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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NewZerg (千金买一醉),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上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5:56:54 2004)

总编辑序
现代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
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论据和
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有的学识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
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各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1902 至1912 年间以16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不久前已着手编写的其他剑桥史有伊斯兰
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文献并影响西方文明的圣经的
历史、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的历史学术许多世
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
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
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术丰富传统，不
但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制度的明细了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们
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利用
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
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
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
题。在这众多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
势头。
1966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
规范的可靠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 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
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
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
为计划出16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
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
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做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
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
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剑桥中国史》的第12 和13 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本书是第12 卷的
中译本，主要论述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前的史实。第13 卷的中译本同时出版。
《剑桥中国史》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
方面可供我国学术界借鉴。我们对其中不少观点并不赞同，在某些问题上有
着根本分歧。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
地名有与当时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
动。有些历史词语和我们习用的有出入，由于是观点的一种反映，我们也照
原文译出。凡此也请读者注意。
书中引用的中文资料，我们尽力查对了原文。少数引文没有查到，则从
英文回译，删去了引号。请读者见谅。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杨品泉 译第1、3、11 章
张 言 译第6、8 章，《书目介绍》，并整理《书目》
孙开远 译第9、12 章
黄 沫 译第2 章
王 浩 译第7 章
项钟圃 译第4 章
张小颐 译第5 章
范 磊 译第10 章
谢亮生 参与张言的翻译、整理工作，并校订全书
此外，本书的译者注有的为刘敬坤所加。
我们水平有限，敬请读者指正。
剑桥中华民国史
第1 章 导言：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
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1912 至1949 年的37 年被
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些年间的特点，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
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是变革和发展。如果我们在这第1 章能够
清晰地叙述以上不同领域的重大历史问题、大事和中国的成就，那么，下面
的各章可能就几乎不需要了。但是真有这种情况，那就是大车放在马的前面
了。
我们对民国的新观点必定来自研究的几个方面。在介绍性的这一章，只
对一个方面进行探索，但这个方面看来可以用作主要的和必要的出发点。
外国势力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
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由于群众坚持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接受外界的“现
代”方式就更加困难了。外与内之争的问题当时就吸引了较多的人的注意，
并且作为一个界说和分析的棘手问题，仍摆在历史学家的面前。
任何人把1912—1949 年的中华民国与在它之前的晚清时期及在它之后
的人民共和国作比较，都将被外国人这些年里影响中国人生活甚至参与中国
人生活的程度所打动。1901 年的义和团之后的和平协定（辛丑条约），标志
着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特权的盲目抵制的结束；学生成群结队地前往东
京，北京宣布外国式的改革，这两者都削弱了旧秩序。辛亥革命以后，外部
世界对早期民国的影响太明显了，以致难以把它归类：革命者避免旷日持久
的内战，以防招来外国的干涉；他们试图在1912 年按照外国的模式开创一个
立宪的议会制共和国；袁世凯总统的外国贷款引起了争论；国外回来的学者
领导了1917 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凡尔赛的强权政治激发了1919 年的五四
运动；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成立；1923 年以后孙逸仙在苏
联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爱国的反帝情绪鼓动了1925 至1927 年的国民革命。
的确，早期的民国被外国势力所推动，这种势力伸向各地，几乎像1931 年以
后日本入侵时那样。
但是，“外国”一词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可能在不必要的争论中使我们
陷入困境。它需要作出谨慎的解说。例如，在上面列出的“外国势力”中，
有的是国外的事件，有的是在外国见到而在中国模仿的模式，有的是渊源于
外国并激励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的那些思想，有的是外国人或思想起一定作
用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情况并不简单。
由于中国人生活中的“外国”因素在那个时期是如此普遍，要弄清这些
因素就需要我们作出一系列区别或阐述。首先，本文的大部分读者可能仍然
把中国看成一种坚持自己的方式而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普遍的看
法支持这一假设，它产生于由启蒙运动时期耶稣会士作家传布、并由欧洲的
汉学进一步发展的“中国”这一不可分割的形象。它意味着西方把中国的形
象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文化而加以接受，这个形象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国家神
话，并被它的有学问的统治阶级孜孜不倦地传播开来。①这种把“中国”作为
一个独特文化实体的思想，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仍占支
配地位，它使“外国”更多地成为仅仅是政治上所作的区分，即有时是指西
方国家中的事物。
其次，我们必须辨认出实际的外国的存在，中国国内有许多外国人——
有数万人住在大城市中，这些城市的大部分是外国人部分地参与管理的商
埠；数百人被连续的几届中国政府所雇用；数千名传教士住在内地的驻地。
除此之外，还有外国的驻守军队和在中国内河的外国海军舰只。所以我们可
以更好地想象一直给予外国人特殊地位和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中国“半
殖民地”的一面。这一卷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外国的存在”。不论根据
① 关于汉学和“中国文明的自我形象”，见芮沃寿：《中国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
》，21.2（1960
年4—6月），第233—255 页。在发挥本文时，我大大地得益于玛丽·克莱尔·贝尔热、马
克·埃尔文、
费维恺、刘广京、孔飞力、崔瑞德和王赓武等人的评论。
什么定义，它具有许多移植到中国环境中并在那里共同繁荣起来的独立自给
的亚文化群的许多特点。
根据外国人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20
世纪20 年代的国民革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中爆发的。帝国主义的存在成
了比以往更为团结的革命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一革命努力本身却代表了其他的外国势力。革命总有外国支援
者。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是1905 年在日本的推动下，在东京的青年中组成
的。它由海外华侨商界资助，并利用了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行政当局的保护。
后来，苏联革命的使者既推动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因此，
这场革命是利用外国人、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
把它当作国内的革命目标。
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
是由外国人来写。的确，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
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可能征收，甚至扣押海关
的收入。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苏联将军布留赫尔
（加伦）可能拟订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们虽然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
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
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历史上不露面的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代的爱国自尊心，
否认外来者在中国人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它还符合一个长期的传统，如从欧
亚大陆西部来的马可波罗一家和伊宾·拔都他在中国的记载中没有他们的地
位，因为他们处于这一文化之外。中国的社会保持了它的一体性。它有中国
的语言和文字体系的界限。只有当利玛窦和赫德等个别的外国人士说写汉文
熟练得足以载入许多文件时，他们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华外国人有吸引人的历史，但这是他们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当英美
业余剧团在上海工部局管理的公共租界上演《彭赞斯海盗》而获得巨大成功
时，它是中国的一件事，但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外国人的经历不同于中
国人的经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胡适把它引进了
文化大门。
这等于说，中国的历史并非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
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
富有活力的实体是有其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民族。大部分民族大事的编写者按
照他们自己的种族-文化发展思路编年代史，这是很自然的事。外国人是外来
的，住不长的。事实表明：传教士、外国雇员、商埠的居民都最后从中国舞
台上彻底消失，就像19 世纪后期欧洲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在20 世纪中叶从它
们的殖民地彻底消失那样。
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
和书写方式来传布。中国人与“夷人”交往的长期经验，已经发展了经过时
间考验的思想和反应方式。例如，内和外是很古的中国范畴，既以地理概念，
又以象征意义广泛应用。于是，外国位于中国之外，但是行叩头礼的外国统
治者可以成为外藩。①天子本人必须内（品格）是圣贤，而外（行动）表现为
一个英雄，正像一个君子必须内则先修其身，然后外以其模范行为努力去平
① 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
观：传统的中国
对外关系》，第32 页。
天下那样。相互关联的内和外两个范畴，使中国人考虑对国内的和外国的刺
激因素作出反应时，始终保持纯粹的中国方式。②张之洞普及的提法“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中的一对相似的用语，证明在处理西化时是有用的。由于体
和用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单一实体的两个方面，所以张之洞是错误地用了这些
字眼。不要紧，它有助于使中国西化。
这样，进入中国的外国影响，必须通过语言这一关。外国思想的翻译常
常接近于汉化。正像为了适应现代需要而把印欧语系加以现代化那样，中国
也创造了新名词，许多是从日文吸收的，用以表达新的意义。可是古代汉字
用于新的词组时，并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积累起来的涵意。
例如，传入中国的外国信仰在有些关键的用语上有明显的困难。基督教
的传教士长期艰苦奋斗以寻求God 的最佳译名，God 无疑是他们事业的中心。
天主教徒使用了“天主”，而新教徒则各自使用“上帝”和“神”。还有，
西方自由主义的两个神圣名词“freedom”（自由）和“individualism”（个
人主义），翻译时，正如在日本，保留了一种任性的无责任感的涵义，使为
人人的学说去为个人自己服务。规规矩矩的儒家信仰者给吓坏了。西方个人
主义的美德变成了没有责任感的只顾自己的放纵。
权利（rights）的思想即使在现代西方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
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背景，以致必须为它创造一个新名词。1864 年当美国
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用了权利一词，不久此词又在
日本被使用。但是这两个汉字当然已有固定的意义，两者结合起来似乎是说
“power-prof- it（权力-利润）”，或者至少是说“privilege-benefit（特
权-利益）”。这样就使一个人对权利的维护，看起来像一场自私的权力游戏
了。①
最后，再观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名词“proletariat”，它最初的意思是
古罗马的穷人，而现在在英语中保留了城市穷人的涵义。此词译成了“无产
阶级”，在毛泽东的中国，恰当地包括了贫农，这无疑是作了有益的适应。
作为外国对中国影响的过滤器的翻译，对其汉化的作用，我们几乎还没有开
始研究。
第五个问题是，外国在华施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中国个人的行为来
实现的。一批批发挥新的社会作用的人是变革的先驱者，但是他们只是在晚
清才逐渐出现。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种社会集团以外，这时还要加上
形形色色的成份。受过训练的军官团产生了学者-军人。外国大学送回了一批
学者-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被排斥在官方机构之外。科学训练造就了学者-
工匠这种技术人员。同时，商人不但继续捐官，有些官员也变成了商人-企业
家。与新闻工作者和现代类型的从政者一样，革命者也作为一个独特的职业
集团崛起。①总之，现代生活的专业化，拆散了旧的社会结构。专业化使得靠
经典学识而团结起来的精英集团的儒家理想成为不可信，这与美国的情况正
② 关于哲学中“内和外两个领域”，见许华茨：《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端》，载戴维·S
.尼维森、芮沃寿
编：《行动中的儒学》，第54—58 页。关于把传统的和外国引起的行政事务分开的内和外
，例如见张寿镛
等编：《皇朝掌故汇编》，3 卷。
①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40 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1979 年（堪
培拉，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1979 年），第3—4页。
① 参阅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11 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卷），第10 章。
好大致相同，在美国，专业化已经否定了对全民实行平等主义教育的杰克逊
的理想。②
一切新作用都涉及与外国事物或国外学识打交道。买办和中国的基督教
徒（有时是同一人）在条约口岸出现，然后是新闻工作者和海外归国留学生，
他们都受过外国的影响。技术成了新发展的关键，不论军事、工业、行政或
教育都是如此，而技术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即使通过日本传来也是一样。到
了20 世纪，1912 年谈判革命和解的青年中国的领导人唐绍仪和伍廷芳都讲
英语，是他们分别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和伦敦的四个法律协会学习的。③
除了注意局部的现代专业化的社会作用外，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这时
还可见到多种多样的外国样板和促进力量。现代性本身是很多样化的，这时
以迥然不同的民族形式传到了中国。19 世纪的中国已经受到英、美、法、俄
的爱国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员、有冲劲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传教士和一心一意
追求物质利润的商人这些榜样的影响，但这些人都没有超出西方这一种文明
的范围。这时，场景大大地扩大了。武士道的前武士阶级的理想，被蒋介石
那样的年轻爱国者在日本的士官学校拣了起来。俄国民粹主义对民众的关心
激励了像李大钊那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泰戈尔带来了他的神秘统一的印
度启示，虽然接受的人很少。在太虚和尚的倡导下，佛教的振兴得到了推动。
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运动，促成了与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姐妹学院的接触。美
国的新诗运动、作为全球交流工具的世界语在欧洲的流行，所有不同种类的
国外风尚和震撼人心的事物，都在中国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和有事业的人中
引起了波动。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变动、自我形象的趋于模糊，
使得中国舞台上的这些演员在面临两条道路时，怀有又爱又恨的心理，也把
外国观察家们弄糊涂了。
但是，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我们可以认清第六个问题，即中国人不论以
中国的语言或以他们的行为对外国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不得不以中国的因
素形成他们的现代方式，这些新的或旧的因素即使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在
他们中间也是可以利用的。
首先，甚至最洋化的中国人也不会丧失其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在国外
居住反而会增强这种意识。文化的摩擦产生炽热的爱国心。最虔诚的爱国者
是孙逸仙，他接受中国传统的经验最少，国外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多。
但是，这里涉及的不只是爱国的动机。人类思想的奥妙一般来说似乎是
靠大量运用类比，如在确定时间时，用“前”和“后”来表达，这两个词原
是用来指空间的位置。在时间的阶梯上，我们“看到了”“前”“后”依次
发生的历史事件。类比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导致我们根据比较熟悉的事物去
想象较不熟悉的事物——总之，为了逾越大洋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得不主要
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①因此，我们发现一个个中国爱国者不
② 约翰·海厄姆：《专业化的发源地》，载亚历山大·奥利森、约翰·沃斯编：《现代美
国的知识构成，
1860—1920 年》。
③ 保罗·A.科恩在他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晚清中国的王韬和改革》第9 章分析了“沿
海的”和“内地
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见路易斯·T.西格尔：《唐绍仪（1860—1938 年）：中国的民
族主义外交》（哈
佛大学博士论文，1972 年），第92 页及以后；琳达·邢：《过渡中的中国：伍廷芳（18
42—1922 年）的
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70 年）。
① 就中国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学和思维过程似乎研究得特别不够。关于隐喻思维的一次
受欢迎的讨论，
但被文化自豪感所激励，而且他自己的思考过程也使得他在中国寻找他在外
国看到的相似物、同类物，或中国的对应物。②
19 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
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
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
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
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288 页，
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29 页）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
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
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约翰·杜威的
学生胡适是最无所畏惧的反崇拜偶像者和中国遗产的扬弃者，他写的哥伦比
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当然，早期的西化运动和后来的现代化运动很快懂得如何去作出区分。
最初，欧洲和美洲在中国汇合成一个外来社会（尽管这个社会内部有广泛的
差别），它发展了一种商业-工业-军事的能动主义，看起来是其整个外来文
化的产物。蒸汽机、代议制政府和基督教乍一看似乎是连在一起的，“西方
文化”降临到中国大地时，看起来比后来所表现的要更加一致，因而更具威
胁性。它的威胁似乎要求中国变成自卫的商业-工业-军事的国家。
但是，正是“西方”的这种多样性，使人们明确了西化必须是有选择的；
一般地说，选择的标准是西方的方式要适合中国的需要，这样，引进的东西
能扎下根来并变成中国的东西。外必须适合内。
的确，人们禁不住断言，甚至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
“传统内的变化”①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
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缠足的结束和妇女的解
放、白话文的写作、对国家而不是对君主的忠诚、孝道的放弃，这一切都从
中国文化领域中找到了根据。变革的步伐可能会产生眩晕、恐慌和反崇拜偶
像的心理，但变革仍然由专心用中国语言谈话和写作的中国人民在中国进
行。
这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平等地对待西方的最自然的方式是遵循少
数中国人的那种传统，这种传统与西方的商业和激烈竞争方式的共同点，多
于与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调和妥协这些理想的共同点。例如，在广州的早期交
往中，“西洋”人特别有威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粗野和贪婪的方式投合了
广州民众深深隐藏的倾向。西方“夷人”彻底的商业精神，在繁荣的十三行
聚居区后面的猪巷的店主中得到了迅速的响应。一旦印度的鸦片由代理行的
私商从印度运入，商业的贪婪造成了双方鸦片贸易的增长。它成了19 世纪主
要的中外双边合资事业，它进行顺利，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担扰和预见。
把广州的鸦片贸易中间商看成是与西方贸易世界有很多共同点的中国传
见朱利安·杰恩斯：《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比较第50 页：“科学的概
念都是??产生
于由具体隐喻作出的抽象概念”；第53 页：“了解一事物是为它作出一个人们熟悉的隐喻
”。
② 中国寻求与西方类似的事物的活动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逊的兴趣，见他的《儒家中国
及其现代的命
运》。
① 小E.A.克雷克使用这个词组（以区别于现代的西化）去说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来的变
化，见他的《宋
代社会：传统中的变化》，载《远东季刊》，14.4（1955 年8 月），第479—488 页。
统的继承者，这只需要一点想象力就行，这些中间商对把中国引进现代国际
商业界，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有些看上去是共和革命所受的“外国影响”，
在再看一眼时，可能证明是与更古老的中国倾向吻合的，或者是由此而形成
的，这些倾向具有某些与外国人相同的特性。在下面，我们只能指出这个历
史问题的几个方面。
作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部分一部分的分解下，“中国”这一文化统一
体已被分成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亚天下。不可分割的形象正在被许多不同方面
的发现所代替；现在的研究把地方、城市、各省、区域或大区作为有效的分
析领域进行探索。①与此相似的是，中国内地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秩
序与中国边境地区一些边缘的少数人的传统，正在形成对照。
西北长城边境地带，是集约的旱地耕作让位于以畜牧为基本活动的社会
组织的一个边缘地区。西南中国曾经是灌溉的稻米文化让位于亚热带山地部
落刀耕火种农业的边缘地区。还可以确定其他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北通古
斯诸部中的渔猎和农业的半游牧混合经济的边境。但是，在所有这些地区中，
西北的草原边境曾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因为畜牧生活产生了能入侵和统治
中国北部的骑兵。对比之下，西南沿海出现了中国人迁向海外的情况，但在
19 世纪30 年代之前没有外国入侵。
面海的中国是沿东南沿海的边缘区域。山东北部黄河多沼泽的港湾和南
面黄河或淮河的这种港湾，阻碍了沿海定居和海上航行。中国北部总的来说，
缺乏可以形成浙江-福建沿海港口的那种沿海的山脉和河流。它还缺乏诸如
茶、丝和陶器那样的出口品。到了19 世纪，上海-宁波和南满之间有了广泛
的沿海贸易。但是山东和辽东在国际贸易中并不显得重要。根据这个标准，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主要区域是从长江三角洲延伸到海南岛的这部分。但是它
包括了近海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以及外缘的琉球群岛和吕宋岛。①
在某些风格和传统问题方面，这些边缘区或边境区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
官僚政治的腹地形成了对比。腹地集体凝集力的鲜明而持久不衰的特性必须
加以认识，然后我们才能继续进行对次要传统的探讨。这一多数人的秩序是
早期中国人天才的伟大成就，它比东亚的任何其他生活方式都建立得更加严
密。它的特征是，帝国的君主政体是它“构成秩序的道德中心”，②儒家的三
纲（忠君、孝父、敬夫）是它关于社会秩序的教导。这个社会的基石是它的
扩大了的家族制度。豪门大族的寡头政治权力，在晚唐和宋初才被统治阶级
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政府权力所代替。③从此以后，受过经典著作教导的
官员是皇帝的地方代理人，而有地和有功名的绅士家庭则是地方精英的支
柱。
近代的研究工作当然戳穿了以德治天下和合乎规范的和谐这种儒家表
象。这些研究揭露了这样一个旧秩序：大批平民在其中常常被自然灾害和地
方混乱——周期性的饥荒、盗匪抢劫、村与村的不和、农村的长期苦难、家
① 在施坚雅的《19 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中，九个大区“在基本上是农业区域体系中
”（第253 页）专
门从事“定居的农业”（第212 页）。海外贸易迄今在他的城市研究中处于非主要的位置
。见施坚雅编：
《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
① 由小约翰·E.威尔斯划定，见他的《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边缘史的几个主题》
，第203—238 页，
载史敬思、小J.E.威尔斯合编：《从明至清：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割据和延续》。见第2
06 页。
② 所引的短语出自张灏之文，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 年2 月），第260 页。

③ 戴维·G.约翰逊：《中世纪的中国寡头政治》，第149—152 页。柯睿格估计1046 年的
文职人员为12700
人，见他的《宋初的文职官员，960—1067 年》，第55 页。
庭中的专横、地主贪得无厌的剥削、官员的贪污——所摧残。①但是，这些现
实的悲惨情景，反而突出了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宣传的持久性，
如果不是突出它的成绩的话。
由于古老中国规范的理想对现有论述中国的中外著作起了极其重大的作
用（例如见第10 卷，即《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 章），让我们在这里只
去注意这些理想在支撑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传统及其统治阶级方面
的相对效能。
中国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武士-统治者和
在行政中协助他们的记事的书吏（文人）的作用，在商代中国社会开始时已
明显地表现出来。②上层阶级的优秀人物和老百姓中的普通人出现在周代的典
籍中。天子君临天下的权力和他的官僚的施政，在汉代已经牢固地确立了。③
统治阶级的大厦逐步被建立起来，这个大厦是以儒家准则的哲学前提为基
础，并被科举制度规定的许多做法所支撑。明清两代有功名的绅士阶级终于
出现，这是中国社会史上最为人所知的事，这个阶级被灌输了忠君思想，并
且受到了支撑社会-政治秩序的训练。④大部分的记载（几乎全部用统治阶级
观点写成），说明了不到总人口5％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全面地统治中国
社会中军事、商业和其他所有集团的。
每个思想正常的中国人都力图维护的这种秩序包括妇女听从男人，年轻
的听从年长的，个人听从家庭，农民和士兵听从有功名的学者，整个社会听
从帝国的官僚集团。这种统治因为有很大的灵活性而更加持久，灵活性表现
在允许农民买地，让所有男人竞相参加考试，承认母亲和岳母不能撇开不管，
容许商人捐纳而进入有功名者的阶级。总之，统治阶级懂得如何通过吸收中
国社会的有才之士而使自己永久存在下去。地主、商人、工匠、僧侣几乎没
有独立于官吏阶级的力量，这部分地当然是因为地主、商人和官吏的作用一
般都体现在主要世家子弟身上。家庭主义事实上在农村一级和在统治阶级内
部把社会结合在一起，同时它又提供了两者之间流动的渠道。①旧中国不但是
农业-官僚政治的，而且是家庭主义和扎根于土地的。它与亚洲内陆和靠航海
为生的边境地带那种人烟稀少和物资流动性较大的情况形成对比。
像这样一些一成不变的现象，反映了帝国儒家在奠定社会秩序的准则以
使人民社会化并用它来灌输人民这两方面的长期实践。中国人生活的多样化
程度现在看来远比编年史撰写者所说明的程度要大。地理环境、地方习俗、
建筑风格、方言、货币制度、作物收成、工艺、交通和技术的巨大差异刚刚
开始在探索。可是，普遍接受从事农业的农民村落、门第结构、单薄的统治
① 例如见史敬思在他的《王氏之死》第39—48 页叙述的残忍的细节。
② 到公元前2000 年，城市已在中国的几个区域（特别是河南、山东、江苏和湖北）中发
展起来，它们是与
“由高度阶层化社会造成的社会生活、冶金术、文字和优美的艺术风格”一起出现的。张
光直：《古代中
国考古学》，第217 页。
③ “脑力劳动成了高于他人的地位的象征??孟子认为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君子，以区
别于小人。这个
观念??许多世纪以来已在中国社会被广泛地接受了。”瞿同祖：《汉代的社会结构》，第
64 页。
④ 关于清代科举考试的生动的叙述，见宫崎市定的《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文官考
试》（康拉德·希
洛考尔英译）；又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
① 见莫里斯·弗里曼：《莫里斯·弗里曼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例如，“门第越富有越
强大，越可能分
化为富和贫、强和弱”，第339 页。
阶层、经典文献、官话，以及包括至高无上的皇帝在内的关于社会地位的儒
家等级制度，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团结。显然，我们在
这里见到的是，教导和行政战胜了地方在政治上的独立，也许我们应该称这
种现象为普遍和局部的共生，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共生。总之，在正统著
作和皇帝言论中奉为神明的这一中央大传统，已经懂得如何与分散在村落和
边境的诸小传统共处，并高踞于它们之上。
现在让我们试着确定面海的中国的特性并探究其成长。首先，它因有海
洋独有的特征而与所有其他地区不同。例如海面下鱼的收获和海面上的航
道，在古代不像陆地上的收成和道路那样有严格的地点限制和那样易于控
制。同时，在克服摩擦力和移动运载工具时，在水面上利用风力比在陆地上
利用人力或畜力所用的能量要少得多。因此，按磅来计算，一条船比起一辆
大车，使用起来更加便宜，而且较少受到控制；一小批水手可以运输在陆地
需要一个大商队才能运输的货物。对贸易的事业来说，海洋提供的经济收益
高于陆上贸易。这个原理在中国人大力发展横越陆地的河道和运河运输时，
当然被认识到了。
但同时，海洋的天气比陆地的天气更加危险；在陆地上，公路或驿道的
设施、客栈或商队客店要可靠得多，并能提供更多的支持。最主要的是，陆
路（及陆上的河道）可以由派驻军队和税吏的庞大行政机关控制，而海路在
近期以前，只能根据海洋沿岸地形容许的程度进行控制。总而言之，海洋甚
至能使小规模的企业和进取的行动有收益，而大陆则方便官僚的政府。官僚
政府只能靠发展海军力量，才能在控制陆地之外再去控制海洋，而海军要有
战斗力，就需要在设备和技术方面进行比较大的投资。
这些基本因素，再加上邻近没有敌对的海军强国，促使早期的中国忽视
海洋而让私人团体去利用它。中国沿海和通向东南亚的帆船贸易在私人手中
发展起来。不像亚洲内陆大草原（那里强大的蒙古人招致了中国人的几次讨
伐），中国的海岸很少需要那种国力的延伸。
另一方面，早就有人提出，史前的中国是中国北部的一个被陆地封闭的
社会，接触不到海洋；这个陈旧的假设由于近几十年的考古学革命已引人注
目地被否定了。对依靠耕作、使用陶器和磨制石质工具的新石器诸文化的发
掘表明，它们不但存在于华北平原，而且存在于东南中国沿海，是“平行的
地区性的发展??特别是在台湾”。的确，台北县大坌坑新石器遗址有公元
前3000 年初期的绳纹陶器，是整个东南沿海的典型遗址。①这表明新石器时
期确凿无疑地能够进行相当规模的海上航行。由于所有实用的目的，面海的
中国与大陆的中国一样古老。②
毫无疑问，广州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早就出现了那种口岸之间的行
业，布劳德尔将其特点描述为沿着地中海海岸“飘泊”。③但是在地中海，以
及波罗的海和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浅海海域，敌对的城市和国家能够“通过
贸易、海盗行为、抢劫、为了强行取得较好的贸易条件而进行的袭击，以及
①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83 页；又见第85—91 页，《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
》。
② 晚至1980 年，人们可以看到有些无知的提法：“面海的中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小传统，
其历史之长，大约
为大陆??的大传统的一半”（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的前言）。
③ 费尔南德·布劳德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Ⅰ，第104 页。

殖民等活动，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获益”，④而在中国，记载最详细的可以相
比的情况，是元末时期长江下游敌对王国之间的水军关系——这很难算得上
是一种真正的类似情况。⑤
同时，与其他贸易中心的距离首先限制了面海中国的长距离航海。中国
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跨海到九州或吕宋大致有500 英里危险的路程，到暹罗
的距离还要长一倍多，与越南的联系陆路优于海路。在商、周历史的最初两
千年，甚至到公元前221 年秦大一统以后和前汉帝国建立这段时期，在可以
到达的距离范围内没有较大的社会，由于这个事实，航海更失去了任何战略
的紧迫性。它依然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一个次要部分。汉武帝的军队主要关心
亚洲内陆的匈奴。汉代的海上远航队被派至越南北部、南中国沿海和北朝鲜，
但是这支发展不充分的水上力量与陆上派往长城外的汉代远征军相比，仍是
一个次要部分。①
中国早期对南亚的贸易，是由阿拉伯人经手发展起来的。7 至9 世纪从
西亚来到中国的商人和水手，以波斯语作为交往和交易时的混合语；四个世
纪以后的马可波罗时期，情况依然如此，波斯湾的设拉夫是主要的西方商业
中心，即后来的霍尔木兹。巨大的“波斯船”给中国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
当时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船。最大的船来自锡兰。船长200 英尺，能载600
或700 人。②
中国后来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一件长期存在的怪事
（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15 世纪初已具有向海外扩张的能力，而它又
没有这样去扩张。③
这件怪事注意的人甚多，而研究的人则很少，它始于中国人的航海技术
优于中世纪欧洲人的技术之时，中国的船只很早起就是平底，没有龙骨，有
容易形成密封舱的横断的舱壁（像剖开的竹子的断面）。早在汉代，它们还
发展了一种平衡的船尾柱方向舵，而西方在中国使用了1000 年以后才见到
它。同时，中国还发展了罗盘，记载中关于它在航海中使用的时间至少比西
方早一个世纪。①早期航海技术和造船术的这种对欧洲人的优势，是宋代中国
技术总优势的重要部分。如同在中国沿海那样（那里人们必须对付季节风和
季节风被台风打断的情况），中国人的航海术在长江和其他内陆航道已经有
④ 小约翰·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208 页。
⑤ 爱德华·德顿尔：《1363 年鄱阳湖之役：建立明王朝时的内陆水战》，第202—242 页
，载小弗兰克·A.
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
① 鲁惟一：《汉代的军事行动》，第3 页；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67—122 页，
载小基尔曼、费
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关于与南方海上交往的早期中国文字参考材料汇编，见王赓武
：《南海贸易》，
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刊》，31（1958 年），第2 部分第1—135 页。王教授提
出，汉以前从宁
波至河内，粤人应被认定为“尚非中国人”（借用拉铁摩尔之言）。在唐之前他们在沿海
基本上仍是如此。
这就是福建和广东人自称“唐人”的原因”。[私人通信。]
② 爱德华·H.肖孚：《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12—13 页。参见马克·
埃尔文：《中国昔
日的模式》，第135—139 页。
③ 关于这个主要的谜，李文逊平装本的《1300—1600 年欧洲的扩张和亚洲的相反的例子
》摘收了20 位学
者的著作的主要内容，并把它们分成“技术”、“宗教”、“精神”和“社会结构”几大
类。
① 李约瑟等：《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29 节：《航海技术》，第379 页以后
。关于正中的方向
舵，见第650 页以后。关于罗盘，见第562 页以后。
了长期的发展。中国商人在哥伦布以前的时代已经比欧洲人面临更长的航
程、更汹涌的海洋。例如，台湾海峡使得比斯湾显得像一个贮水池。唐代去
日本的海上航线，无疑与地中海中的任何航行一样具有挑战性。
中国早期的航海时代是大约从1150 年至1450 年的三个世纪，这个时期
是在1127 年南宋王朝被迫从开封迁往杭州并变得更加依靠海上贸易以后。毫
无疑问，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水域的扩张，曾经
是对欧洲人和中国人航海的一个共同推动因素。但是，更进步的中国文明使
中国的海上活动，在开始时领先于欧洲人那种分散的和缺乏资金的努力。到
了十字军运动和伴随而来的商业把意大利的海上力量带进东地中海时，南宋
已经发展了更好的船只和更大的舰队。南宋人在1132 年开始成立统率全部水
军的指挥部，虽然他们在建立舰队时造的船，仍少于雇的船或接管的商船。
政府建造港口，鼓励对外贸易，并通过设在九个港口的监督机构对这种贸易
征税。①
南宋时期面海中国的早期成果在1279 年以后被蒙古帝国接收。中国的海
军力量和海上贸易，作为蒙古人继续进行全球扩张的努力的一部分，仍向前
发展。1274 年蒙古对日本的进攻，使用了有900 艘船的一支舰队，它们运送
了25 万士兵。1279 年在缴获了宋朝舰队的800 艘船以后，蒙古人在1281 年
远征日本，派出了4400 艘船——战士人数比欧洲曾经在水面上出现的兵要多
得多。1292 年，约有1000 艘船的蒙古舰队被派往爪哇，和哥伦布时代以前
欧洲的任何远征相比，这是规模更大的一次远征。②
紧接蒙古海上力量的，是明初的海上力量和1405 至1433 年派往印度洋
和越过印度洋的七次规模巨大的海上远航。中国人的海上航行在当时是杰出
的。例如，这个时期越洋的典型平底船，长250 英尺，宽110 英尺，吃水深
度为25 英尺，排水量约1250 吨。它可能有六根高达90 英尺的桅杆和十几个
密封舱。在长距离航行中，它的平均速度每小时可能为4.4 海里。这样的船
只显然优于哥伦布时代以前欧洲的船只。③面海的中国已经成年，是当时世界
上潜在的头等海上强国，超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
1492 年以后蹂躏全球的欧洲海军力量，因此从年代学上说是一个晚明时
期的现象，是一种突然的爆发，以技术进步的活力、国家对立、宗教热情以
及中国没有同样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为动力。但是欧洲的扩张是一个积累性
的过程，开始时很缓慢，它在1511 年阿尔布克尔克取得马六甲以后向远东渗
透，只是由于那里没有出现中国的海上力量。因为尽管数量上比晚至1430
年的欧洲占优势，中国的海上活动仍然是中国国家和社会中的小传统。一旦
明代诸统治者赶走了蒙古的君主们，并且在陆海两方面表现了他们早期的扩
张能力，他们却发现自己仍面临着亚洲内陆边境的蒙古骑兵的威胁。这个军
事强国的重整旗鼓导致了1449 年皇帝被俘和北京被围之灾，从而重新肯定了
中国国土中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性质。靠近“长城，一个武装社会
① 关于宋、元的海军，见罗荣邦的开拓性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宋末元初中国作为一个
海上强国的崛起》，
载《远东季刊》，14.4（1955 年），第485—564 页；《海上商业及其与宋代海军的关系
》，载《东方经济
社会史杂志》，12.1（1969 年），第57—101 页；《明初海军的衰落》，载《远东》，5
.2（1958 年12 月），
第149—168 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477 页。
③ J.V.G.米尔斯：《马欢的〈瀛涯胜览〉，对海洋诸海岸的全面考察（1433 年）》，第
303 页以后。
发展起来了。北部边境变成去不掉的心事，它实际上在整个明代中叶和晚期
困扰着许多中国政治家”。这种“毒化了的中蒙关系”影响了所有其他的中
国对外交往。①
面海的中国尽管早熟，仍依附于大陆的中国，甚至仍是大陆中国的不重
要的附属物。最说明问题的事实是，造船、航海和对外贸易，依然在学者感
兴趣的事物中不占重要的位置。海洋和有关海洋的工艺不能吸引中国的文
人。与日本、东南亚的海上交往，只是在唐代才被编年史者所记录。广州和
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在宋代才成为值得注意的人。在这种内向的情况
下，与面海的中国一起成长的航海-商业生活被贬低和忽视了。
政府向海的扩张被中华帝国面向陆地的倾向所压倒的事实，在许多方面
得到证实。1405 至1433 年的明代海上远航，是伟大的郑和等宫内太监作出
的特别辉煌的成就；郑和是回民，不是正规的官僚。妒忌他的官僚们几乎毁
了他的航行记录。中国私人的海上贸易继续在通往爪哇和马六甲的东、西帆
船航线上发展，1511 年以后，葡萄牙人在爪哇和马六甲发现了大批已在那里
活动的中国船只和商人。但是，明朝政府对对外贸易并不给予支持，而是对
它征税和管制，毫无任何鼓励政策可言。中国人不准出海贸易。的确，出现
了这种武断的意见：对外贸易只有在与外国统治者派来的纳贡使团有联系时
才准予进行。
在16 世纪50 年代当“日本海盗”（倭寇）在中国沿海出现时，他们之
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中国人，明朝以防御的姿态对付他们，就像对付来自
长城边境草原上的袭掠者那样。走私盛行，但为了“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
贸易却被禁止；有一个时期，当地居民奉命撤至内地，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
重新定居和经济失调。①“对官员来说，海洋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经世术
即使不是没有关于领海边界的内容，也肯定几乎不涉及公海。保甲和其他登
记及控制的技术，要塞、驻防军和沿海管制的海军分队，官办造船厂的管理，
都属于官员们注意的焦点。中国航海者关于海外各地的扎实的知识，很少能
列在经世术中加以讨论。”②
研究明史的学者认为，人们一旦注意到一些当地的事实，那么中国在
1450 年以后未能像欧洲人那样进行扩张，就不会令人不解了，这些事实中首
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得
益于这种文化的概念，那么问题仍然会是一片朦胧。①
我们对面海中国的历史的简略概述，随着欧洲人来到东亚水域——特别
① 牟复礼：《1449 年的土木之变》，第243—272 页，载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
法》。见第270—272
页。
① 苏均炜：《16 世纪中国明代的日本海盗活动》，第3 章。
② 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215 页。
① 例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16 世纪欧洲世界经
济的根源》，第
38—47 页，书中引了17 位西方学者（他们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国未能像萄
葡牙和西班牙那
样扩张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化”这一类目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
其他方面的相互
作用的总框架，沃勒斯坦为难地作出结论说：“15 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在某些基本点（人
口、面积、技术
状况〔不论在农业还是造船工程方面〕）上都没有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能用它
们来解释以后几
个世纪发展的巨大差别??价值体系的差别大大地被夸大了，而且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同
样不能解释发
生的不同的后果??”
是1600 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到来——而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这段时期与日本短暂但有力的海外扩张和中国东南沿海海上力量的
重新崛起是一致的。但是在17 世纪的明清过渡时期，领导人员不是明朝的几
个皇帝或满洲的征服者，而是一批批中国海盗头子。他们的成就表现在日益
壮大的东亚国际贸易的规模和价值方面，这项贸易促使巴达维亚、马六甲、
澳门、厦门、长崎、平户、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进行交往。但是在面海
边境的海军-商业力量的这种壮大，是由私人促成的。这种壮大在郑成功（“国
姓爷”）的事业中达到了最高峰，他在1659 年率领一千多艘船入侵长江，并
在他1661 年去世前徒劳地围攻过南京。
随着满洲统治在中国的最后建立，大陆的、反航海的观点被重新确立。
一切海外贸易被禁止，直到1684 年为止；海军船只的大小受到了限制；随着
满洲统治者变成儒家的皇帝，他们重新肯定了中华帝国的农业-官僚政治理
想。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们设想，“在中国盛行的文明秩序是合乎礼仪的秩
序，这个秩序必须被隔离开来，使之免受外界混乱的污染”。因此，目的在
于“阻止接触，而不是从中受益，控制洋人，而不是与他们合作”，这就导
致了一种“单方面作出决定和实行官僚主义规定，而不是谈判和信守条约”
的中国作风。①
这里我们看到，亚洲内陆部落游牧生活和半游牧生活的边缘文化，加强
了中国腹地的反海上航行传统。人们普遍地观察到，蒙古和满洲的征服加强
了中国君主政体的专制主义。还有，满洲很少鼓励或者根本不鼓励航海的事
业。结果是，作为大陆继续统治沿海的官僚继续统治商人的重要部分，海上
航行继续处于从属的地位。清朝在战略上依然专注于亚洲内陆。②
但是，中国国内商人习惯上依附官吏的情况，并没有阻止中国商业向东
南亚的扩散；清朝的官员却不想随商人渡海前往那里。自宋代以来，中国的
对外贸易当然已经对国内贸易的发展起了作用。没有任何海外市场能比得上
大陆帝国的国内市场。8 至13 世纪中国国内贸易的早期发展曾经被这个官僚
国家成功地抑制住，但是从此以后，国内的商业日益摆脱了官僚的控制。在
明代，像福建的茶叶和浙江的丝那样的一个地区的特产品，或者是像江西景
德镇瓷器那样的制造中心的特产品，通过进行长途贸易的商号而分散到全帝
国。长江和大运河只是这一日益扩大的国内贸易的最有名的大动脉，到了18
世纪，它们使中国成了一个大于欧洲的半自由贸易区。总之，中国的农业-
官僚政治传统这时有赖于活跃的商业经济，官员们在他们的私下安排中，比
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声明中更充分地承认了这种经济。清朝仍能大声反对海上
航行的种种潜在可能性，但是茶叶、丝和瓷器的出口，以及大米、鸦片的进
口，却泄露了实际情况——中国的巨大的和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国内贸易已为
较大规模的国际交易作好了准备，而出现在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华南商人，
则急于充当它的代理人。
面海中国的扩张开创了后来西方贸易和企业用来入侵中国的主要渠道。
对此的研究几乎没有开始，但是不同方面的轮廓还是能辨认出来的。①在暹罗
① 小约翰·E.威尔斯：《胡椒、枪炮和会谈：荷属东印度公司和中国，1622—1681 年》
，第207 页。
② 《剑桥中国史》第10 卷（本社《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7、8 章对此有论述。

① 人们仍能从乔治·萨姆森的审慎的考察中获益，见他的《西方世界和日本：欧洲和亚洲
文化相互作用的
研究》，第1 部分，《欧洲和亚洲》。
的中国人在18 世纪对华的大米贸易中，很快成了巨头，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出
现了，结果，1767 年基本上统一该国并统治了14 年的披耶达信，具有一半
华人血统，而且他为此而自豪。中国商人在沿马来半岛及其周围直至槟榔屿
的所有帆船贸易的停靠港中，地位日趋突出。1819 年以后当华人迁入新加坡
时，新加坡的情况证明它的创建者莱佛士取得了成就。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的
马尼拉，一度因中国海盗林阿凤②而感到怛忧，因为马尼拉的大量贸易操在中
国人之手。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出口丝制品以及从墨西哥向中
国出口银制品中获利。
从1600 至1900 年的三个世纪，当欧洲殖民主义接管东南亚时，海外华
侨在这一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所有的殖民地强国——葡萄牙、西
班牙、荷兰、英国，甚至法国——在它们在东南亚的鼎盛时期，发现中华帝
国不注意它们，但中国商人则经营它们的地方零售业务，并且常常充当针对
当地民族的收税员、特权拥有者和中间商。到了19 世纪，当西方“苦力”贸
易的航运业把更多的中国移民运到这个地区时，面海的中国的海外社区，即
使没有满族政府的监管，也已成为当地的一股商业势力。
我们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农业-官僚政治帝国的形象，它在大陆上小心翼翼
地保持其意识形态结构，甚至在其国内商业通过沿海边缘正被拖进发展中的
商业-军事世界的完整关系网时，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包括主要为欧洲资本主
义服务的海上贸易、国与国的对抗、殖民主义和技术革新。
② 即林凤——译者注。
条约口岸混合体
这些范围广泛的论题和形象对剖析中国的现代经历提供了什么看法呢？
1842 至1943 这100 年的条约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居间调解的手段，缓和了
中国和商业的西方之间文化交往引起的震动。如在第10 卷提出的那样，①这
个条约制度既来源于外国，也来源于中国，只是形势的发展超过了清朝的控
制能力而已。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律制度，口岸里的外国人被给予相当于士大
夫统治阶级本身所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例如，传教士和儒生都可以不受县官
的笞刑。外国的炮舰不能拒之门外。这样，在华的外国人被吸收到一个新的
权力结构之中，缔约列强在多重管理的中国政权之内的某些方面行使主权。
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要由中国人居住的条约口岸，是文化共生现象的
产物，是西方的扩张与成长的面海中国的力量的结合点。1842 年以后，这个
混杂的中国在新商业城市中中国主要水道运输的商业中心发展起来。上海和
其他的条约口岸，使人想起以前中国商人成功地在那里立足的槟榔屿、新加
坡、巴达维亚、马尼拉及其他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西方海军-政治力量向中国
沿海的延伸，形成了培育现代型中国贸易和企业的摇篮。所有这些口岸，都
是中国人在其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事的国际商业发展的中心。①
现在人们认识到，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这一发展中混在一起；买办是
外国商号的实际经营者，而不仅仅是雇员。条约口岸是中外联合完成的。它
们在中国的国土上，以其“半殖民地”方式体现了一种西方人和中国人的默
契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出现于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之间的关系更有活力。如在香港那样，西方海军和有商业头脑的行政当局在
上海、汉口和其他地方，也提供了一种中国企业在其中成为有力经济因素的
政治摇篮。西方人以他们的方式，谋求一种公开关税税则和无特许垄断事业
的自由、开放的市场——不让中国的官僚们插手。他们那些具有中国作风的
买办了解当地私人利益集团和关系网络，常常在要求外国人的自由贸易特权
时，能够利用复杂的中国官僚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制中的必要关系。②
以上是外国殖民主义当时已停止在中外合营企业中发展的条约口岸成长
的情况。由于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家发现，在像美国和阿根廷那样的较
新和人口较少的地方，有更好的机会，西方对条约口岸中国的投资依然处于
不重要的地位。当旗昌洋行的J.M.福布斯在1845 年以后，把从鸦片贸易中
获得的利润向美国的中西部铁路投资时，他是在追求赚钱的机会。这种机会
在中国是找不到的。中国的半殖民主义主要是一种有关特殊权利的政治现
象；它的那种单方面剥削的经济现象则不那么明显。外国人专为出口而经营
种植园生产的十足殖民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过。帝国主义的全面的经济
① 《剑桥中国史》，第10 卷，第375—385 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09—42
0 页），《中国的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 年）》；及第5 章。
① 关于欧洲通过商埠体系的扩张，见罗兹·墨菲：《外国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第2 章。关于
1840 年商业信用体系的发展的最详尽的研究，见张荣洋：《清朝官员和商人：19 世纪初
期的中国代理商怡
和洋行》。
② 张荣洋注意到，到1838 年时，“当时在广州的西方人和中国人所熟悉的贸易和合同中
的做法，必须与沿
海的商人一起重新如以改革??人们对怡和洋行??日益依赖的中国代理人和掮客的作用与后
来条约口岸
买办的作用十分相似的情况，印象很深刻”。见他的《清朝官员和商人》，第138 页。
冲击，特别是沉重的剥削和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之间的对比问题，依然需要多
加讨论。①
中国条约口岸和东南亚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尚未被充分探讨。除了
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在伦敦和广州之间经营的大宗商品贸易外，欧洲人，开始
时甚至美国人，对远东的贸易是通过印度洋进行的，并与在东南亚早已扎下
根来的当地的、阿拉伯的、印度的和中国的商业混在一起。来自塞勒姆或费
城的早期美国商人可能在往返于澳门和广州的途中，访问了槟榔屿、本柯仑、
阿钦、新加坡、巴达维亚或马尼拉。英属东印度和帕西的鸦片批发商用东印
度公司的产品供应东南亚以及中国。
19 世纪的华侨社区，是由西方贸易以及中国的和当地的贸易（包括19
世纪中叶的中外“苦力贸易”）建立起来的。如同进口鸦片那样，出口成舱
的契约劳工要求中国和西方的私人合作，最后引起了官方的共同控制。但是
在中国沿海的海上贸易中，这种船运是在晚期才增加的。
我们知道宁波商人从东北买大豆的沿海贸易以及与琉球岛国（冲绳）进
行纳贡贸易（它掩盖了中国与日本的交易）的一些情况。中国人从福建诸港
口（特别是从厦门）与南洋（即现在所称的东南亚的整个地区）进行的贸易，
总的说超过了广州的这种贸易。另外在扩大的纳贡关系框架之中的广州进口
暹罗大米的业务，在18 世纪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贸易，它与经广州用英属东印
度公司的船运往伦敦的茶、丝出口贸易一样重要。①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官僚控制基本上鞭长莫及的海上贸易中的中国企
业家精神。清朝的命令在海外并无效力。海上航行的危险性、在海外必须与
之打交道的异邦民族、高度的个人风险和缺乏官方保护，这些情况都与西方
海上商人面临的条件十分相似。但是，在西方国家发展海军力量、海军基地
和海上帝国以保护它们的商人的地方，中国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在外国港口
中的社区的团结，并且常常得到最坏的结果。他们在马尼拉和其他地方被屠
杀，但常常默默地坚持生存下去。但是他们具有的从商精神，与西方在亚洲
的冒险家和有企业家精神的行政长官一样强烈。有人提出，儒家传给了中国
的学者一种内在的张力，它与推动清教徒的张力一样强而有力。②可以设想，
中国商人在谋求成就时，有一股可与之相比的冲劲。
或者是这种谋求成就的冲劲，或者是他们闻名的投机冲动，使中国的商
人成为条约口岸贸易的主要活动者。早期的新型西方贸易的买办-经理，来自
广州-澳门讲洋泾浜英语的环境。但是上海的发展是以来自宁波的浙江商人-
银行家为先驱，宁波是与东北沿海贸易的南部停泊港。在1860 年中国最终对
外开放后不久，像怡和洋行那样的大商号，发现没有派非常年轻的苏格兰人
到较小的商埠去担任商号职员的必要，因为它们的广州或宁波买办完全能单
① 这个问题在侯继明的《1840—1937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中提出。书中有一
大批文献资料。
① 在与施坚雅的启发人的开拓性著作《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1957 年
）作比较时，1977
年出版的萨拉辛·维拉福尔的《纳贡和利润：1652—1853 年的中国暹罗贸易》特别把中泰
关系的研究放在
现在有待于研究的崭新的史料基础之上。见维拉福尔的参考书目说明，第342—360 页。

② 在寻找一种与新教徒伦理相似的儒家伦理时，托马斯·A.梅茨格甚至提出，“中国现代
化改革的观点本
身就扎根于传统”——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题目。见评托马斯·A.梅茨格的《摆脱困境：
理学和中国的演
变中的政治文化》的“专题讨论”，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 年2 月），第235
—290 页。见第
282 页。
独地同样处理好贸易。
中国条约口岸贸易的壮大，同时带来了运输和工业的新技术、外国的新
知识，因而也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传教士如郭士立和裨治文等的开拓性
地理著作，促成了魏源和徐继畬的早期地理著作，它们在19 世纪40 年代问
世，先于以后几十年的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的翻译计划。像王韬等信奉基督
教的改革者和新闻工作者在香港和条约口岸的影响下，起而推进中国的民族
主义运动。孙逸仙来自最早的外国港口澳门附近，并曾到国外在檀香山和香
港受教育。他活跃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虽然他是现代民族主义
的主要倡导人；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西化人士一般是沿海边境的人。
这些先驱者传布的新思想既不是全部来源于外国，也不是全部来源于中
国。魏源和徐继畬表现出经世学者对西方技术的相当兴趣。王韬和孙逸仙则
关心民众参政问题。20 世纪中国改革者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在19
世纪的国内外都有其先例。
因此，中国的海上联系不仅被用作西方入侵的渠道，而且还吸引新型的
中国领导进入上海、天津、九江和汉口等新型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日
本和西方去学习拯救其祖国之道，他们离开了中国的绅士统治阶级平常与之
保持接触的农村。中国新型的从事现代化的人士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村根
基。结果，许多人消声匿迹了。1895 年以后的一代国民党的年轻的革命者是
不那么熟悉农村的典型的城市人。在他们通过西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他
们掌握了西学和西方技术的许多方面，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失去联
系。但是他们要求立宪的政府，要求在中国人控制下建造铁路，要求恢复被
不平等条约损害的中国主权；这些都有助于废除满洲王朝和身为天子的君
主。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影响。
这种方式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出主要通过面海中国这一中介
所传布的中国和外国的各种影响。条约口岸加强了在国外不受官僚控制的中
国海外贸易的传统，并提供了这种贸易的机会。这种沿海企业和经济增长的
小传统，对原在新加坡和广州的外国人来说最为明显，也在鸦片和苦力贸易
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促成了条约口岸的混杂社会，并孕育了西化运动以及
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它在激起爱国主义和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还培养了个人
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我们还不能详细论述这种“海运”对中国工商业的组织和实践的影响。
但是某些范围广泛的影响已经是清楚的。由于从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中国的爱
国者很少扎根于农村，他们的新的民族主义把希望集中在作为整体的中国（与
外国对比的“中国”）的国家-文化方面，反对外国的政体。工业方面的机械
设备和立宪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开始时对拯救“中国”来说似乎都是非引进
不可的。1900 年以后的第一代几乎没有进行根本的社会革命的概念，或者几
乎没有这种愿望。当时的问题是建立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必要的经济基
础。
对民族救亡的目的，中国的主要传统当然大有可为。建国的目的可以包
括在古代法家“富国强兵”口号之中，如在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为此目的
而进行的各种计划，看来像是明、清行政长官治国术的新的应用，即提倡学
习“经世致用”之术。实际上，它常常包含由来已久的管理民众和操纵民众
的方式。在严密的防备下对民众的训练，已预先被看成实行现代自治的必要
先决条件。有的人把这取名为“训政”。这样，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似乎为
追求民众参政的西方目标提供了帮助。
出于这一背景，辛亥革命也具有整个条约口岸时代的矛盾心理。在形式
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王朝
渐逐消亡的结果，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和来自海洋的
对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港口城市的其他影响的胜利。革命主要是从日本
归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财政援助来自海外的华侨社区。像立宪主义和孙逸
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这样的思想，都来自自由主义的西方。但是1911 年在省议
会取得权力的那些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商人绅士，同时军人成了
都督。他们都相信在日本和正处于工业化之中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的那种经
济和军事发展，但是暴力革命却不是他们的愿望。
新兴的工商业者阶级也有类似的矛盾感情。现代型的中国银行变成了政
府财政的得力的附属机构，它们以巨额折扣购买发行的公债，并且造成了一
个新的金融家阶级，他们处于明显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真正的工业企业的两可
之间。如本书的第12 章所指出的，在19 世纪20 年代的一段时期中，上海的
商人与北京的知识分子一样广泛地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19 世纪90 年代起，我们可以辨认出几个与海上传统有联系，或带有
其色彩的现代中国生活的特征：首先是外国事物的正当性和威望，其中包括
基督教；然后是传布日广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斗争的意识。
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思想、科学和技术极其重要的概念、较少受家庭纽带约
束的个人主义概念，以及比较模糊地出现的政治权利和立宪政府的概念。最
后，构成以上这一切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自主的体面地位及其对合
法保障的要求。
本卷中所突出的这类论题的叙述说明，相对于广袤中心地区的种种问
题，面海中国的问题是有限的。中国的深刻问题，不是简单地发展和更广泛
地应用早就孕育在中国古老社会和它的对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和贸易制
度。相反，农村中的问题是延续还是中断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塑造传统秩序
以求重视现代技术、现代平等主义和参政的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
是一个社会改造和再生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但是在1911 年，还没有采纳社会革命。一个原因仍是农民群众中存在的
政治消极态度和他们缺乏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持
久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因此，所有集团的革命者都“接受妥协，即让
革命突然停下来，并把袁世凯扶上台。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的无所不在”。①
可是，既然是外国的，外国的无所不在对农业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仍
然是浮在上面的。传统的农村社会继续保持自己的还没有被城市激发的变革
所破坏的风气。在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型领袖并不是直接从
传统农村社会产生的，他们也不是主要关心农村社会问题。总之，农民的中
国证明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和受外国激励的革命者关心的
范围和能力之外。我们将在这篇导言以外的篇幅中讨论。
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来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
式。由于中国的农民队伍无比庞大、密集和稳定，社会革命的因素必须主要
从旧社会内部动员起来。这不能一蹴而就，而只有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被城市-
海上的思想（如物质进步的思想）所渗透，为更强烈的商业主义精神所支配，
① 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55 页。
被新的价值观（如妇女平等的观念）所打乱，被战争、劫掠和破坏所瓦解时
才能逐步做到。有那么多的事物必须折毁和揭穿！可是即使在那时，农业社
会也决不可能是谱写新篇章的白纸。新的启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使用旧的字
眼来表达，并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体系。
就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而言，它开始了一些它不能完成的事
物。古老的农业-官僚政治的中国的叛乱传统，曾经是一些追求千年盛世的教
派——像北方的白莲教——的传统、一些贸易地之中的兄弟会组织——像南
方的三合会——的传统。这种叛乱传统是秘密的和狂热的，它常常以义和团
那种消极的面貌出现，具有深刻的反理智的特性，而且容易变质成地方的长
期纷争。①因此，在20 世纪，使中国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大传统革命化会
发生什么情况，便是另一个讨论和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比我们上面刚
刚简略论述的中国的海上小传统更加复杂，涉及面更多。我们刚开始了解这
个领域中民间宗教、家庭主义和地方经济方面的结构。
在本卷以下两章论述中国经济和外国的存在的篇幅中，论题包括到20
世纪40 年代后期为止的内容，为第12 和13 两卷提供了一个框架。紧接着的
三章论述袁世凯总统、北京政府和军阀——主要是华北的政治——直至1928
年。然后第7、8 和9 章探索19 世纪90 年代至1928 年的思想和文学的发展，
第10 和11 两章则关注动乱的20 世纪中期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革命的
复杂经过。本卷最后论述进入20 世纪30 年代的工商业者阶级——主要是上
海的——受遏制的事业，以此结束全书。
第13 卷，除了国民党政府、日本入侵和中共崛起的历史外，还将考虑本
卷没有论述的早期民国的某些方面。它们包括：地方秩序的改造（绅士阶级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农民运动的性质、现代科学-学术界的成长、以日
本侵略为中心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以及1937 至1949 期间大规模的中日
冲突和国共冲突。即便是更远的题材范围，也使我们要吃力地追溯在中国古
代农村社会的残余中进行的革命过程。也许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
运动（虽然建立在社会革命的信仰的基础上）甚至要到1928 年以后，才找到
了成功的秘诀。根据以上的概述，此后毛泽东的任务便是如何取代中国的大
陆传统，或使之“现代化”，这个传统就是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和地方-
商业的秩序。在这一努力中，他面临面海的中国的遗产，即口岸城市的工业
技术和对外贸易，虽然它们似乎再也不是小传统了。
很明显，诸如面海的中国和大陆的中国的抽象提法，其界线是模糊的—
—它们是启发性的修辞用语，而不是用来分析的划分字眼。可是它们揭示了
中国20 世纪历史的一个难解的大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既吻合
又冲突的变化情况。毫无疑问，这两个传统——一个是物质的科技发展的传
统，另一个是为改变社会阶级结构而进行的道义上的改革运动的传统——在
大部分革命中交织在一起。但是，近几十年政治上的曲折的螺旋运动说明，
现代中国是独特地处于一条根深蒂固的大陆传统和面海传统之间的有毛病的
分界线上。
① 关于近期对义和团现象的周密的观察，见马克·埃尔文：《清朝官员和追求千年盛世的
教徒：关于
1899—1900 年义和团起义的反思》，载《牛津人类学学会杂志》，10.3（1979 年），第
115—138 页。
第2 章 经济趋势，1912—1949 年
导言：概述
要概述从清末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调子必然是低
的。在1949 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趋于总产量持续增长的“起飞”，及其带
来个人福利增长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对
此，硬心肠的人也许会说，他们早已习惯了。在始于30 年代中期的战争与内
战的艰苦十年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到向来的那种水平。①
对仅有的一点明确知道的资料作仔细的思考后，我认为，在1912—1949
年间总产量的增长很慢，人均收入没有增长。平均收入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
势。虽然19 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很小的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以比较快的速度
继续增长，但在1949 年之前影响极小。有关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
本的供应，基本上保持不变。人口的职业分配几乎不变；尽管在这40 年中城
市人口有所膨胀，城乡比例却没有重大变化。虽然从国外和国内工厂引进一
些新产品，但数量上微不足道，对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为建立信贷而设
置的机构依旧数量少而能力差；统一的全国市场从未组织起来。相对地说，
对外贸易对人口的大多数并不重要。在整个中国农村，保持着高出生率和高
死亡率的人口统计模式。经济困苦成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地方病，1937
年战争爆发后可能更加深重。然而，最终把这种困苦与并非经济过程本身所
决定的政治目的挂钩的中国社会的领导精英们当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的价
值观念没有发生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经济制度是会崩溃呢，还
是会向现代经济增长迅速前进。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20 世纪中
叶仍停留在“现代前”时期，只是到1949 年以后才告结束，而且是作为胜利
的共产党明确的政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主要地作为致命的经济矛盾的结
果。
虽然民国时期的数量指标没有显出大的变化，但中国在1949 年时与在
1912 年时毕竟不同。很小的工业和运输部门，也许还要加上工艺技能和复杂
经济组织的经验的积累——几十万已经“现代化”的工人、技术专家和管理
人员——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基础，使它能够并且确实进行了建设。
粗略地看，1949 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
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市）
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65
％的农产品，也利用手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有一个与城市的联系变化
不定的农业腹地附属于城市部分。它主要分布在通向港口的河流沿岸和铁路
沿线，它可以与中国农村的主体区别开来，因为它在较大程度上与城市部分
的沿海和沿河城市贸易。
农业部分主要由6000 至7000 万个家庭农场组成。其中大概有1/2 是自
耕农，1/4 是半自耕农，他们租种若干土地；其余1/4 是佃农。这些家庭居
住在几十万个村落里，这些村落布满
① 本章不考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45 年有大约9000 万居民，实行多少有些
不同的经济体制。
见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 年》。
中华民国各省
了中国适于耕作部分的绝大部分地形。在20 世纪的头50 年中，由于人
口增长超过可耕地的增长，这些农场的平均规模在缩小。中国农村只有少数
地区（在人口稠密区域），例如在四川的有些地方不是聚居，农家是分散居
住的。典型的景观是：沿着一条或几条街道挨挤着一簇簇房屋，村周围都是
田地。在村落最稠密的地区，村与村之间的间隔很小，往往从一个村可以望
见另一个村。在19 世纪，为了应付地方上的骚乱，先是在北方后来也在南方，
有许多村子筑起了防护墙，这样，村子就依据居住在土或砖的壁垒里面的居
民来划分。这样划分的结果与血缘关系很一致，因为有许多村民是同姓或只
有少数几个姓。一个村子居民的田地与邻村居民的田地之间的界线是不太好
辨别的。随着时间推移，农田易手，甲村地产的受押人（可能是最后的所有
者）是乙村的一个居民，或甚至是从甲村迁移到有相当距离的丙村的居民，
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
村界的这种不确定性，到了19 世纪后期才开始改变，当时县政府要增加
税收，因此有必要弄清田地的准确面积，据以征收新税。即使在20 世纪，尽
管精心地设立了更多的正式农村机构，农村照样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单位，
当然也不是一个为了经济发展而组织其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单位。确实，在
1949 年以前，政府较高层的人除了征税，往往对深入到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自
然”单位无所作为，这是中国传统经济到20 世纪中叶还是老样子的一个原
因。
家庭和村庄是自然的社会单位，不像从20 年代起恢复的保甲制度是国家
强加的；但农民的眼界并不受它们的束缚。社会相互影响的正常界限，不是
村界，而是较高一级的社区的界限，它由若干（一打或一打以上）村庄和为
它们服务的集镇组成。中国很大一部分农家生产全部或大部他们自己的食
物，但谷物、商品作物、地方特产，以及家庭手工艺品——价值大概占农产
品的30％——则经常拿到集市上出售。农民地区实际上由许多地方集市区域
组成，每个集市区域的半径大致等于买卖他的产品的农民买主或卖主一天内
能走完的距离。集市通常不是每天都有而是定期的，根据几种具有中国不同
地区特点的安排方法之一，每隔几天安排一次。施坚雅把这种基本单位叫做
“标准集市区域”，他曾提出，“可以把晚期传统中国的农村看成一种约有
70000 个六边形格子的坐标格，每格以一个标准集市为中心，自成一个经济
体系。”①在标准集市上，大部分贸易以农民之间横向的物资交流为主。在某
种程度上，从标准集市区域有一种手工艺品和地方农业特产的向上流动；不
过，主要产品的流出以向这种经济的政府层次交纳的税粮为主。在19 世纪末
和20 世纪，标准集市区域愈来愈成为条约口岸制造的或国外进口的新产品的
最后目的地。
在有限的程度上，中国农村开始生产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包括供应条约
口岸工厂的经济作物，这趋向于转入新的商业渠道，以代替传统的定期集市。
特别是在东海岸各条约口岸的农业腹地，与定期集市经济并行，有一种现代
城镇经济发展起来。但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市场结构正欣欣向荣，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交易和社会结构》，第1 部分，《亚洲研究杂志》，26.1（
1964 年11 月），
第3—44 页。
直到1949 年都很少有衰落的迹象，这有力地表明农村经济实际上没有变化。
在20 世纪中叶，农民家庭也许比50 年前更多地依赖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的
邻居生产的商品。但是，由于地方一级的运输工具很少有真正的改进，原来
的集市区域并没有扩大，未能使围绕较大的地区销售综合体组织起来的现代
商业渠道，从根本上取代标准集市。
非农业的或“城市的”并不一定是“现代的”。在19 世纪初，也许有整
整1200 万人，占当时3.5 亿中国人的3—4％，居住在3 万人以上的城市里。
除少数例外，这些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首都北京（有将近100 万居民）、
主要的省会，和最大的府治。有的同时是省内和区域内的重要商业中心，如
南京、苏州、汉口、广州、福州、杭州、重庆、成都和西安。这些城市是帝
国最高级的官员、重要驻军、最富的商家和能工巧匠的所在地。它们的居民
也包括地方上的绅士、小商人、充斥政府衙门的众多下属、劳动者和运输工
人，以及略微有点文化的阶层，如和尚、道士、无职业的小所有者、失意的
应试生、复员军官，等等，他们是传统中国城市中十分显眼的“过客、移居
者和外来人”中的一部分。①但是晚清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模式，跟5 个世
纪前的宋朝很相似。
从19 世纪中叶起，作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固定下来的结果，中国城市除
继续不久前的传统时代的作用外，开始增加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内
容。在19 世纪期间，城市居民的总数增长很慢，增长率比总人口的增长率大
不了多少；然后在1900 至1938 年间比较快，几乎是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
在1938 年，人口5 万以上的城市共有大约2730 万居民，占5 亿人口的5—6
％。同样是这些城市，在20 世纪初大约有1680 万居民，占4.3 亿人口的4
—5％。这个差别表明所有的大城市的年增长率大约是1.4％。但中国6 个最
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 年代每年以2
—7％的增长率发展。②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已有92 个城市正式对外开放（见下，第
4 章），尽管这些“条约口岸”中有一些是不怎么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
不少属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开封、北京、
太原、无锡、绍兴、南昌、成都）。条约口岸是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的终点，
铁路是19 世纪90 年代开始出现的，轮船航运分布在中国沿海、长江和西江。
外国商行在较大的条约口岸设立分行和代理机构，根据1895 年马关条约的条
款，允许外国人经营制造业（1896 年以前已有人非法地这样做了）。随着外
国人的到来，出现了专做外国生意的中国商号。19 世纪70 年代开始出现的
中国人拥有的虽然小但是发达的工业部门，尽管不限于开放口岸，但大多数
设置在这些城市。在中国和外国的现代工厂附近，或者作为分包者，或者拿
棉纺业来说，作为新纱厂的产品的主要主顾，手工业作坊繁荣起来。仍然主
要依靠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对少数城
市居民来说，除制造业和商业之外，在自由职业、新闻出版业、现代教育与
① 这是马克·埃尔文的描述，见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
，第3 页。
② 这些当然是很粗略的估计，但它们同可以得到的少数可靠的资料相一致。见吉尔伯特·
罗兹曼：《中国
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99—104 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
，1368—1968 年》，
附录E：《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 年）》，第290—296 页；和孔赐安：《中国六大城
市的人口增长》，
《中国经济杂月刊》，20.3（1937 年3 月），第301—314 页。
文化机构中，又有许多新职业在逐渐出现。
但这个现代工业、商业和运输部门，绝大部分依旧仅限于条约口岸。它
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现存的销售体系和依靠人力、畜力、
大车、舢板、帆船的运输。几乎没有外部效应，例如，以改进了的技术（新
种子、化肥、现代水利、农业机械），或更有效的组织（信贷、稳定的销售、
合理化的土地使用）的形式进入农业部门。①首先在条约口岸直接感受到的世
界市场上银价或中国农业输出品行情的波动，有时候能波及农村。但总的说
来，直到1949 年，农民地区和条约口岸经济依旧只有很松散的联系。
① 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对条约口岸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比
较重要的考察。
人口
在对可以得到的中国人口统计的操作处理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报酬递
减。1953—1954 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报告中国大陆有人口5.83 亿，这是到现
在为止作出的最接近于中国人口准确数目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个巨大的数字
与这样一些估计如1948 年国民党的官方数字4.63493 亿有矛盾；但不论1953
—1954 年的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国民党官方的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
方和民间的估计与之相比，都更多地依据猜测。①人口在1953 年接近5.8 亿，
很符合1912 到1953 年平均增长0.8％的推断，这样的推断对因起伏不定的
高死亡率和相对稳定的高出生率之间的差额造成的慢而不规则增长的人口统
计工作来说，可能是意料中的。袁世凯任总统的时期（1912—1916 年）、南
京政府的十年（1928—1937 年）和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195O—1958 年），
虽然得不到统计资料，但人口增长看来很可能大于这个平均数，补偿了军阀
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1937—1949 年的内战时期可能是负数的人口统
计结果。1912 年以大约4.3 亿为起点；1933 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大约是5 亿，
到1953 年增长到5.8 亿。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 年总人口的职业分类作了详细估计（见表1）。
从个别省份或城市前20 年比较零碎的资料来判断，
① 在20 年代和30 年代，对官方的人口估计来说，4.7 亿上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的数字：
南京政府内政部在
1928 年企图作一次人口普查，根据16 个省和特别自治区的“报告”和该部对17 个省的推
测，得出一个
474787386 的估计。同一个部在1938 年发表了一个根据1936—1937 年的地方“报告”编
纂的数字
471245763。
表1 职业分类， 1933 年
百万5 亿的%
总人口500.00 100.00
A.农业人口365.00 73.00
1.工作人口，年龄7 — 64 岁212.30 42.46
a.只从事农业118.78 23.76
b.混合农业与副业93.52 18.70
Ⅰ.农业86.13 17.23
Ⅱ.工业3.61 0.72
Ⅲ.商业1.66 0.33
Ⅳ.运输1.14 0.23
Ⅴ.其他非农业职业+ 0.98 0.20
2.7 岁以下儿童71.21 14.24
3. 7 岁以上学生5.13 1.02
4.65 岁以上10.99 2.20
5 失业或闲住，年龄7 ─ 64 岁≠
B.非农业人口135.00 27.00
1.工作人口，年龄7 — 64 岁§ 46.91 9.38
a.工厂1.13 0.23
b.手工业12.13 2.43
c.矿业0.77 0.15
d.公用事业0.04 0.01
e.建筑1.55 0.31
f.商业13.22 2.64
g.运输10.16 2.03
h.其他非农业职业7.91 1.58
2.儿童
a. 7 岁以下26.53 5.26
b. 12 岁以下43.86 8.77
3.学生
a.7 岁以上5.74 1.15
b.12 岁以上0.60 0.12
4.65 岁以上4.08 0.82
5.失业或闲住≠
a.7 — 64 岁51.94 10.39
b.12 — 64 岁39.56 7.91
=分占混合职业
的每一部分的
男劳动力单位
*制造业、家庭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建筑业
+专门职业和公用事业，等等
≠包括家庭主妇
§非农业工作人口的实际年龄大多在12—64 岁的范围；把7 岁作为下限
仅仅是为了便于与农业工作人口在同一基础上分类。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
1933—1959 年》，第185 和188 页，表54 和55。
这个分类在民国时期基本上没有变。
在1933 年的2.5921 亿总工作人口中，有2.0491 亿或79%实际从事农业，
0.543 亿（包括从混合职业中分出的男劳动力单位）或21％从事非农业工作。
总人口的73％住在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家庭里，27％属于非农业家庭的成
员。虽然20 世纪中国在条约口岸工业有一些增长，矿业和铁路运输有所发
展，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甚至到1933 年仍然很少，这说明自清末以来中国人
口的职业区分总体上变化很小。作为对比，在1930 年，美国为报酬工作的
10 岁以上的人中，只有21.4％从事农业。为了给1933 年的中国寻找可以间
接比较的数字，我们需要看看1820 或1830 年时的美国，那时有70％的劳动
力从事农业工作。
国民收入
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收入的两种主要的独立估计，分别由刘大中、叶孔嘉
和巫宝三作出（见表2）。总计差别颇大——大的数值比小的数值约大40％
——但两者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农业增值。它们都仅仅是对1933 年的估
计。
或许更可靠的刘-叶数据可以概述如下：在1933 年的国内净产值中，农
业当然显得最大，按照1933 年的物价占65％。所有的“工业”（工厂、手
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占10.5％。商
表2 国内产值， 1933 年（ 1933 年10 亿元）
净增值见于： 刘-叶巫
1.农业18.76 12.59
2.工厂0.64
a.生产资料
b.生活资料
0.16
0.47
0.38
3.手工业2.04
a.确定部分
b.其他
1.24
0.80
1.36
4.矿业0.21 0.24
5.公用事业0.13 0.15
6.建筑业0.34 0.22
7.现代运输和交通
8.老式运输
0.43
1.20
0.92
9.商业2.71
a.商店和饭馆
b.行商
1.75
0.96
2.54
10.政府行政0.82 0.64
11.金融0.21 0.20
12.个人劳务0.34 1.03
13.住宅租金1.03 0.93
（减除：银行服务
重复计算） ______
（-0.17 ）
_______
国内净产值28.86 20.32
折旧1.02
______
1.45
_______
国内生产总值29.88 21.77
资料来源：巫宝三1948 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
消费者的开支》，第204—211 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
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
第66 页，表8。
业第三，占9.4％。其他部门排列如下：运输5.6％；金融、个人劳务和
房租5.6％；政府行政2.8％；建筑1.2％。另外一种说明1933 年国民收入
构成的方法，是注意现代非农业部门（很宽松地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
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以及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数的12.6
％。农业、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行商、传统金融机构、
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从支出上看，1949 年以前中国大陆
的经济结构也是未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结构。从最终用途看，1933 年国内总支
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4％，而投资总额占
5％。
1933 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它在什么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
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年份的可与之比较的全面国
民收入估计。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1957 年的物价，代替他自
己稍低的农业产出数字，①并增加了1914—1918 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
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表3）。
表2 和表3 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1933 年，而另一
个是用1957 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1914—1918 年的数字是根据似乎有理
的猜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1949 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以及
这些表所暗示的40 多年来数量上虽小但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出现在本
章其余部分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各别部门的资料很一致。②从19 世纪末叶
开始，直到对日战争爆发，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矿业持续地增长。在满洲，
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铁路和
轮船，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但补充了它们。20 世纪前
半期，一个现代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地取代传统银行
业。但是，甚至在1933 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我所概述的刘-
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窄，他排除了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
这是1914—1918 年的3％的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表3 国内生产总值1914—1918 年，1933 年，1952 年（1957 年物价）
① 刘-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
巫的数字可能太
低，另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1933 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
《中国的农业发
展》，第29—32 页和附录D。
② 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国20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
珀金斯编：《历史
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6—125 页。
部门1914 — 1918 年1933 年1952 年
1957 年10 亿元
制造业+* 8.5 11.77 17.23
现代+ 1.3 4.54 11.11
农业29.9 35.23 31.58
服务10.0 12.52 17.07
折旧≠ — 2.19 —
国内生产总值48.4 61.71 65.88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制造业+ 0.176 0.198 0.262
现代0.027 0.074 0.169
农业0.168 0.592 0.459
服务0.207 0.210 0.259
国内生产总值1.000 1.000 1.000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
+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
≠除1933 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
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
资料来源：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
见珀金
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7 页，表1。
因此，1912—1949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
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农业生产增长慢，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情况，
在20 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各年各地各不相同。最大的增长出现在新开发的地
区，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农产品的价值由于经济作物的
增加而增大。由于下面提到的原因，手工业的总产量极不可能——与它的相
应份额相反——在1912—1949 年间下降。反过来似乎更有道理。
如果我们拿人口估计数——1912 年4.3 亿，1933 年5 亿，1952 年5.72
亿——与表3 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一年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按1957 年物价）分别为113、123 和115 元。考虑到整个数
据的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从1937 年开
始的12 年战争和内战，现在能得到的最好的估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
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
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
和政府职员，他们的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但在战后和1948—1949 年最后崩
溃之前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得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946
—1949 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
因为这里是战斗中心。1940 年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作物生产开始下降，
在剩下的战争时期比1939 年平均低约9%。1942 年实行田赋改征实物和粮食
征购，加上引起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征兵的加速，看来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
但在国民党控制的内地，工业生产从一个低的起点开始增长，直到1942 或
1943 年。战后时期，1946 年通货膨胀重新开始，并在1948—1949 年失去控
制，这对沿海、城市部分比对华南和华西内地农村的影响更严重，后者的总
产量或许很少变化，虽然流入城市的食物和农业原料由于货币的急剧贬值而
减少。①
人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
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在大多数农业人口中间，“没有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20 世纪前半期，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
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
租常常有困难”。②
1937—1949 年间，民心确实变了，但甚至在那时主要也不是因为在没有
严重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经济不能支持中国人口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
活水平。1952 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1949 年以前的最高水平，迅速的恢复几
乎完全靠的是一个新的和有效的政府在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
功，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就1949 年之前的40 年的其余部分来说，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的内战、干旱（例如1920—1921 年在华北）、洪水（例如1931 年
长江的洪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确实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公共福利，但不一
定是他们的物质福利，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
人身极度不安全的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是一种可怜的补偿，相反，
如果有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安全，即使很低但却稳定的人均收入也可能受到欢
迎。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 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 年
12 月），第12—
30 页，估计1946 年的国民收入比1933 年低6%（按照1933 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
A.多克·巴尼特：
《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80 页；关于1937—1949 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
·H.迈尔斯：《中
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278—287 页；关于战时中
国未被占领地区
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家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59—
103 页。
② 珀金斯：《中国20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4 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
民经济》，第234—240
页，和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5 章。
工业
在讲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 至1913 年间，至少有549
家利用机械动力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由中国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这些企
业的创业资本共计120288000 元。①此外，同一时期开办的96 家外国所有和
40 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业资本103153000 元。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
估计，根据的是当时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料。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张相似的表，表明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华资现代工业的可以看出的增长。第一张表指出
在1913 年有698 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33O824000 元，工人270717 名，第
二张表则指出在1920 年有1759 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500620000 元，工人
557622 名。②欧洲列强由于集中注意力于战时生产以及运输船只短缺，减少
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华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及早发出了
设备的订单——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
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实际到达。
在民国的头十年中，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 至1918
年间，直接投资很少。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当时，
举例来说，1918 和1922 年中国修订关税，提高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细纱的进
口税，诱导日本在中国开办新纱厂。
同清末中国人开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一样，20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开
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
山东和湖北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主要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①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1933 年经济统计研究所的
调查者们在刘大钧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根据的是直接从工厂经理收集来的统
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
青海、西藏和蒙古（除了满州，现代工厂的数目都不值一提）外，被认为相
当可靠。刘大钧1937 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2435 家华资工厂，资本406926634
元，总产值1113974413 元，雇用工人493257 名。②这些工厂集中在沿海省份，
特别是上海，在被调查的工厂中占1186 家。在1933 年，华资工厂80％以上
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
们当然限于条约口岸），这个比例还要高。
巫宝三在其对中国1933 年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
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本土的外资工厂、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的省份的工厂的
估计。他的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3841 家（华资3167 家；外资674 家），
总产值2186159000 元（中国：1415459000 元；外国：770700000 元），雇用
工人738029 名。③
① 费惟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 年》，《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1 章
。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55—56 页。
①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统计周刊》，4.33（1931 年8 月17 日），第157—158 页。

