定地点，等待天亮。
6 月23 日晨，陈友谅率舰队向下游行驶，攻打大胜关。这里的港汊因太
窄而不能用，特别是在对付杨靖的坚强抵抗时更是这样。陈友谅突然停止行
动，向江东桥驶去。他看到这桥是石头的，康茂才也没有来接应他。他怕江
东桥这里有埋伏，就向长江返航，并直驶龙湾。汉军在龙湾弃舟登陆，在平
原上整队。朱元璋在卢龙山顶上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下令他的士兵吃好
喝好和休息好，准备战斗。
下午的天气闷热不堪；当一阵雷暴来时，朱元璋挥动红旗，让他的军队
向北跨过平原，直指汉军栅栏。汉军的反应是向他们开过来，离开了长江；
陈友谅正在抓住另一支貌似孤立的明军部队不放。当暴雨停止的时候，朱元
璋命令击鼓进攻，然后又命令举起黄旗。朱元璋和冯胜的军队攻进汉军后卫，
迅速打赢了这一仗；汉军阵线七零八落，它的士兵纷纷逃命。那些逃到江边
的兵卒发现已经退潮，他们的许多船只已搁浅在泥滩上。
明军因此俘获了100 艘大舶和数百条小船，可能占汉军舰队的半数以
上。这些船只使明军在1361 年和1362 年的长江战争中稍稍占有优势。陈友
谅及其大多数人马挤进那些能够开动的小船上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九江，
尽管有明军跟踪追击。汉军在战场上留下了20000 具尸体，7000 名俘虏；这
些俘虏中的多数人是赵普胜的部下，他们都高兴地又同朱元璋部下的老战友
们会合在一起了。陈友谅在江西的地位因他的失败和他个人部队的损失而受
动摇。主动权转到了明军手里。在龙湾战斗尚在进行的时候，胡大海从浙江
进犯江西，夺取并守住了广信府府城。这个行动打开了明军在陆路攻占江西
全境的前景。
朱元璋企图征服江西，1361—1362 年
朱元璋由于仍在全神贯注于同张士诚的长期冲突，他一直等候到了1361
年年中才试图利用1360 年对陈友谅的胜利。1361 年朱元璋向上游进军，胜
利地把陈友谅赶出了九江；并封锁了他在武昌的残余部队。朱元璋于是花了
1361 至1362 年的冬天降服了江西各城池。他如果吞并全江西，这本来会使
得朱元璋在力量对比上极占优势。可是，朱元璋也很失策。他在江西完全到
手之前却离开了南昌，因此他只能调回武昌地区的部队来镇压随后出现的叛
乱。当他离开南京的时候，浙江爆发了叛乱，接着在他的最高级指挥官中发
生了叛逆事件。其结果是陈友谅得以放手重新武装，并进攻摇摇欲坠的明政
权。
陈友谅在回到九江以后，胜利地重建了他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失败，
他的威望大不如前。朱元璋也正在这时回过头来专心应付吴军。他给江西留
下来的兵力却不足以瓦解汉政权。胡大海任命他的养子胡德济为广信府同
佥；他们父子两人击退了汉军想重新夺取此城的企图。邓俞促使江西中部的
浮梁县城叛而投明，但其他州府城池未起而效尤；它们的领袖们仍然忠于陈
友谅，虽然他们在1360 年或1361 年并未给他以任何支持。到了1361 年年中，
情况已经变得很明显：除非明军主力大举进犯，这些城市是不会投降的。后
来，在1361 年8 月24 日，汉军方面的将军张定边以突袭手段重占安庆。明
军巢湖将佥院赵仲中逃往南京；朱元璋杀了他，把他的职务和他的巢湖徒众
转交给了他的弟弟赵庸。以前龙湾战斗的结果之一是安庆落到了明军之手。
它再次被对方拿去则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这件事最后使得朱元璋相信，尽管
在明军远离南京在外作战之际有吴军进攻的危险，明军也必须全力进攻汉
军。
1361 年9 月11 日，朱元璋率水军从南京启航上驶。他们于19 日抵达安
庆，并摧毁或俘获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他们没有拿下城来，但是他们绕过了
它，继续上驶，并于23 日到达鄱阳湖的入口处——湖口。明舰到来的消息使
得本来摇摇欲坠的汉政权更加震动不已。在航程的中途，两名汉军将领丁普
郎和傅友德率他们的舰队投奔明军。汉军巡逻艇发现了在湖口外的明军舰
队，把消息及时带到了九江，使陈友谅能部署自己的水军迎战。占优势的明
水军从两侧包围汉军阵线；在损失了一百多艘大小战船后，陈友谅把舰只撤
退到九江以南湖内的天然良港中去。那天夜里，他又叫士兵们上船，再次出
航，躲过了敌舰的耳目。他上驶至武昌；在这里他的权力仍然是未受到挑战
的。
次日，明军从江面上猛攻九江城垣，利用架在船尾上的云梯。拥有这种
装备的这种船只可能本来是陈友谅的，并且是在头一年攻打太平时就已经这
样装备起来了的。朱元璋于是派徐达带领一支舰队去追赶陈友谅。徐达没有
能阻止陈友谅到达武昌，因此抛锚于汉阳城外；他攻城，但没有拿下汉阳。
可是，他利用这种形势一直封锁陈友谅到1362 年4 月。
朱元璋自已在九江督率主力部队，他同时发动了一场基本上是政治的攻
势，想迫使江西各州府城池投顺过来。到了10 月2 日，南康、饶州和建昌都
派了使节来拥戴明政权，湖北东部也有三个城市已经这样办了。朱元璋这时
不想把他自己的军队放在这些城市，因为那样就会不利于其他人投降。他继
续谈判，想让南昌这个省会和重要城市投顺。等待政策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张士诚最后有了活动的迹象，派兵围了太湖东南边的长兴，使常遇春于12
月不得不被派前往救援。明军一方面要阻住张士诚，一方面要牵制陈友谅，
同时还要拿下江西：他们的战线确实铺得太长，太危险了。
当邓俞于12 月9 日攻占了抚州（今临川，距江西的南昌东南仅60 英里）
的时候，汉军驻南昌的总指挥官、行省丞相胡美最后请求议和。他的主要要
求是这样的：他的部队参加明军，但必须保持原建制，由他自己统率。朱元
璋允许他保留他的大部分军队，条件是要他放弃南昌，在明军主力部队中服
役。胡美同意了这个条件，他后来在明朝被封了爵位，但是他没有能够说服
他所有的部下。1362 年2 月10 日，朱元璋把明军主力开进了南昌。在下个
月，袁州、吉安和江西的另外几个小城市也都效顺了明政权。
由于占领了九江和南昌，朱元璋实际上接过了陈友谅原先在江西的主宰
地位，也接过了它的一切包袱。其他府城的同佥都是天完叛乱以后地方军事
化过程的产物。当每一个同佥“投降”以后，他就被委以管理这个城市及其
附属之县，不然就不能再有归降者了。这种对待降者的办法确实保证了他们
能熬过任何一次危机，例如在1361 年和1363 年就是这样。朱元璋还不够强
大，没有多少时间来在他的主力军和各城市戍军之间强制执行军队的改组，
而这是统一明军和由中央控制府城所必需做的事。他已经离开南京太久了；
1362 年3 月11 日他开始返航。当他行驶于江面上的时候，他的权力正濒于
崩溃。
早在1361 年12 月24 日，常遇春已经解除了吴将李伯升对长兴的包围，
并在此后已返回南京。吴军再一次蛰伏起来，浙江内陆被明将胡大海攻占后
似乎牢牢地在他手中。可是，杨完者手下的苗族非正规军变得极其不安分了，
其原因不见于史料，但它似乎影响了整个苗族的军队。在明军攻取浙江之前
这些军队就在元军中服役，他们多半戍守在金华和处州。当朱元璋远在长江
上游之时，苗军就互通消息，准备一致行动，参加叛乱。1362 年3 月3 日，
金华的苗军开始叛乱，并杀死了胡大海；四天以后，处州的苗军也叛变，杀
死了城防守将耿再成。叛军可能是受吴军的煽动，在四个府城有两个已落入
叛军手中的情况下，明军在浙江的整个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一回到南京，朱元璋于3 月16 日任命他的外甥、当时任严州府城防守将
的李文忠为浙江明军大都督。李文忠马上夺回了金华，但是苗军从金华逃走，
投向了张士诚的部队。张士诚派他的兄弟张士信统大军攻打明军的外围堡垒
诸全。既要抗拒入侵，又要对付叛乱，李文忠为此用了很大心计。朱元璋已
派邵荣带兵去收复处州；李文忠不可能期待从南京得到增援了。尽管邵荣在
龙湾战斗中失利，他仍是明军最高将领，其地位甚至在徐达和常遇春之上。
李文忠于是放出风声说，号称难以对付的邵荣正来救援诸全，但实际上他派
胡德济带领他的广信军驰援。当后者开到诸全时，张士信和他的人马被一股
宣传声势扰乱了军心，致使他们容易被守军和援军的联合攻势所打败。与此
同时，邵荣收复了处州。
在浙江被逐步绥靖的时候，江西的战火却越烧越旺。朱元璋曾经给邓俞
留下不足的兵力守卫南昌，而把大部分降军带回了南京。他曾经下令胡美的
两员下级军官——祝宗和康泰——带着他们的队伍去上游增援汉阳城外的徐
达。只是在明军主力部队离开了南昌以后，朱元璋才发现祝宗和康泰始终反
对胡美的投降，并且计划搞叛乱。这两名将官在江上游弋，4 月12 日傍晚他
们的水军来到南昌城墙边。他们突袭了守军，用大炮摧毁了新城门，并洗劫
了这座城市。邓俞仅以身免，只身逃到了南京。朱元璋现在只得让陈友谅在
湖北和湖南重建他的权力，以使明军能恢复在江西的地位。他命令徐达放弃
对武昌的封锁，向下游行驶。5 月13 日，徐达收回了南昌。与此同时，常遇
春修复了安庆城垣，把它再度置于明军控制之下。安庆可以屏障明军的心脏
地带，挡住汉军再度发起的攻击，但是，如果明军想最终确实控制江西的资
源，他们必须加强对南昌的控制。朱元璋任命他的另一名侥幸活下来的侄儿
朱文正总统南昌城守，而以邓俞为副。守军增加了人数，城墙得到了加强，
并从江边往后挪了一段地，使城墙不能从船上攀登。
如果不是邵荣在仲夏的叛逆行为，早在1362 年朱元璋可能会冒另一次与
汉军作战的危险。虽然邵荣也是朱元璋起事时的老伙伴，在明军将领中也身
居高位，但他在见于史籍的有名战役中未被声名赫赫地提到过。他在苗人手
中收复处州是他几年来第一次独立作战的战果。当他的战功未被承认时，他
增长了不满情绪，并与另一胸怀不满的将领赵继祖密谋发动政变。按这两位
密谋者的计划，当明军于8 月3 日回师南京时，在一次阅兵以后，把他们的
队伍安排在行军纵队的前面。他们打算，在他们的队伍随朱元璋进城以后便
关上和守住城门，乘混乱之机杀害他。这个阴谋失败了。一面旗帜被风吹起，
卷住了朱元璋的身体，这个兆头使得他从另一个城门进了城。情报员后来揭
发了这一阴谋，邵荣和赵继祖被逮捕，并被处以死刑。后来朱元璋有些犹豫，
他征询了其他将军的意见，常遇春直抒己见，坚持把邵荣和赵继祖处死；结
果就这样执行了。可是，这个事件的结果是使得朱元璋在往后一年多的时间
中要依靠高级将领自由发表意见办事了。
1363 年的鄱阳湖之战
陈友谅又调集了一支新舰队，于1363 年再次展开攻势，企图像1360 年
那样从江上攻取明军领土。但事与愿违，陈友谅因围困南昌三个月而深陷泥
潭，他在一场主要在江西鄱阳湖的水战中被摧毁了。朱元璋在这里的胜利是
他将要掌握政权的关键性转折点；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与他相匹敌或更高
明的对手了。鄱阳湖之役以后朱元璋夺取了江西和湖广，这使得他拥有的人
员数量满足了他打败张士诚的需要，而吞并了张士诚的土地以后又使得明军
能在1367 年及其以后迅速扩张其势力。
像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那样，到1362 年末，叛逆和叛乱曾使明军失去了因
1360 年胜利而获得的主动权，并且危及1361 年所取得的战果。在明军尚不
知情的情况下，陈友谅正在武昌调集他的无敌舰队，张士诚的活动也日益咄
咄逼人。朱元璋视野内唯一光明的地方是在华北：1362 年7 月6 日察罕帖木
儿被刺以后，那里又一次陷入了混乱。察罕之被害意味着，迟至1363 年，元
朝勤王军方面再也没有足够的联合力量能够摧毁明方的军队了。
那一年刚开始便有吴军突袭红巾军运动对它有感情的中心之举。1363 年
2 月16 日，作为吴的三位野战军指挥官之一的同佥吕珍突入安丰，杀死了它
的实际统治者刘福通，并俘虏了傀儡“宋”帝韩林儿。整个宋帝国这时已经
成为明政权；不过加上了安徽-河南边界上这一片人烟稀少地区中的这一个不
起眼的小城而已。朱元璋的追随者现在包括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希望明
军和红巾军要拉开一点距离；这些人士中有著名的刘基及其浙江同乡文人学
士。这些人现在刺耳地和言之成理地说出他们的主要是从军事上考虑而不是
从文化思想上考虑的反对意见，即明军不应该分兵去再占安丰。但是，明军
中仍有很多人崇敬韩林儿，这就使得救援工作成为必不可免的了。
3 月份，朱元璋率明军主力北上去安丰。徐达和常遇春攻城，赶走了吕
珍，总算活活地救出了韩林儿。朱元璋随即带兵回南京，安丰成了一座空城，
由元军占领。但不幸的是，这并未结束战斗。1355 年曾经从家乡把巢湖分遣
队赶走的庐州军头目左君弼曾派过一支人马来帮助吕珍的入侵。明军将领们
坚持必须给他以惩罚，朱元璋未能说服他们，尽管有刘基犀利的反驳言论也
枉费口舌。结果是，徐达和常遇春用了1363 年4 月到8 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徒
劳无功地围困了庐州府城，而陈友谅却未受干扰地执行了侵犯江西的计划。
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壮，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史料上没
有交代他是怎样完成这些事情的，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徐达撤走他的封锁
部队帮了陈友谅的忙，因此他能在对明军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他的准备工作。
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漆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
楼，它们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有一件材料说，每一只这种战船可
载二、三千人。它们还附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陈友谅的个人行动作风
是一贯强调他在主力部队中的个人领导形象；他现在孤注一掷地创建了这样
一支大舰队，使之足以在任何情况下克敌制胜，但是它的失败也意味着他无
可避免地要丧失他的根据地。
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
开始顺流而下。史料说他带有60 万人马；大概此数之一半较为可信。汉军的
无敌舰队现在与明军主力相比，舰只又大得多，数量和人员又多得多。陈友
谅的计划是要求多次重现1360 年太平之役的胜利；他将从船尾上突袭这些沿
江府城。1363 年6 月5 日，汉军舰队出现在南昌水面上。如果南昌陷落，陈
友谅就有理由希望江西的各地城防守将（他们多数人原来是拥戴他的）会回
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麾下。这种发展会重现1359 年末的领土形势；从他在
湖广的措施来看，在他又进军反对明军之前，这一次他大概已经不遗余力地
调动了江西所有的军事潜力。
南昌面江的城墙在1362 年经过改建，这使得他不可能从船上袭击来夺取
该城，从而打乱了陈友谅的时间表。他被迫封锁南昌，改用常规攻击方式。
明军的守军打退了所有汉军的攻击，显然给了攻击者以重创，而且用出击方
式给以进一步的打击。6 月9 日，汉军破坏了一段长300 多英尺的城墙，但
邓俞的士兵用火力击退了他们，同时在被毁的那一段城墙之后又建了一段半
圆形工事。6 月19 日明军出击，打垮了陈友谅对新城门的一次进攻。6 月24
日，对水门的攻击无功而罢。围城还在继续时，季节性的江湖低潮时期即将
到来，战略主动权正在从陈友谅手中滑走。可是，损耗和饥饿削弱了南昌的
守军。即令他在1363 年不再做任何努力，下一年南昌的收复也会使陈友谅在
极其有利的条件下重开战端。
7 月24 日，明军的南昌将领们答应在以后某个未具体约定的日期投降，
因而获得休战的机会。他们同时又派遣了信使偷偷溜出汉军封锁线前往南
京。8 月4 日信使到达南京之事是史料中的第一个暗示，表明朱元璋甚至意
识到了江西的局势，虽然南昌已被围达两个月之久，而通信的阻隔也应该说
已经给了朱元璋某些启示。和1360 年大大地不相同，明军的情报在1363 年
非常糟糕。到了1363 年的6 月至7 月，朱元璋仍被两件事捆住了手脚：这就
是被围的庐州还拒不投降；再就是靠近吴军边界的浙江诸全要塞的明军同佥
谢再兴在6 月8 日叛变，此人跟吴军的秘密勾结已经真相大白。胡德济又一
次率军从广信长途跋涉到诸全；他围困了此地，但未能把它拿下来。到了8
月6 日，他撤围而去，回到了广信。就在那一天，可能是由于原来就强烈反
对庐州之役的刘基的呼吁，朱元璋最后终于出面反对他的高级将领们。他命
令徐达和常遇春撤庐州之围，要他们把军队重新在南京集结，并派胡德济走
陆路从广信驰援南昌。
明军舰队把重新集合起来的主力军队在8 月15 日运离南京。如果根据一
条史料说它大约是“千船载十万人马”（的确，多数材料说是二十万），①
那么，它的人员大致与1360 年的明军主力相当。可以假定，自从1360 年以
来，明军扩军的部分已经用于补充浙江的军队、南昌的戍军和加强南京的常
备守卫部队。在这里，明军的情报和计划又一次出了问题。陈友谅甚至在被
围之中兵员受到损失和他派部队进行江西中部战役以后，其兵员数量还大大
① 德雷尔：《1363 年的鄱阳湖之战》[147]，第217 页，以及第6 章注30。
超过明方远征军。此外，明军也不能和汉军的巨大战舰相抗衡：后者的高度
虽然是为了攻城来设计的，在接近和攀登敌船的战斗时拥有巨大的优势。水
位至少在下降，明军的水军领袖们相信这对他们有利。即令如此，他们还是
要同时在两线作战，而且由于要驶向上游去打一支占优势的敌人（和1361
年相比截然相反），明军已在进行一场殊死的赌博。
8 月24 日，舰队开到了湖口。明军在长江北岸与鄱阳湖口相对的泾江口
建筑了防御阵地，又在鄱阳湖湖面至长江上的湖口的狭窄水道上的南湖觜也
建筑了防御阵地。他们希望这些阵地能阻止汉军船只离开鄱阳湖。如果说陈
友谅已派任何巡逻船只到湖口的下游去，那么，它们未曾向他警告关于明军
的到来，他现在已是在湖中陷入重围了。可是，明军此刻的主要目的是救援
南昌，所以明军舰队不是仅仅株守在湖口，而是向南行驶，于28 日进了湖内。
同一天，陈友谅解除了南昌之围，让他的军队上了船，也北驶入湖。8 月29
日很晚的时候两支舰队相遇于康郎山。它们等到日出时开战。
经过四天的水上鏖战，明军给了敌人以重创，但没有能够摧毁汉军舰队，
也没有在数量上取得优势；明军最后还是放弃了鄱阳湖。8 月30 日晨，朱元
璋把自己的水军分成11 队。重型舰只摆在中央，由徐达和常遇春及他本人统
率，轻型舰只摆在两翼，由俞通海和廖永忠率领；后者是两位明军领导层中
出身于巢湖的有经验的水军将领。明军阵线向前推进并发动攻击；俞通海的
舰队占据了上风的一面，用石弩发射火药筒，摧毁二十多艘汉军舰只。可是
在中央部分，高大的汉军舰船把明军阵线逼向后退。朱元璋的旗舰几次受攻
击，徐达的舰只则严重受损。明军舰队退到一个浅水区域，使汉舰不能追击，
因此能够脱离战斗，虽然有几只船已经搁浅。第一天的战果使明水军士兵都
感到气馁。夜里，朱元璋命徐达把受损的战舰带回了南京。
次日晨，明军将领很不愿意与“屹立如山岳”的汉军战舰作战。朱元璋
果断地处决了几个下属之后阵线有所推进，但明军舰队再一次被迫后退，而
且损失了几个重要的人物。直到此时以前，明军不能打赢那种以舰只对舰只
的仗。由于受到前一天俞通海用火炮攻击而取胜的鼓舞，又由于看到了汉军
舰队的阵形非常密集，朱元璋命令常遇春准备一些小船只，故意用做火攻船
只。常遇春准备了七只渔船，上面装满了一捆捆填充了火药的芦苇。当下午
风势转变而从明方吹向汉军的时候，这些由特别挑选的“敢死队”水手操纵
的小船驶进密集的汉军舰队，放起火来。密集的汉军队形使它的巨舰能在近
战和攀登船只之战斗中发挥最大的效果，但是也使它们容易遭受火攻。纵火
的结果，几百条汉军大小船只被毁，死亡士兵约60000 人，相比之下，据说
明军的损失为7000 人。陈友谅的两个兄弟以及另外几名水军将领均被杀，这
就证明了汉军损失的惨重。但是明军也损失不小；双方舰队在次日略作休息
和修补。
9 月2 日早晨，战事又起。汉军舰队尽管遭受了损失而仍比对方强大，
虽然它的相对优势已大为减小。这一次汉军的队形是散开的，足以防止对方
再用火攻，但一股股明军小船却可以包围和摧毁孤立的汉军船只。忽然间有
一支六条船的明军小舰队插入汉军阵线，绕过了它的一端，并重新与明军舰
队汇合在一起。可是，这个突发性的行动显然不能招致任何决定性的结果，
因此在中午前后，朱元璋迫于他的将领们的压力而下令脱离接触，退出湖面。
主张撤退的俞通海说，湖中的浅水妨碍了明军船只的活动。跟强大的汉军打
一场旷时持久的消耗战，不仅不大可能使明军有获胜的前景，甚至大有被打
败的危险；很显然，明军不能指望再用火攻搞战术性的奇袭了。明军最初驶
入湖内的目的是解救南昌。但是到了现在朱元璋似乎已经听到，胡德济的军
队已经自广信从陆路解了南昌之围。这一发展使明军决定放弃战斗，改而采
用把汉军舰队困在湖内的战略。
9 月2 日夜，每只船尾上都挂起一只灯笼，明军舰只成单行纵队开向鄱
阳湖的湖口。汉军舰队在天亮以后跟踪而至。由于没有在湖面战斗中歼灭明
军，陈友谅因早先未能守住该湖湖口而现在落入了陷阱。汉军领袖们互相争
吵：到底是用船只夺取湖的出口处呢，还是改取陆路径趋武昌。陈友谅的左，
右两名金吾将军投向了朱元璋；后者送了一些侮辱人的信来刺激以性情暴烈
出名的陈友谅出战，但同时又静待陈友谅弹尽粮绝。甚至在这个时候，某些
明军将领们却变得紧张起来，想返回南京，但是常遇春这一次又竭力支持了
朱元璋的权威。明军舰队一直留在一起，没有再犯1362 年事件的错误，那时
明军曾被迫在第11 个时辰给陈友谅让开了一个口子。
陈友谅等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突围。他的舰队凭借南湖觜的地位很容易发
动攻击，10 月30 日便出现在湖口，然后沿江上驶，希望开抵武昌。朱元璋
早已在湖口上游摆下了舰只专等这样的机会到来，并且还准备了火攻船。当
这些火攻船放出漂泊时，汉军舰只马上向下游散开，明军船只紧追不舍。到
了下午很晚的时候，一簇簇互相咬住战斗的船只漂流到了泾江口，埋伏在这
里的明军又投入战斗。陈友谅在战斗的这个节骨眼上被杀；当他在一叶小舟
上穿行于船只中间时被箭射穿了眼睛。他的死讯迅速传遍战斗中的船只，明
军大奋，打击了汉军仅存的一点点士气。入夜，汉军舰队土崩瓦解。张定边
率领他的小舰队逃走，把陈友谅的幼子陈理也携带而去，在逃回武昌时让他
登了汉帝之位。次日晨，其余的汉军舰队——总数有5 万人——就投降了。
10 月8 日，朱元璋率舰队和俘虏一起回到了南京。
明-汉之战的决战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它本身是导致明王朝建立的一系列
发展中的关键性事件。陈友谅之死和他的大部分舰队的被毁或被俘，使朱元
璋取得了他在1362 年的挫折中未曾得到的完全的胜利。在此以前，明军一直
在与在事实上或潜力上占优势的汉军作战，同时还要对付东面吴军进攻的危
险。现在，由于陈友谅已被消灭，明军能够马上着手吞并江西，并最后拿下
湖南和湖北。明的人口因此扩大了两倍，长江地区在1360 年的那种持久不决
的势均力敌的局面就被排除了。
从1364 年起，明军控制下的人口数量使得它能征集到两倍于吴的军队，
所以明军就以并灭吴为下一个目标。明军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国最强大的
地区性力量，它的军队可以在几条战线上作战，其结果甚至又加强了它的力
量。另外，鄱阳湖之战使朱元璋在他的政权内部也增加了权力。有些文人仍
不太心甘情愿地给他服务，士兵们仍然温情脉脉地看待韩林儿，但是，这两
种人现在都把朱元璋俨然当做未来的皇帝。1363 年9 月的企图是明军军官们
藐视朱元璋的意愿的最后一次；后来，他以他提高了的威望和他在被征服领
土上分配俘虏部队和分配指挥任务的权力，再加上其他因素，使他终于叫他
的将军们俯首听命了。到了1364 年，明政权已经变成了元帝国明显的继承
者，当然，要确认这种继承权还得有几年仗要打。①
① 德雷尔：《1363 年的鄱阳湖之战》[147]，特别是第202、239—40 页。
明军在全中国的胜利，1364—1368 年
当明-汉之战的决定性阶段正要见分晓的时候，张士诚仍然是明军的死
敌，但是在明军主力部队在别处作战之际，他却没有充分利用一再出现的天
赐良机。1362 年和1363 年吴的半心半意的攻势没有给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
不清楚张士诚在什么时候才认识到明军在鄱阳湖的胜利的规模，但从他后来
的行动中显然可知，他认为陈友谅的垮台是他和朱元璋摊牌的序幕。现在，
和1356 年大不相同，张士诚无意要和朱元璋搞好关系。张士诚终止了向元大
都输送粮食的漕运，声言他自己需要这些粮食，同时在11 月5 日他自称吴王，
这是直接向朱元璋挑战，所以朱元璋的回答是在新年（1364 年2 月4 日）也
自称吴王。
其他二等地方割据者对明军胜利的反应则各不相同。陈友定很积极地与
朱元璋作对，并且从福建入侵浙江；明玉珍则从四川来信，建议与朱元璋缔
盟。方国珍对于胜利者是礼让三分，给他进贡，但朱元璋接受贡品时却有条
件：在明军夺取杭州以后，他应在规定的日子内俯首称臣。
明之并灭汉，1364—1365 年
1364 到1365 年之间，朱元璋主要致力于逐一并灭陈友谅以前在江西和
湖广的土地。他之能达到这个目的主要是因为扩廓帖木儿和张士诚这两个最
强大的地方割据人物不能有效地联合起来反对他。新土地被并入他的权力基
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约两倍于任何其他对手所控制的人口。仅仅是这
种数量上的优势而不是质量上的优势，就是明军以后赢得一系列胜利的主要
因素，它终于像滚雪球那样使它最后征服了全中国。
1363 年10 月23 日，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结束的两个星期之后，朱元璋又
把他的水军开向上游，这一次是开向武昌。他围困武昌两个月而迄无成效，
于是返回南京，把兵权交给常遇春。这是系统地征服汉军从前领土的开端。
1364 年3 月22 日张定边投降的前两天他回到了武昌。此后，湖南、湖北余
下的州府望风归降。朱元璋这时并未占领它们，他留下杨靖守武昌，自己率
余军驶向下游。5 月15 日，徐达和常遇春重新围攻庐州；左君弼逃往安丰，
和扩廓帖木儿合兵一处，但是庐州在左君弼部下的防守下顶到8 月15 日。庐
州和武昌曾经是态度鲜明地抗拒明军的两个中心，拿下了它们就是进行下一
阶段用军事实际上占领江西和湖广已经投降或正在动摇的重要城市的开端。
徐达进军湖广。徐达严于治军，他的名声可以说服汉军从前城市的守将
们和平地大开城门归顺明军。很显然，只要此时据报明军有一个地方失控，
其余城市便会相率反抗。1364 年10 月末，徐达的军队未遇上事故就进入了
江陵、夷陵和长沙。自此以后，汉军的多数将领和土著酋长都开门迎降，毫
无抵抗，因此他在1365 年4 月回到南京的时候能够报告说，湖广已经平定。
常遇春的军队首先开进南昌，他在这里与邓俞的部队和一部分守军会
合。常遇春的任务是征服江西的中部和南部。最南端的那些城防守备无一人
投降；其他地方的守备已在1361 年屈服，但他们在1363 年对明军并没有什
么帮助。常遇春和邓俞在1364 年9 月3 日攻破了吉安，然后循赣江而上，包
围了熊天瑞控制下的赣州。熊天瑞从来没有真正受制于汉军，但他一直在利
用他的继续附汉作为他进攻那些在1361 年投降明军的城防守将的借口。当明
-汉打完主力战的时候，他把他的控制从江西南部扩大到了广东北部。他现在
顽强地抗拒明军，赣州直到1365 年2 月才落入明军之手。使朱元璋大感吃惊
的是，常遇春占领赣州时是兵不血刃，秩序良好。
与此同时，江西中部爆发了一次亲汉军的叛乱，朱文正已从南昌派兵去
实行镇压。这一事件为明军进行大改组提供了机会。朱元璋命令自1357 年就
守备常州的、他所信任的汤和带领他自己的某些军队开往江西，帮助镇压叛
乱。1365 年2 月16 日当汤和的军队抵达南昌时，朱元璋也突然出现在南昌，
马上罢免了他的侄子朱文正的一切军事职务。朱文正被指控强抢和奸污妇
女，用龙凤装饰他的内室，并且企图投降张士诚。这些指责有些是生活细故，
有些是莫须有的罪名。朱文正很得军心；其他将领代为求情，最后被处以监
管流放。朱元璋显然对他的侄儿有所畏忌，这从他精心准备的这次突发行动
可以看出，但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却不见于现存的史料。邓俞接手担任南
昌守将（江西行省参政）。
朱元璋携徐达和常遇春于4 月23 日返抵南京，他们计划下一阶段的战
役。常遇春在6 月中旬攻克了汉水上的安陆和襄阳。由于汉水源出陕西南部，
明军现在能够与陕西省内扩廓帖木儿的敌人合作了。扩廓由于企图重新组合
察罕帖木儿的一切权力结构而未果，所以他没有能力阻止明军的进一步扩
张；这一次明军的扩张就要以张士诚为目标了。
到了1365 年夏末，所有从前汉军的土地都已被明军所控制，余下的汉军
士兵也已被明军收编。各地城防部队都被忠实可靠的明军所取代，同时也把
汉军中投降的士兵作为预备队，以便将来组成远征军。军队做出这样的调整
需要改组明的军事制度，每个部队还必须查点士兵名额，这个过程便进一步
加强了明军的集权化管理，同时也增加了朱元璋在军队中的权力。1363 年
末，朱元璋在阅兵中发现有一位不知道他究竟统辖了多少人马，所以他发了
脾气。其实，这位将领不知其情的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每个部队由
若干忠于其直接上司的小部队组成，每个部队的大小和命名法又不规范化；
上面的指挥官不易干预下属部队的行政事项。
1364 年，朱元璋在自称吴王之后不久便推行一种标准的军队编制表。以
前主要野战军部队的各翼元帅府被改名为“卫”，定额兵力（最初）为5000
人。每个卫分为5 个1000 人的千户所，其下又分为10 个100 人的百户所。
更小一些的野战军总部——总管府——改称为“守御”，也是1000 人，分
10 个百户所。给武官制定了新的军阶以确定新的兵制；部队指挥官此后便必
须计算他的士兵的人数，放弃他们原先的军阶和爵位，而按照他们现在所指
挥的人马接受新的军阶。朱元璋通过这种措施对各部队取得了内部行政的控
制以后，他又准许军官们的职位可以世袭。卫以下的职位明确规定可以世袭，
其传承办法须经王的批准，这就使这一由来已久的做法正规化了；它像卫的
10 个下属部队那样，是元代兵制中的常规。
这次改编是借机重新划分军队，它一方面意在特别奖赏明军的将领使之
能拥有更大的兵力，一方面又让新降附的士兵调离本乡本土和原来的部队。
在明军中服役最久的士兵——即朱元璋在1360 年到1363 年间亲自带领的主
力——被分为17 个卫。这个集团的老兵准许完全退休，其余人则转到卫里
去，在南京地区搞军屯。
朱元璋本人不再负责实际的军事指挥工作，留在南京树立传统的圣君形
象。京卫的一个不公开但却是主要的任务是，如果在朱元璋最后称帝而野战
军内部有人反对的时候，它充当对付这种反对者的最后手段。其他虽然可靠
但在明军中服役时间较短的士兵（例如那些在明军征服安徽南部和浙江中部
时加入明军的士兵）则被派往守卫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城市，或者被派在以
南昌和武昌为基地的地区野战军内服役。从前的汉军士兵和新从原来汉属土
地召募来的军队则被调到南京来，把他们和明军老兵混合编队，形成后来由
徐达和常遇春率领伐吴的军队。在1363 年以前，向明军投降的将领们能够坚
持自己统带这些原来的部队；但自此以后，投降的军队能保住性命或受到不
论什么样的优遇就会感恩戴德不尽了。①
明军战胜吴军，1365—1367 年
朱元璋的军队在1365 年到1367 年之间以破竹之势征服了张士诚的领
土；这些战役从吴的外围地区打起，其高潮是胜利地包围了苏州。1367 年苏
州的陷落并未中断明军扩张的势头；朱元璋在这一年的年终以前还派了远征
军连续南征北战。
1367 年以后张士诚的唯一希望是要赶在明政权充分利用新征服给予它
的军事潜力之前发动一次拼死拼活的攻势。张士诚有此心愿，但是吴军力不
从心。1364 年11 月张士信想夺取长兴，但在下个月他被汤和从常州发来的
兵赶走，损失惨重。1365 年3 月，原先未能夺取长兴的吴将李伯升率军20
万径趋浙江的诸全，并从这里出发去围攻新城：这是谢再兴1363 年投吴后明
军为屏障诸全所筑的堡垒。李文忠带着明政权的浙江军去解了围。1365 年3
月12 日晨他亲率骑兵冲锋，打败了吴军。当吴军撤退经过新城门时，戍兵的
一次突击打垮了他们。这次惨败标志着吴军的攻势企图已经终结。除了打败
张士诚的一个尚存的兄弟张士信之外，明军还打败了李伯升和吕珍；后来，
吴军的第三个“爪牙”徐义干脆拒不打仗了。
明军领导层采取了对吴“剪除两翼”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说，先攻取长
江以北的吴军领土，再夺取浙江的吴军控制部分，然后再攻击吴的心脏地带
苏州地区。1365 年12 月，徐达的军队攻下了泰州（属江苏扬州府），然后
奔大运河，于1366 年4 月24 日克高邮。徐达再迅速移师沿运河北上，突袭
并摧毁了徐义的舰队。这使得淮安的吴军守将梅思祖投降，紧接着是濠州、
宿州和徐州的诸守将纷纷起而效尤。徐达本人西行，于5 月29 日夺取了安丰。
扩廓帖木儿奉命加以干预，但他又一次受到察罕帖木儿从前部下的掣肘。经
历叛乱后的元王朝“勤王军”仍然不懂得明军势力的增长会马上消灭他们，
因而不能协力自卫。像通常那样，投降的吴军也归并入在夏天的耕种季节不
参加战斗活动的明军。
当战事重新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坚持继续“剪除两翼”的战略方针，那
意味着下一步要打击浙江北部的湖州和杭州。徐达和常遇春的20 万主力军包
围了湖州，李文忠的浙江军队封锁了杭州。当湖州在1366 年12 月8 日投降
的时候，杭州的吴军平章潘元明看清了形势，在一个星期后投降。明军然后
直趋苏州，在12 月27 日完成了包围态势。
① 泰勒：《卫所制的元代渊源》[507]；德雷尔：《俞本的〈记事录〉》[145]以及他的《
明初政治史》[146]，
第76—0 页。它们都想把1364 年的军队改编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来考察。
苏州之围延续了10 个月。苏州作为大要塞并不出名，但它的城墙已被重
建得很坚厚。另外，张士诚经过十年蛰伏之后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同
时给他以支持的绅士阶层又认为这是一场捍卫社会正统和文化正统的战斗。
张士诚拒绝所有要他投降的劝告，虽然这时明军领袖们已给了他足够的保
证，指天誓日，决不背约。张士诚亲自带领军队，企图从城内杀出一条血路
突围。明军方面由徐达统筹全局，常遇春和后来封为公爵和侯爵的其他八名
将军分别封锁一段城墙。在围城期间明军筑起了连绵不断的土工事把苏州团
团困住。他们从特别建造的土台上把割下的人头、腐烂的尸体和其他东西都
投向城内。燃烧的箭头和火箭都用来搞火攻，更标准的火炮则用来轰打城墙。
1367 年10 月1 日城墙被攻破，明军蜂涌进入苏州城。张士诚退入内城。
他在宫内想自缢身死，但明军砍断了他的绳索。他拒绝进食，拒绝屈服，最
后在带往南京后显然是自杀身死的。1393 年，苏州是明帝国人口最稠密的一
个府，对它的赋税征收得特别高，这反映了朱元璋对这个地区的绅士怀有咬
牙切齿的深仇大恨。1367 年苏州的失陷结束了吴军的抵抗，给明军增加了25
万久经战阵的士兵，这就使得明军现在可准备进一步南征北伐了。
明军征服前夕的华北
当长江流域各政权在南方互争雄长之时，中国北方经历的事变则是察罕
帖木儿的兴起和被害，以及他的继承者扩廓帖木儿想把他的统治机器重新捏
合在一起的企图。如前所述，察罕创办民兵是作为脱脱罢官以后应付红巾军
“宋”帝国的再度突然兴起的措施。直到1357 年年中为止，察罕和李思齐在
答失八都鲁这位在河南的民兵主要组织者的指挥下带领他们的地方民兵队伍
作战。
当红巾军在1357 年侵入河南并夺取开封时，答失八都鲁的组织瓦解了。
察罕和李思齐在河南难于立足，所以当叛乱者紧接着侵入陕西时，察罕和李
思齐接受了元政府的邀请，转到陕西作战。他们把叛军赶出了渭水流域，元
朝廷便授予他们相当的高级爵位。他们于是利用朝廷的承认夺取对行政和驻
陕西的正规军的控制。到了1358 年末，察罕在击败了汾河流域的叛乱者以后
又在山西南部和中部取得了相同的地位。
和脱脱以后时期的民兵元帅们一样，察罕也主要是一个地方割据的武
人，尽管他一贯摆出忠于元王朝的姿态。元朝廷给他封官，给他在山西和河
南的正式权力，勉强地默认他的领土扩张，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利用察罕愿
意再提升的心理来控制他于股掌之中。李思齐仍然留在陕西。察罕同时也主
管河南的科举；1359 年夏他拿下了开封，给了北方红巾军帝国的主体以致命
的一击。
元朝廷再一次面对着一个因镇压死不回头的叛乱者而变得权倾人主的大
臣，它于是想削弱察罕的权势而维护自己的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依靠
另一个地方割据者，即答失八都鲁之子孛罗帖木儿，他的根据地在河北和山
西北部。察罕受命应把他给养的主要供应地陕西中部移交给孛罗。察罕直截
了当地拒绝并且举兵反抗，直至孛罗和朝廷都打消原意。这次很公开的争执
表明察罕是一个地方割据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保皇派；而且其他亲元朝的
将领们实际上也莫不如此。朝廷在几年以前还能够凭一纸命令就罢了脱脱的
官，但是现在当南方已完成英雄割据称帝的局面而中国北方又在依样葫芦重
复这一瓦解过程时，它却受到指责而干瞪眼，毫无办法。
察罕现在转而对付山东，这里的城市是红巾军在华北最后剩下的据点。
山东之役演变成一系列持久的围困战。后来，在1362 年7 月7 日围益都城时，
察罕被两个新近投降的部下所杀害；其中一个部下是前红巾军领袖，一个部
下是前元朝的将军。谋害者揭穿了察罕的假面具，说他实际上只顾自己的割
据势力，而所谓忠于元王朝只不过是假话——以此证明他们谋害行为的正
确。不管这两人的动机究竟是怎样的，察罕的死妨碍了华北统一大局的形成。
元朝廷现在命察罕的侄子扩廓帖木儿继承他的爵位和官职。但是，察罕
在其他地区的心腹们（特别是李思齐）以及别处自治割据者们（特别是孛罗
帖木儿）都拒不承认扩廊有指挥他们的权利，所以当明军在1367 年入侵北方
时，扩廓还在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总而言之，当时全中国的人士没有人能
理解1363 年以来明军势力崛起的重大意义。不管是中华帝国时期或帝国以前
的历史上，南方从无征服——也很少侵入——北方的事，所以给人们留下强
烈印象的是，红巾军运动被粉碎以后，北方武人们都颇有洋洋得意的感觉。
1364 年5 月，孛罗帖木儿控制了北京，这部分是对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
想控制孛罗的军队作出的反应。爱猷识里达腊于是逃往扩廓帖木儿的营地。
1365 年8 月，皇帝妥懽贴睦尔原想刺杀孛罗帖木儿，然后让扩廓掌握全华北
的兵权，并命他镇压南方的叛乱。这种想以皇帝一纸诏令就强使完成统一的
企图，当然要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孛罗原先在山西和陕西的支持者跟李思
齐和察罕的其他旧部联合起来：他们一起用暴力反对扩廓的矫制行为。皇帝
或许是比较了解明军所造成的危险的人，因为明军对切断南方的一切漕运毕
竟得负直接的或间接的责任。他因此命令扩廓放下北方的战争，而攻击明军。
自然，扩廓又是把自己的地区利益摆在当头，而把皇帝的命令置之脑后。1368
年2 月，妥懽贴睦尔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罢了扩廓的一切官职，免除了他对
一切城市的控制，并命令其他北方军人来消灭他。可是扩廓打赢了一系列战
争，仍然是分裂的北方一支最强大的力量。
明帝国的形成，1367—1368 年
1367 年11 月，朱元璋派了一支军队侵入华北平原。到了1368 年年中，
这支军队攻占了北京，把元朝廷赶到了内蒙古。与此同时，在陆上入侵的配
合下，一支水军讨伐队降服了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正当这些战役进行的
时候，朱元璋宣布在1368 年新年之初建立他的新王朝。
在计划北伐的过程中看得出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之间有些意见不一致的
地方。常遇春一向有些爱冲动和过分自信，他主张直取北京；明军可以“破
竹之势”摧毁任何反抗。朱元璋没有批准，而是强制执行一个分四阶段的作
战计划，即只有在每一片新占领区被充分巩固以后才能使明军开向下一个目
标战区。首先应攻克山东，次及河南（包括通向陕西的潼关要隘），然后再
拿北京地区，最后则拿下山西和陕西。从军事方面讲，打击主要敌军本来更
有意义，但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获得领土被放在第一位，而朱元
璋在征服吴时已经遵循这样的战略。可是就这一次来说，结局是明军摧毁了
扩廓帖木儿的对手们，并且把元朝皇帝赶入扩廓手中；扩廓幸而保住了自己，
又带他未受损伤的军队退入了蒙古：他在这里构成了14 世纪70 年代明帝国
的严重的威胁。
可是，在发动他们的主要军事战斗之前，明军首先攻打方国珍；后者失
信，不肯在杭州陷落以后投降。朱亮祖率领一支军队从陆上进军，于10 月攻
下了浙江的台州，又于下月攻下了温州。在这同时，汤和也带了一支强大的
水军把方国珍本人赶出宁波，迫使他逃往海上，在此之前方国珍的下属都已
奉汤和之命投降。方国珍本人也在12 月份投降了。
1367 年11 月13 日朱元璋正式发布明军同时南征与北伐的命令。徐达和
常遇春照常统领25 万人的主力军去征服北方；同时胡美由陆路进入福建，汤
和和廖永忠所带的水军则沿中国海岸南驶，从海上进攻福建和广东。
此情此景真是“势如破竹”。胡美的军队拿下了绍武（12 月28 日）。
水军开抵福州（1368 年1 月18 日）并攻下该城，然后沿闽江上驶去接受陈
友定的投降（2 月17 日），这样就完全拿下了福建。廖永忠和朱亮祖然后把
大部分水军再向南开进。他们在4 月18 日到达广州，然后，为元朝据守广州
十余年的何真也迅速投降。明军沿西江而上，在5 月26 日攻占了梧州。在这
以后，广西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了，虽然明军还必须再打两个月的仗——包
括杨靖从湖广发动的陆上进攻在内——才能最后占领全省。
在北方，徐达和常遇春在1367 年12 月28 日拿下了济南，然后又花了两
个月的时间一步步地减少山东的抵抗；这个过程以1368 年3 月1 日东昌的攻
克而完成。然后，当邓俞从南方侵入河南并拿下南阳时，徐达和常遇春也从
东边进军。他们包围了开封，使开封在4 月16 日投降。扩廓于25 日在洛阳
附近的野战中战败之后就撤退了，洛阳也因此易手。元军的抵抗往往很顽强，
但无甚效果，因为他们的抵抗不能协调。冯胜于5 月13 日拿下潼关，这样就
按计划结束了他们第二阶段的北伐。
明军在春天的耕种季节里进行休整或者劳动。已经称帝的朱元璋此时北
上开封，给他的将领们交代了下一阶段北伐的任务。可是，他并没有改变计
划，而元军在战事停顿时期也并无意于反攻。在8 月份的收获之后，明军跨
过了黄河。徐达在9 月20 日进入北京，军纪严明，城市无恙，所以像通常那
样受到了朱元璋的表彰。妥懽贴睦尔、爱猷识里达腊和一些朝臣仅能及时免
于被俘，逃到了内蒙古。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象征这个以南方
为基地的明政权的永久胜利。两个星期以后，明军进入山西。
在此期间，朱元璋在阴历正月初四（1368 年1 月23 日）已正式被拥戴
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异乎寻常地偏离沿用了1500 多年的历法的情况下，
1367 年被称为“吴元年”。由于在中国人的世界体系中，采用某种历法是政
治效忠的最明显的表示，朱元璋这一步骤的效果就是向他的同时代人表示，
此时需要出现一位新皇帝。显然，朱元璋此刻已别无其他选择，他在他的文
官们的劝进之下，搞了一系列仪式之后登极。他的大多数士兵还远离南京。
他定1368 年为洪武元年，这个名称暗示开国之前的盛大的武功。
到了1368 年年中，明帝国已成了有权继承中华帝国悠久传统的值得信赖
的政体。蒙古人还有待于赶出陕西和甘肃，四川要到1371 年才能被征服，另
外，云南——前元帝国的非汉族组成部分——也要到1382 年才被征服。明王
朝的势力要到很久以后才扩张到满洲，而且，尽管明朝作了种种尝试，其势
力从未扩大到蒙古。可是，中国本部的大部分都承认明朝的统治，这表现在
整个明领土上的行枢密院使和也是军人编制的同佥们也都是拥戴它的。虽然
还要打一些仗，但武力统一的主要阶段已经完结，而且明朝处于奇特的状态：
已经征服了中国，但尚未建立起明确的实体。它从一个叛乱运动中产生；这
个叛乱运动的基础是中国的秘密会社传统和外来的宗教形式。在反叛元帝国
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世袭的和穷兵黩武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阶
级的世界观。只是在后来它才想到要争取文人学士，才对儒家传统让步。这
三个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仍需要时间来加以解决。①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52—4 页。
军队与边疆，1368—1372 年
1368 年元大都的被攻占和明帝国的宣布成立，标志着朱元璋从1352 年
作战以来又一个重大的战争变化。他不再是要为争取政治生存和个人性命而
战争了（像在1363 年以前那样），也不再需要拼全力来征服中国本部的土地
了。战事虽然仍旧很重要，但它越来越多地限于在边境作战，而其他与军事
有关的问题都突出起来了。它们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使朱元璋的帝位能得到
他的军队的完全承认；建立一个允许经济运转的和平时期的军事体制，但要
避免大规模复员所带来的社会紧张。自然，新皇帝这个时期最关心组织一个
有效的文官政府的许多复杂的问题（像第3 章所讨论的那样）。
尽管有这些要关心的其他事情，可是在1368 年到1372 年之间仍有军事
行动，它将大大地影响明朝未来历史的进程。有三个省已被征服：山西、陕
西（包括甘肃走廊）和四川。在反对蒙古人的斗争中，明朝在被打败之后被
迫接受军事对峙和接受建立一个永久的边境卫戍制度的必要性。的确出现了
军人们在和平时期的姿态：军事贵族和军官阶级开始向日益增长的文官体系
发挥他们的文职作用。
山西和陕西的征服，1368—1370 年
攻占北京以后，明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清除元人在山西、陕西及其附近
地区的存在。新登极的明朝皇帝在1368 年9 月命令明军进犯山西。为了保证
后方的安全，常遇春首先攻克了保定和真定（在今河北省，北京的西南），
冯胜和汤和则拿下了怀庆（开封之西），从并南方进犯山西。1369 年1 月，
徐达从东面进入山西，在3 月间攻取了太原。4 月份，明朝的将军们横扫了
渭水流域。扩廓帖木儿没有能够有效地抵抗明军对山西的进犯，于是带领他
的军队退入了甘肃北部。山西的军人们至死拒绝与扩廓合作，因此这时他们
一个个地被徐达歼灭；大多数陕西的府城都在年底以前被徐达所攻破。
明军的战斗行动又一次得天之助，因为名义上都是元朝的军队仍然不能
彼此协同作战。扩廓帖木儿在秋冬之时猛烈地进犯明朝的边境，但是尽管如
此努力，明军对山西和陕西的征服使得逃亡去内蒙应昌路（在达来诺尔附近，
位于北京正北230 英里处）的元朝廷更加容易受到攻击。它也使得元朝的残
余份子更难驰援四川和云南的独立政权，如果明军一旦想要来征服它们的
话。
1370 年，明军从两个方向对元军发动了大攻势。李文忠（1369 年8 月常
遇春死后他接手了常遇春军队的指挥权）和冯胜率领一支军队从北京经过长
城上的居庸关去攻打元帝，另一支由徐达、邓俞和汤和带领的军队则从西安
攻打扩廓帖木儿。
李文忠的军队占领了兴和并由此奔察罕湖，他们又在这里打败并俘虏了
大量的蒙古军队。元帝妥懽贴睦尔在1370 年5 月23 日死于应昌路，他的儿
子爱猷识里达腊接位。正在这时，李文忠率军以他通常的速度和战术抵达应
昌，给它以突袭，并在6 月10 日发起猛攻。爱猷识里达腊逃掉，经过戈壁逃
往外蒙古，仅有一小股随从陪侍。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和5000 多勇士一起被
俘。李文忠的捷报奏折中的骄慢语气使他的做皇帝的舅舅很不痛快，但是李
文忠对他的胜利的高度评价是对的，因为它使明朝在内蒙古东部占有30 多年
的军事优势。
徐达的军队在搜寻扩廓帖木儿，并于5 月3 日在今天甘肃东部的巩昌附
近的定西发现了他。蒙古军队的人数比预料的多，明军采取了守势，即他们
的阵地一部分以河流作屏障，一部分则有兵士构筑的野战工事做掩护。蒙古
人猛烈进攻，并包围了明军的西南翼。那里的明军左丞胡德济失去了控制人
马的能力。在徐达个人干预之后才制止了士兵的恐惧和混乱：他免去了胡德
济的指挥职务，还给他上了镣铐。次日，明军反攻得手，大获全胜。扩廓逃
跑了，但据说损失了86000 名士兵。正像徐达在1372 年所惋惜地意识到的那
样，扩廓后来成了沙漠上的霸王，但定西之战确立了明朝对陕西和甘肃走廊
农业地区的统治。徐达利用那一季的其余时间打扫战场。
四川的征服，1370—1371 年
1370 年的胜利使明军能在第二年征服四川，而不怕蒙古人的干扰。明玉
珍控制了四川之后未能如愿地扩张新领土——特别是进犯云南，因此也就心
甘情愿地坐守四川了。他曾在1360 年拒绝拥戴陈友谅为帝，反而拒陈友谅之
兵于三峡之外；后来他又自己称帝，国号夏。朱元璋1363 年鄱阳湖之战胜利
以后，两个政权之间曾互派使节，他们两人在信函中必然把自己比做3 世纪
的刘备和孙权。这位四川领袖以此为喻是又一次证明，他没有能够看清明军
的胜利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1366 年明玉珍死了——也可能是被杀害的，他的幼子明昇继位，充当夏
国的傀儡皇帝，而由母后听政。摇摇欲坠的夏国开始分崩离析，因为各地方
的将领试图自治。与此同时，朱元璋的明军正把蒙古人赶出华北，所以他在
1370 年才计划既从北面、又从东面的天险三峡侵入四川。明朝皇帝派了自从
1365 年起就做湖广行省平章的杨璟入川，并随身携带了一道有优厚条件的招
降诏书，但是夏政府迄未答复。
朱元璋在部署1371 年战役的时候，命令徐达本人留驻北京，指挥所留下
的部队以守卫北方边境。邓俞被派往襄阳办理沿汉水而上进入陕西的军需运
输问题；在陕西，傅友德正调兵准备从北面进入四川。汤和和廖永忠则计划
率领水军通过长江三峡进入四川。
北面的入侵事实上进行得比较容易，但是，长江地区的进军受挫。夏初，
傅友德进军迅速；他拿下了阶州（今甘肃东南）和几处地方，然后南下至嘉
陵江流域。夏军大部分集中在长江前线，他们希望会在这里打主力战。尽管
他们在最后一分钟还在重新部署兵力，傅友德的军队在7 月13 日攻下了汉州
（成都以北25 英里处）。在长江方面，夏军在四川东部边境的瞿塘峡上安了
吊桥，吊桥上又装了石弩，可以攻打企图通过的船只（以及拉纤的水手）。
夏军的抵抗如此激烈，以致汤和在头一次攻击不顺利的情况下就拒绝再发动
攻击了。廖永忠最后终于用炮火摧毁了吊桥，然后强攻瞿塘峡阵地，再西上
攻占了附近的夔州。当明朝的联合水军于8 月3 日到达重庆时，明昇的政府
便投降了。一个月以后，傅友德完成了北路作战任务，占领了成都。四川变
成了明王朝的一个省，明昇则被送往南京，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一起同过寓
公生活，他们两人后来都被放逐到朝鲜。
和蒙古人的战争，1370—1372 年
平定四川后，明军便能转过身来重新对付蒙古人了。明军在1370 年对蒙
古人的胜利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中国人自10 世纪初以来第一次恢复了
直至长城的统治。此后，明府政即对蒙古的元军残余势力采取外交攻势。其
目标是要蒙古人承认明朝继承了天命，言外之意是元朝曾经合法地承受过天
命。在这方面的最初步骤是马上准备编纂《元史》（1369 年）；它对察罕帖
木儿的阿谀之词显然是说给仍然强大的扩廓听的。俘获爱猷识里达腊的嗣子
买的里八剌之举，使得明政府有可能把他当作反对元朝新帝的有用的杠杆。
明朝廷在1370 年有两次送信给爱猷识里达腊劝他归顺新皇朝，并威胁说，如
果他不听话就要侵入蒙古。这两次外交活动都没有取得成效。扩廓过去就瞧
不起爱猷识里达腊，但是他不想背弃对元王朝本身的忠诚，因此爱猷识里达
腊甚至没有给予答复。在拿下四川以后，明帝于1372 年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
动，以期摧毁蒙古人。
号称有10 万人的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这一次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令人望
而生畏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徐达调集了15 万骑兵，并且奉皇帝之命出山
西之雁门关，再向西北行军750 英里跨越戈壁沙漠径趋哈尔和林。另有两支
较小的军队交给了冯胜和李文忠带领。冯胜的任务是去平息至今尚未归顺的
甘肃走廊西部诸府。李文忠则是从应昌前去降服还留在内蒙和满洲的更多的
蒙古人。为了支持李文忠的军事行动，吴禛被派负责经海路运给养到辽东半
岛。
徐达的军队在初春季节横穿了戈壁，在外蒙古搜寻扩廓帖木儿的部队。4
月23 日，青年英俊的都督蓝玉的部队在土剌河附近找到了一部分蒙古军队，
并打败了他们。扩廓在以后一个多月避免作战。当这两军在6 月7 日相遇决
战时，徐达遭到惨败，损失军队“无虑数千万”。史料未细谈这次战斗或准
备这次战斗的部队调动情况，但是按情况可以知道，蒙古人的取胜是照他们
的传统打法打的：即让敌人搞无效果的行军来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
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徐达匆匆忙忙地从外蒙古撤退了他的残余军队。
李文忠的远征也进行得不顺手，虽然不那么引人注意。李文忠在7 月初
到达外蒙古。中国军队在土剌河附近与蛮子哈剌章的蒙古军遭遇，明军追至
鄂尔浑河时，蒙古人突然掉头抗击，并且出奇兵迎战。明军士兵屠宰了他们
带来作为口粮的牲口，在临时筑起的防御工事中抵抗了三天。后来蒙古人撤
退了，李文忠才把他的部队撤回中国。李文忠照样大言不惭地吹嘘他的胜利，
但他舅父对他甚至比1370 年时更不感兴趣了。8 月份，这时作为李文忠部下
的汤和也被打败了。
在甘肃，冯胜进军远至敦煌，打了许多胜仗，俘获了许多牲口。甘肃走
廊从此一直归明王朝统治。
虽然在永乐时期，明帝曾率领规模大得多的远征军进入外蒙古，但1372
年的这次失败的战役在明朝这方面的努力中实在是最重要的一次。从外交意
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 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传统的继
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
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后来的清王朝诸帝便很成功地实现
了这一目标。1372 年的失败使朱元璋的雄心受到抑制，放弃了并吞外蒙古的
目标。在后来的15 年中，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政策是在当地取守势，偶尔在长
城附近搞点报复活动。甚至在1387 年重新挑起大规模战斗时，也并无迹象表
明它要永久统治外蒙。1374 年，朱元璋把买的里八剌王子从他备受优遇的南
京遣回到了他父亲身边。可是，当爱猷识里达腊1378 年死去以后，继承人却
是他的兄弟脱忽思帖木儿，而不是这位颇具亲明倾向的年轻王子。元朝统治
者一直坚持他们是中国蒙尘的皇帝，但是在此期间，他们对外蒙古部落社会
的实际控制正在不断地削弱。①
军事体制的稳定
尽管14 世纪70 年代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不断，但这10 年明朝军事制
度却出现了很明显的“草创后”的态势；这时军队事实上不再是与明政权平
起平坐的结构，而是变成了它的组成部分，虽然它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分析，可以说这个过程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在基层的卫所方面，由于精
心地兴办了军屯制，军队越来越能自给自足了。在行省一级和地方政府方面，
随着文官职能的扩大，军队支配一切的状况走到了尽头。在最高层方面，军
事指挥精英阶层因建立了贵族继承制而正式形成。
在王朝的建国战争时期，明军因吸收战败敌人的军队而得到扩大。1364
年改编军队时建立了卫所制度，这是因为需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制度来处理这
种来源的大量军队。由于明军吞并的领土越来越多，新军事单位的建立是为
了戍守的目的，所以卫所的总数据称在1393 年有326 个卫和 65 个独立所。
1368 年以后明帝国可能拥有超过需要的士兵，但是，要复员这么大量丧失了
原来生计的士兵从社会意义上说是不适宜的。朱元璋在整个内战的危急时期
曾经试验过用屯田来解决兵食的问题。城市的戍守部队甚至在战争进行时也
能用部分时间经营屯田，有些部队能够既供应自己的需要，也生产些剩余粮
食。
1364 年改编以后，每一个新卫所在建制时都分配有军用农田。在正常情
况下，每支军队约70％的士兵应该搞耕种，其余30％则执行军事任务。在汉
唐时代，士兵耕种的军屯是边防的重要因素，但在辽、金、元时代，被一般
农民耕种的国有农地则为其成员一般是非汉人的军事部队提供给养。明代的
军事体制借鉴了这两种传统，但又大大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在14 世纪
70 年代及其以后的时期，军队是由服现役的各种不同的卫所部队组成，让其
余的部队放手耕种。士兵有世袭的服兵役义务。他们单独立军籍，其中每家
每户必须由每一代出一个丁壮服兵役。这种把世袭军官、世袭士兵和军事管
理下的农田结合起来的办法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
无效率的。它到头来摧毁了这整个制度的军事性质，但它在15 世纪30 年代
以前一直运行得相当好。
今天中国本部的省区地图仍然保持着14 世纪60 年代明王朝建国时的模
样。它以元代为范本，每一次重大征服之后就建一个行省，置于高级将领的
控制之下。从理论上说，每一个行省拥有全省的军事指挥机构，称为行枢密
院；它在1369 年改名为都卫。可是在实际上，军人在整个明王朝建国时期的
省政府内都拥有最高级的名义上的文职职务。这种情况在14 世纪70 年代有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71—6 页。
了变化，那时正常的办法是把南京六部的尚书提升到行省政府的领导职务。
这就让都卫指挥使变成了每一省的最高军职，他们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地用来
处理卫所的行政工作，而不是用来指挥实际的野战。1380 年，都卫改名为都
指挥使司，但职能方面毫无变动。
1370 年，明政权的34 名主要将领被授予世袭的公爵或侯爵，这些爵位
都在正制九品之上，拥有这些爵位的人有在战时指挥军队的专门任务。这些
人之所以这样受尊崇是因为他们是朱元璋在内战年代中的主要合作者。名次
最高的6 公和14 侯都是朱元璋最初24 名兵士中的幸存者，或者是在这第一
批人之后不久的归附者。它下面的5 侯是巢湖海盗集团的领袖，他们在1355
年的投顺才使得明军有渡江的可能。剩下的9 侯原来都是敌方将领，他们投
降于关键时刻，因此有助于明王朝的事业。1380 年以前又加封了14 名侯爵，
其出身与上面所叙述者相同。公爵和侯爵都接受了与其地位相当的土地（但
不实际控制）和俸禄，但不像汉代初期那样拥有分封的采邑。当命将出征时，
以一名贵族统领全军而以其余诸人协助，通常还要另派一人来负责给养的运
输事宜。打了胜仗的将军们都指望能以战功跻身于贵族之林。①
1372 年虽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的一年，但是确切地说，
它标志着王朝建立时期军事阶段的结束。在北方边境上尤其如此。在1372
年的战败以前，朱元璋似乎要进而征服整个元帝国，其中包括长城以北的大
草原和沙漠地带。1372 年以后，明王朝对内蒙古主要是在其变化不大的边境
取守势，而以新整修的长城为依托。中国人的优越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
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这样——来对付还在拘守13 世纪骑兵战术
的蒙古军队。在长城的北面，边境防御体系还辅之以境外的戍守部队和外交
活动：这两者都是为了防止蒙古人结成敌对的联盟。1387 年恢复对蒙古人的
进攻并不意味着又打算达到把蒙古置于明王朝统治之下的目的，永乐初期撤
消了境外的指挥所，结果是大大地缩小了中国人在那里的存在。
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征服四川使明朝获得最后一块领土，此事可以正
确地理解为收回了中国文化地区的一部分。对四川的征服并没有在南部和西
部开创一个新的和平时代；相反地，明军马上对该地区的非汉族诸民族发动
了一系列绥靖战役。云南在1381—1382 年被明军攻占时的人口主要是非汉
族，但明朝统治下的广大汉人殖民区是把云南永久并入中国的重要因素。反
之，越南在永乐时期被征服以后又于1427 年最终予以放弃。这两件事，再加
上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性小规模战争应该看作是确定与东南亚诸非汉族
民族接壤的中国边疆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
程；如果加以分析，它与明王朝的建立是不同的。
1372 年以后，军事问题已不是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所在，而吸收和扩大文
职官员就为发挥政策的主动性创建了一个新的主要制度。在创建明王朝阶段
中曾经推动明政权工作的军事领袖们逐渐降低了作用，虽然还处于重要的地
位。很久以后，明王朝可能变成中国历史上文官最占统治地位的政权之一。
这一发展和其他的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1355—1372 年朱元璋和他的
将军们在战胜他们的对手们和建立巩固的边境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76—7 页。
第3 章洪武之治，1368—1398 年
引言
当朱元璋①在1368 年1 月在中央王国称帝的时候，他在朝廷的主要顾问
和支持者包括他在前一年封的三个公爵：即徐达将军和常遇春将军，以及文
官李善长。②徐达是安徽濠州人，1353 年投效朱元璋军营。他和其他因饥馑
和疾疫而无家可归的几千人一起开始反抗元政权的当局。常遇春也是濠州
人，原为一介武夫，于1355 年归附了朱元璋。李善长为安徽定远人，出身于
地主，于1354 年跟从了朱元璋。这三个人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后不久最受宠信
的助手。他们三人组成了开创新王朝的安徽帮核心。
在这个安徽帮形成以后的年代，朱元璋也吸引了其他许多人物到他的麾
下，其中有文武两方面的人物。在文人方面，没有人得到像朱元璋给予武人
那样的赏识、身份和俸禄。虽然他致力于建立以传统的礼仪和天命为基础的
可靠的文官政权，但在开国的初年军人还拥有比文人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情
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王朝的建立是以下几方面的结果：它用武力赶走了
蒙古统治者；它要在中国本部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结构；它要统一汉族对由敌
对的非汉族居住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南方广大领土的统治。
1368 年，中国被一群互争雄长的军人们弄得扰攘不宁。元帝妥懽贴睦尔
仍然作为可汗稳坐在大都（今北京）的天子宝座上。占据四川国号夏的小明
王明昇仍未被打败，同时，另外一些次要的割据自雄的人物也准备用武力抗
拒国家的统一。朱元璋不顾这些地方割据政权的继续存在，他在1367 年，即
吴元年，开始为建立大一统的帝国打下基础。他的选择这个新年号清楚地表
明他要摆脱红巾军的叛乱背景，以及使之作为建立全中央王国的统一政权的
准备步骤。在1367 年，主要的学者们也帮他仔细地起草了治国的礼仪活动的
规定。宫殿已有所规划，有些并且已经建立起来；律令已草就并已印行；制
定了文武科取士之法；设立了翰林院和国子监。城外则修建了天坛和地坛—
—这是联系王朝命运的主要宗教中心；在起兵征讨华北平原、山东和湖广的
同时为皇帝以前的四代祖先兴建了太庙。拟订了大统历，颁行了法典的通俗
的解释。
称为吴王的朱元璋这时给江河神灵奉献了祭礼，后来又祭祀了上帝。吴
元年（1367 年）阴历的最后一个月在祭祀上帝时，朱元璋恳求神明昭示祭祀
之日是晴明还是阴霾之天，以便据以看他配不配做全帝国的统治者。他说，
大臣们都竭力劝进，让他即天子位，他只得勉强同意。祀天之日选在新年初
四。
朱元璋——现在称为洪武帝——登极的礼仪预先拟定了细节，并记载于
洪武朝的实录中。它们包含这些活动的几个阶段，意在给统治者树立威严高
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见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 年；修订版，1965 年；1979
年北京重印）；富
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与伦敦，1976 年），第381—92 页。
② 分别见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们各自的传记，第602—08 页；见张廷玉等编：
《明史》[41]（1736
年；1974 年北京重印），125，第3723—732 页；《明人传记辞典》，第115—20 页；《
明史》，125，
第3732—738 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850—54 页和《明史》，127，第3769—773
页。
大的形象。皇帝的态度据说是叫学者们不要泥于古代模式，其措施应该因时
制宜。可是，学者们在拟定登极礼仪时总是走繁文缛礼的路子。
登极大典于1368 年1 月23 日举行。①礼仪的开始是由皇帝在郊区的祭坛
分别向天地献祭。登极的文告上达给神明，然后宣布王朝的国号为大明。皇
帝接着登上宝座。李善长率领着百官和国宾敬献正式的贺辞，接着是皇帝率
亲随前往太庙献上表文和玉玺，追尊他的前四代祖先。②
穿着皇帝长袍和帽子的皇帝现在前往他新的禁城内的奉天殿接受文武百
官的朝贺，经过精心安排，形式非常隆重。
登极典礼把皇帝的两种身份在一次正式仪式中结合了起来。皇帝是皇族
的头目，他凭着这一出生的权利要统治皇族到亿万世。因此，他要去为此目
的而特别建造的太庙给祖先们上祭和表示孝道。他同时又是官僚政制的头目
和对天地而言的帝国的代表。这个典礼可以让官员和皇帝象征性地体现出他
们各自的关系。象征帝权合法性的这些方面在登极文告中自始至终均细心地
记录在卷，登极以后又往东亚诸邻邦发送这道文告；这份皇帝的诏书说：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

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即安徽〕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
乘逐
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
西南
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
勉循众请，于吴二年正月四日[1368 年1 月23 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
。
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
师。
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①
在这篇文告中，皇帝首先被刻画为全体人民的最高祭司，由他祭告万物
创造者的天和地。第二，他被加冕为地上的世俗君王。第三，他是按照最高
尚的人的方式来崇祀他的祖先的孝子。第四，最后一点，即他是人民生计来
源的护卫者，因为他祭告了农业之神。
在这篇文告及其相伴随的礼仪中我们可看到这样的证据，即是自觉地利
用合法化的象征以提高新统治者的地位。礼仪必须搞得这么隆重，部分原因
是要抵销那些尚忠于大都的元蒙政权的人们的疑虑。这样做的效果远远不是
立竿见影的。比如，朝鲜人就有10 多年之久继续认为元朝是中央王国的合法
统治者。
皇帝登上宝座以后，他封他的妻子为皇后，封他的长子朱标（1355—1392
年）为皇太子。②朱标还很年轻，所以已经给他选派了几个最好的儒家学者做
他的老师和顾问。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金华的饱学的儒家学者宋濂（l310—
① 关于登极仪式的详细情况，见《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 年；1961 年台北重
印），28 上，第433—38
页；29，第477—82 页。
② 他们的真实名字他是并不知道的，因为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和无文化的家庭他往后就前往
社稷坛献祭。
①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 年；摹印本，香港，1967 年），第107—
08 页。这一篇更
早的文告应该与《明实录》[380]上的文字作一参校，见《太祖实录》，29，第482—83 页
。
② 关于皇后和太子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3—026 页，以及《明史
》[41]，113，第
3505—508 页；另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46—48 页。
1381 年），他是在1360 年参加朱元璋的队伍的。③皇帝不惜用很高代价来使
太子受教育和培养他为人之君，因此他即位不久就派了他最重要的伙伴们来
监管太子的称之为东宫的王府的家务。徐达、李善长和常遇春被任命为教师。
这只是名义上的任命，因为徐达和常遇春那时正在北方搞军事活动，即准备
对大都的蒙古人发动进攻。但是，这表明皇帝很重视让太子能得到诱导，至
少在象征性的意义上是这样的。
1368 年初春，常遇春和徐达率军进入山东以巩固北方的领土。皇帝的幼
年朋友汤和（1326—1395 年）①和另一个安徽老乡廖永忠（1323—1375 年）②，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已经率水军从宁波开往福建，此时奉命折回宁波，以监
督这次北伐战争中的海上供应线。1368 年3 月1 日，常遇春拿下了山东西北
运河岸上的东昌（今聊城），两个星期以后徐达又拿下了山东中部的乐安（今
广饶）。在往后的两个月中，整个山东都归明军所掌握，5 月10 日在山东建
立了行中书省。江苏北部的学者汪广洋（1380 年死）曾举元朝进士，他于1355
年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这时他从江西调来，短暂地受理山东行省方面的职
