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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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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家思想
历史上，儒家思想是一种“教”（教旨或教义），而英语“宗教”一词
没有准确的相当的古汉语词。由于它是由19 世纪的传教士引进的，这个概念
本身是与儒家学者所不具有的基督教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的臆说联系在一起
② 同上。
③ 见《庸言》，1.3（1913 年），第3—4页和《大中华》，1.8（1915 年8 月），第13
页。
① 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18—219 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重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 册，第1—15
2 页。
的；它习惯地使人想起与宗法社会毫不相干的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因此当19
世纪90 年代今文改良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儒家思想是否或应当被看作一种
宗教的问题时，他们不得不输入新的术语（首先是日本的新词“宗教”），
建议一些新定的结构，并最终对儒家思想的主要意义提出一种改变了的解
释。不过，在诸说混合的儒家传统中，儒家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这一极端
和儒家神秘主义者这另一极端，传统上都不认为需要否定另一极端，因而儒
家传统在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一个信条和概念的贮积库，能使这里的“宗教”
概念所包含的神圣-世俗两极分化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儒家思想完全是一种
“宗教”的观念是有争议的，受到那些自认为是这一传统之内的人的攻击，
比那些传统之外的世俗论者的攻击甚至更为强烈。
康有为和谭嗣同的今文经学，首先以学说影响力的形式引进宗教问题。
作为自封的诸说混合论者，康和谭都认为所有历史上有名的三大宗教信仰都
有一个关于真理的共同核心——明显有助于基督教成为本体论的一种观点。
要使孔子成为宗教的建立者，把“仁”说成包含兄弟般的友爱，赞扬预言和
殉道者，以及表示希望宗教的救世主降临并拯救世界——这些无疑表明了这
些诸说混合论者正当他们否认这些观念的基督教独有的根源时，都曾被基督
教的动人故事触动过。康更为新教徒藐视教义常规的内在的心灵呼声的理想
所动，并喜欢把自己在中国的作用与路德对宗教改革的领导地位相比。①在谭
嗣同的著作中，基督教的影响最直接地表现于《仁学》的一些段落，这些段
落同意人类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根本的紧张关系，并断言儒家传统有它自己关
于不朽的教义的形式。②
今文改良者因这种教义上的诸说混合而得以提出他们的主要主张：儒家
思想具有“宗教”性质。但基督教在神学上对改良进化论的影响，和作为机
构的基督教会的实例相比，从短期来看，可能和这种主张更少关系。康有为
使儒家思想转变为一种国家宗教的著名运动始于1895 年，并在1916 年袁世
凯去世之前一直为他和其他的人执着地推行，事实上，和宗教上的关注相比，
更多地是社会-政治关注的反映。③康有为看清了立宪君主政体和新学制所表
示的政治世俗化要达到的程度，希望创立一个宗教专家团体，他们将主持正
式的国教。政教分离对他来说似乎是西方强国“双轮并驰”能力的一个关键，
是以一种双重制度来支持社会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即使冲突激
烈时，宗教也能保持它令人敬畏的力量，道德也受到尊崇。④康的儒教蓝图是
顺应帝国儒家综合体的分裂，同时实行学者-官员的统治。然而，它只是对中
国当代需要的一种社会适应，而不是由于确信儒家真理需要这样的表现形式
而想出的策略。
这种把信仰作为社会道德支柱的功利主义的论点，赢得了某种支持。士
绅对他们看作随革命而来的道德崩溃感到沮丧，他们是地方孔教会网状组织
的现成的新成员；孔教会出现于1911 年以后，并在1912 年至1914 年之间为
共和国宪法中的一条宗教条款而大事活动。这场运动得到康的同意，并且由
① 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704—727 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24—35 页。
③ 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95—1927 年》，
第4 章，第97—136
页。
④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不忍杂志》，1（1913 年3 月）第21—22 页。
他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陈焕章正式领导。不过，袁世
凯手下的官员们注意使民国政府正式献祭中的改变倾向于市民的平易，而不
在仪式上多推敲，同时袁不承认他的政权的任何仪式将引起一种国家宗教的
建立。在这里，袁是在使他对传统信条的手法适应受过教育的公众的舆论，
这种舆论认为从历史观点上说，国家宗教是一种倒退的想法，因为它是以更
原始的西方式超自然主义代替事实上标明中国是个先进文明国家的本国人文
主义信仰。
国教的思想作为一种被认为是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功利主义的建议，容易
受到那些可以取代它的思想的抨击，后者要求适当的现代性可以说更胜一
筹。一种对儒家学说的更有吸引力的思想上的辩护，于是运用宗教进化的观
念来评价中国没有孔门弟子组织这一事实，以之作为进步的而不是退步的标
志。根据这样一种进化观点的早期民国的中国宗教史，见于夏曾佑的《中国
历史教科书》。①夏认为，随着春秋时期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中国已从一种原
始的对神灵力量的信仰，发展到宗教意识的更高水平。但是，他接着间接地
指责今文运动，由于政治原因，迷信成份在西汉被帝国信仰的创制者们恢复
了。夏认为，本来是伦理学的儒家思想中的神秘内容，是受道家影响的结果，
这给这样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当代的中国人可以追随章炳麟向道家寻求本
体论的学说，同时接受儒家的伦理学。不过，更标准的观点还是把道家的影
响当作“迷信”的和消极的而不予接受，并赞同梁启超1902 年反对康有为的
论点，即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宗教是歪曲了孔子的真正精神。①基督教的“宗
教”观念应用于儒家传统，孕育了它的对立面，即理性主义的圣人模式。世
俗的价值，如凭理智行事的宽容、承认肉体、否定来世，由于这种理论而成
了儒家意识的特点，并保护其以顺应科学真理为基础的信念。
在1913 年，哲学家张东荪以温和地批评民国初期儒教会激增的方式，提
出了一种微妙的折衷主张。②张在理论上从对中国学说的分析转到了西方的宗
教哲学，他提出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定义对此没有留下疑问，即既包含本体
论也包含伦理学的儒家思想应包括在这个概念之下。与此同时，也赞成宗教
信仰进步形式的科学的合理性，指出《易经》的教导：太极的超现象世界是
不可知的，道是一种宇宙进化的原则。作为一种推论，张赞扬儒家的伦理学
与现代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是和谐一致的。
因此，这些儒家的维新者，无论他们是为一种国教，还是为把孔子当作
理性主义者，或是为“理性的宗教”辩护，全都用这类论证方式，即依赖一
种进化论的框架但付出了本质上显得是功利主义的代价。即使他们的论证没
有要求信仰作为社会秩序保证的赤裸裸的工具主义，他们也普遍地把它看成
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制度是起作用的，因而必须不用某种遥远的大同世界的词
语，而是用现在的词语去证明这种作用。但是，支持脱离了儒家神秘主义或
礼仪的儒家人文主义，是使信念的核心依赖于一种社会-政治的道德；这种社
会-政治的道德已深受变化的损害，而且它的伦理准则儒家改革者自己早期曾
予以抨击。另一方面，使儒家思想等同于当代科学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这使
①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见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分析，《申报》创
刊50 周年纪念刊
《最近五十年》。
①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2（1902 年2 月22 日），第59—72
页。
② 张东荪：《余之孔教观》，《庸言》，1.5（1913 年6 月）第1—12 页。
信仰更容易受到科学本身的更彻底的理性主义的挑战，科学本身的理性主义
从宇宙观上说，是以原子物理学而不是以《易经》为基础；从真理型式说，
源出于实验而不是源出于传统上确认的信念。这种宗教-世俗的两极分化最初
产生了“宗教的”和“理性的”圣人两种看法，而以废弃“理性的”圣人而
结束。
到了五四时期，关于儒家学说现代形式的讨论，已把新传统主义者导向
一种人类生活中的“宗教问题”的新意识，这在前十年的讨论中未曾充分研
究。按照这种观点，所有以前为使儒家学说发展、现代化的策略，都被视为
同等地受到功利主义的玷污。在五四期间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中，进化的
臆说成了世俗主义者们的专利，他们认为，随着进步的历程和科学知识的逐
步完善，“宗教”将变成社会上过时的东西。西方科学给早期的改良者提供
了自然界与理想的社会准则协调作用的理论模式，现在它被改造成一种向他
们挑战的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随着这一变化，为信仰而辩护也改变了立场。
不仅从进化论退却，而且重新专注于源自西方的认识论问题，科学的理性主
义验证理论将受到真理的“直觉的”模式的反对。①
主要的直觉主义的形而上学家是年轻的北京大学的哲学家梁漱溟，他本
身是这个改革时代最先进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他在民国初年经历了一场信
仰危机，这最初把他导向佛教信仰，然后又逐渐把他导向儒家信仰。②当由在
法国留学的一个团体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在1912 年就“宗教问
题”开始一场公开辩论时，梁谈到他自己改变信仰的心情，在这之前他几次
极度沮丧，然后决意抵制所有对信仰的民族主义或其他功利主义的冲动，改
变了信仰。梁说，宗教从人的角度说无论如何总是有重大作用的，因为只有
宗教能处理存在于特定宇宙之外（即使不是其外延之外）的问题。①在集中注
意力于只有宗教能给予满意含义的人类永恒的现实，即死亡和痛苦时，梁极
大地倾向于佛教——“印度宗教”——作为真正“超越”的宗教模式。不过，
他自己在1921 年那场争论中发展了的、并于次年在一本著作中发表的儒家看
法，在其主要主张，即儒家思想肯定“生”本身的本体真实性中，也关心同
样的基本问题。
梁的著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使他成为可能是五四时期最有名气
的一个新传统主义思想家。②这部著作的成功可以归之于这一事实：它以非凡
的感人效果（虽然不是逻辑上的澄清）融和了新传统主义思想家的两种相互
冲突的冲动倾向——一方面继续这时流行的进化宇宙论，另一方面表达一种
新观念——把通过人类良知而理解的非历史的价值和由科学支配的自然与社
会政治进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分开的新观念。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首先勾画人类文明通过形而上历史诸阶段而逐
渐形成的轮廓，每个阶段，按照梁的用语（这得益于叔本华），都是大意欲
的产物。梁使大意欲等同于生之本身，也等同于“仁”。和谭嗣同一样，梁
在唯识论佛教和基于《易经》的新儒学的宇宙论中，找到了对于整个宇宙的
① 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号批评》，《民铎》，3.2（1922 年2 月1 日），第
1—12 页。另见周
策纵：《五四运动》，第322—323 页。
②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① 引自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所引。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看法的启示，这种看法把宇宙看作精神创造的、通过“阴”“阳”力量的调
节而采取变动不居现象形式的实在的永不停息之流。不过，通过亨利·柏格
森的活力论而传播的生物学使梁断言，宇宙确实是有机的，是一个充满生机
的结构。对改良时代早期的哲学家如谭嗣同来说，生与死是对一个最终并无
差别的连续统一体的隐喻，在这一点上，在梁漱溟的宇宙神话中，它们明显
地两极分化了。谭把物理、道德和本体论融合进他的相互渗透的以太概念中，
在这方面，梁为了抵制科学所注入的自然主义因果关系模式，把“因果关联”
（原）和真正的“原因”（因）分开了。他说，前者可以从物质力量如历史
和环境方面去理解，而后者必须被看作出自精神。
形式上说，梁关于人类命运的想象，提出了人类从西方式的世界文明到
中国式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式文明中，意欲激发的方向是对客观环境的
控制，而在中国式文明中，意欲要适应宇宙，与宇宙和谐协调，最终止于意
欲神秘的自我克制和对生命本身否定的“印度”文化。也是从形式上说，宇
宙意欲的形而上历史运动的每一阶段，都被认为导致典型的种种文化历史模
式。首先是自希腊人以来具有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和功利主义特色的西方文
化，导向科学、民主，和作为理性主义者追求私利精神的社会和物质的表现
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照，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自孔子以来是由起作
用的“仁”的力量形成的，因此在其社会安排方面是宽容的、灵活的、俭朴
的、农业的、协作的和培育人类情感的。
然而，和作为字面上的一种时间顺序相比，这种“进化”的路线更多地
被描述为一组自主的理想的交替。他基本上把中国文化描述成唯一一种能够
被认为与宇宙的真正本质“生”和谐一致的文化。梁的要旨之核心是为儒家
形而上学价值辩护，因为只有儒家价值确认充满生机的宇宙不能通过理性主
义分析的固定范畴去理解，反而让人接受经验的易变的、直觉的特性。只有
儒家思想的“仁”和“中庸”学说承认人类生活与宇宙的节律应和，而不是
与之对抗，使真正充满生机的生活成为可能，这种生活在内在精神的直觉、
情感和欢乐之流中，自由而不受阻碍。
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一样，梁漱溟的身上义残存有一种儒家形而上学的精
神痛苦：一种传统的真正自我的表现，真正自我受的限制很少，能够通过精
神扩展并改变世界，同时也易受来自客观宇宙恶势力的侵害和损毁。从道德
心理方面说，真实的内心活动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只有这些内心活动是真正
自发的，因而也是自由的；是与外在的自私自利的、为自己打算的心智相对
立的。不过，添加于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并改变其方向和内涵的，是一种并非
原自中国传统而是源自西方哲学的科学与形而上学之冲突的新的两极分化。
梁把科学的理性主义和非道德的为自己打算的心智的理性主义等同起来。梁
假定为受西方科学法则支配的宿命论的宇宙，是与外部险恶的宇宙力量相联
系的，这些险恶力量妨碍可能改变心智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可以变
化的较古老的形而上学的内-外二元论，于是与结构上不同的一些范畴——物
质对精神、理性对直觉、理智对情感——联系了起来。精神、直觉、情感不
能逐渐注入和改变其对立面；它们只能，如果可能，取代其对立面。其含义
是，如果它不能把哲学家导向彻底的一元论，那么必定是二元论的：倘若一
个哲学家通过意识的直觉形式可与宇宙的结构保持一致，那就将是与一种超
越自然和思维其他更世俗的过程而起作用的特殊的超验结构保持一致。梁在
他后来的著作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为了“理性”哲学——孟子式的直觉理
论，他抛弃了非历史的宇宙连续体观念的所有成见。但是，他的新儒学的为
信念辩护的倾向，在1921 年和1922 年就已非常明显，后来的20 年代和30
年代的“新儒学主义者”如张君劢和冯友兰都追随这同一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直认为进化理论保持了儒家价值核心和社会-政治变
化之间的联系的新传统主义者，到1919 年陷入了混乱之中。梁启超已经抛弃
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道德之复兴不相矛盾的想象；康有为争取在共和政
体中使儒家信仰制度化的企图失败了；机能主义者为儒家道德而争辩，“国
粹”派为古代语言和经典而争辩，这时也同样处于守势。儒家主义者被说服
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在形而上学上儒家真理这时被看成脱离了历史，最终只
有靠直接的直觉经验予以证实，同时，和社会的选择问题相比，更适于谈论
神学的意义问题。“精神的东方”已变成一个心性之邦。
科学与玄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传统主义在20 世纪早期的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
儒家哲学逐渐“西化”的历史。到了1919 年，正当“拯救信仰”、“保存国
粹”和弘赞“国性”等许多运动表现出日益迫切的反西方意向时，它们所使
用的概念的术语反映了由西方引起的现世主义的冲击和科学思想的革命。不
过，到了1919 年，西方也提供了反对新文化激进主义者的有纲领的科学主义
和现世主义的弹药。它提供了它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吃惊的失败例
子：国内立宪的中华民国的闹剧和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梁漱溟的《东
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和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节录》，都带有这些事件冲击
的痕迹。它们最早叙述了对那一年思想激进主义高潮的反应，那一年激进主
义充分利用了新传统主义的二元论框架。
这种反应终于成为一场蔓延开来的“科学与玄学”问题的争论，由梁的
朋友哲学家张君劢于1923 年引发，最终把十多个玄学的坚决支持者，包括梁
本人、张东荪、林宰平、范寿康等都拖了进去。①在这场争论中，儒家信仰真
理的捍卫者谴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权威的社会科学思想、关于心理学
的生理模式的思想和关于知识的所有实证主义理论的思想。在他引发这场争
论的带头文章中，张君劢把受科学支配的自然知识和人生观作了对比。他把
后者概括为：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意志自由的、对个人来说是唯一的。
①同梁漱溟一样，张也把“生命”领域与内在精神的由经验得来的价值意识联
系起来，并认为它受到“宿命论宇宙”的有害宇宙力量的威胁。不过，他使
容易变动的内在领域与不变的、静态的外在经验领域相对立。于是，他接着
明确地使这种内在的精神意识等同于新儒学陆王学派的心学的“良知”观念。
选择陆王学说，标志着儒家改革者和新传统主义者中着重点的变化——
离开原教旨主义的“五经”或宋代早期的思辨宇宙论者，而主要集中注意力
于传统新儒学派，传统新儒学派强调基于道德体验的形而上学。这个学派不
仅可能更适应新的新传统主义哲学二元论之需要，而且它专注于领悟道德体
验或道德知识，提供了与国外西方认识论的争论的某种联系；一旦验证的科
学模式因他们自己的哲学基础而不得不面临挑战时，争论者们迅速地卷入了
这一争论。不过，尽管柏格森、倭铿和杜里舒、张君劢及其支持者大力借助
于康德，但和他们作为带有感情色彩的、善辩的玄学家相比，他们并不太精
①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和陈独秀作序。
① 张君劢：《人生观》，载《科学与人生观》。
通认识论。在道德情感问题上，虽然张和其他人附带谈到他们的目的是通过
内在精神的发展来创造精神文明，但他们总的来说忽视了为努力表述主观道
德体验的特性而建立非历史的体系。
在论战中，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科学支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以进
化论的自然主义形式来领会进化论，又是以乌托邦似的乐观主义和使人联想
起老康有为的丰富的玄想来领会进化论的。崇奉杜威和罗素的胡适，向“自
然主义的宇宙”奉献了一首赞美的散文诗，认为人生不管怎样脆弱，由于“有
创造力的智慧”在建设富足而合理的世界文明中的作用，是有目的的，并将
获得成功。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甚至想象出改革者的完整的儒家-
道家的宇宙论的连续统一体——也就是在其内部把人类带入朦胧的进化远景
的不息的大化之流。在这些表述中，最初的科学的改革概念作为一种真正的
宇宙论，实质上依然没有改变，可赖以设计自然的宇宙，同时提供能使人类
成功地为道德和物质的乌托邦而工作的技术上的解放。
作为知识界的一场大规模论战，“科学与玄学”之争不可能没有公众对
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裁决而告结束。当玄学家被宣布大败时，这反映了他们的
追随者队伍的规模，而不一定是它的持久力。事实上，最早从中国思想的中
心舞台消失的是科学家们，他们的进化自然主义到20 世纪20 年代后期输给
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新传统主义对中国道德价值的世俗化，这时给知识分子
提供了一个解释明确的现代替代物，它拥有持久的复兴的力量。作为一种抗
衡西方文化的态度，它在随后的20 年中也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吸引力。
社会乌托邦和五四运动的背景
改良与革命
在中国，新传统主义作为反对改良的现代化的一种反应，是以“国粹”
运动开始的，这个运动在1904 至1907 年之间吸引了一些追随者。而另一个
鲜明的革命运动，目标在于推翻满族王朝和建立共和国，几乎与此同时无疑
也已出现。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的组成部分的这两个潮流，特别是由于反满的
古典学者与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对现状具有共同的憎恨，暂时混合在一起，这
是非常自然的。章炳麟作为这样一个古典学者，在1903 年上海的一场政治审
判中甚至成了主要被告，正是这场政治审判通常被认为是革命派活动中的第
一次攻击。
在1905 年，激进分子和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组织实现了某种联合，同盟
会建立在学生支持者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华侨和大陆秘密会社及新军部队中
寻求同盟者。在1905 至1908 年之间，同盟会以东京为基地的期刊《民报》
（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喉舌受到广泛注意），忙于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可是正在同盟会宣称这场论
战胜利时，来自它自己左翼的不满意见，批评它的政治革命思想体系并没有
提出别的重要社会选择以取代立宪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这批人是中国的无政
府主义者，是激进的一端，它思想上的影响和它人数上极少，极不相称。所
有革命者由于他们的政治革命信仰本身，都被看成制度改革的必要的触发因
素。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继续向前，超越政治而把革命解释为与大同理想
相联系的乌托邦似的社会选择的实现，不只是发展过程的最终赐予，而是今
日青年的正当行为。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在1911 年政治
革命之后继续存在，在共和国的“新青年”与旧社会体制的斗争中，鼓励反
传统观念的反抗精神。
由于改良者和革命者都假定社会变化是整个发展过程所必需的，在1903
至1907 年之间，最初普遍谈论这两批人之间的不同之点时，他们的差别不总
是容易分辨的。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版面上的笔战激烈进行时，使两
方对立的问题常常显得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争论的基本问题是清廷
推动国家朝现代化和国家独立的共同目标前进的能力。①在潜在的具有重大意
义的社会问题上，梁启超领导的改良派的确反对孙逸仙的“土地国有化”原
则（孙的民生主义的组成部分），认为在经济上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个煽动
普通民众中的“野蛮”因素以反对更好的“文明”因素的方案。不过，社会
政策在政治定向的争论中所受到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孙和梁都接
受一种共同的社会进化的总的看法：中华帝国一直用不着欧洲的“封建的”
阶级划分，虽然当今中国为了发展，将需要一种适应资本主义企业某些形式
的混合经济，不过，将来在向工业主义的合作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可以幸运
地建立社会和谐的本国传统。①
于是在1903 至1907 年之间的发展的早期阶段，革命的观点看来倒不如
说是改良观点的夸大，而不是否定它们——至多是号召加快历史的进程，假
借革命英雄的名义铸造新浮士德式的人物。革命者不过是初期的改良乌托邦
① 关于这场争论的分析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
义的诞生》。
① 马丁·伯纳尔：《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
主义的最后代言人。革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科学和民主的新世界秩序
的先驱。道德进步与物质发展相随并进：革命者抛弃旧社会时，也正在政治
上抛弃一个令人窒息的过时的独裁政府，抛弃这样一些社会形式，这些社会
形式阻止财富和力量的发展，阻止自我实现和大同社会的到来。大同社会的
到来有赖于革命人物道德上的成就，这些革命者如要增强进步力量，他们的
活动就必须不受所有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玷污。和以前曾是改良信念的主
要内容一样，这些便是革命信念的主要内容。
到了1905 年，梁启超和改良派从真正的革命思想中脱离出来，因为他们
不愿相信革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步运动，一个历史的必要动因。梁作为一
个改良主义者，曾经是向新觉醒的中国民意最先介绍现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
变革这种概念的人之一，这种概念和中国过去改朝换代危机中仅仅从统治家
族转移天命（革命的最初含义）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西方历史说明，
1776 年和1789 年的革命作为历史事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力和阻力这
两种力量冲突的终极的爆发点。不过，1905 年后梁自己的评价是，当今时代
的“国家帝国主义”精神，使中国人有权支持强有力的政体——或者是“开
明专制政府”，或者是立宪君主政体。①对梁来说，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因中国
落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样一个结论，改良者对改革的首要动因的
估计，无疑便从政治领域转到了文化和社会领域。政治领袖并不能摆布文化
和社会；相反，文化和社会在其熔岩似的流动中，沿着挖掘来抵挡流向急剧
改变的沟渠缓慢地形成政治。因此，梁开始把承认目前社会组织而加以调整
的社会改革，和不能付诸实践，或者说，即使能够也只是一千年以后的社会
革命，加以对比。②不过，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含有否定政治暴力的意思，梁并
没有在原则上谴责政治暴力。暴力像适应渐进主义的目的的任何其他东西一
样，只是一种策略。梁和革命者关于时代性质的不一致，就以这种方式变得
接近于作为跳越阶段者的激进主义者和作为现存制度保护者的保守主义者之
间的典型的分裂。
如果说激进主义者在加快历史进程速度方面与改良者首先分裂，那么这
种加速不仅导致在理论上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赞美，而且也把这种斗争的社会
目的提高到激进思想的突出地位。大同理想在时间上的缩短转而成为空间上
的扩展，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注入了一种国际性，有时在字面上把现代的“巴
黎街道、伦敦的市场和纽约的摩天大厦”③当作进步的具体表现。康有为曾想
象一个未来的世界议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把他们的行动组织与欧洲的
激进党派，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联系起来，也把大同与西方革命的社会
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考察中国时，对这里的
社会冲突特别敏感，并对封建的过去和改良的现在提出尖锐的社会批评。最
后，无政府主义者接过了个人从儒家思想的社会义务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号召
——这个号召最初由康有为和谭嗣同提出——并使这个号召成为他们社会方
案的焦点。康和谭最终使社会解放从属于目前的政治改革和未来的精神解
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1906 年）；重印，载《饮冰室文集》，第
6 册，第13—83
页。
② 伯纳尔：《中国的社会主义》，第158—159 页。
③ 民〔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40（1908 年3 月28 日），第158 页。页
数照1966 年东京
单行本。
放，无政府主义者则依据后一点来评价所有其他问题。对他们来说，个人从
仪式主义的罗网中获得解放，是最终应据以评价革命的标准。
如果说显著的激进观点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中注意力于个人解放和作为
进化的催化剂的革命“因素”，那么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将乌托邦与进化
宇宙论的自然主义看法联系起来的唯科学主义。从最初的改良者接过并不鲜
明的进步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后来围绕《新青年》杂志的那一批人，都自
豪地将这些作为不朽的座右铭，肯定意识的物质基础，肯定生命力的生物学
本质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作用过程的社会学基础。他们在思想上实际受益于
儒家人本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不被承认，因为他们把传统
贬低为一种反动的社会道德体系。
然而，激进的唯科学主义仍不能提供一条平坦的通向乌托邦之路。像所
有其他的人因共和政体混乱而感到沮丧一样，激进主义者着手对历史力量进
行社会分析，认为这些力量对中国的落后状态负有责任：封建习俗是政治斗
争的一种阻碍；封建文化价值观构成封建习俗的基础；而土地均分论的经济
同前两者相互依存。但是，由于具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他们自相矛盾地陷
于无能为力的程度，比新传统主义者因社会宿命论的幽灵而陷于无能为力的
程度要小一些。梁启超1902 年所号召的“新民”在1915 年被《新青年》更
新，作为对文化革命的号召。这时个人自主人格和科学思想的理想，被有意
识地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对立起来，但仍被视为进步的一种道德动因。现
世主义和进化宇宙论在激进的社会乌托邦观点中被调和了。
早期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虚无主义
早在1902 年，中国人就对西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最
初阶段和早期激进主义者集中注意力于政治革命是一致的。①“无政府主义”
一词涉及欧洲“极端革命”派“虚无主义者”——一种因其利用恐怖主义作
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应当受到注意的思想体系。它的直接的外国的鼓励者是俄
国革命运动的搞阴谋的团体，这些团体在19 世纪末期曾努力开展轰动一时的
暗杀沙皇官员的活动，作为1905 年革命的准备。在中国，“侠义”这种本国
的普遍传统，提供了理想主义的亡命徒如梁山泊团伙，或桃园结义英雄那样
的结拜弟兄的补充典型，他们在乱世为正义而拿起了武器。
不过，对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来说，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魅力是作为进步
的一种手段。革命的暴力被认为是一种反应力量——唯一强大到足以胜过专
制政治沉重压迫势力的反应。用一本小册子的作者，一个学生的话来说：在
一切国家，革命起源于起义和暗杀，但暗杀的影响甚至比起义更大??因为
英雄们的力量增长，统治者的力量必将完结。②恐怖主义者因而可以被称为有
激进思想的同胞，即新民——新民是这样的人，他尽最大限度地公开肯定个
人力量，并因此而主张最有力地反对传统的被动心理及其所促成的历史的停
滞。热血青年们在1904 和1907 年之间试图进行政治暗杀，仿佛他们能够通
过某些毫不利己的名垂青史的行动，成为进步的工具，也能够成为其共有社
会的道德目标的自觉的化身。
因此，恐怖主义者的道路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但是，那些打算遵循
① 关于虚无主义者的讨论见唐·C.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
，第7 章；和伯纳
尔：《中国的社会主义》，第198—226 页。
② 引用于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第148 页。
它的人，甚至比普通的新民更想把他们的自我肯定从道德意义上，解释成与
其所服务的超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在这里，针对他人的暴力的罪恶，能够仅
凭它给自己引起的危险而被抵消。在要求革命者绝对“真诚”方面，虚无主
义者对新儒家的概念作了新的运用：圣人的力量必然与充溢于不受妨碍的自
我的“真诚之心”相联系。如果“真诚”既能使暗杀者的刀刃锋利又能使它
的运用合法，那么，其最好的证明事实上就是那些冒全部革命危险的人的自
发的献身。
对内在化的新儒家道德准则的高度依赖，虽然对使革命使命合法化是必
要的，但也可能要对虚无主义者愚蠢的努力负部分的责任。张继、杨笃生、
刘师复以及汪精卫都是牵连进暗杀阴谋的著名激进主义分子，这几次暗杀阴
谋没有一次成功地杀害了预期的受害者。这场运动的真正英雄和女英雄，杀
人者少而牺牲者多：秋瑾，这个女斗士在牵连进1907 年安徽的一次流产的起
义后，听由自己被捕并被处死。①吴樾，一个高等学堂的学生，1905 年在北
京火车站，被他试图投向一群帝国大臣的炸弹炸死。
秋瑾给予世界的启示是，值得模仿的自我牺牲行为能改变社会；而吴樾
则以进化论看待他的虚无主义者的使命。他的“遗书”连同他支离破碎的尸
体的照片，在《民报》纪念他的一期中发表出来，把他的行为解释成历史需
要用来激化压迫势力的“暗杀时代”应有的举动，从而推动革命辩证地前进
的钟摆。秋瑾视革命的任务为社会道德的更新，并因此而选择了谭嗣同式的
牺牲，吴樾则企图让他的行动体现变革的“反作用力”，而变革的“反作用
力”足以与激发它的专制的“动力”抗衡。①两者都表明了虚无主义者所受中
国传统的道德英雄主义理想的影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是为了平衡社会义
务的主张和自我肯定的主张而做的一种努力。他们为中国激进主义者所面临
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早期的过激的解决办法，他们不顾儒家相互依存的群体
理想而寻求发展新的人格理想的个人主义的潜在力量。因此，虚无主义者虽
然更多的是政治革命者，而不是社会革命者，却提出了后来无政府主义的社
会理论家将不得不面对的个人主义的道德问题。
巴黎小组和东京小组
1907 年夏天，两个相距遥远但思想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几乎同时在
巴黎和东京中国留学生中间出现。每个小组都产生于预备性的研究团体，这
些团体是在中国和外国的激进主义者——法国和日本的——直接接触的刺激
下组织起来的，外国的激进主义者倡导无政府-共产主义，其时它处于1914
年前在欧洲的影响达到高峰的时期。每一小组都出版一种刊物，是群集在一
两个年长的更有声望的学者周围的学生小团体的著作集。尽管相距半个地
球，巴黎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保持着彼此工作的接触，也与他们认为至
少暂时是和他们自己的事业类似的同盟会的活动有联系。②
在19 世纪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家属于两种典型的类型；一种类
① 玛丽·巴克斯·兰金：《清末妇女的出现：秋瑾个案》，载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
威特克编：《中
国社会中的妇女》，第39—66 页。
① 吴樾：《吴樾遗书》，《天讨：民报临时增刊》，1907 年4 月25 日。参见普赖斯：《
俄国与中国革命
的根源》，第150—151 页。
② 对这两个小组的英文论述，见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余：《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运动》和艾格尼
丝·陈：《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7 年。
型指望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解放，照圣西门的方式通过对未来的科学幻想而
召唤乌托邦；而另一种类型更像查尔斯·傅利叶，他们在未受玷污的、质朴
的、世外桃园般的亲密社会中寻求幸福。这两个中国无政府主义小组包括了
上述两种想象的极端。
巴黎小组，如他们的刊物名称《新世纪》的含义所暗示，与工业文明及
其由庇特·克鲁泡特金、邵可侣及马拉特斯塔领导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社会和道德的前驱有联系，确信自己是站在现代主义的最前沿。李石曾，
这一小组的一个建立者，是巴斯德研究所学生物的学生，并与邵可侣的侄子
是朋友。《新世纪》的资深编辑吴稚晖，曾经受过古生物学的相当训练，把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鼓吹为科学社会学，胜过严复的斯宾塞进化论；这
就使他在文化上拥护与迷信相对立的理性主义，在政治上拥护国际主义和和
平主义。作为自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巴黎小组吸取了1898 年大同空想家
们预言未来的热忱。吴稚晖作为一个技术方面的理想家，表现出特别的活力。
他称赞创造性的制造工具的才能是人类天赋的本质，他号召以一种具有灵感
的运用精神，通过机器来拯救世界，这半是宇宙论的空想，半是科学的虚构：
其时学问之研究，最普通者，首为一切交通便利之工程。求与海底气界自由往来。
余则改良野蛮肉食之品物，及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加增。至于理化博物种种进化之科
学，当时既以文字简易划一??百出新法，以求易知而易解。园林清游时，可以随便在花
间树底，口讲而指画。道途间与绝未见面之人相遇，亦可姑出其所学于夹袋中，问难而质
证。如此，其时即十许龄之童子，已能共有现在科学家之知识。①
不过，不同于康有为，吴的唯科学主义采取了使理性主义与宗教相对立
的西化的方式。吴离奇而有趣地坚持他的看法是清除了玄学幽灵的自然主义
的宇宙观，拒绝承认他的通过“仁”来实现进化的净化过程②的想象受到儒家
精神象征主义的任何影响。《新世纪》追随他的领导，坚持宗教-非宗教的两
极分化，并用它来谴责儒教只不过是反动的迷信。代替那种把现代道德视为
始于古代萌芽的稳步发展的改良倾向，《新世纪》对道德变化过程的解释往
往依靠净化的概念，因而本性固有的良好状态，在革命时期的净化中得以摆
脱积累起来的杂质。
与唯科学主义的《新世纪》相对照，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出版的刊物《天
义》，则反映了它的编者古典学者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③的人本主义倾向。刘
是国粹保存会的一个创办人，又是著名书香人家的后裔，他在1907 年发现，
他的反满主张使他侨居国外是可取的。在东京他与刚刚抛弃了改良社会主义
而成为无政府-工联主义者的日本激进主义者幸德秋水、北一辉的相识，导致
了他两年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何震明显地同样受到东京环境的影响，组建了
一个女权复兴会，并且作为《天义》正式的编者和出版者，使激进的女权主
义成为无政府主义使命的必要部分。
因此，《天义》把对现存制度的反传统的攻击与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混
合在一起。刘师培和何震认为“欧美日本各国，只有伪文明”，①而不愿肯定
① 吴稚晖：《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49（1908 年6 月30 日），第191—192
页。
②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新世纪》，37（1908 年3 月7 日），第3—4页
。
③ 《天义》，3—19（1907 年7 月10 日—1908 年3 月15 日）。按1966 年东京单行本编
码。
① 刘师培和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6（1907 年9 月1 日
），第135—144
页。
现代欧洲最接近大同社会。他们设想出一个农民-学者们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小
农业村社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人不倚他人”，“亦人人不受役于人”，所
有的人都生活在“放任”的状态中。②虽然《天义》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最
早的中文译文，但刘师培也给予作为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公元4 世纪的道家哲
学家鲍敬言（抱朴子）③和战国时代的农学家许行以相当的版面。抱朴子是一
本谴责所有政权的古典小册子的作者，许行则反对孟子把社会分成劳心者和
劳力者的职能上的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坚决主张人人没有例外地耕种
土地。《新世纪》选择克鲁泡特金作为他们的西方圣人，《天义》则特别推
崇托尔斯泰，刊载了他的《致中国人的信》，信中赞扬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
自由的社会，并告诫人们提防立宪政府、工业主义和军人政权的暴虐后果。④
既作为传统主义者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憎恶清末改良的现代化
方向，他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受当今西方邪恶影响的社会：军国主义和强制性
国家机器的发展，新的更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受物质主义和贪婪玷污的商业化
文化⑤的产生。对何震来说，结束妇女与世隔绝和促进妇女教育的现代化计
划，给人同样虚伪的改革的错觉，否定妇女真正的经济和个人的独立，同时
助长关于男人性别剥削的充分自由论的新形式。⑥就要到来的政治革命说不定
并不导致废除一切政权，面对这种可能性，刘和何把中国的未来和它的过去
作了令人失望的比较。如果财富和等级这些表示地位的障碍很少就更接近大
同社会，那么传统中国既是后封建的，也是前资本主义的；它所自夸的政治
专制主义一直是一种掩饰真相的门面，其结构上的弱点一直被人们成功地加
以利用，“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①虽然刘师培并没有因
其乌托邦理想本身而弄错过去中国的这种怀旧的特点，但他对现代性的反
感，既激发了他的激进主义思想，也导致他后来在1908 年决定放弃革命目
标。
像1898 年的改良者那样，两个无政府主义小组都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
不过到了1907 年，国际主义只在较小程度上是传统的东亚世界主义理想“天
下”的发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对19 世纪90 年代以来非常有力地发展
起来的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抗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把“富强”
作为面对帝国主义的国防重点，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单一的问题更激起了这两
个刊物读者的批评。为了回答，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克鲁泡特金反对达尔文和
斯宾塞的例子争辩说，类似的动物群体生活表明，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由种族
内部的合作而不是由竞争所推动。
不过，与此形成对照，他们的国际主义一种含义是，民族仇恨掩盖了其
他更深的社会分裂。改良者认为阶级冲突，如果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
以外的事，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复地议论贫与富、官僚统治者与人
民、受教育者与愚昧者、城市居民与乡下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这些
弄坏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他们认为都是由继承下来
②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3（1907 年7 月10 日），第24—36 页。
③ 鲍敬言，生平不详，仅见于《抱朴子·诘鲍》。《抱朴子》，葛洪著，洪自号抱朴子—
—译者。
④ 《天义》，11—12 和16—19（1907 年11 月30 日和1908 年3 月15 日）。
⑤ 刘师培：《论新政府为病民之根》，《天义》，8—10（1907 年10 月30 日），第193
—203 页。
⑥ 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5（1907 年8 月19 日），第95—98 页。
① 刘师培、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138 页。
的政治权力体制的强制权力引起的。
根据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为某些精英集团权势人物的利益服务的理论，
《新世纪》认为，中国的平民百姓应该认识到立宪主义者的政府将成为士绅
的工具，正像国外这样的政府为资本家服务一样。何震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
因于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并把女性的生产劳动看成普遍的劳动剥削等级
制度中最卑贱的。刘师培抨击清朝改革方案的社会代价：它向农民征税，以
便为地方头面人物政治上的扩张而创设学校、安全机构和“自治”的议会。
这样的分析表现出一种适应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阶级意识，因此为五四运动期
间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做了准备。
对社会冲突现实的敏感，与无政府主义者热望平等密切相关。阶级和身
份的等级制度被视为是由所有社会区分即“界”——无论是种族、国籍、财
富、职业、居住地，还是性别——强加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蓝图
的过激特点，实际上是要克服不同的个人生活条件中最敏感的工资差别的策
略。《天义》和《新世纪》两者都建议性伴侣和居住地的交替。刘师培追随
许行对孟子的批评，把所有劳动职能上的区分视为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源。他
试图使许行的个人经济自给自足这种补救方法适用于现代背景，提出每个人
在一生的过程中都要顺次从事所有的基本职业：21 岁建设道路，22 岁开矿和
伐木，23—30 岁从事工业，如此等等。①
不过，由于群体的社会阶层差别甚至比个人的社会阶层差别更厉害，无
政府主义者也在所有存在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氏族、种族、省份，
还是国家——中看到了妨碍平等的种种的“界”。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利己主
义的依附纽带，使一个群体集体地和所有其他群体相斗。欧洲的无政府-共产
主义者经常谈到，一旦政府消失，自愿的联合将怎样提供一个健全的社会组
织结构。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愿意设想的，要么是自给自足小村社的绝
对主权，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两种制度都把自主的个人置于一个单一
的无差别的集合体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乌托邦制度的公共特征不受私利集
团或个人利益的腐蚀。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较早时期的著作——不是
直接吸取西方模式的著作——中，集中注意力于个人从所有社会群体的依附
中，特别是从对家庭的最基本的依附中摆脱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
归根到底，对每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重新组织家庭生活成了最根本的
问题。系统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大多数人认为家庭是支撑所有其他权力体
制的根本的政治结构。其他一些人强调，家庭对个人的特殊的直接性使它在
社会制度中必然处于变化开始发生的地位。另外一些人则确定自私道德上的
根源在于家庭所产生的特殊的联系。他们全都说明了家庭的中心地位——对
他们自身的经验来说，因而也对任何关于人类幸福可能模式的乌托邦观点来
说。
在要求人际关系的革命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追随康有为和谭嗣
同，他们曾预言最终将“摆脱”儒家仪式主义的“罗网”。康有为最早的哲
学手稿（在日期上早于他的大同进化学说至少10 年），强调个人“自主”是
人类本性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本性只有在平等主义的人际关系框架中才能
得到外部的表现。①在《大同书》关于家庭的部分中（上述手稿是这些部分最
①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第27—28 页。
① 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著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 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
早的来源），康从未否认强加给子女的孝道是回报父母养育他们的一种绝对
的道德义务。但是，他把这种义务看成沉重精神痛苦的根源，只有当“人无
出家之忍而有去家之乐”②时，这种痛苦才能减轻。康的乌托邦的许多重要社
会事业机构，如它的公共托儿所、医院、学校和养老院，都是一些起替代作
用的组织，这些组织将以一种避开私人依赖、因而只留下普及了的公共情义
感的方式，提供历史上由家庭履行的服务。“未曾施恩受恩，自不为背恩”。
①
康有为认为，如果心理上不能忍受不相称的赐惠和受惠的关系，那么道
义上的束缚就将导致人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他谴责儒家的基本道德
“义”是所有不平等的根源所包含的意义。②另一方面，谭嗣同把儒家的家庭
率直地描述成一种“上以制其下”的压迫制度。③两人都把家庭中身份尊卑不
同的相互依存关系看作道德的败坏，只不过对康来说，这种败坏是以内疚为
基础，而对谭来说其根源则是暴虐。康呼吁从相互义务的负担中获得自由，
谭呼吁从奴隶从属关系中求得解放，其间存在着心理反抗和政治造反之间的
潜在差别。
虽然这两种原理都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中，但后来的
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于遵循谭关于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他们断言，家庭关系
与其说是基于正常的道德情感，不如说完全是事实上的安排。“故父愿其子
孝，且用强迫威骇以得之，而子变为奴隶禽兽矣。故孝者，父之利也。子欲
其父慈，欲其有利于己??则父母为马牛??故慈者，子之私利也。”④按照
李石曾所指出的，这是亲属关系的功利主义的本质，儒家主义者却习惯于以
谈论“恕”和“人情”来掩饰这种本质。而且，这些相互依赖和奴役的功利
主义安排是建立在“强迫威骇”基础之上。因此，家族主义的政治化模式作
为一种严酷的压迫，必须通过号召反叛，通过肯定“强权”是外在和人为地
强加的信念，加以对抗。在这种意义上，当前这种强与弱为了霸权而揪扭在
一起相互野兽般斗争的霍布斯式社会，被视为只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序幕，那
时“人类情感”在一个只由“公道真理”之光普照的世界中可能再一次开放
出花朵。
所有视家庭的改造为最基本的社会目标的乌托邦主义者，都为这一要务
的说服力量所推动而提倡某种女权运动。有些人如李石曾，追随谭嗣同，认
为妇女在家庭主义等级制度中是所有人中的最弱者，因而也是这种制度的十
足的受害者。作为男性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就像年轻人在长辈面前作为他们
自己的代表那样，论述妇女的苦难。他们鼓吹妇女需要自我改进以克服对家
长统治的依赖，家长制统治因她们自己只不过是亲属的优越感而被缓和了。
其他的人在思考妇女问题时，则更多地受到康有为的理论影响：如果家庭作
为生物学上的统一体应该废除，那么它易受到的最大责难是在婚姻关系方
面。通过教育和工作而使妇女为自主作好准备，成了从家庭关系网络中摆脱
士论文，1978 年。
② 《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184 页。
① 《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184 页。
② 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著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 年》，
第2 章。
③ 《谭嗣同全集》，第14 页。
④ 李石曾：《三纲革命》，《新世纪》，11（1907 年8 月31 日），第1—2页。
生育负担的主要先决条件。不过，对于刘师培和何震来说，乌托邦最根本地
要求废除劳动的区分，这种理论上的主张认为性别上的平等是达到划一的最
后的也是最大的困难，因为它必然要受生物学功能的不能缩小的差别的限
制。由于这个原因，何震争辩说，不想当男人奴隶的妇女应当愿为共产主义
社会而努力，只有在这个社会，所有的奴役形式才能被消灭。①
然而，男性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妇女激进主义者在对家庭价值的重新估价
方面，在性别的作用上却有重要分歧。从康有为到《新世纪》这批人，一种
典型的男性的乌托邦理想是男人和妇女将享受到解除了因义务而来的负担的
自由性关系的社会。在思想上，他们保护人天生的情感而反对仪式化的道德，
他们怀疑各种各样排他的私人关系原本是利己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是他们思
想的十分自然的延伸。但何震，像大多数中国妇女女权主义者一样，关于性
别，和作为意志自由论者相比，更是一个清教徒似的人，她的理想是结束一
夫多妻制和妇女作为性“玩物”所受的压迫。①
无政府主义者的雄辩术，当把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制度当作以严酷权力为
基础的政治制度予以分析时，是最富于战斗性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无论
怎样详细地论述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的主观情感，这种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
也是难以证实的。在中国人的丧葬仪式中，虔诚的儒家的子女在礼仪上因其
父母的死亡而自责。李石曾大声疾呼：“（子女）何罪乎？”②意思是让腐败
的环境对虚伪的社会看法负责。但在家庭中，奴仆也是靠人过活的人；父母
的外在权力与子女驯顺地承认软弱和有所需求是相对的。信仰虚伪的儒家社
会准则——这是束缚个人使之接受从属性的“迷信”——于是成了自我的一
种内在的失败，要靠道德上的努力予以克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
者彻底改革儒家家庭体制的愿望，导致他们重新肯定早期改良者的信念：人
的责任在促进进步中是一种道德动因。
可是在这种新个人主义的框架中，道德成就的性质问题提出了早期改良
者所不曾面对的多种解释。刘师培说：“因不能独立，遂自失其自由权，因
不能自由，遂自失其平等权。”③这里用来指政治共同体中的正式公民权利的
西方新词“自由”，只不过是从个人自主开始而以他或她的平等结束的自然
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在这种意义上，危害自主和平等的并不是威胁自由的
非个人的国家结构，而是这样一些另外的个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是人最亲
密的关系的通常的根源。无政府主义者以自主和平等反对亲属关系，并没有
提出自由公民的政治理想，而是提出自给自足的人的道德理想。它的实现带
有新的心理代价：抛弃传统上受到尊崇的、又是安全与满足的主要源泉的亲
属关系网络。自主的斗争变成了不是直接地寻求个人解放，而是一种艰苦的
自我约束，其中存在一种对自我负责的沉重负担，极可能还存在一种内疚的
负担。
从儒家仪式主义的约束中寻求个人解放的要求，是可以称之为改良时代
关于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对于家庭的攻击壮大了这一运动，但它也
表明了个人主义当其被解释为与所有社会关系脱离时，所要付出的心理代
① 何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8—10（1907 年10 月30 日），第229—
237 页。
① 何震：《女子复仇论》，《天义》，3（1907 年7 月10 日），第7—23 页。参金：《
清末妇女的出现》。
② 李石曾：《三纲革命》，第41—42 页。
③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第25 页。
价。这样的脱离只能不可思议地被设想为将导致幸福，个人作为与他人处于
平等关系中的一个分离的原子而溶入无差别之中。
于是个人解放，在康和谭的进化宇宙论的乌托邦语言中，最终被设想为
这样一个过程，整个“界”的复杂制度将由此而被打碎。在今文经学中，对