②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工厂”，按照1929 年的“工厂法”规定为采用机
械动力、雇用工人
30 名以上的企业。
③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卷1，表1—2，在第64 页后；表5，第70—
71 页；增加的
资料在《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9.2（1947 年12 月），第
130—136、144—147
表4 现代工业的产量与就业，1933 年
总产值（ 1933 年，百万元） 工人数（ 1000 ）
中国本土中国本土
华资外资满洲总计华资外资满洲总计
生产资料
木材4.4 5.6 11.6 21.6 1.2 1.5 2.3 5.0
机器，包括运输设备55.4 9.9 27.2 92.5 45.7 5.2 14.4 65.3
黑色金属和金属制品29.4 1.4 18.1 48.9 15.5 0.4 11.8 27.7
小电气设备1.3 0.8 — 2.1 0.7 0.3 — 1.0
石头、粘土和玻璃制品44.5 1.6 9.7 55.8 34.7 1.1 8.9 44.7
化学药品和化学制品58.5 10.0 19.1 87.6 5.6 2.4 4.2 12.2
纺织品15.3 — 1.6 16.9 4.3 — 0.4 4.7
革制品37.0 8.1 1.0 46.1 4.5 0.9 0.7 6.1
纸、纸制品、印刷品72.0 10.7 3.4 86.1 42.0 3.6 0.8 46.4
硬币41.0 — — 41.0 0.2 — — 0.2
总计358.0 48.1 91.7 498.5 154.4 15.4 43.5 213.3
生活资料
木制品1.2 0.5 0.9 2.6 0.5 0.2 0.8 1.5
金属制品12.6 1.4 1.6 15.6 4.4 0.5 0.7 5.6
小电气设备11.9 7.2 0.1 19.2 5.9 2.7 ＊ 8.6
瓷器和陶器1.5 0.2 0.7 2.2 1.3 — 1.9 3.2
续表
总产值（ 1933 年，百万元） 工人数（ 1000 ）
中国本土中国本土
华资外资满洲总计华资外资满洲总计
化学药品和化学制品65.3 17.2 4.4 86.9 38.4 7.3 4.9 50.6
纺织品605.4 257.8 70.6 933.8 380.1 104.7 38.8 523.6
被服101.1 4.6 3.4 109.1 101.7 2.0 3.5 107.2
皮革和橡胶制品36.2 2.2 — 38.4 15.1 0.7 — 15.8
食品436.3 39.1 158.7 634.1 51.2 8.6 21.6 81.4
烟草制品、果酒、酒124.9 117.3 36.0 278.2 20.3 19.0 8.4 47.7
纸制品2.9 0.5 7.9 11.3 1.8 0.2 4.7 6.7
杂品13.5 1.3 0.7 15.5 8.1 1.8 0.7 10.6
总计1412.6 449.3 285.0 2146.9 628.8 147.7 86.0 862.5
合计1771.4 497.4 376.7 2645.4 783.2 163.1 129.5 1075.8
页，它结合了汪馥荪的估计：《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中央银行
月报》，2.3（1947
年3 月），第1—19 页。
*100 名工人以下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2—143、426
—428 页。
刘大中和叶孔嘉在表4 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进一步修订，它列出1933
年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几个分支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运
用机械动力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不计每家企业的工人数目，在1933 年创总产
值2645400000 元，雇用工人共1075800 名。与刘大钧和巫宝三对照，刘大中、
叶孔嘉的估计尽管不包括公用事业，但总数实际上较高。产生这个结果的部
分原因是他们对工厂下的定义较为宽泛，对满洲有更多的报道，以及他们利
用资料，而不像刘大钧那样为棉纱、棉布、水泥、生铁和钢铁的数据作调查。
对于1949 年之前剩下的年份，得不到可以精确地比较的数据，特别是没
有关于总产值的数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在1937 年报告，当年有3935 家工厂
（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根据工厂法在该部注册。它们雇
用工人457063 名，有创业资本共计377938000 元。①在3935 家工厂中，有
1235 家（30％）设在上海，2063 家（52％）设在沿海省份，637 家（17％）
设在内地。纺织和食品业占注册工厂总资本的55％。不清楚在1933—1936
年间，世界性的萧条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相当大的战争破坏、生产下
降，以及1937 年后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天津、武汉这样一些制造业中心新
投资不景气，这些情况从地方的和部分定性的证据中可以推知。同样，对国
民政府努力在后方发展一个制造基地——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有广
泛但不完全的报道。
1938—1940 年期间，448 家“工厂”和12182 名“技术人员”和撤退的
国民政府与军队一起搬迁到内地的四川、湖南、广西和陕西。1943 年初，重
庆的经济部发表了一份工业报告，虽然缺少产量数字，但对中国未被占领地
区战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情况。
国民党统治区若干种工业产品、电力
和煤的相对产量，1933、1938—1946（1933=100）
表5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第92 页。
1933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煤100 47 55 57 60 63 66 55 52 182
铁100 153 182 130 184 278 202 116 140 90
铜100 3 4 5 7 10 23 45 61 52
电力100 14 17 21 24 25 27 29 37 683
水泥100 5 11 11 6 9 8 9 9 65
碱100 1 1 2 3 3 5 9 5 93
硫酸100 3 2 8 10 13 12 15 5 138
盐酸100 8 6 12 10 32 29 32 26 233
酒精100 90 241 1362 1605 2340 2289 2180 4814 3673
汽油100 — 1 12 35 316 537 675 718 842
棉纱100 2 2 2 7 7 7 7 4 95
面粉100 2 3 5 7 7 7 4 3 117
*一方面，在地理范围上1933 年与1946 年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中间几
年也有差别；从1938 年至1945 年每年都略有差别。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0—101。
报告提到的3758 家工厂和241662 名工人中，有590 家在1937 年就存在，
有3168 家是1938—1942 年期间创办的。它们的总资本，考虑到物价指数涨
了10 倍，大约等于上海1933 年华资工厂的资本，工人数目也大致相同。这
些工厂中的大多数设置在四川（1654）、湖南（501）、陕西（385）和广西
（292），其余的分散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与战前工业的着重消费品生产对
照，新的战时工业约有50%（根据资本衡量）制造军用品和生产资料。另一
个与战前工业的对照是，在战时工业化中，国有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尽管在
登记的工厂中只有656 家（17％）是“公营”的，却相当于69％的总资本，
与私营工厂比较，它们更大，利用的机械动力更多，并控制了生产资料部门
（特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和机器）。①
国民党统治区战时工业化的模式，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与军事有关的生产
资料如化学制品上，这从表5 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42 年以后，内地的工
业活动开始放慢，新公司的数目急剧下降，产量不仅停止上升，在一些生产
资料行业还有下降。所以这样，除原料短缺和运输设施不足外，主要原因是
这些内地企业（每一家都做好了回上海的准备）对战后的命运心中无数，尤
其是通货膨胀。商品的囤积和投机变得比生产它们更有利可图。
在1937—1945 年期间，沦陷区的工业产量很可能停滞或下降。但没有确
凿证据。在1937—1939 年间，生产明显地普遍下降。在华北，从1939 或1940
到1943 或1944 年，煤、铁和钢、水泥、电力和化学制品的产量有增长，但
有些消费品工业如棉、毛织品和面粉，实际上仍低于战前水平。华北的工厂
产品总值的指数（按1939 年物价）在一个急剧的下降之后，到1942 年已经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89—97 页；4，第93—96 页，摘自经济部统处编：《
后方工业概况统
计》，1943 年5 月。
恢复到1933 年的水平。①不过，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上海的纱厂在战争时
期很不好过。华资纱厂的棉纱和棉布产量从1937 年起都急剧下降，在1939
—1941 年间略有回升，那以后就奄奄一息了。②现在仍然不清楚日本人控制
的公司是否好一点。
与此同时，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 年起迅速增长，至少到1941
年为止。在30 年代中期以前，满洲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开垦地的扩展。
华资小型工厂固然引人注意，但主要的现代工业是日本人控制下的生产资料
企业网，它为日本经济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鞍山、本溪钢铁厂和抚顺煤矿，
这些垂直统一管理的大型企业，是其中最突出的单位。满洲傀儡国巩固后，
日本权益集团支持建立一个生产资料联合部门的重大计划。固定资本主要由
日本进口资本提供，总投资率1924 年为9％，1934 年达到17%，1939 年达到
23%。（中国全国1933 年的相应投资率为5％，这个数字在1949 年之前很可
能没有被超过。）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
业）在1936—1941 年之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1936
年间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
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 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制造业的迅速发展，
显然是以牺牲小型工业为代价，也就是说，伴随这种发展的是工业部门的“现
代化”，这个部门的扩大速度与满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大速度相同，因而
没有提高相对的重要性。这看来和中国本土形成一个重要的对比。1941 年
后，由于从日本来的设备、资金和某些关键性原料的流入减少，满洲工业的
增长和多种经营都停止了。1945 至1946 年严重的战争破坏和苏军搬走最现
代化的工厂和设备（损失合计10 亿美元或更多），大大地降低了对战后中国
有用的满洲的工业能力。①
1946—1949 年是混乱的年代，很快就被扩大的内战和失去约束的通货膨
胀所笼罩。到1947 年，消费品的产量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满洲的
重工业和矿业生产能力被削弱，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后实际上抛弃了战时内地
“温室”式的生产资料工厂（它们一直依靠军事和其他政府订货），两者合
起来导致这个部门的产量和相对重要性实际下降。换句话说，又回到战前着
重消费品生产的工业结构模式。
日本投降在中国到处引起工业生产的部分破坏。在从前的沦陷区，日本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
生产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派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
分一杯羹。在内地，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厂任其毁坏。从前日本人控制的工厂
和矿场，为一个正在扩大的国有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
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部分，电力和矿业划归政府控制。②1947 年底，资
源委员会监督291 家工厂和矿场，总就业人数223770 人。在消费品部门，1945
①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7—150 页；汪馥荪：《战时华北
工业资本就业与生
产》，《社会科学杂志》，9.2（1947 年12 月），第48 页。
② 王季深：《战时上海经济》，第192、194 页。为这份参考资料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
基教授。
① 亚力山大·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边疆经济的兴起》，《经
济史杂志》，34.1
（1974 年3 月），第251—260 页。
② 关于1938—1948 年国有和私有矿场和生产资料企业的相对处境的实际数据，可以查看
《中国近代工业史
资料》，3，第1439—1443、873—879、882—887 页。
年有69 家日本和敌伪纺织厂（38 家纱厂、6 家毛纺厂和25 家有关企业）被
没收，转入新建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家由政府投资控制的股份公
司，在经济部的指导下经营。1947 年，中纺公司控制中国纱锭的36.1％和织
布机的59.4%。它所属的工厂生产43.7%的纱和72.6%的棉布。中纺公司的纱
厂由中国政府提供充分的营运资金，并为购买原棉在外汇的分配上受到优
待，它们与私营纱厂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与日本在中国的纱厂相
似，它们是这些纱厂的继承者；不同的是日本人更有效率。中纺公司的经营
方针主要是为它们自己和国民党政府寻求短期利益。①
从1948 年年底起，政府和私营的工厂和矿场都受到失去控制的通货膨
胀、共产党对运输和原料供应的破坏、劳动力短缺、工人骚动和人的过失的
损害。
对工业发展的精密衡量是看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增长。约翰·K.张最近编
制的1912—1949 年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不包括手工业）指数，替代了所有
以前的产量估计，提供了一条数量线索，把上述分散的观察联系起来并加以
证实。张的指数根据15 种制造业和矿业产品，涉及约50％的工业产量，用
1933 年的物价为衡量单位，见表6。这个估计把华资和外资公司，中国本土
和满洲都包括进去了。工业生产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持续地一直增长到
1936 年。制造业和矿业就全体而论，显然没有受到世界性不景气的不利影
响，尽管有许多个别工厂经历了暂时的实际困难。由于把中国本土和满洲合
在一起，提出了不景气年代的某种上升的趋势。上海工业所受不景气年代的
影响比满洲的工业企业严重。战争爆发带来1937—1938 年的急剧下降，随后
中国未被占领地区和满洲的产量都有回升，到1942 年达到顶点。从1942 年
起，情况就不怎么清楚：1946 年全年产量下降，接着在1947—1948 年略有
恢复，但不到1936 年的水平。
在挑选出的几个阶段中，平均年增长率（用净增值表示）反
中国大陆工业生产指数，（1912—1949 年）
表6 （15 种商品； 1933 年=100）
①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处：《我国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纺织、造纸工业今昔》，第
148—149 页；《中
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051—1074 页。
产品总值净增值
1912 11.9 15.7
1913 15.6 19.2
1914 20.1 24.0
1915 22.5 26.1
1916 24.0 27.7
1917 26.9 32.0
1918 27.8 32.2
1919 34.1 36.9
1920 40.2 42.9
1921 42.4 42.4
1922 34.7 39.0
1923 41.6 45.6
1924 46.9 50.5
1925 55.7 60.1
1926 59.0 61.0
1927 66.6 66.3
1928 72.1 70.5
1929 76.9 75.2
1930 81.6 80.1
1931 88.1 86.5
1932 91.6 90.3
1933 100.0 100.0
1934 103.6 106.8
1935 109.7 119.5
1936 122.0 135.0
1937 96.0 112.3
1938 76.2 104.1
1939 88.2 120.7
1940 94.1 137.6
1941 109.2 161.2
1942 115.7 176.1
续表
产品总值净净增值
1943 105.6 157.1
1944 91.8 140.9
1945 62.0 94.1
1946 90.7 93.6
1947 115.1 116.8
1948 96.7 101.1
1949 105.6 119.2
资料来源：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
第60—61 页。
映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 年，13.4
％），随后是1921—1922 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 到1936 年，平均增长率为
8.7％；1912—1942 年为8.4％；而1912—1949 年整个时期——因为1949
年是一个低年份——为5.6％。因此，在战前的典型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
矿业产量如果用1933 年的物价计算，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9％的增长率在
增长。①
然而，正如表2 中刘-叶的国民收入估计所表明的，工业，包括传统工业，
在中国经济中只占一个小位置，而在广义的工业部门里，现代的工厂生产因
手工业而显得不重要。在1933 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
联合产量，仅构成国内净产值的10.5%。手工业产量占工业部分的67.8%；工
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在估计为4691 万的全部非农
业工作人口中，有1213 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 万（2.4%）受雇于
工厂，77 万（1.6%）受雇于矿场，4 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尽管张
的估计有8—9％的年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起点是很低的，结果，在民国时
期的40 年中，整个部门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不过，说中
国30 年代的现代工业部门小，只是与当时的发达经济比较而言。例如，若与
1895 年时的日本相比，它既不是不足道，也不是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整个看来，手工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相对份额，在20 世纪30 年代无疑
比在1850 或1912 年少（见表3）。当然，在19 世纪中叶，中国根本没有现
代工业，甚至在1912 年，它也只是一棵嫩芽。表7 概括了刘-叶关于1933
年手工业在各种工业的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估计。考虑到与工厂产品比较，
在可以得到的资料中对手工业生产的概括不完全，这样，对所有的工业来说，
64.5％的平均数确实是太低了。①刘和叶根据就业和每个手工业工人的增值作
出的补充估计，实际上表明1933 年手工业在总增值中所占份额接近75％。
到这里，比较确实的数据资料就结束了。经常有人断言，在鸦片战争之
后的一个世纪中，由于进口外国货和国内华资及外资现代工业的产品的竞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 页。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第137—142 页，表明手工业的净增值为所
有的工业的72％，
但根据的“工厂”是这样定义的：雇用30 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并使用机械动力。
争，传统的手工制造业一直在下降。②在满洲，如前面指出的，可能是这种情
况，即工厂工业的增长以牺牲“小型的”（即手工业的）工业为代价。但就
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这样吗？有关这个问题的片断资料更适合这样的结论：在
绝对数字上，手工业产量总体上不变，比起刚提到的悲观看法来甚至还有增
长。
在14 类产品中手工业生产
表7 占总增值的百分数，1933
产品％
木材和木制品95.5
机器，不包括电机31.3
金属制品12.1
电器0.5
运输设备69.4
石头、粘土和玻璃制品67.8
化学制品22.5
纺织品46.1
衣被和编织品66.5
皮革和类似制品56.2
食品90.1
烟草、果酒和酒30.2
纸和印刷品55.9
杂品63.7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经济》，第142—143 页，表
38—；和第512—513 页，表G-1。
问题变得复杂，在于用什么样的定义去界说“手工业”和各种手工业之
间实质上不同的经历，以及大多数解说者据以谈他们的看法的几次实地调查
的时间选择。与家庭单位无关的城市或半城市手工业作坊或手工业工场，至
少从唐代起就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中了。不过，用就业和产量来衡量的它们的
重要性，至少在1912 年以前，并在较小但未确知的程度上，在随后的40 年
中被农村和城市的单个家庭的手工业生产所掩盖了。①例如，这是可以想象
的，曾经基本上是一种农家手工业的手工纺纱的绝对产量在20 世纪下降了，
而全部或部分与此对应的，是在许多手工业作坊中有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些
手工业作坊是在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的刺激下出现的。这些小型
工厂，特点是雇用很少的工人，没有机械动力，为出口的农产品加工（如轧
棉和缫丝），或作为分包者向现代工厂供应零配件，或冒险仿制比较粗糙和
② 这个意思包含在彭泽益对资料的编排中，见他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
949 年》，有价值
的文献尚未被充分挖掘出来。
① 见费惟恺：《经济趋向，1870—1911 年》，《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1 章。
便宜的工厂制品（如纺织品、卷烟、火柴和面粉）。①所以，中国初期工业化
的一个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样，采取的形式不是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
适应中国具备的生产要素，其特点是高劳资比。
有些手工业没有经受住竞争。进口的煤油几乎代替了点灯用的植物油。
在20 世纪头25 年中曾经是繁荣的丝织业，从20 年代末开始衰落，原因很多：
日本人的竞争，1931 年后失去像满洲这样的市场，人造丝的出现，以及国际
市场普遍不景气。②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茶叶出口下降，也许说明茶叶
工业遇到了困难，尽管我们不大知道国内需求的变化。不过，无论是丝或是
茶的情况，都不是说从19 世纪起有一个简单的直线下降，原因是手工业产品
被工厂产品所取代。
至于棉纺手工业，我们可以谈得更具体些。布鲁斯·雷诺兹发现，手工
纱的绝对产量及其在纱的总供应量中所占份额，在1875—1905 年间急剧下
降，然后下降放慢，直到1919 年，随后又急剧下降，直到1931 年（表8）。
③对照之下，手工编织在1875—1931 年间所占的相应份额虽然下降，但在这
半个世纪中，以平方码计算的总产量实际上增加了。在需求方面，这种坚挺
的现象是由于存在手工织的布和机器织的质量更优良的布的部分地分立的市
场；典型的手工织的布是用进口的和国内机器纺的
表8 棉布供应的来源，1875—1931 年(百万平方码)
1875 1905 1919 1931
(%) (%) (%) (%)
工厂产品— — 27 1.1 158 5.8 831 28.2
进口货457 21.8 509 20.2 787 28.7 300 10.2
手工业品1637 78.2 1981 78.7 1798 65.5 1815 61.6
— — — — — — — —
总计2094 100.0 2517 100.0 2743 100.0 2946 100.0
1875 1905 1919 1931
工厂产品— — 90.2 11.5 297.6 36.8 966.9 90.9
进口货12.4 1.9 304.3 38.6 178.5 22.0 -76.0 -7.1
手工业品632.3 98.1 393.2 49.9 333.6 41.2 173.3 16.3
— — — — — — — —
总计644.7 100.0 787.7 100.0 809.7 100.0 1064.2 100.0
资料来源：布鲁斯·劳埃德·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
中国的纺织品，1875—1931 年》，第31 页，表2.4。
① 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 年》，2，第331—449 页。
② 见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 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
75 年），第234—273
页。
③ 雷诺兹通过很不相同的路子得出的1875 和1905 年的结果，与我的估计很接近，见我的
《中国的手工和
机器棉纺织品，1871—1910 年》，《经济史杂志》，30.2（1970 年6 月），第338—378
 页。我在这里用
了他的数字而不是我自己的，因为它们是对1875—1931 年整个时期的一个从方法论上说是
一致的估计的一
部分。
经线和手工纺的纬线，直到20 年代国内纱厂大大发展起来才不用手工纺的纬
线。在供应方面，手工织布的幸存和增长，可归因于它在1949 年以前的中国
家庭农场生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关键是有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特
别是家庭劳动力，他们要在任何情况下生存下去；跟工厂劳动力不同，即使
他们的边际产品在生存费用以下，也照样从事手工业活动。就是说，家庭手
工业几乎能在任何价格上与工厂工业竞争，只要现代公司必须付给它的工人
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手工业工人在挣得收入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农
村家庭争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根据他们对各种各样农村副业的相对利益的估
计而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副业，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个别手工业变化无常的命
运。在20 世纪，随着经过改进的木织机、铁齿轮织机和提花机的传播，手工
织布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手工纺纱相比，劳动生产率可能高出许多。廉
价的进口纱和国产的精纺纱使得手工纺纱与其他有关副业相比，愈来愈无利
可图。机器精纺纱的近便和廉价、机器产品的榜样、织布比纺纱有利，这些
因素加起来导致农村家庭转入织布。在一些手工织布中心如河北的定县、宝
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在20 年代和30 年代的不同时期都曾经“繁荣”过，
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向数量很大的农民家庭供应棉纱，有时候，纺织商
人向他们提供织布机，并承购他们的产品，将它们分销到整个华北和满洲。①
许多始于30 年代，即始于战前学术成就短暂全盛时期的质量比较好的中
国农村现场调查，对于我们得知手工业在20 世纪的命运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在将近20 年的政治分裂之后，这被看成是一个有希望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终
于开始走上曾给西方和日本带来财富和力量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征途。中国的
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甚至大多数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以给人深
刻印象的一致程度，像分析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衡量它的成就一样，关心
它运行中的福利含义。农业生产基本上跟上人口增长，抑或是手工业的绝对
产量至少保持不变，这些都决不能补偿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的经济是“落
后的”，中国人大多数是穷人，只有很少数富人，穷人连起码的生活水平也
难以维持。此外，由于“示范效应”是强有力的，繁荣看来似乎只有通过大
规模工业化才能达到。关于这一点，既出现了对很小的现代部门不相称的注
意，又出现了一种倾向——尽管老老实实提出来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数据常常
同它矛盾——想从手工业的周期性波动的下降阶段得出结论，而忽略上升阶
段。①差不多好像是把传统部门说得愈是破产，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就愈有
可能早日开始。30 年代初对手工纺织工业来说，十之八九同样是一个相对不
景气的时期，但这主要不是由于现代纱厂的竞争，而是由于1931 年后失去了
满洲和热河的市场。要提醒的是，把手工纺织业到1936—1937 年没有恢复作
为可供选择的市场发展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目前所知，并与中国经济作为一
个整体在1937 年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中的上升趋势相矛盾。同时在1937—1949
年之间漫长的战争和内战的艰苦年代，难道可以相信现代城市消费品工厂与
众多而分散的手工业部门相比，所受的破坏更小、产量的削减更少吗？
在进口货和国内工厂的产量都增长的情况下，从绝对数字上说，手工业
① 见赵冈：《现代棉纺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
》，第167—201
页。
① 赵冈，同上，第173—175 页，举出了例证。
生产的命运决定于两个因素：进口货和工厂产品的结构，总需求的大小和构
成。例如（见表28），在1925 年，进口货至多有50.5％是同手工业竞争的
（棉织品、棉纱、面粉、糖、烟草、纸、化学制品、染料和颜料）。除了我
们已经注意其影响的棉织品和煤油外，在剩下的品种中最大宗的是糖（它的
进口量在1925 年格外高，其中包括不与手工业竞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学药
品、染料和颜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代替了土染料）以及烟草（其国内加工
在20 年代增长了，因此明显地未被进口货压倒）。其他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进
口货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关于工厂产品的影响，情况与进口货相似，这里再次排除了棉纱的情况，
其中手工业产品急剧削减。1933 年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是手工碾的米和磨的
粉，两者加起来占整个手工业验明总产值的67％。碾米和磨面的总产量加上
进口面粉，其总数的95％来自手工业部门。如果自进入20 世纪以来，由于
现代食品生产工厂或进口货的竞争曾引起任何下降的话，那也不会很大。①
由于我们对手工业的国内市场所知甚少，很难直截了当地说民国时期的
总需求是个什么模式。不过，三个间接指标可能有用。从1912 到1949 年，
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
单是人口增加，特别是沿海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人口增加，足以解释进口的
或国内工厂制造的商品的消费量的一大部分。现代工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由
城市消费品构成，它们在中国农村没有什么用处。甚至普遍使用的东西如棉
织品，以质量和成本为根据的产品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就传统需求来说，工
厂产品可能是“劣等”货。即使事实不是这样，农村人口也仍然继续使用手
工业产品，在低工资率和高价资本的情况下，这些产品仍以低于现代工业的
单位成本生产出来。
第二个指标是持续到30 年代的外部需求。有一种研究说，用1913 年的
物价计算，手工业的出口价值从1875 到1928 年每年增长约2.6％。另外一
种估计提出，种类稍微广泛些的手工业产品，从1912 到1931 年每年增长1.1
％。②由于对国内消费缺乏更多的了解，报导出口增长的数字当然不是结论性
的。不过，以20 年代中国最大的单项出口货物的丝来说，强有力的迹象显示，
在绝对数量上，国内市场与出口一起增长到1930 年，同时它们的相对份额基
本上不变。①
最后，农产品特别是需要加工的许多商品作物，在1912 至1949 年间的
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每年略低于1％——大致相同。珀金斯估计1914—
1918 年每年的农产品总值为160.1—170.3 亿元，1931—1937 年每年为191.4
—197.9 亿元，20 多年中约共增加16—19％。②他还证明，“在30 年代，能
够在现代工厂加工的农产品不超过5％或6％，或者说，不到20 世纪10 年代
和30 年代之间农产品增长的百分数的一半。”③换句话说，在最坏的情况下，
农产品的手工加工保持不变。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9—1959 年》，第14
2—143、512—513
页；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32—33 页。
② 侯继明：《1840—1937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9—170 页。
① 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 年》，第266—273 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0—30 页。
③ 珀金斯：《中国20 世纪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第122—123 页。
关于工厂工业，除了它在数量上的重要性相对地小之外，还有几个总的
特点值得注意：
1.如已经指出的，现代制造工业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条约口岸城市
以及1931 年以后的满洲。（以最重要的棉纺工业来说，在1924 年，中国87.0%
的纱锭和91.1%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
上海、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占纱锭的67.7％和织机的71.9％。）虽则有某种
程度的地理分散，例如30 年代的纱锭（1918 年，纱锭总数的61.8%设置在上
海；1932 年是55.4%；1935 年是51.1％），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内
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2.地理上集中的一个原因，是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很大的份额。
外国工厂被限制在条约口岸。从1931 至1945 年间，满洲的经济与其他部分
的中国经济没有联系，但恰恰是在满洲而不是别的地方，现代中国经历了一
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包括建立一个真正的重工业基地。虽然外资工厂在
战前中国制造业中的突出地位是一切资料都承认的，但根据它们在总产量中
所占的份额来估计它们究竟有多么重要时，差异却很大。刘大中和叶孔嘉把
刘大钧的调查数据和别的资料结合起来，提出了1933 年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
华资和外资工厂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表9）。
表9 华资工厂和外资工厂的产量和工人数，1933 年
总产值
(百万元) %
工人数
(千人) %
中国本土
中国人拥有1771.4 66.9 783.2 72.8
外国人拥有497.4 18.8 163.1 15.2
满洲376.7 14.3 129.5 12.0
— — — —
总计2645.5 100.0 1075.8 100.0
资料来源：表4
在中国本土，华资公司占工厂工业产量的78％。比起中国制造工业资本
构成中的华资份额来，这是一个实际上较高的比例，根据一种相当粗略的估
计，在30 年代，外资资本份额仅占总数的37％。①问题出在中国的工业外资
的重要性是用产量份额来衡量好呢，还是用与华资相比较的外资的相对份量
来衡量好。过分注意资本构成容易导致夸大外资工业的重要性。定资本额之
难是出了名的，而且它轻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主要是轻工
业，资本的不可分性问题极小而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
表10 中国和外国+公司在几种工业的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数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70 页。
煤* 棉纱棉布烟卷电力火柴
中国外国中国外国中国外国中国外国中国外国中国外国
1913 7.0 93.0
1919 24.4 75.6 57 43 41 59
1923 21.1 78.9 67 33 50 50 23 77
1928 22.0 78.0 62 38 44 56
1933 16.7 83.3 71 29 39 61 43 57 37 63 89 11
1934 34.3 65.7 71 29 36 64 42 ≠ 58 ≠ 45 55 89 ≠ 11 ≠
*仅指“现代”煤矿
+外国拥有或外国投资/控制
≠1935 年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4、130—
13I 页；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第216、221 页；陈真等
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第971 页。
的程度却很大。换句话说，它肯定在华资和外资工厂里呈现出同样的资本产
出比率。对20 年代和30 年代制造工业几个分支中外国企业的产量份额，表
10 有所指示。（关于1933 年，又见表3。）这里包括了煤矿业的数据；除了
条约口岸的集中问题外，这里说的有关工厂的话，一般也适用于矿业。
3.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1933 年，生产资
料占工厂净增值的25％。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是棉纺、面粉、卷烟和榨
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 家华资工厂中，50％从事纺织和食品制作。这
1211 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华资工厂产值的76％，就业的71％，动力设备
的60％，资本投入的58％。
4.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在相同的工业中，华资公司一般比外资公司更小，
但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工厂或其他国家早期的工业经历相比，则不算很小。刘
大钧调查的2435 家工厂的资本总数为4.06 亿元，平均166000 元，或按现行
汇率计算约50000 美元。这些工厂拥有动力的总功率为507300 匹马力，或每
家工厂约200 匹马力。每家工厂工人的平均数为202 名。
5.对于华资工厂，甚至那些设置在条约口岸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所处
的社会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这严重地冲击着“现代的”
事实，即它们使用机械动力和复杂的机器。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 家工厂中，
只有612 家是作为合股公司组织起来的。缺乏一个发展得很好的转让股票的
市场，这促成股东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股东对
短期利润的要求常常与通过再投资扩大企业和使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相矛
盾。像保证股息这样一些做法往往迫使公司为了获得营运资金而借高利贷。
为现代工业提供资金，这在中华民国从来是不充分的。投资于田地和城市房
地产继续具有吸引力；除此以外，在较近的时期还对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
进行投机。下面我们将看到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怎样有助于将资金从生产投资
上转移走的。
缺乏合格的管理部门。1931 年，在82 家纱厂的4000 名技术人员中，只
有500 名接受过正规训练。较高级的管理部门同官督商办时期（见第11 卷）
的管理部门没有多大差别。像成本会记这样一些方法很少被采用：廉价土地
上的两层楼工厂建筑并不罕见，折旧提成和设备维修的不足几乎人人都注意
到了。不过，这种情况从来是工业化初期的特点，世界上到处一样，中国的
情况并不特别坏，比如说，同50 年前美国的纺织工业相比。
中国工厂的工头喜欢保持一种“长衫客”的派头，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
而把真正监督工人的工作留给技术上无能的监工，他们往往也是“承包人”。
通过与童工的父母达成协议等方式招工。虽然到1933 年已有100 多万工厂工
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部门的变化可能
相当大，像日本那样。什么地方重视经验，经验就得到报酬。高度熟练的男
性工人得到好的报酬和好的训练，倾向于只跟一个雇主。不过，在占优势的
纺织工业，经验并不特别重要，除非是机修工。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
系，他们离开那里是出于无奈，想用工厂工资补充少得可怜的农业收入。对
年轻妇女和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劳动力中占一个很高的比例。在刘大
钧调查的2435 家工厂的493257 名工人中，有男工202762 名，女工243435
名，16 岁以下的童工47060 名；在纺织工业，相应的数字是84767、187847
和29758。由于这支劳动力不是完全终身委身于一个工厂，由于从农民中可
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工人，因此，用国际标准衡量，工业工资低而工作时
间长。1937 年之前，中国纱厂典型的运转是两个12 小时的工作班；日本人
拥有的纱厂普遍采用11 小时的工作班。不过，用中国农村的标准衡量，城市
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高的，这是持续地向城市迁移的一个因素。在资本昂贵
和劳动力便宜的地方，生产“合理化”在一些中国公司是采取压低工资和延
长工作时间的办法加强使用劳动力。普遍的低工资率使高人工周转率永久存
在，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因为当工业减退时，农村继续为他提供
庇护所。这又加强了雇主的信念，认为工人能靠“一把米”过活。反过来，
低工资的常规又因阻碍劳动效率的提高而部分地证明是不可取的。①
或许只能是这样。中国工业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需求疲软。只要条约
口岸及其近郊周围的传统社会和穷困的农民经济基本上保持不变，哪里能有
什么报酬好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或经过改进的（也是较贵的）商品的市
场？
6.现代工业集中于沿海城市，外资部分很大，消费品占优势，大多数是
技术落后的小工厂——所有这些与1949 年以前中国现代工业在国民收入中
只占很小的份额互相关联。但估计“制造业+”（见表3，指工厂产品、矿产
品、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中的现代份额只占30 年代国内总产值的5％（表
2）或7％（表3）——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显然是不发达的——不应引出这
样的结论，即认为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对中国1949 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无关
紧要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东西在数量上少，在1953—1957 年期
间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却有2/3 以上来自现有工厂增加的产量。②尽管苏联从
① 关于20 年代劳动力的出身、招募、工资和工作条件，见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
动，1919—1927
年》，第48—112 页。1949 年之前工业的工资结构分析，见克里斯托弗·豪：《现代中国
的工资模式和工
资政策，1919—1972 年》，第16—27 页。关于日本式的“常年”雇用熟练男工的一个例
子，见《慎昌洋
行》，第114 页。为最后这本参考书，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② 赵冈：《工业政策与执行》，见亚力山大·埃克斯坦、沃尔特·盖伦森、刘大中编：《
共产党中国的经
满洲搬走了工业机器和设备，但恢复这个主要生产资料基地的生产所必需的
新投资，总比建设新工厂所需要的少。虽然总的看来1949 年以前的中国没有
工业化，它的棉织品工业却迅速而持续地发展，并且没有被外国公司垄断。
甚至在30 年代，中国的棉织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1949 年后，尽管对轻工
业的投资远远落后于重工业，但棉织品和布匹的出口——仅次于加工和未加
工的农产品——是中国用以支付进口货物的外汇的一个主要来源。①
同样重要的是，1949 年以前的小的现代部门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熟练工
人、技术人员、有经验的经理和组织业务活动的模式，这些得到苏联顾问和
训练的补充，才有可能对数量大大增加的新经理和新工人提供训练和经验，
他们将充实50 年代末开始生产的许多新工厂。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几十
家比较小的上海机器制造公司——其中不少是从1949 年以前的时期继承下
来的——保持了一种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质量上的适应性，使它们能在60
年代初，在克服大跃进和苏联撤退顾问带走蓝图造成的困难中起很大的作
用。②“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在50 年代和60 年代的工业发展将大为缓慢，或
将更加依赖外国技术专家，或者兼而有之。”③
济趋势》，第579 页，表3。
① 马逢华（音）：《大陆中国的对外贸易》，附录C，第194—200 页。
② 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 年》，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
经济》，第228—
232 页。
③ 珀金斯：《中国20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5 页。
农业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跟过去一样，农业压倒一切。1933 年农业净增值估
计有187.6 亿元，或占国内净总产值的65％。这个产量是2.05 亿农业劳动
者生产的，占劳动力的79％。从1912 至1933 年，这个百分数仅有很小的变
化，尽管1933 年以后满洲工业的迅速增长使农业所占的份额下降得比前几年
稍微快一些
表11 农业几个部门的产量，1933 年
总增值(10 亿元)
作物产品15.73
畜产品1.37
林产品0.60
水产品0.41
杂品1.07
—
总计19.18
减去贬值0.42
—
净增值18.76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0 页，表36。
表12 农产品总值，1914—1957 年(1933 年10 亿元)
1914 — 1918(平均年) 1931 — 1937(平均年) 1957
谷物9.15 — 10.17 10.31 — 10.96 12.32
大豆0.43 0.66 0.78
油料作物0.51 1.13 0.77
棉花和其他纤维0.78 0.86 1.28
烟草、茶、丝0.49 0.52 0.32
甘蔗和甜菜0.11 0.11 0.14
甘庶和甜菜1.14 1.40 2.74
牲畜1.14 1.40 2.74
小计13.63 15.65 19.36
其他产品3.40 4.14 4.91
总值16.01 — 17.03 19.14 — 19.79 24.27
人均(元) 36.l — 38.4 38.1 — 39.4 37.5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0 页，表Ⅱ.8。
表13 作物产品的实际产量，1914—1957(百万斤)
1914 — 1919(平均年) 1931 — 1937(平均年) 1957
稻谷147610 139110 173600
小麦39570 46200 47100
玉米14680 20440 37470
土豆(俗物等价物) 7060 15280 43800
高粱23750 24680 20030
小米22180 27680 23330
大麦18090 19440 9300
其他谷物10370 10940 15170
谷物总计283300 319960 370000
大豆10970 16860 20100
花生4540 5250 5142
油菜籽3800 5080 1775
芝麻670 1810 625
棉花1606 1888 3280
纤维1410 1350 1290
烟草1590 1830 1220
甘蔗18720 18720 20785
甜菜— — 3002
茶445 399 223
丝406 420 225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66—289 页。
（表3）。以作物产品为主，而在作物类中以粮食作物为主。表11 是对1933
年的估计。按重量计算，当然是粗略的，粮食作物（稻谷、小麦和其他谷物、
土豆、蔬菜、水果）占作物产品的80％。
直到1937 年，农业总产量差不多跟得上人口增长（从1912 年的4.3 亿
到30 年代中期的5 亿）。以1931—1937 年农产品的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值
与1914—1918 年大致相同（表12），反映出产量年增长略小于1％。这个增
长部分来自扩大耕地面积，珀金斯估计1918 年的耕地面积为13.56 亿市亩，
1933 年为14.71 市亩。①平衡来自现有土地上谷物和商品作物产量的增加。
人均谷物产量在这整个时期保持不变，价值大约是21 元，而其他产品包括商
品作物的人均产值从15 元增加到17 元。表13 显示1914—1957 年作物产品
的数量变化。从1914—1918 年到1931—1937 年，粮食（按斤=1.1 磅）增长
12.9%。但稻谷产量下降了5.8％，而土豆和玉米的生产分别增长了16.4％和
39.2％。这些变化反映出作物模式向单位面积含热量较多的作物产品的转
移，从而腾出地来增加商品作物的种植。增长16.8％的小麦，在华北的一些
地方是一种商品作物，这些地方把小麦在市场上卖掉后买粗粮如高粱、小米
供农家消费。在华北和华中，小麦和棉花侵占了稻谷的面积，油料作物的面
①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33—240 页。
积在华中也增加了。商品作物产量占农产品价值的百分数，在1914—1918
年是14％，1931—1937 年是17％，同时个别经济作物实际产量的增长比谷
物更快：芝麻170.1％；大豆53.7％；油菜籽33.7％；棉花17.6％；花生
15.6％；烟草15.1％。①
主要农作物区
战前的中国农业除养活缓慢增长的农村人口外，“平时”还向发展较快
的城市地区供应一部分食物和原料。20 年代由于内战引起的运输困难和其他
破坏，需要用进口粮食补充城市消费。这以后在30 年代，进口略有下降，以
后由于战争爆发而再次上升。②此外，农产品占中国出口的大宗（见表28）。
在1912—1931 年期间，整个出口在价值上每年增长3.5％，数量上增长1.7
％ 。③
总之，对1949 年以前一个没有经过重大技术改造的农业部门来说，这是
值得赞扬的成绩。在民国时代的40 年中，个别农户或特殊地点和地区年产量
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气候、自然灾害、破坏性的战争或不利的价格趋
势，产量和收入可能变动很大。①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总产量没有富余应付过
于频繁的意外事故，也无法不年复一年地担心一家人的温饱。甚至这个“值
得赞扬的成绩”也需要某种解释。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仔细考察了与每一种主要作物有关的技术以及
农具的发展，给人以深刻印象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是清代农业实践
的继续，仅略有改进。②在整个民国时代，可以看到改良种子和开发较好的农
业技术的零星尝试。例如，从1912 至1927 年，在各省建立了251 个农事试
验场。③南京政府的工商部和后来的农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都鼓励农业
研究和农艺学知识的推广。④不过，这些尝试的规模很小，而且缺乏地方政府
的支持。
表12 和表13 所示20 世纪头几十年农业总产量的缓慢增长，主要不是改
良种子、肥料或增加灌溉和治水的结果。从1913 年至30 年代期间，耕地面
积的扩大有70％发生在满洲，特别是由于增加了大豆以及高粱和其他供人口
① 这些是包括满洲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数字。关于华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
第177—206 页；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诸问题》中概括了许多地方研究，见该书I，第3—148 页。
② 关于稻米、小麦和面粉的进口，见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
9 年》，第32—34
页。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
③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274—275 页。
① 天野元之助：《论中国的农业经济》（以后简称《农业经济》），2，第696—698 页，
开了一张单子，
列出1912—1931 年间的内战、洪水、干旱、瘟疫和受影响的省份。又见卜凯：《中国土地
利用，统计资料》，
第13—20 页，关于1904—1929 年期间的“灾害”及所在地。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389—423 页，例如，关于水稻技术。F.H.金：
《四千年的农民》
对20 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久不变的农业”作了生动的描述。
③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第182 页。这套资料的第1 册，李
文治编，包括1840—1911
年；第2 册和第3 册，章有义编，分别包括1912—1927 年和1927—1937 年。
④ 拉蒙·H.迈尔斯：《土地政策与农业改造：大陆中国和台湾，1895—1954 年》，《香
港中文大学中国文
化研究所学报》，3.2（1970 年），第532—535 页。
消费的谷物的面积，人口从1910 年的1800 万上升到1940 年的3800 万。 ①
这样，使用“传统”技术的满洲农业的大面积耕种的发展，在农业总产量的
增长中占一个很大的份额。在江苏、湖北、云南和四川，耕地面积也有小的
增长，但其中绝大部分产量的增长是由于在一些地区采用了以前未使用的最
好的传统耕作方法。现有农田增产的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来自投入更多的
劳动。
在30 年代初的不景气到来之前，中国农户对持续增长的出口需求、有利
的价格趋势和可以得到的城市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反应，既促进了满洲边疆的
开发，也促进和加强了对传统技术的使用。结果增加的农业产量，从统计上
讲足够供养中国的人口，因为人口增长率不大——年均不到1％。缓慢的增
长率是由于相对的高出生率和高而波动的死亡率的结合，这反映了普遍的低
生活水平、不良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对天灾人祸缺乏抵抗力。农业产量被认为
充足，只不过因为普通中国人依旧很穷，人口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制
约。在这些悲惨的限制内，出口和城市部分的工业对商品作物的需求，允许
某种程度的向获得较高单位面积收入的作物生产的转移，特别是在较小的农
场。
直到1931 年，价格对农民都有利（见表14）。20 世纪头30 年的总的趋
势是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农民购买的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在内的商
品、地价、农场工资和税收通通增长了。尽管在20 世纪10 年代，农产品和
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有波动，但在20 年代，条件对农业愈来愈有利，表
明农民得到的价格比他付出的价格上升得甚至更快。在1913—1931 年间，农
产品价格上升了116％（如果我们用表14 中卜凯的指数），而农民所付的价
格上升了108％。在同一时期，地价上升63％，农场工资上升75％，田赋上
升67％。在华北，工资有落在物价后面
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地价、农场工资、土地税指数，
表14 1913—1937 年（1926 年=100）
① 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第240—251 页。
（ 2 ）贸易条件
(1)农产品，
批发价格
(1)÷ 所有
工业品的
品批发价
(1)÷消费
批发价格
(1) ÷ 农民
所付价格(3)地价
(4) 农
场工资(5)土地税
年份天津上海中国* 天津上海天津上海中国* 卜凯中央农业实验所
1913 61 58 82 86 89 63 72 79
1914 58 59 78 83 92 66 74 80
1915 58 61 74 81 90 68 77 84
1916 61 65 72 81 92 72 80 86
1917 70 69 77 83 91 75 83 83
1918 64 69 67 74 87 77 86 84
1919 59 69 61 63 84 81 88 86
1920 77 80 76 79 94 85 89 87
1921 78 75 90 77 66 80 76 102 87 91 86
1922 75 86 92 78 83 75 90 101 89 93 86
1923 82 92 98 84 86 83 91 103 92 95 88
1924 89 92 97 90 92 90 94 96 95 95 89
1925 100 95 102 101 94 102 95 101 100 97 92
192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7 103 103 95 101 92 98 98 92 100 105 109
1928 103 95 106 97 92 94 92 97 96 112 118
续表
(2)贸易条件
(1)农产品，
批发价格
(1)÷所有
工业品的
批发价格
(1)÷消
费品批
发价格
(1) ÷ 农
民所付
价格(3)地价
(4) 农
场工资(5)土地税
年份天津上海中国* 天津上海天津上海中国* 卜凯中央农业实验所
1929 107 99 127 96 94 94 96 108 100 118 119
1930 107 113 125 90 98 81 101 99 99 (1931=100) 124 140
1931 96 106 116 72 80 70 82 86 103 100 126 132
1932 90 95 103 73 79 69 80 81 93 95
1933 73 94 64 84 61 86 89
1934 64 86 60 83 59 84 82
1935 82 83 79 83 75 82 81
1936 102 102 87 91 82 91 84
1937 106 108
*15 省36 县37 地区
资料来源：(1)和(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 年—1952 年南开
指数资料汇编》，第12—13 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35
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 省，168 地区，16786 田场及38256 农
家之研究（1929—1933）》，第149—150 页。
(3)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8—169 页；《农情报告》，
7.4（1939 年4 月），第47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料》，3，第708—710 页。
(4)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51 页。
(5)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7 页。
的倾向，但在南方的水稻产区则更紧地跟上物价，表明华南对劳动力有更大
的需求和有相对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什么地方物价走在工资的前面，农民
雇用劳动力就明显地更为有利，因为他从他的作物得到了较高的价格。在这
20 年中，地价和田赋增加得最少。看来田赋的实际负担同它的货币负担相
反，在这普遍涨价的几十年中下降了。
不过，从1931 年直到1935 年复苏开始，并继续进入1936 年，中国农民
经受了一次收入的急剧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明显逆转。产生这些后果，一方面
是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由于银价在1931 年以前继续下跌，
萧条的影响在中国推迟了），一方面是由于从1931 年起银的黄金价格上升，
引起中国白银外流，而银价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
然后是由于1934 年的美国白银法案。在这个物价急剧下降的时期，农民的固
定成本和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倾向于比标准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少一些，后者
首先下跌，并跌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地趋向于缩减商品作物
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①1931 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
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家庭收入至关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
有暂时的下降。②关于农场工资的数据资料是零星的，但工资的下降可能比农
产品价格的下降少。在1931—1934 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 8—10％（然后在
1935—1936 年期间下降），而地价从1931 年起下降，这表明在萧条中农民
的实际税收负担有增加。③从农村地区向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白银流出，使农民
更难于得到贷款。总之，农业部门在以前长期通货膨胀阶段的一些收益，在
1931—1935 年间丧失了。到1936 年，农产品价格和商品作物产量都在恢复，
但不久日本人在1937 年的入侵和全面战争引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是直到1931 年有利的价格上升，接着在1931—1936 年价格急剧下
降了几乎25％，这使许多农户受到影响，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农业的商业化和
卷入市场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计，在20 年代和30 年代，农产品的
20—30％在当地出售，另外10％运到城市地区，3％出口。同1910 年以前比
较，后两类分别增长5—7％和1—2％。章有义编的定性数据资料也证实了
20 世纪商业化的增强，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说明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商人的
①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476—480、622—641 页。
② 同上书，3，第480—485 页。
③ 《农情报告》，7.4（1939 年4 月），第49—50 页，见李文治编：《农业史》，3，第
708—710 页。
活动给中国农民带来有害后果。①但是，在比较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各省以外的
地区，除了有商业头脑的富农，大多数农民跟市场仍然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
如果我们记得商品作物（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在30 年代占农产品的17
％，那么珀金斯对商业化程度的估计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粮食作物产量
的1/4 弱是农民卖的，并大多是在地方集市上卖的，不大受国际价格趋势的
影响。甚至在湖南主要的稻米市场和中国最大的市场之一的长沙，30 年代的
价格波动主要只同本省的收成和地方政治形势有关。对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
来说，全国物价平均下降25％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比这少得多，可能只有
5％。就是说，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上升或下降——对中国的内
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不可避免的气候波动造成的灾难。
中国的农业养活中国的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之上产生一个
小小的“盈余”。总的说来，按照最终用途，食物消费相当于国内支出的60
％，而个人总消费占90％以上，留下几乎无足轻重的数目用于公共服务、政
府消费和投资。①正如表12 所列人均农业产值38—39 元所表明的，这明显地
依旧是一种“贫穷的”经济，人口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20 年代和30 年代中国粮食的亩产量用国际标准衡量决不算低。例如，稻米
略高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比30 年代的日本低30％——是印度和泰国
的两倍或三倍。小麦产量同美国差不多。不过，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
量在20 年代的中国只有1400 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 公斤——
高出14 倍。②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是：4/5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这一产业
技术和组织上的特点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增值明显地低于发达的经济和中国
经济的现代部门。
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障碍，也许是私营部分或北京政府和南京
政府未能集中和分配资金、资源和技术——这是重要的和继续不断的新投资
所需要的。1949 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年投资总额大概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5
％。由于政治领导软弱、中国的继续分裂和战争与内战的迫切需要，农业部
门没有能力满足城市对食物和原材料需求的任何大的提高，或增加出口以换
取工厂和机器等主要的新进口货物。这对结构改变的缓慢起了一份作用。剩
下的一个办法是对缓慢增长的农业部门实行“强制储蓄”，但这对软弱的国
民政府来说是行不通的。
对中国在1949 年之前未能工业化，特别是农业没有达到重大的增长，无
论是“分产主义的”或“技术的”分析都不能自圆其说。技术的或“折衷主
义的”观点拒绝把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看成是农业部门的主要问题，而像我
在前面认为的那样，断定在1937 年以前，总的来看农业的成绩是值得赞扬
的。甚至把增长的被抑制归因于得不到适当的投入——特别是改进技术——
而不是制度的僵化。①
分产主义观点强调，不平均的土地所有权、租佃、农村债务、不公平的
①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136 页；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13
1—300 页；张人
价：《湖南的稻米》（译自湖南省经济研究所1936 年报告），第87—113 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8 页，表10。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5—36 页；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
406—407 页；卜
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81—282 页。
① 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到处可见。
税收，以及所谓垄断的和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对假定的农业萧条与日益贫
困起了一份作用。它断定，土地的使用权缺乏保证、高地租和地主与佃户之
间的单方面关系，造成一种情况，它对进行纯农业投资既缺乏刺激又缺乏财
力。②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分产主义学派把中国“持续的农村萧条”归因于“土
地耕种者的收入和土地的非生产性支出被各种寄生虫吸走，他们靠农村盈余
生活但对它却毫无贡献。③
纯粹的技术分析至少有两个潜在的困难。由于它所列举的农业的不大增
长，它可能忽视人均产量和收入的极端低的绝对水平，从而低估了需要改进
的迫切性。更重要的是，相信调整（比如通过引进改进了的技术调整农业的
生产能力）可以在一定的平衡内进行，这种看法可能显得不顾传统。但是，
制度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能在任何适当的时间内进行重大的新投入，这在
中华民国确实成问题。
同样，许多缺点削弱了纯粹分产主义的分析。首先，被认为日益加深的
贫困化，在几十年中没有得到任何对农业部门的全面研究的支持。个别农民、
地方，甚至较大的地区遭受时间长短不一的严重困难，是无可置疑的。但这
并不证明现存农业制度不能在低与不变的人均产量和收入水平上支持它本
身，只要人口的增长仍然低。支持多久可能是个有根据的疑问——犹如从理
应如此的愿望出发的道德问题。但在1937—1949 年之间的破坏年代之前，百
年一遇的破坏证据不足。
还有一个关于农业创造的“盈余”部分的问题，它潜在地可以用作生产
投资。维克托·利皮特把农村盈余等同于土地所有者得到的财产收入（主要
是地租）加上自耕农所纳的税，在他之后，卡尔·里斯金发现，1933 年的农
村实际总盈余等于国内净产值的19％。（假定实际总盈余为国内净产值的
27.2％，他估计非农业部门创造的盈余占国内净产值的8.2％。）①扣除投资、
公共服务和可归入农村盈余的政府消费部分后（1933 年这些用途占总数为国
内净产值的5.8％中的4％），再假定15％的国内净产值被农村中有权势的
人物用于奢侈消费。②的确，有一部分被“投资”于不动产，或再借给农民借
贷者，但其他部分则被储存起来了。假定除大众消费外相当于国内净产值15
％的农村盈余可用于再分配——这一假定的主要困难在于无论是利皮特、里
斯金，还是我都没有任何有用的定量资料用以估计盈余的这种种可供选择的
用途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地主购买农田和城市不动产，积蓄金银，借给农
民的消费贷款数目巨大，这实际上是把地主收入的一部分引向农民消费的“再
循环”。在一定时期，这些都不是消费的直接负担，虽然从长远来说它们也
许可能增加个别地主对国民收入的一份权利。只有富人的惹人注目的消费，
特别是他们在进口奢侈品上的花费，才是一种“消耗性”支出，是一种对国
内产值的直接耗费，因为它就这样地损耗了本来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外
汇资源。
② 罗伯特·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20 年代和30 年代的江苏省》，第50 页。
阿什自己也对更“纯
的经济因素”予以一定重视。但是，他的研究在估计20 世纪江苏农业投资的程度和来源时
，似不足以令人
信服。
③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 
页。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 
页。
② 同上，第68、74、77—81 页；维克托·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
36—94 页。
当然，后来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农业经验应当足以证明，虽则实质性的
社会变化可能是产量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那远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即
使1958 年后更加强调对农业投资，中国的农业产量仍然落在后面。供给更好
的原种、充分的肥料和水、最适作物的模式和在劳动力短缺的关键地方实现
机械化等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总之，20 世纪头75 年的全部经验表明，
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民国时期的农业组织缓和了独裁政权的强制储蓄对中国农村的冲
击，这是因为对一个农民的命运会比他的父辈和祖辈稍许好一点已不存任何
希望。换句话说，如果1949 年以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地主-政府关系再分配
的效应，对农民不是普遍认为的那么繁重的话，那么从长远看这种关系在产
量上的效应对整个经济来说是趋向衰减的。土地占有权、农村高利贷和递减
的税制是自然出现的问题，围绕它们，人的感情可以被动员起来，去推翻一
个让人看不到改善的前景的社会制度。
我们对人口（1912 年4.3 亿，30 年代5 亿）和耕地面积（13.56 亿亩和
14.71 亿亩）所使用的估计，表明在20 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
3.15 亩降到2.94 亩。卜凯的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也表明，从1870 到1933 年，
普通农场的规模缩小了。①虽然根据的是不同的资料，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
两种估计很接近——卜凯：1910 年一户2.62 英亩（作物面积，1 亩=0.167
英亩）；1933 年，2.27 英亩。珀金斯（假定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1913
年，2.6 英亩；30 年代，2.4 英亩。1934—1935 年经营的农场的规模分类，
见表16（3）。在南方省份（卜凯的“水稻地带”），平均耕作单位大体上
趋向于比北方（“小麦地带”）的小。在所有的地区，家庭人口与农场规模
之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相互关系，表明高人口密度促使土地价格变得如此之
高，农民只有以一种过多地使用劳动力的方式去经营它才值得。因此，当家
庭成员少的时候，农场规模也小。
农场趋向于分裂成几处不相连接的小块土地，这个事实增加了小型耕作
的不经济方面，这基本上是中国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的结果。相当多的
土地被浪费在地界上，过多的劳动时间被用于从一小块土地走到另一小块土
地，灌溉则更加困难。卜凯的平均数是每个农场6 小块；其他作者的数字从
5 小块到40 小块。
尽管中国农民曾经灵巧地开发传统农业技术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是19
和20 世纪在种子、工具、肥料、农药等方面的进展很少传入中国农村。投资
农业是以压倒优势投资土地。人力比畜力更为重要，农具——许多世纪以来
很少改变——则要适合人力。每英亩土地上人力的利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
的国家更密集，虽然自相矛盾的是，除去高峰时期如播种或收获季节以外，
个体劳动力没有被集中使用。年龄从16 至60 的农村男人当中，参加全日工
作的只有35％，58％参加非全日工作。部分多余劳动力从事副业，通常是家
庭手工业，它为这样做的农户提供收入的14％。①
本节开头扼要讲述的农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是千百万农户精心分配他
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运用他们的农业技术的结果。这些家庭农场的土地面积
将近一半不到10 亩（1.6 英亩），80％小于30 亩（5 英亩）。不过，有必要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69—270 页。
① 同上书，第181—185、294、297 页。
区别耕作单位和所有权单位，探索实际租佃对农业产量和个别农户的影响。
表15 农村地权的分配，1934—1935 年*（16 省）
所有土地业 户所有总面积每户平均所
面积（亩） 户数％ 亩数％ 有土地（亩）
＜ 5 461128 35.61 1217 6.21 2.64
5 — 9.9 310616 23.99 2245 11.42 7.23
10 — 14.9 170604 13.17 2090 10.63 12.25
15 — 19.9 103468 7.99 1802 9.17 17.42
20 — 29.9 106399 8.22 2589 13.17 24.33
30 — 49.9 80333 6.20 3053 15.54 38.01
50 — 69.9 28094 2.17 1646 8.38 58.59
70 — 99.9 17029 1.32 1408 7.16 82.61
100 — 149.9 9349 0.72 1124 5.71 120.21
150 — 199.9 3146 0.24 514 2.76 171.97
200 — 299.9 2587 0.20 623 3.17 240.95
300 — 499.9 1368 0.11 518 2.63 378.40
500 — 999.9 674 0.05 453 2.30 671.87
＞ 1 ， 000 196 0.02 344 1.75 1752.60
── ── ── ── ──
总计1295001 100.00 19650 100.00 15.17
*包括的省份：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
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2 页。
在30 年代有多少土地出租？举例说，卜凯估计私人农场的土地有28.7
％租给了佃农〔表16（2）〕。如果农田的6.7％为公有（公田、官田、学田、
庙田、祭田、屯田和义田）并几乎全部出租，加上这个数字后，看来有总数
为35.5％的农田租给了佃农。①人民共和国初年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分配土
地的数量资料，证实了这种估计——占1952 年耕地面积的42—44％。②比例
超过35.5％，这也许表明在土地改革的热潮中“富农”的土地也和地主的土
地一样被没收了。
中国的地权很不平均，但比起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来，也许还要好
一些。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全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内政部的指导下，
对16 个省，不包括满洲，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得到关于30 年代最好的数
据（见表15）。这些数字中有某种向下的倾向，这是因为包括的资料仅仅是
关于实际住在所调查的土地上的地主的。1934—1935 年这次调查所涉及的
1，295，001 户自耕农，平均保有土地15.17 亩（2.5 英亩）。但在被调查的
① 同上书，第193—196 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87、89 页；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
》，第95 页；肯
尼思·R.沃克：《中国的农业规划：社会主义化与私人部分，1956—1962 年》，第5 页。

