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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NewZerg (千金买一醉),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剑桥中国明代史 下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5:52:10 2004)

敌人和战略
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增进文武官员之间的团结，但谁是主要敌人，在弘
光时期从未弄清楚或取得一致。是造反者还是满族人：应该在什么地方抵抗
谁？如果主要威胁是造反者，那么是陕西的李自成还是四川的张献忠最有可
能首先下江南？如果主要威胁是满族人，那么他们是在对付了造反者之前还
是之后向江南进军并走哪条路线？在山东和北直隶的清军是仅仅想肃清造反
者以准备对付西边的李自成呢，还是想伺机南下进一步侵犯和占领中国领
土？他们是否可能同造反者联合起来进攻南方？
由于这种复杂性，这个财政上陷入困境的政权必须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保
卫自己：湖广中部，河南中部和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南直隶北部。此外，
从长江上游、长江以北的大运河和浙江来的叛军的接近，使南京经常处于惶
惶不安之中。在弘光朝的头五个月，朝廷担心的是农民起义军；到冬天，它
比较清楚地看到满族人的危险性；结果问题变成了是打清军还是打明朝内部
的敌人。总的来说，朝廷以及所有的南明机构始终低估了满族“蛮子”的意
图和能力。
起初，史可法和整个朝廷都希望满族人真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帮助明朝
主持正义——就是说，若不被激怒，他们愿意同南明朝廷合作，满足于某种
报偿、让步和特殊利益。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和鼓励满族人的谈判态度，弘
光朝廷在1644 年7 月开始计划派使节去北京。使节的目的规定为：(1)适当
地安葬崇祯皇帝；(2)赠与吴三桂爵位和贺礼，②对他的效忠满清，暗中加以
破坏，吴三桂原是明朝北方的将领，曾有效地反对农民起义军；(3)向满洲人
赠送谢礼（补偿），感谢他们把农民起义军赶出北京；(4)劝诱满族人撤军，
条件是让与山海关以外的全部领土，每年纳10 万两岁币，默许其统治者除“皇
帝”之外的任何称号。他们不知道摄政王多尔衮为了取得“天下”的战略利
益，这时正把年轻的顺治皇帝从沈阳接到北京。
1644 年8 月初，正式任命三个人担任这一使命，以新提升的兵部右侍郎
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首，左都督陈弘范和太仆少卿马绍愉随行。这不是最
好的一组人选。三个都是次要人物，选择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只有他们似乎
愿意去。左懋第决心在蛮子面前维护明朝的荣誉，不欲进行谈判。此外，他
公开反对委派马绍愉，因为马在崇祯朝同满族人谈判时有讨好对手之嫌。③
② 阿巴泰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4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 页。
陈弘范则是清廷这时所要找的一个中间人，希图通过他说服南方的将领归
顺。
使节走走停停，由于供应和运输问题以及遇上土匪，沿大运河北上的进
程很慢。他们进入济宁以北的满族人占领区后，受到很冷淡的接待，不提供
住处，并加以许多限制，在10 月的最后几天当他们接近北京时，这些限制越
多。人家对待他们不像平等国家的使节，而像从一个属国来的进贡者，最后，
他们由于企图同吴三桂联系而被拘留在鸿胪寺。在这里，满族大学士刚林见
了他们两次，责骂他们和南方的政府，没收了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许祭奠或
重葬崇祯皇帝及其后妃，认为没什么可谈判的，因为清军已经发动了对南方
的战役。最后，他们被允许在11 月25 日在严密监视下离开北京，但不久就
有一支清军赶来，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俘虏。陈弘范这时已与清廷合作，继续
前进去向弘光朝廷报告即将来临的对南京的猛攻。
关于清廷的狂妄与好战的报告并不使史可法感到意外。8 月下旬，多尔
衮曾给史可法送来一封信，信中对比了清廷的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的成功和南
方朝廷的自私自利导致的失败，敦促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在10 月15 日发出
了他的著名的回信，①雄辩地驳斥了多尔衮，坚决地拒绝了背叛，从那时起他
就采取步骤增强防御，预备对付清兵可能的猛攻。早先，史可法纯正的人品
和爱国心曾深深感动了土匪出身的高杰，在江北四镇的将领中他最强也最难
驾驭。现在，史可法重新部署军队，就派高杰驻守咽喉之地徐州。11 月和12
月，清军在南直隶东北边境被击退，于是人们希望明朝军队至少可以守住长
江防线。
“三大疑案”
在南京，士气愈来愈低落，偏执狂和党争以及伴随而来的清洗和迫害，
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弘光政权。关于三大疑案的真假问题，从1645 年1 月起直
到这个政权结束，始终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它们最好地揭示了这个时候弘光
朝廷的党派活动。这些案件本来都是可以宽宏大量地或者圆滑地加以解决
的，却被阮大铖及其党羽用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说这是他们的政敌在煽动叛
乱。结果产生出种种谣言，使百姓疏远朝廷。
第一件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他在南京城外因形迹可疑被捕。官方
的秘密审问报告说，大悲故作疯颠，先供称崇祯时封他为齐王，后来又说是
吴王，这些说法显然都是假的。但是，一些人认为他的陈述证明他了解包括
福王在内的一些藩王的情况，而掌权的人不愿把这些情况暴露出来。不论大
悲和尚是真疯还是装疯，负责审问的官员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结此案。只有阮
大铖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开了一份赞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颠覆弘光朝廷的人
的黑名单。但这时马士英制止了他，这个案件在1645 年3 月27 日以公开处
决疯和尚结束。
就在同一天，皇帝得到报告说，在浙江发现了一个自称是崇祯皇帝长子
和太子的年轻人，于是派太监去把他请到南京。起初对他采取审慎的尊敬态
度，官员们特别是崇祯诸子的讲读和熟悉北京宫廷生活的人聚在一起向他提
出问题。尽管这个年轻人确实认出了一个讲读，并看来相当熟悉北京皇宫的
①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123 页。
布置，但他对许多问题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一些记载说，在严密盘问下，
他承认他叫王之明，是太子的近卫。另一些记载声称这个鉴定是伪造的，说
这个年轻人虽然受到屈辱，但始终坚持他是真太子。
弘光皇帝似乎真诚欢迎找到太子，但他接受了这个年轻人是骗子的决
定，并反复说明这一定罪，以回答前线将领的奏疏，他们对谣传太子受到朝
廷中坏人的诽谤和折磨表示震惊。由于对“王之明”和三个所谓主谋者的严
刑拷问，这种谣传更耸人听闻了。
使真太子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样一件事，三个月之前，
另一个自称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现，在清廷引起一桩公案，其微妙与政治影响
在每一点上都与南京的案件相似。②满族人最后处死了北方那个自称太子的
人，但更大的意见分歧阻止南方采取这个办法，因为在南方，尽管缺乏证据，
却普遍地并往往是狂热地相信“假太子”是真的。
就在审问“假太子”的同时，一个自称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从
河南被护送到南京。她一到南京就被打入冷宫，因为皇帝愤怒地一口咬定她
的故事是编造的，拒绝再听到这件事。有些记述说她是如何动人地诉说与写
出她和福王的关系以及遭受的苦难，另一些记述则说她很快承认她的配偶是
另一个藩王，她误以为他已经在南京登基。总之，从“假皇妃”在受刑时提
到的一些人名，得出了她与某些人合谋推翻朝廷的结论。这些和其他有关她
的性生活的指责，自然在政治人物中引起很大的不满；弘光皇帝让这个女人
瘐死狱中这种明显的残酷行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层怀疑：他
自己才是骗子。①
供应短缺、清洗和“真伪太子案”加上逃出清军追击的李自成农民起义
军有南下长江流域之势，终于引起南京久已担心的兵变：左良玉军以“清君
侧”为名的东征。
弘光政权的结局
自从1644 年6 月占领没有防御和混乱的北京后，满族领袖即认识到必须
给李自成起义军和中国北方的一般亡命之徒以决定性的打击。只有到那时才
能考虑征讨南方的政权，因为当时满族人还不知道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很脆
弱。于是，在1644 年夏和初秋，他们的领袖首先集中打击陕西南部的李自成
军队，然后肃清山东北部和东部的零散起义军。清军逐渐在黄河（它从1495
年起流向山东半岛之南）以北的平原上建立起一道薄弱的防线。到秋末，援
军已经进入山东南部和南直隶北部，以对付从南方来的进攻。在北直隶南部
和河南北部，他们肃清仍然活跃在这些地区的李自成残部。在这个时期中，
明朝前线的一些军人提议合作；他们有的真的忠于南京，有的动摇不定，有
的则真想背叛。最严重的背叛涉及驻守开封的总兵官许定国。
在后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并得知南明的情况后，清廷在11 月中旬决定
同时发动对西安和南京的战役。这两个战役分别由多尔衮之兄阿济格王、其
② 这一段主要依据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1644 年的顺朝过渡时期》[527]，见《从明
至清》[476]，乔纳
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43—87 页。又见李文
治：《晚明民变》
[334]，第135—143 页；和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123 页以下各页。
① 韦克曼：《顺朝过渡时期》[527]，第52—53 页。
弟多铎王指挥。但后来河南东北部出现的局势威胁着这两个战役的成功。于
是对战略作了修改：多铎在平定黄河以南洛阳至开封地区之后，转而进攻李
自成在潼关的最坚固的防线，同时阿济格从北边进攻西安，对李自成的根据
地形成两面夹攻。
多铎的任务执行得迅速而顺利。1645 年1 月初，他的军队在河南西北部
渡过黄河，占领洛阳及其以东直至开封的所有据点。他们击败起义军，俘虏
或接受了几个明朝将领的投降。没有后顾之忧，多铎遂引兵向西，经过激烈
战斗，于2 月9 日攻破潼关。这时李自成放弃了西安。在阿济格的追击下，
他带着一支约20 万人的军队向东南方向逃走，沿陕西、河南边界进入湖广北
部。多铎留在后面完成在陕西和河南西北部的作战计划。但3 月11 日后不久，
他接到进军江南的命令。
明廷的反应是把最好的军队派到前线，击退清军并沿黄河南岸标出新的
防区。但有两件事严重地削弱了朝廷应付清军进一步挑战的能力：高杰的被
害和左良玉的起义。高杰是江北四镇中最能打仗也是最骄悍强横的将领，他
受命从驻地徐州向西进军以保卫洛阳和开封之间的战略要道，同时与总兵官
许定国协同作战。
由于高杰与许定国从前有仇隙，两人素来互相忌恨。现在两人都表示友
好与宽宏。但是，1645 年2 月8 日夜，许定国在他的睢州驻地宴请高杰，将
他杀害。随后他渡过黄河投奔清军，在他们眼中，他的杀害高杰大大提高了
他的身价。同时这一行动使高杰的大军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其他各镇将领
对高杰的怨恨和南京的政治阴谋，挫败了史可法重建高杰军的领导的企图。
当他们不受管束地进入南直隶向扬州溃退时，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就破灭
了。
清军在陕西击败李自成，增加了左良玉部下的担心；他们害怕他们给养
和纪律都很差的军队将面临来自西北的起义军的猛攻。此外，关于可疑的太
子和童妃的谣言传到湖广，增加了左良玉对马-阮集团的厌恶。年老、有病、
精神不济的左良玉在部下祈求下，把一封假造的太子求援的书信当作真的接
受，并以此作为移师向东清除马士英的借口。4 月19 日，当清军向东穿过河
南北部而李自成的溃军在阿济格追击下迫近武昌时，左良玉开始了他的“东
征”。
左良玉在九江遇到江楚总督袁继咸时，才认识到自己受了愚弄，袁继咸
拒绝支持他。他们两人的军队都不听命令，密谋劫掠九江城。左良玉因懊悔
致使病情恶化，不几天死去。他的义子担任叛军的领导，继续东下，沿途“征
集粮食”。马士英和阮大铖怕左良玉甚于怕满族人，他们以为可以通过谈判
使后者缓和下来。因此，当清军迫近徐州和凤阳时，马士英命令长江以北的
明朝将领包括史可法在内移师南京以西去阻止左良玉的军队。虽然荻港附近
的驻军足能阻止现已成了一帮散兵游勇的挺进队，但在这紧急时刻，注意力
和兵力被从淮河地区引开了。
多铎的军队于4 月1 日从潼关出发以后，分三路前进：一路经虎牢关；
一路经洛阳地区，沿颖水而下；一路越过兰阳，从开封东边穿过。他们在归
德汇合后，再分兵渡淮河。一支指向临淮，另一支指向盱眙。后一支在徐州
再分出一支精兵，在准塔王率领下沿黄河东北取淮安。直到清军在5 月13
日抵达扬州，他们沿途没有遇到抵抗。相反，许多明朝将领投降并为敌人效
力。
史可法的军队不是大量被调走就是开了小差，留下守扬州的人很少。顽
强的扬州人民回击清军的进攻，拒绝多铎反复的投降引诱。最后在5 月20
日，城墙被大炮攻破；也许为了做给其他可能想抵抗的城市看，满洲人下令
屠城，可怕的大屠杀持续了10 天。史可法自杀未遂被俘，在他拒绝顺从多铎
后被杀。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义士之一。①
到1645 年5 月30 日，清军主力集结在长江北岸仪真至瓜州之间。对岸，
在大运河入长江处，有大量明朝军队保卫府城镇江和那里的运输站。6 月1
日夜，清军利用黑夜和大雾，将扎有火炬的木筏送过江，引诱明守军开炮射
击。同时，一支先头部队在西边偷渡过江。第二天早晨，当镇江守军发现清
军就在附近时大为恐慌，弃城而逃。
阿济格追击李自成，经过左良玉放弃的武昌地区，进入江西西北边境的
山区，6 月初，李自成也许在这里为村民所杀。①一部分清军继续寻找李自成，
其他的则尾随左良玉军沿江而下，计划从后面攻击它。但5 月下旬，清军刚
到九江，这支七零八落、走入迷途的明朝军队就来投降，未经任何战斗。
镇江陷落的消息使南京陷入一片混乱。1645 年6 月3 日夜，弘光皇帝带
着少数人秘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芜湖附近的黄得功驻地逃去。第二天，当发
现皇帝不见了时，马士英带着一支庞大的卫队和一个据说是皇太后的女人向
南边的杭州逃去。其余大多数官员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干脆闭门等候，
老百姓则洗劫了皇宫和高官住宅。一个监生领着一伙暴民从狱中救出“太
子”，让他穿上宫中的戏装“登基”，并在武英殿建立一个小朝廷。但总督
京营圻城伯赵之龙这时站了出来，他想保持城内的平静并保护好这座城池。
他容忍“太子”的支持者，同时向多铎作出和解姿态，直到他确信能以有利
条件投降并把南京交给满族人。
6 月7 日和8 日，清军到达南京城外，在直接通向皇宫的主要城门外扎
营。在这里，在倾盆大雨和泥泞中，他们接受了明勋臣和文武官员头面人物
的投降。多铎在他们的忠诚得到证实，和平占领这座城市有了保证之后，于
6 月16 日从南门进城。同时，在芜湖的弘光皇帝和留下来的少数支持者打算
去杭州，在南宋时这里曾是中国的国都。但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刘良佐就领
着一支清军到了。黄得功由于部下的背叛和受了重伤而自杀，皇帝被刘良佐
捉去。6 月17 日和18 日，这个原来的皇帝穿着平民的衣服，被押送回南京，
沿途受到人民的辱骂。到南京后他在一个有多铎和“太子”参加的宴会上受
到羞辱，然后被关在南京附近一个地方。
另一支8 万人的清军，沿大运河南下取苏州，然后继续向南，以粉碎效
忠明室的人在杭州建立国都的计划。在那里，潞王起初拒绝然后同意就监国
位，①但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直到满族亲王博洛率领一支清军于7 月6
日突然出现在杭州城下。潞王开城门投降，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明朝军队争先
① 吴三桂、多尔衮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15—219 页和第877—880 页。关于
吴三桂究竟在何时
投降满族人、何时与多尔衮联合将李自成赶出北直隶，仍有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
论，见安杰拉·席：
《吴三桂在1644 年：重新评价》[209]，《亚洲研究杂志》，34，2（1975 年2 月），第
443—453 页。
① 定王（朱慈灿）和永王（朱慈焕）。关于这些藩王的名字、头衔和身份，标准资料有混
淆和错误。见孟
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1961 年；台北，1965 年重印），第61—64 页。
① 这个藩王的封号故意写作“Luh”，以别于下述在绍兴摄政的鲁（Lu）王。
恐后渡过钱塘江，向东南退去，钱塘江和杭州湾这时就成了明、清军队的主
要分界线。②
② 见本书第10 章，《天启末年的政治动荡》、《崇祯朝》、《魏忠贤的垮台》、《温体
仁和崇祯皇帝》、
《杨嗣昌的浮沉》、《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顺朝过渡时期》。
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活动
到目前为止，清廷采用的是军事手段，现在，在一个安定是征服者将来
的成功所系的地区，清廷转而采取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绥靖手段。清廷
相信长江三角洲地区贮藏着大量稻米，可用以缓和北直隶因长期干旱引起的
粮食短缺，首先采取步骤恢复大运河的航运，这条河实际上已有两年不用，
像黄河大堤一样需要维修。出于象征的与行政的理由，清廷派出它自己的官
员到各州县（大多数明朝官员已弃职而去），征收当地的赋税和保护税册。
明朝的南京和南直隶，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8 月中旬，清廷废除明朝
的行政体制，改南京为江宁；从此它仅是江南（原南直隶）的省城。①对南京
的官僚机构因而进行了缩减与改组，勋臣和武将则被并入清军。多铎成功地
完成了艰巨的征战后，清廷解除了他的职务，派他的侄子勒克德浑代镇江宁，
命声名狼藉但非常能干的明降将洪承畴总督军务，掌管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
宜。②
人民更关心的是将在6 月24 日开始实行的38 条法令。与头年在北方颁
布的相仿，它们包括：大赦；废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及其拖欠；严惩贪脏
枉法的官吏；豁免赋税，特别是豁免顺从清统治的地区的赋税；审慎地起用
真心归附的文武官员，并广为延请前朝其他勋臣、官员和有才干的知名人士；
恢复商业；关心穷人和家庭团聚；归还被地方豪强霸占的财产，让人民安居
乐业；重建官学和科举制度；以及其他收买人心的表示。对还不屈服的敌人，
清廷提出种种劝诱：对投降的起义军宽大处理；对愿意投降的明朝抗清领袖，
以同样的品级、头衔和俸禄任用；对向清当局自首的明朝诸王以礼相待，包
括国家给予补助。
其中一条与前此的清政策很不一样。这就是7 月21 日在江宁颁布的薙发
令。所有不是僧道的成年男人都要采用满族发式——剃去头部前面的头发，
梳一条长辫子——和改穿满族服装以显示他们对清的忠心。法令规定，各地
从它到达之日起，10 天内强制执行，违者处死，这条法令在北方曾被暂时取
消，也许是因为它太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当多铎最初统制南京时曾明确表
示，只有参加清军的中国武职人员才需要改变发式和服装。①在江南颁布并严
厉推行这条法令，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加激起人民的抗清情绪。
在明朝的两座京城相继失陷后，江南的地方豪族和次要官员曾竭力压制
各种不满与不法分子（主要是佃农、奴仆和秘密会党）的动乱，他们现在欢
迎任何人来掌权，只要能恢复他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因此，当汉族的清官
吏最初出现时，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大的动荡，因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都采
取等着瞧的态度。但是，当“留发不留头”的最后通牒到达各州县时，事情
很明显，真正当家作主的是“蛮子”，于是反清的共同事业把各种社会成分
团结起来，若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吵作一团。
① 龙文彬编：《明会要》[364]（1887 年；北京，1956 年重印），Ⅰ，第541、566—56
7 页，Ⅱ，第1230—1231
页。黄开华：《明史论集》[247]（九龙，1972 年），第1 章。
②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特刊
，25（1945 年；香
港，1969 年影印本），第38—41 页。又见本书第4 章，《永乐统治时期》。
① 即广东和广西。
这种抵抗在四个地区变得最坚决：(1)苏松三角洲东北的高度商业化地
区；(2)苏州西边和东南边的太湖和泖湖地区，这里便于行动与隐匿；(3)南
京西南宁国与休宁之间的山区通道；(4)江西东北部，这里住有许多明宗室成
员。
这些地区的抵抗采取许多形式：坚守城池抵御清军围攻；在乡村地区伏
击清军或将他们逐出战略要地；袭击清军已占领的城市或军事据点；发动城
市暴动，暗杀清官吏。支持并有时接替这种抵抗运动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
成分。他们包括在职与退职的明朝文武官员，地方衙门或自安机构的成员，
明宗室，地方乡绅和商人，政治与文学团体的领袖，明朝官军，地方民团，
民间军事专家，财主家的打手，农民自卫军，尚武的僧人，秘密帮会，反叛
的佃农和“奴仆”，海盗和匪帮。
这帮奇特的共事者，他们的利益是如此不同与互相冲突，他们各人心向
往之的秩序（如果有的话）是如此不确定，因此，坚强与持久的抵抗势难维
持。此外，尽管许多抵抗领袖接受了设在浙江和福建的南明政府的正式委任，
但明朝政府在南直隶任何有影响的存在已经消失，没有机构来协调各地的行
动。甚至抵抗者所共有的对顺从蛮子习俗的反感也受到了破坏，因为攻击他
们的几乎全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往往比他们的满族主子更加野蛮。对顽抗的城
镇进行残酷屠杀的清政策，也吓住了抵抗者。总计起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数目大得惊人。
在已经成为清第二基地的地区普遍发生的抵抗运动，不是满族人没有立
刻南进的唯一原因。八旗军和将领们需要轮换和休息。此外，清廷不仅要供
应占领江南的军队，而且要供应荒芜了的湖广省的驻军，这个地区以往向东
输出多余的粮食。南方新上任的要员洪承畴需要重新估计总的形势。也许这
是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
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很难说这是明朝的转机。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
两个朝廷的并存
弘光时期，给许多从北方到南方来避难的明藩王指定了新的居住地点。
鲁王朱以海从山东迁到浙江东南部；唐王朱聿键的封地在河南，当南京陷落
时，他正经过苏州去广西。①唐王曾继续南行。当杭州陷落时，他在一个正在
撤退的将领郑鸿逵的保护下，退到钱塘江上游。①在连续接到礼部尚书黄道周
的三封劝说信后，他于1645 年7 月10 日在衢州宣布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
他继续沿浙江福建之间的陆路南行，穿过江西的东北角，翻越仙霞岭，沿途
为建立他的朝廷制定具体计划。
他在7 月26 日到达福州郊外。三天后，他进城正式即监国位。这时发生
了一次常见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唐王暂即监国位比较慎重，待他恢复了福建
以外相当一部分疆土后再即皇帝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如此混乱的情况
下，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人民精神，组织起他们的支持。后一种意见
占了上风，1645 年8 月18 日，唐王在福州成了隆武皇帝。
同时，清先遣人员和新派的地方官员已经迅速进入通常称为浙东的富庶
地区。②人民对这种霸占权力和当地许多掌权者轻易屈服的反感，7 月31 日
在余姚爆发成为起义。在乡绅领袖的领导下，撤换了地方官吏，几天内，明
官军将领和邻近地区均起而响应。清的官员和与之勾结的人被处死或监禁；
建立起各种民军；清军被赶回钱塘江西岸。这些起义的领袖立即支持台州的
起义领袖们，他们正要求鲁王在浙东就监国位以鼓舞人民的抵抗。鲁王爽快
地接受这个要求，于8 月下旬在绍兴正式成为监国。③
虽然鲁王的支持者中有几个人当大臣颇有经验，但他的政权的主要人物
实际上全是浙东本地人。还有一些人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发起并领导地区
的志愿组织和民军，激发他们的是对乡土的骄傲与关心。这种乡土观念有很
大的作用。它说明这个地区人民对鲁王政权的支持为什么高于其他任何南明
政权所得到的支持。它还使他们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性的防御地
点；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因而占了上风。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敏捷，沿钱塘江
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他们还努力与浙江北部、西部和长
江三角洲河湖地区的抵抗活动取得联系。然而，他们很少考虑扩大朝廷的影
响，使其超出这个小小的地区。
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比鲁王政权大，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优势所在。朝
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学士黄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启和崇祯朝，他作为“正义”
事业直言不讳的辩护者远近闻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别注重从福建以外招徕
人才。他很有抱负，想同浙江、江西、湖广以及大别山区几百个据点的抗清
领袖取得联系并授与他们头衔。①他希望广东和广西的文武官员服从他，期待
① 吴伟业：《绥寇纪略》[598]（清初；台北，1968 年重印），补遗，下，第17—22 叶
。
① 刘宗周：《刘子全书》[353]（约1821—1850 年，台北重印，无日期），18，第3—5、
13—15 叶。
② 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127]，见《中国文化》，6，2（1965 年3 月），
第28—105 页。
③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 年），第209—210 页。
① 见本书第10 章，《魏忠贤掌权》、《魏忠贤的垮台》。
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报告。但是，福建在经济和地形上的限制，加上大
多数隆武朝的重要支持者只图自保，阻挠了对其他省份的实际控制；持自保
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鸿逵和郑芝龙兄弟，他们的利益仅限于福建省。
郑芝龙（当时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斯·伊昆）起初在中日海外贸易中充
当翻译和助手。尽管两国政府有种种限制，他仍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港口
和这一带水域的霸主。他最初以一个不寻常的强盗而著名，具有出色的组织
与训练才能，极欲充当社会领袖，愿意不时地与政府当局合作。1628 年，明
朝政府争取到他的投降。此后，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庇护下，他扩大了势力，
最后升到总兵的职位。①
弘光皇帝封郑芝龙为伯爵；隆武皇帝封郑鸿逵和郑芝龙为侯爵，以报答
他们帮助他建立朝廷。此外，鉴于郑芝龙实际上控制了福建的财政，皇帝授
予他广泛的权力，让他兼户、工、兵三部尚书。起初，隆武皇帝庆幸得到这
样一个人的支持，容许他把自己的许多亲戚朋友安插在重要部门。由于没有
孩子，皇帝甚至过继郑芝龙的长子郑森为己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
姓爷”，仪同驸马都尉。隆武皇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郑成功）的亲密关系，对南明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合作失败
直到1645 年10 月，隆武朝廷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朝廷。立即派
出一个使臣带着隆武皇帝的诏书去绍兴。他在10 月下旬到达，他的到来在鲁
王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起初，鲁王愿意退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
几个素有重望的人也力劝他以大局为重，受隆武皇帝节制。但大学士兼兵部
尚书张国维激烈反对，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
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
鲁王听信了这些话。其他的官员被迫对抵制隆武朝廷表示一致同意，于
是遣回使臣，并带去一封按照张国维的意见写的回书。结果，虽然鲁王的许
多文武官员秘密地请求或接受了隆武皇帝的任命和封号，但鲁王朝廷根本不
想与隆武朝廷合作，于是，两个朝廷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1646 年2 月，隆武皇帝曾给他的“皇侄”送去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恳求
他为了中兴事业进行合作，并发誓不同室操戈。他诚恳地说明他要求最高统
治权并非出于自私，说明由于战略上的原因，他不能避免在鲁王的地区计划
军事行动。②但不知这封信是否送到了绍兴的鲁王朝廷。那年春末，隆武皇帝
派一个御史带了许多银两去犒劳驻守在钱塘江的军队，但得不到鲁王当局的
保护，结果被不受约束的军队杀害。夏初，鲁王派一个使臣去福建，被隆武
皇帝监禁并处死，这也许是由于怀疑他与郑芝龙勾结。
要解释这一系列悲痛的事件，我们必须从地理、两位藩王的性格和当时
恐惧的心情来看。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
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① 安杰拉·席：《吴三桂在1644 年：重新评价》[209]，见《亚洲研究杂志》，34，2（
1975 年2 月），第
443—453 页。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55]，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论文集》（天津，
1982 年），特别是第723—735 页。
② 赵翼：《廿二史劄记》[46]（1795 年和1800 年序；上海，1937 年重印），35，第74
0 页。
第二，唐王和鲁王以相反的性格特点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鲁王监国仁
慈温厚，他只做礼仪上需要他做的事，而让文臣武将发挥主动精神。但他下
定决心并真心愿意充当那些想为明朝而战的人的傀儡领袖，也许他感到他不
能抛弃他的支持者。
唐王现在40 多岁，饱经忧患，在囚禁中度过半生。他在整个童年和部分
成年时期都与被他祖父不公正地囚禁的父亲作伴。1636 年当北京受到满族人
的威胁时，他带兵勤王，违犯了明朝律令，被废为庶人。在1644 年弘光帝登
极大赦，释放他并恢复他的王位之前，他不过是在明朝囚禁罪宗的凤阳高墙
内苟活而已。
现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他甚至表现出更大的决心与主动精神，这种
决心和主动精神曾招致崇祯皇帝对他的非难。他俭朴，勤勉，只有一个10
年来和他一起备尝辛苦的妻室曾氏，他不怕物质上的牺牲。他很有学问，特
别是在历史和明朝的制度方面，他以他的继承权而骄傲，这是他历尽苦难得
来的，他现在相信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是唯一能中兴明朝的藩王。虽然他
对待鲁王很审慎，但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1645 年秋在广西桂林称帝失败的
靖江王朱亨嘉。这个不走运的藩王被押送到福建，废为庶人，死于狱中，以
招示这个地区其他明宗室成员。很明显，隆武皇帝具有一种强烈的、出自内
心的使命感，不欲与别人分享领导权，即使是他自己的大臣们。
第三，对与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合作两个政权都不够放心。紧张、敌意和
党派偏见，使争取皇帝好感的对手均被指责为煽动叛乱。此外，许多得到鲁
王和隆武政权双重任命的人，这样做只是为图私利，玷污了这种本来是高贵
的行为。
内部问题和战略问题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起初都采取防御姿态。为什么它们都没有取得进攻
的优势，原因大同小异：缺乏供应基地；后勤上的困难加上文武官员之间的
敌视；依靠正义精神对待硬性的军事组织、纪律和训练问题；以及两位藩王
不同的统治方法。对这些我们还可以加上福建普遍发生的各种社会动乱。两
个政权都面对满族骑兵无可置疑的陆上优势。但这要到一年以后才成为现
实，而在此期间，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鲁王的兵力约20 万人，全靠钱塘江或杭州湾沿岸的浙东地区供应。由于
支撑政权的基层的性质、鲁监国消极的统治方式和在财政及军队供应上普遍
的分散倾向，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的税收部门。开始实行的是一个宽松的原
则，即明朝官军的军饷出自他们所在的州县的赋税收入，而民兵和志愿兵（由
各种“义士”领导的军队）则靠他们原来的地区自愿捐助。官军不满于这种
安排，要求将所有为进行战事而增加的钱物，交由他们控制，根据战略需要
进行分配。但是，“义军”领袖①不信任官军，不同意这个建议。折衷方案是，
① 赫尔穆特·威廉：《多尔衮与史可法之间的通信》，见《中国》，7，5—6（1933 年）
，第239—245 页。
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有不同的版本。见谈迁：《枣林杂俎》[499]（17 世纪中叶；重印，载
《笔记小说大观》）
（台北，1962 年重印），壬集，第18 叶；比较温睿临：《南疆逸史》[561]（1711 年；
上海，1960 年重印；
重印，《晚明史料丛书》，第1 卷，东京，1967 年），5，第38—39 页，与史可法：《史
忠正公集》[470]，
（1784 年；台北，1968 年重印），2，第23—25 页。
所有的军队，包括官军和义军，应从最近的地点得到支援，可以是赋税收入，
也可以是爱国捐献，这个方案主要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出于权宜之计。没有
一个后勤方案真正解决了在“分地和分饷”问题上的争吵。
1645 和1646 年之间的冬季，愈来愈严重的供应短缺，促使官军偷窃预
定给志愿军的给养，导致一片混乱。当饥饿在鲁王的军队中成为普遍现象后，
许多“义军”战士干脆拔腿回家，而官军则求助于抢劫和敲诈勒索。在没有
中央的后勤管理的情况下，任何中央的指挥机构都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
明水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被清军击败后转移到鲁王地区，陷于走投无路的瓦
解境地时，他们也不能做些什么。
战术问题上也同样存在分歧。在将领中，有的赞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
提出应首先加强绍兴的防御。几次成功的跨过钱塘江的进攻对杭州造成了威
胁；而且，明军队穿过浙江西部几乎到达太湖，暂时使这个地区的清军陷于
孤立。但这类进攻失败的时候居多，原因是鲁王军队之间、鲁王军队与他们
希望会合的清军后方的抵抗团体之间，配合与联络都很差。文人领导的“义
军”喜欢独立行动，不考虑别人的计划和所冒的危险。在1646 年2 月的另一
次进攻杭州失败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鲁王的将领不得不把钱塘江以西的
土地让给清军。寄希望于明军的水上优势以抵御清军水师的进攻，或横渡杭
州湾，从海宁西北进入敌后，鼓动人民起来反抗。
隆武政权的兵源、财源和给养主要来自福建，其次来自广东和广西；但
都不够充分。朝廷建立后不久，就认识到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军事开支，也远
远超过福建和两广目前赋税收入的总和。这个问题一方面试图以加紧搜刮来
解决。从桥梁和港口征收五花八门的通行税；经常向店家和食盐专卖行业摊
派各种费用；搜刮地方财政的盈余；卖官鬻爵；征收各种爱国捐助，如地主
按照土地面积的“大户助”，绅士按照功名的“绅助”，官吏按照品级的“官
助”。另一方面则希望逐渐缩小军队的部署。郑芝龙在1646 年5 月报告说，
供应和武装当时驻守福建的所有军队，需要156 万两白银——仍然远远超出
政权的支付能力。
于是，皇帝同意将福建的赋税收入只用于支援福建。这个乐观的计划要
招募3 万人把守各关口，1 万人维护州县的自安，每年花费86.2 万两。浙江
西南部、江西和湖广的军事行动，军费必须全部就地筹措。把守各关隘的军
队实际人数，从未达到计划的数字，而部署在那里的少数几千人得到的配给，
经常在标准以下。广东直接向江西南部和福建的隆武朝廷提供一些赋税收
入。但数目只相当于正常税收的一个零头，根本不能满足朝廷的迫切需要。
有几个因素合起来限制了税收进入隆武朝廷和给养到达前线。一个是地
理上的。福建主要河系的上游，地势崎岖，山关险要，这些地方的运输机构
根本担负不起一场较大的战争的紧急任务。其他因素不是与普遍的社会动乱
有关，就是与郑芝龙的人品和动机有关。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两个首都的相继陷落以及伴随而来的行省和地方政
府的惊惶失措，使非法活动和潜在的社会冲突迅速表面化。在福建、江西、
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麻烦有增无减。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匪很难控制，
长期以来在赣南（江西南部赣州周围地区）驻有专门镇压土匪的军队，这里
的居民也常在自卫中被杀害。现在，大批匪帮袭击广东东部和福建西南部的
地区，不仅需要转移人力物力来对付他们，而且危及陆上的交通运输路线。
邻近地点的佃农起来反对地主，因为他们在收租时“大斗进，小斗出”。①
随着日月推移，在福建全境都发生了“山贼”的袭击，拦路抢劫成为常事，
地方争斗不受约束，由于郑芝龙的注意力转向别处，甚至一些海盗也重操旧
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无法知道新派来的官吏和新增加的捐税是否合法，
自然把他们所有的一切藏起来，以保证他们自己生存的需要。
此外，在福建的许多文官和士绅看来，从前的海盗郑芝龙现在不过是一
个监守自盗者。他们怀疑他企图从他们的地区和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
许多人不但不响应爱国捐输的号召，甚至连正规的货物税也不交付。传统史
学对郑芝龙有很大偏见，难以客观地评价这个人。的确，他能干、狡猾、野
心勃勃，并在一定范围内很有权势。的确，他希望通过支持隆武皇帝扩大与
深化他在福建的势力。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不愿削弱或牺牲他辛苦得来的赚
钱的海事基地，去进行一场内陆战争，其结果可能是朝廷迁往别的省份。也
许他一再以给养和准备不足为由而反对皇帝所热衷的“亲征”，是根据对形
势的正确判断。但郑芝龙的拖延（它引起朝廷里著名文臣对他的嘲笑以及皇
帝不露声色的轻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长远打算与皇帝的长远
打算根本冲突。
文臣一派希望把皇帝从福建及其土皇帝的限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辩
论说，迅速的进攻将鼓舞浙江和江西人民的反抗精神，因为他们正受到征服
者的蹂躏。武将一派（特别是郑氏兄弟，他们希望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辩
论说，需要谨慎，要慢慢来；他们反对走出福建的主要山口，到外面去作战。
这个斗争集中表现在黄道周与郑芝龙的摩擦中。
为了反对郑芝龙的阻挠，黄道周在1645 年11 月自请督师北伐，去援助
最近在江西东北部遭到失败的明朝义军。他没有得到郑氏兄弟任何帮助，就
带着一小支全由热心的志愿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和一个月的口粮离开了福建。
他相信沿路上他能全凭“忠义”的号召，得到他所需要的人员和给养。黄道
周的出征在福建和江西得到热烈的响应，但他的军队太缺乏训练，与陈兵江
南南端的清军根本不能匹敌。1646 年2 月初，黄道周在那里很容易地被清军
击败了。两个月后，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在南京被杀。这对隆武皇帝是一个
可怕的打击，他一直依靠黄道周帮助他维持朝中文武官员的均势。
隆武皇帝坚强的性格表现出诸多矛盾的倾向，在平时，这些倾向可能得