务。③在此期间，常遇春和徐达又进军河南，在4 月16 日攻下了汴梁（今开
封）。到了5 月8 日，河南已告平定，因此皇帝准备视察开封，以便制定最
后制服北方的计划。
4 月11 日，皇帝从应天（南京）出发，留李善长和学者刘基（1311—1375
年）看守京师。刘基是皇帝第一批学者-顾问中的一个，他在1360 年和宋濂
及其他重要文人一起投奔了朱元璋的营垒。④他在这个时候官任儒学提举，同
时兼任东宫顾问。他是浙江人，在元代任过职，直到他认为蒙古人在中国的
统治注定要垮台时为止。从他1360 年进入朱元璋幕府时起，他作为学者-顾
问、预言者和谋略家，是成绩卓著的。从刘基那个时代直到本世纪，他的业
迹在民间著作中被夸张地神化了。
经过了26 天的旅程，皇帝于6 月6 日到达汴梁。他把汴梁改名为开封，
又召集他的将领徐达、常遇春和冯宗异（约1300—1395 年）开会商讨战略。
冯宗异后名冯胜（人们常用这后来的名字），本籍安徽定远，在1355 年参加
了朱元璋部队。①他在平定河南和于5 月13 日拿下潼关的战斗中是徐达和常
遇春的助手。6 月9 日，皇帝宣布设行中书省于开封，并以山西太原人杨宪
主管其事（杨宪后来在1370 年被处死）。徐达和皇帝一起花了三天时间来检
查北伐计划。作战方案完全是皇帝制定的；他在开封一直逗留到8 月11 日。
与此同时，他命令浙江、江西和江南诸城市备粮300 万担来支持这次讨伐蒙
古人的战争。8 月6 日当皇帝准备返回南京时，徐达在开封最后见了他一面。
皇帝对于大都城破之日如何对待大都人民的问题作了指示。徐达于8 月15
日离开开封，率军北上。
8 月18 日，彰德（今河南北部的安阳）向徐达的军队投降了；这是向北
③ 他们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231 页；《明史》[41]，128，第378
4—788 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1248—251 页；《明史》[41]，126，第3751—
756 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909—10 页；《明史》[41]，129，第3804—8
08 页。
③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89—392 页；《明史》[41]，127，3773—774 页。

④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32—38 页；《明史》[41]，128，3777—783 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3—55 页；《明史》[41]，129，第3795—799 页。

进军大都的第一个大胜利。徐达沿着这条路线稳步前进：8 月21 日他攻占了
河北南部的邯郸，三天以后又在山东西北运河岸上的临清与其他部队会师。
常遇春已先期抵达更往北的运河线上的德州，并于8 月27 日占领了它。徐达
已经开始沿运河运送给养和士卒，并在第二天到达德州。抵达大都前的主要
中间目标是通州城，它位于大都的正东，在通向元朝京师的运河线上。徐达
随身带了数百条给养船于9 月7 日来到通州，使元大都的守将不得不应战守
城。守军被击败，元朝统治者妥懽贴睦尔即日逃离大都，希望在上都（开平，
或多伦，在蒙古自治区境内）的离宫避难。9 月10 日通州失守，徐达的军队
直逼元朝的京城。他们在9 月14 日开抵大都，开始堵塞齐化门外的护城河，
并攀登城墙而上。大都迅速陷落，并易名为北平（即北方已经平定之意）；
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永乐帝在50 年后把它正式定为帝国的首都时为止。
当北伐正在进行时，在南方进行的军事活动使明朝的力量扩大到了广
西。福建也在这时被李文忠（1339—1384 年）——朱元璋的外甥和养子①—
—所平定；汤和先前的战斗为李文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应天（皇帝已给它更名为南京）和开封（现时被称为北京），皇帝着
手整顿道教和佛教组织。在他登极的第一个月内，他就建立了两个宗教管理
机构。这就是善世院和玄教院，每院由一名有学问的僧人或道士掌管。9 月
18 日，他新封原来的天师张正常（1335—1378 年）为大真人。②皇帝显然不
喜欢一个宗教的领袖拥有超过天子的名号，现在这个封号实际上是把他贬损
了。他坚持认为，“天师”的名字意指“上天的师傅”，所以这个称号被认
为是目无君长的。
据认为，实际上有一个时期有人曾经想把开封当做北方的京都，所以关
于明代的建都于何处的问题一直争论了20 年。③1368 年他第二次出巡到此
地，于9 月26 日离开南京，10 月7 日到达开封。他在此地一直呆到11 月11
日，然后南返。他往后的北方之行没有越过开封，因此他生平也从未涉足于
中国北方。这次开封之行是他要协调他的主要将领们征讨山西、陕西和蒙古
的军事行动。他们的直接军事目标是山西的太原和大同：这个地区主要尚在
忠于元室的扩廓帖木儿的统治之下。①扩廓帖木儿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名王保
保（1375 年死），他由显赫的乃蛮家族当作蒙古人扶养长大，这时统带着大
兵，足以威胁北京的安全。②由于他是元朝勤王军中最有威势的军人，他必须
尽早被明军消灭。这是1368 年皇帝开封之行的主要目的。
在皇帝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人在南京城外钟山上的大禅宗佛寺举行了法
事活动。高僧梵琦（1296—1370 年）参加了这项法事活动，其目的主要是超
度在历次征战中归天的亡灵。这时也向活着的人们散发钱财。对于忠贞不屈
的军人和一般平民因战祸之苦所受的冲击，皇帝是感同身受的。这是在洪武
之年由皇帝倡导的几次大规模佛教法事活动的第一次；须知，皇帝本人原来
就当过小行童。 ③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1—87 页；《明史》[41]，126，第3741—746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5 页；《明史》[41]，299，第7654—656 页。
③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 年），第40—2 页
以下。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4—28 页。
② 又见本书第1 章有关段落。
③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23—25 页。
徐达和常遇春在1368 年末积极投入战斗。常遇春在11 月攻下了保定（今
河北中部的新镇）和真定（今河北西部的正定）。同时，另一员安徽骁将傅
友德（1394 年死）于12 月在徐达和常遇春的指挥之下也率军攻占了平定，
它恰恰位于山西境内通往太原的干线上。虽然傅友德也是安徽人，但他从来
不是圈子里面的人物，因为他从前为朱元璋的对手明玉珍和陈友谅出过力。④
但是，他确实给皇帝立过很宝贵的军功。这一次的战斗就是为了征服扩廓帖
木儿尚在盘据中的太原创造条件。徐达本人于12 月13 日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以监督入侵山西的军事活动。到了12 月26 日，他已通过真定并拿下了赵州
（今石家庄东南之赵县）。两天以后，他派傅友德带兵前往平定。太原在1369
年1 月9 日陷落，扩廓帖木儿逃往甘肃。山西被认为不久即可被平定，因为
傅友德已派一支军队前往石州（今山西西部之离石），同时冯胜也向南开进
了平阳。可是，山西北部的重镇大同直到1369 年3 月3 日才被常遇春所攻占。
1369 年初，皇帝采取步骤把皇帝的权力扩展到精神领域内。2 月7 日，
他封赠了全帝国境内的所有城隍神灵。①这些被称为“城市之神”的神灵们都
由皇帝授予封号，也有正式的朝廷品级。各地县令们都应该向这些神灵定期
上供，以期能得到神明佑护，趋于繁荣昌盛。
在蒙古人的大都陷落时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都被带到南京来朝见新主
人，皇帝亲自接见了他们。这些官员中有在1364 做过元朝翰林学士的江西人
危素（1303—1372 年），②和也是翰林学士的福建人张以宁（1301—1370 年）。
③这两个人都被安置在南京的翰林院内。危素在抢救濒于湮没的元朝实录和把
它们保存下来用于将来编修元史方面发挥了作用。作为一个文人，他很被洪
武帝看重，所以皇帝要他给凤阳的皇陵撰写碑文。④与此同时，他又被轻蔑地
看做是元朝的变节者，所以在1370 年屈辱地被罢了官。他的情况表明，明朝
的开国之君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时是困难的。
1368 年末，皇帝命令宋濂和金华的另一名文人王祎（1323—1374 年）带
领一些官员纂修元史；他们在1369 年3 月开始工作。⑤ 危素也参加了这个班
子。这项工作匆忙地于1370 年完成，其间有过短暂的停顿，因为编修者要等
待把蒙古最后的统治者妥懽贴睦尔的完整的实录送来。
为了表示他的真诚，皇帝在1369 年3 月25 日亲自去先农坛行籍田的祭
典；先农是一位传说中的古代皇帝，被认为是农神。这个礼仪的程序和内容
都是经过官员们详细讨论后制定的。犁地时用两把包裹着天青色粗丝织品的
犁和四头披天青色布的牛。此后在他再度举行籍田礼时，他已经登上宝座20
年了。这个礼仪在1369 年举行时之所以这样受重视，部分原因是它曾在蒙古
人统治时期被废弃过。①
④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66—71 页；《明史》[41]，129，第3799—803 页。

① 泰勒：《明太祖和城隍神》[504]，载《明代研究》，4（1977 年），第31—9 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64—467 页，《明史》[41]，第7314—315 页。
③ 见《明史》[41]本传，285，第7315—316 页。
④ 危素的《皇陵碑》，见郎瑛（1487 年生）的《七修类稿》[304]（1566 年以后撰，重
印本，北京，1961
年），第114—16 页。皇帝后来不喜欢这篇碑文，把它重新改写了一遍。后一种碑文见《
七修类稿》，第
117—19 页。
⑤ 关于王祎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44—447 页；《明史》[41]，129，
第7414—415 页。
① 龙文彬：《明会要》[364]（1887 年；重印本，北京，1956 年），1，第122—23 页。

1369 年春，徐达仍留在北方统带准备进入陕西的部队；这个省在明代包
括今天的甘肃在内。平凉、庆阳和宁州周围的地区位于今甘肃东部，在它和
今西安以北的陕西地区的战事都打得很激烈，终洪武之世迄未完全平息。为
了到达这两个地区，徐达在4 月初统兵越黄河在蒲州（在今永济附近）进入
陕西。他派常遇春和冯胜先进入西安，他本人则于4 月12 日抵达。尽管元朝
勤王军在城破之时还进行着顽强的抵抗，但陕西从技术意义上说被认为已经
平定。元朝在陕西的主要军事领袖是河南人李思齐（1323—1374 年），他最
后也归顺了明朝。皇帝写了一封信劝李思齐不要保卫蒙古异族；但是，李思
齐最初对此置之不理，仍然效忠于元朝。他从西安逃到了陕西首府正西面的
凤翔，但在这里被常遇春和冯胜所追击。4 月18 日他被赶出凤翔，把他的军
队撤往临洮（在今甘肃甘州之南）。
徐达此时离开西安前往凤翔，把指挥权交给了耿炳文（约1335—1404
年）；耿也是一个濠州老乡，很久以来就一直是朱元璋安徽帮中的一员。①
耿炳文在1390 年以前一直做陕西的秦王左相都督佥事，徐达沿渭水移师到巩
昌（今陇西），所需粮秣由耿炳文从西安发送。巩昌正在临洮的东南，李思
齐已在这里集中了他的军队。同时，冯胜军围临洮，在5 月21 日终于使李思
齐投降。5 月23 日兰州也被徐达的一名部将所攻破，使徐达能放手改攻靖宁
州（今平凉）。靖宁于6 月8 日失陷。在此后三个月时间中，徐达在今平凉
附近的许多重要城市转战不休，其中包括北面环河河畔的庆阳。几座城市已
被攻下，但它们后来都变成了已“投降”明朝的原来元朝官员的叛乱策源地。
因此，它们又必须重新被攻取。但是到了9 月22 日，当徐达降伏了庆阳的时
候，陕西大部分（包括今甘肃在内）已在某种形式下全归明朝所统治。
在徐达在陕西取得上述胜利之前，常遇春将军已经奉旨北进，参加攻打
开平之役；此地是元朝夏宫上都的所在地，位于蒙古。1369 年7 月20 日常
遇春攻克上都，但他不久在8 月9 日去世，这使皇帝极感伤痛。常遇春没有
捉住元朝统治者，后者逃往更远的北方，即蒙古旧都哈尔和林。但是，常遇
春一直深入蒙古内地，后来率军往东追到日后被称为满洲的地方。他的死使
皇帝很伤心，以致他在8 月25 日闻讯后为之辍朝。当常遇春的遗体运往南京
实行国葬时，皇帝出城去龙江——长江上的船坞和京师的军港——以会合送
葬的行列。10 月10 日，皇帝召唤徐达和汤和两位将军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
备极哀荣的丧礼。
扩廓帖木儿仍然是使朝廷严重关切陕西和山西的原因，因此当徐达和其
他主要将领奉召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葬礼时，扩廓帖木儿乘机骚扰平凉和兰
州。兰州顶住了1370 年1 月末对它的围攻，因此扩廓帖木儿未收复尺寸之地。
但是，这个地区还是极其不稳定。其结果是，皇帝在1370 年不惜花费大量资
财去摧毁扩廓帖木儿和元朝在西北的其他捍卫者。
在皇帝关于皇权的观念中，血缘亲王可以起关键性的作用。早在1369
年他就命令编订一套节制诸亲王权力的条令，并指派他们在帝国的周边担任
军事要职。这些条令称为《祖训录》①，是按照1369 年5 月皇帝的训谕制定
出来的。这样做是为了为1370 年册封诸王子做准备，虽然《祖训录》本文要
到1373 年才予以颁行。
①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3—18 页；《明史》[41]，130，第3818——820
页。
① 依字面上说，这就是开国皇帝的训示的记录。
1369 年对明王朝建都于何地的问题进行了大辩论。10 月中旬，决定应以
皇帝的故乡临濠县（今安徽北部的凤阳）为帝国的中都。它位于淮河南侧，
据信它可以成为主要能从长江下游吸取财富的帝国的要地。南京位于它南面
约100 英里。大规模的建设施工在临濠进行，以使这个城市能够成为一个合
格的都城，但在1375 年把它定为中都的计划被放弃了，建筑工程也因而停
止。从此以后直到永乐皇帝迁都北方为止，南京是明代中国唯一的真正首都。
1369 年秋，皇帝想劝说云南的元朝统治者和四川夏国国君投降于他。他
发出劝谕公文，特选的使节分送各该领袖。②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未取得成效，
对这两个政权的征讨势在必行。
1369 年12 月皇帝叫他的学者-专家们修订皇帝祭告天地的礼仪，从而表
现了他对礼仪加以革新和交通的态度。他定在那一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行祭
天之礼，这一天是月圆的前夕，即阳历12 月13 日。在这个仪式上，皇帝的
父亲——庙号仁祖——被尊为配享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尊崇皇帝
的父亲，因此这个礼仪实际上把皇帝的家族抬高到了空前的地位。在这些传
统的重要仪式之外，另给皇帝在坛的正南方建了一座特殊殿堂，使他在恶劣
天气下能躲避风雨。礼部尚书崔亮是湖北中部的人，从前是元朝官吏，约在
1360 年时投降了明朝；是他援引了宋元时代的前例为证，虽然似有出典，但
未必令人信服。①
1370 年初，皇帝草拟了最后北伐的计划，目的在清除蒙古政权。1370
年1 月30 日，他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即讨伐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汤和、
李文忠、冯胜和邓俞（1337—1377 年）——邓俞也是安徽帮的军事领袖之一
②——等将领均是徐达的部将。北伐的主要目的是要清除扩廓帖木儿在陕西的
军事威胁，并歼灭草原上的元朝皇帝。
皇帝的策略是兵分两路。一路大军由徐达和邓俞率领，从西安出发，经
过今甘肃巩昌之北的定西，直趋扩廓帖木儿在陕西的部队。另一路大军由李
文忠率领北上，通过北京附近长城上的居庸关，准备横跨戈壁沙漠，追击元
朝统治者。用这种办法，很可能使元朝君主与扩廓帖木儿彼此不能相救。邓
俞因此直接开向在巩昌附近扎营的扩廓帖木儿的部队，并一举击溃了他们。
扩廓帖木儿未被抓获，他逃到了沙漠以北之地，但是据说邓俞军队俘获了约
84000 人；这次胜利大大减少了西北地区亲元部队的潜在威胁。邓俞于是更
向西进，沿黄河上游地区显示明军的威力。
在这同时，李文忠也北上，直趋山西之北的蒙古境内的兴和。他然后进
兵远至开平，即从前的元朝北都——元上都——的旧址；但是，元朝统治者
已北遁至应昌。他于1370 年5 月23 日就在应昌死去，马上由他的32 岁的儿
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③李文忠终于追上了元朝朝廷，并在6 月10 日拿下了
应昌城。爱猷识里达腊已设法逃走，但是李文忠捕获了他的皇后、他的儿子
买的里八刺、许多蒙古贵族以及元帝的玉玺。爱猷识里达腊逃往漠北，仍被
李文忠的部队紧追不舍。他设法摆脱追兵，到了哈尔和林才感到比较安全，
② 谈迁编：《国榷》[498]（约在1653 年；重印本，北京，1958 年），1、3，第39—0、
401 页。
① 龙文彬：《明会要》[364]，1，第90—1 页。
② 关于邓俞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77—280 页；《明史》[41]，126，
第3748—751 页。
③ 关于妥懽贴睦尔和爱猷识里达腊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90—293
页，以及《明人传
记辞典》，第15—7 页。
他在这里跟扩廓帖木儿的军队会合了。
皇帝是笃信道教的。1370 年，他征召江西龙虎山的道教祖师张正常和道
教法师周元真到南京，向他们询问鬼神之理。张正常和周元真在光禄寺受到
隆重的接待。对皇帝来说，另一个重要的道教法师和占卜者为张中，此人在
1363 年反对陈友谅的大战中的关键时刻曾经帮助过朱元璋。皇帝的学者顾问
宋濂此时在翰林院供职，1370 年应皇帝之请写了一篇张中的传记，他利用了
1364 年以来被皇帝保存的札记。①皇帝很重视周元真的情况，我们也是从宋
濂给这个道士写的传记中了解到的。②
1370 年5 月，皇帝授予他的10 个儿子中的9 个儿子——太子除外——
以亲王的头衔和藩国。虽然诸王子有几年没有就国，但朱元璋要使他们担负
重大的国防责任的计划已是日益清楚的了。他的诸子中主要的是次子、三子
和四子：即秦王朱樉（1356—1395 年）、晋王朱㭎（1358—1398 年）和燕王
朱樉（1360—1424 年）；他们的首府分别在西安、太原和北京。③当这些王
子10 年以后成年之后，他们奉父皇之命镇守边疆，与蒙古人相持以兵。他们
都是很有能耐的人。
1370 年6 月，皇帝命令重开文官的科举考试。在这一年以前，主要吸收
文官的途径是由政府中的个别官员加以荐举。但是，这个制度为政府举用合
格人才的人数显然是太少了，因此皇帝要恢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便为公职
提供有才之士。1370 年6 月5 日的一道诏旨宣布，是年阴历8 月将开征科考。
①皇帝指示，考试应该包括开始的三场：（1）经义和《四书》一道；（2）论
一道；（3）策一道。考试后之第五天，中式者还要经过箭术、马术、书法、
算术以及律的知识的测试。皇帝显然强烈地坚持箭术的重要性，因为他在发
布诏旨的几天以后又命令国子学生和州县学生都应该对它勤加练习。②
皇帝把他作为天子这一角色的精神义务看得非常严肃认真。1370 年的大
早使他采取了斋戒沐浴三天的非常措施求神灵降雨。1370 年6 月24 日，他
命令太子朱标及其他王子也斋戒尽礼。正好在黎明前之第四更时候，皇帝穿
着素色长袍和草鞋步行去宫外的岳渎坛。他铺上一张席子坐下，然后在烈日
中曝晒一整天。皇后和妃子在这一活动中准备了农民的粗粝之食，她们还亲
自为此目的下厨。皇帝搞了三天的曝晒仪式，后来又回宫继续斋戒。据记载，
五天以后，即6 月29 日，阴云密布，次日便沛然降雨了。③
皇帝虽然自己表演了祈雨师的角色，但他又采取步骤限制人民的宗教活
动。1370 年末，他下令禁止一切非正统的宗教教门，尤其严禁白莲教和明教
（摩尼教）。他甚至禁止帝国境内所有人民祭告天地，宣布人民的这种活动
①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明初版；重印本载《四部备要》，台北，1970 年），
3，第16—7 页。
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1
973 年7 月），第
65—02 页。
②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9，第14—5 页。
③ 《明史》[41]，116，第3560—565 页有关于朱樉和朱㭎的记述。关于朱棣，见《明人
传记辞典》[191]，
第355—65 页。关于诸王在洪武受封的情况，见后文第一表（《蓝玉案件》节内）。
① 《国榷》，[498]，4，第415—16 页。
② 复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 年；重印本，北京，1959 年），1，第247 页。

③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3 页。
为“非法”；他说，只有天子本人才能奉祀天地。平民百姓只准在年终祭拜
祖先和灶神；农村中的农民则只准在春秋两季拜土地神。④
当前元朝统治者的孙子买的里八刺于1370 年7 月到达南京时，明太祖给
了他祖父一个庙号，称为顺帝，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已故中国的元朝君主
已顺从天命离开了中国。在正式入宫朝见皇帝时，买的里八刺也被授予封号，
并赐第于南京。1370 年7 月12 日，皇帝在南郊郊坛把他战胜元朝之事祭告
于天；次日，他又在太庙祭告此事。
1370 年夏，旨在恢复受严重战祸之害的地区的经济政策正在贯彻之中。
这时推行了开中法，把粮食分配到山西这个萧条和贫困的地区。这是一种颁
发凭证的制度，给商人提供了利润的刺激；它诱使商人用自己的资财运粮食
到西北去。为了酬报商人水运的粮食，商人们被授以盐引，从而能从政府处
买回食盐，然后又在零售市场销售获利。经营积极性很高的商人们发现，他
们可以雇佣农民在边境地区种植粮食，因此节省了从内地运输粮食的费用。
他们照旧收取盐引：盐引是按照距离边境的远近和交纳谷物的质量来计算
的。这个制度刺激了边境的农业生产，也为洪武时期提供了平稳的粮价。①
1370 年政府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来整顿帝国的资源。皇帝命令户部要求
全国所有户口在当地政府注籍并领取官方的户帖，户帖上面开列成年男子的
名字、年龄以及财产。安徽徽州祁门县在1371 年的一份现存户帖就载明，该
户主有耕地0.854 亩，一间草屋和一头黄牛。因此，户帖制度要求提供和记
录国家为制订财政计划而感兴趣的详细的资料。②
为了重新搞活他的家乡——安徽凤阳——的经济，1370 年7 月皇帝命令
长江下游地区的苏州、松江、杭州、湖州和嘉兴等县的约4000 户迁移到那里
去。这些户在本籍都无田地，他们在凤阳分配到了田地。凤阳在14 世纪40
年代曾遭受一系列时疫的打击，本已人口凋零，在其后的20 年中又因红巾军
的战争而使人口继续下降。
1370 年秋，北伐胜利军的将领们班师回南京受封。徐达和李文忠于11
月25 日抵达南京，皇帝亲迎于城外的龙江地方，以示极大的尊宠。皇帝在南
郊按惯例把凯旋之事告天之后，他要宋濂等文人学士详细讨论以一种新贵族
制度来酬庸报功；这是皇帝所希望建立的制度。宋濂和皇帝在大本堂——这
是举行礼仪和教导太子的殿堂——对这个新制度商讨了一整个夜晚。①11 月
29 日，皇帝细心地给徐达、李善长、李文忠、冯胜、邓俞和其他许多领袖们
颁授了贵族爵衔。②位列第三的李文忠负责大都督府，这个职位在南京拥有很
大的权势。
或许，皇帝在1370 年最重要的创举是在皇城东边的宫门内建造了奉先
殿。皇帝曾经询问他的学者-顾问们关于皇族奉祀的问题，同时指明已为此目
的建立了太庙。但是他认为，在太庙献祭得严格遵守前人的先例，这就不可
④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7 页；塚本俊孝：《洪武帝与佛道二教》[51
5]，载《岐阜大学
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4（1966 年3 月），第36 页。
① 见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543]，载《禹贡》，5，12（1936 年8 月），第1—5
页。
②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560]（北京，1961 年），第19 页。
① 陈鹤：《明纪》[53]（1871 年；重印本见《四部备要》，台北，1965 年），3，第13
4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5 页；《国榷》[498]，4，第428—31 页；泰勒：《明
太祖与勋贵》[505]，
载《明代研究》，2（1976 年），第57—9 页。
能每天作家祭活动。他询问，怎样能在阴历每月朔望之际的晨昏行祭拜之礼。
他要当时在礼部供职的临海（浙江）学者陶凯找出能做这种祭祀活动的古代
先例。陶凯只能找到宋代有此先例，那时曾经修建了一个钦先孝思殿。根据
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出处，皇帝就命令兴建了这个奉先殿。这个新殿里供奉
着明太祖的四世祖考。除每天烧香之外，每月朔望还要给祖先的神灵换上新
祭品。在祖先们的生日和忌日都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礼”地办理。有些礼
仪从太庙移到了奉先殿履行。①
皇帝很有决心在祭祀之日实行斋戒，作为表率。为了推动这种努力，他
命令陶凯铸造一个铜人，手执竹笏，上面刻有“斋戒”二字。他告诉臣下，
这个铜像要在他斋戒之日展示在他面前，使之起到提示者的作用。②
① 《明会要》[364]，1，第152—53 页。关于陶凯的传记，见《明史》[41]，136，第39
54—955 页。
② 《国榷》[498]，4，第436 页。
从1371 年到1380 年：帝国的巩固和稳定
四川在1371 年并入了明帝国。1 月19 日，皇帝任命汤和率军讨伐夏国；
这个夏国在1366 年以前一直为明教领袖明玉珍所统治，现在是在一批控制他
儿子朝廷的政治阴谋家手中。③四川忽然间提到明军议事日程的最前面，因为
夏国拒绝皇帝假道伐滇的要求。云南这时仍在蒙古统治之下，夏国也有它自
己吞并云南的计划。邓俞因此在1371 年1 月20 日奉派领兵前往今湖北汉水
上游的襄阳地区，准备在那里为进兵四川之役屯聚粮草。
准备工作在5 月完成，傅友德从北面的陕西进攻夏国的防军。傅友德在
5 月18 日拿下文州（今甘肃南部的文县，靠近四川边境），并续继南下又拿
下龙州（今四川涪江上的龙安）。傅友德从这里再挥兵南向进入四川，最后
抵达成都东北80 英里处的绵州。他的部将蓝玉（1393 年死）与守军进行夜
战，迫使他们逃过雒水。④雒水被认为是夏国的主要屏障，所以傅友德带来的
威胁引起位于成都的夏国首都极大的关注。傅友德命编造数以百计的木排，
准备用它们渡过涨水的河道。这些木排在几个星期内造成，同时军队还建成
了一个安全的渡口。与此同时，夏国也从瞿塘调兵来增加防守力量；此瞿塘
位于东南200 英里之处，在今长江上的奉节附近的峡口那里。此举是为了防
御傅友德对成都的意料中的进攻，因为傅友德军现在正在汉州（今光汉县）
集结，这是位于成都东北30 英里的主要防御阵地。1371 年7 月，傅友德军
在与瞿塘调来的水军激战之后攻占了汉州。甚至在这些部队从瞿塘撤退以
后，汤和的部队也不能跨越三峡以东长江江边的大溪口前进。只有当廖永忠
的水军到达以后，明军才能经由此路线突入四川。完成了这样的军事态势以
后，两位指挥官分途急趋重庆，廖永忠走水路，汤和走陆路。
1371 年8 月3 日，廖永忠和汤和到达夏都重庆。15 岁的夏君明异及其母
彭氏投降了。廖永忠于是命令几个战败将领的儿子们送信前往夏政府的某些
领袖仍在坚守之中的成都。傅友德要他们献城投降。在信被送到以前，成都
的防卫者希望击败明军，便决定放出他们的受过训练的战象。不料这些动物
受惊，践踏了许多夏军士卒。成都守军一旦听到明昇已在重庆投降，便大开
城门也向明军投降了。与此同时，明昇被押送至南京，于8 月25 日抵达。
那年秋天，在成都设立了四川行中书省。明太祖在南京公开处决了夏国
的吴友仁将军；在此之前，其余夏军将领则宁愿投水自尽，也不愿被活捉。
皇帝的外甥李文忠受命在成都周围监造新城墙。修完了城墙，李文忠返回南
京，把戍守的任务留给了皇帝的一个养子何文辉。①
1371 年在制订政治制度的工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2 月份，皇帝命令
每三年举行一次县考和乡试。乡试在3 月举行，此前不久，皇帝曾去中都凤
阳——在淮水流域他出生地的附近——旅行。他只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几乎
立即折回了南京。凤阳显然无资格做一个令人满意的行政中心。
在这一年的后来日子里，皇帝召道教法师周元真入宫询问雷电的意义。
③ 见第1、2 章各有关段落。
④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88—91 页；《明史》[41]，132，第3863—8
66 页。
① 《明史》[41]，134，第3897—898 页。
和蒙古人一样，皇帝很怕打雷，这位法师能够解释打雷的本质，认为它是上
天和人类之间普遍存在的关系的表现。宋濂记录了他们讨论的某些细节，因
为他本人也对道家的思想和道教的传说深感兴趣。①
和日本人的关系在1371 年也有了可喜的转变。皇帝在1370 年已派遣赵
秩为使去访问日本人；日本人在当时的中国文书中称为“倭”。北九州的日
本南朝朝廷的主子怀良亲王几乎把他杀了。但是，怀良终于同意向明君称臣，
并且派了祖来和尚为报聘使，跟赵秩和其他中国被囚者同返南京。为了酬答
祖来的聘问，皇帝特派佛僧祖阐（盛年期1360—1373 年）于1372 年率使团
到日本。②1371 年为此做了准备工作，1372 年春在南京天界寺举行了盛大的
佛教法事普渡会。此会延续了三天，参加的僧众千人，皇帝也亲临参与盛会。
③
这年3 月举行的法事并不是洪武帝在1372 年举行的唯一佛教礼仪活动。
从阴历新年正月的十三到十五日（1372 年2 月17—19 日）皇帝驾临南京城
外蒋山的太平兴国寺参加了一个大规模法会，他本人在佛像前礼佛如仪，听
和尚宗泐（1318—1391 年）的说法，并接受天台宗和尚慧日的戒律。①
专门对付蒙古人的军事行动在14 世纪70 年代一直在继续进行。一个领
袖被制服了，另一个人又顶了上来，所以在北京和山西的明军始终在移动之
中。1372 年3 月，徐达被任命为征虏大将军以征讨扩廓帖木儿（王保保），
意在深入蒙古，攻击蒙古首都哈尔和林。虽然扩廓帖木儿的妹妹已在1371
年10 月嫁给了皇帝的次子朱樉，但他在1375 年死去以前迄为明朝的边患。
1372 年4 月，蓝玉将军作为徐达40 万征讨大军的前锋，败扩廓帖木儿于蒙
古土剌河的附近。但是，徐达和李文忠后来进攻哈尔和林时却被蒙古人彻底
打败；这时蒙古人已在他们的旧都重整了部队。李文忠这一支人马因蒙古骑
兵的攻击和戈壁沙漠的艰苦地形而受创极重。明朝廷就再也没有派军深入草
原了。
但在这同时，在甘肃的傅友德和冯胜却战胜了蒙古人。兰州和西凉（今
甘肃武威附近）都被傅友德和冯胜清除了亲元的军队，然后他们两人于7 月
进兵甘肃西北的永昌和戈壁边沿上的亦集乃（即居延）。
冯胜的军队是三支主力军中唯一深入蒙古人的老家并在那里取得了军事
胜利的部队。他俘获了10 余名蒙古军官和1 万多头牲口（马匹、驼骆和羊群），
而且他的部队没有严重的伤亡。
冯胜、徐达和李文忠于1372 年末奉召回南京，另外，皇帝在1373 年初
决定把当时在位的元君的儿子买的里八剌送回哈尔和林他父亲处。1373 年1
月23 日发出了有关这一内容的一封信。1373 年春，徐达、李文忠和冯胜再
受命统领北京的卫戍军。可是从此以后，这些卫戍军不再发挥主动进攻的作
用了，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备边，以防止元军重新夺取中国的皇位。徐达在秋
①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9，第15 页。
②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14—318 页。
③ 其中可能有印度僧人班迪达（1381 年死），他率领12 名印度和尚也于1371 年到达了
南京。自1364 年
以来，他们即在中国的蒙古朝廷内。《明实录·太祖实录》[380]，68，第1282 页；陈鹤
：《明纪》[53]，
3，第18—9 页。
① 《国榷》[498]，5，第460 页；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7，第2—页。关于宗
泐的传记，见《明
人传记辞典》[191]，第1319—321 页。
天返回北方，9 月间赴大同，把边塞地区的居民强行安置到北京附近来。11
月，扩廓帖木儿攻大同，徐达这时已经南移到太原。11 月29 日，徐达在怀
柔（北京东北40 英里处）打了一次漂亮的进攻战，他在风雪之中打败了扩廓
帖木儿。
直到1374 年买的里八剌才被送回蒙古。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蓝玉就在
兴和等地和蒙古人打了一系列胜仗，同时，李文忠也在大宁和高州（今承德
地区）取得胜利，俘虏了一些元军军官和妃子以及驼马等等。最后，洪武帝
于10 月20 日遣买的里八剌返回草原，由从前元朝的两名宦者护送。他给他
父亲带回了一封信，皇帝在信中要求他父亲承认明王朝。这封信未被重视，
蒙古的政策迄无改变：明政权在草原继续受到先后继任的蒙古领袖的考验。
当扩廓帖木儿于1375 年9 月死于蒙古的哈尔和林西北的哈剌那海以后，
西部元军的势力削弱了。但是正当西部蒙古人的权力式微之际，前元朝的官
员纳哈出（死于1388 年）领导的东蒙古人在东北继续增加力量。①纳哈出的
根据地在松花江流域：他在14 世纪70 年代向南扩张到辽东，他在那里直到
1387 年前一直是挑起事端的根源。同时，在陕西北部地区另一位西部蒙古新
兴领袖伯颜帖木儿再次形成了蒙古人的威胁；这种威胁自扩廓帖木儿死后本
来已趋于缓和。1376 年2 月，原在延安修建了前哨阵地的汤和奉旨对付伯颜
帖木儿。汤和在3 月份接受了这名蒙古领袖的投降；但是伯颜帖木儿没有就
俘，他在7 月份又再度叛变。留在延安守边的明军将军傅友德设法伏击了伯
颜帖木儿，通过他的两名部下使他并非心甘情愿地投降了。
虽然不再有统一协调的蒙古政权威胁新的明王朝，但蒙古人还能在许多
地方袭扰边境。因此，明军采取了守势；在14 世纪70 年代余下的几年中明
军再也没有发动深入草原的重大军事远征了。相反地，西藏和云南出现的军
事问题吸引了南京政府的注意。
1373 年5 月，邓俞和皇帝一个养子沐英①（1345—1392 年）受命对西藏
进行惩罚性的讨伐，目的在严惩拒不承认明朝统治的一位西藏酋长。讨伐军
深入今青海湖地区，甚至西进远到昆仑山。邓俞舍命地追赶这个酋长和他的
徒众，斩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俘获了十余万头牲口。皇帝然后命邓俞从这个
绝塞地区班师，并召他返回南京。可是，邓俞于12 月在返回的途中死去，死
时年仅40。沐英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色，被封为侯爵，赐禄2500 担。他不
久又将在明朝建立云南的政权中起重要的作用。
在14 世纪70 年代，皇帝每年在不同场合和不同郊坛经常祭告天地。但
是在朝廷，对礼仪的关注就让位于重建文官制度的活动了。这位明朝的开国
皇帝在他整个在位年间大兴制度，也修改制度。他企图规定政府各不同职位
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命令编修条令，使政府官员、皇室宗族
和将军们各知怎样行其所事。他计划使王朝避免因不听话的妇女干政而引起
的国内问题，作为这计划的一部分，他在1372 年7 月设立了一套机构来管理
宫廷的女人。②皇帝定下了许多清规戒律，制订了禁止奢侈浪费方面的法令，
以限制皇后和其他妃嫔所能起的作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他还颁布了《六
部职掌》，后来它并入了《诸司职掌》，从而给官员每年的考绩立下了严格
①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3—085 页。
①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79—083 页；《明史》[41]，126，第3756—
759 页。
② 《明纪》[53]，3，第22 页。
的标准。③
洪武帝认为皇太子必须习知一些实际的政事，所以他在1373 年1 月命令
所有官员在上疏言事时都要把意见送到太子之处。1373 年10 月，皇帝采取
了更进一步的步骤。他要求官员们上奏折给太子，以请示最后的决定。他指
出，太子长于深宫之中，只有这样办，他死后才会善于治理国家。可是，这
个方针为时不长，因为皇帝不久就不喜欢他的太子所作的决定了，因此撤消
了这个办法。①
皇帝一方面抓紧训练太子的问题，一方面他又试图给政府选贤任能。但
是，他对科举考试的结果感到不快。三年一试的科考没有产生足够数量的贤
才；他认为这只能产生一些书呆子，不能从政。因此，他在1373 年3 月废除
了科举制，又下令回头改用荐举制。在往后的10 年没有举行科考了。②但是，
由于国子监在14 世纪70 年代拥有数千学子，人才济济，为许多行政职务提
供了能员。
皇帝也很注意培养诸血族亲王的问题。他设计了这样一种制度：即让诸
藩王统率自己的军事部队的古代模式和汉代以来所用的皇权官僚行政体制结
合在一起。由于诸藩王在新秩序下拥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他不惮其烦地给每
个王子配备儒士作师傅，教授他们以忠诚孝顺之道和屏藩皇室之理。但是他
不久就知道，这些王子都骄狂无礼，不服管束。朱文正——皇帝之侄——之
子朱守谦在1370 年被提升为王。但朱守谦和他的父亲一样傲慢自大和不守法
纪，因此在1373 年被皇帝贬为庶民。虽然他后来恢复了王爵，但日后有两次
被拘禁在家，在押于凤阳。③
鉴于王子们的品行不端已如此显露，皇帝在1373 年命令宋濂和他的礼部
尚节陶凯独立地编纂一部关于从前时代亲王的历史教训的教材。宋濂花了22
天时间搞这本书，并邀集了五、六个王府师傅参与其事。于是，陶凯的文本
和宋濂等人的文本拼合在一起，构成了《宗藩昭鉴录》；这本书被颁发给诸
王子。正像宋濂所解释的那样：“天子如首，诸王如手足，故可称为同气一
体。”①
另一件名为《祖训录》的更重要的文件于1373 年颁发，这是皇帝努力了
六年的成果。②它概括了诸藩主的权力和责任。皇帝不断地修改和润饰《祖训
录》，它的条文因而时时有所更改。它现存的最早文本是一篇手稿，日期显
然是1381 年，因此我们不能肯定1373 年的条款究竟如何。不管怎样，1373
年的条令对诸王府的行政无甚影响；诸王府这时还没有单独设立，王子们尚
未离开京师。可是，从《昭鉴祖训录》1381 年初的文本看，皇子们都被授予
了他们各自封国的实权。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兵权，并且有权审理和判处自己
③ 《明纪》[53]，3，第22 页。《六部职掌》现已不存。关于它的最初文本，见翟善编：
《诸司职掌》[17]
（1380 年；重印本载《玄览堂丛书》，第43—0 卷，1940—941 年；台北重印本，1981
年）；傅吾康：
《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与新加坡，1968 年），第178 页。
① 《明纪》[53]，3，第23 页；《明通鉴》[210]，1，第296 页。
② 《明通鉴》[210]，1，第303 页。
③ 关于他们的传记，见《明史》[41]，118，第3612—613 页。
①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8，第1—页；《明通鉴》[210]，1，第305 页；《国
榷》[498]，5，第
482 页。
② 正如下面所示，现存的最早文本是1381 年颁行的修订本。
封国内居住在市镇和农村中的平民百姓所犯有的普通刑事和大不敬的案件。
可是，像钱财和粮食纠纷这种基本上是民事的案件则由王朝的正式司法机关
审理。
藩王们也有权为自己的司署征聘文、武官员，而且他们对这些下属的行
为也能行使完全的司法权。王子们可以按照训示使用粗暴的刑罚，迫使人民
执行他们的命令。在宫内，王子们在朝见皇上时可以就座；他们还可以参加
宫廷的盛大宴会。他们也获准不时地互相拜会。从传统的皇家制度来看，大
多数这些特权是危险的和过分的。它们当然不能垂法千年或者千年以上。所
以在它们充分实施以前，后来的《祖训录》的文本就砍掉了其中重要的内容。
③
不仅皇子的教育问题是皇帝这时面临的事情，因为那些新的功臣中间也
有不法的和骄慢的人。1373 年，皇帝命令工部起草章程对付这些勋贵的渎职
行为。这些条令是以铁券形式公布的：凡涉及这些功臣、他们的家属以及他
们庄田的管事有危及管辖下人民的生活或损害王朝财政和徭役事项的行为，
有特别惩罚条件来处理。例如，如果这些勋贵的庄园管事仗势欺压当地百姓，
那么，他们就要被刺面，割去鼻子，财产要充公，他们的妻儿则要充军到南
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去受监禁劳役的处分。
按照这些条令，任何勋贵之家凡以不义手法或不履行契约而从平民取得
土地、房产和牲畜，再犯者（无初犯的惩罚）应罚该功臣俸禄之半。若三犯，
应停发其全部俸禄，而在犯第四次时则应将他削爵为民。任何勋贵之家如果
强占山林、池塘、茶园、芦苇沙洲、金、银、铜矿或铁工场，不论它们是属
于皇帝的或私人的，犯案两次的均可宽宥。犯第三次可判死缓。犯第四次的，
那就要真正判死刑了。①
这种法令事实上是准许功臣们可以犯数量有限的凶残罪行而不受任何处
罚。但是，它们也确实限制了“功臣”们的不守法纪的行为。这些功臣们都
为皇帝的建立王朝立过功，但皇帝这时几乎不能承担宽恕他们的责任了。在
洪武之治的末年，许多这样的功臣被粗暴地清除，只是在1373 年这类清洗还
不普遍而已。
洪武帝颁布的第一批官方文告之一是在1368 年发布的《大明律令》。这
部法典包含285 条律和145 条令，按政府的六部予以排列。②但是，皇帝不久
就对律的条文感到不满意，花了几年时间逐条加以修改。①他又命令编纂一部
《律令直解》，于1368 年刊行。②到了1373 年皇帝已经完成了修改此律令的
工作，它的修订版颁布于1374 年。这次的排列法大大不同于第一版，因为它
仿效《唐律疏义》分为12 篇。1374 年的律令包含606 条，其中288 条直接
③ 《明通鉴》[210]，1，第306 页；《国榷》[498]，5，第485 页；黄彰健：《论<皇明
祖训录>颁行年代并
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240]，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 年），
第119—37 页；
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 年），第31—6 页。
① 吴晗：《朱元璋传》[58]，第246—47 页；《明实录·太祖实录》[480]，74，第1379
—380 页；泰勒：
《明太祖与勋贵》[505]，第62—3 页。
②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重印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 年）
，第91 页；《明
史》[41]，93，第2280—281 页。
①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1534—535 页。
②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第98 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431—3
2 页。
移自初版；128 条称为“续款”，可能是对初期条款的补充；36 条称为令，
原先已合并在律中；余31 条是新增加部分。1376 年又做了一次修订，把全
部条文压缩为446 条。1383 年和1389 年又修改两次，最后一版共460 条，
于1397 年颁行。③
洪武帝的文化成就给人印象最深刻之一是他自己注疏了《道德经》，他
花了10 天的功夫写成，其时在1375 年1 月5 日至15 日。④正像他在此书的
序中所说，他曾经在以前读过《道德经》，但他很难掌握它的全部意义。他
竭力搜求注疏和关于此书的专门名家，但这些都未能使他感到满意。最后，
他花了一段时间深入细致地研习了它的文字，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该书意义
的结论。他指出，他很关心重刑的效验。它能不能防止人民犯罪呢？他亲眼
目睹许许多多证据表明，它不能防止人们犯罪，因为严刑重罚没有使他得到
他所希望取得的任何无可置疑的权威。《道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惧之？”①这句话深深打动了皇帝，因为它触及了他的统治方法的根子。在
他统治的开始年代，他处死过许多的人。因此他说道：“当是时，天下初定，
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②
也许皇帝已真正感到胆战心寒，因为大批地处以极刑之举并没有阻止他
所认为的胡作非为。1376 年他处死了数以百计的人，因为这些人为了简化申
报手续而犯下预先在财政文件上盖印的罪行。这个案件被称为“空印案”。
地方官员一直用的是一种方便的老办法，使用盖有钤印的空白的申报表册来
上报运送给南京的岁入；在南京则在扣除了运送途中的折耗之后登录实际总
数。这样就会消除财政申报中不符合实际的差额，因为地方官员不能预先知
道运送的损失究竟会有多大。但是，皇帝对这种办法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
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
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他不仅严厉禁
止使用空印，他甚至把所有在空印表册上有了姓名的官员一律处死。有些材
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③
皇帝本人对于粗暴地对待空印案中的官员一事请求批评。由于日月星辰
发生异样的凶兆，按照传统办法，他在1376 年10 月22 日下诏求官员们直言
③ 1389 年版本据说保存在朝鲜的1395 年版《大明律直解》[286]中，高土褧和金祇编（
1395 年；重印本，
汉城，1936 年和1964 年）。实际上这个文本包含442 条，而1389 年版应为460 条。139
7 年版也与此数相
同。《直解》在朝鲜文本中是用中朝官体书法——吏读——写的。此种文本于1936 年由朝
鲜总督府中枢院
在汉城重印。它的现代版本是1964 年在汉城由法制处出版。在这一版中，吏读字体的《直
解》也被翻译成
了现代朝鲜文。
④ 《国榷》[498]，5，第513 页；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徐九皋编（1535
年；重印本，台北，
1965 年；重印本，京都，1973 年），15，第1—页。关于对皇帝御注的详细研究，见柳存
仁：《道藏本
三圣注道德经会笺》[352]，载《和风堂读书记》（香港，1977 年），1，第59—24 页。
又见小郎洛瓦：
《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307]，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43，1（1983 年6 月）
，第97—39 页。
① 陈荣捷译：《道德经（据说是老子所作），第74 章》，载陈荣捷译编：《中国哲学资
料》（普林斯顿，
1963 年），第173 页。
② 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第1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 页；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
之疑狱事件与京师
问题》[132]，载《东洋史研究》，37，3（1978 年12 月），第12—3 页；《国榷》[498
]，6，第542 页。
吴晗在他的《朱元璋传》[587]中（第256—57 页）把“空印案”的日期错误地定在1332
年。
切谏。叶伯巨的上书是最详细和最具毁灭性的。①叶伯巨当时在山西平遥（太
原西南）供职。当皇帝读了叶伯巨的批评以后，他盛怒之下下令用枷锁把叶
伯区解到南京。叶伯巨不久便饿死在狱中。他的批评讨论了明朝统治的三个
大问题：分封血亲诸王及其掌管兵权的问题；皇帝信赖严刑重罚的问题；以
及皇帝建立统治的制度过于匆忙的问题。
叶伯巨说，过分热心地分封诸王可能为将来某一亲王僭位创造条件。他
剀切地预言燕王终将有争位之举（见第4 章）。关于第二点叶伯巨指出，当
时的文人认为他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没有被召去给皇帝供职。他说，他们之所
以那样想，是因为他们确知他们会因自己的努力而被罚作苦役或受答杖之
苦。叶伯巨含蓄地援引空印案为例，他批评皇帝过分地和不近人情地强调单
纯的官僚集团的诚实而牺牲了效率，同时他责备皇帝没有能够劝说官员们更
加努力地提高公众的道德和风尚。
对空印案展开最详尽批评的是另一位学者郑士利，他也是响应皇帝号召
直言极谏而呈上奏章的。②他也引起了皇帝的勃然大怒，因而被判处苦役。郑
士利争辩说，皇帝对使用空印表册所发的脾气是不讲道理的。这种表册之所
以被使用，是因为不用这个办法，对边远县份来说，要申报准确数字得花上
一年时间。他还指出，原来并没有反对空印办法的法律，所以皇帝利用有追
溯效力的法律来惩办人民是不公正的。但是，他的任何论据都没有受到皇帝
重视——总之，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1376—1377 年，在行政和礼仪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
改变是建立了12 个省一级政府，用它们取代了元代的行中书省。这种新的省
一级行政被称为承宣布政司；它与1357 年创立的都指挥使司相平行。①
1376 年，两年一度分别举行的郊祀天、地之礼在施行了九年之后，皇帝
感到需要加以简化。他坚持说，分别祭祀天和地是不合乎自然的，正如把祖
母和祖父分开祭祀一样的不合人情。所以他命令官员们给他找出合祀的历史
根据，他同时又要求另造一特殊享殿用于新的“大祀”。第一次这样的祭祀
举行于1377 年阴历十一月，后来它每年在阴历正月举行。1377 年和1378 年
这种祭祀必须行之于奉天殿，因为新起的大祀殿尚未完工。②
皇帝也改了祭祀社稷神灵的许多细节。他有一般常人的想法，不愿淋雨；
1368 年他询问官员，如果天气恶劣时在户外进行祭祀，造一个建筑物来保护
他是否可行和正确。1369 年他建起了望祭殿，当他主持社稷坛的祭祀时他就
可以在这里暂避了。但是，他在1377 年又再作了改动：他得出结论认为，像
分开祭祀天和地那样，分开祭祀社和稷也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有一名学者马
上建议在皇城的午门外建一个合祀之坛。这位学者还建议，社稷坛的祭祀本
来属于第二等祭祀，可以提高它的等级为大祀。他进一步提出，合祀的神灵
（这里指勾龙和周弃）的位置应该由已故的皇考来顶替。③
①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2—576 页；《明史》[41]，139，第3990—
996 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576 页，以及《明史》[41]中的本传，139，第3
996—997 页。
① 见杨联陞：《明代的地方行政》[608]，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
编（纽约和伦敦，
1969 年），第1—1 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载《密歇根中国
研究论文集》，
34（安阿伯，1978 年），第38—9 页。
② 《明会要》[364]，1，第87 页；《明通鉴》[210]，1，第180 页。
③ 《明会要》[364]，1，第87—9 页以下；《明通鉴》[210]，1，第179 页。
这样一来，皇帝的祖先们也在皇帝的祭典中被抬到了重要的地位。皇帝
的父亲早已配享了天地。1369 年，皇帝的父亲已配享天于方丘；1370 年又使
他配享于圜丘。这些步骤把皇族抬到了空前的高度。
胡惟庸的权力在1376 年和1377 年开始增长。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1355
年参加朱元璋幕府，从1357 年以来便赢得了他的领袖的尊敬。①在1373 年和
1377 年之间，他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李善长和李文忠在这时的地位比他的
更重要。但是，胡惟庸在1377 年开始得到皇帝越来越多的恩眷。1376 年李
善长在他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小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
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邮（在今江苏）人，自1355 年以来即给朱元
璋服务；他可能嗜酒，肯定对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总而言之，当
李善长的跟从者之一胡惟庸升为丞相时，汪广洋就成了胡惟庸的下级助手。
派系斗争和官场中的紧张情况开始影响政府的工作。
在面对派系纷争和情报被切断的情况下，皇帝开始扩展权力到情报的搜
集和传递程序方面。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
政的要件；这就是通政司，它应该审查一切命令，并且让“实封直达御前”。
②他也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开始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想要促进地方
上的下情得以上达。③
已知的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1377 年8 月发动的。胡惟庸已经把他
的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开始撵逐他认为不太会支持他的人。这
促使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在御前当面攻击胡惟庸及其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
等人不忠于皇上，僭越皇帝权力；他要求皇帝把他们斩首。皇帝对此很发怒，
命把韩宜可交付有司并下狱。但是，这位御史并未处死。尽管他的行为莽撞，
他却活到了为下一代皇帝出力的时期。①这次事件发人深省，因为仅在三年以
后皇帝察觉到了胡惟庸的不忠，并且因听说胡惟庸有夺权阴谋而作出强烈的
反应。
1378 年，皇帝的次子朱樉和三子朱㭎奉命分别前往西安和太原就国。同
时，其他四个王子——包括燕王朱棣在内——也奉命前往中都凤阳居住。凤
阳作为皇族的老家在这些年内用作皇子们习武之地，以使他们将来能捍卫帝
国境内的各战略要点。
1378 年重新开启战端了。当元朝统治者爱猷识里达腊在1378 年死的时
候，继位者不是在明朝羁留多年而于1374 年被送回的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
而是爱猷识里达腊自己的弟弟脱忽思帖木儿。②虽然明帝遣使赍玺书及谥号，
但蒙古人的威胁依然实际存在。可是，蒙古人并不是1378 年大规模征讨的对
象；这次征讨旨在对付西藏。
1378 年11 月，已经封侯且有大量俸禄的沐英被任命带领讨伐军去平定
西藏和西川。西藏诸教派和明朝廷有联系，因为皇帝在12 月派宗泐为使，去
求取已在中国遗佚的佛经经典。但是，极西部形形色色敌对的集团挑起了事
端，因此皇帝决定进兵征讨。沐英于1379 年2 月在今甘肃洮州打了第一次大
①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38—41 页；《明史》[41]，308，第7906—908 页
。
② 《明纪》[53]，4，第9 页；《国榷》[498]，6，第552 页；《明通鉴》[210]，1，第
354 页。
③ 《明通鉴》[210]，1，第354 页。
① 《明通鉴》[210]，1，第354 页。韩宜可的传记见《明史》[41]，139，第3982—983
页。
②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93—294 页。
胜仗。这时沐英设立了洮州卫；虽然洮州早就被明军拿下来了，但是，直到
沐英在1379 年在这里的一次胜利才使这个地区完全归于明朝统治之下。深得
皇帝信任的李文忠被任命来经管洮州卫；1379 年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那里。他
在征讨“藏族十八部”时战绩卓著，但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军旅生涯了。他
在西行任务结束后回到南京，兼管了大都督府和国子监的工作。到了1379
年10 月，沐英接连在西藏打了几次大胜仗，俘获敌人3 万名和20 万头家畜。
1380 年：过渡和改组之年
1380 年，即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和他的党羽陈宁和涂节以及几千名
忠实的追随者都一起被处死。①中书省被废除，同时被废除的还有御史台和大
都督府。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到了皇帝手里：他现在既是首辅，又是主要的军
官了。胡惟庸的所谓的政变企图的细节仍然是不清楚的，因为围绕着这事件
的故事和神秘传说是不可信的和矛盾百出的。皇帝本人承认，在处死胡惟庸
以后所发生的可怕的清洗中总共处死了约15000 人。
除了说胡惟庸想搞政变之外，有人举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这次大
清洗。一个理由是经济方面的。在1380 年后的14 年中，有40000 多人可能
丧失了生命。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他们的田地可被国家轻易地没收。大清洗
还使皇帝削弱了南方人在政府中所施加的影响。②但是，搞这种大清洗的主要
原因似乎是皇帝的脾性所致。从空印案可知，他深深地厌恶哪怕是不忠和贪
污的表现；胡惟庸一案在这方面显示得更清楚不过了。
在17 世纪所编的“官方”版明王朝的历史中概括了明初的这样一种观
点，即胡惟庸等人意在弑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派遣明州（今宁波）
卫指挥与日本人勾结。与此同时，有个名叫封绩的人——学者们对于到底有
无此人甚表怀疑——据说曾被派到元朝统治者脱忽思帖木儿处传递消息，要
求元君出兵支持政变。可是，正是由于胡惟庸本人傲慢自大，阴谋败露。有
一天，胡惟庸的儿子在南京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杀了马车夫
以泄愤。当此事上闻于皇帝时，他大怒，命胡惟庸赔偿马车夫的家属。可是，
当胡惟庸请求向马车夫的家属赔偿黄金和绸缎时，皇帝又不许他这样做。这
使得胡惟庸害怕起来，因此他和御史大夫陈宁以及中丞涂节阴谋发动兵变。
1379 年末，占城国派使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使节的到来奏
闻，作为丞相这是失职行为。当皇帝最后终于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南京时，
他被激怒了，训斥了胡惟庸及其同僚左都御史汪广洋。胡惟庸和汪广洋诿过
于中书省。皇帝此时大为震怒，命令处死汪广洋，并囚系了其他有责任的官
员。1380 年初，涂节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经过了一番调查，皇帝命
令处死胡惟庸、陈宁和涂节，哪怕涂节曾禀奏了这个阴谋案件也未被免于一
死。这一调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来年；最后，甚至连皇帝最信任的安徽籍
顾问李善长也被牵连了进去。
还有一些材料说，胡惟庸以观赏他家中的醴泉为借口，曾约请皇帝驾临
他家。胡惟庸准备刺杀君主，但是他的计划受挫，因为宦者云奇跳出来挡阻
皇帝临幸与皇宫相距不远的胡惟庸的第宅。这名宦官风闻这个阴谋，以致他
激动得讲不出话来。皇帝发了脾气，命人当场痛加责打，但是纵然他被打得
几乎臂折，他也拼死地指着胡家住处。这使得洪武帝警觉起来，他登上宫墙
看望胡家的地面。他隐隐地看见了胡惟庸暗藏的准备行刺的军队，于是他认
识到几乎踏进了陷阱。在这以后不久，胡惟庸便被公开处死了。
尽管这些故事矛盾百出，但似乎可能的是，胡惟庸曾经利用权力把自己
① 关于此案文献的研究，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588]，载《燕京学报》，15（1934
年6 月），第163—05
页。
② 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132]，第6 页。
的党羽安插进官僚体制中，而且实际上已从内部接管了行政大权。①胡惟庸究
竟是否超越了他的合法权力而要纠集一个听命于他的文官死党集团并实际上
想谋逆，像日益猜疑的皇帝所指称的那样，这一点至今还是不清楚的。皇帝
对这一觉察到的威胁的反应是撤消了曾经是胡惟庸权力基地的中书省，同时
岂撤消了其他一些最高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所剩下
的就是它们下面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行政统治机构。军事方面现在改归较低级
的五军都督府领导，它们均直接向皇帝负责。御史制度在1382 年设立都察院
以前一直缺乏统一领导。另外，皇帝在1380 年一度撤消过按察司。经过这些
改动之后，监察工作中有些未动部分便由新设立的谏院担当起来，但是我们
对这个机构知之甚少；它在1382 年又被取消了。①
取消了中书省之后，皇帝变成了他自己的宰相。这就使他自己肩上的工
作量大大增加，这种情况对充满干劲的洪武帝来说也许是合意的，但对以后
那些更冷漠的诸帝来说则并非如此。皇帝被这种所谓的阴谋所震动，于是命
令他的儿子燕王朱棣住在从前元朝的京师（今北京）。朱棣是一个很能干的
人，因此皇帝希望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为了减少官员和
地主之间可能的互相勾结，他采用了一项政策，即让南方人在北方做官，又
让北方人去当南方的官。②
后来他显然是对以前的历次清洗感到内咎，就发布大赦诏令，同时为以
前使用过坏人、最后别无选择而不得不处死他们的事承担责任。③可是不久以
后，他又编撰了一系列皇谕钦训，以使官员对他的愤怒知所畏惧。它们包括：
《臣戒录》，它记录了212 名违背君命的亲王、高官、皇族和宦者的名氏；①
《相鉴》，上面有82 名历史上的“贤”相和26 名“奸”相。②这两部书在
1380 年印出并颁行全国。在后来的年代中，皇帝又费了很大的劲出版他关于
1380 年事件的看法的著作。1388 年出的《昭示奸党录》公布了皇帝对付据说
与胡惟庸有牵连的官员的真情。《清教录》则公布了他对付64 名与这一阴谋
有牵扯的和尚的真情。③
为了取代被清洗的官员，皇帝在1380 年下令要地方官员推荐硕德重望之
① 明太祖：《御制文集》[392]（明版日期不详；重印于《中国史学丛书》，台北，1965
年），2，第13 页；
山根幸夫：《“元末之反乱”与明朝支配之确立》[601]，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
东京，1971 年），
第50 页。
① 关于这些变化的讨论，见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42—3 页
；贺凯：《明王朝
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 年），第27—9、48—9、57—
8 页；以及他
在《剑桥中国史》第8 卷中的一章，即将出书。
② 《明通鉴》[210]，1，第373 页。
③ 《国榷》[498]，7，第588 页。
① 《国榷》[498]，7，第591 页；《明通鉴》[210]，1，第378 页。见李晋华：《明代敕
撰书考》[320]，《哈
佛-燕京国学引得从书补编》，3（北平，1932 年），第12 页。《臣诫录》[382]原为10
卷。不全的5 卷本
照相平版印刷本见于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明初本；重印本见《中国史学丛书
》，34，吴相湘
编，台北，1966 年），1，第415—24 页。
② 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12；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35
年编），15，第13—5
页，见有关序言；以及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Ⅱ，第585—218 页和Ⅲ，第12
19—278 页，见
洪武版重印本。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0 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12 页。
人来供职。到了这一年的年底，860 名人员被推举和委以官职。与此同时，
在官僚的最上层皇帝任命了几名官员特别组成他所谓的“四辅官”。④
这个“四”字指四季，这是古代《周礼》上的组织成规，即每一季得任
用三名官员。但是，他只为春官和夏官任命了六名官员；这六个人同时兼管
余下的秋官和冬官之责。按照皇帝的说法，他们的职责是“协调四时[的工
作]”。但是，他们也帮助处理他作为国家首脑的司法工作，并处理一般行政
上的文牍事务。当设立这些职位的两年所任命的9 名官员中，除一人外都是
些年长而无任何重要政治和行政经验的学者；有几个人出身于卑微的农家。
这使日益感到不安全的皇帝无受威胁之感。此外，关于司法的奏章都直接上
达宸听而不必经过此六名官员之手。因此在这个重要方面，这个特别的“内
阁”并无多大实权；它决不能等同于中书省。
总而言之，这六名官员权力只限于给刑事判决翻案，在儒家所讲究的治
国平天下方面向皇帝提出建议，对政府各机关所荐举的人的前程作出评价。
在一件案子中，当官员们真的推翻了司法判决时，其中四个人迅速被迫辞职，
这四个人的某一个人还最终被处了死刑。①1380 年取消中书省之后的大改组
完全是急不暇择之举，它是通过颁发未考虑行政细节的诏令逐步实行的。满
足平时行政需要的取代办法只能逐步地找到，而且这些办法从来没有完全而
合理地形成过。
虽然明朝中央政府有这些实际的问题，但在14 世纪80 年代之初皇帝还
是能够胜利地结束西南的多次战役。1372 年，皇帝派学者王祎（1323—1374
年）②出使云南招降统治云南的蒙古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死于1382 年）。
这个地区主要住的是非汉人的土著——说藏缅语系的诸民族，现在仍是忠于
元朝的一个行省。王祎1374 年在这里被杀，这种想用和平手段兼并此地区的
外交努力后来被用另一种方式来取代，但它在1375 年也同样没有取得成功。
因此在1381 年皇帝改组了政府之后，他想诉诸兵力来降服云南诸民族，消灭
蒙古人在他们西南根据地区的控制。那时，云南的主要城市一为昆明，即梁
王宫廷所在地，一为大理，即古代大理王国遗址。虽然它名义上是一个行省
并且有血族梁王坐镇于此，但云南地区不是像元朝其他行省那样由元朝统一
的文武官署统治，而是由梁王松散地统一起来的一些部落组织治理。除了梁
王自己的一套统治机构外，还有一个以大理段氏为首的土著的统治机构。这
两套组织都必得战而胜之，才能使云南归并于明帝国。
1381 年9 月，傅友德被任命为征南将军，蓝玉和沐英两人为副将军。和
北伐之战一样，这一次也是皇帝指授征讨的大政方略，而把细节留给将军们
自己处理。讨伐军人数达30 万。皇帝命令主力军应通过湖广省之辰州和沅州
（分别为今湖南之沅陵和芷江）接近云南，并指向普定（在贵州省安顺附近）。
他们从普定准备直下“云南咽喉”而趋曲靖，此地在云南省昆明之东北约125
公里。另一支小部队则要从永宁（今四川叙永县附近）前往乌撒（今贵州西
部之威宁）。据皇帝计算，当北面的小部队在吸引防军的注意力时，主力军
会轻易地攻克昆明。昆明拿下以后，主力军应派兵立即驰援乌撒方面的小部
④ 关于四辅官，见《明纪》[53]，4，第18 页；黄章健：《论明初的四辅官》[239]，重
印于他的《明清史
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 年），第57—19 页。
① 四辅官于1382 年8 月取消。见《明纪》[53]，4，第22 页。
②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44—447 页；《明史》[41]，289，第7414—415
页。
队，但主力军的主体仍应直趋西北150 英里处的大理。①
计划实现了。他亲自给将军们在京师城外的龙江送行。傅友德的军队在
10 月份开抵湖广。12 月，他派遣一支小部队前往永宁和乌撒，他本人则亲统
大军按计划开进云南。把匝剌瓦尔密以10 万人守曲靖，但傅友德和沐英生擒
敌将，俘获其众2 万人。傅友德于是马上率领一支偏师去乌撒，同时，蓝玉
和沐英急趋昆明。1382 年1 月6 日，把匝剌瓦尔密已逃离昆明城，焚毁了他
的龙衣’把他的妻子赶入湖中淹死，他自己也和大臣们都自杀身亡。蓝玉和
沐英再移师大理，此城于1382 年4 月归降。段氏王朝的头目和他的亲属均被
押解至南京。
与此同时，麓川（今云南西南部腾冲附近）掸邦土著酋长思伦发（死于
1399 年或1400 年）被立为平缅宣威司土司。②“土司”是元、明两代在中国
南部和西部任命的本地酋长，他们在那些汉民农业人口尚少而不足以为地方
政府提供税收基础的地区实施土著人的行政权力。思伦发于1386 年叛变，因
此必须用武力平叛。云南历洪武朝一直是一个军事难题。事实上，沐英以其
余年不断举兵征伐掸族和那里的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征讨汉-藏人种的罗罗