农户中，有73％拥有土地15 亩或15 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8％，而5
％的农户拥有土地50 亩或50 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34％。大地产很少是
由所有者自己耕种的；雇用劳动力的商业性农业更属罕见。土地一般是出租
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使用他的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则视
地产的大小和地主的社会地位而定），余下的出租。在20 世纪，由于内地许
多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有愈来愈多的地主离开农村乡镇而寻求城市
的保护。他们通常只保留对地产的财务上的兴趣，而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
委托给地方上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栈），后者常常从“压榨”当事人
中捞到更多的好处。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种做法把新的严酷引进了农
村阶级关系——它从来不是田园诗的主题，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也
罢，但比起处在市场无情的压力下，也许多一点个性与人情。
珀金斯提出，在30 年代有3/4 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数是
通过务农以外的途径致富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是有钱的商
人和其他人的一种投资，这些地方的资本收益报酬率不错，因为已经稳固的
谷物市场依靠的是廉价的水路运输，这些地方就是比较城市化和商业化的长
江流域和南方。②表16（5）的数据表明各省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数与租佃发生
率之间的大致关系。贵州在西南有些特别，有如北方的山东。以前者的情况
来说，也许跟其他一些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一样，高租佃率的基础可能在
于“封建的”地主-佃户关系（劳役、苛捐杂税、更牢固的控制）的持久性，
而不在于土地严格的商业收益。③在总的租佃率低的山东，地权收益高，这也
许是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员为山东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所挑选的
数字所致。④
关于中华民国租佃情况的估计，很不一致，当然，地方差别很大，但总
的看来，约有50％的农民牵涉进地主-佃户关系——约30％为佃农，他们租
种全部土地；20％以上为自耕农兼佃
30 年代的租佃情况、租佃面积、
表16 农场规模、地租形态和租率（22 省、不包括满洲）
① 见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第47—237、391—636 页
；和《中国清末
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的纪实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9.3（1966 年），
第566—599 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92—98 页。
③ 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43 页，发现河南、四川、贵州、云南的劳役地租负
担最高，根据的是
不包括满洲在内的22 省1520 处的报告。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 年》，第462—463 页，列出1933 年山
东的地价与浙江大
致一样；但中央农业实验所提供的1934 年山东的地价比浙江低1/3。
(1)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百分数
中央农业实验所， 1931 — 1936 年平均数卜凯， 1929 — 1933 年
1936 年自耕农调查地自耕农
省别报告县数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区数自耕农兼佃农佃农
西北
察哈尔(10) 39 26 35 — — — —
绥远(13) 56 18 26 — — — —
宁夏(5) 62 11 27 (1) 96 1 3
青海(8) 55 24 21 (2) 20 8 72
甘肃(29) 59 19 22 (6) 58 16 26
陕西(49) 55 22 23 (20) 68 15 17
北
山西(90) 62 21 17 (4) 38 38 24
河北(126) 68 20 12 (6) 71 17 12
山东(100) 71 17 12 (15) 72 18 10
河南(89) 56 22 22 (8) 58 23 19
东
江苏(56) 41 26 33(6) 31 23 46
安徽(41) 34 22 44 (2) 35 13 52
浙江(62) 21 32 47 (14) 29 20 51
中
湖北(48) 31 29 40 (5) 35 31 34
湖南(41) 25 27 48 (13) 16 27 57
江西(57) 28 31 41 (7) 33 35 32
东南
福建(42) 26 32 42 (1) 30 55 15
广东(55) 21 27 52 (13) 16 35 49
广西(50) 33 27 40 — — — —
西南
贵州(23) 32 25 43 (6) 25 22 53
云南(39) 34 28 38 (8) 49 27 24
四川(37) 24 20 56 (3) 27 15 58
全国平
均（不包
括满洲）
(1120) 46 24 30 (140) 44 23 33
续表
(2)租佃面积占农场面
积的百分数
(3)各种规模的农场的
百分数， 1934 — 1935 年
全国土地（亩）
省别委员会卜凯＜ 10 10 — 29.9 30 — 49.9 50 — 99.9 ＞ 100
西北
察哈尔10.2 — 1.4 7.9 2.2 8.9 79.6
绥远8.7 5.0 9.3 33.3 16.2 18.4 22.8
宁夏— 0.5 — — — — —
青海— 9.5 — — — — —
甘肃— 9.1 — — — — —
陕西16.6 17.4 38.7 35.9 12.8 10.1 2.5
北
山西— 15.8 16.9 41.0 20.3 16.1 5.7
河北12.9 9.8 40.0 41.4 10.8 6.1 1.7
山东12.6 9.8 49.7 38.5 7.9 3.3 0.6
河南27.3 19.7 47.9 34.6 9.5 6.2 1.8
东
江苏42.3 33.3 52.3 38.1 5.8 2.5 1.3
安徽52.6 51.0 47.0 38.2 9.6 4.5 0.7
浙江51.3 31.0 67.0 27.8 3.5 1.4 0.3
中
湖北27.9 31.2 60.4 32.0 5.5 1.8 0.2
湖南47.8 36.6 56.5 33.4 6.3 3.1 0.8
江西43.1 51.4 54.2 41.6 3.7 0.5 *
东南
福建39.3 55.7 71.8 24.8 2.5 0.8 0.1
广东36.9 59.6 87.4 12.3 0.3 ＊ —
广西21.2 26.0 51.1 37.7 7.2 3.0 0.9
西南
贵州— 25.8 — — — — —
云南— 27.6 — — — — —
四川— 52.4 — — — — —
全国平均(不
包括满洲)
30.7 28.7 47.0 32.4 7.8 5.4 7.4
续表
(4)各类地租形态
的百分数， 1934 年
(5)租额占地价的
百分数， 1934 年
物租与分
租占收益
的百分数，
省别钱租物租分租钱租物租分租1934 年
西北
察哈尔19 51 30 2.9 4.4 6.9 37.5
绥远31 23 46 6.4 14.4 12.0 —
宁夏46 19 35 — — —
青海11 54 35 — — —
甘肃14 51 35 11.4 12.0 13.7
陕西15 9 26 10.1 13.0 12.6
30.9
41.1
北
山西27 45 27 6.2 5.9 6.2 50.1
河北52 22 26 7.3 7.6 8.1 49.1
山东30 31 39 16.0 18.8 20.8 46.5
河南17 39 44 — — — 49.5
东
江苏28 53 19 8.7 7.8 12.8 40.3
安徽14 53 33 9.4 9.4 16.4 40.4
浙江27 66 7 9.6 10.3 13.2 42.4
中
湖北20 58 22 8.3 6.8 13.6 38.6
湖南8 74 18 17.4 17.4 28.5 44.2
江西7 80 13 19.2 18.1 36.8 42.6
东南
福建19 56 25 17.8 19.9 21.0 44.7
广东24 58 18 17.0 19.0 15.4 42.5
广西6 65 29 — — — 43.1
西南
贵州10 40 50 6.2 13.4 12.1 51.4
云南14 61 25 13.9 16.6 16.8 43.4
四川26 58 16 11.4 14.5 16.9 49.1
全国平均
(不包括满洲)
21 51 28 11.0 12.9 14.1 43.3
* 少于0.05％
资料来源：
（1）《农情报告》，5.12（1937 年12 月），第330 页，载李文治和叶
孔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28—730 页。卜凯：《中国土地
利用，统计资料》，第57—59 页。
（2）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5—56 页。全国土地委
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7 页。
（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26—27 页。
（4）《农情报告》，3.4（1935 年4 月），第90 页，载国民政府主计
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 页。
（5）《农情报告》，3.6（1935 年6 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
析》，第79 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94—95 页。
农，他们租种部分土地。表16（1）列出30 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估计，它
们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但都清楚地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的
省份纯租佃发生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①这些省的数据常常掩盖了
省内由于地区、土质、商业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差
异。②还应当指出，类别中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
一定是每况愈下。例如，表17 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 年调查中较
为复杂一些的分类就告诫我们，表16（1）中的“自耕农兼佃农”这个名目，
把从租种1％土地的地主到租种95％土地的贫农之间的每一种情况都包括进
去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场较大，大都是
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
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1879 年的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17 （16 省1745344 户，1934—1935 年）
地主2.05
地主兼自耕农3.15
地主兼自耕农兼佃农0.47
地主兼佃农0.11
自耕农47.61
自耕农兼佃农20.81
佃农15.78
佃农兼雇农0.02
雇农1.57
其他8.43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5 页。
25.6％增加到1945 年的34.5％，他们都是佃农。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方上的观察
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19 世纪80 年代编纂的估计与20 世纪30 年代的估
① 在表16（1）中，我用了从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
的百分比导出的
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的重视不够，另方面由
于调查的性质使
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② 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11—22 页；关于山东
与河北，见迈尔斯：
《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 页。
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①
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仅仅表明有微小的变化。（租种全部土地的农户，从
1912 年的28％增加到1931—1936 年的30％），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
1931—1936 年的数据是用通常的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
报告者，其中许多是乡村教师，而关于1912 年的数据则纯属推测。②拉蒙·迈
尔斯把山东22 县在19 世纪90 年代与它们在20 世纪30 年代相比较，揭示佃
户的百分数在13 个县下降，在9 个县上升。①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1913、
1923 和1934 年的比较数据，表明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39％增加到41％，
自耕农兼佃农从27％增加到28％，而自耕农则从34％降到31％。②
与其他价格相比，上涨较慢的地价如表14 所示，这可能意味着对土地的
需求比较疲软，原因是20 年代的局势相对地不稳定，正如卜凯说的，“反地
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③最后，如前面指出
的，人民共和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数量——尽管是在12 年的战争与
内战之后——接近30 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数量。我们也许可以断定，虽
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有的地区租佃率高有的地区租佃率低这个基本模
式（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超经济”
劳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的持续性），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牢靠吗？总的看，在20 世纪也许不十分牢靠。对1924—1934
年间8 省93 县的大致比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3 至10 年的租约
没有变化，10 至20 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④例如，1930 年的土地法
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
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
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
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
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
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
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
提到的8 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
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 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
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
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
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
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1932 年对849 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220 县流行（占26
① 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
》，23（1889 年），
第59—117 页。
② 《农情报告》，5.12（1937 年12 月），第330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史》，
3，第728—730 页。
①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23 页。
② 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299 页。
③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333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59 页。
①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46 页。
％），在另外60 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 年的调查说，有 50.7％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
的主要作物，28.1％是分租制佃户，21.2％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16
（4）。1934—1935 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60.01％；钱租
24.62％；分租14.99％；力租0.24％；其他0.14％。③在20 世纪，钱租的
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体上，如表16（5）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14.1％）略大于物租（12.9％），物租则
大于钱租（11.0％）。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
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43.3％。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37.5％的政
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
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
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5 省（安徽、浙江、
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62％，但在租佃率最低的5 省（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河南）仅占39％。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
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
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
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
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5 省（占32％）比在租佃率高的5 省
（占18％）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
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
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
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
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
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
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
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
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
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1929—1933 年调查的农场有39％负债。中央农
业实验所估计，在1933 年，有56％的农场借过现金，48％借过谷物或食物。
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1935 年有43.87％的农户负债。①所有的观察者一致
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
②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12 章，（D）第993—994 页。陈正谟发现押
租流行于1933—1934
年报告中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61 
页。
③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44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 页。1924 年与1934 年
比较，数字变化如
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 页；《农情报告》，2.4（1934 年4 月），第30 页
，见《中国近代经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42 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51 页
。
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②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
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
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100—200％。
农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2/3，付年利20—4O％；年利少于20％的约占
1/10；其余的则在40％以上。大约有2/3 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③农业
信贷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农、商人——如表18 中1934 年的数据所示。
农村地区的现代银行（政府的或私人的）很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
银行也不在消费贷款上投资。例如，江西的七家现代银行在它们1932 年的未
偿贷款资金中，只有0.078％投入农场贷款。④始于20 年代的农村合作运动
受到相当大的注意，但合作社即使在最盛时也只涉及中国农民的极小一部
分。⑤放债人通常是地主或粮食商人，他们起着让部分农业盈余又回到农民手
中的作用，从而使农民能够不按照收入过日子，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即保存一个不被触动的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
表18 农场信贷来源，1934 年
农场信贷来源
占总贷款
的百分数
银行2.4
合作社2.6
当铺8.8
钱庄5.5
农村商店和店铺13.1
地主24.2
富农18.4
商人25.0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作物报告，1934 年》，第70 页。
中国农村不是经济上自足的，虽然一个较大的单位——施坚雅的“标准
集市区域”——从多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样。为偿付现金义务如地租和捐
税，以及为购买许多必需品，农民的一部分收成必须在市场上卖掉。在卜凯
的调查中，大约有15％的稻谷收成和29％的小麦收成被农民卖掉，卖掉的商
品作物如烟草、鸦片、花生、油菜籽和棉花的比例当然更高。①在许多情况下，
农民不得不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没有别的选择。他被隔离在较远的市场
之外，不仅由于运输困难使得运费太贵，而且还有信息上的障碍——尽管农
②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 页：76％的农场信贷是为了“非生产目的”；天野元
之助：《农业经
济》，2，第219—220 页，引用了七项全国和地方研究。
③ 《农情报告》，2.11（1934 年11 月），第108—109 页，见《经济统计月志》，1.11
（1934 年11 月），
第7 页。
④ 《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 年11 月），第2 页。
⑤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206—214 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
2，第308—348
页。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33 页。
村的无知状态可能被夸大了。市场处于相当大的价格波动中，这可能对农民
不利，因为在收获时期当他想卖时供应自然较多，而在春天当他想买时供应
就少了。此外，在东南沿海一带靠近大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业的商业化已有
一些进展，剥削的代收制（如英美烟草公司所实行的）使农民任凭买方的摆
布。
而作为个别的小买家或小卖家，农民不能影响他必须与之贸易的市场，
用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语言说，商人都是寄生虫，对经济毫无贡
献，或认为20 世纪农业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对农村的生产和收入产生消极影
响，这些都是可笑的。在原子式的农村部分（atomistic rural sector），
没有进入的障碍（不同于常常被夸大了的信息障碍），实际上没有政府干预，
各个行业的资本需求都低，因此大多数类型的商业都是很有竞争性的。高利
润很快把新来者引进现有市场。中国跟别的地方一样，最富的商人是那些在
更加商业化的地区做生意的人，这里的人在与市场打交道方面几乎人人消息
灵通、灵活，并有经验。他们不靠欺骗顾客赚钱，而靠劳动的专门化和分工，
并以低廉的单位价格提供关键性的服务。地方市场常常被描绘成这样：对农
民卖东西来说，它倾向于买方独家垄断，而对农民买东西来说，又倾向于只
此一家。但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证明这个普遍的假定。如果上市作物的2/3 以
上是在本地卖的（如珀金斯所认为的），那么这种生意根本就只能涉及少数
商人；定期集市是农民互相买卖的地方。珀金斯认为市场上主要是地主在卖
稻谷，他们不必在收获季节卖，由于消息灵通和有联系手段，他们也很少会
上当受骗，如果这也是正确的（见前文），那么，买方独家垄断一说就很难
成立。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贸易条件在1931 年以前一般对农
民有利。种植和销售经济作物的能力是促使1912 年至30 年代期间农业总产
量有所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使这个时期的人均收入大致上不变。的确，
农村集市是无组织的，有时候似乎是存心与小生产者为难，也许过多的中间
人成了负担，所有这些妨碍了产量有更大的增长并明显地损害了农村福利。
但在1937 年以前，它对帮助传统经济制度保持运行起了足够好的作用。
在北京政府直到1927 年的统治下，接着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农业税也
许是不公平的负担，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仔细的研究。田赋主要是由省
或地方征收。地方上的权贵与收税员勾结是普遍的，结果不相称的负担份额
落在了小农身上。田赋还以更高的租金的形式转移到佃户身上。此外，还有
这样一些弊端，如强制预征、操纵汇率和各种额外费用等等。①在国民党统治
的最后十年，重庆政府通过战时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加重了小农和佃农的赋
税负担。
如果负担不公平，那么田赋在1949 年以前最重要的经济特点，就是它未
能将地主占有的农业盈余的较大份额收回来，重行分配到生产投资上去。赋
税的标准实际上是低的，反映出国家对地方社会鞭长莫及（见后）。跟信贷
和市场交易一样，农业税制度加强了一种收入的分配模式，它只容许产量有
不大的增长，而个人收入和福利则根本没有增长。
对1937—1949 年期间的中国农业进行定量研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战
①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559—580 页；3，第9—65 页。天野元之助
：《农业经济》，
2，第1—158 页。
争和内战终止了南京政府十年的农村统计资料最起码的收集。华北是主要战
场，农田的破坏、运输的瘫痪、人力畜力的征用、军粮的索取、上升的政治
斗争对农民的影响，这一切在华北肯定比在华南和华西更严重。②战前日渐商
业化的进程倒退回去，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间的商品流通被破坏。
甚至到1950 年，根据人民共和国最初两年所做的调查，华北的一些地区由于
人力和畜力的损失，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点。①严酷的日本占领和
1948—1949 年的大战，都较少波及华南和华西，但这里也有军队征用人力和
粮食造成的损失，而且从1947 年起，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削弱了对城市地区
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供应。中国城乡经济的崩溃到1948 年中期成了事
实。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287 页，简略地叙述了1937—1948 年间华北农
村经济所遭受的
破坏和扰乱。
①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1—144、149—151、1
60、162、226—
236 页。
运输
在整个民国时期，发展很差的运输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缺点。无
论从微观或宏观来看这都是明显的。1919 年，中国的主要工厂汉阳铁厂生产
一吨生铁的成本是48.50 元，而在1915 年，满洲本溪的日本铁厂生产一吨生
铁只需22.00 元。本溪本地产的焦炭，5.74 元一吨，但由于修筑粤汉铁路进
展缓慢和从300 英里外的江西萍乡用木船运输的效能差，使得焦炭成本在汉
阳上升到24.54 元一吨。②由于两家公司都从自己的“内部”矿场获得原料，
差价就未必是由于两个时期之间的市场波动。
苦力劳动的工资低得难以置信，但支配地方一级运输的人力搬运工的经
济效率甚至更低。一位观察者报告：
在四川省，从渭河流域到成都平原的大路上，我们可能遇见背负160 磅重棉花的苦
力。他们背着这些东西一天走15 英里，要走750 英里，一天1 角7 分钱（墨西哥银元），

相当于1 角4 分钱1 吨英里。按照这个价格把一吨货物运送750 英里，要花费106.25 元。

铁路运输只要15 元，是这个数目的1/7。京奉铁路为开滦煤矿公司运煤，1 吨英里不到1

分半钱。用苦力运棉花，路上要用50 天，而铁路只用两天，从而节省48 天的利息，并在

更好的条件下卸棉花。①
在中国用几种主要的运输方式运货的比较运费，估计如下（分/吨公里）：
帆船，2 至12 分；轮船和汽艇，2 至15 分；铁路，3.2 至17 分；大车，5
至16.5 分；独轮车，10 至14 分；骆驼，10 至20 分；卡车，10 至56 分；
驴、骡和马，13.3 至25 分；人力搬运，14 至50 分；黄包车，20 至35 分。
②整个民国时期，大宗货物继续用传统方式运输。例如，不是典型年头的1933
年的资料表明，老式运输方式（12 亿元）所占国民收入是现代运输方式（4.3
亿元）的3 倍。
一个适当的铁路网将大大减少运输费用并促进内地的发展。此外，铁路
运货往往避免了厘金和其他地方过境税。而且，一条铁路的出现会促进沿线
度量衡制度和货币的统一。但英属印度的例子应当使我们明白，一个巨大的
铁路网可以同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并存，仅仅铁路的长度并不自动地通向经
济发展。无论如何，中华民国的铁路在长度、分布和运转上都是不够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包括满洲和台湾，有总计为24945 公里的铁路
干线和支线。③民国时代各个时期修建的铁路可按习惯分期如下：
1912 年以前9618.10 公里
1912—1927 年3422.38 公里
1928—1937 年7895.66 公里
1938—1945 年3909.38 公里
总计24845.52 公里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怡和洋行和其他外国人未经许可修建的，长15 公
②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197—219 页；顾琅：《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
3，第49 页。
① 美国银行公会，商业和海事委员会：《中国，一次经济调查，1923 年》，第16 页。

② 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总局：《中国的公路》。
③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72—180 页。其他资料估计的英里数略有不同
。
里，从吴淞到上海。它于1876 年开通，但官方和地方的反感是如此强烈，结
果被中国政府买下来拆毁了。直到1894—1895 年中国被日本战败时为止，不
断来自地方居民和保守官员的反对，使铁路建设毫无进展。一方面，“自强
派”使朝廷认识到了修建铁路作为支持本朝反对外国进一步侵略的手段的必
要性。另一方面，中国虚弱的暴露吸引了外国资本，他们把为铁路建设提供
资金看成是促进外国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的一种手段。到1894 年，仅铺了
364 公里轨道。在铁路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中，从1895 至1911 年，完成了9253
公里，大部分资金借自外国债权人。在这个总长度中，俄国建的横穿满洲的
中东铁路及其向南从哈尔滨到大连的延长线，占去2425 公里。
在清朝的最后十年，各省士绅和商人进行的私人修建铁路计划的失败，
鼓舞了北京的铁路国有化计划，铁路国有化计划是王朝被推翻的直接原因。
此后直到1927 年，在袁世凯和军阀政权时期，铁路建设显然慢了下来。几条
私营铁路的国有化没有遇到强烈反对（而这对清朝曾是致命的），大部分股
份兑换成了政府公债，它不久就拖欠了。尽管与外国债权人商妥了新的贷款，
重新谈判了一些1912 年以前的贷款，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对中国铁路的
投资停止了。当一个新的四国财团在1920 年集会时，北京政府与美国期望的
相反，拒绝与它做交易。中国本土的建设限于完成京绥线，以及粤汉与陇海
铁路的几段，总共约1700 公里。在满洲铺设了同样数量的新轨，一方面包括
日本人提供资金的南满铁路支线，另一方面包括张作霖修建的与之竞争的路
线，部分资金来自京沈铁路的收益。中国人在华北的建设和满洲的新路线，
一方面是出于战略考虑，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考虑。
1928—1937 年间，中国本土修建的铁路将近3400 公里，包括完成粤汉
线、浙赣线和山西的同蒲线。这些成就主要不是靠外国借款。例如，浙赣铁
路主要是由中国银行提供贷款，山西的铁路则出自该省的税收。不过，跟其
他地区一样，在军费需求和还本付息之外，只剩下很少的资金用于南京政府
广泛谈论的经济“重建”。在这同一时期，在满洲建成了4500 公里铁路，主
要是日本在1931 年后新建的，作为把满洲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基地的计划的
一部分。不顾中日战争时期的巨大困难，中国政府宣称在未被占领地区完成
了1500 公里铁路线，在支持经济和军事上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则在满洲增
建了许多路线。
在这50 年来修建的铁路中，将近40％在满洲，32％在长江以北的中国
本土，22％在华南，4％在台湾。人口稠密的华南铁路里程相对来说很少，这
证明了一个精巧的现代前（帆船和舢板）和现代（轮船和汽艇）的水路运输
网的持久性，它继续有效地同蒸汽火车竞争。从面积和人口比例上看，满洲
的情况远较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为好，这暗示并反映了满洲更为广泛的工业
化。没有铁路穿过富饶的省份四川，或西部地区如甘肃、新疆和西藏。除了
与国家大小不相称的少得可怜的总里程外，中国铁路的发展还十分杂乱无
章，路线的分布常常是不经济的。从中国本土来说，一个更合乎需要的系统
也许是以汉口为中心的辐射网。而实际的系统是一个平行的铁路网，过于集
中于华北和华东。在满洲，曾发展过一种辐射与平行相结合的铁路网，但由
于20 年代中日在东北的竞争，这种铁路网受到不经济的复线的损害。
中国体路系统的建设曾涉及大量从英国、比利时、日本、德国、法国、
美国和荷兰借款，顺序是按1898 至1937 年每个国家的铁路借款总额排列的。
这些借款（借款条件常常涉及外国对修建的路线的实际控制）集中在清末民
初，反映了外国辛迪加为铁路特许权和借款合约进行的争夺，它们在政治上
与金融上同样大事竞争与大搞阴谋诡计。铁路债务的偿还来自路线的营业收
入，但大约从1925 到1935 年，大多数外国铁路借款都拖欠着。到1935 年
12 月31 日，未清的债务总数，包括拖欠的本利，合计约53827443 英镑，或
891920730 元。①铁路债券下跌，以陇海铁路为例，跌到票面价值的11％。
中国政府铁路的收益能力刚够付债券持有者的利息。在1916—1939 年期
间，平均每年营业净收入占轨道和设备成本的7.4％，而铁路借款的利率为5
—8％。就是说，尽管它们的营运效率明显地低于南满铁路，但政府铁路从经
济上看是可行的，它给民国年间带来了经济增长，并往往产生一点小小的利
润。不过，在这20 年中平均只有35％的营业净收入用在利息的支付上。大
部分营业净收入——例如在1926、1927 和1930—1934 年有50％以上——被
移交给中国政府，它把这笔资金用于一般开支。②1921—1936 年间移交给政
府的款项，是用来增加铁路设备费用的两倍。
中国政府铁路盈利能力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贯穿民国时期的内部斗
争。互相敌对的军阀不仅征用铁路运送军队，有时甚至把客运和货运收入拿
去维持他们的军队。例如，1912—1925 年间，京汉铁路的客运（按人英里算）
有21％是军运；1920—1931 年间，京沈线有17％的客运是军运。③除了战争
的直接破
中国政府铁路的客运（人英里）和货运（吨英里）
表19 的指数，1912—1947 年
① 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170—171 页。表Ⅲ。
②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32、39—42 页。
③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0 页。
（ 1912=100 ） 1917=100
客运货运总计
货运
年份人英里吨英里吨英里制造品矿产口农产品林产品畜产品
1912 100.0 100.0
1915 61.1 92.5
1916 127.2 107.7 94.7 94.8 93.8 91.3 81.0 126.9
1917 131.1 113.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18 143.0 140.8 123.8 124.6 127.6 123.5 120.9 97.8
1919 155.2 158.8 139.6 132.6 159.0 114.3 147.3 104.2
1920 194.8 186.7 164.1 138.2 165.0 186.2 171.6 102.3
1921 194.8 193.6 170.2 138.9 175.7 168.8 198.2 92.1
1922 204.6 163.7 143.9 155.7 151.4 127.8 188.8 127.7
1923 210.3 211.2 185.7 183.3 240.8 135.6 264.8 144.1
1924 220.7 187.9 165.2 157.5 199.4 102.7 226.1 121.5
1925 231.7 169.0 148.6 152.5 132.6 97.0 220.6 105.9
1926 159.9 99.6
1927 164.1 109.4
1928 144.8 96.0
1929 196.1 102.7
1931 267.4 183.3 161.1 217.0 165.3 101.2 151.6 113.9
1932 212.6 183.2 161.1 197.3 189.2 89.2 150.6 82.9
续表
（ 1912=100 ） 1917=100
总计货运年份客运
人英里
货运
吨英里吨英里制造品矿产口农产品林产品畜产品
1933 248.3 196.1 172.4 200.9 192.4 94.6 146.3 89.3
1934 — 5 250.0 257.7 226.5 237.9 273.4 149.4 169.7 110.4
1935 — 6 267.9 266.8 234.5 268.3 282.6 132.9 152.0 122.3
1936 — 7 128.5 94.9 83.4 79.0 111.9 37.5 34.1 37.4
1927 — 8 56.3 51.4 45.2 22.0 22.9 27.1 44.3 18.2
1938 — 9 69.7 24.9 21.9 10.7 11.1 13.1 21.5 8.8
1939 — 40 88.6 20.5 18.0 9.9 8.8 10.7 9.7 7.3
1940 — 1 95.7 21.3 18.7 10.2 10.6 8.4 16.0 8.8
1941 — 2 90.7 19.1 16.8 8.7 10.0 6.1 14.2 4.9
1942 — 3 129.9 22.4 19.7 7.8 12.0 5.8 15.3 4.6
1943 — 4 62.1 9.4 8.3 3.1 5.7 1.8 10.5 1.6
1944 — 5 112.1 15.1 13.2 8.0 10.4 4.1 32.1 10.8
1945 — 6 765.1 154.4 135.8 83.2 80.0 54.3 249.1 89.5
1946 — 7 524.7 112.5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07—208、
217 页。
坏（这可能最小），轨道和车辆的维修也被忽视了。在20 多年中，铁道部通
常只能依靠几条小路线的收入：铁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愈来愈过时，效率愈
来愈低。
在1912—1947 年期间，直到20 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铁路的客运和货运
都年年增长（见表19）。导致建立南京政权的北伐战争影响了客货运输，但
在相对平静的30 年代，铁路运输恢复并超过以前的水平。1937 至1945 年间，
日本人夺去中国的大部分铁路，国民政府被迫迁入内地，这反映在这个时期
的数字中。
中国政府铁路的营业收入，约有40％来自客运，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运
兵。矿产占货运的一半，重要性居第二位的是农产品。货运的一般模式是把
农产品和矿石从内陆各地运到沿海条约口岸，而把工业品运到内地。民国的
头十年中农产品运输的增加，反映出我在前面讨论农业趋向时提出的商品作
物产量的增长。特别是在满洲，华北也一样，铁路推进了表12 和表13 中所
示的农业产量的缓慢增长。同样，商品作物产量下降的不利影响及其在1937
年战争爆发之前的复苏，在表19 中也是明显的。
关于公路的里程，除指出在1912 年不存在适于行驶机动车的道路外，无
需多说；1937 年7 月之前，完成了约116000 公里，其中40000 公里铺了路
面。①这些建设的大多数出现在1928 年以后，该年大概有32000 公里，由全
国经济委员会公路总局承担，既为军事需要也为商业需要服务。例如七省计
划，设想由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和湖南等省合作，用一个
① 中国情报部：《中国手册，1937—1945 年》，第217 页。
公路体系把国民党政府最具实力的这几省联成一体。公路虽然少而简陋，但
在中国本部的分布在1937 年看来比铁路网要好一些。
战争导致在内地省份增修道路，当然包括著名的滇湎公路。但中国内陆
在1949 年跟在1912 年一样，地方和地区间的运输，仍旧更多地依靠传统的
水陆运输工具，而较少依靠机动车辆或火车。例如，到1941 年9 月，在江苏、
浙江、安徽三省，有118292 只民船在汪精卫政府设立的船民协会登记，共计
850705 吨。水手459178 名。①这是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和华南以及华中一些地
方中短途大宗运输的主要手段，在上述地区，河流、湖泊和许多世纪人工开
挖的运河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复杂、广大的水上运输网。与地方运输对照，
港口之间的贸易早在19 世纪90 年代就已经基本上采用轮船运输——主要是
外国人的船。但在几个条约口岸的海关申报和结关的中国帆船的总吨数，从
1912 至1922 年大致上依旧不变，只是到了20 年代才急剧下降。②在20 世纪
的头几十年中，中国主要河流上的轮船运输稳步增长，这从登记的船只总吨
数的增长中可以得到证明，1000 吨以下的船，从1913 年的42577 吨增加到
1933 年的246988 吨。但内河帆船在许多地方坚持了相当长的时期。例如长
江在宜昌以上，帆船总吨数在20 年代下降之前，从19 世纪90 年代到1917
年略有增长。南宁和梧州之间的西江上，也是到了20 年代帆船才让位给轮
船。③
在运输部门和在别的部门一样，中国经济在20 世纪前半期变化很小这个
平凡的事实往往被掩盖起来，被推到视线之外，而把不相称的注意力放在经
济中很小的现代部门，这表现在官方的言行中，表现在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中，表现在打算写给外国人看的年鉴和报告中，也表现在由非中国学者指导
的对1949 年以前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只除了日本人，他们至少在这个问题
上对中国有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看法。至于南京政府，它放弃了土地而
肆无忌惮地从现代部门榨取收入，这等于建造空中楼阁。
① 满铁调查部：《华中的帆船贸易》，第134—135 页。
② 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40 页。
③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8—229、235—236 页。
政府与经济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权，都主要从经济的城市部分为政府
筹措经费。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既不从农村部分征收大量税收，对半自治的
省和地方上的利益集团的征收和支出也没多大影响。换句话说，在1949 年以
前，没有一届国民政府能够通过中央政府的国库转用国民总收入的大部分。
结果，政府的政策虽然对经济不是没有深远的后果，但从来不真正具备推动
中国经济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能力。
例如，在1931—1936 年间，中央政府的国家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1％到4.9％，平均数为3.5％。（如果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包括在内，
这个百分数可能要加倍。）税收比这少得多，这一方面反映出国民政府不能
成功地调动农村部分的资源，另一方面反映出它不能或不愿对整个社会征收
所得税。而且，即使是这有限的政府收入也大量浪费在维持一支过于庞大的
军队和为继续打内战提供经费，或者为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作抵。无论是
北京政权或是南京政权都不能从其收入中提出资金用于任何重大的发展投
资，它们的政策都无助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资本形成。
辛亥革命后，新的共和政府起初与清朝的财政体制作斗争。尽管名称和
官僚主义的结构很快改变了，但共和政府比起它的被取代者来甚至更不能控
制中国的税收来源。1913 年，曾尝试划分中央、省和地方的税收来源，但甚
至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也太软弱而不能实施有关规定。1914 年以后，除关税和
盐税外，大部分税收由各省管理。从法律上说，田赋（和几种消费税）仍属
于中央政府，但它事实上是在省的控制之下，收入被省在省内花掉，尽管名
曰“某省的国家支出”。袁世凯在他1916 年死去以前，能从各省提取一些田
赋款项，以后间歇地和最低限度地继续到1921 年，这时政治形势明显恶化，
内战变得如此普遍，北京政府的财政控制也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①
关税几乎全部用来交付外债的本息和赔款。从1912 到1927 年底，只有
142341000 海关两，或扣除基本费用后的关税净额717672000 海关两的20％，
北京政府可以用作行政和其他开支。②尽管1902 和1918 年修订从量税，但由
于价格上涨，直到1923 年进口税的实际税率在2.5—3.5％之间；1923 年进
一步的修订把实际税率增加到了5％。但直到1930 年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之
前，这个项目下的税收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
从1913 到1922 年底，盐税收入超过了关税收入。不过，1922 年后中央
政府只能得到盐税的一部分。1913 年，为了给“善后借款”（没有这笔钱袁
世凯政府可能难以生存）提供担保，任命一个洋会办监督并实际控制盐务署。
虽然可能有损于民族尊严，但这一措施的结果是，中央政府账上的盐税立刻
猛增。盐税担保的实际偿付的外债数目不大——例如，善后借款从1917 年起
用关税偿付。但这种相对不错的局面因继续不断的内战而消失了。各省对盐
税征收的干预渐渐变得严重起来，盐税收入被侵占，走私增加。1922 年后，
盐税总收入明显下降，实际提交给北京的部分也减少了。盐税纯收入曾在
1922 年达到最高点8600 万元，1924 年降至7100 万元，1926 年降至6400 万
元，1927 年降至5800 万元。即使在1922 年，实际提交北京的也只有4700
①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1，第45—77 页。
② 斯坦利·F.赖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1935 年第3 版），第440—441 页
。
万元（或纯收入的55％）；1200 万元经中央政府同意留在省里；但有2000
万元（23％）未经同意被地方占用。1926 年，被省当局和军队截留的盐税总
数达到3700 万元，该年提交北京的实际上仅有900 万元。①
面对长期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被迫靠借债度日。1912—1926 年间，财
政部发行了27 种内债，票面价值总计614000000 元。②不过，政府实际收到
的甚少，因为债券出售时总是打折扣——在极端情况下低到只有票面价值的
20％。关于这个时期发行内债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进入南京政府时期也是
一样。在开设有权发行纸币的新银行和政府借内债之间，看来有一种密切的
关系。这些国内公债的一大部分被中国的“现代”银行认购，它们持有政府
证券是作为投资和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虽则也直接借款给政府。
北京政府仅仅遗留给它的继任者241000000 元内债，这似乎表明，尽管
拖欠，债权人并没有因北京政府打折扣的公债券而太吃亏。北京政府举借内
债，军阀的钱柜就可以不断地得到补充。但是这些借款的收益对国家的经济
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内外债的还本付息成了北京政府最大的支出；加上军费
开支，至少占去年总支出的4/5。③在支付了一般行政费用之后，就没有钱来
为发展进行投资了。省和地方的税收也被军费和警察费用耗尽。④北京政权通
常举借外债也不是着眼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12—1926 年期间的新外债，在数量上少于清末的赔款和铁路借款。外
债总数（不包括庚子赔款）从1913 年的约5.26 亿美元增加到1931 年的6.96
亿美元。①1913 年的25000000 英镑善后借款是新外债中最大的一笔。此外，
相当大一部分外国借款是1918 年的所谓“西原借款”——日本利益集团借给
当时在北京执政的安福系军阀和几个省的地方政府的无担保借款，主要用途
是打内战和搞政治阴谋。这些借款中，有一些后来转为合法的铁路和电报借
款，但绝大部分——大概有1.5 亿元——从未得到南京政府的承认。跟19
世纪90 年代的日本赔款借款、袁世凯的善后借款和内债一样，北洋军阀这次
穷途末路的借款，除几笔铁路借款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毫无贡献。实际上
有理由认为，中国由于政府欠债（包括庚子赔款）而每年付出的数目大于它
每年得到的新借款。例如，C.F.雷默估计，在1902—1913 年期间，每年平均
付出0.892 亿元，在1913—1930 年期间，每年平均付出0.709 亿元，而在这
两个时期，每年的平均入款则分别为0.61 亿元和0.238 亿元。这样大的资本
“外流”必须被看成是从中国经济资源的一笔净提取，其影响可能是阻碍经
济增长。②
1928 年南京政府的建立，名义上带来了十年内战后的政治统一。在1928
—1937 年的九年中，中央政府对中国本土的财政控制所达到的程度，也许超
过了自清朝以来的任何时期。与1916—1927 年的军阀时代相比，无论是税收
或税收制度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关税自主是1929—1930 年恢复的，有着较高
① P.T.陈：《财政》，见《中国年鉴，1935—1936 年》，第1298—1299 页。
②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 年》，第366—369 页。
③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第697—698 页；柏井象雄：《近代中国财政史》第63—
64 页。
④ C.M.张：《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见《中国经济月报》，7.6（1934 年6 月）第233
—247 页。
①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23—147 页；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
料，1853—1927 年》，
第240—245 页。
② 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60 页。
税率的新关税增加了政府的岁入。1930 年，通过关税用金单位计征，将进口
税从以白银为计算标准改换成以黄金为计算标准，既保住了关税的真正价
值，又从下跌的银价方面增加了收益，从而减轻了巨大外债和内债还本付息
的困难。1928 年以前大量被地方占用的盐税，并入了国家财政体系。尽管仍
要转给各省，但盐税的相当大一部分成了中央政府实际上可以得到的。许多
（虽然不是全部）中央和地方的货物税合并成全国通行的统税，由中央政府
征收，以交换省里占用的田赋。基本上（虽不是完全）废除了厘金。1933 年
废两（旧的白银计算单位）改元，统一了货币，然后在1935 年以外汇储备作
为支持，采用现代纸币制度。这最后一项无意中被美国的白银收购所推动，
它使银价上涨，并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所需的外币储备。1935 年11 月，白
银收归国有；禁止把白银作为货币使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
纸币成为法定支付货币。政府试行年度预算，并大大改进它的征收和财政报
告工作。为了提出并实施财政改革和经济发展计划，举行了会议并任命了委
员。1931 年成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指导国家的经济“重建”工作。
但这时出现的这些成就，与过去相比给人的印象无论多么深刻，它们大
都仍然是肤浅的。由于是以应用于经济现代部分的间接税为基础，国民政府
的税收就受到产量增长缓慢的严重限制。无力对农业征税是在有潜力的税收
上加上难以克服的约束——从而是对政府计划的约束。关税、盐税和货物税
也许对小消费者太沉重，虽然税收的实际影响范围问题，是一个著名的难以
追究的问题；富有的人并没有纳很多税。掌握在各省手中的田赋既没有改革
也没有发展；它也同样把不相称的负担加在小农身上。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
策没有解决农业的根本问题，没有促进工业增长，没有有效地利用人民的政
治支持和心理支持努力使中国经济
表20 南京政府的收支报告，1928—1937 年（百万元和％）
第1 部分
1928-9 1929-30 1930-1 193.1-2 1932-3
元％ 元％ 元％ 元％ 元％
收入* 434 100.0 585 100.0 774 100.0 749 100.0 699 100.0
a.税收* 334 77.0 484 82.7 557 72.0 619 82.6 614 87.8
Ⅰ.关税179 41.2 276 47.2 313 40.4 357 47.7 326 46.6
Ⅱ.盐税30 6.9 122 20.8 150 19.4 144 19.2 158 22.6
Ⅲ.货物税33 7.6 47 8.0 62 8.0 96 12.8 89 12.7
Ⅳ.其他+ 92 ≠ 21.2 39 6.7 32 4.1 22 2.9 41 5.9
b.用借款弥补
的亏实
100 23.0 101 17.3 217 28.0 130 17.4 85 12.2
支出* 434 100.0 585 100.0 774 100.0 749 100.0 699 100.0
a.党4 0.9 5 0.9 5 0.6 4 0.5 5 0.7
b.政府* 28 6.4 97 16.6 120 15.5 122 16.3 131 18.7
c.军队210 48.4 245 41.9 312 40.3 304 40.6 321 45.9
d.借款和赔款
还本付息
160 36.9 200 34.2 290 37.5 270 36.0 210 30.0
e.其他x 32II 7.4 38 6.5 47 6.1 49 6.5 32 4.6
第2 部分
1933 1934-5 1935-6 1936-7
元％ 元％ 元％ 元％
收入* 836 100.0 941 100.0 1072 100.0 1168 100.0
a.税收* 689 82.4 745 79.2 817 76.2 870 74.5
Ⅰ.关税352 42.1 353 37.5 272 25.4 379 32.4
Ⅱ.盐税177 21.2 167 17.7 184 17.2 197 16.9
续表
第2 部分
1933-4 1934-5 1935-6 1936-7
元％ 元％ 元％ 元％
Ⅲ货物税118 14.1 116 12.3 150 14.0 173 14.8
Ⅳ其他+ 42 5.0 109II 11.6 211II** 19.7 121 10.4
b.用借款弥补的亏空147 17.6 196 20.8 255 23.8 298 25.5
支出* 836 100.0 941 100.0 1072 100.0 1168 100.0
a.党6 0.7 6 0.6 8 0.7 7 0.6
b.政府160 19.1 151 16.1 163 15.2 160 13.7
c.军队373 44.6 388 41.2 390 36.4 512 44.6
d.借款和赔款还本付息244 29.2 238 25.3 294 27.4 302 25.9
e.其他53++ 6.3 158II++ 16.8 217++ 20.2 178++ 15.2
*除1928—1929 年外，包括征税费用；不包括现金余额。
+印花税、省级汇款，政府企业利润，杂项。
≠6204 万元=各省征收的国税和直接支付的军费。
§主要从盐税中转给各省。
Ⅱ中央银行资本，2000 万元，1928—1929 年；7400 万元，1934—1935
年。
‖政府企业收入，1934—1935 年，6100 万元；1935—1936 年，6700 万
元；主要来自铁路，包括军事运输的价值。
**包括7800 万元的各种内部转帐。
++包括“建设费”，1933—1934 年，700 万元；1934—1935 年，2600
万元；1935—1936 年，8800 万元；1936—1937 年，5400 万元；其中一部分
可能投资于军需工业。
资料来源：财政部长的年度报告，见P.T.陈：《财政》，《中国年鉴，
1935—1936 年》，第1192—1237 页；《中国年鉴，1936—1937 年》，第587
—588 页；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第433—440 页。
从停滞中走出来。①到1937 年为止所得到的不大的收获，由于此后12 年的战
争和内战，由于政府对这些年中国人民作出的牺牲没有稍微作些补偿而烟消
云散。
表20 列出南京政府1928—1937 年间九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
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1938 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
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
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1931—1936 年期
间，仅占3.2—6％。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1929 年占8.2％，1933 年占14.3
％，1941 年占19.7％。②就国民收入而论，中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为数很小，
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经济的现代部分的有限规模，这
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政府税收的最大负担。
1929 年初，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财政控制，除海关外，仅在浙江、
江苏、安徽、江西、河南五省实行。这种局面后来有所改进，但中央政府在
1937 年以前从未达到对华北、西北和西南的完全支配。当然，全面战争爆发
后不久，政府主要依靠的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就沦入了日本人之手。
在1928 年6 月举行的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政府
正式把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北京政
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
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
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这一部分经济产生国民收入的65％。也放弃了对一种
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在这种制度下，有错误的土地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提供了全面说明。道
格拉斯·S.帕俄：
《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府财政》（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50 年）；《南京时期
的中国国家支出》，
见《远东季刊》，12.1（1952 年11 月），第3—26 页；《国民党与经济停滞》，见《亚
洲研究杂志》，16.2
（1957 年2 月），第213—220 页，不如扬格乐观。
② 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1789—1945 年》，第12 页。
记录和腐败的官吏使富人能够逃避公平的负担。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
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
1941 年，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未被占领地区，中央政府从各省手中收回
了田赋的管理权，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损失，答应给它们现金补助。
田赋征实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征借，在1942—1943 年和1943—1944 年分别为
中央政府提供了总收入的11.8％和4.2％，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央政府的
农业土地税收很快下降。战时的田赋征实确实使中央政府对粮食供应有了它
所追求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同时由于减少了政府向军队、公务人员和城市工
人供应粮食的直接开支，田赋征实还相当大地抑制了战时纸币发行的增长速
度。不过，在实行这个政策时并没有对旧的田赋制度的不公平作任何纠正，
当国内其他阶层大都被免除或能够避免类似的直接税时，个体小农却增加了
新的不公平的负担。①
几乎跟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一样——明治时期的日本和1949 年后的中
国是主要的例外——战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三项最重要的
税收是关税（关税自主权收回后，收入迅速增加）、盐税和货物税。如表20
所示，在这三项下的收入，占仍不稳定的1928—1929 财政年度总收支的55.7
％。在此后八年中，这个比例在最高81.9％（1932—1933 年）和最低56.6
％（1935—1936 年）之间变动，平均数为71.4％。平衡来自各种杂税、政府
企业的收入，而最重要的是来自借款。到1936 年10 月才进行引进所得税的
初步工作。1937 年战争爆发，阻碍了这个计划；所得税、遗产税和战时过分
利得税加起来从未超过政府总收入的1％或2％。给少数人，包括政府“知内
情者”在内带来巨大利益的投机商业和财务交易，在战争和内战期间从未真
正对之课税。战前国民党的财政政策主要依靠递减的间接税，尽管1937—
1949 年的收入中来自税收的愈来愈少，但间接税仍然占优势。
在战争爆发前，外国借款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中数字不很大。几笔比较
小的借款是30 年代借的，其中包括总数为2600 万美元的两笔美国商品借款，
和为修建铁路借的一些钱。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经济合作
署）的援助基金（当然不是借款）主要用于弥补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但没
有适当的计划或控制，对经济无甚裨益。1937 至1945 年间实际利用战时信
贷和租借法案合计约21.5 亿美元（美国18.54 亿；苏联1.73 亿；英国1.11
亿；法国0.12 亿）。这些钱部分以军需品和劳务的形式接受，部分则在战时
和战后时期跟政府积累的外汇（主要通过美国战时以高汇率购买当地货币得
到）一起，在徒劳地企图维持法币的对外价值中浪费掉了。①总之，外国信贷
和援助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了战争；但对战前或战后的经济发展毫无贡献。
表20 所示每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赤字，主要靠在国内举债来弥补，事实
上在1931—1932 年度以后，内债每年都超过赤字本身，因为有些收入在各种
帐目中是作为现金余额拥有的。在1927—1935 年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
38 种内债，票面价值16.34 亿元。①这种“一般用途”的举债之所以成为必
要，主要是由于政府大量的军费开支。起因于政治上无能为力，不能“打破
①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 年》，第64—65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
胀》，第140—144
页。
① 扬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 年》，第440—442 页。
①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0—375 页；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59—
468 页。
饭碗”，裁减中央和各省的军队；与共产党占据的苏区的战争费用增加；以
及1931 年后面临日本即将入侵，蒋介石军队需要现代化。
1931 和1932 年令人忧虑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严重地影响了上海的债券市
场。例如，财政部发行的以关税作担保的债券下跌，从1931 年1 月的62.90
元跌到12 月的26.60 元。预定在1932 年1 月偿还的内债约2 亿元，是1931
—1932 财政年度预期收入的1/3，而大多数内债应在五年内偿还。由于不可
能再借钱和面临拖欠的前景，银行和债券持有者被迫同意对内债实行整理，
所有债券一概改为年息六厘计算，延长还本年限约为以前的一倍。从1933
年开始，由于世界性萧条的影响，赤字的压力又出现了。如表20 所示，由于
军费增加，从1933 财政年到1935 财政年，借款总数每年上升。1936 年2 月，
进行第二次内债大整理，发行统一公债14.6 亿元。以之取代33 种期限和利
息不同的旧债，有五期用关税担保，年息6％，到期年限为12、15、18、21
和24 年。此外又发行新债3.4 亿元，到1936 年底，内债发行总数接近20
亿元。
发行如此大量的内债及其处理方法，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和上海银行界之
间有趣的共生关系，其中包括四大官方银行（农民银行设立于1933 年）。很
大一部分债券被银行吸收。例如，1936 年2 月，它们拥有未付债券总额的2/3。
除了少数例外，至少在1932 年以前南京政府的做法是，把债券寄存在银行作
为担保，预支相当于票面价值50—60％的现金。当债券公开发行并已有确定
的市价后，银行用原来预付款项和市价之间的差额向政府购买这些债券。虽
则大多数债券的发行价可能是98，市场上的最高牌价却从未超过80，有时跌
到30 或40。一种有根据的估计是，在1927 至1934 年间，发行债券12 亿元，
交给南京政府的现金大概相当于票面价值的60—75％。①因此，名义上的利
息是8.4—9.6％，财政部的实际负担则是12—16％，如果利息和本金如期偿
付，债券持有者一年可能赚到20—30％的利息。在1932 年的整理后，内债
的负担有所改进。到1932 年底，内债的平均收益率是15—24％，1933 年跌
到16.8％，1936 年跌到11.6％。②债券也被银行买去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这在1935 年的币制改革之后发展很快。公众对上海市场上政府债券的需求，
主要是为了投机而不是为了投资。由于公债的还本付息费用不断增长迫使政
府在1932 年和1936 年实行内债整理，通过降低利息和延长清偿期而对市场
有所震动。直到战时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抵销了国内公债——民国时期唯一真
正的“累进税”——向政府提供的这种信贷，一直对贷方大为有利。
求助于这种代价高昂的信贷，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的债权人，
控制现代银行系统的四家政府银行，是在政府个别要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既
利用这些机构搞政治阴谋，又利用它们在经济的私营部分谋取个人利益。在
30 年代，人们广泛相信，中央银行是孔祥熙的，交通银行是CC 系的，中国
银行是宋子文的，农民银行是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的。不过，个人的贪污是
不容易证明的。无论如何，比起把可以用于工业或商业投资的珍贵的资金用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9—510 页。1927—1947 年期间财政部的财政顾
问扬格，强烈反
对50—60％的较低估计，后者出现在伦纳德·G.廷的《中国的现代银行与政府财政和工业
》中，《南开社
会与经济季刊》，8.3（1935 年10 月），第591 页，以及别的地方，源自朱偰：《中国财
政问题》，第231—232
页。
②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99 页。
于现政府的军费开支或公债市场的投机来，贪污在经济后果上也许不那么重
要。
20 世纪的中国银行系统可悲地未能起到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建立信用的
作用。第一，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不发达。虽然从1928 至1937 年有128 家新
银行开业，在1937 年中国有164 家现代银行和1597 家支行，但它们大都集
中在沿海各省的主要城市（在1936 年，仅上海就有58 家总行和130 家支行）。
在内地的农业地区，现代银行业机构极少，并从来不曾去适应农民经济的信
贷需要。在20 年代和30 年代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本来可以作为银行系统和
农民之间的中介人，但它们在数量上无足轻重，并倾向于把它们的大部分信
贷给予那些较富裕的农民，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别的地方以相当低的
利息借到钱。幸存下来并在30 年代兴旺过一阵的钱庄，倾向于只向当地商业
提供资金。至于条约口岸的外国银行，它们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包括富有的
中国人的大笔存款，它们主要的业务是为外贸提供短期资金和外汇投机。
但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确曾有过发展的中国现代
银行系统，被歪曲成为一种为总是欠债的政府提供资金的工具。主要的现代
银行的资本和储备，从1928 年的1.86 亿元增加到1935 年的4.47 亿元。同
一时期的存款从11.23 亿元增加到37.79 亿元。增额中有许多是来自“四大”
政府银行的增长。1928 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有资
本和储备6400 万元，或总数的34％；到1935 年，数字是1.83 亿元，或总
数的41％。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5.54 亿元，或占1928 年存款总额的49％；
到1935 年它们是21.06 亿元，或总额的56％。到1935 年底，政府掌握1.46
亿元，或10 家银行（包括四家政府银行）资本的4/5。这是总资本的49％和
全部现代银行总资产的61％。其他最主要的私人银行都在“四大”银行的控
制或影响之下，许多互相关连的董事会把主要的地区银行集团、政府银行、
钱庄组织，以及它们所投资的保险业、商业、和工业企业拴在一起。省银行
中最大的广东省银行，拥有全省和地方银行总资产的40％，与中国银行有密
切的关系。政府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合作，便于满足财政部借钱的需要，但也
把资金从私营生产和商业转移走了。此外，建于1928 年的中央银行在货币供
应和信贷方面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它基本上是一种为政府的债
务提供短期资金的工具。①
总之，这是由四家政府银行统治的一个集中化的银行结构，它所代表的
银行资产的集中同以“经济控制”为特点的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思想的总目标
相一致。不过，这种控制所指向的目标，主要地不是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
30 年代，银行给政府提供信贷被用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上——在南京政权看来
这是头等大事。尽管许多中央和省级政府机关忙于制定计划，但没有剩下多
少发展经费。
即使根据公开出版的1928—1937 年的资料（它不可能泄露政府军事费用
①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121—196 页；宫下忠雄：《论中
国银行系统》，
第103—221 页；德永清行：《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第235—350 页；安德烈亚·李·麦
克尔德里：《上
海的钱庄，1800—1935 年》，第131—185 页。到1934 年底只有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是政
府完全控制的。
南京拥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份的20％，在任命关键人员时具有某种影响；但这两家
银行表现出相当
大的独立性，有时侯还反对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35 年3 月，在一次由财政部长孔祥
熙执行的经周密
计划的突然行动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收归国有”。
的总数），年支出的40—48％被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公债和赔款的还
本付息加起来——大多数借款出于军队的需要——占每年总支出的67—85
％。“政府”开支中一个过大的部分，是征税的费用——例如，1930—1931
年占1.2 亿元中的6000 万元，1931—1932 年占1.22 亿元中的6600 万元。
公共工程的拨款很少，福利开支几乎不存在。
虽然政府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但上述的收支模式倾
向于对经济发展和国民党政府的稳定都产生一种消极影响。在30 年代，军费
开支可能从未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当然是真的——1933 年是国
内生产总值的1.2％。逼近的日本威胁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此外，军事支出
可能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经济副产品：道路修建起来，农民士兵学会开动与维
修简单的机器，某些工业得到发展（例如化学与军需工业），等等。因此，
“过于庞大的军队”这个用语也许部分地反映了新闻界对国民政府从其他方
面来看完全应得的恶评。但是从实际效用而不是从潜在财政资源来看，这样
说也是对的，即本可用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投资或消费的经济资源，被南京
政府抽出来作为军费花掉了，而结果既未平息国内的混乱也未挡住日本人的
侵略。由于普遍实行递减的间接税，内债的还本付息有将真正的购买力从低
收入阶层转移到少数富有的投机者之势。由于内债收入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和
旧债的还本付息，而债券持有者阶级喜欢的是投机而不是生产投资，内债并
不导致目的在于增加商品产量的公家与私人的支出，以补偿递减的国税结构
加给中国全体居民的负担。此外，对私营工业的企业家来说，信贷总是短缺
的。30 年代的情况是，银行付定期存款8—9％的利息，用这些定期存款购买
政府债券，致使银行贷款的利息必然高到不可能向私营工商业和农业提供大
量资金。
在战前的最后两年，已经出现了轻度的通货膨胀势头，部份
表21 纸币发行与物价指数1937—1948 年
已公开发行的纸币+ 物价指数≠
年份* （百万元） （ 1937 年1 — 6 月=100 ）
1937 2060 100
1938 2740 176
1939 4770 323
1940 8440 724
1941 15810 1980
1942 35100 6620
1943 75400 22800
1944 189500 75500
1945 1031900 249100
1946 3726100 627210
1947 33188500 10340000
1948 374762200 287700000
*在每个日历年的年底，除去1948 年，该年的数据分别为6 月和7 月的。
+1937—1944 年：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 年》，第435
—436 页。1946—1948 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
1950 年》，第374 页。
≠在每年年底，除去1937 年（1 月—6 月的平均数）和1948 年（7 月）。
1937—1945 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扬格：《中
国与援助之手》，第435—436 页）；1946—1947 年：全中国；1948 年：上
海（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72—373 页。）
地归因于1935 年的币制改革之后，货币供应能够容易地增加。不过，与始于
1937 年战争爆发终于1948—1949 年国民党政府货币体系彻底崩溃的通货膨
胀相比，这就不算什么了。中国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无限地发
行钞票来弥补继续不断的财政赤字。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日本人在战争的第
一年中占领了中国最富饶的省份，也不能否认发行钞票支持了八年抗战和三
年内战。但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面对危险而没有做出对制止通货膨胀
有意义的事，在1937—1949 年令人惊奇地继续执行一种经济政策，它在1937
年以前就已经是有缺陷的了。①表21 列出1937 至1948 年纸币发行的增长和
飞涨的物价指数。直到1940 年为止，通货膨胀仍然是缓和的，并且大都限于
较为敏感的城市经济部分。但该年的欠收、1941 年全年粮食生产的继续下降
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引发了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1940 至1946 年，中国
后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300％以上。1945 年秋日本投降后物价在短时间内
猛跌，但从1945 年11 月到12 月，物价指数开始以空前的速度上升。在1948
年8 月当新的金圆券发行时，有一个暂时的停顿，然后趋于暴涨。
在战争时期，政府的实际收入和支出都猛烈下降，不过，收入比支出的
下降要大得多。战前最大的税收来源关税，在日本人迅速占领中国沿海省份
后便失去了。随着国民党控制的领土的收缩，货物税和其他税收的收入自然
也跟着下降。在支出方面，偿付内债本息的实际费用由于通货膨胀而急剧减
少，而由关税和盐税担保的外债到1939 年初暂停支付。军事开支跟1937 年
以前一样，是主要的政府支出。特别是从1940 年起，蒋介石一方面准备长期
抗日，一方面准备战后跟共产党算总帐而大规模扩军。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军
队有500 万人，消耗掉政府战时支出的70—80％，装备和管理都不好，由于
过度征募农村劳动力当兵，也许已经促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又由于这些军队
集中在中国后方较大的城镇附近，就极大地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跟战前
一样，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既未相应地促进中国的国防，也未促进国民党政府
的稳定。当内战在1947 和1948 年变得激烈时，军事需求在政府领袖的支持
下破坏了对节节上涨的支出的一切控制。
也是遵循战前的模式，战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征税筹款，而这些税主要
是递减的间接税。（一个例外是上面讨论过的战时田赋征实；不过，这使穷
苦农民所受的打击比富人沉重得多。）特别是不设法向那些利用通货膨胀大
发横财的企业家和投机家征税。1945—1946 年，在抗战结束和内战开始之
前，当政府回到从前的敌占区时，中间的间歇无论多短，出现了一个实行彻
底而公正的税收改革以弥补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机会，但没有抓住它。
不过，战时和战后的政府支出不是靠税收而主要是靠银行预支筹款，从
而导致纸币发行的不断增加。卖公债，即使是强制分配，以1937—1945 年来
① 关于战时和战后的财政和通货膨胀，见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和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 年》。
说，只及累积赤字的5％，而在1946—1948 年间还要少。在1942 年把发行
纸币的专有权交给中央银行以后，甚至连把债券存入银行作为预支担保的手
续也免了。为弥补通货膨胀的影响和维持法币的国际价格而采取的出卖外汇
或黄金以及战后进口货物等办法，只起到耗尽这个国家积累的外国资产的作
用，在打败日本人之后，这些资产本来是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
当然，通货膨胀是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赤字引起的过度货
币需求造成的。在战争时期，后方消费品工业的产量有程度有限的增长，但
绝对数量不足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消费品大多是私营的小公司生产
的。对照之下，投资于生产资料工业的，主要是政府或半官方机构。大体上
跟战前一样，没有有效的政策，使珍贵的资金用于最紧要的需求。总之，战
时在内地发展起来的小工业基地，当政府迁回中国沿海时实际上被抛弃了。
对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的收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所抱的希望，被事
实残酷地粉碎了：苏联从满洲搬走主要的工业设备；共产党控制下的华北农
村的许多地区拒绝向上海的纱厂供应原棉；全国资源委员会和接收敌伪公司
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无能和腐败；在战争结束时，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计
划来分配可以利用的外汇资源；国民党政府跟1937 年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控
制投机、改革税收结构和充分重视发展的经济投资无所作为。
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
即使在20 世纪，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是相对小
的。在对各个性质不同的部门的考察中必须计及西方和日本经济冲击的影
响，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是外国人所达不到的。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1902—1936 年
表22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投资类型1902 1914 1931 1936
直接投资503.2(64) 1067.0(66) 2493.2(77) 2681.7(77)
中国政府的债务284.7(36) 525.8(33) 710.6(22) 766.7(22)
向私人参0.0 17.5(1) 38.7(1) 34.8(1)
与者放款—— —— —— ——
总计787.9(100) 1610.3(100) 3242.5(100) 3483.2(100)
资料来源：侯继明：《1840—1937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
第13 页，这个资料又是根据C.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东亚研究所
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
根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数到1936
年曾达到34.83 亿美元，从1902 年的7.33 亿美元开始增长，1914 年为16.10
亿美元，1931 年为32.43 亿美元（表22）。按人口平均——以1914 年为4.3
亿，1936 年为5 亿——这两年的数字分别为3.75 和6.97 美元。这些按人口
平均的金额明显地小于别的“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例如，在1938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债权国投资，1902—1936 年
表23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1902 1914 1931 1936
英国260.3(33.0) 607.5(37.7) 1189.2(36.7) 1220.8(35.0)
日本1.0(0.1) 219.6(13.6) 1136.9(35.1) 1394.0(40.0)
俄国246.5(31.3) 269.3(16.7) 273.2(8.4) 0.0
美国19.7(2.5) 49.3(3.1) 196.8(6.1) 298.8(8.6)
法国91.1(11.6) 171.4(10.7) 192.4(5.9) 234.1(6.7)
德国164.3(20.9) 263.6(16.4) 87.0(2.7) 148.5(4.3)
比利时4.4(0.6) 22.9(1.4) 89.0(2.7) 58.4(1.7)
荷兰0.0 0.0 28.7(0.9) 0.0
意大利0.0 0.0 46.4(1.4) 72.3(2.1)
斯堪的纳
维亚0.0 0.0 2.9(0.1) 0.0
其他0.6(0.1) 6.7(0.4) 0.0 56.3(1.6)
—————— —————— —————— ——————
总计787.9(100.0) 1610.3(100.0) 3242.5(100.0) 3483.2(100.0)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 页。
年，印度是20 美元；拉丁美洲是86 美元；非洲不包括南非联邦是23 美元。
一个特定年份的人均外国投资额也许不是最能说明该投资意义的尺度。不
过，可以得到的资料不许可对年度资本流入数字作任何精确的估计，以与国
民收入和国内投资相比较。非常粗略地估计，30 年代初的私人外国净投资略
小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约占总投资的20％。①就是说，总数很小，但
不是没有意义。
雷默的数据表明，在1902—1931 年间，当年度新投资的资本流入小于政
府贷款的还本付息的支付和外国商业投资的利润时，就有实际上的资本净流
出。①不过，如表27 所示，华侨寄回国的汇款大于这个流出，所以总的来说
有一个资本流入，这种流入加上硬币支付，为中国继续不断的入超提供了资
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总值的增长，除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外，似乎是
由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把他们的利润进行了再投资。事实上，有些“外国”汇
款从来没有离开中国，而是被直接付给了在上海或香港的外国债权人，他们
把相当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设置在几个条约口岸的企业。怡和洋行从19 世纪
30 年代的一个小代理店在一个世纪中发展成为在中国有许多工业和金融产
业的最大的贸易公司，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工商企业投资
表24 百万美元；括号内百分数）
1914 1931 1936
进出口贸易142.6(13.4) 483.7(19.4) 450.2(16.8)
银行和金融6.3(0.6) 214.7(8.6) 548.7(20.5)
运输
(铁路和航运) 336.3(31.5) 592.4(23.8) 669.5(25.0)
制造业110.6(10.4) 372.4(14.9) 526.6(19.6)
矿业34.1(3.2) 108.9(4.4) 41.9(1.6)
交通和公用事业23.4(2.2) 99.0(4.0) 138.4(5.1)
地产105.5(9.9) 339.2(13.6) 241.1(9.0)
杂项308.2(28.9) 282.9(11.3) 65.3(2.4)
———— ———— ————
总计1067.0(100.0) 2493.2(100.0) 2681.7(100.0)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 页。
在1931 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并开始对它的发展大量投资之前，最大的投资
者是英国（见表23）。英国的直接投资分别占1914 年和1931 年英国总投资
的66％和81％；在1931 年约有一半用在与外贸直接有关的领域，21％用在
房地产，18％用在制造业，5％用在公用事业，2％用在矿业，3％用在杂项。
① 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
经济》，第28—
30 页。
①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70—171 页。
当1905 年日本在南满站稳脚跟后，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迅速增加。日本的直接
投资（占1931 年总投资的77％）主要在运输业（南满铁路）、进出口贸易、
制造业（主要是棉纺业）和矿业。俄国的投资几乎全部用在中东铁路上，这
条铁路在1935 年卖给了日本。 ①
直接商业投资是1914、1931 和1936 年外国总投资的66％、77％和77
％。出现的差额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借款。侯继明对雷默和东亚研究所（表24）
的数据的再核算，表明1931 年这种直接投资的分配如下：进出口贸易19.4
％；铁路16.0％；制造业14.9％；地产13.6％；银行和金融8.6％；航运
7.8％；矿业4.4％；交通和公用事业4.0％；杂项11.3％。从这些数字马上
就可以看出，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的典型模式相比照，在中国
的外国资本很少进入以出口为方针的实业，如矿业或种植业。甚至在满洲，
日本对农业的投资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样一些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或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
西亚——外国资本实际集中在出口型实业上，结果是接受者经济的片面发
展，它使一种或多种农业或矿业的出口产品专门化，这些产品的市场对外国
的经济周期极端敏感。此外，这种“殖民地”模式的外国投资，据说加强了
本地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是这种商业化农业的主要受益者。不过，他们没
有把不断增加的收入投入工业发展，而是跟过去一样，储藏在本国（土地的
积聚，港口的房地产），现在是更安全地储藏在国外（存入外国银行或购买
外国证券）；和用于奢侈品消费（入超）。出口型实业发展的结果把本地资
本吸引到中间的第三活动范围，如外国公司的附属小行业，据说其后果是把
可以更有成果地使用的人才和资本抽走了。在很有限的地区，如东南沿海和
广州附近，上述现象可以在较小规模上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因外
国资本而作重大调整，从而没有把它的命运拴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
上。
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地理分配，1902、1914、1931 年
表25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1902 1914 1931
上海110.0(14.0) 291.0(18.1) 1112.2(34.3)
满洲216.0(27.4) 361.6(22.4) 880.0(27.1)
中国其他地方177.2(22.5) 433.1(26.9) 607.8(18.8)
未分配的284.7(36.1) 524.6(32.6) 642.5(19.8)
———— ———— ————
总计787.9(100.0) 1610.3(100.0) 3242.5(100.0)
资料来源：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73 页。
1931 年以前，直接投资大量集中在条约口岸，特别是上海，如表25 所
示。日本人在30 年代努力把满洲发展成一个工业基地，上面已讨论过了；外
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所占份额，表9 和表10 中有提示。在许多评论者看来，
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这常常等于控制）应对中国现代工业发
①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22 页。
展的受阻负主要责任。用这种观点看，中国公司根本无法同外国公司竞争，
因为后者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技术和管理，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不
受中国官场的劫掠。与这种“压迫论点”相反，侯继明指出，在1937 年以前
的那些年里，华资现代企业不但没有被挤垮，而且在现代部分中保持一个“非
常稳定”的份额。①虽然可以
表26 对外贸易额和指数，1912—1936 年
时价计算额* 贸易总
额指数
数量指数
1913=100
净
入口
净
入口入超1913=100 入口出口
进出口交换
比率( 进口
价出口价)
1913=100
1912 473 371 102 86.7 82.8 103.8 112.9
1913 570 403 167 100.0 100.0 100.0 100.0
1914 569 356 213 95.1 91.6 83.8 103.3
1915 454 419 35 89.7 70.3 96.5 104.8
1916 516 482 34 102.5 73.7 102.3 104.6
1917 550 463 87 104.0 73.4 108.3 123.4
1918 55 486 69 106.9 66.1 10.5 128.4
1919 647 631 16 131.3 75.4 140.0 134.1
1920 762 542 220 133.9 75.9 119.3 155.6
1921 906 601 305 154.8 94.7 126.9 142.3
1922 945 655 290 164.4 112.6 130.5 117.7
1923 923 753 170 172.2 108.5 137.3 109.1
1924 1018 772 246 183.91 119.6 136.6 105.4
1925 948 776 172 177.1 109.9 132.9 103.5
1926 1124 864 260 204.2 130.5 141.1 98.6
1927 1013 919 94 198.4 154.1 108.6
1928 1196 991 205 224.6 131.5 156.1 100.4
1929 1266 1016 250 234.4 139.9 149.2 93.1
1930 1310 895 415 226.5 131.0 131.1 102.5
续表
① 同上书，第138—141 页。
时价计算额* 贸易总
额指数
数量指数
1913=100
进出口交换比率
(进口价出口价)
净入口净出口入超1913=100 入口出口1913=100
1931 1433 909 524 240.7 129.9 136.5 116.0
1932 1049 493 556 158.4 106.0 100.8 128.6
1933 864(1346) 593(612) 471(734) 129.1 97.5 124.7 142.7
1934 661(1030) 344(536) 317(494) 103.2 85.1 118.6 136.1
1935 590(919) 370(576) 220(343) 98.6 83.6 126.7 122.9
1936 604(942) 453(707) 151(235) 108.6 77.9 125.6 109.4
*单位：百万海关两；从1933 年起，价值用元计算，如括号内所示。
资料来源：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
第23—24、274—275 页；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
第259 页。
辩解说，没有外国公司的竞争可能发展得更快，但这决不意味着，没有对外
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外在冲击”，中国19 世纪的现代前经济有能力走上发展
的道路。①
除了铁路建设和工业借款外，很难说中国政府借的外债对中国经济有什
么好处。这些外债相对高的还本付息费用（利息、贴现、佣金）超过了从中
得到的小利益。对1912—1937 年间举借的外债根据借债目的所作的一个分
析，似乎支持外债对经济无用的结论。②约占外债总数的8.9％（用1913 年
的物价计算）是为军事目的和偿付赔款借的。另外有43.3％指定用于一般行
政目的，主要就是外债的付息。虽然占36.9％的铁路借款是一笔潜在的生产
投资，但它的用途受到地方性内战和动乱以及借款合同条款的限制，后者通
过划定范围阻止有效的集中管理，几条铁路各自为政，从而不能联营或得到
统一管理的其他好处。电话和电报借款是占10.8％的工业借款中最大的一部
分。
鉴于缺乏有用的国民收入数据，对民国时期的外贸交易额与国民收入之
间的比率只能作粗略的估计。1933 年，这年的国内产值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估
量，进口和出口的价值加起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不过，这是在外贸
不算少的满洲丧失之后，并且在大萧条开始之后。在20 年代后期，中国的对
外贸易可能略大于国民收入的10％。这是一个相对低的比例，但在国际上比
较，从中国的幅员、发展的水平、与主要海运路线的距离、丰富的资源和巨
大的国内市场来看，并不算反常。表26 列出1912—1936 年中国对外贸易的
价值与指数。
以当时物价计算，从19 世纪80 年代到1900 年，进口和出口都有缓慢的
增长，从1901 到1918 年增长加快，然后从1919 到1931 年，增长速度明显
加快。按数量而不按价值估量，贸易的增长就不那么快。在19 世纪的最后
① 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39—40 页。
②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29 页。
20 年，进口相当稳定；从
表27 国际收支差额，1903、1930、1935 年（百万元）
1903 1930 1935
经常性付款
商品进口492 1965 1129
硬币进口58 101 —外
债还本付息69 111 108
中国的海外支出7 3 55
外国企业的汇款和其他利润35 227 55
—— ——— ——
总计661 2417 1347
经常性收入
商品出口374 1476 662
硬币出口51 48 357
外国在中国的支出81 218 150
海外的汇款114 316 260
—— —— ——
总计620 2058 1429
资本收入
外国在中国的新投资42 202 140
未予说明的-1 -157 222
资料来源：李卓明：《国际贸易》，载H.F.麦克奈尔编：《中国》，第
501 页。
1900 年起有一种稳定的上升趋势，只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中断，我们已经
指出，这次战争使中国工业有某种发展的余地。大约从1907 年起，出口稳定
地增长。可利用的数据表明，简单进出口交换比率的趋势对中国不利（见表
26），但这仅对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的程度有意义，这种联系是对外贸
易发展的结果。对中国来说，这种联系不像对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那么
重要。
表28 对外贸易的结构（现值百分比）
1913 1916 1920 1925 1928 1931 1936
进口
棉制品19.3 14.1 21.8 16.3 14.2 7.6 1.5
棉纱12.7 12.4 10.6 4.4 1.6 0.3 0.2
原棉0.5 1.6 2.4 7.4 5.7 12.6 3.8
米和麦3.3 6.6 0.8 6.8 5.7 10.6 4.1
面粉1.8 0.2 0.3 1.6 2.6 2.0 0.5
糖6.4 7.1 5.2 9.5 8.3 6.0 2.2
烟草2.9 5.8 4.7 4.1 5.1 4.4 1.8
纸1.3 1.8 1.9 2.0 2.4 3.2 4.1
煤油4.5 6.2 7.1 7.0 5.2 4.5 4.2
石油— 0.2 0.4 0.9 1.4 1.8 4.1
运输材料0.8 4.0 2.6 1.9 2.3 2.3 5.6
化学药品、染料和颜料5.6 4.1 6.4 5.6 7.5 8.0 10.8
铁、钢和其他金属5.3 5.1 8.3 4.7 5.4 6.2 13.2
机器1.4 1.3 3.2 1.8 1.8 3.1 6.4
其他一切34.2 29.5 24.3 26.0 30.8 27.4 37.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出口
丝和丝制品25.3 22.3 18.6 22.5 18.4 13.3 7.8
茶8.4 9.0 1.6 2.9 3.7 3.6 4.3
豆和豆饼12.0 9.3 13.0 15.9 20.5 21.4 1.3
种子和油7.8 8.4 9.1 7.9 5.8 8.4 18.7
蛋和蛋制品1.4 2.6 4.0 4.3 4.4 4.1 5.9
生皮、皮革和毛皮6.0 6.0 4.3 4.0 5.4 4.1 5.7
矿石和金属3.3 6.3 3.2 2.9 2.1 1.6 7.7
煤1.6 1.2 2.3 2.6 2.9 3.0 1.6
棉纱和棉制品0.6 0.8 1.4 2.0 3.8 4.9 3.0
原棉4.0 3.6 1.7 3.8 3.4 2.9 4.0
其他一切29.6 30.5 40.8 31.2 29.6 32.7 4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2、34
页。
表29 对外贸易在贸易伙伴中的分配（现值百分比）
1906 1913 1919 1927 1931 1936
进口自：
英国18.4 16.5 9.5 7.3 8.3 11.7
香港33.8 29.3 22.6 20.6 15.3 1.9
日本和台湾14.3 20.4 36.3 28.4 20.0 16.3
美国10.4 6.0 16.2 16.1 22.2 19.6
俄国0.1 3.8 2.1 2.2 1.7 0.1
法国1.0 0.9 0.5 1.4 1.5 2.0
德国4.0 4.8 — 3.8 5.8 15.9
其他18.0
──
18.3
──
12.8
──
20.2
──
25.2
──
32.5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出口到：
英国5.6 4.1 9.1 6.3 7.1 9.2
香港35.0 29.0 20.8 18.5 16.3 15.1
日本和台湾14.1 16.2 30.9 22.7 27.4 14.5
美国10.9 9.3 16.0 13.3 13.2 26.4
俄国7.9 11.1 3.4 8.4 6.0 0.6
法国10.7 10.1 5.4 5.6 3.8 4.3
德国2.4 4.2 — 2.2 2.5 5.5
其他13.4
──
16.0
──
14.4
──
23.0
──
23.7
──
24.4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0、48
—49 页。
在民国的所有年份，跟19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对外贸
易以入超为特点，经常帐户结余始终是入超。中国支撑商品入口超过商品出
口的能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华侨年复一年地流回本国的汇款，以及新
的外国投资。不过，一切可以得到的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差额的估计，即使在
汇款和投资都考虑到以后，都包括一个相当数目的“未予说明的”项目。
表27 中对1903、1930 和1935 年的估计，是分别由H.B.莫尔斯、C.F.
雷默和中国银行作出的。
在19 世纪中叶，中国的主要出口货是丝和茶。它们在1871 年占出口总
值的92％，在19 世纪80 年代降到80％，1898 年降到50％，自那以后继续
下降如表28 所示。在20 世纪中，虽然仍以自然资源产品为大宗，但中国的
出口相当多样化了。新的主要出口货是大豆及其制品，主要产于满洲。愈益
重要的还有出口日本的铁矿石和煤，以及日本人在中国的纱厂运往日本的棉
纱。
鸦片是最重要的进口中国的货物，直到19 世纪90 年代它才被棉布和棉
纱超过。大约在1900 年，棉布和棉纱构成进口总值的40％。中国华资棉纺
厂和外资棉纺厂的发展，导致棉纺织品进口的下降。为了供应这些新纱厂，
中国变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原棉进口国。到1936 年，国内的棉花生产差不多可
以满足需要；但在1945 年以后的时期，原棉再度严重短缺，这说明了农业生
产的下降和内战对运输的破坏。大体上，工业原料和装备在进口总值中的比
例稳定但缓慢地增长，而这样一些消费品如棉织品、烟卷和火柴则下降。在
20 年代末和30 年代初，大米、小麦和面粉在进口货中曾上升到重要地位，
但随着1935 和1936 年的经济复苏又下降。农村特别是城市的人口增长，停
滞的农业产量，落后的运输，使得供应中国城市人口的任务始终是一个难题。
表29 列出中国和其主要供货人和买主的贸易的比例。在1906 和1936
年间，贸易渐渐多样化，如分配到“其他”项目的百分比的增长所示（从香
港进口的急剧下降，是1932 年实行新的发货票规定的结果，这种规定想要确
定经过香港运往中国的货物的真正来源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是中国的主
要贸易伙伴。日本贸易在满洲和华北居支配地位，在南方最小。英国与此相
反。美国贸易在30 年代中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集中于华中。1931 年后日
本份额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测量“满洲事件”后中国人抵制效果的尺度。
剩下的问题是上述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影响。我
们曾明确指出，这些影响总体上比在其他许多“不发达”经济中小得多。但
在许多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看来，它们对形成中国现代史的过程是最为关键
的影响。我们认为，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外国对20 世纪中国复杂的总影响中
分离出纯粹的经济因素。①中国因近代与西方的相遇而改变了，正是获得经济
利益的希望首先把外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带到了中央王国。外国的经济活动，
对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形成一个华资和外资企业的贸易与制造业的小小现代部
门，起了主要作用。但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顶多不过是出现了一
种“局部的发展”。外国对现代经济部门的主要作用，建立在强制的低关税
和治外法权的特权上，受到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的支持，并得力于从赔
款和偿还给外国债权人的借款中吸吮资本。但所有这些对中国经济的停滞只
应受到部分的责难。过此就是掩盖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
西方冲击的最深刻的后果，它几十年来阻挠一种有能力替换过去的儒家帝国
模式、并利用现代工业技术所固有的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新的政治一体化的出
现。
中国的经济，至少在本章所涉及的年代，在中国历史戏剧的展开中没有
占据舞台的中心。它只是配角中的一个——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
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的组织者的吩咐。
① 见本书第3 章，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
第3 章 外国在华的存在
外国在民国初期扎下根来，这表现在许多方面：领土、人民、通过条约
或单方面要求取得的权利、武装力量、外交、宗教、商业、新闻业、海盗般
的冒险以及种族的态度。本文在下面将扼要地论述外国人对中国的政体、经
济、社会和心态进行冲击的各主要形式的一些方面。外国的存在在生理、智
力和精神方面引起的结果仍不是本文所能总结的范围。
外国的网络体系
不像印度、东南亚（泰国除外）和非洲的大部分地方，中国没有被在19
世纪后半期强行进入虚弱的清帝国的外国列强所瓜分和统治。中国太大，任
何一个强国不能独吞；它似乎又是极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战利品，不可能进行
满意的分脏。结果，中国的主权受到损害，但是它从来没有濒于消灭。外国
人始终承认存在他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中央或地方的中国权力。但是，在
中国领土的一些地方，为了外国要求者的利益，以及由于过于虚弱的中国无
力拒绝的要求，那种权力正式地被削弱甚至放弃了。这些地方是形式不同的
条约港口、租界、租借地和列强的势力范围。
条约港口
“条约港口”（treaty port）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名词。“港口”的精确
界说是一件引起争议的事，因为授予外国人以居住权和贸易权的南京条约
（1842 年）的英文本更广义地写成“cities andtowns”（城和镇）。但是，
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是海港，这是没有问题的。到1893 年，增辟
了28 个地方进行对外贸易，在1894 至1917 年又增辟了59 处，在1917 年总
数达92 处。其中有的是内地城市或在中国陆上边境的一些地方；另一些是沿
海港口或满洲的铁路交叉点；许多增辟的地方则是长江或西江江畔的港口。
总起来，他们通称为商埠。从法律上说，开放对外通商的港口分为三类：“条
约港口”本身，即由于某项国际条约或协定而开辟的港口；中国政府无条约
义务而自愿开辟的“开放港口”；“停靠港”，外国轮船获准在那里登岸或
载运乘客，并在某些限制下载货，但是外国人不得在那里居住。到了1915
年，这92 处中只有48 处保持海关关卡，这个事实说明，许多地方在中国的
国际贸易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在“条约港口”本身，中国的主权在两个重要方面被削弱了：首先，外
国国民在其领事的治外法权的管辖下，在这些地方可以居住，拥有财产和从
事工商业（而且可以带护照在内地旅行，但在法律上除传教士外，不能在内
地居住）；其次，在某个条约港口已经卸下的外国货，付了一次进口税（按
照中国不能控制的关税税率）后，如果再要转运到其他条约港口，就不必再
缴税。缔约列强强迫中国政府把这种关税特权扩大到自愿开辟的港口。但是
后一种港口在以下一点有别于那些有“租界”的条约港口，即中国的地方官
保留了市政和治安的全部控制权。
有16 个条约港口设有外国的租界，即专门为外国居民设立
中国1920 年前后的外国“势力范围”
的特区，其中地方的行政（警察、卫生、道路、建设管理等等）都由外国人
管理，财政收入是外国当局所征收的地方税。例如，天津、汉口和广州的外
国人居住区为“租界”。在这些地方，中国政府征用或者买下整个区，然后
永久地租给特定的列强（在天津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比利
时、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在汉口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在广
州租给英国和法国）。租借国的领事常常得到工部局的支持，是每个租界的
主要官员，通过他们，外国人个人可以转租到特定的产业。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根据条约专门划给外国人居住和经商、但不
租给有关列强的若干地区组成。中国当局把地契发给向原来的中国拥有人购
地的外国人。地契然后在外国领事馆登记，而领事馆实际上发给一种地契保
证书，以使土地的转让更加确定，同时又提高了每一项产业的价值，从而有
利于外国的律师、传教士及其他人士，这些人作为受托的拥有者，从中取得
了巨额收入。在法律上，中国人不准在租界内拥有土地，不过事实上，许多
人通过外国人的代理都做到了这点。在上海的租界内，大量的土地由中国人
直接拥有，所有权从来没有转让给外国人。
通过外交使团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这是在中国为取得结果而采用的正
规的合法手段），公共租界这块原来是英美租界的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地区（见
第10 卷第238—239 页，即其中译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58—259
页），在1893 年扩展到2.75 平方英里，在1899 年扩展到8.35 平方英里。
原来面积为0.26 平方英里的法租界，经过1881、1900 和1914 年几次扩展，
扩大到3.9 平方英里。1915 年的努力以及后来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北京的英
国公使所作的几次努力，企图为公共租界划进更多的土地争取正式批准，但
它们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此时它开始对要求废除所有外国租界的民族
主义情绪作出反应。但是，通过发展和占有邻近的土地（先是造租界外的道
路，然后是铺自来水总管道和电缆，最后是征税和行使警察的权力），事实
上在外国控制下的“越界筑路区”，在1916 至1925 年期间有了相当大的发
展。
在上海租界，通过外国领事颁布一系列“土地章程”的手段，排他性的
外国市政当局精心地设立了。中国人在同意1842、1843 和1858 年的条约时，
没有想象到这种市政发展，但是，当外交使团提请北京正式批准时，北京不
得不作为既成事实而接受。使团有时，如在1898 年大大地修改了上海的计
划。1898 年的土地章程是1928 年华人代表获准参加工部局以前，公共租界
“宪章”的最后一次修正。它们提供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大班寡头政治”，
但是拥有的正式自治权比它寻求的要少，因为每年纳税人会议的决定依然要
得到上海的领事使团和北京的外交使团的批准，而上海工部局的权力名义上
是受限制的。工部局与领事使团及外交使团之间的摩擦屡见不鲜，有时是公
开的。可是实际上，虽然这两个使团可能批评其上海居民对中国地方当局颇
为盛气凌人的态度，但通常是支持这种态度的。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形式上只是纳税人会议的执行机构，逐步地扩大了
权限，取得了行政的广泛权力，其中包括向中外居民征税和维持治安的权力。
（除了土地税——因为土地在中国领土内——和关税外，中国不向上海的租
界征税）。工部局的九个成员只能由外国选民选出，选民拥有土地的价值不
得少于500 两，或者每年至少付租500 两。他们在民国初期稍多于2000，不
足外国人总人数的10％。纳税人会议如没有非常重大的事项，到会的人常常
很少，选入工部局在一定程度上由一个核心小圈子操纵，主要是英国人，代
表工商界的利益。公共租界的市政雇员绝大部分是英国人（在20 世纪20 年
代初期为雇员总人数1076 人中的965 人，还不包括在巡捕房中的792 名锡克
人），所有主要部门——卫生、公共工程、电力、垃圾处理、财政、救火会、
商团和工部局的秘书班子——的头头也是一样。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主权保持完整，但实际上，租界是外国人自行治理
的地区。在租界内，除了授予外国人治外法权的权利和特权外，公共租界的
当局实际上还对中国居民行使管辖权，中国居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但是
他们没有参加市政管理的权利。中国当局只有得到有关的外国领事同意，才
能逮捕住在租界的中国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或刑事案
件要在会审公廨上审理，这种公廨实际上（而不是根据条约权利）常常被外
国的陪审官所左右。中国军队通过租界的权力始终被外国市政当局拒绝，它
们坚持这些租界在中国的内战中是中立的领土。
上海的外国人生活
在租界的大部分外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用这样的见识来加以漫画
化，即除了雇人力车（每英里五美分）或舢板船外，都不付现钱，连主日教
堂的捐献也是如此。到处飞的用来付款的单据或便条，是列强的商业、外交、
军事和宗教代表在华逗留期间暂住的这个基本上设备齐全的世界的象征。其
中有的人成了变化中的中国实况的有见地的观察家，他们懂华语以及艺术和
文学修养的某些内容，甚至结交中国朋友，但这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字面
的和比喻性的“饮食”却是由移植到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原料制成。一个英美
烟草公司的美国新雇员，回忆他1911 年8 月在公司食堂入伙的情况：“这是
我将在以后几年所吃的数百次类似的便餐的第一次——清炖鸡汤、蘸面包末
的炸牛排、大米饭、煮青菜和粘手的馅饼。用必不可少的Lea＆ Perrins 牌
酱汁的英国式烹调法——味道全给煮掉了。”①
上海的居民很少到“县城”去。在闹哄哄的20 年代和30 年代以前，空
闲的时间完全是与其他身穿条约港口生活中特有的消遣服装的外侨一起度过
的。有钱的公民带着他们的妻子坐着敞蓬马车，下午在静安寺路那样的曲折
大道上来回。这条大道上附有大花园和网球场的大班（商号老板）的大别墅，
是喝英国式漫长午茶时所见的景色。众多的廉价仆人使某些正餐和娱乐的方
式有可能办得比上述英美烟草公司的食堂更加大方，但仍反映了一个事实：
外国式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城市——汤、鱼、带骨肉、开胃的菜肴、甜点心，
然后是咖啡，再给男士们送上葡萄酒、烈性甜酒和雪茄。打桥牌时连续地送
上威士忌加苏打水，在餐后可以消磨好几个小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电影院、
卡巴菜餐馆和夜总会成倍地大量发展，在此之前，在第一流大旅馆②和社会性
俱乐部③外面的“夜生活”限于少数地点，像路易丝·拉杜的卡尔登咖啡馆和
宁波路上的饭店（见地图6），那里为城市成群的盛装外国人提供有音乐伴
奏的精美的正餐。“但是到了10 点钟，男女共同参加的宴会结束，只有男士
留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从10 点钟直至破晓，美、英、法，也许还有德、俄、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不同国籍的女士在江西路和苏州路的阴森可怕的灰色石砌
房子中放荡地进出，使香槟酒和冒泡沫的勃艮第酒的销售额直线上升。”④
有着引人注目的大看台和俱乐部房、在静安寺路东端沿护界浜占有大块
面积的跑马场，每年举行两次（5 月和11 月）为期三天的大赛。场地的中心
建有板球场和网球场。上海的外国人热爱运动，特别是骑马和打网球，这也
许是对大部分社会集会中普遍酗酒的补偿。上海俱乐部号称有“世界上最长
① 詹姆斯·L.哈奇森：《中国通》，第20 页。但是在一个许多“老中国通”并没有发现
其本地烹饪技术举
世无双的国家中，烹调标准饮食不仅仅有老牌子的优质L.＆P.酱汁。
② 有位于黄浦路的具有豪华设备的第一流旅馆礼查饭店、汇中饭店，位于法租界的密采里
旅馆，位于西华
路的日本的朋友馆和万岁馆。
③ 英国的上海俱乐部、德国的协和俱乐部和梅森俱乐部都位于外滩，乡村俱乐部在静安寺
路，日本俱乐部
在文监师路，以及与海员协会、外国青年会、海关和商团有关的较少排他性的俱乐部。
④ 哈奇森：《中国通》，第236 页。
的酒吧”。板球俱乐部设有12 个网球场和练习板球的18 张网。上海高尔夫
球俱乐部成立于1894 年，1898 年建造了一座附有男女化妆室、用具间和酒
吧间的俱乐部房。①
在骑马和打网球之余，还可看上海业余剧团和法租界的法国剧团的演
出。在5 至11 月期间，市铜管乐队在外滩公园演奏，冬季则在市政厅演奏。
每个外国社区都保持自己的社团——美国社团、德国社团、英国的圣乔治社
团、苏格兰人的圣安德鲁团体、爱尔兰人的圣帕特里克团体；对国庆节和民
间的节日庆祝都很热烈。对更严肃的文学和教育团体也投入了精力，它们是
亚洲文会华北分会、摄影学会、教会文学界联合会、美国妇女文学协会、园
艺学会、美国大学俱乐部、德国交响乐团，和文学晚会等等。慈善团体包括
上海动物保护会、慈善会、海员救济会和急救协会。万国商会是各行各业社
团中最强有力的组织，其他的社团包括股票经纪人协会、驾驶员协会及会员
超过100 人的工程及建筑师学会。
为欧洲儿童开办的学校有西童学院、法租界的市立学堂和在黄浦路的德
国学堂；还有一所日本小学。医院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几个教会团体和日本
的社区维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立图书馆有15000 册西文图书。十几
个传教团体在上海保持了它们的机构，使上海成为在华的最大传教活动中
心。新教教会包括规模很大的圣三一会（13 世纪哥特风格，华中圣公会主教
的大教堂）、联合教会（早期英国式的，位于苏州路）、位于外滩的浸礼会
和位于黄浦路的德国的福音派教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有天主教教堂。还
有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教堂和一座日本的佛教寺庙。汇司洋行、泰兴洋
行、福利公司、惠罗公司供应食品、家俱、呢绒绸缎和女帽；别发洋行供应
图书和地图；亨达利洋行供应珠宝首饰；上海药房位于苏州路；外文报纸有
英文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法
文的《法新汇报》、德文的《德文新报》和日文的《上海日报》——一切都
能在上海买到和读到。①
上海为外国在华的存在树立了一种其他租界努力模仿的式样。天津的租
界区由七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包括三个英国独立的市政区、五座教堂、八个
网球俱乐部、五个狩猎庄园、七个不同国家的协会、七个社会俱乐部（英国
的天津俱乐部最老，还有德国的联谊俱乐部、法国的剑术俱乐部和日本俱乐
部等）及游泳、曲棍球、棒球、板球和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当然还有赛马俱
乐部，它在1901 年新建了一座精美的大看台，以代替被义和团所毁的旧看
台。商团成立于1898 年。市图书馆位于英租界，藏书7000 册，从1914 年起
英国人伍德海主编了《京津时报》（他又是《中华年鉴》的主编和发行人，
以与日文的《天津日日新闻》、法文的《津郡权务报》和德文的《北洋德华
日报》进行竞争。
在汉口，英、法、俄、德、日几国租界沿长江延伸了几英里，这些微型
的欧洲城市被沿江大道连在一起，沿江大道是一条
① 在体育俱乐部的行列中，还包括上海划船俱乐部、游艇总会、猎狐俱乐部（在乡下猎“
狐”，狩猎时紧
跟穿红罩衣的骑手，骑手散纸片为狩猎者指出狐的踪迹）、草地网球俱乐部、步枪射击俱
乐部、棒球俱乐
部等等。
① 日本帝国铁路：《东亚官方指南》，第4 卷，《中国》；C.E.达温特：《上海，旅行者
和居民指南》，
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武汉三镇(1915 年前后)
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间有树荫和草坪的优美的林荫大道。每个下午，外国的社
交界聚集在赛马俱乐部喝茶，然后是打网球或高尔夫球。汉口有18 孔的高尔
夫球场，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有阳台的俱乐部房——内设游泳池、游戏室、
衣帽存放柜和一间大茶室——有一个著名的长酒吧间，在长江巡逻的外国炮
舰的军官们常常光临此地。
这是一种考虑周到的目不暇接的生活，它使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老
中国通”要维持他们的特权了。“上海意识”不但不容中国当局的干涉，而
且典型地把外交使团和公使使团视作一个累赘，认为它们有时虽然可以利
用，但总是过分地考虑中国人的感情。虽然我们根据更容易接触到的材料着
重地叙述了光彩夺目的一面，但事情完全不是那样简单。上海及其他地方的
条约港口的生活，根据鲜明的阶级界线分化了。一个人之出名，是因为他所
从事的职业，加入哪个俱乐部，和拥有多少匹种马。犹太人、葡萄牙人和欧
亚混血儿过着一种隔离的社会生活。虽然一小批犹太商人在上海一般地说过
得不错，但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承担了商行中大部分做日常工作的低报酬
职务，如文书、店员和秘书。每个条约港口有一群外国的流浪汉、处于困境
的水手和事业上失败的可怜虫。外国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与邪恶和犯罪的下层
社会，在条约港口生活的给人以鲜明印象的回忆录中，很少被人注意，但它
们也是外国存在的组成部分。
租借地
外国的“租借地”有五个，是1898 年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战略基地时，
中国割让的领土。面积共552 平方公里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周围的领土，在1898
年3 月被租给德国99 年，德国并获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三条铁路线以及沿线
两旁10 英里范围内采矿的特许权。（胶州在1914 年11 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
斗后被日本所占，日本人在战斗中死616 人，伤1228 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的一个插曲。它在1922 年才归还中国。）1898 年3 月，俄国人获得了
租用南满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的为期25 年的租约。此外，
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获准建造一条从哈尔滨到旅大的支线，即南满铁路，并
可以在铁路线区伐木和采矿。1898 年5 月法国施加压力，获得了租用广东省
海南岛对面的广州湾港口的为期99 年的租约，把该港用作海军停泊地。6 月，
英国获得了从大陆向它的香港殖民地延伸的一块地方（即“新界”）的99
年的租约。这一系列掠夺中国领土的行动，以1898 年6 月英国租借山东的威
海卫而告结束，“租用期将与俄国占领旅顺港的时期一样长”。①
与租界形成对比的是，在租借地中，中国的主权在各租约的有效期间，
被明确地取消了，这可以从缔约列强的一致意见中得到证明：缔约列强在所
有其他“中国”领土上拥有的治外法权中的领事管辖权，不扩大到这些地区。
其中在山东和满洲的两个，是德国、俄国和日本——连同英、法两国，英、
法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更扩散的基础上——在中国领土上所维护的范围更
大的“势力范围”的核心。
任何强国对势力范围的要求（包括贷款、建造和经营铁路、开矿、雇用
① 记载这些租约的协定，可见于约翰·V.A.麦克默里：《1894—1919 年与中国缔结或涉
及中国的条约和协
定》，1，第112—131、152—158 页。
其国民为“顾问”，或在中国特定地区行使某种其他形式的地区管辖权的优
先权或独占权）的事实上的基础，就是前面几段所说的持续侵犯中国主权的
因素——中国的虚弱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在形式上，几个势力范围有不同的
基础：中国人与特定的列强缔结的不把某些地区让给第三国的协定；中国人
为一方，但无力废弃的协约或条约；某些列强因近水楼台而对权利的坚决要
求；中国未参加的列强互相承认权利的协定；由于占绝对优势的金融和商业
利益的既成事实而对更多权利的要求。
俄国在满洲的权利来自1896 年5 月的秘密结盟条约、中东铁路及其南满
支线的建造和辽东半岛的租借。根据这些基础，俄国政府着手在铁路区内建
立事实上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并且凭借因1900 年义和团起义而发生的俄军占
领满洲的事实，加强了它的地位。俄军在满洲这一事实和加强对朝鲜施加影
响的努力，引起了1904 至1905 年的对日战争和俄国的难堪的失败。辽东半
岛的租借地转给了日本，长春和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连同铁路区中的“权利、
特权和财产”也是如此。1905 年以后，俄国继续对中东铁路路区及沿线的北
满的城镇（例如哈尔滨），行使有效的政治管辖权。俄日对满洲的最后划分
在1907 和1910 年的俄日协定中正式规定下来。1914 年，缔约列强除美国外，
都承认俄国在中东铁路区内对它们的国民的控制。①以中国在1898 年所作的
一视同仁的声明为借口，日本要求福建省为它的势力范围，但此举没有什么
实际的结果。当然，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除了把辽
东半岛以及俄国在南满的铁路和采矿权给日本外，别无其他选择（1905 年12
月的中日条约），并且通过另外的协定，又让日本在营口、安东和沈阳设立
“居留地”，并给与它铁路特许权。关东的一个总督府在1906 年设立，以管
理租借的领土（218 平方英里）和铁路区（108 平方英里）。日本在满洲的势
力范围在1907 年被法国所默认（日本则相应地承认法国的势力范围），在
1908 年被美国的罗脱-高平协定所默认，还被俄国所默认（如上述）。通过
日本强迫袁世凯的政府在1915 年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二部分，日本在
满洲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辽东的租借期和南满铁路的特权延长到99 年；开
放全部南满供日本国民居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向日本国民增加采矿区；
许诺在将来优先向日本资本家借款，在雇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政治、军事和
警察顾问时，优先录用日本国民。
关东租借地成了孤立于中国大陆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区。日文出版物、色
彩艳丽的和服、神道的节日和用作官方通货的日元钞票成了殖民地及其主要
城市大连的生活的一部分。南满铁路的干线从关东往北，通过南满的经济中
心区直达长春，行程483 英里。它有几条支线，一条直达营口港，一条从沈
阳通往朝鲜边境的安东，一条在大连和旅顺之间。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城市和
在铁路区沿线的两侧，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行使事实上的政治管辖。关东
总督府与南满铁路公司关系密切：大部分公司股份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公
司也由关东总督监督。日本驻满洲的几名领事由公司指派，许多人同时在总
督府担任秘书。除了几条铁路外，南满铁路公司还经营抚顺（沈阳附近）和
烟台（辽阳①附近）的煤矿、轮船业及货栈，并在铁路区内维持学校、医院、
试验农场、公用事业和“铁路卫队”。
① 见B.A.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 年）》。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但是在1931 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由
于日本人占优势的经济地位可以把奉天省主要城市的货物汇集在南满铁路，
运往大连和旅顺港，再从那里用日本轮船运至天津、上海、横滨和大坂，所
以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的军阀统治者张作霖的影响的倾向。北京政
府的权力在张作霖的辖地内是很小的，但张同样善于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视
情况需要或是不理他们，或是与他们妥协，但是成功地利用竞争的日本利益
集团的互相倾轧，可靠地维持一个中国半独立的政体。②
从1914 年11 月，直到1922 年2 月通过签订与华盛顿会议有关的中日山
东协定把山东归还中国为止，日本占领了原来德国的胶州租借地；不顾中国
的强烈抗议，日本进而控制山东的铁路和矿藏，其目的大概是要把那里的铁
路与满洲的铁路联系起来，从而统治华北。在1897 至1914 年期间，德国曾
经把它的租借地当作海军部管辖下的一块殖民地来治理，并且试图利用它的
铁路和采矿特许权把它的势力扩大到山东全省。1913 年拥有55000 名中国
人、5000 名欧洲人和日本人的青岛（胶州租借地的总人口约20 万），在外
国人中以“远东的布赖顿”著称。它的气候以及黄海海边长达一英里多的外
湾（维多利亚湾）优美的东海滩，使它成为一个避暑胜地。青岛海滨饭店能
容纳500 名宾客，与赛马场一起位于海滩附近。青岛这座“欧洲城镇”，在
伸向海湾的南面斜坡成长起来，它有对称的布局，有先用煤气灯然后用电灯
照明和两旁有人行道和大树的经过铺筑的道路，还有富有德国居民的别墅和
花园。中国的仆人住在主要建筑物后面的“苦力小屋”中。大部分中国人住
在“华人城镇”，由于折除和迁移了引起不便的邻近中国村，华人城镇实际
上已与欧洲居民区隔开。青岛被发展成第一流的港口，市政当局经管现代的
供水和污水处理体系、有效率的医院和一所德国初级中学，1909 年作为德国
政府和中国官员共同努力的成果，还成立了一所德-华高等学校。城市本身的
工业投资比较少，最著名的企业是建于1904 年的英德酿酒公司，它生产至今
依然著名的青岛啤酒。
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都成立于1899 年，它们由组织上海德华银
行的几个金融机构联合起来的辛迪加与一些德国商行（例如礼和洋行）一起
组成，理论上是中德合资公司。实际上，从青岛至济南府这段铁路，全部是
德国资本，并由德国人经营，在威海卫和黉山开采的煤矿的情况也是如此。
德国的银行辛迪加以及英国的金融界利益集团，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在
1898 年达成协议（与建造一条从天津至长江的铁路有关），内容是德国的势
力范围将向北扩大至河北省，而作为回报，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山西省的占优
势的利益得到承认。但是甚至在山东，德国也发现它越来越难以实现它要求
的优惠待遇。1900 年以后对德的外交孤立、对德国在山东的独占权利会危及
其他地方的在华商业利益的担心，以及中国协力限制德国在山东势力范围的
行动，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有效地把德国人限制在他们的租借地和关于铁路
及采矿特许权的狭窄的解释范围之内。不像满洲，中国的和非德籍的铁路卫
兵为青岛-济南铁路区提供保护；接管铁路沿线邮电业务的努力失败了；只有
部分的采矿特权得以利用；甚至青岛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也在1906 年结
束。①
② 见罗纳德·S.苏莱斯基：《张作霖统治下的满洲》（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1974 年）
。
① 见约翰·E.施雷克：《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
鉴于中国南部的云南、贵州和广西几省靠近法属印度支那，法国要求在
那里建立势力。法国在1898 年得到了从东京经边境进入云南的建造铁路特权
（筑路始于1903 年，于1910 年竣工，完全是法国资本，由法国人管理）。
法国得到保证，毗邻印度支那的诸省不得割让给第三国，并得到上面所述的
一块广州湾的租借地。由于法国拥有铁路，法国的商业，特别在云南，得到
了优惠的待遇，但它取得的或可以利用的其他特许权则很少。不存在相当于
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实施的那种政治控制。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左右着外国在华的商业，是中国最大的
外国债权国，拥有主要的筑路和采矿的特许权，提供了海关和盐务署的大部
分外国雇员，有一半新教的传教士。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到
整个中国领土，而且它宁愿把一切保持在19 世纪末国际对抗以前的状态。②
除了它的香港殖民地、1898 年租借的新界和从未发展成海军战略基地的威海
卫，英国的势力范围缺乏特定的地域基础，从而缺乏那种发展可与满洲日本
人相比的地方政治作用的兴趣。尽管对英国作出了含糊的许诺，京汉干线的
筑路特权却被一个比利时辛迪加取得（大部分股份由法国的中国铁路公司掌
握）。英国政府在北京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支持中英（银）公司（由汇丰银
行和怡和洋行组成），结果取得了长江流域的铁路特许权（从山东边境往南
的天津-镇江线以及沪宁线和苏州-杭州-宁波线）、广九之间的铁路特许权以
及在满洲的特许权（山海关至牛庄一线），这些都在1898 年取得。与此同时
由卡尔·迈耶和罗思柴尔德勋爵支持的另一个英国集团，即北京辛迪加，取
得了开发山西和河南的矿藏，以及建造一条东西向的把河南的矿藏与京汉干
线连接起来的道口-清化线的特许权。英国这样追求特许权，既基于财政原
因，同样也基于政治原因，即阻止敌对势力范围的巩固这一广泛的政治目标。
但是对特权区的直接政治控制，既没有设想，也没有取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国际体系，同时中国国内局势起了
深刻的变化，这些情况大大地降低了进入本世纪之际外国划分的势力范围的
重要意义——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即除了满洲的日本人。虽然某些外国的
铁路权和采矿权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并不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高
兴，但是到1920 年，这些都是外国在华存在的比较次要的方面。
外国居民
对在华的外国国民的人数作出稍微确切的估计是不可能的。例如，有多
少万名朝鲜人渡过鸭绿江进入满洲？海关每年编的开放港口的外国“商号”
和居民的估计数，可能包括了除满洲的朝鲜人之外的外国人相当集中的大部
分地方。例如，在关东租借地区的大连，与哈尔滨一起从1910 年起包括在估
计数内，但胶州租借地的青岛，在德国人统治时期没有包括在内。表30 列了
从1903 至1921 年期间选出的几年海关估计数。①此表的数字在几个方面是有
缺陷的。②
② 见L.K.扬：《1895—1902 年英国在华的政策》。
①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年》，第2 部分，第354—355 页；
《海关十年报
告??1912—1921 年》，第2 部分，第450—451 页。
② 在1910 年以前，大量集中在哈尔滨的满洲的大批俄国人口未包括在内；1909 至1911 
年俄国公民突然增
加，这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920 年以后从西伯利亚突然涌入的无治外权、人数最后
超过20 万的无
国籍“白俄”难民，也没有被反映出来。）类似的情况还有，青岛是德国人的外国居民，
也没有列入，1910
相当准确地反映的一个事实是，1905 年日本人大批涌进了满洲，不过表
内的计数还是太低。例如，日本政府报道说，1914 年它在华的国民为121956
人。1914 年夺取胶州和日本人向山东迁移后，日本人的主要居住中心依次是
大连、青岛、上海、安东和厦门。英、美、法、德总居民人口的将近40％住
在上海。（应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居民总数相对地大量增加和德国
人数减少的情况。）③
除了在满洲的日本公民外，在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几个主要类别的在
华外国人的队伍的大小如下：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2000 人（其中
1300 人在海关）；外交人员500 人（按人数计最多的为日本、英国和美国）；
传教士9100 人（6600 名新教徒，2500 名天主教徒）；军事分遣队和警察26000
人（其中包括驻满洲的17000 名日本士兵和2000 名警察）；数千名工商业者，
其数不可能估计，但是他们——除从事比较下等职业的日本
表30 在华的外国“商号”和居民*
年他们共有4084 人，其中2275 人为军人和官员。海关的估计中没有把全部内地的传教士
包括在内，驻华
的外国军队完全未列入。
③ 不算满洲的大连和哈尔滨，中国本土有大量外国居民的城市，在1911 年按人数多少（
估计数列在括号内）
依次是：上海（30292）、天津（6334）、汉口（2862）、厦门（1931）和广州（1324）。
在上海的日本国
民（17682）构成了最大的外国人队伍，后面是英国人（5270）、葡萄牙人（3000）、美国
人（1350）、德
国人（1100）、法国人（705）和俄国人（275）。
英美法德俄日总计+
商号居民商号居民商号居民商号居民商号居民商号居民商号居民
1903 420 5662 114 2542 71 1213 159 1658 24 361 361 5287 1292 20404
1906 492 9256 112 3447 94 2189 199 1939 20 273 739 15548 1837 38597
1909 502 9499 113 3168 84 1818 232 2341 83 336 1492 55401 2801 88310
1911 606 10256 111 3470 112 1925 258 2758 313 51221 1283 78306 2863 153522
1913 590 8966 131 5340 106 2291 296 2949 1229 56765 1269 80219 3805 113827
1916 644 9099 187 5580 116 2374 281 3792 1422 55235 1858 104275 4724 185613
1918 606 7953 234 5766 156 2580 75 2651 1154 59719 4483 159950 6930 244527
1921 703 9298 412 8230 222 2453 92 1255 1613 68250 6141 144434 9511 240769
*表的一些缺陷已经在正文中讨论。
+包括未单独列出的其他国家的国民。
人外——构成了在上海和其他主要条约港口的外国居民的大部分。①
海关关于外国商号的资料特别容易引起误解。看来所用的标准是有高度
伸缩性的。就满洲而言，甚至为俄国人和日本人服务的最小的店铺也予统计；
在中国本土，同一商号的上海总办事处和在其他港口的分支机构分别计算。
1911 年在上海的643 个外国商号中，40％（258 个）为英国人的，16％（103
个）为德国人的，9％（59 个）为美国人的，7％（47 个）为日本人的，余下
的则为其他国籍的人士所有。在1911 年，中国本土中次于上海的拥有大量外
国机构的城市，依次为天津（260 个）、厦门（240 个）、汉口（125 个）和
广州（102 个）。
治外法权
几个条约港口的外国国民和商号——还有驻在内地的传教士——共同享
有治外法权制度的权利和特权。先从1842—1844 年条约中领事管辖特许权说
起，通过强加给中国的正式协定的积累，或是通过单方面对特权的坚持，全
部“外国建立的机构”实质上不受中国政体的管辖。原告为中国人（不论是
个人或是中国政府的部门）和被告为条约港口的外国国民的一切争端，都由
有关国家根据该国的法律判决。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照此办理。同一缔约
国的国民之间或不同强国的国民之间的争端，中国同样无权处理。治外法权
的管辖权主要由港口的领事官员行使，或者经过上诉，由北京的外交官员行
使。此外，英国和美国在上海都设有自己的法庭。英国在华的最高法庭成立
于1904 年，美国在华的法庭成立于1906 年。
总的来说，外国罪犯在领事法庭上所受的待遇，不像在他国内所受的那
样严厉，这无疑伤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来
说，更严重地损害中国主权并具有深远意义的行为是，中国当局不能直接对
条约港口的外国个人或商号进行限制、管制、发给许可证或征税，这些个人
或商号作为“法人”只受制于他（它）们的领事法庭的法律。由于一个外国
人公出或出外游乐，随便到什么地方都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所以实际上他
不仅在条约港口中不受管制，而且在中国其他各地也是如此。外国银行享有
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发行通货可以不受控制，并且也不受其他的管制。个
人或公司可以不直接向中国纳税，这不是由于任何特定的条约权利，而是由
于税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试图通过外国法庭去征税是没有结果的，因为
外国法庭执行其本国的法律。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自由地办学校，学校在选
址、课程、教员的资格等方面同样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在治外法权的掩护
下，武断的外国新闻界常常毫无限制地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吹毛求疵和不怀
好意的批评。此外，还存在普遍的滥用权利，即非缔约列强的外国公民或臣
民经过同意，受到具有条约权利的列强的保护，因此也不受中国法庭的管辖，
例如，梅梅尔（Memel）、摩纳哥、波斯和罗马尼亚的公民，在中国时享有受
法国领事管辖的权利。一个美国外交人员总结如下：“原来的不受中国法庭
① 卡罗尔·伦特编：《在华外国名人录》，上海发行，此书——我见过1922 年版和1925
 年版——根据向
外国居民发出的调查表的答复提供了简要的传记。
管辖的基本权利已经扩大和拓宽，进而包括除条约明确规定的事务外不受中
国行政控制的权利。”①
在上海、厦门和汉口的租界会审公廨中，治外法权的范围甚至扩大到形
式上受中国法律和法律程序管辖的有关各方的争端。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
廨，在1864 年经与上海道台达成协议后成立，在没有领事代表人的情况下审
判租界内的华人犯法者，解决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民事要求以及外国人或中国
人对外国人的要求，这些事情根据不同条约的规定，都是在中国人的管辖内。
由道台指定的一名中国地方官主持公廨。在那些缔约列强的国民为原告的案
件中，缔约列强有权（1858 年的天津条约第17 款规定）让外国的“陪审官”
作代表，他与中国的法官一起，将“调查案件的是非，公正地作出决定”。
甚至在会审公廨在1911 年被公共租界当局接管之前，中国地方官的权力已经
大大削弱，除了纯属中国人的民事案件外，外国陪审官的影响是主要的。1883
年的一件判例案件结束了地方官逮捕租界中华人的权力；在1903 年的著名的
《苏报》案件中，中国人从租界引渡“政治”犯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从1905
年起，租界内的巡捕，而不是中国的“衙役”，执行会审公廨的命令和令状；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上海的工部局支配了法庭的中国地方官的任命和薪俸；
外国的陪审官此时也正式审理中国人的民事案件。这种所谓的临时措施不论
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法律依据，完全是以外国人对中国法律诉讼手续的所谓的
不满为理由，它在1926 年随着会审公廨的“移交”而归中国人控制时，才告
结束。
1917 年8 月当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奥匈
帝国国民的治外法权权利就丧失了。与此相似的是，十月革命结束了授给俄
国人的正式特权，首先是中国政府在1920 年9 月，关闭了在汉口和天津的摇
摇欲坠的沙皇的领事馆和俄国的租界，其次是苏联政府自动放弃了治外法权
（虽然没有放弃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没有武力——即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
或至少没有缔约列强的默认——治外法权制度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
下去。
武装力量
军事力量使外国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
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
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
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
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1858 年天津条约第52 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
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1896
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59000 吨，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
国28000 吨，德国23000 吨，美国18000 吨。1908 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
的总吨数达到70000 吨；有舰只33 艘，其中装甲巡洋舰4 艘，二级巡洋舰2
艘，其他27 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19 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
“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1900 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20 世纪
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
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
① 范宣德：《在华治外法权制度：最后状态》，第26 页。
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 世纪末，作为租借
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
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 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
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
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 年至1919 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
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 至8 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
着15 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
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
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 世纪初期比在19 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
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
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3 年有59 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
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 个国籍的连队）。1898 年从中国夺
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 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
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
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
这个城市之外。①
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
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 人。有2100 名官兵的四个日本营在1914 年取代了
山东的德国人，驻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沿线，直到1922 年。他们得到人数众
多的宪兵队的支持。1911 年汉口的战斗，导致英、德、俄、日四国派军队前
往该港口去保护它们各自的公民。除了日本兵，其余三国在1912 年都撤军；
日本的一个有500 名士兵的营与几支特种兵分遣队在1922 年前一直留在汉
口。日本在辽阳的租借地内设大本营，通常在南满驻扎一个配备支援性骑兵
和炮兵的满员陆军师。1920 年，总数达10000 名俄国和日本士兵的16 个铁
路卫队营，驻扎于中东铁路区和南满铁路区一带。这些铁路卫队的出现，是
根据1905 年俄日缔结的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虽然中国人曾经断言，他们在
1905 年12 月签订的承认把辽东和南满铁路从俄国转给日本的协定中没有同
意这样做。1920 年，在满洲租借地的日本警察有811 人，另外在南满铁路区
和安东-沈阳铁路区的警察有1052 人。①
像长江的炮舰那样，所有这些外国士兵和警察也许也不是难以对付的军
① 在1913 年，北京使馆区卫队共有2075 人（370 名英国人、309 名美国人、307 名日本
人、301 名俄国人、
288 名法国人、199 名意大利人、151 名德国人、64 名奥地利人、35 名荷兰人和31 名比
利时人。）到1922
年，总人数减到997 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由于丧失了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的分队也
随之消失，其余
的分队（除美国人总数达354 人外）也多少削减了人数。1913 年驻天津的外国军队人数达
6219 人（2218
名英国人、1021 名法国人、975 名美国人、883 名日本人、808 名俄国人、282 名德国人
、21 名奥地利人和
11 名意大利人）。1922 年的总人数为2720 人（982 名法国人、762 名日本人、504 名美
国人和472 名英国
人）。在华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邻近唐山附近外国人经营的煤矿
地段，1913 年驻
有外国部队1253 人，1922 年驻有602 人。
① 《中华年鉴，1919—1920 年》，第333 页；《中华年鉴，1923 年》，第603—604 页
；《华盛顿限制军
备会议，1921 年11 月21 日—1922 年2 月6 日》，第988—998 页。
事力量。即使他们的存在在中国被迫同意的国际协定（如辛丑和约）中，有
一定的法律根据，但他们仍赤裸裸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在日本不顾中国
人屡次抗议而占领了满洲和山东铁路区的事件中，更是确凿无疑的。比这种
外国军事占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这也许是可以争辩的）更加重要的是，人
们了解到外国在中国国土上驻军意味着什么：有治外法权的列强能够并决心
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支持它们单方面认为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
外交官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
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
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
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
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
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①
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
团，它由15 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②秘鲁、挪威（1905 年与瑞典分离）和
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18 个，但
是在1913 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11
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
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
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
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1876 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
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1906 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
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
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1913 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
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
到1920 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
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