到调和，但在受到挫折时，就更加显露出来了。他希望以东汉的光武帝（统
治时期为公元25—57 年）为榜样，后者以杰出的将才使汉朝得到中兴，他喜
欢大臣们鼓励他这样做。他在即皇帝位七天后，就宣布了他的亲征计划，指
定他的弟弟新唐王朱聿■在他不在时处理福州的事务。由于上面谈到的各种
原因，他一直不能离开福州，直到1646 年1 月，他进驻建宁，宣布他想直接
从那里出发，前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广大战场。
同时，他十分看重皇帝作为文学艺术的榜样和保护人所起的作用，经常
亲自起草他的公告，写得又快又好，热情地接受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成百卷书
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固执地坚持科举制度。他反复告诫军队不要扰民；
但他无可奈何地看到社会上充满武装冲突，慨叹政权不再能控制黩武主义和
好斗精神了。
① 钱■：《甲申传信录》[81]（清初；重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8，上海，19
47 年；台北，1964
年重印），第149—153 页。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第29—43 页。
在用人上，隆武皇帝的态度也自相矛盾。他的热情使他欢迎任何看起来
同他有共同目的的人。结果，许多只会吹牛的无能之辈被派出去担任重要职
务，而在朝廷里，皇帝又想亲自做太多的事，而没有利用他清闲、臃肿的内
阁中几个有真才的人。
隆武皇帝在战略问题上反复无常。部分原因是他急于对来自前沿省份（浙
江、江西和湖广）的任何消息，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积极作出回答，于是
就先下命令，然后才考虑命令的可行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坚定的
舵手也要和犹豫不决进行斗争。首先，是郑氏兄弟的态度，他们公开支持，
暗中拖延。似乎他们的准备工作永远做不完，他们的给养永远不够充分，他
们永远不会执行从杉关和分水关向西向北出击的任务。这样，皇帝只能走到
建宁为止。其次，很难得到准确的情报：关于清军在钱塘江上游的实力，关
于用水师成功地进攻杭州和苏州地区的可能性，关于江西千变万化的局势，
关于遥远的湖广的复杂事态，等等。
这种情况打乱了皇帝的战略。起初，他计划沿钱塘江而下，在去南京的
路上收复杭州。然后，他希望把福建、江西北部和湖广中部的明朝军队集合
在他的领导下，从鄱阳湖以东的某处顺流而下直捣南京。最后，当清军对福
建西北各关口的压力增加时，他考虑移跸赣州，从那里他可以收复江西北部，
或把他的朝廷迁到相对说来防御较强的湖广南部。结果，他看来更可能前往
江西或穿过江西，而不是进入浙江或江南，1646 年3 月，他回驻延平，在这
里他再次宣誓出关，决不回福州。
两个政权相继灭亡
隆武皇帝一直特别关心守住江西南部，因为如果清军完全占领该省，就
会堵塞所有出入福建的主要陆上通道，并使广东易于受到进攻。他授与在那
里积极进行抵抗的明朝官员以很高的官职，并派他的一些最得力的大臣，包
括大学士苏观生和郭维经，去帮助保卫那个地区。1646 年5 月下旬，传来赣
州被围的消息，隆武朝廷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尽一切努力挽救局势。
赣州的明军总数在4 万人以上，但他们是一锅大杂烩：来自福建、江西、
广东和湖广的明官军（许多是新近才招募的）、来自江西和贵州的土著、出
于利害关系而与明朝的事业相结合的山贼。尽管这时清军在江西的指挥混
乱，而且士气低落，但明军的统帅都不能集中力量把清军从赣州赶走，使这
座城市愈来愈孤立。
同时，浙江的清军逐渐巩固了他们在钱塘江以西的地位，尽管南京与杭
州之间的地区并不完全安定。1646 年4 月，清廷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
6 月14 日，他率师进驻杭州，准备从杭州南面的大堤渡过钱塘江。但东南持
续的干旱使江水暴落，水流缓慢，泥沙淤积。从上游一些距离绍兴不太远的
地方骑马渡江成为可能。7 月10 日，当清军骑兵在桐庐渡过钱塘江时，防守
军队立即向绍兴溃逃。清骑兵在后面追赶，并与另一支从杭州用船渡过钱塘
江口的清军在绍兴地区会合。
鲁监国听说方国安和他的军队向绍兴撤退时，就逃出了绍兴。他显然害
怕这支军队会洗劫这座城市，而他自己将被方国安劫留，作为投降的礼物。
他很快从陆路逃往台州，但在那里他险些被方国安的一个朝同一方向撤退的
部下所劫持。因此他从海门出海，得到水师提督张名振的保护，后者随即将
他转移至舟山。
7 月末，在延平的隆武朝廷听到清军渡过钱塘江的消息。此后不久，郑
芝龙借口对付海盗袭击，离开了延平。他手下驻守在西北各关口的少数军队，
不久也随他而去。虽然隆武皇帝试图支援浙江东南并加强福建北部边界，但
失败主义的看法充斥他的朝廷。重新激发他的支持者的效忠精神的努力，未
能防止他的政府的解体。
仙霞关告急才终于促使皇帝踏上去赣州的道路，他的随行人员在1646
年9 月29 和30 日依次离开延平。但两天后，清军占领延平的消息使他们感
到惊慌。许多人星散，一些人试图追随皇帝，皇帝则带着少数侍卫向汀州急
行。他在汀州被一小队清军赶上，随即于10 月6 日同皇后一起被杀。②
1646 年10 月17 日，当满族贵族不战而进入福州时，这座城市几乎空了。
郑芝龙可能已同清方谈判了一些时候。投降条件仍未确定，他摧毁了他在福
州的火药库，退到更南一些的主要基地。但一个月后，郑芝龙不顾他的儿子
和部下许多将领的反对，在福州正式向清投降，对方答应他任福建和广东总
督。但不久他就在去“朝见[新]皇帝”的借口下被带到北方，随即在北京被
严密地监视起来。其他隆武朝廷投降清廷的文官武将，被允许帮助清军征服
广东，以观后效。
② 钱秉镫：《南渡三疑案》，载《所知录》[82]（1651 年；台北，1970 年摹印本），3
；林时对：《荷牐丛
谈》[344]（17 世纪中叶；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53，台北，1962 年），第126—2
9 页。
两广和湖广南部的永历政权，1646—1652 年
永历与绍武的对立
1645 年，当弘光皇帝的死讯传到边远的南方时，那里的许多官员，包括
广西巡抚瞿式耜和两广总督丁魁楚在内，都赞成拥立朱由■，他是新近去世
的桂王的儿子，按世系应继承福王。1643 年，当张献忠的队伍侵犯湖广南部
时，朱由■和他的父亲从他们的封地逃到广西梧州避难，1644 年，他父亲在
那里死去。朱由■和其他一些人把唐王看成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发户，认为他
的称帝破坏了按次序继承的原则。但他们把他的登基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
来，并作为隆武的臣属履行职责。但朱由■在袭桂王王位之后不久突然死去。
这样就剩下他父亲最小的儿子永明王朱由榔。①他22 岁，生命的大部分
在舒适的闲散中度过，直到张献忠的人马使他备受逃亡、被俘和差点被处死
的惊吓。他好歹从湖广西南部逃到江西；后来被丁魁楚安置在肇庆。现在，
由于他的兄长们一个接一个死去，他突然成了万历皇帝唯一活着的亲孙，明
朝皇位的合法继承者。
当福建传来不祥的消息时，瞿式耜和其他官员试探出永明王愿意登基当
皇帝。唯一表示坚决反对的，是永明王名义上的母亲王氏，她现在操纵她丈
夫身后唯一继承人的全部事务。她认为永明王太年轻，没有经验，软弱，担
负不起这乱世的重任，而广东现时又没有很多大臣，甚至连一支像样的军队
也没有，无法组成一个政府并保卫它。
1646 年11 月初，丁魁楚接到隆武皇帝殉国的确实消息，问题就变得紧
迫了。瞿式耜和丁魁楚强调国不可以一日无君，说服永明王于11 月中旬在肇
庆即监国位，肇庆曾是明朝一处封地的所在地，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的行辕
也设在这里。②瞿式耜和丁魁楚成为新朝廷的大学士，湖广的主要官员被授以
其他重要职位，各级武职则授与湖广、广西、四川和贵州的几十个将领。
先前，广东派出大部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去支援江西南部的防御。只留
下少数难以控制的地方武装去对付（或参加）成群结队的土匪和海盗，自从
1644 年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广东后，他们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接着在
11 月下旬，新监国得知赣州的义军已于12 天前被清军击破，感到他和他的
家室很不安全，就西去梧州。那里离清军的威胁较远而离广西忠于明室的军
队较近。他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
这个时候，一批隆武朝廷的官员陆续到达广州近郊。这些人中有几个曾
与永明王的支持者有联系；但都感到他们不能全心全意参加那个政权，原因
是个人的失意，他们做惯了大官，不屑做小官，或因肇庆集团对他们感恩戴
德的隆武皇帝抱有成见。有的人还对这个新监国缺乏信心，特别是当他一看
到危险，就那么轻易地离开广东之后。总之，当隆武皇帝的弟弟朱聿■于12
月5 日从海路到达广州后，人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迎接他。几天以后，根据弟
弟可以继承哥哥的原则，他在广州称帝，即绍武皇帝。这个政权最重要的一
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梧州的永明朝廷得知朱聿■称帝的消息时，立即决定永明王应回肇庆即
① 写史可法的书和文章很多。最新的是史元庆的《史可法先生年谱》[472]（台北，1979
 年）。
② 彭普生：《李自成被害日期探考》[422]，《故宫博物院院刊》，3（1980 年8 月），
第35—9 页。
皇帝位，认为他的大臣们的较高的威望和较广泛的权力最终能使他的朝廷得
到普遍的支持。于是，1646 年12 月24 日，监国永明王在肇庆成了永历皇帝，
并匆忙在肇庆与广州之间的西江各战略地点设防。
武力较弱的永历朝廷企图进行谈判，结果他们的使者在绍武朝廷被杀。
到目前为止，广州一直有广东土司的军队驻守，①是一个易于防守的地区，这
个情况增加了绍武集团的信心，尽管他们自己的军队主要由不可靠的山贼和
海盗组成，是被说服在官方的旗号下作战的。永历和绍武两军之间接连发生
两次战斗：第一次，在1647 年1 月4 日，被永历的兵部侍郎轻易赢了；但三
天后的第二次，永历军队几乎全被歼灭。
两个朝廷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
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正当绍武朝廷为庆祝他们对永历军队的胜
利，在1647 年1 月20 日举行正式的军事检阅时，广州却遭了浩劫：清军骑
兵只遇到惊惶而无组织的抵抗。他们从福建的漳州一路赶来，没有被全神贯
注于别的事情上的绍武朝廷所发觉。由于现在已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首辅
遂自杀；他的大多数同僚投降。绍武皇帝企图逃走但被抓住，跟当时聚集在
广州的其他许多明藩王一样，后来被杀。①
当关于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肇庆的永历朝廷时，最初的反应是怀疑；但
接着而来的报告驱散了一切幻想。1 月下旬，永历皇帝匆忙离开肇庆去梧州。
从那里，他继续前往桂林，形成了一种望风而逃的格局。这个格局有效地排
除了西南各地真正的地区支持的发展，特别是使广东的人民永远地疏远了。
清军初次突破两广
如此神速地侵入广州的清军，是两支军队的典型结合：可靠、有纪律的
八旗兵小部队和不太可靠、纪律较差的前明军的大部队——他们在清军进入
北直隶后就投降了。这一次率领清军的是佟养甲，他原是辽东的汉人，出生
于镶蓝旗，最近跟随博洛出征浙江和福建。率领前明军的是李成栋，他自从
1645 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
福建。
广州平定后，佟养甲和几百人留下，李成栋继续取肇庆，他从那里派出
两支小分队，一支沿北江而上，一支南下雷州半岛，后者后来渡过海峡到海
南岛。同时，李成栋领着他的主力沿西江去梧州，于3 月5 日到达。他从这
里派出侦察队到广西中部和西北方向的桂林，1647 年4 月15 日，清军小部
① 几种权威资料说潞王没有正式就监国位。关于他7 月1 日就监国位的确实证据，见黄道
周：《黄漳浦文
选》[256]，陈寿祺编（1830 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37，台北，1962 年），第
2 卷，第161—63、
282—83 页，和祁彪佳（1602—645 年）：《甲乙日历》[69]（第1 版，绍兴，1937 年；
重印，《台湾文
献丛刊》，279，台北，1969 年），第113 页。又见张道：《临安旬制记》[40]（1885 年
序；台北，1967
年重印），2。
① 福王、潞王和“太子”于1645 年10 月被多铎带到北京。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
诸王与外地明大
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他们一概处死，其中好像有潞王，这事发生在1646 年6 月和7
 月；《大清世祖
章皇帝实录》[494]（1672 年；1739 年修订；重印，台北，1964 年，载《大清历朝实录
》）26，第10—1
叶，一个典型的错误，是将潞王的潞字写错。福王据说死于1648 年春。谈迁：《国榷》[
498]（约1653 年；
北京，1958 年重印），6，第6217 页。
队的一次突然袭击差点占领了桂林。
整个广东和半个广西在清军面前以惊人的速度沦陷。清军再次扩张得太
快，这种局面在清征服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发生。明朝政府的外部标志
——官印、衙门、城墙、岗哨——是容易接管的，只要这些地区的明朝政府
已经失去威信。清当局常常发现比这困难得多的事是恢复社会秩序，特别是
因为各种破坏分子都与抗清复明的忠臣义士结盟，开始打出正统的旗号。
许多地方只是为了保存自己，自动武装和组织起来杀一切入侵者——满
族人、北兵、义军、明官军、土匪或海盗。佟养甲知道，广东的平定有赖于
恢复从广州经湖广至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经江西至江南地区的贸易路线的
畅通。那些现在在广东除了打斗和偷窃就无以为生的人，那时就可以找到建
设性的工作。但这时佟养甲没有足够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
由于李成栋驻在西边，三角洲地区的土匪和义军不久就看出广州的清军
只能勉强守住城市，无法应付这个府其他部分的武装起义。于是，从1647
年3 月中旬直到11 月底，著名的“广东三忠”（东莞的张家玉、顺德的陈邦
彦、南海的陈子壮）领导了一系列短期的抗战。②他们无论与永历或绍武政权
都没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在这个期间的所作所为应看成是一般地为了恢复
明朝，而不是特别为了永历王朝，尽管这对后者有利。
当这些抗战活动一开始，佟养甲就命李成栋立即回到广州地区，他于4
月初到达那里。从那时起直到秋天，他被迫疯狂地从一个地区赶到另一个地
区，镇压一次又一次起义。最后，他的军队优越的实力和组织占了上风。10
月中旬，陈邦彦在清军围攻清远时被俘；11 月初，张家玉在增城与李成栋军
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被杀；11 月下旬，陈子壮在李成栋军占领高明时被俘。陈
邦彦和陈子壮都在广州被公开地残酷处死。
这些爱国志士所以未能恢复明朝对广东中部的控制，是因为他们招募了
许多土匪和海盗参加他们的战斗队伍；结果，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不能得到其
他社会贤达的广泛支持。但是，通过迫使李成栋从梧州回救广州，并留在广
东中部，他们成功地解除了永历朝廷受到的直接压力，从而帮助这个朝廷度
过1647 年的许多磨难，并生存下来。
流亡朝廷在广西和湖广东南
3 月中旬，永历皇帝一行曾在桂林作短暂停留，广西巡抚瞿式耜的衙门
即设在这里。鉴于离清军很近，朝廷继续往更远的地方迁移，于3 月20 日溯
桂江至全州，这里是广西和湖广之间的门户。这次迁移也有正当理由。现在
明朝人数最多的军队是在湖广南部和西部；如果能把长江中游地区（现今的
湖北和湖南）从清廷手中夺回来，那么，这里比更南的任何位置更有利于进
攻。
但是，湖广各部队的供应基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总督何腾蛟
在逃出左良玉叛变引起的灾难后，面临一个压倒一切的任务，即把被搞乱了
的湖广各部队组成一支军队：第一，张献忠进犯时，有五支明官军隐藏在偏
僻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脱离了中央的指挥和供应；第二，有三支原左良
② 江南从前是，现在仍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统称。从这个时候起到康熙朝初年，它也是省
的名称，该省后
来分为今天的江苏和安徽。
玉的军队在江西向清军假投降后，反正回到湖广；第三，有一支从云南去支
援南京的军队，但在途中弘光政权就垮台了；第四，李自成的残部，他们分
裂成四支，每支都曾模棱两可地与清军进行谈判，后来接受了明朝方面的官
职和头衔，先是从隆武朝廷，随后从永历朝廷。
湖广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曾先后遭受张献忠和左良玉部队的破坏，不能承
受这样大规模集中的军队，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现在，这些军队
大多靠抢劫为生，甚至总督直接指挥下的军队也惯于用敲诈勒索的方式从已
经一无所有的居民中榨取一点可怜的给养。各方面的镇将所关心的，主要是
他们的指挥权不受侵犯，他们互相提防，只有在牺牲别人以加强自己的供应
和防御的前提下，他们才听从何腾蛟的命令。
在朝廷，瞿式耜规劝说，皇帝一听到风声紧急就仓卒走避，有失去民心
的危险。但因为皇帝已经去了全州，瞿式耜就劝告他安心留在那儿，准备一
次“亲征”，经过湖广南部到武汉，他的莅临，会使湖广的军队团结起来，
一致对敌。
但是，永历皇帝即将表现出他的两面性，这是他整个在位时期的特点。
一方面，他不喜欢他的心胸高贵的大臣们要他勇敢、坚毅、有远见的劝谏。
他怀疑他们的大言壮语，感到他们十分乐意让他置身于危险之中。另一方面，
他心怀感激地投向任何一个军阀的怀抱，只要他看起来能保他和皇室的平
安，唯一使他恼怒的，是这种保护常常强加给他种种限制。
这时，湖广最跋扈的镇将刘承胤说服皇帝于5 月19 日把朝廷从全州迁到
湖广西南部他的驻地武冈。这样一来，皇帝不是去监督湖广的各镇将，而成
了他们之中最受人憎恨的一个镇将的人质。在武冈，刘承胤和他的亲信大权
在握，不可一世，用强硬手段把皇帝和他们所反对的大臣隔开。
整个1647 年，清军在湖广的进展慢于广东。首先，为了与他们自己的宣
传相一致，他们把进攻李自成残部列为首要任务，而李自成残部在何腾蛟的
同意下，已经从洞庭湖向西和西北方向转移。其次，为了稳固武昌的后方，
他们费了很大的气力平定义军和其他不顺从分子，这些人控制了湖广东北部
的许多堡砦。因此，尽管北京在1646 年9 月就已宣布出征湖广南部，但孔有
德直到1647 年3 月才占领长沙。尽管何腾蛟对清军这次进攻组织的抵抗十分
无力，孔有德仍然感到情况令人沮丧。他没有立即打听出永历皇帝的下落，
他的军队直到9 月中旬才向武冈进发。
在武冈外围进行了几天保卫战后，刘承胤在9 月23 日准备投降，允许永
历皇帝及皇室逃跑。带着少数互不团结的随行人员，主要在锦衣卫指挥使马
吉翔的帮助下，永历皇帝一路历尽艰险，绕道逃回广西。1647 年，许多留在
广西的大臣加入暂时留在象州的皇帝一行。
由于广东中部的抵抗增强，所有的清军均已撤出广西。但到秋末，李成
栋镇压了“三忠”，并于12 月再次占领梧州，从而使肇庆的朝廷可能受到攻
击。于是决定，皇室中的妇女应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南宁，而皇帝则听从瞿式
耜和其他人的劝谏返回桂林，他于12 月30 日到达那儿。
本来希望皇帝莅临桂林能促进几支湖广军队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孔有
德的推进面前退下来的，现在正忧心忡忡地挤在广西东北一隅。不幸的是，
皇帝的到来只引来郝永忠的特殊请求，①他对其他将领的战斗能力没有信心。
① 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325]，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
48 年4 月），第277—01
为了给继续撤退找一个合法的借口，他企图说服皇帝在他的护送下深入广西
内地。在瞿式耜的坚持下，皇帝留了下来。但在1648 年3 月14 日，郝永忠
带着他的军队退到桂林，引起极大的混乱，并扬言清军骑兵已在附近。结果，
瞿式耜被不守纪律的军队劫持，皇帝则在混乱中与郝永忠失散。后来，他向
西南去南宁和他的家室团聚，瞿式耜设法回到桂林。尽管那座城市已被军队
掠夺一空，但瞿式耜与何腾蛟仍能集合足够的军队打退清军在1648 年4 月
14 日对桂林的第三次进攻。
这时，发生了完全出乎永历政权预料的事，解救了这个危局。
金声桓和李成栋反正
金声桓自从1645 年夏随左良玉军在九江投降阿济格，到1646 年秋攻克
赣州，他在清军平定江西的战事中是一个关键人物。金声桓在这个时期的副
手和亲密同事是副总兵王得仁，原李自成部下一个将领。金声桓、王得仁与
清当局的关系，表面看来不错，其实是互相猜疑的。
清廷不久就知道金声桓喜欢夸大他的功劳，而且只报喜不报忧；王得仁
由于以屠杀和抢劫著名，也在及早清除之列。因此，清廷觉得金声桓不加掩
饰的非分要求是难以容忍的放肆。金声桓作为一个“发号司令”的将领，从
暂时掌管文武大权中尝到了甜头。但是，清廷没有正式任命他担当这样的职
务，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他发现他们不仅不想让他插手民政，而且还降低他
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同这个省的其他投降将领没有区别。作为对他的让步，
他最后被授予总兵，提督江西军务事，但是清廷派到江西来的两个上司——
傲慢的巡抚和巡按使他恼怒。
因此，金声桓决定归顺明朝。但他迟迟不行动，要等到同江西的义军和
湖广的永历朝廷作好秘密安排。但王得仁得知一个清廷官员已经控告他在平
定江西时的恶劣行为。于是，在他自己队伍中的义军分子的怂恿下，他逼使
金声桓摊牌。1648 年2 月20—21 日，清廷的江西巡抚在南昌被执，巡按被
杀。金声桓和王得仁打起明朝的旗号，派使者去找永历朝廷，报告他们反正
的消息。
尽管金声桓的行动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这个人也缺乏领袖的远见或才
具，但他的反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江西义军纷起，而且远在湖广西部
和福建沿海的官员也重新归顺明朝。湖广北部结寨固守的抵抗者再度活跃起
来，沿长江而下直到南京都有同情者攻击清军阵地。但在赣州这个要害地方，
官员仍然忠于清廷。在讨论战略上的选择时，有人劝说金声桓趁清军不备，
进攻南京。但在赣州和通往广东的关口仍受清军控制的情况下，金声桓担心
他的后方不安全。他决定在进攻江南之前先攻下赣州。
但是，最重要的反应来自李成栋。他也是很久以来就对清廷没有慷慨报
答他和他的部下而感到失望。（1648 年6 月，佟养甲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而
李成栋只得到广东的一个较低的官职。）传说李成栋的反正不仅由于受了许
多被他屠杀的义军的赤诚的感化，而且他最后决定归顺明朝是受了他的爱妾
自刎的激发。②也许李成栋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我们只能猜测他心中想的是
页。
② 中山八郎：《中国的发辫问题——清初薙发令的施行》[406]，见《中国史研究》，5（
1968 年），第1—4
什么。最可靠的证据说明他的基本动机是，害怕金声桓和永历朝的将领在江
西和湖广联合起来以后，他就陷于孤立，容易受到攻击。
总之，李成栋在1648 年5 月初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商量好之后，胁迫佟
养甲一起宣布归顺永历朝廷，也许曾威胁要杀掉佟养甲的八旗兵和所有采取
满族生活方式的人。李成栋开始使用明两广总督的印信，又派人从梧州去南
宁迎接永历皇帝还都肇庆。随后又送去一封书信，请求不要怀疑他是故设圈
套。
但永历皇帝仍然没有赶紧返回广东。朝廷起初曾考虑瞿式耜所坚持的回
桂林的意见，但后来又同意了李成栋的理由，即皇帝若不莅临，他既不能安
定广东的民心，又不能保证该省的安全。由于金声桓和李成栋如此明显地扭
转了朝廷的命运，人们感到皇帝应回到肇庆以表示鼓励。这样，皇帝一行终
于在1648 年9 月下旬到达肇庆；他们在经历了一年的艰苦与屈辱之后，高兴
地看到李成栋待他们十分丰厚。
在北方，这些事态发展震动了清廷。一支完全由旗兵组成的军队，在满
族和蒙古将领的带领下，从北京直奔金声桓而来。此时金声桓和王得仁尚未
攻下赣州，不得不匆忙撤退，回救南昌。他们刚来得及在清军于7 月9 日对
南昌发动第一次预定的进攻之前重新进入该城。但到8 月下旬，清军的这种
进攻并不成功，于是准备围困这座城市，用饥饿迫使它屈服。
与此同时，清军从湖广南部的前沿阵地往后撤；在1648 年一年中，何腾
蛟和几个原来被困在广西东北部的将领，因此得以收复湖广南部许多地方。
金声桓和王得仁曾向何腾蛟求救。但由于何腾蛟对所部将领并无多大实际控
制权，不能从湖广东南部发动一次有效的陆地攻势进入江西西北部，因此援
军一直没有到达南昌。南昌被围八个月之后，久已人相食，这时一些士兵秘
密同意投降，清军得以在1649 年3 月1 日攀登城墙入城。金声桓自尽，王得
仁在战斗中被俘，并被处死。
同一天，在湖广中部，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后他在长沙被杀。接着
在4 月中旬，李成栋在江西南部涉水渡河时淹死。这是在一次收复赣州的艰
苦战斗中被清军击败以后。何腾蛟的失败，是原左良玉部将领、李自成残部
首领和他们名义上的上级湖广南部巡抚堵胤锡之间的一次争吵造成的。李成
栋的失败，是因为清廷能接济与增援赣州，而李成栋一过梅关往北出了广东
地界，永历朝廷就不能接济他。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
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1649 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从
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回到广东后，朝廷的头一件事是封官进爵。这事的主要困难，是在分配
官职和权力上要在两派人之间保持平衡，一派是在皇帝颠沛流离中的“扈驾
元勋”，一派是跟随李成栋从广州来的“反正功臣”。但是不久，旧臣与新
贵之间的矛盾就被更加典型的由同乡、师生和同寅关系形成的党派之间的矛
盾所代替。为了生存和取得支配地位，一个党派必须在内廷、外廷和地方政
府（这在永历时期就是各地将领控制下的机构）都有得力的成员。党派竞争
页。
的目标是获取官职，特别是内阁中的高级官职，从而影响甚至控制皇帝的行
动。
形成了两个大党。占优势的楚党的核心成员在都察院（外廷）。它在太
监和锦衣卫（内廷）中也有拥护者和同情者。此外，它还得到了地方的军事
领袖（主要是李成栋，他现在是整个东南的总督，和瞿式耜，他任兵部尚书，
负责保卫桂林）以及宰辅的支持。这一党的领袖，左都御史袁彭年、吏科给
事中丁时魁，加上御史刘湘客、蒙正发和金堡，以他们在政治上的跋扈，被
称为“五虎”。①
较弱的吴党从内廷获取支持：太监、外戚，特别是马吉翔，他作为锦衣
卫指挥使，成了皇帝身边有影响的随从和大臣。这一党在地方上的主要支持
者是庆国公陈邦傅，他不断地并经常非法地扩张他在广西的势力。外廷的拥
护者大多是各部的低级官员，在大学士中有两人被认为是吴党。
各党的名称，来自各党领袖的原籍，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为什么在一
个岌岌可危的政权里，有那么多人得到了官职。他们远离沦陷的家乡，除去
俸禄、当官的特权和政府官职提供的贪污受贿的机会之外，没有别的收入。
这一点对爱国义士和投机者都一样。前者可能很少想到个人利益；他们追求
高官是为了对抵抗运动进行领导。后者追求高官是为了俸禄和可能收到的“遗
赠”。他们还希望，当他们将来有一天向清廷投降时，清廷能承认他们从前
的官品。但楚党决非个个都是爱国义士，吴党也不都是投机者。
在朝廷留在肇庆的一年另四个月中，楚党始终保持优势。一部分原因是
朝廷依赖李成栋，他手下的将领控制着广东，他的儿子控制着锦衣卫，他死
后也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楚党置根于外廷的官僚机构，他们竭力评弹时政，
参劾官吏。这种直言敢谏，特别是金堡严厉尖刻的言词，可能使皇帝和那些
（特别是吴党中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的人感到烦恼。但朝廷又需
要以此来吸引大批真心实意的文官，因为可以通过他们在它名义上控制下的
各省面前树立一个真诚政府的形象。换句话说，楚党代表了明朝的正统，而
这是永历朝廷这时所最需要的。不幸的是，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和高
官身上，而对省的管理注意得不够。
在早年的颠沛流离中，锦衣卫马吉翔和其他与内廷有关系的人，亲自负
责皇帝的安全，从而权势日增。他们在肇庆时也是这样。这种情况是永历皇
帝胆怯的性格造成的。他对明朝统治结构的无知，使他把太监和马吉翔当作
挡箭牌。他在耿直的朝臣向他提出的要求面前退缩。此外，某些楚党的批评
是虚伪的或空洞的，因为由于与军阀勾结以施加压力，由于提拔私人和收受
贿赂，他们也变成了他们所悲叹的贪污腐化的一部分。
有一个问题特别说明这个时期统治与政策讨论的情形：张献忠义子孙可
望由于宣布拥戴明朝，并听从朝廷要他把大军部署在云南的安排，要求封他
为秦王。“现实主义者”主张迎合军阀的虚荣心甚至他们的领土野心，只要
这些能增强朝廷的防卫；认为皇帝的封赐可以把潜在敌人化为有价值的盟
① 根据现存的世系档案推算，这两个藩王的祖先分别是太祖第9 子和第22 子。见理查德
·C.鲁道夫：《明
监国鲁王之真墓》[441]，《华裔学志》，29（1970—971 年），第487—89 页；陈燕翼（
1634 年进士）：
《思文大纪》[60]（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11，台北，1967 年），2，第2—叶。这
与《诸王世表》
二、三中所记不同，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 年；北京，1974 年重印）。无
论如何，朱聿键作
为太祖的9 世孙，被公认是太祖10 世孙朱以海的长辈。
友。
但是，以给事中金堡为首的明制度的限制原则和朝廷尊严的捍卫者，激
烈反对这种做法。首先，正如金堡指出的，明朝“祖训”不允许对异姓封王。
其次，朝廷因这件尴尬事情在百官心目中受到的威望上的损失，肯定超过从
一个臭名昭彰的土匪头子的军事支持中可能得到的补偿。不论封王与否，朝
廷都不可能实际控制孙可望；但如果朝廷的态度坚决，孙可望也许知难而止，
会自愿效忠并且服从。②金堡的奏疏博学雄辩，但也迂腐之极；它中止了对这
个问题的公开辩论达一年之久，直到楚党失势。朝廷决定改封孙可望为景国
公。
但有人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越权行动。堵胤锡和陈邦傅出于不同的理由，
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各自伪造敕书，封孙可望为王。陈邦傅授他以
他所贪图的秦王，堵胤锡授他以郡王的爵位。①当孙可望接到这些互相矛盾的
封号时，大为忿恨，派人去朝廷要求说明。于是舆论哗然，交章参劾，过了
几个月，朝廷才决定批准堵胤锡的说法，但对这件事的处置失当，已经把与
孙可望的关系引向灾难性的后果。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件事上，对两种做法没有任何认真的批评，而这在
四年前的弘光朝是会受到严厉谴责的。这就是广泛授予文武官员以便宜行事
的权力，使一些人可以像土皇帝一样行事，对武将封官进爵不是出于奖励他
的突出功劳，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只有像陈邦傅那样明目张胆的要求（赐
封浔梧等地给他世守）才受到强烈反对。
在这里指出其他一些对官僚权力的侵占，也许是有用的。武将现在对各
种政治问题向朝廷上疏或直接对话，几乎跟文官一样自由，而没有引起异议。
皇室成员充任各种次要职务；有些被正式批准为军队领导，也许因为现在正
规的官僚不再视他们为无能的闯入者而瞧不起，反之，他们相应的能力和忠
诚与其他人相比，现在特别有价值。
我们还发现没有关于财政的讨论，偶尔的披露也限于州以下的。户部尚
书的任命是走形式，他们极少行使职责。在永历朝廷和它下面的任何省份之
间，没有正规的财政联系，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立这种联系。没有集中的
后勤管理，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有的尚诚实守法，但大多数横征暴敛。临时
国都设在哪里，朝廷的物质生活就仰给于控制该地的军阀，没有一个朝臣把
这当作问题。
1650 年2 月6 日，肇庆得知明守军在听到清军靠近时，放弃了广东北方
的屏障韶州。两天后，皇帝离开了肇庆，去广西东部的梧州。
朝廷的西逃
1649 年，永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湖广和江西的控制。更早一些，在1648
年10 月，满族郑亲王济尔哈郎奉命消灭李自成残部中最大的一股李赤心部。
②但当他在1649 年春在湖广南部开始进军时，发现推进他的军队并不难，难
② 严格地说，这条江仅在流入杭州湾的尽头一段称为钱塘江，但为方便起见，在这里将直
到江西东北部的
整条江均称作钱塘江。
① 即浙江钱塘江以东和杭州湾以南地区。
② 关于在绍兴即监国位的日期，原始资料的说法很不一致。见杨云萍：《南明鲁监国事迹
的研究》[613]，
的是控制他已经通过的地方。而且，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李赤心，他已经离开
湖广，去了广西。经过1649 年夏季，济尔哈郎的军队控制了湖广最南部的所
有主要城市，但他们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很不牢靠。
不过，济尔哈郎实际上并未被授权入侵广东或广西，他也没准备这样做。
江西清军也仅限于占领南昌，解救赣州和消灭该省义军的活动。李成栋的军
队在赣州附近崩溃后，清军只是守住梅关，没有进入广东。此外，在北方，
清廷正在镇压另一起反叛。1649 年1 月15 日，清军镇守山西大同的总兵姜
瓖起兵反正，波及全省，包括靠近北京的一些地方。他最后被出卖，于10
月4 日被杀。
尽管如此，1649 年6 月28 日，北京的朝廷以隆重的形式命令三个藩王
——都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出师征服两广。中间
发生了一些耽搁，原因是耿仲明受到揭发，他的部下在军中藏匿逃人，罪当
死，他在江西自尽。他的儿子耿继茂代领其众，出征才按原定计划进行。1650
年11 月，孔有德从长沙向南，致力于重新占领广西东北部，与此同时，耿继
茂和尚可喜通过梅关进入广东北部。
这次进军，清军比以前审慎，集中在少数目标上。全州至桂林的通路仍
有危险，在广东中西部，关键要地仍在永历军手中。1650 年4 月间，孔有德
在去全州的通路上巩固了自己的据点，但他直到秋天才向前推进。耿继茂和
尚可喜则迅速前进。在3 月向广州进攻。进攻失败后，他们在疟疾流行的夏
天准备好进行一次艰难的围攻。
永历朝廷一到梧州，党争重新开始。皇帝以严厉惩治“五虎”中的四虎
来发泄他的怒气和怨恨。（袁彭年以策动李成栋反正有功得到赦免。）他们
被锦衣卫逮捕并非刑拷打，金堡受刑尤酷，大腿折断。罪名是图谋不轨，其
实都是捏造的。抗议的奏疏雪片般飞向朝廷，指出这不是惩治言官的时候，
一些朝廷所依靠的重臣向皇帝挑战，要求也惩治他们，因为他们与被关押的
四人有联系。到仲夏，陈邦傅的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把他的一部分军队开向梧
州，支持那些想释放关在笼子里的“老虎”的人，迫害才告结束。金堡和丁
时魁被谪戍贵州，刘湘客和蒙正发用钱赎罪，削籍为民。
同时，吴党有了取代楚党的机会，但未成功。虽然吴党的支持者重新入
阁，许多吴党人士得到提升，但他们缺乏结成新的党派组织以进行统治所需
要的才能和凝聚力。现在朝中没有为首的人，丧失了任何可称为目标或方向
的东西，朝臣间的辩论降至极为琐屑的水平。湖广的军队自从何腾蛟死后便
缺乏统领，朝廷就让他们各自为政。这样，当清军耐心地从北面和东面逼过
来时，永历朝廷和军队统帅之间的事情都由于内部纷争和政治原因而更加恶
化了。
一件有趣的事反映出此时内廷的焦虑，这便是王太后和司礼太监庞天寿
请求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在精神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给予支援。庞天
寿和瞿式耜曾接受耶稣教洗礼，也许是他们把德国耶稣会士安德烈亚斯·科
夫勒介绍给皇室的。随后，科夫勒给两位太后、皇后和永历太子施行了洗礼，
取了教名，并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寻求对朝廷的军事援助。但是，尽管他同
皇室关系密切，对永历在政治上却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在朝廷新近的一次逃亡中，实际上不是科夫勒而是他的助手波兰耶稣会
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8（1976 年5 月），第34—6 页。
士米歇尔·博伊姆跟随朝廷从肇庆逃到梧州。接着，博伊姆同意把老太后和
庞天寿的两封信（写信日期为1650 年11 月1 日和4 日）带往梵蒂冈。这些
信真诚地请求教皇为他们的灵魂和明朝的中兴祈祷，请求派更多的天主教教
士来中国。到1658 年，当博伊姆终于带着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一封在精神上
鼓励但政治上含糊的信回到东京湾时，老太后已经死去，而永历朝廷也已经
被迫迁往西南他所不能到达的地方。①
1650 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 月24 日，尚可喜
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
大屠杀。孔有德利用明朝将领之间的一次普遍分裂和全州的一次兵变，在11
月27 日占领桂林。瞿式耜和一个忠心的助手一起被执，拒绝投降，遂于下年
1 月被杀。12 月2 日，正当清军准备进入肇庆时，永历皇帝一行在仓皇逃往
梧州的路上被抢劫，皇帝差一点被打算投降的明军所执。在西南250 英里的
南宁，重新组成一个缩小了许多的朝廷，进入它历史上的个新阶段。
① 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552]（19 世纪后期；1906 重印；1966 年台北重印）
，1。
监国鲁王的海上政权，1646—1652 年
监国鲁王在海上漂泊的复杂情况，在时间和距离上可与永历朝廷在陆上
的颠沛流离相比。但是，与永历皇帝和他的朝廷对照，监国鲁王，一个快30
岁的人，始终如一地表示，为了他的支持者和明朝，愿意拿他自己和他的家
庭去冒千难万险；他的政权，尽管从官员人数和版图上说都是最小的，却始
终博得它的拥护者的最高度的忠诚。这一政权虽未受到思想或党派分歧的折
磨，但也确实同样表现出削弱每一个南明政权的努力的互相倾轧。
明朝在失去沿海省份后重建据点
1646 年的夏天和秋天，虽有许多鲁王和隆武朝廷的官员逃进浙东和福建
的山中，但幸存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却奔向海滨，寻求各陆师和水师将领的援
助。在浙江沿海，这些人中最强的是张名振和黄斌卿。在福建沿海，是溃散
的郑芝龙部下的将领。不过，沿海地区还有其他武装力量——众多的海盗组
织。实际上，许多明水师将领都是海盗出身，明朝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
后，他们相互间常常为争夺好水手、基地和给养而争斗。不可否认，有些是
忠于明朝的爱国志士；不过，支持朝廷的军阀之间的自相残杀，削弱了鲁王
政权的抗清努力。
这时最重要的军阀是黄斌卿。1645 年，当隆武皇帝命他在杭州湾地区配
合反攻行动时，他开始在浙江北部沿海的舟山岛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基地。后
来，他只在对他有利的前提下与其他明水师将领合作。不久，他就以更爱跟
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跟清军打仗出了名，但由于他的战略位置，这种态度被容
忍了。
两件亲身经历的事似乎巩固了黄斌卿对基地的选择，即优先考虑海上基
地而不是大陆基地。第一件事，1647 年春，清松江总兵吴胜兆准备反正，黄
斌卿参加了从外面去支援的尝试。但是，支援的舰队被台风吹散，后来当它
到达长江口时，被清军防守部队歼灭了不少人。吴胜兆军队中的爱国志士拒
绝因此而放弃他们的计划，在5 月24 日企图举事，但没有成功。许多文武官
员在这次事件后被处死。②清当局于是决心制服湖“匪”、苏松军人中的叛逆
和沿海的忠于鲁王分子这个煽动叛乱的渊薮。
第二件事，黄斌卿被说服带领一支水师去宁波，那里的爱国志士计划起
义，把这个府从清的控制下夺过来。但密谋者被出卖，起义没有发生。接着
又有许多人被捕和处死。①在这两件事以后，黄斌卿再也不参与对大陆的进
攻。他甚至更不愿意让监国鲁王在舟山建立朝廷。
郑芝龙不能说服他家族中最重要的战斗成员跟他一起降清。在他被带往
北京后一个时期内，郑家在安平（靠近厦门）的老家没有受到清军的袭击。
这种大度当然是清廷策略的一部分。但是，清廷以为只要郑芝龙活着并对他
们有好感，他们就可以不用一兵一卒而得到郑家其他人的支持。因此，郑氏
② 廖汉臣：《郑芝龙考》[338]，见《台湾文献》，10，4（1959 年12 月），第63—2 页
和11，3（1960
年9 月），第1—5 页。
① 《隆武遗事》，[365]，附录（清初；1911 年—1912 年上海重印；1968 年台北影印）
，第11—2 叶。
得以保持对福建南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并在厦门和金门岛上建立基地。接替
郑芝龙的主要人选是他的弟弟郑鸿逵、他的族人郑彩和他22 岁的儿子郑成
功。①郑成功象征性地奉隆武正朔，并在时机到来时改用永历年号；他从不承
认鲁王的监国地位。由于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 他开始积蓄进攻泉州和漳州
所必须的经验和他所需要的人员。
在拒绝承认监国鲁王上，郑成功是个别的。重新集合在鲁王旗帜下的人，
大约有一半属于从前的隆武朝廷，他们差不多全是从浙江、福建乘船来的，
此外，南直隶来的约占一半。现在在东南沿海形成的明朝抗清力量的党派之
分，不是先前鲁王派与隆武派对抗的继续，而是监国鲁王的新政权与变化中
的郑氏集团之间的党派之分，后者最后被郑成功控制。
郑彩比较矛盾。他似乎希望有机会仿效早先郑芝龙充当隆武皇帝的保护
者的角色，成为监国鲁王的下一个主宰者和供养者。1646 年12 月，他驶船
到舟山地区，把鲁王接回厦门。郑彩与郑成功的对立，使后者更有理由不理
监国鲁王，但郑成功由于还无力对郑彩采取敌对行动，遂不作任何要把鲁王
从郑氏基地赶走的尝试。
福建阶段
1647 年从春到秋，支持鲁王的军队进攻漳州府（在福建最南边）和福州
府的清阵地，包括省治在内。进行这些进攻的，是郑彩与其他早先曾在鲁王
和隆武政权下任职的水师将领。到9 月初，为了更直接地鼓舞对福州的进攻，
监国鲁王已从厦门岛北移至长垣岛。①从这时起到鲁王政权实际结束止，鲁王
军队活动在从福州向东北到浙江一带，郑成功的军队活动在从泉州向西南到
广东一带。这种划分不是正式商定的，而是情况使然。