于人类的一致博爱，界的概念已经引出地域的、文化的和种族的阻碍。佛-
道形而上学把种种的界看作强加于无差别统一实体的人为的事物的格子；而
新儒学传统则给予这个概念一个道德的基础，强调区分内在道德精神和世上
邪恶外在力量的多种层次——仿佛是一些能渗透的隔膜，它们形成关于道德
努力的论争的主题。
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揭露界的象征意义成了表明超越社会的
乌托邦的人类可能有的幸福的一种方法。《新世纪》关于乌托邦似的解放的
论述，通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忘我的形而上学的看法，这种忘我能导致与
无限的宇宙之流和谐一致：
人惟无彼此之心，则世界众生一切平等。物无所竞，天无所择，??且互相救互相
助，以跻于至平，此爱非生于有情，乃无情之极端也。①
吴稚晖就是这样力图调和基督教徒（和儒家）的人类之爱和佛- 道哲人的形
而上学的超脱。
吴稚晖即使在他关于技术和乌托邦的论述中，也像他之前的康有为那
样，把科学的最大赐予描述为促进庄子“消遥游”那样的生活，无往而不适。
男人和妇女，首先是学者和旅游者，在乌托邦中依靠科学从艰苦劳作和疾病
中解脱出来。在学习方面，目标是全面的知识——想象中的对宇宙无所不知
的理解。在旅行方面，有可移动的住宅、小旅馆和大饭店、巨轮、火车、气
球和海洋潜水钟，甚至在住宅区之间有自动传送带。如此逼真的幻想勾画出
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无需费力，这种亲
切交流也包含了它的对立面：从那个世界的任何特定的联系中脱离出来。
如果说《新世纪》的作者们，象征性地把自我解放说成个人融合进整体，
那么刘师培在《天义》中，则设想出通过宇宙力量的作用引导人类从自主到
平等的自我解放。存在于每个个人中的自我肯定的道德能力，最终将不断地
为所有其他的人的正好相等的能力所平衡，造成依赖于“均力”良好调节的
乌托邦的静态平衡。不过，在上述两种理论中，解放的过程都是始于寻求实
现解放的个人的自我肯定，而以社会上个性的消失为结束。
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之间哲学上的一个基本冲突，一直围绕道家个人主
义的奥妙的超脱和儒家人本主义的社会卷入这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而反复展
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认为在心灵寻求精神上的通
达和它参与拯救社会的工作之间，应该不存在任何根深蒂固的矛盾。从这个
意义上说，尽管他们喜欢对于儒家社会道德的道家式平等主义的批评，但无
政府主义者赞成一种在道德上是肯定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与儒家宇宙-
人类相互依存的神话更和谐一致。而且，他们否定道德情感能够真正地在特
定的人的关系中表现，这就允许他们把道家的超脱精神引入他们关于社会乌
托邦的论述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只依靠把人际关系的社会平等
（“平”）描述为一种无差别的融化自我的经验统一体的宇宙平等（“平”）
幻想的反映，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①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第148 页。
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已经提出，虽然他们并没有回答，是否应该按照一种
摆脱一切社会事务考虑的道德准则把个人解放看作最终目标这一问题。当他
们不再热衷于神秘的飞跃时，大多数社会乌托邦主义者便会从这个边缘退
回；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平等的实现将建立以互助为特点的公共社会关系，
但这种由那些响应反抗老人政治权力的斗争号召的人的经验检验过的主张，
却使民国早期要求家庭革命的青年人从个人方面考虑自主的好处和代价。虽
然后来大多数“新青年”急切地尽其可能证明他们个人的反叛推动进步，但
到1919 年，少数勇敢的人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唯一可取代礼仪文化的办法是
不受约束地肯定从社会来说是非道德的自我。有些是自由主义的学者，如历
史学家傅斯年，他越过社会“义务”，选择个人的“自发性”作为一种个人
的权利。①有些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家，如放荡不羁的创造社成员，他们宣称他
们的艺术是一种纯粹自我表现的形式，除了它自身的美和情趣之外并不需要
社会的承认。甚至鲁迅也告诉新青年，“蛇蝎”之道比圣人之道更可取，并
且建议以尼采的“超人”作为新文化的英雄。①所有这些反叛者，都表现出一
种让行动置根于主观的愿望，即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即使被打上狂人身份的
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所要求的个人解放相当于一种纯粹个人
主义的潜力，但是是一种它的追随者自己视为超凡的潜力。既然如此，只有
很少的中国人信奉这种乌托邦的个人主义道路到底，这并不奇怪。
无政府主义者在信仰社会平等方面，在中国的社会思想中开拓了新的领
域，这种信仰是他们解放个人的要求的基础，也是他们对家族主义的批判的
基础。然而，这种激进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在改良进化宇宙论的理论框架之内
表现出来。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革命“时机”的催化作用，很容易作为科学的
“素材”并入对自然的总的看法中，道德上承担责任并能动地发展改良者的
宇宙观。他们把儒家思想当作反动的社会实践体系，这种进化论者的定义，
只不过使他们不肯公开承认受惠于儒家形而上学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遍及
他们逐步人格化的宇宙模式。褚民谊在《新世纪》上对这些论题的系统阐述
尤其引人注意。②他在强制力量和遍及世界的道德文明之间看到了一种斗争，
在其中作用于物质的创造与毁灭的力量是相互依存的，导致对进步的消极力
量（或革命）与对进步的积极力量（或教育）相随并进。③从这种意义上说，
褚认为宇宙将以一种无限的累积方式，从“有”到“无”地前进：前者，在
性质上是被强制的，是表面的，仪式主义的，虚假的；后者，是自发的，真
正的，出于仁心的，真实的。相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加强了孟子关于人性
的学说，这导致了褚过分的道德乐观主义：现在一个真正具有人类特点的社
会正在变成现实；也导致他相信这样一些人的预言者的作用，只有他们能够
以一种道德上纯正的辨别力在整体上理解革命思想。
作为一种世俗主义的科学哲学，褚民谊或吴稚晖这些人的思想是不完善
的，它们与唯科学主义的改革看法的区别，至多不过是明确主张宗教和世俗
属于显然不相容的意义范畴。他们终于信仰的科学的真理模式——事实上派
① 戴维·雷诺兹：《对传统观念的攻击、能动主义和学识：傅斯年思想中“自发性”和“
责任感”之间的
紧张状态》，提交儒家研究地区讨论会的论文，伯克利，1977 年6 月4 日。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载《坟》。首次发表于《河南》杂志，190
7 年。
② 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31—48（1908 年1 月21 日—5 月16 日）。
③ 同上书，第158 页。
生自外来的西方科学反对宗教的争论——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教条，对他
们实际的宇宙论思想没有多大影响。倒不如说，后者在它关于宇宙-人类相互
依存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中，继续沿着改良者的道路走下去。
作为革命的理论，无政府主义者追随谭嗣同和梁启超致力于进一步辩证
地说明变革力量的改造的特性。不过，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对进化宇宙论
的看法却与他们社会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因素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
者相信人类社会基本上划分为被压迫和压迫的社会集团，他们是通过这两个
集团的冲突，而不只是通过文明从人类社会的先进部分到落后部分的和谐传
播来展望进步。虽然他们认为渐进主义者的教育过程和革命爆发点在历史进
程中是相互依存的，但他们寻求对被压迫集团进行教育，使教育起一种辩证
的作用：导致反抗，而不是合作。从这些方面来看，无政府主义者不只发展
了对未来的社会乌托邦幻想，也为政治进步的社会革命模式做出了贡献。
革命后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1911 年民国的建立既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在中国大地的自由传播，也
为激进组织的新的实验开辟了道路。甚至在革命前的流亡中，巴黎和东京小
组就贬低政治斗争的地位，但把鼓动性的活动看作社会革命的教育。在辛亥
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吸取了欧洲激进主义分子的经验，提倡把各种各样
活动——从学会到群众大会、俱乐部、暗杀、罢工和抗税——作为宣传手段，
力图把中国人的公众意识提高到欧洲革命先驱的水平。中国可以以这种办法
为世界范围的“革命时代”做好准备，他们预期革命时代将在下一世代某个
时候在欧洲开始。
旧政府一被推翻，就有两个团体在宣传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第一个是刘
师复的心社，第二个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①刘师复因一次无政府主义
者的暗杀尝试而在广东监狱服刑时，于1907 年由于阅读《新世纪》而在政治
上有了觉悟；这次严峻的考验导致他宣称自己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他献身
于无政府主义事业的宣传，1912 年2 月，和几个亲密的追随者在杭州附近的
隐藏地白云寺集会，于是诞生了心社。江亢虎于1907 年，再次于1909 年到
日本和欧洲旅行，这使他与东京的激进主义者和巴黎的《新世纪》小组都有
了接触，因而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返回中国后，他作为几所
教育妇女的学校的领导人，在1911 年夏天开始发表演说，鼓吹在中国实行社
会主义，并且随即利用革命的优势，为传播他的思想而组织了一个教育俱乐
部的网状组织。
这两个运动都认为它们主要纲领的基础是废除家庭和创建代替家庭的普
遍的公共机构，是普及平等教育。与此同时还指望结束所有的阶级区分和地
位等级制度，创造一个社会地位相同的个人的社会。然而，江亢虎和刘师复
不久就变成了敌手，这预先反映了它们分别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第二国际和
国际无政府主义协会的共同点。
在他们之间跟着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正确含义的争论中，刘师复既
反对江亢虎所承认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政权的作用，也反对他在社会主义
① 关于刘师复，除阿格尼丝·陈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参见爱德华·克雷布斯：
《刘师复和中国
的无政府主义，1905—1915 年》，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关于江亢虎和他的党
的讨论见马丁·伯
纳尔：《1913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索
》，第89—95
页；以及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点》，第207—210 页。
经济中容忍一定程度的私人企业。刘师复以一种没有受到任何功利主义考虑
牵连的纯粹的幻想，想象出一种和谐而非现世的绝对共产主义，在那里消费
品和生产资料都将是公有的，货币将被取消，工作也由于科学进步而变得轻
松愉快。而且他坚持，建立在人性固有的互助本性基础之上的无政府-共产主
义，和对无政府主义的任何个人主义的解释没有共同之处。①
另一方面，江亢虎仍然是民族主义者和斯宾塞式的达尔文派，相信经济
发展有赖于在生产活动中利用人类固有的竞争本能。作为实现人类平等的手
段，他提倡废除家庭，认为这是一项主要取决于妇女完全解放的改革；他还
提倡废除财产继承，这将促进健康的经济竞争和劳动的专业化，同时保证公
共机构所培养的个人在死时将回报这些机构。②在西方社会思想家中，江尤其
感兴趣的是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所表达的思想和苏格兰长老会的进
化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柯卡普——江把他的《社会主义史》译成了中文。
组织上和学说上的分歧分开了这两个团体。江亢虎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倡
导者，把他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组织网络看作组织政党的准备。他宣称中国社
会党到1913 年已有400000 成员和400 个支部，虽然这无疑是夸大，但也反
映了他希望取得群众基础。这也说明了北京政府查禁的原因，查禁导致江于
1913 年末退居美国，而这一运动此后立即衰落。①另一方面，刘师复的《心
社》却是在联系紧密而有组织的原则上建立的，它的个人至上论和亲密关系
使禁止它要困难一些。辛亥革命以后，当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复兴的象征性意
味着在社会实践中推动大同理想的现实改革时，一些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鼓
动起来的团体就建立起来了，心社是其中最热衷的。刘师复、张继及其他人
所怀有的建立一个试验性的乡村共同体的梦想，从未被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
个实践过。不过，心社仿效了巴黎《新世纪》小组所提倡的集体自助模式：
成员们靠部分地由捐助和团体所有的生产企业如餐馆和印刷厂所筹集的共有
基金养活自己，还居住在共有的住宅里。
比这些试验性的公社生活试验更重要的是，乌托邦和道德上完善的自我
理想的结合结出了禁欲主义和自我克制的个人行为规范之果。发誓赞同这种
规范，实际上成了确定一个人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中的成员身份的标准
仪式。心社的规范在其限制酒、烟和肉食方面表现出一种与传统宗教的联系，
把罪恶和腐化联系起来；反对订立婚约、反对参加宗教，或者反对担任任何
性质的政治职务的规定，明确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而自主和平等的
解放了的人格理想则必然要求禁止雇佣奴仆或者乘坐黄包车或轿子。其他无
政府主义团体的准则比心社要宽松些。由原来《新世纪》的领导人于1912
年建立的规模最大的进德会，甚至按照个人承诺的程度考虑会员身份的等
级。对人类弱点和对现存社会体制需要的这种让步，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心社1915 年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的事件：刘师复在那一年
因肺结核而过早地死去，这是在这个团体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受到
动摇之后不久，世界大战使克鲁泡特金领导的欧洲母体组织的国际主义原则
受到严重的考验。不过，在1912 到1915 年之间，心社出版了4 本从《新世
① 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公布〔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民声》
，19（1914 年7
月18 日）（香港龙门书店重印，1967 年），第222—225 页。
② 江亢虎：《洪水集：江亢虎三十岁以前作》。
① 马丁·伯纳尔：《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第91 页。
纪》中选编的选集、许多小册子和大张印刷品，以及《民声》杂志，以中文
和世界语刊行；①它还在几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晚至1919 年，据说心社
的松散的后继者还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和陕西省活动，用的是群社、
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实社、平社之类的名称。②原来的《新世纪》小组在1915
年后也在继续活动。虽然它的领导人李石曾和吴稚晖仍然以欧洲为基地，但
它通过在法国发起一系列创新的工-读计划对中国的学生运动有重大的影
响；在法国，战时动员已导致劳力短缺。在1912 至1920 年之间，几百名中
国学生在国外学习时，用这种方法集中他们的收入以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
同伴。
1912 年后，这些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对中国激进主义的贡献，更多地
是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学说上的革新。与它们之前的那些团
体比较，1911 年后的这些团体对社会实践表现出高度的关心，这促使它们更
密切地注意其欧洲样板的组织工作。这从而导致除了国内型式的无政府主义
团体之外，又努力于政治上的建党和大众教育，在上海，还试图组织城市工
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年代里，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同情，把它当
作现代的大同理论，这在具有激进倾向的中国人中是普遍的。1917 年以后，
这种同情扩展到了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他鼓励思想自由，鼓励复
兴进德会和《新世纪》模式的工-读计划。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
包括毛泽东在内，回忆说，在1920 年后改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无政府主
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词，一直到那时，也普
遍地被理解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①
因此，在1919 年之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的而不
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为中国所知。朝向无政府主义使得中国人熟悉欧洲和
美洲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轮廓，但只熟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原始文
献，而且压倒一切地来自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同伴。在1917 年以前曾被改良
者、也同样被革命者附带地谈论过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不适于中国环境的议
会民主和工业生产情况下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的。中国的社会
乌托邦主义者强调家庭关系的革命，这就提出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把个人生活的改造当作革命过程中其他变革的一个原因，而不只是一个结
果。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
它使人们知道了与斯宾塞的理论相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阶段论，也使
人们知道了通过革命过程而起作用的关于变化的辩证观点。它培育了一种朴
素但却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作为发展动因的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此外，
依据中国社会乌托邦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激进主义观点，可以
更好地理解后来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坚持的某些组成部分。它们
包括毛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个性改造，使之作为革命变革的自
主的源泉；他们不喜欢城市工业经济的理论解释而赞成农业村社的社会动
员；他们怀疑职务上的“界”会产生阶级差别；他们热衷于“自力更生”；
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依靠经过教化的人的能力作为变
革的动力，这既能导致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似努力的势头，也能导致经
① 《民声》，1—33（1913 年8 月20 日—1921 年6 月15 日）。
②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21.17（1924 年9 月10
日），第53 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 年》，第97—98、224—
225 页。
常发生的无法摆脱的对历史的倒退的恐惧。
新青年
1915 年9 月，一种由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人文学科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杂
志《新青年》创刊。①它的出版正式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它汇集了形成
19 世纪90 年代早期改良运动以来，关于进化宇宙论的思考的第三阶段的种
种思想。初期的改良者在1895 至1905 年间曾赞扬新的进步取向的宇宙观。
无政府主义者曾发展改良者的乌托邦想象，强调革命斗争以摧毁社会不平等
和儒家的仪式主义，作为达到个人幸福和社会乌托邦的手段。《新青年》的
作者们则以自然主义的科学语言来描述进化，而没有儒家道德的含义。但是
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青年”本身的活力推动变革的进程，以一种新的基于
活力论的生物学的道德乐观主义来激励全人类。
不过，《新青年》在1915 年并不是从直接肯定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哲学
着手。更确切地说，它最初是激进分子的工具，他们急于抵制他们所认为的
政治和文化中的倒退势力，这股倒退势力在袁世凯当总统时蹒跚而行的共和
政体实验中，变得更加强大，而在袁死后又成为相互斗争的军阀的抵押品。
但是，受围攻的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开展来作为防御性反击的这一冒险事业，
却取得了势头，因为许许多多在帝国以后的环境中受教育的现实中的“新青
年”，聚集在了《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以及青年和妇女反抗
的口号之下。到了1919 年，学生运动的战斗性和北京院校领导及其他大学的
保守主义者的明显溃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文化正在变为现实。这一年
学生领导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五四示威表明，作为进步政
治力量的被动员起来的觉醒了的民众终于出现，成为相互补充的力量。国内
这种变化的加快，国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在俄国革命时，也有
相应的情况。到1920 年，陈独秀和他在《新青年》的亲密合作者，哲学家、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宣称他们改信马克思主义，并把这一杂志改变
成新出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工具。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理想的希
望之火，这时又在一种新思想体系中，重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打下基
础，使它能回顾性地认可这样一种意见，新青年运动事实上标志着这个时代
另一个伟大的变革。
在1915 年9 月《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和他的合作者们对于进化在很
大程度上都持悲观主义态度，在民国初年，悲观主义使正在出现的新传统拥
护者和立宪主义者感到气馁。《新青年》并不凭纯粹想象的跃进来想象出无
政府主义式的理想的替换物，而是冷静地专注于中国的文化落后及其给当代
政治造成的威胁。他们也具有那时常见的关于进化的社会学观点，断定社会
风俗、道德和民族心理对政治变化有决定性影响。他们与梁启超和其他“国
性”的分析者一样，关心如何克服社会组织各部分之间不相适应的脱节现象。
因此，《新青年》反对文化落后的运动，首先是间接地作为在政治上与君主
复辟进行斗争的手段而被提出来。这一杂志最著名的对家族主义的批判者吴
虞认为，中国历史上无力摆脱专制主义主要是由于宗法习俗，与此同时，陈
独秀自己在同康有为的连续论战中，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儒家道德的论点，在
袁世凯的独裁政治下儒家道德成了保守主义者控制政治的工具。①
① 《新青年》，1915 年9 月—1926 年7 月，重印本14 卷（东京，1962 年）。
① 郭新同（音）：《儒学的两种面貌：20 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和70 年代反复辟理论的比较
研究》，提交儒
然而，这种工具主义论点——到1915 年，这种论点对温和主义者的文化
改革主张是重要的——在陈独秀的思考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他的出发点是对
科学的一种新信仰，不仅相信改革方式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
且相信改革方式是验证自然和社会真理标准的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梁
启超在为“国性”进行辩护中，提倡在他视作儒家道德品格理想的参数之内
的文化适应，并以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快来看待对进化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但
是陈却把科学当作一个实证过程，这个过程强迫人们把自然主义的宇宙既作
为事实又作为价值观来接受。陈独秀不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仍然认
为意识与在精神方面反映经验的真“心”有联系，他是在生理学的心理基础
之上谈意识，并认为人只是生物学上的和社会的有机组织。否定历史进化与
宇宙论的进程相联系，这意味着陈独秀在现世主义和脱离圣人的人格理想方
面代表了他这一代人的极端观点。因此，他和《新青年》有拥护“全盘西化”
的名声。②
当然，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像他要使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彻
底根除了继承来的信念和道德态度。的确，他是最早以一种几乎摆脱了传统
哲学概念的日常用语表达其思想的人之一，因此，避免了频繁改进以及以新
理性主义的外衣来表述传统形而上学信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伎俩。但是，他
在1915 年向青年提出的人格理想，由于其非常显著的世俗主义，在许多方面
仍然是1902 年的“新民”的直接派生物。
改良者的“新民”被要求是朝向进步的，坚持己见的，有生气的，独立
自主的。康有为曾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提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每个个人都分
有几分宇宙的基本本质。谭嗣同曾使斗争成为一种关于道德品格的验证尺
度，梁启超也曾经说过，作为进步动因的正在奋斗的个人体现了有关其真正
目标的道德，因为被理解为拒绝向他人优势力量屈服的旺盛斗志应当对平等
的道德目的作出贡献。这种出于弱者观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容易地调
和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承认重实效的、有成效的努力以求得道德价值。
在陈独秀最重要的论文《敬告青年》中，人的品格中的蓬勃活力被看作
青春本身，不是年龄所起的一种作用，而是心理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个人真
正自觉，从而具有为进步效力的更新的力量。“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
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①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的隐喻取代宇宙论
的隐喻，成为号召采取现代人的态度的论题的框架。“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这些训诫反映了19
世纪90 年代以来文化革新的基本目标。“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一训诫
体现了从个人礼仪上的关系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乌托邦要求，而且陈独秀
的解释表明，这一训诫也运用了作为独立思考和行动准则的科学理论。在这
里，以及在他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号召中，陈
按照他自己所主张的实证的试验和社会决断的模式，发展了初期“新民”理
想的重实效的、以工作定向的潜在力。
因此，在《新青年》关于解放了的个人的解释中，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世
俗论，促进了进一步通过客观社会实践向着意义明确的自我实现的转变，并
家研究讨论会的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 年6 月4 日。
② 关于陈独秀的科学主义见郭颖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 年9 月），第1—6页。
且离开了个人解放的早期模式，这种模式被设想来作为道德上自我实现的一
个方面。个人主义的品德——独立、自力更生——并不是以社会-乌托邦的方
式与从所有纠缠不清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一点相联系，这种解放是激进
的，实质上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它们适合于基于婚姻配偶自由选择的核心
家庭和所有成年人经济都独立的欧洲模式的家庭体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品
德在其所起的作用上被视为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联系：“现代生活以经济为
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则??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
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相互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
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①
这种心理上的态度和社会结果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同样信念，使《新青
年》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很活跃，当改良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寻求理解新的人
格理想并使之成为个人品格时，自杀问题曾经强烈地吸引了他们。早期的虚
无主义者曾谴责逃避现实的自杀而赞成自杀性的暗杀，理由是只有后者不仅
要拯救自己也要改进世界。②当新青年运动的支持者们否定自杀行为传统上被
承认的道德上肯定或反对的启示时，他们本身便不再被打动，这事实上改变
了自杀的实际社会意义。不过，他们的意图还是超过了虚无主义者对被动性
的简单否定，从而怀疑以下任何行为的正当性，这些行为的基础是儒家典型
的思想上自我克制的道德理想和儒家关于行为要和扩展到道德之外的宇宙统
一体协调一致的假定。谭嗣同按照这些信条，选择了殉难，但20 年后在《新
青年》的世俗社会中，这种对死的选择无论意愿多么高尚也仅仅被看作一种
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只有活着才能斗争。①
对于《新青年》的信仰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来说，生命本身既是人的价
值的源泉又是进化的道德目的论的证据。在五四运动期间，法国哲学家享
利·柏格森作为西方圣哲吸引了新传统儒家主义者的注意，他的“生命冲动”
学说，表明他理解科学推理所达不到的道德体验的直觉的本质。但是，柏格
森的“创造进化论”，却使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已建立了一种科学
的正确的哲学立场，这种立场重新肯定了人类在充满人道主义目的的发展的
宇宙中天然相互依存的进化观。青年，由于比较地说来摆脱了落后的传统环
境的拖累，由于对老人统治的“阶级”敌意，是最适合于作为进步性变革的
先锋而行动的社会群体。青年也是那种假定能激发整个宇宙力量的生命力的
象征。
按照这条路线，新青年运动的科学的、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回到了形
而上历史进程的宇宙观理论。关于青春，这份杂志的形而上学家李大钊②吸取
了不带儒家道德象征主义的儒-道宇宙论的象征主义，赞颂一切自然宇宙运动
具有生命本身的固有价值：“大实在的瀑布，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
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的潮流，随着大实
在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转进，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4（1916 年12 月1 日），第29 页
。
② 沃尔夫冈·鲍尔：《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引
。
① 陶孟和：《论自杀》，《新青年》，6.1（1918 年1 月15 日），第22 页；参见陈独秀
：《对于梁巨川先
生自杀之感想》，《新青年》，6.1（1918 年1 月15 日），第25—26 页。
② 关于李大钊的全面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即流转。”③李选择创造阶段作为形而上历史过程的最初状态。在这个以两种
性质相反的成对的定性力量为特征的现象宇宙中，年轻、春天、诞生、创造，
其存在只是由于它们对它们的对立面——灭亡、冬天、晚年和毁灭的相对性
的依赖。但越过现象，作为整体的宇宙应当在时间本身的状态下予以考虑。
这里，时间现象的特征——差别、相对性和变化——应当与它超自然的状态
——绝对、一致性和恒定相对照。因此，“年轻”、“春天”、“今”都是
超自然的实在：这些发展阶段的活力振荡一切。“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
杀今日白首之我，并且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①对李大钊来
说，这种超验的意象所含有的社会启示是，保守主义者应当被认为是与宇宙
的活力不协调的，人对现在唯一真正的利用是去斗争以创造未来。生物学的
和感情上的训诫是否定死亡——或者是自我、国家的，或者是有形宇宙的。
对于李大钊的气质来说，对赞美诗的一种欢快的冲动是基本的，这一点，
早在1915 年，当他在被广泛阅读的书面意见交流中指责他的朋友陈独秀在国
家困难面前悲观厌世时，就可看出。②但是，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欧战结
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在两人心中都激起了希望。陈独秀认为这些事
件证实了他的信念，即历史中的促进力量是由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与结果的复
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
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乃愈高。”
③他们对当代事务的注意变得非常专注，以致李和陈在1918 年创办了第二种
杂志《每周评论》，专用于国家和世界政治的讨论。
最初，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看来似乎是绝大的事件，标示了时代
的伟大转折点。不仅曾经把历史的目标与西方民主和科学进步等同起来的《新
青年》，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方案，指望协约
国的胜利完全改变帝国主义者侵害中国主权的近代进程。不过，李大钊于
1918 年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致敬却证明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当他迎接1919 年
的新年，利用年号的改变所包含的更新的历史象征主义把它当作新纪元的开
端时，他使人明白，他现在预知进步的模式将由马克思所预示的经济生产制
度形成：
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到一个机
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从今以后生产制
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
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是新世纪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
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
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家、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
在地。①
1919 年和1920 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兴趣，同样是由这种对胜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发出来的；对自
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传统主义者在战后抨击“唯物质主义的西方”中团结起
③ 李大钊：《今》，《新青年》，4.4（1918 年4 月15 日），第337 页。
①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1（1916 年9 月1 日），第16 页。
② 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甲寅》，1.8（1915 年8 月10 日）。
③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96 页。
①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1919 年1 月15 日）。
来。这样，凡尔赛和约在所有方面都成了激发对西方改革模式重新评价的催
化剂，这一模式曾强烈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中国和世界进步的观点。共和
政治的创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在和会上被出卖，使梁启超抛弃了进
化道德目的论的信仰。陈独秀（在这次战争中）曾把协约国的目标与公正的
理想等同起来，1919 年因凡尔赛和约而感到震惊，并由于他在反对和约的五
四示威中的作用而入狱五个月。到了1920 年年中，陈已完全委身于马克思主
义的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许多人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追随梁启超或陈独
秀的方向，发泄对自由的西方的批评，并由于长期以来未能表露而更加猛烈。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按照世界进步的一种模式委身于他们自己国家复兴
的中国人，一直倾向于掩盖西方对中国表露出的两面神的两副面目中的一副
面目。他们或者把他们对侵犯中国主权的愤怒分成各不相干的部分，完全就
事论事地对待这些侵犯行为，或者把中国弱小归咎于他们自己，以此为代价
而继续相信文明与强权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和新传统主义的前景一
样，作为转回去相信外患应对中国许多问题承担责任的一种对照，可以解除
没有说出来的屈辱的辛酸。
自由主义的西方改革模式再也没有恢复它昔日的光彩。在紧接五四反对
帝国主义运动的氛围中，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最受攻击的自由主义的改
革信念是渐进主义。换言之，进化的和革命的变革方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不能
共存的选择。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认为，长期的历史前景以一种互补的
辩证法把这两者合成一体，在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作为省城长沙的一名学
生激进主义者，是他称之为相信进化的“大同”信徒的反对者。相反，他提
倡“民众大联合”的动员，他断言这种动员能够很快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改
革。①胡适，一个知名的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成为约翰·杜威
的追随者，在1919 年秋发现他所主张的唯科学主义的、以问题为方向的改革
方法这时受到了尖锐的挑战。在一场叫做“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的“一
点一滴”改革主张遭到李大钊的反击，李回答说，每一时代都具有从其经济
关系体制导出的时代基本方向的特征。李说，按照这一道理，该时代的所有
问题都可以证明是相互联系的，人民的觉悟能够达成一种共同基础，而且能
够为全部改革确定方向。双方都了解，赞成“问题”方法的论点是向革命的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挑战的一种尝试。①
到五四时期结束时，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大同的概念已日益与前一
代人的改良思想体系，也与一种对于改革的消极的、不关心政治的、具有高
人一等优越感的态度联系起来。不过，如前面所表明的，这时在马克思主义
对中国人的思想上的吸引力中，至少有一个因素是，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提
供的政治行动模式相并列，有可能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的解释中
领悟到一种对进化宇宙论的决定性的修正。虽然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民主的
幻灭感证明是无法改变的，中国人对改革理想家最初解释的“民主”和“科
学”的信仰，却能够从当代欧洲和美洲的土壤中连根拔出而继续存在，再现
于世界遥远的未来。李大钊，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毛的早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首次发表于《湘江评论》，1919 年7 月21 日—8 月4 日
。见斯图尔特·施
拉姆译注：《民众的大联合》，载《中国季刊》，49（1972 年1—3月），第88—105 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 年》，第218—222 页；
迈斯纳：《李大
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05—112 页。
期导师，不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科学和民主传统的真正载体，而且吸收
个人解放的社会乌托邦主旨和互助自然伦理观作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
成部分。②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把阶级制度描述为在世界范围内起作
用，使劳动人民成为世界进步的动力，并使他们的斗争成为自然和社会事件
发展的必然表现形式。而且他相信，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的力量是源自他们的
自主意识：源自他们对自己力量的自我觉悟和他们那种谁属于他们自己谁就
能成长而有益于社会的认识。李在劳动大众中看到了一种改革的人的动因，
这种动因很有力，足以弥补不受个人影响的生产力而不被其压服。从这个意
义上说，李甚至没有发展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建
立了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的人内在意识活动的“唯意志论”和外在超历史
进程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平衡。最后，正如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调和
达尔文的竞争斗争手段与儒家道德共性的目的，李认为互助是对阶级斗争的
一种补充：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目标，互助不能与达到这一目标的
阶级斗争过程割裂开来。
在整个改良时代中，那些接受从进化宇宙论而来的思想倾向性——无论
是以其较神圣的或较世俗的形式——的人，一直信赖一些基本的理想。他们
假定，传统的儒-道宇宙观范畴与其说同西方自然宇宙模式相矛盾，不如说是
补足了这种模式。他们坚持一种机体论的相互依存的臆说，上则是自然-历史
和宇宙-精神领域的相互依存，下则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相互依存——
这恰恰是在所有这些方面越来越被人们以分析的方法理解为不同方面的时
候。他们设计出一种世界进步的乌托邦类型，这种类型无论怎样迂回曲折，
都导向大同理想世界。而且，虽然他们不再把政治和政治领袖作为变化的主
要动因，他们也反对那种进步只由不受个人影响的社会和历史力量支配的宿
命论的选择。相反，他们寄希望于人性之内的道德活力，这种道德活力首先
被概念化为主观精神力量，然后概念化为全人类固有的共同精神，最后，体
现在民众政治运动中。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依靠任何儒-道信条来描述
整个宇宙，当他们不再把革命劳动阶级的活力与在人类中发展的普遍的人本
主义启蒙精神联系起来，当他们把他们自己描绘为严肃的、世俗的、科学的
唯物主义者时，他们便走出了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进化宇宙论的范围。马克
思主义者在集中注意力于作为变革动因的民众政治运动方面，达到了这种程
度，便要求注意社会行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力便不再用于进化神话的
制造。不过，如李大钊的情况所说明的，这种改变绝不总是直接的或急剧的，
而且，进化宇宙论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的结构留下了它的痕迹。
② 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40—154 页。
第8 章 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五四事件
不言而喻，1919 年和20 年代初的伟大思想高潮是许多因素配合起来造
成的，按照中国方式它被给予一个中性的数字名称“五四”（即5 月4 日）
运动。这个中国思想转变时期的背景，已有几个必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北
京大学（一般简称北大）已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它从1917 年起由新
校长蔡元培（1867—1940 年）领导。蔡元培的经历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他25
岁时就在翰林院以经典研究而出名，但后来他成了同盟会的革命者，在德国
学了四年西方哲学，1912 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六个月。他在北大负
责时，欢迎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并延揽具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当教职员。
这种风气的出现很快引起了语言方面的重要改革，即书面的口语“白
话”。成为知识界领袖的陈独秀（1879—1942 年），曾经在日本和法国留学，
参加过1911 年和1913 年的革命，创办了几种刊物，其中包括1915 年创刊的
《新青年》，他在成为知识界领袖以后仍在编辑这份刊物。另外一个受过传
统训练的年轻学者胡适（1891—1962 年），留学归来也到了北大，1910 和
1917 年之间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胡适在提倡白话方面很快
得到陈独秀的支持，白话是现代思维和使民众受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
具。抛弃只有学者才理解的深奥的古文而提倡日常语言的说法和词汇——欧
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让位于各民族语言时发生过这类变化。到了1920 年，
教育部规定学校用白话文。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尽管许多
说法还是表面的。日本的侵略集中表现在1915 年的“二十一条”中，也集中
表现为军阀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倾向，尤其是在北
京占统治地位的安福系军阀。1919 年，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关心山东问题的
新高峰。巴黎和会最终决定接受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战时秘密协议，
据此日本将保留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日本于1914 年把德国人赶出了山东。
这公然违反了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威尔逊原则，引发了五四事件。
那天下午，北京12 所学校的3000 多名学生在皇宫大门天安门集会，抗
议巴黎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共谋，于1918 年秘密应允日本留在山东。和
平地开始的示威者，后来打了一名亲日官员并烧了一个内阁次长的住宅。北
京政府使用武力逮捕了许许多多学生，他们的同学们因而变得更加活跃。所
有的爱国民众都被唤醒。至少在其他200 个地区爆发了学生动乱。上海商人
罢市一星期，大约40 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一场有妇女参加、得到广大民
众支持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了，拯救中国的义务使学生的组织和积极行动的
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新表现，由于不是事
先策划的，意义更为深远。这次事件的许多成果之一是，北京政府被迫做出
让步，大约1150 名学生胜利地走出监狱——这是很长时间以后还有影响的一
次胜利。
五四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进行的
时候，因而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顶点，尽管其名称现在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
时代。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的长期动向，我们就必须考察其来龙
去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中国历史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是很有
可能以这样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候到来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发
展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本书有关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分
子本身。这不需要辩解，因为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一般参与对中国和现
代世界具有内在重大意义的论题和争论。不过这样做，我们实际上没有论述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至少直至1949 年，一般仍然生活在民众（和
社会高级阶层）的传统文化范畴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确，中国在20 世纪出现
了大量城市人口，他们所面临的世界有新的通俗出版物，有受西方影响的种
种文学作品，甚至还有电影；他们参预政治事件，也有新的观念——然而他
们仍然照旧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实际上，这种民间宗教和“迷信”的社会，
秘密会社和宗教-政治派别的社会，和尚、道士和教派首领的社会，这样一个
世界在台湾和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区，即使现在也还存在。尽管
官方加以抑制，这种世界在那些地区的命运也还不能断定。这个世界现在才
开始受到西方学者认真的关注，它的20 世纪的历史还须撰写。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和小说家，如顾颉
刚、郑振铎、瞿秋白、鲁迅、沈从文等。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他们常
常从他们自己特别关心的事项和题目来观察民众社会，但是，把他们的著作
和先行的日本学者以及某些西方人类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便将减轻研究这
个论题的困难。
这一章注意的中心主要在于那些支配五四时期（广义的）及其后的知识
分子阶层所论述的论题和论点。不过，要从5 月4 日开始我们的记述，还必
须从发展的过程说起。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
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某些论题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就已提出。由于
本书费侠莉和李欧梵所写的两章已对其中的许多论题做了分析，我们在此可
以先做一扼要的复述。
进步和民族主义
如上一章所指出，所有这些论题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是关于历史的或由
进化而来的进步这一论题；康有为、严复、谭嗣同这样一些伟大先驱们的著
作首先对这个论题作了说明。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广阔的
宇宙-社会进程的观念，这个进程将引导人类最终实现难以想象的人类成就的
可能性，乃至于乌托邦式地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无论这种观念是否被率直
地当作西方观念来接受，无论人们是否像康有为那样为这种观念寻找中国的
根源，它在实质上对盛行了许多世纪的传统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也是有极大的
破坏性的。
虽然这种观念本身的含义具有普遍性，但中国人接受它则和19 世纪最后
10 年的某些紧迫的时事有关。原有制度可能即将崩溃的前景是像严复、康有
为、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把自己当作社会卫护者和政
治领袖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使他们绝不可能接受那种中国作为社会-政治统一
体可能消亡的看法。
到了19 世纪末，他们终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作为一个完
整体系的古老儒家传统制度和作为社会-政治统一体（梁启超所说的“群”）
的中国这两者都继续存在，是否是不矛盾的。他们选择后者，实际上也就是
由于今后的需要而选择民族主义。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
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从一开始它就和社会达尔文主
义这样的思想意识有牵连，后者所定的目标更具普遍性。国家的生存是一个
紧迫的问题，首先导致人们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
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复兴中国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统一体，这至少在
短期内一直是进步的主要目标。
不过发展进化观念本身还有超出这个目标的意义。严复在西方认识到的
不仅仅是西方实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而且认识到中国
也可以赶上前去。他所获得的是宇宙发展进化观念的新信仰。西方因顺应宇
宙进化进程的无比能量而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普遍的进程，也必定以某种
方式在中国起作用。
这种非人格力量和不受个人操纵的历史形态观念本身在中国并不是新
的。历史常常被描述为宇宙-社会这一“外界”的天或“道”的神秘运行，人
对于它的控制极其有限。实际上，邵雍、章学诚等表述的中国思想的一个组
成部分，便是这样的历史模式。从总体看，这不是中国思想中较为乐观的一
种倾向，因为它往往强调历史命运强加给人类希望的种种约束。19 世纪的西
方发展进化论和历史主义学说的新意，不在于那种关于历史的非人格力量的
观念，而在于非人格力量必然趋向于对人类希望起促进作用的观念。这种观
念本身——完全撇开力学上有关力的特定概念——便是康有为和严复思想一