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

完全了解的事务。①
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1900 至1906 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
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1917 年及以后几
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
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
职，然后在1895 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
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
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
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
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 页。
② 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
葡萄牙、丹麦、
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 页。
②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35 页。
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
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①
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
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1898 至1905 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
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1905 至1909 年任职的柔克义，是
一名职业外交官，19 世纪80 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
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
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1909 至1913 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
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
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1913 至1919 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
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
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1922 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
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
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
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1911 至
1922 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
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
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
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
选它的汉务参赞。①
① 1901—1906 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1896 年担任公使馆一秘时已经是代办。他后来担任
其他重要的大使
馆职务，1911、1918—1923 和1932 年任外务大臣，1932 年还兼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他
的接任者为林权
助，1906 至1908 年和1916 至1918 年任职，他在英国和东京受教育，在其他时期担任过
驻英、驻俄大使
和短期的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在1908 至1913 年任公使，1893 年第一次来华，任芝罘的
领事，1901 至
1907 年任天津总领事。他后来任关东租借地长官，1923 年短期地任外务大臣。山座圆次
郎在1913 至1914
年短期地担任驻北京公使之前，曾任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1915 年曾递交日本的二十一
条要求的日置益
在1914 年被任命为公使之前，1894 至1899 年曾在汉城工作，接着在1900 至1902 年在北
京担任一秘和代
办。几次出访欧洲以后，他返回中国担任1925 年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长期以来小幡酉吉
在天津、北京等
地任领事和代办（1914、1915、1916 年），最后在1918 至1923 年任公使。
① 1901 至1908 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 至1896 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 
年他离开该会，接
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1911 至1913 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
恒离任和芮恩施
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
在1914 至1918
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 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
学的阿加西斯基
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1882 年来华。丁家立1
886 年不再继续
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20 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
许。他于1886
至1895 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1895 至1906 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 年后称北洋
大学）的总教习。
从1902 至1906 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1908 至1919 年，除了一段短
期间歇外，他在
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1919 至1920 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
，包括袁世凯总
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 至1918 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 至191
4 年和1919 至1926
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1906 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
914 至1919 年期
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1901 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
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新公使馆区比1900 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①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
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
倾斜的“缓冲地”为界——这块开阔的空地是义和团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的帝
国翰林院的旧址，此时打算用它来保护公使馆区，以及用作打马球、踢足球、
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公使馆区的大部分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
东面的哈德门（崇文门）延伸。（萨道义爵士等人在1904 年谴责他的同僚们
的过大胃口。）
事实上，外交使团扩大了它的“权利”，大大地超过了第七款规定的范
围。部分缓冲地被租给公使馆士兵常常光顾的旅馆、酒吧间和一个领有执照
的妓院。与这块缓冲地是列强共同拥有的财产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个别
国家颁发建筑许可证——在有偿的条件下。在使馆区内，可以看到商业企业、
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虽然中国从没有打算把北京开辟为另
一个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中心。在公使馆区或它的周围，有顺利饭店、北京
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
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
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
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1500 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
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
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
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
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1911 年以后以收容被
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
勋将军在1917 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1914 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
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
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
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
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
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1885 至1898
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
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
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1945 年退职以前于1935 至1940 年任大使馆
参赞，在处理美
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
——用于这一目
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
代表取得的花园
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
华帝国对外关系
史》，3，第355 页。
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

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①
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
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
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
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拥护者，
可能是英国人，他们以“赴宴和跳舞、聊天和打高尔夫球来减轻他们的思乡
之情，以不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习俗、语言或感情为乐”。①意大利公
使在回忆1918 年时描述说，“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对妇女和孩子来说，
如果只从卫生的观点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大部分外交官在他们生活的这个
国家内，处于孤立状态，并且与它格格不入”。②
虽然与外界隔离，外交界在北京的生活几乎没有丧失物质享受。1900 年
英国公使馆大院：
占地三英亩以上??原是梁公府，由女王陛下的政府租用。正房为公使的住所，这
是一座优美的中式建筑，大门很雄伟，有一条高于地面的甬道穿过两个富丽堂皇的回廊（
中
文叫亭儿）。这些建筑都覆盖着只准高级官员使用的绿色琉璃瓦；黄色的则由皇宫专用。

秘书们住在平房内，只有一秘例外，他住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房屋。见习翻译和随员住三套

房屋??还有一个小教堂、一座戏院和一个保龄球道。③
美国公使的官邸是“??用美国进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艺复兴时期的
风格建成??有一个附属建筑物的真正的小村子，秘书、随员、见习领事和
文书都住在那里。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中国村子，有一座古庙和许多分开的
房屋，它们各有自己的围有高墙的花园”。①
1913 年意大利公使馆的一秘指出，他家里共有“从头等仆役到三等苦
力”的10 名仆人，包括“厨师、码米童（marmiton）和两名阿妈，一叫‘洗
刷和照顾婴儿的阿妈’（wash-and-babyamah），一叫‘绣绣阿妈’（sewsew-
amah）”。此外公使馆的仆人包括“四名马夫，即一名老马夫和他的三
个儿子（还有他的一个饲养小毛驴的孙子，由我付工资）。还有一名洗衣人
及其帮手、一名领头的花匠、四名花园的苦力、一名‘开门的’和一名听差”。
②
在20 世纪20 年代以前，北京汽车很少，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汽车行车道。
外国人主要靠马和马车前往赛马场（位于北京之西约四英里，义和团起义时
被焚毁，但重建后规模更大），或到颐和园野餐，或去西山。他们还爱好散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34—35 页。
① 西里尔·珀尔：《在华的莫里循》，书中第86 页概述了莫里循未发表的日记所记的各
种印象。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 页。
③ 许立德：《在华四十年》，第4 页。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馆，在公使和
一秘住所的旁边，
有“一等、二等‘汉务参赞’和使馆牧师的房屋各一所。小教堂（实际上与大部分教堂一
样大）的天花板
从意大利运来；有驯马空地和一个大院子的马厩能容纳八匹马；还有一间洗衣房、一座水
塔、一个浴室和
两幢中国仆人居住的房屋，这些都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内。在它们旁边并与公使馆
建筑群相连的是
海军卫队的营房，它们附有医院、厨房、军官和低级军官的专用住所、饭厅、办公室、监
狱和军需库。还
有一座内设蒸馏水设备的建筑和几个马厩”。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 页。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20 页。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92 页。
步。内城南城墙从前门至崇文门的一段，根据辛丑和约的条款已经移交给各
公使馆，很多外国人都在这里散步。这里由公使馆士兵巡逻，中国人不得走
入。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除了海关的官员外，外国人都到京师以西12 英里的
西山，特别是到八大处去避暑，八大处以它的一些寺庙闻名，它们在夏季被
租给外国人（和中国的权贵们）。外国人用自己的有关历史的名称来称呼这
八座山：有一座“布鲁斯山”，一座“蒲安臣山”。在一年其他时间中无休
止地进行的宴会、舞会和看戏等活动的比较正式的礼仪，稍有放松——虽然
众所周知，朱尔典在炎热的夏晚，甚至在租来的中国寺庙中单独就餐时，也
穿得很正规。在周围农村漫步，使这些欧洲游客能比任何时候更接近中国民
众的日常生活。
有娱乐，当然也有工作。在1900 年10 月至1920 年5 月期间，外交使团
举行了219 次正式会议。外交官们在一起无休止地考虑印花税、货币流通、
货币危机和其他财政事项；考虑商业、航行和条约港口等问题；考虑租界的
事务；考虑上海的会审公廨；考虑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
考虑辛亥革命及其余波；显而易见还要考虑公使馆区本身的管理问题。
外交压力
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下，外交使团及其在条约口岸的领
事馆的属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对在华外国国民民
事和刑事的排他性的裁判权。公使们借故生端地警惕着一切违反条约的真实
的或想象的情况——不但指字面上的违反，而且指精神上的违反；而在南京
条约缔结后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先例中，所指的精神已成为对缔约列强权利
含糊而任意地进行解释的那种精神。每当外国人的地位及其利益可能受到中
国政府某些行动的影响时，列强就几乎会断然对外交部或其他部门施加足够
的压力。它们声称受到直接损失而百般进行交涉，而且很少同意适度的赔偿。
对这些“侵犯利益的行动”“负责”的官员受到肆无忌惮的指责。它们像要
求撤消在长江和珠江航行的障碍那样，也毫不犹豫地屡次企图要求镇压那些
所谓辱骂外国人的出版物。它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攻击中央政府或地方
政府授给或可能授给其他强国排他性的特许权或与之订立合同的行动。前美
国公使田贝在1906 年写道：“在欧洲国家，如果他试图做这些事情中的一小
部分，他就会拿到护照离任。”①田贝公使还指出，驻华公使（由于受到“大
报”中所表达的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假定，在一切案件中，他的同胞
都是对的，中国人都是错的。如果公使对被说成是涉及他同胞的实质性权利
的任何问题，胆敢深究是非曲直，那就被认为是他思想上软弱和道德上糊涂
的强有力的证据。”①
但是，大国的外交代表在影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远不如
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晚清及后来的民国的官员有非常多的办法来对付，
他们可以拖延、装糊涂，最后是公开抵制一个西方强国的纠缠。由于民族主
义意识和无条件地维护主权的愿望不断地先是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是
渗入其民国的后继者，这种抵制态度有所发展。就1913 年的善后贷款一事而
言，几个债主认为，通过让公债司的一名外国指导参加支付过程，它们就可
以影响袁世凯如何分配借入款。在列强争着让其国民担任顾问和审计时，最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1 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9 页。
后的贷款协定实际上被拖延了下来。事实上，外国的审计和会计只知道袁世
凯认为合适的东西。
追求某些要求所表现的这种态度（这些要求常常是以中国含糊的声明为
依据，而声明又常常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与给予某些幸运的特许权
所有人的实际利益相比，从根本上说对中国的主权更加有害。一个很能说明
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坚持要参加1909 年计划中的湖广铁路的贷款。张之洞在
1909 年6 月刚与德、英、法三国的银行集团谈妥了一份贷款协定，这时（在
摩根公司、库恩和洛布公司、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和花旗银行的鼓动下）塔夫
脱总统发给摄政的醇亲王一封私人电报，要求也让美国银行团投放一份贷
款。美国的要求是基于1903 和1904 年中国政府对美国公使康格所作的所谓
的诺言，即如果中国无力向汉口至四川的铁路（此时是拟议中的湖广铁路网
的一部分）投资时，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将优先取得外国投放任何贷款的权利。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受到了无情的压力，措施强硬的抗议也送到了巴黎和伦
敦。但是被美国国务院描述为“庄严义务”的对康格的保证并不存在。事实
上在1903 和1904 年，中国外交部都已经直率地拒绝了康格代表美国商号提
出的要求。例如，它在1903 年的答复中最后声明：“总之，当不同国籍的公
司向中国申请铁路特许权时，此事必须始终由中国决定。不可能把未批准的
申请视作授予任何权利的表示，或者视作此后申请必须先批给此申请人的证
明。”甚至1903 年交换的文本在华盛顿也找不到。美国国务院在1909 年7
月要求北京立即把文本送到伦敦以支持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但由于其内容，
收到文本后，也没有给英国人看。①
最后，由于压力而不是由于所谓的“保证”，中国同意了塔夫脱电报的
内容。欧洲的银行团最后让美国人参加贷款财团，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它们
拒绝类似的美国要求，它们也可能难以实现对自己的十分含糊的贷款保证。
向湖广铁路系统的贷款不曾实现，但是在追逐无论是多么不牢靠的经济利益
时，中国都被视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商业伙伴。
导致外交上专横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语言障碍。驻北京的外国代表很少有
懂汉语的，条约港口主要的外国商人也是如此，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是例
外。在领事馆一级，语言状况较好一些。在1913 年，英国除北京外，还在
28 个港口保持领事馆。其中8 个是总领事馆（广州、成都、汉口、喀什噶尔、
沈阳、上海、天津和云南府②），配备有较多的工作人员。这一年驻北京的公
使馆配备了7 名见习翻译。在进入20 世纪很久以前，与美国领事馆形成对比
的是，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是一批高度职业化的外交人员，他们是通过对那
些注定要在中国进行其终生事业的人进行竞争性的考试而录用的。在任命为
见习翻译后，未来的领事要在北京进行两年紧张的汉语学习，结业后，一次
语言考试的成绩，对决定他在工作时期内未来的安排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1913 年，美国设5 个总领事馆（广州、汉口、沈阳、上海和天津）和9
个领事馆。1902 年它才任命第一个见习翻译；他就是安立德，后来的商务参
赞和《中国：工商手册》（1926 年）的作者。1913 年驻京公使馆配备9 名见
习翻译；在领事中，有些人显然是“中国通”，如驻长沙的詹森和驻上海的
① 小约翰·A.穆尔：《对华的国际财团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909—1917 年》（克雷蒙特
研究院博士论文，
1972 年），第18—31 页。
② 云南府即昆明——译者。
高思，这两人后来都担任过驻华大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短期政治
任命和付酬雇代理领事的制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变化。
1917 年以前俄国领事馆业务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英国的相当，这是
利用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知识的缘故，而从根本上说，则得益于
俄国的传教士，从18 世纪以来，他们享有北京的语言训练设施。1913 年，
俄国保持了8 个总领事馆（广州、哈尔滨、喀什噶尔、沈阳、牛庄、上海、
天津和北京）和11 个领事馆（其中9 个设在满洲或蒙古）。那一年有四名见
习翻译隶属于公使馆。①
日本在1913 保持8 个总领事馆（广州、青岛、汉口、哈尔滨、沈阳、上
海、天津和香港）和22 个领事馆（其中10 个设在满洲）。在日本领事职务
当中，被派往中国任职往往被认为不如在欧美使团任职那样惬意。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领事馆官员据说把在华任职当作踏脚石，他们的语言能
力常常受到议会的批评。但是总的说来，日本的领事馆队伍是高度职业化的
（通过高级文官考试主要从有名望的东京和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中录用），并
且了解他们的任职所在地中国的情况。
关于其他国家，德国在1913 年设一个总领事馆和16 个领事馆；法国设
3 个总领事馆和10 个领事馆；奥匈帝国共设3 个；比利时6 个；意大利7 个；
墨西哥4 个；荷兰9 个；葡萄牙7 个；西班牙7 个，但通常由第三国国民照
管。缔约列强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广州、上海、汉口和天津有领事，而它们的
其余的领事机构则分布于某些地方，以反映它们各自声称的“势力范围”；
例如，如上所述，日本和俄国分布于满洲，英国主要分布在沿长江的城市，
而法国则分布在中国西南。
① 许多俄国领事的汉学才能，可以举以下数例加以说明：驻天津总领事体德满，1894 年
毕业于圣彼得堡东
方学院，1896 至1899 年为见习翻译，然后任领事职务；驻汉口领事贝勒城科也毕业于圣
彼得堡东方学院，
1899 年来华。贝勒城科在1912 年与其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译成英文。
此书由俄国公使
馆的助理汉务参赞H.S.勃伦奈特和上海总领事馆的参赞V.V.哈格尔斯特罗姆于1910 年在北
京出版。英文版
经总领事、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汉务参赞科列索夫修订和补充后，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
的学者的必备手
册。
传教士
1900 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
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
新时代。通过1860 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租地和
购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
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①
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期，传教士是短期在华居住、因共同目标而认同的欧洲外国人
中最大的单一集团。他们受到各项条约总的和具体的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
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1919 年，中国本土和满洲的1704 个县，
除106 个外，都报道了新教徒的某种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必然
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着比较密切的日常接触。他们最大的目标，强调通过皈
依基督教和坚定地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来平等地拯救个人。到了20 世纪
20 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多方面的活动
未能创立强大的土生土长的教会，而外国人的存在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
要障碍。各教派共有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
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期，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
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

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

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

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在1949 年以后镇压在华基督教会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了很有
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
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1922 年后的25 年，大多数基
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 世纪的头20 年的情况相比，在性
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20 世纪头25 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在
此之前是义和团起义，在此之后把基督教敌视为外国帝国主义产物的恶意的
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
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
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
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
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
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20 世纪10 和
20 年代的青年中国多半是教会学校的产物——它们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
者和改革者，以及诸如科学的农业、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型职业的领袖。
但是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依靠与当局的一种不明确的联系。它最后与国民党
政体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的“现代化”
① 见保罗·科恩：《1900 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在华基督教的传布：1918—1921 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和传布专
门委员会所作的在
华基督教力量的数量和地理分布的全面调查》，《导言》，第3 页。
的变异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期观点看也
只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由于是城市的和非政治性的，而且实际上强
调在现存的政府制度的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呼声日益响
亮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1949 年将结束与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半西
化的城市精英对革命的短暂控制。
1900 至1920 年这段时期的“中华归主”——1922 年所用的一个不恰当
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ian o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
一词意即占领——译者）——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①表31 总结了
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表31 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
1889 1906 1919
外国传教士1296 3833 6636
受有圣职的华人211 345 1065
全部中国的工作人员1657 9961 24732
有权受圣餐者37287 178251 345853
教会学校学生16836 57683 212819
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几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在1901
年，有1075 名外国神甫和500 名中国神甫在估计有721 000 名受圣餐者的天
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 年，有1500 至2000 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 名中国
神甫、1000 名外国修女、1900 名中国修女、200 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000
名中国教学者和教师以及18 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13 个或13 个以上的
天主教布道会中，法国的布道会（如遣使会、外方传教会）特别突出，这反
映在法国根据各条约中信仰自由的条款，而提出取得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地
的要求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半以上在华神甫是法国人。天主教会
正式组成51 个“副本堂神甫的教区和教廷的大教区”，由它们来划分中国所
有省份。将近1500 个地方有外国或中国神甫，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直隶、
江苏、四川和山东。虽然天主教徒也出现在新教徒集中的较大城市，但他们
着重在农村地区工作，争取全家或全村皈依天主教，尝试建立完整的地方天
主教社区，倾向于把教育活动限制在教徒子女本人。在20 世纪20 年代以前，
天主教传教会没有出现可与义和团起义以后的新教徒活动相比的教育和医学
活动的大发展。与拯救灵魂相比，企图扩大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任何愿望，肯
定都是次要的。与19 世纪的教案不同，20 世纪20 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几乎
只是针对新教徒的，这说明天主教活动依然处于形成20 世纪中国的主流之
外。
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及与它有联系的布道会外，1900 年以
后，新教传教士逐渐地把他们的重点从劝个人信教的压倒一切的关心，转向
使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这一扩大的目标。这意味着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
面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一位传教士领导所写的福音书的“社会
含义”。
① 以下大部分数字材料来自前一脚注所引的著作。关于罗马天主教的“占领”的材料，取
自赖特烈的《基
督教在华传教史》。
到1919 年，6639 名新教传教士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 个地方，并分
别在1037 个布道站工作。在这693 个驻扎中心中，578 个（占83％）只有一
个布道会，442 个（65％）驻有5 名或更少的传教士。这些驻扎人员比较稀
少的地方往往在内地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
于长江流域的省份，只有17％不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8 个驻扎中心上海、
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各有100 多名传教士，合起
来占全部外国人员的26％。2/3 新教传教士和1/4 有权受圣餐者住在估计有
50000 人以上的176 个城市，那里居住的人数也许占中国总人口的6％。按地
理位置排，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 个沿海省份，共
有71％的新教徒受圣餐者、63％的初小学生、77％的中学生。宣讲福音的活
动从驻扎中心向外辐射；1919 年宣称有6391 个“教堂”和8886 个“福音中
心”。可是，大部分离城市的布道站只有数里之遥。
1920 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 年的61 个增加到130 个，另外
还要加上36 个诸如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基督教组织，这些
组织都不是在教派的基础上组成的。传教团体的增加，是1900 以后许多小的
教派团体（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来华的结果。这个时期开始工作的最大的
布道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05 年，外国力量的一半是英帝国的（包括大
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3 是美国的，其余的来自欧洲大
陆。到1920 年，英帝国和美国所占的比率颠倒，美国此时占新教传教士的一
半。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绝大部分由欧洲人进行和控制，美国的天主教传教士
主要在1920 年以后来华。表32 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而不考虑它们来自何国。
表32 1919 年新教各教派的相对力量
团体传教士人数站圣餐者医院
圣公会4 635 79 19114 39
浸礼会9 588 68 44367 31
公理会4 345 34 25816 32
路德会18 590 116 32209 23
监理会8 946 83 74004 63
长老会12 1080 96 79199 92
中国内地布道会12 960 246 50541 17
其他63 1492 315 20603 29
合计130 6636 1037 345853 326
从20 世纪第一个十年起，虽然教派之间继续有区别，仍保持各团体自己
内部的特性，但是在华的新教基督教出现了种种倾
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 年
国籍传教士数布道站数布道站位置
中华内地布道会及附
属机构
国际性960 246
安徽、浙江、直隶、河北、湖南、
湖北、甘肃、江西、江苏、
贵州、山西、陕西、山东、四川、
云南、满洲、新疆
美国长老会(北美) 美国502 36 安徽、浙江、直隶、湖南、江苏、
山东、广东、云南
监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419 28 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江苏、
山东、四川
中华圣公会英国353 58 浙江、福建、湖南、江苏、广西、
广东、四川、云南
美国新教圣公会美国202 15 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江苏
美国海外布道会美国198 14 浙江、福建、山西、山东、广东
基督教青年会国际性192 24 各大城市
美国浸信会海外布道
会(北浸信会)
美国188 19 浙江、江西、江苏、广东、四川加
拿大监理会英国184 10 四川
南浸礼会海外布道会美国175 24 安徽、河北、江苏、广西、广东、
山东
美国长老会(南部) 美国146 15 浙江、江苏、山东
伦敦布道会英国145 17 直隶、福建、湖北、江苏、广东浙
江、直隶、福建、河北、湖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美国138 21 南、湖北、江苏、陕西、广西、山
东、四川、广东、满洲
续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 年
国籍传教士数布道站数布道站位置
浸礼会布道会(英国) 英国123 11 山西、陕西、山东
监理公会布道会(南部) 美国118 6 浙江、江苏
英国循道会(韦师礼会) 英国118 19 湖南、湖北、广西、广东
宣道会美国106 25 安徽、湖南、湖北、甘肃、江苏、广东
弟兄会英国83 23 广西、山东、蒙古
向，即拟订出一种共同和基本的神学，和在某些活动领域中大力进行组织的
统一。由于与欧洲的过去（中国人对此基本上不清楚）有关的不同的忏悔形
式不相干，这就为修改和简化外来的神学理论提供了动力。1907 年召开的中
华百年传教会议，表现了采取一种共同的神学理论的姿态，它为所有的团体
（除中华内地布道会等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团体外）提供了教义的指导
路线。在组织上，较大的团体共同出版了一份新教的主要月刊《中国纪事报》；
支持非教派性的或涉及不同教派的文学团体；参加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
华医学传教协会、中华主日学校联合会；创办联合的神学学校、涉及不同教
派的学院和大学；参加1877、1890 和1907 年全中国的传教会议和1922 年的
全国基督教会议，后者还首先正式把中国的教会包括在内。新教统一的主要
表现，是1913 至1922 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它在1922 年由中华全国基督教
协进会接替，这再次扩大了中国教会在基督教整个教会中的正式作用。当然，
调和和合作决不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保守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在1926 年退出
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表33 所列为按1919 年当地保持的传教士人数多寡排列的最大的新教传
教团体，它还显示了各大团体的布道站的数目和地理分布。①这18 个团体共
有传教士4350 人（占总数的66％）和611 个布道站（占总数的59％）。一
个“一般”的布道站可能有6 至7 名传教士，但是实际的分布状况却大不相
同；如中华内地布道会、宣道会的传教士人数常常为4 人或更少，而美国监
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长老会（北美）和美国海外布道会则平均为14 或15
人。总的来说，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的情况，表示了对教育、医药以及
宣讲福音的广泛努力，而分散在若干小布道站的情况，反映了该团体工作重
点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地）放在传布福音方面。几个团体不同工作重点的情
况，还可从以下例子反映出来：中华内地布道会所雇中国员工的66％从事福
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4％从事医药工作，而与之相比，美国海外布道
会的比率为28％从事福音宣讲工作，64％从事教育，8％从事医药工作。
晚清一般新教徒的内向性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很久。保罗·科恩对晚清
时期的情况曾经写道：
传教士生活在布道团院落的高度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物中，结果导致他们在心理和肉
体上严重地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除了不得不这么办，传教士不愿意进入中国人的世
界。他们的整个目的是让中国人进入他们的世界。①
随着这种隔离的状态，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
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
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布道会和中国社会
但是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20 年中，在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
系方面，在他们寻求武装干涉以保护其特殊地位的程度方面，都发生了某些
变化。他们那种甚至伤害中国基督教徒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但是越来越
多的新教传教士，突破了19 世纪在布道会院子里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
育、医药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20 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会合起来。
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915 年）、反裹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
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饥荒救济、公共卫生（消
灭肺痨和灭蝇运动）、公共运动场所以及运动和娱乐计划、禁毒运动、农业
的科学研究（由金陵大学农学系进行），这些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明显地参
加的一些领域。
布道站是传教团体所有或租用、并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有围墙的建筑物，
① 关于所报道的“传教士”的人数，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多达1/6 的外国工作人员可能在
中国国外休假，
将近1/12 是新来的，主要进行语言学习，许多为已婚妇女，宗教工作只占用她们一部分时
间。因此全日工
作人员的人数估计可能为所列总数的2/3。
① 为西德尼·福赛思的《1895—1905 年美国在华的一个传教团》所写的前言，第Ⅶ页。