11 月，监国鲁王开始在长垣岛重建一个正式朝廷，任命了许多大臣，他
们中有的来自前绍兴朝廷，有的来自前福州朝廷。两个阵营的官员在一起工
作得很融洽，当收复了福建东北部的几个地区时，精神都很振奋。福建山地
的义军对鲁王在沿海的进攻作出的反应也是令人鼓舞的。1647 年的秋冬两
季，福建中部山区到处都有明藩王和当地义军领导的暴动。第一次这样的暴
动甚至威胁到清军对他们的山区重镇浦城的控制。不久，福建中北部的几乎
每一个地区都起来反抗。尽管清军设法保住或夺回一些要害地点，但对这个
地区的征剿一直持续到1651 年。
这次在福建对清军的挑战，并非一切都始终顺利。最带来损害的，是郑
彩与监国鲁王的某些其他支持者之间产生了不和。郑彩是个军人，他想把持
朝政的企图看来引起对他极大的不满。但除去这个问题，鲁王政权也缺乏足
够的人力与内地的义军联合行动。再有，在这里如同在别处一样，清军更擅
长陆战，在战术上比明军有更大的灵活性。
到1648 年春，清军重新占领了几乎全部鲁王军队在福州府的据点。一年
① 在汉语中，志愿为事业而战称为“义”。在这里，“义”还增加了一层含义，即“义军
”的领袖们与晚
明政治中的“清流派”有联系。
① 森正夫：《17 世纪福建宁化县黄通的抗租叛乱》[396]，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
集》，史学系列，
20（1973 年），第1—1 页；21（1974 年），第13—5 页；25（1978 年），第25—5 页
。
后，福建东北部已经收复的地方重又丧失。这时候，郑彩失去了支持鲁王政
权的兴趣，回到厦门，希望与郑成功和解。监国鲁王留在海滨，直到张名振
再一次救了他。1649 年7 月，张名振收复了海岸要塞健跳所，监国鲁王得以
在那里重建他的朝廷。
浙江阶段
鲁王朝廷从健跳所很容易与浙东南山区的各武装组织取得联系，他们是
从1646 年清军侵入周围地区后就在那里坚持战斗的。他们包括爱国志士和投
机的地方豪绅。此外，与福建东北部毗连的温州府的各支义军也得到鲁王朝
廷的鼓励和帮助。监国鲁王现在有两个机会在浙江建立一个陆上基地，但都
没抓住。一方面是因为清军能够坚持住。另一方面是因为鲁王政权缺少人力；
而且，在新的执掌兵权者张名振和他的政治上的批评者之间，有相当大的摩
擦。
在四明山依山结寨抵抗清军的人中，最强大与最得人心的是王翊，他是
个倔强的战士，出身低微。他在1648 年春被清军打败后，重新拉起队伍，当
鲁王朝廷到达健跳所时，他正处在他的力量的顶峰。但是，尽管他坚决反清，
却不愿对张名振丧失他的独立。在鲁王朝廷与各山寨之间没有达成协议。
到1649 年秋，健跳所的供应严重短缺，事情很明显，监国鲁王的朝廷必
须放弃它在大陆上的立足点。张名振和他的部下这时与心怀不平的将领密谋
除掉黄斌卿，把舟山岛作为监国鲁王朝廷较安全的驻地。黄斌卿失败后，于
10 月29 日在舟山自尽，鲁王朝廷于11 月移至岛上。1649 年以后，鲁王政权
处于孤立状态，并采取守势；它最关心的是生存下去。
清廷的战略是建立一支胜任的水师，与此同时镇压钱塘江东西两岸山中
的明义军。除此之外，继续封锁与舟山的贸易，欢迎明军中的逃兵来归。1650
年10 月，清军对四明山中的抵抗者发动一次有计划的进攻，有效地摧毁了王
翊的组织。1651 年3 月，由于琐屑的然而激烈的争吵，一个被暗杀的明将领
的某些部下逃到清方，向敌人报告了舟山的情况。这样，到1651 年秋，清军
怀着相当的信心准备进攻这个岛屿。
从10 月4 日到15 日，清军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夺取舟山的战
役。这次战斗的主要冲击力量，是来自定海的一支清军，它在舟山海道上摧
毁了明军的一支主要舰队。监国鲁王可能事先得到警告，同张名振离开舟山
城，留在一只船上。10 月15 日，在坚守了10 天之后，城墙终于被大炮攻破。
鲁王的大多数亲属和朝臣壮烈牺牲，其中许多人自尽。
随后，张名振带着监国鲁王沿海岸南行。1652 年初，他们和朝中的少数
幸存者在厦门被郑成功收留。这时郑成功或者已经消灭他在郑氏集团中的对
手，或者已经将他们置于控制之下。此外，张名振现在力量很弱，不能不听
从郑成功的统率。郑成功与两广的永历朝廷保持象征性的联系，接受永历的
封爵，①并对永历的求援作出了反应，尽管不成功。鉴于这些情况，郑成功很
可能是以藩王之礼对待鲁王，而不承认他的监国地位。总之，监国鲁王在厦
① 关于隆武皇帝和皇后的最后命运有各种说法。这里的记述根据江日昇：《台湾外记》[
74]（约1708—718
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60，台北，1960 年），2，第94 页和《清实录·顺治实录
》[494]，29，第
2 叶（第341 页）。
门岛定居下来，于1653 年放弃监国地位。①
从日本求援
以水师支援监国鲁王的人，就是那些在晚明时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从事
大规模非法贸易的人。郑氏集团不过是这种海盗贸易者中组织得最好的。郑
成功在日本出生，他的母亲是日本人。像郑成功这样的人，长期以来就跟受
益于中国贸易的日本地方贵族和官员关系密切。尽管明廷在一世纪前就禁止
这种贸易，并在16 世纪90 年代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日本人仍然坚
持与中国贸易。甚至在17 世纪30 年代，为了消灭在日本的基督教和缩减并
控制进入日本的欧洲贸易船只而实行一项排外政策时，这种情况仍然不变。
此外，以建立德川幕府告终的1600 至1615 年之间的战争，使日本武士得到
了勇猛的名声。因此，南明的海上支持者不断去日本招募兵士，取得武器和
战争物资，是并不奇怪的。②
首先向日本请兵的是郑芝龙，1645 年12 月，他的代表出现在日本指定
的外事港口长崎。两个月后，隆武政权的一个将领来求兵和盔甲。对第一位
使者的答复没有记载；对第二位使者的要求则根据明朝和日本都禁止出口武
器的条文予以拒绝。隆武朝廷的下一个使者似乎对江户幕府感到兴趣。1646
年10 月，黄徵明既作为郑芝龙个人的代表又作为朝廷的密使，想要获得一些
日本最好的军队。这一次幕府的回答暂时是否定的，因为日本领导人显然正
在考虑某种军事行动，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中国的情况。但是，在把回答传
达给黄徵明之前，福建沦陷和郑芝龙降清的消息传到江户。所有进行军事援
助的想法都被放弃了。接下来是1647 年春由监国鲁王的追随者担任的正式使
命，但这次被日本人用站不住的借口拒绝了。
于是企图绕过幕府，直接求助于有势力的岛津氏族，他们从萨摩岛上的
领地与中国进行贸易，关系密切，对明朝抱同情态度。1647 年夏，黄斌卿允
许他的弟弟陪伴热情的沿海抗清战士冯京第去萨摩岛，也许是希望重提先前
未达成的关于获得人员、粮食和武器的协议。据说岛津氏族的确送了大量明
初的货币去舟山，但不是军事援助。
尽管接连失败，明朝爱国志士仍然希望通过贸易和文化渊源关系从日本
得到某种形式的援助。郑氏尤其坚持谋求以中国药材、丝、白银和其他货物
换取日本的武器和给养（特别是制造黑色火药的硝石）。在舟山时，鲁王政
权曾企图赠送珍贵的佛物给长崎的一座庙宇以博得好感。虽然这个使者未被
接见，但据说后来日本人为解救舟山的饥馑，送去大量谷物。而郑成功，通
过恭维和通过透露他的日本血统，可能得到了一些大炮和武器。
虽然我们很少知道日本人对这些请求的具体答复，但看来他们大体上出
于三个理由，不愿给明朝的爱国志士以直接军事援助：忙于国内问题；新近
实行的排外政策（它除了排斥欧洲人外，也禁止日本人出国）；对南明的能
力估计不高。渡过公海进入中国的军事冒险，可能严重破坏新的德川政府达
到的脆弱均势。此外，这样的行动将增加在滨海地带与好战的欧洲人发生冲
突的可能性；许多人还记得由于水师弱小，在1592—1598 年的朝鲜战争中日
① 清代和20 世纪的许多记述称朱由榔为桂王。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在隆武皇帝死前，他
的承袭并未批准。
② 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阮元等编（1864 年；1934 年上海影印），18，第1 叶
；83，第28 叶。
本遭受的失败。但是，最明显的是日本文献中触目的对比：一方面是对明朝
力量和爱国志士的希望的夸大描述，一方面是通过长崎、朝鲜和琉球感觉到
明朝的不团结和爱国志士的虚弱。日本人丝毫也不同情清；也不把满族人征
服中国看成必然。但他们确实看到了中国的混乱，可以理解，他们不愿卷进
这样一种不确定的局势中。
西南和东南，1652—1662 年
1652 至1662 年间，对明朝有组织的支持主要局限于帝国的南部边陲。
清廷把镇压看作令人讨厌的杂务，但又是财政与政治稳定所必须的。
地处内陆、发展不充分的西南——贵州和云南——与广东、福建和浙江
沿海青翠的东南海岛情况十分悬殊。在17 世纪50 年代，明朝的文职官僚机
构在这两个地区都被军事组织所盖过，这些军事组织原来是在明朝控制之外
发展起来的。由于新的领导人员来自造反者和海盗，帝国政府就逐渐失去了
它一贯的基础。“明”愈来愈表示一种抵抗外国入侵与征服的无畏意志。
张献忠的遗产
从1644 年夏天起，西南三省四川、贵州和云南发生了一系列次要的戏剧
性事件，影响到永历朝廷最后10 年的进程。主要起义领袖之一的张献忠，在
崇祯时期没有被李自成消灭或吞并，1643 年在湖广中部第一个称王。1644
年，他率部入川，建立大西国，定都成都。他从这里控制了四川广大地区中
最发达的部分①，继续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使人口和资源锐减。①
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他未能完全消
灭明朝的将领，他们幸存下来，并在西部和南部重整旗鼓。在北面，他起初
受到他的老对手李自成的威胁，然后是清军的威胁。1646 年底，在四川作为
一个基地已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争夺西安。但
当他在四川北部一个地点扎营时，于1647 年1 月2 日被一支清军所杀。
张献忠死后一个月，他的四个部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孙可望和李定国，①
试图收拾和带领残部去比较安全的贵州。他们攻克重庆，接收了大部分防军。
重新壮大了力量，1647 年初春，他们继续南行，通过遵义，占领贵阳。一路
上很少遇到明朝文武官员的抵抗。但军队没有在贵州停留多久，因为张献忠
的继承人共推的领袖孙可望不久就被一种非常情况吸引到云南去了。
有明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
省、府和州县的民政机构与世袭的土司（非汉族居民的地方政府）和宣威司
（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①与这两种体制相平行的，是
沐家的军事体制（和广大的庄园），沐家是明太祖义子沐英的后代，沐英封
于云南。实际上是沐氏家族使云南成为明朝的一个省，并使其成为汉族文明
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家族的声望一直很高，它的权势是没有争议的，历代
黔国公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但在崇祯朝，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沐家的控制。第一，现袭黔国公沐天波
让事权落入一个腐败的下属之手，此人的傲慢态度既得罪了沐天波的汉族僚
属，也惹恼了当地土司。第二，沐天波的某些僚属以及土司由于在外镇压湖
① 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173，第17 叶。
① 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100]，见《文史杂志》，2，7—（1942 年8 月），
第51—4 页。
① 黎杰：《南明广东三忠史迹考》[314]，见《珠海学报》，3（1970 年6 月），第162—
73 页。
① 原名郝摇旗。隆武皇帝赐予郝摇旗和李自成残部的其他将领新的名字，以表示他们从造
反者转变为国家
的忠仆。
广的汉族起义者和贵州的土著叛乱，逐渐滋长了野心。这些情况终于导致云
南东南部土司沙定洲的叛乱，他于1646 年1 月攻占云南府（今昆明），企图
取代沐天波为世袭的都督。沙定洲篡夺沐天波的职务，打败或合并了他的大
部分军队，胁迫明朝的民政官员服从。但他不能消灭在云南西北部坚持不走
的沐天波。这个僵局由于一个本地的将军邀请孙可望进入云南而被打破，孙
可望则由于平定沙定洲叛乱而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
现在回到张献忠残部的首领的问题。1647 年春，造反军借口为沐家复仇
和恢复明朝的统治入侵云南。他们突破沙定洲的东部防线，将他赶出云南府，
赶回他的老巢。整个夏季，李定国跟沙定洲的支持者作战，并镇压了云南东
南部人民对造反者入侵的反抗，同时孙可望倾全力击败并俘虏了沐天波。沐
天波怀疑孙可望自称的忠于明朝，但同意合作，条件是停止暴行和平定沙定
洲。这一点由李定国在1648 年秋完成了。
这时孙李之间出现不和。先前，李定国接受孙可望为领袖，因为孙是张
献忠四个继承人中年龄较长的，可是他不喜欢孙可望，因为后者想抬高自己
的权位，充当第二个张献忠。在孙可望这方面，则嫉妒李定国的将才和他在
兵士中的声望。孙可望向永历朝廷要求秦王的封号，①它将正式肯定他高于他
的“兄弟伙”。这意味着他继承张献忠的遗产，并为他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
甚至当皇帝铺平道路。当永历朝廷迟迟不给他封号，使他的计划受挫时，他
就非常愤怒。
不过，造反者中间的一次公开分裂暂时被避免了。需要安定云南，重新
占据贵州，进攻四川和湖广南部以阻止清军的推进。
1650 年9 月，孙可望派他的军队回到贵州，从那里向北向东进攻。
尽管在四川的战役相当成功，但孙可望的人不能得到在四川和湖广交界
地区的李自成残部的合作。①四川省仍处于无政府状态。①
1652 年，李定国在湖广南部和广西东部发动了几次战役，他在这些战役
中很好地发挥了晚明流寇的长处。这就是依靠行动迅速的大部队的突然袭
击，使用地区性的资源，如这一次，使用了战象和土著战士。他们的短处是
依赖个别领导人，不愿或不能坚守领土。李定国的战役包括对桂林的一次突
然袭击。清军统帅孔有德没有料到造反者的这次突然进攻，他在李军于8 月
7 日蜂涌进这座城市时自尽。结果，清军在广西占领的所有地点尽归明朝版
图，只有梧州还留在清军手里。此外，李定国占据衡州（今衡阳）时，他的
军队伏击并杀死了北京派来救援的敬谨亲王尼堪。尽管有这些和其他一些快
速的成功，李定国不能守住他所占领的城市。1653 年初，当代替尼堪的人到
达，李定国被迫撤到广东北部。
李定国得胜的报告，使孙可望又喜又忧，他这时已在贵阳设立第二个行
政中心，并侵入湖广南部的宝庆地区。这些行动，可以被李定国看成是对他
的支援，也可以看成是对他的威胁。事实上，据说孙可望曾几次派人去拆李
① 简友文：《南明民族女英雄张玉桥考证》[78]，见《大陆杂志》，41，6（1970 年9 月
），第1—9 页。
① 他们被公开地画成一只有五个部分的虎，五个人分别是虎头、虎牙、虎皮、虎脚、虎尾
。何是非：《风
倒梧桐记》[206] （顺治时期[1644—661 年]或康熙[1662—722 年]初期，见《荆驼逸史
》（道光时期[1821—850
年]；上海1911 年重印），2，第1 叶。
① 金         堡：《岭海焚余》[86]（1645—650 年；《台湾文献丛刊》，302，重印，
台北，1972 年），第51—
54 页。
定国的台。总之，李定国留在两广，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再忍受孙可望的节制。
他避免公开破裂，也许是看在他从前与孙可望的亲密关系上，也许出于对孙
可望的军事力量实际上的畏惧。
1653—1654 年，李定国两次出征广东西部。第一次，他进攻肇庆，威胁
到广州。但他很快从这个试探性的袭击中撤退，去广西作某些休整，路上想
重占桂林未成。第二年春，李定国开始一次更加深思熟虑的推进，经过广西
南部和广东进入雷州半岛腹地，他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等到病愈。入秋，
他继续推进到新会，这是他计划取广州的关键地点。由于在三角洲地区缺乏
船只，李定国两次请求郑成功从福建给他的广东之役以支援，但由于各种原
因，没有及时得到这种帮助。②1655 年1 月，李定国军队受到清援军的沉重
打击，遭到严重损失，被追入广西南部。当李定国的军队在南宁重新聚合时，
只剩下几千人。
与此同时，孙可望在湖广西部的战役遇到同样的结果。1652—1653 年之
间的冬天，他从沅州发动一次两路进攻。但在宝庆附近为清统帅屯齐所败，
随即回到贵阳。1655 年春，孙可望的一支军队再次深入湖广中部。但这时总
督洪承畴已掌管湖广事务，他止住了孙军的进一步侵入。战争行动暂时停止。
清廷集中注意力于加强他们对湖广、四川北部和两广的全面控制，此时永历
朝廷仅存的支持者——张献忠从前的一些部下却卷入了自相残杀的斗争。
孙可望和李定国控制下的永历朝廷
当孙可望巩固他在云南和贵州的收获时，永历皇帝一行已于1650 年12
月到达南宁。第二年春，孙可望派人率兵“入卫”，并建议皇帝去云南。这
些人随即杀掉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等人。完全慑于恐吓，皇
帝正式封孙可望为王，赐国姓和一个新的名字。
与此同时，清军在广西取得进展，1651 年10 月，永历朝廷被迫逃离南
宁，这次走了一条经过广西西南极边的困难路线。第二年3 月，孙可望派人
护送皇帝一行到贵州西南的安隆，此地是万山丛中一个荒僻的戍所。于是，
朝廷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被隔绝在这里达四年之久，而孙可望则以王者的派
头开府贵阳，设立六部，任命高官，并按他自己对于经书的解释开科取士，
据说还阴谋废黜永历皇帝，建立他自己的“后明”。
李定国取得胜利和他疏远孙可望的消息传到朝廷后，皇帝两次密敕李定
国救援。许封李定国为一等亲王，条件是让朝廷脱离孙可望的控制。但孙可
望发现了这个密谋。1654 年春，他派他的亲信入朝查问，企图找出每一个参
与策划与李定国联系的人。永历皇帝禀性难移，不愿承认他自己的责任，而
让“安隆十八先生”①被判处死刑。
在这个期间，李定国把全付精神放在湖广和广东战役上，不能照朝廷的
要求去做。尽管他对永历皇帝和明朝的中兴事业忠心耿耿，但直到他在两广
的战役中完全失败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安隆。到这时，李定国的运气虽然不
好，他在孙可望的同僚和部下将领中的声望却增加了。部分原因是李定国待
② 根据明朝成例，功臣封爵有公、侯、伯三等，不能封为王或郡王，只有公爵死后可以追
赠为王。申时行
编：《大明会典》[465]（1587 年；台北影印，1964 年），卷6，第1—叶。
① 李赤心是李自成的侄子和养子，在与南明结盟之前用过两个名字：李过与李锦。
人诚恳，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也厌恶孙可望的帝王派头和他对永历朝廷的无
礼。因而，当李定国1655 年秋从广西西部撤退，前往安隆时，他得到孙可望
派去阻止他这一行动的某些人的暗中合作。
1656 年2 月，李定国到达朝廷，几天后护送永历一行离开了安隆。随后，
他在云南府显示了一次力量，吓得那里的将领们承认了他的权威。3 月下旬，
永历皇帝被送到云南府，现在称为云南都城。为了努力显得像个政府，皇帝
开始封官进爵，对象大多是李定国的部下和伙伴。
这之后，无论是孙可望还是李定国都感到在自己的领土上不够安全，都
行动起来反对对方。双方都发生了倒戈、变节和阴谋反叛的事。李定国几次
想与孙可望和解，但他讲和的表示都被拒绝了。1657 年夏末，孙可望被人说
服发动一次对李定国的惩罚性战争，却不知道劝他这样做的人是同他的对手
商量好的。9 月下旬，孙可望的军队越过贵州西部，10 月，他的军队在云南
东部与李定国军相遇，两军于是交战。孙可望的主要将领这时按事先商量好
的计策，倒过来反对他，孙可望的图谋全部化为泡影。他退回贵州，军队受
到很大损失，自尊心也大受伤害。
又羞又恼的孙可望前往湖广，于1657 年12 月向宝庆的清当局投降，以
发泄他对背叛者的仇恨。他强烈要求满族人给他一个“雪耻”的机会，让他
带领清军出征四川、贵州和云南。清军统帅对他不大信任，没有给他这样的
任命，但他们确实待他不错。
朝廷逃入缅甸
1658 年，在孙可望投降后一个月，清军分三路出兵，吴三桂从四川西北、
洛託从湖广西南、卓布泰从广西东北进入贵州。1658 年6 月下旬，三支军队
在贵阳会合。随后，他们与洪承畴共商下一步行动。
在云南，永历朝廷调集军队抵御贵州的清军，但行动缓慢。到8 月，才
在贵州西南部选定三个防御阵地防守各渡口。但这些防御工事顶不住清军的
协力攻击。从12 月底至1659 年1 月，清军沿三条路线推进：吴三桂经七星
关向北；铎尼（他的军队刚换下洛託的军队）从北盘江上游渡河；卓布泰从
北盘江下游渡河。李定国在中央阵地死命阻挡卓布泰的推进，但受到沉重打
击，匆忙回云南府安排将朝廷迁移到较安全的地点。
这时可以考虑迁移到四川东部或广西南部，但朝廷除了继续向西撤退
外，实际上别无选择。少数人希望考虑逃过中国的西南边界；朝廷仍希望保
持对大理以西领土的控制。1659 年1 月7 日，当清军进入云南，皇帝一行离
开了云南府。护送他们的是沐天波，他在一路上遇到的土著官员中仍有影响。
同时，李定国和他最好的将领们准备拖住清军的推进。
2 月2 日，吴三桂和卓布泰从昆明湖地区向西追击，摧毁所有的抵抗。3
月10 日，清军进入永昌，这时，一再遭到自己的护送军队抢劫的狼狈不堪的
永历朝廷到达了中缅边界中国一侧的腾越。然后，李定国在怒江西边磨盘山
中的羊肠小道上停下来，对清军进行最后一次顽强的抵抗。在那里，清军险
些中了精心布置的埋伏，接着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都伤亡惨重。李定
国和他的残部设法南逃至边界地区。饱受兵变折磨的永历皇帝一行，在3 月
下旬通过一处边关进入缅甸领土，①从腾越出发时有4000 人，这时只剩下三
分之一。磨盘山伏击削弱了清军并打击了他们的士气，他们的追踪，过腾越
不远即止，没有穷追。
当李定国和他的伙伴白文选分别在缅甸东北地区恢复元气时，清廷在云
南府周围和其他地点派兵驻守。在总督洪承畴的指引下，清廷暂时集中注意
恢复农业，学习驾驭土著领袖，并向缅甸人施加外交压力。他们希望失败、
饥饿和疟疾将最终毁灭李定国剩下的军队。
永历皇帝在缅甸的困境
在边界的缅甸一边，几乎已被所有的兵士抛弃的永历一行，在继续前进
之前，被迫放下武器。几天后，皇帝和646 个随行人员在大金沙江（伊洛瓦
底江）岸的蛮莫上船。其余的人陆行，相约与皇帝一行会于缅京阿瓦。但皇
帝一行在井梗被暂时扣留。陆行者也许被误认为入侵者，于5 月初在阿瓦地
区被杀，只有几十人逃进了荒野。1659 年6 月，永历皇帝一行到达阿瓦，被
安置在京城对岸一处简陋的营地。皇帝一行长时间受到缅甸政府的冷遇。虽
是粗茶淡饭，但还过得去，皇帝的随行人员努力适应主人的愿望和缅甸的风
俗。
明代中国所称的缅甸，仅指这个地区的几个“蛮夷”国家和部落联盟之
一。在洪武和永乐两朝，通过设置“宣慰使司”（指定宣慰使但不指定僚属）
令其朝贡和配合军事行动，对这些政治实体建立了名义上的宗主权。缅甸各
部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有一个时期缅甸不复存在，到16 世纪中叶才再
度出现。万历时期，缅甸向北扩张的战争侵入了云南。特别是在16 世纪的最
后10 年，缅甸和云南当局经常发生战斗，争夺边界上的小州县。17 世纪初，
缅甸再次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关系紧张，在万历朝结束后没有来往。实际
上，这时上缅甸各部屈服于缅甸，并开始接受阿瓦的缅甸政府的行政管理。①
现在的缅王他格利远比他具有革新精神的前辈软弱，出于人道考虑，允
许永历皇帝避难，但他拿退入缅甸的中国军队没有办法。这主要是李定国和
白文选的队伍，他们不仅在缅甸东北部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以煽动边境的
部族叛乱相威胁。事实上，从1660 年春开始，这些军队几次进逼阿瓦，要求
迎归永历皇帝。这使缅甸人感到恼火，因为即使交出皇帝，也不能保证他及
其难以驾驭的支持者愿意或者能够离开缅甸；而他格利控治下的阿瓦，没有
能力将他们赶出去。遵照主人的要求，永历朝廷的一些人以皇帝的名义敕令
入侵者离开，但两位中国将军干脆予以拒绝。
随着对缅京军事入侵可能性的增加，缅甸人对永历一行就不怎么客气
了。到1660 年中秋，朝廷处于极度匮乏的境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用来换了
① 保罗·佩利奥特：《米歇尔·博伊姆》[420]，《通报》，第2 辑，31，1—（1935 年
），第95—51 页。
弗里茨·耶格尔：《瞿式耜的晚年》[278]，《中国》，8，5—（1933 年），第197—07 
页。桑原骘藏：
《明朝庞天寿致书罗马教皇》[301]，见《史学杂志》，11，3（1900 年3 月），第338—
49 页，和11，5
（1900 年5 月），第617—30 页。
① 后来同情爱国志士的记载，指认只有十几岁的热情的抗清者夏完淳为文官密谋者中的主
要人物。见查继
佐：《东山国语》[16]，沈起增订（1669—676 年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63，台
北，1963 年），
第101—03 页。
食物。1661 年6 月，缅王弟猛白弑兄自立，情况就变得更坏。猛白比乃兄有
魄力，准备同中国入侵者开战。②不久，永历的全体官员被邀请参加向新王效
忠的典礼，并安排这个朝廷的最后解散。这件事变成了一次大屠杀，所有健
壮的人均被杀害，其余许多人自尽。患严重气喘病的皇帝现在只有少数亲属
和随从陪伴，虽然活着，但处境极坏。所有这些不仅是新的缅王表示决心而
已，而且可能是在执行清廷的要求。
1659 年12 月，北京命吴三桂总管云南事务。他建议采取坚决步骤立即
根除永历朝廷及其支持者，因为他们一直在煽动云南人抗清。北京的朝廷纯
粹出于财政上的原因，迟迟不批准这个行动。1660 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
财政和后勤问题，直到9 月才最后批准出征缅甸。
从1661 年12 月下旬至第二年1 月，吴三桂和内大臣爱星阿经木邦入缅
甸。他们击败了李定国最强的伙伴，迫使李定国向东撤退。1 月20 日，清军
到达阿瓦东南约20 英里的地方，几天后永历皇帝被交给吴三桂手下的人。不
久，皇帝开始了三个月的跋涉，回到云南府。1662 年5 月下旬，他和他的十
几岁的儿子被秘密处死，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引起了安全问题。③李定国甚
至被认为不值得追赶，大约在8 月，在云南和今老挝边界附近的某个地方，
他在绝望中死去。①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被满洲人封为亲王。
郑成功的崛起
在中国和日本，郑成功是一个使历史家、剧作家和说书人着迷的传奇人
物。①他的名气来自几个因素，包括政治事件、生意才于和个人魅力。
第一，郑成功仿效他的父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海上组织。尽管有官方
的禁令与阻挠，中国沿海与东亚和东南亚各货物集散地之间的贸易额，到16
世纪末一直在增长。这种增长受到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具侵略性的贸易和
航运的影响。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居民，直接或间接依靠海外贸易和国内的
沿海贸易为生。这些人似乎愿意服从任何种类有组织的控制，只要它能保护
他们不受到太大的干扰。明朝政府留下的这个空白，就由像郑芝龙这样的人
及其族人所填补了。
郑成功利用海上贸易的收益，加上他在商业上的一大部分人力、制造技
术和商船的总吨数抗衡清廷。但是，一个人能在什么程度上领导松散的海事
集团进行战争，是有限度的。事实上，这个时期有许多中国人逃避郑成功的
勒索和军事化，而移居台湾、暹罗、吕宋甚至南美洲西海岸。
郑成功崛起的第二个因素，是他抓住了清廷在心理上和地理上的弱点。
满族人以其骑战传统为最大骄傲，在陆上他们是杰出的。虽然他们很快适应
了江河与湖泊上的战斗，但对于大海他们感到困惑和害怕。在陆上和内河战
② 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283]（1655 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63，台北，
1963 年），第101—03
页。
③ 见本章，《两个朝廷的并存》。
① 长垣是福州沿海一群岛屿的合称，其中最大的即今马祖岛。见盛成：《沈光文与明思宗
及南渡诸王》[469]，
《学术季刊》，4，3（1956 年3 月），第51—2 页。
① 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国立北平大学国学季刊》，3，1（1932 年
3 月），第94—7
页。
无不胜，使他们有能力完全征服中国（除去东南沿海一带），俘获明宗室的
最后一个代表，并“剿灭”被指责毁灭了明朝的造反军。因此，满族人在一
帮对海事同样无知的中国官员的劝告下，最后才选择消灭郑成功一途，是可
以理解的。
即使清廷迅速克服了它对沿海地区的厌恶，财政上也受到阻碍。浙江东
南部、福建和广东最东部的难以进入和有限的农业资源，使得运送军队到那
里去和维持大量驻军费用太大。如果采取驻防的办法，那么就需要极大数目
的兵士驻守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市中心以对付“海盗”的进攻。实际上，与
海上的造反者打交道，将需要一大笔投资——亦即建立一支水师。所以并不
奇怪，清廷最初企图跟郑成功谈判，并且选择了依靠陆地（把居民迁往内地）
的战略，②直到17 世纪60 年代他们才终于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海上的战场上
来。在这样做时，清廷的目标不仅要夺取郑成功军队的一切陆上基地；更重
要的是，他们想釜底抽薪，断绝一切日常供应：从居民得到产品和服务——
粮食、食品、木材和造船技术。③
郑成功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他的自觉。从1646 年他拒绝跟随他的父亲
降清起，他就开始训练他自己的小队战士。他对个人命运有一种不寻常的意
识。此外，与这种意识相结合的，是相当的管理技巧、商人的精明和竞争性。
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才能以及他的超凡魅力，使他能用铁腕约束部下。他
在招纳从前的对手上取得明显的成功，用这种方法得到几个最有价值的将
领。但是，他对部下所犯的即使是比较小的错误进行过分严厉的惩罚，不论
他们职位的高低与关系的亲疏，导致部下的变节，从而削弱了他的运动，损
害了他的利益。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郑成功聪明地打出明朝正统的旗号，尽管
他离朝廷很远。他与隆武皇帝的亲密关系、他的接受国姓和他的殊荣，前面
已经谈到了。同朝廷的这种直接联系对郑成功决定献身明朝的事业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当他领导下的机构逐渐壮大，他采用明朝的各种制度形式，只略
作修改以适合他的情况。①他以完美无缺的礼节和谦卑处理他同遥远的永历朝
廷的关系；但他也学会只在符合他在东南战场的企图时服从命令。对他来说，
献身于明朝的事业更多地出自抵抗异族征服的本性，而不是为了维护一种政
治制度。这样，他从一个适合于他的个性的象征中得到力量，而又不受制于
皇帝的官僚机构或一个真正的君主。最主要的是，他能够把他的集团的利益
与朝廷的利益等同起来。
郑成功的崛起有三个阶段。在1647—1651 年间，他以一个无可争论的海
上领袖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从1652 至1655 年，他建立了一个强固的基地，
并增加了人力；从1655 至1659 年，他试图把他所控制的范围从沿海扩大到
中国腹地。
第一个阶段包括一系列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起初，当郑成功直接指挥
② 没有任何原始资料令人满意地记载了监国鲁王的到达日期，或他在厦门被接待的情况。
关于第二手研究，
见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113]，载《台湾文献》，2，1（1951 年3 月）
，第30—1 页，
和第234—35 页、242 页的注释；以及张菼：《郑成功纪事编年》[39]（台北，1965 年）
，第46 页注释。
③ 石源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师之研究》[276]（东京，1945 年），第1—87 页；林春
斋编：《华夷变
态》[199]（东京，1958—959 年），I，1，第11—5 页。
① 明时四川包括令贵州北部的三分之一、今云南东北角和近代西康东部三分之一。
下的兵士逐渐增加时，他和他的族人在漳州和泉州协力作战。清廷为了报复，
于1647 年春袭击了郑氏的老家安平，在这次行动中，郑成功的母亲自尽。随
后，在1648 和1649 年，郑成功在广东潮州独立作战，在后勤、战略和补充
新兵方面取得宝贵经验。当他于1650 年9 月从这次出征回来时，他已经强大
到能从他的族叔郑联和郑彩手中夺过控制权。①
两个月后，郑成功接到永历朝廷的请求，要他支援长期被围困的广州。
1651 年3 月，他为这个目的开始西征，但在海上为暴风雨所阻。4 月下旬，
他听说清军趁他不在时对厦门进行了一次破坏性袭击。郑成功半途终止了西
征广州，立即赶回。5 月底，他将负责厦门防务的旅叔斩首，迫使另一个族
叔隐退。
这样，到1651 年夏，郑成功已经排除或完全制服了他在郑氏家族中所有
的对手。此外，在这年年底，他合并了绍兴的鲁王朝廷失败后幸存的水师。
这标志郑成功崛起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他这时是27 岁。
经过这些年，郑成功已经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领袖。到1654 年，他控制
了整个漳州，轻易地击退清军的反扑；1655 年初，他北移至毗连的泉州。在
这个时期，郑成功没有忽视训练和正规化问题。他照明朝的体制分军为五，
自为中军，到1655 年，共有军队33 镇，②大约165000 人。在此时期他接到
李定国求援的要求，当时李定国正企图夺取广州。但郑成功懂得，在他的基
地周围有一条坚固的防护带之前，他不能离开。所以他只派去一个代表，而
继续巩固漳州和泉州周围地区的防务。
1655 年以后，郑成功集中全部注意力于准备到目前为止的他的最富雄心
的事业：“北伐”浙江和南直隶。他最后集合了250000 多人（50 多镇）和
至少2300 只船。1655 年，他照明朝的样子建立他的行政机构，尽管大多数
文职人员主要地管理军事事务。③而且，他从永历朝廷接受了他此后最为人知
的封号延平王，把他在厦门的主要基地中左所更名为思明州。①为了争取更广
泛的支持，他开始教育他的军队洗去海盗的名声，以赢得外省人民的心。
同清廷谈判
从1652 年起，郑成功对清廷来说有如芒刺在背，那年秋，顺治皇帝开始
了一个历时两年的交涉，目的是软化他。在这里，我们看见郑成功一生中最
狡诈的表演。他真的考虑降清吗？他对落在清廷手中的父亲和其他亲属的命
运真的无动于衷吗？或者，他拖延谈判是为了筹集战争资金和保护他的父
亲？这些是难以回答的问题，部分地是由于文献材料本身的模棱两可性质。
但是，有几点是无可争论的。
第一，双方都抱有怀疑。清廷自然想用父亲郑芝龙来使儿子顺从。但他
们对郑芝龙很不信任，于1652 年9 月1 日，以保护为名，将他软禁起来。1646
① 詹姆斯·B.帕森斯：《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646 年》[41
7]，载《亚洲研究
杂志》，16，3（1957 年5 月），第387—00 页。
②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上海，1960 年）。他们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并赐姓称
王。
③ 余贻泽：《中国土司制度》[621]（重庆，1944 年），第2 章。
① 见本章，《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年他投降时，清廷答应任命他为“闽粤总督”，晋封为“三省王爵”，但被
带到北京后，这些官爵都成了泡影。郑芝龙受到的这种对待，并未逃过他儿
子的注意。1653 年2 月，郑成功忽然接到郑芝龙的一封信，信中宽恕他对清
军入侵的对抗，但力劝他停止敌对行动。郑成功直率地问他，他是不是真的
期望他的儿子会那么天真，竟会步他的后尘，钻进同样的圈套。这个奚落在
以后的通信中一再重复，表明当儿子的绝对不会在孝顺的名义下上当受骗。
第二，清廷是在他们的军队不能调动或无能为力时发起和议的。因此，
尽管郑成功对郑芝龙的答复是否定的，清廷仍发现有乐观的理由，并于1653
年6 月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封他为海澄公，任泉州总兵，对沿海有广泛而明
确的职权，清军从沿海地区撤退以示信。顺治皇帝还在一道表示和解的敕令
中，谴责已死的摄政王多尔衮和某些作恶多端的地方官员过去给郑成功造成
的不幸。郑成功的拒绝是傲慢的和轻蔑的，但清廷仍认为，四个州的地盘和
将军的印信，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
这些让步是在郑成功显示出他真正的力量并具有扩张到福建以外的能力
时提出的。郑成功发现清廷急于讲和并迅速作出让步，就充分利用他们的这
种姿态和需要与北京通信而拖延的时间。他在对清廷1653 年的第一次建议作
出答复后，相信在谈判结束之前不会受到攻击，立即开始把军队转移到沿海
地区。在郑成功的鼓动下，1653 和1654 年，张名振三次带领远征军进入长
江口，在大运河与长江的汇合处镇江骚扰运河上的交通。①虽然郑成功后来声
称他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约束，实际上却利用他们来加强自己的阵地并对清
军保持尽可能大的压力，而没有导致谈判过早破裂。清廷使他有充分理由感
到自己的优越。
第三，清当局和郑成功对谈判的看法相去很远。郑成功把“和议”看成
是一种缓兵之计。而清廷的目的则是“招抚”，就是说，让郑成功心安理得
地投降。这样，双方永远达不成协议。
总计，在1654 年，郑成功同清廷的和议代表以及派来说服他的郑氏族人
纠缠了差不多有八个月之久。清廷的官员抱怨他没有投降的诚意。1654 年8
月，顺治皇帝要他表明态度，打定主意不允许郑成功所要求的沿海省份的特
殊地位，并在需要时用武力平定福建。郑成功则指责清廷的官员傲慢无礼，
对他进行威胁，威胁不成就欺骗。郑成功写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在1654
年12 月22 日被交给清廷；这封信排除了和议的任何可能性。
要理解郑成功的行动，需要考察他的意义含糊的陈述。他要求建立某种
类似朝鲜或交趾那样的半独立或封建王国，由福建、浙江和广东组成。郑成
功可能把这样一种安排正式通知了清廷，同时他不薙发，甚至可能仍奉明朝
正朔。很难说他是把这个领地想象成清廷的一个永久同盟呢，还是一个策划
明朝中兴的地方。当然，从清廷方面看，这样的要求是荒谬的。但郑成功了
解他自己的力量和满族人的虚弱，所以他公开训斥清廷低估了他，并宣称要
进攻他们所控制的长江地区。
当和议的希望逐渐消失，郑芝龙、他的族人和他在北京的家属相应地成
了清廷的负担。现在要加给他们图谋不轨的罪名，证明是容易的。郑成功知
道，如果和议破裂，他的家庭的未来将是悲惨的，但他仍然明白地回答他们
① 赵俪生和高昭一编：《“夔东十三家”考》[47]，见《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上海
，1955 年），第
154—62 页。
的请求。由于选择政治上的忠诚作为更高的原则，他似乎对父亲缺乏同情。
在郑成功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指出，由于他父亲“自投虎口”，就
必须承担后果。
北伐
早在1653 年，郑成功就开始认真考虑把战争推进到长江地区。同清廷议
和，使他的计划耽搁了两年，但在1655 年，他显出比以往更大的决心，要把
计划付诸实行。为此可以举出几个理由。最根本的，也许是郑成功自视甚高；
他感到他有义务把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东南海岸之外。还有就是，处在西南
一隅的永历朝廷，愈来愈与外界隔绝，因此，使明朝的存在在这个国家人口
最稠密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地区广为人知，是值得一试的。清廷议和在三方面
鼓舞了郑成功北伐的雄心：使他得以增加粮食储备；在清廷能够对他的不妥
协进行报复之前，使他得以增强他对浙江和南直隶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的威
力；使他更加急于显示他的杰出才能并使清廷对拒绝他的条件感到后悔。总
之，在议和失败后，双方都急于一决雌雄。
1655 年1 月，清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郑成功。
从仲夏至秋，郑成功拆除了大陆上邻近厦门的大多数城市和据点的城墙，连
厦门本身也撤空了。同时，清廷颁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这样，就划出一条
战争地带，增加了对附近人民或在海上工作的人的损害。济度于1655 年10
月到达福建，他的军队由于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直到1656 年5 月9 日，他
才能对金门岛发动一次进攻。随后的战斗被飓风打断，结果清军舰队全被摧
毁。这证实了郑成功的看法，即清廷占领并守住福建的代价将高到它承受不
起。
在海上失败后，清廷转而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扩大了沿海地区与敌人进
行贸易的禁令，同时对投降的“海贼”实行特赦和其他引诱。这些政策取得
成果，郑成功的一个将领降清，并交出海澄的军火库。这个据点的丧失，可
能迫使郑成功提前开始他的北伐的第一个阶段。
实际上，北伐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系列中间有间断的行动，形
成四个阶段：舟山和福建东北部，1655 年11 月至1657 年4 月；浙江台州，
1657 年9 月至11 月；浙江东南沿海，1658 年6 月至1659 年6 月；长江下游
地区，1659 年6 月至9 月。②
为了建立一个在战略上更适合的基地，郑成功在1656 年秋占领了闽江的
闽安城。他从这里对福州的邻近地区发动进攻并向北推进到三沙湾周围的地
区。在那里，他于1657 年2 月歼灭了一支八旗兵有生力量并杀死三个著名的
清军将领。这些轻易获得的成功增强了郑成功认为清军不是对手的看法。
1655 年8 月，郑成功派他的一个福建水师将领随同张名振远征敌人的“心
腹之地”——即进攻清军在浙江和南直隶的海岸设施。但由于天气不好，这
次出征只到舟山为止，张名振于1656 年1 月在那里死去。①此外，那年清军
再克舟山时，另外两个重要的义师将领被杀，第三个投降。这样，到1657
年秋，就再没有前鲁王的水师将领来引导郑成功进入杭州湾以北和以东他所
② 黎光明：《明末清初之四川》[323]，《东方杂志》，31，1（1934 年1 月），第171—
81 页。
① 见下《郑成功的崛起》。
不熟悉的水域了。因此，尽管郑成功在扩大他在福建的作战基地方面获得成
功，他还是回到厦门，从而结束了他的北伐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时间最短。1655 年夏末在福建为搜集给养进行袭击之后，郑成
功直接扬帆北上，进入浙江的灵江口。他于10 月初轻易攻下台州。但这时闽
安为清军所袭。郑成功迅即回救，但为时已晚；11 月，他再度回到厦门，遣
散了远征军，准备过冬。第二年春天，他开始一个新的训练计划，第一次创
立了著名的“铁人”军——披铠的壮士。
1658 年6 月中旬，郑成功再度进入浙江。温州被围困了一些时日，但在
搜集了足够的给养之后，郑成功即把舰队带往舟山，这时的舟山已被清军撤
退一空。当他北去长江口的崇明岛时，他的舰队中途停在羊山岛，在这里遇