族（即彝族的旧称——译者）。1383 年4 月，傅友德和蓝玉从云南被召还，
只留沐英在那里镇守，让他做世袭的军事长官，以监督与其他地方省级政府
平行的文职行政机构。
1382 年，皇帝显然偏施恩宠于佛教，但受到高级官员李仕鲁①的攻击。
李仕鲁，山东人，是一位朱熹（1130—1200 年）学派的学者。1382 年他被任
命为大理寺卿；大理寺自1368 年以来第一次又开始办公。李仕鲁强烈地认
为，皇帝对佛教僧徒尊崇过当。许多和尚被授以政府中的重要职位，还有一
些和尚则享有宫中特权。1382 年，皇帝改组了监督全国佛教和道教活动的帝
国的这两个机构，给它们命以不那么刺眼的新名称——僧录司和道录司。
1382 年，皇帝命令全帝国崇祀孔子——或许他是把这当做对付儒士批评
的一个打狗的肉包子。1369 年的政策是只准山东曲阜孔府族长祭孔，现在皇
帝一改前辙，要全帝国的一切孔庙都在秋、春两季祀孔。②1382 年6 月，在
他向孔子致敬以后，他据说又亲往国子监讲《尚书》三篇。③后来在9 月份，
他又重开在前10 年已经停止举行的科举。④
不仅是李仕鲁一个人反对皇帝偏爱佛教。他的大理寺下属、学者陈文辉
也正式上疏责备皇帝把佛教徒提升到关键职位上。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批评，
陈文辉本人因害怕皇帝震怒，就在南京一个桥头跳水自杀了。⑤李仕鲁攻击皇
帝弃“圣贤之学而崇外夷之教”。他当着皇帝的面指责他亲近佛教道教；目
中无人地掷笏于殿阶的地下，请求退隐。皇帝果然大怒，立命军官们徒手把
李仕鲁捶打致死。李仕鲁死于殿陛之下。
① 见《明通鉴》[210]，1，第396 页。
② 关于思伦发，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儿子思任发（1400—445 年）的传记，第
1208—214 页。
① 本传见《明史》[41]，139，第3988—989 页。
② 《明通鉴》[210]，1，第396 页。
③ 《国榷》[498]，7，第620 页。
④ 《明通鉴》[210]，1，第402 页。
⑤ 《明通鉴》[210]，1，第398 页。
李仕鲁和陈文辉的观点是对的；皇帝确实是偏宠佛教僧徒。但是，皇帝
之所以出此是因为他有一个把三教（释、道、儒三教）合为一个伦理教义的
观点。1382 年，福建学者沈世荣被召来南京。他给皇帝讲了许多关于三教合
一的道理。①1375 年，沈世荣曾经请皇帝给《道德经》作注疏，现在做了翰
林待诏；皇帝在撤消中书省之后因为急需一些文人学士备顾问，所以翰林院
重新充实了起来。
洪武帝的马皇后于1382 年9 月17 日去世。她死之后，皇帝和诸王子更
加依赖和尚们参加意见。这些亲骨肉王子都奉旨来南京奔丧。葬礼在10 月
31 日举行，这时她的遗体被埋葬在孝陵，即皇帝命令在京师东郊兴建的陵
墓。皇帝指示每一个王子须选择一个和尚做宗教事务上的顾问，并在返回各
自王国时把和尚随身带走。刚从西藏回京的宗泐和尚就皇后葬礼的细节给皇
帝出了些主意，并介绍一些有学问的高僧来唪经。其中有陪伴燕王朱棣的道
衍参加这些活动。②当燕王在丧礼过后返回北京时，道衍作为宗教顾问也跟着
来到北京。他卜居在一个庙内，不管在燕王夺权以前或以后，他都在各种问
题上出谋献计。③朱棣后来在叫他还俗和从政时给他赐名为“广孝”。
洪武帝的第一次内阁制试验在1382 年8 月结束，那时他废除了四辅官。
但是，他马上设立了另外的组织来更加专业化地实施内阁的职责。11 月，在
废除了统一的御史台之后，紧接着他又废除了他在1380 年7 月建立起来的谏
院。然后又设立了都察院，有监察御史8 人，分巡12 道。第一批监察御史中
有一个学者名詹徽（1393 年死），安徽婺源人，是安徽著名文人詹同之子。
①在几个月以前的1382 年10 月，南京吏部曾举行特科考试，詹徽被推荐来应
试。通过这次考试，约3700 名秀才进政府做了官。许多人被任以极其重要的
行政职务，其中也有人做了尚书。这次特科选拔的士子论其才干有以下6 个
方面：（1）经明而行修者；（2）擅长书法者；（3）对经书意义有深入了解
者；（4）人品俊秀者；（5）有治国才具者；（6）语言有条理者。
但是在关于日常行政的谘询方面，洪武帝没有切实可行的其他途径，而
不得不又来依靠特殊的学者-顾问集团——这些人最终组成了非正式的内
阁。1382 年12 月，他设置了大学士之职，其职责是提出建议和批阅国家的
公文。大学士们被任命为紫禁城内各宫殿中随时应召的官员：最典型的一个
职称便是文华殿大学士。1382 年，皇帝从翰林学士中提升了四名大学士。由
于大学士分散在各宫各殿，不聚集在一处，因此不能向皇帝的旨意提出统一
的挑战。②
① 《明通鉴》[210]，1，第405—06 页。关于沈世荣，见明太祖：《谕翰林待诏沈世荣》
，载《御制文集》
[392]（台北重印本，1965 年），8，第17—8 页。沈世荣著有《续原教论》[467]，其序
为1385 年（出版
地点不详，1875 年木刻本）。
② 道衍的传记可见之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姚广孝条，第1561—565 页：《明史
》[41]，145，第
4079—082 页。
③ 《明纪》[53]，4，第23 页；《明通鉴》[210]，1，第405 页。
① 关于詹同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3—4 页，及《明史》[41]，136，第
3927—929 页；
詹徽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5—6 页，及《明史》，136，第3929 页。
② 《国榷》[498]，7，第630 页。
1383 年至1392 年：监视和恐怖加剧的年代
洪武帝显然在14 世80 年代越来越从他的高级追随着中间发现不顺心的
纪律问题，经过了10 年时间他蛮横地消灭了他们。他的外甥李文忠（1339
—1384 年）在1370 年被封以公爵，年俸高得不同寻常，为3000 担禄米，1383
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他的这一项特殊任命是要恢复学校中的纪律，因为
皇帝得出结论，认为纪律已经极端松弛了。李文忠是皇帝至亲中唯一有点学
识的人，曾在1358 年至1362 年从浙江金华学者胡翰（1307—1381 年）和范
祖干学习过。但是从很早时候起，他对他舅父的忠诚就有些不肯定。可是，
皇帝还是把他安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1383 年，当他被要求兼任国子监祭酒
时，他已经做了大都督。但是到了这一年年终之时，他开始越来越对皇帝持
批评态度，并纠集了一些认为他有可能成为皇帝而追随他的人。①
当刑部尚书洛阳人开济被捕入狱，而其侍郎和主事在1384 年1 月被处死
时，这可能给李文忠发出了一个警告。开济在1381 年中式明经科后就登上了
仕途。②他是个极有才干的行政官员。根据史籍所载，他擅长搞钱粮和刑名事
务，也善于搞大项目公共工程。但是在1384 年秋开济被弹劾，说他恶意而残
忍地利用刑法制度加害他的敌人。③他曾经很得皇帝的信任；1382 年，正是
开济给在南京举行的特科考试制定了程式。④但是在1384 年，一位御史指责
他窜改臣下上报的奏章以诱使皇帝做出错误判断。这些指控马上导致他的垮
台。
李文忠也在1384 年因为失宠而倒台，并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据正史中
李文忠的传记的作者所说，他曾因皇帝在处理重要政治事务时过于依赖宦官
方面，以及因在处死官员和处理其他事项方面批评过皇帝。或许正是这种批
评引起了他的事变，虽然他的批评比起从前其他学者们所提出的批评似乎要
和缓一些。史料还提出，皇帝可能命令处死李文忠的许多随从者，因为显然
他已在他的京师府第中网罗了一大批党羽。①
李文忠的指责可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洪武帝本人最后认定宦官已经
取得过大的权势。1384 年7 月，他下令禁止宦官干政。②可是，作为协助皇
帝处理政府文牍的官员，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尽管皇帝声称要尊重正统做法和力求处事平允，但还是有人批评他方法
粗暴。1384 年，江西泰和学者萧岐（1325—1396 年）呈上了一份长篇奏疏谈
为政的10 个要点，在奏疏中他指出皇帝用刑过重。③他要求终止这种专断和
不正规的刑罚，并且敦促应按照法典来量刑。1385 年，另一位江西新淦的学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6 页；《明通鉴》，[210]，1，第424 页。
② 他的传记见《明史》[41]，138，第3977—978 页。又见《明纪》[53]，4，第22 页。

③ 《明通鉴》[210]，1，第421 页；《国榷》[498]，第638 页。
④ 《明通鉴》[210]，1，第403 页。
① 《明通鉴》[210]，1，第424 页。
② 《明纪》[53]，5，第2 页。宦官在洪武年间确实被用在很重要的任务上，见黄章健：
《论〈皇明祖训录〉
所记明初宦官制度》[241]，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 年），第
77—8 页，重印
于他的《明清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 年），第1—0 页。
③ 《明史》[41]，139，第3874 页；《明通鉴》[201]，1，第431 页。
者练子宁（1402 年死）也提出了同样是指责性的和直率的批评。④练子宁在
1385 年通过了会试，然后进入殿试。他在殿试文章中说，帝国的人才资源是
有限的，因此皇帝不应该以琐琐细故便置大批人于死地。他明显地暗示，这
在事实上就是皇帝在此时的所做所为。两人都没有因为公开批评皇帝的粗暴
统治而受到处罚。
在这些谏议之后不久，皇帝严惩了户部侍郎郭桓。他于1385 年5 月被处
死，因为他被指控贪污了700 万担谷子。数以百计的人受到连累，并被处死。
⑤这些人包括许多高级官员，例如礼部和刑部尚书以及兵部和工部侍郎。1385
年11 月，皇帝透露郭桓贪污的数字要多得多。皇帝的《大诰》宣称，郭桓实
际上贪污了2400 万担谷米；原先之所以只宣布700 万担，是因为怕人们不相
信这个实际数字。皇帝指出，腐化的仓库吏员使得这一贪污案件成为可能，
他们均已被置之重典。①到了后来，在1387 年发布的《大诰三编》中皇帝也
承认，他曾经使用过下列大刑，诸如断指、刖足、髡首和黥面等。同时他还
承认，“无数之人”已被杀死。②
皇帝在14 世纪80 年代就摒弃了他建国初年司法行政的作法。1384 年4
月，所有查办刑事案件的政府部门都应该迁出宫外，在北面的城墙外建造办
公处；北方，乃取其含有严冬、死和刑罚之义。他让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
重新选址于皇城太平门外名为贯城的新院落里。这是取名于北冕座九星（贯
索）。传统上被认为是天上的牢狱。这三个司法机构在12 月移往贯城，在搬
迁的同时还对刑事案件全面进行审议，其中的死刑这时已经判决。③
如果说三法司移址办公意味着对司法机关要从严控制，那么，1385 年春
对几名高级官员的处死则加强了这个印象。这年5 月，皇帝处死了吏部尚书
余■和国子监助教金文征，说他们诽谤了国子监祭酒宋讷的名誉。④审刑院
（司）之右审刑吴庸也被处死，因为他被指控在郭桓的案件中使用逼供信的
办法。他因此得对许多无辜的人之冤死负有责任。①
1385 年春在京师举行了会试，接着在4 月10 月举行了殿试。皇帝授予
472 名士子及第；其中便有练子宁，即对他直言无隐的批评者。②皇帝想把这
些士子安排在权威的位置上，使他们本人能够矢忠于他，能够帮他同既得利
益集团的腐化作斗争。在殿试中高第的人们第一次被派往翰林院授职。除了
有派任翰林院检讨的人外，其他几个特别有出息和名列前茅的称为庶吉士的
士子也被派来翰林院。这就开始了一个在明清两代一直是很重要的做法。③
④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11—12 页，《明史》[41]，141，第4022—0
23 页。
⑤ 《国榷》[498]，8，第653 页。谈迁把这种粗暴办法归因于洪武帝历久不衰地痛恨元代
法度和政府纲纪的
废弛。
① 明太祖：《大诰》[389]（1385 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1，第55—6、
77 页。
② 明太祖：《大诰三编》[391]（1387 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1，第347
页。
③ 见明太祖：《谕刑官》，载《御制文集》[392]（1965 年编），8，第14 页；《国榷》
[498]，8，第641
页。
④ 《明通鉴》[210]，1，第436 页；宋讷的传记见《明史》[41]，137，第3952—953 页
。
① 《明通鉴》[210]，1，第436 页。
② 《明通鉴》[201]，第432 页；富路德：《谁是1385 年的探花？》[190]，载《明史研
究》，3（1976 年），
第9—0 页。
③ 见杜联喆：《明朝馆选录》[516]，序，载《清华学报》，新版5，2（1966 年12 月）
，第30—19 页。
还有一些中式士子则被派往南京各部门去“观政”。在9 月份，有67 名以上
的进士被派做给事中，分到负责检查事宜的六科和六部工作。他们在这些官
署作见习秘书。
1387 年初，皇帝又公开表现了他要改变心意，重新关心司法问题。已拥
有特别大的权力的执掌宫禁警卫的锦衣卫奉旨焚毁了它的酷刑刑具。④它对政
治犯的残酷讯问早已恶名昭著，而且引起了官员们的不满。
皇帝通过颁布他著名的《大诰三编》，继续公开搞他的这种运动以恢复
他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大诰三编》中明确地说，他深深关怀他的人民，并
且想以仁政治民，但是，为了终止危害帝国利益和安全的活动他也必须最严
厉地惩治不贷。
“大诰”暗指《尚书》中所收古代圣王所作的告示。用这个词来称呼他
的公告，这是洪武帝把自己与古代伟大的统治者并列。这些文告中的初编发
布于1385 年11 月3 日。帝国的所有学校都得以它的内容考试学生。它指出
了10 类罪行，并特别指出：如果刑事诉讼中的被告能够背诵它的条文，可以
自动地减刑。第二编《大诰》发布于1386 年12 月，与第一编的一个再版本
一起问世。第三编则问世于1387 年初。①
三编“大诰”的内容或者是洪武帝自己写的，或者是由他监督官员们写
出的。它们表达了皇帝对于帝国内腐败问题的关心，并详细描述了在根除它
时准备使用的方法。重点是要惩治地方衙署中的官员和吏胥所犯的罪行，其
中包括官僚中这样一些罪行，例如在税款收据上作弊；衙役敲诈勒索；办事
无效率，以及简单的办事无能。贿赂可能是最通常的罪行，因此皇帝指出了
对付它的四种办法：（1）令贿赂各方负连坐之责；（2）禁止私人和地方官
员互相勾通和在他们之间交换所偷之物品；（3）对贿赂双方同样严厉处置；
（4）制定条款准许私人径送贪官至京师受审，而勿须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
②
《大诰》初编授权农村中的长老在地方官贪污腐化和不胜任职务时可直
接向皇帝申诉。③皇帝在这里指出，地方官员经常利用社学肥己，为害人民。
他指责说，只有富人才能使子弟上学。官员们也从家有三、四口纳税男子之
户敲诈钱财，强迫他们为他们的子弟购买豁免徭役的凭证。①皇帝也详细胪举
了粮长种种违法的事端，这些人是被委任从农家集运粮课的富户。②他然后指
名攻击了某些官员，如户部尚书茹太素。他批评茹太素蓄意地夸大他的文牍
工作的份量。茹太素是泽州（山西）人，1371 年入仕。1375 年他上了一本长
④ 《明纪》[53]，5，第7 页。
① 三编《大诰》的序所记的日期分别为1385 年11 月3 日、1386 年4 月14 日和1387 年
1 月5 日。第二编
附有1386 年12 月16 日的一篇题记，皇帝在这里指出头、二编是在这一天一起发布的。第
三编之序注明的
日期为1386 年12 月22 日，第三编包含有一个内部提到的日期为1387 年2 月17 日（见《
大诰三编》[391]，
载明太祖：《开国文献》[388]，第400 页），所以它可能在此以前尚未刊印。见昌彼得：
《御制大诰前、
续、三编叙录》[44]，载他的《蟫庵群书题识》（台北，1972 年），第45—8 页。
② 邓嗣禹：《明大诰与明初政治社会》[509]，载《燕京学报》，20（1936 年）；重印于
明太祖：《明朝开
国文献》[388]，1，正文前的材料，第1—6 页，特别是第11—2 页。
③ 《大诰》[389]，第42，49—0 页。
① 《大诰》[389]，第48 页。
② 《大诰》[389]，第63 页。
篇奏疏，严厉地批评了皇帝的行政工作。他指责说，政府中只有百分之一、
二的能员还活着，其余人都在历次清洗中丢了性命。茹太素指责说，剩下的
在政府中工作的人都是不值一提的无能之辈。1385 年，皇帝又同样指责茹太
素为无能之辈。③
皇帝在《大诰二编》中谈论了安全部队和衙门官员中的腐败问题，并且
显示了他对全国各县的情形了解得很详细。他表扬了一个名叫陈寿六的人：
他和另外三个当地的人一起抓了一名衙门胥吏，并且把他送到南京受审。他
们随身带了一本《大诰》初编作根据。皇帝嘉勉了他们，复其户三年，并警
告说：将来如有人胆敢侵扰陈寿六及其同伙者，将灭其族。④皇帝批评了嘉定
县（今江苏）的粮长们，说他们自出心裁地发明了18 种名目的苛捐杂税。⑤
他指出，不计其数的地方巡捕曾经拒不准许乡村长老把犯罪的胥吏扭送到南
京来受审。他下令砍了一个这样的巡捕的头，并将他的头在市场上示众；对
有问题的胥吏则剁了他的脚。⑥总的说来，皇帝对监狱的管理和大辟中应该进
行的验尸工作都给予高度的重视。①
从《大诰续编》可以看出，皇帝对他的严刑峻法也是有些悔意的。重刑
并不能完全把人民吓得不敢去做错事。他反复强调他在注释《道德经》中的
话：“吾为政愈严，犯法者愈众。”于是他不无遗憾地指出：“朕如宽厚行
仁，人将谓朕不明于事；朕如加严，人又指之为暴矣。”②因此到了这个时候，
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权力再大也是有局限性的。
《大诰三编》包含了一份“坏”进士和“坏”监生的名单。③他下令给
68 名进士和53 名监生处以死刑；5 名进士和两名监生被判处流放；70 名进
士和12 名监生被判服苦役。在这件事情以后他怕读书人会为之胆落，皇帝便
附发了一道诏令。如有才之士拒不奉召来给政府服务，则应处死。他指出：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有不为君用者即有背[孔子之]教，杀而
籍没之不为不公。”④他又指出，为了处理郭桓的贪污案件，他不得不使用法
典上无明文规定的严厉刑罚。⑤
这样严厉的词句必然使那些可能为皇帝服务的文人们感到胆战心惊。4
名御史的被判凌迟处死和14 名御史带上枷锁（包括不幸的茹太素在内，他已
在《大诰初编》予以提及）的详尽的案情，必定加强了他们逃避来政府服务
的决心。⑥皇帝绘声绘色地谈到了一个特别令人产生憎恶心理的故事，此即关
于一个已被锦衣卫带入宫内的贩毒商人的案件。皇帝命令他把他所卖的毒品
服下，并在毒性发作时询问他这种毒品的成份。皇帝又问他关于解毒药的事
情，在听取了它的制造详情后及时制出。他一直静观，直到这个商贩极度痛
③ 《大诰》[389]，第73—4 页。关于茹太素的传记，见《明史》[41]，139，第3986—9
87 页。
④ 明太祖：《大诰续编》[390]，1386 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1，第112—
13 页。
⑤ 《大诰续编》[390]，第123—24 页。
⑥ 《大诰续编》[390]，第163—64 页。
① 《大诰续编》[390]，第153—54、161—62 页。
② 《大诰续编》[390]，第219 页。
③ 《大诰三编》[391]，第276—14 页。
④ 《大诰三编》[391]，第343—44 页。
⑤ 《大诰三编》[391]，第347 页。
⑥ 《大诰三编》[391]，第403—07 页。
苦时才让他吞服解毒药。第二天，这商贩已从毒性中恢复过来，皇帝才把他
杀头，并把头悬于竿上示众。①皇帝还利用《大诰三编》继续指责胡惟庸的支
持者，如林贤。②
我们不能肯定洪武帝的《大诰》流传有多广，但从当时的一首诗知道它
广为人知。武进（今江苏）人谢应芳（1296—1392 年）在洪武朝一直是一位
隐居的学者，③他写了一首题名为《读大诰作巷歌》的诗。据这首诗说，连农
夫也熟悉《大诰》的文字：
天语谆谆祸福灵，
风飞雷厉鬼神（惊）听。
挂书牛角田头读，
且喜农夫也识丁。④
尽管皇帝在对待他认为不忠的人时采取粗暴办法，但批评者还是不断地
涌现。1388 年，最雄辩的才子出现了，他就是年方20 的青年人解缙（1369
—1415 年）。这位才华横溢而勇敢的人在1388 年中了进士。⑤皇帝对这个早
慧的年轻人感到很奇怪，约他上朝陛见。解缙利用这个机会尖锐地批评了皇
帝的统治作风。
解缙一方面承认皇帝在统一国家、恢复经济和消除一些浪费和颓废的习
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同时也批评了司法制度。特别是解缙批评皇帝无
休止地和无法预料地修改法典，他说道：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乃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无不变之法，无一日无无

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诛锄奸逆矣，未闻诏书褒一大善??或朝赏而暮戮，或忽死而忽赦
。
解缙接着说，没有人敢批评皇帝这些错误统治的方式，因为大家都怕皇帝会
勃然大怒：“谁不愿父母妻子安荣哉！”
他对这一点还发挥说：
所以谏诤固难，总缘祸衍不测。入人之罪，或谓无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贿。逢迎甚易而

或蒙奖，营救甚难而多得祸。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谁肯舍父母，捐妻子，批龙
鳞，
以犯天怒者哉！
解缙要求皇帝在许多方面改革他的统治，停止使用“胁迫及法外之刑”。他
坚持皇帝应该废除刑事犯罪的连坐法。①
解缙可能由于年轻而免了一死。皇帝对他的陈情置之不理，解缙最后在
永乐皇帝手下做了重要的士大夫。但解缙的批评概括了当时人士对洪武之治
的看法。一位现代的历史学者曾经指出：正是在1385 年到1387 年之间皇帝
重新思考着制度的形式并着重指出了法律的至上地位的时候，他使用了最无
情的法外诸刑罚。②
① 《大诰三编》[391]，第360—63 页。
② 《大诰三编》[391]，第327—30 页。
③ 传记见《明史》[41]，282，第7224—225 页。
④ 谢应芳：《龟巢稿》[229]（约在元末；重印于《四部丛刊》，第3 集第37 卷，上海，
1936 年），8，第
13 页；见罗炳绵：《明太祖的文学统制术》[361]，载《中国学人》，3（1971 年），第
40 页。
⑤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54—58 页；《明史》[41]，147，第4115—122 页
。
① 《国榷》[498]，第684—86 页。
② 黄章健：《〈大明律诰〉[2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1935 年
6 月），第77—01
页；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 年），第155—07 页。
当1385 年9 月开始准备对蒙古领袖纳哈出发动最后攻击时，高级将领冯
胜、傅友德和蓝玉奉命掌管北京的卫戍事宜。但是因其他军事优先事项的插
入，反对纳哈出的决定性军事行动推迟了一年半。云南西部的掸族和缅甸的
阿瓦邦“土司”思伦发在1386 年1 月兴兵叛乱，冯胜被派率10 万人前往镇
压这次叛乱。云南越州地区的罗罗人在3 月间叛乱，傅友德必须被派往予以
平定。1386 年夏，傅友德进入云南西部，帮助沐英平息东川的一起骚乱。因
此，要到1386 年12 月皇帝才能实际上命冯胜率大军20 万去对付蒙古人。冯
胜的部队在1387 年1 月与副将傅友德和蓝玉一起出发，首先驻兵于北京之东
的通州。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纳哈出的金山大本营，此地在今沈阳之北约70
英里处。这次征讨的方略也是皇帝自己制定的。
冯胜把大军暂时留驻通州，他派蓝玉和一支骑兵部队突袭扎营在庆州（今
辽宁林西附近）的蒙古部队。蓝玉乘下雪之时进行了这一战斗行动，擒获蒙
古人的太尉和许多马匹以及俘虏。快到3 月底的时候，冯胜领兵出关外，加
强了大宁（今辽宁凌源之西北）和这个地区其他前哨阵地的防务。他们留5
万军队驻守大宁，主力部队继续向东北前进。7 月间，冯胜宿营于金山之西。
他于是把纳哈出从前的裨将乃剌儿送还给纳哈出，此人是明军在1376 年俘虏
的。乃剌儿被俘后，他在明军中做了一名低级军官，被赐了妻妾和田地住宅。
1387 年冯胜送他回纳哈出处时还附有一信，他敦促这位蒙古太尉投降明军，
并拥戴中国的新王朝。乃剌儿的外交辞令使纳哈出在10 月投降了蓝玉。纳哈
出及其6500 多名军官和家属被送往南京；纳哈出本人被封以侯爵、禄米2000
担，并在江西赐以公地作为庄园和在南京赐有第宅。他在1388 年8 月31 日
死于武昌，可能是醉酒而死；他被埋葬在南京城外。①
这次胜利之后，冯胜似乎正处在他荣誉的顶峰时期，但不久就被皇帝所
抛弃。或许洪武帝认为冯胜是他权力和威望的对手，但是也有可能皇帝确实
不喜欢人们认为的冯胜的那种骄傲自大和不端行为。关于冯胜行为不轨的报
告于10 月份送达皇帝。皇帝把他召回了南京，并收回了他的象征权力的印
信。②冯胜到达南京时护送着纳哈出和一批蒙古投降人员，皇帝在11 月就命
他去中都凤阳居住。他被削去兵权，同时又被剥夺了河南的封地。这一调动
有效地切断了他和住在开封河南的周王朱橚（1361—1425 年）的密切联系。
①周王的妻子是冯胜的一个女儿；他们已在1378 年结婚，那时冯胜驻兵于此，
为当地的守备。朱橚和冯胜之间不同寻常的密切接触可见之于下面的事实：
1389 年，皇帝严厉惩戒了周王去凤阳秘密会见冯胜。因此，冯胜的被疏斥可
能是皇帝疑心这名王子与这位将军之间存在着危险的军事联盟。
冯胜还不是1387 年以凤阳为安全居住地方的唯一将军。甚至皇帝的童年
伙伴汤和也在12 月从浙江沿海——他在沿海筑城和戍守以防备海盗——回
到凤阳，自动地隐退。②很清楚，他是想退出现役。他在1390 年中风，后来
一直在凤阳不问世事。以迄1395 年去世。
① 《明通鉴》[210]，1，第451 页；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
8—398 年）在中
国的蒙古人》[457]，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1（布鲁塞尔，1956—959 年），第77、1
15 页；《国榷》
[498]，9，第673 页。
② 《国榷》[498]，9，第673 页。
①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0—54 页。
② 《国榷》[498]，9，第688 页。
蓝玉却仍在服现役。1387 年12 月，他奉命追击蒙古统治者脱忽思帖木
儿和他的将军们。③蓝玉现在是明朝在北方位高权重的将军。1388 年5 月，
他率领大军15 万横跨戈壁至北京以北约500 英里处的捕鱼儿海，打垮了蒙古
军队。脱忽思帖木儿和他的长子天保奴逃走，但是蓝玉设法捉到了他的幼子
地保奴。脱忽思帖木儿后来被一个亲属所杀害。在这一次胜利中蓝玉俘虏了
蒙古统治者100 名家族和随从、约3000 名王子及其部属、蒙古营帐中的77000
名男人和妇女、各种不同的关防印信，以及15 万头牲口。
蓝玉在蒙古取得殊勋之后即被召回南京。他在1388 年9 月25 日抵达南
京，次日陛见时接受皇帝所赐的荣誉；但是，皇帝的褒赏之词中也略寓儆戒
之意。皇帝曾经听说蓝玉纳某些原来元朝的公主和宫女为妾；脱忽思帖木儿
的儿子地保奴事实上为此事抱怨过。有一个这样的妇女后来自缢而死，或许
她是遵照蒙古习俗，即君主之妻在君主死时应自杀而亡。皇帝听到这些报告
后很不高兴，因此拖延了几个月，直到1389 年1 月才把蓝玉晋升为公。虽然
皇帝不喜欢蓝玉的个人品行，但他很看重他的军事成就。他对蓝玉和他的某
些下属大加赏赐，并且在奉天殿隆重赐宴。①
正在这时，皇帝颁行了《武臣大诰》。和他的其他《大诰》一样，这份
《大诰》列举了皇帝已经审理和判决的个别贪污官员的罪行。它和从前发布
的《大诰》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用汉语白话文写的。据皇帝解释说，他之所
以这样做，是要让所有的军职人员都能读懂它的内容。他尽量避免使用“秀
才之文”，即文人学士所用之古文。据这份《大诰》所记，皇帝治狱的对象
是在各不同的卫中服役的中、下级军官，因为他们利用权势欺压当地的人民
和士卒。②
为了对付中国西南部的叛乱，傅友德已在1386 年夏天被调到东川。但是
在1388 年之初，反对掸族的边境战争在麓川变得恶化起来。思伦发在2 月间
发起攻击，但被沐英的军队打退。但他在4 月又投入更多的兵力进攻，这一
次有30 万军队和100 头战象。
沐英用大炮和连弩还击，用组成三个纵队的士兵来进攻。掸族叛乱者在
5 月间的大战中被遏制住了。思伦发损失了4 万余人和37 头象，但这位掸族
领袖却未被抓获。③快到7 月底之时，傅友德统兵进击东川的罗罗叛乱者。这
次遭遇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沐英不得不在9 月份增派援军。10 月份，沐
英与傅友德合兵一处来打阿资——即最近死去的越州“土司”的儿子。1389
年1 月，阿资攻下了普安，并且成功地顶住了傅友德一次想收复它的尝试。
在重新调集了军队之后，傅友德设法从普安赶走了阿资，俘获了约1300 名叛
乱分子。阿资逃回了越州，但是他在下个月终于投降了。
沐英请求朝廷在越州置卫，以作为明朝在云南那一地区的防御堡垒。傅
友德在8 月份从云南召回了他的军队，让沐英指挥当地的战事。沐英本人在
③ 《国榷》[498]，8，第676 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81 页
。
① 《国榷》[498]，9，第690 页。
② 叙的日期是洪武二十年阴历十二月（1388 年1 月10—月7 日）；《武臣大诰》重印于
《明朝开国文献》
[388]，1，附录，第1—4 页，这个文本显然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印刷版的20 世纪初的手
抄本。见张伟仁
编：《中国法制史书目》[43]（台北，1976 年），1，第134 页。《明朝开国文献》的编
者关于此文本的出
处并未提供任何信息。谈迁定此《大诰》的日期为1388 年8 月16 日。见《国榷》[498]，
9，第689 页。
③ 《明纪》[53]，5，第10 页。
11 月奉旨晋京。皇帝赐宴于宫中，赏给他黄金、纸钞和丝绸。皇帝奖誉他说：
“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尔也。”①
掸族酋长思伦发在1389 年12 月初投降，麓川因此平定。1390 年1 月，
皇帝大封57 名有功的将领和官员，傅友德也在其中。②以后不久，傅友德被
派往北京协助燕王进行即将来临的征伐蒙古之役。
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棣尚未在边境的实际战阵中经受过考验。1390 年初，
皇帝下令他们合兵一处，以消灭前元丞相咬住和他的军官乃儿不花。傅友德
奉指示随朱棣统率北京的军队，另一将领王弼则被派往协助朱㭎和山西军
队。③王弼是安徽临淮人，曾随傅友德和沐英在1381 年远征云南；还曾随冯
胜进行促使纳哈出投降的1387 年之战。④1388 年当蓝玉出色地向捕鱼儿海挺
进时，王弼是他的前锋。他的女儿嫁给了楚王朱桢（1364—1424 年）；楚王
是1381 年去武昌就国的。⑤傅友德和王弼这两员身经百战的将领此时受命听
两个王子的节制。在2 月份，另一位王子，即皇帝的第七子齐王朱榑（1364
—1428 年）——他在1382 年就国于山东青州——也奉命率亲兵北上驰援朱
棣。①
当这三名王子在北方边境执行军事任务时，第四个王子朱椿（1371—1423
年）也开始过问他封国的事务。蜀王朱椿在成都。他为人很有文学才能，并
且喜爱文事。他从1385 年到1390 年住凤阳，至此才被皇帝派驻成都。当西
藏人在1390 年侵袭四川时，蜀王请求皇帝派四川地区的左军都督、合肥（安
徽）人瞿能去讨平他们。瞿能的派遣很及时，他在蓝玉的指挥下在春天开始
行动。②因此，虽然蜀王并未亲理军务（事实上他主要还是一位学者王子），
但是，他也正在获得一些指挥上的知识。明朝几个第一代的王子正到成年期，
这一代的成员们开始在帝国的生活中取得重要的个人地位。
1390 年4 月，朱棣和朱棣跨过边境，进入蒙古，搜寻乃儿不花。当朱棣
得知他扎营在迤都山的时候，便挥师乘风雪急进，使乃儿不花和咬住同时投
降。乃儿不花后来再度叛明，但朱棣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显然给了他父皇以
深刻的印象。皇帝把这次胜利和确保戈壁沙漠的安全都归功于他。他批准朱
棣把蒙古降兵收入他自己的屯卫编制之中，这就大大地增加了燕王的兵权，
也使得他在1399—1402 年的内战中占有战略上的优势。据史料所说，乃儿不
花和咬住投降时带领的部下有10000 人。③
① 《明通鉴》[210]，1，第467 页；《明纪》[53]，5，第16 页；《明通鉴》[210]，1，
第474 页；《明人
传记辞典》[191]，第1081 页。
② 《国榷》[498]，9，第700 页。
③ 《明纪》[53]，5，第18 页；《明通鉴》[210]，1，第476 页。
④ 传记见《明史》[41]，132，第3862—863 页。
⑤ 《明史》[41]，116，第3570 页。
① 《明纪》[53]，5，第18 页；《明史》[41]，116，第3573 页。
② 《明史》[41]，117，第3579 页。当他于1385 年和1390 年间在凤阳时，他聘请了金华
学者苏伯衡（1329—392
年？）为顾问；当他就国于成都时便与苏伯衡的朋友和宋濂的弟子方孝孺（1357—402 年
）有往来。关于
苏伯衡，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14—216 页；《明史》，285，第7310—311 页
；关于方孝孺，
见《明人传记辞典》，第426—33 页；以及《明史》，141，第4017—020 页。
③ 《明通鉴》[210]，1，第479 页；《明纪》[53]，5，第19 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
中国的蒙古人》[457]，
第116 页。
可是，并不是诸王子人人都很得意。1390 年4 月，皇帝的八子朱梓（1369
年生）和他的妻子於妃都自杀身死。朱梓的妻子是一位军官的女儿，这个军
官被牵连进了胡惟庸的案件中去。对胡党的清洗在1390 年又恢复了；许多人
受审和被杀。朱梓在1385 年就国于长沙，这时皇帝召他们夫妇从封地来南京
禀报事宜。他们两人害怕皇帝的狂怒，自杀于长沙，皇帝也就趁势废除了这
个王国。①
对胡惟庸党的第二次清洗甚至把为洪武帝长期担任文官的李善长卷了进
去。②李善长的侄儿娶了胡惟庸的姐姐，当胡惟庸叛逆案于1380 年被告发时，
就有人控告李善长也不干净。那时皇帝对这些控告尚未有所举动，因为他显
然认为它们查无实据。1385 年又有人重新掀起对李善长的控告，但是又和上
次一样，皇帝仍不愿对此有所行动。可是在1390 年6 月，一名御史弹劾李善
长，说他在1379 年曾派使者以胡惟庸的名义送了一封信给蒙古人。根据这份
弹章所说，蓝玉在1385 年在北方征讨蒙古人的战斗中曾捉到了这个信使。但
是御史说，蓝玉关于此事的奏报被李善长暗中扣下了。揭发材料还涉及李善
长的一个弟弟和他的两个儿子。主审此案的官员是詹徽：此人原是李善长的
宿敌，他很快做了刑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这两项官职兼于一身使他在法庭上
权力很大。
李善长在1390 年7 月被迫自杀。他的妻子、亲属和家中的70 余口均被
处死。在许多不利的揭发被公开和许多证人都证实他有罪以后，李善长“供
出”了他的罪行。在对胡惟庸案清洗扩大化的时候，与李善长一起丢掉性命
的人中有许多侯爵。皇帝在总结这件案子时，他亲笔写下了《奸党昭示录》
的第三个版本。③
对于李善长的审理，还是免不了有某些文人学士的批评。解缙从前曾上
书严厉批评皇帝治理国家的方法，现在他又上条陈，严词切责对李善长的不
公正作法。他代工部郎中起草了这篇奏章，并且即以工部尚书的名义上报。
但是，它是解缙实际执笔的，这件事并未被隐瞒下来。皇帝没有怪罪解缙的
说法，它主要是讲李善长一案很难服众。解缙指出，李善长决无犯他坐之以
罪的那些罪状的动机；他不能从这些罪行中获益，因此李善长案于理不通。
但是，正如明朝历史学家朱国祯（1557—1632 年？）所指出的那样，胡惟庸
犯的是叛逆罪，其志在搞政变。朱国祯进一步指出，李善长想保留有选择余
地的自由；这在实质上并且自然而然地是一种罪行。①
对于胡惟庸党羽的迫害接着继续了几年。1392 年，出身于安徽的一位军
事领袖周德兴因他儿子行为不谨而被处死；他的儿子可能也与胡惟庸事件有
牵连。②取得很大军功的合肥（安徽）人叶昇也被处死。③1392 年，工部尚书
秦逵因被连累进了胡惟庸案而自杀。④除了卷入胡惟庸案中而被处死的人之
外，还有许多高级而显赫的人物也在14 世纪90 年代被杀掉。
① 《国榷》[498]，9，第705 页；《明纪》[53]，5，第19 页；《明史》[41]，116，第
3574—575 页。
② 《国榷》[498]，9，第707 页；《明纪》[53]，5，第20 页。
③ 《国榷》[498]，9，第708 页。
① 《国榷》[498]，9，第716 页。
② 传记见《明史》[41]，132，第3861—862 页。
③ 传记见《明史》[41]，131，第3855—856 页。
④ 传记见《明史》[41]，138，第3974 页。
政治生活中这些残酷的方面在1392 年曾被一名山东籍的国子监监生周
敬心所批评；他在奏疏中批评皇帝以粗暴手段治理政府。他说，除非皇帝改
弦更张，明王朝不会长治久安。他指出了实施大镇压的几个年份：1371 年，
帝国的所有官员和吏胥都受到调查；1381 年，胡惟庸党被宣判有罪；1386
年，被认为是长期为害人民的祸首的官员们被逮捕；1390 年，以莫须有的罪
名大批屠杀官员和平民。①据说，皇帝同意周德兴的看法，这又一次表现了他
的不可捉摸的脾性。
太子朱标在短期生病之后于1392 年5 月17 日猝然死去。他在1391 年被
派往陕西，“宣抚”那里的人民，并决定西安是否可作为明朝的京师。皇帝
曾经认为，陕西是帝国最安全的地带，因此作为首都可能远比南京更适合。
政府中至少有一位御史持这种意见。太子于12 月回到南京，呈上了陕西的地
图和一份关于西安或其他正在考虑的城市的意见的奏疏；他的建议，如果有
的话，未为人所知。1 月间他生了病，春天就死了。皇帝因哀痛而辍朝12 天，
在这期间他和他的主要顾问们讨论了谁可入承大统的问题。②
一个皇位继承的天然竞争者可能就是马后的次子朱樉。但是，1384 年就
已进入翰林院的湖广人刘三五（1312—1399 年）建议说，朱标的儿子应该继
承帝位。③因为这样做就可以使朱标的统绪不致中断。争论的实质是君主的性
质问题。朱标的教养是文人型的和“右文”的君主，但朱樉跟他兄弟朱棣一
样是个纠纠武夫。朱樉和朱棣现在都在北方边境上，雇用了许多蒙古人；朱
棣本人可能还是皇帝的一个蒙古妃子所生。另一方面，朱标受最饱学之士教
育，其中包括明初的大学者宋濂在内。朱标的儿子朱允炆（1377—1402 年）
极像他的父亲——显然也是个文人，这种人治理国家可能用“文明”德化之
治，而不是用以粗暴镇压为能事的“军事”之治。④1392 年9 月28 日，即在
他父亲死去以后的五个月，朱允汶被立为皇嗣。
1391 年2 月，傅友德将军已被派往北京加强燕王麾下的卫戍兵力。他到
那里不久，从前元朝的辽王阿札失里叛变了。阿札失里曾于1388 年10 月向
明朝投降，并和其他投降的蒙古军官一起被送往南京。1389 年夏，他被任命
为兀良哈地区（或许在今吉林满洲平原的洮南附近）泰宁卫的指挥使。阿札
失里在泰宁重新恢复了他对他的人民的权力，虽然此时是以明王朝的名义行
事的。可是，他在1391 年5 月举兵反明，因而迫使朱棣和傅友德不得不向他
进兵。他们显然对阿札失里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再一次又承认了明王朝的权
力。 ①
当洪武帝在1385 年到1387 年之间迭次颁行《大诰》的时候，他把它们
看做与《大明律》中的法律具有同等约束力。《大明律》在1389 年做过大修
改，但它的最后定本到1397 年才完成。与此同时，《大诰》却起着重要的司
法功能。因此，皇帝不时地采取步骤务必使他的几编《大诰》广泛流传，使
它们家喻户晓。1391 年11 月他重申前令，全帝国都必须学习《大诰》和当
① 《明纪》[53]，6，第7 页；《国榷》[498]，第734—35 页；传记见《明史》[41]，1
49，第3998—999
页。
② 《明纪》[53]，6，第2、3 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93—4 页。
③ 〔明纪〕[53]，6，第5 页。
④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97—04 页。
① 《明通鉴》[210]，第486 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285 页
。
时正在推广的《大明律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约193400 人因他们能背诵
这几编《大诰》的全文而在南京受到褒奖。②
几年来朝鲜在酝酿着麻烦，它的政治事件在1392 年发展到了紧急关头。
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的君主王瑶，建立了李氏王朝；这个李氏王朝的统治一直
延到1910 年。由于李氏王朝的建立，朝鲜-中国的关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
期。③
1372 年，洪武帝曾给高丽王颁发了一道敕书，盛称朝鲜人娴熟中国历史
和经典，以及他们习染于中国文化。他命令高丽王遵循中国古代的惯例，每
三年来中国一朝天子，贡献方物。①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命中书省向来朝使臣
解释朝贡关系的条例，其中包括占城国、安南、爪洼国、浡泥、三弗齐国、
暹罗国和柬埔寨的使节。
在他即帝位的初期，洪武帝就已宣布对东方和南方诸国实行不干涉政
策。他坚持说，所有这些域外诸邦彼此之间是一律平等的，但与中央王国不
完全平等。因此，明朝廷不要去攻打它们，除非是为了自卫。与此同时朝廷
对接壤的朝鲜和安南的稳定显然很关注。洪武朝的基本对外关系被皇帝概括
为下面一句话：“彼[外国]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他
认识到蒙古人构成了来自域外的唯一的实实在在的威胁。②
14 世纪70 年代之初，朝鲜贡使频频前来南京，它的使节比明朝廷派往
朝鲜首都平壤的使节的次数多得多。③1373 年，皇帝采取步骤减少这种使臣
的次数，或许他是想压朝鲜君主让步，以期加强明军在东北的安全。皇帝限
制每三年派一次使节，他这样做促使两国间的关系稍稍拉开了距离。
蒙古人仍旧是东北的严重威胁。东部蒙古权力的基础集中于沈阳，它横
跨在通往朝鲜首都的陆路上。1374 年高丽王被刺以后，朝鲜人仍然既和南京
保持外交关系，又和哈尔和林的元蒙统治者保持外交关系。中国人是不能接
受这种状态的，他们拘系了在1375 年和1377 年之间派到南京来的所有高丽
使臣。朝鲜人还在奉元朝正朔以表示他们对元朝统治者的忠诚，他们仍然认
为元君是天子。但是在1377 年，朝鲜国君以明君年号取代了元君年号，并在
他的正式的公文往来中使用明朝皇帝的年号。这个重要的象征性姿态使洪武
帝得到某些宽慰，但他对朝鲜君主的忠诚仍然心中无数。
在1379 年到1385 年之间，朝鲜人派了18 次费用浩大的使团到南京；他
② 《国榷》[498]，9，第724 页。关于《大明律稿》是出诸多手编纂的问题，看黄章健：
《〈大明律诰〉考》
[245]，第77—01 页；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606]，载《学习与思考》，5（
1981 年），第50—4
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彻底讨论，见克拉克：《自治、合法性与朝贡式的政治：高丽灭亡和李
氏王朝建立后的
中朝关系》[125]，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 年。又李成桂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
91]，第1598—603
页。
① 《明实录·太祖实录》[330]，76，第1401 页；吴缉华：《明代建国对外的基本态度及
决策》[578]，载
《东方文化》，16，1—（1978 年），第184—93 页，特别是第187 页。
② 明太祖：《皇明祖训录》[386]（1373 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Ⅲ，第
1686 页；《明实录·太
祖实录》[380]，68，第1278 页；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
[547]，载《中国
人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8 年），第
34—2 页，特
别是第52—3 页，译载了《明太祖实录》[380]。
③ 这里的讨论系根据克拉克：《自治、合法性与朝贡式的政治》[125]一文。
们坚持不懈地要与中国人修好，并要求正式册封他们的国王。一经明王朝正
式册封，朝鲜统治者微弱的合法地位就可以得到加强。可是，明朝对朝贡的
要价是很高的，许多使团干脆被中国人拒绝，因为无论就数量和品种说，所
进的贡品都被认为不足。只是到了1385 年，洪武帝俯顺其请才册封了朝鲜
王，并给他的前朝国王颁赐了谥号，尽管这个国王仅仅是地方各军阀手中的
傀儡。
在东部蒙古领袖纳哈出在1387 年投降之后，东北方面的蒙古人的威胁就
不那么严重了。皇帝开始采取步骤稳定明-朝鲜在鸭绿江附近地区的边境。
1388 年，朝鲜人声称他们对辽东境内东江的北面的土地享有权利，错误地理
解了中国人在那里的意图。朝鲜人的错误的处理和朝鲜军人李成桂发动的兵
变使这次努力归于失败。李成桂向高丽京城开京（今开城）进军，攻占了这
座城市，自封为该国右丞相。与此同时，明朝对鸭绿江流域这片有争议的地
方的控制却得到了保证。
四年以后，即1392 年，李成桂篡夺了朝鲜王位，结束了高丽王朝。就在
这次篡位之前几年，李成桂搞了一次土地改革计划，并且采取动行，尊儒术
为国教，从而削弱了朝鲜的佛教势力。这两项措施都希望最终获得明朝统治
者的批准。李成桂篡位后之次日就派使来南京请求册封。此后不久，他请求
明朝皇帝为朝鲜新国家两个拟议的名字中选用一个，其中有一个即古汉文的
名字——朝鲜。洪武帝选择了这个名称，它在1393 年3 月被正式采用。
在1392 年到1394 年之间，朝鲜人一再想和洪武朝廷建立正式的朝贡关
系。但是，明朝皇帝对这些请求采取专横的态度。派来的使臣们被拒之门外；
有一名使臣甚至因他不能正确实行叩头礼节而被廷杖。中国人一般地很少费
神去搞朝鲜首都汉城的政治情况的情报。只是在1394 年朝鲜来南京的一次使
团极尽巴结的能事之后（在这一次明朝廷正式被通知朝鲜国家已在朝鲜建立
了新的道德秩序），明帝才允许它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甚至在这以后朝鲜
人也几次触怒了他们的中国对手们，因为据说他们在上奏中国皇帝的正式公
文中恭维得不够，又据说他们公文的文风有所谓的缺点。中国人的立场是，
中国不干预朝鲜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但这两国的关系应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
进行，否则就拉倒。
明朝的外交政策在1395 年由皇帝正式宣布过，他此时发布了一篇《祖
训》，其中包括明朝的一份“不征之国”的国家的名单。①《祖训》还限制了
名单内的三个国家的朝贡关系：大琉球、柬埔寨和暹罗。这反映了洪武帝越
来越希望限制对外关系，这种情绪在他发现了胡惟庸曾想借日本人兵力来实
现他的政变计划后更加强烈了。它也表明了皇帝总的态度是不喜欢发展海外
的联系。
吴祯（1328—1379 年）①和廖永忠（1323—1375 年）②所带领的水军，在
① 这些国家在文内是按地区排列的：东北方面：朝鲜；东方和略偏北方面：日本。南方和
略偏东方面：大
琉球；小琉球。西南方面：安南；柬埔寨（真腊国）；暹罗；占城国；苏门答腊；西洋（
西洋国、东印度
海岸和霍尔木兹）；爪洼国；湓亨国（在马来半岛上）；白花国（具体所指不详）；室利
佛逝（三佛齐国）；
浡泥国。见明太祖：《祖训》[385]（1395 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Ⅲ，
第1588—591 页。
又见罗香林：《明代对东南亚各国关系之演变》[357]，载《南洋大学学报》（1967 年）
，1（1967 年），
第119—25 页。关于室利佛逝，见沃尔特斯：《马来历史中室利佛逝的灭亡》[569]（依塞
加，1970 年）。
① 传记见《明史》[41]，131，第3840—842 页。
使明朝建立陆上力量的战斗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③但是，这些水军从来没有
想凭借自己是水军而去建立海上的力量。这不是说，水上部队是被忽视的。
从1370 年到1394 年，皇帝下过多次命令增加水军部队的吨位。例如1370
年，他在沿海创立了24 个水军卫，每个卫可能拥有50 只船和350 名水手。
1372 年，他命令浙江和福建的9 个水军卫建造660 艘远洋船只，以加强对沿
海海盗袭击的防御力量。但是，这些行动是防御政策中的几个组成部分，而
这种防御政策则是要优先建造抵抗海盗的陆上堡垒。
朝廷也奖赏生俘海盗或献上海盗死尸的人，同时也发动过几次捕逐海盗
的讨伐行动。廖永忠在1373 年被派去进行过这样的讨伐，吴祯也在1374 年
率领过一支水军舰队从长江下游的四个卫开赴琉球群岛。
明朝的海防政策的基础是1372 年2 月2 日所发布的禁止海上贸易的命
令；或许它的试行更早于此时。但是，以限制朝鲜朝贡关系为典型的这种控
制政策，还没有实施到海上事务中来。因此，1394 年关于禁止中国人使用“外
域香料和外域货物”的禁令，大部分未付诸实行。④皇帝之所以实行这种种政
策，是因为他害怕他的臣民会勾结中国以外的人民来向他的统治挑战。他相
信，室利佛逝国曾派遣间谍来到中国，所以就把它在朝贡名单中勾销。这种
禁令由市舶司所实施的管制办法来加以贯彻。①
市舶司原是皇帝按照宋、元两代的成例建立起来的。1367 年他在太仓和
黄渡（今江苏）设立了衙署。它们在1370 年被关闭而改设在宁波（浙江）、
泉州（福建）和广州（广东）；但是，就是这几处衙门也在1374 年被撤销了。
在这些港口中，贸易官员和地方官员一起共同检验标明官方朝贡使团的正式
骑缝文书（勘合）。然后他们就要检查船上的货物。官方的“贡品”应清出
以备起驳转运，其余私人贩卖的货物则要课税。官员有权优先挑选这些货物。
非官方人员也可以购买货物，只是在指定官员的严密监视之下进行；纯私人
的不受监督的贸易被视为非法的走私活动。
在元代，港口的市舶司官员并不负责运送外国的贡物。是洪武帝第一次
把贸易系统和进贡体制结合了起来。这种新制度的实质是消极的，因为它的
基础是禁止一切贸易的禁令，只有那种明显地置于朝贡体制内的贸易除外。
这种政策颇难贯彻，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它把许多商人都赶入了秘密活动
之中。在某些压制得很厉害的沿海地区的商人们因受到实际的经济压力而终
于被迫去搞走私活动。15 世纪海盗活动之所以盛行，它的部分原因应归之于
洪武帝对海上贸易和国家间的关系采取了消极的政策。②
蓝玉案件
在1393 年和1394 年之间，又搞了一次权力的再分配。促使权力进行再
分配的事件，或者简单地说这次权力再分配的最明显的标志，便是1393 年3
②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09—10 页；《明史》[41]，129，第3804—808 页
。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见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9]，（台北，196
6 年），第27—4
页及以下。
④ 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1955 年；重印本，上海，1956 年），第17 页
。
① 下面的讨论据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以及《明史》[41]，75，第1848
页。
② 苏均炜：《16 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474]（密歇根，东蓝辛，1975 年）。
月22 日对蓝玉的处死。在此同时发生的事是，在北方边境上任命了几名王子
驻守北方边境的要冲，以及免除了自14 世纪60 年代以来参加建立王朝的其
他有功将领的职务。
蓝玉案件的细节至今尚不清楚，因为现存的记录不完全。①1392 年12 月
蓝玉赢得了对月鲁帖木儿——此人是西部的建昌和甘肃一批叛乱分子的领袖
——的一次重要军事胜利。蓝玉捉到了这个蒙古人领袖并把他送往南京；皇
帝即下令对他处以死刑。在这时，蓝玉施加压力要皇帝授权他在四川边境地
区设立军事卫所，并且开办军屯事务。这件事被批准以后，蓝玉再进一步请
求准他召募当地农民，以便为向更远的西部的军事侵袭作准备。但是皇帝批
驳了这项建议，所批驳的理由不详，或许是他相信这样的讨伐行动得需要一
支很大的人马。这是他不容许做的事。皇帝反而命令蓝玉从战场上撤回他的
军队，并解除了他的指挥权。②
1393 年1 月初，皇帝任命蓝玉、冯胜、傅友德和其他重要人士担任辅弼
新太子——朱允炆——的正式职务。史料中没有交代这样做的理由；也许皇
帝是想给这些将军们以显赫的地位，同时使他们在东宫官属的监视之下不能
为患。也许他是想建立东宫对于其余诸王子的军事优势。黄子澄和其他著名
文人正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未来皇帝的侍读等官。③
此后不久，即1393 年2 月28 日，皇帝命令他的另外四个儿子去北方就
国。第一次任命的王子已于1378 年和1380 年派遣前往（见表1）。在这一
次，诸王子被遣去监督在某些将军被解除兵柄后无人负责的各个卫。其中三
个王子在府第完工之前得使用临时住宅，但是他们都分道就国。④三个王子赶
在府第完工前就要被派去就国，这一事实就表明了他们离京的安排是一次急
匆匆的行动。这四个王子的名字如下：肃王朱楧（1419 年死），他的王府在
甘州，但他临时住平凉；①辽王朱植（1424 年死），他的王府在广宁（今辽
宁北镇县），而临时住在大凌河正北之地；②庆王朱■（1378—1438 年）的
王府在宁夏，但他临时住在韦州的附近地方；①宁王朱权，他的王府在大宁。
②
3 月14 日，洪武帝命令以太原为基地的晋王朱㭎率山西和河南的军队出
长城去今内蒙古地方加强防御工事和建设屯田。③在蓝玉死后不久的4 月17
日，王府在大同的代王朱桂（1374—1446 年）奉命带领亲兵出长城去会合晋
王，并受后者的节制。④由此可见，诸皇子被调派到边境防御紧要地方和罢免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0—91 页。
② 《国榷》[498]，9，第735 页。
③ 《明通鉴》[210]，1，第502 页；《国榷》[498]，9，第736 页。关于黄子澄的传记，
见《明史》[41]，
141，第4015—017 页。
④ 《国榷》[498]，10，第738 页。
① 《明史》[41]，117，第3585 页。
② 《明史》[41]，117，第3586—587 页。
① 《明史》[41]，117，第3588—589 页。
② 《明史》[41]，117，第3591—592 页；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05—07 页
。
③ 《明通鉴》[210]，第506 页。
④ 朱桂、朱楧和朱植在1392 年4 月1 日重新安排了新领地。他们原先的任命不在这些重
要的边境地区。《明
大部分有成就的将领都发生在蓝玉被审理的时候。
蓝玉案件由锦衣卫指挥蒋??举发，据蒋??报告，蓝玉一直在阴谋策划兵
变。同时还提出了对蓝玉的其他一些不满。它们包括：他作为军官滥用了他
的官员特权；他非法地用纪律制裁他的官兵；家中过多地在府邸蓄养奴仆和
家臣。据史料所示，蓝玉由于自认为他在东宫的职位不够高而发了脾气，因
此他决定冲击皇帝的权力。
蓝玉在受审时据称对他的叛逆罪供认不讳，同时在他的招供过程中他把
许多侯爵以及吏部尚书詹徽都拉扯在内。詹徽在1390 年曾主持审理李善长，
现在又奉旨来受理蓝玉一案。但是，蓝玉的供词把詹徽也拉进他的阴谋之内。
最后，这两个人都丢了性命。蓝玉在1393 年3 月22 日被公开肢解，其他许
多人——也许其数多达20000 人——是在那一年春天被处决的。当时任职于
东宫并且正在南京的冯胜和傅友德两位将军可能去观察了行刑。⑤一个月后的
4 月22 日，这两位将军被派离开南京，前往北京受朱棣的节制，①
在蓝玉被清洗的一案中许多功臣性命不保；这使得人们有理由猜测，之
所以要实行这种清洗，就是要消除可能威胁皇位继承人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们。为了辩明他的行为的正确性和为了站在他的立场说明经过，皇帝发布了
《逆臣录》，它记述了蓝玉案中所涉及的16 名勋贵。他们包括一个公爵、13
个侯爵以及两个伯爵。②皇帝想给蓝玉和胡惟庸两件清洗案做个了结，他在
1390 年9 月7 日给胡党和蓝党的所有幸存者发布了大赦令。③10 月15 日当他
发布这方面的一道赦令时又重申了这一大敕令，承认仅在蓝玉清洗行动中就
有约15000 人丧失了生命。④
10 名最重要的王子在1393 年冬天来到南京，或许是同他们的父皇商量
南京的政治形势。他们是五人一批来的，秦王（朱樉）、晋王（朱㭎）、燕
王（朱棣）、周王（朱橚）和齐王（朱榑）于9 月朝觐南京；代王（朱桂）、
肃王（朱楧）、辽王（朱植）、庆王（朱■）和宁王（朱权）在10 月上朝。
⑤显然是针对着有一名王子可能会发动政变，1394 年1 月初皇帝给诸王子发
布了一部《永鉴录》，它里面记叙了那些曾因反对君上而遭受国灭处分的王
子们的历史。⑥
除了上面所述的两种著作之外，⑦皇帝还编纂了其他几部作品：它们都是
以这种方式直接由蓝玉的清洗案件所促成的。《稽制录》编于1393 年而发布
于三年之后，它的编成是因为皇帝发现蓝玉没有遵守有功贵族禁止过奢侈生
活的规定。这一著作详细规定了功臣们的住宅的大小、轿子的装饰，等等。①
史》[41]，3，第40 页。关于朱桂的出兵长城以外，见《国榷》[498]，10，第741 页。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4 页；《国榷》[498]，10，第739 页。
① 《国榷》[498]，19，第741 页。
② 《明纪》[53]，6，第9 页；《明史》[41]，3，第51 页。公布日期是1393 年3 月26
日，仅在四天以后。
关于《逆臣案》的书目说明，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18 页。
③ 《国榷》[498]，10，第744 页。
④ 《国榷》[498]，10，第757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1 页。
⑤ 《明纪》[53]，6，第10 页。
⑥ 《明通鉴》[210]，第512 页。关于《永鉴录》的书目说明，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
》[320]，第18 页。
⑦ 即《逆臣录》和《永鉴录》。
① 《国榷》[498]，10，第742 页。关于《稽制录》的书目说明，见李晋华：《明代敕撰
书考》[320]，第18
《世臣总录》在1393 年编纂成功并分发给了官员们，它收集了奸佞和贤能大
臣们的言行记录，寓有劝戒之意。②最后，皇帝命令刘三五监修洁本《孟子》。
有些传播所谓的“犯上作乱”的话语都经删削。总起来说，大约有85 段被删
掉，只留下了170 节。皇帝禁止学校或考场用那些删除的段落考试士子。但
是，足本《孟子》并未禁止流通。③
帝国的三位最重要的将领在1394 年和1395 年被清除掉了。第一位是出
身于安徽北部的傅友德将军，他从1361 年以来就给洪武帝效力。他死于1394
年12 月20 日，但不知是被处死抑或是他遵旨自尽的；史料记事有矛盾之处。
他的儿子曾娶公主，他的女儿又是晋王嗣子之妃。④
第二位是王弼，他死于1395 年1 月1 日。他是安徽临淮人，自14 世纪
50 年代就在皇帝手下做事。1388 年他曾随蓝玉远征捕鱼儿海，勇敢善战，卓
著战绩。1392 年，他配合傅友德和冯胜练兵于山西和河南，次年又和傅、冯
两将军一同被召回南京。王弼或者是在被处死、或者是奉旨自裁之时已被封
侯。⑤没有材料说明皇帝为什么不喜欢他。
第三位是冯胜，死于1395 年2 月22 日。①他的死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有
些材料说他是自杀身亡，有些材料又说他是被处死的。所有观察家们都同意
一点：即皇帝消灭这些人可能是为了确保他自己——以及他的嗣君——对于
军队的控制权。有一位他不必担心的将军就是汤和；他已于1388 年退休，在
1390 年又患了使他衰弱不堪的中风症。他是在1395 年8 月22 日在凤阳寿终
正寝的。②
洪武帝虽然能够很轻易地消除这些将领，但要管理好王子们却是一件要
棘手得多的事。他早在1369 年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同时他还考虑让他
的王子们代皇帝管理后备军事力量，和在边境上做保卫国土的封建领主。1395
年10 月3 日他把《祖训录》的修改本分发给了官员们，又在11 月12 日把最
后的定本分发给诸王子。与此同时，他宣布削减王子们每年的俸禄。③最高的
俸米从5 万担削减到1 万担（不包括补助的津贴在内）。《祖训录》在管理
诸王子的条例方面有重大的改动。在皇帝的26 个儿子当中，17 个儿子在皇
帝生前纷纷出而就国，两个死于1390 年——一个是自杀的，另一个死于道教
的丹药（见表1）。④
在《祖训录》的叙中皇帝特别强调，它里面所包含的法律乃国家万世不
变之大法，子子孙孙世守勿失。据皇帝所说，鉴于他在动乱时代中20 年的经
验，他和他的官员们都懂得必须实行“国法”，这主要是指“律”。可是他
页。
② 《国榷》[498]，10，第747 页。关于《世臣总录》的目录说明，见李晋华：《明代敕
撰书考》[320]，第
18 页。
③ 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19—0 页。
④ 《明纪》[53]，6，第12 页；《国榷》[498]，10，第752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470 页。
⑤ 《国榷》[498]，10，第754 页；《明史》[41]，132，第3862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4 页；《国榷》[498]，第755 页。
② 《国榷》[498]，10，第759 页。
③ 《国榷》[498]，10，第761 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5 页。
④ 关于洪武时期被送往封国的明代诸王子的个人传记性材料，见下面的史料（诸子名字前
面的编号为按生
日排列的长幼次序）：
以《祖训录》发表皇帝之家的“家法”。他指出，这一部家法子子孙孙都必
须遵守；他们不得“轻佻，乱我家法”。他写道：“任何法律不得擅改。”
他还宣称：凡遵守开国者的训示的，天、地和祖宗神明都将降福于他。樉在以
往历代王朝的历史中，这样精心设计的“家法”可说是无先例的。
诸王子最初在他们的封地内都享有实际的主权。但是，他们的独立程度
在《祖训录》的后来版本中已大为削减。皇帝已经认识到，诸王子可能会变
得过分强大和不服管教，从而使他们有时会向皇帝权力挑战。学者叶伯巨在
1376 年就已经对这种可能性提出了警告。叶伯巨在他批评建立拥有武装的诸
王国的政策时就已指出，皇帝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已经造成了会形成“尾
大不掉”的局势。㭎
按照1381 年版本的《祖训录》，藩王们有权对居住在市镇或农村的平民
在一般刑事违法案件或犯大不敬的罪行时进行审理和判决，棣但属于钱粮事项
的案件则必须交帝国的司法机关审理。但是，藩王们享有征召王府文武官员
和吏胥的权力，而且对他们府第的官吏享有完全的司法权。
这些权力在往后的年代中大大地削减了，这在1395 年版本的《祖训录》
中就有所反映。到了1395 年，他们被剥夺了随意征召王府人员的权力。反之，
所有任命都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藩王们对他们的文武员属还保留有司法
权，但是所有判决必须按照《大明律》作出和实施。橚像黥墨、断肢、削鼻、
去势等酷刑在1395 年的文本中均被禁止。槙这一版的《祖训录》还规定，官
民人等无论什么时候犯了罪行，都必须公开和公正地处刑，不允许施毒药加
害他们。■这项规定未见于1381 年文本中。相反地，早期的文本却鼓励王子
们行使严厉的刑罚，以使人们服从他们的命令。梓除此之外，在1395 年的文
本中，王子们没有对他们所属的犯有大不敬罪的任何个人实行判决的权利。
这类案件必须移送帝国法庭审讯，事实确凿才能处罚。朱
其余一些较次要的改动减少了血亲王子们的权力和特权。在1381 年文本
中，一个王子在朝见皇帝时可获准在宫内就座；而且如果他的朝见正碰上皇
帝的宴会，他也可以赴宴。1395 的修改禁止了这些做法。朱根据1381 年文本，
一个藩王可以召唤医生去王府看病；1395 年的文本就不许这样做了，朱尽管
对于藩王们的权利做了这些改动，但从1381 年到1395 年他们仍然是仅有的
一些不完全在朝廷控制下的军事权力中心。一次别出心裁的制度上的安排给
每一个王国提供了两支军队：这就是守镇兵和护卫兵。朱藩王自己统率护卫
兵，但是守镇兵有自己的正式的指挥官，是从京师派来的。藩王对守镇兵无
樉：《明史》[41]，100，第2502—506 页；116，第3560 页。
㭎：《明史》，100，第2521 页；116，第3562 页。
棣：《明史》，5，第69—0、105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65 页。
橚：《明史》，100，第2546—547 页；116，第3565—566 页；《明人传记辞典》，第3
50—54 页。
槙：《明史》，101，第2607—608 页；116，第3570 页。
■ ：《明史》，101，第2620 页；116，第3573—574 页。
梓：《明史》，101，第2622—623 页；116，第3574—575 页。
朱檀：《明史》，101，第2623—624 页；116，第3575 页。
朱椿：《明史》，101，第2643—644 页；117，第3579—580 页。
朱柏：《明史》，101，第2659—660 页；117，第3581 页。
朱桂：《明史》，101，第2660—661 页；117，         第3581—582 页。
直接统率权。事实上，守镇兵的指挥官得上报该藩王给他发出的任何秘密命
令。皇帝之所以设计这样一种制度，是为了防止朝廷的军官或其他任何人篡
夺权力。通过这套办法，皇帝在有人试图窃夺权力时能纠合支持者的力量。
正像他所叙述的那样：一旦朝廷内有不轨[即不忠诚]之大臣，宫内有奸幸[即
宦者]??，天子即可秘密命令亲王率领守镇兵给以严惩。朱
根据1395 年的《祖训录》，如果朝廷要调动某王的守镇兵，它必须以盖
有御玺的一封信送达该藩王，同时以完全相同的另一信函送达守镇兵的指挥
官。只有当指挥官同时收到皇帝的信件和藩王的命令之时他才能发兵。没有
藩王的命令，仅有皇帝的信函便没有充分的权力出兵。
《实录》1392 年10 月16 日的条目记的一道敕令更明白无误地表明，皇
帝要抑制藩王们的权力。朱这道敕令是发给右军都督府的，它说道：
盖王府置护卫，又设都司，正为彼此防闲。都司乃朝廷方面，凡奉敕调兵，不启王知，不

得辄行。有王令旨而无朝命，亦不擅发。如有密旨，不令王知，亦须详审覆而行。此国家
体统
如此。
许多王子利用他们的护卫兵做攻击部队，而且在建立进攻部队时没有得
到皇帝的授权。1392 年，秦王仅有亲兵500 人，他并未被授予真正的护卫兵
组织。但是，他事实上从都指挥使司那里扩充他的亲兵队伍，而都指挥使司
之设正是为了要抑制某个王子的护卫兵部队的力量。朱
秦王、晋王和燕王多次使用他们的护卫兵在边境前线练兵，而让他们的
守镇兵在他离家时去守卫他们的王封。结果，诸王子——特别是燕王朱棣—
—得以加强他们的护卫兵和守镇兵的力量。
藩王的地位是世袭的；继嗣的原则是长子继承，而且限于嫡妻所生。这
种规定，作为管理皇帝宗族的家法之一，自然也适用于帝位的继承。《祖训
录》特别指出，嫔妃的儿子一概没有继承的资格。朱这些“家法”也用别的办
法歧视庶出之子——例如，关于王子每年前往南京朝廷朝觐的规定就是如
此。朱因此，《祖训》排除了燕王在1392 年太子去世时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候
选人的资格，因为燕王是庶出。朱棣成功地篡夺了皇位以后，他消灭了他出
生的记录，另外编造了一套新的说词，把他说成是洪武帝的嫡妻马皇后之子。
朱
朱棣从1396 年到1398 年屡次兴兵塞外，他和他的哥哥朱㭎都变成了北
方最主要的实力派。1396 年4 月，他奉命巡察大宁地区，在巡察期间与孛林
帖木儿所率领的忠于元朝的军队打了一仗。他捉住了孛林，而且在班师之前
他挥军北上直抵兀良哈地界。①
秦王朱樉在1395 年死去。虽然他由他的世子继位，但这位世子没有他父
亲的那种经验和才能。辽王和宁王都很年轻，也都在边防指挥线上占有重要
的位置。1397 年2 月，这两位藩王都奉命在长城以北的大草原上牧马和练兵，
朱楧：《明史》，101，第2685—686 页；117，第3585 页。
朱植：《明史》，101，第2694—695 页；117，第3586—587 页。
朱 ■：《明史》，102，第2715—716 页；117，第3588 页。
朱权：《明史》，102，第2727—728 页；117，第3591—592 页；《明人传记辞典》，第
305—07 页。
朱楩：《明史》，102，第2737—738 页；118，第3602 页。
朱橞：《明史》，102，第2755—756 页；118，第3603—604 页。
① 《祖训》[385]，叙，载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Ⅲ，第1579—581 页。
以此来向游牧民显示大明之威力。①但是，这两个藩王都不能和在北方占统治
地位的朱棣分庭抗礼。
为了提醒诸藩王关于他们的地位应次于未来皇储的地位，1396 年9 月皇
帝又发出了关于诸藩王在南京晋见东宫时的行为举止的严格规定。正式规定
由皇帝的官员们提出而经皇帝批准，它要求亲王们奉召晋见未来的储君时应
该遵守严格的礼仪。因为许多藩王都年长于生于1377 年的太孙，所以新的规
定引起了某些不满情绪。②
当1397 年皇帝颁布《大明律》的最后定本时，他对政府细节的注意再一
次表达了出来。这个最后的定本据说里面吸收了他的嗣君朱允炆要求作出的
修改意见。按照太孙关于有些条文过于苛刻的陈情，大约有73 条条文做了修
改。③1397 年的《大明律》颁行之时，还有选择地发布了《大诰》中的某些
条款，因为皇帝相信，《大明律》和《大诰》应该成为明王朝国内法律的主
体。④
1397 年秋，对于吸收文官的科举考试引起了一场争论。刘三五主持过南
京的会试，他被人指责，竟然没有一名北方士子被录取。皇帝得知此事后大