致之所在，尽管前者仍使用传统术语，而后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措词。
这种观念在否定方面的含义，就是把古老的儒家传统制度历史地、相对
地加以考虑。帝制、科举制、官僚政治和人伦礼仪的古老结构，过去似乎是
一种永恒制度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这种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受到严厉批评
的时候），现在其地位却因时而异。的确，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本世纪
头10 年中始终仍是帝制拥护者，但这时是把帝制当作一种手段。中国的民众
对共和制还毫无准备。不过，正是他们一举而把帝制降低到一种正在消逝的
人类制度这种低下的地位。
人们这时看到的是一种摆脱当时一切结构的激进意识——谭嗣同生动的
说法是“冲决罗网”。根据这样的水平，我们看到的有点像是对历史的激进
的批判。在西方一往无前的历史力量为什么在中国却无能为力呢？就康有为
来说，孔子的真正教导已被千百年来的古文经学歪曲。就严复来说，圣人贤
君几乎是一贯地压抑民众的创造力。这些解释似乎都很难与发展进化的决定
论学说协调一致。它们似乎暗示自觉意志的力量能够阻碍进化的力量。事实
上，这个论题已经预示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著作中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
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种不加掩饰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一种精心
设计的压制发展力量的手段。但是，不管这些学说怎样自相矛盾，人们这时
都希望进化的力量或历史的力量最终将冲决一切往昔的结构、障碍和消极的
压抑人的命令主义。在所有这些学说中，我们感觉到一种反结构主义的普遍
情绪——宁愿以能量和超越的无形力量的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以永恒的秩序和
结构来想象实体。
我们这里谈的是儒家的传统体系，而不是过去的全部传统，因为事实上
1911 年以前的那一代人还没有对那个传统实行“全盘”抵制。他们深深地沉
浸于这种文化，深刻了解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其内在的种种冲突。为了找到
和西方对应的中国观念，他们也常常援引可供选择的其他传统，其动机很可
能是需要挽回民族的自尊心；如李文逊所表明的，这时“有价值的”事物已
不再和历史相称了。①不过，19 世纪末（甚至在此以前）大乘佛教哲学②和“达
观的”道家学说的复兴不能完全这样去考虑。事实上，佛教和道家学说是从
超越所有形式和结构的超验领域这一角度形成一种观点，认为儒家的永恒结
构概念是相对的，从而贬低其价值。
过去，这种超越观点在任何社会-政治意义上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瑜伽
佛教的“佛性”，道家学说的“无”的境界，提供了慰藉，人们从而得以摆
脱污浊社会的痛苦。对专注于佛教复兴的一些人，如杨文会、欧阳竟无，甚
至如革命者章炳麟来说，佛教根本的吸引力便在于这一点。不过我们现在所
要指明的是一种相反的情况，即存在的本源不再被看作一种慰藉，而是被看
作具有无穷推动力的能量的源泉，这种能量冲决人类历史中所有起约束作用
的结构，从而最终把人们引导到社会和个人两个层次的终极解放。①就个人的
层次说，存在的本源甚至可以以一种佛-道似的泛神论的形式，成为各种浪漫
主义的灵感，这种灵感终于使得郭沫若高喊：“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现，
我也只是神底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底表现”。②这类带有传统特
点的灵感，意味着现代西方关于进步观念的种种看法所假定的人类领域和宇
宙领域之间的那种鸿沟，对于中国思想先驱们来说，并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这些先驱们所面临的可以说是列宁主义的困境。和列宁一样，他
们热诚地相信历史的“客观力量”向可预知的前景发展的观念。也和列宁相
① 见李文逊：《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以及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② 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份英文资料，见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向》。
① 这种相反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先例。在王安石等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话题，救
世菩萨不是通过
宗教怜悯心，而是通过社会-政治的转变来拯救世人。
② 李欧梵引自郭沫若所译歌德著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序引》，李欧梵：《中国现代
作家中的浪漫一
代》，第183 页。
似，他们因这种客观力量不能在中国的现实中起作用而愤怒。如果过去的历
史可以归因于客观有机力量，那么对于现在的更加适合的比喻就是，历史是
先已存在的道路或梯子。目标是先定的。这样的信念仍然鼓舞人心，而沿着
这条道路引导中国的责任也还是落在这批新“智者”、“先知”和“先驱”
身上。
尽管普遍的风气是从根本上否定新近的历史，当我们转而研究思想先驱
们对未来的积极想象时，我们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关于下一个历
史阶段的需要——以近似日本明治维新路线的君主政体为中心点的某种现代
化方案——他们大体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康有为和严复的取向却很不相同。
严复期望遥远将来的人类大同，但当前他的注意力却牢牢集中在具体研究使
西方——尤其是大不列颠——达到现在高度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结构的机制方
面。中国思想先驱的任务就是掌握技术、制度、基本设施知识的严肃的科学
任务，这些知识将导致个人发挥其身体、心智和道德方面的能力，并增强这
些能力以服务于国家社会。这一切都涉及实际利用英美自由主义的许多学
说。需要建立官僚政治、法律、经济和教育的合理化体制，从而造就“新人”
（梁启超所说的“新民”），新人的所有创造能力和才干将在为国效力时得
到发展。严复通过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应是上述
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常常以一种真诚感人的语调祈求自由，但他的
感染力主要在于明智的专家治国方面。
当我们转而研究康有为时，我们发现他包罗万象的精神-道德想象使他有
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染力，尽管他所接受的历史下一阶段的现代化方案接近于
上述方案。他的乌托邦似的想象使他很快跳越现代西方所提供的未来模式，
而达到他自己完全不同的天道的想象。当我们现在研究他的乌托邦著作（《大
同书》）时，我们注意到，虽然它可能深受19 世纪西方社会主义文献的影响，
但文中却有一种明显的佛-道因素。未来的乌托邦就是人类大同，使人们彼此
分离的一切家庭、阶级和国家结构，连同其使人们生活承担的义务，在大同
社会中都将消失。不过这些结构的消失不是为了使“个人”脱离社会，而是
为了把人们融合进不再为种种障碍和界线分隔开的人类整体。甚至更为奥妙
的是，这样渗入茫茫人海之中可以最终导致受苦的人从个人生存本身的束缚
中更全面地解放出来。虽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谭嗣同关心科学和技术，但
他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却是把历史看成通向精神-道德解决的一连串精神-道
德上的紧张事件。这种想象和严复不远将来的“专家治国”想象形成了对比。
①这两种形成对比的想象对将来有很大影响。
当然，正是严复和梁启超介绍了能动的进化原理这种引人注意的新看法
——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不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作为生物科学的达尔文主
义的联系怎样可疑，这种令人震惊和引人兴趣的新学说当时却注定要成为改
变中国道德价值观的根源。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进程，无论应用于个人或
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都需要对人有一种新的看法。物力论、进取精神、
坚持己见、施展才能——所有这类活力过去一直受到一种道德原则的压制，
这种道德原则扶植的是和平、和睦、隐忍和服从——这时都应受到赞扬。尤
其需要的是能人智士之间的那种经济竞争和“生存斗争”，这似乎符合自由
① 的确，严复自己的思想中存在多少有些不同的道-佛因素。见许华茨：《寻求富强：严
复和西方》，特别
是第10 章。
主义的观念。当把这种观念应用于国家冲突时，这种观念便表现出更加激进
更为可怖的面目。当然，作为进步动力的集体斗争的主题最终将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中找到一种不同的新的体现方式。
对于根据现代西方背景可能想象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主张，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点也不赞成。从一开始，它就不能阻止人们
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趣或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兴趣。
在精神上，康有为的乌托邦想象无疑是“趋向社会主义的”。梁启超既是他
先前的导师康有为的代言人，也是严复的代言人，后来变得有点前后矛盾，
他是中国讨论社会主义和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第一人。严复本人
提倡亚当·斯密学说，并不是由于热烈赞成古典经济学的原理，而是出于一
种“现实主义的”想象，资本主义是实现工业发展的进化动力。1905 年以后，
梁启超在和革命者争论的过程中回到了这种看法，不过他仍然对下述想法感
到兴趣：和自由主义相比，国家社会主义能够控制和加强经济，与此同时还
能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可以使中国在错综复杂国际事务中成为更有力的战
斗者；自由主义由于强调引起分裂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最终只能削弱国家。
无论是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伴随对于社会主义的
兴趣出现了一种对中国过去略为温和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和上述对过去的
控诉正好相反；与这种态度相联系，开始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对当代进行
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梁启超和孙逸仙坚持认为的那样，在中国，人们总是
以为统治阶级会关心民众的生活。中国从未经历过以尖锐的阶级差别为标志
的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历史。中国将来有可能利用“落后的有利方面”（后
来反映于毛泽东关于中国“一穷二白”的想法）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某些极
为可怕的后果。严复仍然比较坚定地相信斯宾塞给予他的启示，依旧认为，
被认定为西方历史标志的严酷冲突、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竞争正足以证明西
方文明更为合理。中国需要集体的活力，也需要个人的活力。
革命
20 世纪的头10 年也显示了另外一个主题——革命的主题的强有力的影
响。革命这概念是指在性质上完全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决裂的那种集体行
动，它无疑是以进步的观念作为基础，不过在某些方面，它似乎很可能与西
方18 世纪的思想有联系，而不是与19 世纪渐进的进化或历史的发展观念有
联系。中国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本世纪初在日本的革命学生，总是以一种
混杂着18 世纪西方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词的语言来发表言论。
在对待历史方面，严复和梁启超（他的言词再次是不那么前后一致的）
显示出某种民粹思想。他们痛恨传统文化束缚民众的创造力和才能；但是，
受到束缚的民众的潜力只要在一个先驱的指导下，经过长期而有条理的进化
发展过程就能发挥出来。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一旦旧社会的障碍被革命性的
变化所排除，潜在于表面之下的民众智慧就能显露。作为一个整体，革命者
们总是议论纷纷。孙逸仙也早有准备，认为中国民众事实上已有“村社民主”
的根基，一旦赶走满族压迫者，它就可以为民主提供坚实的基础。其他的人
则认为，进化的力量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释放出来。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
中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后来中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了解
的“实证进化论”和“辩证革命论”之间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却完全是模糊
不清的。应当补充，革命的结果被想象成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是带有“社
会主义”因素的民主共和政体。
中国的革命者从一开始便面临同样的列宁主义的困境。革命是否是时机
一到就会发生的客观事件？它是否需要革命分子和英雄们组成的先锋队？和
大多数革命的俄国同龄人一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这些俄国人的影响，
他们当然很快就相信，革命要有革命的领导人。年轻的革命者因而不仅要寻
求民族需要这一答案，而且要寻求作为个人的他们自己的新形象。严复和梁
启超的新人就是具有生产能力的经过训练的“现代人”——新社会的自信的
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专门职业者。不过，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既使这种
观念有可能产生，也使得一种有关个人的更浪漫的看法有可能产生，这种浪
漫的看法强调解放人的感情体验能力。本世纪初林纾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译文
展现出丰富的感情体验的图景——爱情、冒险、英雄主义的图景。①这种新的
感情和革命英雄主义形象的融合，作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式，在著名的革命
烈士秋瑾、吴樾、陈天华这样一些人身上很容易看到。
如上所述，不管就改良者还是就革命者来说，这种新的理想一点也没有
涉及对整个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就在年轻的革命者反对由来已久的儒
家传统制度时，他们在更广泛的传统中也有其坚实的根源。在他们心里，游
侠传统、明代英雄义士的传统、清初不合作者的传统，和俄国民粹主义恐怖
分子的榜样以及像拜伦那样的诗人-反抗者的形象都混杂在一起。人们无须怀
疑他们是真诚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但是革命也已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
式。
我们不仅在革命者对事物的看法中发现了强有力的传统成分，我们甚至
发现，革命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必将成为与整个文化有关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中
心（尽管改良者也加入了），这种民族主义和严复从根本上反对传统观念的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民族主义随处可见的
困境。一方面，实现民族富强也许需要彻底破除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有
关存亡的民族同一性的意识似乎又要求相信民族文化历史成就的内在价值。
在中国，激烈的学者章炳麟所鼓吹的反满主题似乎为民族地位的固有意
识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按照他的看法，清代不仅仅是一个衰落的朝代，
几个世纪以来它还代表一个劣等民族奴役在任何方面都比满族优越的汉民
族。革命一旦成功，必将最终解放汉民族高度的创造力。汉民族是一个有自
己的历史、自己的“国粹”和自己走向未来的道路的有机统一体。章炳麟无
疑熟悉欧洲民族主义的固有观念，正是按照这样的观念，他激烈地主张中国
人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引伸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范畴。不过，矛盾的是，他对
中国精神的强调似乎并不把它当作普遍真理的体现，要求严格地信守在具体
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作为清代传统的著名学者，章炳麟尤其强调，
青年要学好全部文化遗产并为之自豪。不过另一方面，在文化遗产的范围内，
他有他自己个人的爱好。其他革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如刘师培、柳亚子等人，
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民族遗产中偏爱其文学和美学的方面。的确，固有“文
化”民族主义只是革命阵营中的一种倾向。孙逸仙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刘师培、
章炳麟等文人很不相同，他的确能把固有民族主义的激烈成分结合进他的三
民主义折衷体系，但是他的根本倾向仍然是西方式的，他的追随者中的很多
人也是如此。不过，“固有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论题将在今后的国民党运动
的历史中起重要作用。
革命阵营里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倾向是无政府主义的倾向。20 世纪之初，
无政府-工联主义在欧洲较激进的一派和美国左派中是主要的势力。那时，的
确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般来说）或马克思主义者（特
殊地说）代表“革命左派”。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翻译日文和
与日本激进分子的接触是中国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①
有些革命者接受无政府主义可能和激烈抨击过去压抑人的消极的权威有
关，这种抨击我们在先驱思想家那里已经看到了。的确，先驱思想家（以及
很多革命者）决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权威本来就是有害的或多余的。
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起教育作用的权威，
这种权威可以促进民众的力量。有些更敏感的人，由于相信海外那种一场世
界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在西方即将来临的说法，则会匆匆地作出那样的结
论。热心提倡“国粹”的刘师培能够在老子的书中为他的信念找出根据，即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可以恢复道家“无为”社会的原始状态；这表明了当
时学说万花筒似地混杂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则在克鲁泡特金对达尔文学说的
看法仁爱“互助”中寻找宇宙论的根据。人们从中可以找到一种更近似于中
国传统——与极端的政治激进主义学说有关系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论。
在这方面，应当补充，1911 年以前和以后我们都看到某些性情特殊的
人，他们对同一个鼓手并不像多数新文人那样作出反应。不管由于什么原因，
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当务之急都采取高度抵制的态度。
章炳麟是个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深深地、热情地卷入社会-政治冲突和
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中，在有关“存在”的另一个方面，他又深受再次流行
① 马丁·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 年》，载芮玛丽编：
《革命中的中国，
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391—396 页。
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唯识宗）和庄子思想的影响。就后一方面说，他以一种
玄妙的观点找到了他最终的慰藉，这种观点否认整个现象世界的内在价值。
他随意理解达尔文主义，把它当作无常世界的例证，他干脆否认达尔文主义
会提供任何最终拯救的希望。实际上他否认进步。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王国维这个复杂人物，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
导致他并不自称关心国家“富强”和任何政治救亡学说，认为那只是表面的。
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以后，他发现他的根本感受——除了特殊情况下的特有
痛苦之外，生活本身就是问题——得到了西方的证实。显然是尼采和一些实
证主义者使他终于确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解
除人生的痛苦；在这之后，他在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文学批评（如他对小说《红
楼梦》的解释）中，最后在一种融合清代和西方哲学传统的创造性的学术生
涯中，找到了慰藉。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
中国的辛亥革命常常被认为是“表面的”。它没有引起社会的革命。不
过这一事件仍然结束了整个君主政体，使之合法化的宇宙论思想也崩溃了；
政权分散并军事化，全社会的职权往往降低到地方水平；道德威严在社会许
多层面上下降；地方上新旧有权有势的人都极不安全；新的共和政体未能建
立其合法基础——所有这一切必然有力地冲击知识分子有关上述论题的观
念。以上的种种趋势很多在1911 年以前已在发展。废除科举对文人的社会作
用有巨大影响。君主政体的宇宙论基础已被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进
化学说削弱；按照林毓生的恰当说法，“堤的闸门经过长时间可能腐蚀；当
堤最终溃决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住毁灭和破坏堤外原有景象的洪水的
冲击”。①毫无疑问，客观地研究1911 和1919 年间中国所有地区的变化将能
揭示出多种多样的情况，甚至某些积极的发展。不过在多数“高级”知识分
子的心目中，整个社会却是一种堕落、残破、腐败、野蛮的景象。中国的发
展趋势似乎总要陷入绝境。
严复和康有为这时都更加确信进化不可力迫之，在中国进化的现阶段，
共和主义革命是巨大的错误。梁启超承认革命和君主政体覆灭的不可逆性是
历史法则。他最初站在他一贯坚持的立场上，支持袁世凯建立“共和”独裁
政治的尝试，认为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康有为也站在他一贯坚持的进化
立场上，仍然相信在这一点上，只有君主政体的象征作用能够恢复崩溃了的
中心。② 这三人这一时期的共同倾向是，更乐意接受作为推理根据的文化民
族主义。当然，长期以来康有为一直在为他自己的看法鼓吹，即在小康这一
中间的历史阶段儒教是必需的。严复和梁启超在日益分崩离析的环境中，这
时越来越坚信，中国需要能够稳定共同信念的起码的基本要素。我们发现严
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孔教会”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要求承认儒教为国
教。①他认为，令人悲痛的是，中国社会仍处于由“父权”阶段向“军事”阶
段转变的时期，②而中国仍然需要父权信仰。
积极的革命者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很快就表明，他们的思想
信仰是旗帜鲜明的，但却不是深刻的。他们很快就卷入声名狼藉的军阀时期
的政治斗争中。孙逸仙在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后的暗淡岁月里，继续（积极
地，但没有多少效果）寻求政治权力的基础。“国粹”派的支持者不久便发
现，腐败的满族人下台以后，汉族并不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全面的“复兴”。
就刘师培这样一些人来说，他们仍然专心致志于维护民族文化的特点，但通
过政治手段来加以维护的信心已逐渐丧失。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来说，“这
一批人的文化使命是他们这时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③他们关于文化的观念
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和传统学术上，这使他们成了激烈地反对五四时
期语言和文学革命的人。
① 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第17 页。
② 这将导致他支持辫子军阀张勋1917 年的复辟尝试。
① 严复等：《孔教会章程》，《庸言》，1.14（1913 年6 月），第1—8页。
② 许华茨：《寻求富强》，第234 页。
③ 劳伦斯·A.施奈德：《国粹和新知识界》，载费侠莉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
时期的保守抉择
的论文集》，第71 页。
可是，对革命后这一时期所受挫折的最重要的反应是以陈独秀于1915
年创办的《新青年》为其最突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在其所反对的方面
看到的是对全部文化遗产更彻底的——更全面的抨击，这是整个运动的特
点。陈独秀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
的”，①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这种种抨击这时不仅指向传统的儒家社会
-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个传统，包括“儒道佛三教”（更不用说民间的迷信
文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用语仍被援用，但“旧社会”和“旧文化”这
时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当作一种巨大的、毫无生气的沉重负担，一种使民族精
神麻痹了的沉重负担。革命已经证明，人们虽然能够推翻整个传统的政治结
构，却不能影响遍及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事实上，陈腐的旧势力不仅仅有
能力继续存在，似乎还有能力恢复生机（例如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摆在
面前的任务因而就是改变民族的全部精神生活。“新文化”的领袖们认为，
这项工作是任何政治行动或体制改革的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年轻的胡适在
1917 年从美国归来时所表示的决心“二十年不谈论政治”，似乎表达了整个
新文化界的普遍情绪。正如他们主要刊物的名称所表明的，他们认为他们的
主要读者是还没有被“陈旧之物、腐臭之物”②完全腐蚀的受过教育的青年。
在这一点上，《新青年》的观点和先驱思想家们的观点之间也似乎只有
程度上的差别。面对我前面所说的列宁主义的困境，先驱们逐渐强调观念意
识在改变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在清朝维新运动期间，支持他们教育观
点的想法是，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或将要发生变化。进化
在某些意识帮助下那时似乎正在进行之中。与此相似，1919 年以前新文化界
的判断导致他们认为只有改变意识才能推动社会。
1919 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了一
条清晰的界线，这对将来有持久的影响。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已预示了这种
分离。尽管历来有“士大夫”的说法，但过去显然也一直有一些文人基本上
是知识分子，而另一些文人则基本上是政治家。在1919 年以后的那个时期
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再次卷入政治生活。不过，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和
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自我意识，即使在1949 年以后也
仍然存在，甚至带有某种智力生活有自治“权利”的意识。
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新文学”的出现，这适宜在本书的另一
章论述（见第9 章）。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也是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
自主领域。①虽然诗歌和纯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文人雅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但在观念上它们从来没有与自我修养的整个进程分开。总有一些像欧阳
修那样的文人，但把文学（就纯文学来说）当作一种高雅的、自主的职业的
观念却并不普遍。小说是文学的一个门类，而写作小说尤其不是一种值得重
视的高雅文化活动。梁启超在这方面，像他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也是先驱；
他提倡利用小说作为一种有效的动人感情的媒介，从而宣传他的社会-政治思
想。年轻的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人也是先驱，1911 年以前当他们
在日本的时候，就想利用文学作为医治中国民众精神痼疾的手段。可是，有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 年9 月），第7 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①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 章。
效地开展新的白话“雅文化”文学的却是新文化运动。不过，如果说新文化
把小说这种体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它做到这一点，在极大程度上是由
于把小说和小说应“为生活服务”的看法结合了起来。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开
始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基本上倾向于文学应为社会道德目标服务的看法。当
然，这个总倾向并不妨碍一些伟大的作家热中于纯文学事业，但总的目标仍
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表面上采用“为艺术而艺术”
的口号，也对一些并非纯属艺术的事情深感兴趣。①如我们所了解的，要摆脱
压抑人的传统生活结构的浪漫主义，在1911 年以前就出现了，即使在那时，
它也是既和探究个人人生的意义有关，同样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调有关。在
1911 年以后的那个时期，当政治救亡的希望戏剧性地破灭时，在人们很快失
去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传统价值信念的社会里，年轻知识分子对个人人生意
义的关注成了新文化的一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主义”就其自由主
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含义说，似乎这时对个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对
于先驱者一代，这样说无疑是不正确的，先驱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适地生活在
传统的儒家家族准则的限度之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因
而似乎并不完全有助于社会-政治目标。载于胡适主编的《新青年》的易卜生
专刊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译文，是这种关注的标志。“创造社”浪漫主
义的作家们着迷地热中于他们不能满足的情感上的渴求，这也决不是对“为
艺术而艺术”的关注。用李欧梵的话说，“法国象征主义者的看法是，艺术
不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艺术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厦，与此相去
甚远，成（仿吾）的论点指向另一个方向”，②指向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关注，
不管这种关注表现为郁达夫感伤的自我放纵还是表现为郭沫若飘然的自我陶
醉。
另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有明显联系的发展，可以叫做对传统遗产的“更高
层次的批判”，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关于各种传统和经典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的争执是中国思想长期以来的一
个特点。清代考据学派的杰出训诂学者们促进了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尽
管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怀疑主义的-反传统观念的含义很值得怀疑，而20 世
纪推崇他们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这种含义。康有为——他决不是一个
批判性学者——在20 世纪初曾试图利用对某些古文经典的系统性抨击来支
持他自己的今文经学看法。
和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一样，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具有深刻的
意识形态动机。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说，“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削弱
传统史学和经典之历史基础的可信性”。①要消除过去传统对现今的影响，最
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话当作事实的做法，这些神话是这种传统的依
据。最后，许多其他的“国学”学者——甚至包括“新传统主义”学者，他
们未必具有胡适和顾颉刚那种反传统观念的先入之见——都从事这种批判性
的工作，使史学研究从尽信经典和沿袭传统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重负
中解放出来。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
。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 页。
① 劳伦斯·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甚至就反传统观念的“新文化”学者来说，他们的意图也并不完全是破
坏性的。尽管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专心致志于可以在当代西方找到其模式
的远景，但他们和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决非完全不希望在中国历史中找到
现代文化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胡适所说的“正宗”。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
提倡的科学观念，以其渐次增进的进化观点，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在总
是由过去发展而来。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
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
古代思想中的伦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
它们与高贵人物颓废的、形式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高
贵者那种丧失了信任的、压制人的“雅文化”和民众活力相对比的民粹主义
主题，最终导致顾颉刚广泛研究民俗学（见下文）。同等地关心新文学和新
学术这两个方面的胡适，后来能够在他对过去白话小说的学术性研究中把这
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努力，不管是文学方面的，学术方面的，
或者只是时事评论方面的，都贯串了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前提。
尽管共同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当我们并列地提出这一运动的一些主
要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的名字时，我们也明明知道他们之间
的深刻差别。1911 年以前胡适还是青年学生，已经受到严复和梁启超的社会
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作为留美学生的幸运经历，以及他那时和早期杜
威哲学的接触，似乎使他相当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对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
生”这一著名提法的看法，陈独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严复介
绍的培根-穆勒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归纳主义，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实
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己20 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
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
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
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预定的
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
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们能互相协作，把科
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
—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
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
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
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
作为“竞赛规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
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可能把杜
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
①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和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
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
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的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
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① 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
经验的精深论述
作出任何反应。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
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1917 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
紧密的联系。他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
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
即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
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个人的爱好，
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
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
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
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行。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
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
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
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
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
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
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
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
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
义转用于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丧失其明确表达的任何意义。
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对全面变革的革命观点的呼吁无动于
衷；而极力称赞法国革命是现代民主起源的陈独秀，尽管在1919 年以前的那
个时期他持彻底反政治的“文化”观点，但他可能本来就更容易受革命性变
革呼吁的影响。不过在他们两个密切合作的期间（1917—1919 年），他们关
于个人和关于民主的种种要素的看法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周树人）是一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
文学巨人。在他主要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对“黑暗势力”特别敏
感。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进化论的信条，然而甚至在1911
以前他就模糊地开始发生怀疑。他的个人家庭经历、他对中国民众的堕落和
“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1911 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对进化力量能在
中国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触了尼采的著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转向真正的尼采
哲学，而是给他提供了奔放不羁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动形象，也
就是反对多数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伦式的诗人英雄的
幼稚梦想，这样的英雄能够从精神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人类。也可能正是尼采
和拜伦，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和美国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
文化缺乏同感。尽管受到严复的影响，鲁迅对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超然的
“现实主义”及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分复杂的看法，对于西方专家治国的
思想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使鲁迅碰了绝望之壁。他那种尼采式文学英雄有能
力塑造社会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
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更为阴暗。当代中国的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并不表示传统社会准
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际上倒是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表现。在
他的《狂人日记》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吃人”的不仅仅是中
国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1911 年以前那个
时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从于这种梦魇般压迫人的恶毒势力。鲁迅决定再
次开始写作，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响应，但是似乎是一
种有高度怀疑的响应。
尽管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不过就他的文学创造力来说，中国过
去某些“反传统”的方面仍然强烈地吸引了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
是，他所注意的历史和胡适从中寻找“正宗”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
意的是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
甚至是某些涉及个人私事的评价的历史。不过，这些诱人的方面似乎都没有
扭转鲁迅在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否定。
五四及其影响
在论述1919 年5 月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在此将不详述无数新期刊
中表达出来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
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了一个极
易引起争论的阶段。可是，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它们牵涉到
对中国种种弊病作纯文化的分析判断。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动，一次表面上有
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它甚至一度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虽
然只有学生和城市一些阶层参加）。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
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
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的
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却迫使他们思想上的一些前辈把注意力暂时
从他们长期的文化努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状况。
甚至反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评价他的态度。直接的影
响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令他高兴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文化
改革或许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而是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杜威本人于1919
年来到中国，他自己注意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
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①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
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定，只要避开
1919 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这一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
能实现。不过到了1922 年夏季，胡适在他的友人丁文江的推动下，说服自己
帮助创办了《努力周报》，这一刊物明显地致力于政治活动。
丁文江是一个有才干的地质学家，在新文化的“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
分子当中，他是少数真正科学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苏格兰受的训练。
③他在那里学到了地道的英国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看法（和胡适一样，他也是清
代“经验论者”的推崇者），但是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不像杜威的
实验主义看法那样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军阀和政客的道德评价丁文
江不那么热情，而这在胡适的看法中却很突出。他对现存势力的态度似乎是
——它与我们的论题有关吗？胡适在过渡时期已痛苦地注意到，政治势力的
权势妨碍知识分子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他也注意到新的权力主义这样一
些“主义”的兴起——准备抢先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因此，他政治活动的
一个方面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他
一直信守的主张。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
——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如果
说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他便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调查
的方法通过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一种武
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
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
① 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 页。
② 同上书，第177 页。
③ 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
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
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
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
1911 至1919 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
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
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1911 年以前，他和
“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
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
（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
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
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1911 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
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
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
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
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
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①
① 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 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
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
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当作一种
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时，我们决不应
以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开端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渐进进化宇宙论曾
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
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领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
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
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
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
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①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
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
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
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
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
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大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
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
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
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
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
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后”国家资产阶
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
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
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