上猛烈的台风，损失惨重。仅在一只船上，就有230 名郑氏亲属和家人牺牲。
战士的士气十分低落，舰队的残余部分回到浙江东南沿海休整。1658 年12
月，郑成功占据温州附近的瓯江口，把军队分散到沿岸的管辖地过冬。尽管
郑成功这时处境不好，但清军未能将他逐出温州地区，使他能够驻在那里直
到1659 年6 月。
然后，郑成功开始了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北伐。他首先在宁
波取得物资，并使附近定海的清水师失去战斗力。7 月7 日，他的舰队到达
崇明岛南面的沙岸。他让舰队把守长江宽阔的外口，在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
对附近的乡村进行有限的但必要的劫掠。
郑成功通常对他的谋略守口如瓶，因此，他对这次出征长江毫无掩饰之
意是值得注意的。从1653 年起，他的水师就在他的命令下骚扰长江口，从
1655 年起，他不只一次直截了当地告诉清廷，他想进攻南京地区。现在，他
在沿江而上之前拖延了21 天，随后又采取了较慢的行动方针，似乎不在乎给
清军以结集防御力量的时间。
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郑成功太自信了。他想进行一场尽可能的大规模
战斗，这样，他的胜利将在汉族人民和满族领导层中产生相应的心理影响。
他在前几次征战中也都坚持这一战略；但将它用于江南时，由于过分自恃而
遭到失败。首先，清廷在别处的控制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已经崩溃，而南京
在任何情况下都驻有重兵，不像沿海的州县。此外，近几年来张名振和其他
人一再威胁长江三角洲地带，使清军有了经验，促使他们采取特别的措施阻
止敌船通过镇江。郑成功来得太晚，如在一年以前，当清军的主要力量在西
南各省作战时，他可能获得成功。但当他在1659 年夏天到达时，这些远征军
的大部分正陆续回到南京。
然而郑成功拥有重要的军事手段以及广为传播的名声。他的兵力强大—
—约2000 只大小船只，运载约200000 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他的军官富有
经验，如果对生疏的长江地区略感不安，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在这次
战役中郑成功依靠一个对长江具有宝贵经验的人，一个一心一意献身明朝中
兴的人。张煌言在监国鲁王和永历两个朝廷都担任兵部尚书之职。自从1646
年浙江和福建沦陷后，他就积极参加进沿海的抗清运动，他曾长期担任张名
振的助手。①
因此，当郑成功终于进军长江时，张煌言率所部先行。他的英勇行动，
使郑成功能在1659 年8 月4 日占领瓜洲。然后张煌言带领一支水军沿江而
① 朱希祖；《永历大狱十八先生史料评》[101]，《国学季刊》，2，2（1929 年12 月）
，第237—59 页。
上，郑成功则进攻镇江，这座城市在8 月10 日投降。接着他围南京，他的大
军于14 天后即8 月24 日到达。
郑成功把他的军队驻扎在南京城外西北角，不去阻止清军增援部队进入
城内。虽然有惊人之多的地方派代表向郑成功和张煌言表示拥护，①但既无一
个现成的政治计划又无一批行政官员去对这种表示作出任何有组织的回答。
张煌言深信地方父老同仇敌忾的精神能够改变事件的进程，而郑成功只寄希
望于他的战士和赢得胜利，这使张煌言十分惊愕。
郑成功的战略是等待敌人完全作好准备，然后给他们彻底一击。这明显
地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同时使郑成功的军队松弛下来。结果郑成功中了敌
人的计谋，被优势的清骑兵和步兵击败。9 月8 日清军开始进攻，接着在第
二天发生激烈战斗，郑成功失去几个他最得力的将领。他的军队伤亡惨重。
幸好水师没有受到损伤，得以把郑成功和剩下的人运到镇江，然后去崇
明。张煌言被困在上游，被一支清水师所败。郑成功进攻崇明驻军，同时向
清廷提出新的和议。但他的军队士气太差，打得不好，而清廷拒绝了谈判。
因此，当张煌言从江南西南部经陆路拚死逃至浙江沿海时，郑成功从海路回
到厦门，时为1659 年秋。
退到台湾
回到厦门不久，郑成功开始准备对付清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当1659
年8 月，他侵入江南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清廷遣将军达素率领援军南下。当
达素于1660 年2 月到达福州时，郑成功召集他的仍然不算少的军队和水师保
卫他家乡的岛屿。但是，尽管他的兵力仍很强大，信心却因南京的失败而动
摇了。
6 月，达素从泉州和漳州发动对厦门和金门岛的进攻。像以前那样，清
舰队被击败，但这时郑成功没有理由庆祝胜利。因为清军的准备工作给他的
印象太深了，而他自己的战士的表现则不能使他满意。他还知道，清军此时
已在其他各战场取得胜利，因此能够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福建，进行不断
的进攻。的确，在8 月和9 月，清廷派靖南王耿继茂镇福建，并派难以对付
的安南将军洛託做他的助手。郑成功要在强敌的反复进攻下保住这块弹丸之
地，看来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1661 年春初，郑成功要他的将领接受一个早先被否决了的建
议：把郑氏的主要基地移到台湾。有人反对说，台湾远在海中，是一个疾病
流行的蛮荒之地。但郑成功之意已决，因为他需要一片比从前更大和更安全
的领土，这片领土仍然要靠近东亚的贸易路线。也许他这时轻信地回想起关
于台湾是如何富饶的夸张描绘，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中国雇员告诉他
的。
从1624 年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他们称为福摩萨）的西南海岸保
持一个贸易殖民地。他们同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但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
① 1659 年阴历头三个月的日期，不仅由于原始资料的错误，而且由于永历历与现在的清
历之间的歧异而变
得复杂。由于闰月的插入不同，清历与南明的各种历在这里涉及的下列各年不一致：1648
 年，1650—651
年，1653 年，1659 年和1662 年。见黄典权：《南明大统历》[257]（台南，1962 年），
和傅以礼：《残明
大统历》[180]，载《二十五史补编》，第6 卷（上海，1937 年），第8841—845 页。
不好，因为后者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公司的许多办事人员
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 年，在这个殖民地日益增加
的中国移居者中发生过一次反抗，被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从那时起，
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准备都引起新的谣言，说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
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但设在巴达维亚的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警
戒部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1661 年3 月，郑成功下令出征台湾。4 月21 日，他的舰队离开金门，但
在澎湖列岛因坏天气受阻七天。不幸的是，郑成功确信航行一定顺利，到了
台湾就会有食物，因此舰队几乎没有携带给养。当郑成功的人于4 月30 日①
终于到达荷兰殖民地附近的海岸时，他们饥饿得要死。不过，一支由为数可
观的船只组成的舰队上的数千人，必定使台湾凭借破旧的城塞和两支战舰的
几百个荷兰人完全气馁。
5 月1 日，郑成功要求荷兰人的两个要塞投降。他答应让荷兰人安全离
去，因为他对他们没有恶意，只需要他们“交还”他父亲允许他们使用的领
土。他拒绝了该公司的福摩萨议事会和总督揆一提出的同那里的基督教徒和
平共处的建议。赤嵌无法防守，首先被放弃，但安平城上升起“血的旗帜”，
摆开了战场。
郑成功出于几个理由没有立即进攻安平。首先，他从来不喜欢代价很大
的围攻。他认为夏季的季风将使向巴达维亚的呼救推迟好几个月，在这个期
间饥饿将使荷兰抵抗者投降。此外，郑成功自己也面临食物短缺。预期从大
陆来的供应船只没有来。大米几乎不可能得到，本地的谷物和芋头远远不够。
结果，郑成功被迫把大多数战士投入农耕。他们中有许多人死去或染上当地
的疾病。他完全没料到越过台湾海峡有这么困难，也没料到台湾是这样落后。
要不是荷兰方面的颇为异常的举动，他也许根本不会成功。
8 月12 日，出乎郑成功意料，一支荷兰“救援”舰队到达，并设法要将
人员、食物和物资运进安平。9 月，郑成功被迫恢复进攻，尽管现在他的军
队实力大减，但舰队首领由于敌人的众多和安平的困难状况而感到气馁，遇
到第一个机会就抛弃这个殖民地逃之夭夭。这自然使安平的守卫者丧气，12
月16 日，有一些荷兰兵叛逃到郑成功这边来。领头的叛逃者向郑成功提出有
价值的劝告，教他如何最有效地进攻这座要塞。1 月27 日，总督揆一和议事
会决定谈判投降，于1662 年2 月1 日正式缔约，结束了历时九个月的苦难。
①
在荷兰人离开之前，郑成功就已把他的这块地盘命名为东都。虽然他继
续奉永历正朔，但开始像独立王国的统治者那样治理台湾，制订税制，规范
渔猎，分配土地，并傲慢地要求吕宋的西班牙总督“进贡”。
当郑成功的个人要求同他的追随者的私利发生矛盾时，他对这个他精心
培育起来的组织的权力开始瓦解。这在下述事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662 年
3 月，他命他的长子郑经和留守厦门与金门的将领放弃这些岛屿，携家眷去
台湾。由于知道台湾很艰苦，他们拒绝服从。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
部下的不道德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① 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28]（北京，1937 年），第19—3 页；维克托·B.利
伯曼：《缅甸洞吾
的地方改革》[342]，《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43，3（1980 年），第548—49 页。

① 蒙亭昂：《缅甸史》（纽约，1967 年），第149—50 页。
1662 年6 月，当郑成功得知郑经与乳婢奸生一子，情况就变得危急起来。
他立即下令处死郑经、乳婢、孩子，甚至他的妻子，因为她失于管教。当他
部下的将领试图用乳婢母子的头来使他消气时，他愈加愤怒，下令把他们一
同处死。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在其他将领之中引起相互猜疑，于是开始叛变。
清水师封锁的影响也显露出来，这导致更多的官员叛变。
这时郑成功还得知永历皇帝被俘，也许已被杀。他由此感到的绝望，加
上他父亲在1661 年11 月24 日被清廷处死的消息以及儿子的违抗，使他精神
上受到严重打击，遂一病不起。他于1662 年6 月23 日死于台湾，死因可能
是精神错乱和它所引起的某种疾病的综合症。②时年37 岁。
张煌言和他的抗清战士在浙江福建沿海的骚扰活动失败。他几次请求监
国鲁王复出，再给中国人民一个中兴明朝的机会。但是鲁王已经病重，于1662
年12 月23 日死于气喘病。
厦门的将领拥戴郑经为他的父亲的继承人，在他和得到台湾文武官员支
持的郑成功的弟弟郑袭③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郑经暂时击败了他在台
湾的反对者，并保住了福建的基地，但福建于1664 年被清军接管。虽然他和
他的儿子保持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有20 年，但“明”作为复兴的号召，已完全
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
② 关于这次处死，官方资料没有记载。5 月19 日和25 日的日期，分别来自杨德泽的《杨
监笔记》[610]（康
熙时期（1662—722 年）；重印，上虞，1916 年），第28 叶，和邓凯的《也是录》[508
]（晚明时期[1368—644
年）；上海重印，1896 和1936 年），第351 页。
③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第27—0、186 页。
第12 章 明代的历史著述
引言：若干普遍趋势
明朝统治的将近300 年，很难说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
发生的变化，触及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历史编纂学就其最广泛的意
义来说，也不例外。虽然革新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发展的，但整个来看，
明朝最后100 年的历史著述与最初100 年的区别相当大。区别明显地表现在
质量和数量上。在这一章里，将对这些变化作详细的阐述。这里可以把它们
概括为对原始资料的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这在16 世纪变得逐渐明显，并使
后一时期区别于较早的时期。
16 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更多的人有能
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量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
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
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
大多数）的平均数从1388 至1448 年间每三年约150 名增至1451 至1505 年
间每三年290 名和1508 至1643 年间每三年330 名。①在16 世纪，跟书籍和
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据一位专家说，在明
朝的后半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也与之相等。”①的确，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与前此各个时期相
提并论。在历史著述领域也是这样。历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这之前就出
现了，到了明代成为历史著述的榜样。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和《汉书》的
纪传体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之于编年史；《通鉴纪事本末》之于记事史；
《通典》和《文献通考》之于政书。以上仅举了最重要的类型中的少数几种。
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论证，律诗无疑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
再也不能企及。②
但是，在唐宋时代只有相当少的能读会写的人具有欣赏以至模仿大诗人
的能力，而在随后的时代，这种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认为，更
广泛的社会阶层对过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他暗
示他的这个看法并不只限于诗歌方面。看来这也适用于历史著述；有独创性
的早期样范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他们于是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也加以采
用。
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历史著述作些说明，也许是适宜的。它包括按中国
传统分类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
① 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坎布里奇
，1977 年）；唐纳
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伦敦，1951 年）。

①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上海，1
934 年），附录Ⅱ，
第290—28 页。
② 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1961 年3 月），第
55—6 页。方豪：
《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1961 年3
 月），第1—0
页。
1.分为本纪、志、表和列传的纪传体官修史书或正史
2.私人或半官方编写的与纪传体正史类似的别史
3.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编年史
4.纪事本末体史书
5.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
6.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
7.传记
8.职官志
9.政书
10.地理志，包括方志
对以上著述，还应加上子部中的一些类目：
1.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
2.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
这种分类法在各种目录中不尽相同。①有许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
子部的书或整批的书，在其他目录中列入史部，奏议集在《四库全书总目》
中列入史部，而在别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之外，另有许多著作对历史研究可能很
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对奏议的补充和作者的友人们的传记材料；
关于作者访问过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参与过的事件的记述；有关历史或政治
问题的志、论、说；以及与友人和同事的往来书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时甚至
有短篇历史著作，而在任何书目或目录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许多小说和剧
本应当看成是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原始资料。最后，明代
的诗歌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应看成是历史研究的资料。②
明朝头100 年的历史著述的特点，是政府编纂庞大的全集。进行这种汇
编是继续元代和更早朝代的传统。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元史》，编于洪武年
间，随即刊印。接着是永乐时期的主要汇编：朱熹和其他宋代学者注解的《四
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以及理学著作集《性理大全》。与历史有关的是
《历代名臣奏议》，1416 年编，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乐大典》，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汇编工程。虽然它原有的12000 册①到18 世纪仅存十
分之一（现存更少），但它收录了有关宋、元和明初历史的一些佚文秘籍，
使其免于全部失传。含有元代驿站组织资料的《经世大典》（1331 年）和其
他著作，使我们能够推想元代的驿站制度。①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 年6 月）
，第10、18 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
》，10，1（1961
年3 月），第81—4 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
证，见他的《重
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 年12 月15
 日），第7—页，
和7，12（1953 年12 月30 日），第21—7 页         ，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编（北平，1930－1937 年；台北1964 年重印），Ⅰ，第426—28 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 页。
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
的成就。②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
修汇编的传统，如1456 年和1461 年的官修地理学，1503 年和1587 年的《大
明会典》，和1530 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
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
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③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
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
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
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
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16 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
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
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1459—1566 年间的郑晓（1499
—1566 年）的《吾学编》（2.1.1）或刻于1574 年的薛应旂（生于1500 年）
的《宪章录》（ 2. 3. 1）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
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①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
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
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
充。①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
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16 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开始逐渐采用陈白沙和稍后的王
守仁的新方法，他们愈来愈多地知道了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的根本区别，同
时他们也认识到文献资料未必总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而各种故事传说也可能
包含一些真实性。向新方法过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1461—1527
年），他是一位反对朱熹学派的非正统思想家。他的各种杂记集（如4.5.8）
把有价值的信息与无法证实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但他1499 年刊行的苏州杰出
人物的传记集《苏材小纂》（3.5.1），基于墓志、履历和其他的文献资料，
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赏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祝子罪知录》中，
他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见解往往与传统的看法大相径庭。据说他的著作对于李
贽的《藏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①
但明代历史著述的这个新趋向，在王世贞（1526—1590 年）这样的作家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
3]，《台湾研究》，
1（1956 年），第79—01 页，和2（1957 年），第47—8 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
，见朱希祖：《郑
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2 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
，15，2（1964 年6
月），第47—4 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
]，《台湾文献》，
11，1（1960 年3 月），第102 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
8]（北平，1930 年）
第一编第4 卷第576 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 月12 日至25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 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
》[275]，《台湾风
物》，5，11—2（1955 年），第7—3 页。
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现，他也来自苏州地区。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
世贞有机会接近实录，他1590 年刊行的《弇山堂别集》（ 2. 2. 6 ）和1614
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2. 2.8）中发表的各种历史论文，就主要根据这些
实录。他的论文《史乘考误》，清楚地显示出他对各种资料的相对价值和需
要选择与批判性评价的理解。例如，他在这篇论文的前言中说：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

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
敢书。
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
诸野
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
溪杂
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
遂述
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
人之
好，不覈而遂书之，若《客坐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
谀枯
骨谒金言耳。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
其征
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臾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在这篇文章里，王世贞把他对历史著作不加选择地引用其他著作的一般
批评具体化了。在1594 年刊行的《国朝献征录》（3.1.2）中也看到对原始
文献资料的很大重视，此书是焦竑（1541—1620 年，①编的一部由墓志铭、
纪念碑和明代杰出人物的讣告组成的庞大的传记性汇编。
焦竑大为称赞的李贽（1527—1602 年）是明代最独特的非正统历史著作
家。①他的刊行于1599 年的《藏书》，是一部上起周代下至元代的杰出人物
分类传记集，在这部著作里，李贽用全新的标准和观点评价历史人物。《藏
书》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一开始就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
非人也，亦无定论。”①照李贽的话，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所持的意见和判断
差异很大。他说，如果孔子复活，他的观点将与他在2000 年前发表的观点很
不相同。这些看法还不足以作为依据把李贽归入反儒家一流，但它们清楚地
表明他反对朱熹学派所创立的官方的正统理学，照后者看来，孔子一旦作出
判断（不论真是他作出的或据说是他作出的），就必定是一切时代的唯一准
绳。
在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朱熹在他的《通鉴纲目》中立下一个榜
样，在明朝至少受到官方无可争议的高度尊重。①李贽坚持他的基本观点，对
不少历史人物的评价必然与正统的评价相矛盾。例如，李贽尊秦始皇这个直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儒家历史编纂学深恶痛绝的人为“千古一帝”。②他的《藏
书》只涉及明以前时期，但三年后，在1602 年《续藏书》（ 3. 3. 15）刊
① 7 个州，3 个县和32 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
张煌言《北征得失
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1659 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
卷1，1967 年），
第3—页。
① 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
郑成功收复台湾
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 年4 月），第158—64 页；田大熊：《
国姓爷的登陆台
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 年6 月），第111—21 页（最初发表于
1938 年）。
① C.E.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14]，伊内兹·德·波克莱尔等编
（台北，1975 年）。
① 李腾嶽：《郑成功的死因考》[332]，《文献专刊》，1，3（1950 年8 月），第35—4
 页。
② 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
”宇。关于安平
郑氏宗谱，见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献专刊》，1，3（1950 年），
第54—4 页。
行。在这部著作里，李贽对明朝人物同样作出独立的非正统的评价。虽然李
贽不得不承受他在著作和公开谈话中发表的非正统思想的后果而在狱中自
尽，但在清初，当他的书被禁时，他的著作却被重印并大为流行。
1676 年刊行的黄宗羲论明代思想史的伟大著作《明儒学案》（ 3. 4. 6 ），
代表了历史著述另一类型的革新。①《明儒学案》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一部激起了全国兴趣的著作。①它是按照思想派别排列的。介绍的每位学者先
有一篇小传，然后是对他的思想的陈述。这样，明代的思想趋向的过程就变
得很清楚。在中国的目录中，这部著作通常被分在传记类，对它的特点估计
不足。黄宗羲还开始编著一部关于宋元时期的类似著作《宋元学案》，他死
后由其他人完成。
16 世纪时，政府部门也开始主要根据档案材料编纂关于他们自己的机构
与活动的志书。它们保存了关于体制和行政事例的详细记载。1620 年刊行的
《礼部志稿》（ 6. 2.1），资料丰富，是这类著作的代表。
这种新出现的对文献资料的重视的另一个结果，是有关国家大事的著作
（经世文或经济文）的收集。最重要的经世文是大都市或地区高级官员向皇
帝报告实情并提出对策的奏议。除此之外，向皇帝提出的其他形式的建议、
请求或报告，或对其他政府部门的咨文，也可以收入这类专集中。
有少数奏议集从宋甚至更早的朝代开始。刊行它们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希
望把杰出人物所写的奏议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展示出来，以供仿效。只有
在16 世纪时，刊行奏议才流行起来，它们或者由作者自己，或死后由其子孙
或友人整理刊行。这样做的动机，可能主要是为了把作者的政绩记载下来，
并为后来的传记作者和史家保存文献资料。此外，奏议还可以被看成文学上
的成就，因此跟其他散文作品一样值得出版。
除了那些价值在于作为政治品德的表率的奏议外，为实际用途而精选出
的奏议汇编，确实是明代的一大发明。我们已经提到，早在永乐时期就出版
了《历代名臣奏议》这部贯穿中国历史的由历代最主要的官员所写的奏议的
庞大总集。明朝官员的奏议和其他经世文的集子，最早编于16 世纪中叶。最
突出的例子是1638 年刊行的《皇明经世文编》（5.1.8），在任何时代这都
是这类作品中最丰富的一部。正如这部书和大多数其他汇编的书名所表明
的，它们的意图是提供在考虑国家大事时使用的文献资料。
政书论述的主要是国家大事。政书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编纂。这个传统在
16 和17 世纪得到继续。主要涉及明代往往有充分文献根据的新著作，补充
了早期的政书。这些著作有陈仁锡刊行于1630 年的《皇明世法录》（6.6.7），
王圻刊行于1586 年的《续文献通考》（ 6. 6. 2），冯应京刊行于1604 年
的《皇明经世实用编》（6.6.4），以及其他种种。“经世”和“经济”显然
是当时的流行用语。
另一种文献资料的重要来源是邸报或塘报，这是一种在各大都市和各省
政府部门中流传的包括命令和报道在内的政府公报。这种公报存在于更早的
时期，但只有到了明朝后期才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它起初以手抄本流传，
但1628 年后以活字版印刷。清朝采用了这一制度，后来称为京报。
① 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牌录》[379]（1732 年序；1969 年台北影印），1 和2。
① K.T.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1942—943
 年），第203—60
页，引文在第203 页。
从16 世纪起，方志的编纂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有增进，对地区或地方史
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变得很普遍。在17 世纪初，学者开始把对书本资料的研
究与实地考察中的体验结合起来。徐宏祖②的《徐霞客游记》（8.3.2）根据
作者自己的体验对山川风物作了详细的历史与地理的描述，他在1607 至1640
年间，游历了明帝国除四川以外的所有行省。顾炎武①刊行于1662 年的《天
下郡国利病书》（ 8. 1. 10），根据的是书本资料，主要是方志，以及广泛
的旅行记。顾炎武旅行的主要目的，很少是为了凭吊历史遗址和收集文物（就
像他以前的大多数学者那样），而是为了“亲身视察农民战争的地区，估计
其地势的战略价值，供今后抵抗之用”。①
在所谓历史的辅助科学如金石学或目录学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革新，但
在明朝后半期，它们受到足够的重视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金石学是杨慎②涉及
的许多领域之一，他是16 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艺而富于创造力的学者。
是第一个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的青铜鼓的人。③焦竑编著的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明
代作家著作目录《国史经籍志》（1590 年），显示出他广泛的阅读和文献学
才能，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之一。④它后来被黄虞稷⑤的《千顷堂书
目》（见本章注[92]及有关正文）部分地取代，后者包括整个明代直到1644
年。
总的来说，晚明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样化几乎在一切形式的历史著
述中都是明显的。下面各节将详细讨论明代历史编纂的各个方面。
② 吉川幸次郎：《进步的一种形式——关于宋以后中国的进步》，《朝日新闻》，1958 
年1 月3 日；收入
《吉川幸次郎全集》[619]（东京，1974 年），13，第605—07 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
特的一篇有关的
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
俗学会通信》，
84（1958 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 年），13，第617—22 页。

① 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上海，1930 年
）。
① 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东京，1963 年）。
② 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 和14 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威斯巴登，19
54 年），第12—0
页。
③ 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呼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
404]（东京，1961
年），第340 页。
④ 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228—29 页，注3。
⑤ 译者按：应为11095 册。
国史馆
从古时起，保存记录或档案就被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官方的历
史编纂者（史或史官）就担任这一任务。①这种思想体现在某些儒家经典中。
不管这些经典中描述的政府机构实际存在与否，它成了后代的样范，像这样
的段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到官
修史书被一再地引证。②
7 世纪前半叶，建立了史馆，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写
起居注和编实录，这是以后写前朝国史或正史的依据。①这种史馆在以后的时
代继续起作用。
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没有建立独立的史馆机构，而是将它并入
翰林院。早在1367 年，即朱元璋正式登基前一年，就任命了修撰、典簿、编
修等史官。①1381 年，史官的人数和品级，确定为修撰3 名，从六品，编修4
名，正七品，检讨4 名，从七品。②明代自始自终继续任命这些官员，但人数
根据编纂的需要而定。③例如，在1529 年，编修和检讨定为各6 名。④但有时
多出许多。任修撰的常为一甲进士，任编修和检讨的常为二甲进士。①
史官收集文献资料和编辑历史档案：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上所下诏、敕、书、檄，

谨籍而记之，以备实录。②
按照传统，写详细的起居注，被认为是收集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朱
元璋在当皇帝前四年，即1364 年，就设置了起居注给事中。③据说像宋濂、
① 书名后括号中的三个数字，即（2.1.1）或（4.5.7）指傅吾康在其《明史资料介绍》[
172]（吉隆坡和新加
坡，1968 年）中讨论到的著作的索引号。
② 郑晓：《吾学编》[65]（1567 年），11，第42 叶。关于建文帝的死见本书第4 章。本
章引证的著作和与
傅吾康书中条目的对照，《剑桥中国史》这一卷的书目中未列入。更多的书目信息，见傅
吾康的《明史资
料介绍》[172]。
① 间野潜龙：《祝允明的史学》[369]，见《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 年），第2
11—41 页；和陈
学霖的祝允明传，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
），第392—97
页。又见克里斯琴·墨克：《祝允明（1461—527 年）和苏州的文化义务》[401]（安阿伯
，1978 年），第
302—44 页。关于《藏书》[317]，见本节下文及后《传记著述》。
①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944 年），I，第145—46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07—18 页。
③ 李贽：《藏书》[317]（1599 年；1959 年北京重印），两卷，第7 页。《明人传记辞
典》[191]，第811
页。下面是论李贽的两本重要新著——让·弗朗索瓦·比耶特：《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
（1527—602 年）：
对明末中国官场社会学的贡献》[7]（日内瓦和巴黎，1979 年）；陈学霖：《当代中国史
评中的李贽》[22]
（怀特普林，纽约州，1980 年）。
④ 奥托·弗兰克：《<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的本质、相互关系及资料价值》[168]，载
《普鲁士科学院会