它一直是传教活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在这块封闭的场地内，通常悬挂一面国
旗，是传教士的住地，又是教堂、学校或教室、医院或药房。典型的布道站
位于城市地区。街道的教堂一天开放一部分时间，配备一名外国传教士及其
本地的助手。“站外”的教徒社团，由本地的牧师为之服务，布道会的工作
人员一年来访几次。
以两三个传教士家庭及一批单身妇女为工作人员的布道站，平均每三个
中可能有一个包括一名医生或护士，虽然医务工作者的实际分布是不平均
的。据1919 年的报告，在6636 名新教传教士中，有2495 名（38％）是男人，
其中任圣职的计1310 人；2202 名（33％）为已婚妇女；1939 名（29％）为
单身妇女。有348 名男医生，116 名女医生；妇女中206 名是受过训练的护
士。有圣职的男人负责主要布道会传布福音的工作，并担任领唱的角色。许
多无圣职的男人在教会学校的扩大网络中担任教师；妇女则担任教学和护理
工作，并承担对中国家庭的大部分家访工作。
传布福音的主要办法，是在布道会教堂或街道小教堂布道，其成效至少
部分地取决于传教士讲汉语口语的能力。在1910 年前，仅有的供新教传教士
学习的组织起来的语言学校，是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安庆
的一所可能追溯到1887 年。在每个布道站，语言教育都特别重要；对许多站
来说，掌握汉语能力不佳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到民国初期，已开
办了一批水平高的联办（涉及不同教派的）语言学校，它们采用现代“语言
归纳”法和分级的教科书。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开办“训练之家”，
它们采用鲍康宁的初级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开设六个月的基本课程。每年
有20 个不同传教团体的将近150 名学生在金陵大学传教士训练班学习，自
1912 年以来，那里开设为期一年的住读课程，由51 名中国教师任教。还有
第二年的课程，但大部分学生在以后几年采用函授的方式继续学习。在北京，
北京协和语言学校在1913 年正式组成，1920 年隶属于燕京大学，1921 年招
收147 名学生，所设课程与南京的相似。其他的学校有成都的协和传教士学
校（是华西大学的一部分）、上海东吴大学的英语学校和广州的协和语言学
校。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
程度上讲方言。
几乎每个布道站都办一所初级学校。在693 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据报道
有306 所高小和141 所中学。表34 所列为1919 年各级学校的数量和招生数，
它还列出了1916 年公立学校招生的估计数。这些数字可能都是猜测性的——
教会学校招生数少于表31 所列之数——但比率多半反映了实际情况。它们显
示教会的初小学生只占公立初小学生数的4％，但是高小和中学的学生所占
的比率，都提高到8％以上。1907 至1920 年期间，教会学校的学生——其中
一半也许来自基督教家庭——增加了三倍，而新教的受圣餐者人数只翻了一
番，这既表明有意识的传教努力深入到了中国的青年，又表明现代教育的诱
惑力。新教的传教士夸耀说，虽然总的说中国每75 名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名在
接受教育，在全部基督教青年中，每三名中就有一名在一所教会学校入学。
表34 新教传教士学校和招生人数，1919 年
教会学校数教会学校招生人数
男生/女生/总数
1916 年公立
学校招生数
初小5637 103232/48350/151582 3752982
高小962 23490/9409/32899 388941
中学291 12644/2569/15213
199694
179621*
*包括同等水平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
新教的教会学校不但配备了外国教师（他们在高小和中学更常见到），
而且配备了8000 名中国男教师和3000 名中国女教师。初级小学往往是简陋
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严重地缺乏书籍和设备。高级小学设备稍好一些，
常常用英语作为教学的手段。教会学校采用类似于教育部为公立学校所定的
课程，在开始时是有选择地，然后从1925 年起，则是为了取得在政府备案的
资格。所有的教会中学都教一些宗教课；中文和文学课采用教育部的“国民
读本”，大部分学校的科学教学很差，因为实验和示范的设备很贵，供应又
少；很少学校提供职业训练。它们很可能不比公立中学差，但是又可以看出，
在民国初期，从教会中学随时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来衡量，它们已显得力不
从心了。
在20 世纪20 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有20 所新教的学院和一所天主教办的
学院。新教的院校经过改组和合并，最后组成了13 所基督教院校，它们的全
盛时期是20 世纪30 年代。20 世纪20 年代末期又新设立两所天主教的院校。
除了文科院校外，新教的传教运动保持了若干神学校（其中几所是联合创办
的）和几所基督教医学院，天主教徒则办了几所神学院。除了以加拿大和英
国的人事和组织模式为主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外，新教的文科院校大部分由
美国的传教士主办，他们寻求在中国创立完全以美国中西部小教派院校为模
型的院校，他们是从那里毕业的。这些院校的大部分，在开始时是在19 世纪
后半期成立的中学，它们逐渐扩大并在学术上升格，其用意是为教会学校训
练中国牧师和教师。
在1920 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了2017 名学生；在20 世纪20 年代的一
段迅速发展的时期以后，1925 年学生总数达3500 名。1925 年中国大专院校
共招收将近21000 名学生，因此，新教院校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12％，而34
所公立学校占88％。甚至最大的几个基督教院校——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
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的学生都不超过三四百名。教职员
工的人数和开学科的能力也几乎同样受到限制。在1920 年，外国教师共有
265 人，而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助教——有229 人。但许多人还在同一校
园内的中学任教。
在本文讨论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的院校在美国获得办校许可，1928 年
以后则被迫向国民党政府正式申请备案；在这之前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地位，
事实上受供给它们2/3 经费和干涉它们教师人选的不在本地的校董会控制；
它们实际上是这个时期自给自足的外国飞地。在20 世纪30 年代以前，可能
只有圣约翰、燕京和金陵三所大学，才能提供其学术水平可以与较好的美国
大专院校相比的教学。它们的大部分学生必然是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只有这
些中学才能充分地教授英语，以便跟上除中国文学和哲学以外用英语教学的
全部课程。有的院校（还有教会中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
依靠它们很高水平的英语培训，这种培训为城市青年提供了进入条约港口工
商界和金融界的入场券，或进入政府部门（如电信、铁路和海关）的机会，
在这些地方，外语知识是一项重要的本钱。到1920 年，2474 名毕业生中有
361 名成为牧师和教师，就像那些传教士创办人所希望的那样。但是在20 世
纪的头20 年，入学的学生只有不到一半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对大部分“退学
学生”来说，吸引他们的显然是想掌握的英语知识，而不是基督教的文科教
育。
基督教院校没有摆脱20 世纪20 年代后期的民族主义洪流。①在30 年代，
它们日益把它们的课程世俗化，并且汉化了它们的教职员和行政管理；但是
它们外来的特性是摆脱不了的。
19 世纪从医的传教士，首先自视为福音的传布者。在教会诊疗所和医院
治疗病人，也是为了使病人能受到福音的感召。逐渐地，医药工作的专业化
发展起来了，这反映了观点的变化，可以与促进教育工作专业化的观点的变
化相比。1919 年，据报告在693 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有240 个中心共开办了
326 个医院。每个医院平均有51 张病床。病床共16737 张。这些医院有464
名外国医生、206 名外国护士以及约2600 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其中只有少数
人是合格的）。像布道会事业的其他部分那样，这些医院都位于城市地区，
并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如以上材料所示，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只是非常稀
疏地分布于这些机构；很少机构有一个以上的传教士医生定期驻在那里。除
了几个突出的例外外，它们是实用的，但也是相当简陋的机构。
在华的西式医学教育，是作为布道会医务工作的派生物开始的，它从工
作负担过重的医生对其助手的非正式的训练发展起来。到1913 年，共有11
所人员配备和设备不齐全的小医学院，其中8 所培养男生，3 所培养女生。
只有北京的协和医学院（1915 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接管，这
时才正式不再是一个布道会机构），才接近西方医学院的标准。改组后的协
和医学院规模较小（在1936 年全年只有166 名学生获医学博士的学位），因
脱离中国农村医药的需要而受到批评，但它确实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训
练和研究机构。
① 见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
中国的政府机构
外国人的存在，在中央政府的三个部门是非常明显的，它们形式上虽然
隶属于中国当局，但在许多方面是在外国人的领导下，并在许多外国人担任
更重要的副职的情况下，行使实际上的自主权。它们是海关、邮政和盐务。
海关
在1900 年，海关归总理衙门管辖，1865 年起设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
几乎每天与总理衙门接触。到20 世纪的头几年，海关的组织结构、职责、工
作程序及海关人员的组成，基本上都是赫德（1835—1911 年）的创造，他作
为1863 至1908 年的海关总税务司，独断地主持这个部门的工作。①
在赫德在华工作的50 年过程中，他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个人权力和独
立性，这些在他开始任职时总理衙门是不可能想到的，而且它也肯定不会让
他得到。但是，根本不必怀疑他首先向谁效忠；在这几十年期间，总税务司
不断地对他的外籍员工强调，他们和他本人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但是到了
1906 年，赫德已71 岁，而且身体不佳；他的退休是近在眉睫了。在清朝进
行改革运动的十年中，要以一个同样强有力的外籍继承者代替赫德，是根本
不可能的。19 世纪也许较为温和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已经让位于更凶
狠的国际对抗。到了1898 年，当时的整个关税收入，已经成了偿还因支付日
本战争费用和马关条约所强加的巨额赔款而签订的外国贷款的保证，从而使
海关实际上成了为外国债主要债的机构。1901 年，当关税收入中未用于偿付
债务的余额和条约港口50 里内的关卡——这时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税
收，都用作庚子赔款的担保时，海关被视为外国利益集团的工具，于是民族
主义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地发展了。缔约列强毫不犹豫地坚持，与监督进出口
货物并加以征税以促进对华贸易一样，偿还这些外国债务，是海关存在的理
由。经清帝诏书批准的1896 和1898 年借款合同中的条款暗示，在债券流通
期间，海关的行政仍应保持当时的原状，同时在1898 年换文的条款中，英国
以条约形式迫使中国同意，只要英国贸易占优势，总税务司将由英国臣民担
任。此外，海关还管理中国的邮政，以外国国民担任邮局的关键行政职务；
管理灯塔业务；控制中国港口的领港工作（在许多港口，这项业务已经几乎
全部由外国人掌握）；并且由于出版统计、商业和文化方面的资料，它对外
国人来说是中国唯一的情报资料机构。50 年以后，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海关
内被任命担任负责的职务——甚至没有人担任任何条约港口的帮办。
海关转交给1901 年取代总理衙门的外务部管辖的过程，没有发生重大事
故。但是1906 年6 月设立独立的税务处（不是部一级机构，虽然它最初由户
部尚书铁良和外务部侍郎唐绍仪领导）以监督海关业务的措施，被外国政府、
海关工作人员和债券主（他们的债券与关税收入有关）视为对半个多世纪形
成的海关业务的外国特性的一种威胁。1906 年税务处的成立，是一个温和的
尝试，在面临预料得到的外国反对的情况下，尽量设法稍微降低海关的特殊
① 赫德在1908 年5 月离北京回英，但形式上仍保留总税务司的官衔，直到他在1911 年9
 月死去时为止。
裴式楷（1846—1918 年）从1908 年4 月至1910 年4 月任代理总税务司，然后在1910 至
1911 年期间由安
格联（1869－1932 年）接任，赫德死去时他成为总税务司，直到1927 年。见斯坦利·赖
特：《赫德与中
国海关》；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 年的中国海关》；中国
海关总税务司：
《中国海关的起源、发展和活动文献集》。
地位，并且确保赫德的接任者不致于取得海关最初半个世纪的情况给予总税
务司的那种影响或独立性。事实上，安格联爵士在他担任18 年总税务司时在
北京所起的政治作用，从来没有接近可与赫德的作用相匹敌的程度。新总税
务司及其外籍属员，远不像19 世纪那样专心一意地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
1911 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担任上层的内班中的低级职务。但是在1928 年南
京政府成立前，海关几乎没有出现重大的中国化的情况。
对所有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期及以后几届北京政府时期分享政治权力的那
些中国人来说，外国控制的海关的存在，是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中国的很少几
个稳定而具体的表现之一，而每个人都认为可以在他的领导下重建这个国
家。海关以最大程度的正直性，向对外的和沿海的贸易征收关税。在1917
年以前，要偿还借款和庚子赔款后，才能把余额交给北京政府自行使用，虽
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没有“关税结余”，但从此以后结余数额将会增加的
前景，对任何在北京掌权的人都是潜在的利益。对巨额外债和赔款的有效的
支付，有助于阻止缔约列强进一步行动，虽然这种支付没有大幅度地减少它
们在华的影响。当对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赔款义务被取消，关税收入出现
结余而可以把它们用作北京政府内债的担保时，归还这些内债的工作由外国
的总税务司负责，而投资者认为，总税务司在中国对抗的各派别中，在政治
上是中立的，这个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政府的信用。
海关的主要责任当然是阻止走私，检查船货，征收进出口货物和沿海贸
易的关税。它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中外船主的“西式船只”和外国人租包的帆
船。①从1842 年的南京条约直到1928 至1930 年恢复关税自主，海关负责的
关税税率是与缔约列强商定的；而实际上，它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强加给中国
的。固定的税率表的大部分，含糊地要对进出口货物按价征收将近5％的税；
税率在1858—1860、1902、1919 和1922 年上调了几次，以求实现对进口货
按价实际征收5％的规定目标。但是，1902 年的关税税率只有3.2%，1919
年只有3.6%。①
设在每个条约港口的海关机构是一种中外事业，其管辖权由税务处任命
的中国监督和总税务司任命的外国税务司分享。（只有总税务司由中国政府
直接任命。）虽然在形式上有时要听从中国监督，但实际上税务司是第一把
手。港口的内班（行使行政职能）只听税务司的命令。当与外国商人发生争
① 根据辛丑各国和约第六款，在条约港口和港口半径50 里以内的本地关卡的收入，被抵
押而用于偿还赔
款，这些征税关卡归海关管理。赫德在1901 年11 月进行名义上的控制，但实际上在1911
 年前应由本地关
卡征收而用作偿还赔款的款项，大部分由其他省拨款来解决。辛亥革命以后才实行对条约
港口50 里内本地
关卡的完全控制，当时革命中断了各省赔款应摊份额的汇入，这使外国的债主感到震惊。
见斯坦利·赖特：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第3 版），第181—182 页。
① 对从国外或从另一个中国的条约港口（除非有免税证书证明关税已在最初的进口港缴付
）进口的外国货
征收足额的进口税。在海关缴纳所列的进口税的一半即可取得过境证，这些货物就可运至
目的地，沿途不
必再缴厘金税。出口或运至另一个条约港口的中国货物，被征收足额的出口税；如果转运
到第二个中国港
口，它们要另付等于出口税一半的沿海贸易税。从内地运至某个条约港口再运往国外的中
国货，如要取得
免缴沿途厘金税的出口过境证，应由海关征收等于出口税一半的过境费。见斯坦利·赖特
：《中国争取关
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 年》。1876 年的烟台条约把领取内地过境证的特权扩大到给
中国国民（实际上
在1880 年实施），但北京直到1896 年才同意把出口过境证发给中国商人。关于详细的海
关手续的指南，
见中国海关：《上海海关工作程序手册》。
执时，与外国领事打交道的是税务司，而不是监督。但是监督指派他自己的
书办（1912 年以后改称录事），通过这些人，他能够逐日地了解税收的情况。
港口50 里范围内的本地关卡由税务司管理，其税收送交作支付赔款之用，但
是有关办公人员和日常业务的事务，税务司被责成与监督会办。50 里范围以
外的关卡只由监督管辖。
在1911 年10 月以前，总税务司及其税务司实际上并不在几个条约港口
征税，也不把税收存银行和汇走。总税务司通过其税务司，只负责确切地确
定关税和向中国政府报送征收数额的准确的会计报表。中外商人直接向批准
的海关官银号缴税，这些银号完全是中国人办的，通常由监督选定，而关税
收入的安全，监督则要向帝国政府负责；他们的帐目要与外国税务司报送的
报表核对。在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中央政权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崩溃（其
中有许多清朝指派的监督，因担心自己个人的安全而离职的情况）以后，这
个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于担心各省的革命领袖将扣押保证用来支付外
债和庚子赔款的税收，在向北京宣布独立的几个省的港口的税务司，为了缔
约列强的利益，直接控制了税收并把它存入银行。这些安排被1912 年2 月正
式掌权的共和政府不得已地接受了，并在一份北京外交使团强加给中国政府
的协定中表达了出来。这份协定的条款，规定组成一个上海各国银行总董联
合委员会，以监督支付以关税作保证的外债以及庚子赔款；并委托总税务司
征收各港口的关税，把它汇到上海和存入外国的看管银行，“以作归还该项
洋债及赔款之用”，并根据委员会决定的先后顺序，负责归还到期的借款。
这里应该指出1912 年协定中的两点内容，在南京政府成立前这两点一直
有效。直到1921 年，缔约列强有权决定在偿还外债之后，是否有“净存税项”，
并有经其批准后才能将任何资金交给北京政府的权利。它们对可以产生的净
存税项的估计是谨慎的，使历届北京政府都不满意，但无可奈何。此外，原
先由中国的银行掌握的中国政府的巨额资金，此时存入上海的三家外国银行
——汇丰、德华（1917 年中国对德宣战前）和道胜（1926 年它清理前）。在
及时付给利息的同时，这些银行总是存有巨额存款余款，使它们能够经营其
他商业，而且在偿还外债时，它们从处理必要的货币兑换的业务中，赚取巨
额利润。
海关收入的第一个用项，是海关的薪水和业务支出。这项费用由中国政
府和总税务司直接商定，1893 年定为每年3168000 海关两，此数保持不变，
直到1920 年才增加到5700000 海关两。此外，各监督办公室的维修每年花费
将近40 万两。据报告，1898 年的收入总数为22503000 海关两，1920 年为
49820000 海关两。因此，这两年的征税费用——不包括银行总董的佣金以及
在征收和汇纯收入时可能产生的兑换上的亏损——分别占总收入的15.9％
和12.2％。1898 年，895 名外国员工和4223 名中国员工（包括在邮政部门
的24 名外国人和357 名中国人）的办公费，平均每人为619 海关两。到1920
年海关员工有1228 名外国人和6246 名中国人（邮政人员已在1911 年从海关
分出），这反映了在这中间的20 来年，许多新港口已被开辟为商埠。1920
年办公费平均每人763 海关两，收入增加，缓和了业务扩大而引起的财政紧
张。
海关的中外员工被分配到海关三个部门——税务部、海务部（成立于
1865 年）和工务部（成立于1912 年）——之一去工作。海务部负责测探沿
海和内陆的水道，操纵灯塔和灯船，修理浮标和指向标，维修港口和维持那
里的治安。到1911 年，它建成132 座灯塔、56 艘灯船、138 个浮标（其中许
多有哨声和煤气照明）和257 个指向标（主要在长江和西江）。工务部负责
和修理海关的房屋和财产。但是，海关的中心当然是税务部。
税务部的人员分属三科：内班、外班和港务科，每个科又分成“洋员”
和“华员”两部分。每个港口的内班是海关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和会计。
它由一名税务司领导，税务司又由一名副税务司和四个级别的助手协助工
作，他们全由总税务司指派、提升、分配和调离，总税务司仅向税务处通报
各项任命。前面谈过的尊敬的罗炳生曾经设想成立一个“中国真正土生土长
的??教会”，赫德与他一样，也不止一次地重复他在1864 年备忘录中所表
达的意图，大意是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
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①但是，事实上在他担任总
税务司的时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当上即使是内班的最低级的帮办。他曾经一
度想过，掌握一定程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同文供事，可能最后被补充为那一级
的帮办。这些供事
表35 1915 年的税务部内班
英美法德俄其他欧洲人日华总计
总税务司1 — — — — — — — 1
税务司23 3 3 5 3 4 2 — 43
副税务司11 1 3 4 — 3 — — 22
帮办76 11 4 17 10 37* 32 60 247
杂务10 1 2 2 — 2 — — 17
医务人员31 5 5 2 — 3 3 9 58
同文供事— — — — — — — 627 627
见习+ — — — — — — — 33 33
录事— — — — — — — 350 350
文书和抄写员— — — — — — — 110 110
教员— — — — — — — 7 7
收帐员— — — — — — — 10 10
总计152 21 17 30 13 49 37 1206 1525
非华人总计319
*包括一名朝鲜人
+有海关临时级别的海关学堂毕业生
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华业生，他们的中文教育可能是不够的；总之，这是
作为理由反复提出的阻碍他们取得更高官职的一个缺陷。赫德还能引用北京
高级官员反对提升这些供事的事实，由于他们的教会学校背景以及他们基本
上是南方人，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人数最多的是广东人，其次是江苏、浙江
和福建人。他们通常在大港口通过税务司主持的考试而被录用，他们之被选
用，除了英语能力外，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懂得几种方言。他们最初主要是口
① 引自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62 页。
译或笔译人员，而到赫德去世之时，许多人正在干和外国帮办相同的那种办
公室工作。1908 年税务学堂成立，终于提供了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
从这些人以及最够格的供事中，安格联开始任命一批中国帮办。
书办或录事是监督的会计人员。内班中第三个中国雇员集团是精于中文
文牍工作和书法的文书和抄写员，他们准备税务司或监督与地方官员之间的
一切往来中文公文，也准备报送北京总税务司署再转送税务处的文件。
在1915 年，税务部内班人员按职务和国籍的分布情况，见表35。①外国
内班人员，或是由伦敦海关官署为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英国集团而招收，或是
由几个外国驻北京公使馆直接向总税务司推荐。许多属员是受过大学教育的
年轻人，他们认为，与在本国相比，自己在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税务
司的官署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以使这些任命与各缔约列强对华贸易的规模成
比例。这可以举例说明：在1895 年根本没有日本人，1905 年有16 名日本人
（全是帮办），1915 年有37 名日本人（包括两名税务司）。英国人占优势，
反映了一个事实：在1911 年全年，用英国船只进行的贸易，在海关总收入中
所占的比率始终没有低于60％。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的1915 年，通
过海关结算的中国对外贸易和港口间贸易总值的42％的货物，是由英国船只
运送的。①
从海关业务一开始，赫德就强调税务司和帮办掌握足够中文说写知识的
重要性。新来的雇员应该先在北京进行语言学习，才能分配到某个港口工作。
1884 年，命令对所有内班外籍雇员进行强制性的年度语言考试，从1899 年
起，没有足够中文知识的人，原则上不得升任副税务司或税务司。任职满三
年而汉语过不了关，或满五年而汉文过不了关的帮办，原则上也要被解雇。
但是对这件事，赫德比他对待属员的其他许多事情更加宽容。作为一个集团，
外籍内班人员只有中等水平的中文知识；许多人从来没有掌握它；少数人成
为杰出的汉学家。安格联在1910 年10 月对海关提出要求，②结果，更严格的
语言考试和根据语言能力对帮办进行分等的措施，立刻奉命执行，并再次在
1915 年详细地提了出来。安格联对结果似乎满意，但是海关人员如同其他的
外国人，精通中文的也很少。
1915 年，税务部的外班包括881 名外国人和3352 名中国人。在全部490
名负责人员——监察长、副监察长（外班的行政官）、验估员、验货员、检
查长、副检查长、检查员和稽查员——中，除14 名中国稽查员（他们检查进
出港口船只的货物）外，都是外国人。英国国民又占支配的地位。881 名外
国人中，英国人有454 名，在57 个监察长、副监察长和验估员的高级职位中，
他们占了32 个，余下的3238 名中国人（译者按：上文是3352 名中国人，减
去担任稽查员的14 人，应为3338 人）为过磅员、值夜人、船员、卫兵、送
①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903 页。
①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201—223 页。
② “从收到的关于内班人员的中文成绩的本年报告中，虽然总的来说可以看出中文学习没
有完全被忽视，但
它清楚地说明，整个海关关于能力的标准太低；除了少数突出的例外，中文学习不认真。
”民族主义在所
在地的出现，要求再加把劲。“为了海关的名声，为了使它继续有用，此时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需要开
始听到责难；对没有足够兴趣去学习雇用他们的国家的语言的那些海关工作人员应予解职
??”总税务司
通报第1732 号（第2 辑）：《中国海关工作文献》，第2 卷：《总税务司通报，1893 至
1910 年》，第709
页。
信人、办公室听差、看门人、看守人和劳工。在港务科，40 名指挥员、办事
员、技师和炮手也都是外国人（其中英国人29 名），而448 名中国雇员则担
任甲板船员、引擎室船员和船舱船员。在海务部工作的1239 人中，只有少数
中国人担任“行政”职务，这些职务基本上又是117 名外国人的禁脔。在小
小的公务部，33 名雇员中14 名为中国人。总之，6159 名中国雇员（外国雇
员有1376 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担任非低贱的职务。
外班的外国工作人员与税务部的内班人员不同，是在条约港口就地招收
的。在海关的早期，许多人过去是水手和冒险者，试图在中国沿海寻找发迹
的机会。内班人员和外班人员之间社会的背景不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
世纪，这在内班人员的薪水、住房、津贴和晋升机会等远为优厚的待遇中，
反映了出来，内班人员被其他外国人视为条约港口精英人物的一部分。①
到赫德离职时，不满情绪事实上正在海关中沸腾，这种情绪不仅是针对
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发，而且是对赫德专横作风的一种普遍反应。安格联任
总税务司时的官方通报，在语气上几乎不比他的前任更加温和，但是他确实
解决了一些具体的不公平现象，例如到1920 年，建立了退职和退休的制度，
这个行动是赫德长期以来所抵制的。
邮局
除了为清政府服务的古老官办邮政外，中国公众通过大批私营的信局来
寄送邮件，这种信局使用交通能提供的手段为主要城市中心服务。外国列强
已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业务。 1896 年，帝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机构。
可是在中华民国的最初几年，六个缔约列强仍保持自己的邮局和独立的邮政
业务：英国在12 个大城市和西藏的3 处；法国在15 个城市；德国在16 个城
市；日本在中国本土的20 个城市、满洲租借地的6 处以及满洲的另外23 处；
俄国在28 个地方，其中包括满蒙的许多处；美国只在上海设立。设立这些外
国邮局的一致的辩护词是，“在华的安全通讯得不到保证”，①这显然侵犯了
中国的主权，因为它们没有条约根据，这类条约在其他方面限制了中国的主
权。虽然中国在1914 年参加了国际邮政联盟，从而使1906 年国际邮政会议
的实施条例中的某些特定规定（它们为继续在中国设立外国邮局提供了某些
国际法的依据）失效，但是直到1921 至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缔约列强才
同意到1923 年1 月撤消它们的邮政。但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让步，不
是没有附带条件：在外国租借地（日本人宣称，他们理解为应包括满洲的铁
路区）的邮局继续存在；中国邮政中的外国邮政总办的特殊地位不得改变。
外国邮局与中国邮局在大港口进行竞争，那里潜在的邮政通信量更加有
利可图，而又没有对利润较少的外围地区服务的义务。它们在执行中国海关
章程时的懈怠是有名的，在1914 年后曾几次拒绝处理中国邮局发往海外的邮
件。外国邮局最初在19 世纪60 年代出现，也许是不得已，但随着中国自己
发展了现代的邮政体系，它们的继续存在，在道理上除了作为外国人在华特
① 晚到1919 年，代表外籍外班人员的代表团向安格联抱怨说，“‘外班’一词带来的污
名已经扩大到海关
以外，在外国社区的所有社会关系中都有反应”，并报告了因以下几方面而“普遍存在的
情绪：内班人员
极度看不起外班人员，在纪律争端中外班人员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只代表争端的另一方和
税务司的一方??
外班人员的私生活不正当地受到监察长的干涉。”半官方通报第29 号，《中国海关工作文
献》，第3 卷：
《总税务司通报，1911 至1923 年》，第504 页。
①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团的声明，引自惠斯特尔·W.威洛比：《外人在华特权和利
益》，第887 页。
殊地位的一个标志外，就成为多余的了。这一发展是在海关的推动下出现的。
①在19 世纪60 年代，海关的邮政作为一项业务，在北京和条约港口之间传送
几个公使馆的函件，从此在19 世纪70 和80 年代，发展了一项向所有用户开
放的使用西方电报线路的邮政服务。在1896 年3 月它正式改为帝国邮政局以
前，很少与中国人的信局和外国的邮政机构进行竞争，但此后它却不断地发
展。
在新的安排下，帝国邮政局被委托给总税务司管理，他把邮政局作为海
关的一个部门经营。几个港口的税务司也负责他们管区的邮政事务。1898
年，24 名外国人和357 名中国人，脱离海关而在邮政部门工作。它提出的成
为一个官方垄断事业的要求，是部分地通过管理和限制信局的活动，部分地
通过吸收信局来实现的。1906 年，特别任命的邮政专员被分配到上海、广州
和汉口工作，以减轻负担更重的海关税务司的双重责任。虽然邮政局的业务
和人员发展了（1911 年有99 名外国雇员和11885 名中国雇员），它的收入
却多少落在后面。在邮政局与海关分离以前，海关每年需要给它补贴，以使
海关的邮政局能够继续营业。
邮政局和海关在1911 年5 月分离，当时帝国邮政局转归邮传部管辖，由
前海关邮政局总办帛黎管理，帛黎此时成为邮政会办。帛黎为法国人，1874
年进入海关工作，1901 年被任命为邮政局总办，他继续任邮政会办，直到1917
年。他和他的接任者铁士兰都是法国国民，这反映了中国在1898 年列强“争
夺特许权”时期，对法国作出的许诺，即中国的邮政，“在选择邮政人员方
面要考虑法国政府推荐的人选”。但是，帛黎作为总办的权力，比海关总税
务司的权力更受到限制，因为他在形式上隶属邮传部的一名局长，以便应付
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在1911 年以后，邮政局更是中国政府的
一个部门，而不是海关的（甚至安格联时期海关的）业务，但是在以后的20
年中，北京和各省的许多邮政行政领导职务，仍由外国人担任（开始时他们
从海关调任）。典型的形式是让一名外籍邮政专员领导一个邮区，由华人或
外籍副专员以及华人和外籍助手协助工作。设在北京的总办官署，约有25
名外籍工作人员（总办正式称“副局长”），其他大约75 名外国人驻于几个
省。1920 年，英国国民约占外国人的一半，法国人占1/4，余下的来自十来
个国家。约30000 名中国雇员做分理和发送信件的实际工作。
盐务
中外合办的盐务署是在20 世纪而不是在19 世纪中期强加给中国的，它
与海关不同，也不如海关重要。
中国除了同意外国发挥有限的咨询和技术作用外，反对它们参与盐务管
理，从而拖延了1912 年2 月至1913 年4 月对袁世凯新政府提供善后借款的
谈判的完成。主要的缔约列强——英、法、俄、德、日、美（美国在贷款谈
成前退出财团）——通过六国的银行财团，寻求加强袁世凯的政府，希望它
能够维持中国的统一和保护外国的利益。但是银行家们只能在有足够保证的
条件下答应2500 万英镑的巨额贷款。关税收入因为完全用作以前几笔借款和
庚子赔款的抵押，所以在一段不能确定的时期内只能是第二保证；因此北京
政府只能用盐税收入来担保。作为发放贷款的主要条件，财团坚决要求采取
措施对盐务进行控制（而不仅仅是咨询和审计），为此这几个国家迫使日益
① 见郑英还：《中国邮政通讯及其现代化，1860—1896 年》。
破产的袁世凯接受这个条件。因此，1913 年4 月26 日的善后借款协定第5
款规定，在财政部下面设立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
会办一员主管”。在每个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
一人，会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
一个毫不掩饰的外国利益集团在中国的盐税收入中插了一手，爱国主义
情绪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对主权的一种侵犯；在有些省份中国经理和外
籍协理并列，看起来很像条约港口海关中外国税务司和中国监督名义上分享
权力的海关的那种安排。也许还由于盐政是中国政体的更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具有平衡国内收支的微妙作用和长期的利益，任何外国的作用从根本上
说是特别令人烦恼的。海关是继对外贸易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新事物，而稽
核总所则与之不同，开始就只表现为一个新的行政集团介入了一个包括盐的
生产、运输、税收和销售的长期存在的中国财政体系。稽核总所被硬加在这
些传统安排之上，以确保所征之税真正可以被中央政府用来偿还善后借款，
所以它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实际上对盐的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大权。但是
这种控制除了保证分期归还善后借款分期偿还表上的本利外，与类似的发展
和保护国际商业的任何持续和特定的外国利益没有联系。得到好处的主要是
控制北京政府的人， 1922 年以后，主要是地方军阀。
由于稽核总所的外国会办及其外籍属员是欧洲银行家的代表，而欧洲银
行家又分别得到各自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不仅仅是第5 款中可以自由解释
的文字所暗指的那种副手。但是没有出现像赫德建立的海关那样的国中之
国。在盐务稽核总所的初期，外国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当时袁世凯中央集权
的努力看上去有一定的希望，而袁总统也支持盐务稽核总所的第一会办丁
恩。丁恩（1854—1940 年）是一个以前在印度任职的文官，先在北印度任盐
税专员，然后任印度货物税和盐税第一总税务司；1913 至1917 年在华任职
期间，他负责一些意义深远的盐税改革，但他决不是另一个赫德。①财政部长
和中国的总办，不是对丁恩所干的一切给予形式上批准的十足的傀儡，相反，
他们自己代表尽管是保守主义的、但却是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潮
流，他们的利益在一段时期与外国辛迪加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乐于利用外
国的存在可能提供的这类压力，以对付地方上的离心力量。
此外，盐务署的外籍雇员从来没有超过40 至50 名（1917 年为41 人，
1922 年为59 人，1925 年当中国雇员共有5363 人时为41 人），而在民国初
期，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就超过了1300 人。②与海关不同，大批的中国工作
人员不受外籍会办的控制。也许有十几名外国人担任北京外籍会办手下的行
政人员，余下的人则在几个产盐区担任审计、经理、协理、或帮办。由于他
们及与其地位相当的中国同僚所检查和审计的，不是一种对外贸易，而是中
国国内的商业和财政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同僚不大可能降低到
海关监督那种基本上是多余的地位。外籍工作人员并不深入迷宫般的盐务网
络的基层，这与以外国援助进行改革的盐务署的中国人员正好相反。就海关
而言，外国人既是被管理和抽税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又是管理者和征税人，
1928 年以前还是支付贷款和赔款的大量税款的最后接受人。但是盐务方面的
外国的具体利益，只限于保证把收入按时付给外国财团的银行。到1917 年7
① 关于丁恩进行的一些改革，见S.A.M.阿谢德：《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 年》
。
② 日本外务省：《中国雇聘外国人人名录》。
月，关税收入已经增长到能够支付善后贷款以及以前以关税为担保的贷款。
从此，偿还善后贷款与盐务署中外国人的存在只有间接的联系了。
盐务会办是一个英国人，外籍工作人员中几乎一半也是英国国民，这些
事实加强了英国在北京和长江流域的影响。（在稽核所的外国人中，日本人
的人数仅次于英国人。）两名总办对“盐余”——即超过善后借款分期支付
数的盐税——的控制，是根据借款协定的条款进行的，这些条款要求全部收
入一并存入外国银行，“非有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证，则不能提用”。这
使丁恩在北京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条件是地方当局和军事将领要继续汇来
大量盐税。1922 年以后，所报的盐税总额和中央政府所收的份额都急剧地减
少了。当关税收入仍实行中央集权制时（甚至在军阀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如
此），中外共同负责的稽核所没有、也不打算阻止各省扣押盐税收入。丁恩
的后任是甘溥和韦礼敦两人：前者也是前北印度盐税专员，于1918 年起任会
办；后者原为英国外交官，长期在华任职，从1923 年起任会办；他们两人的
影响必然比丁恩的影响小得多。把前海关官员、俄国人葛诺发安置在监督善
后借款支出的审计部门负责，把德国人朗普安置在一个涉及未来中国政府借
款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对他们代表的两国政府没有带来什么利益：葛诺
发只被告知中国人让他知道的事，朗普从来没有被请示过。
经济利益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其中隐藏着一件怪事。在民国初
期，外国商号、投资、贷款和人员在中国经济现代部类的重要部分中，占支
配地位。但是，现代部类虽然在同时代的史料和追溯性的研究中，有突出的
记载，它仍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外国和中国的现代企业都稳步发展，但
在1949 年前都不显得很大。晚至1933 年，国内总产值的63—65％来自农业，
完全没有外国的参与。南满铁路公司在满洲经营一批试验农场，但是在中国
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生产主要出口农产品（茶叶、丝、植物油和油制品、蛋制
品、皮革和皮制品以及猪鬃）的外资种植园，更不用说生产大米、小麦、蔬
菜和棉花等主要作物的这类种植园了。手工业生产也没有外国人参与，在
1933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同时期外国份额相当大的现代工业占2.2
％。帆船、大车、兽力和人力运输工具的交通，为现代运输部门的三倍（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在现代交通部类中，外国拥有或经营的铁路和外
国轮船又显得非常突出。中国的对外贸易，甚至它的港口间的贸易，主要通
过外国船只进行，但是对外贸易总额，肯定从未超过（也可能从未达到）国
内生产总值的10％。不妨假设，如果全部外国拥有、控制、经营的或受外国
影响的企业在1915 年已经被国有化，欠外国债主的一切公私债务都被取消，
那么产生的可以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妨再这样假设）的“剩余”，如与
占国内净生产总值37％的潜在剩余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后一个数字是卡
尔·里斯金根据1949 年以后经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取得的剩余计算出
来的。①
但是，外国的工商业者及其资本依然是存在的。现在我们不妨观察一下
他们采取的形式和施加的影响。②
贸易
1832 年就有的怡和洋行和1867 年在上海开始营业的太古洋行，是最有
名的两家英国商行。不像许多“中国的老字号大店铺”，两者都经受住了19
世纪70 和80 年代的激烈变化，在这段时期，商人自行进口在市场销售的做
法被“委托商”所代替。怡和的总行设在香港，其分支行则分设在各大港口。
除了它的总的对外贸易部门和许多代理商号外，怡和洋行还控制着怡和轮船
公司（它拥有的41 艘轮船是沿海和长江的主要力量）和庞大的怡和洋行货
栈。它还在上海经营一家大棉纺厂（怡和纺织公司）和一家缫丝厂；代理俄
国外贸银行、有利银行以及许多海运和火灾保险公司及几家航运公司；并与
汇丰银行有密切联系。太古洋行稍小一些，但它除了在上海设总行外，还在
其他14 个港口设有分行。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和沿海有60 多艘轮
船；在香港经营太占制糖公司及太古码头和工程机械公司；还有许多经营航
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0 多家欧洲保险公司由
上海的商号代理业务。）仁记洋行也是在华的一家英国老洋行，在更早时期，
在广州、福州、天津和长江几个港口设有分行。但在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和停滞》，载德怀特·H.珀金斯.《历史剖析中的中
国现代经济》，第
49—84 页。
② 以下所引的统计资料主要取自以下的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侯继明：
《1840—1937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
1864—1949 年》。
它在上海、香港和福州只有办事处。它主要经营茶丝出口，经办设有许多代
理机构的一般委托业务、上海的房地产交易以及航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
老公茂洋行成立于1875 年，是最早几家只作为“委托商”经营业务的商行之
一，进口由中国商人按契约方式购买的货物。它还在上海经营老公茂纺织公
司。还可以继续列举，例如，天祥洋行出口茶叶，进口成匹棉布，经营航运
和保险业务，等等；但是还应指出，在民国初期英国商人面临日益增加的德、
日竞争。
1856 年起设在上海的兴成洋行，是上海最老的德国洋行，在香港、广州、
汉口、天津和青岛设有办事处。它是著名的工程公司和提供工厂和铁路成套
设备的承包商，还因它的保险代理机构以及它的广泛的进出口业务而广为人
知。礼和洋行在19 世纪40 年代已经开始营业，也许是最大的德国洋行。它
是航运代理商，经营扬子码头公司，出口羊毛、草帽缏、蛋制品和猪鬃，尤
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铁路和采矿设备（例如为汉冶萍钢铁公司和它的萍乡
矿局进口）以及兵器（它是克虏伯兵工厂在华的唯一代理商）最为闻名。它
设在上海九江路的总办事处是1908 年公共租界中最大的建筑。在香港和六个
条约港口设有分支机构。第三个重要的德国商行是美最时洋行，它于1866
年在香港开业，1877 年在上海设办事处。它是北德劳埃德公司在华的代理
商，经营长江的河航和上海的张家浜货栈。
日本最大的商行三井物产会社在华的分支机构，设在上海和其他10 个地
方。除了代表日本主要制造厂和保险公司外，三井还代理几个著名的英国、
欧洲和美洲商行的业务。它开办自己的轮船航线，经营两家纺织厂（上海纺
织公司和三泰纺织公司）。
在出口贸易方面，外国商人在此之前已经与以下两项业务发生紧密的关
系，一是设立收购机构，从分散的小生产者那里取得供应；一是为出口物资
进行分等、捡选和初步加工。到19 世纪后期，除了某些加工工作（例如俄国
商人经营的蛋制品、皮革和砖茶的加工）外，这些业务的大部分已由中国商
人负责。就茶而言，外国商人几乎总是从港口的中国商人那里大批购买。现
代的缫丝厂虽然由欧洲人引进，但在20 世纪开始时大部分厂为中国人所有
（有时有欧洲人——通常是意大利人——当经理）。货物一旦在条约港口卸
货，中国商人在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甚至更加突出。从19 世纪60 年代起，随
着轮船航运的发展，例如，从事进口棉织品或鸦片的中国商人，往往越过小
的港口，而直接在上海和香港购买。虽然洋行在小港口没有被排斥出去，但
有些分支机构关闭了，留下的则把业务集中在收购出口货和销售更专门的进
口货方面，而不去销售大宗货物，这项业务主要由中国人经营了。这样，民
国初期外国商行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的条约港口，典型地作为委托
代理商而在实际上进口售给中国商人的外国货，和从这些地方出口中国货（经
过一定的加工）。①
纽约的美孚煤油公司在19 世纪80 年代，把它的第一批煤油运到中国，
再由太古和怡和等洋行经销。在与怡和洋行就指定该行为美孚煤油公司在亚
洲（包括中国）的长期销售代理商一事进行的漫长谈判失败后，美孚煤油公
司着手建立它自己的市场销售机构。在一开始，它只在上海把煤油售给在“内
地”包销的中国商人。但是不久美孚煤油公司就在大港口设驻地经理，并在
① G.C.艾伦、奥德丽·G.唐尼索恩：《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中国和日本》，提供
了详细的记载。
那里建立巨大的贮存设施。他们指定中国“承销商”，并与之订立契约，严
密地监视这些代理商及其下的许多小代理商的销售。“例如在有些地方（如
芜湖），纽约公司的手已经伸向街头的小贩。”①专门制作的中文小册子和招
贴，宣传美孚的有奖的“德沃”牌和更便宜的“鹰”牌煤油。免费分发和低
价销售的带玻璃罩的小锡油灯（著名的“美孚”灯），为煤油建立了市场。
到1910 年，美孚煤油公司向中国运送它煤油总出口量的15％。（1935 年的
一项农村调查发现，54％的农户定期购买煤油。）美国的推销员（许多人有
大学学位）通过签订保证回国路费和提供续约可能的三年协定而来到中国，
用美国方法训练的中国帮办代替了外国商行中常见的买办。美孚的代理人要
不断地在内地旅行，要懂中文，负责挑选销售商，保证广大地区的供应，经
常就地方的税收与中国官员发生冲突；他们与一些具有较大事业心的传教士
一样，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很少外国人的事迹像孙明甫的事迹那
样吸引人；他是上海东吴大学传教士校长之子，美孚煤油公司镇江办事处经
理，在1911 年站在共和一边积极地参加对南京的围困，后来又是军阀之间可
靠的牵线人。
美孚煤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亚细亚火油公司（英荷合营的皇
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亚细亚公司通过自己直接控制的与美孚相
似的销售网络营业。它也派西方的推销员进入内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建立
贮存设施，保持煤油的所有权，直至真正零售出去为止。但是美孚和亚细亚
两家石油公司的成功，最终还是靠利用而不是代替中国现存的商业体系。它
们的中国“承销商”，即批发商，往往是有基业的商人，还有其他的商业利
益。甚至美孚煤油公司独特的黄色门面店铺的零售业主，一般都是有名的当
地商人。
胜家缝纫机器公司、主要销售纯碱及颜料和化肥等化学品的卜内门洋碱
有限公司，以及取得巨大成就的英美烟草公司，也依靠中国的市场销售结构，
以使产品能到最后的消费者手中。①英美烟草公司在以下的营业中是与众不同
的：它除了进口英美制造的纸烟外，到1915 年还经营自己在中国的六个大工
厂，这些工厂由于自称的治外法权地位，逃避了大量直接税。从1913 年起，
英美烟草公司积极地投入了改进山东的中国农民用美国烟种种植烟叶的技术
——这种外国侵入农业生产的现象在中国是少见的，而在完全殖民化的亚洲
国家则是典型的。但是它的由外国代理商网络指导的销售商和商人体系，只
不过是附加在现存的中国运输和地方销售设施之上。在山东——一个早已是
种植烟叶的地区——分配烟种和化肥以及购买烟叶，英美烟草公司主要依靠
中国的中间商。
除了商业结构本身，中国经济总的贫困状况，从根本上限制了外国商人
及其货物的冲击。煤油、纸烟和进口布匹（在最后被竞争的中国织的棉布取
代之前）的大量销售，是几个重要的例外。甚至在1936 年，中国（包括满洲）
对外贸易的人均值，仍小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均值。如同有些分析家所指出
的那样，如果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它的对外贸易的人均值，对
一个它那么大小的“不发达国家”来说，不算“异常”地低，以下的情况也
① 拉尔夫·W.海迪和穆里尔·E.海迪：《开拓大事业，1882—1911 年》，第552 页。
① 见谢尔曼·G.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烟草业中中美的对抗，1800—1930 年》（
耶鲁大学1975 年
博士论文》中有关在华的英美烟草公司的部分。
是事实：外国对中国的农业和矿业出口产品的需求只产生很弱的“逆向联系”
（即诱发出来在中国生产其他产品的需求），而进口的制成品或加工的商品
主要是用来满足最后的需求，因此只产生很弱的“顺向联系”（即资本或原
料投入中国进行生产）。企求经济利益使外国人来到中国，但是直接影响中
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与其说是他们具体的经济影响，不如说是他们在特权
条件下存在这一事实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
银行业
在中国缺乏现代金融机构的情况下，早期的外国商行着手为它们自己提
供其进出口业务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服务，如银行业务、外汇和保险等。但是
到了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有12 家外国银行正在中国营业。①这些银行主
要为外国商行的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也向中国商人直接提供一定数量的贷
款，但是它们影响中国商业结构的主要形式是向钱庄贷出短期“转手贷款”，
钱庄转手把钱再借给中国商人。这些向钱庄提供的信贷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
而停止，它们一度使外国银行对上海的整个货币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②
它们实际上控制着中国的外汇市场。中国的银通货和金通货（国际本位）
之间兑换率的波动常常是很大的，外汇的兑换交易和国际性套汇，给外国银
行（特别是汇丰银行）以巨额利润，汇丰银行每天公布的汇率被上海的整个
市场承认为官方的汇率。外国银行利用它们的治外法权地位发行钞票，这项
权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但又无力作出反应。1916 年流通的外国钞票
的总值，几乎与中国公私银行发行的钞票数相等。①有钱的中国人把他们的流
动资产存入外国银行，这样就提供了作为银行进行外汇业务基础的稳定的白
银收入来源。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来源是大银行在中国偿还外债和赔款方面
所起的作用，它使关税和盐税收入以及许多铁路的流动资本，源源不断地流
入。此外，大银行由于收存赔款和铁路贷款，与欧洲的债主们一起获益。在
华拥有铁路和采矿特许权的外国公司常常是银行的分支机构；例如，中英[银]
公司与香港银行有密切的关系，就像德国的山东铁路和矿业公司与德华银行
的关系一样。一份关于英国银行家在1895 至1914 年期间从发行钞票和归还
贷款中获益的研究断定，利润平均是贷款票面价值的4.5％（非铁路贷款）
至10％（铁路贷款，它们通常列有利润分成条款和银行充当购买代理人的条
款）。②
在20 世纪20 年代，特别在1928 年以后，外国银行丧失了它们的某些特
权地位，而由政府支持的银行取得，但是它们在资助对外贸易方面，继续表
现得很突出。不过，在任何时候，除了对对外贸易和政府财政部门外，它们
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和它们的主要客户，即外国商人一样，外国银
① 麦加利银行，1858 年起在华（总行在伦敦）；汇丰银行，1864 年组成（总行在香港）
；有利银行（总行
在伦敦）；东方汇理银行，1899 年起在华（总行在巴黎）；华比银行，1902 年起（总行
在布鲁塞尔）；德
华银行，1889 年起（总行在柏林）；花旗银行，1902 年起（总行在纽约）；和兰银行，
1903 年起（总行
在阿姆斯特丹）；道胜银行，1895 年起（总行在彼得堡）；横滨正金银行，1893 年起（
总行在横滨）；台
湾银行（总行在台北）。
② 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 年》，第21—22 页。
① 见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各处。
② C.S.陈《英国银行家从中国贷款所获利润，1895—1914 年》，载《清华中国研究杂志
》，新版，5.1（1965
年7 月），第107—120 页。
行之能影响中国，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外国的，既享有特权，又常常很蛮横。
它们当然与中国一些虽小但分布广泛的现代化部类有一定的联系。例如，1910
年上海橡胶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四川铁路公司的利益，于是它
要求北京政府用粤汉铁路国有化的办法来弥补这些损失，这个行动有助于加
速辛亥革命的爆发。但是总的来说，虽然金融大恐慌会制造头条新闻，上海
和其他港口及广大内地的经济只有松散的联系。即使外国人（或者甚至中国
人）能做到对现代部类的支配，但这种支配还不能使他们控制中国。
制造业和采矿业
在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外国人在四种工业中拥有占优势的份额，它们
在1933 年占了现代工业净产值的52％：这些工业是棉纱和棉布、纸烟、煤
矿和电力。①1933 年，外国拥有的商行生产了整个制造业总产值的35％，但
是不能对1910 至1920 年作出可以与之相比的总的估计，这个时期，75—90
％的现代采煤工业和将近一半的棉纺织工业操在外国人手中。表36 显示了外
国人在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中所占的份额。不能得到产量的数字，但是卷
烟工业也被外国人所支配，这从1919 年英美烟草公司生产120 亿支纸烟（大
部分在中国生产），而它的主要中国竞争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20 亿支纸
烟，两相比较可以判断出来。大港口的发电——1910 至1920 年也没有发电
量的资料——基本上也是外国人独占的领域。
有人已经提出警告，反对仅仅因为一些数字是仅有的计量资料，而把过
多的结论塞进关于现代部门的统计数字之中，但我们现在又必须再次面对这
种警告。1902 年英美烟草公司开业后，纸烟的销售量肯定激增，但是没有什
么证据可以证明，在城市地区以外，消费烟叶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17 世纪以
来广泛吸用的农民的旱烟、水烟或鼻烟。甚至晚至1935 年，只有19％的农
户购买任何种类的烟。关于棉纱，1905 年只有总消费量的18％（1919 年为
34％）是在华资或外资现代纱厂生产的。1905 和1919 年棉布的可比数字分
别为1％和5％。手工业生产的和进口的纱占1905 年消费量的82％，占1919
年的66％；而棉布则分
表36 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外国份额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55 页。
采煤棉纱和棉布
(开工的纱绽和织布机的％)* (用现代方法开采按吨计算的总产量％)
纱绽织布机
外资
矿
中外合
资矿
外国人
所有
中国人
所有
外国人
所有
中国人
所有
1910 30.3 69.7 100
1912 42.6 49.3
1914 46.0 54.0 50.l 49.9
1915 35.2 54.5
1918 34.1 43.2
1919 43.6 56.4
1920 41.9 58.l 49.0 51.0
1921 30.9 45.0
*在中外合资厂内的纱绽和织布机数被平均分到外国人所有和中国人所
有两栏。
别占99％和95％。这些比率说明，外国份额显得如此之大的中国最发达
的现代工业，即棉纺织业，也不能供应绝大部分中国人口的衣着。1912 至1921
年这几年用现代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1000 万吨的煤，甚至用现代的和传
统的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1600 万吨的煤，也只能提供四亿至五亿中国人
所消费的总能量的一小部分，这些中国人在过去继续以树木、麦秸和植物废
料作为他们的燃料。甚至在1933 年，中国煤的总产量只有2800 万吨（而1973
年为2.5 亿公吨），几乎全部消耗于大城市和铁路、轮船以及小型现代制造
业。与此相似的是，1933 年共发电14.2 亿千瓦小时（而1973 年为1010 亿），
其中63％是外资厂发的电；所发的全部电力都为较大的城市服务。
1919 年，中国45 家棉纺厂中，15 家为日本人和英国人所有。外国棉纺
厂纺的纱平均比华资厂的纱高五至七支。中国的工厂能够顶住很强的外国竞
争，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保持它们在市场的份额，支数的差别对这种情况具
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纺低支纱需要利用比纺高支纱更加劳动密集的技术，因
此适合中国生产者的情况，他们的资本比较少而且更加昂贵，而劳动的成本
则要低一些。低支纱在市场上还更容易销给手工织布者，他们把低支纱用作
经纱，再与手工纺的纬纱合起来织成一种粗而耐穿、在农村地区需要量很大
的布。换句话说，出现了一种外国厂和中国厂在部分地分离的市场中经营的
倾向，大部分外国厂的产品供应条约港口和其他大城市的消费者。卷烟工业
也是这种格局；在卷烟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集中生产比较便宜的纸烟，
以供应不同于英美烟草公司的消费者的另一类消费者；在采煤业方面，外国
矿与中国矿通常不在同一地点；在银行业中，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外国
银行专门为国际间的交易提供资金。
当然，作为以后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现代制造业部类
既不是停滞的，也不是不重要的。事实上，1937 年以前的中国工业部类（包
括满洲）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至9％。①此外，这些工厂对中国1949 年以后
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很明显的好处之一是，继承的一些上海及
其他地方的小型机械厂，在解决20 世纪60 年代的经济困难方面，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②
可以质疑的一个看法是，在现代制造业部类中惹人注目的外国的作用，
是使中国经济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或是造成作为1949 年以前特点的削弱中
国经济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与有特权的（就现代工业而言有时是占优势
的）外国人在华存在的主要政治和心理影响相比，不论工厂是外资的还是华
资的，就发展和分配两者说，其经济的．．．后果是很不重要的。对1949 年以前工
业的研究，不但显示了前面所引的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而且有力地证明，
华资企业的发展至少与外国制造商行一样快。③20 世纪的长期趋势虽不完全
清楚，但仍说明，中国人在对外贸易、银行业以及工业中所占资本和产量的
份额在逐渐增加。甚至对传统经济部类（例如手工制造业）受现代工业损害
的情况，华资现代部类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技术上主要是为
分散的农村市场服务，而外国工厂的顾客更可能是比较富裕的城市居民。也
许从长期看，外国制造业最重要的方面是把表现为机器、工艺和组织的现代
工业的技术转移给了中国。这种“示范效果”还在金融和商业部类中发挥作
用，在1911 年以后，中国的现代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这些部类中日趋重要，以
外国对手为模式的中国对外贸易公司在20 世纪20 年代开始显得有些重要
了。
外国从事工业的公司，因以下几个方面而“不公正地”获得利益：它们
有治外法权的地位；它们能够逃避某些直接税赋，特别是中国官僚的压制；
它们接近外国资本市场；有时它们有较好的管理和改进的技术。这种特权地
位，以及它们惹人注目的傲慢，助长了20 世纪中国高涨的、在“买国货”的
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华资商号通过抵制（例如在1905、1908、1909、
1915、1919—1921 年）外国在华厂商生产的货物以及抵制进口货，可能还通
过外资企业比华资企业更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来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反帝国
主义的情绪是日益发展的现实，但是事实并不像民族主义宣传所断言的那
样，在华的外国工业真的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损害了手工业生产（这与前
一种说法有矛盾），阻止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或者比本地的资本家更加厉
害地（或较少）剥削中国的工人。
运输业
在20 世纪的头20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85％至90％的货物是由悬挂外
国旗帜的船只运送的。外轮还在对外贸易港口即条约港口之间的沿岸贸易中
运送2/3 的货物。由于这类货运是由“洋船”运送，所以列入海关的统计中。
对“内河航运”，也就是驶往条约港口即对外贸易港口以外的地方或这些地
方之间的轮船贸易，海关只对进出这类港口的应纳税的货物进行登记。在缺
乏有价值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按照1914 年内河航行章程进行登记
的外国船（1152 艘）和中国船（211 艘）来判断，这项运输业也受外国航运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 页。
② 见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 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
现代经济》，第203—234
页。
③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8—141 页。
业的支配。
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通过外国船只进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国际
法中，沿岸贸易——即沿岸和内陆航行——一般地只通过本国的船只进行。
外国船只进行的中国港口之间的贸易和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是在此之前缔约
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中国甚至在理论上都没有得到对等的权利。
不可能在数量上准确地估计外国的沿岸和内河轮船业对传统的帆船及其
船员的影响。中国政府对扩大轮船航行的反对态度，反映了它对失业船员造
成混乱的担心。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帆船总的来说可能从内陆贸易的全面
扩大中获益。无数轮船无法到达的地方，被50 万艘帆船纳入日益发展的商业
活动之中，这些帆船不但在江河，而且在辽阔的运河和支流网络中定期往返。
可以取得的一切有关20 世纪30 年代的计量数据，以及分散的统计数字都说
明，帆船仍是华南的主要运输工具。甚至在1959 年，只有36％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内的货物运输总量是由现代运输部类的工具运送；其余的主要由帆
船运送。
在1903 至1918 年期间，主要的长江轮船航线由四个航运公司大致均分：
它们是太古轮船公司、怡和洋行的怡和轮船公司、日清汽船会社和中国官办
的招商局。新英格兰的船长和苏格兰的轮机长，在英国和中国的船队中占统
治地位。（“传说如果你要‘轮机长’，你只要向下对轮机舱口喊一声‘麦
克’[即老兄——译者]，他就露面。”）①为了避免价格战争，这些大轮船公
司常常在内部商谈航运的价格。总的来说，英国和日本的航运业控制着海外
的和港口间的贸易，日本人在逐渐接近他们的对手（1910 年海关记帐和清算
的总吨数中英国人占38％，日本人占21％，而1919 年则分别占38％和29
％）。
1914 年，运输业几乎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额的1/3（31.5％）。这1/3
的大部分是铁路投资，投入轮船航运公司的资本比较少。外国的铁路权益是
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相当一批没有兑现的铁路特许权，直至外国列强直接
控制的几条主要铁路线。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形式，是完全或部分地以签订借
款契约的外国贷款建筑的铁路，这些借款契约一般地授予债主以筑路权（债
主作为购买进口物资的代理人还获得了利润），而且在1908 年津浦铁路合约
之前，在贷款期间还把铁路的管理权交给债主。在1908 年以前，有时外国的
代理商得到一份纯利润，直到贷款还清为止。甚至在1908 年以后，大部分借
款契约还规定须聘用一名外国总工程师，这意味着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
铁路的管理。
到1918 年，在运行中的总长将近6700 英里的铁路（包括满洲）中，完
全用中国资本建筑的铁路，包括只有几百英里的未竣工的粤汉线、京沈线中
短短的天津-山海关段，以及376 英里的京绥线。只有最后一条线由中国的工
程师建造。外资铁路，总长2487 英里：中东铁路（俄国，1073 英里）；南
满铁路及其支线（日本，841 英里）；云南铁路（法国，289 英里）；胶济铁
路（德国，1915 年起为日本，284 英里）。在1913 至1915 年期间，根据记
载和统计数字，构成中国官办铁路的4000 英里路轨连成了一个全国的铁路体
系，这一措施得到（密西根大学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亨利·卡特·亚当斯
博士的帮助，他在1913 至1917 年期间在中国政府担任铁路账务标准化的顾
① 盖乐：《中国的盐务：1908 至1945 年我在中国的经历》，第66 页。
问。但是，外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对这4000 英里铁路的大
部分有各种要求。通过它们的几个贷款契约的规定，英国的投资者实际上控
制了京沈线（600 英里）和沪宁线（204 英里）；通过雇用英国总工程师和其
他人员，他们参与了津浦线南段（237 英里）、沪杭甬线（179 英里）和道口
-清化线（95 英里）的管理。一个法国总工程师代表山西正太铁路（151 英里）
的法国债主的利益，而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工程师和会计师则监督1918
年已经建成的365 英里长的陇海铁路。
几个强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是外国资本投入中国铁路的原因。作为
外国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突出象征，有特许权的铁路和借沉重的外债
建筑的铁路，引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外国的政治利益在满洲也推
动一条不那么合适的平行铁路网络的建筑。虽然还没有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
过研究，但很可能由于中国国内外的战争和政治变化，投入铁路的相当大一
部分外国资本，从来没有归还。总之，外国人所提供的大量有形资本的建设，
在为中国的北半部提供现代交通设施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那里，隔得
很开的经济区和缺乏巨大水上航道的情况，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
官办铁路甚至在支付其外债以后，在1920 年还从总投资5.22 亿元中取得了
利润4100 万元。这4100 万元有总投资中中国政府份额的利息。如果这部分
利息按5％计算，那么仍然留有3100 万元纯利。在军阀时期，特别从1922
年起，利润下降，归北京政府控制的比率也越来越小，可是这些基本上是外
国建造和外国提供资金的铁路线是一项经济成就。
财政
在1912 至1921 年的十年中，至少有70 笔大部分是小额和无担保的贷款
和预支款（在1921 年，未归还的余额也许共计两亿元），由形形色色的外国
债主借给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各种机构。数额最大的几笔是1917 至1918 年的
“西原贷款”，日本利益集团企图通过这些贷款，提出它们在满蒙的要求。
由于北京政府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这些贷款大部分拖欠下来。对比之下，
约在1925 年之前，大约三亿元未偿还的铁路贷款余额按期从几条铁路的收入
中提出归还。但是中国向外国借的公债的绝大部分是以下几笔：日本的战费
和赔款贷款、庚子赔款、1912 年的克利斯浦贷款、1913 年的善后借款，这几
笔合在一起，1921 年未归还的余额将近10 亿元。①这些债务全部用关税收入
或盐务收入担保，或者用两者担保，并且不间断地支付本利。
除了铁路贷款外，这些外国资金对中国经济没有作出贡献。用于赔款的
贷款和义和团起事后的债务是纯支出，而其他的债大部分用于北京政府非生
产性的行政和军事需要。外国的债主自认为在支撑中央政府，或者支持某个
特定派别反对它的对手。他们在上海的银行作为归还借款担保的关税收入和
盐务收入的收存行，以及从它们对外汇市场（中国的白银在那里折换成借款
合约中规定的黄金归还款）的控制中，获得了利益。他们也许取得了对北京
的一定的政治影响；甚至不包括庚子赔款，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每年
支付的外债利息和分期偿还的外债，至少相当于贫困的中国中央政府收入的
1/4 或1/3。（民国初期的财政资料依然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领域。）
对民国初期中国的外债所能讲的好话大概是，按人头算，1921 年也许是
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 年》；《中华年鉴，1923 年》，第
713—727、744—748
页。
每人三元，按照国际标准，这算是低的。
总的来说，外国人的经济收益（部分地以其特权地位为基础，并靠这种
特权地位成倍增长）并没有绝对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福利。相反，中国土生
土长的现代化——即开始出现了与“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决裂，这种平衡的
陷阱使中国经济在低水平的总产量上徘徊不前——只是在对进口货和对外国
在华的制造业的外来冲击作出反应时才开始的。②贸易、外国在制造业和运输
业中的投资以及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经济产生了绝对的收益，尽管国民生
产的增长是缓慢的，它的社会分配是有问题的。在一个不同的政治背景下，
即如果中国由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管理，那么对外贸易和外国制造业与国
内经济中华资部类的逆向联系和顺向联系，无疑地本来可以更多。无论如何，
外国的经济存在只是促使中国政体虚弱的一个——而且不是主要的一个——
因素。
② 见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 年》，载珀
金斯编：《中国的
现代经济》，第19—47 页。
第4 章 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觊时期，1912—1916 年
对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任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的那几
年（1912—1916 年），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探讨。一种是强调军
阀主义开始了：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一种不讲道德的、背信弃义
的溃散情绪在当权者中间蔓延。这种观点认为，革命的胜利，即使在胜利的
当时，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1912 年2 月，当庄严的统治权从未成年的清代
皇帝及其朝廷手中传给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的帝
制象征，而它已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换来的却是一个无耻的、反动的军
国主义者占据了中央地位，他既无纲领，又无皇帝的权势；新的共和制意义
不大。按照这种观点，革命的后果是迅速陷入了袁世凯庇护下的军阀主义。
第二种看法强调同革命前的年代的连续性，不把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政
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把它看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早期高潮，给政治
和社会带来了活力。革命后的实践经受了自治和中央集权两种相互对抗的观
念的检验，这两种观念在前十年间都各自赢得了拥护者。这是一个充满活力
的政治实验的时代。伴随着实验的是冲突，因为扩大参政同集中权力的努力
相抵触。但是，只是在这些相互对抗纲领各自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以
后，军阀主义的特征才暴露出来。按照这种解释，袁世凯当总统的时期最好
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既包含有它的优点，也
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
各自都可以搜集到丰富的资料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本章的叙述偏向于第
二种看法，因为它似乎更能弄懂最主要的政治倾向，袁就任总统仅是这些政
治倾向之一。但是，对于漫不经心地颂扬这个时期的政治家，第一种看法倒
是一剂有效的矫正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毕竟丝毫没有达到自己建立
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的主要目标。要恢复中国的主权，还需要更彻底的尝
试。而与此同时，军阀主义及其各种特殊形式的压迫却在干扰。
意义含糊的革命传统
不论倾向于哪种看法，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没
有解决的政治体制的紧张局势传到了民国初期。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
就从指出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它们的各种根源。
对于这场革命的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
的。1911 年11 月，在共和取得初步成功后一个月，帝国官员和革命势力的
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正式谈判是12 月开始的。1912 年1 月，主要问
题已经议定，2 月12 日清帝宣布退位。三个多月后新的国民政府机构即在北
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胜利了？从1913 年和1916 年爆发对政府的武装进攻
（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1912 年的
解决办法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巩固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了，这一
业绩胜过了过去无数次的起事，包括19 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叛乱在内。再
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维护大量积存下来的种种看法和政
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为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
1916 年以及1917 年曾经有过企图抹煞这两项或者其中一项的尝试。主张共
和政体的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已经永远达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的安排远不是理想的。
优待年幼的退位皇帝及其庞大的皇室，包括允诺一笔巨大的津贴，可能是一
项无害的让步（尽管他幸存下来，使日本人在30 年代得以利用他在东北建立
奴颜婢膝的满洲国）。革命者的期望更加严重地受到了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
这位帝国高级官员的危害。革命代言人接受52 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以
之作为他安排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的内战。有人甚至对他
将来可能发挥的作用很乐观。他有能力，在满清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
他的权力毕竟会受到革命党人自己设计的《约法》条款，包括内阁和国会的
限制。但是，一位立宪总统不明确承担为革命或者为共和而献身的义务，在
这个问题上的妥协让步证明是引起严重忧虑的根源。袁不愿意离开北京去南
京——1912 年初革命势力的中心——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加剧了这种忧虑。
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的革命家的作用遭到限制，在北京的首届共和内
阁里，他们被排除在财政、军事职位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个问题仍然是
模糊不清的。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具有民
族主义思想的革命，要求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基础。袁升任总
统就是导源于这一要求的迫切性。实际上革命却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
的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
省就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加强了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
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目标在两个方面遭受挫折。当地的
非汉族名流利用这个时机摆脱北京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传留给民国的遗
产。而外国列强则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作为对晚清干涉这些旧属地的方案的反应，蒙、藏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
局的活动，这些活动在1911 年末、1912 年初取得了成功。但巩固其成果，
在外蒙古只有依靠俄国的保护，在西藏只有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为
收复这些失地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的方式。无
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它们吸收为完全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
历届政府所能挽救的，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
大增加，外国的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
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
取。这种办法，使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辛亥革命时期这样
那样外国特权的扩大陷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人们对革命的后果有多种
不同的解释。以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
没有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它的全国性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
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熔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
体。他们害怕持续的分裂和战乱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对此他们在战
略上和心理上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
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妥协方案包含接受清朝的总理大
臣袁世凯出任总统。虽然有14 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
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
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而且也无迫切要求这种结局的打算。
革命的另一特点是伴随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这
也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革命以新近的西方模式取代历史悠久的
政体。《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加上总统、内阁、法
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不久以后就变得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不会把占优
势的社会名流从他们的支配地位上撤换下来。相反，旧的统治阶级又完整无
损而有生气地出现了。秘密社团及其下层支持者虽然活跃，特别是在四川和
陕西，但他们尚不足以向军官、民国的革命政治家和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提出
严重的挑战。所有这三个最有势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人物，且大都
是士绅。对于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来说，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是，在几个省内
存在着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民军。但是它们同样受到遏制，并且什么地方有
必要，就被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随着正式承认民权扩大了社会上的参政。这是激进的。但同时，革命有
组织的力量，不论它们之间如何争争吵吵，在把政治支配权保持在上层手中，
特别是士绅阶层手中这一点上，一般说来是一致的。这是保守的。作为湖南
革命都督的焦达峰，1911 年年底当他被认为是把自己的势力建立在秘密社团
的基础上时，即遭暗杀；一个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闿周围的、在社会方面
更加保守的集团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一坚持同下层分子联盟，就
在1912 年3 月被革命的邻省（云南）军队推翻。19 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
社会精英在其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是，在
辛亥革命的余波中，他们仍以奇特的凝聚力和决心，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活
动。少数背叛分子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处置了，勿须求助于北京的袁世
凯。
士绅阶层在成功地防范对他们社会权力的威胁时，向全国的和省的领导
提出了两项要求。国家应该保持统一；地方应该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未得
缓解的紧张局势的另一根源。中国的统一既是珍贵的历史遗产，面对外国的
图谋，又是紧迫的现实需要。对这一基本看法，似乎没有严重的异议。但是
如何去组织统一的中国呢？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有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集团
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他们中间有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
蔡锷。中央集权制政府是一些党派的纲领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
月里，这种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这
些鼓吹者往往拥护省自治的极端形式。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
朝末年就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传播。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
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
方的和省的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地方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大大增
强了。在地方主义者心目中，统一和自治这两项要求可以熔合在联邦制的结
构中。早期的民国，首先是实际上的各省联盟。可是，外国对中国主权的持
续不断的压力，使这种松散的安排受到严峻的考验。
新秩序的结构
在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下，新的政治秩序有站稳脚跟的艰苦工作要做。
简要叙述1912 年春新的政治秩序的结构，对勾画主要事件是必要的准备。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总统。他宣读了革命领导人
物起草的、类似1912 年《临时约法》的誓词。但是，新的《约法》赋予总统
相当大的行政权。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理论上他是全中国陆海军的统帅；
再者，理论上他有任命官员的广泛权力。他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
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他在征得参议会或称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第一任内阁
总理是袁的老同事唐绍仪，他对革命方面的同情出人意料地坚持到革命以
后。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组成，每省代表五名。参议院里没有
任何重要的保皇党集团，但主要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徒也只拥有不到1/3 的席
位。这反映出，同盟会不能控制半数以上即使是参加了革命的各省的政府。
其他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绅
士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这些官吏和绅士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革命后—
—才选定共和体制的。这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订了指导选举持久的两
院制议会和新的省议会的法规。（各省新的议会实际上是1913 年上半年建立
的）。另外一个成就是，抵制了袁为建立一个要求各省服从的行政机器所作
的努力。
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
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议会。虽然爆发革命经常
是从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朝当局土崩瓦解之际，巩固政权的还是这两个集
团中的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都督。如果我们把满洲几省和甘肃排除在
外，因为那里的情况不同，难于比较，余下的内地17 省中，在1912 年仲夏
有12 省的都督是军人。（这12 人中有6 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
有5 位都督没有当过军人，其中2 人来自清帝退伍前没有参加革命的省。军
队和省议会的比重各省不同。在云南，新军的军官牢固地控制了省政府。在
湖南，他们让位给来自省议会的领袖们。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
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
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
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
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
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
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政府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积聚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行
政单位分裂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扩大革命
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往往是府一级的革命政府。它们之隶属
于省政府，经常不是迅速地或彻底地完成的。但是，同北京在先前闹革命的
省里所拥有的权力相比较，1912 年年底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
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
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采用的形式就是内部分权。这种状况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有这么一种主张在起作用，这种主张是，面对僵硬的中
央集权——它被认为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几年统治的特征——各省
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省自治情况的诸多描述中，有上海年轻记者戴季陶1912 年写的下面一
段话：“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
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求民权之发达，则非
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指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辩解说：“中国之所
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
隔??”但戴要把这一论点颠倒过来。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通过中央
集权的机构来统治，中央集权的机构在帝国时期经常造成衰败和崩溃。“由
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
戴认为，省自治以及民选省长，是国家政治进步和安定的关键。①
这种情绪，完全同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北京官僚的情绪相反。戴的分析
也意味着，需要制止省级以下的地区试图避开省的权力。
各省的省政府在各自省内扩大权力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清
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和县以下的级别上建立自治的咨议局和议会。革命后
这类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朝的计划，这些地方代表机关应该在中央
任命的官吏指导下，处理和资助一系列地方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革。
革命了，许多地方议会政治上就放肆起来，擅自挑选他们的行政长官，包括
县知事。这种过分的自信心，同一个持续了几世纪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协调，
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和行政长官之间更密切的、更有机的联
系。作为1912 年和1913 年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仅违背了北京的中央集权
主义分子在中国政治组织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而且也是对省当局的蔑视。一
般说来是省当局胜利了。但从这几年各省的预算来判断，他们的胜利常常只
是部分的胜利，因为同清朝统治下多数省的情况相比较，被县里截留的税收
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扩大了的军队向各省征收的税款大大增加。尽管在清帝退
位以前就裁减了一些军队，参加了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
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过程中招募的。不付清
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士兵是不容易办到的；但保留他们的时间越长，拖欠
他们的军饷就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发动骚乱，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
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朝统治末年该省有44000 名军人，到革命时数目就增
加到180000 人，经过一番大力裁撤遣散之后，1912 年8 月各种军事单位还
有100000 人。①全国性的精确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
谈判贷款，以便用其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费用，关于全国武装人员
的人数，它使用了800000 这个数字。在保留这种地方供养的部队期间，它们
既加强了又削弱了省。它们对防范北京当局提供了准备；但它们耗尽了省预
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就可用来资助改革，为省自治注入活力。1912 年和
1913 年继续进行裁军。因此，到了1913 年春，在相当现代化的或正规的部
队中大约有50 万军队。①但是，在大多数过去闹过革命的省中，军队经费的
筹措和指挥仍然是省的责任，直到1913 年夏袁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
① 戴季陶：《戴天仇文集》（台北重印版，1962 年），第187—195 页。
① 驻南京领事船津致外相内田的密报，38 号（1912 年8 月23 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
卷，MT5.1.10.5—1。
① 日本参谋本部《革命后中国各省军事力量变化表》，1913 年3 月10 日，日本外务省缩
微胶卷，
MT5.1.10.5—1，463 卷，第420—421 页。
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
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
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
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
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
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
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一些集团是否能在政府外适当地联合在一起以达
到影响政治结局的目的，一直就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帝国时期，正统意见强
调的是，这类政党、派系和集团对政府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它们本身
就是邪恶的。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大都集中在“党”这个词上。当清朝覆灭、
党禁取消时，几世纪的否定好像起了一种对政党或政团的不可遏制的渴望。
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至
少在名义上是在为通过代议制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组织的激增，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表现，但它也是建筑在革命
前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建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在那里政
党已经发展了30 多年，并且在辛亥革命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进入了一个
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1894 年和1895 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的
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密谋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在清朝末年
建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
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党的面目出现。流亡日本的卓越政论家、老练的活
动家梁启超，在他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和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这种事
态发展。当革命到来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吸收了西方政治组织
概念的那部分人，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了政治斗争。
人们的兴趣自然首先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身上，孙逸仙、黄兴和宋
教仁是这个团体的最著名的人物。这些全国性的领导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
地影响地方舞台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即使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革
命积极分子的行为，他们也不能真正控制。学术研究的新近成果强调辛亥革
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国家统一仍然是最终的目标，诸如国会、总统
府这类新的全国性机构正在形成并取得合法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性领导
人取得成就或遭受失败，对所有革命者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
气有影响。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作
为反对清王朝的密谋者，作为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行政当局的官员，作为争
取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革命在共和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同盟会和各联合团
体的宣传和广泛的密谋网。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同盟会有经验的领导人的
威信。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省革命政府因绅士政客
和军官的迅速参加而陷于困境。成功的密谋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
杰出的密谋者所垄断——远远不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
许多省里确实以当权者的面目出现，因而可以搞到资金和军队，使这些人在
同盟会阵营内占有特殊的份量。
全国性的领导人（以区别于省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
发生在1912 年1 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例如，孙逸仙当了南京临时革命政
府的总统，从1 月直到4 月政府解散。后来，他同少数几个杰出的革命家一
样，在北京袁世凯新的共和政府中接受了一个职务。就孙而言，他当了发展
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份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他要集中精力于社
会关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的意向。黄兴是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留
下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军队的留守。他忠实地在南京地区裁减军队，裁减到
拨给他的经费所允许的程度，后来在1912 年6 月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
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 年春他与同盟会其他几个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
加了新的共和内阁。
不论是密谋者的角色，或者是行政官员的角色，都没有为革命党人提供
持久的、显要的地位。除少数几个省他们还在管事或者还有强大影响外，民
国元年时的趋势是，在革命党人手中的那部分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唐绍仪
在1912 年6 月底由于与袁的冲突辞去内阁总理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追
随唐退出政府。袁在北京对民政、军政的控制，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
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要指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其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就
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同盟会在1912 年3 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
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
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
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1912 年8 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一个以同
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建立了。它吸收了四个较小的党，并采用了新的名称：国
民党。
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上的。新党是妥协的结果。它的政策看来明显不如
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温和，仍
然使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坐立不安。从党的纲领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主
张。“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提出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而被软化为“维
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的号召，被更加含糊的鼓励“政
治统一”所取代，而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却仍然保留。这些改动是保守
的，但具有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宋教仁违背了一
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把基础放在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层的选民
上，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革命党人为了使革
命具有政治上激进而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党经过这样
一番彻底改造之后，在1912—1913 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的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就在
革命本身的过程中，力量也没有被利用到最大限度以谋求全面胜利。（很多
革命力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首先响应革命党的领导人。）重组当局时，
权力似乎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 年冬的选举，
这种趋势才得到改变。甚至在那时，有些革命党人还对通过选举道路取得政
权有怀疑，怀疑选举道路会冲淡对革命的信仰。①但是，当我们用另外的眼光
看这一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些。
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
有取得多大成功。政团之一是民社，它是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
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这个政团出现于1912 年1 月，它表明了湖北省的领导
脱离了同盟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黎元洪作为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首脑有
威信，作为一支相当大的军队的统帅有力量。
另一重要集团是统一党，其支配人物是学者章炳麟，他成为共和主义者
已有10 年，曾经一度是同盟会的领导成员。他于1910 年同该组织决裂，并
① 回过头来看，至少孙逸仙就是一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61—62 页。同盟会
在广东的一个重要
部分，因有批判性的意见而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加入新党。
与上海的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他又同在江、浙事
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
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他们中间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
他曾在孙逸仙南京内阁任总长；他们中间还有前清江苏巡抚、当时任民国江
苏都督的程德全。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章炳麟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
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②它的纲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强调统一，提出全国各
地区实行行政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它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
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人建立了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曾经为在君主政
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起过重要作用。1912 年秋，这
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过一些类似党的组织，
该集团的成员在许多事业中，特别是在1909 年和1910 年争取召开国会的请
愿运动中一起共过事。以革命后的形态出现的这个党，不久就主张实际上取
消省的行政单位，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的强大政府的一个步骤。①
上面仅仅列举了在同盟会力量面前感到自己势单力弱的那些党中间的几
个。1912 年5 月，它们合并为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
写的那样，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②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
章炳麟派、梁启超派不久都以独立团体的面目重新出现。但这并不是因为对
同盟会势力的估计变了。相反，这次分裂部分地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度
恐惧。梁是革命党人怨恨的显著目标。民国元年，有些党的组织者力图避免
因吸收梁参加而引起同盟会的猛烈攻击。
同盟会敌视梁启超，可以追溯到10 年前，那时他们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
侨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有过竞争，梁和同盟会代言人也曾就革命是否合乎需要
的问题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过论战。③梁的反动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
1911 年末1912 年初清帝逊位在即已显而易见之际，仍无理坚持要延续满清
帝位。当时他公开鼓吹“虚君共和”。他从日本委托在中国的密使，把这个
主张转达给章炳麟、袁世凯等人。梁提出的君主制共和国，是清朝君主立宪
运动的最后喘息，梁为这个运动做了10 多年的组织鼓动工作。他最后的提
法，可能是这个运动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最激进的声明。君主不仅被剥夺了一
切权力，而且被有意识地降为只起象征作用，好像1946 年后的日本天皇那
样。但是，梁为此所作的努力，以及在革命过程中为挫改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而设计的具体阴谋，对他和同盟会集团的和解没有起什么作用。
梁的朋友张君劢在满清退位的当天从中国写信给梁说，虽然革命党人设
计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集团所要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受不了。因为它正
处于瓦解的边缘，①看来梁采纳了他的观点。但对梁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他
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后并未停止。在广东有一个运动，主张剥夺他作为中
国公民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1912 年7 月，作为对一篇侮辱性文章的反应，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400 页。竹内克己和柏田天山：《支
那政党结社史》，
1，第94 页。
①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72 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 页。
③ 有关其中某些论战的卓越叙述，见马丁·贝尔纳：《到1907 年为止的中国社会主义》
，第129—197 页。
①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72 页。
一些革命派编辑想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的工作人员的职务，并力图逮
捕其经理人，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的亲密伙伴。党的集会遭到同盟会代理人
的破坏，梁得到了通知，威胁吓得其他人不敢去集会。②与此同时，在革命过
程中寻求梁支持未获成功的袁世凯，在1912 年早春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
以后，明显地失去了对他的兴趣。在同盟会在政治上定了调的气氛中，甚至
袁也认为梁是应当承担责任的。梁在中国的代表劝他，在从日本回国以前，
应该先取得去北京的正式邀请。③袁只是在首都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
1912 年9 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发出同样的邀请。10 月梁在北
京受到款待，并立即在中国恢复了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没有同重
新向他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好。④
用非同盟会员的眼光看，1912 年的情景是，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
人不多，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种潜力在国民党成立三个半
月后，在其希望的国会选举中部分地表现了出来。国会选举成了独一无二的
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在很大程度上免受
官僚操纵或强迫的情况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 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
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
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
占全人口的4—6％。选民的总数从而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的选举，那时有选
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
选举是间接的：即投票人选代表，这些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真正的议员。
选举过程从1912 年12 月持续到1913 年1 月以后。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
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 年4 月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国会的许多席位，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
席位，不可能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实际上都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
曹汝霖，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这样成了代表蒙古
的参议院议员。①如果把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274 席中的64 席）撇在
一边不论，只计算内地的和满洲的21 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
了明显的多数（210 席中的123 席）。在众议院实际上也是同样情况。不管
怎么说，由于许多议员没有入党，或者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党
员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 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党加在一起的总
数154 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
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对国民党胜利的解释是，最公正地说，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最
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它就必须直接
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
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
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5、400—401 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
国政治》，第42—58
页描述并分析了梁启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不断冲突。
③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 页。
④ 例如，《民立报》，1912 年11 月4 日。
①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79 页。
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
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
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
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
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
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
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30 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
划策，以取得1912 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
阁的倒台，以及1912 年夏袁世凯独断专行的事例，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
的协议。但这种协议又于8 月底9 月初被孙逸仙和黄兴所复活。他们访问了
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
1912 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执政的政府合作，虽然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
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但由于党在1913 年1
月和2 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①
他更加有力地坚持他的主张：国会才能产生内阁，包括总理，国会应负责起
草新的更持久的宪法。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
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逸仙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①
宋教仁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于1913 年3 月20 日遭袁政府的代理人暗杀。
他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未能付诸实施，当年
没有，以后也没有。后来，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而除了领导军队
的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权。
议会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必掩盖它在民国最初两年所特有的极
大活力。它毕竟是建立在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前十年的经验基础
之上的，能够引起对这些年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进一步说，党的组建和竞争
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
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
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
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
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那些具有保守性格的人，日益关注地注视着熟悉的社
会、政治外表的倾向性。
① K.S.刘：《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和中国辛亥革命》，第186—189 页。
① 同上书，第189 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219—226 页。欧
内斯特·P.扬：《袁
世凯的总统职位：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专制独裁》，第115—116、282—283 页。