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
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
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深信历史“在
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
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
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
待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
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
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
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① 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
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
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1923 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
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两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
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
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
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1917 年他采用了“和
平与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
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
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
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味着一种决
心，自己不但要关注动员群众，而且要关注对周围政治势力的实力和性质继
续不断地作出现实的客观的估计。由于经常把这些政治势力看作马克思主义
“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
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赶紧补充，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
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
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
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
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1919 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
还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
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1911 年以前，
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①（多少有些
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②）。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
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
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1911 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
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就晏
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
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
念。用不着多说，1919 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
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担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① 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1
911 年以后组织“群
众”的活动。
② 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
进知识分子，
1902—1911 年》。
问题与“主义”
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
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那些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所
写的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争论，每一次
都导致一方的明显胜利，并以一种渐进上升的方式逐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胜
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
不那么看重胜利的一种看法，则没有那种指出明显胜利者和明显失败者的自
信。
载于《每周评论》1919 年7 月和8 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
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
隶”。①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
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
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
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
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
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
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
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
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这种终
极的解决。在1949 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
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别的种种问题，这些
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
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
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
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
题，其中许多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
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
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
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
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
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
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说
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
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①可
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
①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引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3，第99—
102 页。
① 见本书费侠莉所写第7 章。
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恋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
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
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
任何其他自许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 年已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
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
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一直被看作社会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核
心在于摧毁已建立起来的旧制度。在1919 年分裂的中国，摧毁北京政府不会
有多大影响，因而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以后几年的任务是
处理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问题”，而不是摧毁旧制度的
问题。社会任务不能脱离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
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
大众文化的主题
五四事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许多人，包括鲁
迅在内，对它的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
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们应当“整理国
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研究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胡适极力主
张，过去的白话文学作品比雅文化枯燥无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动活泼；连
他在这一方面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种民粹派的主旨。他似乎愿意把“白
话文学”归入应予保存的“正宗”。这不包括对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
点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有活力的主旨导致他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
习俗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民歌。1919 年以后学生中出现了“走向民
众”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他还能把这一运动和他自己的论点联系起
来，他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旧贵族统治集团联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则应
当利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新近所获得的自主权利，把自己和普通百姓联系起
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群众的精神生
活——民间传说、习俗和民歌。①
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新
信息，如撰写具有新教育内容的通俗歌谣。不过就顾颉刚来说，他对民歌、
庙宇、节日的兴趣逐渐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方面。他逐渐发现了大众文化的
形式中所体现的审美价值。顾颉刚抨击国民党政府1929 年反迷信的政策（从
整体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反对大众文化），他抱怨说：“先人的艺术遗产
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①顾颉刚对生动
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评价与他越来越辛辣的对雅文化正统性
的“科学”攻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这时再次提出了先驱思想家揭露
本来面目的论题，即从秦代到清代，正统文化一直被用来压制民众的创造精
神。在他在《歌谣周刊》、《民俗周刊》这样一些刊物的多年学术活动期间，
他和其他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给人深刻印象的研究著作。
对大众文化新颖、纯朴方面感兴趣的不限于上述学者。鲁迅对中国大众
文化的书画刻印艺术和民间戏剧等多方面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
所有小说作品生辉增色；在湘西边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则详细地描述
了汉、苗人民一起生活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和习俗，他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找到
了一种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当时
非西化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
不可能在这些人当中进行政治启蒙。
就共产主义者瞿秋白来说，这种看法尤其明显，他严厉批评他的同行马
克思主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他的论点很简单。要是在中国应当写
唤起群众（这里他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那就应当以群众
所熟悉的语言，用群众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
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利用它们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价
① 见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第4 章。
① 同上书，第152 页。
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人民，他深信他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
代的”普通人。他对“大众文化”学者的工作的批评，从整体来看是严厉的。
胡适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文人的作品，群众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
继续受奴役的迷信。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
大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文化）形式的论题。然而毛泽东强调民族主义，这
导致他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略为有利的评价，导致他对其内容有更广
泛的理解。他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的范围，不管其作
者的“民间”身份怎样可疑。
“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找真理
五四运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这一运动“全盘否
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相对来说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
视与这种倾向有联系的人物，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其在1949 年的挫折已
使这种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要论述的人物和上面
讨论的大众文化倾向几乎没有关系。他们毫不难为情地面向过去的雅文化，
甚至当他们倾向于把雅文化等同于笼统的“中国精神”时也是如此。他们在
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西方思想来维护他们
的主张。按照李文逊的看法，从西方哲人寻求支持再次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新
传统主义”性质。这暴露出他们并不相信传统中国思想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
依靠寻找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来挽救民族自尊心，这又是一个例子。
可是，虽然这种“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多次出现（最显著的例子是1927
年以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却不能先就断言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逊的看法，对五四时期以前刘师培、柳亚子等人的革命的“国粹”
派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不过，这个老“国粹”派五四以后的后继者却是一
个完全不同的集团。梅光迪、吴宓这样一些人曾经在哈佛大学著名的白璧德
的指导下学习；虽和老“国粹”集团保持亲密关系，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
的观点，这表现于他们的刊物《学衡》中。他们通过白璧德接触到文学批评
家充当生活批评家这一西方传统。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
高到主要生活态度的重要地位。“古典的”，表示超历史的审美和伦理标准
以及个人道德生活中的“内心反省”。它意味着秩序和结构。“浪漫的”，
表示取消所有准则，在个人和集体生活中放纵感情，等等。《学衡》的领导
者相信这些便是贯穿于文化差异的范畴；他们还相信，儒家的社会准则和中
国的经典著作在中国是最“古典的”，这一点他们受到了白璧德的鼓励。这
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对跨越不同文化的精神类似性的真知灼见，这个
问题还不能断定。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新传统主义”没有表现出多大活力。
把自己看作真正儒家学说代言人的梁漱溟，把整个“国粹”派的学术和审美
兴趣的中心当作“捡拾来的僵化腐朽货色”而不予考虑。①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时期以后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主线的人还是
极为善辩的梁启超。他曾作为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
去欧洲，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后许多欧洲大陆思想家的忧郁感和
沮丧感。和欧洲思想家的接触导致他写了《欧游心影录》，这一著作简直就
是对“东西方文明”本质的全面的再评价。严复、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中进行
过的这种讨论，总是以简单的易于处理的二分法把叫做文明的巨大综合体大
大加以简化。西方文明的本质——对梁启超来说过去本来一直如此——就是
“物质”文明（如他这时所称呼的），这种文明只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
然；也就是个人、阶级、民族间无情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完全改变了
的是他对这种文明的评价。过去他热情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积极的应当
遵循的行为准则来接受。现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这
种行为准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因
为其侵略的、好战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历史根源），这时无论在西方的什么
①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118 页。
地方他都发现有像倭铿或柏格森这样更具精神倾向的批评家；梁启超这时倾
向于探索东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们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梁启超在哪一点上找到了中
国精神之所在。他发现，中国精神并不在于那些过去研究所谓“外在领域”
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的标准（礼）、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学说，有关自
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大量学习西方有关物质和社会的技术。
相反他发现中国精神，一点不错，就在于那些强调“内在领域”的思想方式
——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学；他
青年时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学所吸引。中国这种独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种
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广大无边、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结合成一体，
人从万物之源获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谈生物
性需要的满足——不谈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谁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
源。李文逊假定，梁启超从他关于中国精神优越性的新看法中获得了民族主
义的满足感；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
学，这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
科学与人生的论战
在新传统的出现和在澄清中国科学一词的意义当中，1923 年由张君劢发
起的“科学与人生的论战”①是另一个重要环节，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年轻伙伴，
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主张科学不能解释人，因为人生是主观的、直觉的、
自由意志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对新
康德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德国“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论战。和梁启超
不同，张君劢深知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相反的德国哲学。不过，他似乎能很
快地从康德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转到王阳明宇宙论的直觉主义。
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体地讲述科学的丁文江，接受了张君劢非难科学普遍
性的挑战。从严复著作中最初论述这一问题起，“科学”一词在中国就表达
了一种必然真实的确定意义。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的流行的概念是培根归纳
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穆勒名学》（严复译）中表述得最全面。杜威的
科学方法论及其集中注意力于经验和实验，无疑符合这一传统，尽管他对英
国感觉论的经验主义很有保留。从严复到毛泽东，对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
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体系是以归纳法的观察得出的概念为基
础的信念，不管怎样，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自然科学的力量更多地在于数
学-演绎假设的力量而不仅仅在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这种认识在中国没有赢
得多少拥护者。
丁文江的观点的基础是毕尔生《科学的语法》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毕尔
生坚决主张，科学提供了人对感性材料进行组织和分类的唯一方法，感性材
料是人和他决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这种观点与
西方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少有关系，它对科学的看法并没有离开归纳主义传
统。如费侠莉在第7 章所指出的，丁文江的地质学科学研究正是一种观察-
分类的科学研究。这次论战的其他参加者如吴稚晖、胡适和这时已成为共产
主义者的陈独秀，倾向于不理丁文江的（和杜威的）认识论，坚决主张，科
学支持吴稚晖所提倡的那种夹杂有道-佛思想的空想的机械唯物论，或者支持
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新社会科学。胡适和陈独秀同意科学是控制自然界和社会
的工具，同意科学动摇了张君劢那种个人具有“内在”精神道德改造力量的
信念的基础。除此以外，这场论战只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本
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
张君劢的论点和他随后的发展再次表明，更有生命力的新传统主义的核
心总的来说是新儒学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思想。
对于王阳明在五四以后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应略加说明。不
打算对这位明代的哲人和他的追随者进行分析，要说的是他对梁漱溟、熊十
力，甚至蒋介石这样一些不同人物的吸引力。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系
人和宇宙存在终极原因的精神-道德良知是精神-道德生活的源泉。这里我们
所了解的，是以直觉为根据来否定西方笛卡尔以后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和“无
价值”宇宙的观念。虽然王阳明的直觉使他得出与儒家道德-政治价值协调一
致的结论，但他对“内省”的依赖本身便有可能脱离传统儒家对“外在领域”
的看法。对比之下，朱熹强调必须“格物”以致知，似乎使他牢牢地和传统
体系的“物”结合在一起。最后，王阳明强调，个人只有在具体社会情况下
① 见《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和陈独秀序。又见本书第7 章。
活动的过程中才能致良知，这至少为在世上发挥作用提供了相当强烈的动
机。
新传统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他在少年时代受的是严复和
梁启超提出的全盘西化方针的教育；在1911 年以后的令人沮丧的年代里，他
没有被卷进“新文化”阵营。他的父亲梁济是儒家道德的相当生动的榜样，
这个权威性的榜样足以使他拒斥鲁迅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的看法。相反，他先
是在佛教，然后是在王阳明学派的新儒学观点中寻求慰藉。
我们在这里将不详述他1921 年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①只是说
明，它对西方的概念在主要方面近似梁启超。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很早就
发现，人类根本的特点是其精神-道德的本性，如果不受阻碍，这种本性既可
导致内在的和谐，也可导致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同情。中国文化在历史上
很早就获致这种直觉理论，付出了它的代价。虽然西方重视物力的文明导致
梁漱溟所认为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但也导致它发现了满足人类基本
需要的方法。中国需要这些方法的帮助，但不能以丧失它的精神基础为代价。
梁漱溟完全同意王阳明哲学的积极行动的推论，也似乎和王阳明一样，确信
儒家学说对社会和个人的真实性质的明确推论，也就是儒家学说对“外在”
和“内在”领域的推论。正是这种确信导致他逐渐对已经在进行的“乡村运
动”发生了兴趣，这一运动是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化人物”支持的。按照
他的看法，中国农村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被城市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败坏，
但却因贫穷、贪污腐化、动乱这无数的弊端而受苦。
1930 年以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教育和改革活动，是以反对政治官僚
主义道路为基础。蒋介石试图把王阳明“自我修养”的观念和他自己那种合
理化的现代官僚主义-军事化国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在梁漱溟看来，这似乎不
解决问题。在贪污腐化、军事胁迫和暴力极为普遍的情况下，哲人只有通过
与农村群众直接接触才能施加道德影响。从某个方面看，梁漱溟和延安时期
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多少有点相似。盖伊·阿利多认为梁漱溟关于道德上反省
或小组上听取自白、关于农村教育重新确定方向的某些看法，在他们1938
年那次著名的会晤之后，可能的确对他的朋友毛泽东有很大影响。①不过分歧
仍然很大。梁漱溟纲领的基础不是回避现存政治结构，就是由于别无选择而
支持好心的掌权者（在这方面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他和胡适有相似之处）。毛
泽东的纲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保留地承认残酷的权力竞赛为前提。对梁
漱溟来说，试图建立他自己的政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关于权力的道德基础
的儒家看法。当然，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先前的孟子，孟子设法掩盖“三代”
盛世的暴力起源。毛泽东主义利用改造农村作为建立军事和政治权力基地手
段的这一意向，无疑已经使梁漱溟联想到共产党的工作将来有败坏的可能，
尽管他赞扬共产党的工作。1953 年梁漱溟果然指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
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官僚主义的败坏的表现。不过他自
己却找不到把他改造农村的活动从政治环境的变迁中隔离开来的办法。
梁漱溟的儒学直接把他导向行动的领域，而熊十力及其追随者唐君毅、
牟宗三等则不相同。熊十力（1885—1968 年）是一个颇有个性的“边际”人
物，尽管他曾短时间卷入革命的政治斗争，但他所受教育的主要内容没有超
① 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涉及了该书讨论的所有
问题。
① 同上书，第283—292 页。
出传统文化的框架。和在他之前的一些人一样，他最初为“唯识宗”所吸引，
然后又受王阳明影响，回到儒家的信念，认为人类的道德生活至为重要。和
梁漱溟不同，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赞同立即行动的方案，尽管他们承认他们
学说的社会含意。要阐明他们直觉主义哲学的基础并为它辩护，他们似乎需
要投入全部注意力；这和梁漱溟不同，梁漱溟似乎对自己的“贤明”十分自
信。托马斯·梅茨格认为，在唐君毅著作中看到的那种宗教-伦理乐观主义和
对“贤明”能力的信心，当其脱离了旧儒家外在的体系时，能够成为一种狂
热信心的基础，即相信改造整个社会是可能的。①他认为，就一个未被承认的
层面看，毛泽东也有这种“传统的”信心。不过，事实上唐君毅、牟宗三和
熊十力（他1968 年去世之前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
现了他们的梦想，继续专注于与现存个人生活问题有关的他们的信念。
新儒学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以冯友兰为代表，他在美国接受训练成为
哲学家。和梅光迪一样，他在哲学上受到西方盎格鲁-撒克逊的启发。如果说
他是“新传统主义者”，那么他的传统主义显然属于一种世界性的类型。他
曾专心致志于那种20 世纪早期美国和英国一度盛行的柏拉图学派的“新实在
论”，他深信其范畴可以应用于朱熹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新实在论在西
方强烈反对占优势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传统。新实在论的一些支持者的确准
备接受一种柏拉图学派的解释，即数学和逻辑真理是客观的、永恒的形式。
冯友兰似乎深受那种古希腊理想的影响，即理智的沉思是获得崇高意识和超
然于人类日常生活纷扰的意识的途径。根据这种看法，科学不仅仅包括努力
应用逻辑-数学概念来达到控制物质世界的目的。对“贤明的”人来说，科学
还包括对数学和逻辑“形式”之美的沉思默想。按冯友兰的看法，这包括理
智的沉思，但不包括神秘主义。因此，冯友兰在寻求与他的观点相当的中国
思想时，引起他注意的便是他所理解的朱熹的理学，而不是王阳明“反理智
的”心学。他把朱熹的“理”解释成柏拉图学派的“范型”；这是否妥当，
还是一个大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我们不必怀疑，冯友兰相信他已为他的基本
观点找到了一个中国的框架。
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意味着否定他同代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关注。相反，冯
友兰在30 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历史和自
然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主导结构——它自己的发展“形式”，冯友兰很可能按
照基于经济决定论观念的历史进程诸必然发展阶段来考虑这些形式。根据这
种看法，道德行为也就是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的行为。按照他
关于实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历史变迁的人。在其道德-实践的生活中，
他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这种哲学导致他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
能使他免受后来的烦恼。①
应当补充，所有这种种传统思想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
子中仍有其影响，仍然是范围更广的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① 托马斯·A.梅茨格：《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① 见米歇尔·马森：《中国的传统观念：冯友兰，1939—1949 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
，1978 年，未出版）。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
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做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
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
受到敌对者的指责。1924—1927 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
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
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
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
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
吹能够造就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1932—1937 年间，在日
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
边，在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
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
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30 年
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
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
政治。斯大林的俄国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
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
都相当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
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
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
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
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
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
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
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
应付20 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1924 和1927 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
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
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
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1927 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
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
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
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
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1925 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
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
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
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
湃、毛泽东①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
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 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
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
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
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
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
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
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
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们应当像英雄一
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 以前那些浪
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
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
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力而深深感到的沮丧。①他对1911 年以前那个
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
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
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
响历史的进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
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
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1927 年以前他就开始应用马克
思主义的范畴，但最终促使他接近共产党的原因，是民国政府处决他最亲近
的追随中的一些年轻人，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这表明了他的特点。他更
积极地，但也是迟疑地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过去的种种进化学说能更准确
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他更加接近共产党。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和国民党内蒋介
石领导的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
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影响，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已把他导向一种文
化民族主义，致使他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无动于衷。他掌权的军事基
础可能使他更进一步看轻城市知识分子的帮助，贬低他们的可靠性。他掌权
的军事基础，在1927 年以后，甚至还使他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
他似乎认为，在所有这些信念方面他仍然是孙逸仙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内
外所有反对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旧军阀主义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
尚未从属于政权，他就是这一可悲事实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
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 年的大混乱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威信的下降。错误的政治策略基本
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一列宁主义观点，促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
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就能向前迈进。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来说，作
为革命总部的苏联继续存在，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
① 关于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早期阶段的研究，见小罗伊·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中国
共产主义农民运
动，1922—1928 年》。
① 见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马拉到马克思》，载默尔·戈德曼编
：《五四时代的
中国现代文学》。
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10 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按马
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并不意外，列宁主义者把理论用作“运动的指
南”，这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
对阶级力量结构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确定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历史
的争论”①就是这种关注的一种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确定中
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完全合乎逻辑地
导致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的周期性的关注。在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参加
者不知不觉地只好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
应用于过去时的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面。参加争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发
生兴趣，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
个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的拥护者。他
没有觉出什么困难便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
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者则代表斯大林
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
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
依靠“超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
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
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
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道而驰的
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
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
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
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
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
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
的毛泽东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
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著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 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
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学所
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
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
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
受这种权威。
40 年代这10 年将证实日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
① 关于这次争论的研究，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
源，1919—1937
年》；又见许华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一些成规》，《哲学论坛》，1.11（1968 年冬季
），第219—230
页。
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
力甚至使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
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
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
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
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
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礼。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
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
立场。1945 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
到了共产主义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
一个问题。
40 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很清楚，
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
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1949 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
呢？至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
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
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
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
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
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
“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
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
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第9 章 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 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简论中，描述了一种笼罩20 世纪
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的这一现代
阶段的特征”，就是它“念念不忘地对为害中华民族，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
改变其固有的不人道行为的精神疾病的关注”。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
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并且按夏教授的看法，同时也导致了“某种爱国主义
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和其他国
家都不一样”。①正是这种摆脱不了的感情使得中国作家在力图解释他们所处
环境的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其形式，特别强调“现
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避不开中国的现代历史，并且除
了适当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历史的方法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这一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
的方面，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
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这种看法引起了传统与现
代性的两极尖锐对立。这一疾病扎根于中国的传统，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破
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
文学的兴起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这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
已经指出过的。①第二，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反传统的立场更多地来源于中国的
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地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
样）。不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的结
果：由于知识分子对国家未能采取主动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于是抛开
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此成了社会不满的工