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4（1930 年），第103—44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1—54 页。
③ 埃蒂恩·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际行政》[5]（伦敦，1965 年），第19 
页。又见朱莉娅·金：
《<明儒学案>介绍》[88]，《远东》，23，2（1976 年12 月），第191—11 页。
魏观和詹同这样一些杰出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这表明朱元璋当初对
它的重视。①
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还表现在1367 年给在职者以正五品的相当高的品
级。②品级与当时的翰林院学士和六部郎中相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经过
几次变动，在1381 年起居注作者的官秩重新定为从七品。③若干年后，这个
机构被撤消，这大概是在1393 年之前，因为那年出的《诸司职掌》中没有提
到它。
随着一篇由张四维（1526—1585 年）起草、张居正（1525—1582 年）呈
递的奏议，1575 年恢复了起居注的写作。这封奏议还包括关于如何指导史馆
工作的详细建议，其中有些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来编入《大明会典》。④这篇
文献提供了官修历史是如何进行的宝贵资料，应详细加以讨论。⑤
张居正的奏议，跟大多数这类建议一样，提到古代的左著作郎和右著作
郎。他强调，没有起居注，就得不到关于皇帝言行的可靠资料来编纂实录。
而这就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实际情况，这两部实录是在张居正指导下编
纂的。⑥张居正于是提出八点建议：
1.保存记录的方法。在史官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写起居注。如果没有
可靠的起居注，修史工作势必陷入依靠无法证实的关于皇帝行为的谣传的危
险。担任侍讲的官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因此宜指定他们每天轮流担任起居
注的作者。大学士在与皇帝秘密商议后，应立即将必要的情况告诉起居注作
者。他们还应抄下所有的圣谕、诏、旨、策文，等等，以及大学士的题稿。
除此之外，应指定六名有经验和有学问的史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奏议编纂
政纪。每一名官员应负责六部中一部的活动领域。这些官员不应担任其他任
何职务，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旷职。
2.关于随侍皇帝的起居注作者在不同种类的召见中应选取的地方的规
定。起居注作者应始终在靠近皇帝的地方，这样他才能清楚地看见和听到正
在进行的一切。当皇帝与大臣进行秘密商议时，史官也许不宜在场，但在召
见结束后，该大臣应立即将圣谕和上述商议用密封信报告史馆。
3.向史馆转送文献。大学士应命令将保存在内阁的内阁奏议和由“两房”
⑦官员具稿缮写的圣谕、诏书、敕旨的副本送史馆。应复制其他政府部门的奏
议和皇帝对该部门奏议的敕答。应将整个文献的副本送内阁，然后转送史馆。
时政的讨论应编入各政府部门的奏议中。
4.忠实记录的重要性。由于起居注将是据以编纂实录的唯一资料，准确
性比优美的文笔更加重要。皇帝的言辞必须逐字逐句地记录，而不要做文章。
奏议的原文，只有次要的无足轻重的问题可以省去。只有因表达不清而难以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4—16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21—26 页。
③ 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实际行政》[5]，第31—2 页。又见威拉德·彼得森
：《顾炎武（1612—682
年）生平》[42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8（1968 年），第114—56 页；和29（1969
 年），第201—
247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1—535 页。
⑤ 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356—57 页、371—72 页。
⑥ 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368—70 页。
⑦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56 页。
理解的地方，才可以稍加修改。否则应一字不易地记录原文。要弄清楚因果
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更或修饰内容。必须严格禁止史官发表他个人
的褒贬意见。
5.（这一段论述给史官提供工作的地方和设备，这里不讨论。）
6.妥善保管的处所。在古代，国史被称为石室金匮之书，① 因为它被妥
善保管以备传诸后世。明朝也是这样做的。每月有一小箱，每年有一大箱。
它们应被放置在东阁②的左右房。史官每月编成的草稿，应装订成七册，一册
为起居注，六册为来自六部的材料。每册的封面应注明年月和负责史官的姓
名。完成的册子要送大学士审查，放进一只小箱，用文渊阁的印章加封。到
了年底，内阁和史官要打开箱子，取出各月的草稿，将它们放进一只大箱子，
用同样的方法加封，从此不再开启。
7.（这一段论述缮写者应遵守的规则，这里不讨论。）
8.处理这篇奏议之前的事件。万历朝的头两年（1573 和1574 年）和第
三年（1575 年）的头几个月，起居注和六部奏议的原文，应根据现有的文献
材料按照事实记录下来。
这篇奏议说明，在恢复编撰起居注以后，这些文献仅构成为编撰实录而
收集的材料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取自六部的奏议，它们也通称时政记。③
官方的时政记现在尚存一个残缺的样本，时期是1127 年。明代有一种类
似的著作不是官方文献，而是有接触政府档案机会的官员的私人著述。④有许
多万历、泰昌和天启时期的残缺不全的起居注抄本，保存在中国和日本的几
个图书馆里。⑤起居注是后来编撰实录的基础。
但是，某些时期在起居注和实录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日历，它
只涉及几年。我们知道，在1373 年曾命翰林院选出一个班子编纂《大明日
历》。这项工作是在监督之下在宫中一个严格禁止外人进入的特殊部分进行。
清晨，班子成员一起去到他们工作的屋子。吃饭也在那里；到傍晚才一起回
到翰林院的集体宿舍，也是与外界小心地隔开的。从1373 年9 年20 日至1374
年6 月11 日差不多9 个月中，当工作进行时，编纂者不许与外人接触。整个
事情严格保密，这是为了防止有利害关系的人企图影响编纂者。要求他们只
能把他们的编纂建立在可以得到的文字材料的基础上。这是根据皇帝颁布的
规章，规章还说，著作完成后应受皇帝审查，保存在金匮中。然后把一个副
本存放在秘书监。①
① 奥托·弗兰克：《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169]，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会刊》[柏林
]，哲学-历史部，
23（1925 年），第276—09 页。
② 《礼记》[313]，郑玄注本（2 世纪；1936 年上海重印），1，第5 页；李雅各译：《
礼记》[310]，见《东
方的经典》，27（牛津，1885 年），第2 页。
③ 威廉·洪：《公元708 年前的唐史馆》[272]，《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96
1 年），第92—07
页。
④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 年；台北1961—966 年重印），第338—39 页。张
廷玉等编：《明
史》[41]（1736 年；北京1974 年重印），73，第1787 页。
⑤ 翟善编撰：《诸司职掌》[17]，（1380 年；重印，《玄览堂丛书》，第43—0 卷；重
印，台北1981 年），
第19 叶和第56—7 叶；申时行编：《大明会典》[465]（1587 年；台北1964 年重印），
2，第34 叶（第
79 页），和10，第8—0 叶（第196—97 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4
0 页。
① 《大明会典》[465]，2，第34 叶（第79 页）；《明史》，73，第1787—788 页。
史官的主要任务是编撰实录；其他工作只是为这一任务作准备。但是，
掌管编撰工作不专属史官，还有一个广大得多的官员集团参与其事。根据《大
明会典》②中制定的规章，大学士要担任总裁，翰林院学士担任副总裁。他们
由皇帝任命，任务是规定纂修条例，检查纂修官③准备的草稿，纂修官是从内
阁、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和司经局选出的。崔纂和誊录则是诰敕房和制敕
房选派的。
实际的纂修者名单表明，这些规章从16 世纪初起就被严格遵循了。即使
在更早的时期，做法也似乎大体上跟后来的规章一致。纂修官总是翰林院的
居多。有时候，显然有20 或20 多个编修。
只有很少的——有时没有——纂修官是从别的部门来的。此外，誊录和
崔纂主要选自品级较高的官员，或者，至少也是国子监的生员。总之，参加
纂修工作的人的数目相当大。例如，纂修于1522 至1525 年间的《武宗实录》
开头的名单，记录了参加纂修的97 人的姓名和官职。④此外，肯定还有许多
职员、随从和仆人。
这项工作的挂名领袖是监修。名义上他是总裁的上级，但实际上对工作
似乎无多大影响。他必须从世袭贵族的最高等级公或侯中选出。以《武宗实
录》为例，监修是公。3 个总裁是大学士兼尚书（正二品）。⑤2 个副总裁，1
位是翰林学士（正五品），另1 位是侍讲学士（从五品），40 个纂修，8 位
是侍读（正六品），3 位是修撰（从六品），21 位是编修（正七品），8 位
是检讨（从七品）。3 个崔纂是太常寺卿（正三品），尚宝寺卿（正五品）
和中书舍人（从七品）。47 个誊录，2 位是尚宝寺少卿（从五品），1 位是
吏部员外郎（从五品），3 位是大礼寺右寺副（从六品），6 位是中书舍人（从
七品），1 位是翰林院待诏（从九品），1 位是光禄寺署丞（从七品），3 位
是鸿胪寺主簿（从八品），12 位是鸿胪寺序班（从九品），2 位是译字官（无
品级），可能来自四夷馆，15 位是国子监生员，1 位是翰林院秀才。最后，
有一个官员掌收一应文籍和一个尚宝寺少卿（从五品）。
对整个《明实录》来说，得不到像这样详细的参加纂修工作的官员的名
单，但从《太宗实录》起，尚存的名单中开列的60 至100 个官员的名字，他
们的官衔与纂修《武宗实录》的官员的官衔相似。因此，完全可以把它们看
成是全部《明实录》的纂修班子的典型。指派数目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参与纂
修工作，也表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誊录中发现有品级高至从五品的官员
是令人吃惊的，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做抄写工作。专门的史官只做
小部分纂修工作，它主要是由翰林院和内阁在其他几个政府部门的官员的帮
助下完成的。实录的纂修是在最有权势的政策制定官员——大学士的监督下
进行，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它的重要性。
实录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超然的学术活动。由于监
督纂修的大学士往往卷入了前朝的政治争论，他们当然渴望将他们的个人观
点注入原文而牺牲与之对立的观点。此外，他们有时候还可以表达地区或集
② 《明史》[41]，73，第1788 页。
③ 《明史》[41]，70，第1695 页。
④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4.8.2）（清初；香港1965 年重印），32，第1 叶。

⑤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第181 页。关于明代的起居注，见今西春秋的有关
文章：《明季三代
起居注考》[273]，载《明代满蒙史研究》[496]，田村实造编（京都，1963 年），第587
—62 页。
团的观点。因此，《明实录》的政治偏见一直受到同时代学者的严厉批评。⑥
但是，大学士在规划当前的政策上有许多紧迫的事情要做，只能偶尔过
问纂修工作。他们参加决定凡例的工作，但不得不把直接的监督任务留给副
总裁，后者没有多少别的任务，从而在纂修工作的监督中处于关键地位，因
为他们是纂修官的上级。崔纂的名字总是列在纂修官之后，他们的作用也许
仅限于纂修的组织和技术方面。他们对内容没有影响。除去嘉靖和万历两个
皇帝的实录（均用了10 年）外，纂修工作通常用3 至5 年。
实录不是为了刊行。在一朝的实录纂修完成后，将正本在一个精心规定
的仪式上呈给皇帝，仪式的规则最初是在1403 年确定的，后来在1536 年和
1577 年作了修改。⑦实录和宝训⑧在一个庄严的行列中从史馆送到奉天殿和华
盖殿。纂修班子的全体官员身着朝服跟在后面。然后，在皇帝面前和礼乐声
中，将实录和宝训置放于华盖殿。第二天，它们在另一个有皇帝参加的庄严
行列中被送到皇史宬，在皇帝面前封存。
这些记录不允许再拿出来。它们是供后代纂修正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一
两天后，设官宴邀请纂修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每人都得到赏赐，有时以升官
的形式出之。①官宴上的菜肴和给予总裁、副总裁和纂修官等人的赏赐的数目
均有严格规定。②
副本留作参考，对它的使用听命于皇帝、大学士和史官。它置放在内阁。
为了保密，所有的草稿和初步的抄本均在太液池（紫禁城西边的一个人工湖）
东边的椒园内销毁。销毁时参加纂修工作的全体官员都必须在场。③在纂修实
录时，认为适于刊行的皇帝诏令被选出来，按题分类，另编成册，这就是皇
帝的宝训。
实录原稿的保管是一件大事。1492 年，大学士丘濬（1420—1495 年）在
一篇长篇奏议中建议——就所知，是第一次——实录应有一套新抄本保存在
专门为保存实录而修建的建筑里。①他的建议没有实行。在过了40 多年以后，
⑥ 关于宋濂、魏观和詹同的传记及（或）介绍，分别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
—231、698、43—4
页。
⑦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27，第412 页。
⑧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39，第2188 页。
① 见《大明会典》[465]，221，第7—叶。
② 奏议的日期是1575 年4 月7 日。李焯然新近发现[见《焦竑之史学思想》[321]，《书
目集刊》，15，4
（台北，1982 年），第42—3 页，注51]，这篇奏议确是张四维（《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103—05
页）起草的，并收入他的《条麓堂集》[38]（跋于1596 年；东京1975 年影印），8，第1
4—5 叶，和陈子
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7]（1638 年；台北1964 年重印），373，第1—叶（见本章
，《经世文》）。
由于这篇奏议只作了小的修改就以张居正的名义呈给皇帝，后来的作者包括今天的作者在
内，就把他的作
者身分视为当然，并用他的文集《张文忠公全集》（晚明；重印，《国学基本丛书》，第
309 卷，台北，
1968 年）的原文，4，第53—6 页。不十分全的原文，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3
5，第825—31
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32，第25—9 叶。此外，吴晗的《读史劄记》[594]
（北京，1956 年；
1961 年重印），第165—66 页作了部分引证，今西的《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611—
20 页引证了全
文，并附解释。《大明会典》[465]中的有关章节，见211，第7—8 叶（第2040 页）。
③ 间野潜龙：《明实录研究》[370]，重印，《明代文化史研究》，见《东洋史研究丛刊
》，31《东京，1971
年），第1—34 页。
① 这是指内阁东诰敕房和西制敕房，两房指派中书舍人（贺凯：《明王朝政府组织》[26
5]，第31 页，注4）。
皇帝才同意大学士张孚敬（1475—1539 年）的一个类似的建议，下令抄写以
前诸帝的实录。②像任命纂修班子那样任命了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抄写工作，
也有监修、总裁等。同时，下令修建一座专门保存实录的建筑，正如丘濬原
来所建议的那样。这座建筑于1534 至1536 年间建成，命名为皇史宬，通常
将它译为帝国历史档案馆。
两年后抄写工作完成。新抄本在一个正式仪式上呈给皇帝，第二天当着
皇帝的面在新的档案馆里封存。①这座建筑在清代为同样的目的服务，并在
19 世纪初彻底翻修。这座建筑真是名副其实的“石室金匮”。②它的厚墙是
用坚固的砖头砌的，墙上只有很少的小窗口，原稿放在100 多只金属箱子里。
在20 世纪30 和40 年代，这座建筑仍在那里，保持着它原来的样子。它座落
在皇宫东南，南池子南段路东。③
纂修正史——官修史书的最终产品，是史官的另一个任务。元朝的正史
是设在南京一座佛寺里的一个史馆纂修的。④1594 年，开始了纂修到这年为
止的明朝正史的工作。像修实录那样，任命了一个班子，以王锡爵（1534—
1610 年）和其他大学士为总裁，另外一些高官——大多数是翰林院以外的—
—为副总裁，和19 个纂修官，多数是翰林院的修撰、编修或检讨。①但1597
年宫中失火，烧毁了所有的草稿和资料，这项工作就搁置起来，显然再也没
有恢复。②由于那时没有进行修实录的工作，实录的纂修未受到火灾的影响。
见沈德符：《两殿两房中书》，载《野获编》[468]（1619 年；北京重印，1959、1980 年
），9，第247—
248 页；山本隆义：《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599]，《东方学》，21（1961 年）
，第87—03 页，
特别是第95 页。
② 见司马迁：《史记》[477]（约纪元前90 年；北京重印，1959 年），130，第8 叶；巴
顿·沃森译：《中
国伟大史家的记录：译自司马迁的<史记>》[559]（纽约，1961 年），第50 页。
① 东阁也许指内阁的建筑，左右房也许指诰敕房和制敕房（见前，注46）。但这个推测不
能证实。
② 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见W.G.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
和日本的史家》（伦
敦，1961 年），第45 页。
③ 沈德符：《野获编》[468]（1619 年；1869 年重印），8，第25—6 叶。
④ 见令西：《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597—15 页；陶元珍：《万历起居注》[502
]，《文史杂志》，
4，7—（重庆，1944 年），第54—6 页。
① 关于纂修“日历”的唯一详细的记述，是黄佐写于1560 至1566 年间的《翰林记》[25
8]（6.2.7），第13
章：《修日历宝训》（重印，《丛书集成简编》，台北，1965—966 年），第159—60 页
。《明实录·太
祖实录》[380]，仅第1507 页提及纂修的敕命，日期是洪武6 年九月四日（1373 年9 月2
0 日），和第1573
页提及完成的敕命，日期是洪武7 年五日一日（1374 年6 月11 日）。又见宋濂：《大明
日历序》[489]，
载《明文在》，薛熙编（1889 年；台北重印，1968 年），第353—54 页。
② 《大明会典》[465]，221，第3—叶（第2938 页）。
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明朝官修史书最重要的产品是《明实录》。③本来，实录是准备秘密保存
于宫中而不是打算出版的。然而，有几种私人抄本保存下来，现在可以得到
其中两种抄本的影印本。对所有的明史研究者，它们都是最重要的资料。①
只在有了一种与新版二十四史相类似的新的校点本后，才可能对这种资料作
出更充分的评价。
在明朝的16 个皇帝中，现存13 个皇帝的官修实录。建文帝和景泰帝的
实录，分别包括在《太宗（成祖）实录》和《英宗实录》中。由于明朝的灭
亡，没有为最后一个皇帝修实录。包括在印出的实录中的所谓《崇祯实录》
是私人纂修的。没有必要在这里对13 部实录一一加以讨论，因为这个工作在
别处已经做了。②按照涉及的时间，篇幅的变化在8 至596 卷之间。它们总共
将近3000 卷，分为500 册（1940 年版本），或133 册（1963 年版本）。
在材料的安排上，实录遵循编年体。它严格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记录皇
帝或以皇帝的名义采取的行动，以及重要的政治事件。这些记录自然而然地
包含了对帝国政府有用的信息。记录下来的事实大多以奏议摘录的形式出
现，因为主管官员是以这种方式把事件向皇帝报告的，再有就是有关诏令的
摘录。此外，高级官员的任命、调动或停职，跟惊人的自然现象一样，通常
均有记述。
但是，没有必要把事件记录在它们实际发生的那个日期下，而是记录在
向皇帝报告和在皇帝面前讨论的那个日期下。如果事情发生在很远的地方，
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后和传到朝廷之前可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报道一个
高官死亡的那个日期下，通常附有他的小传。每年年终，有关于人口、岁入
和外国“进贡”使节等等的统计资料。
从明代实录的纂修组织来看，显然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有些总裁
和纂修官因表现出由于个人好恶而产生的偏见，受到后来作者的严厉谴责。
由于实录的绝大部分是由官方文献的原文和有关政府活动的枯燥报告构成，
作者表示个人意见的机会主要就在于选择某些文献和压下另一些文献。这
样，事实和事件可能被大大地曲解。此外，也可以用压缩文献的方法来故意
歪曲原意，即使这违反了规章。除了这些之外，就很少有机会塞进非常含蓄
的褒贬暗示了。还从来没有过对任何故意伪造文献的指责。如果文献本身（如
奏议）包含了错误的陈述，纂修者也没有责任去改正它。无心的错误在实录
中决不在少数。
上面提到的偏见，不仅限于按照儒家政治伦理观的一般标准进行褒贬，
就像一切中国历史家所普遍承认并运用的那样，而且与高层的许多集团和个
人有密切联系，他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互相进行斗争。至少有一次皇帝本人
也被卷入了。这不仅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大学士之间发生了重要变动，
正在纂修中的实录要修改，而且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两个已知的例子
③ 用Compiling of ficer 译纂修官，是为了区别于Compiler——史馆的修撰和编修。
① 这份名单在《明实录》[38]的台湾新版（1961—966 年）中有，但在南京版中没有。《
实录》在纂修敕
命的日期下有不完全的名单，各种《实录》研究中的名单均引自这里。特别见间野：《明
实录之研究》[370]。
② 不同官职的品级载《大明会典》[465]，第10 章。
中，已经完成并封存起来的实录，也一反惯例和常规，又拿出来重写。
第一个皇帝太祖的实录就是这样处理的。第一次纂修是在太祖的孙子和
继承人建文皇帝统治时完成的。事情很明显，1402 年篡夺了王位的燕王，他
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和建文皇帝的叔父，不能让他父亲朝的实录原封不动。
因为它宣称他的侄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从而给他打上叛逆的烙印，并把
他篡位的事传给后代。所以他下令重修。
新稿完成后，据说旧稿被销毁。但即使这个在几个月内完成的新稿，也
不能令皇帝满意。几年后他指出，纂修者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工作，
他们完成得太快，因而不彻底。第三稿在工作了七年之后完成，这是唯一传
下来的。到了明代中期，它已经是所知的仅存的一部。这最后一稿由于它的
许多错误而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早在17 世纪，钱谦益（1582—1664 年）
在一篇渊博的《太祖实录辨证》（1.1.1）中，即批判地讨论了它的可疑章节。
出于同样的理由，建文皇帝（统治时期1399—1402 年）的实录的真实性
是可疑的。据一些人说，这个时期的一些事迹在万历朝被补充进《太祖实录》。
它们不包括在这些实录的现存抄本中，而构成了《太祖实录》的头九卷，有
些抄本有副题《奉天靖难[事]迹》，在这个标题下叙述了燕杰的篡位。由于
这几卷用了建文皇帝的年号，而这个年号在万历朝之前没有正式用过，因此
不清楚它们是同《太祖实录》的其他部分一起纂修的呢，还是后来补充进去
的（见1.1.2）。
景帝朝的实录也有类似的问题，景帝是在他的哥哥于1449 年被蒙古人俘
虏后即位的。统治了八年之后，他被一次支持他哥哥的政变所废黜，这时他
哥哥已被释放回来；他在几天后死去。《英宗实录》（1.1.5）包括从1436
至1464 年的三朝，景泰朝的实录（卷187—262）跟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实录
同样详细，但有一个特别的副题叫做《废帝郕戾王附录》，并分开立卷，即
卷5—91。偶尔有一些明显反对景帝和这时起主要作用的于谦（1398—1457
年）① 的偏见。正是他在这危急的日子里，在英宗皇帝被蒙古人俘获后，挽
救了明朝，使其没有过早地灭亡。于谦在1457 年的政变中，以莫须有的罪名
被杀。
但是，早期的批评没有特别指责《英宗实录》的这一部分，像它们指责
建文时期的实录那样。16 世纪末，有一篇奏议要求为惠帝和景帝纂修单独的
实录，奏议的作者沈鲤没有举出任何内容上的缺陷作为这个建议的根据，而
只是从规格上强调，后来被承认为合法的皇帝的实录应单独纂修，而不应附
在别的皇帝的实录中。②
最严重的争论是围绕《光宗实录》（1.1.12）的争论，光宗是明朝统治
时期最短（仅一个月）的一个皇帝。这些争论是由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与他
们的对手之间的政治斗争激发起来的。进入17 世纪后，这个斗争愈演愈烈，
《光宗实录》遂成为党派论争的牺牲品。这部实录最初是在接近东林集团的
人士的主持下纂修的。但当反东林集团在臭名昭彰的宦官魏忠贤③周围团结起
① 例如，见吴晗《读史劄记》[594]（第156—61 页）和本文作者《明代（1368—644 年
）的实录》[175]
（载《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家》，第66—3 页）所引。
② 见俞汝楫：《礼部志稿》[622]（1602 年；重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第73 至77
 函，上海，1935
年），22，第16—1 叶；和《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4004—006 页。
③ 关于宝训，见本节下文。
来以后，东林党人大都被从政府中清除了。于是发出了一道圣旨，纂修一部
类似于“白皮书”的《三朝要典》（2.8.4）。它的主要目的是指责东林党，
为反东林集团的政策辩护。这项工作在1626 年完成。于是，已于1923 年完
成并保存在皇史宬的《光宗实录》被启封，按照《三朝要典》进行修改，尚
未完成的万历朝实录的有关部分也一起进行了修改。①这一不平常的做法，只
有永乐朝修改《太祖实录》可与之相比，但后者的主使者是皇帝本人，而前
者则是在官员中的一个党派集团和宦官的怂恿下进行的，皇帝只扮演一个被
动的角色。
嘉靖时对《孝宗实录》（1.1.7）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它是在大学士焦芳
②主持下纂修的。由于批评者一致谴责焦芳歪曲事实和诽谤他所不喜欢的人，
建议修改实录并非没有理由。皇帝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仍然不愿照建议去做。
③在《光宗实录》问题上，皇帝显然既无决心也无实权阻止有利害关系的集团
进行别有用心的修改。
天启皇帝死后，当东林党人重新掌权时，《光宗实录》再次重写。先前
的改写本连同《三朝要典》被销毁。现存的1628 年本，偏见一点不比第二次
稿本少。这些争论也涉及《宪宗实录》（1.1.11）的最后一部分，但全部修
改在纂修完成之前就开始了。
除去这两桩官方重写已经完成并已保存在皇史宬中的实录的公案外，还
应提到一桩私人干预实录的已知公案。在保存的《熹宗实录》（1.1.13）中，
天启四年和七年（1624 和1627 年）有几个月的记录不见了。这一短缺早在
清朝的最初几年就被注意到了，当时纂修《明史》的准备工作刚刚开始。
据当时的人朱彝尊（1629—1709 年） ④记述，这几部分据传是在顺治初
期被明朝变节者冯铨删除的。冯铨曾是魏忠贤党羽，在纂修《三朝要典》和
迫害东林党中都超过作用。早在1644 年他就听命于满族人，1645 年被征服
者任命为大学士。同年在为准备纂修正史而启封实录时，他趁机秘密消除了
包含有不利于他的章节的部分。对《熹宗实录》失踪部分的这个解释，被后
来的学者所接受，再未认真地提出过疑问。⑤
在纂修和对待实录时所持的政治偏见，很早就引起强烈的批评。明代的
作家如王鏊（1450—1524 年），①郑晓（1499—1566 年），②郎瑛（1487—约
1566 年），③沈德符（1578—1624 年）④和其他一些人从总体上谴责《明实录》。
① 例如，见《明实录·宪宗实录》[380]，第935—39 页；《明实录·世宗实录》[380]，
第4015—016 页；
黄佐：《修书陞赏》，见《翰林记》[258]，13，第168—74 页。
② 《礼部志稿》[622]，39，第10—1 叶；37，第5—叶。
③ 见吴晗的引证，《读史劄记》[594]，第180 页。
④ 《明实录·孝宗实录》[380]，第1209—220 页，特别是第1218—219 页；《礼部志稿
》[622]，46，第
8—叶。
⑤ 《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3635—637 页。
① 《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4001—010 页。
② 见本章注[47]的有关正文。
③ 《大明会典》[465]，221，第4 叶（第2938 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1
3，第1 叶；神田信
夫：《皇史宬》[281]，《历史辞典》，Ⅲ，第239 页。关于皇史宬的实际情况，见袁同礼
：《皇史宬记》
[624]，《图书馆学集刊》，2，3（1928 年9 月），第443—44 页；今西春秋和小野胜年
：《文渊阁、寿
皇殿、皇史宬参观记》[274]，《东洋史研究》，5，1（1939 年），第78—9 页和第81—
2 页。皇史宬的
《国榷》（1.3.7）的作者谈迁（1594—1658）⑤的批评，可以看成是比较宽
厚的。他写道：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尚不见其里。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
，
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载笔者，皆逆奄舍之人。⑥
最后一句话透露出，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的成员，所有的官员都有的对
宦官的偏见。尽管有些宦官出身于上等人家，尽管有许多官员或甚至大多数
官员同宦官合作，利用宦官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总是热心于为他们的干
下坏事的同僚在宦官中找替罪羊。①虽然某些宦官被认为是“好太监”，但总
的来说，几乎在一切历史著述中，不论是官修的还是私修的，对宦官的强烈
偏见是明显的，因为作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官员，或至少也是绅士阶级的成
员。他们中的极少数（例如沈德符）表现出某种比较宽宏大量的态度，企图
做到公平，甚至超越了他们自己的阶级的限制。宦官写的书尚存少数。刘若
愚的《酌中志》（约1638 年）（4.2.7），是最重要的之一，其中包含有许
多只有太监才知道的宫廷生活的细节。
明代作家在时间上离他们所写的事件仍然相当近，对它们有个人的看
法。这样，他们更有可能强调《明实录》的消极方面而不是它的积极方面。
清代历史家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也许，他们生活的年代距离实录中涉及的
事件越远，他们越能作出更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判断。《明史》的主要纂修者
之一徐乾学（1631—1694 年）②写道：
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

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
于文
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
直到万历中期（16 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 年，内阁
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591 年完
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之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
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
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被誊写。但因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完全是为了
学术目的，抄写往往粗心大意和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
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到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
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这样有了改变，当然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这
特别适用于嘉靖皇帝及其后的实录。③在现存的实录抄本中经常并大量存在的
不一致，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①值得注意的是黄虞稷①的《千顷堂书目》——
照片见张国瑞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36]（北平，1934 年）。

④ 黄佐：《翰林记》[258]，13，第165—66 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哈
佛燕京国学引得
丛书补编》，3，第3—页。又见牟复礼：《诗人高启》[399]（普林斯顿，1962 年），第
147 页以下各页。
⑤ 《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038—040 页；《明史》[41]，217，第5731—732 页
。
⑥ 《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817 页。
① 论《明实录》[380]的著作，见傅吾康：《介绍》[172]，第8—3、30—3 页和列出的参
考资料。最近的
是间野的《明实录之研究》[370]，1963 年修订本，第1—33 页。
② 傅吾康：《介绍》[172]，第23 页。
③ 傅吾康：《介绍》[172]，第30—2 页；更全的，见他的《明实录的纂修与传统》[171
]，载《汉学研究》，
1（北京，1943 年），第12—3 页；新近的有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第6—9 页
。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08—612 页。
这是明代所著的最完全的书目（它的分类法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有
所不同）——在第二类（史部）的开头有名为“国史”的细目。这个细目依
次列出实录、《大明日历》（这在17 世纪大约还在）、《宝训》、一些不再
存在的《圣政记》和明朝早期的《年表》、《明伦大典》（6.4.2）、《三朝
要典》、万历朝起居注，和一种《内值日记》。②
明史馆的其他成果首先是212 卷的《元史》。它是在1369 至1370 年间
总共不到一年的时期内完成的，这部历史没有给明史馆增加声誉。它被认为
是一部编得拙劣、不完善和不准确的作品，是官修史书中最差的一部。③
1473 年奉敕纂修、1476 年完成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也不比《元史》
好多少。它被看成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的续篇，根据的是他的著名的
凡例，包括宋元两朝，大致上从960 至1367 年。它也跟朱熹的著作一样没有
历史资料价值，不过可以看出它是怎样用官方的理学观点去评价宋元时期
的，这种观点正盛行于当时。
另外许多与明史特别有关的官方出版物，是皇帝命令在史馆之外纂修
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作品：皇帝有关明朝的基本政策和亲藩体制的指示，
以及对子孙的告诫，初次刊印于1373 年，此后经过反复修改（6.2.12）；①
明朝第一个皇帝对臣民发表的公告（大诰），其中包括告诫、禁令和惩罚条
款，分发给各级官吏，刊印于1385 至1387 年（6.3.2）；1397 年的《大明
律》及其前身1368 年的《大明令》（6.3.3）；和目的在于加强农村居民的
组织和管理的《教民榜文》（6.1.5 和6.1.6），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用于教育
目的的官方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是打算通过宣传正统理学“钦定儒学”来提
高皇帝的威信，培养忠臣顺民——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尊美屏恶”。所以它
们属于“善书”一类。②所有这些皇帝倡议的出版物构成了解明朝特别是它的
第一个皇帝的统治特点的基本资料。
1393 年，第一次编出10 卷《诸司职掌》（6.1.1）的法规供中央政府各
机构使用。这部作品后来为更为详细的《大明会典》所取代，分别出版于1503
和1587 年，各有180 和228 卷（6.1.2）。各种正式仪式的规则包括召见和
接待外国使节，单独出版于1530 年，名为《大明集礼》，53 卷（6.4.3）。
这部作品包括祭器和仪式安排等等的具体说明。
这些作品与过去朝代的汇编相似，不过更为详尽。它们成为后来清代编
纂类似作品的样范。1456 年的24 卷《寰宇通志》（8.1.1）和1461 年的90
卷带地图的《大明一统志》（8.1.2）也是这样。
还应提到一类文献。明代出版了许多“白皮书”。“官报”包含为政府
的政策提供根据的皇帝批准的文件。有一部作品是关于嘉靖皇帝的父亲的庙
号的争论的，这就是1528 年24 卷的《明伦大典》（6.4.2）。另一部作品涉
及天启时期采取的反东林党行动，这就是1626 年24 卷的《三朝要典》
① 《礼部志稿》[622]，97，第8—1 叶；沈鲤（1551—615 年），《明人传记辞典》[19
1]，第616 页。菲
利普·德·希尔博士关照本文作者注意《实录》中的实际偏见。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47 页。
③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13，第18—6 叶；刘心学；《四朝大政录》[348]（2
.8.18）（17 世纪初；
重印，《国学文库》，46，北京，1937 年），第38—2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3—34 页。
② 沈德符：《补遗》，见《野获编》[468]（1619 年；1959 年重印），1，第801 页。

（2.8.4）。
关于个别政府机构的半官方著作
官方的汇编和出版物不限于由皇帝倡议并在翰林院的监督下完成的作
品。到16 世纪下半叶，个别政府部门开始编纂有关它们自己机构的组织与活
动的专著。不幸的是，它们很少保存下来。它们中最重要的之一是1620 年的
《礼部志稿》（6.2.1）。它是在前任和现任礼部领导官员组成的纂修班子的
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一部100 卷的综合性著述，包括行政与礼仪规定、诏谕、
奏议和其他有关礼部及其下属机构的文献。还有从开国至天启初在礼部任职
的高级官员名单。此外，还提供这些官员的传记资料和在礼部历史上起过重
要作用的人的传记。有专文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典礼、仪式、祭品、考试、
礼节、与外国人的关系，以及公共设施如庙宇和学校，只要是在礼部管辖范
围之内，都包罗无遗。这部著作含有实录或《大明会典》、《大明集礼》所
没有的重要材料。
有些关于其他部门的专著是私人主动撰写的。这些著作现存的有关于南
京户部和刑部的（6.2.3 和6.2.5）。其他的则论述主管作坊和仓库，或者南
京城外的船厂的具体部门（6.2.2 和6.5.1）。也有谈翰林院的专著（6.2.7
和6.2.9）。所有这些著述都包含有官方文献，它们必定是作者在他们仕途
中的某一时期曾经接触过的。
这种半官方类型的一部独特的著作，是《万历会记录》（6.5.1），这是
一本政府收支的官方记录，特别提到来自明帝国不同地区的各种赋税收入。
它是由户部的五个大臣编就呈送皇帝的，刊印于1582 年。这部著作包含统计
表，并对隆庆末年的岁入提供了精确的数字。它提出了其他著作包括实录在
内所没有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明经济史资料。
正如明代最完全的书目《千顷堂书目》的有关部分所表明的，有一大批
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这种半官方汇编，它们在清初尚可得到，但
今天其中只有极少数保存下来。除去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论述关于食盐管
理（6.5.12 和6.5.13）、关于灌溉和航道特别是大运河以及通过运河和海道
运送的漕粮（6.5.4—9）、关于官用马匹的供应与扶养的组织和管理（ 6. 5.