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
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
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
面。①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
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实效，人们也会对袁在
总统任内转向保守有深刻的印象。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
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
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
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
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
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
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
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
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
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1912 年革命
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10 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
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
1912 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
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 年7 月，他警告说：“无
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
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①当国会选举在1912 年12 月开始进行时，他对
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②
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著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
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
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
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③这个观
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
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1913 年3 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
① 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
现代化：民众管
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 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
帝国末年的权力
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 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
民族主义：德国
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
社会结构：辛亥
革命的历史地位》。
① 《中华年鉴》，1913 年，第514 页。
② 《政府公报》，229（1912 年12 月16 日），第6—8页。
③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 年12 月15 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
局，FO228/1852。
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 年12 月
19 日）第1—6
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
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
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 年11 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
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
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前一个问题已被革
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
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
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
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
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
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
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
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
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
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
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 年7 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
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
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
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
是激烈的。11 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
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
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
不受欢迎。1913 年1 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
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
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
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
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
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 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
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
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46 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 年7 月13 日），第2—3页。
② 同上，210（1912 年11 月27 日），第4—5页。
③ 同上，243（1913 年1 月9 日），第1—5页。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1913 年春并不指挥占压
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
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 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
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
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1913 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
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
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 年7 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
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 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
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
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1913 年3 月20 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
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1913 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
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
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
1913 年3 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
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
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
1913 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
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
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
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
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
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
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
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
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
①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
②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
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4 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
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 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
人数也增至10000 以上。①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
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汇编》，1913 年，2，第350—351 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第96—97 页。
① W.H.威尔金森，汉口（1913 年4 月11 日、5 月11 日、5 月22 日、7 月8 日），FO2
28/1873，伦敦档案
局。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日记（1913 年4 月7 日），97 条，莫理循：《书信文件集
》，悉尼，米切尔
图书馆。
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
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
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
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
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
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国民党当权者在省里有组织网。
许多省在税收和任命官员问题上同北京有抵触。当这些省决定反抗时，
袁世凯退却了。但是，他同一个省已经处于接近公开敌对的状态：这个省就
是国民党的追随者李烈钧任都督的江西省。李任其职务之前曾经是受过良好
教育的清朝军队的军官，1911 年有过革命积极的记载，热心于家乡江西省的
自治。袁单方面任命一文职人员为都督以便在江西分享权力，这位被任命者
在他1912 年12 月到达后不久就被赶出省外。后来在1913 年1 月，袁下令扣
押了合法装船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长江港口防区
司令服从了袁的命令。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江西都督对江西境内军事官员的
权限问题。仅仅因为袁的退避，战斗才在3 月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前的
时期，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对袁表示了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钩对宋强调国会
和宪法程序不同意。但他热衷于武力“讨袁”运动。
在广东、湖南也可以见到国民党的倾向性和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
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式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有一个国民党
员担任省的首脑，他也参预了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
地的响应。
革命党人的地位在1913 年春天时还不是没有潜力的。但参加同袁的抗争
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
选举胜利以前，他已决定不退却，转入了进攻。
在暗杀了宋（3 月20 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 月初）之后，
袁的下一步重要行动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
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
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
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
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
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
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
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
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
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
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1913 年3 月宣布美国退出
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
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
不必是国民党员也能看出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会就此对北京予以谴
责。1898 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 年初把签贷款
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
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 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
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1000 万英磅，作了这笔
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
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
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
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
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在指出这
一点时，康暗示，尽管对借外债的必要有一种普遍的听之任之的常见气氛，
但是重新燃起的愤怒，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次的表演。①
然而，袁却于1913 年4 月27 日凌晨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
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
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
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
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
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
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
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
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
大闹起来。
袁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透露，他认为按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
的”，他“有一个对付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的话”。①下月即5
月，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被泄露出去了。自去年秋天以来，袁就鼓励把国民
党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为此而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进步党。
梁启超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还花费了许多钱去贿赂国会议员。结果是，
弹劾政府失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削弱。后来，袁就要对国会议员采用人
身强制和恫吓的手段了。
到了6 月，袁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他首先下令将那些最敌视其计
划的省首脑免职。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3 月已处于开战的边缘，他是第一个
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7 月8 日，
就近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李烈钧同其他人
一样，从策略考虑表面上同意解职，大约就在同时他返回江西结集部队。1913
年7 月12 日，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
凯罪行的战役。
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
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
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在上海，向市
内大军火库发动的五次猛攻几乎压倒了北洋军的驻防军，假如上海的中国海
军不站在北京一边，这个战略据点就可能被占领了。
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
袁的敌人分散，突出了袁自己的部队力量集中。问题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
海，因为其他各地在军事上对革命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
①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民国经世文编》，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
书》，3，第893—895
页。
② 中文文献日期为26 日——译者。
① 朱尔典，北京（1913 年4 月30 日），FO228/1852。
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似乎控制了那么多的中国地方，而他却证明无力镇压反对
他的运动。但在1913 年，他从有限得多的基地出发，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他的
挑战者。在二次革命中，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
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
1913 年，袁在国内有几个方面优胜于他的对手。虽然他的权力那时还达
不到国内许多地方，但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
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
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
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1913 年7 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
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
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
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①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
6 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
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②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
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
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
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
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
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
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
1913 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①有些都
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
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
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
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
是四分五裂的。1913 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
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
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
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
象是：1913 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
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
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
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68—6
9 页。
② 朱尔典，北京（1913 年6 月5 日），FO228/1852。
①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 年11 月），第47—61 页；唐纳德·S.苏
顿：《省黩武主义
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 年》，第141—161 页。
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
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
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
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
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
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
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
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
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
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
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
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
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
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
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 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
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
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
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
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
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
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
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
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
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
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 年选举的胜利——
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
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
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
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1913 年发生的事不
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
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1912 年和1913 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
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
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
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
在19 世纪90 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
①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 年7 月20 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
上海银行团的电
报（1913 年7 月21 日），附于北京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 年7 月21 日）内，
FO228/2498。
② 《日本外交文书》，1913 年，2，第340—341、352 页。
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
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
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
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
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独裁统治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1898 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
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
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
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
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
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 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
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
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 年代对蒋介石，70 年
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①
在我们叙述袁权势的鼎盛时期时，把袁的性格作为他政策的组成部分加
以考虑，是值得的。不像孙逸仙，但像他同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他个人的
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20 世纪
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
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
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
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
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
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
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那至少是在尽可能美化袁的生涯。他历经1898 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
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
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对变革持谨慎态度，融合新旧为
一体，虽然适合于他在清朝任直隶总督的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勃勃生
机，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的方向了。假定他是贪求个人权力以免受道义上
的怀疑，那么，他任总统时不断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奋斗，就太符合
这个假定了。
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
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
残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
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
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
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
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
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
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这是最危险的。他可以等待
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
的。
1913 年夏天以后，袁不再需要等待时机了。前几个月存在的自由主义制
① 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北京，1949 年；首次印制于1945 年。孙克复、樊树生
：《袁世凯尊孔
复辟丑剧》。
度和省自治已被扫除。接着而来的共和政体的独裁统治，已经按照行政上中
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来了。
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
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在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
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军队不仅继续留下来，而且还伸展
到许多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
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也受
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
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个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
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
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 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施
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
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
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著地下降了。①1914、1915 年中国官
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 年。
在1913 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梁启超在这一届内阁里起领导作用）
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而努力。袁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
那么远。但是在1914 年春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
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
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
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19 世纪中叶太平叛
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时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
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把他限制在军营内。然而确曾
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
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
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挑选适当的文职官员受到极大的关注。设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
事的候补人员要考试。新式考试不考对儒家课本的掌握情况，而考官僚政治
的一系列技巧和一般知识。1914 年和1915 年有几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
考试成绩成为任职的重要的虽不是全部的标准。①同时公开强调要惩治官吏贪
污腐化。恢复了监察机构②，在革新行动中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
政院）。增加薪金和津贴计划的胡萝卜，伴随着惩罚的大棒。
对改进官场作风的这场运动在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混杂的。地方
要响应中央的指示，这点是广泛地做到了。政府机关的尊严和政府机关同普
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复活了达官贵人的架子
以及与1912 年令人兴奋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相矛盾的官僚保守主义。用一位
中国评论家1914 年夏的话来说：“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
① 罗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 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
和省的发展》（密
西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5 年），第296—298 页。
①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
研究》，8。2（1974
年4 月），第219—224 页。
② 平政院下设肃政厅，负责纠弹——译者。
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③
文官机构既没有完全使军事机构从属于它，也没有因有效率而受到赞
扬，其原因之一是它诞生在恐怖气氛中。对革命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开始时
往往是残酷的，不仅如此，袁还在全国各地，通过军事机关和警察机关，针
对与1913 年起义有关的人，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一次间接的或关系不密切
的联系，常常就足以使人成为镇压的对象。流血持续了一年多，其规模各省
不同，但牺牲者似乎数以万计。最卓越的和较激进的国民党领导人都已逃亡
日本或其他地方。这种攻击，同二次革命刚刚过去后继续存在的对袁政权的
反抗，在数量上、强度上都完全不成比例。
可以设想，在前一年投票支持过国民党的大部分选区里，严酷的恐怖统
治带来了对袁持久的厌恶。更进一步说，它还助长了社会动乱，要不然动乱
就会比较容易遏制了。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白朗——或称白狼——率领的盗
匪势力。
被通常称为白狼的这个人，作为在河南南部取得了胜利的盗匪首领出现
在辛亥革命后，1912 年夏拥有大约1000 名追随者。①拥戴白狼的那一群人似
乎同许多其他盗匪集团一样，是贫苦的、无地的农民和被遣散的士兵。1912
年他那一伙人的政见是反共和、亲清廷的。他们的一个口号是：“为大清朝
廷辛亥蒙冤报仇”。②辛亥革命在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以及在新秩序下给予
士绅阶层的权限，使最受压迫者的这种政见可以被理解。但是，由于国民党
在1913 年同袁世凯对抗，革命党人和白狼开始发生联系。后来，由于反对革
命党人的遍及各地的恐怖统治跟着袁的胜利而来，许多人加入了白狼集团，
白狼集团被引导参加了随后的革命战略行动。
从袁的恐怖统治下逃出的难民和被遣散的士兵人数增多，结果白狼帮伙
变得强大起来了。作为单纯匪帮，它是当局的一个麻烦，与许多这类可以控
制的、即使是持久的麻烦相比较，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它同革命党人的联系
以及反袁的政见，使情况在两方面有所改变。镇压这个扩大了的帮伙，成了
中央政府的特殊任务。这支匪军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据地，那里有当地的关
系，有居民的保护性支援，但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去冒险，就容易被孤立，
被各个击破。1913 年12 月和1914 年1 月，这伙人攻入安徽，引起几个省的
围剿。1914 年3 月其主要分遣部队转而西进，这明显地是受到、至少是部分
地受到孙逸仙提出的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的鼓励。拥有3000 至10000
战士的主力部队，由于当地人在白狼出现在他们地区的时间内一伙一伙地参
加进来，人数得到几倍的增加，胜利地跨越了陕西。它进入四川的通道被切
断，在甘肃遭到居民的敌视，因为民族上、宗教上都与白狼集团不同，那里
的地方主义增强了。垂头丧气的残部，在试图返回陕西、河南时被追捕。白
狼本人于1914 年8 月身亡，不是死于早些时候在战斗中负的伤，就是由于有
人向政府军告密；政府军几十万人困窘地花费了很长时间去驱散他的小股力
量。
③ 黄远庸：《远生遗著》，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2，第246 页。
① 对白狼帮伙的这种叙述是根据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 年至1928 年中国的
盗匪活动，特别
论及河南省》（里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4 年4 月）。又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
革命：中华革命
党》，第117—164 页。
② 比林斯利：《中国的盗匪活动》，第373 页。
从白狼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未能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和部
分居民的绝望心理。因为革命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可做这样的推
测。白狼在家乡外的地区，既能在当地土匪团伙中，又能在政府军的队伍中
成功地赢得支持者，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革命党人的反袁斗
争仍在持续。流亡在日本的孙逸仙及其人数减少了的追随者，力图使火种在
国内燃烧不灭。同像白狼这样的帮伙——他们的不满主要是社会方面的，而
不是政治方面的——建立联系，构成了他们的策略之一。
如果袁把他的敌人限制在不屈不挠的革命党人和社会上投匪谋生的被压
迫者的范围内，他的政权或许已经在其余的中国广大社会阶层中扎下了根
子。但是，袁把顺利运转的官僚秩序想象得如此美妙，以致不容许这种节制。
正如他不加区别的恐怖运动所暗示的那样，他是按照这么一个设想行事，即
中国的毛病远不止地区性的匪患和革命党人的密谋。参与政治的全部现象已
经不复存在。士绅阶层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其他部分居民，包括商人，被迫放
弃了正式代议制机构创建大约10 年来所积累的许多政治特权。
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从对国民党的一次攻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扩
大了。二次革命后国会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国民党议员团同武装起义划清了
界限，还因为袁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要走的形式是，按照1912 年《临时
约法》和随后制订的法规中规定的程序，选举他任正式总统（不同于他已得
到的临时职位）。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在
贿赂的干扰中，在一群气势汹汹的暴徒的恫吓下，1913 年10 月6 日国会同
意了。尽管如此，国会还是表明了它同袁的意图大相径庭，表明的方式是：
选举袁任总统前，延长了投票时间；起草了一个对抗性的议会制宪法取代
1912 年的临时宪法。1913 年11 月4 日，袁列举国民党同二次革命有政治联
系的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余下的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民党总
体上被定性为叛乱组织。这一事件标志着恐怖在全国范围升级；国会已丧失
了活动能力。
袁并不就此止步，他在1914 年头几个月，很快几下就解散了所有选举产
生的各级议会。剩下的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了框架、在民
国初年积极活跃在府县和县以下级别的数以千计的地方议会，现在都无一例
外地全部被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经喧嚷一时的、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
占重要地位的各省议会都被取消。对于那些曾经参与建设这种代议制结构的
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
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说：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他们在当地的声誉
的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并使他们站在他的敌
人一边”。①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然被恐怖统治所压抑，但还是听得
见的。
袁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加紧努力限制社会上自治的范围。在报刊两年不
受中央控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有时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 年以法
律形式强化并推广报刊审查制度。中国的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增
加了它对政治当局的从属性。中国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
员和情报人员搜索持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向，他
们的行李被仔细检查。在人员、效率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技术性限制的范围
① 朱尔典，北京（1914 年2 月9 日），FO228/1883。
内，袁政权正逐步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通过这种办法，推进政治自由主义（它以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
受到了损伤，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13 年12 月，袁在陈述专制独
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
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
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
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

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

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
民
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

包括处理行政。①
现代西方经验比19 世纪儒家的保守主义更熟悉这段话的语调。袁是在抵制新
的提供参加机会的、激进化的民族主义的后果，而这种东西，当初曾国藩无
须与之斗争。与此同时，袁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他是民族主义
的保守派。
20 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混杂的反应，体现在独裁统治的纲领中。现
存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被承认了。袁
命令设计地方的和全国的新规划。在袁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
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
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较1912 年和1913 年少。宪法秩序、法律程序、民权、
代议制议会，这些都得到承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热切期望的目标来
说，它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过，在袁看来，它们应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
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
为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
成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
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
可以争辩说，袁1913 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
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
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
提出来，1914 年、1915 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
1913 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
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
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
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
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
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
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
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各方面削减预算，
① 《总统在政洽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中关于这一材
料来源的评论。
（此处据英文资料回译——译者。）
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最终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目标，但它也辜负了民族主义者
对改革的期望。
从部分意义上说，在实行紧缩方面，教育是一个例外。袁不断进行说教，
论述受过教育的公民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
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①这些思想有计划的
应用，就是特别重视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尽管普
及教育还只是遥远的目标，但在独裁统治时期，这类靠地方筹措资金的学校
的影响似乎有所增长。
袁的教育政策从整体上说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湖北省谘议局老练的
议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著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
言外之意是，学习目的是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培养。袁
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
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
得到扩充，而紧缩了这一级以上的学校的经费。袁关怀精英分子的需要，为
他们上升到文化特权者增加了“预科”这一条小小的渠道。总的说来，他的
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保守主义的，但也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 年、1913 年
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不那么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
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因为对这个时期的说明往往强调袁世凯人品恶劣、政见反动，所以关于
独裁统治的实际政策的探讨就难找到了。人们受到修正主义者的诱惑，要去
颠倒所有的评价。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敌视袁的描绘是以某些
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人们可以详细叙述独裁统治下其他方面的改革——例
如，鼓励经济发展，以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自然地保护国内工业制度
中得到的好处。①而注意力最终必然还要转向政权的残酷及其根本上的失败。
愚蠢的是，袁竭力强迫人们响应他。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因为它激起了来自最可能支持他的社会高层、甚至他的副手和合作者的相
反反应。
袁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他坦率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
但是，他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政的局面，而试图从帝国
政治中挑选出某种挽回办法去补救。其结果，对他和他的政策来说，都是灾
难性的。
① 《政府公报》，956（1915 年1 月6 日），第9 页。
① 评价专制独裁统治下北洋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
本结构：关于排
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 页。
袁的帝制运动
当袁世凯总统通盘考虑独裁统治的成果时，他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还
缺少什么呢？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拍手而老百姓不雀跃；他召
唤而老百姓不集合？当初设想的随着中央集权制而来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为
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依然这么衰弱？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
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
年和1915 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 年关于西藏问
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
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
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 年1 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 月，袁在日本著名
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
盲目地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我们有理由感到惊讶的是，在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废黜之后，怎
么能有人这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
路的一个线索。人们毕竟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骨子里排满的革命，而不是
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乏汉族皇帝来名正言
顺地代替被推翻了的满族皇帝而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的随从人员中，有些
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代用品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民国不得人心。
我们已经指出过白狼匪帮1912 年的拥清口号。尽管在有的省内，革命新秩序
因为数众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参预而得以实现，但几个月后这些民众势力（诸
如秘密会社）就被清除出权力机关。他们一反抗，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鲁迅在他10 年后写的表明辛亥革命特点的《阿Q 正传》中描绘的境况，
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 由于他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被可能
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
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为他们自己接管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
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当阿Q 想去参加时，人家却叫他滚出去。他生气地指责
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阿Q 因抢劫罪——他想干但并没有干—
—而被革命的代表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①
鲁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以及因此
而与民国疏远这一主题。与开头的这种作法相一致的是，民国继续把民众排
斥在它早期自由主义阶段有生气的、提供参加机会的一切机构之外。且不说
交通问题以及对共和政体的机构不熟悉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那些确曾见到
过新秩序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它。主张君主制的论点的基础
是：对民众来说，民国是生疏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论点在这个限度内
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提出要把君主制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作为把政府和人民结合在一
起的工具而加以恢复，这些论点就软弱无力了。当君主制在辛亥革命中覆亡
时，民众并没坚定不移地捍卫它。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的拥清口号，比如
白狼的口号，与其理解为对皇帝的迫切怀恋，还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倾向
的抱怨。不管怎么说，复活帝制的讯息怎么能传达到人民中去呢？省的和地
①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选集》，第42—58 页。
方的高贵人物理应是复活帝制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他们中间却有许多人已
经学会了享受共和制的特权。为什么他们必须合作？
特别在1915 年年中即将就帝制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刻，主张帝制的另一个
论点必然同外交有关，但由于其性质，它没有公开说出来。袁的一位亲密朋
友当时写下了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一点理解为坚持要搞帝制运动的
一个因素。①这就是说，帝制有对付日本的用处。1915 年5 月中日条约签订
后，在北京，对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恐惧心理仍甚强烈。日本并
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而欧战使中国失去了防止任何一个强国攫取全中
国的贪欲的救命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至少袁世凯明显地相信，转而实行
帝制可以牵制具有帝制癖好的日本，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在贬低袁的人看来，袁及其后代的个人野心是理解他称帝的一把钥匙，
他们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中国的历史遗留下来了强制性的帝制传统。袁决
定利用这种传统，其间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已无法去掂估了。
同样，他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
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袁具有恢复传统的政治礼仪和表征的偏好，从他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
地表现出来。他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坚决要把旧的和
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
代化的和愚昧无知的选民混合体。1914 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1911
年10 月10 日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又率领全国
祭天，邀请所有的人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皇帝的特权大众化。1915
年8 月在总统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为皇帝的运动。然而，皇帝却要经
过选举（实际上是走形式），帝制必须是立宪的。
袁在恢复传之万代的帝制方面注定要倒霉的处境，也许与此事在全国上
层社会引起的冷淡或敌视的反应，同样引人注目。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袁
的新旧政治混合体蒙骗住。1915 年，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机关运转
良好，以致各地的当权者都听从命令。各省文武首脑恭顺地上书拥戴袁氏登
基称帝。但是，普遍接受帝制不过是骗人的假象。就在表层下面，持异议者
比比皆是。
当然，袁的革命派敌人早就警告说，总统有称帝的野心。像孙逸仙这样
的二次革命领导人大都流亡在外，而且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他们反对君主
制是自发的，是他们反对袁统治的继续。
更难预测的是那些政治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虽然不是袁在清朝当官时的
随从，但同他一起反对过国民党，共同创建了独裁统治。梁启超就是其中之
一，他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过程中支持过改良后的清王朝君主制，并在
独裁统治的最初几年中入了阁。他对袁的帝制运动的通告作出了反应，立即
发表文章给予毁灭性的抨击。
甚至在袁多年的朋友中间，开始时就有明显的退缩不前的故意拖延的表
现，也有最终发展到公开反对的少数实例。在这种趋势中，惹人注目的是冯
国璋，中日之战以后他就为建设现代化的北洋军在袁的领导下工作，1915 年
他是南京的军事首脑。19 世纪90 年代以来袁最杰出的军事部属是段祺瑞，
①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重印于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台北，出版
日期不详），第
38—42 页。朱尔典（1915 年10 月20 日），朱尔典书信文件，FO350/13。
他在民国建立后任陆军总长。同袁在政策上的诸多分歧，导致段1915 年5
月隐退。他拒绝了请他出山的各种恳求，直到袁不再坚持帝制为止。大多数
文武官员照例都全神贯注于掩护自已的侧腹，但是袁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少
于他政治机器中表示不赞成采取这个步骤的成员。
为什么那些曾经为独裁统治出过力的人，竟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抗拒袁的
帝制呢？也许有人觉得，一个永久的朝廷阻塞了顶端，他们的野心就会受到
妨碍。不过有这种考虑的人只能是极少数，如果还有这种人的话。人们不安
的更普遍的根源，在于儒家道德关于不事二主的禁令。就前清官吏而言，这
种禁令用于当皇帝的袁比用于当总统的袁更为恰当。在另一个极端，有这样
一些人，他们感到帝制已经过时了，其反动的含意使他们感到难堪。梁启超
争辩说，帝制是不必要的——它丝毫也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帝制无论
如何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无法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
在上述反对袁称帝的各种各样感情和论点的后面，人们察觉到一种潜在
的对袁领导的幻灭感。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独裁统治政策的人来说，要承认
这些政策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是困难的。但那些脱离袁的阵营以抗拒其帝
制的人却发现，他们现在支持的政治体制正是独裁统治曾经谴责过的政治体
制。
例如梁启超，他后来证实，他在帝制运动之前就对袁的统治感到失望。①
虽然他曾经积极领导了独裁统治为使省当局隶属中央而发起的运动，而在
1916 年他却变成了明确号召实行联邦制的运动的领袖。梁在1916 年3 月指
出，“省制有历史上之根据”，他也可以充分利用它。②冯国璋和蔡锷（他是
独裁统治的合作者，后来变成武装讨袁的领袖）作了类似的政治上180 度大
转变。
袁的中央集权政策未能奏效。他实际上屈服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
就是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袁的帝制计划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了许多
人共同有份的政治上失败的替罪羊。因此，当袁在1916 年3 月取消帝制计划
重任总统时，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压制反抗的火焰。
进一步思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从总体上说，国内社会名流的情
绪已经转变为反对独裁统治了。这种情绪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袁对1912
年、1913 年有限选民所支持的政党实行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并解散了为广大
社会名流在政治进程中提供直接发言权的各级议会。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影响
了行政人员，这就是帝制运动初期，官员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它也可以解
释，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由独裁统治的背叛者领导的反袁运动，会返回到民
国自由主义时期，把为立宪政体、代议制政治和联邦制的纲领而奋斗看作是
恰当的。③
反对袁复辟帝制并继而使他退位的武装斗争在几个地区进行，从未联合
为一体。孙逸仙的同事，著名的陈其美、居正和蒋介石，在其国外基地组织
了沿海各地的进攻。1915 年11 月袁在上海的军事代表遭暗杀。12 月初，停
泊在该市的一艘军舰被起义者暂时占领，他们试图争取整个海军参加起义没
有成功。在新的、有高度纪律的中华革命党领导下，孙逸仙的最大计划就是
①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见《饮水室文集》，台北，1960 年，12.34，第页。
② 梁启超：《从军日记》，见《盾鼻集》，第124—125 页。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6 页。
在山东创建一支小型军队，并争取同当地的同盟者一起在1916 年春为革命占
领该省省会。明显依靠日本人的钱和日本人的保护，降低了这支部队有能力
在山东的日本铁路线上占领据点的意义。
讨袁运动的中心事件是协调一致的、以云南为基地的武装起义，云南那
个地方没有北洋军队驻扎。孙逸仙的新党没有在云南起义中起直接作用，云
南起义的凝聚力来自创建滇军的共同经历。这支军队作为国家现代化武装力
量的一部分，最初建立于清朝末年。其效果在云南特别良好，中国许多训练
有素的年轻军官参加了滇军。其中之一是湖南人蔡锷，他在1913 年年底接受
中央政府的职位前，是革命后省政府的首脑。蔡曾经直言不讳地拥护中央集
权的国家政体，并与1914 年解散各级议会有很大的牵连。但是他后来对袁的
幻想破灭。帝制运动发起后，他暗中与梁启超等人策划，反对袁的阴谋。他
们秘密离开北方，去接受新的任务。
梁1915 年12 月中旬到达上海，他利用其个人威信和文学天才为讨袁事
业募集了更多的追随者。大约同时，蔡和其他滇军过去的军官返回云南，他
们同当地的军官一起领导了讨袁战役。返回云南的军官有江西省的李烈钧，
他是滇军的老战士，是1913 年夏孙逸仙反袁的同志。云南的军事首脑唐继
尧，同这个政治观点上根本不同的集团有共同的学历和晚清时在滇军的共同
经历。他参加了起义。
这些事情，梁启超的著作和若干年后纪念蔡锷的、近似崇拜的文字介绍，
已为世人所熟知。当时这两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可争辩的，但是把1915 年秋梁
氏的天津寓所描绘为云南运动的唯一发源地却是失真的。云南的军官自9 月
以来就在当地秘密讨论抵制帝制的问题。蔡锷12 月返回云南所起的激励作
用，是由该省一部分军事领导人的革命倾向性决定的。他的威仪有助于说服
动摇分子，加速作出向袁的部队发起攻击的决定。①即使蔡不返回，某种形式
的运动也会在云南爆发。
运动以该省省会里的一座寺庙命名，军队也因而称为护国军。他们于
1915 年12 月24 日给袁发出最后通牒，袁未予理睬。次日正式发起讨袁运动。
制订计划的人指望得到贵州、广西两邻省的及早支持。还组织了进入四川、
湖南、广东的几路征讨。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入四川的一路，由蔡锷亲自指挥。
他手下的军官中，有后来同毛泽东一起组建红军的朱德。这支被称为护国运
动第一路军的队伍最初大约有3000 人，面对着川军各师和已经出现在四川的
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冯玉祥就是其司令官之一）。当袁看
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时，他命令从华中调遣大批增援部队沿长江而
上。形势对蔡锷的征讨十分不利，即使它得到自己部队的增援也是如此。
然而征讨却继续坚持下去，向全国显示了袁的脆弱性。蔡的军队具有晚
清滇军锻炼出来的集体精神。指挥十分协调、熟练。根据日本的军事情报，
蔡的战术特点是：夜间发起攻击，善于利用地形，对川军进行有效的政治工
作。川军有一个整师叛变到蔡锷这边来，北洋军遭受了没有预料到的重大伤
① 苏顿：《省黩武主义》，第184—191 页精选了有关1915 年12 月发动云南起义的证据
。关于对梁启超的
叙述提出的较早异议，见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收入周康燮等
编：《近廿年中
国史学论文汇编初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一集（1895—1929 年）》，第261—286 页。
寺广映雄：《云
南护国军起义的主体及运动的性质》，《东洋史研究》，17。3（1958 年12 月），第27 
页。
亡。②此外，在省内各地动员“盗匪”部队，受到护国军内的四川代表的鼓励，
也受到向北京争取四川自治的、政治上互无联系的其他四川领袖的鼓励。“盗
匪”护国军发展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反对北洋占领的游击运动。它的发展很
有助于说明蔡锷的成功。
再者，甚至袁世凯自己在四川的某些代表——占领军军官——也不能断
定他们抵抗云南的运动能取得多大成功。不久蔡锷同袁在四川的将领陈宦，
同有才华的北洋将领冯玉祥，都取得了联系。1916 年3 月双方达成和解。尽
管出现过紧张的时刻，但护国军还是战胜了袁在四川的势力。
3 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的势力迅速瓦解。从外部条件说，
日本政府在起初两个月对帝制运动采取明显的容忍态度之后，对袁的称帝意
图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敌视。正在形成的公开反对的政策，其依据与其说是认
识到帝制可能被用来阻挠日本的野心，还不如说是看出了帝制在中国上层社
会中十分不得人心。1915 年10 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外国列强，就称
帝的危险性向袁提出警告。12 月爆发的云南起义，证明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警
告是有道理的，这更加强了日本的反对态度。接着，1916 年3 月初，日本内
阁正式通过了一项谋求彻底撤换袁的政策。此项决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日本
资金流向袁的反对者。①
广西军事首脑陆荣廷，人们曾经指望他在更早些时候依附革命，终于在
1916 年3 月中旬采取了行动。前一年夏天表示不同意复辟帝制的冯国璋，在
南京同其他省的军事首脑一起要求袁放弃称帝。3 月22 日袁宣告他重新回到
总统地位。但在4 月更多的省政府宣布同北京决裂，5 月其他省政府也跟着
这样做。6 月初，当对袁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的时候，
他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 岁。
当时，国家已经陷入极为惊人的混乱状态之中。当袁的势力显然正在衰
亡之际，反对派既无共同的组织，对袁去世后的制度又无共同的观点。可以
看出有几股势力存在。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云南、贵州、广西、
广东——暂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由于军事战役的结果，这个集团
还扩展到四川、湖南。在把滇军的凝聚力转化为共同政治路线方面，取得了
有限的成功，至少在坚持要彻底推翻袁以及恢复1912 年约法这点上是成功
的。1912 年约法，被袁在1914 年用一个批准其独裁统治的文件所取代（见
本书有关章节）。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1916
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脑讨论战略问题。他为自己创造了中间人的地位，一般
地反对袁和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政策，但又拒绝同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结合在
一起。
在北京，段琪瑞于4 月份重新出来任职，担任内阁总理，有效地取代了
袁，成为北洋领袖和独裁时期统一愿望的继承人。但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
的。他实际上只代表第三股势力的核心。当他在1917 年试图把湖南置于北京
管理之下时，这一点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发现，他受到的阻挠不仅来自
湖南的领袖们，而且还来自南方各省不容置疑的联盟以及冯国璋在长江沿岸
② 参谋本部：《中国事变的参考资料，第8 号》（1916 年3 月），《袁世凯称帝计划事
件·补充材料：反
袁动乱和国内情况》，第6 卷，1.6.1.75，日本外务省，档案，外交资料馆，东京。
① 艾伯特·A.阿尔特曼和史扶林：《孙逸仙和日本人：1914—1916 年》，《现代亚洲研
究》，6.4（1972
年10 月），第385—400 页。
的同盟者。
在袁去世时，另一股在此后具有重要性的势力开始在张作霖统率下，在
东北的满洲各省形成。但张作霖尚未把这一广大地区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上
述几股势力中，没有一股是真正团结一致的。一股股势力都是军事司令官和
地方官员的一个个有如星座的集团，他们在极度混乱的环境里，首先追求的
是自己的生存，这个舞台是为不安定的内战而设置的。军阀时期开始了。
正当袁的好运过去的时候，另一种政治趋势出现了。这种趋势就是复活
民国自由主义阶段的体制。即使在袁坚持执政的时候，在他权力达不到的地
方，省的和地方的议会又重新聚集起来。他死后，1912 年的约法和1913 年
的议会又复活了。在20 世纪10 年代末期和20 年代初期，这种趋势的重要性
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省自治和自治机构的联动作用继续存在，并对早
期的军阀政治有影响，至少是略有影响。但代议制政治在辛亥革命后初年具
有的活力却永远没有恢复。
回顾起来，民国早期两种失败了的政治实验——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统
治——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袁世凯感到，议会和省自治削弱了民族
国家，他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强大的。他一
有机会就废除这两者及其辅助制度，诸如相互竞争的政党和不受检查的新闻
等等。但是他自己的统治体制并未能激发普遍的热情，虽然开始时得到一些
重要的无党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的支持。甚至其早期的支持者，对北京的独
裁作风也感到失望。袁称帝这一着走错了的棋，为把这种幻灭心理都调动起
来提供了时机。独裁统治跟着帝制一起垮台了。但是在自由主义的舆论重新
出现并取得制度上的优势之前，分散的军事霸权主义插进来了。民国早期的
两种实验形式，终于主要作为政治上的反面教材而为人们追忆。
第5 章 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 年
1916 年6 月袁世凯之死预告了军阀时代的到来，然而在随后黩武主义的
整整十几年中，北京政府仍然是全国统治权力和希望统一的象征，在既无王
朝又无支配人物或执政党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仍代表国家的概念。尤其是，
广泛传播的宪政信念在支撑着它，这一信念已在世纪更迭之时，随民族主义
的兴起而在中国爱国者中滋长。①
当中国新训练和装备的海军，在1894—1895 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覆
灭时，许多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认识到，主要是技术和军事性质的“自强”
还不足以救中国。他们还被这样的巧合所打动：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国家，
包括日本，大都在近代通过了宪法。此外，国外新的政治科学的专家断言，
起草得当的宪法无论在何处都是稳定、有效的政府的关键。似乎已经很清楚，
只有宪法才能使中国强大。
尽管对中国宪法应采取的形式莫衷一是，但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家在两
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第一，虽然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的利益基本一致，但中
国仍是软弱的。这是由于人民的被动性；这一点，通过诸如学会、选举及立
法机关一类的参与制度允许人民直接关心政治，能够予以克服。正如改革者
康有为1898 年所写：“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人
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①
第二，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动乱根源，在于权力关系的定义含糊不清，
导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大臣之间的冲突和地方长官专横的行为，这一切只
能由人民起义来制止。但在立宪制度下，如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1900 年指
出的：“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
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
议院??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②
包括康、梁在内的保皇党人相信，在中国人民能管理自己之前，应有一
个训导阶段。按照这一受中国政治思想的治国传统影响的概念，政治家在逐
步引入大众参与制度时，应教育与制裁并用，以维护公共秩序。另一方面，
由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争辩说：中国的未来如同修建铁路，“中国而修铁路
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机车〔君主立宪〕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机车〔共和
国〕乎？”③清廷曾为康、梁的头颅而悬赏，但后来又接受了他们的论点，于
1906 年下令准备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宪法颁布之前，共和派就通过革命获得
了胜利。
在某些方面，1906 年的诏书比辛亥革命更明确。共和国的概念在1911
年后受到了至少三次君主主义者的挑战：袁世凯称帝的冒险活动，1917 年张
勋帮助宣统皇帝复辟，以及30 年代在满洲国复活的“王道”。但自1906 年
以来，甚至在1949 年之后，对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宪法的必要性，从未产生过
任何重大的疑问。的确，自晚清以来，人们认为宪法不仅对国家是必要的，
① 本章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
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的内容。
①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重印，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2，第236 页
。
② 梁启超：《立宪法议》，载《饮冰室文集》，第5 卷，第2 册，第3—4页。
③ 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所引，第1
38 页。
而且对每个政党、商会和利益集团的联盟也是必要的。
一些省一级的政府也通过了宪法，这一趋向最重要的例子，是20 年代初
的所谓“联省自治运动”。湖南、四川、广东及其他一些南方省份的这一运
动的领导人争辩说，如果各省能使自己摆脱军阀混战以寻求稳定和自身的发
展，整个国家就将更强大。但在涉及以什么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时，“关于中
央政府及各省当局各自的权限及各省政权的结构的讨论就没完没了，纷纷引
证1815 年的日耳曼联邦、瑞士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评
论中国这时颁布或起草的各省的各种宪法，但都是出于技术和法律的观点，
而不是基于中国的现实”。①有几个省草拟了宪法，其中之一（湖南）还在短
期内实行过。但联省运动未将中国从军阀主义中挽救出来。相反，一些军阀
为实行其否定中央政权的策略，兴高采烈地颁布了他们自己的联省宪法。
用什么来解释在诸多的挫折面前，近代中国人对宪法信念的坚持？在近
代西方，如同在中国一样，宪法的效力是不确定的，然而又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在东西方，这一概念都从基本的国民信念中汲取活力。在个人主义的西
方，宪法被视为保护个人权利和调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的准则。在中国，
宪法被视为凝聚集体力量的当前社会目标的基本声明，也被看作推动舆论、
防止错误的手段。因此，中国的宪法一直被认为易随社会目标的变化而改变。
实用主义也是有吸引力的。对于正力争在世界各国中赢得重要地位的中
国来说，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标志的组成部分。宪法为统治者要求承认其合法
性提供了根据。早期共和国的宪法，允许一小部分集团自称他们对权力的竞
争是合法的，而革命力量（国民党、共产党、学生、工会）的干扰则是不合
法的。这些集团可以在忠于宪法的必要性上达成一致，而又允许他们自己在
宪法条款的含义上经常争吵。
总之，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也不论在民国初期还是以后，对宪
政的赞同似乎有两个原因：对宪法为杰出人物带来直接便利的实用主义评
价，对宪法使国家变强的能力的信心。这种赞同相当真诚，人们在1916—1928
年间费了大量精力去草拟宪法，争论条文，谴责对手违背宪法，祝贺同盟者
恢复宪法。另一方面，随着1916 年后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
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
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并产生了一系列权力主义政权中的第一个，即国民
党的国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清的君主立宪主义者已赢得了一分。关
于训导的概念，而不是君主政体本身，是他们争辩的中心；自1928 年起至今
日，中国的政府一直受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目的是避免重现
民国初期的混乱。
① 让·切斯诺：《中国的联邦制运动，1920—1923 年》，载杰克·格雷编：《近代中国
对政治体制的寻求》，
第123 页。
宪政的社会和思想根源
在1920 年左右，4 亿中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知道或关心宪政，处于能够
试图将信念付诸实施地位的人就更少了。政界名流的利益和观点，可在某些
方面解释立宪主义信念的号召力。
国家政治名流中最有权势的人，是前清的官僚。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
沿着西方路线现代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主动地赞成推翻满族朝廷，但
只要能保住他们的行政优越地位，他们也不加以妨碍。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
是强大的中国，他们的榜样是西方国家和日本。在那些国家里，宪法和国力
看上去显然有着联系。
后来成为民国领导人的晚清官僚，可大致分为三个年龄组。①生于19 世
纪60 年代的人属于袁世凯（生于1859 年）这一代。他们的正规教育是为准
备国家考试而受的儒家经典的教导，但其中一些人也受过专门技术教育、外
国或新式教育。这一年龄组中的大部分人在1895 年败于日本及1900 年义和
团惨败后，才勉强接受了宪政，或者在1911 年才把宪政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
来。他们对立宪共和国的支持一直是不完全的（他们这一代是几次复辟清朝
的阴谋的主要支持者），他们的领导方式是独断专行，个人至上的。
70 年代出生的一批人，更普遍地经历过新式教育。但正如前一组人那
样，在他们接受了相当多的经典熏陶后，在他们一生的较晚时期才出现新学。
中国的新式教育仍有主要的传统内容，特别是在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准则方
面。留学生多出身于和现状有利害关系的富有之家。由于这些原因，70 年代
出生组中的许多人具有与前辈一样的政治保守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日本及
西方的技术和政治文化对他们更多的熏陶，使他们能更容易地管理共和政
体，并在诸如铁路经营、金融和对外关系领域中发挥行政领导能力。这一年
龄组为早期民国政府输送了大量内阁阁员。
对80 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纯粹的经典教育再也不实用了。在以经典课程
为根据的考试于1905 年被废除后，那些以应考的经典学识而开始他们的学业
的人不得不改变课程。渴望政府职务的年轻人，现在必须接受国内新式教育，
或出国留学，或两种教育都接受，以为自己做准备。出国留学的人大多数去
了日本。从中国各地来的学生，在国外组成了学生团体，他们组织俱乐部，
办报纸，组织政党，用广泛吸收了西方和日本思想的难懂的混合语进行热烈
的辩论。他们倾向于抛弃中国传统，照搬外国的思想和社会潮流，采取“中
国一无是处，西方一切都值得仿效”①的观点。
70 年代组的人和80 年代组的人之间，在精英政治教养方面存在重大区
别。正是较年轻的一代产生了五四运动的上层领导及中国共产党相当大的一
批最老的领袖。当然，在老官僚庇护下被选进清代官僚机构的那些年纪较轻
的人，不像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同龄人那样激进。但是因为他们比年龄更大的
人，对共和的理想有更好的理解，也承担了更大的义务，他们成了对共和国
缺点的主要内部批评者。如果80 年代组的人与60 年代组的人一样对共和怀
有矛盾心理，对他们来说，那也不是出于共和可能搞得过头的看法，而是出
于觉得它的成就常常不够大。
① 关于支持以下主张的例证，见内森《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13 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147 页。
早期共和政体的全国性政治名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新行业的成员
——教育家、律师、工程师、报人、现代商人和银行家。报纸、高等学校、
法院、银行及其他专业化的新机构，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国外教育和
新式教育提供了这样的人员（见第11 卷第10 章）。为使新兴的行业能自行
调节，晚清的改革要求成立行业协会（法团），如商会、律师协会、银行家
协会等，从而推动现代趋势。因为行业协会承担着半政府的职能，所以这些
行业的人逐渐被看作对公众事业有合法发言权的名流的一部分。他们与全国
政府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与一贯由绅士享有的合作关系相似。就
20 世纪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言，他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取代了拥有土地的
名流，成为新成员的来源及“舆论”根源。当突然发迹的拥有土地的名流和
军事名流，在地方一级与旧绅士竞争时，专业人员已在国家一级成功地树立
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新出现的城市中产阶级中不那么富有、也没受过那么好
教育的那些阶层——小商人、工匠、学生、职员——则被排除在正统社会的
名流概念之外。
在新的专业人员中，职业政治家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从1900 年起，东
京的中国学生团体证明是产生大批新手的场所。学生们在这里阅读关于民族
主义和革命的文章，结识当时的党人和革命者。有些人愿意放弃官僚生涯，
仿效这些政治活动的新典范。他们在梁启超宣传、鼓动在清廷之下制定宪法
的道路与孙逸仙为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而成立秘密组织的计划之间作出选择。
1909 年省议会的召开及1910 年全国议会的召开，为许多政治家在这一
体制中求得他们的前途提供了机会。典型的晚清省议员，年轻（平均年龄41
岁），富有，出身绅士阶层，1/3 的人在中国或海外接受过现代教育。①尽管
这些议会与民国的议会一样，包括官僚、专业人员、商人、地主，等等，但
职业政治家占优势，调子由他们定。
职业政治家未曾在官僚机构中服务这一事实，使他们在早期共和政治活
动中有被长期贬抑在外围地位的趋势。官僚和前官僚，通常是军人，占据了
民国的最高职务。上述意义的职业政治家中，很少有人担任过内阁阁员，没
人当过总统（除孙逸仙曾短期担任过此职）。在议会会期之间，政治家们不
得不充当主要官僚派系的中间人、掮客和盟友。只有在议会开会并且有可能
为扩大议会权力而进行斗争时，他们才处于舞台中心。
宪政符合前官僚及专业人员的利益，因为它给他们合法的政治职务，而
又不使政治舞台向低于他们的集团开放。但除此以外，宪政在世纪交迭之际
及进入20 年代以后，对许多中国人也具有启迪思维的意义。首先，西方专家
的自信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为中国政府当了几年宪法顾问的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写道：“折磨中国人的政治动乱??主要不是由于
普遍缺乏维护自治或政治监督的代议制方案的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一直
试图在基本上不完善的宪法下管理他们自己”。①
这种看法具有20 世纪20 年代西方政治学的特色，它落在了肥沃的中国
知识分子的土壤上。西方的声望和自信、中国某些集团想通过向西方国家看
齐以取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愿望，以及立宪政权在成为世界强国方面的显著成
① 张朋园：《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思与言》，5.6（1968 年3 月
），第1439—1442
页。
① 韦罗璧：《中国的立宪政府：现状与展望》，第33 页。
就，这些仅仅是仿效西方的较明显的动机。科学主义也是中国思潮中的一种
时尚——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说法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功效的信心。正如“科
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及中国的吸引力部分地在于它所宣称的与科学征服自
然的能力的联系，现代“政治学”也自称具有同样的第二手超凡魅力。就像
几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立宪主义似乎通过科学地设计的民主，而把陈独
秀所说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联系起来了。
更根本的是，对宪法的信念与中国对意识在行动过程中的支配作用的根
深蒂固的信念是一致的。孔子曾经主张，想统一帝国天下的统治者必先“诚
其意”，明代有影响的新儒学家王阳明曾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孙逸仙则简明扼要地说：“能知必能行。”②也就是说，如果对如何干一件事
情有了坚定的意识，实际干这件事情就相对地没问题了。相应地，如果干错
了一件事，解决的方法是纠正干事人有意识的思想。将宪法条款看成国民有
意识的思想所“知”的东西，立宪共和国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如果共和失
败了，原因不是对其原则的掌握和支持不够，就是宪法文件本身有缺陷。
如果坚守这种“唯意志论”传统有助于使宪政似乎有理，那么预期它对
国家富强会有贡献便使它无疑具有吸引力。在中国人眼中，宪法的作用是将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人民为国家的目标作出更大的努
力，发挥更大的创造性。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旧中国的麻烦在于人民的被
动性与狭隘的自私性。相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民是统治者，他们将全
心全意地献身于国家。“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
足，一其心；万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
业之差别也万。??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
其归，是之谓国”。①这种作为供能器的宪法的主旨，在保罗·科文的意译文
字中，与孟子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得道者多助”、“仁者无敌”。②宪政可
以被看作这样的“道”。它可能获得的大众的支持将是中国富强的关键。
② 孔子语引自内森：《北京1918—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21 页。王阳明语引自戴维·S
.尼维森：《王阳
明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知”与“行”问题》，载芮沃寿编：《中国思想研究》，孙逸仙语
引自邓嗣禹与费
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 年文献概览》，第264 页。
① 梁启超语，引自张灏：《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 年》，第100 页
。
② 科文：《王韬对变化中的世界的看法》，载费惟恺、罗兹·墨菲、芮玛丽编：《近代中
国史入门》，第
160 页。
北京政府
在1916—1928 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政府在1912 年临时约法的
基础上进行工作。虽然临时约法的缔造者打算把主要权力给予内阁，但它含
混不清，足以助长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的不断争执。
总统由国会选举，任期5 年，有象征性的职责，有可能具有国家元首的
声望；他的品格和派系的支持决定他能否将象征性的职责转变成实际的权
力。内阁应该“协助”总统，管理各部，副署总统的命令和法规，在国会中
回答质询。内阁通常由各派系分得职务的人组成，实际上很少发挥决策机构
的作用。尽管总理缺乏专门规定的宪法权力，但是通过他在挑选内阁并引导
国会批准内阁方面的作用，通过他自己一派的人控制一些要害部门，如陆军、
财政、交通和内务等部，他有时能够控制政府。最后，国会由众、参两院组
成，议员任期分别为3 年和6 年，它不仅有权选举总统、副总统，批准内阁，
还有权批准预算、条约和宣战，有权质询和弹劾。由于经常性的派系倾轧，
以及在中国政府中起相对陌生的作用，国会除了默从或阻挠，很少有能力做
更多的事情。表37 列出了民国初期的国会及其他国家级立法机构。
在临时约法下，国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永久宪法。在若干年内，连续几
届立法机构都为此任务而工作，回到了在清末的辩论中及在袁世凯统治时期
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广泛的
政治参与与有限的政治参与（见第4 章）。在1913—1914 年的会期中，花费
了大量的时间准备宪法草案，在1916—1917 年的会期中，这一工作又继续进
行。1917 年，同时成立了两个政府，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广东，都声称要
执行临时约法，并且都在制订宪法草案。最后，原来的那个（或称“旧”）
国会于1922 年再度召开，它产生了1923 年10 月10 日的“曹锟宪法”（因
由曹锟总统颁布而得名）。1924 年的一次政变将曹锟赶下台后，一份临时文
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取代了那份宪法，同时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再作
努力。1927—1928 年张作霖政权为自己准备了一份替代宪法的文件，
表37 民国初期国家级的立法组织
名称日期注释
各省都督府1911 年11 月30 日— 先在武昌，后在南京召开，都督的代表们
代表联合会1912 年1 月28 日为组建新共和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临时参议院1912 年1 月28 日—
1913 年4 月8 日
在南京召开，迁到北京。制订《临时约法》。
第一届（旧）
国会第一次
会议
1913 年4 月8 日— 11 月13 日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议员后解散。
政治会议1913 年12 月15 日— 1914 年3
月18 日
袁世凯为取代国会而召集。开始时称政治会议。
约法会议1914 年3 月18 日— 6 月5 日袁世凯召集以起草新约法。
参政院1914 年5 月26 日— 1916 年6
月29 日
在新约法指导下，暂时行使立法职能。
第一届国会1916 年8 月1 日—
第二次会议1917 年6 月12 日
袁世凯死后旧国会恢复；张勋复辟过程中解散。
第一届国会1917 年8 月25 日—
“非常会议” 1922 年6 月16 日
为抗议选举新国会的计划，许多旧国会议员在
广州重新开会。这一会议以后移在昆明和重庆
召开。
临时参议院1917 年11 月10 日— 段祺瑞为制订新国会法而召开。
1918 年8 月12 日
安福国会1918 年8 月12 日— 1920 年8
月30 日
直隶-安福战争后解散。
“新新”国会（ 1921 年夏） 根据徐世昌的命令， 11 个省举行众议院选举，
但其他各省未选举，此届国会从未召开。
第一届国会1922 年8 月1 日—
第三次会议1924 年11 月24 日
恢复旧国会1917 年的体制，排除1919 年选入
“非常会议”的新议员。
善后会议1925 年2 月1 日— 4 月21 日段祺执政府为解决悬而未决的国内问题而召
开。
临时参政院1925 年7 月30 日— 1926 年4
月20 日
临时立法机构，在一次政变中解散。
国宪起草委
员会
1925 年8 月3 日— 12 月12 日制订一份新宪法草案，从未生效。
资料来源：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第486—487；内森：
《北京192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183 页。
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
在北京政府行将垮台时，它曾宣称自己是正统的，即使在一个越来越受
到混战的军阀们控制的国家里，正统性也使它占有重要地位。直到1923 年，
即使不是更晚，许多舆论的领导者，在叹惜政治家的不和与腐败时，还吐露
出对宪法秩序最终成功的希望。每个大军阀都在国会、内阁或政治报刊中扶
持派系的盟友或追随者，可能的话，还要发展与总理和总统的良好关系。目
标通常是取得正式的委任（如一省省长），以使自己对地方的统治合法化。
北京地位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外国的承认。尽管有各种分裂的表现，外
国列强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首都是北京——直到1928 年。列强一般
都坚持通过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正式交涉问题，即使这个问题完全属于局部范
围。铁路及条约口岸机构许多肥缺的委派，即使地处军阀控制区域，也需要
北京的认可，因为它常涉及外国的利益。最后，外国使馆的存在对这座城市
提供了某种实际保护：1901 年的《辛丑条约》实际上规定，军阀对北京的侵
犯或对北京—天津铁路的占领可能引起外国军事干涉，尽管在这一时期未行
使这一特权。
北京影响力的第三个根源是财政上的。在北京的财政中，税收只起很小
的作用。汇款甚至在袁世凯去世前就已开始减少，以后更缩减到微不足道的
水平。外国的承认对财政有较大影响：借款的能力。中国政府以自然资源为
抵押从国外借款，如1917—1918 年1.4 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政府也在国
内借款——从1913 年到1926 年发行27 种债券，筹款6.31 亿——部分借款
以盐税和关税为担保，这些税的征收由于有列强参加，从而避免了军阀的干
预（列强对征收关税的参与比对盐税更全面）。除了主要的外国贷款和发行
的国内债券以外，还有国库券（长期、短期）、银行贷款、几个特殊的部承
担的担保款、拖欠的工资及其他债务，其总额从未计算过。筹款变得越来越
难，没有大笔外国贷款和以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发行某些国内债券（总是抱有
希望，虽然通常是失望的），政府是否能在国内借到一小笔钱，是令人怀疑
的。
借来的钱用于政治活动（付给议员和新闻工作者酬金），以及与北京统
治者结盟的军阀军队。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急需资金。工资拖欠不发；教师、
警察和官吏罢工，示威，为了生存而受贿和从事第二职业。在这种形势下，
完成任何一件有益的行政管理工作都是不平常的。但仍有迹象表明，在这段
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些部的工作相当有成效。
在教育部的集中领导下，初级、中等、高等教育的水平有了提高，入学
人数也增加了。①司法部之下的法院系统一直不完善，并且未充分发挥作用，
但享有正直的声誉，在法典编纂和监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内务部领导
下的北京新式警察保持了极高的专业水准，以致北京在1928 年曾被描述为
“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②尽管军阀企图干预，交通部的铁路、电报
和邮政业务仍能赢利，且相当可靠。我们需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对官僚政治
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看清在这样一种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官僚机构的
固有传统和西方的技术与专业标准的结合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北京各部中最有效的——又是遭到同代人和后代人最猛烈抨击的——也
许是外交部。在一个军事上、经济上都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里，部里的世界
性的外交家——像顾维钧和颜惠庆这样的人——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
复权利的工作。中国1917 年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从而废除了它们的治外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1928 年》，第407—410 页；关于司法部，见第753—
768 页；关于交通
部，见第269—385 页。
② 《纽约时报》，1928 年12 月30 日，引自戴维·斯特兰德：《20 世纪20 年代的北京
：政治秩序与公众
的抗议》（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9 年），第43 页。
法权，终止了向它们支付庚子赔款，还赢得了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的
5 年期限。尽管中国的宣战纯粹是名义上的，宣战还是给了它以战胜国的身
份参加1919 年巴黎和会的荣誉。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了日
本，使中国人深感失望，但中国外交官已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赢了分。在1921
—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被迫同意撤出山东。此外，英国同意归还威
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
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中国在1924 年的中苏协定中得到的更多：俄国
放弃治外法权、在天津及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甚至在1926 年北京政府濒
临崩溃之际，外交部还说服列强派代表参加一次关税会议。这次会议毫无成
果地解散了，但详尽阐述中国立场的文件构成了南京政府1928 年成功地宣布
拥有关税自主权的基础。所有这些成就背后的艰难的谈判尚有待研究，但导
致1924 年中苏协定的谈判是个例外：研究这次事件的专家的结论是，外交部
“有着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更大的连续性、更好的人
才、更明确的政策和民族感更强的动机”。①
①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 年》。
现代银行的政治作用
民国初期直至20 年代，北京政治活动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特点，是条约
口岸的现代中国银行卷入政治。在中国的金融界中，这些银行遭到外国银行
在条约口岸的分行及钱庄的夹击。这两种类型的机构比中国的现代银行有更
大的财力。27 家外国银行及其在中国的分行，掌握着3 或4 倍于119 家（或
更多）中国银行的资本。它们实际上垄断了有利可图的外汇和外贸市场，还
享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并收存每年数亿元的盐税和关税收入。它们得到中外
商人同样的信任，在条约口岸招揽大批金融业务。另一方面，数不清的钱庄
牢牢地占据着国内货币汇兑、证券投机和短期贷款的市场。单个钱庄规模不
大，但它们的资本总额大于现代银行，并且由于有固定的业务渠道，它们比
现代银行有更好的变现能力。实际上，钱庄是现代银行的短期资金的来源。
现代银行在民国初期财力不足。根据现有资料，119 家现代银行总计拥
有3.5 亿元核准资本，能筹措到的实缴资本仅1.5 亿。①由于缺乏公众信任，
它们不得不通过发行纸币（如果能得到政府批准）、以高息向钱庄借款、以
高息接受储蓄存款的手段，吸收它们极为短缺的流动资金。于是，为了偿付
高息存、贷款，为了支撑币值，银行被迫寻求高利润的，因而是投机的投资
机会。政府公债和国库券是这种投资的重要部分。
随着其他财源的枯竭，政府日益依赖国内资金市场。1915 年下半年袁世
凯称帝时，一些省份的反应是宣布脱离北京而独立，国内税款收入急剧下降。
1918 年，日本新组成的原敬内阁抛弃了前任内阁向中国提供大量担保条件少
的贷款政策。1920 年，由外国银行家组成的国际财团，成了实际上延长对中
国政府的财政抵制的手段（见第2 章）。作为这些事态发展的结果，国内信
贷对连续几任极少成功希望的财政总长的筹款活动，越来越重要。但是，从
1919 年发行八年公债开始，银行家们对政府证券的热情减退了。政府负债累
累，已经没有可以保证新公债的可靠收入，政局变幻莫测。银行家能够为小
笔预付现金而向政府强提苛刻条件。政府在上海出售剩余的第一年公债的价
格是每100 元面值21.50 元，未售出的七年公债按每100 元54 元出售。银行
对政府的大批短期贷款月息为16—25％，以未售公债面值的20％作为担保。
从1912 年到1924 年，共向银行售出价值46740062 元、偿还期为1 年或2
年的国库券，价格仅为面值的40％，在政府偿还它们时，给银行的资本报酬
率相当可观。
于是，现代银行就成了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这些债券常以银行自己
的钞票按面值的一定比率购买，但它们可能永远也兑现不了，它们的价值可
能会一直跌下去。另一方面，一些消息，如公债又有了新的担保、要为兑现
部分公债举行一次抽签、或要任命一位新财政总长，会使市价上扬。公债的
市场价格如此剧烈地涨落，可以证明它们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要在投
机中成功，就有必要预测甚至影响市场的活动。这需要与政治密切联系。
总行设在北京和天津的现代银行，与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最密切。（上
海的银行也从事政府公债的投机，但它们的业务重点是票据交易和工业投
资；其他条约口岸的银行与当地政治活动的关系比对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更
密切。）典型的北京或天津银行的董事会是精心组成的，其核心是一些与各
① 资料见内森：《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74—90 页。
政府派系关系不错的职业银行家。此外还有一些与这个或那个政治团体关系
更密切的、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方面经历的人。这样平衡的目的是想使银行获
得关于决定债券市价涨落的政治内幕的情报，并结识政府中能获得和保护特
权的朋友，而又避免当政局变化时可能导致银行得不到保护的单一方面的政
治效忠。
随着政府1919 年以后越来越穷，银行及在银行业有影响力的政治派系的
政治力量增强了。交通系（下面还要谈及），作为内阁命运的特别强有力的
主宰者，形成了。同时，在总体上，银行坚持它们对政府的利益的能力得到
了加强。全国银行公会1920 年12 月在上海开会，决定拒绝继续购买政府公
债，除非政府“重新调整”偿付旧公债的财力。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在1921
年3 月3 日的总统令中，将关余拨入由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管理的称为整理
公债基金的偿债基金。第一、第五、第七年的长期公债及第八、第九年的公
债（后来又加上了其他债券）按面值的一部分重新作价，并兑换成两种新发
行的债券，这两种债券的偿还金是由上述基金担保的。
整理公债基金的设立，对银行家是一种照顾。对债券的重新作价低于其
面值，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银行当初购买它们时就打了大折扣。现在，只等
贷款偿还基金偿还这些债券，银行就能收到两倍于过去付出的款项。或者，
如果它们想做债券交易，也能以高于买入的价格卖出。政府的信誉也有加强，
尽管政府任何一种新债券的发行现在都必须安格联爵士应允。
派性和私人关系
北京政府在制度上表面是立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由法律予以
区分，决策按规定程序制订。实质上则是派性的：由个人的部属组成，越过
法定制度的界限而取捷径，每个派系都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为中心，由他个别
吸收的对他个人忠诚的追随者组成。
在组织这种派系时，政治领袖始终注意那些能干、政治上积极而可靠的
有前途的人。对可靠性的判断，在极大程度上受“关系”这种观念的影响。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是由父子、君臣、夫妻、师生之类有明确义务关
系的网络构成的。信任与自己有确定关系的人，比信任仅仅是相识的人要安
全得多。即使关系较远，它也有助于为人们的交往带来稳定性：它区别交往
双方的尊卑，并包含一方有权向对方要求或期望什么东西的可靠惯例。
当然，血亲或姻亲的关系极为重要，尽管这个亲属无政治经验，也会给
他一个不是敏感职务的挂名差使。另一种重要关系是来自中国同一地点同一
地区的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远离家乡的广州人
或安徽人在北京很容易抱成团。其他的效忠中心是由教育过程产生的：那些
受业于同一教师的人，毕业于同一学校的人，或1905 年前在同一年通过科举
考试的人，他们视彼此为同学，这是一种比兄弟还亲密的关系。这些同学还
对他们过去的老师和监考人负有毕生忠诚的神圣义务。与此相似，从官僚生
涯中滋长出了与前同事或上司的关系。除了这类自动形成的关系之外，或作
为这类关系的替代，一个人还可以通过师徒关系、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或
结拜兄弟的关系而使自己与另一人挂上钩。
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
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
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
最有影响、最复杂的派系之一是段祺瑞（1865—1936 年）领导的。段于
1887 年（应为1889 年——译注）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炮科，去德国深造后，
成为炮队统带，兼任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见第11 卷第10 章）的小站炮兵
学堂总办和主要授课人。由于他在小站的重要作用，新建陆军大约一半的军
官，包括民国初期华北许多重要军阀，都是他的学生。段祺瑞作为安徽合肥
人，与家乡这个大政治天才库有着联系，那个城市的儿女们显示出了浓厚的
地方主义色彩和政治上的非凡本领。虽然段是位将军，但他的政治基础，不
是军阀式的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或对土地的控制。他的影响是以资历、声望和
本领，特别是以他的大批个人追随者为基础。
民国时期，段祺瑞的势力通过他的追随者，遍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参
战军（后称边防军），内务、财政、交通等部，国务院秘书厅，京汉铁路，
官办的龙烟铁矿公司，大理院。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段祺瑞如何通过他的
两位亲密伙伴王揖唐和徐树铮组织的称为安福俱乐部的国会团体，而将自己
的势力打入1918—1920 年的国会。王揖唐与段同为合肥人，是段的被保护
人。徐树铮是段在清末提升为助手的年轻军官（安福俱乐部的介绍见后）。
民国另一主要派系是交通系。它起源于清末的邮传部（1906 年设立）。
由于修建或赎买铁路、扩充电报系统、组建交通银行，财源滚滚而来，该部
成为具有政治、金融势力的重要机构。袁世凯的追随者担任该部及其各机构
的各级职务。梁士诒（1869—1933 年）是其中之一，他从1906（应为1907
年——译注）到1911 年占据部里也许是最重要的职务——铁路总局局长。根
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稍后的描述，梁士诒“被认为是在北京仅次于袁世凯
的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广东人，身矮体壮，长着拿破仑式的
大脑袋，他很少说话，但他一旁的插话表明他总是在讨论中先行一步，这一
点也通过他尖锐的提问反映出来。当直接向他提问时，他总是能对任何问题
给予清楚而连贯的说明”。①梁士诒的经济势力如此强大，以致他的同代人称
他为“财神”。
从1906 年到1916 年，梁担任过一系列政府高级职务。在此期间，他在
交通官僚机构中营建了一张势力网，这一势力网在他从政府引退后仍继续存
在。例如，梁的追随者叶恭绰曾任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次长
（1913—1916 年，1917—1918 年）及交通总长（1920—1921 年，1921—1922
年，1924—1925 年）。梁的另一追随者权量曾任吉（林）-会（宁）铁路督
办，主管过吉（林）—长（春）铁路，并几度出任交通次长及代总长。还有
许多其他追随者。
交通系在金融界的影响是它权势的另一方面。对交通银行的控制是关
键，交通银行起政府银行的作用，然而却由私人投资者控制。梁于1908 年建
立该行，作为邮传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报和航运运营资金的机构。1914 年，
它被授权发行货币，并与中国银行共同管理国家财政。尽管该行在政界有势
力，享有特权，但1914 年后，其股票的70％为私人股东持有。梁士诒通常
控制政府股份，并通过他在董事中的朋友控制大部分私人股份。除了交通银
行以外，梁还组建了其他几家私人银行，包括中国最重要的一些银行（其中
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根据一项资料，梁士
诒及其伙伴在政府20 年代初欠有债务的大多数国内银行中有股权。①大约在
1920 年，梁担任内国公债局总理，该机构是为重新调整内债以恢复政府的信
誉而成立的，梁的助手叶恭绰和周自齐分别任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梁本人
不仅是交通银行的董事，还在6 家私人银行（其中有3 家是一个向政府贷款
的财团——内国银行团的成员）董事会任董事；交通系的其他成员在这几家
银行及其他几家大银行中担任董事职务。
这些例子表明民国初期派系活动的某种多样性。其他派系具有更强烈的
军事性（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还有一些派系主要由国会
政客和报人组成（研究系、政学系）。总之，最成功的派系全仗着人多势众、
随机应变，才在政府的更换、军事和财政命运的变动中幸存下来。
主要由派系组成的政治体制可能披着立宪主义的外衣，但现实的政治斗
争必然是派系之争。由于更多地以对个人的效忠而不是对体制的效忠为基
础，派系的规模仅限于领导人亲自培养或通过最接近的助手培养的三二十
人。接下来，可能再由这些追随者去指挥最底层的广大士兵或各部门的职员，
但对这些人的利用仅限于派系成员有权指挥他们的期间。哪一派也不可能形
成压倒的力量以压制敌对集团，并获得对政府的长期控制。即使某派领袖设
法得到了总统或总理的职位，其对手仍将在各部、国会、银行或地方军队中
保持他们的立足点。从这些据点里，他们将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统治的派系或
联盟，发表猛烈抨击的言论，制造谣言，扣压资金，阻挠军事联合，直到时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95—96 页。
① 《北华捷报》，1922 年2 月4 日，第289 页。
机成熟，便用行贿或政变的手段强行改换政府。同时代的外国人常将民国初
期的政治活动看作“喜剧”。事实上，这些都是宗派主义的政治活动，按其
自身逻辑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破坏了宪政的结构。
1918 年安福国会的选举
对1918 年国会选举的研究表明，在相对来说的早期阶段，宪政的形式和
宗派主义的现实相互渗透，那时二者看上去尚能共存。1917 年6 月13 日，
在守旧的将领张勋力图使清帝复辟的短暂过程中，1913—1914 年选出的民国
第一届国会第二次被解散。张勋被效忠段祺瑞的力量逐出北京，段复任国务
总理。段祺瑞以前在内阁任职时，将国会视为眼中钉，现在他决定换掉它。
他的借口是，击败张勋复辟是再造民国，应当遵循辛亥革命的前例，召集临
时参议院起草新的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选举新议会将给民国一个新起
点。只换国会不换总理，当然说不过去，南方5 省拒绝参加。然而，临时参
议院还是于1917 年11 月10 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段祺瑞的追随者及结盟派系
成员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制订了选举人数更少、更顺从的国会的条例。
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各省的选举人，他们稍后开会再选举国
会议员。例如，在江苏省，众议院初选和复选的日期分别定在5 月20 日和6
月10 日，参议院初、复选日期为6 月5 日和20 日。第一阶段众议院选举，
被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描绘成“一次腐败和流氓作风的真正胡闹的活动〔原
文如此〕①”。他写道：“选票行情和日常的市场涨落一起记录在当地报纸上，
就像一件可买卖的商品，与大米或豆饼或其他商品的地位相等。”选举监督
截留大批本应分发给已登记选民的选票，填上假选民的名字，投入票匦，或
雇佣“乞丐、小贩、算命先生、农民及诸如此类的小人物”投票，这些都非
罕见。另外，选举助理也可以将一批选票卖给候选人，由他按同样方式处理。
有些候选人由于未能买到足够的选票，就雇佣流氓到投票站去抢。还有候选
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让他们退出竞选的例子。翟比南报告说，在第一级
参议院选举中，情况较为平稳，因为选举人较少，更容易收买所有选票。②
在第二阶段选举中，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在此阶段，众议
院的选票从150 元至500 元不等。因对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
我们有来自天津的报告，如果说江苏的城市与天津有什么相像之处的话，那
就是茶馆、酒肆和妓院的生意，由于候选人招待潜在的支持者，以及利用那
里的房屋商定选票交易而从每年春节后的冷淡中恢复过来了。天津的作家问
道：“谁谓选举无益于小民哉？”③
段总理的选举机器安福俱乐部，在江苏有一个分支机构，称为“雅园”，
大概是根据安福系的使者们在南京款待未来的支持者及用金钱换选票的那座
建筑物的名称而得名。翟比南报告说，尽管“该省大部分人强烈反段”，第
二级众议院选举的结果是，安福俱乐部赢得了3/4 的议席。①安福系在江苏的
主要对手是研究系。在众议院选举中行动不力之后，研究系作出“极大的努
力”以赢得一些参议院席位，多亏其盟友、江苏督军李纯发起的“虽不引人
注目却是强有力的竞选运动”，它才在复选中在参议院设法收买到了几个议
席。②
① 原文附注——译者。
②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 年7 月31 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翟比南，无日
期，第15—23 页。
③ 南海胤子（笔名）：《安福祸国记》，1，第34 页。
①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 年7 月31 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 页。
②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 年7 月31 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 页。
据报告，每位参议院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为4 万元。安福俱乐部在江苏的
投资，据一位观察家的估计为10 万元，据另一位观察家的估计，仅参议院选
举即达16 万元。③安福俱乐部，由于向无力收买议席的候选人提供经济援助，
和让不接受经济援助的候选人在它的旗号下当选相比，能够保证它在未来国
会中得到更忠诚的支持。
尽管安福俱乐部在其他省份也花费了大笔金钱，但很少地方出现江苏那
样无把握的结局。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在报告中只是稍加夸张。“各方
面的结果都符合控制选区的军事领袖的意见”。④当然，议席带来的利润和荣
誉，甚至足以在主宰当地的地方军阀的拥护者们当中，激起竞争而买卖选票。
但在大多数省份，只是省代表团的准确组成不明确。其政治上的结盟是事先
确定了的。
在向新国会派遣代表团的17 个省中，13 省的军阀与段祺瑞结盟。这13
省中，有11 省的代表团实际上加入了安福俱乐部，成了它的组成单位，并在
对家乡军阀的愿望作出反应的领导人带领下，作为一省、二省或三省集团或
代表团在俱乐部内活动。两个与段结盟的军阀控制的省在其代表团中显示出
强大的非安福力量。3 个由支持段的对手冯国璋的军阀控制的省及中立的浙
江省，也产生了混合的代表团。特别行政区蒙古、西藏、青海和所谓“中央
选举会”（分为6 部，由少数名人在北京组成）的代表团中的亲安福势力极
强，因为它们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影响下选出的。
简言之，安福俱乐部赢得了重大胜利。在470 席的国会中，安福系控制
342 席。其余128 席中，研究系控制约20 席，交通系也许占50—80 席，其
他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随着议员们1918 年8 月到京，各派建立了俱乐部，以便联系和动员。在
以后两年内，俱乐部将是国会里的主要组织。最大的当属安福俱乐部。它的
总部一直在北京的安福胡同，秘书处设在一个更宽敞的场所，可以在那里召
开全体会议。秘书处分5 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又分若干科室。每个部门都由
一名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监督，科室则由指定的俱乐部官员管理。
为了内部管理，俱乐部章程制定了详细的制度。有评议会、议员会和政
务讨论会。但实际上，俱乐部由少数几个创办俱乐部并控制其资金的小团体
操纵。俱乐部的决策是在这个集团的成员当中和他们与其俱乐部外的政治盟
友之间的非正式商议中作出。然后，省代表团的领导再将决定传达给在北京
各处的省招待所举行的各代表团的非正式会议。这些会议将调处任何问题，
所以当俱乐部正式召集决策会议时，会上通常只有领导人的发言及几乎无异
议的象征性投票。
领导层很有能力，以致剥夺了议员们指望从总统、副总统、议长、副议
长候选人及内阁职务的被提名者那里得到的贿赂收入的相当部分。在缺少大
笔贿赂的情况下，议员们的收入来自他们每年5000 元的政府工资，加上作为
津贴的每月从俱乐部收到的300 元，该款以支票形式支付，只能在俱乐部的
会计部门兑现。俱乐部还另付300 至400 元给省代表团的领导们及担负其他
重要工作的议员们。一些知名议员的收入还要加上政府闲职，如各部的顾问
③ 同上；外交部档案228/2982，急件67，1918 年6 月18 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 页；
外交部档案228/2982，
急件72，1918 年6 月29 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 页。
④ 外交部档案371/3184，162951（f16666），急件351，1918 年7 月24 日，北京，朱尔
典致贝福，机密。
职位或政府的谘议委员会的职务的工资。此外，安福议员常可以在众议院秘
书厅因任人唯亲而臃肿的机构中安插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因为俱乐部成员不
能通过惯常的受贿方法补偿在议席上的投资，他们不得不竭力维持俱乐部在
国会的优势，以使其领导能保住势力和政府职位，那是月津贴和干薪的根本
来源。俱乐部在国会的优势因而有助于加强它在国会耍花招时的内部纪律。①
安福俱乐部的纪律以及它在国会的优势，使国会的活动更加顺利，在这
种意义上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选举总统是国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18 年9
月4 日，国会几乎一致推选段祺瑞支持的候选人、前清官僚徐世昌。这次选
举是民国早期唯一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总统接替。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国会
还批准了新总理和内阁的提名，这届内阁是民国早期少数几届经过国会全部
批准手续的内阁之一。众、参两院还产生了各自的议长、副议长。但是，交
通系和研究系的随机应变的花招阻止了安福系的副总统候选人当选。职位安
排问题一经解决，国会就完成了其基本任务。安福俱乐部仍被保留，并不时
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到1920 年7 月直皖战争后国会被解散为止。
① 关于安福俱乐部的组织，见内森：《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106—110 
页。
宪政理想的衰落，1922—1928 年
很难确定自由共和国从有活力的理想变成遗忘了的目标的日期。也许中
国人对于宪法制度下政治家的正直诚实的期望高得不切实际。正常的政治妥
协被视为背叛，策略上的转变被当成缺乏原则的证据。然而，新的开始仍能
使人重新抱有希望。1916 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便是一例，1918 年安
福国会的选举推选徐世昌为总统则是另一例。但宪制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失
败，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是深刻而普遍的。原因之一也许是1922—1925 年北
京的种种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酷地暴露了宪法伪装后面的派系政治
的现实。
宪法恢复又衰落的第三次循环始于1922 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见第6
章）后不久。直系（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希望将其对奉系的胜利扩展成它
领导下的全国统一，他们及其盟友发了一系列通电，要求徐世昌辞去北京的
总统职务、孙逸仙辞去广州的总统职务，并提出在黎元洪领导下“恢复法统”。
（黎于1917 年被张勋赶下台，导致现在被直系宣布为违宪的安福国会的选
举。）在接受职务之前，黎元洪要求军阀们同意“废督裁兵”的政策。在这
一点上意见一致后，黎元洪来到北京，为此目的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任命。
有些军阀甚至将自己“督军”的头衔改为“军务善后督办”。黎元洪还采取
行动以裁撤冗员，惩办腐败，恢复政府信誉。①
黎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若干有声望、有现代化意识的律师、外交官
和教育家的所谓“好人内阁”。新的财政总长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罗文干，
他从最高法院辞职后加入内阁。罗通过重新谈判所谓奥地利借款、减少现有
政府债务的2 亿英镑并得到一张供政府立即使用的8 万英镑支票，很快证明
了他的能力。由于涉嫌非法程序及个人贪污，根据总统令，罗于1922 年11
月18 日午夜被捕，这是一次戏剧性的震动。
争论罗文干有罪还是无辜的文章充满了报纸。似乎众议院议长、副议长
18 日晚曾访问黎总统，提出罗的若干罪状，并提出贪污的旁证。黎元洪当即
冲动地（也许是非法地）发布了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尽管黎很快就后悔，但
他不能收回成命；内阁辞职，罗的案子被交到法院，一年半后，他被开释。
这一事件的根源是好人内阁未能利用国会政治（黎元洪复职后马上恢复
了“旧”国会）。该届内阁由于采取了“超越党派”的立场，未与国会派系
发展关系并向有军阀作后台的议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国会曾试图以质询和弹
劾案困扰内阁。两位议长也许没想到，黎元洪的幼稚行为会使他们针对罗总
长的花招像事实上那样是毁灭性的。
黎元洪设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阁，继续当总统。但吴佩孚的上司、直系领
袖曹锟越来越急于自己当总统。甚至在1922 年底，他的代理人就开始组织政
治俱乐部，以便在国会为选举拉票。①1923 年初，当孙逸仙回到广东，领导
致力于从军阀主义下解救中国的新的军政府时，这一问题尖锐化了。然而，
对在黎元洪任期内有无任何机会上台存在重大疑义，不论曹锟或国会都未采
取行动召集总统选举。
1923 年6 月6 日，4 位忠于曹锟的内阁成员突然提交辞呈，指责黎总统
① 内森：《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189—193 页。
① 内森：《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201 页。
对内阁职责干预过多。这迫使内阁总辞职。随后几天，北京驻军的官兵在总
统府示威，索要军饷；警察罢岗；“市民”有组织的示威包围了总统府；驻
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交辞呈。6 月13 日，正值1927 年黎元洪屈服于张勋政
变6 周年之际。遭围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他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总统
职权。但他的列车在杨村被驻在那里的曹锟集团的一个将领拦截。在离京后
约9 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了一份辞职声明。尽管他在抵达天津英租界得
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声明，北京还是成立了看守内阁，在选举继任者之
前接管总统职责。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政变中及政变后，国会的法定人
数走散。对曹锟的野心怀有敌意的政治领袖——满洲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
祥、南方的孙逸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而其他
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公布的一项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黎元洪将在
那里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提供了一笔资金，以负担议员的赴沪路费及在
沪的食宿开销。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们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
京将支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的慷慨酬
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
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
员将得到5000 元谢礼。北京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了天津。他抵达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意冒
险接待有争议的对抗的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此垮台。
在北京，国会的与会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
迹象”，①选举仍于10 月5 日进行。10 月10 日，曹锟就职。当天公布了中
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该法拟订得很好，但颁布该法的肮脏背景损坏了它
的效力。报章所揭露的每个亲曹议员收取5000 元贿赂的消息，更加剧了公众
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①
据估计曹锟为居住到被拘泥礼仪的沉闷气氛笼罩的总统府，花费了1356
万元。他不是一位积极行动的总统。在未选举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
国会辩论有时发展成为混战。但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
士1924 年6 月在报告中写的：“过去5、6 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
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②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
系军事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
北京，废黜了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6 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
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
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
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11 月24 日就任“临时执政”，在
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
① 外交部档案371/9812，急件586，1923 年10 月17 日，麻克类致寇松。
①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218—219 页
。
② 外交部档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 年6 月23 日，北京，麻克类致
麦克唐纳，机密，
第1 页。
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
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
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
善后会议于1925 年2 月1 日召开。
在历时3 个月的会议上，160 多位代表讨论了30 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
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
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1925 年8 月3 日成立，12 月完成宪法草
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
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
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
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
了一次政变：1926 年4 月9 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
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
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
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1927 年6 月18 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
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
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 年6 月8 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
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
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
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
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
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
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
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
尽杀绝。”①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
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
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
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
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① 颜惠庆：《1877—1944 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 页。
第6 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1916 和1928 年之间的时期通常叫做“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从两种
观点予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需要对区域性的黩武主义进行研究，而从中央
的观点则要求对北京的法制和军事斗争进行考察。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我们
评价军阀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最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
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在中文中军阀是可耻的，意指没
有多少社会意识或民族精神的自私自利的指挥官；有些人认为，由于在当时
的军事首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品，“地方黩武者”是更不带褒贬意义
的用语。别的一些人认为，军阀这一用语就其对文官当局的强暴和侵夺方面
的涵义来说是更恰当的。不管怎样，是“军阀所行使的那种权力而不是他的
目标形成了他的特点”。①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者的地位，
“督军”一词大体上便被用做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对于他们的品格和政策的最一般的概括也难
以避免许许多多的例外。在袁死后的头两三年，那些最突出的人物都曾是清
代军事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还固着于儒家的模型。例如段
祺瑞（1865—1936 年），如前一章所述曾是一个分布广泛的军人派系的首领。
他在袁的政府中任陆军总长，袁死时是国务总理。①
冯国璋（1859—1919 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段。冯也毕业于北洋
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冯在
袁迫使宣统让位并成为总统的政治花招中，用他的军队帮助了袁。从1913
年起他是江苏的都督。1916 年他当选副总统，但仍留在他南京的总部。尽管
冯缺乏段那种聚集追随者和激励忠诚的才能，但他有广泛的联系，并从1917
年起越来越显露出是一个政治上的对手。②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 年），他忠心耿耿地为满
族人服务，从皇帝那里接受过殊荣。他命令部队保留他们的辫子，作为对朝
廷忠诚的标志，并干预已经垮台的皇室的命运。外国人把他叫做“辫子将军”。
1917 年他曾使满族皇帝短暂地复辟。③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初期，第二代军阀开始出现，很多出身非常低下。
例如冯玉祥（1882—1948 年），他在19 世纪90 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
教育的农家孩子。由于非常勤奋和幸运地与一个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还由
于练兵的才能，冯在军事等级制度中稳步上升。他以中国传统的和近代西方
的混合的学识教育自己。他于1914 年接受了基督教，部分地是因为基督教和
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教徒似的倾向一致，部分地是因为他懂得信奉基督教可
能导致外国援助；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以基督徒将军而闻名遐迩，他的
部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冯很相信儒家关于政
治领导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的看法。他给他所统治的地区
①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
，3（1975 年），
第195 页。
①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1916 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
职务而放弃对军队
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一个主要军阀派系
的公认首领。参
见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330—335 页。
② 同上书，2，第24—28 页。
③ 同上书，1，第68—72 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146—156 
页载有张勋1921
年写的一篇简短自传的译文。
带来和平和秩序，并尽力以他的品德示范。①
张宗昌（1881—1932 年）也出身微贱，但成为军队指挥官以前，野心曾
导致他犯过轻罪和抢劫。他的种种政策和改良主义者是对立的，他在20 年代
中期成为山东督军时，把该省他能到手的所有财富都搜刮走了。他的军队以
擅长“开瓜”，也就是劈开那些莽撞地向这位“狗肉将军”挑战的人的头颅
而闻名。②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 年）有较大影响。尽管在1898 年前后
的科举考试中得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他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一种维新报
纸，并且在广东省的咨议局中很活跃。辛亥革命期间，陈组织一支军队，并
且攻占惠州，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当他统治广东时，他试图着手民
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和他赞同孙逸仙的事业相比，他更专注于广东的
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1922 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
出了广东。①实用主义似乎曾是李宗仁（1891—1969 年）的突出特点，他是
广西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一度富有的家庭，进入广西陆军学堂，于1916
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 年代初期，广西因一打以上各自控制几县的独立军
队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而处于混乱之中。李和两个可靠的伙伴带领一支小部
队参加了这场竞争；到1926 年年底他们控制了全省。他们于1926 年加入国
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②
“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 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儒家学者。
他受传统教育，1896 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
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1903 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
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1906 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
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
的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 年曹成为一
个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
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有主见的
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军事领袖则是得到
广泛承认的。③
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对他们的
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都掌握私
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治团体，
① 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② 对张宗昌没有全面的研究。《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在其书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资料
。“狗肉将军”
这一称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赌牌九而来，牌九是种高赌注游戏，华北俚语叫“
吃狗肉”。（比
较西方赌博游戏中的“rollthosebones（掷骰子）”、“snake-eyes（掷骰子游戏中掷出
两幺点）”、“deadman’shand
（扑克牌戏的两对，A 和8，或J 和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123 页。
① 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 年）》，《关于中国的论文
》，16（1962 年12
月），第198—252 页。
② 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 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
宗仁：《李宗仁回
忆录》。
③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 年》。陶菊隐：《吴佩
孚将军传》。
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因“私人的忠诚”
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
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
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
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
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
和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别还是
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
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
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
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
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
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
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
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
忠诚和互相帮助的关系。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类关
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生”或“老师”，
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联系中最强有力的是家族关
系，因此军阀们有时委派亲族成员到重要职位上去。婚姻关系稍弱一些，但
也被利用。军官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建立起一种保护人-被保护
人的联系。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在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
系，正如来自同一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这类私人关系以谋求他们的军官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的
下属和这些下属自己的下级也常常有类似的关系。有些指挥官努力把第二层
次的忠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直接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但难于
予以消除。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等于一种弱点，因其让一个叛
逃的下属得以带走他的追随者和士兵。这就是诱使叛逃在军阀冲突中成了重
要策略的原因。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因贫穷而应募的农民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配
备武器的人数从1916 年大约50 万增加到1928 年200 万或更多。①有些人仅
仅把当兵看成吃饭的办法，另些人则看做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获得成功的
一个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以及其他条件，还有当兵期限、
薪饷等等，实际上的安排是很不正规的。大多数的军阀接纳他们所能得到的
身体上看来可以干活的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当兵似乎是无限期的，取决于
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和态度。有些指挥官发现难于给他的部队正常
发饷。在最糟的军队里，不用说，有时会以掠夺的形式来发饷。战争是补充
兵员的一种方式，因为得胜的军阀们照例把战败的部队收编进他们自己的军
队，在那里他们一般似乎和在他们原来的部队中一样地发挥作用。到20 年代
晚期，中国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军阀部队中效过力，这并不罕见。
这些部队使中国军队得了极坏的名声。中国人把它们看做瘟疫：邪恶，
① 事实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这一动乱时期的配备武器的人数。齐锡生在《中国军阀的政治
斗争，1916—1928
年》第78 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我这里所接受的估计。
破坏成性，冷酷无情。外国记者把它们描写成一群群无纪律的恶棍。老中国
作家写的书传播这种种看法。中国军队解决问题只靠显示武力，避免实际的
战斗。寻求一点薪饷和保护的农民新兵组成的军队，当力量悬殊显而易见时，
当然会发现迅速撤退是显示英勇气概的较好办法。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争，
可能试图靠用“银弹”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
急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
仍然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阀回
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后面的部队，
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①当时的战争因医疗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
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
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
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然是别人管区的一
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
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
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
使，等等，每个头衔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
省城的军官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
实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
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
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
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
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
措施。另一方面，他不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
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①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80 多个学生在国外学习提供资
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和反对军
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
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
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
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反，1918 到1920 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 到1927
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
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
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
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
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
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不足为奇的。有迹
① 《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头历史项目。
① 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1923 年，144 个
地方行政长官中有86 人参加过军队工作。24 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37 人
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25 人曾在其他军队供职。这些人并不是都当过前
线军官；许多人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等。有些人甚至在
当行政长官时兼任军职。①
地方长官的更换率显然很高，尤其是在不稳定地区。例如在四川——该
省在整个军阀时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行政长官的平均任期非常
短；有一个地区，只有两个行政长官设法任职满了一年，而22 人保持他们的
职位不足一月。②在被争夺地区，情况可能特别复杂；1919 年一度有三个敌
对的行政长官在广东的同一个地区各自建立机构，同时宣称他们有权统治。
军阀时期破坏了以前的回避制度，依据这个制度行政长官不准在他的家
乡地区任职。本地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里当行政长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
有些情况下，县行政长官就是他们自己的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
里，在1912 和1926 年之间，18 个县行政长官中的15 人是本省人，而7 人
就来自本县。 ③
税收
为了提高军阀和其主要部下的个人权势和供应部队的武器、给养和薪
饷，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由于各级政府因战争和人员变动很快，
常常陷于十分混乱，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
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
切地想搜刮钱财。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阀也可能
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
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
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
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
币：至少有两例用手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
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 年的
赌博税每月收入1200000 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
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1925 年，山东商人被
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得贴用；商人们
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
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75％交纳他
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
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
他们想要的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
前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1924 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
①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62 页。
②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
研究》，8.2（1974
年4 月），第237 页。
③ 拉里：《地区和国家》，第30 页。
市的商人得到了500000 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1920 年迫近长沙时，要求
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800000 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
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110000 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
了。
尽管拚命搞钱，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至少是没有多少钱可用
于行政事务。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薪金的例子，正和20 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
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明显矛盾情况的原因是，搜刮来的大部分钱不是
用于政府的正常用途。许多被军队头目自己用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积下了
巨额财产。此外，军事开支数额很大；每省都至少要维持一支军队。在整个
军阀时期，政府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下降了。①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属于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一体的各派，即各系、各集团，
和结合成一体的政治派别（见第5 章）几乎一样。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
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紧密的组织上的统一，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
了参加者各自设想的利益而缔结的联盟。但私人交往和恩义的纽带也起作
用，特别是在一些较强的派系中。主要的是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袖之间的关
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私人的、横向的联系可能很弱或不存在。成员与领袖
之间的私人纽带就是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增加军阀军队内聚力的纽带：亲族关
系，师生和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学堂或学校的联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
并根据这种分类研究了皖、直、奉三个主要集团。①奉系在内部组织方面是最
单纯、最强的，因为每个成员实际上都以齐所断定的强的联系而与派系的领
袖相关联。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它包括一大批军阀，涉及的关系多
种多样，但大多是齐列在弱的那一类。虽然齐认为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增强了
这种种关系，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似乎比奉系更接近于地位相差不多的
人的联盟。皖系比其他两系都弱，因为拥有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官们是以最弱
的纽带而与其领袖联系。齐没有分析的桂系和已经提到的三系不同，因为大
部分时间它限于单一的一省；它基本上是广西的一个单一的政治-军事组织，
三个领袖非正式的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
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它们为什么终于表现出那样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础。袁在其
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
的部下也这样办。只要袁还活着，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就从属于对袁的忠
诚的总格局。在他死后，北洋军官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局面。这种适应需要
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军官要做出决定，他将听从谁的领导，他的地理和
军事环境容许他做什么，他个人的倾向和愿望是什么，他的个人的利益怎样
① 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著、外交家和记者的
报道、报纸和期
刊的记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揭露性的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唐
德刚和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的简要而有见地的论述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
争，1916—1928
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30—14
5 页。吴应銧：
《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55—80 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中国近代
农业史资料》强
调军阀搜刮钱财的范围、多种多样和横征暴敛的性质。
①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36—76 页。
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及他如何判断国家的政治形势。
我们已经提到（见第5 章）段祺瑞是怎样逐步建立皖系（段是安徽人）
和一个政治俱乐部，即安福俱乐部，以增强他的势力。不在段追随者之列的
军官和那些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他的统一方针的对象的军官，自然对
段怀有敌意。此外，段坚持把他自己的手下人安插在最高的职位上，这使那
些被忽视的人非常不满。从这一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现了一个对立的集团，
他们寻求唯一具有段的才干而又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另一个北洋军官冯国璋
的领导。
冯国璋曾在北洋最高一级的部队中任职，当过直隶、稍后当过江苏都督，
1916 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 年他成为代总统，这个职位在他确信他自
己的手下人对三个重要的长江省份保持控制之前，他是不会担任的。冯为什
么终于领导了一个对段怀有敌意的集团还不完全清楚。一个原因可能是，孙
逸仙已在南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关于消灭这个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
的适当方针冯和段意见不一致。冯主张谈判，段要使用武力。
冯于1918 年离开总统职位，但那些反对段的人仍然把他看做领袖。因为
冯是直隶人，这个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叫做直系。由于段祺瑞比以
前更加着力试图建立他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并由此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
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安徽集团的威胁。他和段的关系不断变冷。由于曹锟在最
终迫使段下台的1920 年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终于成了直系的公认领
袖。①
奉系由张作霖建立。张是出身寒微的许多军阀之一。他生于满洲的一个
农民家庭，开始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部队，这支部队成了满洲正规
部队的一部分。当他攀登军队阶梯时，他带着他青年时期的下级和伙伴，他
们都和他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辛亥革命时张支持清当局，而当骚乱已经平定
时，他担任了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1915 年督军退职时，张利用他有力的地
方联系和他的军队部属使北京所委派的军官难以立足。1916 年4 月他终于被
承认为奉天政府的首领。
一旦稳固地控制了奉天，张便同时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对满洲的
另外两省树立类似的权威。1917 年，北京将黑龙江的首脑免职，因其支持满
族皇帝复辟；而张的已经做好准备的军队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他在北
京的影响使他自己挑选的人得以任该省首脑，从这时起黑龙江就由张所认可
的人治理。在吉林，事情的结果是类似的，但直到1919 年张才将该省完全置
于他的部属控制之下。这三省由于张对它们的牢固控制，当然也由于它们的
大量财富和地理位置，是奉系最重要的地区。后来张把权力扩展到华北，另
外一些军阀也成了奉系的一部分，但他们和张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军阀那么
牢固。①
桂系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留在一个省里。李宗仁是这一系的首
领，但把他看成地位相等的人中的第一人更为确切。白崇禧和黄绍竑是这一
系初期的其他两个成员，直到黄旭初取代了黄绍竑为止。这一系在20 年代初
① 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1
28—175、232—239
页。吴应銧：《中国军阀的一派：直系，1918—1924 年》，载安德鲁·科迪埃编：《哥伦
比亚大学国际事
务文集，3，优秀论文，1967 年》，第249—274 页。又见吴：《中国的黩武主义》。
① 加万·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 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
》。
期出现，由李、白和黄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目的是统一这个高度分裂的
省。到了1924 年，他们已消灭了许许多多广西的小军阀，以致面临互相交战
或持久合作的选择。因为他们出身相似，并发展了牢固的相互关系，他们决
定共事。②
军阀各系内滋生了派别。直系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一派以
曹锟为首。曹派又依次分裂为二。这些派别对谁应担任什么职务并控制哪些
财源而争吵。奉系内也存在派别，尤其是在1922 年受到一连串挫折，张作霖
随之整编了军队之后。他提拔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但又想照旧支
持他的老伙伴。这就在奉天造成了新老两派。①
历次战争
地方、地区和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毫不夸张地说有几百
次。许多次战争是为控制一个行政地区如一省或一县而进行的。其他的则是
为了控制跨行政区的地方和地区经济网的战争。例如，鸦片经由一条相当确
定的商路从云南和贵州运送到湖南西部，从那里鸦片可以向北输送到长江流
域或向南输送到珠江三角洲。控制湖南西部的军阀的归属决定选择哪一条路
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湖南西部由于它在这
条商路上的位置，是一个争夺的目标；它对两个地区的首脑们都很重要，因
此直接或间接地成了冲突的根源。类似的商业网中国到处都有，无疑要引起
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论述这个课题。②
各主要派系之间的相当正规的战争引人注意，因为它们决定谁控制北京
的全国政府，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一系有希望变得很强大以致压抑其
他军阀，并建立起真正中央集权的控制时，其他主要的军阀便暂时把他们的
力量联合起来以打倒它。因此直、奉两系在1920 年协力赶走了北京政府中的
皖系有力人物，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到了胜利者手中。1922 年，奉系联
合皖系势力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试图推翻直系。奉系失败，但没有被消灭，
因为它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的强大而富饶的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
准备，因而奉军能够返回根据地，进行整编并准备再试一次。1924 年，奉系
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拥护者以及南方的势力联合，第二次与直系交战，并成功
地策动一个直系的主要将领冯玉祥倒戈。直系军阀仍然控制华中的几省，他
们于1926 年与张作霖联合攻打冯玉祥，把他的军队赶到了遥远的西部。①这
就使张作霖成了北京的主要有力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开
始了它一举消灭军阀的北伐。所附的几张地图表示作为上述历次战争结局的
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②
学者们从力量均势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用一种国际关系的模式。③
的确，军阀们为反对潜在统一者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势思想是重
② 拉里：《地区和国家》。
① 内森：《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论述了各派，附录提供了七个主要派别的简
况。关于军队各
系为首的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处处可见，尤其
是第1 卷第2 部
分。
② 谢文荪：《军阀主义的经济》，《中华民国研究通讯》，1。1（1975 年10 月），第1
5—21 页。
① 关于这几次战争军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见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 卷
。
② 见地图9、10、11、12。
③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01—239 页。
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系军阀并不
谋求作为目的本身的均势；每个派系都谋求霸权，直到其可能到来的成功把
其他派系都推向对立面。此外，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人人都知道；
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每个军阀都认为理所当
然。每个军阀似乎都承认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但却
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而不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阀都希
望由自己实现重新统一而予以解决。不可能希望领导国家统一的那些军阀则
很想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倾向于极短期的打算；他们很少考虑
5 或10 年之内形势会像什么样子，相反，却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
地图9、10、11、12 的注
这几张地图依据传记、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国目击者的报导和研究军阀的著
作。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10 和212 页，有类似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