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
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
感觉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它反映出对社会-政治痛苦的极其强
烈的意识，它的批判眼光却极其主观。现实是通过作者本人的观点来理解的，
这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我关注。被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为“主观主
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
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他们的“自身和个性”②——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
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
同时并存；他们要求并向往献身，同时又因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
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主观紧张心理，为既区别于传
统文学又区别于共产主义文学的为期30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运动，
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
①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所著《现代中国小
说史》，第2 版，
第533—536 页。
① 参看，例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可参考许华茨编：
《关于五四运动
的意见：专题论集》，特别是引言部分。
②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东方档案》，
25.2（1957 年），
第266—270 页。
晚清文学，1895—1911 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 至1911 年的16 年，
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
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①中国在1894—1895 年甲午战
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
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 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
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
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
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 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
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
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
分别于1895 年和1896 年创刊的。1898 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
份报纸《清议报》（1898 年— ）和《新民丛报》（1901 年— ），以继续他
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
助创办《国闻报》（1897 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 年— ）。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
《苏报》（1897 年— ）、《国民日日报》（1903 年— ）。到1906 年，据
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 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
种。①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
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
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
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
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
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
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
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 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 年
—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 年— ），以及黄摩西编
辑的《小说林》（1907 年— ）。
在1917 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 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
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
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
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
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
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7页。
① 66 这个数目是李宝嘉提出的。其中至少32 种被阿英称为“小报”，它们政治性不强，
供城市中产阶级
消闲。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51 页。239 这个数字见于《清季重要报刊目
录》一文，载张
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77—92 页。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
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
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
“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
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
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
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
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
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
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
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
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
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
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 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
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
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
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
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
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
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①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
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
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
，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
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 年发表在《新
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
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
——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
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
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
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
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
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
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
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
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
① 此处和前面引文的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
基特编：《从孔
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230—232 页。
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
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
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
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
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
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
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
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
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①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
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
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
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
（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
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
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
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
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
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
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
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
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
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
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 世
纪的小说《儒林外史》。①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
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
的光辉先例。不过19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
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
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
① 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
语——包括官话
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
白话报》于1897
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
列强的新闻，并
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64
页）。文学报刊
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
报刊和文学作品
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著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
-费林捷洛娃：《中
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13 页。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233—234 页。
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
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②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
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
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
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
《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
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
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
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
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
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①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
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
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
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
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
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
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
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
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
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
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
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
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
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
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
作的译本与日俱增。①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
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
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
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
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
50 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
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
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
“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
② 此书有刘师舜的英文缩译本。
① 这里的某些讨论是根据普鲁舍克教授1967 年在哈佛大学讲学的笔记。米列娜·多列扎
洛娃-费林捷洛娃
编的学术论文集《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① 但是胡适认为，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在倒叙技巧的运用和结构的统一方面，受了
西方小说的影响。
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239 页。
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
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 个家庭
谋福利。②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
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
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
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
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
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
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
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
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
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
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
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
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
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
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
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
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
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
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
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
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
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
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
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
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
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
是在那里写魔??①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
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
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
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
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
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②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
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
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97 页。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3—174 页。
② 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 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2
部分讨论。
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③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
但大多数却更像19 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
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
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
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
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
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④
③ 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3 章。
④ 同上书，第169、176 页。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1911—1917 年
“鸳鸯蝴蝶派”这一说法可以上溯到这类小说中的一本畅销书，徐枕亚
的《玉梨魂》。这本情意缠绵的小说于1912 年出版，书中的诗将情侣比作成
对的蝴蝶和鸳鸯。①这一蔑称在1910 至约1930 年这一时期，被用来称呼大约
2215 部小说、113 种杂志和49 种报纸。这个称谓和这一派中最著名的杂志的
刊名《礼拜六》可以互换，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消闲”。
鸳鸯蝴蝶派小说受到狂热的欢迎，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啼笑
皆非的事。随着清王朝末日的到来，晚清小说的改革冲击力和严肃内容好像
也消失了。正如言情小说堕落成“狭邪小说”和“蝴蝶小说”那样，社会小
说的主流也从自觉地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病态的基本方向转为专以耸人听
闻为目的：少数值得尊重的“社会批判”杰作，被大量描写社会丑恶和犯罪
的所谓“黑幕”小说所取代。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这两种群众文学——庸
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们所拥有的读者和销售
量都超过了此前此后时期的作品。②根据林培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初步研究
所得出的惊人结论，30 年代以前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其能迎合中下层
阶级的口味和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念而言——既不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
说”，也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而是这些“消闲”作品。
根据林培瑞的分析，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了城市居民在“逐
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当新城市生活——尤其在
上海——变得沉重的时候，“读者要赶上世界的愿望就让位于想忘掉自己赶
不上世界这一愿望了”。①除了想满足逃避变革中的城市世界这个现实的需要
之外，林培瑞还暗示，蝴蝶派小说各次浪潮的热门主题可以与特定的社会-
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当酝酿中的晚清维新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给予
极大注意的时候，本世纪头十年前半期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
自由。此后20 世纪头十年后期与20 年代早期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
说的各次浪潮，则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同时。在这各
次浪潮中，逃避现实的主调是复古主义和幻灭情绪。作者们对中国的维新、
现代化和进步失去了信心，而这正是他们的前辈——晚清的报刊工作者——
所拥护的。相反，他们“对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态度”。
②他们认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对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以激进的反
对态度主张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传统的“拾遗补缺”的态度—
—只反对儒家价值体系中某些弊端和过分之处。
林培瑞的发现用对比的方式阐明了紧接在鸳鸯蝴蝶派之前的通俗文学和
其后的“文学革命”的性质。晚清文学显然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众化发
展过程。它开始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要唤起中国社会下
① 林培瑞：《10 和20 年代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
，第327—328 页。
并参看他的博士论文：《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哈佛大学，1976 年）。
② 根据林培瑞的统计，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者“在上海肯定有40 万至100 万人读过”。
参看林培瑞：《传
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第338 页。鸳鸯蝴蝶派小说销售记录直至30 年代末期都未曾被
超过，以后便逐
渐衰落了。1949 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小说的销售量当然要大得多。
① 同上书，第330 页。
② 同上书，第339 页。
层阶级群众认识中国处境的危殆和维新的迫切性。因此，“新小说”更多地
是因意识形态的必要而不仅是纯粹文学方面的关注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写小
说后来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被“争取读者”这
一商业上的需要冲淡了。大众化向晚清作者提出了教育与娱乐读者的双重任
务。当它从精英们的创作发展为流行作品的时候，“新小说”就逐渐失去了
它曾经充满的那种启蒙特质，而在一些情况下，正是这一特质使它具有长久
的文学价值。从商业的观点看，晚清通俗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理
智和艺术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却是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成
功的希望。1900 至1910 年期间出版的小说中，那种改良的、进步的观点，
在其后的十年中竟被保守主义和遁世主义所取代。当读者从1904 至1907 年
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读到孤独的主人公在面对封冻的黄河那壮丽的冬
景而沉思国家和他自己生活的悲惨命运、突然发觉自己脸上的泪水也已经冻
结了的时候，很可能被这种难忘的激越的纯洁感情与美丽的诗意所感动。而
到了1913 年，普通的读者却只会为徐枕亚的畅销小说《玉梨魂》中为爱情而
烦恼的“鸳鸯”情侣，一洒同情之泪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受欢迎一事证明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一代人所早已感到
的迫切需要：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以作为全面的精神革命
的一部分。从五四作家们的“新”观点来看，晚清的“新小说”，连同它的
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已经“陈旧”了，应被归入腐朽的“传统”世界，尽
管他们的晚清前辈在建立方言文体、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
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五四时期，1917—1927 年
在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家看来，民国最初的几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低落”
时期。一个产生了晚清文学中四位伟大小说家——吴沃尧、李宝嘉、曾朴和
刘鹗——和一些其他作者的朝气蓬勃的创造性的十年，忽然终结了。这四位
有才能的作家中，李宝嘉未及完成他计划中的120 回巨著的一半就于1906
年去世。多产的吴沃尧（共写过15 部小说）也于1910 年死去。刘鹗，也许
是四人中最有文采的一个，只写过一部小说，而此书在30 年代重版之前并不
十分流行。曾朴，在政治信仰方面最革命的一位，因过份忙于其他活动而未
能完成他的小说，并且和《老残游记》一样，直到20 年代才得到充分的评价。
①
辛亥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引起一场文学的复兴运动。相反，
政局的混乱使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小说式的书籍大受欢迎。唯一与之竞争的
派别“南社”，是涉足文学的革命政治家和报刊工作者的一个松散组织。该
社于1903 年由三位属于同盟会的报刊工作者柳亚子、高天梅和陈巢南创建，
定期出版社员的诗文集，它们多半是社交聚会的产品，据说在民国初年很受
革命者和年青人欢迎。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重读其中某些诗篇的时候，会感
到它们的情调和形象一般都属于旧传统。胡适甚至斥之为放纵不羁。②回顾起
来，南社的作用似乎不在于响应革命，而在于为革命者们提供一个表现文学
才能的场所。
和条约口岸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一样，南社的大多数社员都有很深的旧
学修养。但是他们的文体和词汇比他们晚清前辈们更加高雅古奥。如果说条
约口岸的文学报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维新主义在文学方面的一翼，那么它在
主题和文体方面肯定比南社的诗更加激进，后者的华丽词藻掩盖了他们所宣
称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感情。①南社曾经号称拥有1000 余名会员，但在最
后一次“革命”行动讨袁失败之后，逐渐衰落了。大多数知名的社员卷入了
军阀政治的漩涡；柳亚子等另外一些人在短期从政之后，又重新从事报刊工
作。
当五四运动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风气的时候，南社这一插曲差不
多已经被人们忘记了。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五四领
袖们和这两个过渡群体的成员之间仍然可以在社会事业上找到某种联系。当
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家资助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就改名《新青年》）
的时候，一些南社社员和条约口岸的有势力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仍然掌握着
各主要报纸。上海三家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
的文学副刊的编辑是鸳鸯蝴蝶派的能工巧匠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
枕亚和包天笑。包也是南社的一名积极的社员。五四的知识分子们很幸运地
能够在由南社控制的报纸上，宣传他们的事业，并能赢得其他革命的报刊工
作者和梁启超的追随者的支持。后来他们又逐渐从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手
① 新近对这两位作家的深入研究，见李培德：《曾朴》，和夏志清：《老残游记：对其艺
术和意义的研究》，
《清华中国研究学报》，7.2（1969 年8 月），第40—66 页。并参阅哈罗德·沙迪克带有
注释的《老残游
记》的精彩译本。
② 曹聚仁：《文坛三忆》，第150—151 页。关于南社的一般情况，参阅柳亚子：《南社
纪略》。
① 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第5 页。
中，夺取了各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地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小说月报》的
内容和版面的改变。这份由严肃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本来是鸳鸯蝴蝶
派的基地，茅盾在1921 年担任编辑后将它改造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喉舌。
文学革命
当《新青年》越来越引起报刊界和学术界的注意的时候，文化革命的气
氛早在1917 年2 月文学革命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酝酿成熟。在1915 至1917
年这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杂志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吴虞、易白沙、高一涵和陈
自己的文章，攻击儒家和赞扬西方思想。胡适首先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
受到陈独秀的热烈欢迎，认为是整个反传统崇拜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
本人曾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一著名史实，并在无意中把自己对这一重要事件的
“看法”永久化了。①下面的分析可能与胡适的说明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地
要加以引用。
当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写的一首诗中首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语时，他的
主要意图只限于和朋友们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学术性讨论。他急于争辩并证明
白话可以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学工具。早在胡适之前，白话的重要性已经被认
识到了；大批晚清的思想家和报刊工作者-文学家，早已将它作为一种群众启
蒙手段加以宣传和使用过。胡适知道这些先例，但他的确也提出了一种“革
命”性的主张——他的先驱者们或者是不曾觉察到，或者是未能有信心地加
以提倡。晚清提倡白话的人，虽然认识到它可以作为普及政治教育的媒介，
却没有承认它是文学表现的主要形式。胡适比严复和梁启超走得更远，他明
确指出在过去的千余年中，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不是古典文体的诗文，而是白
话文学。在胡适看来，文言已经是“半死”的语言，它对传统中国文学内容
的僵化和形式上的过分雕琢，尤其是诗歌，起了助长的作用。而白话则是文
学演变的自然结果；它作为一种活语言的生命力，已经在宋朝理学家们的语
录和元明两代的戏剧和小说中得到证明。胡适认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
一趋势在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趋势，如果不曾被“八股文”的强制推
行和明以来的古文运动所遏止，中国文学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口语的白话文
学——胡适把这一现象与但丁以后的意大利文学、乔叟以后的英国文学、路
德以后的德国文学相比拟。（因而以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说，这次文学
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相信一种活的语言是现代思想运动
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换句
话说即是恢复宋朝以来文学演变的自然过程。
胡适知道白话文学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
和新精神”。但是他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
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
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
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①
① 参看胡适附录在《四十自述》之后的著名论文《逼上梁山》，第91—122 页。还可参看
他在芝加哥大学
发表的英文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和1958 年在台湾发表的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该文收入刘心
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1—15 页。第二手材料有杰罗姆·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
国的文艺复兴》，
第3 章；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关于胡适的一章。
胡适在文学革命
时期的大多数论文均收入《胡适文存》第1 卷。
① 胡适：《逼上梁山》，第112 页。
后来他自己承认纯粹是“文体革命”的这一想法，在他1916 年10 月给
陈独秀的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中胡适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在这一最初的说明中，对文学形式方面所提的建议显然比对内容方
面更为详细和具体。陈独秀虽然热烈地支持胡适，却担心他的八不主义可能
被理解为传统的“文以载道”。因此胡适在《新青年》1917 年1 月号上发表
的下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改变了他的八不主义的顺序（新的顺序
是八、七、五、六、二、一、三、四），并试图对新文学的实质加以更多的
注意。为了区分新“质”和儒家的“道”，胡适强调了两个方面——“感情”
和“思想”——但这仍然含糊笼统。他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另外三条原则：二、
不模仿古人（他主张用进化的眼光看待文学并高度赞扬晚清小说）；六、不
用典（他力图区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的广义的典故和他所摒弃的过时的狭义
的典故）；和八、不避俗字俗语。这最后一条显然是他最关心的中心问题，
也是他以前和朋友们辩论的症结所在。
但是胡适文章中那种谨慎的语调和学者态度对《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
情绪来说，实在是太温和了。钱玄同不同意胡适对用典所采取的宽容态度，
全面反对用任何典故。在陈独秀看来，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
他没有功夫去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在1917 年2 月1 日出版的下一期《新青年》
中，陈独秀干脆抛开胡适那些温和的改革主张不谈，宣布文学革命已经开始：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① 适）之声援。旗
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
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
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
诚如周策纵教授所指出的，陈独秀攻击的目标是由三个文学派别占主导
地位的流行风尚——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歌。②尽管
陈独秀的三条原则中的建设性部分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更主要
的却是针对文学的内容。陈独秀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主张引进现实主义，因
为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学已经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进化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
义，而现实主义较自然主义更适合中国。③他的另外两条原则似乎是把胡适对
白话文体的关怀改变成了创造新文学的政治性要求，新文学在内容方面应当
① 这三条原则用的是《文学改良刍议》的序数，即给陈独秀信中的七、一、四——译者。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75—276 页。
② 同上书，第266—270 页。
③ 同上书，第272 页。
更“大众化”和“社会化”。
但是，虽然陈独秀讨厌传统文学的精英主义，他的大众化倾向却仍旧是
模糊的。他所理解的那种新文学顶多也只能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不一
定是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凡是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描写社会各种
人物生活不同方面的新文学作品，只要不是属于“少数贵族”的，他大约都
会欢迎。在这一早期阶段，他还不是只专注于更具阶级意识的工农方向。陈
独秀虽然拟议出一种范围更广阔的新文学，但他并没有提出创造这样一种文
学的具体办法。胡适在1918 年春季发表的一篇比以前更有闯劲的题为《论建
设性的文学革命》的长文中，讨论了这一任务。
胡的文章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说，
文学革命的建设性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白话民族文学。但是既然还没有标准
的“国语”，又怎么创造这样的文学呢？胡适的回答带有实验的特点：新的
作家应该用一切可用的口语写作。他们可以用传统通俗小说的语言，而以今
日口头的说法作补充，如果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用一些文言词语作补充。在
所有类型的作品中——诗歌、书信、笔记、译文、报刊文章，甚至墓志铭—
—他们都应当只用白话。经过不断练习，用白话写作会逐渐变得容易。关于
文学创作的“方法”，胡适认为新文学的题材应当拓宽，要包括一切阶层的
民众，并且认为实地观察和个人经验，再以生动的想象加以补充，应是写作
的先决条件。
虽然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语言工具和文学技巧，但他对他建设性建议
最关键的部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却不置一词。和陈独秀不同，胡适
不大愿意就他所认为的中国现代读者最理想的新文学类型，作详细的说明（不
管怎样笼统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胡适比陈独秀更少成见，不那么固执已
见。①但是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文学革命实质上是
一场语言方面的革命。但是，已经开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变中国文化
的内容，而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陈独秀理解两种革命——思想革命
和文学革命——之间的这种关键性联系，并使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相反，胡
适则从来没有像《新青年》其他领袖那样，投入反传统主义的事业。他在学
术上全神贯注于语言，使他因而奇怪地没有觉察到它的思想实质。
就胡适个人所关心的目标而言，文学革命是完全成功了。白话逐渐用于
迅速增多的所有新文学报刊。1921 年，教育部通令小学教科书一律用白话。
反对派起来得太晚也太软弱无力，“文学革命大军”轻而易举地便将它击溃
了。林纾给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长信，是在1917 年发动文学革命之后几乎两
年才写的。胡适的老友和对手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驌创办的《学衡》杂志，
到1921 年才出版，那时白话文早已成了“国语”。当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章
士钊于1925 年在他的《甲寅周刊》上放最后一炮时，胡适和吴稚晖在他们的
回答中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新文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完全可以
用戏谑的口吻哀悼老章和旧文学的“死亡”。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以外，反对派的论点集中在几个有关的问题上。《学
衡》派反对胡适的进化论观点，坚持说，在进化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几种文学
——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不一定比以前的文学好，也不能
①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32 页。
取代早期的文学。①因此每一种文化的古典遗产都应予珍惜，因为它为改变与
改革提供基础。作为中国古典遗产的主要媒介，文言不能完全被白话取代。
林纾更进一步争辩说，如果对文言文没有全面的知识，作家们就不可能创造
出一种白话文学。
这些论点显然都倾向古典主义，至于《学衡》派，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
思想印记也很明显，他要求他的中国追随者“保存包含在中国的伟大传统中
的真理的灵魂”。②但是在这热情奔放的破除迷信的新时代，这种理性地保卫
传统的主张无论想得多么周到，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要求革命变革的激
进冲力背道而驰。文学进化论的概念不但是胡适的特点，也为这激进的一代
中许多人所拥护，它是他们对未来看法和西化倾向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必
须用西方观念来取代旧传统，才能将中国转变成现代国家。甚至连反对派也
不反对变革；他们只不过反对某些过火行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最
弱的一环，就是他们看不起和不信任白话文。他们担心口语变化太快，因而
不适宜作为“经典”著作或文学杰作的语言，因为它们是永恒的，至少应能
为后世所理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似乎都不曾认识到，最后在五四文
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保守的评
论家们忧虑得不是地方，因为文学中使用白话并不一定会降低质量；而且这
种忧虑也太早了，因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到30 年代又遭到像瞿秋白这样的
左翼评论家的抨击，认为它是披着现代外衣的贵族精英主义。
新作家的出现
文学革命的破坏任务虽然遭到一些软弱的敌人的零星抵抗，还是很容易
地就完成了，它的建设阶段却是更困难的。
中国的“新青年”们对文学革命立即作出的热烈响应，也许超出了这一
运动领袖们的梦想。几年之内，新文学杂志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成立
的文学团体在100 个以上。①所有这些自发的发展都证明了五四运动，特别是
学生们1919 年的游行示威所引起的热烈情绪。
新形成的文坛的领导权起初掌握在北京地区的教授们手中：陈独秀、胡
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周树人的笔名），和周作人。他们的
一部分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还有叶绍钧——创建了新潮社，
并出版了同名的刊物。一位有学问又有进取精神的编者孙伏园，接管了北京
《晨报》副刊后又接管了天津的《京报》副刊，把它们变成新文学的出色橱
窗，登载新秀们的著作。这些学者、学生、编辑和撰稿人，以北京为中心结
成一个松散的集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学者风度，
与上海文坛那些傲慢的人的狂放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京派”中的老
成员们——周氏兄弟、孙伏园，钱玄同和出版家李小峰——后来创办了《语
丝》周刊（1924—1930 年），发表著名的有教养的语丝体评论，避免过激的
立场。《新青年》的领导于1921 年分裂后，胡适很快分离出去，并和一群主
要是受过英美教育的学者——著名的有陈源和徐志摩——携起手来。陈源创
办了《现代评论》，而徐志摩则是新月社的主将，该社后来出版《新月》杂
志（1928—1933 年），在抗拒左派和鲁迅的攻击、捍卫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
① 侯健对他们的观点作了同情的分析，见上书，第57—95 页。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82 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9 页。
文学和政治观点的文学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20 年代早期，在《新
青年》已变成政治刊物从而失去了在新文学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而《语丝》和
《新月》还未能造成多大影响之前，主宰文坛的是两个组织：文学研究会和
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于1921 年1 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开始时有21 个会员，大部
分来自“北京集团”，如周作人、郑振铎、孙伏园、叶绍钧、许地山、王统
照和郭绍虞。他们在茅盾的努力下组织起来，茅盾是少数和北京集团没有关
系的创建者之一，刚被任命为有影响的《小说月报》的主编，因而为他提供
了大好机会将这个原本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刊物转变过来为新文学服务。在经
过改造的《小说月报》的第一期里（第12 卷第1 期），文学研究会发表自己
的宣言，规定了三条原则：（1）联络从事新文学的人的感情，以求互相理解，
结成一个作家的团体；（2）“增进知识”，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知识；（3）
为作家协会“建立基础”，借以提倡文学工作不是消遣或娱乐的方式，而是
一种“终身的事业”。①
1921 年1 月发表的这个宣言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
是献身于独立的、可尊敬的文学事业的专业作家团体的第一份宣言。它证明
20 多年来他们的晚清先辈们为文学职业化所作的努力是合理的。通过发展会
员、在其他城市建立分会、出版新刊物——《小说月报》之外，著名的有《文
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文学研究会得以巩固和扩大阵地，使
越来越多的新人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树立起职业作家的声誉。除了叶绍钧、
茅盾、王统照、许地山之外，文学研究会还培养出众多的人才，如谢冰心、
许钦文、黄庐隐和丁玲。文学研究会还主持了大量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小
说月报》出专刊介绍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以及
“被压迫民族”文学、“反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文学研究会在
1925 年达到它活动的顶峰，其后逐渐衰落，到1930 年就销声匿迹了。
另一个主要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差不多同时成立。它最初
是由少数亲近的朋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等人发展起来的，他
们全都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经过一连串非正式的磋商，他们决
定出版一份新文学刊物。当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上海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泰
东”首先利用了他们的才能。1921 年7 月，创造社正式在上海成立时有8 个
成员。在郭沫若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出版《创造季刊》（1922—1924 年）。
其后是另外两种期刊；《创造周报》（1923 年5 月—1924 年5 月）和《创造
日》（共出一百期，1923 年7 月21 日—10 月31 日，是《中华日报》的副刊）。
1924 年一群年青作家入社，出版一种新的半月刊《洪水》。当1926 年大部
分老社员去广州以后，周全平负责出版部的工作，把他的更为激进的朋友们
拉了进来。新老社员之间开始出现日益扩大的分歧。老社员们在1926 年又创
办了一份新的期刊《创造月刊》，出版到1929 年1 月。但是年青的伙伴们在
上海已经掌握了大权，把郁达夫挤了出去，并说服成仿吾和郭沫若把创造社
的出版物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创造社被认为经历了两个阶
段：早期，1921 至1925 年的“浪漫主义阶段”和1924 年郭沫若转向马克思
主义以后逐渐向左转的阶段——他们自己著名的说法是，“从文学革命到革