为震怒；他命令一位官员复查了这些考卷。这位官员并未查出可以据以控告
刘三五的理由，皇帝却指责这名官员故意作伪。他自己来阅卷，把61 名士子
点为进士，统统是北方人。他于是惩戒了他认为应对最初的弊病负责的那些
官员。刘三五没有被处死；他仅被判处流放。但是，其他官员却被处以公开
肢解的酷刑。刘三五和那些被指控为他的同党的人被说成是与蓝玉的党羽有
关，这部分原因是要证明对他们处以严刑是有道理的。⑤
皇帝在这时还下令处死了其他一些人：这种种事件表明了一个人长期患
偏执狂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他的女婿欧阳伦只不过因为一件比较小的犯法
行为——包括私贩茶叶——而被他下令自尽。⑥7 月份，左都御史杨靖（1385
年进士）被赐死。杨靖还不到40 岁，是很优秀和公正的法官，享有盛誉。但
是，有人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散布了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因而一名御
史指控了他。皇帝被这一指控所激怒，因而下令赐死。⑦
很难详细了解皇帝此时的心理状态。1398 年初他展示了一种颇创新意的
榜文，它显示出他在某些方面能完全控制他自己的官能。《教民榜文》刻画
出了在他的开明统治之下农村生活的一幅颇为理想的景象。①
皇帝原先就曾建立过一个制度，通过村长（里老）来解决农村中的纠纷。
① 《国榷》[498]，6，第540—42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3—575 页；《明
史》[41]，139，
第3990 页。关于“尾大不掉”这一术语，见《左传·昭公11 年》，译文载李雅各：《英
译七经》[310]（1870
年；重印本1960 年；重印本，台北，1969 年），V，第635 页。
② 关于它的日期和分析，见黄章健：《论〈皇明祖训录〉颁行年代》[204]，载他的《明
清史研究丛稿》[242]，
第31—6 页。
③ 黄章健：《论〈皇明祖训录〉颁行年代》[240]，第34—5 页；《祖训》[385]，第162
8 页。
④ 《祖训》[385]，第1585 页。
⑤ 《祖训》[385]，第1631 页。
⑥ 《祖训录》[386]，第1680 页。
⑦ 《祖训》[385]，第1629 页。
① 《祖训》[385]，第1617 页。
②在《教民榜文》中，这个制度被皇帝的命令正式肯定了下来。这个制度是要
重新调整农村中的权力的关系。这篇榜文里还包含有皇帝的“六谕”，并要
求每一个里准备一种特殊的铃（木铎），备里老或其他被挑选的人在巡行于
乡里道路时用来晓喻皇帝的“六谕”。
在《教民榜文》中，皇帝痛惜正式的司法制度由于腐败的吏胥和不诚实
的士大夫的行为而被破坏了。人民对这种贪污行为有时不得不上达帝听。为
了纠正这个局面，曾经发布过附属的律令作为临时措施。这些律令规定，一
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喜庆、田地、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
和里甲来审断。可是，严重的案件，像通奸、偷盗、诈骗、仿冒和人命大案
则应报告当局来审理。有人胆敢破坏这种美妙的社会秩序，皇帝是要给他以
严厉惩处的。任何破坏这个社会秩序的官员或吏胥都应处以极刑；而任何有
此行为的平民，则应连同他（她）的家属一起被发配到四裔。
皇帝相信，这一解决乡里争端的制度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也可以相对地
免除一些弊病。这是因为老人和里甲行政人员的住所都和普通村民的住所在
一起，田土相连。他写道：“凡人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业务，俱在里甲”，
因此他们的裁决就会是公正的。乡老里长应该参加听讼。在审讯时准许用轻
刑具；这包括打竹板和轻杖。如果老人也犯了罪行，他应由其他老人和里长
审理。如果罪行比较轻，他们可以自行宣判。如果罪行严重，他们应该将犯
罪事实报告给地方官，并且将该老人押送到京师。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
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
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的老人的罪行
中去。
《教民榜文》要求乡里长老们按期把他们乡里中道德高尚的人的姓名及
其行事奏报给皇帝，同时以相同内容另纸报告给地方政府的官员。地方政府
的官员接着也应该把这些情况上转给朝廷。这样就建立了上报的双轨制。按
照《教民榜文》的规定，如果地方政府的官员不上报情况而老人们自己却禀
报了，这些官员就要受到处分。
《教民榜文》又要求每个村每个里应该选派一名老人在街道上吟诵皇帝
的“六谕”。这个人物可能是个残废，或者上了年纪，或者是个盲人，或者
是官能有障碍的人。他可能被一名幼童牵着手走路。他可能摇动一个装有木
舌的铜铃（木铎）并且大声朗诵“六谕”：要孝敬父母；要敬重尊长；要友
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孙；让每个人都安居乐业；勿为非作歹。③
晋王朱㭎病死于1398 年3 月30 日，在北方只有年长的王子朱棣。皇帝
在1397 年12 月第一次身染重病，他在1398 年4 月20 日给这位王子发出一
道诏旨，详细指授了他的边境防御的方略。他告诫朱棣不要被蒙古人的战争
烽火所迷惑，要他与辽、代、宁、谷诸王（分别以广宁、大同、大宁和宣府
为基地）一起，协同守备，形成首尾相救的环形防御。④另一道于4 月29 日
发出的给燕王的敕令指出了一件明显的事实：在朱棣的哥哥们朱樉和朱㭎死
去以后，只有他是现存诸王子中最年长和最聪明的人。皇帝在这道诏敕中要
朱棣负起指挥北方军事之责，并守卫帝国。他写道：“攘外安内，非汝而谁？”
② 《祖训》[385]，第1636 页。
③ 《祖训录》[386]，第157 页；《祖训》[385]，第1658 页。
④ 《祖训录》[386]，第1718 页；《祖训》[385]，第1635 页。
⑤
皇帝在5 月24 日再度犯病，6 月22 日病势加剧。他在1398 年6 月24
日驾崩于西宫。他死后发布的遗诏中，命令诸藩王各留本藩，不得来京奔丧。
同时他还指示，全帝国都应该拥戴朱允炆为合法的嗣皇。他又命令，所有护
卫兵部队均应严格听从诸藩王的节制。①
鉴于洪武帝痛恨蒙古人败坏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令人不解的是皇帝的40
个妃子中竟有38 人殉节，这显然是学蒙古人的那一套，即国君死时他的众多
妻妾均应随之而死。
朱允炆在1398 年6 月30 日登极，对全国发布大赦令。他宣布，随着阴
历新年的开始（1399 年2 月6 日），他将以建文为年号。
⑤ 黄章健的《论〈皇明祖训录〉颁行年代》[240]，第43 页说它的日期是10 月14 日，但
据《明实录·太祖
实录》[380]，第3236 页则为本文内所说的日期。
① 出自上述1392 年10 月16 日的敕令；黄章健未引用。
第4 章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 年
引言
1399 年到1436 年经历了开国皇帝之后四代人的统治。短命的建文之治
（1399—1402 年）因篡夺而急遽地中断；其后是永乐之治（1403—1425 年），
这是帝国一个加强和扩张的时期；再就是为时仅九个月的洪熙之治（1425—
1426 年）；最后是稳定和紧缩时期的宣德之治（1426—1436 年）。因此，两
个短暂的间歇时期把明初三个主要皇帝的统治期分隔了开来。
尽管1399—1402 年的内战带来了一些混乱，可是，和过去的联系却多于
这37 年中所发生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发展的中断的情况。这
就是说，这四位明代皇帝时期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主要是开国皇帝的设想和靠
他实现这种设想的政策形成的。早期也曾在政策和制度上做过一些改变，特
别是在永乐帝的时候进行了改变；但是在他的后继者时期，某些内容被省略
了或放弃了，而凡是的确发生的进一步的改变，大部分都是在原有的制度和
传统的框架内所进行的适度的调整。这种政府的工作作风奠定了明代初年朝
廷的保守主义传统；与此同时它也促进了王朝的安定，并且完整无损地保留
了开国皇帝所遗留下来的土地和精神面貌。
永乐帝把帝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依然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制度
上的变化。虽然洪熙皇帝曾想把朝廷搬回南京，但北京在下一个皇帝统治时
期再次成为帝国首都，而且自此以后它就一直是明帝国的京师。另一个大变
动是大学士官职的设立：它填补了皇帝和帝国官僚体制之间的空白——这个
空白是开国皇帝在1380 年废除中书省以后所形成的；大学士开始在政策问题
上备皇帝顾问。这些措施都没有背离明太祖建国的任何基本制度上的设想；
相反地，它们倒是弥补了现存制度的缺陷，使之适应了新的政治现实。但是，
它们在发挥新出现的皇帝的内廷助手内阁的职能时制度化了。它变成了后来
帝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新机构。
在永乐皇帝时期，明太祖的咄咄逼人的姿态在他采取保障帝国北部边境
安全和扩大它的政治霸权的措施中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它表现在反对蒙古游
牧部落的几次大战役中，表现在重建长城防御线中，表现在恢复与日本和朝
鲜的朝贡关系和并吞安南的事件中，也表现在郑和通过南洋和印度洋而到达
非洲与波斯湾的多次远征中。永乐帝进行的这些活动中，有的事实上表明他
已和明太祖定下的对外姿态和政策分了手。除此之外，这些活动的规模给帝
国的财政资源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因此，他的更加扩张的行动在他继任的几
个皇帝手中大大地被削减了，而在往后的明朝统治者时代更是如此。但是，
以遏制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利用朝贡关系维持帝国对海外的影响为目的的政
策，仍在继续付诸实施。
明朝开国者的最初几位继任者还继续实施太祖的社会和经济的政策——
这些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广大的农业经济的和平与安定的秩序。在文、武的
两大分类下，全国人民都按职业归了口。在广大的民籍户口——农民、工匠
和商人——方面各有具体的义务，即他们都适当地履行各自的纳税和服徭役
的义务；同时，至少在名义上说，军事义务是某些被选定的户的固定的和世
袭的义务。实行土地登记和户籍制度及征税和征用劳役的制度，利用军事屯
田使军队自给自足，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以及禁止私人从事海外贸易
——所有这一切都仍旧是帝国的国策。
为了减轻明初几位统治者因采取扩张政策而引起的财政负担，明王朝采
取了某些措施，因为这些政策引起了物价上涨和增加了军政开支。这些措施
包括扩大帝国总的纳税耕地面积，给贫困民众减税或免税，在粮食失收和自
然灾害时期采用各种不同的救济措施和福利计划。这些新措施都不外乎是在
既成的财政结构内做些调整工作，有时也做出一些改进工作；所有这一切都
和原来的办法及过去的政策是相一致的。
这些皇帝们在私生活中虽然都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崇拜佛教和道教，但
在公开场合他们都是有意识地提倡正统的新儒学（理学）传统。例如，它表
现为在永乐皇帝主持下编纂和出版了某些新儒学综合性著作（几种“大全”）
和选集，在科举考试中必须按规定用标准的程颐和朱熹的经义注疏，同时普
遍推行这些教义作为道德价值和伦理行为的基础。他们认为促进新儒学的教
义会获得某些好处，因为它强调社会的和谐而反对社会的各行其是，它主张
敬重皇帝的权威甚于敬重所有其他的权威。
皇帝大力倡导注意面狭窄的新儒学学识，这不仅形成了明王朝的政治意
识形态，而且影响了所有那些通过这种倡导对教育和科举的影响而取得高等
文化教养的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同时还酝酿成了一个对某些明代知识分
子中潜在批评的衡量尺寸。直到15 世纪末以前，没有出现新的思想学派向这
个正统学说挑战。人们坚持在学术上与正统注疏合拍，在诗歌和散文上向古
典模式看齐；作家们和教师们虽然不完全缺乏新意和创见，但也没有在他们
的思想和作品中显示出任何令人瞩目的非正统的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建文统治时期
建文帝的即位
明代的第二个皇帝朱允炆生于1377 年12 月5 日，即他祖父时代的洪武
十年。这个年幼的皇孙被描述为早慧、孝顺和正直，据说他的祖父很钟爱他。
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变，他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地下去。1368 年2 月，
洪武帝开始为王朝定下传统，即立朱允炆的父亲朱标为太子，因为朱标在名
义上，也许事实上是他的嫡妻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标是为皇位的合
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希望以此杜绝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
朱标在许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温和而有教养的人，但不很
勇武。明太祖虽然对他的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为了王朝
的利益，他仍把朱标看作他恰当的继任人选。②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标在他的盛年37 岁时即于1392 年5 月17 日死
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标的嫡妻所生的长子已在10 年前死去。
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标一系的次孙朱允炆——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
儿子——为储君。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被立为皇嗣时不足15 岁，他绝不能
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
已。虽然朱棣后来声称，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
横加干预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实上没有考虑把他的其他儿子立为太子。
在他的祖父死去后几天，朱允炆于1398 年6 月30 日在南京即位，时年
21 岁。他确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亲——二皇妃吕氏（1402
年死）——为皇太后。③关于朱允炆的个性和他在位时的国内发展情况现已无
可信材料，因为在他死后，他那一朝的记录都被窜改或销毁殆尽。建文帝时
期的档案文献和起居注全遭毁灭，而幸存的私家记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继任者在位的时期，朝廷史官关于建文帝的行事写了一些歪曲
真象的、极尽批判之能事的报道，想以此证明永乐帝夺权是有理由的。他们
谴责建文帝和他的顾问们行为放荡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为不孝、奸恶
和邪淫的人，指责他玩忽职守并犯有大不敬罪。后世同情这位被废黜皇帝的
学者们关于建文之治则写出了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谀词，说这位皇帝又是孝
子，又是仁君，称之为遵循儒士劝告和缓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无缺
的人物。他们谴责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弑罪行。④这些残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
材料要求人们必须进行最细心的审查。建文时期许多方面的事实真相将始终
弄不清楚了。
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
思考的脾性。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
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
没有那种能力。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关心他祖
父的高压行政措施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
② 《祖训》[385]，第1633—634 页。
③ 《祖训》[385]，第1615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6 页，以及下面第6 章有关宦官的叙述所引的材料。
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这些
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建文帝把三位儒家师傅引为心腹，他们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这几
位老者对建文帝关于君之为君的概念起了强有力的作用。黄子澄（1402 年
死）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他在1385 年举进士第一名。他在明太祖
时代担任过很多官职，现在被建文帝任命为翰林学士，并参与国家政事。齐
泰（1402 年死）也是1385 年的进士，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特别
精于礼和兵法。他在洪武帝弥留之际受顾命，以护卫皇太孙和嗣君，被新皇
帝任命为兵部尚书，参与国政。方孝孺（1357—1404 年）早在四十来岁的初
年就已经是声名卓著的学者，以文章家和政治思想家闻名，未中过举，在他
很晚的岁月才开始进入仕宦生涯。建文帝即位以后被召为翰林侍讲。①
这三位儒家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皇帝。黄子澄和齐泰变成了皇帝的
心腹，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教育他。他们负责研究一些新政策并付诸实施，
目的在改组帝国的行政和加强皇帝的权威。方孝孺是《周礼》——一部关于
乌托邦式政府的经典著作——专家，他发觉他所见到的是个人专制统治的缺
点，因此他建议皇帝应该根据古代经典所提出的理想和形式来实行仁政。所
有这三个人都勇敢、正直和满怀着理想。但是，他们都是书呆子，缺乏实践
意识和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也没有领导才能；他们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限
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②
政治的发展和制度的革新
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对这几位儒家师傅言听计从，发起了一些政治上和
制度上的改革，看来其意图是大大背离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 年因
裁撤中书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机关被取消，它们在现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复；
制度被修改，以加强文职行政功能和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
为了贯彻这些改革，皇帝把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提升为行政负责官
员。1380 年裁掉中书省以后，明太祖曾经决定，国家一切事务都必须由他一
人作为行政首脑来裁决。因此之故，翰林学士们和六部尚书只有建议权和在
政府中执行命令之权。当新皇帝召集这三位士大夫来“参国政”时，这种局
面就结束了。如果这些重建活动或多或少地不是虚构的话，这些皇帝的顾问
们就不是只领干薪了，而是实际地在管理政府。这样做就大大地离开了第一
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为皇帝的顾问们现在被置于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
位。他们现在又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极像从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
所为；他们仅仅缺少丞相的头衔。没有这个头衔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
训录》，因为《祖训录》是严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还做了一些改革，对帝国政府内部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
己能实施他的新政策。这些发展变化的确切性质至今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大
多数改革的记载已被销毁。但是，例如《皇明典礼》这种关于建文时代典章
制度的书（1400 年），以及此后另外编订的几种书至今仍可见到，它们可以
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到这个时期政府中已实行和计划要实行的革新的梗概，并
① 《国榷》[498]，10，第765 页。
② 《明纪》[53]，6，第15 页。
对它们的意义作出评价。③
1398 年末，新皇帝听了方孝孺的话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
尚书和侍郎之间加了一个侍中之职。这种制度上的改变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
都司同级的地位；自从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因此，在
他有意识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时，六部尚书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数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员的设置上，也都有了改
变。户部和刑部的所属司从12 个减为4 个；都察院中的两个都御史合并成了
一个；同时，国子监和翰林院的各项职责和人员编制大为提高和扩大。这最
后两项改革表明，重点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学士在政府中的顾问作用的加
强上。在詹事府也设立了某些新职位，使翰林学士在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
幼王子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④
对六部及其下属司的组织所作的各种改动中，对官员和皇帝侍从的头衔
所作的变动，以及对南京各官署的名称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诸古代的《周礼》
行事的。这些变易不单是象征性地恢复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历史
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任意变更祖制。它们都是有目的的变革，意在搞一套新
的建制，使权力归到皇帝信任的顾问的名下，加强文官之治，以削弱将军们
和皇子们的权势。
为了贯彻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些政策，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
握有空前大权，这就大大地背离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们在国事
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简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们即使不对内战负主要的责任，
也要负直接的责任，因为他们对朝廷的控制和他们正在推行的变革给了燕王
以发起叛乱的口实。燕王说，对建文的顾问们发动的惩罚性战役是忠于王朝
的行动。⑤随着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这一切政治改变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
流水，它们只是作为复古和反动的背离祖制的失败的尝试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是书呆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阔大和抱负不凡的，或心怀野心而
又有煽动性的顾问们的一个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
国内政策和内部危机
建文朝廷还有一些国内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们都偏离了洪武时代的
既定安排。第一个措施是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
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
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
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 年和1387 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
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 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
都收在它的附录中。建文帝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
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
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 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
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
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
③ 《国榷》[498]，10，第767 页。
④ 《明史》[41]，93，第2283—284 页。
⑤ 《国榷》[498]，10，第773 页；见黄章健的《〈大明律诰〉考》[245]对于这个问题的
讨论。
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①
在财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
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
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是继续了洪武朝即已开始的减免
政策，但是它们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办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自王朝
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从而使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原来的税款意在实
行惩戒。1380 年4 月洪武帝曾下令减税20％，但是即令如此，这里的土地税
仍然过于沉重。例如在1393 年，仅苏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纳281 万石粮米，这
就是帝国2940 万石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样是太不平等了：苏州仅占帝
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这样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规
定的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们抛荒了土地，变成了游民，从而
更加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②
1400 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诉南直隶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
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
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
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现在建文帝也解除了这
种禁令。很可疑的是，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到了1400 年，建文朝廷
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
另外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
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发的，因为在洪
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
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
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即占用他们的
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
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建文帝在1401 年8 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
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
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实，说他的侄
子如何违犯了《祖训录》；它进一步为他提供了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的
理由。③
这些命令未必都曾经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
由于它们攻击了佛教和道教僧侣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无疑地疏远了宗教
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
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 年以来即已
为燕王服务（他后来名姚广孝，1335—1418 年）。④
削夺诸藩王的权力
① 《国榷》[498]，10，第774 页；《明纪》[53]，6，第16 页。
② 《国榷》[498]，10，第776 页；《明史》[41]，121，第3664—665 页。
③ 《国榷》[498]，10，第777 页；《明纪》[53]，6，第16 页；传记见《明史》[41]，
138，第3969—970
页。
④ 原文见明太祖：《教民榜文》[383]（1398 年）；重印于《皇明制书》[37]，张卤（1
523—598 年）编（1579
年；重印本，东京，1966—967 年）。关于它的英译文，见张哲朗（音）所译，载《明朝
初年的里老制》
[30]，载《明代研究》，7（1978 年），第63—2 页。
对诸藩王国度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
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
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
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①
削夺世袭封国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
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 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
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属王国
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
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
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 到15000 之间。①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国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
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 年，后
来又在1395 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登极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
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
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
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
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
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②
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
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
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③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
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现在企图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
—特别是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藩王
看来，他想削夺分封诸王一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祖训
录》。
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
说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使皇帝对
采取这项政策的重要性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向皇帝讲述了公元前154
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141 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
般地提示了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潜在危险性。①他们
曾经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诸王国；一是减少他们的政治
和军事大权。主要的目标是燕王；到了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
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他也是
① 见张哲朗：《明朝初年的里老制》[30]，第63—2 页，以及该书所引用的史料。
① 清朝顺治皇帝也有同样的六句名言，萧公权已译成英文，见他的《中国农村：19 世纪
帝国的控制》[212]
（西雅图，1960 年），第186 页；这篇译文被张哲朗（音）所引用，但未注明来源，见他
的《里老制》[30]，
第66 页。
② 《国榷》[498]，10，第782 页。
③ 《国榷》[498]，10，第782 页。
① 全文见皇帝诏敕手稿汇编，即明太祖：《孝陵诏敕》[384]（1398 年以后），重印于《
明朝开国文献》[388]，
Ⅳ，第1939—941 页。参见《国榷》[498]，第783—84 页。
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建文帝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这样便
激起燕王举兵反对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却是要
保持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①
燕王的叛乱
令人难以对付的燕王朱棣生于1360 年5 月2 日，他的生母也许是洪武帝
的一位贡妃，据说她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朝鲜人。他不是像他自己后来所
说的那样为马皇后所生；他的这种说法是想在他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帝位以
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原则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长得坚强有力，同时也精通武
艺，而且据说在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学方面也是出色当行的。他的文学功底在
正史中有所表述，因为这种成就符合一个儒家君主的公开的形象。①1370 年5
月，洪武帝把他封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让他坐镇北方边
境，以保证国内的安全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那时的燕王只有10 岁，直到他成年以后才于1380 年4 月去北京就国。
到了这时，他在宫廷已经接受了优秀学者和佛教和尚们的最好的通才教育。
他在明王朝头等将领们的辅导之下也已经开始表现出军事领导才能；特别是
徐达（1332—1385 年）对他的教导更有效，因为1376 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
娶了徐达的长女。②在往后的数十年中燕王守卫他的藩封时，他经常指挥对蒙
古人的战斗，在老将们的辅弼之下很会打仗。他的功绩赢得了他父亲的好评，
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烦恼，因为他越来越变得心志不凡、目中无人和闹独立性。
当1392 年洪武帝册封他长兄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为皇嗣的时候，燕王
显然是异常失望的。①
1398 年末，即建文帝即位之初的几个月中，皇帝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
的权力而同时削弱诸封建王国的权力，并且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对那些较小
较弱的藩王采取激烈的行动。周王朱柏（1361—1425 年）是第一个倒台的，
接着另外四个王子也垮了下来：代王朱桂（1374—1446 年）；湘王朱柏（1371
—1399 年）；齐王朱榑（1364—1428 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 年）。
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
认他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可是，这样一来反而给了
① 孟森：《明代史》[375]（1957 年；重印本，台北，1967 年），第89—0 页；吴晗：
《朱元璋传》[587]
（1948 年；修订本，1965 年；重印本，北京，1979 年），第297—98 页；富路德和房兆
楹编：《明人传
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346、397 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
，1398—402 年》
[20]（旧金山，1976 年），第1—页。
① 王崇武编：《奉天靖难记注》[536]（上海，1948 年），第11—6 页；王崇武：《明靖
难史事考证稿》
[540]（上海，1945 年），第46—8 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6—、4
—1 页；《明人
传记辞典》[191]，第347、397—98 页。
② 关于这方面历史编纂学的修改问题的彻底的讨论，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
，《引言》和第16—2
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28—2 页。又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
永乐帝时期历史
编纂学的修改》[23]，“关于中华帝国合法性会议”上的论文（美国加州，1975 年），第
3 节。
① 关于这几位卓越的儒家顾问的简略传记，见吴缉华：《论建文时的宰辅及其对明代政局
的影响》[571]，
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台北，1971 年），Ⅰ，第159—66 页；《明人传记辞
典》[191]，第224、
426、911 页。
燕王集结部队和作准备的时间。①
现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时才开始下定决心对抗朝廷。据有些材料说，他
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广孝）的影响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按，道
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来任事的，并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据说在朱允
炆被封为储君以后曾向燕王进言，说他注定会有九五之分；他并且鼓励燕王
谋划进一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他的兄弟们的时候，燕
王马上觉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这时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顾
问和谋略家），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这一威胁。①燕王已经用招降蒙古士
兵的办法扩充了他的部队，同时他又和那些对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内
外勾结起来。可是他还无意立即行事，因为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南京作为人质，
以保证他不乱说乱动。与此同时，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来回打报告。燕王在
1398 年和1399 年搞了许许多多鬼把戏，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遣反他
的儿子们。直到1399 年6 月建文帝才准许他的几个儿子回到他们父亲身边—
—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燕王这才决心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
了。
敌对行动爆发于1399 年7 月末；那时有个忠于建文朝的军官抓到了属于
燕王藩国的两名下级官员，并把他们送往南京以煽惑罪处死。燕王抓到了把
柄，利用这个机会在8 月5 日向邻近几个州县发动军事进攻，借口要清除朝
廷里的奸佞官员。这标志着在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
的军事对抗；后来这场战争被掩饰而说成是“靖难”之役。②
为了给他的叛乱设词辩解，燕王在后来几个月内精心策划了几篇文告：
它们包括在1399 年8 月和12 月致朝廷的两封信，以及后来给官民一体知照
的宣言。这位藩王坚持说，他正在进行的是终止内乱的正义行动，而且无论
衡之以儒家的孝道，还是衡之以规定诸藩王义务的《祖训录》中的条款，他
的行为都是对的。①他指责皇帝，特别是指责他没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
没有让他奔临丧葬；另外，还指责他毁坏先皇所居之宫室，从而背弃了洪武
帝的祖训。
他还指责皇帝受齐泰、黄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诱惑，对诸皇子进行了迫害，
并且错误地指控他在做军事准备来反对皇帝。他争辩说，他所采取的行动是
正当的自卫，同时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诈顾问们，恢复太祖皇帝的法律
和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声称，他有义务来执行这次惩戒使命，因为他是马皇
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健在儿子，就责无旁贷；他指天誓日地否认他对帝位感兴
趣，只是说他是本诸《祖训录》中的规定而开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员的。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责是否有充分的事实根
据，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够在当时就把这些论点公诸于世，是值得怀疑的。可
① 关于方孝孺的政治思想，见克劳福德等编：《根据明初社会来看方孝孺》[129]，载《
华裔学志》，15（1956
年），第308—18 页；沈刚伯：《方孝孺的政治学说》[464]，载《大陆杂志》，22，5（
1961 年3 月），
第1—页。
① 黄章健：《读〈皇明典礼〉》[246]，载他的《明清史研究论丛》[242]（台北，1977
年），第120—41
页。
② 阪仓笃秀：《建文帝的政策》[444]，载《人文研究》，27，3—（1978 年），第10—
4 页；毛佩琦：
《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373]，载《中国史研究》，2（1982 年4 月），第41—2 页。

①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7 页。
是，这些指责对燕王来说却是关系成败的问题；最终地它们要使他对抗朝廷
的行动站得住脚，并且还可帮助他纠集能够抗命的人马。这就是为什么这位
藩王在篡夺皇位以后要窜改历史记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论相矛盾的记载统统
去掉，换上支持他的合法继承权利的一些历史说词。①
内战：1399 年8 月—1402 年7 月
在叛乱开始的时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10 万人；
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
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封建
藩国。但是，这种简单的比较会把人引入歧途。燕王的强大表现在这样几个
方面：他自己有领导能力；他的军队素质高——包括来自兀良哈诸卫的蒙古
骑兵大队人马；他的战略高超；他又有不可动摇的必胜的决心。反之，皇帝
的军队因指挥上无决断和协同作战不好而大受损害；同时朝廷又分散精力去
搞那些甚非急务的政府改组工作，这当然也影响了战局。②
从1399 年末到1401 年中叶是战争的开始阶段，它主要限制在北京（北
平）府的附近州县和山东济南附近的据点。战争正式开始于8 月末，那时建
文帝派遣耿炳文（约1339—1404 年）这位退休的高级军官为大将军去平定叛
乱。9 月11 日，耿炳文想把叛军限制在北京附近，便在北京西南的真定部署
了13 万人的大军，但在两个星期之后便受了重创，被打败了。①于是已故的
将军李文忠（1139—1184 年）之长子李景隆接过了指挥权；但是，他也同样
无能。10 月中旬，燕王离开他的封地去寻求新兵；李景隆便乘他不在北京的
机会率领讨伐军从南京地区开往北京。他在11 月12 日合围北京，但是燕王
马上回师并击败了李景隆；因为李景隆的士卒大多数是南方人，不耐北方的
苦寒，因此他被迫在三个星期以后退兵到山东西北的德州。②
12 月6 日，燕王又送了一封信给朝廷，指责齐泰和黄子澄。作为战略上
的姿态，皇帝正式罢免了他们两人的官职，用茹瑺（1409 年死）代替了齐泰。
可是，事实上他继续依靠他们出谋划策。在1400 年1 月月中，燕王又在西北
发动了攻势，攻入山西；他在山西攻取了一个关键的府城之后就直趋首府大
同。李景隆拖延了时日。当他的援兵在3 月份到达大同时，燕王已经回师北
京，李景隆便拖着疲惫和深受北方寒冻之害的军队返回德州。①
1400 年5 月，双方在北直隶中部保定附近的白沟河岸上展开了一场大
战。李景隆这一次想用钳形攻势一举粉碎燕王的军队，但是他在5 月14 日因
① 黄章健：《〈大明律诰〉考》[245]，又《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岭》[243]，分别见于
他的《明清史研究
丛稿》[242]，第187—90、258—59 页；毛佩琦：《建文新政》[373]，第38—1 页。
②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他的《明代社会经济史
论丛》[583]，1（台
北，1970 年），第76—1 页；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95]，载《历
史研究》，10（1957
年10 月），第63—5 页。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2—3 页。
② 这一点是陈大卫（音）提出来的，见他的《燕王的篡位，1398—402 年》[20]，第36—
8 页。关于姚广
孝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61 页。
① 黄章健：《读〈皇明典礼〉》[246]，载《明清史研究丛稿》[242]，第122—27 页。

大暴雨和洪水而失败了。四天以后，两军约60 万人马打了一场对阵战。李景
隆的军队拥有火器装备；但是他再一次受重创而溃败，在5 月30 日先退到德
州，然后又退到济南。燕王现在却受到平安将军（1409 年死）部下一支帝国
骑兵队伍的威胁；幸而他的次子朱高煦从北京率援军来到才救他脱离了险
境。
6 月1 日，燕王恢复了攻势，第一步进攻德州。在开赴德州的途中他击
败了李景隆劳顿不堪的军队，并于6 月8 日围困了该城。德州由平安和盛庸
（1403 年死）防守；后者是帝国最能征善战的将领之一。燕王对守军的攻势
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且在帝国军队手下连吃几次败仗，因为皇帝的部队有
时出城袭击他的后方。9 月4 日，当燕王得知从南京正在开来一支救援部队
时，他解围而去，退回了北京。皇帝的军队再次控制了德州。朝廷对李景隆
的表现不佳感到沮丧，就在6 月后期免了他的职，而以盛庸为大将军来负责
平定叛军。②在1400 年秋天到1401 年春天之间，燕王从逃离南京的宦官和将
军们那里得了些消息，他便借此机会决定打一场消耗战。他采用游击战术，
在北直隶的南部和山东西部进行一些牵制战和佯攻战，同时他找出了能绕过
许多设防据点的南进路线。这就揭开了内战的新的一页。
1401 年1 月9 日和10 日，燕王进攻山东境内运河之西的东昌，但遭受
了重大的失败。帝国的大将军盛庸这一次又使用了火器，打死了燕王军队中
的几名将领和数万士兵。燕王在撤退回北京的时候，几乎被平安的骑兵所生
擒。皇帝被这次捷报所鼓舞，在1 月31 日又恢复了齐泰和黄子澄的职务。燕
王下决心要控制北直隶的南部，他在2 月28 日恢复了攻势。4 月5 日和6 日，
他的军队重创了德州附近滹沱河以北夹河上的盛庸的军队。这个月的晚些时
候，燕王又击溃了平安的援兵。皇帝在失望之中于4 月17 日重新罢免了齐泰
和黄子澄，而以茹瑺取代齐泰——茹瑺和遭贬的李景隆现在是朝廷里的主和
派领袖人物。
这种重新组合的方式形成了人们熟悉的格局。当胜利似乎在望时，齐泰
和黄子澄被官复原职；当战局不利时，他们又被罢了官。这不仅是意在安抚
燕王的一种只有象征意义的人事变动；它表现了皇帝周围存在着严重的派系
斗争。在政府新班子的领导下，皇帝向燕王做了一些最后遭致夭折的和平试
探。但是，他继续支持他的这两位主要的顾问，而且委托他们去长江中游组
织民兵队伍，以取得对他的帝业的支持。
在整个这个夏天，燕王不断袭击通往真定和德州的运河供应线，捣毁了
从北直隶南部到山东南部的仓库和运输设施。1401 年7 月初，盛庸未能切断
燕王沿运河的供应线；这条线路使山东北部的帝国部队面临很大危险。8 月
末，平安从真定对北京发动一次胜利的反击，迫使燕王又一次回师北上。但
是，平安和他的僚属们在10 日末又被遏阻，燕王则在11 月底回到了北京。
与此同时，建文朝廷从朝鲜输入战马，想以此增强它的战斗力，因为朝鲜国
王李芳远（1400—1418 年在位）公开表示支持皇帝打燕王。但是这些办法未
能影响战争的结局，因为军事领导太无能了。③1402 年1 月，燕王离开他的
② 吴晗：《朱元璋传》[587]，第160—62 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
9—1 页；德雷尔：
《明初政治史，1355—435 年》[146]（斯坦福，1982 年），第148—52 页；又见张奕善
：《夺国后的明
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载《文史哲学报》，31（1982 年12 月），第44—1 页。
③ 关于在《祖训》[386]中对诸藩王加以管束的条令和法规，见王崇武的《明靖难史事考
证稿》[540]中所引
封国，开始对南京发动一次新攻势。他听了给他当间谍的皇帝宫内太监们的
劝告，绕过了运河沿岸、安徽和南直隶的淮河沿岸的设防堡垒，集中进攻那
些防御甚差的城市和县。他的部队绕过了德州，渡过了黄河，并在一个月之
内拿下了山东西北部的几个咽喉据点，完全切断了帝国政府通往北方的供应
线。朝廷马上派已故徐达将军的长子、同时又是燕王妃的兄弟徐辉祖带兵增
援山东；但是他没有能够挡住燕王的军队。燕王一直南进，在3 月3 日拿下
了南直隶西北部的徐州。这时，皇帝的军队从北京地区和德州撤回，想保住
南京畿辅地区。
1402 年4 月初，燕王进入安徽北部的宿州，打败了平安的骑兵，后者是
被派来拦截他的。但是，5 月23 日燕王在安徽灵壁南面的祁门山受到严重挫
折，被徐辉祖所率皇帝方面的优势兵力打败。燕王在这次战事失利中幸免于
难，在5 天以后，他利用徐辉祖突然被召回和援军到来的机会，对在灵壁驻
兵的平安发动突袭，拿获了平安本人和其他几个重要将官。他的军队在6 月
7 日攻破了淮河上盛庸的防线，并在绕过了淮河附近的凤阳和运河上的淮安
（在洪泽湖附近）这两座坚固设防城市之后，以闪电的速度直下淮河，于6
月17 日攻占了扬州。7 月1 日，燕王的部队被盛庸的水军挡在南京对岸的浦
子口。两天以后，指挥长江舟师的都督佥事陈瑄（1365—1433 年）叛投燕王，
因此燕王的军队有了渡过长江的船只。他们马上过了江，未遇抵抗地直抵南
京城郊。①
在此以前，建文帝曾经把他的军队从北方召还，并纠集南京附近的新兵
来保卫京师，但是朝廷的政策迄至最后一刻也没有定下来。6 月20 日被召回
的齐泰和黄子澄力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京师；李景隆和茹瑺则倾向于通过谈
判解决问题。7 月9 日，皇帝派李景隆和洪武帝的第19 子朱橞（1379—1417
年）到南京城外的龙潭向燕王提出议和。他们回来报告说谈判失败，但是他
们显然利用这次使命想用别的办法终止战争。5 天以后，即7 月13 日，李景
隆和当时防守金川门的朱橞私下密谋；他们不经战斗，大开城门，欢迎燕王
入城。
在燕王军队抵达后的一场混战中，南京城内的皇宫大院起了火。当火势
扑灭后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尸体，据说它们是皇帝、马皇后（于1395 年结婚）
和他的长子朱文奎（1396 年生）的尸体。皇帝最后的真正命运仍然是一个谜。
不能肯定他是否真的被烧死了；后来对他的帝业抱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们都说
他乔装成和尚逃离南京。官方历史学家当然只能说皇帝及其长子已死于难
中；否则，燕王就不可能称帝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朱文圭当时只有两岁，
他和皇帝家中其余幸存的成员一起被生擒。他被免于一死，但和其他家人一
起被长期监禁，直到1457 年他56 岁时才重获自由。②
燕王在礼仪上拒绝了他的支持者们反复劝进之后的几天，于1402 年7
月17 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
次日，他下令给据说是建文帝及其家属的遗体安葬如仪，但是，他没有给这
位死去的皇帝以谥号。接着他发了几道文告，把他的登极遍告国内和国外。
用的文章，第105—07、110—11 页。关于《祖训录》中对藩王分封问题的详细研究，见黄
章健：《论〈皇
明祖训录〉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240]，载《明清史研究丛稿》[242]，第31
—6 页。
① 关于这一点，又可见本书下面第8 章有关择君与君位继承问题的部分。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6—8 页；以及《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
100—02 页。
1402 年剩下的几个月被称为洪武35 年。新皇帝用这种办法明确地否定了建
文帝的合法性；他把次年称为永乐元年。开国皇帝的所有法律和制度一概予
以恢复。另外，新皇帝命令销毁建文时期的档案，只留下关于财政和军事问
题的档案，同时他又禁止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的一切论述。③
新皇帝把最暴烈的手段专门用来对待忠于建文帝的官员们——像齐泰、
黄子澄和方孝孺。他曾经希望那个不易收买的方孝孺现在会俯首承认他的胜
利并给他效命，以此操纵士大夫阶级来支持他的事业。方孝孺对他破口大骂，
因此他和另外一些人一起被残酷地处死，他被说成是曾经错误地引导皇帝的
大奸臣。这是一次恐吓中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血腥行动。在此期间，
和从前建文皇帝的官员有牵连的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都或者被处死，或者被
监押，或者被流放；这一次血腥清洗的猛烈程度只有明太祖所实行的暴政可
与之相比。
建文帝的遗产
不管建文帝是被焚而死还是为了逃避而乔装成和尚，他的结局很悽惨，
失掉了九五之尊。为了实行报复，永乐时期的官方历史掩盖了建文的年号而
人为地把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 年，即从洪武32 年延长到洪武35 年
（1399—1402 年）：这个时期曾经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革除”时期。①建文
的年号迟至1595 年10 月才被万历皇帝恢复，那是作为编纂明王朝历史的流
产的计划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可是，要到242 年以后的1644 年7 月，南明君
主福王朱由崧（1646 年死）才定建文帝的庙号为“惠宗”，谥号为“让皇帝”。
这后一个尊号之所以被选用是为了适应民间传说，即建文帝并未死于宫中大
火，而是为了解除内战的普遍苦难而自愿逊位给他的叔父的。
福王的统治不过一年，这个统治及其敕令均未被清政权所承认。只是到
了1736 年9 月当乾隆帝（1736—1796 年在位）封建文帝为“恭愍惠帝”时，
他的皇帝地位才完全恢复。由于这种种情况，他在明王朝的正史（《明史》，
1736 年）中被称为“恭愍惠帝”，但在由王鸿绪（1645—1723 年）在1723
年完成的更早一些的《明史稿》中还是直截了当地被称为“建文帝”。②
建文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在他们的真诚而勇敢地致力于提倡仁慈的文官统
治和推进群众福利方面，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他们放弃了明太祖的政策，
③ 吴缉华：《论建文时的宰辅》[571]，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Ⅰ，第166—69 页
；吴缉华：《明
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1—83 页；陈大
卫（音）：《燕
王的篡位》[20]，第16—9 页；阪仓笃秀：《建文帝的政策》[444]，第6—0 页。
① 关于永乐帝生母问题的彻底讨论，见以下各种著作。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18
3]，载《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1931 年4 月），第406—14 页；李晋华：《明成祖生母
问题汇证》[318]，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1936 年3 月），第55—7 页；吴晗：《明
成祖生母考》[590]，
载《清华学报》，10，3（1935 年7 月），第631—46 页；S.J.萧：《明朝诸帝有蒙古人
血统这一奇异理论
的历史意义》[462]，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20（1937 年），第492—98 页；
司律思：《关于
永乐帝有蒙古先世之传说的手抄稿本》[451]，载《蒙古学会临时会议论文集》，8，《拉
铁摩尔教授七十寿
辰蒙文纪念论文集》（印第安纳，布鲁明顿，1972 年），第19—1 页。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东京，19
66 年），第33—6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6 页；关于徐达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602
页。
并且与燕王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掌权的，同时又公开承
认有不同的统治概念。燕王的权力是建立在北方边境上，而且依靠的是军官
们的支持；建文帝及其左右与此不同，他们是以南京为基地，他们依靠的是
长江下游的儒家精英阶层。他们认为搞像洪武帝时期那样的极权主义的和军
国主义的统治，会大大地危及王朝，因此他们相信只有提高儒家价值观和文
官的权威，去掉有权势的和半自治的诸藩封王子，才能使之得到纠正。他们
没有成功，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兵力上次于燕王，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实际
经验，在战场上缺乏果断的领导、周密的计划和首尾一贯的战略方针。①
这次内战对于明王朝所产生的结果已经超出了争夺帝位的阋墙之争。洪
武帝封建半自治的藩王已经对王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用军事
势力压过文官制度的办法来支撑独裁统治，这就在无意中挖了皇帝权力的墙
脚。燕王的胜利不仅是一个藩王对皇帝朝廷的胜利；它也是军人权力对文官
政府的胜利。燕王——即永乐帝——无限期地延续了开国皇帝的军事遗产；
这份遗产使文官政府黯然失色，还使帝国达到了权力和影响的顶峰。可是，
建文帝的文官之治的理想并未丧失殆尽。它仍被继续在永乐帝手下供职的前
洪武帝和建文帝时期的官员们所珍惜；而且当永乐帝死后，他们再一次提倡
儒家关于文官政府的原则，并在洪熙和宣德两朝取得了具体结果。
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中，建文之治通过关于这位命途多舛的皇帝的大量
传奇故事而受到人们的怀念——这些传奇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同情他的苦
难遭遇，以及被他的有神秘色彩的命运所吸引。这一传统最初之所以形成，
是因为人们天真地相信，在南京陷落时皇帝并没有死于宫中之火，而是乔装
成和尚设法逃离了京师；后来情节变得越来越复杂了。②1440 年末的一个稀
奇古怪的事件表明了这个传说有多少人信以为真。有一个90 岁的老和尚利用
这个传说来到了正统皇帝的朝廷，自称他是从前的皇帝。这个骗子后来被揭
露并处死了，但这个事件却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也激发了其他相关传说的产
生。
在16 世纪以后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演义中，建文帝和他的殉难的随从人
士都逐渐变成了悲剧式的英雄人物。③这些作品都把这位皇帝描写成为一位勤
于政事的和仁慈的君主，对他的叔父慷慨大度，并自动地提出把皇位让给了
后者。它们还渲染一个故事，说在京师失守之日他逃脱了叛变者的耳目，当
了一位高寿的和尚，死后仍然留有后代。它们也同情地描述建文的殉节者，
如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说他们是忠臣义士，声称他们的身后也仍有许多
后嗣，尽管他们受到迫害。这些无奇不有的传奇故事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建文
帝及其所信奉的理想的同情；它们还表明了对于永乐皇帝的不公正所要倾泄
的被压抑的愤怒以及对他的暴虐政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是对他篡夺合法继
承权的否定。
说建文帝自动地让位给燕王，这种故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此说甚
① 关于洪武帝任命朱允炆为储君（在1392 年）之事，见上面注[15]。又见寺田隆信：《
永乐帝》[510]，第
44—6 页。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7—0 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
，第19—1 页。
关于这些藩王的命运，详见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第51—5