16）、关于预防和解救饥荒（ 6.5.17—19），以及关于少数其他问题的专著。
半私的和私人的综合体和编年体编史工作
除去明显地是奉敕纂修并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奉敕刊行的官方著作外，半
官、半私和完全是私人的汇编之间的界线，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划分。绝大多
数有关历史的著作，不是在朝就是在野的官员所写。在朝的官员通常有接触
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以他们的官员资格进行撰写。这类著作尽管有某种程
度的个人或集团偏见，但总的来说表达了政府的观点。在野的官负难于或不
可能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感到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人观点甚至
批评政府。
有些著作可以相当清楚地归于在朝的或在野的官员的名下，但其他许多
著作却难于清楚地分类。此外，尽管在个人或集团之间有敌意和斗争，但所
有的官员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都是以官员的身份来写他们的同僚，不
论在朝或在野。如上面提到的，他们原则上都对宦官抱有偏见，总是迫不及
待地想把他们的同僚所做坏事的责任推到宦官身上。③
因此，“半私”这个词是用于那些不能清楚区分的情况。《千顷堂书目》
的作者黄虞稷（1629—1691 年）也注意到一些这样的问题。①有许多历史著
作是作者个人主动用综合体编纂的，②其中有些遵循正史的体裁，有些则不。
然而黄虞稷不仅把《元史》，而且把几种非官修的汇编列入正史类。其中现
存的有，16 世纪后期邓元锡的《皇明书》（ 2.1.2）和1634 年左右尹守衡
的《皇明史窃》（2.1.4），它们都有纪传；后者还有志和世家。这样，它们
就接近于官修断代史的体例，列入目录的其他著作则不完全遵循这种体例，
而是包含一些大都可以并入正史类著作的部分。这类著作有：1567 年郑晓的
《吾学编》（ 2.1.1），它有纪、表、传、述、考；1640 年何乔远的《名山
藏》（2.1.5），它由35 篇“记”（应为37 篇——译者注）组成，内容包括
本纪、诸王、世家、列传和志；和 1632 年朱国祯的《皇明史概》（ 2.1.3），
它有纪和传，纪分为三部分，按年代和题目编排，传分为两部分。
这类中最重要、形式上最接近正史的两部著作，是明亡后明遗民所著，
故未列入《千顷堂书目》。它们是查继佐（1601—1676 年）的《罪惟录》
（2.1.6），它有帝纪、志、传；和傅维麟（死于1667 年）的《明书》（2.1.7），
它有本纪、记、志、世家和列传。《明史稿》和《明史》（ 2.1.9）分别完
成于1723 和1736 年，是清朝的官修史书，基本上反映了清人对明朝历史的
看法。
明代有许多编年体著作涉及不同的时期。最流行的有《皇明通纪》（1555
年，1.2.1），据说是陈建所著。这部书在后来的版本中有许多增补（ 1.2.2
—12）。这是第一部内容广泛的明朝历史，起1351 年，终1521 年，即正德
末年。它很快就流传开来。跟其他写于16 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著作一样，《皇
明通纪》根据的材料相当冗杂，对文献和传闻不加区别。它出版后不久，就
③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82—85 页；朱彝尊：《书两朝崇信录后》，见《曝书亭
集》[105]（1714
年序；重印，《四部丛刊》，第155—56 函，上海，1926 年），45，第12 叶。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41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43—347 页；王鏊：《震泽长语》[531]（4.5.10）（1
6 世纪初；《纪录汇
编》，1617 年；上海重印，1938 年），125，第12—3 叶。
受到严厉的批评，说它包含了错误的叙述，有歪曲史实之嫌。皇帝甚至下令
禁止并销毁印板。但像过去和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禁书只不过增加了书的
名声。
它被反复重印、增补、重编，直到1627 年，即天启末年。有朝鲜版和日
本版。沈国元的《皇明通纪从信录》（1620 年， 1.2.6）是其中很流行的一
种修订增补本，有批语和旁注。作者改正了《皇明通纪》中的一些错误，他
的本子被认为是这部著作最好的版本，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加区别地收入了
各种各样的资料。与此大不相同的是，同一作者关于泰昌和天启时期（1620
—1627 年）的《两朝从信录》（1621 年，1.2.6），则主要依据实录。
其他一些流行的编年体明史是在清初出版的。一部是《通纪会纂》
（ 1.3.8），被认为是（可能是骗人的）锺惺（1574—1625 年）所著，此书
写明朝历史到1646 年为止。锺惺是著名诗人。也许由于他的名气，编者和出
版商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来替伪作做宣传，这种做法在17 世纪的中国似乎是
司空见惯。
一桩臭名昭著的公案涉及《史纲评要》，这是一部起自古代终于元末的
编年史。这部著作包含被认为是李贽写的评语。它在文化革命中被“发现”
并重印，当时李贽作为一个“反对儒家和赞成法家”的人物享有盛名。但是，
四人帮垮台后，李贽的作者身份证明是假的，《史纲评要》则是晚明的一部
抄袭之作，根据的是姚舜牧（1563—1627 年）的《史纲要领》（1610 年）。
③
另一部流行的历史著作是《通鉴明纪全载辑略》（1696 年，1.3.9），
它的有些版本甚至包括了南明，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清初学者朱璘所作。德马
拉甚至利用它编著他的多卷本中国史。④尽管这两部著作都有许多不同名字的
版本并广为流传，但作为史料都没有多大价值。与真正的官修作品相比，这
类作品可以认为是真正的野史。
不过，在编年体历史著作中，也有比较博学的。包括下列几种：薛应旂
的《宪章录》（1573 年，1.3.1），终1521 年；黄光昇的《昭代典则》（1600
年，1.3.2），终1527 年；谭希思的《明大政纂要》（1619 年，1.3.5），
涉及同一时期。
这类著述中最突出的，是谈迁的《国榷》（约1653 年，1.3.7），起1328
年，终1645 年，包括了整个明代。它根据文献资料，写明朝的最后25 年最
为详尽。最后这部分占整个著作的六分之一。第一次铅印本根据几种不同的
抄本校勘，1958 年出版于北京。⑤
有几部编年体著作只涉及有限的时期。关于明初的，可以举出吴朴的《龙
飞纪略》（1542 年，1.4.2），起1352 年，终1402 年。这类著作中的大多
数写嘉靖和隆庆两朝。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1582 年，1.4.4）写嘉
靖时期，据说包含实录所没有的资料。清初万言等人编撰的《崇祯长编》
（1.4.9）是崇祯时期（这个时期没有修纂实录）的编年史。台北中央研究院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0—04 页；郑晓：《今言》[64]（4.2.2）（1566 年；
重印，《纪录汇编》，
144—47，1617 年；上海重印，1938 年），145，第2 叶。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1—93 页；郎瑛：《七修类稿》[304]（4.3.3）（1566
 年或其后；北京重
印，1961 年），13，第190—92 页。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0—191 页；沈德符：《野获编》[468]，8，第223—3
4 页。
保存的66 卷手抄本，可能是现存最完整的。这部著作中有少数几章印成了文
集。
第一部新颖的按题目编排的重要历史著作，是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
（1658 年，2.2.11），它模仿《通鉴纪事本末》，在体裁上是综合体的一种
变体。但它又不同于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内容重新整理的《通鉴纪事本
末》，它所根据的明代资料范围很广，其中有不少现在已经失传。它被认为
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早期明史著作之一，经常被翻印，日本早在1843 年就翻
印了。
还有一种综合体的变体，是同一作者限于某一时期历史的各种论文的合
集。这类著作一方面在内容上不如本节第一部分谈到的著作那样广泛，另一
方面又区别于一个作者著作的总集。在中国目录中，这些著作通常列入史部
的别史类。这类著作包括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1590 年，2.2.6）和《弇
州史料》（1614 年，2.2.8）。
第二部著作是在作者死后编成的。两部著作偶尔有重复。前者包含若干
论文、系谱、研究和重要的《史乘考误》。⑥后者增加几种志，其中一些涉及
中国与外国人和这样一些国家的关系，如安南、哈密和蒙古；以及传记和传
记材料、有关明史话题的各种评论。王世贞（1526—1590 年）⑦是16 世纪的
杰出学者和批判的历史著作这个新趋势的富于创造力的代表。
⑥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39—242 页。
⑦ 引自姚名达：《邵念鲁年谱》[614]（上海，1930 年；1934 年重印），第16—7 页。

传记著述
传记著述在中国各个时代的历史编纂中占有突出地位。所有断代史的主
要篇幅都分给了列传。《明史》（2.1.9，明朝的正史）的332 卷中有220
卷是传记。在大多数综合体的私家或半私家著作中，比例都相似。关于中国
传记著述的主要特点，在别的地方已有论述，不必在这里重复。⑧在传记作品
中，往往不能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划一条严格的界线。已经有人指出，在中国，
传记著述的主要目的是对死者表示尊敬并对他们的一生作出结论，而在18
世纪的中国，这被认为是一个君子的义务。①
在16 和17 世纪，大多数明代人物传记的写作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样，
传记作品往往起到一种社会作用。所以尼维森用“社会传记”这个词来形容
墓志铭或墓表、神道碑、祭文和其他这类纪念性的作品。①人们不期望这种社
会传记对死者的人品和成就作出批评性的评价；而要求它们是一个朋友或与
死者家庭有某种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学者所写的颂文。
社会传记是一个学者的文艺作品中的重要部分，并往往占据他的文集的
一大部分。除去死者的近亲或朋友所准备并通常是印出的行状外，这种“社
会传记”包含了可以得到的最基本和最详细的传记材料，由于它们是在一个
人刚死后写的，根据的是当时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资料，一般也是最可靠的资
料。
这类资料的两大集成，焦竑的《国朝献征录》（1616 年，3.1.1）和顾
嗣立的《皇明文海》（1693 年，3.1.6），可以看成是明代传记的两部最杰
出的合集。前者（有现代的重印本）终万历初期。②这部合集除社会传记和行
状外，还包括从实录中整理的传记、家史和其他各种资料。后者只有手抄本，
③包括整个明代和范围相似的传记资料。尽管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上有些重复，
但包含的材料有时不同。不过，在明代作家的文集发表的大量传记材料中，
它们只占了有限的一部分。
后来官方或私家编著的历史著作中的“列传”，不同于这些“社会传记”。
编写它们的作者通常与传记的主人翁没有密切关系。写传记的目的与其说是
⑧ 已故海因茨·弗赖斯在他未发表的论明代宦官的政治作用的资格论文中，详尽阐述了这
个题目。又见乌
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1568—628 年）：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
评价》[368]，
安阿伯，1968 年。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0—12 页。原文引自《修史条议》[231]，在刘承幹编的
《明史例案》[347]
（1915 年；复制重印，北京，1982 年）中，题为《徐健庵修史条议》，见该书卷2，第1
0 叶。徐乾学为
他的历史编纂评论写的序言，可以在下列书中找到：《明史例案》2，第1 叶和徐乾学的《
憺园文集》[232]
（1697 年；重印，《清名家集汇刊》，昌彼得编，台北，1979 年），19，第20—1 叶。

① 浅野忠允：《明实录杂考》[1]，《北亚细亚学报》，3（1944 年10 月），第254—85
 页。
② 关于尚存手抄本的传播和两种刊本的起源，见傅吾康：《介绍》[172]，第22—3 页；
间野：《明实录之
研究》[370]，第91—15 页。
③ 黄虞稷（1629—691 年），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56 页；《千顷堂书目
》[260]（17 世纪
后期；重印，《适园堂丛书》，1，台北，1967 年），177，第1—页。据编者张钧衡的跋
，这个目录是
《明史·艺文志》[41]的主要资料来源。又见王遵通（音）：《黄虞稷（1629—691 年）
<千顷堂书目>史
部新校注本》[556]，学位论文，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68 年。
称颂，不如说是根据流行的道德标准和时代背景对一个人的生平作出不偏不
倚的评价。这种评价可以用评论的形式直接地说出，或者通过将传记分类的
方法间接地表达，如孝友、忠义、循吏或良吏、酷吏，等等。最后一类在明
代的传记著作中不再出现，但在官修的新旧唐书中却占有突出的位置。④
这些后来的列传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倚赖较早的“社会传记”，即使在能
将“行状”与高级官员和负责编撰的官员可以利用的官方档案相核对时，也
是这样。作为一个整体，传记著作在形式和内容上比较受到传统限制的约束。
大多数传记提供主人翁仕途中的重要日期、他的政绩、他的奏议的摘录，也
许还有文学作品选录。除去少许赞美之辞外，很少涉及主人翁的性格和个人
生活。
这样许多大大小小的明代传记汇编，通常只不过编辑观点不同罢了；在
内容上很少有什么重大区别。
另有几种传记集与上述两种相象。这类传记集通常按下面的类目编次：
宗室，京官（通常按官职再细分），地方官，武官，具有突出道德品质如忠
义或孝义的人，儒林，文苑，隐逸，佛道，也许还有烈女和外国。在每一类
中，大致按年代编次。但是有一类大型传记集如过廷训的《本朝分省人物考》
（1622 年，3.1.5），是按照人物原籍所在的省份和州县编次的。⑤这部著作
的存在，说明明代学者知道乡土关系在政治史中的重要性。
许多传记著作局限于以某种道德品质著称的人，特别是为效忠明朝而牺
牲生命的人（3.2.4，3.2.6），如为了建文皇帝（3.2.1，3.2.2），为了天
启年间的政治斗争（3.2.3，3.2.5），或为了明末时反对内外敌人（3.2.7
—10）。
还有一些传记著作是专门收官吏的。其中的几部仿照朱熹的《名臣言行
录》，从别的著作中选择著名官吏的传记材料并加以分类（3.3.2—8）。这
类著作中规模最大的是徐开任的《明名臣言行录》（1681 年，3.3.2）。这
部作品包括整个明代。另一部这类著作是李贽的《藏书》及其续集《续藏书》
（3.3.15）。这部著作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它所述的历史人物，而在于他对历
史人物所作的评价。①
一种用不同的方法介绍官吏的传记材料的著作，以16 世纪晚期雷礼的
《国朝列卿纪》（3.3.12）为代表，它在形式上接近于论述政府机构的著作。
②它包括引言性的论述各政府官员的文章、有任命日期的职官表和官员们的传
记。职官表比其他著作中类似的表更加完备。这种形式的传记著作很希罕，
但却是非常有用的。 ①
有些传记集专收一个特定地区的人，如祝允明的《苏材小纂》（3.5.1），
朱睦■的《皇朝中州人物志》（1568 年，3.5.2）。有些限于一个特定时期，
④ 关于《大明日历》，见本章注[52]及有关正文；关于《宝训》，见本章注[59]的有关正
文；关于《三朝要
典》，见本章，《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关于万历朝起居注，见
本章，《国史馆》。
⑤ 牟复礼：《诗人高启，1336—374 年》[399]，第162—65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
91]，第697—98
页和第1227 页。李晋华在1932 年发表一篇《明代敕撰书考》[320]，见《哈佛燕京国学引
得丛书补编》，3。
① 《皇明祖训录》[386]（6.1.12）（1373 年；重印，《明朝开国文献》，台北，1966 
年），第1686 页。
② 酒井忠夫在他渊博的《中国善书研究》[443]（东京，1960 年）中，列出56 种这类官
方出版物的有注释
的名单。
① 见本章，《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如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3.6.6）。②最后，还有分类人物传记，
如学者、诗人、方伎（3.4.1—5），军事长官（3.7.4），宗室成员（3.7.3）。
最杰出的学者传记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3.4.6），前面已经提到。③
② 见本章注[92]。
③ 关于“综合体”，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第44—9 页。
各种历史评论
在传统的分类法中，评论集或笔记一般分在子部的杂家或小说类。不过
很明显，大多数笔记提供了有关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
在多数情况下，[笔记]作者的目的是想为学术性的和机智的谈话提供材料，这个目的在这

类作品的序言中常有说明。但作者往往希望写下自己的体验和见闻以补充正史。另一个目
的是
举例说明传统道德，例子好坏都有。最后，还有一个动机，它经常伴随其他的动机出现，
这就
是为了娱乐。由于是学者为学者而写，不言而喻，它们也反映出士大夫阶级的意识形态，
包括
这个阶级的全部传统观念。我们很少能了解下层阶级；大多数事件的记载来自有学识的官
僚阶
级。①
这些笔记的范围和内容可说是无所不包。许多主要地是谈论儒家经典、
文学和较早时期的历史。这种笔记对明代的思想和思想史很重要。它们也讲
述各种惊人的或流行的故事，对某一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有
价值的资料。但这类著作跟小说一样，不能在谈历史资料的一章中充分讨论，
尽管小说以至诗歌对了解明代的文化与社会有极大的重要性。
我们将把讨论限制在对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史提供了直接资料的笔记的范
围内。笔记较之其他任何历史著作更是个人的；在笔记里，作者的主观的、
个人的态度变得很明显。因此，它们是真正意义的“野史”。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和其他大多数传统目录无一例外地将笔记通通列
入子部，《千顷堂书目》适当注意到许多笔记的历史著作性质，而把它们比
较合适地列入史部中的别史和杂史类。有些笔记包括到作者在世时为止的整
个明代，往往有正史中所没有的有价值的资料。
它们中间最突出的，是沈德符的《野获编》（1619 年，4.1.5）。他的
笔记主要谈论历史、政治和制度问题，根据的是从他曾任京官的祖父和父亲
那里得来的材料、他自己在北京和别处的经历，以及其他各种资料。作者的
不带偏见和往往是非传统的看法，提高了这部作品的价值。虽然此书被禁，
但清代学者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它重编于1713 年，重印于1827、1869 和 1959
年。①
这类笔记中常被引用的另一部笔记，是朱国祯的《涌幢小品》（1621 年，
4.1.6），他也是一部大型综合体明史的作者。②也许卷数最多的笔记是张萱
的《西院闻见录》（1632 年， 4.1.7）。①它包含的传记材料是按不同的人
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道德或其他品质分类的，这些人主要是官员。它包
含的引文是按政府部门和这些部门内的官员的职能编排的。引文引自奏议和
其他著作，其中有些已失传。最后一小部分以民俗和宗教为特点，内容主要
引自其他资料。它一方面接近于传记著作，另一方面接近于经世文。它是有
用而重要的资料。
① 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1527—602 年）》[22]，第125—51 页；《明人传
记辞典》[191]，
第1565—567 页。
① A.J.M.德穆瓦里亚克·德马拉：《中国通史，或这个帝国的编年史：〈通鉴纲目〉译文
》[140]（巴黎，
1779—785 年），第10 卷。
② 这个版本的翻印本，1978 年在台北出版。
① 关于这部著作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其他笔记如焦竑的《玉堂丛语》（1618 年，4.2.6），②或刘若愚的《酌
中志》（约1638 年，4.2.7），主要谈政府体制和官宦生活。它们往往在国
家体制上对正史和别史作了补充。《酌中志》谈皇宫中的事件与活动，特别
是最后四朝。它是由宦官写作的少数作品之一，因而是有关晚明时期内廷事
件和生活的重要资料来源，因为它没有反映官吏对宦官的偏见。
被《千顷堂书目》归入子部的其他比较一般性的笔记，含有与明史有关
的材料。其中最突出的出版于《千顷堂书目》包括的时期之后。这就是顾炎
武写于1671—1695 年间的《日知录》。它涉及的题目范围广泛。这些笔记不
像其他许多作家的笔记那样是随便写的，而是基于顾炎武广泛的阅读和旅行
观察。它含有有关明史许多方面的有价值的资料。
对研究明代有用的其他作品有，郎瑛的《七修类稿》（1566 年或稍后，
4. 3. 3），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 1573 年，4.3.5），谢肇淛的《五
杂俎》（约1600 年，4.3.11），③和焦竑的《焦氏笔乘》（1606 年，4.3.13）。
有的笔记如田艺蘅的《留青日札》（1573 年，4.3.6）含有文化史和民俗学
资料。有的如徐禛卿的《翦胜野闻》（约1500 年，4.5.7）涉及过去一个有
限的时期。笔记更经常谈论的是作者在世时的事件。李贤的《古穰杂录》（1460
年以后，4.5.3）涉及的时期从宣德到天顺朝，而张瀚的《松窗梦语》（1593
年，4.6.4）涉及嘉靖、隆庆和万历初期。
另外一些作品只涉及某一地理区域。大多数目录把它们列入地理和方
志，包括这样一些作品如周晖写南京的《金陵琐事》（1610 年，4.9.5），①
陆粲写江苏南部的《庚巳编》（约1520 年，4.9.2），和屈大均写广东的《广
东新语》（约1680 年，4.10.2）。 ②
有些作者（如沈德符和顾炎武）专门对一些问题发表相当客观的批评意
见，这些问题是他们通过自己广泛的知识和阅历所真正理解的。另一些作者
（如郎瑛）专门搜集各种奇闻轶事。还有一些作者热中于对某个问题、某些
人和他们的行动发表他们的个人意见（如徐禛卿），或叙述他们自己的经历
（如谢肇和李贤）。其余的作者是比较没有偏见、见解比较开明的民间学者
（如沈德符和田艺蘅）。如此看来，王世贞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③不过，
笔记中包含着无比丰富的资料，必须仔细加以评价。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99—405 页。
③ 彼得·奥尔布里希特：《中国的列传》，《时代》，8，2—（1957 年），第224—35 
页；崔瑞德：《中
国的传记著述》[520]，见《中国和日本的史家》，W.B.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伦敦
，1961 年），第
95—14 页，和《中国传记问题》[521]，见《儒家人物》，芮沃寿编（斯坦福，1962 年）
，第24—9 页；
戴维·S.尼维森：《传统中国传记的诸方面》[407]，《亚洲研究杂志》，21，4（1962 年
），第457—63
页。
① 尼维森：《传统中国传记的诸方面》[407]，第459 页。
② 尼维森：《传统中国传记的诸方面》[407]，第457—59 页。
③ 8 卷（台北，1965 年）。
经世文
16 世纪后期历史著作新趋势的一部分是个人和多人的经世文的辑录。
经世文主要由题本组成。在报告事实并提出对策的限度内，它们与奏本
有区别（奏本也称奏疏或奏议）。④题本在许多情况下是解释政府的决定和政
治行动并使之具体化。作为历史资料，题本并不由于皇帝没有批准它所建议
的行动，或者——像经常发生的——由于皇帝根本没有见到它而减少其价
值，因为它的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情况和发表的意见本身。
题本不仅常常提供作者管辖范围内有关情况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帮助
我们了解对某些问题的各种看法，恰当地估计政府中的摩擦和斗争。特别是
各监察机构的御史，他们是皇帝的“耳目”，职责就是向皇帝报告一切，保
证官僚执行法定的政策，公布官员的一切不适当的或违法的行为，批评政府
的政策。因此，御史的题本特别多。
其他提供资料的文书包括建议、请愿，或者不归入奏议的向皇帝的报告
（议、表、笺、策）；对其他政府部门的通知（揭、檄）；皇帝的命令（谕、
诏、敕）；和对下属的命令（牌）。但还有一种疏、义、表之类的著作纯属
私人性质，必须将它们与官方文书区别开来。①此外，领导官员之间关于他们
管辖范围内的问题的半官方通信，有时可能非常有启发。
关于政策的最重要的奏议，在实录和其他历史著述中通常都有摘录。此
外，某个官员的最重要的奏议照例要在他的传记中提到。但通常只是摘录而
不是全文。为了得到奏议的全文，差不多总是需要转向奏议总集或专集。
奏议和其他经世文的选编始于16 世纪下半叶，并且是这个时期一项真正
的新发明。这类作品中最早的，有万表的《皇明经济文录》（1554 年，5.1.3），
下限到嘉靖初年。几乎总是像这类辑录那样，材料是按题目编排的。其中最
全面的要数陈子龙等人的《皇明经世文编》（ 1638 年，5.1.8）。它包括从
明初到编者所处时代为止的430 人的奏议和其他政治著述，并有作者的小
传。许多材料涉及边防。这部作品已经重印，是特别重要的明史资料。②
除去这些全面的辑录外，还有只限于一定时期的辑录，但这类辑录在嘉
靖时才开始出现（5.2.1—6）。专门的辑录通常包括所有可以得到的奏议或
奏稿的未经删节的全文，它们或是作者在他整个仕宦生涯中写的，或是在任
某一官职时写的，或是在某一时期写的。这些辑录中最早的文献从宣德和正
统时起，但大部分是从明朝后半期起。尚存100 多种这类辑录。
在许多情况下，某一作者的奏议并不单独出版，而是包括在他的文集中。
有时一个作者文集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由一种比较带个人性质的奏议组成，
它们或者是对皇帝的恩宠表示感谢，或者是一份辞职书，等等。一般来说，
一个作者的文集中包含的奏议，不是被看成历史文献，而是被看成文学作品。
尽管如此，文集中的奏议仍然含有别处找不到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经世文也被辑录进各种有关政治机构和政府管理的作品。这类作品不限
于官方和半官方出版物，而往往是由私家编纂的。不过，私家作品的作者或
④ 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① 刘仁开（音）：《〈新唐书〉中的奸臣、叛臣和逆臣》[350]，学位论文，汉堡，1975
 年。
② 有重印本可利用，30 卷（台北，1971 年）。
编纂者必须有接触官方材料的机会。典型的关于政府机构的私家著作，有王
世贞的《锦衣志》（6.2.10）①和各种关于翰林院的志（6.2.6—9），均写于
16 世纪中期或稍后时期。
《官制大全》在16 世纪有各种版本，构成一个新的类别。它们列出所有
京师和地方政府及其下属部门的文武官员名单以及各部门负责官员的品级。
名单按省、府编排，有关于行政区的地理介绍，包括关于北部边疆地区和关
于外国人的章节，还有少数地图。这些参考手册在它们出版的时代可能十分
流行，但其中只有极少数留存下来。《大明官制大全》（6.1.6）是留存下来
的这类手册中最突出的例子。为了帮助官吏处理诉讼案件，出版了许多注释
本的《大明律》，载有法律条文和条例，时间主要在16 世纪和17 世纪初（6.3.3
—7）。②
第三种经世文是政书。虽然大多数类书包含一些政治问题的材料，但政
书是专用于论述政府组织和经济问题的。大多数中国目录将它们列入史部的
“政书”类。这些政书遵循并丰富了一个较早的传统。王圻的《续文献通考》
（1568 年，6.6.2）是马端临著名的《文献通考》的续篇，包括辽、金、元、
明四朝，明朝至万历初年。它遵循前人的分类法，但增加了一些新的部门和
项目。它关于明朝的某些领域的资料，被认为比《钦定续文献通考》（1749
年，6.6.9）更丰富。一位多产的政书编者是陈仁锡（1579—1634 年），他
编了两部政书巨著《皇明世法录》（1630 年，6.6.7）和《经世八编类纂》
（1626 年，6.6.6）。后者是将明代的其他八部政书中的有关材料重新加以
编排而成。这一部和另外几部政书的书名，说明它们被看作经世文的汇编。
① 关于这部作品，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② 见本章，《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依照不分国内外政策的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分类体系没有将对外关
系单独列为一类。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关系属于礼部的管辖范围。边防和军事
则是兵部的事。虽然与亚洲内陆的民族特别是蒙古人和后来的满族人的关
系，是明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但海外关系也变得很重要。15 世纪初中国
舰队远征东南亚、印度洋直到东非，被列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航海业绩。后
来，欧洲海军力量向东扩张，终于成为清代中国发展的魔障。因此，单立一
节概括地谈谈中国历史著作如何反映这些对外关系，是适当的。
除去实录、③其他一般历史著作和政书中有关于对外关系的章节外，有许
多著作专门论述与明帝国有交往的外国和外国人。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写于
明朝后半期，基本上可以归入经世文。虽然着重在军事，但在大多数作品中
也有关于潜在敌人的习性的资料。这类作品的例子有严从简的《殊域周资录》
（1574 年，7.1.4），这是一部全面论述外国和它们与中国的陆上和海上关
系的专著，下限到嘉靖时期，和慎懋赏的《四夷广记》（万历后期，7.1.10）。
它涉及17 世纪初期，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朝鲜、日本和琉球；第二部
分论述蒙古人、兀良哈人和汝真（女真）人；第三部分论述西藏和中亚；第
四部分论述海外国家安南、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柬埔寨和欧洲国家（佛
郎机）。除去描述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制度和习俗外，还增加了简短的词汇
汇编，包括日语、琉球语、蒙古语、阿拉伯语、越南语和其他语种。这些词
汇汇编可能是《华夷译语》（7.1.1）的缩编，它是14 世纪后期首次为公务
之用而编纂的。它们是汉语以及有关语种的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资料，并在一
个多世纪以前就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
在论述军事的著作中，有两部杰出作品。王鸣鹤的《登坛必究》（1599
年，7.2.6）论述军事科学，有地图和关于地理、军事组织与准备、战略、战
术和装备的具体说明；还有明代有关军事问题的重要奏议。茅元仪④的《武备
志》（1621 年，7.2.7）也有地图，它是一部关于军事战略战术、装备与战
争手段、军事组织与边防的百科全书。这部著作关于明代至17 世纪初的论述
特别有力。论述装备和边防的部分之所以使人感到兴趣，是由于有许多例证。
这部著作最好地体现了晚明时期军事科学知识的状况。
还有许多关于军事计划、边界问题，或外国人的专题著作。它们包含所
谈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叙述，以及有文献根据的论文。最多的是关于蒙
古和北部边界包括满洲在内的作品。
现尚存一些关于永乐皇帝出征蒙古的个人记述，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官员
写的（7.3.2—3）。还有以个人的经历为依据的专题著作，作者是边疆的官
员如马文升、⑤王琼、①和萧大亨。①萧大亨的著作提供了关于蒙古人的习俗和
③ 有重印本，25 卷（台北，1970 年）。
④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⑤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① 赫伯特·弗兰克：《13 和14 世纪中国私家历史著述的某些方面》[167]，见《中国和
日本的史家》，第
116—17 页。
① 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本（北京，1959 年；第2 版，北京，1980 年）。
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②其他作品附有边疆地区和边塞的珍贵地
图。作者大多是兵部的高级官员或边疆地区的行政长官，他们有机会接触有
关的材料。这类作品的例子有许论③的《九边图论》（1534 年，7.8.7），它
包括地图和对全部北部边境地区的描述；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1605
年，7.3.21），只述及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冯瑗的《开原图说》（约1618
年，7.10.3），所述的开原地区在今沈阳东北。
还有关于某些边疆地区的地方志，类似中国的府志和县志。这类作品的
例子有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1576 年，7.3.18），述及蓟州、昌平、保
定、辽东戍区和紫荆关、山海关；郑汝璧的《延绥镇志》（1607 年，7.3.22），
延绥戍区在今陕西北部；毕恭的《辽东志》（1443 年，7.10.1）是记述南满
的；郭造卿的《卢龙塞略》（1610 年，7.3.23），是一部关于卢龙关周围的
边境地区的内容广泛的志书，卢龙关在今河北东部。最后这部作品有从洪武
至万历朝的编年纪，有负责这个地区防务的杰出官员的传记，有关于边防的
军事组织、装备、运输和战略地志的论述；还有关于蒙古人的资料，包括蒙
古语词汇汇编。
有些著作是对边政的调查研究；它们是魏焕的《九边考》（1541 年，
7.3.8）和张雨的《边政考》（1547 年，7.3.10）。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
录》（1638 年，7.10.9）是万历后期、泰昌和天启时期在满洲边境上发生的
事件的编年史。颜季亨的《九十九筹》（天启时期，7.10.6）是最后谈论这
个题目的明代书籍之一。 ④
还有类似的著作，是关于其他边境地区包括“第三”或海上边界的。①
只有少数关于中亚的个人旅行记，其中最著名的是陈诚的《西域行程记》
（7.4.1），它是作者在1414 和1415 年间经中亚出使撒马儿罕和哈烈时所记。
这是有关明初中亚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有几个驻守中国西南靠近土著地区
的官员，写下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和平的或战争的经历。只有少数较全面的
专著。无名作者的《南诏野史》（7.5.8）包含到晚明时为止的关于云南非汉
族人民的历史和人种史的记述。②田汝成的《炎徼纪闻》（1560 年，7.5.9）
记述了到嘉靖时为止与广西、贵州和云南土著的斗争。少数作品论述中国与
安南的关系，其中最详细的是张镜心的编年体《驭交记》（写于1638 至1641
年间，7.6.8），它的大部分下限到1637 年。
15 世纪初伟大的海上远征不像我们可能期望的那样在历史著作中受到
重视。虽然它们在许多方面比得上西方航海家著名的地理发现，但后来的中
国作家从未把它们看成是光荣的成就，从未对它们产生认真的兴趣。这些远
征被看成是一个讨厌的太监的浪费而受到轻视。士大夫对所有宦官的偏见（远
征领袖郑和是个宦官）确实在这里起了作用。民间传说进一步歪曲了远征的
种种事实，加进许多杜撰的故事，使外国人特别显得可笑。
因此，传下来的少数真实材料就特别可贵。关于这些远征最杰出的作品
② 现代铅印本（上海，1935 年；北京，1959 年）。
③ 哈佛燕京学社1940 年初印于北京。
④ 焦竑：《玉堂丛语》[77]（1618 年），北京1981 年出版新式标点重印本，台湾1982 
年翻印。
① 这三部作品都有加标点的重印本：《七修类稿》[304]和《四友斋丛说》[203]（北京，
1961 年），《五杂
俎》[213]（北京，1959 年）。
② 北京重印，1955 年。
是马欢③的《瀛涯胜览》（1451 年，7.7.2）。马欢参加了几次航行，描述了
他到过的地方。他的记述是用口语写的，这就为近代前的中国学者的不予理
睬增加了一个借口。马欢的记述成了关于这些远征的最重要的资料。④一部对
马欢的记述作出补充的同样珍贵的记述，是费信①的《星槎胜览》（1436 年，
7.7.1），费信也参加了几次远征。其他全面考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张燮
的《东西洋考》。这部作品描述了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它们与中国的关系，
以及航线和海上贸易。它也含有文献材料和引自早期著作中有关这类题目的
长篇引文。
与琉球、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以及一般海防问题，都是明朝官员所直接
关心的，有相应的著作论及这些问题。它们包括个人经历的记述，如在1533
—1534 年间奉使琉球的陈侃②的《使琉球录》（7.8.2），和龚用卿①在1536
—1537 年间出使朝鲜的报告《使朝鲜录》（7.9.4）。负责海防的官员所写
的经历有这样一些作品如俞大猷①的《洗海近事》，写1568—1569 年间在福
建广东沿海镇压海盗的事。
两部有插图的海防著作，以其学术上的成就也值得注意。郑若曾②的《筹
海图编》（1561—1562 年，7.8.10）论述从满洲到广东的海防，有船只和兵
器的插图。同一作者大约同一时期的《郑开阳杂著》（7.8.11）是10 篇海防
论文的合集，有地图。郑若曾被看成第一个把注意力特别集中于沿海地区的
地理学家，并对这个时期的海上贸易和海盗的新发展引起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研究。此外，还有许多专题著作。刘宗岱的《两浙海防类考》（1575 年，7.8.14）
和经过几个作者修订增补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1602 年，7.8.20）论述
浙江的海防；王在晋的《海防纂要》（1613 年，7.8.21）论述从广东到朝鲜
的海上防御。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119]，圈点印刷本（约1680 年；香港1974 年重印）。
④ 王世贞的批评，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① 关于明朝奏议的种类和传送，见赛拉斯·吴：《明代奏议的传送及对传送网的评价》[
596]，《通报》，
54（1968 年），第275—87 页。
② 明代官方文献的种类和它们的名称，显然同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清代文献的种类与使用
》[153]中所说的
清代所使用的不完全相同，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5（1940 年），第1—1 页；也同费
正清和邓嗣禹
在《清代的行政：三项研究》[152]（坎布里奇，1960 年）中所说的不尽相同。
① 30 卷（1638 年；台北1964 年重印）。
① 有彼德·格雷纳的德译本：《从明初至天顺末年（1368—464 年）的明代锦衣卫》[19
3]（威斯巴登，1975
年），和同一作者的《王世贞关于锦衣卫的笔记，二部》[192]，见《中国，文化、政治和
经济：艾尔弗雷
德·霍夫曼诞辰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汉斯·林克、彼德·莱姆比格勒和沃尔夫冈·
库宾编（蒂宾根
和巴塞尔，1976 年），第130—63 页。
② 又见黄章健：《明代律例汇编》[244]，两卷（台北，1979 年），开列了他所知道的尚
存72 种版本的名
称。
类书和地理、经济、科技著作
本节提到的类书和其他作品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类书的编
纂在明朝的最后50 年达到全盛时期。在《四库全书总目》所列的包括一切时
代，其中也包括清朝头100 年的282 部类书中，几乎有一半（139 部）是明
代编纂的。①这些类书也包括经世文材料，但范围有限，只收入整个作品的一
小部分。这类作品中只有两部最突出的作品需要提及。《三才图会》（1609
年，9.2.2）①是王圻②编纂的，他也是一部重要政书的编纂者。这部有图像说
明的类书分为14 门，包括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
服、人事（音乐、游戏、书法、绘画、舞蹈、气功、体育、斗鸡）、仪制、
珍宝、文史、鸟兽、草木。
另一部是章潢③的《图书编》（1613 年，9.2.3），①也包括这样一些类
目如易象、天文、历算、明帝国和外国的地理、边防、人道、中国历史上的
帝王和著名人物，以及政治、社会和宗教机构。章潢认识利玛窦，他在他的
类书中收入后者著名的《万国舆图》。除了这些供学者使用的学术性类书外，
还有许多通俗性类书，它们反映了16 世纪末和17 世纪初一般知书识字的人
的知识水平。②
区别于地方志、地方手册和帝国行政地理的两部最重要的地理著作，是
以作者的实地考察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③徐宏祖有许多新的地理发现，最
值得注意的是他查明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和指出澜沧江和怒江的上游是不同
的河流。④徐宏祖的地图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出版于17 世纪之前的其他地
图，有罗洪先的《广舆图》（1541 年，8.1.3），①它主要是根据朱思本（1273
—约1338 年）的所谓“蒙古地图”，而加以补充。
在15 世纪初和随后的海上远征中新得到的地理知识，在郑若曾著作中的
地图中和《武备志》②里得到体现。精心绘制的中国及其邻国的详图，附有文
字说明，出现在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1635 年，8.1.8）中。
① 《明实录》[380]中有关蒙古和满洲的章节，田村实造摘录出来单独出版，书名《明代
满蒙史料》[496]，
18 卷（京都，1954—959 年）（7.3.27）；有关东南亚的章节，赵令扬等编成《明实录中
之东南亚史料》
[48]，两卷（香港，1968 和1976 年）；有关云南历史的章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
员会云南民族调查
组编成《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123]（昆明，1959 年）（7.5.13）。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53—054 页。
② （7.3.5，7.10.2）；《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7—029 页。
③ （7.3.6）：《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67—368 页。
① （7.3.2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44—46 页。
② 有亨利·塞鲁斯的法译本：《萧大亨的〈北路风俗〉》[455]，载《华裔学志》，10（
1945 年），第117—08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93—95 页。
④ 见富路特：《打败满族人的九十九种方法》[189]，载《天下月刊》，6，5（1938 年）
，第418—24 页。
① “第三边界”这种说法是博多·维特霍夫创造的：《中国的第三边界：传统的中国国家
与沿海地带》[565]
（威斯巴登，1969 年），特别是第1—页。
② 有卡米耶·圣桑的法译本：《〈南诏野史〉：一部古云南史的译文，附地图和历史地名
词汇》[442]（巴
黎，1904 年）。
前面提到的关于水利、河道和交通的作品，是从管理的角度写的。还有
别的许多关于地理和经济的作品，是从其他角度写的。其中之一是潘季驯③
的《河防一览》（1590 年，8.2.6），①这是一部专论治理黄河、淮河和河南、
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其他河道的著作，论述防洪的预防措施。另一部类似的
作品是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1636 年，8.2.8），这是一部全面论述
江苏南部河道的治理与灌溉的专著，根据的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有据可查的
文献，包括地图和文献材料。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著作（8.2.1—5），论述
有限的地区或题目。万历时期的《商程一览》（8.2.7）对明代的交通路线作
了富于见识的概述，这是一本旅行指南，全面描述明帝国的陆路、水路、歇
息处，和路程，特别注意边疆地区。②
前面已经谈到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半官方著作。除此之外，
还有论述农业各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徐光启（1562—1633 年）③的《农
政全书》（1640 年，9.1.3），这是一部关于农业历史和晚明农业实际状况
的大型类书，附有插图。这部作品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田制、农事、水利、
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荒政，野菜等，最后一项是讲
遇荒年时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
一部最值得注意的科学著作是李时珍④著名的药典《本草纲目》（1593
年）。它包括对前人有关这个题目的所有可以得到的著作的详细研究，以及
他本人行医几十年所作的试验和诊察的成果。李时珍的著作立即出了名，特
别是在最近几十年吸引了药物学家的注意。
宋应星⑤著名的《天工开物》（1637 年，9.1.2）是一部杰出的科学技术
著作，附有插图，述及农村和城市的各种生产行业，广泛介绍那个时代的工
艺和制造技术，包括灌溉、织布、磨坊、抽水、打井、烧窑、舟车、锻造、
开矿，等等。
本节提到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晚明时期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成
就。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6—027 页。
① 最新附有注释的译本是J.V.G.米尔斯的《马欢〈瀛涯胜览〉：大洋沿岸的全面考察（1
433 年）》[377]（剑
桥，1970 年）。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0—41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5—67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62—65 页。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16—618 页。
方志
除了数量有限的传记、笔记和关于边防与军事组织的著作外，几乎所有
在前面几节中提到的作品都涉及整个中国，并且是从中央的角度写的。一个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其特殊问题。
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紧张状态同中国的历史一样古老并持续到今天。中央
政府能对地方势力实施它的权力到什么程度，因时而异。不过，政治理论总
是支持中央集权的理想而不给地方的特殊权益留有余地，更不必说主权了。
因此，作为整体来看的中国制度史的作者，倾向于强调帝国行政一致的方面，
而将他们的陈述普遍化。他们必须在明帝国的地方差异中找出一个共同的标
准来描述土地制度、赋税或乡村行政。
这样，一般的资料可能经常描述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划一的局面。
某一地区的特殊性很少受到注意。福建沿海居民依靠在公海捕鱼和海外贸易
为生，早在明代就因此导致移居海外，这个特点被忽视了。在20 世纪之前，
少数民间学者如顾炎武开始注意到独特的地理和地区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
重要性。只有在最近几十年里人们才明白，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中国总的发展，
就有必要进一步认真研究地区的特殊性和发展。