命文学”。
① 同上书，第12 页。
大多数文学史家一直将这两个文学组织之间的分歧用两个口号加以区
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①前者被看作是文学研究会的立
场，它的成员们提倡“现实主义”，而后一种立场属于创造社，它的社员们
实践“浪漫主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理论上的敌对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这两个集团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
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
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方面，这种人本主义的气质
较多地从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的领袖们的早期著作
则有集中于自我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并不互相排斥。因此周作人在他的两
篇重要文章——《人的文学》和《文学的要求》——中，主张通过作者“自
己”的感情和思想紧密地“联系人生”。换句话说，自我表现无例外地都和
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因为周作人把个人看作是“有理性的”生物，是“人类
的一员。②在使新文学更加集中注意力于社会的同时，茅盾也提醒读者，真正
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同情”并非互不相容。③创造社的作家们更经常地使用“浪
漫主义”语汇，歌颂“美”、“全”和创造。但是他们的“为艺术而艺术”
的口号和其在欧洲文学中的含义很不同。在欧洲文学中，这个口号是将更深
刻的艺术境界的真实与外部生活和现实的市侩主义相对立。可是在成仿吾看
来，艺术“美”的作用是“培养”和“净化”生活：“文学是我们精神生活
的食粮。我们能感受到多少生命的快乐，多少生命的颤动啊！”①郭沫若则进
一步将这种“生命的颤动”变成了对社会不满的叛逆行为。
处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创造社的成员们，较之更冷静的文学研究会的
作者们更加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因此这两派的区别更多地属于着重点和
偏爱的不同，而不在于基本的美学理论。两派的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强有
力地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一个原则：“语语须有个我在”。不过在关于自
我和社会的人道主义中，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在20 年代初期更关心的却是前
者。
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
郁达夫曾经写道：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就首先在于个性的发现。②在文学革
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文学市场上充满了日记、书信和主要是自传体的作品
——全都是满纸的顾影自怜和自我陶醉，而且激荡着青春的放纵。文学革命
使20 多岁的男女出了名。他们那洋溢的激情部分地是青春的自我表现。在许
多方面他们确实体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所号召的那些品质：
他们是进步的、有闯劲的、科学的和个人主义的。用陈独秀形象的说法，他
① 几乎所有权威的中国第二手资料都采取这种两分法。例如，可参阅李何林：《近二十年
中国文艺思潮论》，
第4 章；王瑶：《中国新义学史稿》，第40—53 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3 章。
②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0 页所引周作人的文章《人的文学》。
这篇文章最初刊载
于《新青年》5.6（1918 年12 月）第575—584 页，当时文学研究会尚未成立，严格地说
来，并不能认为是
阐明该会的宗旨。
③ 茅盾：《什么是文学？》，见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312—313 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所引，第21 页。关于这场文学争论的更全面的
概述，可参阅郑振
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这篇文章是郑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
卷写的导言。这
套丛书的8 篇导言都收集在郑振铎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选集》中。
② 参看《大系导论选集》，第150 页。
们的生活和作品为陈腐的中国文化的尸体带来了新鲜活泼的细胞。
五四时期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的特征，是一种高度的活力，它给
五四文人以更加积极的品德，并将他们与他们那些脆弱的、精疲力尽的传统
主义的对手们区别开来。这种青春活力的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用来摧毁传统。
正如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的主题所极其生动地表现的那样：个人的烈
火和集体的热情将焚毁一切旧时代的残余，从它们的灰烬中新中国的凤凰将
获得再生。在这方面，正如夏志清所说：“中国的青年们用以迎接五四运动
的那种乐观主义和热烈情绪，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激励着一代浪漫派诗人的那
种感情本质上是相同的”。①
但是对再生的中国的憧憬的实现，比五四时期那些反偶像崇拜者所预想
的要遥远得多。在抛弃了所有传统方式和价值，并摧毁了一切信仰和确定的
方向之后，五四作家们发现自己处于新体系——毛泽东思想——演化出来之
前的过渡时期的文化真空之中。军阀割据所导致的政治混乱加强了他们的异
化感，因而使情况更加恶化。五四作家们被割断了和政治权力的联系，并且
和任何社会阶级都缺乏有机的接触，他们被迫回归到他们自身，并将他们自
我的价值观念强加于社会——这一切都是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名义下进
行的。
在差不多整整十年之内，这种青春激情的爆发可以用一个难以捉摸的字
眼概括：爱。对于迎着浪漫主义疾风骤雨而前进②的五四青年，爱已经成了他
们生活的中心。作家们是这一倾向的带头人。写几篇爱情的自白书和追求一
种基于爱情的“摩登”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时髦。因而五四作家
们的普遍形象常是因爱情而纠缠在一起的一对儿甚至是三角。由于郁达夫和
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丁玲和胡也频这样一些受爱情折磨人物在爱情上
的行为和方式，个性的重要意义受到广泛的认可。爱成了新道德的无所不包
的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循规蹈矩的传统礼法，礼法现在只不过是遵奉者的
束缚。在解放的大潮中，爱情和自由被看作是一回事，认为通过爱和宣泄自
己的感情与精力，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充实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敢于爱还被
看作一种叛逆和诚恳的行为，是抛弃虚伪社会一切人为限制以发现真实自我
并将其揭示给自己所爱的人的行为。就这种意义上讲，20 年代的浪漫主义情
绪完全是世俗的，并且，根据夏志清的意见，“在哲学上是浅薄的，心理上
是不成熟的”：它未能“探索心灵的深处，信仰一种更高的超脱世俗的或内
在的真实”。①
但是作为一种积极行动的气质，浪漫主义的爱情对社会运动却有特殊的
影响。对于妇女的解放运动尤其如此。妇女解放运动在本世纪初即已开始，
到20 年代达到高潮。新文学家们再一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一运动的“教
父”是胡适（他本人在私生活上也许是最不解放的男人之一）。胡适在1918
年由于翻译《玩偶之家》，将易卜生主义介绍到中国，他无意中将剧中女主
人公娜拉推举到前所未有的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
征，难以数计的女青年挣脱家庭的锁链和幼年时代的环境，都以娜拉这个榜
样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娜拉最后砰然关上家门以示与制造自私、奴性、虚伪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9 页。
② 这是“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对五四早期的评论，见《大系导论选集》，第94 页。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8 页。
和卑怯（胡适所指出的四种弊害）的社会决裂的行为，被她们看作她作为解
放了的妇女具有的重要意义的表现。她们赞许娜拉反驳她丈夫对她指谪时所
作的表白：“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②按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位中
国的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她应该有爱的权利。在爱情的名义下，传统
的婚姻被破坏，建立起新的关系。“恋爱自由”成了十分流行的口号，几乎
和妇女解放的意义相同。
但是这一关于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信条，却令人苦恼地和许多使这一无
所不包的价值观念的局限性显得更加突出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这一点，对
现代中国的女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为数众多的娜拉们看来，易卜
生主义的关键是“出走”这一作为开端的行动。当娜拉将“玩偶之家”的门
砰地一声关上的时候，她的解放就被认为是完成了。她们中很少有人认真地
想一想鲁迅在1923 年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正如梅仪慈在她关
于20 年代和30 年代女作家的论文中所作深刻分析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的
女作家们“在和文艺与社会的权威以及支配她们生活的旧秩序与价值观念断
然决裂之后??突然变得无所依傍，只能从她们自己的感情和不确定的关系
中获得支持，而这种关系本身又取决于不可靠的感情。当自我肯定的权利终
于得到了的时候，却证明它是靠不住的东西，而依靠爱情和感受来维持生活
的女人，就更加容易受到其他苦难的伤害”。①
这一时期一些著名女作家——黄庐隐、冯沅君和丁玲——的作品，为这
种勇敢与脆弱、叛逆与幻灭的混合感情提供了感人的佐证。冯沅君在她的著
名小说《隔绝》中，描写一对没有经验的浪漫情侣在和家庭决裂出走以后所
遭遇的艰难与困苦。在文学研究会的黄庐隐的作品中，总是出现欺诈与受害
的主题：她那些解放了的女主人公满脑子都是从在家里读过的传统言情小说
里学来的爱情幻想，对仍然是由男人主宰的社会简直毫无准备。她们起初的
叛逆很快就导致了她们的“堕落”。当这些初出茅庐的娜拉式的少女被追赶
时髦的纨绔子弟领进放荡淫乱的世界时，他们就油嘴滑舌地炫耀自吹出来的
文学天才，娴熟地玩弄“自由恋爱”的把戏，占那些毫无经验的幼稚的理想
主义的姑娘们的便宜。
丁玲也许是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女作家，她早期的小说提供了这种混乱情
绪的最大胆的例子。她最有名的小说《莎菲女士日记》，描写的是一位和两
个男人搅在一起的“新女性”：她不满足于那个柔弱伤感的青年，而被一位
来自新加坡的富有花花公子所吸引。和庐隐的那些“游戏人生”的女主人公
不同，莎菲女士设法征服了两个男人，不过她的征服欲望在表面上看来虽然
好像是表明了她坚强的个性，却掩盖着内心复杂的追求与负罪的苦恼。莎菲
女士的故事，可以被看作一个被肉体情欲与精神恋爱二者之间的冲突和差异
弄得晕头转向的现代女子的经历；她精神狂乱，无法将两者结合起来。①
对于黄庐隐和丁玲，爱情的持久性主要在精神方面。为了反抗将性爱看
作男人玩物的传统习惯，为了恢复婚姻中的爱情，五四时期的易卜生主义者
②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存》，1，第643 页。
① 梅仪慈：《20 年代和30 年代的女作家》，见马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
国社会中的妇女》，
第161—162 页。
① 关于对丁玲的另一种理解，参看梅仪慈的：《变化中的文学人生的关系：作家丁玲的某
些方面》，载戈
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281—308 页。
反对中国的多妻制习俗，因为其动机是肉欲的而非精神的。既然爱情被认为
是一种新的道德，爱情的道德内涵自然就更着重于精神，因而中国的娜拉们
的感情经历常常会导致一种新的嘲弄。她们虽然可轻易地以爱情的名义拒绝
传统的婚姻制度，却难以在她们所理解的爱情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关系或婚
姻。由于她们的“精神”倾向，她们无法“弄清也无法对自己解释她们所经
历的难以抑制并搅得她们不得安宁的冲动”。因此，她们的写作过分专注于
自我，想借此说明她们作为解放了的妇女而存在的理由，同时“通过自我表
现显示她们是什么样的人”。②
女作家们这种强烈的主观给五四时期的文学带来了一种新的深度和新的
复杂的心理广度。但这也暴露了她们在艺术上的局限性。正如梅仪慈所指出
的，“尽管许多男性作家后来终于不再沉缅于自我表现与自我忏悔式的写作，
五四后这一段时期里的女作家们却谁也未能达到过茅盾描写社会的那种广
度，或者鲁迅的讥评的深度，或者张天翼的讽刺的力度”。其所以如此，可
能是因为“大多数女作家一生中的创造性阶段都只限于青春期刚结束的那一
段时间”。①一旦她们经过了这一充满青春活力的自我追求与自我肯定时期，
她们的写作动力好像也随之枯竭了。除了丁玲以外，大多数女作家在纵情沉
缅于爱情这个阶段以后，都安定下来过着更常规的生活。到30 年代，20 年
代的那种欢乐感已经消失，大多数的娜拉们便放弃了写作生涯而成为教师、
学者，或者像凌叔华和冰心那样，当了家庭主妇。鲁迅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
——“娜拉出走后怎样？”——的回答，证明确有先见之明：娜拉或者“堕
落”，或者“回家”。②鲁迅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回答似乎暗示，只要经济上
不能独立，在社会地位上不能平等，娜拉们的解放顶多也只能是一种时髦的
姿态，一种浪漫的人生观，而最后则不免是一种幻觉。只要中国人民各阶层
不来个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娜拉们永远得不到完全的解放。
尽管对20 世纪初期中国妇女解放的可行性持强烈保留态度，已届中年的
鲁迅对女作家们仍表示同情甚至关怀，而对他的某些男性的同行们，却只有
冷峻的轻蔑。“才子加流氓”虽是他专门送给创造社人士的简洁的雅号，他
却可能极愿意将它扩大到一大批文坛新贵的身上，他们大肆炫耀刚在某个新
创办的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小说或一首诗，要求立刻承认他们，他们的声名主
要不是由于他们作品的质量，而是由于他们那种浪漫的行为。对于许多五四
时代的作家，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将作家的个性和生活经历提到
这样的高度——对自我如此过分关注——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性质和质量
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鲁迅与现代短篇小说
五四文学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它那强烈的主观主义。在晚清小说中出现
的日益突出的作者个人感受，到五四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少数晚清作家仍在
试用略加掩饰的作者即主人公的写法（刘鹗），或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传统写
法（吴沃尧），五四作家却完全抛弃了讲故事的姿态，“讲故事的人暗指作
者，甚至就是作者本人”。①在许多情况下，作者毫不掩饰地作为“小说”的
② 梅仪慈：《女作家》，第108 页。
① 同上书，第108 页。
② 鲁迅：《娜拉出走后怎样》，见《坟》，第141—150 页。
① 西里尔·伯奇：《中国近代小说的变迁和连续性》，见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
第390 页。
主人公出现。这种“新的作者主人公的出现”最经常地发生在短篇小说中，
而短篇小说无疑是文学革命后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也许五四作家
们过分地忙于写出他们自己激动而不安定的经历，以致顾不上花更多的时间
写长篇小说。②
按照普鲁舍克教授的说法，选择短篇小说，也和西方文学及中国文学传
统的双重影响有关。出于对中国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古典形式的反抗，五四
作家们很自然地被最不受传统束缚的那些文学门类所吸引。既然短篇小说和
长篇小说“除少数的例外，一向被排斥在古典文学之外”，它们就成了新作
家的宠儿了。③诗歌在古典文学中占有崇高地位，反而被降到从属地位。在两
种形式的散文记叙体中，长篇小说直到20 年代末30 年代初才流行开来。如
普鲁舍克所指出的，其原因可能是，五四作家极力模仿的19 世纪欧洲长篇小
说，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相比，主题构思整体性更强，结构更加严谨，因而
现代中国作家更难掌握。并且尽管晚清长篇小说在艺术上已有相当大的进
步，它仍旧过于“传统”，不能成为急于反对传统的新作家们表达思想的方
便工具。
就短篇小说这一体裁说，郁达夫是20 年代早期最著名的作者之一。他的
第一个集子里的短篇小说——《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以
它们对“性堕落”的前所未有的坦率描写而引人注目。但郁达夫早期短篇小
说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是他追求感情的满足，性欲的挫折不过是这种
追求“忧郁症式的”表现。对这种自称“零余者”的孤独者来说，生活只不
过是一次伤感的旅行，形影相吊的主人公漫无目的地浪游，寻找生活的意义。
因此，郁达夫小说的特点是感情、观察和事件的自然展开，并没有压缩到首
尾连贯的结构之中。过去和现在，几乎是随写自传的主人公之意，凭印象层
层叠叠交织在一起。唤起各种情绪和回忆，不是为了促进情节的发展，而是
为了创造某种激越的感情。郁达夫在他写得最成功的地方往往能表达出真实
而强烈的感情；其败笔则会给读者以漫不经心和支离破碎的印象。①
尽管郁达夫颇有才华，但也只能算是在模仿和试验中摸索写作短篇小说
技巧的新手。事实上他的某些短篇小说读起来更像抒情的散文，不像结构严
谨的小说。和郁达夫的作品比起来，创造社的其他作者们的小说创作显得粗
糙（成仿吾），漫无节制地多愁善感（王独清），或者简直就是为了赚钱（张
资平）。唯一例外可能是郭沫若，但是他的创作才能更多地表现在诗歌方面，
而不是在小说方面。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的作品似乎略胜一筹。尽管研究会
的作家们的小说中也表现出强烈的自传倾向，但他们一般地不像创造社的同
行们那么言过其实地自命不凡。他们写热烈探求人生意义这一主题时，不那
么沉迷于自我，而是更倾向于人道主义。在黄庐隐的作品中，正如前面已分
② 对少数不那么易动感情的作家来说，最富吸引力的短篇文学形式是散文，这种传统文学
形式被周作人和
鲁迅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关于周作人散文写作艺术的深入讨论，可参阅戴维·E.波拉德所
著的《一种中国
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
③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文学革命情况下传统东方文学与现代欧洲文学的对抗》
，《东方档案》，
32（1964 年），第370 页。
① 关于郁达夫的艺术的分析，可参看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6 章；
安娜·多列扎洛
娃：《郁达夫：文学创作的特性》；迈克尔·伊根：《郁达夫和向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
，戈德曼编：《中
国现代文学》，第309—324 页。
析过的那样，这种探求采取了女主人公从理想主义发展到理想幻灭这一过程
的形式。冰心对“年青一代在痛苦的转变时期进退维谷的处境”①的处理，是
更理想主义的，“富于哲理”。与黄庐隐不同，因《寄小读者》而驰名的冰
心，倾向于多愁善感地描写母爱，并根据作者自己童年欢乐的形象将世界理
想化。文学研究会创作的最佳样品是由叶绍钧提供的。按夏志清的意见，在
《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早期作家中，叶绍钧是“最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他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始终保持了“高超的才能”和“高雅的感情”，
在这些方面，他的同时代人中很少能与之匹敌。②叶绍钧早期的短篇小说大都
是以教育为主题，这反映出他自己作为一位虔诚的教师的经历。这些故事表
现出的哀愁并非来源于主人公个人的苦难（如像郁达夫的作品那样），而是
出于对主人公力图实现自己的目的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热情关注。在一篇又
一篇的故事中，叶绍钧都描写理想遭受挫折这一模式：热心而富于理想的教
师们到处碰壁、失败。在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叶绍钧简要地描绘出
了一位作为教育改革者的五四知识分子的肖像。这部基本上是自传体的小
说，是第一批出版的有不少优点的书中的一本（1927 年）。它叙述一位小学
教师的经历，他对教育和社会改革的玫瑰色的设想，最初是由他所在学校的
校长和他的女友的爱情培育起来的，但却被政治环境的阴暗的现实所粉碎。
主人公最后得伤寒症死去。
茅盾称赞《倪焕之》的生动的现实主义，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成就，但茅
盾同时也指出，尽管小说结尾处表现出幻想的破灭，叶绍钧在一定程度上仍
是个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他一面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一面
却又不惜点缀几笔“光明”。对于叶绍钧，“美”和“爱”是人生的意义的
真谛，是将灰色的生活转化为光明的基本条件。①但是尽管叶绍钧态度诚恳，
技巧纯熟，并且感觉敏锐而有修养，他仍然不能和五四时期最成熟最深刻的
作家鲁迅相比。虽然鲁迅只写了两集短篇小说（而叶绍钧写了6 集），他却
给本来是很浅薄的五四早期文学带来了思想的和艺术的深度。因此应该予以
更加仔细的分析。
在同时代人中，鲁迅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的天才是无与伦比的。他
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怀旧》，虽然是在文学革命之前用文言文写成，却已经
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敏锐感和成熟的技巧。②鲁迅此后所写的以他的传统味很浓
的故乡绍兴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洋溢着一种主观的抒情韵调，这表现出他对
自我与社会问题的复杂而迷惘的反应。虽然鲁迅的这些小说被看作反传统的
文学而受欢迎，但对以两个主要文学团体为代表的那种早期创作成果来说，
却是不很典型的。
鲁迅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有两种重要的激情促使他从事小说创
作。他声称其目的是启发人民和改良社会：“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
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但是他也承认他的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73 页。
② 同上书，第57—58 页。
① 转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89 页。
② 关于这篇小说的重要性的分析，可参阅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的《鲁迅的〈怀旧〉：中
国现代文学的先
驱》，《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6（1969 年），第169—176 页。
① 鲁迅：《鲁迅全集》，3，第203 页。参看威廉·莱尔：《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
小说是他个人回忆的产物：他写作是因为他无法从记忆中抹掉那些一直烦扰
着他的某些往事。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极力将对个人往事的回忆和对民众进
行思想启发二者，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试图重新整理自己对个人经历的追忆，
使之溶入更加广泛的中国国家历史的图景中，以使创作不像大多数早期的五
四文学那样以自我为中心，从而对读者更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巧妙
地将这两种激情熔铸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这种民众与个人两方之间的
创造性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其结果并不总是和谐的。
当钱玄同第一次要求鲁迅给《新青年》投稿的时候，鲁迅用一个含义深
刻的暗喻来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
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
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②
在一个充满漫无节制热情的和乐观的时代鲁迅竟有如此阴暗的想象，足
以证明他与众不同的心态。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可透进一点光亮——的确是
一幅黑暗封闭的图象——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恰当的象征。
这一明确的信息当然是在号召思想启蒙。但是这一似非而是的比喻还暗示一
场不祥的悲剧：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当他们被惊起的时候，也会和那些“熟
睡的人们”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而鲁迅并不曾指出捣毁这铁屋子的任何
途径。随着他的故事情节的开展，“铁屋子”这一主题也在少数清醒者或半
清醒者与熟睡的大多数人之间的一系列悲剧性的对抗中，得到发挥。这些熟
睡者的不觉悟，往往由于他们愚昧的残忍行为而变得更为恶劣。孤独者这一
中心形象和群众的对立，揭示出鲁迅对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无法解决的“个
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情：换句话说，
就是在对社会思想启蒙的责任感和无法克服的个人悲观主义之间深感不安。
鲁迅在他的几篇小说中描写过“群众”：《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顾
客，《狂人日记》和《明天》里的邻居，《祝福》和《风波》里的村民，尤
其生动的是未受到充分重视的《示众》中的看客。在谴责群众中某些老一代
人的时候，他达到了自己讽刺艺术的顶峰，例如《高老夫子》、《肥皂》和
《离婚》。通过对这些个人或集体的速写，鲁迅拼集成一套自己同胞的画像
——一个居住在“懒散、迷信、残忍和虚伪”社会里的民族。①他揭露了一个
阴暗的、“病态”的急需救治的社会。这种“病态”的根本原因，在鲁迅看
来，并不是体质上的或环境方面的，而是精神上的。自1906 年他决定放弃医
学转而从事文学之时起，就一直不倦地通过文学以探求群众的“精神”内容
和深入揭示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努力左右着他对群众的看法。鲁迅探求
的结果虽然在他的许多著作里都可以找到，却最完整地表现在他最长的一篇
故事《阿Q 正传》中。
鲁迅在他这篇最著名的作品中并没有展示出一位强有力的个人英雄，而
是创造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平庸人物——阿Q，普通人之中的最普通的
人，群众中的一张熟悉的面孔。因此阿Q 的传记可以了解为中国群众概括的
写照。阿Q 的许多缺点也为作为一国之民的中国人所共有，可以归纳为两种
压倒一切的反面品质：他的“精神胜利法”，一种自我欺骗的将失败转变为
②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第10 页；英译文载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小说
选》，第24 页。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32 页。夏志清在第42—46 页中还对《肥皂》和《离婚》作了
深入的分析。
似乎是胜利的思想方法；和他甘愿作压迫的牺牲品的“奴隶性”。这两种品
质必然也就是中国的病根，是过去历史的遗产。鲁迅的意思是，历史上屡受
屈辱的经历，尤其是近时强大野蛮民族的侵略，在中国人的心理中灌注了一
种被动的、不假思索的听天安命的态度。因此说来可笑，阿Q 精神竟是完全
没有精神。
虽然阿Q 是群众的一幅镜子中的影像，他却为群众所疏远，由劳动者变
成了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在故事的最后三章里，阿Q 光成了“革命者”，然
后是一名“强盗”，而最后则是个被定罪的死囚。在“大团圆中”，他在群
众面前游街并被处决。他一生的最后经历就这样给辛亥革命的失败作出了可
悲的评语。①虽然为时已晚，阿Q 在临死时确实获得了某种觉悟，不过不是对
他自己的性格或者对革命的意义的觉悟，而是认识到了中国民众的真实性
格，正是那些看客们一直在迫害他，他们似乎是急于要吞食他的血肉，并且
已经在“咬他的灵魂”。他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和祭神的
羔羊。
作为一个“熟睡的人”，阿Q 并不曾经历死亡的痛苦，尽管在临死时他
有了一点醒悟。但是当写到“较为清醒的人”——那些多半是知识分子的不
幸者，他们和阿Q 不同，他们身处熟睡的人群之中而又和他们很疏远，他们
奔走呼号——时，鲁迅对民众的教导经常渗透着同情和绝望的个人感情。这
些人物好像是从记忆的恶梦中浮现出来的，是鲁迅痛苦地“追忆逝去的时光”
的结果；他们体现了鲁迅自己和他内心的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鲁
迅赋予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尤其是他自己的那种占据中心地位的哲理性
的两难处境：这些不幸的少数人由于有天赋的敏感和理解能力而惊醒过来的
时候，他们能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中找到什么意义呢？
《狂人日记》（中国第一篇现代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鲁迅的觉醒了的
知识分子中最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可以被看作鲁迅在日本留学时
期最崇拜的“摩罗诗人”的“患精神病”的后代——一个叛逆者和新思想的
开创人，一切政治、宗教和道德的改革都是从这些新思想开始的。但是这种
英雄的姿态却因完全脱离群众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使得他对社会的影响几乎
等于零。他的过分敏感和探求精神成了疯癫的证据，并因此而受到迫害。正
因为这一点，他是孤立的，被周围“熟睡的”群众所排斥，成了他们的牺牲
品。
虽然鲁迅创造的这位知识分子英雄关于中国社会吃人的性质所提出的警
告，被当作疯子的呓语，他在日记的末尾却发出了清醒的呼吁：“救救孩子。”
但是在此后鲁迅的某些为现代知识分子所绘的肖像中，这样的训诲逐渐让位
于一种更加忧郁的倾向；愤怒的叛逆者被沉思的孤独者、痛苦的伤感主义者
和自杀的厌世者所取代。在三篇典型的带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中，鲁迅所描写
的“较为清醒的人”也逐步变得悲观，甚至几乎完全绝望了。
《故乡》里的那位说故事的知识分子，即鲁迅小说中的“我”，遇见了
他童年时代的朋友闰土，他已经从一个农村少年变成了饱经风霜、苦于多子
的中年人了。讲故事的人立即有一种深深的隔膜感，这不单是由于他和闰土
① 林毓生在深刻地分析这篇小说的时候指出，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创造出任何正面的成果，
反而使中国社会
里受到传统约束的邪恶势力泛滥起来。阿Q 这个浑浑噩噩的“革命者”的死指出了一条不
可避免的教训：
思想革命是中国改革的先决条件；见其《中国的意识危机》中关于鲁迅的一章。
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也是由于时间的嘲弄将他以往的欢乐变成了今日的悲
伤。他清醒地看到自己已经不再能进入囚禁闰土的那个世界，也无力将过去
的朋友从中解放出来。因此他的孤寂是认同感被绝望所窒息的结果。仍然是
知识分子的洞察力，使得过去与现在的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在酒楼上》的那位故事的讲述者，也同样在一家酒楼里和过去的朋友
不期而遇。两位朋友过去都有激进的理想，而现在又同样地意志消沉。因此，
当故事的讲述者听到他的朋友说起此次给他的弟弟迁葬和拜访老邻居的情景
时，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几乎完全一致：故事的讲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实
际上可以看作鲁迅本人的两个艺术的再现。通过巧妙地安排两个人物之间的
交谈，鲁迅在小说里巧妙地进行了自己内心的对话。
鲁迅内心的矛盾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解决。正如帕特里克·哈
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酒楼上》和《故乡》的中心思想，都是“不能实
现鲁迅那一代人为之献身的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和道德的理想”；这牵涉到“个
人的良心甚至罪责的问题”。①《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最伤感的一篇，其中
罪恶感和幻灭感进一步蜕变成自我厌恶和自我失败主义。小说的主人公魏连
殳经过了一连串的挫折之后，又参加了他祖母的葬礼，失去了生活中最后一
点亲属之情，他面临使一切厌世者苦恼的中心问题：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值
得为之活着？魏连殳在他的最后告别信中所作的回答很有启发性：
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
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
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
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①
这最后的讽刺语调使鲁迅的觉醒了的孤独者形象面对痛苦的结局。他已
经失去了天才的狂态，失去了孤独的英雄主义的气派，甚至失去了怪癖和玩
世不恭的傲慢。他自暴自弃，与世疏远，不受赏识，这种生活将他引向绝望
的尽头：通过自杀性的妥协行为——“无可挽救的死”——他加入了庸俗的
大众。
《孤独者》作于1925 年10 月，正是鲁迅的消沉达到最低点的时候。但
是他没有跟随他的主人公，而是在此后的几年里逐渐从中解脱了出来，从政
治上走上献身“左翼”文学的道路。他生活中的这一阶段被称为上海时期（1928
—1936 年）。他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代表了他在五四运动中最初的“呐喊”
和高潮过后随之而来的“彷徨”。为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鲁迅与他较年
青的同时代人根本不同的心态，提供了极其深刻的佐证。作为一个阅历丰富
的中年人，鲁迅具有更成熟的洞察力，能够透过五四反对传统的浪漫主义的
光辉找出隐藏在后面的问题和冲突。对这些问题他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实
际上他出于训诫的目的而暴露病态，并未导致任何明确的医治方案。什么地
方也没有看到“铁屋子”的破坏。但是鲁迅却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成功地、
① 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5 年），第
92—93 页。
① 鲁迅：《彷徨》，第134 页。
尖刻地嘲讽了一些“铁屋子”中的“熟睡者”。他并且成功地以极大悲痛与
激情，揭示了剧烈转变时期中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即此两点，鲁
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就是肯定了的。
外国文学的影响
除了作为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者，鲁迅还是最坚持不懈的外国文学翻译
者之一。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他开创了对俄国和东欧小说的翻译，收在
1909 年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中。这两册书在商业上失败得很惨，每册
只卖出20 本左右。①
较周氏兄弟远为成功的翻译家是晚清学者林纾，他从来没出过国，不懂
外语。但是当周氏兄弟的译本出版时，林纾已经出版了54 种译书。在令人难
忘的20 多年翻译生涯中，林纾译了大约180 种书，其中1/3 以上是在清朝的
最后13 年中译出的，其余的则译成于民国最初的24 年。②这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林纾之所以受欢迎，首先是由于他天赋的文艺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古文笔
法：在口译者的帮助下，他能轻而易举地把握住外国小说的风格和情调。他
曾说他能够区分一部小说与另一部小说之间的细微差别，如像区别家人的脚
步声一样。③作为对唐宋散文有深刻修养的古文大师，林纾养成了对西方文学
的不可思议的判断力：他认为狄更斯远比哈葛德高明，并将这位英国大作家
的各种写作技术与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唐代古文家韩愈相比。他的学术
性很强的序言（虽然也许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译述工作的理论解释），肯定能
令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读者同样感兴趣。但是林纾商业上的成功，很可能
更与他利用繁荣的文学报刊事业，并使自己的译述适应流行晚清小说类型的
才能和运气有关。因为他的绝大部分译著都属于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这两大
类；另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侦探小说和冒险小说（仅哈葛德的作品就占
25 种）。
正是林纾，这位文言文的大师和文学革命的反对者，为年青一代的想象
力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几乎没有那一个五四作家不是通过他的翻译接触西方
文学的。他所译的狄更斯、斯各脱、华盛顿·欧文、哈葛德等人的作品，尤
其是小仲马的《茶花女》，都是经久不衰的读物。当林纾使现代中国作家和
读者能够接触到西方文学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苏曼殊则将西方作家变成了
迷人的传奇人物。①由于他出版了《拜伦诗选》（1909 年）——特别是他翻
译了拜伦的诗《哀希腊》——苏曼殊将这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变成了超凡入圣
的英雄，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光彩夺目的西方作家。苏曼殊将拜伦偶
像化并将自己比拟为拜伦，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学立下了一个有趣的先例：正
如拜伦被苏曼殊当作慷慨悲歌的英雄的光辉形象崇拜一样，自此以后一位外
国作家在中国的地位，就要由他的一生和品格来衡量了：而他的作品的文学
① 关于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早期文学活动，可参阅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
学经历的笔记，
1881—1909 年》，载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学》，第179—186 页。
② 林纾的弟子朱羲胄说林共译书206 种，见他所编：《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四种》，《春
觉斋著述记》，1，
第17 页。180 种的数字是根据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第65 页。关于林纾的一生和作品
的论述，可参看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 章。
③ 见林纾为他所译的的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所作的序，收入《春觉斋著述记》，3
，第5 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4 章。
价值则几乎不关紧要。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苏曼殊的遗产为徐志摩和郁达夫以及创造社的其他成
员所继承，发展成一种新的传统：外国文学被用来支持新的中国作家的形象
和生活方式。由于他们自己膨胀了的自我和崇拜英雄的狂热，这些杰出的文
人建立了一种个人认同的偶像：郁达夫自比欧内斯特·道生，郭沫若自比雪
莱和歌德，蒋光慈自比拜伦，徐志摩自比哈代与泰戈尔（两位他曾与之谋面
并成了朋友的诗人）；田汉则是初露头角的易卜生，王独清是雨果第二。要
在文艺界出风头，不仅要拿出新创作的诗歌或小说，还要提供他所膜拜的外
国大师：拜伦、雪莱、济慈、歌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易卜生、雨果、
卢梭几乎都列名于每一个人最倾心的作家的名单。这些“英雄”中的大多数
很自然地都是欧洲浪漫主义作家中的佼佼者；即使那些不能简单地归入浪漫
主义行列的人——例如托尔斯泰、尼采、哈代、莫泊桑、屠格涅夫——也被
他们的崇奉者从浪漫主义的观点，奉为以超人的精力为理想而战斗的伟人。
像这样从感情上将西方作家偶像化，导致了将外国文学当作意识形态的
源泉的倾向。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这样的术语，
也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与民主等词语一
样，被热情地到处传播。对这些了不起的“主义”的一知半解，就像和外国
作家的“大名”发生关系一样，马上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地位。令研究现代中
国文学史的人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澄清、比较和评估这些各式各样
来自外国的文学方面的“主义”，并确定这种“外国影响”的真正性质。
首先，翻译作品的庞大数量就令试图对它们进行分类和研究的人，感到
束手无策。《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0 中关于翻译一节列出的1917 年至1927
年出版的个人著作和选集，达451 种之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所列到1929
年为止的数目，达577 种。①在这些翻译作品中最多的是法国文学，计128
种，其后依次是俄国文学（120 种），英国文学（102 种），德国文学（45
种），和日本文学（38 种）。多作家和多国的文集（31 种）未计算在内。至
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翻译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文章，更是多得不可胜计。
在文学革命之后的10 年中，由于出版业的兴盛繁荣，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
品数量极其庞大。
一个外国作家受欢迎的程度，是很难判断的，这要由他被译出的作品和
他的性格吸引力两个方面决定。那些比较富有魅力的作家——拜伦、雪莱、
济慈、小仲马和其他浪漫派作家——虽然翻译过来的作品并不算多，却是家
喻户晓。另一些作家——哈葛德、安德烈夫、高尔斯华绥、霍普曼——尽管
作品译出不少，却未能享盛名。像狄更斯和莫泊桑这样译出作品很多名气也
很大的例子并不多见。
翻译出的作品包括20 多个国家的作者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一般说
来绝大多数介绍进来的作品属于19 世纪的欧洲文学，其中的两大流派在中国
占统治地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可以说，中国对西方事物的狂热追求表明了力图
将整个19 世纪压缩到10 年之内的努力。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都鄙视西方的
古典主义，因为他们出于反对传统的热情，把古典主义和传统等同起来。只
有周作人对古希腊遗产表现出兴趣。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评论家——其中多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55—379 页；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
272—323 页。
数是白璧德的信徒——似乎同意马修·阿诺德的意见。19 世纪以前的作家
中，只有亚力斯多德、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②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出现的后来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流派，在3O 年代和40
年代之前，中国作家们都不感兴趣——就是在此之后也只有少数作者和评论
家感兴趣。
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关于文学进化的观念。正如
邦妮·麦克杜格尔在她那可贵的关于西方文学理论介绍入中国的研究中所指
出的，由于受到大批英文和日文教科书的影响，中国作家们显然相信欧洲文
学的有机发展经过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
义等各阶段。①虽然这样叙述欧洲文学史并不算太离谱，中国人却相信这种文
学演化是一种“进步”的序列：新形式被认为肯定优于旧形式。像这样相信
文学是在向前发展，不但令许多中国追随者一般地对西方古典文学、中世纪
文学和新古典主义文学不感兴趣，并且也令他们过分热衷于将现代中国文学
压缩到这些决定论的类别中去。他们相信传统中国文学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
义之间的某一点上就停止了，于是认定现代中国文学必须经过现实主义和自
然主义，不论他们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种从进化论的观点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尽管带有浪漫主义的情调，也
给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前面已经提到，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中国往往
被“浪漫地”对待。法国现实主义大师们——福楼拜和莫泊桑——的反浪漫
主义立场，在意识形态上被曲解为暴露资产阶级的腐朽。托尔斯泰除了作为
一个“超人”的英雄高大形象，还因他的道德主义和人文主义而受到推崇。
相反，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中国作家们却倾向于集中注意欧洲浪漫主义的“现
实主义”方面：浪漫主义美学的神秘的和超现实的倾向，因被予以人道主义
和社会-政治的解释而大部分被忽视，着重强调的是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
既存秩序的反抗。田汉甚至把浪漫主义等同于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①
一个典型的五四文人可以以下列三种因素的复合体作为特征：浪漫主义
的气质、现实主义的文学信仰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这一奇特的综合是下列
两种互相关联的因素的产物：五四作家们的先天倾向和新文学产生的历史环
境。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几乎都对文艺理论本身不感兴趣：在那
心急火燎忙于行动的十年里，他们顾不上去区分那一大堆模糊不清的外国文
学理论的精微之处——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毋宁说，文学理论只
不过被用来在辩论中攻击和捍卫一种本身并非文艺的事业。新式知识分子仍
然从士大夫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对当时社会的关怀深深地铭刻
在他们心中，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感到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和被排斥在社会
之外。
从陈独秀开始，“现实主义”的概念就和这种对社会-政治的关怀难分难
解地纠缠在一起。正如他在文学革命的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现实主义的意
思基本上就是对社会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与一种简单、生动、通俗文体的结合。
② 邦妮·S.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1919—1925 年》，第256
页。关于周作人对
古代希腊文化的兴趣，参看王靖献：《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崇奉》，《译文》，7（195
7 年春），第5—28
页。
① 麦克杜格尔上引著作，第254—255 页。
① 麦克杜格尔上引著作，第97 页。
它首先是被用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以粉碎老传统对中国文学的束缚，同
时重新规定出新文学的性质与任务。正如“为人生的艺术”这个口号所说明
的那样，新的要求是创作反映当前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受文学或文化传统
的人为的中介作用而描述实际的生活经验。有了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目的，
五四时期提倡现实主义的人们，从来就不曾打算将现实主义的原理当作规定
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或分析方法的纯艺术准则。20 年代初期产生的“现实主
义”文学，和巴尔扎克或福楼拜的作品相差十万八千里；它们不是现实的客
观反映，而是“通过十分主观的自觉意识折射出来的现实”。②
中国接受自然主义似乎也带有主观主义的特点（自然主义在中国常和现
实主义混用）。在这方面，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很可能更直接地继承了日本的
遗产。本世纪初，自然主义在日本特别流行。但是像左拉那样强调社会决定
论和科学的客观性，对日本作家来说，是过于粗暴，难以接受。于是就将“自
然”一词的含义巧妙地加以曲解，自然主义“就被解释为内心反映和与客观
现实不相干的人类‘天性’的主观表现的原理”。①当茅盾在1922 年发表的
著名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将这一概念旁征博引地介绍到中国
来的时候，这一主观的“偏见”也被保留了下来；在左拉的“绝对客观性”
和龚古尔的“部分主观的自然主义”之间，茅盾更喜欢后者。②
茅盾写这篇文章（发表于新改刊的《小说月报》）的本意是针对鸳鸯蝴
蝶派小说的，他讨厌这些小说哭哭啼啼的伤感主义；因此自然主义可以提供
一种必要的消毒剂。茅盾完全明白自然主义有一种夸大邪恶和包含宿命论与
绝望的“坏”倾向。但是他根据文学进化论，认为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
“中国作家必须首先经历自然主义的洗礼”。③
直到十年以后，茅盾才开始实践他所提倡的东西。当他最后写作自然主
义的长篇小说《子夜》的时候，他对诸如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和企业管理这些
“客观”的细节，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这是他精心研究的结果）。但是在30
年代早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已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20 年代初那种公然
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白主义的主观主义倾向，逐渐让位于更广阔的社会图景。
正如西里尔·柏奇所指出的，好的作品都是那些“大体上抛弃了自传体的”①
作家们写的，如老舍、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和茅盾。他们的小说中所包
含的艺术想象，和早期五四作家们一样是有个性的，但是却可以看到对更加
广阔的现实的描写：30 年代初期的现实主义不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社
会的”和“批判的”，它不加掩饰地暴露城乡生活的阴暗面。这一新的“社
会现实主义”的传统，只须再向前跨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完全政治化了的“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了。
按照进化论的设计，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下一阶级应该是象征主义或
“新浪漫主义”。说来奇怪，尽管某些人有所偏好，但这两个术语却好像从
来也不曾在中国文坛上流行过。这部分地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到
了30 年代初，现代中国作家中的大多数已经左倾，开始接受诸如“革命文学”
② 梅仪慈：《女作家》，第150 页。
① 郑清茂：《日本文学倾向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
第78 页。
②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177 页。
③ 同上书，第1895 页。
① 柏奇：《中国近代小说的变迁与连续性》，第391 页。
和“普罗文学”之类的政治口号。只有少数几位诗人在提倡和实践象征主义，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现代》杂志有关系，都是不问政治的人。但是撇开政
治的考虑不谈，这个问题也与定义和实践有关。
邦妮·麦克杜格尔收集的文献证明，在讨论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
这些术语的时候，也许是因为缺少资料和对历史不够了解，人们是以尝试的、
困惑的态度对待这些术语。按照现在的正常理解，象征主义指19 世纪末源出
于法国的诗歌运动，主要作者有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和瓦勒里。
而“新浪漫主义”则是一个更为模糊的用语，对于那些仍然在使用它的人，
是指新理想主义文学短暂的再起，其代表人物包括罗曼·罗兰、亨利·巴比
塞、安纳托尔·法朗士和文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①中国人对这些作家
的名字是熟知的，其中一些，如罗曼·罗兰和魏尔伦，被当作浪漫英雄崇拜。
但是在30 年代之前，这些早期的英雄崇拜者并没有认识到法国象征派诗歌的
文学意义，后来戴望舒和邵洵美才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并将他
诗中的形象移植到他们的作品中。②
20 年代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主义理论家是厨川白村，他的著作《苦
闷的象征》曾三次译成中文。但是厨川自己对从欧洲学来的东西并不完全理
解，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有许多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追随他的中国作家
们又增加了更多的混乱。在其他方面很机警的茅盾一会儿将象征主义和新浪
漫主义归作一类，一会儿又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股行将取代象征主义的全新
浪潮。郁达夫把新浪漫主义分为两类：积极的新英雄主义和新理想主义文学
（以罗曼·罗兰、巴比塞，和安纳托尔·法朗士为代表）；以及追随波德莱
尔和魏尔伦的颓废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的消极的象征主义。③
虽然郁达夫对前者表示公开的热情，但是从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显然更同
情后者。
尽管郁达夫和茅盾对欧洲文学有极其广泛的知识，他们也同那些见识不
那么广博的同行们一样，喜欢作出意识形态的姿态。（这一早期的倾向很快
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文学论战，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一章中讨论）。值得注意的
是，只有极少数五四作家能将这些为数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应用到他们的创
作中去。极不注意技巧成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普遍风尚。早期的新体
诗（胡适、康白情、刘大白等人），形式都很粗陋，更不用提内容的浅薄了。
20 年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是郭沫若，他的诗受到意象主义派和沃尔特·惠特曼
的影响。①郭沫若的诗豪放不羁，有意识地用粗糙的形式表达。直到徐志摩从
英国回来，于1926 年创办了《诗刊》以后，认真的改革——特别在诗的韵律
方面——才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下开始进行。②20 世纪初的几种先锋
① 普鲁舍克和麦克杜格尔一直使用“新浪漫主义”一语，但不见于雷奈·韦勒克：《批评
的概念》或M.H.