页。
③ 弗里斯：《姚广孝和尚（1335—418 年）与一个时代》[178]，载《远东》，7，1（19
60 年），第158—84
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25—9 页。
至被郑晓（1499—1566 年）认为有可信的历史真实性，并把它收于他的《建
文逊国记》（约1566 年）中。它因此助长了人们给建文帝重新树立形象的心
理，并导致在1595 年正式恢复了他的年号的行动。①关于建文朝代的幻想故
事和传闻轶事在下一个世纪仍然不断地出现。这些传说变成了人们发泄压抑
情绪的通风口，是他们在极权统治下对要求仁慈和正义的呼吁。它们不仅戏
剧化了这位皇帝的英雄业迹，使他成了悲剧式的人物；由于它们进而想纠正
不公正，它们谴责永乐皇帝及其支持者们是一伙叛贼和恶棍。人民群众对这
位先前的皇帝的同情是如此普遍，致使它被明末清初的许多叛乱领袖所利
用，他们都伪称自己是他的合法的后代。在学者精英阶层中，从明代中叶和
末叶起，也一直增长着这种谴责永乐皇帝的倾向（虽然只是用掩盖的词句来
写的），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他的专制政策的后果；所以在这种倾向
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对他的同情心。乾隆皇帝在1736 年决定恢复建文帝的合法
地位，其部分原因便是人民和士大夫精英怀有这样的情绪。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809、33—8 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
》[540]，第53—
58 页。按，“靖难”之名来源于事后的一份关于内战问题的官方文件，它的标题就是《奉
天靖难记》。这
文件在燕王登极后不久就编了出来，目的在说明他之反抗朝廷和他之即位都是合法的。关
于对这份文件的
简明评价，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中的序，以及王崇武：《奉天靖难史事考证稿》
，第6—8 页。
永乐统治时期
永乐皇帝通常被人们称为明王朝的第二位创立者。这个称号暗指他恢复
了祖先的制度，否定前一朝代的统治；它还暗示这位皇帝采取新的主动行动
扩充了帝国的版图。旧的制度和法令经过修改使得适合时代的需要，同时在
一系列空前的帝国战斗中，明王朝的军事力量远逾中国本土以外。
永乐时代的特点反映了这位新皇帝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也反映了他个人
对于帝国制度的看法。他是作为职业军人上的台，他对打仗有很大的兴趣，
无疑受他的追随者的个人拥护。赫赫武功、北方边境的安全和政治霸权——
这些形成了他对帝王形象的憧憬。但是，他也受过完全的经典教育，并且继
承了一个足以很好地管理这个国家并支持他的范围广泛的军事活动的文官政
府。出于实际的以及意识形态的理由，他强化了文官政府和一个有效率的及
稳定的官僚政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进行足以夸耀的军事冒险。在
他统治的时期，几乎在军、政两方面的所有部门都进行了革新和改动。甚至
帝国的都城也迁移到了新址。
文官政府的这些发展与皇帝的全神贯注于战斗和建立巩固的政治霸权等
方面的活动是并行不悖的，有时被这些活动所压倒。他讨伐蒙古人，并吞安
南，和某些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和日本及其他海上邻国的贸易关系
的正常化，以及去南洋和西洋进行伟大的探险——这一切都大大扩大了明国
家的影响。
不可避免的是，皇帝所理想的帝国政府和军事扩张这两个互相纠缠在一
起的憧憬会发生冲突。因此，永乐的统治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发展。另外，虽
然永乐帝在生前兼收并蓄地容纳了对立的理想和纲领，但是，他的这种处理
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明朝各利益集团的这些互相冲突的想法给
我们提供了理解永乐之治和估价它在明代历史中的地位的线索。②
政治的结构和政府的行政
军事贵族
永乐帝即位以后，他需要很快地巩固他的权力。他最初改组了军事领导，
用创立一个新的军事贵族阶层并大量封赠爵赏的办法来支撑那些随他反对建
文朝廷的军人们的忠诚。后来他也把这些特权同样封赏给了那些在远征蒙古
和安南作战中有功绩的指挥官们。
1402 年10 月，即在皇帝追封在内战中死去的他的几位将军之后，他开
始创立这一新的军事贵族阶层。他封丘福（1409 年死）和朱能为公（1406
年死）；封张武（1403 年死）、陈珪（1420 年死）和11 位其他的人为侯；
封徐祥（1404 年死）、徐理（1408 年死）和其他7 人为伯。火真（火里火真，
1349—1409 年）原为蒙古的许多降将之一，后来参加了明军，他也被封为侯。
除此之外，在南京陷落之时或陷落后不久即投向永乐帝的官吏中也有一人封
公，三人封伯，这就是李景隆、茹瑺、王佐（1405 年死）和陈瑄。1403 年6
② 这些文件见于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41—8、74—8、86—2 页。关于详
细的分析，见王
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2 页。
月，又给其他九名品级较低的将军封了侯爵与伯爵，以酬报他们在内战中的
劳绩。①
永乐帝在他的统治时期继续对积有军功的军官封以同样的贵族称号。
1408 年8 月，他封张辅将军（1375—1449 年）为公，又封柳升（1437 年死）
为侯，因为他们平定安南有功；另外，他在1409、1412、1419、1421 和1422
年又分别对在对蒙古作战中有功的一些将军们封了侯爵和伯爵。后者包括某
些蒙古的将军，如吴允诚（把都帖木儿，1417 年死）在1412 年封了侯爵；
薛斌（脱懽台，1421 年死）在1412 年封了伯爵；以及薛贵（脱火赤，1440
年死）在1422 年封了伯爵。这些封赏表示，皇帝并不歧视他的蒙古族将领，
认为他们也一样应该根据功绩得到奖赏。①
皇帝就这样建立了一个世袭的军事贵族阶层，让他们成为他的军事建制
的基础，同时成为他的征战中的主要军事领袖。这些贵族们并未得到特别高
的俸禄：公爵每人2500 至2200 石禄米，侯爵每人1500 至800 石禄米，伯爵
则为1000 石；但是他们占据着有特权的品级，这种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远远
超过了他们所能得到的物质福利。他们享有皇帝的信任；他们作为皇帝的代
表节制着最重要的部队；他们没有诸王子与之竞争，因为后者已被建文帝不
费力地从军政职务上撤换了下来；同时，他们还不受文官的限制。 ②
乍看起来，这种大封军事贵族之风很像洪武帝所推行的政策，但它们之
间却有重大的不同。洪武帝所封的贵族大多数是他原来的战友们；他们享有
很高的社会特权，自有一帮追随者，因此他们拥有很大的自治权。他们终于
被开国皇帝视为对王朝长治久安的严重威胁，从而被无情地加以清洗。永乐
皇帝所加封的将军们在1399 年的社会地位本来很低，而他们之所以得受封赏
是因为他们在内战中给燕王出了力。为了防范他们抗命，皇帝不把正规军交
给他们指挥，而是让他们节制原在建文朝廷中那些带兵的将须们所带的部
队，或者为了特殊任务让他们带领从全国各卫所抽调来准备搞军事屯田的那
些部队。因此，这些将军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同他们所带的部队加强个人关系，
还不得把自己树立为能向皇权挑战或破坏皇权的独立的权势者。③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皇帝还经常御驾亲征，跟他的下级军官们一起战
斗；这就加强了他和他的军事贵族们之间的关系，提高了他们的士气，并且
促进了他们对他的个人忠诚。在1410 年和1414 年的头两次对蒙作战中，他
使用了1402 年册封的几名将军作为他的副手，而且终他之世他总是给那些在
这种战争中有功的人以封赠。因此，这些军事贵族和皇帝都亲如一体，同时，
由于他们依靠君王的恩宠，所以都表现得极忠诚，打仗极勇敢，他们中的有
几个人在讨伐蒙古的战斗中还以身殉职。只有一两次对军事贵族的指控，但
这些指控都起因于他们行为上有过失而不是因为不尊重朝廷，并且没有导致
清洗扩大化的案件，象太祖当年的所为那样。总而言之，军事贵族大大地加
① 这问题的详细讨论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 节。
① 我们这里关于内战的叙述是据王崇武著作的评价中关于此时的更具批评性的记载综合写
成的，见王崇
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特别是第53—02 页
；寺田隆信：《永
乐帝》[510]，第71—27 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5—章；以及德雷尔
：《明初政治
史》[146]，第5 章。
② 公关于耿炳文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8 页。
③ 关于李景隆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86 页。
强了皇帝的权威和权力；他们也大大地增长了军方的特权，同时也大大地有
助于在永乐帝时代在反对外国民族的战斗中取得各种各样的胜利。
文官之治
在改组文官政府的时候，皇帝首先重建了在动乱的内战中陷于混乱的帝
国的官僚体制。他通过重建帝国的官僚政制取得了士大夫的支持，其中有些
人曾在前朝服务，另外有许多人可能仍然心怀不满，把他视为篡夺者。他在
历次战役中作出的争取他们支持的努力大大地牵扯了皇帝的注意力和精力。
但是，这些努力给永乐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永乐帝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他父亲的制度，这些祖制已被建文帝放
弃了。一方面他保留了洪武帝的基本行政结构，一方面他的改组又注入了革
新的内容，以矫正从前时代安排上的失误和适应变化中的需要。第一步是先
组建新的内阁，使之作为皇帝和官员之间的联系桥梁而在内廷发挥作用；这
样就弥补了1380 年取消外廷的中书省之后所引起的结构上的缺点。内阁马上
变成了官僚政制的主宰，并且作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执行机构来进行工作。
永乐皇帝即位后不久就着手组织新的内阁：他任命七位学者到翰林院的
高级岗位上来，然后让他们担当国家事务的主要顾问。开始时是在1402 年8
月和9 月分别任命解缙（1369—1415 年）和黄淮（1367—1449 年）做翰林学
士。不久又任命了胡俨（1361—1431 年）、胡广（1370—1481 年）、杨荣（1371
—1440 年）、杨士奇（1365—1444 年）和金幼孜（1368—1431 年）。这些
人都很年轻，又都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方，都是因他们优异的文学才能和行
政经验才入选的，尽管他们几乎都在建文朝廷服务过。除了胡俨、解缙和杨
士奇以外，其余的人都在建文时代中了进士试。①在洪武朝，这种翰林学士马
上会加大学士衔；现在在新皇帝统治之下要到晚些时候才能加这个衔。但是，
虽然他们享有很大权力和势力，他们的品级却比较低，高不过正五品。他们
全都任职于皇宫内的文渊阁（1421 年以前是在南京，以后是在北京），所以
他们能随时待诏。这种办法也和洪武时代的不同，在洪武帝时期这些大学士
都在禁城内的四殿二阁供职。②
这些步骤导致内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炙手可热的翰林学士开始成
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和作为皇帝与官僚政制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人。在洪武朝
代，大学士主要是在内廷起草制诰；现在这些新翰林学士则能够与皇帝进行
个人接触，决定国家事务，参与制定政策。他们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员开联席
会议审议国事，但是他们逐渐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为他们很容易接近皇
帝。皇帝无论驻跸在什么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学士召到身边：1402 年年
到1409 年在南京时是如此，1409 年到1417 年在南京和北京两地时是如此；
以后定都北京时也是如此。
皇帝甚至在1410、1414、1422、1423 和1424 年几次讨伐蒙古的战役中
也随身带着几位大学士。在这些情况下，皇帝让太子朱高炽（1378—1425 年）
——即后来的洪熙皇帝——先是在南京、后来是在北京留守，看管政府，并
且指派他的秘书班子的成员做太子的顾问。这种安排在他后来的统治年代中
变得司空见惯了，因为皇帝这时经常离开京师，内阁就变成了一种政府的内
阁。这种办法使得太子和大学士更加密切了关系，它在永乐帝死后对稳定政
① 关于茹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 页。
② 关于盛庸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6 页。
府起了作用，因为这些人一如既往地继续为皇帝服务。
皇帝在1402 年挑选了那七名翰林学士之后再没有选用新的大学士。除了
胡俨在1404 年另就国子监祭酒外，其余的人都任此职许多年，其中有四个人
一直到死。在永乐之治的初年，解缙是这些人中的首席学士；但是他在1411
年被囚禁，并在四年之后死于狱中，因为他得罪了想取代朱高炽为太子的皇
帝的次子朱高煦。解缙曾经竭力支持朱高炽为太子，而强烈反对另换朱高煦。
①
皇子争嫡的斗争的卷入也使得黄淮和杨士奇失宠并于1414 年被拘禁，因
为他们也捍卫太子朱高炽，反对朱高煦的指责，即所谓朱高炽在皇帝离京远
征蒙古时在南京处理国事中未能恪尽职守。杨士奇马上被释放，但是黄淮一
直被囚禁到1424 年，在永乐帝去世后立即官复原职。①在解缙于1411 年倒台
以后，胡广变成了首辅；胡广在1418 年死后，杨荣接了他的位置。胡广和杨
荣——同金幼孜一起——有一两次跟随皇帝讨伐过蒙古部族。杨士奇一直跟
随太子，终于在1424 年上升为首辅，迄1444 年他去世时都未离开过这个职
位。①这个大学士集团终永乐之世一直在职，并一直献身于皇帝的各项政策；
他们是永乐帝重建文官政府中的柱石。
皇帝用专门知识的标准仔细地挑选六部首脑；和大学士的情况一样，他
也让他们长期任职，让行政官员酌情处理行政细节，比明太祖放手得多。这
种办法保证了文官政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长期任职的尚书包括吏部尚
书蹇义（1363—1435 年），在1402 至1421 年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1366—
1430 年），从1409 年到1424 年任礼部尚书的吕珍（1365—1426 年），分别
在1404 至1415 年和1409 至1421 年任兵部尚书的金忠（1335—1415 年）和
方宾（1421 年死）；分别在1405 至1422 年和1407 至1416 年任工部尚书的
宋礼（1422 年死）和吴中（1372—1422 年）。②
和新任命的大学士一样，这些关键性的尚书都是少壮派，四十来岁。事
实证明，他们全都是很优秀的尚书：在永乐帝整个统治时期任吏部尚书的蹇
义是文官制度的设计师；一直到1421 年被拘囚时为止同样地担任户部尚书的
夏元吉是一位理财能手；1422 年去世之前一直任工部尚书的宋礼负责监督迁
都至北京的工作。政治的连续性只有一次严重地中断过，那是1421 年当夏元
吉、吴中和方宾因反对第三次征讨蒙古之议而使他们的宦途经受危险，因为
他们主张减轻人民的财政负担比出兵更重要，这便激怒了皇帝。方宾自杀了；
夏元吉和吴中被囚禁，直到皇帝驾崩以后才官复原职。
不幸的任命只发生在刑部和都察院。原任刑部尚书（1405—1408 年）的
吕珍在1409 年改任礼部尚书，后又被刘观（1385 年进士）接替，刘观一直
干到1415 年。1403 年被任命为都御史的陈瑛在1411 年因滥用权力被处死。
刘观在1415 年接手做左都御史，直至永乐帝宾天之时；他最后也被指责有贪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北京，1980 年），第161—69 页。又见
王崇武：《读明
史朝鲜传》[5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 年），第6—0 页；
王崇武：《明靖
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0—32 页。
① 关于陈瑄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 页。
① 关于朱文圭的命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03 页。
② 关于废除建文帝年号的问题，见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和
《明代纪年问题》
[577]，均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分别见第350—55 页和366—71 页。
污行为，可是他直到1428 年才垮台。刘观的刑部尚书的后任是吴中，他被认
为是一个好尚书，但也在1421 年因抗议皇帝第三次出兵讨伐蒙古而被下狱；
自此以后，刑部尚书一职一直虚悬以迄永乐帝之死。①由此看来，六个部中有
四个部（吏、户、礼、工部）在整个永乐帝时期或其大部分时期是只有一个
尚书主持部务，其中某些尚书继续在后来的君主下面任同样的职务。整个15
世纪中在主要尚书之中存在这样异常稳定的情况，这与洪武时期权力被肢解
和任期短暂的特点相比是刚好相反的。它保证了永乐帝时期和永乐帝以后的
时期文官政府中行政上的连续性。
下级文官行政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通过科举考试贮积知识分子
人才，并选拔他们充任各级政府的官吏。全帝国的考试在1404 年和1406 年
已经恢复，但是，廷试由于皇帝出征蒙古而长期在外，因而拖了五年，直到
1411 年才恢复。1412 年以后科举均按期举行，永乐朝共有1833 人进士及第；
比之从前时代，有更多的进士立即实授了官职。到了1424 年，已经有足够的
进士去担任直至县一级的大部分负责的文官。在这些年中科举几乎变成了获
取高官的唯一途径，而关于任命、升迁、贬黜和考绩的规定逐渐严格起来。
许多进士变成了能干的行政官员，而且他们在永乐朝和以后朝代中在保持文
官政府总的品质和稳定性上起着主要作用。②
宦官与锦衣卫
皇帝在揭示了变节行为如何能够颠覆皇上之后，便重新组织了他的监视
网，以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时用它来监察弊政。为了获取情报，他不仅
依靠文官政制中的监察和司法官员，他也依赖自己的宦官和锦衣卫。
宦官们作为皇帝的私人仆役又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公开表示绝对的
忠诚，并且准备随时执行交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皇帝给宦官们的信任大于对
其他人的信任，因此让他们广泛地从事监视工作，这是不足为奇的。宦官们
由于在建文朝时已经忠实地履行各种不同的特殊使命而显示了他们的价值，
而且正是在南京的宦官们泄漏机密，才使得建文朝廷打了败仗。其结果是皇
帝把曾为建文帝服役的许多宦官倚为心腹（其中有几个人还是蒙古、中亚、
女真或朝鲜人），并且经常使用他们。最著名的宦官有率领船队远航东南亚
和印度洋的郑和（1371—1433 年？），还有李达、侯显（活跃在1403—1427
年）和亦失哈（1409—1451 年），这三个人都曾奉旨出使到某些外国去。
另外还有许多不这么知名的宦官也给皇帝执行了不同寻常的任务。①这些
宦官被派去刺探各种不同人物的情报，其中包括官员、皇族宗室成员以至平
民百姓；作为给紫禁城内庞大的皇室负责采办的官员，他们被任命为特派员，
为皇宫的建筑工程去获取稀世珍宝和稀有材料；另外，他们也被派去进行征
战或执行外交使命。可是，他们因职在刺探文武官员的言行而臭名昭著，不
得人心。宦官们在搞调查和执行判决时拥有绝对的权力；另外，虽然他们确
① 见上面注[35]所引吴缉华的著作。
② 关于此事的历史编纂学问题，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北京，1933 年），第
68、95、101 页。
又见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乾隆时期的幻象和现实》[280]（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1971 年），第44—6
页。
① 关于对建文皇帝的评价，见孟森：《明代史》[375]，第83—8 页；《明人传记辞典》
[191]，第398—01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0—72 页；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
》[373]，第42—5
页。
实揭露了某些贪污和背叛分子，又往往伪造罪名，而且侵权妄为，从而常常
造成悲剧性后果。1420 年，在北京设了特殊的调查机构——东厂；这个机构
交给宦官掌管，从来不受正规司法当局的辖制。它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治安保
卫机关的牢狱，而且，关于东厂实行的非法监禁、严刑拷打和不明不白地致
人于死地的传说一直在公众中流传不息，直至明朝的灭亡。①
为了加强帝位的安全程度，皇帝又重建锦衣卫来协助宦官搞调查工作。
锦衣卫最初由洪武帝在1382 年通过重建他的个人卫队而创立，但是它的警察
职能在1387 年被撤消，因为那时发现了锦衣卫的某些军官有越权和滥用权力
的行为。为了在即位之初就恢复他的锦衣卫的那些功能，永乐帝征调了他信
任的许多军官做它的指挥使；这些人中有非汉人的指挥使——特别是已经赢
得了他的信任的蒙古人和女真人。他授予这些指挥使以各种秘密调查之权，
还授权让他们拘捕和处罚一切被怀疑向他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人。②
锦衣卫的指挥使不仅调查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还要调查内廷和皇室的
成员。比如，皇帝利用锦衣卫暗中监视他的异母弟宁王朱权（1378—1448
年），甚至他还刺探他的长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不但如此，锦衣卫
的成员还常常滥用手中的权力并玩忽法律，收受贿赂和迫害无辜。最臭名远
扬的违法乱纪的指挥使名为纪纲（1416 年死），他因在内战中效命有功而受
到皇帝的恩宠。他被委以最秘密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他滥用了这种信任，
因贪黩和压榨而使自己声名狼藉。据说他还阴谋反对皇帝，所以他终于被捕
并被处死。结果皇帝对他给予锦衣卫的广泛权力警惕起来，也认识到了专门
依赖锦衣卫搞调查工作的危险性。他于是更转向被委派负责东厂的宦官们；
他们在秘密工作中终于超过锦衣卫，有时甚至也直接调查锦衣卫本身。
在永乐帝时期，宦官和锦衣卫对皇帝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
只有他们能被紧紧地控制住，他们才能为一位君主工作，象他们在刚强的永
乐帝和他的父亲手下工作时那样。没有这种制约，他们的广泛而不受限制的
权力使得他们在后世君主手下能轻易地滥用自己的权力而损害皇帝的利益，
因此为祸于百官，瓦解他们的士气。永乐帝在使用这些权力的手段时创造了
明朝专制主义的一种最可鄙的形式。
帝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意识形态
皇帝受命的合法性
皇帝一直关心巩固他的权力，他同样倾注全力来使他受命进行的统治合
法化。他是在对建文皇帝进行暴力的造反以后才坐上皇帝宝座的。在那次战
役中，未来的永乐帝对他的侄儿提出了一系列指控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义
的。他即位以后就履行他“拨乱反正”的誓言，处死了许多“奸臣”，恢复
① 关于在明末私家文学作品和各种著述中所流传下来的种种不同传说的描述，见赵士喆：
《建文年谱》[49]，
第2 编（序1636 年；重印本，上海，1935 年）；伦明：《建文逊国考疑》[363]，载《辅
仁学志》，73，2
（1932 年7 月），第1—2 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2 页；以及
铃木正：《建
文帝出亡说考证》[493]，载《史观》，65，6—（1962 年10 月），第160—85 页，和68
（1963 年5 月），
第50—9 页。
② 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139—43 页。详见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
3]，第169—79
页；陈万鼐：《明惠帝出亡考证》[58]（高雄，1960 年），第59—1 页。
了被建文帝所违异的祖宗制度。①这些行为无疑地支持了永乐帝的要求取得合
法性的权利，但是，他的反建文帝朝廷的许多说法是与历史记载上的材料截
然相反的。这些历史材料暴露了他的指责是何等的虚伪，以致它们严重地破
坏了他的合法身份，除非它们能和他早先的一些说法能调和起来。
在他做了皇帝的最初10 年中，永乐帝和他的顾问们在编订朝廷的实录中
搞了一系列历史编纂学上的修改，以确保他受命的合法性。他们的势力不仅
导致了对政变的有偏见的相反的叙述，使之能对永乐帝有利；它们还把从洪
武帝时代起的记录大肆删削和窜改，砍掉了和永乐帝的声明相冲突的一切材
料。①《奉天靖难记》（约在1403 年）、《天潢玉牒》（约在1403 年）和《太
祖实录》（它第一次修订于1402 年，在成于1418 年的现在仅存的版本中再
次加以修订）——这些著作都是旨在重写建文朝历史的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成
果。看来是永乐帝的主要顾问姚广孝和他宠爱的翰林学士解缙两人在编写和
完成头两部著作以及在修改太祖的《实录》中出了大力。①
在所编的用来支撑永乐帝的权利的合法性的著作中，第一部便是《奉天
靖难记》。宫廷史学家们写这本书时把未经证明的武断之词和谎言都写进了
事件的叙述中去，以丑诋建文皇帝。它们指责他是一个卑鄙堕落的君主；他
使用了“奸臣”；他因废除了他祖父的法律和制度而犯了背叛罪；以及他用
撤消藩封的办法来迫害各藩王。这部书谎称永乐帝为马皇后所生，因此他作
为健在的最年长的嫡子应该在1392 年被指定为太子，但因某些儒士顾问的干
预而未果。它还说，他不情愿地对建文朝廷采取惩戒行动不是为了夺取皇位，
只不过在履行《祖训录》中的训示而已。②
最后，这些历史学家们说他从来不想伤害建文皇帝，同时断言他的侄子
在南京陷落时在宫中是偶然被烧死的。它不说永乐帝是已死之侄的合法继承
人；相反地，这些历史学家们却说他是按照嫡长继承的原则直接接洪武帝的
班，建文朝却是非法的虚君位时期。这个论点很重要，因为虽然建文帝已死，
他的子嗣还健在，他的最年长的儿子应该有权继位为皇帝。这些谎言和捏造
对永乐皇帝自称的合法权利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与这些谎言和捏造相矛
盾的原始材料已被系统地销毁，它们就成了记述事件的无可辩驳的材料了。①
谎言和虚假情节也窜入了明太祖时代的记录中。解缙大约在1402 年所编
的《天潢玉牒》把洪武帝描述为皇族的先祖，又说他是儒教传统的圣君哲皇。
②可是，官方历史学者不得不谎称永乐帝是明太祖的元配马皇后所生：这对证
①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4 页；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
位上的问题》[579]，
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57—59 页。关于郑晓的《建文逊国记》，见傅吾康
：《明史资料介
绍》[172]（吉隆坡与新加坡，1968 年），2.1.1。
① 关于它的简明的叙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书中各处；德雷尔：《明初政
治史》[146]，第6
章。
① 关于这些人中某些人的传记，可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886、1127 和143
6 页。
② 关于张辅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 页。关于这些蒙古族将领，见司律思
：《明初受封的蒙
古人》[453]，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2（1959 年          12 月），第215、224
页。
① 关于诸王子在永乐帝时代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
》[582]，载他的
《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2—85 页；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
考》[35]，第60—26
页。
②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载《读史札记》[594]（北京，1956 年；重印于1961 年
），第90—00 页；
明他的合法继承权来说是必须的。现存两种不同的谱系版本却对他的出身有
极不相同的说法。
较早的一种本子说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朱棣和朱橚；另一种本子说
她生了五个儿子——朱标、朱樉、朱㭎、朱棣和朱橚。不论是哪一种本子都
有证据表明，永乐帝是他父亲的嫡妻所生。第一种本子似乎后来经过修改，
因为它说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其中没有一个是在明太祖生前被封为太子
的，可见它是弥天大谎。①谱牒的改订本后来散发给了皇族的成员。永乐帝的
继承权在一开始恐怕就受到怀疑，但是要公开表示这种怀疑，那就要命了。
随着人们对此事的淡忘，这些捏造也就作为支持他的合法性的证据而被人们
接受了。
他们齐心协力窜改和伪造历史记录的高潮，出现在两次对太祖朝的实录
的修订上。实录是记录皇帝活动的权威材料，它要传到后世，并且用为后来
修王朝史的主要资料；因此它必须能够证明日后永乐帝继位的合法性的一切
说法是对的。现存的实录是在建文帝时代的1402 年初编订的，因此它自然而
然地有与永乐帝的主张相矛盾的材料；这种材料必须删除。第一次修订开始
于1402 年末，即紧接在永乐帝登极之后，而成于1403 年7 月。这些编订者
们曾在建文朝供职，工作时间又匆匆忙忙，因此这一版不得永乐帝之心而在
后来销毁了。1411 年末，皇帝下令再改一次。它成于1418 年6 月，这就是
流传至今的明太祖的实录的文本。
这次修订大加删汰、歪曲和伪造了实录原文，把永乐帝既说成是王朝开
创之君的爱子，又说成是一位合法的帝位继承人。第一次修改的目的或许在
于根除与这些说法相反的材料，而且要提供有利于永乐皇帝的历史说法。最
后的修订本则对这种比较粗糙的说法做了修饰，对事件的叙述比较首尾一
贯，使之能传到后世。有几位现代历史学者详细指出了那些宫廷史家怎样改
变了重要的史实，怎样在第二次修改中窜入假材料。这些歪曲包括下面一些
说法：即永乐帝是马后所生；洪武帝原本想封燕王为太子；开国皇帝在1398
年曾劝告燕王要他像古代的周公曾经辅佐周王那样做建文帝的摄政；以及洪
武帝在弥留之际曾想绕过他的孙子而属意于燕王。②明太祖还被形容为天纵之
圣的领袖，有神奇的力量，命中注定要君临天下；燕王也有这同样的秉赋，
联系到他的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来说，更足以表明他是继承他父亲的最恰当
的人选。另一方面，编造出来的一些情节说明，被废黜的建文帝及其子嗣是
皇室中最不受欢迎的成员，他们没有得到洪武帝的信任。这种说法就把在逐
鹿帝位的斗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做了最鲜明不过的对比。①
正统意识形态的形成
和关心他的合法地位一样，皇帝也很关心他有一个儒家君主的形象。他
早年在翰林学士顾问手下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也使他对这种身份很敏感。像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4—75 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54、627、641、665 和153
5 页。
② 详细情况见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台北，1967 年），第20、24、44、49、
54、64 页；吴缉
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
，Ⅰ，第181—88
页。又见格里姆：《从明初到1506 年的明代内阁》[194]，载《远东》，1（1954 年），
第139—77 页，
以及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 年），第
8—0 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的传记条目，第556—57 页。
元代那样，他在1404 年把程朱的儒家经典的注疏传统规定为科举的正统的标
准程式，承认学者们早就给予这个学派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加强这一个正统学派一直是他倾全力关注的事情。皇帝为了确保他的圣
君形象，他在1409 年发布了一篇训谕式短文，即《圣学心法》。这篇文章是
皇帝自己写的，翰林学士顾问们给了某些帮助，它把这种正统传统界说为“正
统的”宋儒首先加以阐明的“心学”，并且给他的臣民和后嗣定下了伦常日
用的规范。②此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借鉴了宋代的两种性质相似的书：即范祖
禹（1041—1098 年）的《帝学》和真德秀（1178—1235 年）的《大学衍义》。
这两种著作都收有为帝王讲学作准备的材料，它们成了使帝王作圣君的指
南。特别是后一种书被广泛地认为是阐发“心学”的优秀作品，是理想政府
的基础；明太祖对它极为重视。
这两种著作明确地表达了朱熹所定下的正统学说，在元代被视为为人君
上的指南；现在正在致力于把这种意识形态定为帝王权力和文官政府的正统
的基础，所以它们很有用。
永乐帝在编写他的这篇作品时，广泛地引用了早期儒家经典中的文字和
宋儒的哲学著作，其中有些话直接抄自范祖禹和真德秀。他仿照宋人的办法，
也对许多段落附上自己的评论以便进一步阐明“心学”。虽然它主要强调为
君之道，但是他的教育也旨在使所有臣民受到教益。它的第一部分是讨论一
个君主应该以身作则的道德品质和原则：这就是言行一致的原则；克制私欲；
敬天法祖；正心诚意。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教育皇帝的问题，并且强调了上述
的德行和通过学习、实践和自我约束去培养这些德行的义务。皇帝要他的臣
民们敬畏和顺从上天，同时他也强调个人自觉的重要作用；这表明他虽然明
白宣布要恢复祖宗的传统，但他也不认为自己应受它们的限制。
皇帝在此文的第三部分中强调皇帝极端需要有智慧的进言、正确的教导
和忠直不偏的劝告。虽然皇帝很重视大臣们无私的和诚实的谏诤，并且强调
需要他们有正直的性格，但他又绝对清楚地指出了君主的无可质疑的权力和
他为此目的而培养自己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最后，他在关于为臣之道的这一
部分中着重指出了忠诚的意义，并强调说：人臣若不能与君上一心一德，就
不能为之服务——即他应该对君上全心全意，敞开胸怀而无所隐讳。永乐皇
帝不坚持盲目的忠诚，强调君臣之间应该互相交换意见，以使每一件事都能
得到自由的讨论。
这篇著作生动地显示了永乐帝为自己所树立的圣君形象，显示了他所设
想的君臣之间尽可能有的鱼水深情——这种深情是以具有共同的伦理认识和
共同的目标为基础，又是通过“心学”的体验而获致的。它不仅说明了皇帝
关于为君之道的看法，也给他的臣民和后代指出了指导性的原则。这篇著作
大大地提高了皇帝作为圣哲之君的形象，同时又阐明了渊源于宋儒学说的主
要传统——它被宣布为明王朝的正统学说——的帝王思想体系。
1414 年末，皇帝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
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
这些汇编著作在1415 年10 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
理大全》为书名，在1417 年4 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它们是熟悉儒
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66、1536 页。
编订这些著作的背后有几种原因。首先是需要有一种标准的《五经》、
《四书》注疏本，以便在学校和科举中使用。虽然朱熹对于经籍的注释长期
以来被视为在这种课题上的定论，但他的注释有不同的版本，学生必须知道
哪一种版本被规定在正式场合使用。就《四书》来说，朱熹认为《大学》是
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的综合；它变成了在帝国学校课程中使用的首要的课本。
可是，也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理由来编订这些著作，特别是编订《性理
大全》。皇帝认为，宋代哲学家做出了新贡献，他倾向于把他们的著作本身
也看作是经典著作。因此，他在给编订者的指示中强调宋代大师们的“发明”，
并且要求把他们的观点融合进经书和注疏中去。皇帝用这种办法含蓄地承
认，正统传统并不是固定在遥远的古代而停步不前，它给后来的扩充、甚至
于革新留下了活动的余地。
他个人对这项计划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认为《大全》已囊括了所有真正
的学识，从而使他义不容辞地把这些真正的学识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去，正像
古代圣哲之君过去做过的那样。也可以这样说，通过指导帝国的学生用集中
精力来学习钦定精选的经书和新儒学学识的方法以准备科举考试，他能够运
用一种巧妙的思想控制方式，以保证学生符合他的标准。这种办法产生了压
制自由研讨和限制有创造性的及广泛的学术活动的后果，因为要在科场得
意，这一切已经没有必要了。③
皇帝还支持汇编几种经书和文献的大部头集子，这一方面使他获得了作
为经书遗产和学者精英阶层的庇护人的美誉，一方面又为文官和宗室提供了
指针和伦理标准。他的一个庞大无比的文献计划是要总括无遗地收进一切现
存的经典文献。1402 年9 月，皇帝任名翰林学士解缙和其他一些人负责这项
工作；他们在1403 年12 月便完工了。皇帝给这部完成的总集命名为《文献
大成》，但是他并不满意它所包揽的范围，因此又下令大规模地予以修改。
这项计划于是交由姚广孝和解缙承担：有2169 名学者从翰林院和国子监抽调
出来担任此书的编修。
这项工作全部完成于1407 年12 月，它被称为《永乐大典》。它包括22277
卷，仅目录就达60 卷。①此书从未公开印行，仅在皇家图书馆保存了几部手
稿，至今只存留700 卷。但是从这些剩下的卷数来看，就可以意识到它的范
围之广泛、材料之丰富和用于搜集与准备的时间与工夫。它包括的材料有下
列各种门类，即经籍；历史；典章制度；礼仪；法典；军事；哲学；佛教；
道教；天文；算学；地理；医药；动物；植物；文学；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
戏剧。这部著作还收了整个元代的类书《经世大典》。这部巨著不是没有它
的政治实惠的；但是，这部类书汇编对于中国的文献文化来说，其重要性是
不可估量的。经典著作久远遗产的丰富材料现在被收集在一起，有易于查阅
的分类，并且被传给了后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17 世纪编纂更加宏伟的《四
库全书》目录学的编者们有可能在当时还大量存在的《永乐大典》中，挑选
散见于书中各处的许多引文而恢复了已经遗失的几百种著作；19 世纪的纷纷
扰扰对此书的最后消失是负有责任的。①
③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07—18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27—
28、1537 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4、531、1224、1483 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 年），第260—62 页；《明人
传记辞典》[191]，
第1484 页。
由这些学术著作所培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得皇帝俨然变成了
一位圣君，一位人民的导师，一位学识的庇护人。它们也使一种经籍和文献
的集成广为传布，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
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
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
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
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它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
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对外扩张的军事战役
永乐帝想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
目的。他四面出击：出击北方、西北和东北的边境地区；深入亚洲内陆；通
过亚洲海路远至波斯湾以西的各地。他想方设法到处扩张他帝国的政治的、
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军事对抗或公开的侵略。皇
帝也力求用外交使节和给予贸易特权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贸易特权是在洪
武帝建立的朝贡制度下给予外国的。然而当局势许可时，皇帝也毫不迟疑地
要动用武力。②
北方边境的局势在他即位的初年是相对地平静的。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
大草原上，成吉思汗后人中的蒙古帝位觊觎者们主要已被非成吉思汗子孙的
部落领袖们所取代。满洲西北部的几个蒙古部落已向明朝投降，现在并入了
明帝国的军事结构中，成为它的兀良哈卫，也称为三卫；有些部落在内战中
跟随皇帝一起打仗，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它们一直很友好，并继续它们的朝
贡关系而未发生意外。其他蒙古人已归顺汉人统治，并已迁入华北；许多人
服帝国的兵役或者做各种其他工作，对新的统治者继续效忠。 ①
这些发展促使皇帝把这些忠诚的蒙古部落也计算在北方边境的一个
1403 年4 月付诸实行的新的防御计划之内。他把忠诚的兀良哈蒙古人再南迁
到今天的热河（从前宁王的藩封）的大宁附近，希望他们的存在会加强边境
的防御。为了减少军事开支，他把洪武帝建于长城以北各卫所的防御部队南
移到北京正北的地区。与此同时，皇帝又把位于内蒙大宁的北京都指挥使司
南撤到北京西南的保定。除了在满洲女真人住地所建立的卫所部队之外，没
有正规的中国卫再设立在长城沿线之北了。这些新措施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好
处，但它们是以目光短浅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假定蒙古各部落会永矢其忠诚。
但是，防御方针上的这些改变给后来北方边境上的防御带来了有害无益的影
响。②在西面，皇帝尽量与绿洲上的诸穆斯林国家和城镇建立友谊；这些国家
和城镇位于从中国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哈密和吐鲁番往西远至撒马儿罕和哈烈
的商路上，撤马儿罕和哈烈当时在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之下。明朝廷派出的使
② 见杨启樵：《明初人材培养与登进制度及其演变》[604]，载《新亚学报》，6，2（19
64 年8 月），第365—72、
384—90 页。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北京，1950 年），第338—45 页；克劳福德《明代宦
官的权力》[128]，
载《通报》，49，3（1961 年），第126—31 页。关于这些宦官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
典》[191]、第194、
522、685 页。
② 关于东厂，见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592]，载《灯下集》（北京1961 年）
，第81—6 页。
节给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们送上了礼物和封号，并邀请他们以朝贡国身
份和中国做生意。许多这种国家都起而响应。1404 年7 月，哈密的统治者安
克帖木儿受明朝廷的王的封号；1409 年6 月，瓦剌的三个酋长——远在准噶
尔的西部蒙古的主要集团——也学了样。帖木儿帝国的强大君主帖木儿仍然
是皇帝在极西部的唯一的敌手。从未喜欢过中国人的帖木儿曾经处死了洪武
帝和永乐帝两人派来的使臣。1404 年12 月，他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进袭。
但是中国人很幸运，他在离最近的明朝前哨几百英里的路途中死去，因此避
免了一场血腥的对抗。①
蒙古人仍然是明帝国的最大威胁。在兀良哈诸卫的西方和北方，外蒙古
的蒙古人一直拒绝承认明王朝的权力。在西方，卫拉特诸部落的领袖们虽然
已接受了中国的封号，但经常既打明人，又打东部蒙古人。东部蒙古人也一
般地敌视明朝的统治；他们常常侵犯明朝边境，掳掠边境地区的粮食和畜群。
由雄心勃勃的酋长马合木（1416 年死）率领的瓦剌蒙古人也同样受经济的和
政治的不稳定之苦；他们不仅和东部蒙古人世为仇敌，也经常进犯明朝边境
抢劫粮食和其他日用品。①皇帝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于1410 年到1424
年之间发动了五次战役来惩罚东部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诸部落，以稳定中国
与兀良哈三卫的关系，并且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
古民族。
蒙古之役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发动是实行报复，因为1409 年东部蒙古的本雅失里汗
处决了中国人派出的一个使节，其后丘福所统领的大规模讨伐又被打败。在
1409 年9 月胪朐河的战斗中，丘福和其他几名高级将领都在蒙古知院阿鲁台
手下丧生。经过悉心的计划之后，1410 年3 月，皇帝率领逾30 万的大军从
北京出发，通过宣府北向兴和，直抵胪朐河。他及时抵达位于斡难河畔本雅
失里汗的大帐，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他在6 月15 日把它摧毁。但是，本雅失里
汗并未丧生，而是向西逃去。7 月份，明军追赶本雅
失里的知院阿鲁台东至分隔蒙古和满洲的兴安岭，并在一次大战中打败了
他。但是，帝国的军队又一次没有能完全地使他屈服。正在这个时候皇帝从
大草原撤兵，于8 月中旬回到了南京；他宣布取得了胜利。②
1410 年的战役未能给北方边境带来安全。在西北的瓦剌蒙古人此时构成
了新的威胁。1409 年，被明朝册封为王的强大的酋长马哈木在他逃避中国军
队时于1412 年春刺杀了本雅失里。他然后在蒙古的旧都哈尔和林立了一个傀
儡君主，并且开始向东进军去对付阿鲁台，其明显的目的是要统一蒙古民族。
明朝廷试图在这两个对手之间进行挑拨。阿鲁台在1413 年7 月被封为和宁
王，并被授予朝贡制度下的贸易特权。1413 年末阿鲁台告知明朝廷，马哈木
① 又见司律思：《15 世纪京畿警察中的外国人》[448]，载《远东》，8，1（1961 年8
月），第59—2 页；
格雷纳：《自明初至天顺末年明代的锦衣卫（1368—464 年》[193]（威斯巴登，1975 年
），第25—4 页。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14 页以下；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
40]，第8 页以下、
18 页以下。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引言；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1368—398 年）
：明初官方历史编
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1975 年10—2 月），第
686—91 页。
的军队已跨过胪朐河，这件事促使皇帝发动了第二次蒙古之役。①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第二次蒙古之役在1414 年4 月开始。皇帝这一
次又亲统大军，在西蒙古人向东蒙古迁移时力图集中力量把他们歼灭。明军
深入到蒙古，与马哈木的大帐交战于土剌河上游。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明军
使用了大炮攻击瓦剌人。虽然明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迫使瓦剌人退却，
马哈木率众溃退，兵力锐减。这次战役打了不足五个月，皇帝于8 月份凯旋
回到北京。他在班师途中想与东蒙古人的阿鲁台会见一面，但阿鲁台假装生
病，避而不见。可是，阿鲁台继续进贡了几年。
马哈木死于1416 年，他的大帐随之而来的解体暂时解除了西部很不服节
制的瓦剌蒙古人的威胁。这就使得皇帝能够转移注意力来建设新都北京。这
也促使阿鲁台向西把他的影响扩展到瓦剌诸部，他开始就明朝接受他的使节
和他的津贴的数额与明朝廷发生争执。到了1421 年阿鲁台停止了进贡，他的
徒众们也时不时地越境进行零星的袭击。皇帝的反应是准备再进行一次战
役；但是这一次他在朝廷内遇到户部尚书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以军费为理
由的顽强的反对。皇帝占了上风：夏元吉被囚禁，他的副手方宾自杀。
1422 年4 月皇帝离开北京，亲统大军去讨伐阿鲁台。此时阿鲁台已经占
领了张家口之北的兴和要塞，并且降服了屏障明朝东北边境的兀良哈三卫；
他计划在长城附近阻止住中国军队，使之不能靠近他的基地。皇帝却是直趋
多伦（在开平卫）附近的阿鲁台的营地，同时派了2 万人马进攻兀良哈三卫，
终于在7 月使之降服。等到明军抵达多伦时，阿鲁台携人马远遁至外蒙古。
皇帝不想穷追不舍，在9 月末返回了北京。②
1423 年，皇帝发动了第四次反对阿鲁台的战役，以阻挡他们对北方边境
的迫在眼前的进攻。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远征行动，皇帝直到8 月末才离开北
京。明军在通过了兴和和万全以后尚未能与阿鲁台的人马接触。皇帝在10
月份才知道阿鲁台已被瓦剌人打败，他的部队也已溃散。所以他在12 月返回
北京，这次战役是无功而还。
1424 年，他发起了他的最后的第五次蒙古之役。皇帝对阿鲁台的党羽侵
入开平并南下进迫大同作出反应，在北京和宣府集结了大军。4 月初，他在
视察了军队之后便统率远征部队离京作最后一战。在以后两个月时间内，明
军通过土木进抵开平之北，但是又没有能够遇上阿鲁台的大帐。有些将官请
求给一个月粮■以便深入敌人领土，但永乐帝担心他自己已经过份地深入敌
境，就拒绝了这些建议，并撤回了他的军队。1424 年8 月12 日，他病逝于
多伦之北的榆木川，留下的蒙古问题和他登极初年一样悬而未决。①
在这些战役中，皇帝既没有摧毁蒙古人的诸帐部落，也没有能够限制他
们对北方边境的进犯，这就造成了一个政策上的大难题。永乐帝放弃了明太
祖的战略方针，他不再在长城塞外的设防卫所内部署兵力；这种部署兵力的
方式在补给上会花费很大，同时把戍守部队长期束缚在防守阵地上。结果，
① 关于《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的修订以及姚广孝和解缙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见李晋
华：《明代敕撰书
考》[320]（北京，1932 年），第26 页以下；吴晗：《记明实录》[586]，载《读史札记
》[594]，第180 页
以下；以及间野潜龙：《明实录之研究》[370]，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
京都，1963 年），
第11—1 页。又见本书第12 章。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
第6—7 页。
①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03—16 页。其详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
性》[23]，第3 节。
他把几个关键性的前沿卫所撤到了长城以南，按保卫新京师的需要重新部署
了兵力。
在撤退的卫中，有一个卫是在大同西北的东胜，它变成了明军内线防御
工事的象征。但是，当皇帝采取主动，并尽力搜寻敌人的时候，又当他执行
一个分而战胜之的政策以使蒙古领袖们自己互相残杀的时候，他的这些计划
都要落空。他很难追踪到蒙古那些飘忽不定的诸帐部落并与他们作战，分而
治之的政策在最后疏远了蒙古人的各个派系。这些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战役也
大大损耗了帝国的财力，伤害了军队的士气。
他的政策在无意之间削弱了北方沿边的安全。在永乐帝死后，除了1449
年的一次惨败之外，再也没有组织讨伐了。中国人丧失了对塞外地区的控制，
只有组织长城以内的防御线。这肯定是永乐帝咄咄逼人的边境政策的最严重
的负效果。在这些讨伐中大量浪费的精力和物力，并没有取得长远的效益。②
干涉安南
不管永乐帝在蒙古的战略方针设想得多么不周到，北方边境确实是引起
关心的原因。但在极南方的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安南是今天越南的北部，
它本是一个受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藩属国家；但它自10 世纪以来在政治上一
直是独立的，并且顽强地反对中国的政治干涉。早期的中国统治者们充分注
意到了安南的战略重要意义，曾经想间接通过外交和文化压力来迫使它就
范。明太祖1395 年的《祖训录》曾把安南以及占城国和柬埔寨一起都包括进
不许中国人入侵的外国之列。永乐帝不顾这种祖训，错误地认为安南的内部
事件威胁着明帝国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并入帝国的版图。这一决定造成
了明代初年政治上和军事上最大的灾祸。③
陈氏王朝在14 世纪90 年代失去了对安南的控制，有位有野心的朝臣黎
季■（约1335—1407 年）逐渐获得了权力。他侵占广西边境上的思明县城，
并且向南侵入了占城国的边境，从而打破了现状。黎季■在1400 年废黜了陈
氏君主，杀害了他的大部分家族成员，自封为王，并且改姓胡氏。1402 年他
逊位给他的儿子黎汉苍（胡■），不过他仍在继续进行统治。1403 年5 月，
他派使臣到明廷请求册封胡（黎）汉苍，其理由是陈氏家族已经死绝，而他
的儿子又是陈氏之甥。皇帝由于不知已经发生的事件，就及时地答应了他的
请求。
后来在1404 年10 月，有个叫陈天平的安南难民来到南京，声称他是陈
氏家族的一个王子。他一一缕述了黎季■的背主变节和一切暴行，请求明朝
廷恢复他的王位。皇帝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1405 年初来了一名安南使节
证实了这位王子的指控。皇帝于是发布诏旨谴责篡夺者，并且要求恢复这个
陈氏王子的王位。黎季■怀疑这位王子要求复位的权利；但是他宁可不予辩
驳，派使节到南京来认罪，并答应接纳这位新王。1406 年初，永乐帝派使节
② 关于《天潢玉牒》（2.3.7）的传记材料，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第37 页
，以及王崇武：《明
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 年；重印本，香港，1967 年），序、第1—0 页。
③ 《天潢玉牒》的“二子”本保存于下面两种材料：《金声玉振集》，袁褧辑（1550—5
61 年，影印本，
北京，1959 年）[见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9.4.1.）]和《国朝典故》版。“
五子”说的本子由下
面两种材料流传下来：《纪录汇编》，沈节甫编（161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1938
年）[见傅吾康：
《介绍》（9.4.3）]和《胜朝遗事》，吴弥光编（1883 年）[见傅吾康：《介绍》（9.4.
11.）]。又见李晋华：
《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第55—7 页和《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103—04 页。
率领兵丁护送陈天平返回安南。4 月4 日正当这一队人马越境进入安南谅山
的时候，他们遭到安南人的伏击，大部分中国护送官兵和这位王位觊觎者被
斩杀。当这件事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已经因安南人的侵犯占城、广西和云南
而发了脾气的皇帝更加怒不可遏；他马上计划要痛惩安南和报复这次受辱之
仇。
1406 年5 月11 日，皇帝任命成国公朱能带兵远征，以申儆戒，而以两
员宿将张辅和云南的主要指挥官沐晟（1368—1439 年）为他的两名副将军。
朱能在抵达安南之前在11 月份猝死于军中，所以由张辅和沐晟两人共同负指
挥之责。他们带领21.5 万人马，从广西和云南发动钳形攻势。这场战斗又快
速，又成功。11 月19 日，中国军队攻下了安南的两个都城以及红河三角洲
上的几座其他重要城镇。但是，黎氏领袖们遁入海上，并在南方各省重新举
兵。这场战争拖延达半年多之久，直到黎季■和他的儿子在1407 年6 月16
日被俘并送往了南京。
永乐帝因他轻易得来的胜利而喜形于色，但他现在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
决定。根据张辅的建议，7 月5 日安南被并入明帝国的版图，设立交趾布政
司，这个地区的名称一如唐代。给这个新布政司任命了都指挥使，张辅则逗
留到第二年以监视它的平定工作。
安南的平定工作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重大问题。中国行政结构的强行建立
马上引起了安南人的反感；他们开始到处反抗明军。张辅的军队粉碎了这种
地方性的反抗，在1408 年他和他的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国。1408 年9 月，原
陈氏官员陈??（1420 年死）首先举起了有组织的反叛的旗帜。他建立了大越
王国，并攻占了义安府城和其他几个城镇。曾经在征服安南中起过重要作用
的沐晟，这时又受命带领云南军队来平定这场叛乱。可是，陈??的军队很熟
悉当地的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一再打败了沐晟的军队。1409 年
秋，张辅又被派回安南来挽救局势。经过了一次周密计划的进攻之后，1409
年12 月张辅打败了陈??，并捉到了他。张辅在1410 年初被召回后随驾出征
北方边境的阿鲁台，留下沐晟再一次负责交趾的事务。
陈??的一个侄儿陈季扩现在登上了陈氏的王位，他一直未被抓住，因而
变成了越南人抗战的领袖。沐晟对他的进攻没有什么进展。明廷想安抚陈季
扩和他的支持者，把他封为交趾右布政使；他拒不接受，战事仍在继续。1411
年初，张辅再次被派往安南，随带2.4 万人。他连胜两仗，夺回了于1408
年失陷的义安府城。但是，叛军回避打阵地战，叛乱继续拖延了三年，直到
陈季扩在1414 年3 月30 日最后被俘为止。张辅在1415 年暂时被召回南京，
但又不得不返回交趾以扑灭另外几次叛乱。可是，这时的抵抗很轻微，到了
1416 年底他和他的大部分中国军队都被召回国。
安南的和平是短暂的。当李彬在1417 年2 月取代张辅的时候，局势已经
恶化了。安南人不满情绪的加剧是由于被派到安南来为建造新都北京而搜集
材料的臭名昭著的宦官马骐，增加了对安南的税收和木材的要求。1417 年末
和1418 年初发生了几起暴乱。叛乱分子聚集在黎利（约1385—1433 年）手
下：此人是清化的一名纠纠武夫，曾经追随过陈季扩，现时已自封为王。他
在1419 年和1420 年都和明军打仗，但两次都失利。他于是用游击战继续抗
争，并且赢得了乡村人民对他的忠诚，他在乡村中被视为抵抗运动的象征。
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作战军队和行政支持，中国人发现不可能把叛乱运动镇压
下去，安南战争一直消耗着朝廷的财力。在永乐末年中国人也仍然未能镇伏
叛乱。这种失败引起了永乐帝诸继位者的许多严重问题。1427 年，朝廷承认
其安南政策已经失败，并且决计撤兵，放弃了22 年以来在那里建立交趾布政
司的努力。
海上远征
永乐帝还力图把他的影响远远扩大到南海、印度洋和极东地方的国家和
王国中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分别在1405、1407、1409、1413、1417
和1421 年对当时所谓的“西洋”进行了六次壮观的海上远征。所有这些远征
由宦官郑和和他的副手王景弘（后来官方名字为王贵通，约1434 年死）及侯
显指挥。这些远征都由从事外事活动和为皇帝求宝的宦官组织。远征的开销
不仅来自皇帝的私囊和皇帝的代理机构，而且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①远洋
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建造的，水手招自福建，远征从福建的港口启航。船
队所包括的船只，大者为九桅的中国平底帆船，长444 英尺，宽186 英尺；
小者为五桅中国平底帆船，长180 英尺，宽68 英尺。船队由约27000 名水手
操纵，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奢侈品，作为在航程中赠送给
当地的统治者的礼物。②
今天不清楚的是，永乐帝为什么要进行这些花费巨大的海上远航。它们
被组织起来或许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寻找被废黜的、或许逃亡在
外的建文帝；皇帝似乎更像要寻找盟邦，或许是要探查备征服的新土地，虽
然这些远航不具有军事目的。他进行这些远航实际上有很多理由：寻宝——
郑和的船只叫“宝船”；显示他的权力和财富；了解帖木儿的和其他西亚蒙
古人的计划；扩大朝贡制度；满足他的虚荣心和他对荣誉的渴求；以及使用
他的宦官队伍。不管怎样，这些活动反映了这位喜动不喜静的皇帝对帝国的
世界秩序所持的看法和它应用于南洋的对外关系的看法。 ①
第一次远征由郑和率领，在1405 年7 月启航，包括各种型号的大船62
只，小船255 只，配备了27870 人。船队在苏州附近的刘家港集合，向南沿
福建海岸航行，然后越中国海到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以及苏门答
剌以北之南渤利，然后再前往印度西南岸的重要商港锡兰、葛兰和古里。古
里、苏门答剌、葛兰、满剌加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使节都随返航船队来到南
京，进献方物。船队在1407 年的回程中抵达苏门答剌沿海时，遭到强大的华
人海盗陈祖义（1407 年死）的对抗；此人最近攻占了旧港，并控制了满剌加
海峡。郑和的船队轻易地打败了陈祖义，杀死了他的5000 人，摧毁了他的许
多船只，俘虏了他本人并把他带回南京，他于1407 年10 月在南京就刑。这
一胜利保证了中国船队能安全地通过满剌加海峡，给了这地区一些国家的首
脑们以深刻的印象。①
第二次远航的规模要小得多，在1407 年奉命出发；船队在1408 年初开
航，访问了暹罗、爪哇和苏门答剌北部，然后再一次驶往印度洋，以柯枝和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11—5 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
[540]，第46—
48、96—9 页。
② 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24]，第689—07 页。
① 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32—5 页；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
]（纽约，1981 年），
第91 页、106 页以下、158—68 页，并散见于本书各处。
① 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散见于书中各处；陈荣捷：《性理精义和程朱
学派》[27]，载《新
儒学的演变》，狄百瑞编（纽约，1975 年），第543 页以下、566 页以下。
古里为目的地。使节们正式册封了古里王，在那里刻石立碑以纪念这一盛事。
中国使节给予古里王及其侍从的封号和礼物，便成了后来航行中对待许多其
他国家的先例。这次的回国途中有一部分船队访问了暹罗和爪哇；郑和在这
里被卷入了两个对立的土著统治者的权力斗争之中。①船队于1409 年夏末返
回南京。
郑和率领的第三次远航始于1409 年10 月，止于1411 年7 月；据说这次
船队拥有48 条船，3 万人。它在1410 年初从福建海岸开驶，沿着上一次的
远航路线前进，访问了占城、爪哇、满剌加和苏门答剌，后来又向西驶往锡
兰、葛兰、柯枝和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上的古里。但是，他们几次绕道而行。
王景弘和侯显短暂地访问了暹罗、满剌加、苏门答剌和锡兰。郑和在锡兰给
一座佛教寺院上了供物；这件事又刻在1409 年2 月15 日的碑上，作为纪念；
它用了中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可是，当他在1411 年从古里返回
时，锡兰王亚烈苦奈儿想劫掠船队。经过一番大战，郑和的军队战胜了僧伽
罗人的军队。国王被囚禁，他和他的家属于1411 年7 月被带回南京。永乐帝
释放了他们，并准许他们返回锡兰。②
第四次远征从1413 年秋延至1415 年8 月止。这一次的船队有63 艘大船，
27670 人，航程比前几次都远。在访问了占城、急兰丹、彭亨、爪哇、旧港、
满剌加、须文达那（苏门答剌）和南渤利以后，它又越过印度洋到了锡兰、
柯枝和古里，然后又继续到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以及其他许多新地方，其中包
括马尔代夫群岛。它的一部分船队可能驶往哈德毛海岸和亚丁。一部分船队
又驶往榜葛剌。归途中在苏门答剌停留时，郑和又一次卷入了当地的权力斗
争中去。他的命令包括讨伐当地的僭位者，这位僭位者杀害了合法的国王；
僭位者被打败和俘获，并被带回南京处死。在这次远征返航之后，自占城至
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和麻林等共18 个国家遣使到明朝廷并纳贡；这一事实标
志着永乐帝在国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①
第五次远征在1417 年秋天启程；郑和受命把上面18 个国家的使臣护送
回国，他在1419 年8 月返航。这一次航程甚至走得更远。中国船队第一次访
问了东非海岸。郑和再次带回了许多外国使节；他们在1419 年8 月受到皇帝
的接见。他也带回了中国船队访问时各国统治者向明朝皇帝进献的各种奇珍
异宝。它们包括狮子、豹、单峰骆驼、鸵鸟、斑马、犀牛、羚羊、长颈鹿以
及其他怪兽。看来，那些正回国的使节们目睹了皇帝初睹长颈鹿时的喜悦心
情，已经把他爱好异国情调的言词传扬了出去。①
①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长沙，1938 年；重印本，台北，1962 年），第1—章
。
②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第6—章；富路特：《再谈永乐大典》[188]，载《不
列颠和爱尔兰皇
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学报》，10（1970 年），第17—3 页。
① 关于对蒙古的诸战役，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01]，第5—、11 页；司律思：《（
明代的中蒙关系，
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600 年》[458]（布鲁塞尔，1967 年），第1 章；王赓
武：《明初与东南
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载《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