应当从这一点去理解对方志资料日益增加的注意。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
是各级行政区如省、府、州、县的志或方志。在中国目录中，它们分在史部
的地理类。但它们既非地理也非历史，而是近于政书。它们与地理和历史的
区别在于它们只描述一个行政区。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地方官员的参考手
册，因为地方官员通常是外地人，需要它们提供有关该地区行政的一切情况。
此外，编辑和出版这类手册，提高了一个地区的声望。赞同方志的出版，被
看成是一种促进地方上的自我认同和团结的行动。
虽然方志详略不同，但大体上包括同样的题目。⑥它们是该地区的地图或
全景图，指出该地的一些重要场所；它相对于星座的位置和它在中国的位置；
该地区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及其后来的演变；自然地理；四周的边界和
地区内的划分；街道、广场、桥梁、津渡；公共建筑如衙门、学堂和书院、
佛寺和道观；有关历史发展、灌溉、河道、军事防御、人口和赋税的资料；
历任官员、乡试和会试的中试者和保举为官者的名单；杰出官员和本地人中
的著名官员、学者、藏书家、艺术家或孝子烈女的传记；涉及本地区的各种
文章，包括奏议和其他文献、论文和碑铭材料。有时也包括本地作家的诗文
和其他文学作品的选录。
在分类上差别很大。有的府志以县为单位，尽可能将所有的材料加以分
类，但大多数不这样做。各种方志对题目的论述常常详略不一。嘉靖之前编
纂的方志相当简略。但在方志中仍可看出总的趋势的影响，即提供更多的文
献证据和强调经世文，它们在16 世纪中逐渐变得详细，资料更加丰富。
方志包含了丰富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利用得还很有限。不过它们不总是
不带偏见的。虽然在明代通常是中央当局命令地方官收集当地的资料，从而
开始修纂方志，但他们始终需要地方绅士的合作，同时方志也为地方绅士的
利益服务。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地方官员，为了执行行政任
⑥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4—08 页。
务在一切事情上都必须依靠当地的绅士。在修纂方志上也不例外。为方志收
集资料的绅士阶级成员，必定会避免把有损他们利益的材料包括进去。这可
能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如人口数字、田产、确定的赋税定额、徭役，或甚至立
传官员的选择。根据绅士阶级成员影响负责官员的程度，他们可以设法取消
那些企图约束绅士活动的人的传记，突出那些与绅士合作得好的人。①
根据各种目录特别是《千顷堂书目》所提供的资料，足以推定在明代修
纂的方志有2000 多部，其中有近1000 部保存下来。它们之中只有大约百分
之六是在16 世纪以前修纂的，在嘉靖时期（1522—1566 年）修纂的不超过
百分之十五。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相一致有如上述，并可能出于同样的
原因。明代方志以北直隶、南直隶和浙江这些财富、教育和政权中心为最多；
最少的是广西、云南和贵州，这些地方在明代仍是发展不充分的边远地区。
方志的编纂不限于各种行政区域。还有专门写山岳、湖泊、寺院、道观
和书院的。它们一般仿照其他方志的写法。
除通志（省志）外，有少数杰出的关于某些较大地区的作品。它们包括
何乔远的《闽书》（1630 年，8.13.4），这是一部内容广泛的关于福建的专
著，起自古代终于1620 年，特别著重于明代。是书分22 门，包括地志、建
置、风俗、版籍、在福建任职的文武官员、考试、福建的知名男女，还有关
于琉球群岛、植物、动物和本地出产的描述。每一门的材料按府、县排列。
内容的范围和材料的编排严格遵照通志。然而，没有一部明代的通志像《闽
书》那样详尽与全面。曹学佺的《蜀中广记》（晚明，8.16.2）是一部大文
集，包括12 篇专论，涉及四川的各个方面，采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格式。大多
数材料选自较早的文献，下限至明以前。与明代有部分关系的五篇专论是谈
名胜、边防、州府、风俗和方物的。
除方志外，有少数作品论述一个具体的府或县。其中有几部是由在该行
政区任职的官员写的，这些地方长官通常也是方志编纂的负责人，他们从一
府之长或一县之长的角度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他们的观点与绅士的观点
不同，前面已经谈到，绅士常常影响方志的内容。这些重要论著一般都收在
作者的文集中，很少能单独得到。1570 至1573 年任福建泉州府惠安县令的
叶春及写的《惠安政书》（8.13.3），和1558 至1562 年任浙江严州府淳安
县令的海瑞②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的《兴革条例》，就是两种这样的作品。
③两位作者，特别是海瑞，是严峻守法的官员，热心保护老百姓，制止绅士的
非法行为。因此，他们的说明对了解中国16 世纪时的地方状况特别重要。
另一类材料，比方志的范围更小，只包括家族或氏族，名称很多，有家
谱、家乘、宗谱、族谱等。虽然许多平民家庭早在宋代就已经编写家谱，但
到16 世纪才变成一种普遍的习俗。④王世贞在评论明代历史编纂工作⑤时特别
提到作为史料的家谱，表明明代史家知道它们的重要。然而，《千顷堂书目》
① 见裘开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明代类书概述（上）》，《清华学报》，
新版，2，2（1961
年），第93—15 页。
② 有现代重印本，6 卷（台北，1970 年）。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55—357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3—5 页。
⑤ 有现代重印本，30 卷（台北，1971 年）。
的作者显然没有特别注意这类著作。在这个目录的谱系类，⑥开列了约120
个书名，其中只有70 都显赫家庭的家谱，排除了宗室。我们可以推测，编成
但未出版的族谱、宗谱或家谱的实际数字要大得多。
⑥ 见傅吾康：《介绍》，第310—20 页。
结束语
早在1645 年，在清朝刚建立以后，编纂明朝正史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这件工作拖延了几十年。直到1723 年《明史稿》（2.1.8）才完成，直到1739
年定本《明史》（2.1.9）才刊印。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为编纂得最
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正史编纂者可以得到的许多资料如今已不
复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显，正史对明朝历史所作的解释，是根据清朝政府
官方的新儒学正统观念。在这方面某种偏见是可以预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时
期明帝国与满洲和蒙古的关系的题目，其论述必然是偏颇的。不过，作为一
种资料，这部官修史书最严重的不利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
资料尽管有所遗失，许多仍然存在。就此而论，值得在这里指出，清代文字
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
列。①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看到的现象的又一种说明。一本被列入禁
书名单的书，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际上是最
有效的广告形式。
不过，18 世纪的文字狱的确阻抑了对明史的兴趣。学者不敢发表任何有
关明史的著述。只是到了19 世纪晚期政府的控制松弛下来时，有关明史的书
才再度出现。这时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至今仍然有用的编年体著作：夏燮
（1799—1875？年）的《明通鉴》（约1870 年，1.3.11）②和陈鹤（1757—
1811 年）的《明纪》（1871 年，1.3.12）。随后在1887 年，龙文彬（1821
—1893 年）的《明会要》出版。③它仿照961 年的《唐会要》，收入有关明
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材料，选自正史和200 多种其他资料，分15 门，近500
子目。
一般来说，明史研究在清代遭受的挫折，其影响几乎一直持续到20 世纪
中叶。只是在最近数十年，明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才在中国、
日本和西方引起应有的注意。
①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② 谢交敏（音）：《徐霞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214]，载《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
刊》，48（1958 年），
第73—2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80—84 页；沃尔特·富克斯：《朱思本的中国的“蒙古
地图”和〈广舆图〉》
[184]（北京，1947 年）。
附录
书目评注
各章的作者和本书编者在这里提出一般性的书目资料以补充涉及具体问
题的有限的脚注，让读者了解他们的研究范围，并对在学识和思想上对各章
内容提供的重要帮助表示感谢。
在前一章里，傅吾康对有明一代的历史著述提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说
明和很有见识的评价，并系统地联系到他的不可缺少的著作《明史资料介绍》
（吉隆坡，1968 年）。中国刚出版的一本目录列出 1900—1978 年在各地出
版的论明史的9400 篇文章和600 本书。④1960 年出版的一本现代中国和日本
论明史的著作的更加精选的目录，当时列出的文章和书即有2500 种之多。⑤
这些书目展示出这个领域的范围有多么广大；同时也证明，专题研究所期望
的详尽的文献材料，在这里不能也确实不需要提供。下面既不是书目提要，
也不是书目论文，而是构成这部明代政治史的11 章中每一章的书目评注，传
达作者们对学识专门问题的见识。
1 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 年
作者 牟复礼
虽然在明代和一些历史著作（除正史外，注意傅吾康在他的《介绍》中
谈到的著作，编号1.4.1—1.4.3 和2.3.1—2.3.16）中对朱元璋的早期经历
有很大的兴趣，但只有到了17 世纪，批判地考察明朝奠基时的事件才显出了
重要性，并在18 和19 世纪继续成为考据学的焦点。也同有关中国其他领域
的学术成就一样，本世纪最好的近代学术成就虽然使用了一种扩大了范围的
概念论和方法论手段并在某种程度上指向新的目标，但仍然坚实地置基于那
个传统的成果上。其中对目前的作者对目前这章的研究最直接有关的，有下
面三部：（1）钱谦益（1582—1664 年）：《国初群雄事略》，12 卷，著于
17 世纪20—30 年代（2.3.17；新版本和标点本，北京，1982 年）；（2）他
随后（但在1644 年之前）著的《太祖实录辨证》，5 卷（傅吾康在《介绍》
中提到，编号1.1.1）。（3）一部有关的重要著作是钱谦益的追随者潘柽章
（1628—1663 年）的《国史考异》（2.3.18）（仅存包括前三朝的6 卷）。
18 和19 世纪清代考据学发展方面的范围极广的著作，跟这里特别有关
系的有：（1）赵翼（1727—1814 年）的《陔余丛考》，43 卷，和他的（2）
《廿二史劄记》，36 卷。（后者应使用杜维运的批注本，台北，1977 年；杜
维运还著有《赵翼传》，1983 年。）（3）钱大昕（1728—1804 年）的《十
驾斋养新录》，20 卷，又附编3 卷。（4）夏燮（1799—1875？年）的《明
通鉴》，90 卷，又前编4 卷，附编6 卷（1.3.11）。后者有现代排印的标点
本（4 卷，北京，1959 年，被广泛地重印），是最方便的，除官修《明史》
（2.1.9，1736 年呈给皇帝）外，也许是最广泛使用的明史。20 世纪的学者
④ 见本章，《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07—111 页。
尚未着手对它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巨大工作。
在专门研究明朝开国和早期历史的新近的学者中，正如脚注所表明的，
本章作者大大有赖于王崇武（死于1959 年？）的历史学识。他在40 年代出
版的许多专门研究，把细致的研究、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和健全的历史判断最
好地结合起来。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吴晗（死于1967 年？）是最重要的一位。
他的《朱元璋传》出版于1948 年，1965 年的版本作了广泛的修订，这是从
1979 年的重印本知道的，这部作品作为现代传记著作的开路之作以及作为研
究明朝奠基者生平的学术成就都很有影响。在学识上，吴晗的作品在判断上
常常是主观的和自觉地“政治的”，尽管很渊搏和富于想象力。王、吴一代
的第三位学者邓嗣禹已经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大量论朱元璋的著作，尽管更
多地是谈他的统治时期而非发迹时期。
在20 世纪的第三个25 年中，对明代的研究繁荣起来，特别是在西方。
除傅吾康外，六位学者在这个时期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值得注目地扩大了明初
研究的领域。他们是贺凯、罗梅因·泰勒、约翰·W.达迪斯和本书随后三章
的作者爱德华·L.德雷尔、小约翰·D.郎瓦洛和陈学霖。本文作者十分仰仗
他们的学识，从本书前四章的脚法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明初研究的影响，在
那里他们的主要著作一再被引用。
现在回到用中文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关于明朝的兴起的研究，本
世纪前半期的学术成就不大。一个奇怪的例外，是对张士诚一生的很有用但
始终不完全可靠的研究，其中强调了他作为苏州地区的地方英雄的地位。这
就是《吴王张士诚载记》，线装五卷，上海，1932 年。这部著作似乎是一些
人合著的；主编是支伟成。这部著作和最近几十年出现的一些材料说明，对
朱元璋的竞争者，特别是张士诚、察罕帖木儿，以及扩廓帖木儿政权，很有
必要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察。
西方人或日本人的学术成就在这里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中国人最
近的学术成就值得再说几句。在本世纪的第三个25 年中，在用中文写作的学
者中，自从王崇武和吴晗去世后，对明朝建国时期的研究没有明显的新建树。
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史学对14 世纪中期的研究，正如日本人最近的学术成就一
样，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元末伴随蒙古人统治的腐化而兴起的农民起义
上，反映出对历史上的农民运动的关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邱树森（1977 年）
纪念彭莹玉的文章（第1 章注[21]引证）。邱树森教授领导南京大学的一个
元史研究中心，那里对元末社会史的物证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兴趣。不管它对
自己立下的限制，这种研究在收集有用的资料上还是成功的。元末的社会和
政治史（明朝从中脱颖而出）中比较广泛的问题，将在即将出版的第6 卷中
谈到。对朱元璋生平的说明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他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成份”
与14 世纪中叶恶化的社会情况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未有定论。
承认新的社会主义史学但并非它的产品的，是中国两位不甚知名的老学
者最近的著作。已故黄云眉的四卷《明史考证》出现于1979—1984 年。它涉
及《明史》332 卷中的头158 卷，可看成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的现代续
篇，后者共100 卷，包括《元史》往上的二十二史，完成于1782 年。孙正容
的《朱元璋系年要录》出版于1983 年，该书出版后不久作者即故世。这部著
作从范围广大的传统资料中收集必要的材料，涉及明朝奠基者的一生，此外
还有编者的考证和史评。序言说，这是初版本，它的最后修订本将构成《新
明纪》的第一部分，但未提到这部汇编其余部分的情况。这是一部有用的书，
特别因为它在对有争论的事实问题作出仔细判断的同时，叙述了有关的历
史，这是黄云眉的考证没有企图做的事。即使这两部著作没有显示出传统的
高标准考据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显示出它的连续性。
2 明代的军事起源
作者 爱德华·L.德雷尔
本章所述事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朱元璋的崛起和他的洪武之治的实
录。这部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在我的《明初政治史》中引用时写
作HWSL（洪武实录）——仅存大学士胡广主持的1418 年修订本。两个较早
的版本，一是在朱元璋死后不久编写的，一是数年后在朱元璋的孙子明朝的
第二个皇帝统治时编写的，都受到禁止。正史（《明史》，1739 年）以及可
与之相比的非官修史书（《罪惟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及其他）
都十分依靠《太祖高皇帝实录》，常常不仅在帝纪中，而且也在列传中严格
遵循它的用语。此外，大多数方志在提到这个时期与当地有关的事件时，就
照抄《太祖高皇帝实录》。
我们永远不能肯定，但看来很可能是，《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修订是出
于建文和永乐时期特殊的政治需要，因此，如果原来的《太祖高皇帝实录》
幸存下来，它对朱元璋早年经历的叙述可能与现存版本没有本质区别。从现
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主要问题是，从一开始就给
朱元璋加上真命天子的光环。事实上，朱元璋早期政治生涯中的血腥味是从
红巾军带来的，在他同时代人的眼里，他属于这个运动，至少直到韩林儿之
死。《太祖高皇帝实录》企图贬低这种结合的意义，但却提供了不少内情，
而现代历史学家（和田清、约翰·达迪斯、吴晗、罗梅因·泰勒及其他人）
十分适当地给以必要的强调。
一种独立的第一手资料更明确地谈到与红巾军的结合，这就是写于1397
年的《记事录》，作者俞本是一个军官，参加过明朝建立时的重大战役。我
们通常是从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的引证知道命本的，但有一个更完全
的版本现仍存在（见德雷尔：《俞本》）。这份资料不隐讳地描述在红巾军
的“宋”国朝廷当元帅的朱元璋，并提供了一些《太祖高皇帝实录》所没有
的有意思的军事资料。它还有一个与《太祖高皇帝实录》很不一致的年表，
总的来看，更不令人满意。从17 世纪的钱谦益和潘柽章到20 世纪的和田清
和中山八郎，学者们一直企图用俞本的材料来修正《太祖高皇帝实录》在记
述上的真正缺点。我觉得俞本的记述把“宋”描绘成一个相对统一和由中央
发号司令的帝国，是易引起误解的，而《太祖高皇帝实录》把红巾军描写成
许多互相独立的造反队伍，则更真实些。由于这个以及其他理由，我觉得俞
本的材料应该用来补充而不是代替《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述事件的基本次序。
在我的《明初政治史》（1982 年）里，有一份包括这一时期的补充书目。
3 洪武之治，1368—1389 年
作者 小约翰·D.郎洛瓦
第二手叙述
吴晗论明初的著作是关于明朝奠基者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二手文献中最重
要的部分。他的《朱元璋传》，最初在20 世纪40 年代以《从僧钵到皇权》
的书名出版，是现代第一部企图阐明明朝奠基者生平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一
个有广泛引证的版本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黎明1949 年，修订本出现于
1965 年。在文化革命中，作者受到激烈的攻击，1965 年本被禁。但它于1979
年重新出版，此时死去的作者已恢复了名誉。
吴晗把朱元璋看成一个人民革命家，后来变成了一个暴君。可以说，权
力腐蚀了他；在这个意义上，吴晗的著作是对他的处于权力位置的同时代人
的批评。
吴晗的许多关于洪武时期的著作，也非常重要。例如，在《胡惟庸党案
考》中，吴晗企图把有关胡惟庸案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资料理出一个头绪。虽
然没有得出确实的结论，但在原始资料的收集上极有价值。
黄章健关于明代制度的文章也极有用。这些文章收入一本题为《明清史
研究丛稿》（1977 年）的文集里，文章中引用了大段大段的原始资料。
研究洪武时期的其他重要的中文第二手材料，有王崇武的《明代的商屯
制度》（1936 年）；和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1961 年）。
在美国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富路特和房兆楹编的《明人传记词典》
（1976 年）是不可缺少的。其他值得浏览的，有约翰·W.达迪斯的《儒家和
专制主义：职业精英阶层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1983 年），和爱德华·L.
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1355—1435 年》（1982 年）。爱德华·法默的《明
初双京制的演变》（1976 年）也值得注意。关于朱元璋的思想，见小约翰·D.
郎洛瓦和孙克宽的《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1983 年）。罗梅因·泰勒论明太祖的文章如《明太祖与勋贵》，载《明代
研究》（1976 年），和《明太祖和城隍神》，载《明代研究》（1977 年），
也都重要。
已不太近但也值得提到的，是司律思的《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1956
—1959 年）。这是对这个课题的一个全面的和写得很好的研究。牟复礼的《诗
人高启，1336—1374 年》（1962 年）再现了洪武时期一个学者的生平。
有关明初的日本文献相当多。只提出少数有用的研究，它们是塚本俊孝
的《洪武帝与佛道二教》，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966 年；
和檀上宽的《明王朝建国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问
题》，载《东洋史研究》，37，3，1978 年。内藤乾吉论明代法令的文章，
题为《大明令解说》（收入《中国法制史考证》，1963 年），是对有关材料
的一个有价值的评述。
原始资料
两部明代文献集对明初的任何研究都极为重要：张卤（1523—1559 年）
编的《皇明制书》和台北1966 年重印的《明朝开国文献》。前者包含明初的
基本法文献，后者除太祖的《大诰》外包含许多相同的文献。清初修纂的《明
史》自然是整个明史的基本资料。明实录也是这样，不过应当注意，永乐帝
曾下令对洪武朝的实录作过重大窜改。王崇武对《明史》中太祖本纪的一种
早期版本所作的校勘《明本纪校注》，是关于太祖朝的另一种有价值的资料。
关于明太祖的著述，最便于使用的是《高皇帝御制文集》，台湾1965
年重印。他的《大诰》包括在《明朝开国文献》中，有如上述。
宋濂（1310—1381 年）是洪武朝一个多产的和有影响的学者。他的著述
对了解这个时期是不可缺少的。最全的版本是《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
集》。
关于大事记，谈迁的《国榷》（约1653 年）非常便于使用。这部著作以
前只有手抄本，1958 年以部分标点的形式在北京第一次出版。
4 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 年
作者 陈学霖
情况和大多数明朝统治者一样，关于这四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不缺乏原
始资料。它们不仅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官方资料如各朝的诏令、政治和制度
的简编，和最重要的、及时编纂的实录，而且包括大批私家资料集成，特别
是当时士大夫的文学著作和杂著。对这些作补充的，是各种文献和传记简编，
以及后来在官方和私家赞助下编辑的历史和文学著作集成。此外，明末清初
的学者汲取较早的资料写了许多综合性的叙事史。如谈迁的《国榷》、谷应
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官修《明史》、夏燮的《明通鉴》，等等。但是，
一切原始的和传统的资料，特别是官方档案，并非具有同等价值，每种资料
都必须仔细核对，以确定它的价值和可靠性。
建文朝的原始资料最成问题。情况之所以被弄得错综复杂，一方面是由
于永乐帝破坏和禁止官方档案和私家著述，并编造和宣传经过歪曲的历史事
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后来同情建文朝廷的学者写了大量五花八门的半虚构的
假历史著作。
例如，内战的官方记载，后来被并入《太祖实录》的《奉天靖难〔事〕
迹》，充满了歪曲和捏造，很难令人相信。《太祖实录》涉及建文和永乐两
朝初期的部分，也在永乐朝的两次修改中重新写过，为了支持永乐帝的合法
继承权，作了系统的窜改和歪曲。这种修改已经被王崇武和在较小的程度上
被黄章健有条不紊地揭露出来。这两位学者对建文朝和永乐帝初期经历的研
究，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尽管大部分建文朝的官方著作和建文朝官员的作品受到破坏和禁止，但
仍有一些保存下来，它们或者逃过了侦查，或者是后来的学者从残篇修复的。
幸存下来未经触动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建文朝编的《皇明典礼》。建文朝一些
领导官员的著作的残篇虽被收集起来，但包含的资料不多。
同情建文帝的晚明学者，也编了几种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文
集。它们包括姜清的《姜氏秘史》、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以及朱鹭
的《建文书法儗》。这些汇编包含一些细致的证据和对事件的重写，但它们
也羼杂进大量伪造的历史和半虚构的材料。应当审慎地利用它们，以对这个
时期的历史作出可靠的叙述。
除去对宫廷叛乱前数年的记述外，永乐朝的基本资料在史料问题上没有
引起什么争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本资料特别是实录像它们理应那样丰富和增
进知识。在宣德帝统治下修纂于1430 年的《太宗实录》，前后22 年，只有
130 卷，在叙事和文献的提供上相当简略，特别是关于某些重要的政治和军
事发展。例如，关于出征蒙古、关于郑和的海上远征，或关于其他扩张主义
行动，没有详细的记述。这是否因为一些由宦官发起和领导的事业，如郑和
的航行，有关的档案文献不是失散了就是官方的修纂者没有接触的机会？或
者因为领导修纂实录的皇帝和大学士们反对扩张主义，因而纂修官故意贬低
它们的意义？看来把这些因素合起来也许会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了得到永乐朝的更全面的记述，我们必须越过实录，去调查那个时期
的其他资料。例如，有皇帝的著述，而最重要的，有在当时的政府机构中起
过重要作用的士大夫的文集。《圣学心法》是永乐帝自己选编的。这种官方
的儒家文献选本也是有用的。居领导地位的大学士如三杨、金幼孜、夏元吉
等人的文学著作，是珍贵的资料。这些著作的大多数有单行本，但这个时期
有许多重要的政策论文，被选入晚明时期陈子龙编的《皇明经世文编》。这
些著述在政治事务和政府管理方面比在财政问题和地方发展方面的资料更丰
富，关于后者，我们应转而求诸方志和其他专门著述。
关于永乐帝统治时的对外关系，参与其事的士大夫的奏议是最重要和最
丰富的基本资料。这包括这样一些关于出征蒙古的记述如金幼孜的《北征录》
和杨荣的《北征记》。（见李素英所作的摘要，载《禹贡》，第3—4 卷，1935
—1936 年。）出使中亚国家的旅行记有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
志》，对它们作补充的，有撒马儿罕的沙哈鲁派往明廷的使者用波斯文写的
报告，有英译本。⑥此外，朝鲜编年史《朝鲜王朝实录（李朝实录）》有关于
中朝关系的珍贵资料以及朝鲜人眼中所见的某些永乐朝廷的重大事件（见
下）。
关于海上探险，有三种杰出的同时代记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
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它们不仅为研究明朝与东南亚和
西亚沿海地带的关系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在15 世纪初关于
这些地区的地理知识的范围。
跟较早的时期对照，洪熙和宣德朝的基本资料就是这两朝的实录《仁宗
实录》（10 卷）和《宣宗实录》（115 卷），它们是在通称“三杨”的辅政
大学士和他们的同事的监督下，分别在1430 年和1438 年修纂的。这些实录
包括的时间不如永乐帝的长。洪熙朝仅持续了九个月，宣德帝也只统治了九
年，但他们的官方记录在资料和文献的提供上远远超过前朝。这两朝的实录
特别在相对地公正和它们所包含的有关官僚政治实施的详情方面，有别于其
他实录。这是明朝统治者摈弃军事扩张，转而追求儒家的文官政府理想的时
期，显而易见，这说明这些实录为什么缺乏对对外关系的注意。由于这个缘
故，像《朝鲜王朝实录》这样的非中文资料就格外珍贵。《朝鲜王朝实录》
不仅提供了这个时期中朝关系的详情，而且提供了有关这两个明朝皇帝的重
要细节，是中国的记录中所没有透露的。
除实录外，还有洪熙、宣德两朝大臣的大量文学作品保存下来。这些作
品不仅包括辅政的大学士如“三杨”、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著作，而且
也包括担任过各种政府官职的次要官员和士大夫的著作。他们的作品是后来
的历史学家对这些时期的政治和制度进行概括的基本资料，也是经世文选如
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的主要来源。当时学者涉及政治、社会、经济以
及思想和文化发展各方面的杂著，也以大规模杂集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样，
它们就对官方记录和士大夫文集中的资料作了重要的补充。但应注意，由于
在这两个皇帝统治下对外关系和军事活动降到最低水平，当时只有很少的人
⑥ 有明代初版和稍后版本的两种重印本，一为3 卷本（台北，1965 年），一为2 卷本（
台北，1969 年）。
写到这些题目，并且不大受到文学杂集编者的注意。这同永乐时期的情况形
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关于明朝最初几个朝代的知识，由于对整个明朝和专对这几个具体
时期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而有了很大提高。有用中文、日文、英文和其他
欧洲文字写出的大量书籍、专著和文章，涉及明朝的各个领域，但这些作品
的大多数是专题研究，不涉及叙事史或一般的说明。关于后者，孟森的《明
代史》和爱德华·德雷尔的近著《明初政治史》是资料最丰富最有用的。此
外，《明人传记词典》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传记参考资料。但总的来说，现代
学术界在建文和永乐两朝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远比洪熙和宣德两朝丰富，
在历史编纂、政治制度、军事战役、对外关系和思想活动方面取得的研究成
果，远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丰富。这种现象无疑取决于资料的性质，但
也反映出学者的偏爱和这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
至于建文朝，它充满了复杂的史料问题，王崇武的两本书对内战中的事
件和有关的政治发展作了小心谨慎的重新叙述工作，成为这方面学术成就中
的权威作品。近年来，黄章健也在相似的史料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
一点上说，我们应当注意傅斯年、李晋华、吴晗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它们
证实了燕王的母系，而这是理解新皇帝的态度和行动的钥匙。同样地，存在
着相当多的有关建文帝的命运的文献和稀奇古怪的传说，它们引起了同情和
遐想。
关于建文帝和燕王之间的内战，有几种一般的记述，但唯一的专著，陈
荣捷的《燕王的篡位》，很令人失望。它没有充分吸收王崇武的研究成果，
虽然它对军事战役作了有用的叙述，但这本书在史料问题的判断上有严重错
误。使用它应特别小心。至于建文帝统治下的制度与政治发展，吴缉华和黄
章健在皇帝顾问的作用和政府改组的流产上都做了重要工作。此外，还应该
提到阪仓笃秀和毛佩琦论建文帝的国策及其政治影响的有价值的文章。
关于永乐时期，寺田隆信写了一篇虽然简短然而很有用处的永乐帝传
记。对永乐朝的各个方面，有重要的专著和研究文章。例如，陈去关于内战
和永乐帝的母系问题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外，在政府改组和政治发展方面，有
吴晗、吴缉华、杜乃济、王毓铨的重要研究。其中有些作品涉及整个明代，
但它们对永乐朝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论述这些题目的西方著作，贺凯关于
政府改组的作品和爱德华·法默关于双京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权威参考书目。
此外，关于永乐朝的重要研究还有郭伯恭等人论《永乐大典》的编纂；
郭伯恭、傅吾康、田村实造等人论出征蒙古和北方防御；陈荣捷和狄百瑞论
儒家正统思想的形成；以及山本达郎、罗荣邦和约翰·惠特莫尔论干涉安南
等。除了这些之外，有价值的作品还有吴缉华和星斌夫论粮食的分配与运输
制度；黄仁宇论财政管理；司律思、J.弗莱彻和莫里斯·罗萨比论与中亚、
蒙古和女真的关系；木宫泰彦、王伊同、王崇武等论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
徐玉虎、J.V.G.米尔斯和王庚武等论与东南亚的关系等。看来只有永乐朝的
社会经济方面在新近的明代研究成果中相对来说还是个空白。
有少数作品是专门研究洪熙和宣德两朝的。但除了这样一些领域如制度
的发展、朱高煦叛乱、财政改革和对外关系外，许多专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
述。爱德华·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是唯一用一章的篇幅对这两朝作了内
容充实的叙述的现代著作。总的来说，对这个时期较有深度的现代研究成果
涉及的方面是制度改革、政治巩固和财政紧缩。在这些题目上，吴缉华、杜
乃济和贺凯论内阁制的发展的著作是资料最丰富和最有用的，吴缉华、周良
霄和伍丹戈论苏州和松江府的财政改革的著作也是这样。此外，关于这个时
期还有两部有价值的专著。贺凯论御史制的专著对宣德朝给予相当大的注
意，而蒋星煜的近作况钟传，写这位江南财政改革的设计师，也很有用。黄
仁宇的《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和他的其他有关研究为评价宣德时
期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引导。宣德朝一直是艺术史家所偏爱的一个
时期，因为宣德帝是一位美术鉴赏家，但由于这个领域不属于政治叙述的范
围，就不在这里进一步讨论这类研究了。
最后，这些对明初的研究，大大得益于几种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的出版，
它们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学者编的。这些包括整个明代的汇编中的大多数，摘
自实录中涉及外国人和与外国人的正式关系的记述。例如，有羽田亨和田村
实造关于蒙古人、罗香林关于西藏、赵令扬和陈学霖关于东南亚和白翠琴关
于瓦剌蒙古人的资料汇编。对这些作品作出补充的，是同等重要的汇编，如
吴晗摘自《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中朝关系的汇编，郑鹤声和郑一钧选自官
方和私家记载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汇编，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题目
最全面的原始资料汇编。大多数这类作品是由细心的学者编纂的，但为了保
证准确，将这些摘录与原始记录核对，总是可取的。
5 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1436—1464 年
作者 崔瑞德 泰尔曼·格里姆
明代中期的历史（自15 世纪中叶至16 世纪中叶）还没有被传统中国的
历史学者或当代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学者很好地研究。15 世纪中期的历
史包括要在这里论述的几朝，由于两个主要原因，较之研究16 世纪的历史困
难更多。第一，关于这个时期的一般历史很少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
关于人物和事件的专门研究。第二，15 世纪的原始资料，不像16 世纪那么
丰富多样，因为要到16 世纪，官员和文人在生前出版他们的文集（包括书信、
奏议、散文和政治论文）的事才变得普遍。事实上，15 世纪官员的许多重要
奏议和著作集到16 世纪或17 世纪初才出版，而这些文集也不像后来的文集
那么卷帙浩繁与丰富多彩。因此，历史学者不得不从实录中保存的资料和基
于朝廷档案的正史中汲取大量材料。
本章所包括的三朝的实录，并不特别可靠，因为它们是在李贤（1408—
1466 年）的指导下修纂的，而此人曾直接卷入这三朝的政治斗争。他在1451
年支持过于谦，但在1457 年复辟后又设法做了大官。主编彭时（1406—1475
年）是李贤的同事，在1450 至1464 年间也参与了许多重要事件。但是，在
缺乏其他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者别无办法，只有在使用这一资料时考
虑到编者的偏见。
有数量不多的论著和专题论文专门论述这个时期的事件或人物。牟复礼
在《1449 年的土木之变》中重新描述了土木事件的详情，傅吾康的《于谦：
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1398—1457 年》①接着描述了此后朝中发生的事情。
① 详见蒂莫西·布鲁克：《苦恼的旅行家的指南：明清时代的路程记录》[12]，载《清史
问题》，4，5（1981
年6 月），第32—6 页：4，6（1981 年12 月），第130—40 页。
菲利普·德希尔论述景泰时期和复辟的著作，②对头两朝的一般政治史到英宗
1457 年的复辟作了更详细的论述。这三种研究合起来对到1458 年为止的这
段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面介绍。关于英宗复辟时期，几
乎没有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
司律思和D.法夸尔研究了这个时期明帝国对待蒙古人和瓦剌人的历
史。司律思对明代蒙古人的综合研究，包含关于15 世纪中蒙关系的很有价值
的资料，并成为这个课题最好的第二手资料。③法夸尔的《瓦剌-中国的纳贡
关系，1408—1446 年》④论述了15 世纪初瓦剌人在也先领导下的崛起和这个
时期他们与明朝的关系。
6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 年
作者 牟复礼
述及15 世纪下半叶的资料和现代研究成果，也许比陈学霖教授的从1398
年至1435 年的那一章中所使用的更加少些。他在他的书目注释中引证的学术
著作，有些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中有黄章健的几种关于明代制度的研究，
现在收入他的《明清史研究丛考》（1977 年）；吴缉华的论制度和社会经济
史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四卷研究论文集，引用时作吴（1970 年）和吴（1971
年）；和黄开华的《明史论集》（香港，1972 年）。对这些新近作者的著作，
还可以加上苏同炳的《明史偶笔》（台北，1970 年），特别是第一篇论明代
尚书的权力。
特别有用的是王毓铨的研究，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莱芜集》（北京，
1983 年）中论明朝机构和经济问题的几篇文章。我还要感谢王教授作为一位
博学的学者在他从1981 至1983 年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交往中在明史的各方面
所提出的建议，当时这本书即将完稿。
孟森（1867—1937 年）的《明代史》（1957 年）受到人们的赞誉，实际
上这是20 世纪30 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的抄本。这本书永远
激励人们去对明史作出解释；本章一般说来受惠于它，尽管在脚注中没有提
到。
明史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与北方民族特别是蒙古人的关系。尽管
这个题目在第8 卷（即将出版）中将有更充分的论述，在写作本章时，已故
司律思的著作是用得最广泛的。这些著作是：《（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
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 年》（布鲁塞尔，1967 年）；《大元可汗后
裔系谱》（海牙，1958 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布鲁塞尔，1955
年）。对这个题目更新近的研究成果，有莫里斯·罗塞比的著作，包括《明
人传记词典》中几个亚洲内陆人的传记；他的博士论文《明代中国与哈密和
亚洲内陆的关系，1404—1513 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 年）；和《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纽约，1975 年）。本章也深受阿瑟·N.沃尔德伦的
著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论文《长城的问题》，《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
（1983 年12 月），第643—663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6—19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59—65 页。
④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90—91 页。
关于15 世纪后期的政治辩论，我十分仰仗朱鸿林最近的博士论文《丘濬
（1421—1495 年）与〈大学衍义补〉：15 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安阿伯，
1983 年）。朱博士范围广泛的书目提供了这个领域的完善的见识。
尽管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很多，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但本章对它们的
倚赖不大，因为在这里没有进入这些领域的必要。在现代西方学者中，凡是
研究明代的人都特别受惠于傅吾康和贺凯；他们的权威参考书和其他著作自
始至终被使用，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具体地引证。
本章照例依靠这样一些传统资料如《明实录》、《明史》和几种专史或
编年史如夏燮的《明通鉴》（1837 年）。尽管在15 世纪后期，官吏、学者
或文人的私家著作集开始多起来，但这里没有充分利用它们——实际上还没
有人这样做。中国史的这个时期，等待着人们对传统资料进行更充分的研究。
7 正德时期，1506—1521 年
8 嘉靖时期，1522—1566 年
作者 盖杰民
关于正德和嘉靖两朝的政治史，没有很多中文、日文或西文的第二手研
究成果。最时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少数几个题目：葡萄牙人的到来，大礼之
争，16 世纪50 年代的海盗入侵，以及几个杰出政治家的经历。有关其他题
目的资料，则必须参考当时的文献和16 世纪至19 世纪的中国传统研究成果。
夏燮的《明通鉴》对研究正德、嘉靖两朝的历史特别有用，因为当他编
纂是书时，手边有这两朝实录的抄本。他在考异中解决了正史、别史和实录
在日期和数字上存在的许多不一致。
正德朝的实录对皇上的言行非同寻常地直言不讳，替他描绘出一幅远非
阿谀的画像。这是由于两个特殊情况。第一，继他为帝的他的堂弟，蔑视他
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愿在正式记录中对此有所遮掩。第二，替他修纂实录的
官员曾在他的统治下任职，曾身受其害。因此，在别的情况下会被删去的许
多详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黄云眉在他的《明史考证》中指出，皇帝在
1514 年大火之夜所说的话，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保存在实录里的。①关于皇帝
私生活的主要记述都集中在毛奇龄的《武宗外纪》（2.6.4）里，便于检索。
谢蕡（1521 年进士）的《后鉴录》是研究正德时期历史的特别有价值的
资料。当谢蕡在16 世纪20 年代初任礼科给事中时，他从刑部档案中抄录了
正德朝几个主要案件的审讯报告（刘瑾案，安化王谋反案，宁王叛逆案）。
《后鉴录》包含有实录或后来的记述中所没有的材料。例如，对刘瑾的控告
说他在1510 年被捕时是58 岁（60 虚岁），这就可以把他尚未确定的生年，
定在1452 年前后。由于16 世纪初的档案材料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这部著
作在确实和详尽上都是特别有价值的资料。①
江左文的文章《明武宗三行宣府大同记》详细列出了这个皇帝的宣府大
同之行的年表，并对实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一个方便的索引。①王世贞的《中
① 博多·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载《远东》，15（1968 年），第149—68
 页。本文作者感
谢普林斯顿大学格斯特东方图书馆的杰杭·班为本节主旨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
① 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特别是第163—65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74—79 页。
官考》（2.2.6）汇集了实录中所有有关太监活动的主要章节。
有关这两朝的另一种重要资料是杨廷和的日记，它远比实录和其他官方
记载详尽。日记的时间为1507—1523 年，即从杨廷和任首辅起，到被撤职止，
日记收在1607 年版的杨廷和文集《杨文忠三录》中，题为《视草余录》
（5.5.35）。它对1521 年正德帝死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和16 世纪20 年代初
杨廷和与嘉靖帝之间的对抗作了最详细的记述。它还包含许多有关正德帝的
个性和朝廷的轶事。从杨廷和的记述可以看出，正德帝的最后几年几乎常醉
不醒，甚至在决定国家大事时也是这样，而他身边的太监对此毫不在意。
嘉靖朝的实录符合帝国的编史标准，皇帝生活中的一些特别希奇古怪的
插曲（像1542 年的行刺企图）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沈德符的《野获编》
（4.1.5）收集了嘉靖帝和他朝中的轶事，从中可以发现他的个性与性格中较
有见识的一面。我在许多地方仰仗沈著所提供的解释和详情。他的记述清楚
而有见识地说明了李福达之狱及其经过。我常常把沈德符的评注与徐学谟编
的一本也很有用的历史摘录中的评注相比较，徐学谟在16 世纪50 年代在嘉
靖朝中为官。他的汇编《世庙识余录》（2.7.5）大部摘自实录。有些摘录之
后有重要评注，我也依靠它们去解释许多细微之处。例如，徐学谟对李福达
之狱所作的评语，支持了《野获编》所作的解释。我始终参考的第三种资料
是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1.3.3），它也含有实录中所没有的材料。②
大多数涉及蒙古人的资料，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写的。瞿九思《万历武功录》
（2.8.3）中有关俺答王的章节，是用中文写的作品中对中蒙关系所作的最公
正的记述。
有关海盗入侵的资料很丰富但互相矛盾。在关于徐海和王直的最重要并
广为流传的记述中，有两种是对加给胡宗宪的许多罪名进行政治昭雪的。《徐
海本末》（7.8.8）和《汪直传》（《明史》误王直为汪直——译者）（ 7. 8.