艾布拉姆斯：《文学词语词典》等权威著作。
② 关于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影响，可参看格洛里·比恩的论文《波德莱尔与汉园》（在现代
语言学会年会汉
语教师学会小组会上宣读，纽约，1976 年12 月）和《邵洵美与恶之花》（在亚洲研究学
会年会上宣读，
芝加哥，1978 年4 月）。
③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02—203 页。
① 参看方志彤：《新近中国诗歌中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对失败了的诗学的探索》，
载霍斯特·弗伦
茨和G.A.安德森编：《印第安纳大学东西方文学关系讨论会论文集》。
② 参看柏奇·西里尔著《徐志摩诗中的英、中韵律》。《大亚细亚》N.S.8.2（1961 年）
，第258—293 页。
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在20 年代也颇知名，并且有过
讨论，但谁也没有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因此在这头十年里，文学的现状
颇有点历史的讽刺味道：虽然文学革命废除了旧的形式，并迫使所有的现代
中国作家都成为形式方面的试验者和向外国学习的人，但他们的文学实践却
极为缺乏技巧上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主要的例外是鲁迅，其次是郁达夫。
郁达夫自己承认他早期的小说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银灰色的死》的
背景取自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寄宿》，一个年青人爱上一位女招
待这一主题则取自欧内斯特·道生的生活。虽然他自己不曾提起过，《沉沦》
中那田园式的风景是模仿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③不过作为文学的模
仿，这些小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那“异国情调”的背景和为数众多的欧
洲浪漫主义诗歌的引文所构成的虚假的景观，和故事的自传内容很不协调。
至于鲁迅，在两个方面的确是与众不同的。首先，正如帕特里克·哈南
所指出的，他非同寻常地重视文学技巧。他早期的小说显示出有意识地吸取
俄国和东欧小说的某些主题和传统。其次，和其他同辈的中国作家不同，他
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技巧根本不感兴趣，这比他在技术方面的适应更加引人
注意。①他对法国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作家不感兴趣，对日本的自然主义作
家也不感兴趣。他早期的文学情趣更倾向于“前现实主义”的果戈里、莱蒙
托夫、显克微支和裴多菲，或“后现实主义”的安德烈夫、阿尔志跋绥夫和
加尔洵。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的篇名就是取自果戈里，但是这篇小
说和《药》里面那种“形而上学的恐怖”气氛和象征主义概念，则源出于安
德烈夫（正如哈南教授所令人信服地指出的，尤其源出于《寂静》和《红笑》
这样的小说）。②另一方面，如D.W.福克马教授所指出，鲁迅对无家可归者、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狂人和被排斥的知识分子这些永远处于卑贱和受压迫
地位而道出事实真相的人的偏爱，则很可能是受了俄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启
示。正如福克马的结论所说明的：“鲁迅被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价值观念
所吸引。在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只有那种启发性和人物的典型性才吸引
他。”③也许还应该补充一句，甚至他的那些典型人物也包含着象征主义的意
义。
外国文学对鲁迅的这种影响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家
中几乎是唯一“发展”到象征主义阶段的人，尽管他的同时代人中谁也不承
认这一点（除了他的弟弟周作人以外）。这一象征主义倾向在他1924 至1926
年间写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特别值得注意。普鲁舍克将《野草》的情绪、
语调和波德莱尔的《散文小诗》作了比较，这23 篇散文诗创造出一个梦魇般
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黑暗中闪烁的怪诞而有诗意的形象，如残损的墓碑、冻
结的火焰、鬼魂出没的“地狱”、走向坟地的乞丐般的过客、忍受着钉十字
架的最后痛楚的耶稣、举起投枪与“无物之阵”战斗的孤独战士。①作为鲁迅
自己心灵的象征性的表现和他寻求人生意义的比喻性的记录，这个集子是鲁
迅全部著作中最艰深的，因而在中国读者中最少得到理解。在他的散文诗中，
③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2—113 页。
① 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 页。
② 同上书，第61—68 页。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 页。
③ 道维·W.福克马：《鲁迅：俄国文学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9
8 页。
① 鲁迅：《野草》。
鲁迅好像已经超越了常见的他那一代人的感情，而到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的边缘。
但是尽管也提到尼采、克尔恺郭尔和基督受难，这部集子的基本精神却
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本质的区别。鲁迅全部著作中最“超现实主义”的这
个集子仍然显示出迫使他追寻人生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揭露人类“普
遍的”荒谬处境——个人陷入毫无意义的绝境。虽然肩负着许多矛盾的重担
——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希望与失望——鲁迅的彷徨中的精神并没有完全
陷入虚无主义。相反，这个集子的某些篇章似乎是在指明走出这条死胡同的
路是存在的：冻结的“死火”终于选择了跳出冰谷，在人生的道路上暂停的
疲倦的过客终于决定继续往前走。尽管鲁迅不曾清楚地说明，最后的信息似
乎是要指出这样的可能性，人类意志的道德行为仍有可能赋予现存的无意义
可言的环境以某种意义。因此，在这本集子里，鲁迅与西方象征主义和现代
主义在艺术上和“形而上学”上的调情，并没有将他引导到艾略特的“荒原”，
或者贝克特或尤赖斯科的荒谬的世界。相反，它迫使鲁迅回到人类世界。在
描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最后时刻的那一篇未尾，鲁迅加上了这样一句评
语：“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
1927 年以后，鲁迅自己结束了他内心的苦闷，决定面对中国社会的具体
现实，拿起笔为“左翼”事业而写杂文了。从纯粹美学的观点来看，这一明
显的转向意味着鲁迅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事业的终结，①但是从意识形
态的观点看，只不过是对政治的献身压倒了艺术的兴趣。但是这两种见解都
太极端，不但不能说明鲁迅和西方文学的关系的深刻含义，也模糊了以“现
代性”为背景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真实特点。
对现代性的追求
从上述对鲁迅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作家们对19 世纪欧洲文学主
流的关心以及对它们在20 世纪早期的发展的迟疑不决的戏弄态度，不但表明
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所必然会出现的“时间差”，也说明
“现代性”一词本身含义的不明确。
根据西方的背景来观察，“现代”一词——定义为，与过去相对立的时
间意识——到19 世纪已经获得了两种不同的含义。按照马特依·卡林尼斯库
教授的意见，19 世纪前半期以后，“作为西方文化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与作
为一种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分裂，前者是科学技术
的进步、产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变化的结果”。②
从后者产生了诸如象征主义和先锋主义等流派，它们代表一种对前一种现代
性的强烈而激进的反抗。前一种现代性表示了新的叛逆者的特性，是中产阶
级和市侩的现代性——“现世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偏见，不求上进的随俗
浮沉和审美标准的下降”。①这一反抗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的某些特
点，它们既反对永恒和完美这样的古典主义概念，又反对19 世纪日益增强的
物质文明所包含的虚伪与庸俗。但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一新的现代主
① 这就是威廉·舒尔茨和已故夏济安所持的观点。参看舒尔茨：《鲁迅：创作的年代》（
华盛顿大学博士
论文，1955 年）；夏济安：《鲁迅心中的黑暗势力的诸方面》，载他所著：《黑暗之门：
中国左翼文学运
动研究》，第146—162 页。此文对主要表现在《野草》中的文学心态有极精彩的研究。
② 马特依·卡林尼斯库：《现代性面面观：先锋派，颓废派，庸俗作品》，第41 页。
① 同上书，第45 页。
义有了某种明确的论战性质。它是反传统的，反实用主义的和反人文主义的，
追求艺术上的“非人性化”（用奥特加·依·加西特的著名的话说）。新的
艺术的叛逆者们已经对空洞的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感到厌倦；19 世纪生活中
的人性内容，连同它的“资产阶级重商主义和粗俗的实用主义”，在他们当
中引起了“一种对生存形式或生物形式的真正厌恶”，从而导致了以前在浪
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的因素的逐渐消失。②新的现代精神
同时又是反理性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正如乔治·卢卡契曾指出的那样，“现
代主义对人类的历史感到失望，抛弃了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③这种失望的
感觉是对实证主义的进步观点和启蒙时期的理性观念感到幻灭的结果，它使
现代主义作家与艺术家丧失了对现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难于驾驭的和正在异
化的外部世界的兴趣；他们宁愿以一种主观主义和反传统的极端姿态，通过
自己的艺术创造来重新发明一种关于现实的新的说法。
从这样的背景看，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表现出一些很突出的不同之
处。自清末以来，日益“面向当前”的意识形态（与古典的面向过去的儒学
相对立），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性上都充满了“新”的内容：从1898
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以至五四时期出现的“新青年”、
“新文化”和“新文学”，几乎所有为将中国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建
立“现代”国家的社会和思想运动，都伴随着一个“新”字。因此在中国，
“现代性”不但表示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向未来的“新”事物和西方
的“新奇”事物的追求。①因此在中国，这一关于现代性的新概念似乎在不同
的程度上，继承了人所共知的几种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进化与进
步的概念，历史向前运动的实证主义信念，对科学与技术的有益的潜力的信
心，以及广阔的人文主义框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正如许华茨教授所指
出的，一些这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严复和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中，被加以非
常“中国式”的重新解释：对个人的信心与所设想的努力实现民族富强目标
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②就这样，这一中国式的观点并没预见到个人
与集体必然要分裂。
当五四那些反对传统的人向传统展开全面总攻击之际，他们那种感情激
动的气质导致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肯定，而与20 世纪初中国充满“市侩”习气
的社会相对立。虽然五四作家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美学的现代主义在
艺术领域的反抗意识，却并没有对科学、理性和进步失掉信心。在文学方面
对“现实主义”的追求，实际上很像奥特加·依·加西特对作为一个整体的
19 世纪欧洲艺术家所作的总结——他们将“严格的美学因素降低到最小限
度，并使作品几乎完全成为虚构的人类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上个世纪所有
正常的艺术都应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③
普鲁舍克在他对中国文学革命所作的另一深刻评价中，也承认19 世纪的
②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载欧文·豪编：《文学艺术中关于
现代的观念》，
第85、92 页。
③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7 页。
① 有一位文学史家认为这一对“新”的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标志，而不是使用白话
文。参看王哲甫：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1—13 页。
② 参看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
③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第85 页。
这种影响，但他进一步指出，五四文学的主观主义和抒情主义“的确在实质
上，和19 世纪的文学相比，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欧洲文学”——
据普鲁舍克看来，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与当代欧洲情绪互相汇合”①的结果。
麦克杜格尔基本上同意普鲁舍克的意见，也强调中国作家对“先锋派”倾向
的兴趣。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麦克杜格尔本人提供的证据，就可看出
中国作家们所说的“先锋派”虽也是从艺术方面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却仍然
局限于“生活”的范畴：换句话说，他们的愤怒、挫折和对当前现实的厌恶
等情绪，使他们采取一种植根于社会-政治关系的反叛立场。创造社的“为艺
术而艺术”的口号，既不是追随戈蒂埃的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思想，也不是响
应象征主义者对超越现实的优越性的论战性主张——更不用提创造一个比当
代生活和社会那种浅薄外部世界更“真实”的新的美学世界这一有特点的现
代主义者的主张了。甚至郁达夫早期小说中表现出的那种变动无常的情绪也
是渊源于中国的历史环境，而并非来自那种更为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念——“无
常的，飘忽不定的和偶然的”（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观念。最后，在五四
文学中我们找不到现代主义嘲弄和反对自己的任何证据（例如“颓废”和文
学上的“庸俗主义”）。郁达夫作为一个为社会-政治上无能为力心态所困扰
的“多余的”知识分子，他的颓废本质上是一种勉强能掩饰他的失败感的漂
亮风格。②
五四文学的“现代主义”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中国现代作家突出地展
示自己的个性并向外部现实施加影响，而不是转向自我和艺术领域。就这个
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第一阶段相似。依照欧
文·豪的看法，那时的现代主义不讳言自己源出于浪漫主义，“宣称自己是
一种自我扩张，是事物乃至个人活力的超验的、放纵的扩大”。①这一阶段的
典型是惠特曼，他是郭沫若早年的偶像。但是除了60 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以
外，中国现代文学大体上避开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中期和晚期：“在中期，自
我开始从外界退缩并几乎将自己看作是整个世界，专注于仔细地审视自我内
部的动力——自由、强迫和任性。在晚期，则发生了自我的向外倾泻，因倦
于个性与心理扩大而产生的一种突然变化”。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
弗吉尼亚·吴尔芙和贝克特。正如上文所说，只有鲁迅在散文诗中偶然进入
了类似贝克特的境界；而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影响则只在以后的两位作家凌
淑华和张爱玲的作品中才能看到。②
因此，鲁迅从西方式现代主义的边缘又“回到”中国的现实一事，可以
说明他的同时代人的“现代化过程”。在五四时期，“现代”的意思对于肤
浅的人们是“摩登”，是时髦，是赶上西方最新的风尚——从服装和发型的
式样到文学流派。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以鲁迅为代表，现代一词意味着主观
主义与在新的更好的未来世界中建立新中国的民族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深刻矛
盾。因此，夏志清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① 引自麦克杜格尔：《介绍进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62 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50 页。
①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4 页。
② 1968 年在伦敦，凌淑华在对她的一次采访中说，她最喜爱的西方作家是弗吉尼亚·吴
尔芙。但是在现代
中国文学中，自我从外界现实退缩并“仔细审视自我内部的动力”的最好的例子是张爱玲
的小说。对张的
作品的分析，参看夏志清的《小说史》，第15 章。
现代中国作家即使不同意现代西方作家的绝望情绪，也会同情他们的厌恶情绪，但
是因为中国作家的眼界不超出中国的范围，为了从西方或苏联引进现代制度以改造目前国
家的腐败状况，他们仍然将希望的大门敞开着。如果中国的作家们有勇气或洞察力同等看
待中国的景象与现代人的处境，他们就会置身于现代文学的主流之中了。但是他们不敢这
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失去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希望。①
看来即使最深刻的现代中国作家——鲁迅——也未能超越对中国的执着
的感情。
鲁迅的走向左翼，也典型地说明了20 年代末开始的文学政治化潮流。这
一“向外”的趋势，最终导致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束。因此，历史地
回顾起来，可以认为五四时代标志着这两类现代精神发展的顶峰。从好的方
面说，五四文学传达出一种心灵上的冲突与痛苦，其尖锐的程度尤甚于相似
的西方文学，因为外部现实的威胁并没有从作家的意识中消除而是仍然存
在：停滞而庸俗的社会提出的问题，以日益沉重的压力困扰着作家的良心。
现代中国作家和他们的西方同时代人不同，无法置“现实”于不顾。他们为
自己的“爱国的乡土之情”付出的代价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折磨，有一种危机
临头的“现实”压力。从不那么纯粹的美学观点看，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追
求包含着一种悲剧性的人的意义。它从来没有“颠倒”而钻“唯美主义”的
牛角尖。它也不会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碰上自我失败的两难处境：专注于时
间的无常，现代主义永远不会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它也就成了“过时”的，
因而不再是现代的。欧文·豪的巧妙总结中说，“现代主义必须永远战斗，
但永远不能完全获胜，过些时间以后，就必须为不获胜而战斗了”。②
在为自己和为祖国追求“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过程中，现
代中国作家在因不断恶化的社会危机这种阴暗现实而痛苦的时候，总是寄希
望于光明的未来。这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30 年代初一些最成熟的作品提供
了源泉。但是现代性从来不曾在中国文学史中真正获得过胜利。在中日战争
爆发以后，这种追求现代性的艺术方面被政治的迫切性所压倒。本来就一直
带有社会-政治色彩的创造性文学的价值更降到政治附属品的地位。当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尊奉为准则以后，艺术的真实这一概念本
身已经由政治的意识形态来规定；现代性，无论就其西方还是中国的含义而
言，在现代中国文学进入它的当代阶段以后，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主义文学
的主要特点了。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536 页。
②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3 页。
第10 章 1927 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最初由于感情原因而使自己信从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
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
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
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
人道破罢了。”①革命是一种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
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实现。当对记载加以学术性的考察时，过分强
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迅速发展着的事件的领导人物的认识过程，往往会使人
低估群体情绪和群体要求的作用。无论这些情绪和要求可能表达得多么不清
楚，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对其都有所体会，这些领导者自己就受到他们本身的
情绪和理智、本身的一时冲动和意识的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都不
是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种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简
单了。就1917 年与1921 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涉及改变信
仰者方面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他们个人的脾气和禀性，以及他们对该学说本
身的理解。①
① 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 年12 月7 日），第2—9页。（《共产党》杂志的
主编是李达，而
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
。）
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见许华茨的《
中国的共产主义
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改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对
于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有了富国强兵的呼
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其中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7 章）
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的中国的思想方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说“改
良”，或者说“维新”）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在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
和制度中，具有必须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从革新者们的角度来看，
那些反对这类改革的人们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因此对它们的延续
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
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的零散的观察与比较；西方值得称道的优点
——它的实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注意，并与中国的不
足取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
论进化和伦理的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这就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将
其推进到第二阶段，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内，中国和她的人民被
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是被视为可以与中国
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的。即使在1898 年的维新失败后，在政治舞台上起来取
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者们也认为，除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他们种族低劣为
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与政治权力脱离开来。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中
国的维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成
功的模式，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
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
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
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
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
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
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跟随其
后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中国学者很容易被罗素或柏格森、
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的种种观点说服，并改变信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是谁？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现实有着怎样的
理解？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们信奉了这
样一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仅有12 人已知是出
身于无产阶级。①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
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
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 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
1919—1920 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
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
① 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
中国共产主义传
记辞典，1921—1965 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
切思诺；《中国
的工人运动》，第400—402 页。
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
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
（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
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
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
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
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
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
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
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1913 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1915
年和1917 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
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
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
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
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
①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
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
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
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
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
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
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①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
公民。②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 年指出的那
样，或者如毛泽东大约10 个月以后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
所写的那样。③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
① 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 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博士论文，1974 年），第39—40 页。但是，他在这个部分将其研究仅仅局限于陈独秀，
而我认为李大钊、
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更不必说毛泽东，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又见迈斯纳：《李大
钊》，第106 页。
① 关于“爱国”的最完整的说明，见于陈秀独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
年12 月1 日），
第1 页。
② 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 年，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
神，求一可爱之国
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没有为这些不足辩
护；也没有试图
为其辩解。他的困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
，而且只要这些
不足仍然存在，他的爱就将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使他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
聊以自慰的是著
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信马克思主义
的过程中，由于
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
和人类的伟大使
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22—23、27 和180 页。
③ 陈独秀：《文存》，2（1918 年9 月15 日），第275 页，及竹内编：《毛泽东集》（
以下作竹内本），
1（1919 年7 月7 日），第53 页。
她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
思主义者之一。她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④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腐败的官僚和无
耻政客的扈从们所助长的精神消沉、道德沦丧①和不受约束的军阀主义。②这
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糊地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③中国的这些
强大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获得这种认识对于这些激进的思
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④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
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
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
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
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
如陈独秀以颠覆罪受审时，在他自己的辩护词中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
标志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日子以前，他重新振兴中华的呼吁
是针对知识阶层发出的；此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盖以??
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1919 年早些
时候，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日益敌视，其
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
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反对资本家的剥削。①确实，李、陈两人对
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而言。按照他们的理
解，他们的“民主”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要求广泛得多的群体参与。
在那年1 月，陈在《每周评论》——一种激进的期刊——著文，主张需要一
个有群众追随的政党；到3 月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思想更达到了某
种类似于人民专政的程度。②在这两篇文章之间，这份刊物登载了一篇题为《中
④ 见李立三的文章，载《红旗飘飘》，5，第28—31 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
载《五四时期期刊
介绍》，1，第154—155 页。
① 陈独秀：《文存》，2（1916 年10 月1 日），第85—86 页；和4（1917 年3 月1 日）
，第52 页；石峻：
《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以下作《思想史资料》），第1906 页
，1917 年2 月1
日；关于李在1915—1917 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 和34 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81—82 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 年3 月29 日；陈独秀：
《文存》，1（1916
年2 月15 日），第53—54 页；《新青年》，3.4（1917 年6 月）；及陈独秀，同上书，
1（1918 年7 月15
日），第222 页；和2（1919 年11 月2 日），第387 页。
③ 《民众底大联合》，1919 年，竹内本，1，第61—64 页。
④ 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 年1 月12 日）和8（1919 年2 月7 日
）。同时，李大钊
从他1915—1916 年的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1919 年1 月的坚定的反帝立场
，见边斯纳：《李
大钊》，第24 页，以及李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① 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的日期为1933 年2 月20 日，第1 页。还可
参见陈于1919 年
3、4 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它们预示1919 年11 月2 日的那篇经常被引用的
文章《实行民治
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在李大钊之后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
茨的《中国共产
主义》第22 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112—113 页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
而，尽管陈对J.
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他11 月份的文章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
且明明白白地将
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其经济基础之上。参见《文存》：1，第375 页。关于李大钊的观
点，见《晨报》，
1919 年2 月7—8日。
② 《文存》，3（1919 年1 月19 日），第589—591 页以及4（1919 年3 月26 日），第
646 页。
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
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和李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他们的
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但相继演进的过程是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
政。到那年年底，陈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
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
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6 个月以后，陈
以一种肯定的口气写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从他
们那里盗走的剩余价值。①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
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们注意焦点的这一转
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他们
的同情现在推及所有的穷苦人。对外，他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他们跟随《每
周评论》的榜样，《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
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涉
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和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悲惨境
遇的一系列论题的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涌
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就已经有为了劳动者或者关于劳动者的专门杂
志，它们提供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扶植对劳动的新态度，并且引起人们
对于一些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注意。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
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
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
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人们一定要问：不依靠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
社会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呢？当权人物会让这些目标通过和平的转变过程而得
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那些被觉察了的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者、
军阀和腐败的官僚，已经被确认了，但是，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
民大会”是无法将他们从掌权的位置上赶走的。②在这一点上，1911 年（中
国）和1917 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的头脑中，
欧洲的繁荣是其历次革命的结果；在李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
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①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
1919 年1 月，第3 号和第5 号）解释的那样，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由于驱使人去剥削人的少数人的贪婪造成了一种竞争的而非合作的状态，其
后果便是社会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通过革命以外的其他手段是无法消除
的。对于李、陈两人，革命不是简单的暴力行动，因为它包括旧事物的毁灭
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
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因此，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李大钊将其与有产者
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制度的毁灭联系起来，而陈独秀则简洁地说：“解决??
所说（妇女、青年和工人）的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不可。”②
① 同上书，2（1919 年12 月1 日），第72 页。也同上书，4，第216—217 页。
② 《每周评论》，22（1919 年5 月18 日），第22 页，见其《选集》，第214 页。
① 《思想史资料》，第1906 页和1201 页。
② 同上书。第1207 页（1918 年10 月15 日）；《新青年》，6（1919 年2 月15 日），
第2 页；陈：《文
存》，4（1920 年9 月1 日），第224 页。
其他激进分子如《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了类似的
结论。而且，他们接受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③在法国，中国留
学生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
论会。④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之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才将其早些时候对克
鲁泡特金的钦佩转换为对马克思的钦佩。⑤感情上的反抗在所有这些个人转变
的例子中都是明显的。没有它，他们将不会成为狂热的革命者，如同他们即
将成为的那样。
但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投入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以前，激进分子们对
于它知道些什么呢？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可以找到《共产党宣言》的几
种译本；《新青年》和《晨报》的附刊上还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河
上肇著）。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两种译本，一种为国民
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所译，但是《资本论》本身却只有经过大量删节的中文本。
译成中文的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
《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
稿》，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收集
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英文、德文、法文及日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李大钊在和他
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的讨论中，利用了这些文献。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
地把激进分子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列宁的《国家
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
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
义与世界和平》都译成了中文。列宁于1919 年12 月在联共八大上所作关于
苏联共产党章程的报告的中文本，在《新青年》（第8 卷，第3 和第4 号）
上分为两部分连载——《民族自决》和《过渡时代的经济》。介绍马列主义
的工作随着《共产党》月刊于1920 年11 月在上海创刊而蓬勃展开，俄国政
党、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连同俄国新的艺术和文学，在几份激进刊
物上得到了报道。①不满足于翻译过来的关于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
国直接观察，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他的动机是“寻求??
改造中国的真理”。②通过他们的报道，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事实。在
中国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以及毛泽东于长沙创办、在湖南数
县设有分店的文化书社这类书店，还有萧楚女于重庆编辑的《新蜀报》，将
这些出版物散布开去。①
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
③ 《五四期刊》，1，第193—194、198 页。
④ 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61 页，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期
刊》，1，第154
页。
⑤ 竹内本，1，第58 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 页，引用于《湖南历史资料》，
4（1959 年），
第80 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期刊》，1 和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
料》，初编，第68
和75 页；《新青年》，9（1921 年9 月1 日）第5 页的一则广告；以及《近代史资料》，
2（1955 年），
第161—173 页。
② 《五四期刊》，1，第135—136 页。
① 《社会新闻》，1.8（1932 年10 月25 日），第176—178 页；洛甫（张闻天）：《青
年学习问题》，第
95—107 页；以及竹内本，1，第71—73 页。
争、剩余价值，等等——便在这些早期皈依者们的掌握之中了。他们的国家
的丑恶方面、劳动人民的苦难，被视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
以及他们垄断国家政权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被看作是由压迫者
和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与仅仅几个世纪以前的
骄傲的帝国相去甚远。应当承认，它的转变需要一场革命，但当它既没有一
个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时，为什么是一场由马列主
义指引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呢？李大钊在1919 年5 月4 日《每周评论》的一
篇社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充
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更为容易。在中共
创建的前夕，他论证说，在一个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
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
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
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
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②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
这种蛙跳理论，虽然他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发展一套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
他的观点，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1920 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亚于
1848 年的德国或1917 年的俄国。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
不行？①这种蛙跳理论严格说来也许是不辩证的；对陈、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如周佛海、瞿秋白与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
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②如瞿秋白
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他和与他共同主办《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
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的新社会。③
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想起来是太令人厌恶了。
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这个阶段，列宁在1920 年7 月于共产国际的第
二次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
可能仍然不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知晓。对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
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主要是斯内夫利特（马林）和沃伊京斯基④的谈话。
② 《守常文集》，上海，1952 年（1921 年3 月20 日），第189 页。
① 《新青年》，8（1920 年11 月1 日），第3 页。
② 见周的文章，出处同上，8（1921 年1 月1 日），第5 页，和蔡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
集》中的通信，
引用于《五四期刊》，1，第158—159 页。另见陈的文章，载《新青年》，1920 年9 月1
日。
③ 《新社会》，发刊词，1919 年11 月1 日。
④ 即吴廷康；卫金、魏琴、魏金斯基、沃伊琴斯基也是此人——译者。
党的建立
与中国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们对中国的兴趣——由于漫
长的共同边界、俄国的华人社区（更不用说华人曾在俄国内战中为革命而
战）、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促进世界革命的任务。以建立俄
国共产党政权的相同原则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这对于国家和革命的目标都将
是有所裨益的。
义和拳起义和俄国在其中的作用，曾吸引了列宁对中国的注意，但正是
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才使他认识到亚洲国家的新的觉醒，①并且在他登
载于1913 年5 月18 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
中，谴责欧洲人在亚洲的野蛮行径。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
最后发展阶段的理论，直至1920 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才有力地提出来，
纳入全球性的革命战略之中。②这样，西方的阶级斗争与东方的民族斗争之间
的链条便铸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两阶段革
命战略的基础奠定了。这就需要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并指出了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适当的时机成立
农民苏维埃的可能性。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群众的任务属于西方
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指引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
运动的权力。
这些便是派遣沃伊京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在他在中国逗留的六、
七个月里，沃伊京斯基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们——由信仰不同派别的社会主
义学说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混杂的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
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分散的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与陈独
秀于1920 年8 月创立的结构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被组织起来以奠定中国
共产党的基础，该党在1920 年底形成，并于1921 年7 月初在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正式组成。这是一次大约12 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在法
国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无人）开始，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
转移到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具体的细节模糊不清，而且不同的见证
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的党的任务，
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
阶级专政。尽管它没有阐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该党也将有系统的、纯洁的、
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去完成其革命
任务。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其他党派，
包括国民党，采取了一种敌视的、不合作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向共产国际
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便
成为一个革命政党，而不只是一个研究团体，这使得一些党的创建者很烦恼，
他们由于这个原因将要脱党。中央由三人组成——陈独秀是书记，张国焘任
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①
① 《真理报》，103（1913 年5 月18 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 页。
② 同上书，第43—63 页；H.德昂科斯和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
第153—169 页。
① 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4 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 页；韦
慕庭与夏连荫编：
《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817—1927 年》，第100—109 页；
郭华伦：《中共
陈未出席而当选为书记，以及他直到1927 年7 月15 日辞职为止对中央
的持续控制，对于这个年轻政党的发展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这两位深受
景仰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当中，被选中的为什么是陈而
不是李呢？李仅仅获得了中央候补委员的职位。李正在四川讲学，陈则正在
为改革广东的教育体制而工作。在他们的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和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的贡献之间，是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决定这个问题的也许是实际
问题。陈从北京大学辞职以后，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而能够投入更多的
时间编辑激进的期刊，例如《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俄语学校，并在上海工
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①他在政治上的实际经验表明，他也许是日常组织工作
的合适人选。②这种选择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因为陈以其强烈
的个性而著名，如“一大”的另一参加者周佛海所评论的：仲甫（陈独秀）
是个固执的人。③他还对尚武精神有反感，并对其他政治党派有种厌恶情绪。
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二大”（1922 年5 月于杭州）④ 上，党在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
先锋队的性质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论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章程中被奉为
神圣的原则，党采用了一种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级体系，处于
这个体系基层的是小组，所有成员必须参加小组每月的（或者每周的）例会。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而非选举产生，这确保权力
将在领导者的掌握之中。这种中央集权由于新章程的最显著的特点而得到加
强，这一特点是关于纪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区的委员会服从中央的
决策。不服从可能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员会的惩罚。⑤
1925 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在规模上发展到了大约20000 人，中央的
组织也因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部得到了扩充。①在1927 年4—5
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3 名成员扩大到29 名，在1927
年紧张而且迅速变化着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敏捷地作出反应，这
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完成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长期和短期的目标，
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政治作风，不可能不彼
此矛盾而不造成严重的内部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中共在1923—1927
年的目标——消除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对中国的控制——使党不得不按
照由情况需要所决定的时间顺序，加强它在无产者、农民和士兵，以及它领
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26—27、31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
刊》（此后作《明
报》），6，第6 页；或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136—152 页。
① 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中国季刊》，50，第295—314 页；阿
德里安·陈：《发
展》，第45 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10 页以下各页。
② 举例来说，迈斯纳《李大钊》第204—205 页指出，李号召青年去乡村工作，丝毫没有
谈到组织问题。
③ 郭华伦：《史论》，1，第95 页。
④ 一般认为“二大”是1927 年7 月16—23 日在上海召开的——译者。
⑤ 第二个章程的全文载于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31—135 页；回译成中
文，载王健民：《中
国共产党史稿》，1，第52—55 页；韦慕庭与夏连荫：《文件》，第104—109 页。
①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第
67—68 页。张国
焘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组织上的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
部，以及《向导》
周刊的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 年春设立。《明报》，13，第8
9 页。
导的妇女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力量基础。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集
中制；否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面对反动分子而无能为力。尽管关于陈领导之
下的党的生活的历史记载很少，仅有的少数资料还是展现了创始人管理一个
组织松散的政党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顺畅地起着
作用。在顶层和中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依靠与陈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导师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
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由于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成员
便会显示出一种脱离组织的倾向。②李大钊和党的北方支部与上海的中央几乎
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多少少处于独立状态。即便是1927 年初占领汉口
英国租界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行动，也既未经中央的筹划又未经其指
导。①此事仅仅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大大扩展了
的党在组织上的缺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领导层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倾
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贪污的罪行。②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
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
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
③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
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
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
④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
记处中的同志们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辞职以后，1927 年8 月7 日召
开的会议批评他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他的组织路
线是“不民主的”。这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在
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来说，很不相同。
② 陈公博：《寒风集》，第226 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
察》，13（1957
年7 月1 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 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
55 页。
① 迈斯纳：《李大钊》，第119 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
，第108 页。
② 1926 年7 月12—18 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史论》，1，第224—230 页，译
文载韦慕庭和夏
连荫：《文件》，第271—281、288—317 页，见第276 页。
③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95、106、137 页。小组中的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
中共党员当中实行
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莫斯科训练的中共党员的返回，也许是
导致1926 年以及
后来对陈的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④ 哈里森：《长征》，第126 页。
第一次统一战线内的紧张状态
对于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唯一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其与孙
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中国共产党起初
并不愿意陷进去。在“一大”上它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
载的那样是敌对的，就是像陈潭秋追述的那样，支持国民党的进步的政策，
但采用非党派的合作方式。①必须记住，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共
事，李大钊则打算与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进行一次会谈——两者都是孙逸仙的
敌人。②但是，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吴佩
孚也遭到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当前事态的声明的严厉谴责。这个声明邀请
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
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③
统一战线的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无可质疑的；使中国共产党其后遇到
宗旨上和组织上难题的，是1923 年6 月采用的“党内合作集团”的政策——
据此，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党组
织的独立性。④首先，这种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
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一致行动正是列宁主义的共
产党概念的本质的组成部分。①夺取政权之前很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这一前
提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数上的劣势，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它也为统一战线
在国民革命看上去正在取胜，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抛弃时的
最终分裂，播下了种子。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从革命的一个
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大可能是平平静静的。继列宁的《两种策略》
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②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
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③
国民党由于接受了如其1924 年的宣言所阐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
标，也由于其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的确发生了变化。④统一战线成立
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
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们对传统上被认为显赫而有实力的部门，
例如财政和外交部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部门，表现出更大的
① 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59 页。参见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的回忆》，《共
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 年10 月），第1361—1366 页；英国版，13.9（1936 年
9、10 月），第
593—596 页。
② 《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 年3 月以后，尤其是1921 年9 月10 日在广东活
动的报道；郭华伦：
《史论》，1，第31 页。
③ 《红色文献》，第28 和34 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
党被诱骗而接受
了这个主意。关于一种相反的意见，参见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利特（马林）的访问记
，载《关于共产
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国季刊》，45（1971 年1—3月）。
④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68 页。
①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52 页。
② 《新青年》，2（1923 年12 月20 日），第79—102 页，署名屈维它。
③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52 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第148—150 页。
④ 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 年8 月。还可参见韦慕
庭：《孙逸仙：受
挫的爱国者》，第172—174 页。
兴趣，这一事实表明，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没有改变。保守分子
们争夺有钱有势的政府职位或大元帅府的职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机
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上
的缺陷和妥协的倾向。这些努力，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国顾问的到来，有助
于国民党中左翼的产生，因而在其创始人孙逸仙于1925 年春逝世以后（见第
11 章），逐渐分裂了该党。①国民党的党组织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则仍在
右派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
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统治该党。②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其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
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③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保持
其暖昧态度，国民党左翼具有革命倾向但是容易妥协。陈因而从其早些时候
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
才能执掌这种领导权的立场上来。大约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了国民党
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民族）资产阶级
——组成的集团的观点；④因而就中国共产党来说，留在其中以便保持“党内
合作集团”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从更实际的方面说，中国共产党向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得益于国
民党的合法旗号，⑤在1925 年的五卅运动和随后的1925—1926 年的省港大罢
工以及1927 年1 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
利。这些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当中的工作。⑥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完
结之时，中共大概能够影响约300 万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与1920 年仅
仅385000 人的数字相比，①这种显著的增长要归因于中共在其1925 年1 月于
广东召开的“四大”上所采取的展开工会工作的措施，以及五卅运动本身。
工业方面纠纷的次数增加了——由1925 年的348 起增至1926 年的435 起，
尽管大都出于经济原因。②北伐期间（见本书第11 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
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了北方军队控制之下的铁路系统，③他们在汉阳
兵工厂的同志们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④迅速扩展也许导
致了工会组织的脆弱。在广东，工会的领导和纪律都令人失望，因为工会本
身在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的路线上存在严重的分歧。⑤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
① 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
年）。
② 哈里森：《长征》，第58 页。
③ 《向导周报》，101（1925 年11 月7 日），第844—845 页。
④ 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228 页。
⑤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19 页；哈里森：《长征》，第50 页。
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此后作《工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
（北京，1954 年），
第546—549 页。
① 陈达：《中国的劳工骚乱》，《每月劳工评论》，6（1920 年12 月），第23 页。
② 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2 版，第123 页；《向导周报》，
159（1926 年6
月23 日）；167（1926 年8 月15 日）；和168（1926 年8 月22 日）。
③ 《工人》，第319—328 页。
④ 《民国日报》，广州，1926 年9 月21—25 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
海，1947 年。
⑤ 《劳动周报》，5—8（1923 年5 月和6 月），引用于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
活动》，第172 页
脚注12；《泰晤士报》，1926 年12 月1 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 年，1，第
166 页。
一个杰出领导者刘少奇，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
糊。⑥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正统立场，
把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本国的土地问题。在其1922 年的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共产国际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
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
其以大土地所有和土地租种形式出现的残余的要求。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1926 年2—3 月），还有第七次全会（1926 年11
—12 月），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吁。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陈独秀和张国
焘尤为突出，往往低估农民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及其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③
中国共产党1925 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只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
而，这并不能否认某些党员个人为后来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倾注了精力：沈
玄庐在浙江萧山的农民协会为减租而斗争；而彭湃在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协会
创始于1921 年，在1923 年拥有100000 以上的成员。后来，在国民党的赞助
下，不过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运动波及广东全省，涉及大约700000
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一种不那么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去乡下工作。④
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是别具一格的。
它始于1923 年，并且在1926 年该省被国民党的军队攻占时，得到了有力的
推动。据毛所说，那里的协会在1927 年初拥有200 万名会员。①当国民党军
队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 年5 月，它声称有250
万成员，而江西据说有83000 人加入农民协会。②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
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腐败现象。③在湖
南，他们超过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④他们还通过提
供军事情报和充当向导来支持国民党军队。⑤
到1927 年6 月，武汉国民党的农民部（见本书第11 章）声称六省的农
⑥ 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 年1 月，载《工人》，第407—408、
413 页。
①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件选编》，1，第387 页。
② 同上书，2，第279 页；《红色文献》，第254—255 页。
③ 陈独秀文，载《新青年》，12.4（1924 年），张国焘文，载《向导周报》，12（1922
年12 月）。
④ 《新青年》，9.4（1921 年8 月1 日）；9.5（1921 年9 月1 日）；10.6（1922 年7
月1 日）。又见尼姆·韦
尔斯：《红尘》，第199—200 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此后作《农
民》），中国现
代史资料从刊编，北京，1953 年，第35—39 页。关于彭湃的工作作风见《红旗飘飘》，
5，第38—42 页。
关于彭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季刊》
，8 和9（1961
年）；尤其是罗伊·霍夫海因兹：《浪潮》。关于恽的工作，还可参见《中国青年》，32
，1924 年5 月24
日。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 页；毛泽东：《选集》，1，第14
页。然而，李锐提
供的1927 年4 月的数字是5180000 人。见《农民》，第288 页。
② 《农民》，第391、410、413 页。
③ 毛的湖南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 页。
④ 《农民》，第289 页。
⑤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 年，1，第78—79 页；《华侨日报》，香港，19
26 年9 月7 日。
民协会拥有令人吃惊的900 多万名会员。⑥如同工会一样，它们的飞速发展也
导致了组织松散和纪律涣散。⑦曾是国民党农民部首脑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公
开地承认他在加强农民运动方面的失败。⑧更糟糕的是上层决策含糊而易变，
造成了下层行动犹豫不决。如一位领导者所说：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
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
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
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
①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了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②斯大林断言
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这被证实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
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层的革命和
“党内合作集团”政策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 年4 月重要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
就在这以前，毛提交给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
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③代表大会本
身的土地问题决议要温和得多——仅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
地主和革命军官从这场磨难中放过了。④代表大会没有坚持没收以后的集体所
有制，但是认为解除地主部队的武装，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来
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是适当的。⑤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
没收和武装，能否如同期望的那样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
武器是被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禁止的。⑥这与在城市中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作
法，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武装起来的农民，乡村的农民运动可能遭受残酷无
情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 年5 月21 日）就是例子。这在
后来将对秋收起义期间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产生影响（见本书第11 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和
平主义者。在1923 年4 月18 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他的
立场，使之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一致；概括地论述了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
拥有武器的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的正规军对阵的
列宁主义的景象。陈未能想象出来的是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的军队。在中
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共产党人
⑥ 《农民》，第18—19 页。关于农民运动的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
领导的农民团体）
计入了“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协会）。
⑦ 毛：《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 年6 月3 日，竹内本，2，第9 页。
⑧ 哈里森：《长征》，第113 页。
① 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布尔塞维克》，20（1928 年5 月30 日）。
② 《汪精卫集》，上诲，1929 年，3（1927 年7 月5 日），第141 页。
③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89—290 页。
④ 郭华伦：《史论》，1，第240 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季刊》，9，第162
页；斯图尔特·R.