547]，安东尼·里
德选（新加坡，1981 年），第47—5 页；罗塞比：《从1368 年迄今的中国与内亚》[433
]（纽约，1973
年），第23—4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6 章各处，以及傅吾康：《15 世
纪初期中国对蒙
古的远征》[170]，载《汉学》，3（1951－1953 年），第81—8 页。
① 从《太宗实录》[380]中所见关于永乐时期与蒙古诸部落的关系的官方记述，见羽田亨
和田村实造编：《明
第六次远航的命令在1421 年3 月发布，为的是送回那些在中国羁族多年
的外国使节。这次船队包括41 条船。和前几次一样，这一次的远航在抵达苏
门答剌以后也分两路。郑和在1422 年9 月回到了南京。一部分船队访问了忽
鲁谟斯、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和不剌哇（在索马里沿岸），还访问了马
尔代夫群岛以及锡兰、古里和柯枝。这一次又有许多使节随船队来到中国。
1424 年初皇帝下令郑和再次泛海，这次是去旧港，在这里设一名中国官员。
但是皇帝死了，这个使命改交给了另一个人。在以后的七年内，中国水军提
督中最大的为南京的守备，水军政策被搁置一旁。
郑和的这些远航背后的目的实现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们是要寻访建文
帝，那么，它们猎取的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并且失败了。如果这些壮举是意
在扬永乐帝的声威于殊方异域，在于显示中国的兵力，在于增长中国人对世
界的认识，在于保护华人的利益，或者在于再找些新的民族参加朝贡系统，
那么，它们的目的当然都已实现，尽管明朝政府此后没有继续实现这些目的
而充分加以利用。他们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明
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在朝贡的名义下做发财的生意，这机会使得外国使
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了贡品来到中国。
这些远航带回中国的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异国产品，而且还有大量的更加
世俗的产品，首先是香料。对这几次远征的经济影响很难做出估价，主要是
因为它们是由宦官组织的，而且由宦官机构出资，没有留下总开销的记录；
尽管一些认真的士大夫反对这种做法。②虽然明朝廷能够从这些远航中得到大
量珍宝和异国奢侈品，它们也只有皇帝和他的朝臣能亲眼一见；它们很少进
入市场。这些派朝贡使团的外国不仅得到高价，而且有机会在京师出卖私人
的货物，图个厚利。但是就朝廷而言，在这种交往中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
郑和在不到20 年的时间内跨越了半个地球，把明帝国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
到海外。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15 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
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①
新的京师及其行政
作为这些战争和外交使命基础的战略考虑还导致永乐皇帝承担起另一个
庞大的任务：逐步地把他以前为王子时的封地和一度为元朝大都的北京改造
成明帝国的新的京师。这项改造工作包括在北京进行巨大的重新规划和建
设，以及影响整个中央政府的全面的制度调整。②
明帝在北京建立新都的动机只在皇帝的文告和朝廷官员的陈述和奏议中
含糊地暗示过。这些动机肯定与他登基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关。洪武帝对
其南京的京城已表示过不满；它离帝国边境太远，在他统治末年，他已在考
实录抄：蒙古编》[198]，载《明代满蒙史料》[496]（京都，1943—959 年），第261—5
7 页。
② 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载《明代满蒙史研究》，第82－84 页。

① 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368—884 年》[165]，载《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
编（马萨诸塞，坎
布里奇，1963 年），第209—10 页。
② 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洛温塔尔英译，载《研究丛刊》，A 集
，1（成都，1947
年），第23—9 页。关于在这个时期与瓦剌蒙古人的关系的官方材料，又见白翠琴：《明
实录瓦剌资料摘
编》[413]（乌鲁木齐，1982 年），第17—2 页。
虑迁都北方。在这一方面，永乐帝定都北京的决定可以被视为解决了他父亲
的困境。但是这项决定也反映了永乐帝的认识，即北方是他个人的权力基地，
他在叛乱和登极之前已经为保卫东北边境或征讨蒙古人而经营了多年。①
他的权力和取得支持的基地位于北方而不在南京，他对南京颇为陌生。
所以他自然需要一个便于巩固其帝国的国都。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作为一个
经济中心，它具有压倒的优势。而它远离北方和西部边陲，永乐帝认为那里
是最易遭受攻击之地。这些考虑曾促使他父亲想迁都北方，也同样为永乐帝
自己的决定提供了依据。
最后，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北京优于其他一切地方；它既可充当对
付北方入侵中国的堡垒，又可以作为支持皇帝在北方执行扩张性政策的一切
活动的中心。另外，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北京似乎是能够充分供养大批戍
军和大量平民的北方的唯一大城市，通过把北京定为京师，永乐帝就能够部
分地实现他建立一个扩张的和外向性的帝国的幻想，这个帝国包括边陲和内
地，既有汉族人，又有非汉族人。因此，地处战略要冲和曾为两个非汉族帝
国首都的北京就明的新都来说似乎是实际的和顺理成章的选择。②
对永乐帝及其辅弼大臣来说，改造北京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同时也
给黎民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元朝的某些城墙和宫殿虽然完整无损，但是
城市的总格局必须变动，大部分兴建的新工程都要满足永乐帝的具体要求。
由于这个区域缺乏一个能满足需要的经济基地，北京城就得依靠从东南各省
用船运输的大量粮食和供应。军事组织必须改组，以处理经济资源的这一全
面的再分配。机构的安排尤其需要改变；这样就影响了南京和帝国其他各地
的官署。迁都北京之举肯定是明代进行的最复杂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帝国计
划。
在1403 至1416 年期间，某些机构已开始作适度的调整，重大建设的初
步计划已在制订。1403 年2 月，永乐帝正式授给此城以北方京都（北京）的
地位。他派他的长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去治理新都。他还在北京设
行部，以监督六部新分支官署，国子监和大都督府分署的工作。他把北京的
京畿府改名为顺天府。这一变动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因为它把永乐帝与
他父亲联系起来，后者早在他崛起时已把南京的京畿府命名为应天府；这样，
这个篡位者重申了他合法继承皇位的权利。①
1404 年，永乐帝迁山西九个府的一万户至北京，以增加京畿的人口。1405
年，他派三子朱高燧负责北京的军事，并下令顺天府及邻近两个府免缴田赋
两年。同时，新宫殿的兴建也在进行之中。在1408 至1409 年期间，在未来
的首都建立了一个负责本地事务的官署、一座外国使者的宾馆和一个印钞
局。永乐帝仍住在南京，通过皇太子在新都发号施令。他直到1409 年4 月才
巡幸北京，在那里逗留至1410 年第一次征蒙古之役结束时为止。可是，这些
① 傅吾康：《15 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第83—5 页。关于阿鲁台的传记，
见《明人传记辞
典》[191]，第22 页。关于综述当时明人对于这第一次蒙古之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记述，见
李素英：《明成祖
北征记行初编》[330]，载《禹贡》，3，8（1935 年6 月），第14—2 页，以及《明成祖
北征记行二编》
[331]，载《禹贡》，3，9（1935 年7 月），第36—2 页。
②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节，1400—60O 年》[458]，第26—27、163—65 页。关
于马哈木的传记，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5 页。
① 关于夏元吉的反对意见和他的被放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32 页。
耗费巨大的工程表明，永乐帝从一开始就想把帝国的京城迁到北京，尽管朝
廷官员反对。
在此期间，新都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被奠定了。虽然在1416 年之前没有真
正地进行巨大的建设，但建造新宫殿和修复城墙的准备工作在1406 年就开始
了。在8 月份，永乐帝已命令陈珪伯爵、工部尚书宋礼、副都御史刘观等人
把人力物力集中在北京；表面上他是应高级官员的要求，这些人认为应为他
即将进行的巡幸建造一座皇宫。官员们奉命在江西、湖广、浙江、山西和四
川诸林区组织伐木。另一些人则在北直隶组织制砖。1407 年，在全国各地征
集了一支由工匠、士兵和普通劳工组成的劳动大军；其中包括7000 余名被张
辅俘获并押送到北京的安南工匠。但建设因不充分的供应体系和缺乏严密的
监督而受阻。工程进展缓慢，这几年没有重大的建筑物竣工。
为了减轻这个地区对南方来的漕粮的依赖和加强地方的经济，在1412
至1416 年期间，皇太子朱高炽给北京地区诸府和山东、河南受自然灾害的那
些地方的居民减免田赋或发放救济粮。
在1415 年6 月大运河工程完成后，从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即江南诸省）
漕运粮食至北方就更加迅速了，从此粮食就可以直接从这些省运至北京。新
都的经济状况于是有了好转。①
1414 年对蒙古人的远征以后，永乐帝驻跸北京达三年以上，只在1416
年晚期离北京巡幸南京一次。由于大运河已被重建，人力和物资已经北移，
永乐帝显然已经决定常住北京。在1417 和1418 年，对北京的护城河、城墙
和桥梁作了改进，永乐帝的居住地西宫也在兴建之中。1417 年3 月，在永乐
帝最后一次离开南京后不久，他又命陈珪负责北京的一切御用的建筑工程；
珪陈还控制着那里的军务。
在此以前，永乐帝还要求就建设他的新都一事展开廷议，并取得了高级
官员的支持。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无关紧要。建设北京需要大规模地动
员工匠和劳工，这些人往往从部队的士兵中，或从判处苦役的囚犯中抽调，
而且从全帝国（甚至从远至新近吞并的安南）征用建筑材料。劳动大军的规
模不详，但人数一定高达几十万。主要的建筑师为一名安南血统的宦官阮安
（死于1453 年），他还在正统帝统治时期重建北京时起了主要作用。②
到1417 年晚期大部分宫殿已经竣工。元朝建造的南城墙的某些部分已经
失修。这些部分在1420 年修复，这时钟楼和天坛也已完工。到1420 年，北
京已经有足够的主要建筑工程竣工，以致可以把朝廷迁来。新城略小于蒙古
人统治时的城。它的北部小于南部。城门从11 个减至9
个。永乐帝对建设的成绩颇为高兴，于是厚赏负责建设的官员。1421 年2 月，
工部郎中蔡信被提升为工部侍郎，对低级官员和所有各类建设劳工也给以适
当的提升和奖赏。①
① 关于皇帝宾天的情景，见下面注[148]。
② 对永乐帝的北方政策的有价值的叙述，见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91]，
载《清华学报》，
10，4（1935 年10 月），第937—39 页；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177]，3（1
945 年），第50—4
页；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4 页；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
与弃防》[584]，
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39—42 页。
① 详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东京，1950 年），1，散见书内各处；以及罗
荣邦：《对安南的
1420 年10 月28 日，北京正式被定为帝国的主要都城。从1421 年2 月
起，所有的文献都称北京而不称南京为帝国的京师。在其间的3 个月中，中
央政府被彻底改组。但是在1421 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紫禁城中三个主要朝觐
大殿，永乐帝为了遵守古代的先例，不得不号召对他的统治进行直率的批评。
有些御史和翰林学士——有名的有李时勉（1374—1450 年）和邹缉（死于1422
年）——谴责了经济困难、时弊和迁都北京引起的巨大不便等情况。最为直
言不讳的批评者为主事萧仪，他的陈述甚至很刻薄，以致永乐帝把他处死。①
这使所有的批评者为之震惊，于是都缄口不言。当然，永乐帝在此之前早就
对这件事下了决心。主要建设工程已经完成，所有机构的重新调整已经作出；
一切准备已就绪，此时再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能改变他的决定了。
中央政府的改组影响了北京和南京的文武编制。首先，政府的官印要重
新铸造。在1421 年之前，北京的官署印鉴上有“行在”二字，但当北京被正
式定为帝国首都时，这两个前缀字被取消了。南京所有的官署都被发给上有
“南京”这两个前缀字的印鉴，以表示它们此时的从属地位。②这些命名的变
化旨在反映政治现实。但是，当永乐帝的继承者在1425 年决定把首都迁回南
京时，所有新名称都被废除；他恢复了以前的名称。但在1425 年后期他去世
时，迁回南京的活动停止。事情依然悬而未决。当宣德帝再次确定北京为京
师时，它的官署继续使用“行在”二字。直到1441 年，“行在”二字才最后
从北京所有的政府机构的名称中抹掉。
南京的官署成了它们北京的对应官署的分支机构。例如，设在北京的南
京后军都督府分署将档案移交给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并将其印鉴送礼部销
毁。有关新首都安全的一切活动改由中军都督府负责。就军队而言，统一的
指挥结构一分为二：13 个卫归南京指挥，13 个则归北京。归五军都督府管辖
的五个卫同样被平分，在两京各组成五个新卫。
文官的组织也经历了类似的、但更加复杂的改组。处理北京事务的各部
被撤销，其人员被重新分配，户部和刑部的北京分署被并入户部和刑部。同
样，都察院分院也并入都察院的北京道。另一方面，兵部和工部则北迁，而
国子监则干脆去掉了“北京”二字。同时，原归一个部的分署管辖的北直隶
各州府，此时则直接受京师各部节制。1425 年，明帝重新设置了各部的北京
分署和后军都督府分府。于是地方官府与中央各部或都督府打交道时必须通
过这些机构的渠道。但是，这个程序证明过于麻烦，所以这些分署在1428
年解散，管辖权于是又转归正规的部和都督府。
皇帝已在北京建了一个雄伟的首都，这个首都远比元代的首都豪华，甚
干涉：明初政府对外政策的个案研究》[359]，载《清华学报中国研究》8，1—（1970 年
8 月），第154—82
页；简单的论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62—70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
[146]，第206—12
页。关于黎季■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7 页，以及加斯巴登：《关于安
南人传记的两篇
文章》[185]，载《汉学》，11，3—（1970 年），第101—13 页。
① 关于简明的叙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4—03 页。那里有关于郑和
远征的重要文献目
录。关于某些最近的条目，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0 页中的“郑和”条。下面的著
作是最近新发表
的出版物：郑鹤声和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62]（山东济南，1980 年），以及
徐玉虎：《郑和
评传》[235]（台湾高雄，1980 年）。
② 见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416]（台北，1961 年），第11—3 页；米尔斯英
译马欢著《瀛涯
胜览》[377]（英国牛津，1970 年），第27—2 页。
至与南京一样壮观。“两京制”的时期——在此期间北京和南京充当了相辅
相成的行政中心——在1441 年结束，当时北直隶和南直隶的行政划归中央政
府统一管辖。从此，作为留都的南京大大地丧失了它的政治重要性；它再也
不归皇室控制，它的宫殿和宗庙被废弃。它的主要行政职能保持不变，但是
除了洪熙帝统治时一段短暂和未遂的返都期外，它的的各部通常只由有职无
权的侍郎任职。
迁都北京之举在军事和经济组织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
与新的行政要求以及边境各地区的防务有关。这一宏伟的都市远离供应它的
经济源泉，迁都和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
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
军事和经济的改组
军队的调动和新机构
永乐帝统治时期军事组织在武装力量的结构方面经历了四大变化。第一
个变化是取消了护卫。第二个变化是把大部分驻在南京的京卫调到北方，并
把某些北方的部队提到亲军的地位，这就使驻北京的京卫成为帝国中最大的
一支部队。第三个是在京师设营，士兵们通过营定期从地方部队轮换去边境
防线服役或进行征战，并在营中操练和受训。第四个大变化包括在长城沿线
组织边防的镇；这个措施是永乐帝对付这条边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战略
的组成部分。①
永乐帝取消藩王护卫的愿望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洪武统治时期建立的分
封制下，亲王具有广泛的权力。永乐帝曾经利用这种权力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这个经验促使他解散护卫，并让他自己的儿子们离开军镇。在内战期间，他
的长子和次子都参加过战役。但是在他登基后，当他在外征战时，他让长子
当摄政；次子则因策划反对其兄长而在1417 年被捕。②同时，像建文帝做过
的那样，永乐帝也感到非削弱其他亲王——都是他的弟兄——的权力不可；
许多亲王被指控有罪而遭到清洗，他们的护卫被解散。
因此，到永乐帝统治结束时，在原来洪武帝建立的30 支藩王护卫部队
中，只有4 支完整地保留下来。①永乐帝原来为燕王时属于他的3 支护卫部队，
即燕山卫，被并入组成北京皇帝私人军队的亲军之中。剩下的23 支护卫部队
中，有的被调驻不同的地点。其他的则被解散，它们的部队被改编成京师的
新的卫。从此，授给新王的封地很少设护卫，到明朝末年，属于军事编制的
① 关于这些论点，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1955 年；重印本，上海，19
56 年），第32—4
页；朱偰：《郑和》[102]（北京，1956 年），第28—4 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
]（台北，1958 年），
第16—7 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424 年》
[546]，重印
于《社区与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里德选（新加坡，1981 年），第59—1
页；罗塞比：
《郑和与帖木儿有关系吗？》[431]，载《远东》，20，2（1973 年12 月），第129—36
页。
②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0—1 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28—9 页。
①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1 页。关于在爪哇的一段情节，见赵令扬：《明初的中国-爪
哇关系》[90]，载
《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港地区之历史、考古及语言研究讨论会刊》（香港，1967 年），
第215—19 页。
藩王卫队不到12 支。②
把军事卫队调往北直隶之举是永乐年间进行的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项军事
改组。在洪武帝统治下，南京的41 支卫队合称为京卫；这些部队包括皇帝私
人的12 支亲军和29 支隶属于五个都督府的护卫部队。①当永乐帝以北京为京
师时，他把南京的许多这些护卫部队调到北方。到1420 或1421 年，北京的
卫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原属北京都督府的卫；原来的南京京卫；原属诸王的
护卫部队。少数已解散的其他部队也从其他省调到北京。
京卫的核心是由构成皇帝亲军的22 支护卫部队组成。它们包括3 支燕山
护卫部队、原属北京都指挥使司的16 支护卫部队中的7 支，以及曾隶属于南
京皇帝禁军的12 支部队。这22 支护卫部队包括159 个所；这些部队号称共
有190800 人（一卫包括1200 人），但是实际人数很可能大大低于此数，因
为到洪武时期末年，各地区的卫大致只有它们足额兵力的5/8。②其他6 支部
队并入皇帝亲军的部队依然归他直接调遣；其中3 支原属前北京都督府，3
支由各解散部队的士兵组成。这些部队提供了进行建设工程的大部分士兵。
南京的军事编制包括29 支其他的护卫部队，每支部队分归前京师的各军
都督府之一指挥。到1420 年，这些部队中大约19 支已调往北京，剩下的则
是专事水上作战的部队。1420 年以后，南京的军事编制由17 支隶属于皇帝
私人军队的护卫部队和32 支由南京五个都督府联合指挥的部队组成。同时，
南直隶外围城市原属南京中军都督府管辖的部队则改由北京的中军都督府管
辖；这进一步削弱了南京行政的权力。1421 年随着北京周围的地区成为北直
隶，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开始对该地区进行指挥。从此以后，北京的后军都督
府统辖了16 支护卫部队，其中11 支后来负责守卫皇陵。
到宣德年代之末，北京的京卫包括74 支部队。22 支由皇帝亲自指挥；4
支从事养马；6 支正式被用作建筑工人；两支被指定护卫永乐帝和洪熙帝的
陵墓。19 支部队已从南京调到北京，6 支则从北方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宁）
调到北京，15 支新部队则由各支已解散的部队的士兵组成。永乐年间帝国军
队总兵力看来远远超过200 万。
在改组过程中，大批人民搬迁至北京及其周围的地区。至少有435 个所，
即帝国全部部队的25—30％驻扎在北京地区，其中335 个所原从帝国的其他
地方迁来。如果我们采用前面的计算，这些部队的实际总兵力约为25.1 万
人，但是真正的数字可能略高。另外，许多士兵有家眷。1393 年的人口统计
数字表明，北京地区有定居人口1926595 人。因此，有理由认为15 世纪初期
北京省（1403 年以后之称）的人口很可能大大地超过200 万。总之，在1422
年以后，长驻在北京的部队形成了首都居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就大大
地加剧了供养基本上是依附人口的问题。①
② 威勒茨：《郑和太监的海上冒险活动》[567]，载《东南亚历史学报》，5，2（1964 年
9 月），第31—5
页；苏中仁（音）：《锡兰之战，1411 年》[482]，载《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香港大
学中文系编（香港，
1970 年），第291—96 页。威勒茨的叙述不如苏中仁的叙述详尽，但是，后者有一些错误
。
①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2—3 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44—3 页。
② 见朱偰：《郑和》[102]，第53—0 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3—4 页。
① 见朱偰：《郑和》[102]，第98—03 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110—14 页
，以及他的另一
著作《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 页以下、549 页；罗荣邦：《明朝水军的衰落》[35
8]，载《远东》，5
（1958 年），第152—55 页。
这些驻军的军事指挥结构和训练程序也重新作了规划。京营被设立，以
提高此时把时间分别用于耕田和卫戍的部队的战斗准备。京营（以“三大营”
著称）的组织工作在第二次对蒙古的远征以后开始，当时皇帝决定扩大这些
征战的规模和提高它们的有效程度。1415 年，他下令命北方诸省和南直隶的
卫各派一支分遣队至北京接受训练。北京的守军当时分成步、骑、火器三个
营。每个营受一名宦官和两名贵族或高级将领的联合监督，其他军官则协助
他们工作。
三个营的组织相同，但它们负有不同的任务。五军营之名来源于五个都
督府或帝国讨伐军的五支分队，它训练来自地方护卫部队的无战斗经验的新
兵。此营负责组织和训练战斗部队，这个任务原由卫所部队承担。结果，帝
国各地的守军——他们不再有军事任务——的素质和斗志都下降了。三千营
围绕3000 名作为核心的蒙古骑兵组成，这些骑兵在内战期间曾与皇帝一起作
战。神机营训练士兵使用火器。中国军队在15 世纪以前已使用火器，但他们
在15 世纪初期征讨安南时才从安南获得优质的兵器。他们还俘虏了一个名叫
黎澄（1374—1446 年）的安南第一流的火器专家，此人为黎季■的长子，被
委任负责为中国军队制造优质火枪和爆炸武器。神机营就是以安南火器专家
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这些人在宫廷宦官的监督下教明代士兵。①
由于所有帝国远征军都包括骑兵以及配有火器的士兵，所以三个营的内
部组织大致相同。还有一个京营值得一提。这就是四卫营；之所以这样称呼，
是因为其士兵来自专门养马的四个卫。它的主要任务是为骑兵训练战马，驯
马人中包括许多投降的蒙古骑手。
最后，从满洲至甘肃的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的边镇。这个新战略与洪
武帝提出的战略迥然不同。开国皇帝远在长城以外的战略要地设立卫，这样，
中国守军就能在蒙古袭扰者抵达长城之前与他们抗衡。永乐帝在他登基后不
久就撤回了大部分守军，这既是为了缩短防线，又是为了削减军费。他于是
在长城附近或以南的辽东、蓟州（北京之东）、宣府、大同、山西、延绥、
固原（陕西）、宁夏和甘肃的战略要地设立一批边防重镇。这些边镇归这些
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节制。②在洪武年间，戍守长城以外的部队只从附近的卫所
部队中抽调；在永乐年间，已在京营受训的士兵则要在这些卫服完他们的服
役期。这些士兵的服役期比预期的要长。他们最后成为长期职业军队的核心。
指挥边卫的军官选自正规的军官队伍。这些指挥官被授予通常只给进攻
部队指挥官的权力，虽然他们的任务只限于防卫他们管辖的地区。人们逐渐
以他们管辖地的名称相称——如某某地区总兵官。每个指挥官由一两个副手
或职位较低的具有参将、游击将军这样头衔的军官协助。③这类委任的期限通
①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32—4 页；朱偰：《郑和》[102]，第98—
11 页；米尔斯英
译马欢著作，第33—4 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424 年》[546]，第66—7 页
；以及徐玉虎：
《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 页以下、549 页以下。
② 华绘：《明代定都南北京的经过》[238]，《禹贡》，2，11（1935 年2 月），第37—
1 页；吴缉华：《明
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I，第1
52—62 页；爱德
华·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第114—17 页。关于
作为正式国都的
北京的兴建详情，见侯仁之：《北京史话》[208]（北京，1980 年），第6 章；谢敏聪：
《明清北京的城垣
与宫阙之研究》[227]（台北，1980 年），第3 章。
③ 吴晗：《明代靖难之役》[591]，第912—23、933—36 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
》[156]，第134—40
常以一次战役为限；官阶和官俸仍取决于他们在卫中或在地方都指挥使司或
大都督府中的等级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委任被固定下来，它们
形成了战术指挥的一级。到宣德末年，这些边镇已经形成北方边境九个固定
的防御编制（九边）。设立在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监督长城的指定的段，
而其他六个则行使它们的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从此，指挥的等级制度或
边防军的结构都很少变动。①
粮食的供应和运输体系
远征的战役、建设工程和行政管理的变动是很花钱的。此外，把政府迁
到北京造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首都、它的官僚机器和戍守部队都处于一个
穷苦而贫瘠的区域，需要各地的供应。北方各地创收很少；虽然军队在理论
上应该能够通过军垦来自给，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在洪武年间，已经定
期通过海运从盛产大米的长江三角洲诸府运送粮食供应北京政府和辽东及沿
北方边境的各守卫部队。为了满足北方对粮食的不断增长的要求，永乐帝的
朝廷设想了三个涉及大规模重新分配人力和物力的规划。
第一个规划试图把实物的官俸改成以通货和白银支付的官俸，以及扩大
前一代皇帝设立的军屯，以此来减少官方对粮食的要求。在1402 年，最高级
官员的官俸的六成为粮食，而最低级的官员只收到两成。后来在都督府和都
指挥使司、各省和诸王的封地的完全领取稻米作为薪俸的官员部分地接受通
货和钱币。这一措施在通货价值稳定的时候执行得很顺利；但是在出现通货
膨胀的时候，整个官俸制度就败坏了，官员们就转而去追求非法的收入。①
军屯的设立旨在使军队能自给自足和减少运粮至北方的需要。1404 年以
后，对每个军屯规定了生产定额。指挥官的成绩根据它们的产量来评定，御
史们被派去核实产量的数字。为了确定平均产量，建立了试验田，它们的产
量每年上报。但是生产经常遭到破坏，因为士兵们被抽调而不能承担耕作任
务。在1413 年，皇帝采取了制止这种抽调人力做法的措施，并且对除受自然
灾害的军屯以外的所有军屯恢复了原来的定额；但是产量依然落后于定额。①
第二个规划是通过向商人出售盐引来增加对北方的粮食供应。商人向边
防部队送交固定数量的粮食，以购买出售一定数量的盐的权利。这种制度称
开中法，在洪武统治的初期已被采用，在永乐年间它又被扩大使用。在1403
年，皇帝命令所有为取得盐引而送交的稻米除少数例外外，应送交北京地区。
粮盐的交换比率并不固定，取决于供求情况。例如在1412 年，北京很少发盐
引，因为当时缺盐而米有富裕。但总的说来，盐商继续既交粮给北方诸府，
也交粮给西南，在西南他们供应被派到那里去镇压部落起义和平息安南之乱
的军队。②
北京成为京师以后，产米的中国南方各地的纳税者必须运送粮食到北
页。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86 页。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15—31 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台北，1961 年），第40—2、76—2 页；
星斌夫：《明代
漕运研究》[207]（东京，1963 年），第26—1 页。
② 关于阮安在建设京城中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载《禹
贡》，3，1（1950
年），第53—7 页；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第7 卷，《明代国际关系》（台北
，1968 年），
第63—9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7 页。
方，并另外负担运输费用，这些费用以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征收。在缺粮时，
还要强使负担大量额外的征收。例在1412 年，湖广、浙江和江西的省政府和
都指挥使司不得不用船装运近300 万担大米到北方。采取了几种减轻这种沉
重负担的方法。南方的税收获准折成现金上缴，这样就可以在北方购买粮食；
上缴的定额可以转交到上缴点附近的地区；接受单位必须支付运输费用。这
些新措施最后正式成为粮食运输制度。①
这一提供大量北方所需的粮食的制度在洪武统治时期建立。在最初，通
过水陆两路把粮食运往北方；这个制度称“海陆兼运”。
海运仿照元朝建立的模式。从1403 到1415 年，政府的军队在总督海运
陈瑄和副总督海运宣信的率领下把粮食从长江下游诸府运到北方各省。从湖
广、浙江、江西和南直隶定做了几百条大运输船，地方当局和守卫部队被指
定要对建造这些运输船作出贡献。①运粮船从长江江口附近的太仓粮仓出发，
绕山东半岛北上，到白河河畔的主要卸货口直沽，准备再运往北京。在直沽，
稻米转装在较小的船只上，然后驶向上流的天津和通州。直沽、天津和通州
建立了粮仓，同时还派守卫部队专门守护。一部分粮食用船继续被运往辽东。
在实施的第一年运了两次，船队共运粮100 万担；从此运输量在48 担至80
万担之间徘徊，每年没有固定的运输定额。
同时，在户部尚书郁信（死于1405 年）在1403 年上报的一项计划中，
粮食还通过水陆并用的路线进行运送。一条西行的迂回路线绕过了淮河和黄
河之间艰险的水路。能载运300 担稻米的大船沿淮河而上驶入沙河，然后驶
向陈州；粮食在陈州再转装进稍小的船只，准备往北驶进黄河流域。粮食再
次转装进沿黄河驶向河南各港口的大船中。然后地方部队在陆路把粮食拉至
渭河，由此再用船运至北京。在1403 年，在陈瑄的监督下北运粮食150 万担。
一系列运输官署和粮仓沿渭河和在京师周围被建立起来，以管理运粮工作。
在1409 年用海陆兼运法运粮总量达180 万担，在1410 至1414 年期间增加到
200 万至240 万担之间。有一史料记载，在1415 年，即运行的最后一年，运
粮总数达到640 万担，不过其他史料则说是300 万担。
海陆兼运法远不是令人满意的。海路危险，黄土平原地势很高，河道和
陆路漫长而累人。随着运河的开辟，这个制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元朝在1289
年已经完成了连接北京和长江下游的运河体系，不过河渠经常淤塞和维持水
源的困难把工程拖延到1325 年才完成。运河体系在元朝始终没有有效地发挥
作用，于是沿海运输逐步取代了它而成为粮运的主要形式。在15 世纪初期，
元代的大运河已经大段大段地损坏、淤塞和不能通航了。
永乐帝决定修复大运河和重开运河运输，使之成为另一条供应北京的南
粮运输路线，因为首都迁往北京后粮食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大运河分两个
阶段进行修理。北段的疏浚和修复工作在宋礼的监督下开始于1411 年7 月；
这项工作包括疏浚河渠130 英里和建造38 座船闸。这项工程使用了30 万名
服徭役100 天的劳工。从黄河到长江的南段在1415 年7 月开放。陈瑄在淮安
之西建造了四座船闸，以提供通向淮河的入口。运河体系这时能从长江下游
流域直通北京；它成了南北之间商业的主要动脉。②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22—3 页。
① 李时勉结果被囚禁，但是在1423 年获释。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65 页。
②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 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
123—24 页。
1415 年当运河体系已经完成通向北京的工程时，海陆兼运法被放弃。
3000 多艘平底船建成，以把税粮通过运河北运至北京，于是运至北方的粮食
显著增加。它从1416 年的280 万担增至1417 年的500 万担和1418 年的460
万担，然后降至1421 年的300 万担左右和1423 年的250 万担。1417 和1418
年的巨大数字表明，皇帝因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活动和建设工程，需要大
量的粮食。
实施新的运输制度大大地增加了对军民劳动力的需要，从而增加了支
出。建于1415 年的新制度称作支运制，它要求纳税人负责第一阶段的运输。
例如，住在江南各地区的人民必须把税粮缴到淮安粮仓；住在淮安和长江之
间的人民要把税粮缴到沿运河建立的许多粮仓。粮食由政府军队从粮仓一年
四次用船运至北京。1415 年，这个制度被调整以减少运粮的军队，因为迫切
地需要把军队用于建设项目和军事远征。
1418 年，民运制被采用。此时纳税人必须自费把粮食一直运送至北京。
1423 年陈瑄提出减少每年向北京的运粮；8 年以后，即在永乐帝死后，他实
行了兑运制。纳税人把粮食缴到运河畔各粮仓并缴纳一笔运费；军队再从这
些粮仓把粮食运到京城。这个制度在宣德年间正式被采用，从而大大地减轻
了纳税人的负担。 ①
供应北方朝廷粮食的这些持久的要求当然使人民背上沉重的负担。田赋
是国家最大的单项收入。洪武年间全帝国已定下了税收定额。1393 年全国各
地的定额总计为2940 万担。田赋的分担是不平均的；几个大省的定额在200
万到300 万担之间，而江南的10 个富饶的府的定额几乎达到600 万担，约为
全帝国定额的20％。在保留支付地方行政费用和供应南京皇室的规定部分的
税收以后，各区要把其余部分通过不同的运输制度运往北方。在这种安排下，
纳税者必须缴足他们的税的定额，并另外负担运输的费用和劳力。
在整个永乐年间，国家每年所收田赋的粮食在3100 万至3400 万担之间，
平均每年定额超过3200 万担，因此至少比其父皇治下的定额高10％。这使
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在洪武年间每年已经缴纳特高比例的田赋的
江南10 个府的纳税者更是如此。对苏州和松江两地的搜括最为厉害，它们几
乎缴纳了全部田赋的14％。
根据黄仁宇的说法，以粮食的担为单位的田赋定额事实上不过是一个相
对的标准。这是因为明代的制度要求纳税者把他们的粮食缴到指定的国家粮
仓；但事实上由于这种办法并不总是行得通的，于是政府加征额外费用和另
外名目的税收，以抵偿保管和运输的费用。由于折换，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因为当时缴纳的粮食得折成银、棉布和其他商品。国家在决定折换率时很少
考虑商品价格，结果就出现了随心所欲的波动。这从黄仁宇对16 世纪晚期
苏、松两府各种缴纳的田赋的估算中可以看出。根据这些估算，原来税额中
的同样一担粮食可以分成许多缴纳的等级，以致纳税人的纯支出从最高到最
低竟相差了7.3 倍！②
① 关于这方面的简明论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94 页。关于军事
组织，见吴晗：《明
代的军兵》[593]，第94—11 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 年），第
42—4 页。又见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57—3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 页。
在歉收和自然灾害以后，这种负担变得不堪承受了。为了确保今后的生
产，皇帝经常不得不减免税赋和分发救济粮给旱涝灾区的人民。例如，1422
年任户部尚书的郭资（1361—1433 年）报告说，在1419 至1421 年的几个财
政年度应缴的田赋中，已入帝国粮仓的税粮不到2300 万担（平均每年的定额
为3200 万担）。松江在1422 至1428 年间拖欠的税粮达几百万担。苏州在永
乐年间无可资比较的数字，但在1431 至1433 年期间拖欠的税几乎达800 万
担。这种情况引起了财政官员的不安，以致在宣德年间导致了对过高税收定
额的削减。③
对外关系
前面已经叙述过，在御驾亲征蒙古和对安南危机的急躁的反应中，永乐
帝作为一个积极主动的统治者，倾向于在外交事务中进行扩张主义的干预。
在外交和国际贸易的不那么好战的领域中，从郑和规模宏大的海外远航中可
以看出，他同样是进行扩张的，同样不会因没有先例或没有以往明代实践的
依据而畏缩不前。的确，他在这些领域中的活动在以后的全部帝国历史中实
际上是独一无二的。以后的明代统治者远比他消极和保守，他们不再维护他
的主动性，并让明代国家的外交事务处于停滞和收缩状态。私人的和往往是
非法的海上贸易以及面向东南亚的海外商业殖民在明朝的后半期的确开始迅
速发展，虽然没有政府的批准或保护。
在永乐帝时代为以后的大部分私人发展开辟道路的意义方面，以及在后
来明代诸帝如果继续采取扩张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情况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
兴趣的问题。明代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剑桥中国史》第8 卷中的几章的主题；
这里叙述以下几个内容就够了：评述一下永乐帝对明帝国在处理其对外事务
时所作出的个人贡献；阐述他的统治意识和他对明帝国在亚洲内陆、东亚和
东南亚邻邦中扩大影响的观念。
亚洲内陆和中亚
明朝初期，中国认识到把贸易和外交扩展到中亚（河中地带[外索克萨尼
亚]及以远地区，当时在帖木儿的帝国统治下）的含意，因为那里是敌对的蒙
古人统治的部分天地。但是，蒙古帝国内部的分裂已使那个地区变得可望而
不可及和比较不重要了。明朝廷对帖木儿的崛起和巨大的野心了解甚少。
与亚洲内陆的关系，特别是与今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关系，具有
更重要的意义。在较近的地方，主要是诸如哈密、土鲁番和别失八里诸绿洲，
在蒙古崩溃之后都急于想重新树立它们的独立地位，而永乐帝也鼓励它们这
样做，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对付更北边的准噶尔的瓦剌蒙古人，以
保证中国西北的安全，部分地是因为它们控制着通向西边的贸易路线。尽管
有洪武统治时期的军事试探和1393 年中国人劫掠哈密之事，但明朝并不想对
如此远离供应来源的地方进行长期的征服，或者想像汉、唐两朝那样在塔里
木和准噶尔两盆地重新建立军事存在。它充其量只是想把那个区域的一些非
汉族民族组成名义上的、但不能进行有效控制的戍守的卫。 ①
③ 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
283—86、321—
322 页。
①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3、50 页。
永乐帝选择了积极的和主张干涉的外交。他在1403 年派使者去哈密宣布
他登基之事，哈密的统治者在1404 年12 月回派了一个使团向中国朝廷呈献
马匹。永乐帝赐给他及其使者们以精美的丝袍、丝绸、白银和钱钞，并在哈
密边境设立一个卫，以确保稳定的关系。从这个时候起，哈密在永乐统治期
以后的时期中几乎每年都派朝贡使团到中国朝廷，有时一年几次。这些使团
带来十分需要的马匹，有时还带来骆驼、羊以及诸如■砂、玉和硫黄等矿产
品；作为回报，使者则收到丝绸和可用于购买中国货物的钱钞。与哈密的密
切关系打开了互利的贸易，并使中国人取得了跨越塔里木盆地到中亚的北部
商队贸易路线的东端。中国政府试图把这项贸易牢牢地掌握在官方的手中，
并且在1408 年在甘肃两次颁布禁令，禁止私人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可是中
国人的非法贸易继续进行；有报告说，中国商人到达了别失八里以远的阿克
苏。
一旦与哈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永乐帝还派一个使团带了丝绸礼品去见
土鲁番的统治者，土鲁番是北塔里木商路上的一个绿洲国家，控制着往北（向
今之乌鲁木齐）进入准噶尔和瓦剌蒙古国的一个要隘。土鲁番统治者则回派
了一个带着玉作为贡礼的使团，于是正规的朝贡关系又继续到了永乐统治末
年，不过没有哈密的使团那样频繁。别失八里位于更远的通往中亚的北塔里
木商路上，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贸易城市，它在洪武年间与中国有过纠纷，
最后它扣押了中国的使者宽彻并与帖木儿共命运。永乐帝登基后就立刻送礼
品给别失八里王，后者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以便在帖木儿死后在与帖木儿
帝国的纠纷中能够得益，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纳贡关系。永乐帝在别失八里
有足够的影响以阻止它的统治者在1411 和 1412 年入侵瓦剌的领土。但是在
1418 年，别失八里王的一个堂兄弟篡夺了王位。永乐帝默认了政权的更替，
不打算重立他原来承认的统治者。但是明朝再一次能够阻止新王对土鲁番的
一次进攻。②
在以上各个事例中，这些统治者都接受明朝属国的象征性的地位，以便
从与中国紧密的商业联系中得益。他们愿为这种特权而接受低人一等的地
位。他们知道明朝朝廷不能有力地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因为他们离明朝太
远，明朝不能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帖木儿帝国
当永乐帝登上皇位时，中国面临着来自中亚的一个新的外国的威胁，如
果不是一次好运气，这个威胁很可能使它与非华夏世界发生一次大冲突。新
威胁来自帖木儿（1336—1405 年）的崛起，他自14 世纪60 年代以来，从他
的撒马儿罕的根据地建立了一个包括河中地带、今之霍拉桑、伊朗、伊拉克、
阿富汗、花剌子模、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帝国。除了这些征服
地外，他曾发动破坏性的入侵，进入叙利亚、奥斯曼土耳其、印度和南俄罗
斯。对中东和中亚各民族来说，他看起来一定像一个新的成吉思汗。
在1389 和1394 年，来自帖木儿的首都撒马儿罕的“朝贡使团”到达北
京，后一次带来号称帖木儿所发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伪造的一封信，信的内容
是承认明帝的突出的地位。明帝在此以前已经把数百名在他与蒙古人交战时
俘获的商人遣还撒马儿罕，此时派了一个由傅安和宦官刘惟率领的有1500
人的使团，以表示对帖木儿的“效忠”的谢意。使团于1397 年抵达撒马儿罕。
② 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198—00 页。
傅安所带去的信函称帖木儿为臣属，他因此大怒，于是扣押了这些中国的使
者。 ③
随着洪武帝之死和在1399 至1402 年的内战时期，中国朝廷的注意力集
中在其他方面。但是帖木儿开始计划对中国发动一次入侵并使它皈依伊斯兰
教。1404 年，一支有20 万人的军队在兀答剌儿集结，准备通过别失八里向
中国进军。消息直到1405 年3 月才传至南京，于是朝廷下达命令准备边防，
但命令把此事看成是部落的劫掠。对中国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的西北前哨
从未受到考验，因为帖木儿已在2 月18 日死于兀答剌儿，入侵已被取消。帖
木儿之死引起了一场继位的斗争。在一开始，年轻的孙子哈里苏丹在1405
年3 月18 日在撒马儿罕夺得王位。他释放了傅安和使团中的幸存者，他们被
护送返回中国，并于1407 年7 月25 日抵达南京。另一名被拘留的使者已在
此以前的某个时候回到中国。
永乐帝派了一名使者与哈里的使者一起到撒马儿罕去吊唁帖木儿之死，
但在使团抵达撒马儿罕时，哈里已被几个敌对的亲王废黜而被帖木儿的四子
沙合鲁取代。他将从1407 年统治到1447 年，并证明是一个与帖木儿迥然不
同的统治者。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和高尚的文化赞助者。在他统治的大部分
时期中，他被卷进统治帖木儿帝国西部的帖木儿诸子经常发生的阋墙之争
中。结果，他迁都哈烈，让他的儿子兀鲁黑伯格任撒马儿罕总督。帖木儿帝
国向东扩张的一切威胁已经消失。
1408 和1409 年，沙合鲁派使者去南京，1409 和1410 年，傅安等人带了
中国朝廷的礼品又往哈烈。1410 年3 月，哈烈又一个使团来到，而回派到哈
烈的几名中国使者又带去了一封皇帝的信，信中声称与沙合鲁是君臣关系，
沙合鲁复信的措词同样傲慢，他劝皇帝信奉伊斯兰教，并拒绝中国的宗主权。
但这一意外事故并没有中断使团的往来，并且引人兴趣的是，尽管两位统治
者有分歧，他们的信件都强调商业的需要，明统治者于1416 年7 月又送去的
一封信的内容也是如此。
带来沙合鲁措词尖刻的复信的使者们由明帝主要的外事专家陈诚（死于
1457 年）、李贤和宦官李达护送回国，他们还护送这一年早些时候来到中国
的中亚使者回各自的国家。这个使团的出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于1414
年2 月3 日离开中国，随带了送给各地统治者的丰厚的精美纺织品礼物，并
于10 月后期抵达哈烈。从哈密和土鲁番到撒马儿罕和哈烈，使团访问了17
国。回国后，陈诚和李贤随即呈上了他们行程的记述，其中详述了有关他们
访问地的地形、物产和风俗。这些文献提供了15 世纪关于中亚和亚洲内陆情
况的可利用的最详细的材料，并使明朝廷取得了关于西域的新情报来源。①
1416 年7 月，陈诚又被派遣与另一名宦官护送失剌思、撒马儿罕和哈烈
③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7—88 页。德雷尔估算明初部队实际兵力的根
据分别是记载在《明
实录》的《太祖实录》[380]（1418 年；1961—966 年台北再版），223，第3270 页和张
廷玉等人编的《明
史》[41]（1736 年；1972 年北京再版），90，第2193 页中的1392 年和1393 年的军队总
人数数字。见吴晗：
《朱元璋传》[587]，第79、81 页。吴晗在《明代的军兵》[593]第101 页估计军队总人数
在1393 年以后约
为120 万，在永乐年间约为280 万。但是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558]第51 页中则说以
上洪武统治时期的
数字有点保守。
①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1 页。关于北平省的人口，见《明史》[41]，
40，第884—85 页。
关于迁移到北京的情况，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48—52 页。
的使者回国，同时带了送给沙合鲁及其子兀鲁黑伯格的丰厚的礼物。这个使
团在1418 年1 月回国。同年10 月，明帝又派宦官李达出使哈烈，李达带了
皇帝私人的信函，以及例行的珍贵礼物。根据现存的波斯文材料，此信对沙
合鲁以政治上平等的人相待，称他是一个开明的和有洞察力的统治者，并放
弃了明帝是沙合鲁的宗主的姿态。沙合鲁欣喜之余，回派了来自中亚的最精
心安排的使团，使团于1420 年12 月14 日抵达北京。①
使团受到隆重的接待，不过它在京城履行了纳贡制度下应该履行的对中
国皇帝致敬的一切正常仪式。在与帖木儿帝国统治者通信时不论皇帝作了什
么让步，但在中国朝廷上，君臣关系的门面则是不能妥协的。使团留在北京
几乎达6 个月。它受到皇帝的几次接见，并参加了宣布北京为新明都的仪式。
波斯使者之一吉亚斯丁·纳加什对使团作了详细的、即使偶尔也有谬误的记
载，它至今犹存。
陈诚未在场目赌这一盛典，因为在1420 年7 月，他又被派率一使团前往
中亚。但人们对这最后一次出使西域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因此，我们看到永乐帝大力培植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也许甚至大力促
进了与它们的贸易。在他统治时期，朝廷接待了撒马儿罕和哈烈的20 个使
团、32 个中亚绿洲国家的使团、13 个土鲁番的使团和44 个哈密的使团。这
些使团都需要丰厚的礼物和贸易。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
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以及纸
钞（它们可以此购买中国货物）及其他贵重物品。①从双方的通信中可以明显
地看出，维护商业关系是这些交流的最主要的动机。中国的政府和皇帝因急
于促进贸易，愿意对冒牌的“纳贡使团”故作不知，甚至放弃了天朝大国的
姿态。对中亚各国来说，它们愿意通过纳贡制度的各种形式前来北京，以便
保持它们的贸易特权。
西藏
早在1207 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经到过西藏，蒙古人与西藏发展了一种
关系，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护和承认其宗主权，同时给蒙古的统治者们提
供精神指导。西藏的喇嘛在元朝的朝廷中一直很有影响。在忽必烈统治下，
蒙古人与萨迦派教团的领袖们谈判，并承认后者为西藏13 省的帝师。他们的
地位受到一个敌对教团止贡派的挑战，后者得到了伊朗的伊尔罕蒙古人的支
持。止贡派在1290 年才被彻底击败。同时另一个西藏宗教教团噶玛派在元朝
宫廷继续拥有强烈的宗教影响。元代诸帝试图把西藏置于一个集权的政府之
下，但是实权仍掌握在提供世袭的教（族）长的寺院和贵族门第手中。
内部的权力斗争继续进行。随着蒙古力量的衰落，萨迦派的势力也随之
变弱。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绛曲坚赞，此人原为萨迦派僧人，又是雅鲁的地
方领主。从1332 年起经过许多征战后，这个僧人逐渐控制了西藏。1351 年
元朝承认他为帝师以取代萨迦派的大教长。绛曲坚赞不仅仅是另一个宗教教
长；他的目的是要重建唐代的前吐蕃王国，重新树立西藏人的民族主义和消
灭蒙古宗主权的一切痕迹。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即帕木主巴诸王）试图维持
① 关于黎澄制造火器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第70—5 页
；埃米尔·加斯
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第111—13 页。
① 关于永乐年间北方的边防，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78—5 页
；吴缉华：《明成
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03]，I，第162
—66 页。
一个君临全西藏之王的思想，并且在15 世纪80 年代之前一直是西藏主要的
世俗力量。②
在明朝掌握政权时，西藏寺院教团之间的宗教对立常常导致公开的战
争；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还不清楚南京对这种事态的了
解程度。据说明代的开国皇帝急于想阻止唐代与吐蕃人发生的那种纠纷的再
现。但他并不去与帕木主巴诸王建立联系，而是与控制较近的康区和东南藏
的噶玛派大住持们接触。皇帝派一使者前往，要元代时任官职的人来南京，
以便重新授职，第一个使团于1372 至1373 年间的冬季抵达。当时教团的教
长为黑帽教派的乳必多吉四世活佛（1340—1483 年），他在1359 至1363 年
曾在元朝朝廷。他从未应皇帝的邀请去南京，但派使者前往，直到他死前不
久为止。①
他的继承者得银协巴（中国人称哈立麻，1384—1415 年）以善行法术著
称于世，永乐帝在为燕王时已闻其名。新帝在1403 年登基时，派了一个由以
后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显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达的弟子智光（他在南
京已深受开国皇帝的礼遇）率领的使团去西藏。使团邀请得银协巴去南京。
得银协巴在一开始派出一个纳贡使团后，在1407 年4 月亲自去明廷，受到隆
重的接待。他应请求为皇帝死去的双亲举行宗教仪式，据记载他施展了许多
魔法，如使许多神祇显形，制造鹤、狮、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时间长达
22 天。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受到重赏，取得了响亮的官衔，并前往山西省重要
的中国佛教中心，在那里又举行了仪式，然后返回西藏。他在以后至少与明
朝廷交换了三次礼品。②
他的继承者通哇顿丹（1416—1453 年）到15 世纪40 年代末一直派来使
团。明朝朝廷显然不知道得银协巴之死，所以认为这些使团都是他派出的。
1446 年以后，与噶玛派诸教长的关系破裂。根据西藏的史料，得银协巴在他
逗留南京期间曾劝说永乐帝不要试图重建对西藏的统治。没有什么证据能证
明永乐帝曾有此意图；一切迹象表明，得银协巴是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实力的
宗教人物而被邀请的。但他的访问促使永乐帝与西藏的其他各方面的宗教领
袖建立关系。1413 年，萨迦派的教长（关于他的法力，皇帝也已有所闻）应
邀来北京。他也受到隆重接待，并于1414 年由宦官护送回藏。此后萨迦派的
住持继续派使团来中国，直至15 世纪30 年代。
明帝还试图把当时最伟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
巴（1357—1419 年）请到明廷。到15 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
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 年，永乐帝请他来朝廷。他拒绝了。
1413 年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
京。他从1414 年至1416 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
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 世纪30 年代。①
② 关于指挥官的名单，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2—3 页。
① 在后来几代明帝治下，长城被建成或重建成现在我们所知的形式，但在明代初年，长城
与其说是一个永
久性的物质屏障，也许不如说是一条划定中国本部和亚洲内陆草原的防线。见阿瑟·沃尔
德伦：《长城的
问题》[529]，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3，2（1983 年12 月），第660—61 页。
②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53—4 页。关于明初期的官俸，见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421]
（1954 年，1958 年上海再版），第463—66 页。
① 见孙缓贞：《明代屯田之研究》[487]，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8（台北，1
968 年），第15—
其他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受到推动而与帝国朝廷发生联系。情况似乎是，
虽然永乐帝无疑部分地是出于对这些引人注目的宗教领袖的好奇心，但他也
有意识地拒绝给任何可能因此会建立政治霸权的西藏领袖以唯一的中国庇
护。这样，情况如同中国边境的其他地方那样，他鼓励政治的分裂。在这种
背景下，他没有承认该国名义上的世俗统治者帕木主巴王或与他建立关系，
这很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让西藏人分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蒙古
明帝通过搞分裂、赏赐和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剌
（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
边境取得和平。在他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见前文），
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所有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
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
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它们需要
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它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
境。
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它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它们
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
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
每次300 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中国的元旦。但是这类规定从来没
有严格实施过，也没有用于更远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②蒙古使团一般呈
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
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
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例如，在1404 和1406 年为女真和兀
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
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
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③
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
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
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
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1406、1413 和1416 年）作为一个
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
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他们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 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
约3000 匹马。他们的纳贡使团在1410、1411、1418 和1422 至1424 年这些
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现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1422
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
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
事件。①
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明统治者
20 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9—4 页。
② 见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329]，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
（1971 年），第373—75、
384—86 页。
③ 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3 章。
① 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第15—4 页。
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
在1408 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1410 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
期派出使团。在1410 至1424 年期间，阿鲁台派了27 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
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的两年（1413 和1414 年）中他共派了11 个使团。
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
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1421、1422、
1423 或1424 年明帝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
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1424 年8 月皇帝死后不久
到达。①
瓦剌蒙古人也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
行劫掠。1408 年10 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他得
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1409 年其他两个瓦剌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
的封赏。除了1414、1416、1420 和1422 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华。
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
马匹。瓦剌使团在1414 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1415 年瓦剌人
恢复进贡。1418 年4 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懽与其他两个部落
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懽派使
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①
这种纳贡制度旨在解决蒙古问题，但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如果说纳贡
制度旨在安抚蒙古人和防止边境的动乱，那么明朝廷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尽
管中国朝廷付出昂贵的礼品和费用，但纳贡贸易仍不能满足蒙古人更大的需
要。因此，这个制度并没有阻止蒙古人的袭击，但对明朝廷来说，它似乎是
取代甚至更花钱的连年战争的唯一选择。它暴露了中国根本不能合理地处理