7）可能都是茅坤（1512—1601 年）写的，他是胡宗宪的朋友，在16 世纪50
年代是胡的幕僚。虽然有些晚明的历史学者对这些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持
怀疑态度，但正史的编者却认可了它们。正史胡宗宪传中写他对徐海和王直
的处置，几乎全部取材于茅坤的作品。茅坤的记述和后来以它们为根据的记
述，的确是偏颇的，未经证实不能使用。总之，较之茅坤的作品，我更赞成
采九德的《倭变事略》（7.8.9）中的年表和对事件所作的解释。
有关严嵩的各种记述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嘉靖朝实录是在严嵩的死对
头、大学士徐阶的监督下开始修纂，在徐阶的学生、大学士张居正的监督下
完成的。材料的取舍以及修纂者的解释都企图把严嵩说得尽可能的坏。正史
中的严嵩传几乎完全是根据王世贞所写的传记稿。王世贞的父亲以失职被处
死，当时严嵩任首辅，王世贞认为严嵩应对他的父亲未能减刑或延缓死刑判
决负责。不论以何种方式与严嵩有联系的官员也受到类似的对待。因而几乎
总是需要查对当时的看法与后来的作品对这些人物的看法是否一致。它们往
往不一致。最近证明，严嵩在朝中的权势较之后来的资料所暗示的远为有限，
许多在实录中归咎于他的决定，实际上出自皇帝。③
② 米歇尔·卡蒂埃对海瑞的作品作了评价：《中国16 世纪的一次地方改革：海瑞在淳安
，1558—562 年》
[15]（巴黎和海牙，1973 年）；又见傅吾康：《作为方志原始资料的笔记材料：评米歇尔
·卡蒂埃的调查》
[173]，载《远东》，21（1974 年），第191—98 页。
③ 见林天外（音）：《与方志有关的族谱》[345]，载《中国文化》，22，1（台北，198
1 年），第33—5
余继登的《典故纪闻》（2.2.7）从实录中收集了许多关于财政问题和予
以补救的尝试的重要章节。余继登曾参加1587 年版《大明会典》的编纂工作，
长时期有机会接触实录和朝廷的其他文献。王毓铨的研究详细讨论了这个时
期的军政问题（特别是军屯收入的丧失）。④傅衣凌的研究对16 世纪的农业
增长与发展和商业活动（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作了最好的概括。⑤
16 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最早的描述也始于这个时期。最初的记述出现在皮
列士使节团的两个成员在1524 年底写的信中，当时他们被囚禁在广州的一座
监狱里。①稍后一些的记述，是从1549 至1552 年被囚禁在中国南方的盖略
特·佩雷拉从一个葡萄牙人的角度所描述的朱纨失宠的事。1549 年3 月，明
朝海防军俘虏了佩雷拉，将他送至福建省的省城，囚禁在那里的监狱里直到
朱纨死去。之后他和另外一些囚犯被流放到广西桂林。1552 年，他设法逃到
沿海地区，重新回到葡萄牙人的社会。有趣的是，佩雷拉不知道他被释放的
原因，最后说：
像我们这样不知来历的人，在基督教国家的任何城市的任何地方，如果受到控告，我不知

会有什么下场；何况我们是在一个异教国家，城里两个最大的官员成了我们的大敌，没有
译员，
又不懂得这个国家的语言，结果却看到我们的大敌由于我们的缘故而被投入监狱，因执法
不公
被剥夺了官职和荣誉，而且不免一死，因为传说他们将被砍头——现在看他们是否公正？
②
被复杂的误解所大为渲染的这个关于中国的报道，在16 世纪到达欧洲，形成
了后来对中华帝国的看法。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大中国史》初印于1585 年，是16 世
纪在西欧流传最广的关于中国的记述。门多萨的《大中国史》主要依据两个
葡萄牙人的著作：加斯帕·达·克鲁兹的《中国志》，印于1569 或1570 年，
和马丁·德·拉达关于他1575 年在福建逗留三个月的报告。
加斯帕·达·克鲁兹的《中国志》则部分地依据盖略特·佩雷拉的记述，
加进作者本人的一些见闻。达·克鲁兹1556 年在中国南方度过几个月。尽管
他的《中国志》是在欧洲印出的第一本专门描述中国文明的书，但流传不广，
部分原因在于它是用葡文写的。不过，由于它被编入门多萨有名的《大中国
史》，就有了塞缪尔·珀切斯的英译，刊印在1625 年的《珀切斯朝圣者丛书》。
马可波罗之后西欧人最早对中国的描述，主要取材于这三种记述。其中
两种记录了在中国南方的短期勾留所得的印象。第三种，佩雷拉的记述，误
解了对他的审问以及后来的获释与流放，其中关于中国司法的记述，引起珀
切斯的兴趣，将它译成了英文。虽然后起的作者对有关中国的知识补充了更
多的详情，但是对中国文明的许多历久不衰的第一印象，却来自这少数几种
著述。③
9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 年
页。
④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⑤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260]，10，第43—8 叶。
① 富路特：《乾隆朝的文字狱》[187]（巴尔的摩，1935 年）；林恩·安·斯特鲁夫：《
历史在传统中国社
会中的用途：清代编史工作中的南明》[481]（安阿伯，1974 年）。
② 有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四卷本（北京，1959 年）；翻印本分成六卷（台北，1978 年）
。
③ 有新式标点的两卷本（北京，1956 年）。
作者 黄仁宇
对16 世纪后期和17 世纪初期的资料，很难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概述。
粗略的概述传达不出这个时期可以得到的大量而多样的书本资料的丰富性。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资料中的一些一般的问题。
在《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衰落中的明王朝》的书目中，可以找到关
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和资料的样本，但这还不是一个详尽的书单。不过可以作
为一种介绍，从中看出可以得到的资料的范围。①在《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
政府财政》的书目评注中，简要地提到有关财政史的资料，对有关这个题目
的最重要的著作作了简短的讨论。②使用这个时期的范围很广的资料遇到的最
大困难，是不同类型的资料在质量上的差别很大。在16 世纪后期，大多数地
区都出版方志，但质量各有不同。富裕的府县雇得起有资格的学者来编纂这
类历史，而贫穷边鄙的地区则做不到。因此，富裕地区编纂的方志倾向于全
面，对当地的情况和风习有详细的叙述，摘录的文献材料也比较多。而贫穷
地区的方志几乎毫无用处；它们包含的统计数字没有任何说明；或者更糟糕
的是，统计数字是从该地上次编纂的方志中抄下来的。
16 世纪晚期和17 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专题文献汇编也存在类似的问
题。编纂者往往不考虑编入的材料的价值，认为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读者自
己能够确定的事。但是，现代读者必须对重要文集中的资料重新加以整理，
逐一估计材料的可靠性。因此，尽管有大批合宜地按专题或按时期编纂起来
的材料，却不可以不加选择地使用。
张居正和他的财政改革一直受到广泛的研究。关于这个题目，有中文、
日文和西文的大量研究成果。从两部著作，一部早期的和一部较近的，可以
看出这些研究的范围。朱东润的张居正传，是现代第一次企图按19 和20 世
纪的西方文学传记风格用中文写的传记。它取用的资料范围很大，包括张居
正的政治著作、书信诗和笔记，对这个人和他的时代描绘出一幅生动感人的
图画。①利夫·利特拉普的专著《中国明代的地方政府：对16 世纪时的山东
省的研究》，联系16 世纪的地方税制改革，对张居正财政改革的效果进行了
研究。这种地方史研究对朝廷中的财政改革讨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照。①
司律思的《关于1570—1571 年的中蒙和平的四份文件》，对1570—1571
年与蒙古人缔结的条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的其他著作对此也有所论述。②
10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 年
作者 威廉·S.阿特韦尔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15]（镇
江，1981 年）。
② 山根幸夫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602）（东京，1960 年）。
① 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要》[367]（1934 年；纽约，1970 
年重印）。
① 见牟复礼：《1449 年的土木之变》[400]，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中国的
兵法》（坎布里奇，
1974 年），第243—72 页；和傅吾康：《于谦：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1398—457 年》
[1767]，载《中
国历史》，11（1946 年），第87—22 页。
② 见菲利普·德希尔：《看守皇帝：从景泰朝的政治史看15 世纪中国帝制的各方面》[1
39]（莱顿，1985
年）。
在20 世纪研究晚明史的学者当中，有一个人高出其他所有的人，他就是
谢国桢。谢国桢教授在他最近于北京去世之前的将近60 年中，不断地发表有
关中国17 世纪的细致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其中有许多仍旧是它们所涉及的领
域中的杰作。与本章特别有关的是他的《晚明史籍考》（北京，1932 年，及
随后各版）和他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1934 年，及随后各版）。
前者是一部有注释的书目，包括1100 多种研究晚明史的原始资料，对研究这
个时期是不可缺少的帮助。后者是对明末清初的政治活动的详尽研究，实际
上已经成为对这个题目继续进行研究的出发点。他去世前不久出版了一本论
文集，题为《明末清初的学风》（北京，1982 年），它包括新的和显然是未
曾发表过的有关17 世纪的各种题目的文章。
虽然本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了大量关于晚明
史的重要著作，但文化革命的动乱严重地影响了它们的数量和质量。幸亏最
近几年有了好转。关于晚明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提要以及一些书目详情，见小
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伯克利，1980
年），特别是第87 至112 页；见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历史学年鉴》（北京，
1981 年—）有关明史的各部分；和季刊《史学情报》（1982 年—），这也是
在北京出版的。
台湾也出了有关晚明史的值得注意的著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光涛教授
的作品。与本章特别有关的是他的《明季流寇始末》（台北，1965 年），他
的《熊廷弼与辽东》（台北，1976 年），和他的《明清史论集》（台北， 1971
年）中几篇关于军事和政治史的论文。台北出版的《明史研究专刊》经常有
关于晚明史的当前作品的报道。台湾、香港和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社继续重印
有关明史的各种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材料这个事实，对将来对这个时期的研究
会有很大的帮助，其中有些资料与本章所讨论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像在中国研究的大多数其他分支那样，关于17 世纪时的中国，日本人的
研究成果很丰富，而且质量往往很高。与晚期有关的这一研究成果的概述，
见山根幸夫的《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动向：书目介绍》，载《亚洲年鉴》，
38（1980 年），特别是第104 至110 页、第118 至123 页。又见森正夫的《明
代的士绅》和谷口喜之雄的《晚明的农民起义》，均发表在《亚洲年鉴》，
38（1980 年），第31 至68 页；有关的文章，见琳达·格罗夫和丹尼尔斯·克
里斯琴编的《中国的政府和社会：日本人关于明清社会和经济史的看法》东
京，1984 年）。
40 多年来，研究17 世纪中国的西方学者对恒慕义编的两卷本《清代名
人传略》（华盛顿特区，1943—1944 年）深为感激。尽管书名引起误解，这
部合编的巨著收入了不少晚明杰出人物的传记，附有简短的书目，指出在何
处可以找到有关他们的更多的资料。富路特和房兆楹编的《明人传记辞典》，
两卷（纽约和伦敦，1976 年），补充了《清代名人传略》，但没有完全取代
它。《明人传记辞典》仿照恒慕义的书，正如大家所推崇的那样，这是两部
最重要的关于明史的西语参考书之一。另一部是傅吾康的《明史资料介绍》
（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 年），编写本章所用的许多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材料，
它都有简短的说明。特别参见第32 至33 页傅吾康教授对泰昌、天启、崇祯
三朝实录和第38 页对谈迁的《国榷》的讨论。
《明人传记词典》的杰出撰稿者之一贺凯教授，长期以来在讲英语地区
被视为晚明史研究的非正式领袖。贺凯教授在本世纪50 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一
系列重要文章，在过去30 年中他用许多时间研究错综复杂的明代政治和制度
史。与本章特别有关的，有他的《宿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
文》，见《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京都，1954 年），第224 至256
页；《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见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
1957 年），第132 至162 页；和《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斯坦福，1966
年），特别是第152 至234 页。贺凯教授还编了专题论文集《明代政府研究
的七篇论文》（纽约和伦敦， 1969 年），它包含一些论及17 世纪制度史的
重要方面的文章。
晚明史的其他领域也有专题论文集。关于思想史，见狄百瑞编的《明代
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纽约和伦敦，1970 年），和《新儒学的演变》（纽
约和伦敦，1975 年）。关于社会和政治史，见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卡罗
琳·格兰特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 年）；
和乔纳塞恩·D.斯彭斯、小约翰·E.威尔斯编的《从明至清：17 世纪中国的
征服、地域和连续性》（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
过去几年，出版了三本英文的有关晚明史的重要专题著作：威拉德·J.
彼得森的《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
希拉里·J.贝蒂的《中国的土地与门第：对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剑
桥，1979 年）；和杰里·登纳林的《嘉定义士：中国17 世纪的儒家领导阶
层和社会变迁》（纽黑文和伦敦，1981 年）。两本新著也将大大地增加我们
对这个时期的理解：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伟大的事业：满洲人在17
世纪的中国重建帝国秩序》（伯克利和洛杉矶，1985 年）；和林恩·A.斯特
鲁夫的《南明，1644—1662 年》（纽黑文和伦敦，1984 年）。
11 南明，1644—1662 年
作者 林恩·A.斯特鲁夫
从书目的角度看，许多情况使得对南明的研究变得格外复杂。第一，从
1644 到1662 年是一个非常动乱的时期，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事件层出不
穷。个人亲历的事件只占这些事件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直接参与南明政治和
军事活动的人，没有活下来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或反驳别人讲的他们的故事。
总之，这个时期的文字记录虽然很多，但极为零碎，而且可靠性成问题。事
实说明了这一点，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是关于晚明和南明著作的主要书
目指南，尽管它列出1100 多种已知从17 至20 世纪一直存在的作品的名称，
但我们却没有出自任何一个南明朝廷的一份原始文件。我们所有关于南明的
奏议、圣谕、诏令、中旨等的内容的知识，全都来自私家的抄本。换句话说，
有关南明的历史记载几乎全由各种各样别史、野史、外史或稗史组成——就
是说，是私家的、非官方的、道听途说的记述，作为史料，在质量和价值上
差别很大。
这与清方与南明斗争的资料恰成对比。只有政府文献和官方历史档案而
无任何一种参与其事的人的第一手个人记述。由于这个明显的差别，就必须
把我们找到的非官方的南明资料与清官方的资料小心地结合起来。许多顺治
朝的官方文献，保存在北京的内阁档案馆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
其分10 辑出版，名为《明清史料》。③但是，没有经验的探索者很容易迷失
在这些卷帙浩繁的文献中，不如首先探索更易查找的顺治和康熙朝初年的实
录，在七卷本《大清历朝实录》的第四卷，1964 年重印。
我们只有明朝方面的非官方资料和清朝方面的官方资料这个事实，表明
南明著作的政治敏感性，这是造成书目问题和复杂性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情
况。当然，清朝是胜利的一方，因而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
帝国的权力和影响，操纵对征服时期的历史的阐述，使其为自己服务。清朝
的官员显然感到，写奏议比写回忆录稳妥。但是，南明同情者的担心是对的：
除非个人把他们所知道的事记录下来，希望后人终有一天会知道，否则明朝
斗争的历史将烟消火灭。下面将提到，清朝当局确曾采取措施，企图改写和
销毁有关南明的历史著作。但他们并没有雷厉风行和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因
此，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出版家和藏书家对检查和迫害的威胁，感受各不
相同。结果，有些作品写成后立即发表，大多以传抄的形式流传（它们已辗
转抄过许多次，有许多错误）；另一些作品则被巧妙地藏起来，直到20 世纪
才重见天日。在流传的作品中，特别是印出来的作品，为了符合清朝的政策
而进行改动的程度是难以估计的。此外，南明著作的政治敏感性使得许多作
者匿名或者用化名写作，这样，作品的错误归属不大可能引起争论。这种情
况在南明研究中引起无数证实原作者和原文真伪的问题。
当然，如果征服对汉族人没有这样深刻的含意，如果有关南明的故事不
是这样流行不已，清朝当局也犯不着进行检查。这两个因素，民族意义和名
誉，使得从清代直到今天的历史家的工作变得复杂。清的征服较之东亚次大
陆历史上先前任何这样的动乱，直接影响了更多汉族人和更多有文化的汉族
人的生活。明末和清代中国人口的惊人增长和这个时期出版业的明显增长，
颇有助于证明有关南明的著作是很丰富的。
从积极方面说，这导致保存下来的有关清的征服和南明的资料，比先前
任何改朝换代时期都多。从消极方面说，这引起对南明著作的不讲道德的出
版者和书商的广泛谴责，他们用各种手段窜改原著，不知羞耻地助长偷印和
剽窃——一切为了迎合虽然热情但大都缺乏鉴别力的读者大众的趣味。此
外，关于南明的现代第二手著作，甚至那些以学术成就自命的著作，是肤浅
的和新闻性的，目的主要在说教或灌输，顶多不过是表现出对原始的和第二
手的、真的和假的资料之间的区别，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因此，在检查清代
的旧文献以及民国和共产党时期的著作和文章时，一个认真的南明研究者面
临的任务，是从一大堆糠秕中筛出少数历史证据的谷粒，用以建立真实可信
的历史。
为了给一般能得到的最好的南明史原始资料和本世纪对那个时期最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编一份目录，读者应参考林恩·斯特鲁夫的《南明：1644—1662
年》（纽黑文和伦敦，1984 年）中的书目提要。在评价这些资料和其他18
和19 世纪的著作时，认识到这样一点是有益的，这就是从顺治到现在的各个
阶段，不同的渲染和偏见一直成为对那个时期的研究的一个特点。
大多数第一手记述自然是写作于17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在它们所描
写的事件刚过去不久。这些作者处在混乱的中心，很少能在他们的著作中保
③ 例如，见《（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600 年》[458]，载
《中国和佛教文集》，
14（1967 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454]，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0（1955 年）
，第215—46 页。
持一种坚定的客观态度。大多数作者带有强烈的偏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为赢得后代的同情，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问题同他人争论。在前明的知识
阶层当中??漫着一种负罪感，这引起了许多自我辩白的文章，它们相应地谴
责个人报复、党同伐异，或某些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行为。此外，由于清
初私人抄本流传并通过晚明政治-文学团体的残存网状组织最有效地保存了
下来，我们所得到的记述也许带有比原来更多的党派性。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7 世纪70 年代至18 世纪20 年代之前，在两方面
有所好转。第一，被视为晚明的主要折磨的党争，既受到政府也受到公众的
谴责。第二，康熙帝通过缓和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族政权仍然怀有的仇恨
和害怕，诚心争取把他们团结在清朝的庇护之下。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他成功地发起一个编纂《明史》的大规模计划，并采取不寻常的步骤，谋取
受到广泛敬重的以同情明朝知名于世的学者们的合作。此外，他试图让学术
界放心，崇祯以后明朝的朝臣在他的指示下将受到宽宏的对待，任何人都不
必担心1661—1663 年迫害历史家的事会再次发生。在这样一种比较说来是宽
厚的气氛中，对南明的兴趣高涨起来。到这时，经历过征服的一代人已经年
老，已没有多少时间能写出有关事件的第一手证词；此外，许多人也明白，
尽管康熙朝廷对南明的研究表示宽容，但事实上那个时期在《明史》中不会
得到适当的论述。这些情况促使温睿临写作《南疆逸史》（完成于1711 年前
后），成为清代头200 年中出现的关于南明的最重要的综合史著作。④
这个阶段南明研究的特点，是浪漫精神和伴随而来的用大量想象去给事
实添枝加叶。在更为安定的康熙时期生活的人们，回过头去看南明，把那时
看成一个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时代，一个社会大溶合和互相拉平的时代，
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机会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对清和晚明的矛盾感情所引起
的高度悲怆，不仅表现在历史著作中，也表现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它
是康熙晚期最流行的传奇。 ①
在18 世纪的第二个10 年中，对南明的兴趣明显下降，在雍正和乾隆初
期，也许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情况似乎主要是由于那些在童年经历过征服年
代的人已经过世，也由于康熙帝的去世，他的宽容政策成为一场极端刻毒和
奸诈的储位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种气氛中，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出版的有关南
明的著作，被他的政敌劾为“狂妄”，他以大逆罪于1713 年被处决。雍正帝
于1723 年即位后，赦免了所有牵连进这桩案件的人，但后来他在同情明朝的
著作和当前煽动叛乱的关系问题上，挑起一个更大的争论。1729 年，湖南一
个名叫曾静的叛逆者，被发现部分地受到已经过世的浙江文人吕留良（1629
—1683 年）的某些著作中反满内容的鼓舞。雍正帝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
他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文告和书，是清朝第一次企图利用晚明著作，其中有些
是关于南明的，来达到阐述满族-清廷的政治思想的目的。
在此后几十年中，关于南明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工作，人们倾向于
采取一种比较无害的形式，如地方人士对死于明清斗争中的人所写的谨慎的
纪念文章。出乎意料的是，正是通过这类“社会传记”的积累，全祖望（1705
—1755 年）在18 世纪对南明研究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全祖望的《鲒埼亭
④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446 年》[157]，载《阿尔泰研究
：尼古拉斯教皇
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57 年），第60—8 页。
① 见黄云眉：《明史考证》[261]（北京，1980 年），第156 页。
集》，②特别是它的外编，显示出对原始文献透彻的研究，这正成为他那个时
代最受人尊敬的学者们的共同特点。在当时的第一流学者中，几乎只有他着
迷于明朝的抵抗斗争，全祖望对南明研究所做的最好的工作，是挽救了许多
关于监国鲁王的支持者和浙东抵抗斗争的历史资料，使其免于湮没。
康熙晚期和雍正年间的迫害和控制是偶尔发生的，并未导致对晚明或南
明著作制定任何明确的官方政策。这种危险的含混状态，只能阻止这方面的
工作。但是在乾隆朝晚期，特别是在18 世纪70 年代至80 年代，开始了某些
大规模的计划，以一种又打又拉的方式大力消除这种含混状态。
第一，朝廷有意散播一种由皇帝批准的对南明事件的解释，给予那些站
在明朝一边为国而死的人以很大的光荣，但明确指出，明朝的让位（和清对
汉族人民的挽救）是不可避免的事。的确，晚明不可救药的道德风气和政府
状况，使得烈士们的奋斗更加可歌可泣。弘光朝廷的灭亡被确定为明朝的结
束，承认以后南明朝廷的历史性但不是合法性。
第二，更加抱负不凡，乾隆帝企图促进他的国家的文献质量，一方面收
集最好的图书，加以重抄，编成巨大的《四库全书》，另一方面，与此同时
搜出各种不符合需要的著作，加以销毁或改动。后者的范围，自然包括对满
族人或他们的祖先女真人有不利反映的历史著作，或者不符合乾隆对南明的
解释的作品。③
因乾隆禁令而引起的对南明材料的改动，程度的大小难以估计。但这对
清初以来全部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也许由于已经熬过150 年所有近
代以前的原本书所面临的危险——水、火、蛀虫、贫穷和疏忽——不大可能
被少数几年（最多从1774 至1788 年）执行得不一律的禁令从这样一种文献
丰富的文化中消灭掉。相反，乾隆的南明研究政策的影响，似乎积极方面多
于消极方面。《四库全书》计划大大地刺激了对各种旧书的兴趣。而且，有
意研究南明的学者多对乾隆法令的宽大精神感到满意，而不是被禁令的严峻
文字所吓倒。
总之，紧随乾隆朝之后的几十年，在一些人当中令人注意地重新引起了
对南明的兴趣，他们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中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收集到的
材料作出评价，对有问题的旧本进行比较、核对和修订。第一个对南明资料
进行全面的原本研究的，是乾隆和嘉庆年间的学者杨凤苞（1754—1816 年），
继他之后是19 世纪的两个藏书家李慈铭（1830—1894 年）和傅以礼（1826
—1898 年）。①此外，19 世纪初兴起出版丛书的第一个高潮，它的特点是只
限于晚明和南明的作品，以及第一次出版几个杰出的南明义士的文集。这一
活动的成果是产生一部伟大的清代关于南明知识的总结，徐鼒（1810—1862
年）的《小典纪年附考》。
通过这种工作，为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发生的事准备了文献根据，那
时对南明的兴趣带上一种坚决反清、反满和排外的倾向。热情的革命者如梁
启超（1873—1929 年）、章炳麟（1868—1936 年）和刘师培（1884—1919
年）当时举出南明提醒他们的同胞，清是野蛮的征服者，而17 世纪时汉族人
② 谢国桢编的《明史资料丛刊》，1（江苏，1981 年），第1—60 页重印了《后鉴录》[
228]。
③ 见《禹贡》，5（1935 年），第29—1 页。
① 见沈德符编：《野获编》[468]（1619 年；北京1959 年重印），第464—67 页，和徐
学谟：《世庙识余
录》[233]（1608 年；台北1965 年重印），4，第9—4 叶（第103—13 页）。
民曾表现出抵抗外来入侵者的精神，这是现在完全可以仿效的。某些参加并
记述明朝的抗敌斗争的人，成了有名人物，出现了出版南明丛书和明朝忠臣
义士文集的第二个高潮。
自然，1911—1912 年清朝覆亡后，当新生的民国在对西方列强干涉的经
常恐惧中迈出最初不稳的步子时，发掘这种文献的热情进一步增长起来。事
实上，鲜明地题为《痛史》的丛书，就是在清朝被推翻时付印的。随后的几
种丛书合在一起包罗了许多以前被清廷禁止的作品。但在本世纪30 年代和
40 年代，促进南明知识的原动力有了新的变化，像柳亚子这样的学者兼政论
家，用这个时期的故事来鼓舞抗日的民族感情。
这个突然对南明著作普遍感到兴趣和几乎是发狂地出版各种各样手抄本
（往往很少或者不去证实作者、可靠性或质量）的浪潮，很快启发了两位杰
出的爱国学者进行书目研究。谢国桢详尽的《晚明史籍考》①和朱希祖更有选
择的《明季史料题跋》至今仍然是晚明和南明资料最好的现代指南。
1949 年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和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以后，中
国人对南明的兴趣在性质上有了明显的分歧。在台湾，从大陆逃来的人从沿
海的抵抗故事中寻找历史的类似。刚从日本人的殖民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
本地人，不仅发现郑成功是一个伟大的民间英雄从而加强了他们是中国少数
民族的意识，而且是抵抗大陆武力统治的一个不屈的象征。对这两部分人来
说，在对南明历史的构想中，赫然出现了东南沿海战场。伴随这种兴趣而来
的，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南明研究丛书的出版，即台湾银行经
济研究室编的《台湾文献丛刊》（1957 年—）。②
另一方面，在大陆中国，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强调“封建
的”不公平是晚明时期普遍的社会政治动乱的原因。在此之前被视为流寇的
“农民起义者”受到赞美，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意向
下，谢国桢编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对研究南明状况的学者最有帮助。）
这样，南明的历史倾向于成了晚明造反军残余部队的历史。他们打击“地主
官僚阶级”，并在满族人进入中国北部之前推翻“腐败、封建的”明朝政府
被认为是正确的；在此之后，他们以“民族斗争”为重并联合南明政权反对
“外敌”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看法带来许多解释上的困难。可以说，在对20 世纪到目前为
止用中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南明简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的批评和对
史可法评价的长期争论中，③各种“矛盾”最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文化革命
和本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的所谓“四人帮”时期，争论变得特别激烈。由
于在对南明的看法上遇到这么多解释上的难题，到1980 年，大陆中国的学者
转向计划和准备出版新的原文和文献证据，以供对17 世纪中叶的历史进行更
为渐进的、在概念上是尝试性的探讨。
① 见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475]，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
1982 年），第822—62
页。
② 见《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 年）。
③ 见《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82]（上海，1957 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
（北京，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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