战争前的形势图。
这几张地图试图表示20 年代初期中国的分裂状况，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变化的，
但它们却给人一种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错觉。它们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1）派系的隶

属关系主要依照省的督军的归属，没有顾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区的次要军阀。
（2）这几张地图没有表示出争夺的地区或权力机构不存在、不清楚的地区。例如地图9
和地图10 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军，他和段祺瑞的

联系很稳固，但这个省的南部有时是在广东军阀们的控制之下，有时是在敌对的北方指挥

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权力在最盛时也是有限的。陕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按地图

所示是在直系阵营，但事实上这个省争夺权力的小军阀非常多，以致也同样可以标明是“
分
裂的”。（3）这几张地图没有区别强的派系隶属关系和弱的、可疑或变化着的派系隶属

关系。例如地图9 表示河南在直系阵营内。可是从军阀时期一开始就任河南督军的赵倜，

只是在他认为段祺瑞正打算替换他时，才在某种程度上靠拢直系军阀。地图11 表示山东

在皖系势力之下，尽管直系势力这时在华北正处于鼎盛时期。理由是1919 年起已是督军

的直系拥护者田中玉，在1923 年被解除职务而被郑士琦接替，所有资料都同意郑倾向皖

系；在1923 年这还不等于对吴佩孚和曹锟怀有敌意。（4）地图所示的派系的地区的大小

和其实际力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例如对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给人以地区广阔的深

刻印象，但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
5）
这几幅连续的地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
胜。例如李厚基于1922 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几幅

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

首领。
尽管每次战争都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都
不是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有发展政府政治力量的长期计划。每个军阀
的主要目标都是个人的和自身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权势。每个人
都是一个派系的一员，但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标作出贡献，倒不如说
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
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不仅每个派系的领袖只有过于简单的统一的想法，
而且他的目标的实现威胁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威胁他的支持者，因为实现他
的权力梦想将导致他们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地位的要素。派
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这一时期高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作为军事冲突有些重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是，
更多的军队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更血腥的战争。1920 年的直皖战争
10 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战争为吴佩孚的师所左右，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队
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 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 天——
但军队的数量更多，伤亡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卷入的军阀扩编了他们的
军队。在1924 年的直奉战争期间，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沿满洲边界的
几个地方都在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1926 年，冯玉祥和张作霖打了一
场大约八个月的非常激烈的战争，有巨大的伤亡。
军阀和列强
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
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骚乱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
妨碍了外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发。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
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财产和生命遭受损失。举一个例子，在1917 至1924
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153 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400000
中国元的总损失。①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对外国
人在华贸易伙伴的压制、通货贬值和使用无担保纸币，以及铁路设施的破坏、
军队占用和损坏，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外国人以严厉谴责和中止贸易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反应。外国代表不断地
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一连串抗议，尽管中央当局的软弱使它不可能采取有效
的措施。列强常常不得不就具体的地方事件与地方或地区的军事首脑交涉。
例如在1924 年，在俄国人与北京就中东铁路的地位和经营达成协议以后，他
们还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铁路是在他的地界内。②
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保护和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很可能在更广
的范围内存在这种做法。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兵痞在中国的
战争中也起了小小的作用：一个英国人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
员有几个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的冒险者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其
他的军队里发现。更重要的事实是，外国人不顾1919 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
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国人对枪械的无尽需求。武器交易完全公正；
军火商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销售，不考虑政治。但是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
却资助挑选出来的军阀。例如日本在整个军阀时期明显地与中国的一些军阀
有牵连。
1916 年，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建立
① J.S.休斯顿领事就汉口领事区的政治情况致国务院的报告，1925 年4 月4 日。国务院
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
文件，893.00/6206。
②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 年》，第152—153 页。
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及财政债务的紧密联系。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
给段1.5 亿多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但实际上却被段主要用于他自
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两个政府还缔结一项军事协定，规定日本提供援助、
顾问和教官以编练中国参战军，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事业。但
是这支军队从没去欧洲，只对扩展段的军事力量有用。在给段这一财政和军
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许多冒险事业，形式上与中国企业家联合，
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情表现出特别关心，并从日俄战争起在那里保
持了有力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积极干预，务
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不是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决定的。由于皖系在1920
年的战争中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对皖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张
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控制着满洲和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的内蒙。日本政府做
出了一项政策决定，这项政策决定在整个张作霖余下的生涯中成为日本与张
的关系的指导方针：日本将在使满洲发展和组织起来以及牢固地控制满洲方
面，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是，日本对张谋求实现在中央政府的野心
将不予帮助；他们要张留在本地，致力于满洲的治安和社会秩序，而不要卷
入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和混乱，因而威胁日本利益的事情。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提供武器而悍然违反武器禁运条例，因而他们帮助
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制造他自己的武器。日本人以下面这种启示性说法说明
他们给予张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意根据情况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的考虑，但重要的是这样做
要用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是要采取在联合企业中投资的形式，以便避免列强的怀疑和中

央政府的猜忌。如果张作霖也愿意日益争取促进中日合作的实体，例如在关于土地的租
借、矿山和森林的经营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上尽力，如果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贯彻所

谓共存共荣原则，并制定已经存在和最近将建立的中日合资经营公司的共同管理方法，那

么就可以使东三省的财源自然而不引人注目地兴旺起来。①
日本和张的关系一点也不平稳。张继续使自己卷入全国性政府的事务，
并在三次华北的战争中，置日本要他留在本地的希望于不顾。他不想作日本
的傀儡，一有可能便坚持他的独立。然而日本依然把张看做在满洲可以利用
的最好的选择，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保护他在那里的地位。在1924 年的第
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人在起辅助作用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对吴佩孚进
行干预。他们显然提供金钱以换取冯玉祥在这次战争中倒戈，而且当1925
年张的一个将领反叛并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干预，把张从看来是不
可避免的失败中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杀了张；1928 年，
日军军官中的极端分子暗杀了他，希望引起可以利用来为日本谋取利益的混
乱。
苏联积极帮助冯玉祥。冯玉祥在他于1924 年转而反对吴佩孚并由此导致
直奉战争结束以后，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他知道不久他将不得不和日本人所
训练和支持的张作霖的庞大军队作战。从苏联的观点看，冯的改革意向和革
命词藻使他看来像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1925 年俄国人都向冯提供武
器、金钱、私人顾问和部队的教员。作为回报，他应当同意在他的部队里进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献》，1，《文献》，第525 页。关于引文和上
两段的某些方面，
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56—59 页。
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并广泛地和国民党合作。冯接收了这种援助，但他做
了他能做的一切事情以阻止俄国人或国民党代理人使他的部队政治化，因为
他知道那意味着他将丧失他的个人控制。
和张的战争终于在1925 年年末到来，并很快变得对冯不利。1926 年早
期他让出他的指挥权，到苏联去了，他将在那里停留大约五个月。冯希望他
的离去将减少张作霖消灭他的部队的决心，但他也想开阔他对俄国领袖们、
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知识。冯和一个俄国顾问一道旅
行，这个顾问对他进行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
状况、党的体制问题以及所有中国人需要加入国共合作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团
结并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进修教育。冯似乎已经真正为苏联的社会、苏联
共产党的纪律和效力所感动。同时，他和他在中国的部队保持着联系，这支
部队正在遭受一次大失败。秋季早期，在商定450 万卢布的附加军事援助后，
冯回到了他被击溃而锐气受到挫折的部队。
当冯抵达中国时，国共消灭军阀主义以及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北伐
——已经在进行。冯整编了他的部队，并在占领河南时与这一军事行动配合。
当蒋介石在1927 年攻击共产党人时，冯有一小段时间成了俄国领导人的主要
希望；他们要他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左翼和共产党人，并用他的军事力量与蒋
介石对抗。但是冯迅速与蒋达成协议，并劝告俄国人回国。就此结束了俄国
人对军阀政治斗争的卷入。①
英国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有最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对促进稳定的政
府特别关心。当英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拚命恢复他们在中国贸易中的突
出地位时，稳定显得甚至更加重要。即使当混乱似乎预示整个中央政权的崩
溃时，英国人也支持北京的政府。但英国人对段祺瑞的政府从不热心，这是
由于它的亲日本的倾向性。他们欢迎段于1920 年被直系打败，因为直系领袖
们曾声称他们反对再借外债，他们还被英国人认为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
者曾经断言或者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了大量的、各
种各样的援助。但是新近的详尽研究断定，当吴悉心照料英国人和美国人以
图得到财政和军事援助时，英国和美国政府坚持中立并拒绝援助，尽管在华
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吴从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公司和亚细亚石
油公司——得到了很多款项，这是在吴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对它们进行抵制的
回报。①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63—169、177—179、197—202 页。
①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151—197 页。关于吴佩孚从一些外国公司得到
钱，见罗赫德致马
慕瑞，1925 年9 月19 日，国务院，汉口档L，第2 号；罗赫德致国务卿，1925 年9 月25
 日，国务院，汉
口档，第8 号；《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4 月24 日，第207 页；C.埃斯特朗热·马隆
上校：《新中国：
调查报告》，第Ⅰ部分，《政治形势》，伦敦，独立劳动党出版社，1926 年；J.C.休斯顿
致马慕瑞，1926
年7 月1 日，国务院，汉口档，第63 号。
从北京看黩武主义与不稳定
在军阀时期的12 年中，北京的全国性政府令人手足无措地变动无常。七
个人当总统或国家首脑。其中一人是两次，实际上等于八个国家首脑。除此
之外，有四个摄政内阁在短暂的过渡期间管理政府，还有一次满族皇帝的短
暂复辟。学者们列举出24 个内阁、5 届议会或国会，至少4 部宪法或基本法
（参见第5 章）。人物、机关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更过多，因而要以清
晰而易读的方式记述北京的政治斗争非常困难。前面第5 章扼要讲了立宪政
府的工作。这里我们考察上述某些事件，以便表明黩武主义是怎样随之发生
并终于取代了宪政的一些痕迹。
段祺瑞在袁世凯政权的后期担任了国务总理职务，并在黎元洪下面继续
担任这一职务。从一开始段就把持了黎的政府。在其他情况下，他的领导可
能被看做出现了一个负责的国务总理，正是民国的议员们在袁的总统任期内
所曾希望的。但是很多民国的政治家不支持段，他因而指望军队的高级军官
和督军们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在依靠军队力量的段和谋
求抑制他的国会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于1917 年春季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达到
了顶点。梁启超和段祺瑞认为中国应当加入欧战的协约国一方。梁希望利用
参战和随后的媾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段于4 月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军会
议，对总统、内阁，尤其是国会形成压力，以求批准战争政策。关于宣战，
军阀们支持段。国会在压力面前畏缩不前，并在段是国务总理时拒绝在战争
问题上照办。各省军阀极力主张黎解散国会。相反，黎在稍稍犹豫以后免除
了段的职务。段反过来要求军阀们支持，北方八省的督军因而宣布对黎政府
的独立。在这期间，黎不能找到一个面临军阀们的反对而愿担任国务总理的
人。
在这种僵局中，张勋提出在黎和军阀们之间进行调解。张勋这个仍然忠
于满族皇帝的“辫子将军”，似乎处于只要他愿意就能影响军阀们的有利地
位，因为一年以前他曾促成许多督军组织督军团，并充当这个集团的首脑。
但是张希望居间调解，不是为了保全黎或保卫共和政体，而是为了推动他的
个人计划。首先，张要求黎解散国会，这正是军阀们早些时候所要求的。黎
认为他已别无选择，终于同意，于6 月中发布解散令。张勋于是进军北京，
于1917 年7 月宣布满族皇帝重登中国的皇位！
张议论复辟已有几个月，其他许多军阀也赞成或默许。但是，那些假想
的同盟者几乎这事一发生就声讨复辟。有些作者认为督军们改变了他们的主
意，因为张在复辟的朝廷中上占据了权势太大的职位，还因为军阀中的不和
已预示了支持要比预期的弱。但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军阀们从没有认真地想
让皇帝复辟；他们只是利用张和他对皇权的信奉作为反对黎元洪政府的一种
手段。①段祺瑞立即组织了一次反对张的军事行动，同时宣布黎总统已重新任
命他为国务总理。这次战争是短暂的；这次复辟在两周之内就结束了。张勋
在一个外国公使馆避难，段祺瑞作为民国的保卫者重入北京。黎元洪可能在
段的压力下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任满从袁世凯开始的五
① 《革命文献》，第7 卷，突出了复辟之前的错综复杂的密谋。也见陶菊隐：《督军团传
》。
年任期余下的一年。②
军事-政治派系的出现，1917—1920 年
如果宪法是冯国璋总统职位的唯一基础，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
在他安排了一个手下继他担任江苏督军，并使他的支持者被认可为其他两个
长江省份江西和湖北的督军后，他才同意担任这个职务。因此他有段祺瑞所
有的相等的支持者，段的支持者是安徽、浙江和福建的督军。
当段重任国务总理时，他决定不再恢复黎元洪在复辟之前刚刚解散的国
会，因为它以前总是反对他。他反而在1918 年操纵选举他的安福国会（见第
5 章）。而且他试图增强他自己的兵力，用武力压制意见不同的各省，将他
个人的支持者安插在有权势的职位上，并以这种方式恢复全国的统一。其他
的军阀担心段将沿着这样的方针继续下去，他们会被消灭，于是集合起来反
对皖系势力的控制；直系就这样形成了。
湖南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了段的第一个目标；从北方可以由铁路进入湖
南，而湖南与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邻接。1917 年8 月段任命他的一个追
随者为湖南督军。湖南人反对，于是战争爆发。他们迫使段所任命的人离开
了这个省；战争继续到1918 年春季，这时吴佩孚终于打败湖南军队，并使这
个省处于北方控制之下。段任命他自己的人张敬尧当这个省的督军，这使吴
落空，他曾希望得到这一任命。
在1918 年吴的军队占领湖南以前，吴的上级曹锟通常支持段祺瑞。但是
从这时起，这两个人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关系的恶化部分地起因于吴佩孚。
吴在湖南取胜后曾指望被提名为该省的督军，但段忽视吴而属意于他自己的
人。作为回答，吴停止了他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并从这时起对北京发表尖锐
的批评。同时，曹锟开始担心段想免去他的直隶督军的职务。对有独立野心
的军阀如曹锟和吴佩孚来说，段祺瑞稳步地积累财政、军事和政治力量，这
隐含着一种威胁。1917 年8 月段终于得以对德宣战。1918 年早期日本向段提
供了一系列大宗贷款，并缔结了陆军和海军协定，为帮助段组织和武装参战
军提供合法的基础。表面上这支军队是为了在欧洲冲突中使用，实际上是为
段在中国的目标效力；在欧洲停战以后，这支军队改名为边防军。
面对段正在增长的权势，不属于他这个集团的军阀便把冯国璋看成他们
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听从段的领导的一些军阀也看出
段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军阀。无疑正是这种考虑，
加之段没有任命吴为湖南督军，导致曹锟背弃了段的集团。当冯国璋于1918
年离开总统职位并于一年后死去时，曹锟继他之后逐渐成了段的反对派即直
系的首领。
满洲的张作霖也关心段的权势的扩张，关心这种扩张对张的独立所隐含
的威胁。的确，段已经把他的权力扩大到了内蒙，而张作霖认为这个地区是
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奉系和直系因此决定合作以反对皖系。
在一系列的事件使公众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段政府的亲日方针之后，事态
发展为危机。1919 年，巴黎和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
部分地以日本和段政府之间的协定作为根据证明这一决定是正当的。这一决
定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们之中，也在直系军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
佩孚——之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对。1929 年，反段的军阀们要求改组政府以
② 袁最早的正式任期从1913 年10 月10 日开始。这时以前，从1912 年3 月起他已经担任
临时总统。
消除皖系势力在北京的垄断地位，要求重开和南方的谈判以及减少段的兵
力。段拒绝了这些要求，战争于是在7 月爆发。直奉联盟迅速打败了皖系军
阀。按照对下台中国官员宽大的惯例，段告退，研究佛学去了。
直系政府的掌权和崩溃，1920—1924 年
在军阀时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反映了幕后军阀们的愿望。但
是政府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是，难于安排职务和制定政策以准确地反映军阀间
权力分配的状况，尤其是在将领们本身对他们相对的实力也不太清楚的时
候。在1920 年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权，他们起初以双方可以接受的
方式组织政府，接着便开始推推拉拉，利用政府官员和政策作为他们斗争的
棋子，直到他们终于走上战场。
1886 年中了进士的年老的徐世昌继续当总统。他资格老，有威望，适合
于这个职位；他和这两个派系的关系都不密切。靳云鹏任国务总理。他为张
作霖所接受，他们是姻亲；也为吴佩孚所接受，他从前是他的学生和被保护
人。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如履薄冰，只有在和两个集团协商后才做出重要决
定。
当段祺瑞被赶出政府时，他的安福国会也被解散。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
按照1912 年拟订来贯彻临时约法的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但是这对广州的护法
运动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按照广州的看法，新选举是多余的，因为原来的国
会任期未满。况且总统徐世昌的命令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是被安福国会这个
非法的机构选举的。南方这时已因分立而获得既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几省有
理由保持独立，并为许多国会议员提供了前途。既然只有少数议员到了南方，
1919 年已在那里补选了几百议员。当北京不顾南方的抗议下令重新选举时，
只有11 省进行选举，新议员不够法定人数，因此新国会甚至从未召开。
北京的新政府授予胜利者各种适合于他们新权势的官职，从而使他们的
掠夺合法化了。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数省巡阅使——有时称为“总
督”——实际上任命所辖各省督军。张作霖已经是满洲的巡阅使，又被委兼
任蒙疆经略使，使张在内蒙的活动合法化了。
吴佩孚委为直鲁豫巡阅副使，这个职位对曹的一个下级来说是适当的，
但对一个独立的军阀来说是不够的。吴把他的司令部设在河南，似乎对该省
已保持完全控制。此外他于1921 年取得湖北省，所用的方式充分说明了同一
集团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几年的王占元是湖北督军。1921 年当
联省运动接近其高峰时，湖北的政治家们要求该省制订自己的宪法并建立民
主政府。联省运动远远领先的湖南的督军自称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要从一
个非联省分子的控制中把湖北解救出来。王占元请求吴佩孚援助。但是吴佩
孚在王被打败之前并不给予援助，然后他的军队才进入湖北把湖南军队赶
走。吴自己得到了湖北。吴佩孚渐渐成了直系的真正军事领袖。
吴继续组织五个长江省份的联盟以防外部入侵和内部纷扰。满洲的张作
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联合反对吴。张利用
1921 年末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以他自己挑选的人梁士诒取代靳云鹏。吴佩孚
利用据说是梁的亲日政策攻击他，间接攻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通电战”，各方都指责他方的
政策和所说的爱国心，同时宣扬己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首领们在整
个1922 年的头几个月中相互交换这种通电，并在春季发展成为军队和枪炮的
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从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的明显优
势方面来看尤其是如此——打败了奉军。张退回长城外，直系军队没有准备
好向那里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控制，免除了所有张的官职，但张
干脆宣告满洲独立于中央政府，仍旧以完全分离的方式进行统治。
张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在孙派出一支军队北伐以配合奉军
后，他自己名义上的下属陈炯明攻击了孙的总统府。孙设法得以脱身，但政
府被颠覆，北伐也停止了。尽管这一行动满足了陈炯明自己想当广东督军的
野心，但很明显，也是依照与吴佩孚的协议而采取的，仍是军阀联盟的混乱
状态的另一个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主要
派别。吴对军人职责的看法和关于忠诚的儒家原则使他不可能公开与曹锟断
绝关系，但对于政府他却有不同的打算。此外，每人都有一些追随者，他们
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他们首领的地位来求得自己的升迁。这两个派别用来进
行斗争的显示胜利与失败的主要手段就是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北京的新统治者在战争之后立即迫使徐世昌下台。吴请黎元洪重任总
统。同时，他恢复旧国会，这个机构于1914 年第一次被解散，然后在1917
年又被黎元洪解散，其残留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只持续了一年，即到1923 年6 月，并证明是比
第一次更大的失败。直系军阀不给他实权；只有军阀们同意，他的任命和决
定才能生效，而且他甚至很难获得经费来维持总统的机构。在黎第二次总统
任期的前半期，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而曹锟无法实现他成为总
统的渴望。但是在1923 年初期，曹锟的追随者靠行贿收买而成功地把由吴的
支持者组成的内阁赶下了台，并任命曹锟提名的人组织政府。他们掌握主动，
决定干到底，选曹锟当总统。首先，黎元洪必须离职，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
就是把他赶出北京。曹锟于10 月当选，代价是付给每个投票拥护他的议员
5000 到7000 元。
仍在关外盘算的张作霖谴责曹的选举非法，并宣称他的职责是使国家摆
脱曹和吴这样的卖国贼。张在1922 年战败以后，重新训练和整编了他的军
队。到1924 年他已恢复与南方的孙逸仙结盟，并且作好准备要再次与直系军
队一试高低。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先通过议会重新统一国家的希望，
并且断定，只有打败不承认北京领导的督军才能达到统一。张作霖当然是最
触目的典型。
在常见的交相指责的通电战之后，战争于1924 年秋季爆发。几个星期以
后，当吴靠近长城的军事行动看来进行顺利时，他的一个部下倒戈，并导致
战争意料不到的结局。冯玉祥这个基督徒将军突然离开作战地区并迅速回师
北京。1924 年10 月23 日他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赶回来
试图带领其他直系军阀反对冯，但他们还来不及帮助吴，吴的军队就全线溃
败，吴只好逃往华中。
1918 年以后冯被看作直系的成员，但他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朋友。他
曾经冒犯吴，批评过吴的个人表现，并于1922 年任河南督军时拒绝送交吴要
求提供的款项。另一方面，吴曾限制冯扩大部队，还将冯调离河南督军的职
位，改任北京一个很容易受攻击的职务。因此，如果直系战胜奉系，冯也并
不指望个人得益；相反，吴扩大势力将使他更容易控制冯。
由于这一背景，冯接受了大笔贿赂转而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的，显然
是以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由将在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偿还的许诺。
对金额有不同的估计，但很可能在1500000 元左右。①冯多年来受资金极为短
缺之苦；他从吴的胜利中也不能有多少指望，他因而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
人有两个目的：第一，预防他们的被保护人张作霖失败；更重要的是，使段
祺瑞再度担任北京政府首脑，以便恢复日本和段政权1917—1920 年的互利关
系。
张作霖的权势，1925—1928 年
冯的政变和吴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转变，这进行
了大约一年。一开始，这两个胜利者都给了他们自己与新的权力分配相应的
正式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即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和直隶五省的
正式权力。冯依次被委负责西北即绥远、察哈尔和甘肃三省。与冯联合的一
些军阀侵入河南和陕西，取得了对这两省的控制权。张派他的军队进入山东、
江苏和安徽，但是一个长江军阀迫使他退出上述后两个省份，并使它们加入
他在长江省份中结成的五省联盟。吴佩孚试图利用其资历和声望以求得有真
正权力的另一个职位，几个月后获得了对湖北的控制权，被承认为华中几省
名义上的领袖，并和他的长期敌人张作霖联合去和他的新敌人冯玉祥作战。
直系1924 年的失败在北京政府的正式构成中自然有强烈的反应。最后段
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他于1924 年11 月就任临时执政之职，发
布临时执政政府组织条例（见第5 章）。
预料中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于1925 年最后几个星期开始。到这
年年末冯已明白他不能取胜，他放弃他的职务离开了这个国家，希望他的下
级能够在随后讲和中给他保留下点什么。张什么也不给保留；这个满洲军阀
这时与吴佩孚结盟，吴对冯怀有强烈仇恨；张继续攻击冯的部队，打算将它
彻底消灭。他差一点就成功了；到1926 年年中冯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
地撒退到西部。他们的消息还会听到，但张和吴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当
然，他们的胜利预示了狼狈不堪的北京政府的又一次变化。
1926 年4 月冯的部队以段祺瑞阴谋陷害他们为理由试图逮捕他。段到使
馆区避难；虽然冯的部队被赶出北京时，他能很快返回执政府，但是张作霖
决定反对保留段的职位。因此段失去支持，于4 月20 日去职。当张作霖和吴
佩孚还没有决定怎么办时，北京有几个星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了
一个“摄政内阁”，实质上是一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委任的政客的委员
会。在1926 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变动，然后在1927 年初组
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前一个10 年中一直在发展的北京政
府的衰落达到了极点。从1926 年年中到1927 年年中，这些摄政内阁“并不
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无铁路可
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理公立学校，但这些
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
“不能任命哪怕是一个下级而不首先考虑军阀的愿望，这个军阀正好控制这
个下级将去工作的那个地区”。地方官员通过当地领事馆解决和外国政府的
一切争端，外交总长因而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单位并无权力；
他受最有权势的军阀指挥。①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38—148 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
的事实，见其《张
作霖在中国东北》，第131—145 页。
① 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 年：制度研究》，第158—159 页。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进而承担政府的正式职责，这将使任
何人都感到宽慰。张作霖于1927 年6 月17 日宣布自己为大元帅，并组成军
政府。尽管设立了一个内阁，包括一个总理，但这个政府大体上是由张的部
下组成，他像一个军事独裁者那样进行统治。但是，和1916 年以后的所有全
国性政府一样，张的政权的权力只能达到他兵力所及的地方，这就是说主要
是满洲、直隶和山东。甚至这个势力圈也很快受到了挑战，因为广州的持不
同意见者已经组织了一支革命军，而且开始北伐，要从军阀的手里夺取中国。
张的部队最后战败，他于1928 年6 月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1928 年以前的立宪政府的失败
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
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
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
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
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
有的选民。如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
被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们对
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中国的军阀们在才能和社会态度方面差别很大。
他们所造成的社会状况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在职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
变动时，也因时而异。关于军阀剥削的具体方式或军阀引起的苦难，任何一
个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们给
无数的中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恐怖和剥削。①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军阀们从民众榨取租税，名目之多令人
吃惊。他们还大规模地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强迫人民接受，从而使商业交
易成为一种征用的方式。在1924 年晚期，估计仅仅广西一省军方就发行了实
际上无保证的纸币50 亿中国元。这样巨大的财富被用于军队以及其他非生产
性的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
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②
军阀主义酿成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一种经济作物，
因而减少了用于粮食作物的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对造
成几次灾难性的洪水起了作用。军队抢夺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农民耕作的生产能力。20 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
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
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
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
在中国的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③
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的军队的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游荡、抢劫农民的大群
无人管束的无纪律的士兵。1930 年，即军阀时期被认为结束后的两年，南满
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0000 无组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
192000 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①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
行为成了常事。得胜的军队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就抢劫。战争常常毁灭平民的
生命和财产，政府机构被忽视或不复存在，贪污腐化、骚乱和剥削成了日常
现象。这个时期的混乱驱使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一个审
慎的作者断定，20 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
次国内迁徙”。②
军阀主义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是20 世纪早期中国最
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所酿成的分裂和在
① 有些学者认为，军阀横征暴敛和他们造成的苦难的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他们设
想的是这样一种
经济，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在中国的大；他们还因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
展工业、农业、
运输和教育，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一个适当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
国经济论》。事
实上，每个黩武主义的研究者都承认有些军阀的建设性活动。但是，从全面考虑，黩武主
义的结果不能被
合理地认为是积极的，压迫和苦难并不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基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大量证
明材料。
② 关于试图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化而转入军事用途的资金，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
合：军阀统治下的
中国》，第189—190 页。
③ 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40—56 页。
① 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 年），第20、27 页；拉蒙·H
.迈尔斯：《中国
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278 页引用。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 页。
国际上的脆弱地位的反应。此外，很多军阀也传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
号，作为使他们的行动合法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他们这样
做也培育了这种思想：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的情况，探索国家的目标。例如，
一个中国将领回忆说，他在1912 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了他的指挥
官冯玉祥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方面来看待军队了。③
但是军阀的活动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强烈尚武因素。尽管军阀们
证明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也阻止非军事集团做这样的事情。他
们以这种方式对中国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军事化起了促进作用；继承尚武精神
的是更多的军国主义者。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竞争，不得不发展强大的军事权
力，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终于控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以及1928 年以
后继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竞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深刻而经久不变的。军阀统治不能
作为例子说明在中国社会的核心有一种持久动力，它保证唯有军队起强大的
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
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
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①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
的军事力量不是中国政治力量的适当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
似的人物，但他们最后都为统治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让了路。在
20 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在这个传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
有改变这一结局，即文官的统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
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或者最起码也口头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
区的军事首脑宣布独立——有时是正式分裂——也没有一个曾经宣布成立新
国家，乃至于表示他的分裂将是永久的。国家统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
些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因增强国家一些个别地区而有益于国家，这种论证
只有假定最终恢复统一，才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明他们要对有效的文
官政府效忠，从而承认这种有力的文官统治传统。尽管中国的政治斗争因军
阀们的参与而暂时军事化，中国争夺权力的最后胜利者共产党也坚持一条基
本原则，党应指挥枪。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对中国的地区分割没有起多大的加
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
大的时候。地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
切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诚”
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但一般
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
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
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
在，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
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
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①
③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2—3页。
① 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169 页。
① 拉里：《地区和国家》，对20 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分
层次的忠诚”是拉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
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
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
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
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共产党于1921 年建立和国民党于1924
年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20
世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学成就
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
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里的用语。
第7 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
年
改良思想中的进化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 年和1919 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
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 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
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1895 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
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
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1911 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
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1898 年改革的锐利锋刃已直接
指向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以1919 年五四运动为其标志的彻底的“新文
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
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
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
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的否定。
此外，在这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精英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历了若干重要
的结构上的变化。一方面它建立了以报刊为形式的新的联系与交往方式，另
一方面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学会和政治党派。传统的考试制度已经终止而被学
校制度所取代，这导致对传统文职机构中的职业机会的侵蚀，以及知识分子
工作的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多在城市）受到不同性
质的城市生活，即世界性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影响。如果这些变化所形成的这
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那么这种凝聚性也有疏远中国社
会其他部分的新危险。知识分子受教育不再是为了做官，越来越处于政治权
力的主流之外；他们愈来愈按照外国的模式接受教育，冒着丢掉传统文体的
危险，传统文体能够成为与普通民众联系的桥梁。
发现西方：改良主义者的进化宇宙观
19 世纪20 年代之后的思想变化，必须首先当作中国人“发现西方”—
—不仅当作帝国主义侵略或技术魔力的根源，而且当作世界文明本身——而
予以研究。这个发现最初是一小批先驱者19 世纪头10 年以来积累的知识向
更广大的精英阶层传播的结果。1895—1898 年间的重要改良学会，先是宣传
条约港口的政论家和买办如王韬和郑观应的著作，或早期派往欧洲的使节如
薛福成和郭嵩涛的著作，抑或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团体和为技术上“自强”
而创立的早期中国兵工厂学校的著作。然而，与改良运动本身所激发的生机
勃勃的浪潮相比，这种早期对西学的探索，实际上却很快就显得是有限度的。
许许多多的人为政治流亡者所推动，以及为新式教育的吸引力所吸引，自
1900 年以后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并在返回中国后，要求作为思想领袖的地
位。至于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译本——尤其是关于
世界历史、地理、政治、法律著作的译本，最初主要译自日语，但后来也译
自欧洲的一些语言。中国译者的先驱，如专门研究英国和法国社会和政治的
哲学家严复、以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著称的林纾，都在他们时代最
受欢迎的作家之列。在1895 年的北京，由康有为组织的激进的强学会的成员
们，还不能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书店找到一张世界地图。到了1919 年，在蔡元
培领导下经过整顿的首都的北京大学（蔡在翰林院和来比锡大学都受过培
养），却聘用了西方大学的毕业生，并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及哲学
课程。
像这样的一些事实，曾经导致一种普遍的假定，即改良时代具有中国人
“对西方的反应”的性质，因而必须从外国思想对本国思想体系的影响来分
析。冯友兰，一个新儒学的重要学者，曾经典型地把19 世纪20 年代至20
世纪20 年代这段时期的特征，描述为中国人迷恋“西方精神文明”——以与
王朝时代的中国中心主义和20 世纪20 至30 年代的批判的新传统主义这两者
区别开来。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也把这种假定的对西方的迷
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努力——联系起来；这
个资产阶级和其欧洲的对应物一样，发现启蒙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意识
是一种表达他们社会经济愿望的适宜方式。②美国学者李文逊对以下的迹象留
有更深刻的印象，这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者是以极其矛盾的心理来看待
西方及其思想要求，但把这种心情理解为他们信仰的普遍社会准则（这种准
则提出采用国外新信念的需要）与他们忠于民族文化特点的意识（这种意识
又把他们拖向对传统的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种表露。③
“对西方的反应”这一概念，的确促使人们注意作为激发愿望的外部力
量，即西方帝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注意中国人首次对19 世纪西方科学
和社会政治思想主要传统进行严肃探索所导致的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刺激。然
而，这一概念中的一个危险是它的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这是西方观念直接
取代民族观念的进程，并且认为中国人在思想上只起被动作用。另一个危险
是它鼓励这样一种假定：一旦西化进程业已发生，中国人此后对任何传统社
会准则要保持任何真正的信仰，都是不可能的。中国人作为反应，从1890
年之前对传统社会准则的肯定，发展到1919 年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否
定——这样一种看法是这种解释模式的一个结果。
当人们把改良运动背后的政治原因和它的思想内容加以区别，因而能够
认识激励后者的本国根源时，便宁可提出另一种可选择的观点。学者们越来
越注意到传统思想中相对来说的异端运动。无论是17 世纪晚明效忠者的反专
制主义、新儒学陆王传统的个人主义、大乘佛教的社会人道主义、道教中主
张意志自由的部分，抑或是像墨子、颜元那样的人对治国之术的实用主义的、
功利主义的观点，乃至法家——都是许多改良主义者建立他们的主张的论
据。帝国正统观念隐藏的中国传统的多样性，要多于它所摧毁的，同时并不
是所有的本国传统——精英的或民众的——都是保守的传统。另一方面，中
国自己的新传统主义的哲学家，同样还有他们的毛主义的对手，都正确地断
定，对儒家社会准则的信仰经受住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反传统观念的猛烈攻
击，并且直到解放以后的时期，仍继续指导许多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精神生
活，这一点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
然而，“对西方的反应”这种思想变化模式，只是部分地受到一种分析
法的挑战，这种分析法认为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一样，在历史上是线性的。效
果更好的一种方法，可能是承认改革时代的主要思想家试图了解连续性和不
① 冯友兰：《新事论》。
②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③ 李文逊：《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连续性如何适应内涵有了改变的结构。为改革而进行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是
孤立地而是在进化宇宙论的框架内予以表述。这是一种对宇宙的系统看法，
自然、精神和社会现象，在其中都被理解为单一的宇宙实体的种种表现。这
种新宇宙论的外在根源，在于中国人发现了他们所认为的自然和历史事实的
新真理，这些真理是西方揭示的。一方面，发现世界历史包含多种彼此之间
（同样也与未开化的周边地区）有力地相互影响的高度文明；另一方面，探
索了西方科学法则——特别是建立在达尔文生物学基础之上的进化法则，而
且还有牛顿物理学的法则——的本质。就国内方面说，这种宇宙论有赖于儒-
道传统，这种传统教导人们要把社会-政治现象和自然界的宇宙模式，在相互
依存的因果关系的作用中联系起来。由这种新宇宙论产生了一种世界观，消
除了中国人作为世界文明唯一源泉的自我评价，揭露了他们是许多民族和许
多文化中的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成员。但与此同时，由此而来的把中国作
为相对物的考虑，并非简单地还其本来面目——倒不如说是把所有文化、所
有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中所有时刻，都作为相对物来考虑。它在中国人当中，
导致一种世界历史进步的新信仰，但是是一种既强调历史进程的道德目的
论，又强调其任何特定暂时发展阶段的相对不完善性的新信仰。这从而导致
以传统的作为先验实在的“易”的观念——种种宇宙力量，它们在其最终相
互影响的运动中起着支配所有存在结构的作用——重新强调时间本身。最
后，它以一种当时认为具有极大活力的完整体系，创造了一种关于某些人类
道德行为问题的突出观念——要末应以其自身的浮士德式形象创造人类，要
末只好使他们在外部决定的进程面前，处于一种毫无作为的状态。
不必奇怪，最早表述相对地予以考虑的世界中的变化，作出这种新的肯
定的，只是少数几个人，他们很早便与欧洲亲自接触，并且相对来说一直保
持接触。薛福成是1890 和1894 年间中国派往伦敦的外交使团的一个成员，
最初因日本1879 年占领琉球受到刺激而写了论述改良的著作，他的著作提供
了典型的新世界历史的概略。他认为，人类黎明和当代之间已经过去10000
年，这一事实由于内在的更迭规律而为人所知，更迭规律支配着世界变化的
速度。薛关于这10000 年的内在周期性变化的说法，遵循标准的历史编纂学，
但他认定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和蛮夷分隔时代的结束，各国之间
交往时代的到来。重要的是，薛把这些变化看成是完全必然的，不受人的愿
望支配：“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①
伟大的欧洲社会学名著翻译家严复，更巧妙更肯定地强调了这种必然意
识，他的1895 年著名论文《论世变之亟》，最早提出了明确的进化观念的改
革梗概。严复对中国传统制度史中的伟大分水岭秦汉时代和当时之世之间的
类似之处也有深刻印象，但是他承认这样的历史性转变的原因仍是难以理解
的：
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谓圣人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
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②
改良主义者们确信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极为根本的转折点，它只
能是某些宇宙原则运行的结果，他们最早认为进化时代切合于传统信念的模
式，他们自己是作为宇宙秩序的调整者而为这个时代效力。用条约港口新闻
① 薛福成：“筹洋刍议”，重印，载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一），第159—
161 页。
② 严复：《论世变之亟》，重印，载《严几道诗文抄》，卷一。
工作的先驱王韬的话来说，就是“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③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治改革运动自身的目的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新
阶段；众所周知的工业化西方世界的制度，使人想到了整个人类社会乌托邦
式的未来希望——由于是模糊的轮廓而更令人兴奋。①
如上述内容所表明的，进化宇宙观的形成，与其说是某个个人的识见，
不如说是许多人得出的一组共同的观念。不过，就其成熟的形式而言，最好
通过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创建者的主张改良的主要知识分子的思想来加以考
察。这批人中的资深者无疑是康有为。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 年）、
《孔子改制考》（1897 年），在使传统服务于改良的煽动性的努力中，支持
久已湮没无闻的儒家今文学派的真经主张。在1898 年皇帝发起的百日维新—
—康有为曾亲自领导——失败以后不久，他把他主要的乌托邦综合体系编写
成一部书，即《大同书》；这部著作虽然在他生前从未全部刊行，但他较有
影响的追随者都知道手稿和要点。②
在这些追随者中，谭嗣同无疑是最勇敢、最引起议论的思想家。他的哲
学创见足以与康有为本人媲美。戊戌政变之后，他在33 岁时被清朝当局处
决，这是他深思熟虑以尽自己职责的赴义行为，他的精神在他幸免于难的同
志的心目中被树为典范，也使他身后发表的著作《仁学》成为具有神奇力量
的传世之作。③梁启超作为康有为政治上的亲密伙伴，与康有为一起实际开创
了研究社会的运动。这一改革思想的运动在1895 年以后席卷了全国。他在
1896 年和1897 年作为研究社会的传播媒介《时务报》的主编，是新闻工作
的先驱；1899 年后，在日本流亡期间，作为改革反对派的喉舌，影响达到了
顶峰。
如果说上述三人在1898 年，都把他们的成功押在在君主制下赢得改良上
面，并为他们的失败而付出了流亡或被处死的代价，那么这个运动的第四位
伟大的鼓动者严复，却保持一种处于事件边缘的更加克制的立场。表面上看，
这位天津一所海军学校的总教习是英国培训的工程方面的杰出“洋专家”，
但他对当代英国-欧洲文明的综合看法更加杰出，对他那个时代来说也是无与
伦比的；他在一系列值得重视的对斯宾塞、赫胥黎、J.S.穆勒、亚当·斯密、
孟德斯鸠等人的主要著作的翻译中，发展了这种看法。他利用学者传统的评
注惯例和中国古典哲学词汇的丰富资源，释译原文，文采绚丽。理解康、谭
为他们的哲学综合而吸取最深厚的本国根源，以之与严复、梁启超受西方启
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照，可以说明上述四人之间的复杂思想关系。这样
一种分析认为，康、谭倾向于一种国际主义，使人联想起中国中心体系的“天
下”理想；当他们设想未来典型的黄金时代时，倾向于乌托邦主义，倾向于
信仰儒家“仁”的思想，以之作为一种宇宙-道德原则。对比之下，严复和梁
启超似乎是受他们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性的激励而采取更为民族主义的、实
用主义的、现世的观点。不过，在1903 年或1904 年之前，所有这四人的著
③ 王韬：《变法》，重印，载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1，第133—135 页。
① 托马斯·梅茨格的《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以新儒学政治文化
为背景，分析新
乐观主义。
② 康有为：《大同书》。劳伦斯·G.汤普森英译。
③ 谭嗣同：《仁学》，1899 年《清议报》首次刊出，在其后15 年中四次重印。我研究谭
一直受益于戴维·怀
尔：《谭嗣同：生平及主要著作〈仁学〉》，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2 年。
述都对中国的长远前途表现出一种潜在的乐观主义，这与他们反帝国主义、
反朝廷的论战的愤怒而忧伤的语调是不一致的；从整体来看最好把这种乐观
主义理解为基于超历史进程的良好本质的共有信念，这种信念将导致逐步地
实现世界大同。
《大同书》和《仁学》这两部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们表述了结合进
宇宙论的进化思想，这种宇宙论把进化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变革联系了起来。
这两部著作仍然确信儒家神圣真理将继续作为变化模式的形而上学源泉，与
此同时，又承认这个世界历史新阶段所预示的社会价值的重新评价。
原来的儒家今文学派，为康有为提供了一种能够适应全部西方发展理论
的历史向前发展诸阶段的中国图式。他借助于这种图式，以一个发现者的热
忱去领会分阶段发展的历史变化。不过，一种类似的——虽然是就表面上的
退化观念而言——超历史进程的分析（见之于归属古文经学派的一篇经文），
甚至是《大同书》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来源。这篇经文，即《礼运篇》，从“大
道之行也”的远古黄金时代——一个未受家庭主义或私有财产制度玷污的“太
平”（大同）世——开始，记述了有关“三世”的学说。按照《礼运篇》的
说法，历史上的三代圣君治理第二个时代，即“少平”世，这是从黄金时代
退化到了一个以军事力量和礼仪道德两者为标志的世界：“天下为家，各亲
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①当康有为把现世作为在孔子时代就已开始的
第三个时代“据乱世”，与将导致世界回归太平的将要来临的“升平世”两
者之间的过渡期时，他是在预言这样一种变化，即摆脱以家长制氏族和部落
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以统治者对人民或贵族对平民的专制权威为基础的相
应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将出现一个人民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不同的个
人之间，在其社会关系方面的等级上的悬殊都将明显缩小的社会。体现这种
人民中新关系的政治形式，将是民族国家和君主立宪政体。按原意，这就是
“变法”，变法将使中国处于与日本和欧洲同等的水平，导致它向升平的社
会制度转变。康认为，虽然作为共和政体国家的瑞士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已
经显示出将渗透所有社会关系的萌芽状态的平等主义，但最后的大同阶段距
今仍有几个世纪之久。在《大同书》中概略描述的这样一个世界，将没有任
何以财产、阶级、种族和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差别。那时，民族国家本身将为
一个全球性的议会政府代替，而所有人民将接受共同的习俗，并在共同的信
念中结合成一体。
由于主张道德完美的社会不应有等级制度的社会差别，康的《大同书》
似乎已放弃了儒家信仰的基本原则，它达到这种观点是通过对传统的孟子思
想的发展，孟子认为，恻隐之心“充塞”天地，其根源在于对同情他人的人
类天性的培养，因此，扩充而普遍化了人的美德变成了“仁”。在康的说法
中，仁被视为一种能动的宇宙-道德力量；因此，仁在他所认为的吸引和排斥
的力量中表现了出来，吸引和排斥的力量是外在宇宙运动以及作为有意识生
物道德生活基础的本能的动人感情所固有的。在升平时代，考虑到关系远近、
地位高低这些伦理差别，社会准则（“礼”）仍然允许人际亲疏关系的有限
的或“局部”的表现，在大同时代，社会习俗将摆脱所有这样的“私心”，
将完美地体现无差别的普遍的仁爱精神（仁）。
这样，康的自然和社会进化模式，是以蛮荒到文明的历史演变为出发点，
① 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1 卷，第378 页。
并且包含了一种西方范例所启迪的先进的民主和富裕社会的现世的观点。不
过，他基本上认为其全部过程是一部人类精神臻于完善的奥德赛史诗。通过
现代化以支撑他的乌托邦预言，这使传统新儒学的有机宇宙观点由于圣人诚
心的自我实现而得以改造。不过，康的说法提出了这个有机体两极之间，即
圣人一方和“天地”外在宇宙另一方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康把圣人几乎设
想为令人敬畏的宇宙景象面前的旁观者，而不是把圣人放在中心，作为宇宙
变化的根源。仁，尽管仍然作为个人道德意识的源泉而发挥它的作用，但是
是在外部世界——在布满星星的天空，在变化本身的活力中——最有力地显
示出来。从这里引出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宇宙决定论的萌芽和一种激进的
道德乐观主义。一般新儒学那种对宇宙缺陷和道德衰退的忧虑倾向已成过
去；代替的是康表现出的信心，人天生的欲望和仁是协调一致的，并且，个
人的享乐、愉悦、富裕——所有这些和教化都可指望是这个未来的乌托邦的
恩赐。圣人并未创造社会乌托邦；历史本身将创造社会乌托邦。康认为，如
果说要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社会障碍的摧毁来达到精神的尽善尽美，那么这更
可能是解放的赐予，而不是人类斗争的结果。
因此，这种人类征服自私的理想，似乎缺乏需要内部斗争以克服它的任
何强烈意识。的确，康通常把道德成就的障碍解释为自我之外的环境和礼仪
所造成的“诸界。”不过，他也把实际的道德行为解释为需要承受这些事实
上的障碍，也就是，解释为适应人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行为。如此，
精神的进化便成为一种宿命论的宇宙的发展：“时之至也，变亦随之。”在
反映未来方面，也只有先知的先见之明可以说能部分地推定未来；因此，圣
人道德上真正的作用也在于预示未来。
《大同书》所描述的康的特定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细节上是现代的，甚
至是“西化”的，但在他的信仰体系中仍然缺乏一种真正现世的自主。他提
出的形象的描述（对人类社会的“九界”的描述）重复了神秘体验——儒家
等的——的传统陈述，在其中，自我、外部世界和超自然之间通常的界线至
少是变动的，至多则完全消失。康的社会理想强调消除政治的、种族的、性
别的及国家的“界”，与其说是因为这些等级制度是邪恶的，不如说是因为
所有这些现象方面的差别遮蔽了真理——就哲学真理说，“本体”就是“一”。
就社会心理说，《大同书》的确表达了康自己对家族主义束缚的抗议。他的
确强烈地认为这些“界”是邪恶的，不过在这里他也避开了社会关系的中间
领域。对他来说，这些“界”要末被看成对个人私生活的具体束缚，要末被
看成不完善的形而上学认识导致的观念上的错觉。
康对儒家形而上学的顺应，就以这种方式改变了圣人与宇宙之间的平
衡：作为一种目的论的力量，康的外在宇宙，比传统观点可能允许的，更具
有有目的性的活力；作为变化过程的有限度的预见者，圣人则相应地较少具
有这种活力。谭嗣同的著作恢复了这种平衡。在重申圣人力量的理想中，他
创造了一个作为现世英雄的政治化了的圣人。他提出一种外在宇宙力量的文
明和抗拒的辩证模式，作为圣人式自我实现的必要背景。这两种意向结合起
来，使进化宇宙论既引起宇宙机制，也引起人类力量在一个正在发展的宇宙
中起作用。
如果说康的书反映了它的作者作为预言家的自我形象，那么谭的书可以
说暗示了他最终选择的作为殉道者的命运。在它的道德积极行动主义中，虔
诚的救世者们被视为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要作用者。同时，谭推想这种变化的
最终完成将是对自我中心本身的超越。人间天堂之外，康并不多考虑；谭则
使进化的最终目的从属于这样一个阶段，那时甚至目前认为的人类意识也将
不复存在。
和康一样，谭也假定有宇宙-道德活力，它们由于调节自己的活动，被认
为创造了它们所具有的“事物”的结构。这种看法包含一种对新儒学“理”
“气”二元论的批评，并且受到借自西方科学的物理学概念的支持；不过他
的“物”的运动模式，却更多地由佛-道的现象学得来。康使“气”等同于“电”，
而谭则从“以太”的概念开始，“以太”是单一的物质存在，充满、存在于
现象、空间和生物一切领域，并使之联系起来。然而，虽则这种基本的实体
被解释为物质性的，其能动地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却是在道德方面：“仁
即以太之用。”因此，以太的变化是通过道德力量的能动性而产生的，这种
能动性特征谭称之为“通。”
“弥漫性”、“交流性”、“渗透性”、“传播性”：“通”当与其对
立面“塞”即“碍”、“滞”并列时，是难以翻译的。借助于这个关键的概
念，谭达到了康在他的宇宙论结构和他的理想社会关系结构之间所没有达到
的互补性。当“事物”的界限是能渗透的时候，以太在道德上所起的作用是
最为明显的。在社会领域，这些界限可能是文化、民族、风俗的界限；或者
是抑制人们交易和联系的经济界限。在人际关系领域，它们是利己的妨碍道
德共性的障碍。在自然界，它们是将精神-物质统一体组织成显然有别的现象
的界限，这些现象受时空限制，依它们的对立物而具有相关的特色，被个体
化的人的自我不完善地界定为“客体”。因此，在它真正最为完美的形式中，
以太的道德能动性在其不受阻碍的流动中，将显露出万事万物互相联系的统
一性：儒家形而上学原理的真理，大人视天地万物为一体。
谭嗣同以这种方式得出了社会革命的处方，以“冲决”现存儒家秩序的
“罗网”。谭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是“名教”的奴隶。语言学上的“名”——
人类按照显然有别的特征最初用来鉴别所感受的现象的工具——在中国已历
史地被理解为孔子做出道德判断并从而规定道德准则的方法。因此，对谭来
说，它已成为被规定为礼或“五常”的个人行为和政治行为的等级制度礼仪
准则的象征。谭的进化理论设想，在“仁”活跃的能动性影响下，以“礼”
为基础的现行社会体制将要崩溃。这也可以理解为该书标题的内在要旨：当
人类的“仁学”完善时，人类将逐渐获得更愉快更丰富的物质生活，更活泼、
更自然、更本能的情感体验，更为平等的政治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不断扩大
的高尚的意识。
谭对进化的想象，从宇宙的最初产生延续到最后的“太平”时代。他把
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他所理解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的进化事实，以及传统
的道家宇宙论的一些见地结合起来。这样他便从从无到有的最初分化，经过
太阳系的形成和达尔文进化论的过程所推测的发展，朝着越来越高级的有机
生命形式前进。对于未来，他预言地球上最终均匀分布的人口是现存规模的
几百倍，但仍能依靠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与成就得到保护，不受缺少物质的威
胁。科学的发展将得到生物代代相继的固有进化趋势的助力，采用不断更加
完善的高尚方式，最终导致“纯用智”的人种，能够在空中和水中生存，避
开地球本身的局限。
不过，最一般地说，谭认为所有这些变化的方式都能够在《易经》这部
书中适当地辨识出来：谭最终的宇宙进化的神话，其推理依赖于《易经》八
卦第一卦乾卦的象征性，依赖于传统上与孔子精神发展相联系的生命周期各
阶段的生物学隐喻。他设想了六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从最初的古代部落社
会的“太平”世到“孔子”自身所处“据乱”世的退化，后三个阶段是通过
晚期帝国的混乱向不远未来的“升平”世的上升，在最后的“太平”世达到
顶点，在“太平”世，有如孔子在他老年时，人们将“随心所欲不逾矩”。
对于谭来说，每一世的结构都为社会的政治统治者和宗教教导者的作用所决
定——从这些领导形式的逐步出现，前进到它们世界规模的统一，而这种统
一又将依次为这样一个世界铺平道路，即“人人可有主教之德而主教废，人
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①
不同于康有为，谭嗣同不满足于缺乏任何人类中心机制的目的论，他的
理论包括一种宇宙进程中的道德行为的作用模式。这个模式在传统新儒学的
自我修养模式与这样一种伦理观之间形成一座桥梁，这种伦理观既按照未来
的目标机械地解释善，也通过达到善的心灵内部斗争体验主观地解释善。在
改良运动之初，谭已谈到改良的信仰需要“日新”。然而，在《仁学》中，
他引入了另一个更具创新意义的概念“心力”；其要旨是，心能够在无尽的
发展方向上随宇宙运动的活力而运行，并表现在改变世界的积极斗争中。“心
力”充分地发展，将在孟子的“心”的自发移情与菩萨的救世慈悲结合起来
的行动中表现出来。这里，谭当然是在建立一种关于自我的理论，这种理论
符合他的流转着以太的宇宙论。不过，它对他这样的概念是一种非难，即心
力作为运动中的以太的一种形式，被视为随它所遇阻力的大小而被激发出它
特有的活动。诚挚的心灵为了它本身的自我完善，需要克服阻碍。“愈进愈
阻，永无止息。”①而且，心力乃“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②用来达到可
以从其自身活动中分离出来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包含了一种道德上不明
确的可能性。在《仁学》的最后篇幅中，谭宁愿回到宗教拯救者，作为他提
出的人类发展变化的动因。但是他对朝向进步的宇宙中的人类行动的浮士德
式理想的敏感性，把他自己的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的哲学联系了起
来。
严复提倡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注入中国政治，因为他把它特有的
“个人主义”看作推动先进的科学和工业文明运动的“心力”。由于这种“文
明”是由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并对这个世界起作用的奋斗的个人的浮士德式活
力形成的，构成他的宇宙论基础的关键，就在于斯宾塞的理论。“他按照进
化论解释所有变化。他撰写的著作和论文把天、地和人包容在一个原则之
下”。③
在斯宾塞的哲学中，最令人深感满意的是它把自然和社会进化的一元论
看法作为从纯粹和同质到不纯和复杂的单线发展的基础。进化的动因是达尔
文有关物种之间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机械论。在严复的看法中，这个进程
是良好的，既是因为它适合于文明的目的，也因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成功的
竞争者的“力、智、德”④在他眼中本身就是令人赞美的。成功的人类群体“始
① 谭嗣同：《仁学》，重印，载《谭嗣同全集》，第88 页。
① 谭嗣同：《仁学》，重印，载《谭嗣同全集》，第74 页。
② 同上书，第80 页。
③ 关于严复，基本的英文研究著作是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引文见第111
 页。
④ 严复：《原强》，见《严几道先生遗著》，第101 页。
于相忌，终于相成”。⑤他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译著，即赫胥黎《进化论与
伦理学》的译本（中文版名为《天演论》），在人类道德和进化选择的自然
力量被看作总的宇宙进程的补充部分方面，为支持斯宾塞辩解，而与赫胥黎
对立。“群学”——严复关于斯宾塞社会学的用语——暗指荀子自然主义哲
学中的“群”的观念，荀子断言，人类处于生物分类等级中的最高地位，全
靠他们的社会结群本能。严复认为，在社会组织形式总是更趋复杂方面的优
秀人类群体，将创造出最终继承世界人类遗产的文化。
严复在选择将使他的同胞熟悉19 世纪自由主义的欧洲经典方面——在
他看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最为优秀——证明对原作的历史主义的和社会学的论
题是最敏锐的。他考查亚当·斯密时，强调个人开明的自利行为借以有效满
足社会长期经济需要的功利主义的“无形的手”。在穆勒的《论自由》中，
他很注意自由在为无私地寻求真理提供条件方面所起的作用，以便社会最终
可以在正确的共同适用的原则基础上联合成一体。为了说明法律在欧洲政治
中的重要性，严复转向孟德斯鸠，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他和孟德斯鸠的关
系也在于对立法的“天赋人权”的怀疑，在于那种形成对照的观念，即强有
力的社会决定因素形成政治制度的观念。严复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解释欧洲
自由主义传统，即指明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和社会组织需要之间的一种天然
的互补性。
和今文学派的进化理论家们一样，严复也有一个对人类历史的总看法，
设想出一种发展到以富裕和文明为特征的民主和工业未来社会的分阶段发展
进程。不过，在分析它的诸阶段时，他的注意力较少集中于乌托邦似的远景，
更多地集中于当前国家在“富强”方面转变到与西方同等水平的任务上。斯
宾塞曾经主张，发展的道路是从部落和家长制社会形态向早期现代国家即“军
事国家”前进，并继续向前。严复认为中国的现状，相当于这两个最早的阶
段之间的一个艰难的转折点。作为中国落后的现代理论的先驱，他争辩说，
中国自秦以后已具有“军事国家”的政治结构，但它的自然发展，受到绝对
化为礼制的儒家家长制文化准则持续影响的阻碍。进步将通过许许多多个别
中国人精神的转变而到来，他们应当培养国家所需要的自身的“力、智、德”，
以建设一种强有力的开明的现代文化。在这里，严复相信来自人为的文化的
决定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关于中国落后的悲观主义。中国的前途，
与其说取决于物质的强制力，不如说取决于民族精神的努力，是与人民自我
转变的能力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作为一个儒家主义者，必须信奉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那么，即
使按照康有为和谭嗣同的非传统态度来说，严复也远不够格。他从道德意义
上对宇宙的解释别具一格：不是诚心的某种内在的利他主义准则规定真正导
致进步的人类行为，而是那种行为的效能适合时代本身，这和个人并无关系。
严复以这种方式，甚至进一步改变了平衡，从作为圣人人格内在品质美德的
改造力量，移向了作为对社会-历史力量反应的有洞察力的才智的适应能力。
可是，即使这种关于人类在进化宇宙中的行为的似乎更具宿命论特点的观
念，在实质上也为严复在伦理观方面脱离儒家圣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结果所抵
消。他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必然与那种人民才是世界真正主人的信念相联系。
他的民族主义概念建立在这样一种确信之上，即全民的集体力量构成了使文
⑤ 同上书，第107 页。
化发展成为可能的有鉴定力的民众。当康和谭论及全人类的道德目的——民
族国家对它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工具——时，他们本质上是指作为一种手段的
个人的得救，包含以下的悖论，用谭的话说就是：“度己，非度己也，乃度
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①在把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进步文明的
民族方面，严复是对中国民族主义作民粹派解释的先驱。
不过，尽管有上述分歧，所有这三个人都把进化有机地看作与相互依存
整体中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力量相联系的总的进程；都认为这种相互依存也
扩延到时间，使哲人的思想能够从对它任何一个阶段的知识中领悟其整体。
最重要的是，这三人都同样确信，本身位于这一进程之外的一种不可言喻的
形而上的“不可知”本体，却是它发展所依靠的基础。前两人理论的基础，
在于作为宇宙力量的儒家人本主义者的信仰“仁”，而严复的形而上学，则
在更大程度上是道家的。他把斯宾塞的“不可知”与老子奥妙的怀疑主义等
同起来，他接受进化的必然性也深受这位哲人的反人格化的神秘自然的教
益。尤其是所有这些改良主义者所设想的宇宙，都隐含社会根本改革的无限
活力，就谭和严来说，这种活力完全而自然地与作为善“心”特有作用的斗
争的观念相结合。这给中国的宇宙论思想引进了一种观念：具有科学法则的
发展的宇宙，可以与浮士德式的人类行动的活力相配合。总之，这就是在改
良文献中经常所说的“公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原则。
在这四位伟大的改革领袖中，梁启超最少离开当前直接的政治问题，以
及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必要行动。他的报刊工作者的直接性，是他盛名和巨大
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他情绪和意见多变，也同样引起了批评一样。但
实际上正是他的历史观点使他在当代事件中，寻求发展变化种种主要模式的
关键。严复和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梁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知识的来源，后
者的解释突出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过，正如他对亚洲人和西方人难分
难解地为霸权而斗争的现代帝国主义时期的分析，他概略地阐述了一种历史
哲学，和一种关于人的行动的理论，其宇宙论的基础使人想起谭嗣同，同时
这种哲学和理论发展了严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解释的浮士德式的含义。
在宇宙论方面，梁的构想比较简单。他把谭的“以太”和“心力”合并
成一个单一的概念：动力，或物质和精神现象中的活力。“盖动则通，通则
仁，仁则一切痛痒相关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处之，而必思所以震荡之，
疏瀹之，以新新不已。”①不过，由于把“辩证”的因素引入这一框架，梁提
出，社会-历史变化的模式是以宇宙“动力”即主动力和反抗力的更替为基础。
具体地说，欧洲和中国近代的史实是，专制政治的压迫力量引起反抗力以高
涨的社会要求民权为形式的、不可避免的对抗运动。
由于把历史运动与被认为对它们应负责任的超历史力量的原因联系起
来，梁提出的一种看法是用道德意义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也提出了一种自由
的观念，自由被认为是“适应”达尔文斗争性观念的属性。梁明确表示，他
所说的民权并没有西方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的“天赋人权”的意思，而是更接
近于竞争的个人通过他们活力的成功运用而赢得的有效权力。梁声称“权利”
确实是一种“权力”，尽管他坚持这并不使这种政治理想的道德基础无效。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89 页。
① 梁启超：《说动》，1898 年首次发表，重印，载《饮冰室文集》，2，第37—40 页。
参见张灏：《梁启
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 年》。
这种权力学说似乎是人权的否定，实际上却是人权的完成。②因此，他含蓄地
表明，“权利”是自我的“心力”最大限度地延展到心外的外部世界的一种
表现。历史上，欧洲古代的自由曾经是贵族强行保有的特权，而现代民主自
由则是通过民众斗争和革命而赢得的。而且，由于个人的心力天生具有相互
吸引的特点，因而总是更趋广泛的“群”的合并，似乎就是进化斗争的自然
结果。梁关于在中国出现“新民”的著名号召，是指符合这同一集体主义方
向的解放了的个人。因此，人类自由的进展，被描述为人的活力的集体力量
向范围日益广大的人的群体的扩展——这一过程在上古时代通过部落之间的
斗争而展现，并预期在遥远的未来，作为人类最弱小的成员即平民和妇女成
功地维护“权利”的结果而达到顶点。
像谭嗣同那样，梁关于历史进程中人的行动的理论，也给了反动势力（如
专制政治和帝国主义）以一种肯定的评价——那是激发进步的创造者的反应
活力所必须的。他还断言，精神在斗争中行动的天赋力量本身，通过社会集
群的更高形式的创造，导致人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从宇宙的观点看，产生
历史变化的活力显示出像熵的原理那样的某种东西。梁相信，当全世界统治
力量和反抗力量平稳地平衡时，人类平等终将实现。大同将是无差别的——
它的社会表现将是平等地分享权力；它的历史表现将是静态平衡，即历史的
终结。①
和谭嗣同不同，梁启超在1902 年，明确否认他关于历史发展的哲学有一
个儒家的核心。他说，“仁”这种品德太柔顺了，不能作为现代国家自我发
展的动力。然而，他同年写的有关历史哲学的明确论述，却仍然植根于关于
进化过程本身的臆说，他的臆说实质上与他人的臆说部分相同。他主张人性
“乃进化之极则，转型之不竭源泉”。当他提出他的“新史”是否基于对社
会群体进化之研究这个问题时，他承认它们共有的机体说。他认为种族是
“群”的内聚力的主要根源，因此是当代的“群”或民族之间竞争的基础。
不过梁仍然认为，通过文化总的表现而显示出来的“心力”，在各种社会制
度中都是变化的主要动因。他主张史学应通过揭示社会变化方向而服务于国
家，也就是提出一种存在历史目的论的常见主张，这种目的论是学者们凭他
们对于超历史“精神”的直觉而体验到的，超历史“精神”被假定为给予历
史目的论以活力，并支配历史目的论。他主张“主观”在历史著作中的正当
地位，他的这种主张不仅仅允许解释性意见，而且是指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
的创造性贡献，他们的主观精神能够依靠综合，领悟全部历史的连续性。①
最重要的是，主要改良思想家的进化宇宙论形成了一种系列：就作为世
界变化基础的力量来说，从更大程度上是宇宙论的概念到更大程度上是以人
为中心的概念；从它们比较而言的静态的模式到更辩证的模式；从较少强调
作为进化过程一个积极因素的现代国家到更多地予以强调。所有这些都标志
着离开儒家-道家形而上学，朝着更自然主义的、历史化的、现世的进化过程
模式的转变。梁启超提出他对历史哲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时，既表
明了他对上述这个系列的理解，又表明了他置于其上的限制。他说，它将提
② 任公（梁启超）：《论强权》，《清议报》，31（1899 年）。（据英文翻译，删去引
号——译者）。
①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文集》，2，第3—4页。
① 见梁启超以下几篇论文：《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3，第1—12 页；《国家
思想变迁异同论》，
同上；3，第12—22 页；《过渡时代》，同上，3，第27—32 页。
供一个宗教信条的替代物：他借此表示了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全面的解释体
系，即作为事件基础的因果关系模式，以及暗含于其中的道德目的。对于梁，
和对于其他的改良主义者一样，进化论提供了一种与现代化哲学相联系的个
人竞争的新道德。同时，进化论也赋予未来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目的，允
许他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一样指望他们的维新将对完善传统公认的终极王国有
促进作用。
大同和制度改革的西方模式
进化宇宙论为中国改良主义者对西方文明的力量的解释提供了框架，强
有力地影响了欧洲和美洲国家被当作发展模式的方式。西方的论述往往认
为，亚洲改良主义者对西方的赞美不过是对西方真正成就的一种过时评价。
这既忽视了改良主义者知识来源方面的限制和偏见，也忽视了中国人通过吸
收这类知识的基本价值体系而随意给予这类知识的含义。新教徒传教士和条
约口岸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是改良主义领导人员最早的教师，他们无疑都作
为鼓吹者和辩护士而为维多利亚文明说话。中国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已经在明
治时期的日本经过东亚文化适应性过滤的成功的西化备用模式。不过，这些
论述在对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乐观景象的反应方面，表明中国人正把一种
对于被发现事物的真正见识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设想结合起来。在这种意义
上，“西方”不仅充当文明的替换物的现实模式，而且也充当出自中国人自
己历史想象所设想的理想图像的宝库。经过改良宇宙论解释模式过滤的科学
和民主，看来是与“大同”这一最终目标相联系的总的宇宙体系的物质和社
会的表现。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宇宙的景象，其奥妙将产生财富和
力量，这是几代帝国统治者所无法实现的。民主提出了中国人赖以复兴其政
治共同体的制度，使它更接近于永葆青春的“天下为公”的理想。
西方科学对中国改良思想最初的主要贡献，是作为进化宇宙论本身的理
论支柱。在用物理学概念作为他们的哲学的砌石方面，康有为和谭嗣同都传
播了一种新的确信，即自然的真理确实能被认识。他们认为，科学证明了所
有现象的相互依存性，对于他们，这种观念在其文化和社会的应用方面比在
其理论本质方面，更具有革命性。儒家哲学并没有使人道主义的社会准则取
决于宇宙论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分。这些社会准则在历史上也没有与把在
空间中占有固定位置的人类当作中心的宇宙观点联系起来，或与被唯一的超
然存在能力从自然划分出去的、在分类上确定的人类的观点联系起来。
因为这个缘故——更因为19 世纪传教士自己有代表性地把科学讲授为
一种自然神学，即天意的证明——改良主义者在科学中得以证实未被怀疑主
义的侵蚀所玷污的佛-道现象学。对康来说，科学的量度手段证明了我们平常
的感性认识的相对性：我们“看见”一个死星天体，但不能看见构成水滴的
旋动着的分子。对谭来说，物质基础结构的科学理论使作为经验最终——与
最初相对——真理的相对性几乎消失。他们两人都吸取了类似佛教的宇宙
论，并且极力采用大乘佛教的可能有的世界的观念——星系之外的“世界
海”、“世界海”之外的“华藏世界”，以及“圣智所行”的“算所不能稽”
的“一元”。因此科学加强了他们对客观的、起决定作用的宇宙的信念，这
个宇宙本身是相对地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上帝般的威力的自然而然的源泉。
很明显，康和谭都不理解科学真理的阐述要由实验的检验来核实。他们
可以随便把思辨推理的传统结构作为科学结合进他们的宇宙观。然而，他们
更相信科学真理，因为一方面以经验为根据的知识，另一方面数学，看起来
都证实了科学真理。康是一个热心的天文观察者，而谭曾进行经典力学方面
的实验；两人都迷上了数学，当作一种能够表示他们认为他们已认清的自然
真理的演绎论证方法。代数学为谭提供了陈述相对数和常数的普遍的宇宙论
关系的抽象方法。康在他把社会道德看作受历史制约的意义上，是一个道德
相对论者，试图证明道德的终极真理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好
的表述。
对比之下，严复对科学的评价更多地停留在相信验证的理论上。这导致
他首先翻译穆勒的《穆勒名学》，然后翻译杰文斯的著作，努力把归纳法原
则当作所有严谨的真理探索的基础引入中国。即使如此，尽管在引进实证主
义的科学哲学方面起了开拓作用，严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和其他的
人一样，相信科学事实——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学——证实了他整个进化宇
宙观的权威性。
自19 世纪60 年代“自强”运动的初期以来，在治国之术方面，对西方
技术的敏锐而注重实用的评价已是老生常谈；不过，改良主义者把科学作为
一种真正的宇宙观的新信仰，使他们更容易欢迎技术文明的到来。1898 年改
良的领导者，采取了顺应社会上起改良作用的工业化潜力的基本措施。几乎
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已逐渐认识到技术的改革是无尽头的，既需要持续的发
明创造浪潮，也要对今天认为还难以办到的人类健康和幸福问题可以靠未来
发现的方法予以解决的可能性，持久地敞开大门。把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当
作独立和国家威力这些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是有价值的，这种看法是改良
宣传的一个中心，但是领导者依据自己的权利有效地超过这一点，而把发展
的成果描述为人类的利益。
他们不仅提出了发展战略性工业如铁路和矿山的计划，他们还为生产的
机械化提出了典型的改进了的论据：它会创造就业机会，也会增加闲暇时间；
科学的农业会增加食物供应；现代交通、通讯设备会促进文明在世界范围内
传播。如果说这些见解表明了中国人对19 世纪典型的工业进步的信心，那么
同样表明这种信心的是，中国改良主义者深信他们不会面临任何不可克服的
物质障碍而取得成功。对于西方关于中国现代化能力的怀疑，梁启超重述欧
洲人自己信赖科学方法和发明创造以克服人口及食物供应问题，以之作为回
答。他和其他的人仿效欧洲自己信赖无穷尽的自然资源，假定中国这样地大
物博的国家对于待开发的资源定有足够的办法。存在落后的意识，但为跃进
的精神所弥补，这种精神在1898 年夏天表现得最明显。所有的改良主义者，
即使是稳重的严复，都谈到顶多在几十年内赶上欧洲；他们评论说，欧洲自
己的经济优势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同时后来者对于发展具有能从他们先驱者
的失误中获得经验的优势。
工业主义的社会代价，在欧洲本身是如此明显，在改良运动的早期却很
少被讨论。当康有为或梁启超附带地指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迄今没
有消除、而且甚至可能扩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时，他们把这看作欧洲道
德上的失败，但这既不是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特征，也不是永久的特征。
谭嗣同通过对比奢侈的丰富和节俭的不足，对资本主义行为提出了一种引人
注意的道德上的辩护。他的结论是，与传统的农民节俭习惯——贮藏和积蓄
——相对照，资本主义的花费和投资模式表现了经济领域的“渗透性”（通）
的发展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的改良主义者把消费资本主义理解为发
展的目的。谭宁可认为物质丰富的实现将使人民从他们对事物的欲望的奴役
中解放出来；而康则预言，在“大同”社会里财富将为所有的人共同享有。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唯一模式，但是按照“大
同”利他主义的道德理想，它却只被理解为一个发展阶段。梁启超1902 年与
社会主义理论接触，从另一端热情地赞成它，把它看作朝向预定目标所要采
用的先进经济制度的当然方向。
当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有希望在物质上改造社会时，民主激发了政治更新
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改良主义者既有一个批评帝国专制政治的直接目标，又
有一个避免几个世纪官僚主义作风的“为公”政府的长期理想。
在历史上，中国治国之术的实践者们曾把“为公”政府的目标看作政治
的一种道德精神。在组织公共行政机构和吸收首领方面，他们曾提出两种主
要的可取办法，每一种都要付出难以接受的代价。一种是世袭的地方自治的
“封建”模式，它被认为有助于发展统治集团和基层民众之间关系的“公”，
但要以地方世袭家族只顾自己的统治权为代价。另一种是非个人的、集权行
政机构的“官僚”模式，它在实施公正管理（公）方面是更有效的，但要以
掌权的精英人物与民众疏远为代价。被普遍认为在议会民主政体的公民中盛
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方向和“公共道德”精神，给了改良主义者解决这个
古老困境的希望。议院似乎能解决共同体的社会准则和公正的社会准则之间
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儒家-法家在“公心”政治理想方面的综合。
由于改良主义者把立宪议会的“公共”统治与帝国专制君主的“个人”
统治相对照，人们期待议会政治是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一种矫正；他们
对理想的解释向“封建的”公有制社会方向倾斜。康梁集团中的一些人认为
议院将纠正几乎所有普遍承认的君主政体的缺陷：从它过分的中央集权到它
对资历的强调或官署机构的重叠。作为对官僚政治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对世
袭的阶级的一种替代物，议会被设想为提供政治进程中所有参与阶层之间的
联系的完美体制。儒家假定正确的政治行动必须以普遍公认的原则为基础，
因此议会被看重，不在于居中仲裁多数人的利益，而在于它是为取得共同一
致意见而起教育作用的和表达意见的工具。因此，它被认为是对官僚主义当
然的弊病——为从上而来的命令主义所掩盖的隔阂；伴有从下而来的隐蔽批
评的顺从——的一种矫正办法。其目的在较小程度上是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
者之间身分地位形式上的平等，在较大程度上是导致他们之间认识和意向的
一致。
经过这样的理想化，中国的改良主义者把立宪制度看作自然而然地适合
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群体的政治形式。谭嗣同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对这种
民主政治形式结构上的集体主义作了说明。他建议，改革议程的问题要由自
愿的“学会”网络，而不是由纯政治性的议院着手制订，学会代表社会中的
职业集团，如：农民、艺术家、商人、学生、官员等。在把学识与行动联系
起来的情况下，在具有天然一致意向的人们当中，这将为共同的文明事业提
供一个论坛。他想象说：“疏者以亲，滞者以达，塞者以流，离者以合，幽
者以明，羸者以强；又多报章，导之使言，毋令少有壅蔽。”①
以这种和谐的眼光来观察，民主在改良主义者心目中类似于源自古代的
乌托邦政治模式。康和谭都认为孔子是个维新者，不仅因为他理解顺应变化
的原则，而且因为他赞同以古代贤明帝王尧、舜和周公为榜样的、由有德之
① 谭嗣同：《治事篇》，重印，载杨家骆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3，第83—92 页，
见第86 页。
人统治的“民主”理想。梁启超还提出了孟子看法中关于“民主精神”的更
强有力的主张，天命最终由人民决定；而其他一些人甚至推测议会在周朝实
际存在过。对严复来说，老子则是关于个人独立的民主精神和社会“让步”
的古代源泉。
西方学者常常把这种类比看作是由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找出西方文化
受到赞赏方面的中国本国“相当物”的愿望——激发的。在那个时代的保守
的中国人当中，这种类比被指责为这样一种努力，即靠给新观念披上本国外
衣而为它们获取声望；而后来的中国急进分子则把这种类比当作伪装的传统
主义而予以屏弃。不过，在康梁集团本身之内，恰恰就在改良主义者们寻找
这些迷人的古代类比时，承认了进化论。他们说，他们在古代文化中所赞赏
的，是历史将要实现和完成的完美道德理想的早期形式中的潜在精华。例如
严复和梁启超都明确地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更多是家长统治式的而不是分
享式的，他们也确信，不管中国或希腊的“古代民主”的“萌芽”是怎样的，
它们也是通过历史进化的逻辑，才与只是目前才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成熟的
民主政治体制有机地联系起来。
中国人最早对“西方”的发现，曾导致进化论作为一种改良哲学而在中
国出现。进化论本身，由于把西方与其所象征的未来和有关道德目的的目的
论等同起来，助长了关于西方制度的乌托邦观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直到1919 年的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仍然是西方文明最受赞美的方面。与此
同时，发展的目的继续与本国的“大同”乌托邦理想相联系：不仅要创造财
富，而且要共同分享财富；如果不是照字面的意思，那么通过形成一种共同
体的新的心理凝聚力，也将导致身份等级制度的消除；使个人道德上的自我
实现成为可能。
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文明，在其空前地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
却是这种赞美的对象，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概略地记述了新世界主义
世界观的同一改良报刊，也分析了1895 年以来远东力量平衡的危险的改变。
在这里，“西方”支持扩张主义者“争夺租借地”——以一种绝不是友好的
观点——于是康梁集团都深深地卷入了民族抵抗的政治斗争。
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评述，却是自我批判的多，而反西
方的少。就国内而言，改良主义者希望朝廷上保守的“清议派”的好战的“驱
逐蛮夷”政策信誉扫地，它应对近期的军事失败负责。不过，除此而外也无
法回避文化上的亲西方主义和外交事务上的迁就——认为是中国人而不是外
国人对危机要负主要责任——之间的逻辑联系。改良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反复
谈论要从像波斯或土耳其这样已经垮台的帝国的历史，和从像波兰人、爱尔
兰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这样“失去家园”的民族的历史中吸取客观教训——所
有这些社会机体都被看作在进化的斗争中已经失败了。潜在的启示是中国的
问题在于内部。
1895 年，严复坦率地说，西方人最初来中国并没有损害人的意图。谭嗣
同提出了一种微妙的关于帝国主义毒害的理论，指出西方强大而公正的国家
急于医治一个病中的中国，采取了欺骗和胁迫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变成他们
习惯的行为方式的危险——先在国外，但接着也在国内。可是，甚至这种有
眼光的关于强者堕落的说明也是与对弱者的批评一道提出的，弱者作为方便
的目标，在被指控犯罪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牵连。如果严复看作
强有力民族的标志的“力、德、智”的结合，被认为是以内部变动为条件的
一种综合，那么对大多数改良主义者来说，所有部分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不言
自明的。儒家思想曾教导说，道德和力量来自同一个源泉。西方的实力可能
与西方民族达到的文化水平有联系。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因他们软弱无力而责
备自己，一方面在内在的发展势头中，另一方面在他们自己心理上自我更新
的努力中寻找补救的办法。
而且，在1898 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 年义和团灾难过去之后，慈禧
太后终于在1901 年责成朝廷进行改革，使内部发展的前景终于呈现出希望。
尽管来自西方列强的危险继续存在，但国家却显露出要沿着明治时期开辟的
路线对它自身的现代化开始认真追求。虽然广大读者总是或多或少地对满族
朝廷所指导的变革速度感到不耐烦，但对现代文明日益增长的热情，通过新
的大众出版物表现了出来。一种被广泛阅读的、1903 年连载的小说肯定了这
种“现代”精神：
诸公试想??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
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吗？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