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永乐帝既不能通过战争，也不能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
去解决明初主要的国防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占用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虽然
这个制度有一些缺点，它的确给北方边境带来了若干年的安宁；但是，只有
在存在强大的军事防御以阻止袭击和战争时，它才有效。
女真族
皇帝想方设法要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
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
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
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
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
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①
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
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1403
年，皇帝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
① 关于运河的简明的论述，见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03]（北京，1962 年），第
71—7 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4 章，第1 节。
① 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
代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Ⅰ，第37—5 页；黄仁宇：《<明太宗实录>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
官僚主义的批
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1983 年春季号），第51—4 页。又见黄仁
宇：《16 世纪明
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 年），第101 页。
到很好的接待。12 月，皇帝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
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
立。在永乐在位的以后时期，在满州设立179 个卫和20 个所，以确保女真人
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
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②
生女真对1403 年中国使团的反应是回派了一个使团，但他们依然是靠不
住的。1409 年初期，永乐帝派宦官亦失哈率一专门使团前往生女真的领地；
亦失哈为海西女真人，被俘后为明朝效劳。1411 年，他率25 艘船和千余人
驶往位于北满边远地区的奴儿干，在那里几乎没有遇到反抗。他厚赏地方部
落领袖，设立了一个都指挥使司，并说服部落领袖们派一朝贡使团与他一起
返回。此后，亦失哈又三次率领使团去奴儿干，最后一次在1432 年；明朝廷
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以便与住在偏远的北方的女真人联系。为女真人设立
了边境集市，少数集团获准在辽东的中国边境境内或邻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
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礼物和粮食，有些部落领袖还接受了低官阶的武职和官
衔。他们则报之以向明朝廷进贡土产品。①
因此永乐帝能够不诉诸武力而与女真诸部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与
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
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
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
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
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帝国
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朝鲜
建于1392 年的新的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取代了长期衰落的高丽王国，它的
几个国王证明是易于接受新事物和听话的。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
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
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帝
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
正统性。
1402 年9 月，永乐帝派俞士吉（死于1435 年）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1400
—1422 年在位）他登基之事。11 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
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
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
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1429 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
150 两黄金和700 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
——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
誉的称号。①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第83—5
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50
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517 年》[435]，载《中亚评论》，
16，3（1972 年），
第206—22 页；罗塞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23—1 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 年），第
15—1 页。
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
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1403 年送去1000 多匹马，1404 年送去1
万头牛，1407 年送去3000 匹马，以及1410 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
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1406、1407 和1411 年，永
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
张。①最为声名狼藉的要求是要朝鲜的美女，以充实皇帝的后宫。1408 年，
黄俨被派去为后宫选处女，朝鲜王勉勉强强地照办了。送往北京的300 名处
女当中有五个人中选，其中的一个即权美人（死于1410 年）。她成了永乐帝
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家属得到丰厚的礼物和很高的荣誉。1409 年再次向朝鲜
索要处女。朝鲜人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忍受一定的耻辱去满足这些持续的
要求；但是朝鲜王为了他认为的迫切的政治原因，不得不答应明朝皇帝的要
求。①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 年已经中断，因为洪武帝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
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1399 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
义满（1358—1408 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
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
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1399 年，他
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
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1403 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
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
的第一个外国使团。①
永乐帝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
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
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1403 年9 月，朝廷向
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死于1409 年）
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
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
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200 人，不
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
易中被忽视了。
在1404 至1410 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互派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
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
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1408 年去世时，明帝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
盗。但在1411 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
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
① 见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209—15 页。
①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17—5 页。陈的
两个行纪名为《西
域行程记》[52]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15 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
1831 年；《四部
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 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
西域番国志>英译
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 年秋季号），第49—9 页。
①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
的记录摘录》[367]
（纽约，1934 年；1970 年再版）。
1417 年11 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中国皇帝又试图与义
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
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
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东南亚
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皇帝主要
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
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
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外国响应这些
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
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②
1402 至1424 年期间，明朝廷派了62 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并接待了95
个回访的使团；这不算派至安南和从安南派来的使团，因为安南在1406 至
1427 年期间是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使团建立了与大部分重要国家——从
菲律宾至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联系。①皇帝派使者携带宣布他登
基的诏书至东南亚各国去建立关系；当这些国家作出反应时，他就经常派使
团向它们的统治者赠送礼品，礼品包括历法、丝缎织品、瓷器和铜钱。皇帝
还为两个东南亚国家撰写铭文并赋诗，一次是在1405 年为马六甲王写的，一
次是在1408 年为浡泥王写的。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证明皇帝在这些国
家的影响及与其统治者的特殊关系。①外国统治者则回派正规的纳贡使团来
华，并随带诸如贵金属、香料、异国动物等土产；支付这些物品的代价都很
高。②
可以从占城、暹罗、马六甲、爪洼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较重要和持久
的各种关系的不同类型。在这个时期，中国公开宣称与占城有一种特殊的关
系，因为它们在安南互有牵连。但在1414 年以后，当中国人拒绝归还安南夺
取的占城领土时，关系转向紧张。占城人经常攻击派往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
和骚扰在安南的中国人，可是一直没有脱离正规的纳贡制度。暹罗是东南亚
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和中国的最老的朝贡国之一。中国的兴趣在于限制暹罗去
侵犯马六甲，而暹罗的朝廷则注意到中国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每年派纳贡使
团到中国而从中得益。
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永乐帝在1403 年
10 月派一个使团到那里去建立关系，并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个马六甲王
率领他们的国家代表团到中国，使永乐帝大为高兴。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
永乐帝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
通。可是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东爪洼王与西爪洼王之间的战争。在1408
② 关于这些朝贡使团的一份名单，见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435]，第221—22
页，和罗塞比：《两
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附录，第29—4 页。
① 可扼要参阅黎吉生：《西藏简史》[429]（纽约，1962 年），第33—1 页；约瑟夫·科
尔马斯：《西藏
和中华帝国：1912 年满族王朝灭亡前中藏关系概述》[289]（堪培拉，1967 年），第18—
0 页；石泰安《西
藏的文明》[478]（斯坦福，1972 年），第77—9 页。
① 关于这类接触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罗香林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356]（香港
，1981 年），第5—、
19—2、23—3 页。
② 见哈立麻传，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1—82 页。
至1409 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当他手下的170 人登上了他的对手西爪王声
称拥有的海岸时，他们被后者所杀，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
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
洼置于监视之下。浡泥在当时相对地说并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访问永乐朝廷
的第一个统治者，从而给了皇帝强烈的印象。它被给予比凭借它的国土面积
和力量应得的更大方的待遇。①
永乐帝在他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灵活性；他愿意利用各种方式
去达到他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商业的目的。外国的反应取决于以下的几种
情况：明朝外交主动行动的性质；它们与明朝的权力中心的距离；它们对安
全和贸易机会的关心。从1405 至1421 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
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
持久的影响。但事实也很清楚，随着1413 年以后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外交活动
的放松，当朝廷的力量专注于北方的事务时，这些国家能够在纳贡制度建立
的规定的宗主-属国关系中便宜行事。
永乐帝的遗产
1424 年8 月12 日，皇帝当他最后一次征讨蒙古返回时，在多伦以外的
榆木川去世，终年64 岁。他去世的确切情况正史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他
病故。私人的和外国的记载说皇帝在他晚年时已经得过几次中风，并死于此
症。一个学者提出，皇帝自1417 年以来已部分瘫痪，他偶尔不能临朝，有时
长达一个多月。他瘫痪的性质不详，但要减轻病症，皇帝习惯性地服用麝香
或樟脑制成的刺激性药剂，以及他的几个随从处方的道教的丹药。这种丹药
能暂时地减轻他的瘫痪程度，但证明对身体有害，并会上瘾；它会导致间竭
性地大发脾气。①
当皇帝惩处几名劝阻他征讨蒙古和迁都北京的官员时，他可能已在受这
种丹药的影响。丹药的作用是积累性的；皇帝可能中化学毒性已有好几年了，
因为丹药还含砷、铅和其他金属。因此，当他筋疲力尽地穿过严酷的蒙古平
原而又得了一次中风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所以他的死亡是意料之中
的事。
皇帝的尸体立刻装进灵柩运回北京，准备安葬。他的长子朱高炽随后登
基成为洪熙帝。尊奉永乐帝的谥号为文皇帝，庙号太宗。他的陵墓称长陵，
建造得极为豪华宏伟，以证明他的丰功伟绩。②1538 年10 月，嘉靖帝把永乐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8—309 页宗喀巴的传记。
① 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司律思的《（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398 年）
在中国的蒙古人》
[457]（布鲁塞尔，1959 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
600 年》[458]（布
鲁塞尔，1967 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600 年》[459]
（布鲁塞尔，1975
年）。关于更简明的论述，见同一作者的《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载《中亚评论》
，11，1（1966
年3 月），第1—3 页；《明代的中蒙贸易》[460]，载《亚洲史杂志》，9，1（1975 年）
，第34—6 页。
它们广泛地取材于《太宗实录》[380]的摘要，这些材料收于羽田亨筹编：《明实录抄：蒙
古编》[198]，第
1 卷，载《明代满蒙史料》[496]，第261—57 页。
② 见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600 年》[458]，第119—20、152—57 页；和
司律思：《明
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 页。
帝的庙号改为更显赫的称号：成祖。
嘉靖帝想抬高从未登上皇位的父亲朱祐杬（1476—1519 年）的地位而使
他进入帝王的行列，从而使自己成为新的一支皇位继承世系的始祖。①因此，
把永乐帝的庙号从“宗”改为“祖”，这意味着永乐帝在推翻他的侄子时也
开创了一支新的继位世系，这显然旨在支持嘉靖帝自己父亲的正统性。选用
“成”一字，表明在其继承人的眼中，他是明统治的巩固者，应该被承认是
王朝的第二个创建人，因为他完成了洪武帝的未竟之业。
皇帝先娶徐达将军之长女，她就是徐后（1362—1407 年），因提倡儒家
德行和制定妇女的道德箴言而深被怀念。皇帝又封两名宫女为贵妃，一是朝
鲜美女权氏，一为苏州的王妃（死于1420 年）。权妃死后，王妃就成了皇帝
的专宠。她又成了皇室的监护人，但她的寿命没有皇帝长。②皇帝有四个儿子
五个女儿。长子朱高炽后来成为洪熙帝；次子朱高煦（汉王），三子朱高燧
（赵王）都为徐后所生；幼子朱高爔幼年夭折，其母姓名不详。还知道皇后
养育了五个公主当中的四个；她们都下嫁给有贵族封号的将军或其子。这些
驸马中有的因行为不轨而受到弹劾，有的在军事征战中丧生。①
回顾起来，1538 年追赠给皇帝的最后的谥号成祖似乎是一个恰如其分的
称誉。它集中体现了与传统的治国之道的贤君理想地联系起来的文治武功。
永乐帝被公认为一个多智多谋和精力充沛的征战者，通过他的征剿和对外的
远征，他完善了开国皇帝的丰功伟绩，并使明朝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顶峰。
他被誉为一个有干劲和献身精神的统治者，他恢复了儒家的治国之术和重新
建立起古代的政制；他又被誉为一个把帝国南北两部分统一起来从而为王朝
奠定新基础的人。
但是，他的政策也受到批评。他废除建文帝的年号和残酷地清洗建文帝
时代的官员的措施受到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而在黎民百姓中普遍存在的不
满情绪则以关于被废皇帝的种种传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传说提到他没有
死，他的后裔最后使王朝不光彩地灭亡，以此向篡位者报仇。他国内的各种
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所引起的巨大花费也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当
时的批评者不是明确地谴责他的篡位；认为这件事并不是永乐帝一个人的过
错，这种看法是适当的。对他国内政策的批评则比较直截了当。他远征蒙古
的几次战役和迁都北京之举不断遭到攻击。但是后来的明代史学家一般原谅
了这些过分的行为，认为是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必由之路。因此当时的舆论强
调皇帝的积极成就和缩小它们的消极后果。但是一股强烈的批评暗流由后世
的明代学者，特别是由那些责备他为了降低学术水平和知识活力而削弱经典
教育的人表达了出来。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有褒有贬的评价，其中官方对一
① 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600 年》[458]，第9、10 章各处；司律思：《
明代的中蒙贸易》
[460]，第38—3 页。关于设马市的情况，见司律思：《贸易关系：马市，1400—600 年》
[459]，第92—3
页。
② 见司律思著《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 页中的概述。
①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446 年》[157]，载《阿尔泰研究
，尼古拉斯教皇
诞辰纪念文集》，尤利乌斯·冯·法卡斯、奥梅尔简·普里特沙克编（威斯巴登，1957 年
），第60—2
页；罗塞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50—5 页。关于官方记载，见白翠
琴编：《明实录
瓦剌资料摘编》[413]，第19—2 页。
位雄武之君的赞誉支配了明代和清代的历史编纂学。①
传统的评价并不是对这个时期的公正评价。对评价更有帮助的是应该问
一下，永乐时期的一些事件是怎样发展和为什么这样发展的；实现皇帝宏伟
事业的费用倒底有多大；他统治时期制订的政策对以后明代的历史发展进程
产生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帝国的认识形成了他统治时期的特征。他作为
一个军事统帅而取得了权力，并用武力夺取了皇位，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应
受任何约束，甚至不受他父亲制定的《祖训》的约束。他不受约束地行使皇
权，以实现他的目的。他与北方边境蒙古诸部打交道的经验给他灌输了一种
远远超过他父亲认识的对帝国的新看法，但从长期看，由此形成的战略决策
证明并不是成功的。他不但试图由北至南实施统一的统治，以此使边境领土
与内地一体化，而且把目光放在本土的边境以外，把他的霸权扩向四面八方
——从真正的世界中心睥睨世界。对世界的这种新看法指导着皇帝的对外政
策和国内政策。他一旦执行这些政策，就决不后退。尽管永乐帝的国内政策
和对外政策存存着种种矛盾，但他仍决心完成他的目标，并把各种没有解决
的困难留给了他的那些不那么有活力的继承者们。
永乐帝的国内计划和对外征战的花费是巨大和浪费的；它们给国家和黎
民百姓造成了异常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计划的耗费引起了诸如夏元吉和李
时勉等朝廷官员的批评，前者反对对蒙古的第三次征讨和郑和的几次远航，
后者反对在北京建都。还有人对征剿安南而造成人力和物力的紧张状况，对
漕运制度以及其他国内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发表了反对的意见。
不可能确定用于这些活动的金钱的数额，因为史籍没有记载准确的或完
整的数字。明政府并不编制综合的预算；它对国家财政和财政管理采取零敲
碎打的方法。某一项目的收入指定用于某一项目的支出。此外，不同税赋份
额的数字不过是相对的指数，因为除了这些税收外，国家还得到征用劳动力
和军屯形式的无偿服务，还不定期地向平民索要粮食和建筑材料。平民以不
同的方式弥补进行中的项目的任何经营亏损。
因此，虽然朝廷表面上收大于支，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如同黄仁
宇的推测，永乐帝进行的一切事业的费用（这些在史籍中很少透露）可能超
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这些财政需要无疑使国库空虚（国库通常只
保持一年的储备），而且确实削弱了国家的财政管理。它们还使人民增加负
担，使人民为了偿还欠税而负债累累。从长期看，由于使越来越多的纳税人
陷于贫困，这些政策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为了帝国的建设和霸权，这种代价
的确是昂贵的。②
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
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
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
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
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
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
① 见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1403—424 年》[456]（威斯巴登，1955 年
），第3 章；又见
罗塞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434]（伊萨卡，1982 年），第16—6 页。
② 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456]，第25—8、42—1 页。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他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础。
以后的几代皇帝并没有他那种对帝国的认识，还认识到维持他的政策的
代价，开始收缩和重新巩固帝国的行政。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他们采纳的国
家政策和必须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文官政府得到加
强，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但耗费巨大的军事组织、北方的京城和漕运制度
仍必须维持。军事收缩无意地削弱了边防，从而给以后的统治者们造成了许
多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永乐帝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
具有更大的影响。
洪熙统治时期
1424 年8 月永乐帝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死去，这标志着强
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
被继位的洪熙帝之治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
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
洪熙帝（朱高炽）是永乐帝与其嫡妻徐氏所生的长子。他生于1378 年8
月16 日，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18 岁。在他儿童时代，他接受武术和儒
家学术的正规教育。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
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使他的老师们十分欣喜的是，他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
学——事实上，这可能使他体质单薄，健康不佳。①
朱高炽的祖父洪武帝亲自关心燕王的几个儿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温和
性格和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而感到高兴。一次，洪武帝派这个少年在破晓时
去检阅军队，后者回来报告之快令人吃惊，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
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洪武帝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
不紊地把文武两类分开，并相应地作了报告。他的祖父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
行政能力所打动。
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却不相同。由于永乐帝本人是一个受过锻炼的指挥将
领，他偏爱他的两个较年幼和更好武的儿子朱高燧和朱高煦，并常常带他们
去参加征战，①使其长子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这样，朱高炽在早年把大
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
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
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②
1399 至1402 年，朱高炽逐渐直接介入地方政治，并且在必要时他不只
会咬文嚼字。当他父亲率军起事反对建文帝时，朱高炽和他的顾问们负责燕
王的封地北京的事务。1399 年11 月，他手下只有10000 士兵，却巧妙地组
织了城防，并挫败了帝国将领李景隆的一次攻击。这一次他表现的责任感和
正确和判断力，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③1404 年5 月，他的已成为永
乐帝的父亲在大学士解缙和黄淮的极力要求下立他为皇太子，这当然引起了
他的几个弟弟的不快。从此，朱高炽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
帝离开时就担任监国。他在此职务上的表现赢得了他的老师们——大部分为
翰林学士——的尊敬，并得到了宝贵的实际行政经验。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他成了他几个兄弟的支持者发动的旨在反对他的阴
谋的受害者。1414 年9 月，永乐帝刚从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诽谤他的
兄长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皇帝申斥了朱高炽，并囚禁了他的两名最亲
① 关于亦失哈几次出使的简明叙述，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
6—2 页；关于他
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5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176 页以下、187 页以下、237 页以
下；《明人传记辞典》
[191]，第1595—597 页。
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185、187、199、218、224、227、242、
251 页。
③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232—34、237—41 页；又见王崇武：
《明成祖朝鲜选
妃考》[538]，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 年），第165—76 页。

密的顾问，即大学士杨溥和黄淮。朱高煦最后在1417 被放逐，他作为一个直
接威胁而被清除。最后，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
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
认错。
朱高炽直到1424 年8 月25 日才得知永乐帝之死，这时皇帝的代表带着
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他立刻与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
他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原名王景弘）去南京任镇守。
次日，他释放了前户部尚书夏元吉；夏因反对第三次远征蒙古而在1422 年4
月被永乐帝囚禁。9 月7 日他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
年。同一天，他采纳夏元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
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
他重新命夏元吉和另一名被贬的官员吴中分别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洪熙
帝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他父亲的行政政策。①
洪熙帝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
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
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
永乐帝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因此，在1414 年事件中被撤职
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
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
士。
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
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
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①洪熙帝由于他的背
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
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
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
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洪熙帝大力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
和在全帝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1424 年的余下的几个月中，洪熙帝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
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70 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
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
化，皇帝在10 月18 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元吉每人一
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
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
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皇帝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
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
① 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东京，1926—927 年），Ⅱ，第287—96 页。王伊
同：《中日之间
的官方关系，1368—549 年》[549]（坎布里奇，1953 年）、第21—4，34—3 页；郑梁生
：《明史日本
传正补》[66]（台北，1981 年），第228—66 页。
① 关于永乐帝采取官方垄断海上贸易和禁止私人航海活动的情况，见张维华：《明代海外
贸易简论》[42]，
第22—4 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9]（台北，1966 年），第93—5 页
。关于《太祖
实录》[380]中有关与东南亚关系的官方记载，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
[48]，I（香港，
1968 年），第67—49 页。
谅。
在任命官员时，皇帝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
是一名低级官员，在1425 年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皇帝任
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②但是，务实的人也不被
冷落。1425 年2 月，不久前刚被免去他指挥职务的宦官-操江提督郑和被任
命为南京守备，历史学家已经认定，此举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但是在整
个洪熙统治时期，宦官实际上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①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
效率，皇帝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他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
是他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
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作为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洪熙帝试图纠正永乐时期司法的弊病。他关
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1424 年11 月，他
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
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
的。②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
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而在1402 年被处死。①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
没收的财产。1425 年4 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
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
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
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洪熙帝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
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
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
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②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
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永乐统治晚期
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1425 年2 月，皇帝
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
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①
此外，洪熙帝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幹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
② 中国派出和迎来的使团包括：派往占城国的14 个，回访的18 个；派往柬埔寨的3 个，
回访的7 个；派
往暹罗的11 个，回访的21 个；派往爪洼国的9 个，回访的7 个；派往浡泥国的3 个，回
访的9 个；派往
马六甲的11 个，回访的12 个；派往苏门答腊的9 个，回访的11 个；有帮助的背景材料，
见王赓武：《明
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第48—5 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
[546]，转载于
《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第70、74 页。
① 关于这些铭文，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I，第67—49 页。关
于它们的重要意
义，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67—9 页。
② 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76—8 页；刘子政：《明代中国与汶莱交往考
》[354]，载《明
史研究专刊》，5（1982 年12 月），第7—页。
① 见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547]，各处；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
第525—44 页。
② 关于永乐帝之死，见吴晗：《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589]，载《文史杂志》，
2，2（1942 年3 月），
第76 页；王崇武：《明成祖与文士》[539]，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1（1949 年
），第12—6 页；
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52—54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60 页。
① 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271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 页。
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
四个府。皇帝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
②皇帝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
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
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
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这些事件证实了这个时期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在很大
程度上是以前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洪熙帝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
明朝的扩张主义。当他登基后随即取消郑和的远航时，他已表现出了收缩和
巩固外事活动的倾向。在他在位期间，他满足于让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
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和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但
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已被合并了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
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
执行其父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
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③在洪熙末年，
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历史学家认为召回黄福是中国在安南失败的主要原因，
并委过于皇帝，因为黄福对当地的行政有丰富的经验，并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最后，在他死前的一个月，洪熙帝在扭转其父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个最激
烈的措施，即把京师迁回南京。据说此举是夏元吉和其他高级朝廷官员作为
把资源从北方边境转移出来的策略的部分行动而强烈要求的。洪熙帝自他登
基时起，显然已有此意；这时他已设南京守备，并派他信任的将军和宦官去
指挥。洪熙帝对先帝侵略性的北征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北京；此外，他在南
京当过监国，熟悉南京的情况，感到那里更为舒适。另外他还关心维持北方
首都的费用，这项费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东南的负担，也使各政府部门
难以应付。
1425 年4 月16 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如同1403 至1420
年这段时期那样。两星期后，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谒洪武帝的皇陵，
并留在那里负责。尽管南京地区有地震的报告，但皇帝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
迁势在必行。然而皇帝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此外，他的继承者宣德帝并
未参与这一计划，宣德帝与永乐帝更亲近，对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么讨厌。
北京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①
洪熙帝于1425 年5 月29 日在北京突然死去，终年47 岁。对他突然死亡
的原因有种种猜测：雷击、中毒，甚至过度纵欲。后一种猜测的根据可能是，
在他死前几天，皇帝严惩翰林李时勉，因为他上奏提出批评，其中一条是他
在服永乐帝之丧时与其妃子有性关系。但是一名大太监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
发作。考虑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这种说法更为可信。①
② 关于这一称之为“大礼议”的情节，见以下第8 章。
③ 关于徐后之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6 页；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
》[538]，第166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41、332、568 页。
① 关于称颂永乐帝及其统治的著作，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05—14 页；寺田隆
信：《永乐帝》[510]，
第9—2 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8—33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
》[146]，第173、
180、200、211、220 页；林仁川：《论永乐帝》[343]，载《北方论丛》，4（1982 年12
月），第96—00
页。
洪熙帝被尊为昭皇帝，庙号仁宗。其陵墓称献陵，建造得庄严简朴，象
征着他的统治作风。皇帝有10 子7 女；其中9 子4 女成年。长子朱瞻基为他
与张后所生。他在1424 年11 月已被立为皇太子，最后继其父而为宣德帝。
张后在这整个时期是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她活到1442
年，寿命超过了她丈夫和儿子，在儿子在位时期，她成了皇太后。后来她在
她孙子正统帝时期为摄政，在幼帝在位的第一个10 年中在政治中发挥了极重
要的作用。张后的弟兄张昶（1374—1428 年）和张昇（1379—1444 年）被封
为可以世袭的伯爵。张昶本人积功而为著名的将领，张昇则凭升迁而成为一
名将领。
历史盛赞洪熙帝是一个开明的儒家君主，他像他模仿的古代圣王那样，
坚持简朴、仁爱和诚挚的理想。他因大力巩固帝国和纠正永乐时期的严酷和
不得人心的经济计划而受到一致的赞誉。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
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的和儒家的认识，但是它们也是他对前几代皇帝的一些
倾向的反应。① 皇帝有时因性情暴躁和容易冲动而受到批评，如他偶尔申斥
和惩处那些表现得优柔寡断或讲话太惹人恼火的官员。可是他有足够的度量
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向人道歉。不管他有什么错误，它们都可以被他的仁爱和
一心为公的热诚所弥补。①
过早的死亡阻碍了洪熙帝去实现一切目标，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
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外，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
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作出了
贡献。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翰林学士，把他们提升到负有很大责任和
有很大权力的职位上。这使人回忆起他的堂兄弟，即倒霉的建文帝来，但以
后几代皇帝却没有把这个先例维持下去。可是，内阁的三杨领导在他死后的
若干年中继续保持稳定；而内阁虽然有某些缺点，在维持文官政府方面，其
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洪熙之治经历了明代政府的重点发生重大变化
的早期阶段。
① 关于明代财政管的这些方面的进一步讨论，见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载《
剑桥中国史》，第
8 卷；更详尽的论述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1、2 章。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19 页以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 页；德雷
尔：《明初政治史》
[146]，第221 页以下。
宣德统治时期
洪熙帝长子的登基并没有引起任何强烈的政治和政府的反应：在性格
上，他与其父相似，也具有他父亲那种对皇帝作用的理想主义的、然而是保
守的想法。宣德帝是文人和艺术的庇护人，他的统治的特点是其政治和文化
方面的成就。
在最初两年，宣德帝面临其叔父朱高煦的叛乱和安南人继续反抗中国占
领的沉重压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前者用军事镇压解决，后者用外交方
式解决。在他统治的其余时期，北方边境异常安宁，因为蒙古人及其同盟已
经四分五裂，同时明朝又继续与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相对地说，由于没有内乱和外来威胁，帝国得以免去不必要的财政负担，朝
廷能够从永乐时期所承受的耗费恢复元气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
包括改变政治和军事制度，重新组织财政和扩大社会救济计划。
宣德帝的登基
宣德帝朱瞻基生于1399 年3 月16 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
承人）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朱瞻基习武，又在翰林学士的指导下学习
儒家学术。虽然他也有他父亲的那种学习经籍和文学的天资，但作为一个青
年，他尤其是一个杰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永乐帝的注意。永乐帝尚武，
常带朱瞻基离开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①
他的父亲在1411 年后期被指定为皇太子，朱瞻基就立刻被永乐帝正式立
为皇太孙。他进一步攻读儒家的经籍和为政之道，此时主要由胡广进行指导。
这些课程深受重视，以致在他与其祖父公出时也不中断。他父亲为健康不佳
所苦，而朱瞻基则长得健壮，生气勃勃。他在15 岁时，被永乐帝带去参加第
二次远征蒙古的战役。他除了与其祖父关系密切外，还深深地敬慕他父亲，
常常保护他父亲使其免遭两个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击。这一切引起了其
他几个叔父的警觉，他们对他的坚强的性格和他受永乐帝的宠爱有很深的印
象。
洪熙帝登基不久，在1424 年11 月1 日立朱瞻基为皇太子。在以后几个
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但在次年4 月，他父亲派他到南京去
帮助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当洪熙帝在5 月28 日患病时，皇太子被召回北京，
但当他抵达时，皇帝已死去。于是他在26 岁时成了新皇帝。他在1425 年6
月27 日正式登基，开始了宣德统治时期。他放弃了他父亲把朝廷迁回南京的
计划，仍保留北京为帝国的首都，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在此地，因而与永乐
帝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
政府结构和人员
宣德帝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
① 关于朱高煦和朱高燧的论述，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1—24 页；《明人传记
辞典》[191]，第
340—43 页。
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
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由于洪熙帝的改组，由翰林学士任职的内阁此时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永
乐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
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
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②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
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
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他的老师，而且他们还是
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元吉等高级官
员协助工作，夏元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
宣德年间内阁很少添人。③开国皇帝禁止给予这类顾问丞相头衔的命令并不能
阻止他们势力的稳步发展，特别在他们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后更是如此。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
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洪熙帝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
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
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
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
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
①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
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
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
势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来，他们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一直在执行紧要
的任务。洪武帝在位时，负责皇帝文书的司礼监太监不准与外廷的官署接触，
以防止宦官参与政事。建文帝和永乐帝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弊病，都遵循这
一做法，严密地监视着宦官的活动。①
宣德帝也持同样态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宫内为宦官提供正
规的书本教育。1426 年，后来又在1428 年，皇帝指定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
宦官，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件和正式与朝廷官员联系。虽然对宦官的正规教
育从没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断言的那样真正被禁止过，但这种做法仍是一反
常规。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
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①每当皇帝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
的决定，他们关键性的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
② 他们的传记分别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5、1519、234、665 页。又见贺凯：
《明代中国的监察
制度》[262]，第115—17 页。这个集团的前三人人称三杨，见下文。
③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67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41 页。
德雷尔：《明初政
治史》[146]，第221—26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97、338—40、533、1365、1483 页。
① 见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I，第184—85、187 页；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2、218—19 页；贺凯：《
明王朝的起源
其及制度的演变》[267]（安阿伯，1978 年），第89—0 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
度》[262]，第148—49
页。
① 关于权谨，可简要地参阅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69、218 页。
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皇帝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
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结果是，他们取
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三杨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
以他那种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宦官篡夺皇帝权力
的能力归根结蒂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就宣德帝而言，这位君主似乎能够
控制他们。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
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
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他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某个皇帝
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在这种情
况下，宦官最后便高踞在一个无强有力的领导和其权力体系也处于混乱状态
的官僚体制的顶点。结果，他们为后来明政府的败坏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责难。
②
内乱和外来危机
宣德帝登基不久，他就面临对他权威的一次严重挑战。他的叔父、当时
的汉王朱高煦设法通过武装叛乱来推翻他。这次起事除了迅速被镇压外，在
许多方面与燕王反对建文帝的起事相似。朱高煦曾因他的战功而受到永乐帝
的宠爱。但是，在1404 年他的兄长、未来的洪熙帝被定为皇太子时，他深为
失望。朱高煦屡次违背皇帝的训示，最后在1417 年他引起了父亲的愤怒而被
流放到山东的一块小封地乐安。当他兄长最后登上皇位时，虽然他被待之以
诚，但随着他侄子的登基，他的愤怒心情沸腾了起来。③
1425 年9 月2 日朱高煦首先发难，他设置了帝国才能设置的军队番号与
官衔。五天后，他派一名助手去朝廷，列举了他的不满以说明他的行动事出
有因。他指责皇帝把贵族头衔封给文官，从而违背了永乐帝和洪熙帝定下的
规矩。他还指责皇帝在选用官员时判断不当。这些指控似乎基本上就是以前
燕王对建文帝的指控的翻版。但这一次，它们没有得到响应。④
在听到起事时，新帝一开始犹豫不决。但在9 月9 日，在大学士杨荣等
人的强烈要求下，宣德帝御驾亲征。在沙场老将薛禄（1358—1430 年）的率
领下，一支有两万士兵的先锋队于9 月21 日围攻乐安。在劝诱叛王投降未成
后，他们于次日猛烈攻城。朱高煦向皇帝投降，与他的随从一起被带到北京。
他被夺爵，死于可怕的酷刑，时间或是在这一年年底，或是在以后某个日期
——史料没有明确肯定。追随叛王的600 多名文武官员被处死，另外2200
名官员被发配边陲。以后的调查表明，朱高煦之弟赵王朱高燧和另一个王也
与这一阴谋有牵连。但皇帝因关心王朝的稳定，下令不予追究。这场叛乱的
悲惨的失败表明了帝国诸王的权力已经下降的程度。
宣德帝还面临另一个严重问题，一个历经几代皇帝拖延下来的问题：安
南人继续抵制中国人吞并的企图。在开始时皇帝在撤军和继续平定的努力之
间举棋不定，但最后经过认真的考虑后，他下令撤出全部中国的占领军。这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97、340 页；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161
页以下。
③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106 页。
④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04 页。
样就结束了中国对安南的占领和使安南经过27 年的中国干涉后恢复了独
立。
中国在安南的地位在皇帝登基的前夕就已经恶化了，当时陈智的军队因
缺乏给养和不熟悉当地的情况而被打败。1426 年5 月8 日，宣德帝调整了指
挥结构，任命王通为统帅，但仍不能决定行动方针。最后，在次日，他召集
其亲密顾问，表达了他想结束战争和让安南自治的愿望。皇帝提到了祖训中
不要进行扩张战争的告诫和永乐帝原来的冠冕堂皇的目的，即不吞并，而是
恢复陈王朝的统治。他得到了不同的反应。大臣蹇义和夏元吉主张进一步的
军事行动，而杨士奇和杨荣则主张撤军。皇帝的愿望至少得到一部分人的支
持，但作最后决定的时机尚未来临。①
1425 年冬，黎利向中国的戍军发动了一次次的大规模攻击，给王通的军
队造成了20000 人或30000 人的伤亡。1427 年1 月23 日皇帝派柳升率领一
支远征军前往解救。同时，经过与大学士们商讨后，皇帝恢复了退休的布政
按察使黄福以前在安南的职位，以试探停战的可能性。1427 年9 月30 日，
当柳升的军队到达边境时，黎利出人意料地给他一封信，要他转呈朝廷。信
的内容是，他已找到一个名叫陈高的陈氏后裔，如果中国人让安南自治，他
就承认陈高为王。几天后柳升大败，在谅山附近损失了七万人。当听到这场
灾难时，王通自作主张，同意黎利的条件；11 月12 日，在没有等待北京指
令的情况下，他撤出了军队。虽然他的行动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但事实证
明这是中国占领安南的最后的转折点。②
明朝廷直到11 月16 日，即在柳升惨败以后一个多月才收到黎利的信。
次日，皇帝召见大臣们，但意见依然不一。三天后皇帝宣布他将接受黎利的
建议，并指定一个代表团去商谈停战事宜。但在抵达安南时，代表们被黎利
所拒，他因胜利而扬扬得意，这时拒绝让步，并声称陈高已死。他还拒绝了
提出的遣反中国行政官员和部队的建议。皇帝试图坚持原来的条件；在1428
年，后来又在1429 年，他派使者前往要求恢复陈氏的统治。此事没有成功，
但在1431 年7 月15 日收到了一封措词显然谦虚的信后，宣德帝勉强地授予
黎利以委任诏书和印玺，让他“权署安南国事”，但没有封他为王。只是到
1436 年11 月，即在黎利死后两年，正统帝才授予其子以安南王的称号，承
认他为安南的合法统治者。
从安南撤军是在面对一项已经证明是灾难性的政策时出于对民族利益的
现实主义考虑。明朝政府已经从比它小得多的邻国那里遭受了军事和外交的
屈辱。对中国人来说，受损害的民族尊严已因消除了这些劳而无功的军事行
动强加在帝国身上的沉重的财政和军事负担而得到了补偿。但对安南人来
说，明朝20 年的占领在他们与中国统治者的关系和他们对中国文明的态度方
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③
行政变化和制度发展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
丛》[583]，I，第
87—8 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2—13 页。
② 这些欠税情况取自户部尚书郭资的报告；见以上注120。
③ 见下文。
作为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宣德帝在政府的三个主要领域
作出改变，它们是都察院、地方行政和军事。皇帝继承了一个贪污成风的都
察院；后来他制定了几项改造，并为它定下了新的任务。1428 年8 月，诚实
清廉的顾佐（死于1446 年）被任命为都御史，以取代臭名昭著的刘观，刘因
任职期间（1415—1428 年）犯下许多罪行而被判刑。在以后的几个月，北京
和南京都察院的43 名官员因不胜任而被罢官，接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
查。总的办事程序和组织都加以规定，都察院的职责也被扩大。①新增的两个
主要任务是重建兵员花名册和视察边境各省。1424 至1434 年期间，专门规
定了一些御史监察的任务，并在以后加以制度化。它们包括视察军屯、建设
项目和京营的情况，以及监督南直隶的征税和通过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
监察工作渗透到明代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以及外廷和内廷的所有领域；
它的活动遍及民事、军事、财政和司法几个方面。它在监督行政工作的运转
和向皇帝进行政策进谏方面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1424 至1434 年期间，御
史们使240 名以上的官员降职，并使其他一些官员任职、复职或得到提升。
他们还呈上247 份弹劾奏折，至少揭发659 名官员和其他17 人，同时还呈上
251 份其他内容的奏议，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劝谏。
一般地说，经过1428 年的清洗，御史们变得更加干练，在批评时更加直
言无忌。他们还提出直率的忠告，不过在触及皇帝私人行为的案件时，他们
也会迟疑不决，因为担心会带来相应的处罚。虽然皇帝对他们表示尊敬，但
他对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御史也是严厉的。这些人被降职、关押或流放；
对他们不处死刑。
在地方行政中，宣德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发展是地方治理开始从半正式向
正式的体制过渡。在这个体制中，官员们被任命到各省担任巡抚，其意义为
“巡视安抚”；这个头衔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作“总协调人”（ grand
coordinator），因为这类官员的职责是协调省的三司——按察司、布政司、
都指挥使司——的职能。这种省的行政体制的设立体现了以前几代皇帝统治
时期为了临时任务由中央政府任命特任“巡抚”这一做法的变化。“巡抚”
这一名称已被洪武帝于1391 年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过，当时他派太子朱
标去陕西执行类似的任务。永乐帝在1421 年也派26 名高级朝廷官员进行安
抚军民的工作。不但著名的官员曾被专门授予巡抚或安抚的官衔，而且有些
亲王——包括登基前的洪熙帝和宣德帝——也被委任过。②
关心民间疾苦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宣德帝遵循这些先例，在1425 年9 月派
两名高级官员到南直隶和浙江省去进行“巡抚”。当1430 年，任期不限定的
高级官员被委派去“巡抚”河南、陕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军事工作时，
体制的定形化过程仍在继续；5 年以后，这类委派的任务被扩大而包括了从
甘肃至辽东的北方边境的主要边防地区。在承担长期管辖这样大的地区的任
务时，这些专使实际上已把后来称之为巡抚的职务制度化了。①
但巡抚从未被承认为实质性的任命，而是把职权委诸同时在中央政府任
① 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第678—86 页；罗荣邦：《和战问题政策的制订和
决定》[360]，载
贺凯：《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纽约，1969 年），第57 页。
②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3、130—31、175 页。
① 吴晗：《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589]，第194 页。关于李时勉一案，见《明人
传记辞典》[191]，
第340、866 页。《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48—49 页。
正式官职的官员的一种专门的委任。这类官员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别是兵
部侍郎。后来他们被加授高级监察官员的空衔。此外，巡抚还被指定为兼提
督军务或参理军务。当军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趋重要时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
了，并且标志着随着军事组织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渐地控制了军事。巡抚制逐
渐演变成后来称之为总督的管理方式，总督意即被委任去处理涉及一个以上
辖区的文职协调人。
1430 年10 月当工部右侍郎周忱（1381—1452 年）被指定去监督征收和
运输从长江流域解往北京的漕粮时，“总督”这一官职名称开始被使用，意
即“监督”。这一先例在下一代皇帝统治时被制度化了，这时这些专使之一
担任了巡抚和总督，具有明确的军事责任。②巡抚制和总督制都在正统帝时期
趋于成熟；它们成了明代行政等级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洲的统治者为
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也继而加以采用。
宣德帝试图清除军事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
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
分勒索。他们非法地使用士兵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侵吞他们的军饷和口粮，
扣发他们的冬装。这样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败坏了士兵的士气，助长了开
小差，进而破坏了整个军事组织和严重地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①为了清除这
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的纪律，皇帝从1426 和1428 年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
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
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
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①另外，皇帝在
1428 年3 月颁布了关于征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规定，条款从8 条增至19 条；
1429 年10 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营私舞弊的条款22 条。后来在1429 年，
他为了表示对军事和提高军队士气的关心，在北京郊外举行了一次王朝最令
人难忘的公开军事检阅。京师在训的部队定期随御驾巡视北方边境和进行大
规模的狩猎活动。①
尽管这样关注，军事组织继续受到管理不当、士气下降和缺乏战斗力等
问题的损害。根本的原因似乎是军屯未能给部队提供粮食以及世袭的军事制
度中存在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对中国社会来说）。军队不再像在永乐帝时代
那样经常征战，战斗经验很少。皇帝老是对犯罪军官宽大处理，这是促成以
上通病的一个因素。他断言，他们缺乏教育，因而不能用正常的标准去衡量
他们。②明代军队的无能更趋严重；这在1449 年在土木惨败于人数远远少于
②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7—28 页；王崇武：《明仁宗宣宗事迹旁证》[542]，
载《真理杂志》，
I，2（1944 年3—月），第194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0 页。
①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3，148 页。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0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9—80 页；德雷
尔：《明初政治
史》[146]，第178、223、226 页。
① 见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
丛》[580]，I，第
186—97 页；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2—4、86—7、219—23 页。又可简略
地参看格里
姆：《从明初到1506 年的明代内阁》[194]，第139—77 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
》[265]，第28—0
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5、533、666、1537 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
制度的演变》[267]，
第89—0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4—35 页。
明军的瓦剌蒙古人之手这件事中暴露无遗。尽管以后作了种种改革，明代军
事制度的基本弱点到明朝灭亡时仍未得到纠正。
财政改革
宣德时期第三个重要的国内发展是重新组织财政和特别在长江下游诸如
苏州和松江等府采取救济措施。如前所述，这些府负担着很不公平的税赋。
有意在这个地区征收惩罚性税赋的洪武帝后来已下令进行减免；但甚至晚至
1393 年，苏州一地的份额依然高达281 万担，几乎是全帝国田赋估计总数的
1/10。松江的地只有苏州的1/4，但征收的田赋几乎为后者的一半，占帝国
田赋收入的4.14％。①永乐帝在位时，平均每年的田赋收入提高约10％，以
满足迁都北京以及历次对外征战和海外远航的巨额支出的需要。史籍没有记
载苏州和松江的新的田赋份额，但可以合理地假定，它们的份额也相应地提
高了。这些沉重的税赋要求引起了积累的巨额欠税和债务，从而导致大量人
口出逃和农民的贫困，特别是在永乐晚期自然灾害打击这一区域时更是如
此。
在1422 至1428 年期间，松江的欠税每年高达几百万担。宣德帝的北京
朝廷既依靠田赋作为岁入，又依靠从长江流域运送的粮食来供养北京。这些
运送的粮食1426 年估计达239 万担。正好两年以后，运粮翻了一番以上，达
548 万担。②因此造成这一极为重要的区域减产的欠税和农户出逃，成了一件
越来越受到关心的大事。在这些府采用各种减税免税的计划具有双重目的：
保持收入流入国库，粮食运往北京。它们的实施还基于这样的信念：帝国的
富强取决于其农业人口的富足。
钦差大臣周幹的报告使皇帝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税赋负担的严重性有了清
晰的认识，周幹是奉命去那里调查财政状况的。他的1426 年8 月的奏疏描绘
了农民的逃亡、过多的欠税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当地居民和征税工作的严重影
响。他提议减少官田的税赋份额，清除税吏的贪污行为，消灭当地官员的弊
政。他请求朝廷指派干练的官员去管理这些府的财政事务，并派专使去监督
他们的工作。
皇帝的注意力被这种情况所吸引，朝廷在以后四年进行了讨论；大学士
们支持减税，而户部的官员则反对，因为担心减税后的影响。1430 年5 月，
皇帝下令在全帝国减税。然后在10 月，皇帝派几个财政官员作为巡抚到各地
总督税粮征收工作。当时的工部右侍郎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其中包括苏州
府和松江府。在以后几年他和况钟（1383—1443 年）在宣德期间的改革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况钟是一名同样干练的行政官和财政专家，在1430 年6
月任苏州府知府。①
周忱和况钟在承担新的责任时面临艰巨的任务。特别在苏州和松江，他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7—28 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
64—5 页；贺凯：
《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89—0 页。
②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334—36、338—41 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
力》[128]，第
119—20、130—32 页。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6—1 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
第111—12、115—17
页。
们发现不但有巨额的欠税以及官地和私地之间税赋份额的差异，而且发现大
规模逃亡以逃避沉重的税赋负担。例如，周忱注意到，苏州府太仓县在1391
至1432 年的40 年中，纳税户减少了90％，只有738 个纳税单位，而该县负
担的税赋份额则保持不变。但况钟和周忱并不仅仅是不顾户部的不断阻挠而
奉皇帝命令进行减税。他们还开始实行旨在消灭税吏征税中的不法行为和贪
污腐化的一系列措施。
周忱在他的治地推行了至少5 项重要的财政改革措施，因而受到称赞： ②
1.征粮的衡量单位的标准化。这个措施防止税吏欺骗和多收粮食。
2.每个县设粮仓以贮藏地方行政官员监督下征收的税粮。这样就能防止
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
3.对官田和私田的税粮采用一种称之为平米法的附加税。这项附加税用
于运输溯运河而上直达京师的粮食，附加税的一切结余都储存起来用作紧急
储备。百姓可在运河河畔的方便地点缴纳税粮，另外缴纳一种特定的附加税，
作为士兵们然后把粮食用船运至目的地的报偿。这样就能解除那些需要自己
运输的人的负担。
4.在这些府的每个县设济农仓。它将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
的余粮，以便在自然灾害或歉收时分发。
5.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缴纳税粮的制度，其特定的折换率定期调整。
这个制度对平民和官府都大为方便，还直接刺激了南方各府货币经济和纺织
业的发展。
朝廷批准了其中的大部分建议，但它们的贯彻常常受到户部和地方行政
官员的阻挠。直到1433 年，周忱和况钟关于不折不扣地给苏州减税的要求才
得到皇帝的批准，减免数相当于以前份额的1/4 以上。对其他的府也相应地
进行减税，但周忱的其他大部分建议却被户部成功地否定了。①
可是，周忱的改革在他死后仍在进行。他的其他计划在正统帝1436 年初
期登基后被采用。还有一些计划后来给张居正（1525—1582 年）在长江下游
诸省的财政改革提供了样板。②记录表明，宣德统治时期田赋年平均收入已下
降到30182233 担，比洪熙统治时期少8%，比永乐时期少5％。在正统时期，
此数又进一步降低了10 至15％，在以后明朝各代皇帝统治下，年平均征收
的税粮始终在2500 万至2800 万担之间。①
要解释这些数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我们没有关于耕地面积和纳税
户实际数的可靠材料；此外，也不存在分项目列出的国家收支数。的确，明
代不存在国家“预算”。但是一般地说，在宣德期间农民似乎从全面的减税
中得到了益处，而国家由于大量减少支出，也能够经得住收入的减少。但在
以后几代统治时期，情况有了变化。由于直线上升的行政和军事支出，政府
被迫加征附加税以补充税收的不足。这些附加税转过来造成了严重的新财政
②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60—1 页。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1—24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1—42 页；
德雷尔：《明初
政治史》[146]，第232 页。
② 关于朱高煦不实的指控，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5—40 页。
① 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第721—58 页；罗荣邦：《和战问题政策的制订
和决定》[360]，
第57—0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26—29 页。
问题，这些问题使16 世纪晚期张居正主持下的一条鞭法改革势在必行。②
救济措施
宣德皇帝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
的。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
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
重返家园。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
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宣德帝
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①
对外关系和纳贡制度
蒙古人
虽然在以前几十年明朝经常遭受蒙古诸部落的骚扰，但宣德在位时期的
北方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暂时平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阿鲁台对东蒙古
人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已被永乐帝的无情征讨所破坏。结果，部落领袖之间存
在着严重的对立。到永乐帝去世时，阿鲁台已经江河直下，因为重新振兴的
瓦剌人在脱懽（死于1439 或 1440 年）的领导下屡次侵入他的领地，迫使他
东移。这样，蒙古联盟一分为二：阿鲁台领导东蒙古人，脱懽领导西面的瓦
剌诸部落。双方战争不断。①
阿鲁台的领导权还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卫的蒙古人的挑战。在
洪熙统治时期，他们曾经徒劳地寻求中国人的援助去反对阿鲁台。在这些威
胁面前，阿鲁台再次争取与明朝廷和睦相处，他的提议得到热情的回报。宣
德帝登基以后不久，阿鲁台开始每年派遣纳贡使团携带马匹和其他礼品去北
京，而中国人则以珍贵的丝绸、缎子和其他的礼品回赠。明朝廷希望瓦剌万
一进攻的时候他会帮助他们，但阿鲁台仍然十分虚弱，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
盟友。由于阿鲁台的无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时威胁中国边境。
1428 年10 月，当这伙人袭击中国领土时，恰好皇帝率领3000 名骑兵视察这
个地区的边境，他亲自击退了侵犯者。
后来对边防作了一些变动。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中国军队在薛禄将
军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1430 年5 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
边境防务集中在那里，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这个决定后
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
前，同时又限制了中国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①
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1431 年初期击败阿鲁台。此事又促
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最后，在1434 年9 月的母纳山之战中，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4—95 页。
① 可简略地参看约翰·K.惠特莫尔：《交趾和新儒家：明朝改造安南的企图》[562]，载
《明史研究》，4
（1977 年春季号），第71—2 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3—19、147—51 页。顾佐的传记见《明
人传记辞典》[191]，
第747 页。关于刘观的罪行和惩处，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63、117、118
页。
①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39—1 页。
脱懽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这时无可争辩地成了蒙
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懽保持着与明朝廷的友好关系。当他的野心
勃勃的儿子也先（死于1455 年）在1440 年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
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时，局势就完全改变了。②
日本和朝鲜
宣德在位期间，明朝廷积极设法改善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宣帝恢复了
与日本正式关系，由于日本将军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永乐时期已经处于
衰落状态。1426 和1427 年，皇帝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的1404 年协定，
作为改善关系的措施。他增加了每10 年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义持
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
但他的继承者义教（统治期1429—1432 年）则对恢复关系表现了很大的
兴趣；1432 年2 月，宣德帝派宦官柴山携带一份给义教的诏书去琉球，建议
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诏书是通过琉球王的斡旋而转到日本的。义
教对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就在9 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国血统的僧人龙室道渊
带领一个使团于1433 年6 月抵达北京，同时随带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
产等贡品。7 月，中国皇帝回派一个使团护送日本使团回国，明朝的使团在
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③
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
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1549 年。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
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
易，并且获得了厚利，尽管双方不时发生争执。明朝廷则希望在镇压中国沿
海的日本海盗（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中国人认为，他们未能达到这
方面的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的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
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宣德帝和李祹王（1418—1450 年在位）都在位期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一直是亲切的。双方定期互派使团和互赠礼物，1426 年2 月，皇帝命一名宦
官率第一个使团去朝鲜。他赠朝鲜王丝绸，以回报这一年早些时候朝鲜王派
使团带礼物访华的行动。下一年，另一个携带礼物的使团被派往朝鲜；这一
次，皇帝要求5000 匹马以供军用。要求很快被满足。1429 年晚期，明帝两
次知照朝鲜王，劝告他不要再用他本国不生产的金银器皿作为贡品，并且还
要求不要再送除要求以外的任何珍奇动物——这个劝告在1432 年又被重
申。1433 年末，皇帝婉言谢绝了朝鲜王要求派学生来国子监攻读的请求后，
赐给他一套儒家的经史著作。这是宣德时期最后一个派往朝鲜的官方使团。①
根据明代史料，宣德帝改善与朝鲜关系的愿望，似乎是出于扩大中国的
影响和取得战马的明确目的。但是朝鲜的记载《李朝实录》透露，皇帝与其
祖父永乐帝一样，常常有除此以外的个人目的。1426 年，明朝要求处女和宦
官以充实皇帝的后宫，还要求女厨师以满足皇帝对朝鲜佳肴的爱好。后来，
中国人要求猎鹰、猎犬和豹，供皇帝玩赏。李祹王亲自选7 名处女，并随带
10 名厨师、16 名侍女和10 名年轻的太监于1427 年8 月离开汉城，两星期后
②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0—31 页。
③ 关于周忱的使命，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
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Ⅰ，第91 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26—28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84 页。
抵达北京。11 月，应明朝廷的要求，另一名著名的美女也被送去。1429 年，
皇帝要求并收纳了另11 名厨师，以及大量的鱼和泡菜；类似的要求一直继续
到1434 年，直到1435 年4 月，即宣德帝死后两个月，53 名已在中国住了10
年并希望离开的朝鲜妇女才被送回国。这些事件反映了明朝对外关系的另一
面，这一面引起了朝鲜的强烈不满。②
东南亚
宣德帝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永乐帝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
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
次）、爪洼（6 次）、暹罗（6 次）、苏门答剌（4 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
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③。在维持这些关
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
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
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
困难。①
在这些有节制的关系中，一度短暂地恢复了皇帝主办的海上航行。1430
年6 月，宣德帝命郑和指挥第七次、事实上也是最后一次南洋的航行。重新
集结的舰队直到一年半以后才离开福建。按照皇帝的设想，它们的使命是恢
复永乐帝促进的纳贡关系。舰队沿着熟悉的航线重新访问了约20 个国家，航
行远及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沿岸。如同以往那样，它们带回了携带宝石
和异国动物等礼品的外国使团。这时已60 多岁的郑和于1433 年6 月回国，
没有亲自访问每个国家。有些次要的使命交由他的助手去完成。宦官洪保从
古里前往麦加，王景弘在郑和本人带领舰队主力回国后于1434 年带了一部分
舰队驶往苏门答剌和爪洼。1433 年出现了海外使团前往北京的另一个高潮，
其中15 个使团来自南洋、波斯湾和东北非洲。②
皇帝为什么重新推动、然后又中断郑和的远航，其原因至今不清楚。对
此曾作出过种种解释：国家资源的大量耗费、杨士奇和夏元吉的起作用的反
对、对北方边境防御的日益增加的关心、永乐帝死后明朝海军力量的衰落。
这些因素的综合肯定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很显然，当宣德帝下令恢复远航时，
他不顾朝廷的反对。在反对远航最为激烈的杨士奇死后不久他作出这一决定
的目的可能是抵消在安南大败的影响和恢复中国在纳贡属国中的威信。但是
这些冒险行动引起的反对依然存在，他以后几代皇帝就没有认真考虑进一步
的远航了。③
虽然明朝廷有充分理由中断海外扩张，但其影响是深远的。这项决定严
重地影响海军建制的力量和士气，削弱了它的沿海防御能力。这从而促成了
日本海盗在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的掠夺。最后，明朝从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
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印度洋。宣
②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75—7、111、253 页。
③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40—43 页。
①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112、114、119、134 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
558]，第217、231、
235、238 页。
② 见周良宵：《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95]，第64—5 页；吴缉华：《论明代
税粮重心的地域
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41—5 页。
③ 关于这些数字及其重要意义，见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第102—0
4 页。
德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
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
宣德帝的遗产
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后于1435 年1 月31 日意外地死去，终年36 岁。他在
位只有10 年。他被尊为章皇帝，庙号宣宗。他留下二子二女及原配妻子胡氏
（死于1443 年）、妃子孙夫人（死于1462 年）和他母亲张太后（死于1442
年）。在临终时，宣德帝指定已在1428 年5 月被定为皇太子的8 岁的朱祁镇
为他的继承人：这名儿童作为英宗进行统治。张太皇太后领导一个摄政团，
它一直统治到1442 年她死去时为止。①
由三杨监修的这个时期的官方记载相当理想主义地把宣德帝描绘成一个
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这似乎言之有理。他不但试图实践儒家
的原则，而且通过编写为帝的指南《帝训》（1428 年）和类似的教诲官员的
手册《官箴》（1432 年）而把儒家的原则留给后世。 ①
在施政时，宣德帝既懂得怎样授权，也知道如何行使领导权。他在作出
一项决定前常常采纳三杨的意见，而且倾向于接受或支持大学士和大臣们的
建议。可是，他在强化行政制度和皇帝权威方面，表现了强有力的领导才能。
当出现危机时，宣德帝的行动是果断和负责的，如在朱高煦的起事和需要作
出从安南撤军的最后决定时就是如此。此外，他深切地关心公正的施政。虽
然他在对待失职的官员时是严厉的，但除了惩罚宦官外，他很少判处死刑。
他常常主持重要的审判。他一贯命令复审严重的刑事案件，而这样的再审理
在他统治时期使数千名无辜者获释。①
总之，宣德的统治是明史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的外
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
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
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后
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这是不足为奇的。②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
丛》[583]，Ⅰ，第
88—2 页；伍丹戈：《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597]，载《社会科学战线》，4
（1979 年11 月），
第168—71 页。关于周忱和况钟事迹的详情，见蒋星煜：《况钟》[72]（上海，1981 年）
，第34—2、72—6
页及各处；关于况钟，还可简要地参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51 页。
① 关于周忱和况钟在苏州和松江财政改革的简明论述，见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
》[95]，第69—
71 页；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
论丛》[583]，I，
第98—05 页。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
丛》[583]，Ⅰ，第
100—01、106—11 页。
②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Ⅰ，第94—5
页；关于周忱的财政措施对万历年间一条鞭法改革的影响，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
收和政府财政》
[254]，第101—04 页。
第5 章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1436—1464 年
英宗第一次统治期，1435—1449 年
权力中心
1435 年1 月，宣德帝在他37 虚岁时早死，由年仅8 岁的幼帝朱祁镇（庙
号英宗，1427—1464 年）继位，这就暴露了明初建立的政治制度中固有的许
多问题。虽然继位是完全合乎规定的，而且宣德帝两个儿子中的长子朱祁镇
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继承明朝皇帝宝座之事已经引起了种种问题。已经发
生了朱棣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篡位，而另一次宣德帝之叔朱高煦的篡位企图则
在1426 年以失败告终。
幼帝之登上宝座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紧张因素，因为明代开国皇帝建立的
制度规定，一切权力都归于皇帝，他必须在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协助下决定国
家大事。对未成年的人的继位没有订出正式的条文。一个幼帝使这个专制的
君主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没有人能正式成为摄政，但一个事实上的
摄政集体必须建立起来，去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种情况，如同王朝以后时
期重新发生的那样，容易导致不合法的独裁权力的建立和不可避免地破坏中
央领导的稳定。
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后出人意外地死去，张太皇太后就领导了一个事实上
的摄政团。她在朝廷中，不论在礼仪上和事实上都取得了最受人尊敬的地位。
此外，在前一代皇帝统治时期，她作为皇太后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的
决策。她原是一个平民，而作为永乐帝的儿媳、洪熙帝之妻和宣德帝之母，
她代表了和维持着王朝的延续性和合法性的某种门面。有一种史料认为，她
最初提出让先帝之弟，即她自己的儿子襄王朱瞻墡（1406—1478 年）作为皇
族中的成年人登基，而不要她的孙子——那个儿童朱祁镇——继承皇位。但
是正式的记载则说，她在后者的登基中发挥了作用。不论是何种情况，她都
能保证取得强有力的地位；她在1442 年快60 岁时死去之前，一直很有影响。
与太皇太后同在摄政团的有大学士和宦官各三人。这三名大学士与张太
皇太后一样，也体现了明代早年政权的延续性。他们是三杨，即杨士奇（1365
—1444 年）、杨荣（1371—1440 年）和杨溥（1372—1446 年），他们虽然
都是南方人，但无亲戚关系。自从宣德帝在1426 年登基以来，他们就在一起
任职，而杨士奇和杨荣自永乐朝起，已为几代皇帝效过劳。他们都经验丰富，
精明强干，掌握大权。
摄政团中的宦官都是司礼监的主要官员，而司礼监又在宫内宦官等级中
具有最高的威信。他们是王瑾（活至1451 年）和范弘（活至1449 年），两
人与金英（约活至1450 年）一样，在前一代皇帝统治下已经牢固地树立起自
己的权力。但是不久王振（？—1449 年）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在内
书堂受过严格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最早的大太监之一；内书堂在1426 年设
立，它的成立直接违反了开国皇帝防止宦官受教育和参政的政策。
根据一份晚明的史料，为了给宫内妇女教课，永乐帝曾说服一批儒家的
老师自愿净身，而王振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王振进入内书堂就具有很大的
有利条件；这就能说明他的权势迅速上升的原因。王振是北方人（山西人），
与太皇太后同乡。他还年轻，在1435 年秋季他被任命在司礼监工作时很可能
才三十四五岁，比摄政团的其他成员要年轻得多。他还是幼帝的启蒙老师，
对幼帝具有很强的个人支配力量。
当时摄政团的状况就是如此，其中大学士和司礼监宦官的人数为3 比3，
张太皇太后则为仲裁者。从新帝统治一开始，《英宗实录》经常提到少师、
名誉兵部尚书、大学士杨士奇和其他人在制订政策时所发生的政治分歧的陈
述，其语气好象一个完全有活动能力的皇帝控制着朝廷和政府。
另外一个体现了王朝延续性的有影响的人物是英国公张辅（1375—1449
年），当时的一位资深军人。他是永乐帝一个妃子的弟兄（与太皇太后无亲
戚关系）和永乐帝在篡夺皇位时的一个支持者之子，出身于一个显赫的武将
的门第。他在1406 至1408 年曾率军入侵安南，在那里任职直至1416 年，曾
随永乐帝进行皇帝的最后三次远征蒙古的战役。永乐帝在遗诏中委以重任，
要他确保皇太子继位；1426 年他又是镇压朱高煦未遂的叛乱的关键人物。在
15 世纪30 年代晚期和40 年代的朝廷中，他虽然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头面人
物，却是深受信赖和尊敬的元老政治家，一名幼帝的曾祖父的辉煌时代的活
见证人，当时中国驱赶蒙古人和占领了安南。
随着太皇太后在1442 年11 月20 日的死亡，政治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
化。这时皇帝已满16 虚岁，已在6 月8 日与钱妃结婚，并已在太皇太后死前
两天，即11 月18 日亲自上朝听政。杨荣已死于1440 年，只剩下其他两名大
学士，杨士奇这时75 岁，杨溥将近70 岁。重大政治变化的条件已经具备，
正处于壮年时代的40 岁的王振开始完全左右政治。太皇太后已经预见王振取
得政治权力的危险性，所以在1437 年晚期曾考虑命王振自尽，但她的年轻的
孙子——英宗——和几名朝廷官员为之说情，使王振幸免于死。考察一下王
振建立一种新型权力结构的步骤，对研究以后的明朝历史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他建立了对皇帝的个人控制。这名宦官曾是皇帝登基前的启蒙老
师。后来，当年逾古稀的端庄的杨士奇负责新帝学习经典的工作并在讲课时
肯定向新帝讲解国家和帝国的重大事情时，这个机智的宦官作为新帝的启蒙
老师，继续施加影响对他进行控制，领这个儿童去观看更有兴趣的北京守军
的训练场地。对幼帝来说，这个宦官依然不折不扣地是他的先生。
其次，他需要盟友。这名司礼监的宦官能够争取到一批政治上的追随者，
其中有兵部尚书徐晞、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以及工部侍
郎王祐。后来，他又能争取到拥有大权的兵部尚书王冀（1378—1460 年），
此人在幼帝登基前与幼帝有联系，当时他接受宣德帝的命令，曾组织一支儿
童“军”，由年轻的太子指挥。由于军人在明朝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而锦
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也许又是皇帝权力中最有效最得力的
工具之一，所以不难看出，以传统方式兼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控制在手的
王振，是多么容易地左右一切了。
当太皇太后在世并能使他毁灭时，王振是谨慎行事的，并能听从资深大
学士的意见。但她死后，他说服年迈的大学士们不要积极参政而把起草诏令
的沉重负担转给他人，其企图是把内阁的职责集中在他自己之手。在40 年代
初期，唯一积极活动的大学士是年轻的曹鼐（1402—1409 年），他因其坚强
的性格而著称。他的同僚马愉（1395—1447 年）虽然是一个出色的进士，却
依然是一般的官僚。在杨士奇于1444 年和杨溥于1446 年死后，其他三名在
40 年代后期参与起草诏书的大学士为高穀（1391—1460 年）、陈循（1385
—1462 年）和苗衷（1370—1450 年？）。他们都是杨士奇严格挑选的门生，
但又都是平庸的人，在帝国问题迅速发展时毫不得力地在内阁任职。他们都
不能对付这名不久将成为一个有力的独裁者的司礼太监操纵权力的巧妙的手
段。
朝廷尊敬他，听从他，奉承他，主要是因为年轻的皇帝仍敬慕和尊重自
己以前的老师。但是年长的朝廷官员一定因他是一个能干的（即使是缺乏经
验的）官员而敬重他。据说他聪明机敏，具有相当强的个人魅力。他们也一
定把他看成一个政治操纵者而害怕他。经过了一段时期，肯定是在15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他显然开始发展了某种妄自尊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
的），自认为是周公第二，独断地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压制批判，甚至滥
杀他的对手。
如同明代宫廷政治中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一名突然发迹的宦官迟早会
把皇帝的权力当作自己的权力来利用，即使在他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意志和喜
怒时也是如此。王振就是这类人的第一个例子：他甚至威胁恫吓最高级的官
员，把妨碍他的人投入监狱，有时还把他们处死。天子本人、他的宦官助手
和顾问们以及锦衣卫三者的联盟在明代即将成为一种典型的权力结合，而它
在这时开始形成了。
民间动乱
因此，摄政团似乎已经建立起一种可行的政府制度，它使中央的权威至
少顺利地行使到15 世纪40 年代以前，尽管缺乏一个成年的皇帝。但在全国，
出现了许多事态发展不妙的迹象。宣德帝以真心地关心人民的福利和有效率
的行政而著称于世。但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清未能防止自然原因引起的社会动
乱，也不能消除大大地加剧动乱的独断专行的政府政策。对15 世纪20 年代
数千名武装造反者与官府对抗的山东叛乱，朝廷仍记忆犹新。
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徭役制度的方式。最初南京需要大规模的徭
役劳动，因为那里许多建设仍在继续，但是特别在北京随着此城被改造成“世
界中心”，大规模的建设不断在进行。此外徭役劳动提供了政府和皇宫所需
要的大批货物和物品以及用于许多重要劳务的人力。这类劳务的履行不仅仅
难以负担；而且它们的实施非常苛刻，以致引起了一个更有效率和对人民情
绪更加敏感的政府本来可以避免的愤怒。
过分要求的结果是普遍逃避徭役。例如在1438 年，几千名工匠-手工业
者要么是逃避劳役，要么是被武力围捕去履行他们的义务。在有些地区，大
批人民干脆逃离故土而成为逃亡者。1438 年，山西省的繁峙有一半以上的登
记人口干脆不知去向，而同省的翼城据说已有一千多人潜逃，而任其土地荒
芜下去。1440 年，据说有人看到一伙伙数以百计的流浪占地者沿路扎营，企
图以野果和树皮为生。1445 年，在陕西省渭南和富平的饥荒地区，据说人民
关门闭户，四出寻找食物。这种成批的出走并不仅仅发生在西北的贫困区。
据说1441 年浙江的金华已经丧失了它登记人口的40％，而在邻近的泰州的
有些地方，只有1/3 的户留下。类似的情况也影响到福建，1449 年此省的延
平和沿途千里的一些内地的府都被遗弃，人民躲藏，土地荒芜，税赋不收。
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使人们没有余力去度过和解决由地主或税吏的需要
以及徭役制度所加剧的艰难日子和匮乏，由此引起的这类社会动乱对农村秩
序的稳定是一种经常的、不断出现的威胁。
但是，把所有这种苦难都归咎于政府的苛政也是很不公平的。英宗统治
初期是屡次发生自然灾害的时期。西北的山西和陕西两省在1437 年以后连续
遭受严重的干旱，最后导致1444 和1445 年的大饥荒。大量粮食不得不从河
南的粮仓调出，以救济苦难。1448 年，又一次旱灾和蝗灾打击了西北。另一
个经常容易受灾的地区是从徐州往南直至淮河流域和长江的江北。1434 年这
里受饥荒的打击。1436、1437 和1444 年发生了严重的水灾，1447 年又发生
了大范围的饥荒。
华北平原和山东在1435 年遭受旱灾和蝗灾；1436 和1439 年黄河和大运
河决口，引起大洪水和使许多人丧生，1440 年黄河又发洪水，接着在1441
年又发生了水灾。1442 年，旱灾和蝗灾打击了山东和河南，使山东的许多人
放弃其田地。另一次始于1448 年的严重水灾将在下面叙述。长江中游的一个
主要产粮区湖广省在1434、1436、1441、1444、1446 和1448 年遭受局部的
饥荒。甚至富饶和多产的江南区和浙江也受灾：1440 年严重的水灾打击了江
南的苏州及邻近的城市；1440 和1441 年浙江发生了饥荒。1445 年，浙江发
生了严重的旱灾和一次很可能是流行的瘟疫，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1446 至
1447 年洪水侵袭江南，在1448 年旱灾又接着发生。
政府并不仅仅是消极地袖手旁观；它批准大规模地减免税赋——在1447
年饥荒中，仅江南就减免了150 万担税粮。此外，特别在关心这些事情的太
皇太后死前的时期，政府常常以很高的代价迅速救济受灾者。
1448 年，政府面临一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开封东北的黄河堤坝决口，
河水往东流入今东海不远的黄海。1449 年的另一次堤坝决口使部分黄河河水
流入涡水，然后进淮河再向南流入海。除了淹没大片土地并造成大面积的破
坏、高死亡率和人民流离失所外，这次洪水还严重地影响大运河在山东的一
段。沙湾堤坝连续几次决口，那里是黄河和运河在山东西部汇合之处，运河
丧失了大部分水源。
由于北京深深地依赖运河运输的货物和粮食，京师处于其南方的供应来
源被切断的危险之中。这些洪水和泛滥在15 世纪50 年代继续发生，需要一
项将持续多年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有力的计划。这些将在下面详予叙述。虽然
此后多年没有关于再发生大灾害的报告，但黄河的泛滥和制服泛滥所需的经
常水土保持工作，将一直是明朝灭亡以前的一件令人关心的大事。
中国东南部的一场大起义
民众的不满、贫困、过重的税赋、沉重的徭役需求和对佃农的过度剥削，
这些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15 世纪40 年代福建山区及邻近的浙江和
江西一些地区两次独立的而又互相联系的起义。
在这两次互有关系的起义中，有一次最初是在浙江福建交界的山区劳动
的银矿矿工的动乱。对明朝政府来说，白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银矿的开采
由政府控制。控制一般由地方官员来实施，他们要求过高的生产定额，并对
偷盗银矿产品的人处以死刑。约在1444 年，浙江南部处州衙门的一名前下级
官员叶宗留已经转而去偷盗官办的银矿，这时开始率领一伙日益扩大的有不
满情绪的矿工，并在福建浙江交界处非法地“采”矿。三年后，即在1447
年，叶宗留公开造反，在矿工和周围地区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开
始按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
在稍后的1448 年3 月，一批福建西北和江西交界处的佃农——原属于新
建的地方治安部队——也造反了。起事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地主对佃农过度
的剥削，他们除了正式的地租外，还迫使佃农送季节性礼物。邓茂七和邓茂
八兄弟二人拒绝照办，并鼓动他们的村民伙伴们拒付这些额外的花费。与地
方民兵冲突的结果是造反者轻易地取胜，因为造反者除了熟悉本地的地形和
情况外，已经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掌握了本地的武库。
在1448 年下半年和1449 年初期，两起起义的人数都有增加，它们所影
响的地区也比以往更大。叶宗留自封为其造反的追随者之王，而邓茂七则自
称闽王。据说左道旁门的经卷已在流传，两个集团的造反者则歃血为盟——
这些是一个严重的大起义开始阶段的典型行动。虽然这两个运动始终没有结
合，但它们有着联系，有时还协同行动。
战斗和劫掠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内地。邓茂七的起义始于沙县周围地区，
然后向东北扩大到延平。省的官军在寻找造反者并进行打击时有一定的困
难。起义者依靠艰险的地形进行战斗，他们的领袖很有战术头脑，并且在初
期多次取得胜利。六个月后，当朝廷在1448 年9 月下令征剿时，它任命佥都
御史张楷（1398—1460 年）为指挥官，此人胆小无能，事实证明是一个最不
称职的将领。在一开始，由于已经盘据在铅山矿镇之南的江西福建交界处的
叶宗留叛乱团伙的阻挠，集结在江西东北的张楷的军队不能打击邓茂七的部
队。经过了长期的犹豫后，官军打败了叶的部队，在1448 年12 月把叶杀死
（有一种史料则说叶死于造反者的内讧）。但在新领导的率领下，他的造反
者退入山区，打败了追逐者，然后撤至浙江南部的老根据地，在1449 年8
月最后被打垮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围攻过处州。
与此同时，邓茂七的造反者发现形势对他们不利。1449 年1 月，他们在
建阳惨败。2 月，邓氏弟兄被一倒戈的叛乱头目出卖，遭到伏击而被捕。他
们被解往北京公开处决。但是新的领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邓伯孙——接
管了仍在福建西北流窜的起义者残部。1449 年5 月，官军在沙县附近抓获了
这些新领袖，但是叛乱团伙继续在这些地形艰险的交界地区不时地劫掠，直
至1452 年。叶宗留的造反者残部还继续活动了几年。
尽管两起叛乱在心怀不满的矿工和贫困的佃农中吸引追随者时起初取得
一些成就，它们始终未能集结大批追随者。起义者从未达到控制地盘或夺取
县城的阶段，尽管他们的领袖自封响亮的称号，他们依然是成伙的流窜盗寇。
他们不能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个区域的地方官员答应给村民免除徭役
三年。由于对采矿章程作了改革，降低了过高的生产定额，取消了盗矿者的
死刑，矿工的不满情绪也缓和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土地分配的不均
以及土地主和耕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的长期问题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各种
弊病和压力，但只要官员的贪污行为和错误的行政能够消除，政府的苛刻的
政策能够缓和，政府是不难平息这类农村动乱的。
西南边界：麓川之战
在15 世纪40 年代期间，明军在偏远的西南屡次卷进了引人注目而情况
多少不明的战役，作战地点在古缅甸路一带：这条路从大理经永昌至今之八
莫，然后或顺伊洛瓦底江而下进入缅甸，或往西经亲敦江河谷进入印度东北。
蒙古人曾在1253 年征服云南高原，又在大约30 年后入侵缅甸盆地。但他们
的征服是有限的和一时的。在元末时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缅甸北部的掸族
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掸人统治了缅甸主要的国家阿瓦；其他北缅甸的
独立国家包括孟养和麓川，这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云南西南的德宏自治州
及其邻近的几个地方。在元末明初，麓川在缅甸北部巩固了它的领土；1385
至1387 年它入侵云南没有得逞。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它的统治者接
受中国人的保护。
1413 年，麓川国由有野心和侵略心的统治者思任发统治，他逐渐扩大他
的领土，并袭击中国的领土。尽管云南几次要求征剿他，但中国朝廷认为征
剿花费太大，在1436 年他威胁金齿（永昌）之前拒绝行动。1439 年云南总
督沐升奉命率领征自贵州和湖广的部队向他进攻。经过了一场激烈而难分胜
负的战斗后，思任发在1440 年派一纳贡使团来朝廷。但战斗继续进行，1440
年中国军队大败。
朝廷这时被迫采取更激烈的措施。云南军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四川、贵
州和湖广军队的增援。1441 年初期，这些军队由司礼监的宦官王振的亲密助
手王冀统率。1441 至1442 年，王冀的军队大败掸族部落民并占领了思任发
的大本营，虽然它也遭受严重的损失。思任发逃至阿瓦。1442 年晚期，王冀
回到云南，试图与阿瓦和其他几个掸族王国——特别是木邦（兴威），它要
求取得麓川地区——谈判一项协议。他的尝试证明失败了；1443 至1444 年，
王冀进攻阿瓦的领土，但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1444 年，朝廷威胁说，如果
阿瓦不交出思任发，就要把它摧毁。1445 年，阿瓦向王冀的军队投降，但思
任发已经自杀。
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在此期间已经控制孟养，并派纳贡使团前来朝廷。但
他拒绝亲自来北京。阿瓦王要求中国人与他联合讨伐孟养。王冀在1448 年至
1449 年率大军进行了这次新战役。他与阿瓦和木邦的军队一起跨过伊洛瓦底
江，思机发被击溃。有些史料声称王冀已经占领孟养。但结果思机发之弟思
卜发获准继续控制孟养；王冀还与他商定，掸人决不再越过伊洛瓦底江。思
卜发及其继承者仍控制伊洛瓦底江以西的领土，并继续向北京纳贡，直至16
世纪。1454 年，作为阿瓦自己、木邦和中国人之间总的领土协议的一部分，
阿瓦终于把思机发交出，思机发在北京被处决。
如同有些史料所说，这些漫长和耗费巨大的战役可能给缅甸北部的本地
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地区没有长期平定。1474 年，掸族内部的部落
战争再次爆发，在缅甸北部，动乱一直持续到16 世纪中期。但是王冀进行的
这些代价很高的战役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们在明朝以后的时期巩固了中
国人的控制，而且也的确巩固到如今。
这次“向热带进军”的幕后人物无疑是王振，他出于个人自我膨胀而去
煽动和继续进行西南的战役，正当地遭到了指责。大批军队投入了战斗。但
是他们是西南的地方军队，对这个时期的首要防御战略——在华北防御蒙古
人——来说无关紧要。的确，这几次战役一定耗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像宦官
曹吉祥和蒋贵等有经验的将领本应更充分地在北方受到重用。但是北方的边
防暂时还完整无损，并且能够击退来自草原的任何威胁。对王振这一朝廷的
中心人物来说，边远西南的捷报有助于支撑他作为政治家的声誉，而胜利又
可以用帝国防御的少量实际代价取得。当时的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一样，都用
他卷进西南这些战役的错误的经历来帮助解释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所犯的严重
得无法比拟的错误（这次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皇帝的被俘）。但是如同
下文所述，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蒙古威胁”的老问题
在整个明代，中国人和朝廷一直十分担心蒙古的“威胁”，这种担心是
中国人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统治的后遗症。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是这个
时期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并且在16 世纪后半期之前继续使防御思想蒙上了
阴影。已经回到其草原游牧地的蒙古部落在中国留下了大批同胞，其中有几
千人成了新的明朝军队的军官。这些人自己还在怀念过去的光辉业绩，并且
模糊地希望蒙古人的大汗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得以重建。但是在永乐帝在他们
的故土几次击溃蒙古军队或至少把他们驱散以后，三个独立的蒙古人集团逐
渐在中国边境一带定居下来：它们是东北的兀良哈、后来在中部组成察哈尔
汗国的鞑靼人或东蒙古人，以及生活在远至蒙古西北的瓦剌人。
三个集团经常对立，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只要永乐帝未能降服
的蒙古主要领袖阿鲁台仍在活动，他就能指望去征服和重新统一各个蒙古部
落，虽然他与各种集团经常交战。但是在1434 年，他在一次征讨瓦剌人的阋
墙之争中被杀。他的儿子向明朝投降，瓦剌人很快成了各部落中最强大的集
团，并且开始把蒙古人重新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的领袖、曾经
打败阿鲁台的脱懽已经把瓦剌诸部落团结在一起，并将他的女儿嫁给东蒙古
人的年轻的汗王。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先开始侵犯明朝的领土。1443 和1445
年，他攻打哈密，到1448 年已在那里进行有力的统治。他还屡次试图策反守
卫甘肃西部的沙州和赤斤的蒙古卫。在东北，他把势力扩大到满洲的兀良哈
诸卫，这样，他的势力从今之新疆一直扩展到了朝鲜边境。
中蒙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因素
不论在不同部落之间，或是在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对立和
内部乱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因素，即不断地寻求和保有水源和牧地，以及
希望在贸易时得到庇护。与明帝国建立能够顺利进行交往的动力也受经济的
制约——沿北方边境各地的茶市马市，特别是在山西大同的这类集市发挥了
这种作用。吸引蒙古使者的物品不仅仅有茶，而且有各种丝绸、贵重器皿以
及种类繁多的商品，特别是铁器。蒙古人派遣越来越多的使者到这些边境集
市：到15 世纪40 年代后期，一年派来的使节超过两千人。由于中国东道主
除了付款购买他们带来交易的马匹外，还不得不向众多的武装骑士供应食
宿，这种“纳贡使团”终于成为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胁迫形式，并且除了对
中国边境的安全造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威胁外，还给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洪武帝和永乐帝程度不同地降
伏了不安分的蒙古部落以后，关系起初在邻邦往来的基础上正常化了。大批
蒙古人居住在中国人的国土上，成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中国
的家庭通婚和取中国的姓名。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人深入草原区与蒙古的部
落领袖交易，他们发现后者有接受能力，并且急于获利和享受个人安乐。
居住在靠近中国定居社会边境的蒙古人变得更加依靠获取中国的农产品
为生。他们甚至开始种植荞麦和大麦，以改善主要来源于羊群的另外一种不
安定的生活。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某个蒙古部落领袖会不时请求中国政府给
予土地，以给其人民提供比广袤但靠不住的草原游牧生活更安定的生活。蒙
古人与他们高度机动的好战部落，一直试图取得中国的定居社会所生产的财
富，其方式不是通过多少有利可图的屈服或称臣，就是采用粗暴的武力。蒙
古人与明朝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巩
固脆弱的草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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