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的一个功臣??‘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

①
所以，梁启超、康有为及其许多追随者连续不断的政治上的贬黜和流亡，
并没有阻止住他们所倡导的思想获得有影响的赞助者。到1903 年或1904 年，
进化论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温和信仰”已迅速变成精英文化的主流。
改良主义者的进化乐观主义的消逝
不过，正当改良舆论变得坚定的时候，它开始遭受到一种新的攻击。1905
年以后，改良渐进主义受到了革命的同盟会的攻击。改良主义者们对西方和
对朝廷的让步，这时受到了新的反帝国主义的和反满的战斗精神的挑战。在
文化方面，改良的亲西方主义不得不面临排外主义的对抗性的反应，“国粹”
运动大约从1904 年起已显然可见。最后，改良乌托邦主义经受不起对失败的
必然畏惧——因为表明中国落后的确定证据和最初所希望的相比，是一个更
难消除的负担。
在1903 至1911 年之间抛弃“革命”而拥护“改良”的梁启超的态度，
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其基础表现出一种一致性。①和严复一样，梁总是把中国
政治的渐进发展与现代文化启蒙在人民中间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原
因，他的“新民”民粹主义理想不那么像它看起来那样是有机的整体。它体
现了使文明人与野蛮人、有教养的人与愚昧的人之间那种在中国可以说是传
统的社会区分，并相信进步取决于前者克服后者。还是和严复一样，梁从他
最初接触启蒙运动的“天赋权利”概念起，大概就对它有怀疑。人民可以通
过某种理论上合法的天赋权利而握有主权，是一种与他自己的信念相矛盾的
观念，他自己的信念是政治乌托邦将通过人类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而达到。
由于这些假定，梁的“新民”民粹主义政治信仰的基础，不断被他当作
中国社会道德仍旧落后的证据所削弱。实际上这些弊端，更多地与1903 年以
后出现的革命急进派的活动有关，而不是与传统的民众的活动有关，因为新
的政治潮流似乎导致了一种无政府的社会秩序崩溃的“落后”现象。
① 李伯元：《文明小史》，道格拉斯·兰开希尔译，《译文：中英翻译杂志》，2，（19
74 年春），第128
页。
① 对于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见黄宗智：《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
在使他的信仰体系适应渐进主义的新需要方面，梁干脆使进化宇宙论适
应于非乌托邦的解释。代替迅速的前进，这种解释强调有条不紊的逆转。代
替强调唯意志论——进化斗争的成就是人类心理力量运用的直接结果——它
强调所有历史决定因素阻止人类改变自身和社会。代替坚持道德成功的希
望，它为道德衰退的无法摆脱的忧惧所困扰。这种非乌托邦的进化宇宙观的
看法，在假定方面并不需要一个根本的变化，只需要对“时代”本身的更悲
观的评价，因为进化论使事件本身成为解释的唯一来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进化宇宙论曾经说明一场伟大政治改革运动期
间中国的历史情况，但它作为变化的自发源泉终于对“政治”急剧减少了作
用。在这一时代达到最高潮的事件——辛亥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有一
个很起作用的教训，自觉的政治家集团无力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个
教训有助于非乌托邦进化论得到广泛传播。作为受重视的立宪运动在上海的
喉舌，《东方杂志》在1914 年指明斯宾塞社会学的一个原理是，生物机体与
社会组织“必渐有以适应四周之境遇，而因以保持其生存传种之目的”。①
他们的结论是，应当承认中国的民族心理不适应现代的政治形式。对严复来
说，新的民主的教训是，国民之文明水准不可企求。②梁启超承认革命作为一
个事件是不可逆转的，但得出一个保守的历史主义的教训：（君主）政治威
信一旦遭到蔑视，就不能恢复其神秘性。③
如果在1911 年以后，宿命论地对中国历史情况的强调意味着忍从落后状
态，那么对人的因素的强调则意味着接受了对失败的道德责任。进化宇宙论
曾使关于宇宙力量的宿命论与一种互补的对有助于变化进程的浮士德式的人
类精神的强调得到平衡。其结果是，共和国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命运，也意味
着道德上的过错，在这种席卷全国的幻灭情绪下，知识分子直率而严厉地批
评新共和国的官员们，但他们全部注意力的焦点不仅集中于领导人员的腐
败，而且也集中于他们认为它已证明的民族文化的落后。正当这种愤怒倾泻
而出时，自我谴责的有害风气也随之渗入。1912 年以后，对中国“国性”和
“民族心理”的批评性评价已成为常见的文章主题。由于这要假定人民作为
一个整体是社会有机体中的活跃的动因，他们继续坚持改良思想的唯意志论
传统，不过是在不可避免地累及改良主义者本身的情况下。
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的原则并未改变，但他从历史汲取的教训却改变
了。当他在1916 年回顾共和国的最初5 年时，他仍把他自己的时代看成转变
时代，其动力一直是外部的西方的刺激，致使旧学说失去它们的可信性。他
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反动势力”已在一次革命和复辟主义者的对抗性反
应的猛烈阵痛中，消耗了它自己。他仍然认为在发展的长期曲折过程中，人
的精神活力推动历史，但他认为目前在中国，这些活力因适应新奇事物而被
损耗了。并且担心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更多可资利用的雷霆闪电。这种精神
的衰竭被看作我们与“世界文明之轨不相顺应”这一事实的原因，也被看作
其结果。①
由于这样一个结论，进化宇宙论在改良主义者当中已经到了这条道路的
① 钱智修：《说体合》，《东方杂志》，10.7（1914 年1 月）。
② 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18—219 页。
③ 梁启超：《复古思潮评议》，《大中华》1.7（1915 年1 月20 日）。
① 梁启超：《五年来之教训》，《大中华》，2.10（1916 年10 月20 日）。
尽头。有关西方改良的发现——对自然科学和历史发展观念的发现——最初
曾激励了几乎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复活。进化逐渐被设想为一
种自然发生的宇宙过程，它的动力和方向由它内在的“辩证”的种种力量支
配。于是，由于它的道德目的这种目的论是以等同于现代化的社会乌托邦形
式来设想的，改革者们就有必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历史本身的成就来评价这种
制度。由于宇宙力量是以使传统圣人的作用相形见绌的方式来想象的，改革
者们试图把圣人改造为浮士德似的英雄，或者试图使人的心理活力成为人民
共同的“精神”。每一个步骤都引起事实上的现世化，因为以形而上学为基
础的、假定为变化“动力”本质的道德目的，要由人民和事件本身予以检验。
当道德目的论不再被确认为在世界上起作用时，进化宇宙论便成为纯自然主
义的信仰体系，就儒家观念来说，它以使男人和妇女自身失去人性为代价，
维护社会和宇宙秩序的一体化。这除了导致五四运动时曾触及所有在世的改
革领袖的信仰危机外，必然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理解历史进程和精神价值关系
的概念体系。
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
在改革时代初期的思想中，进化宇宙论先是接受变化的种种可能性，而
后是日益为顺应其必然性而辩护。不过，一个思想家无论强调包含于宇宙运
动中的道德目的，还是作为一种替换的办法，主要考虑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
程，两种强调的极端都不含有否定与另一极端的联系的意思。由于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早已预料到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在1911 年变成了革命
政治运动这一事实，这些机体论者的臆说变得越来越使它们的拥护者烦恼。
无论君主制因其政治上的失败遭受到多么严厉的批评，它也曾是一种神圣的
制度，象征着中国价值体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个中央集
权主义制度的瓦解，及其在无领导、无原则、无效率的共和国的更加明显的
后果，是深深令人沮丧的。
由于儒家神圣的礼法和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因此而被视为削
弱了，许多知识分子从一种基于进化宇宙论臆说的哲学立场转向一种更类似
于进化自然主义的立场。前者是诸说综合的：它接受科学，但也以为儒家-
道家作为自然界基础的作用，就形而上学来说，比科学所起的作用重要，是
根本的。后者是西化的：它赞成当代物理学的宇宙模式。前者认为意识与人
类精神相联系，并认为意识在微观方面体现了使整个宇宙运行的相同的种种
力量，因此能够协调地与这种种力量相互影响。后者把意识看作心理过程，
并认为人是纯生物的和社会的有机体，因而否定人类历史能反映本体。前者
使起决定作用的宇宙过程和那些通过激发“新人”精神而能够拯救社会的人
类英雄保持平衡，后者则把个人和政治领域本身看成是由社会学方面的主要
力量所决定的。虽然像梁启超这样的人强烈地感受到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和
社会学的进化观念的吸引力，但其现世主义的含义对于还在世的改良主义者
归根到底却是难以接受的。
进化自然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更激进的思想家独占的思想。这些人包
括共和主义革命者中的极端主义的边缘部分，即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辛亥
革命前不久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美化了历史上伴随革命阶段的制度上的不
稳定性，并使社会革命等同于进步的根本动因。他们也包括1911 年以后出现
的新文化运动的西化人物，①他们开始创立一种由马克思主义派生出来的批判
理论，批判对中国之落后负有责任的“封建”社会制度。这样的激进主义者
并没有完全抛弃基于传统宇宙观念的形而上学的改良思想。但他们对受益于
儒家思想这一点却不肯承认，并以一种对科学的纲领性的接受来加以掩饰，
不仅把科学当作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而且也当作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
法，为抛弃全部传统而辩护。这些激进的偏差累积的结果，将使他们的反对
者把共和政治和社会的消极方面与一种源自西方的非道德的现世的理性主义
干脆等同起来。
从这种意义上说，儒家神圣礼法的腐蚀及其为西方所侵害，都能被视为
对所有社会准则的一种世俗的腐蚀。那些想到这个问题的人因对精神危机有
深切感触而不禁激动。产生于这种危机的新传统主义最终在以下两种人之间
锻造了一个联盟：从很早阶段就怀疑晚清现代化的人；像梁启超和康有为那
样的初期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因非乌托邦的进化论似乎对革命的道德上的衰
① 对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权威研究著作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
退提出了唯一前后一致的解释，而越来越感到沮丧。
不过，在寻求出路中，康、梁和任何其他新传统主义者都没有从大规模
地驳斥进化论的原则入手。在谋求使传统适应于当今需要方面，他们全都以
为传统的确在变。在说明“精粹的”传统价值和其现代文化上的表现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中，他们全都利用了儒家-道家宇宙论未曾有分析地区别根
本的“道”和“化”的过程这一事实。不过，他们在哲学上的有机整体的主
张，总是和一种与之相左的对现代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相并列。结果，两种
相异的哲学词汇很难共存于新传统主义者的著述中。一种词汇是以动态宇宙
中的社会和价值相互依存的旧的假定为基础；另一种词汇反映了一种新的了
解，即：一方面是现代化作为不可或缺的事情而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领
域，另一方面是价值的精神-道德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分离的。“崇尚精神的
东方”和“物质主义的西方”：这些新传统主义者文词华丽的口头禅，其广
泛流行要归因于所传递的双重的、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它们对整个宇宙和
世界秩序提出了一种表面上是机体论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表明两
个平行的存在物，而只是形而上学地或象征性地勾划出一个精神价值必须居
于社会-政治实际之上，并和社会-政治实际分开的二元的宇宙。下至五四时
期的新传统主义的历史，经历了后一内涵逐渐取代前一内涵的过程。
在1898 年的改良和五四运动之间有三种可以辨识的新传统思潮，每一种
都有它自己的使儒家思想和古代传统适应现代情况的策略。①一种是旧式学者
和政治活动家当中的国粹运动。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对这样一种有关中国
历史的分析感兴趣，这种分析从土地、民族和文化的古代根源探索民族传统
的起源和发展——它还将证明目前为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斗争是正确的。由于
他们使历史服务于民族主义的观念，并为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生存的主要手段
的民族主义而辩护，国粹派倾向于反满、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不过，他
们把儒家的古典准则改造为民族历史的努力，也反映了晚清的教育改革，这
种改革使古典知识和仕途分离，使学识要起新的作用，学者要发挥新的社会
功能。
第二种新传统思潮，是由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作为一个有威信的政界
元老返回大陆时所领导的。梁仍然如他1902 年号召“新民”时那样，集中注
意力于中国人的共同心理。不过，现在他企图明确并保护有历史根基的“国
性”——在人际关系和精神上自我修养的独特中国准则中看到的一种可能仍
然充满活力的社会道德。和“国粹”的历史一样，“国性”也受进化法则的
支配，但其价值却源自它与过去的有机联系，而变化现在将由与其特征的一
致性来评价。他的革命后的刊物，《庸言》和《大中华》，成了从当代社会
的证据推断民族心理值得赞美和该指责的品质的论坛。
第三种思潮，是对仍然吸引了许多人的儒家主要精神信条的现实意义的
关心。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追随康有为，康有为从最初的1898 年改良期间以
来，一直提倡儒家思想适于制度化为国教。在共和国最初的年代里，这种打
算吸引了一批有组织的追随者，他们为在宪法中通过“宗教条款”而游说。
更多的哲学上倾向儒家主义的人，则在关于宗教的进化社会学中寻求支持—
—为把这种信仰作为历史上先进的、摆脱了迷信和更原始信念的超自然主义
的信仰而辩护。在这场争论中，双方当然具有共同的目的：把孔子学说视为
① 陈荣捷：《近代中国的宗教倾向》，和费侠丽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
保守抉择论文集》。
有用的现代信仰体系。
所有这三种新传统思潮共同具有某些主要的特征，全都怀疑主要的西方
道德价值——把它和竞争的个人主义、寻求利益的物质主义及功利主义等同
起来。作为反应，全都含蓄地把核心的中国道德价值解释成这些西方道德价
值的对立面。由于他们在文化上反对“西化”，新传统主义者们对反对帝国
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操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贡献。其次，在每一次运动中，进
化论都由一种修正主义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加以平衡，因为所假定的传统的糟
粕被搁置一边而有利于某些真理的精髓。有时，如国粹学者校订2000 年积累
的钦定评注的典籍时，这种真理的标准从历史观点上说是原教旨主义的。有
时，如当目前的“国性”被从不久前的礼仪道德中分离出来，并被描述为在
作用方面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时，这种标准则是进化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传统主义者都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倾向，使传统信仰体系功能上的效用成
为证明信仰有理的根据。然而，他们也感到有必要从历史之外的观点来把当
代的儒家价值看作是不受它的变动的影响的。因此，在帝国的儒家思想曾经
吸收神圣的和世俗的制度、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普及宗教和道德情感方面，
新传统主义者逐渐被迫把道德准则看作显然是自主的领域。
当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年轻一代人中的两个优秀的中心人物，哲学家
梁漱溟和熊十力起象征作用地改而信仰儒家思想时，神圣-世俗的两极分化，
最终为儒家主义者自己所明确承认。梁和熊不是为他们以进化论或功利主义
为基础的新信仰辩护，而是表示，他们看重儒家思想是由于它整理和表述他
们个人体验的独特的精神方面的能力，以及从整体上回答关于存在的意义的
问题的能力。因此，这是对宗教特质的一种最好的现代主义者的辩护，宗教
的特质在于它为处理世俗哲学没有解答的有关人类状况的各个方面提供象征
的手段的能力。在这以后，进化论的和机能主义的信仰辩护总是含糊的，很
快为“直觉主义的”辩护所取代。
国粹
明治时期日本的一个新词“国粹”，在1903 年前后开始出现在中国知识
分子的著述中，这时，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君主政体的世俗化——如果不是废
除——最先被明确地描述为清朝改良运动的目标。从广义上讲，“国粹”是
那些学者们的口号，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服务于帝国正统观念和科举制度的儒
学的替代物。①对现代“国学”的兴趣，首先在张之洞、罗振玉和其他主管新
教育政策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中表现出来，他们想要在新学校制度中限制对全
部课程的外国的影响，并把中国的伦理学规定为一个调整了的研究的科系。②
不过，许多旧式学者不仅把这个问题看作适应新情况的问题，而且是以一种
抗拒西方取向的改革的精神来看待，使“保存国粹”运动成为富于战斗性的
民族主义者和改良运动的批判者的宣传工具。
大约从1904 年开始，领导权移向一个卓越的怪人的集团，他们在反满的
政治运动中为革命找到了一种策略：恢复明代、唐代以至汉以前时代的精神；
也为一种进化论者所影响的历史编纂学（这种历史编纂学赞扬无与伦比的汉
民族和汉文化）找到了理论基础。1905 年1 月在上海由邓实、黄节、刘师培
建立的国学保存会，宣传反满革命是改革的近代思潮，和顺应西方的一种有
① 《北京大学堂之国学问题》，《新民丛报》，34（1903 年7 月），第61—62 页。
② 马利安·巴斯蒂：《20 世纪初张謇著述中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看法》，第64—65 页。

吸引力的替换物。虽然国粹倡导者们承认西方依据其自身的权利是世界文明
的一个源泉，也承认文化中心之间的某种相互联系是世界历史的必然模式，
但实际上，他们大量学识的主旨，似乎是寻求历史上有根基的本国的替代物
以取代正在崩溃的帝国儒家正统学说。在这一点上，他们主要借助于春秋时
期儒家和非儒家等“诸子百家”，但也借助于明代的效忠者、佛教，借助于
英雄的暴力这种“游侠”传统。①最后，在这场运动中，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
普通百姓团结一致的潜在倾向，中国百姓在成为朝廷和地方精英人物所控制
的近代化计划的当然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方面，和这些新传统主义者是相似
的。秘密会社和王朝反叛者的古代民粹主义者的辩论法，是反满辩论的基础，
非常适合于鼓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基于暴力的政治策略，并对比较落
后的普通百姓的反对所谓“文明的”和亲西方的特权者的情绪深表同情。②
由“国粹”历史家们所作的修正主义的历史方面的最初努力，深受政治
上反满主义的影响。章炳麟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和黄节的《黄史》
都在1901 年至1906 年间出版，③构成了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学术上的抨击。
所有这些著作都以种族神话的说法来给中华民族下定义：假定中华民族是传
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697——公元前2597 年）时起的中国人的共同后裔。
言外之意是根据种族理由，满族应从民族共同体中排除。这些著作通过强调
中国历史最早阶段的原始的、古代的特征而与正规的传统决裂。章和刘为了
对古代中国和其他发源地的文明以及所谓野蛮民族作比较有根据的评价，吸
收了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他们一度甚至被比利时汉学家德·拉·科
帕瑞的想法深深打动，他断定中国和中东古代具有一个共同发源地。①然而，
对这些著作的最强烈的、无比的影响仍然是17 世纪的明朝效忠者、史学家王
夫之的《黄书》。
作为“民族历史”，这些著作都超出了它们反满争论的目的。它们对中
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提供了一个定义——一个以共同的地域、血缘、风俗
和文化联系为基础的有机集体。它们都表明了民族道德价值的复杂心理起源
的某些古代要点，民族道德价值可能为当代的国家和文化的复兴提供线索。
刘师培融合卢梭和王夫之，假定贤明君主和人民之间的一种最初的社会契
约，导致了早期贤明帝王创立的无与伦比的儒家的社会和礼仪形式。对章炳
麟来说，家族制度及其井然有序的家系建立了中国的种族统一体，而语言更
浓缩了中国人思想的精华，秦汉时代法家的治国之术又指出了适合国家富强
需要的方法。他们都不否认历史上一种进化模式的存在，但作为机体论者都
强调起源，超过了强调发展；肯定根本的一致性，超过肯定过去与现代价值
之间的进化的连续性。
在他们关于价值的要旨中，“国粹”学者们已把他们注意的中心，并非
偶然地从儒家经典的传统转移到了文化整体作为精华——特定的民族积累起
来的精神遗产——的更抽象的观念。而且，这种继承古典文化的新见解又伴
随着对建立在被认定的“汉学”学派之上的古典主义的早期形式的有特色的
① 费侠丽：《变革的限度》，第2 部分，《国粹》，第57—168 页。
② 见周锡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③ 《訄书》，重印，载罗家伦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攘书》，首次发表于1903 
年，重印，载《刘
申叔先生遗书》，1，第762 页以下各页；《黄史》，首次发表于《国粹学报》（1905 年
），1—9卷。
① 德·拉·科帕瑞《中华文明的西方源头》的节选，载于1903 年12 月至1905 年1 月之
间的《新民丛报》。
评论。这个学派自17 世纪以来通过对尚存文献的语言学的和原文的审慎分
析，促进了对经典的认识，并在19 世纪导致了对长期埋没的和异端的思想体
系的兴趣的复兴。不过，“国粹”学者们已超过这些剥夺经典作为标准思想
神圣宝库的权威的传统方法，把它们重新评价为古代中国文献的宏大的、成
分复杂的集成的一部分，于是只把它们看作研究历史的文献。这也使这样的
历史方法论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方法论，在清代严守原文的“汉学”学者
的严格考据分析的传统和20 世纪与西方科学方法一致的对证据的批判方法
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同时，“国粹”治学方法的形成，不只是作为正规的儒家主义和直截了
当的“西化”这两者的一种替代物。最杰出的“国粹”历史家章炳麟根本的
关心，是批判康有为改良派的文化方案。章以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文化上
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反对他所认为的改良进化的近代思潮，他在1906 至1908
年间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的《民报》编辑，普及了他的一些观念，并在他1910
年出版的受到喝采的《国故论衡》中，以更富于学术性的形式表述了这些观
念。①政治上，章-康论争与政治家派系的“改良”与“革命”的对抗相联系；
思想上，与儒家传留的相互对立的版本即古文-今文经典之争相一致。结果是
成为两种形成对照的考察圣人的现代方式，依照新儒学和帝国正统观念的标
准，两种方式同样是异端的，因为两者都不承认把传统上公认的经文当作上
古真正的黄金时代的传留物。②
在康有为手中，早期汉代口传经典的今文传统，暗示了一种孔子作为宗
教建立者的固有解释，孔子确曾在公元前6 至5 世纪创立准则作为他自己预
言的大同景象的传播工具。康的论证在学术上是复杂的，依靠找出语言学上
的根据而认为刘歆在公元1 世纪树为权威的版本，是政治上被人授意的赝
品，并认为其原作的年代不早于孔子自己生活的时间。可是，断定经典是预
言书，使相信它们包含一个关于远古历史真相的真实核心成为不可能。如康
的批评者们所指出的，如果刘歆是作伪者，那么孔子也是作伪者。①康提出一
个儒家传统中没有前例的选择：或者神秘地信仰孔子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人
物，或者怀疑经典记载的儒家黄金时代有任何历史的根据。
而且，这种怀疑主义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经典，不再被当作准则，
必须在现在认为产生了它们的时代的历史条件中被理解，也就是被当作出于
政治动机的杜撰，目的是用来支持周代的“后王”或他们的后继者西汉皇帝
的合法性。对康有为的批评者来说，他的理论既提出了一个虚假的作为神圣
信仰的创立者的孔子形象，又提出了对儒学的真实的、令人惋惜的评价，把
它当作帝国历史之中的国家强权的工具。康有为的理论不是把这种学问看作
思想体系，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和优先考虑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歪曲，
透露了历代知识分子政治家妥协的道德观；和有助于真理相比，他们的学问
更多地有助于发迹，最终促成了帝国的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康的哲学和
历史论文转而不利于它们的作者，宣告了康、梁的改良运动是儒家谋求升官
发财的“经世”传统的一种当代的表现。②
① 章炳麟：《国故论衡》。
② 周予同：《经古今文学》。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789 页。
② 今古经文之争对民国早期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在劳伦斯·A·施奈德的《顾颉刚与中国
新史学》中有分析。
为了配合这种对今文儒家的攻击，章炳麟依靠更为传统的“汉学”传统：
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即尚存的关于早期周代朝廷的政府记
载片断。不过，章利用这些先例既奚落了那种儒家学说可能是基督教似的宗
教的见解，也推而广之，断言儒家学派并没有特许的传播关于社会道德的使
命。在否定儒家调整社会的历史作用方面，他既否定了它的“内圣外王”的
圣人品格的基本模式，也否定了带有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学者-治国之术的共
生现象。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创立第一个民间（与朝
廷倡办相反）思想学派的学者——既是学术工作中“科学”地忠实于事实的
先驱，也是值得赞美的把知识分子的使命从权力腐化中分离出来的先驱。
大多数早期的“国粹”坚决支持者在他们反对今文乌托邦改良主义中，
并没有一直追随章炳麟否定孔子是中国最主要的道德主义者的意见。相反，
当他们污辱康有为是一个追求名望的圣人理想的败坏者时，他们仍然没有超
过更标准的儒家人本主义反迷信的极限。章炳麟的思想超出了那种肤浅的理
性主义和道德主义，导致了最早从根本上对在整体上作为改良宇宙论基础的
进化原则的新传统主义的批判。1903 和1908 年之间，章在许多反满的革命
期刊中发表的对改良主义者的反复攻击中，严厉批评了推测性的今文历史理
论，不仅因为康不“实事求是”和“掩往古之点污，”①而且因为宇宙进程的
改革模式把自然和社会进化的固定法则强加于事件，而这些事件事实上否定
了那样一种宿命论的分析。②
在章的体系中，变化不是可以预见的和有规律的，而是具有突发性、偶
然性、或然性的特点。时间，不是表现为朝向目的论注定目标的诸多事件的
线性连续，而是表现为无始无终，相互对立的运动和静态平衡。③物质，要是
在哲学上予以分析，就导致关于它自身性质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因而也就
导致了对“唯物主义”的否定。章从道家吸取了宇宙论的构想，这种构想把
宇宙描述为一种不确定的连续不断的变动，可以感知的形式在其中不断地形
成，而无外部的强制或指引。他从唯识论佛教中，接受了这样的信仰：这种
现象之流本身应当被承认为心之创造，以一种运转着的宇宙法规的无常演替
“发散”一种一元论的“藏识”。根据这样一个宇宙真理的模式，章认为改
良进化论者和他们所信仰的公理或进步的自然法则是荒谬的。当严复作为斯
宾塞派的哲学家，勾画出一个从宗法政权到军事政权的历史发展的世界模式
时，他暴露了他对中国制度史的无知，而章在这一问题上是专家。不过更重
要的是，他对任何特定的历史或人类经验的独特性质，以及对因果关系过程
的难以捉摸的性质，表现出他的迟钝。当康和梁断定人类群聚的本能将导向
物质上和道德上的共性的更高形式时，他们正在把达尔文的社会互助法则强
加于人，人的生活理想毋宁说是庄子“齐物”论所提出的自主的、分离的、
自发的“自然”生活方式。
章把改良宇宙论看成是物质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这是对改良思想和西化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801—802 页。
② 见太炎（章炳麟）以下文章：《俱分进化论》，《民报》，7（1906 年9 月5 日），第
1—13 页；《社
会通论商兑》，《民报》，12（1907 年3 月6 日），第1—24 页；《五无论》，《民报》
，16（1907 年9
月25 日），第1—22 页；《驳神我宪政说》，《民报》，21（1908 年6 月10 日），第1
—11 页；《四惑
论》，《民报》，12（1906 年9 月—1908 年7 月），第1—22 页。
③ 章炳麟：《四惑论》，第10 页。
之间已建立的联系作出的反应，也是对科学在这种宇宙论本身中的地位作出
的反应，科学在宇宙论中的地位，实际上使人联想到使人类努力相形见绌的
强有力的外部宇宙的自然和机械作用。但章在反对宿命论时，主要求助于历
史上一次使战国儒家和道家对立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古代争论。在断定人与
其他的人没有自然的联系，没有社会法则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作为道德的绝对
时，他使用了古代道家个人主义者反对儒家社会价值的呼吁——这个呼吁并
不包含对社会限定的自由权利的维护，而是包含自身与非社会的、自生的、
自发的自然界天地万物的节奏相一致的愿望。
章炳麟和改良宇宙论者一样，用哲理进行推究，似乎形而上学安排好了
和谐协调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但由于他的宇宙论的性质，要保持相互依
存的联系是极端困难的。和改良主义者一样，章也求助于传统宇宙论的“界”
的象征体系，它既能表示对人类共同体的外部的社会和自然的障碍，又能表
示内在心理及精神上的界，这种内在的界，妨碍真正的自我所感知的与作为
整体的宇宙的同一性。可是，改良理想家想破除界来导致“大同”的道德一
致性，章却想望“人类众生、世界一切，销镕而止”。①随着意识的消亡，世
界本身——生物有缺陷的知觉作用的产物——也将消失。谭嗣同曾用非常类
似的佛教的构想来表达一种超越意识的洞察力，而章炳麟的说法则看到了湮
灭。
佛教作为一种“生命虚无”的宇宙论，传统上具有成为儒家思想这种形
而上学的替代物的可能性，不过，在改良的一代，求助于这样一种替代物反
映了某种新的东西——伴随更广泛的革命而出现的神圣-世俗两极分化。在古
文-今文的争论方面，与康有为相反，章坚持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这是
他的作为基础的假定，即社会-政治秩序和宇宙真理领域各异的一种表面的表
述。然而，假若这样，否定儒家精神就不是一种现世主义的选择；它是新传
统主义者对道德化的儒家宇宙这种旧慰藉的精神替代物的一种探索。在个人
信仰的层次上，章转向佛教和道家，既为了作出对儒家谬误的本国的批评，
也为了求得一种严格的关于存在的理解。作为一个“国粹”学者，他一生赞
成为学问而学问的本分，这意味着纯粹知识是超越社会的价值，本质上不为
社会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个人的宇宙论方面的信念补充了传播更为
广泛的国粹对经典传统所保存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理想化。
而且，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章炳麟的信念可以适应正在出现的东方文
化对西方文化的新传统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这样一些看
法：进步是一种错觉，而相信这种错觉是一种现代迷信；在一种达尔文的生
存竞争中追求富强，导致以内在精神为代价而危险地依赖外部情况；如果中
国文化不依靠它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的更新，它就将消亡。
在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国粹”这一口号被等同于反对白话改革，并
且这一运动在关于中国新文化的这场斗争中似乎是明显的失败者。不过，国
粹对西化的批评及其集中注意力于中国独特文化的伦理和领土根源的民族历
史模式，被国民党的学者们坚持了下来。“国粹”那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
术本分的思想，在后来许多民国的大学师生中很容易得到赞同。更重要的是，
这一运动引进了一种考察“文化”本身的概念的新方法，把它看成一种绝对，
一个价值的宝库，处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进程之外，却又是必须据以估量这
① 章炳麟：《五无论》，第22 页。
一进程的评价标准。这个概念和对补充它的进化宇宙论的批评，为一种新型
的基于精神与物质对立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开辟了天地。
国性
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梁启超1911 年后对传统的维护，在适应进化论方面
是最成功的，是世俗论者对价值的探讨和对改革社会道德的关心。满族王朝
本身的崩溃似乎是一个信号，拖得很久的动乱包含着社会解体的危险，梁在
1912 年返回大陆后创办了新杂志《庸言》，并在第一期的社论中表述了对“国
性”的肯定。①
自1902 年他首次号召“新民”以来，梁的改良主义就一直以这样一个假
定为基础，即社会进步和幸福的关键在于一种系统地表述的精神的生命力和
活力，这种精神通过共同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梁这时重新寄希望于这种
民族精神。这种“国性”的价值相对来说是有节制的：它既不是永远正确的，
也不是直接地与本体论之真实保持联系，它只不过从历史的观点来说是适当
的。虽然在提出他的关于适当性的主张时，梁在这一点上不再对中国的落后
让步，但是指出，儒家社会道德的某些基本特征能够并且必定比“五伦”的
绝对化的老准则存在得更久，为健康的（因而是逐步的）民族发展提供一种
基础。他说，国家和人一样也有“性”，它们的命运取决于这种见之于宗教、
风俗和语言的无形的品质。“性”能改变，不过只是逐步地，犹如身体可以
改变它的有形成分，但不能完全改造而不毁灭这个有机体。这就“如场师之
艺，虽常剪弃枯枝败叶，而断不肯损其根干”。一个民族的“性”，如果它
的种种传统没有一种是神圣的，也就毁灭了。①
梁以这种方式终于理想化的，不是一种关于文化的抽象的、历史的“客
观精神”，而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国性”，国性是他认为未曾因过去20 年的
事件而变坏的亿万普通中国人可以达到的道德特性。与西方的“个人主义”
和“享乐主义”相对立，梁提出家族主义的矫正方法，使主要的家庭主义的
道德准则等同于“恕”、“名分”和“虑后”。②在这三种美德中，后两种被
视为对现代民族主义特别起作用。它们在建造前途中促进集体团结和自我牺
牲的精神，并与民主标准相对立，确认以才干为基础的政治精英的道德上的
合理性。在使“恕”成为人际关系的主要美德方面，梁赞成辈分和性别关系
的适度自由化，这种自由化不会威胁作为家庭基础的团结。与“孝”这种单
方面的德行相比，“恕”总是注意地位低的人的精神上的要求，而仍不在根
本上向涉及人际关系的职分的等级制度提出挑战。
这种对儒家社会伦理的清晰的修正主义的解释，并没有与进化宇宙论的
基本概念决裂，只不过强调改良进化论的这种假定，即核心价值形成社会变
化并赋予社会变化以活力。梁在1916 年说：“吾于保全国粹论虽为平生所孜
孜提倡，然吾之所谓国粹主义与时流所谓国粹主义其本质似有大别。”①他的
立场不过是，如果任何特定的历史的儒家规范是相对的和偏颇的，那么儒家
关于人格本身的观念则是固有的、不因情况而异的价值，它在世界政治中将
①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 年1 月），第1—6页。
①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 年1 月），第1—6页。
②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庸言》，1.2（1912 年12 月）；1.4（1913 年2 月
），第1—8页。
① 梁启超，载《大中华》，1.2（1915 年2 月），第7 页。
比民族主义时代存在的时间更长。②
如果说梁的“国性”理论和他基本的进化信仰是一致的，那么它也贯彻
了他的社会和文化优先于政治的着重点。与讨论“国性”同时并行，《庸言》
关于帝制复辟争论的政治分析反对复辟帝制，但是是根据相对论的观点。梁
宣称政体——即政权实际的代议和管理机构的体制——比国体——即政权的
正式统治权之所在——对于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是更重要的标志。其含义
是，虽然中国的“国体”按照新近历史的明显的实情目前仍应是共和制的，
其未来的“政体”则完全应当与本国社会关系的准则协调地发展。③
由于梁的“国性”理论论述社会伦理的具体准则，也由于它需要进化的
变化模式，它是在共同的范围内面对新文化运动。双方虽然得出截然不同的
答案，却提出了同样性质的问题：假定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决定政治制度的演
化的文化力量，那么，中国历史的模式是怎样起作用的，它们有必要从根本
上予以改变吗？双方的答案有一个共同倾向：针对每一篇赞扬中国人热衷于
和平相处、内心满足、家庭主义情感的文章，另一方都痛骂那些假定的民族
的偏好，即忍受、顺从、依赖和奴性。而关于集体主义和公心的中国传统起
作用的现代性的论据，则和西方个人主义、竞争和科学合理性起作用的现代
性的例证相对抗。
因此，并不意外，梁从进化的角度为现代化的“国性”而辩护，最终碰
上了他从进化的角度为进步的、明达的孔子而辩护的同样的命运。甚至在民
国初年，对共和政治的失望就曾导致他因非乌托邦的悲观主义的偶然迸发，
时而变换他对价值的新传统主义的主张。①最后，第一次大战在中国知识分子
眼中，一般来说，极为严重地损害了西方文明的声望，这种感受给梁上了这
个时代的决定性的一课——进化宇宙论这一臆说本身必须被抛弃。梁作为无
视中国国家权利的巴黎和会的一名中国的观察员，从使人蒙羞、令人沮丧的
使命回来后，写了他的《欧游心影录节录》。②总的看来，它谴责了当代西方
文明。梁即使是迂回曲折地，也已看不出一个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有组织的
美景，而是两个完全正好相反的超历史体系。第一个是由关于人类的科学观
念的铁的法则支配的西方体系，形成一种以机械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任凭追求权力和财富，任凭享乐主义和贪婪的腐蚀。与之形成对照的东方文
明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如果它迷惑于科学万能的观念而追随欧洲就要冒灾
难的危险。梁对世俗进化论的适应限度已经达到了极点。一旦它最终显得和
儒家道德价值的信条不合拍，他就抛弃了进化的理论。梁启超关于全部文明
的最后的宇宙神话，不是真正有机的宇宙论，而是一种关于物质和精神的二
元论的形而上学的隐喻。只有当一种文明独立于从整体来看显然正在席卷这
个星球的现代化进程之外，中国的精神才能被视为体现于这样一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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