施拉姆：《20 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98—99 页。
⑤ 郭华伦：《史论》，1，第241 页。
⑥ 《农民》，第400—401 页。
的前线组织，在黄埔军校的学员①当中创立了，稍后，又诞生了一个对立的团
体，“孙文主义学会”。随着1925 年9 月国民党军队中总政治部的设立，中
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如第二军的李富春和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
部队中的政治工作。②但这些军官是否具有可与苏联红军中同等军官的权力和
影响，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
年3 月20 日发动政变（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时，就变得明显了，政变的
结果之一是黄埔学员当中的左、右翼组织一同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
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③这种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国，和蒋介石
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人担任军队政治
委员。最后，在1927 年6 月，军队的政治部和政治委员都被蒋取消了。④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实际上于1926 年7 月发动的北伐，同样不起作用。
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而争辩，但也没有
用。甚至鲍罗廷的异议也被拒绝。①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
工作在纸面上的数字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战场上显然无法与蒋介石
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如汪精卫大加抱怨的那样。没有巩固的群众
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在来自上层具
有毁灭性力量的革命下崩溃了。虽然在蒋1926 年3 月的政变后凶兆已现，斯
大林一年多以后仍然有足够的自信，用压榨右翼国民党这个柠檬②的比喻的动
情呼吁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它与国民党联合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
为理由，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已变得单纯了的统一战
线③中“不起领导作用”，“[它]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立即
从联合中退出将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④共产国际
在这个紧要关头的劝诫，因而就是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玩弄暴动
的游戏。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在1927 年4 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
提议，他曾数次提出这一提议，即将联合变成“党外合作集团”的联合。①
既然蒋已于1927 年春开始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狠毒的镇压，还有什
么选择余地呢？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相互矛盾的政策提案形成的混乱。不愿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5—36 页。
② 《社会新闻》，1.14（1932 年11 月12 日），第308—309 页。
③ 《向导周报》，167（1926 年8 月8 日），第20—21 页。
④ 《蒋委员长全集》，沈凤岗编，5，第12 页；《华字日报》，1927 年6 月13 日。
① 《向导周报》，161（1926 年7 月7 日）和165（1926 年7 月28 日）；路易斯·费希
尔：《世界事务中
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648 页。
②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 页。
③ 哈里森的用语，《长征》，第96 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 年5 月，载《红色文献》，
第277 页。英译文
载于埃克赛尼亚·乔柯夫·尤丁和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 年，文献
概览》，第369—376
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
①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2，第276—277 页。参见陈独
秀的《告全党同志
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 年春），第224—250 页。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人在这次代表
大会上采取的立场远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是亟待进行的。
放弃统一战线，却又过于弱小而不能使合作者听命于己，中国共产党只能看
着局势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共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暴力迫害的可能性，
无论是在1922 年还是在1927 年。赤裸裸的事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军阀
肢解的国家里，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
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像1922 年那样只有大约130 名成员了，到1927 年中期
它已发展为一个有将近60000 群众的政党，尽管它随后遭受了损失，也已能
够经受住国民党残酷无情但经常是效果不佳的镇压了。如果它在1922 年和
1923 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
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总之，1927 年7、8 月的局面是
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府。换言
之，它必须缔造一个国中之国。
第11 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 年
组织革命运动
20 世纪20 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
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
源。组织阶段从1923 年后期持续到1926 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
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
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
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
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 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
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
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
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
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
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
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
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
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
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
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
在1917 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
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
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
1922 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
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6
月15—16 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1922 年8 月，他回到上海，计
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 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1923 年1 月15 日，他雇用的部
队已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他在2 月21 日回到那里。当时他56 岁，但在以后
不到两年，他将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
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
靠的，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
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
完成其改良主义目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
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目标在1923 年1 月1 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
世，它提供了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
——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
① 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 年》，第65—70 页。
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
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
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
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
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
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
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
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35000 人的部队（根
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
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
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
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
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1923 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
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
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
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
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②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
税收。在1922 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50 多万元（上海
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
1923 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 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
一笔100 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
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
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
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
个在孙博士的31 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2 月底
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
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
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
来源。
根据1923 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
大本营提供了600 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
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900 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
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1923 年5 月至12 月净得了近
300 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
偿还1913 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
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
② 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
广州，1923 年》，
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 年12 月），第665—727 页。
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
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
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
近30 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
员。在1923 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
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 年6
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
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
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
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
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
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
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
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
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
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
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
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
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 年10 月，
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
廷于10 月6 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
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 世纪20 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
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
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
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
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
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
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
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 年9 月，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
战略之中。1919 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
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 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
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
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
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
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
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
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
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
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
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
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
源和环境已在第10 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
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
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
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
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使国民党趋
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
期，孙博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
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
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
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
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党。1922 年6 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
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
俄。1922 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
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1923 年1 月与孙博
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们商议
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
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①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
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1884 年7 月9
日，从他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1906 年他被驱逐出
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 年。然后在1918 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
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
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
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1923 年春季
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他抵达广州时年39 岁，从
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
议。1923 年5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
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
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
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
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
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不间断地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
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
① 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走向结盟的行动的详情，可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
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
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①鲍罗廷的目
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讨论国民党的问题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经常与孙
逸仙会面。他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向他们保证，归根到底，他的用
心是为加强共产党而工作。 ①10 月25 日，孙博士指定了临时执行委员会，
要它起草新的党纲和党章，并为召开全国大会作好准备。他任命鲍罗廷为委
员会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
章。他的党章草案与以后通过的相似，详细地谈到了五级组织——全国的、
省的、县的、区的和区以下的。一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选举中央执行委
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两次大会之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主持党务，任
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它的几个机构以及所有的下级执委会。国
民党党员都要受严格的党纪约束。那些参加诸如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全国
议会的党员，要组成党团，而且必须在其他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
便掌握它的方向。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28 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
监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
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
举代表的工作。①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1923 年11 月
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
力主张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
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
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
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
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
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令。②对国民党人来说幸
① 赛尼亚·乔柯夫·尤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 年：文献概览
》，第344—346
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2，第25—26 页，摘要
。
① 鲍罗廷的有关他早期几次会面的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
北京苏联使馆没
收的迄今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 页。这是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
其他历史证据核
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去世前鲍罗廷生活及其活动的最佳的学术性论述
是莉迪亚·霍勒
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 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
：《鲍罗廷：斯
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① 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 年11 月2
3 日—1924 年1 月
13 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 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 页；关于党
纲的起草，见1080—1084
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 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
85 页）。鲍罗
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 年11 月25 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 期，19
23 年12 月29 日
（这是共产党的刊物）。
② 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
638 页。又A.I.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 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
第37—43 页。
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仙没有颁布减租
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
博士倒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11 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
的，他们此行是向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11 名国民党广东省党
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
起草文献过程中的共产党的影响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
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
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
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他们断言，陈
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士，不出五年，
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
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
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
民党内工作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
果陈独秀不听从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
独秀，就怀疑俄国。①尽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
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
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2 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
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
用。大元帅及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
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
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
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
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
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
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
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
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
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①
1924 年1 月20 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有196 名代表被
任命或当选，开幕式有165 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 人代表
国外的支部。约20 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10 天的大会听取
了孙逸仙的七次演说和关于党在中国和海外不同区域的活动的报告；大会进
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纲党章；它选举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
第1 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 页。军事危机在孙逸仙的《国父年
谱》，2，第
1020—1033 页中叙述甚详，但对鲍罗廷的建议和孙逸仙的拒绝没有提起。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共产党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民
党中央监察委员
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第1—11 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 页
，但缺孙之评论。
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72—
73 页。
① 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 页
。
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中国登记的党员数超过了23360
人，国外的党员约4600 人。大会休会三天，以哀悼列宁逝世。②
在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体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这份宣言强调反对
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
中的作用。可是，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鲍罗廷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俄结
成运动的统一战线这一明确的声明包括在内。他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
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①党纲是一个旨在
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
问题。
当一批代表试图把禁止任何国民党员参加另一个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
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
的意图进行了辩护：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
而不是以它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他向代表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
明的，不是秘密阴谋，并要求他们不要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
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 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约
占总数的1/4），明确地表示他同意共产党员参加他的党。②
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开会，并组成了中央党部（这时
设在广州）。委员们决定成立书记处和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八个职能部：
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消）、海外和军人。老资格的
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由以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
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一个三人党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它由
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其他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从此一星期至少开一次会，但是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回到了北
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成立地区党部，以推动党的
发展。逐渐地，中央各部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区党部开始发挥作用。领导
集团的大部分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
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工作只有少量经费，在
开始时鲍罗廷似乎每月捐献约3 万中国元。①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有坚
强的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
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他的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
1923 至1924 年冬对支持孙逸仙的军队的状况感到震惊。俄国人的意见是，
部队的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俄国人认为，只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
8，第1100—1160
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 页。
①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 页；译稿，第85—92 页。
切列帕诺夫指出，
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② 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 页；李云汉：
《从容共到清党》，
第176—182 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 年3 月
2 日），第5 页。
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 页。
① 《革命文献》，8，第1160—1167 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
史稿》推断出来
的（第2 版，第390 和399 页，脚注21 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
代替鲍罗廷的
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有孙逸仙的150 至200 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
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
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必须进行的改革将是：集中征收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
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
而有效的指挥结构。由于政府资源微薄，以及统一财政和指挥与一些高级指
挥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又要依靠这些人来维持它的地区根据地，
所以这些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在开工时，一年只能生产装备一
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是兵工厂的经营有如商业企业：
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把武器卖给他。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进
口武器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孙博士通过让他的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党内的重要职务，试图加强他的权
力。他挑选在广东省的湘军和滇军的两名挂名指挥官谭延闿和杨希闵为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任命挂名指挥一些支持孙逸仙的粤军部队的许崇智将军
和指挥桂军和豫军小部队的刘震寰将军和樊钟秀将军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
委员。3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他们和率领一支独立的滇军的朱培德将军
以及指挥一支杂牌军的四川人卢师谛将军，在他们的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
织。大元帅不时劝说各地将领让他指定的人收税并给他们的部队发饷，但成
效不大。事实上，他似乎不得不任命或同意某些将领控制发赌场执照或“禁
烟”的机构这一类有利可图的财源。
鲍罗廷和孙逸仙拟定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军事
学校，对这些人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其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意
识。党的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计划，到1924 年5 月，位于广州南面黄埔岛
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准备向从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中招收的第一期约
500 名爱国学生打开大门。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军
事学校或保定及云南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得到几名俄国军官的帮助，这
些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经受过俄国国内战争的考验。蒋将军、管
理陆军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以及像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那样的老资
格革命者教政治课。学校从一开始就得到俄国的资助，而由地方税收加以补
充。
6 月，俄国派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
问。他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于7 月11 日组成，其成员为支持军政府
的主要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走向在联军中建立统一
指挥部和政治机构的一步。他们的军事学校应当改进，在每支军队中还要为
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
察中不幸淹死。代替他的瓦西利·K.布廖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加伦”）
直到1924 年10 月才来到。到那个时候，黄埔军校已有第二期学生，一个教
导团也正在组织之中，它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即“党军”。第一批
大量俄国武器也在1924 年10 月由伏罗夫斯基号游艇运到广州，它从敖德萨
起航，同时送来了第三批俄国军事顾问。后来的船运则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
①
①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 年4 月6 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
官处发现。英译文
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
部371∶
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 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
化问题进行了研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几次三番地敦促孙逸仙促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这也
是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它打算在它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并使之与贫农
联合。在群众运动问题上，两党成了对手。1924 年初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
委员会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几个部，但前两个部很快就处于朝气
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有文化
的青年中取得广泛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廖仲恺打算把广州所有工会合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单一联合
会，但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很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他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
将渗入这些工会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
员、邮政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它控制的单一工会。这些都是一次成功的
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尽管有这些对抗，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了起来，共
同支持沙面岛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后者为抗议外国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
制度——这个制度是越南革命者在6 月19 日企图暗杀正在访问该岛的印度支
那总督未遂以后试图实行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被
认为是沙面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和封锁的主要组织者，这次行动具
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这次罢工取得的经验一年后在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中
被充分地利用了。
1922 年11 至12 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十分注意东方国家
组织农民的问题。它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几个总论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
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的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的政党采
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1923 年5 月，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并
把革命向前推进。①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它的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
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1922 和1923 年，彭在其故乡广州以东的海丰县，在
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以许多团
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得以逃脱并在1924 年春来到广州；他不久就成为国民
党农民部的领导人。②
为农民部的工作制订计划的活动缓慢地开始了，但到1924 年6 月，国民
党宣布了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协会将是自治的团体，容许只从自
己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卫队。地方部队将由拥地不到100 亩（16 英亩）的农民
组成，必须排除某些不符合需要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20 名特别代
表的任命，由他们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扩大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7 月，
农民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这类工作人员；彭湃指导了第一班；学
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 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
军事顾问所作的
种种努力。
①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 页。
②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
—1965 年》，2，
第720—724 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
71—73 页。关于
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 部分，载《
中国季刊》，8
（1961 年10—12 月），第160—183 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
革命的种籽：彭
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
运动，1922—1928
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生接受了理论的和实际的指导，包括军事训练。（其他共产党员为直至第六
班的每个班讲课，1926 年5 至10 月毛泽东为第六班的教员。）到1924 年10
月，约175 名学生从讲习所的速成班毕业，其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本县组织农
民协会。计划在全县和全省范围把这类农会联合起来，最后组成一个不归国
民党或其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为什么这样的自治是必要的，这成了大部
分理论争论的一个题目。①
中国共产党打算控制农民运动。一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他
是讲习所第二班的教员和农民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一份1926 年的报告
中透露，中共在1924 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
他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 年5 月组成时，它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
的农民委员会和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②
在俄国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尼洛夫”
（萨卡诺夫斯基）引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因而成立一
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 年5 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
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党员。他说，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没
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在1926 年7 月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要成为
它的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
地位”。①广东省“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②他
们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
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 年4 月，大约
有160 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20390 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
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③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
功，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
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
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 年4 月，据报道有294 个协会，会员近55000
人。④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1925 年2 月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
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70000 人，而邻近的陆丰县
又有12000 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被迫又转入地
① 《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
251 页。罗绮园：
《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 年2 月1 日），第147—207 页；关于
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决定，见第158—159 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②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24、53 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 年
》，第258、301
页。
②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 页。
③ 数字根据在1927 年12 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 年1
2 月14 日在俄国领
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
步通讯》，13583
（1928 年1—3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④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 年五
一特刊），第1030—1036
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 和98—100 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
《第一次国民革
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 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 年1 月
）转载。
下。①
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
反对沉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
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
毁。农民们进行回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
就是如此。②农村革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
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 年7 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
操纵党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
绪。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
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
据证明共产党员是如何打算利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
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
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
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
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①
7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
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
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
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
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共产党，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
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②
中共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
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
信，指示它们要准备决裂。③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
康，坚持这种有利的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8 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这
个问题暂时被平息下来。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
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承认它有保守秘密的需要，告诫同志们要互相合作以
① 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 页）引了彭湃报告他受的凯旋式
接待和组织工作的
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第149—181 页；见151—152 页。
② 同上。第159 页，上面列有直至1926 年5 月的195 名被杀害农民领袖的名单，材料根
据阮啸仙：《关于
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 年7 月）。这个刊物报道了
许多具体例子。
③ 肃清（化名）：《共产党之阴谋大暴露》。这本书广泛地讲述了发现的情况和日益高涨
的争吵。
①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
—1286 页。弹劾
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 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谢持和
张继的质询及鲍
罗廷的答复的记录》，载《弹劾共产党》，第25—30 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
91 页。
② 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 年）》（俄文），
载《共产国际和东
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42—299 页；见第271
页。已故的莉迪
亚·霍勒布内奇为我摘录了这篇根据俄国档案的文章。
③ 同上，第271—273 页。
完成国民革命。④这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人士来说是一
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起因于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收的沉重
赋税，以及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冲突的迹象。为了保护自己，商界领
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在1924 年8 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
了大批武器时，他下令没收，这一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海军
舰只的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后，孙
博士命令他所能指挥的全部部队镇压商团。他们在10 月15 日照办，通过纵
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的大部分商业区。这个行动在国内外严重地损害了孙
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①但是在11 月13 日，这位上了年纪的领袖离广州前
往北京，由于1924 年10 月23 日冯玉祥对其上级吴佩孚发动的政变，他争取
当总统的希望重新出现了。
当孙博士在北京死于癌症时，许崇智将军带领的粤军部队，会同由蒋介
石指挥并配备黄埔军校的军官与学生的两个党军的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
持者发动了一次征讨。这次行动现在称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 年2、3、4
月，只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援助的联合革命军，成功地一路打到
广东省东部边境，攻取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是未能打垮陈
的军队。6 月，东征军返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领土；这样做是为了对付
已经牢牢地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
良好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
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
宣传队，它们分发传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
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国军官担
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19 名
俄国军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
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
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出现了摩擦。甚至
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成立对立组织
——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①
1925 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
孙逸仙博士死于1925 年3 月12 日，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汪精卫起
草、垂死的领袖在3 月11 日签名的遗嘱。下一个月，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举行
了十分强调孙博士革命目标的纪念会。②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
④ 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 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
页；关于全会讨
论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ll7—1119 页。
① 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 年》，第89—93、100—105 页，
书中有“商团事
件”的内容充实的记载。
① 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
0 和11，第1523—1677
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 页。中华民国国民
政府国防部：《北
伐战史》，第13—25 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 页，
译稿第183—263
页。
② 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 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
活动进行了讨论。
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们投身于组织劳工的工作。共产党领袖们
恢复了他们具有强烈反帝色彩和矛头主要指向上海日资纺织厂的工人运动。5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 名工会代表聚集在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了
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总工会的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由富有
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反共的工会拒不参加。26
人的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员控制，同时它的所有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党员。①
于是在上海，一个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 月15 日，日本卫兵向一批中国工人开枪，他们侵入了暂时关闭的工厂，
要求工作，并砸坏了机器。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伤重而死。其他的
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鼓
动，把那个被杀的共产党工人树为烈士，然后要求释放因示威而在公共租界
被捕的学生。一个在本城安全地活动的新近组织的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们，用
了一切办法劝说那个日本工厂的工人们坚持罢工。示威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
题，6 月2 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他们反对租界内外国
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需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而不允许加以扩大。②
当5 月30 日星期六上海地区8 个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会，进行反对
不平等条约和中国军阀的宣传并要求释放他们6 名被捕的同学时，可能没有
人策划一场动乱，也没有人预料会开枪。租界的警察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
企图阻止街头示威，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并立刻发生了与学生和示
威行动的中国旁观者的头破血流的冲突。当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被捕学生拘
留地及储藏武器的老闸巡捕房时，根据后来对当时在那里负责的埃弗森巡官
的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他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他
命令中国和锡克的巡捕向被激怒的人群开枪。下午3 时37 分，枪击使4 名中
① 关于大会的论述，见[罗]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
，115（1925 年5
月17 日），第1063—1064 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 年
），第116—138
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 和593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劳工运动史》，
2，第356—361 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 年》，第414—422 页；
琼·切斯诺：《中
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 年》，第258—261 页。
② 关于五卅事件的重要史料包括：《国闻周报》，2.21（1925 年6 月7 日）和22（6 月
14 日）以及延续至
9 月份的以后几期；《东方杂志》，1925 年7 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 年6
月6 日）至134
（10 月30 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 年》，缩微胶卷
第329 号第137
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克银翰1925 年6 月10 日发的快信，
附件1：《5 月16
至6 月5 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 年6 月2 日星期二会审公廨
记录摘录》（初
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 年6 月9 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审
讯和盘问，然后
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 页）。审讯记录见《1925 年5 月30 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
录》（我未见到
此文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 年7 月3 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
：外交使团派住
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 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 月12 日起进行
审问的英、美、
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
卿弗兰克·B.凯
洛格的说明事件的信件的日期为上海，1925 年11 月14 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 年
国际法官委员会的
《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我未见到此文件）。大量信件、剪报、中国刊物的译文
、宣传招贴的照
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 号第43—45 和
136—138 卷；
这些材料可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 年，I，第647—721 页见到。
近期的一种优秀
的说明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 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捍卫》。
国人死于人行道上，还有多人受伤。8 人后来死于枪伤。5 名，可能是6 名被
杀者是学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五卅事件给了国民革命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的地方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立
刻组织全市抗议，在6 月1 日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总罢工。遭到警
察镇压的进一步的动乱持续了几天，又有10 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随着万国
商团和五强派出的约1300 名海军陆战队在街上巡逻，公共租界成了一个武装
的兵营。中国新闻界公布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分发了无数传单和漫画，并
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和信件，号召支持罢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在28
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排外的动乱在镇江的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动乱中
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动乱中，日本和英国的领事馆被捣毁。
经费从全国各地、华侨和苏俄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以支持罢工者。在6 月23
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而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这更
加剧了对外国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英国和其他列强的
政策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抗议；它还激
起了全世界反对旧条约制度的舆论。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展迅速。学生们涌向广州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共产
党对罢工和抵制的有力领导吸引了数千名新党员。共产党通过向罢工者发放
救济款的办法，突然找到了一把使上海劳动力工会化的钥匙，从而成为上海
劳工运动的支配力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劳工变得更加富于战斗精
神。同时，上海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浪潮在高涨，许多城市的中国企业家对共
产党领导他们的工人的情况变得警惕起来。总之，虽然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沸
腾，社会革命趋于更加激烈，但反革命的种子也得到了培育。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由于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处境危险，广州对五卅事件的反应被拖了下来。
这个城市被杨希闵将军和刘震寰将军带领的滇军和桂军所控制，因为其他大
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组合。他们计划返回广
州降服杨、刘两将军的部队，但在战斗打完之前，不可能在广州面对这两个
将军的反对而发动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
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 月6 日一直打到12 日。东征部队返回，在6 月8
日夺取了石龙，它位于九龙通向广州的铁路沿线的东南通道上。其他国民党
部队在城的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包围圈。6 月12 日凌晨，国民党主力军攻打了
广州之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学生率领的系着红色领带的混合部队
从长洲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战斗从东山至城西北的白
云山一带展开，到中午，广州部队从河南岛渡江对付城市的敌军。到下午3
时，国民党部队胜利，刘将军弃军逃到沙面英租界，乘轮船前往香港；两天
后，杨将军随后也来到香港。①以布廖赫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在制订战
略和监督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
① 陈训正写了这次战役的全面的报道，转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 页。此
文是《北伐战史》
中附有两幅地图的类似报道的基础（I，第280—287 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
前之蒋介石先生》
（1925 年6 月1—14 日），第484—486 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 和/6458，广州总领
事精琦士快信，1925
年6 月12 日和17 日；《纽约时报》，6 月7—13 日。
② 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役的详细报道，虽然报道显然部
分地根据苏联使
介石成了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混乱。现在，建立一个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和参加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鼓动运动就有
了可能。
一旦广州局势稳定，国民党领袖们就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
代替曾为孙博士的中央机关的大元帅大本营。6 月14 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
国民党政治会议在广州重新召开，决定了政府结构，由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
的九个部组成，还决定把军队改组成国民革命军，改革军事和财政管理以使
武器和资金归国民党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党领导。政府委员会及平行的军事
委员会将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接受法
令规定之外的政治会议的指导，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
枢和许崇智（许在7 月初进入政治会议）组成。汪、胡和廖似乎在政治会议、
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实行三头执政，但这三个机构的主席都是汪精
卫。广州市长伍朝枢以外，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在政
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虽然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学校校长和党
的军队的指挥。汪精卫显然是削弱了胡汉民的地位而上升的，胡汉民自从孙
逸仙逝世后从代理大元帅降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新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
交关系。①国民政府在1925 年7 月1 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 月23 日的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 个月
的省港大罢工。②随着滇军和桂军的战败，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卅事
件以及随后在其他外国租界区镇压示威游行的行动，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
领袖们前往香港，去说服那里的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 月21 日开始的罢工和
抵制，而广州则为进行罢工的香港工人提供避难所。虽然四个共产党控制的
香港工会在此之前已经罢工，但总罢工却在指定的日期同时在沙面和香港开
始。罢工工人涌进广州，组织者计划在6 月23 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
忧心忡忡的英、法当局召来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并且准备保卫租界，因为
担心它将受到攻击。
6 月23 日，在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一次秩序井然
的中国人示威游行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它由
100 多支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
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的几支部队组成。当游行队伍经过架在两岸中间狭窄
水面上重兵防守的英国桥梁时，有人先开了枪。哪一方先开枪立刻成了一件
有争论的事。①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8、9
团的档案。他把布廖赫尔作为进攻计划的制订者和所有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来描述，并生动
地叙述俄国顾问
与分散的国民党部队形成了一个通讯网络，准确地执行了布廖赫尔的命令。切列帕诺夫：
《一个在华俄国
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201—238 页，译稿，第291—314 页。这个报道的特征是对蒋介
石抱有一种敌意
的偏见。当时与国民党军队在一起的大约只有20 名俄国顾问。
① 基本文件载于《革命文献》，20，第3801—3820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373 页引的
决议来自1925 年6
月14 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4 次会议的记录，记录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毛思诚：《民国十
五年以前之蒋介
石先生》第494 页提供了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的决议。其他的详细内容载蒋永敬：《
胡汉民先生年谱》，
第331—332 页。
② 本段论述省港大罢工的开始的段落是把作者研究中国、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材料的一份
手稿缩写而成。
① 提供这场争端中国一方的最全面的材料是钱义璋编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国民党档案
馆，230/1780；
部分转载于《革命文献》，18，第3330—3358 页，断断续续地直至3419 页。又，《6 月
23 日：1925 年6
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火力至少击毙了52 名中国人，打伤了117 人，其中
包括学生、不同行业的平民、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的狂怒是难以形容的。许多人叫喊着要进行战争，但是政治和军
事当局极力平息民众怒气以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当局对他们的外国敌人
采用了经济战政策，再辅之以外交手段。他们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
在削弱这块殖民地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一切贸易和抵
制英国货的行动。在外交战线上，他们试图分裂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
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许多个月，直到1926 年10 月在北伐和进行了多
次谈判解决的努力以后才告结束。①广州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公民
集合起来支持政府。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报名进入黄埔军校。广州
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对他们的支持耗尽了该市财力，虽然捐献源源不断地
从国内其他地方、华侨和苏俄那里流入。中国商界由于强制停止他们与香港
的广泛正常贸易，损失严重。有武装的纠察队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严
密的罢工者，在革命运动中成了一支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抵制
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它也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是导致
1927 年4 月在广州镇压组织起来的左派的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月23 日中国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分发。关于沙面的观察者证明中
国人一方先开枪
的证词，见英国外交部，Cmd，2636，中国第1 号（1926 年），《关于1925 年6 月23 日
沙面事件中先开
枪的文件》。又，美国国务院，893.00/6464，广州精琦士1925 年6 月26 日快信；893.0
0/6314，6 月24 日
沙面电报；亚细亚舰队总指挥给美国海军部作战司的两份电报，意译后交美国国务院，89
3.00/6352 和/6359。
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我发现不可能确定何方先开枪的事实。
① 大卫·克莱夫·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 年：英国和中国官方政策和观
念的相互作用的研
究》，此文充分报道了间歇的谈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也使用了中文
材料。伦敦大学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3 年博士论文。
内部的竞争和不和
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在1925 年8 月20 日暗杀廖仲恺的行动中摊牌了；廖是孙逸仙的
联合苏俄和大力动员群众的主张的热诚支持者。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刻
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许崇智、汪精卫和蒋介
石是委员会的成员，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暴露了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
一些粤军指挥将领谋求推翻广州政权中激进分子的阴谋。不到一个星期，许
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
决定派胡汉民去俄国。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他的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指挥
官许崇智。两名阻止俄国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党员
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部
反对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的一个有威望的派别。①
危机还有其他重要的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
物，在长达六个月的时期内拥有最大的权势。支撑广州政体的军事力量被改
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 个军：来自党军的第1 军，由蒋介石指挥；湖南人组成
的第2 军，由谭延闿指挥；云南人组成的第3 军，由朱培德指挥；从粤军抽
调组成的第4 军，由李济琛指挥；由李福林的私人军队组成的第5 军。把驻
于地方根据地的粤军的分散部队合成一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新命名的
第4 军逐渐地被改造成一支统一的和有战斗力的部队。另一个统一财政的努
力也最后取得成功。②
从1925 年10 月到1926 年1 月底，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打了三次战役，
巩固了它对广东的控制。到10 月初期，广州在东面又受到陈炯明带领的重整
旗鼓的部队的威胁，同时熊克武带领的一支川军在西北方向以及邓本殷和魏
邦平带领的粤军在西南方向也威胁着该城。主要由第1 和第4 军的几个师和
程潜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后来为第6 军）参加的第二次东征，决定性地打
败了陈炯明的联盟。第1 军第4 团在10 月14 日攻占了陈的貌似攻不破的惠
州要塞，根据目睹战斗并描述了共产党军官和政治委员的勇气的切列帕诺夫
的记载，第4 团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许多人英勇牺牲。①在以后的一系列战斗
中，在蒋介石全面指挥下的东征军攻占了前往汕头的沿途的城镇，同时程潜
切断了敌人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②如同前一次东征，政治工作者动员民众支
持，俄国人为每支主力部队出谋划策。
① 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 页；汪精卫：
在国民党第二次大
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 页；蒋介石：《军事报告》
，载《革命文献》，
11，第1756—1763 页；蒋介石的日记，从8 月15 日至9 月23 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
报告。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 页，集子收了一份“基桑卡”（N.V.
古比雪夫）可能在
1926 年初期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军队改组和集中化中的重要成分。我在《
民族主义制度下
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谠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
页，特别是227—233
页）中论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① 切列帕诺夫：《手记》，译稿，第334—354 页。见以上脚注所引关于三次战役的其他
报道。
② 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
的苏联志愿兵；回
忆录》，第24—95 页。第37—62 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的战役。
也是在10 月份，第2 和第3 两个军的部队把川军往北赶出广东省边境。
在东征结束前，第1 和第4 两个军的部分部队不得不调往南线，在第2 和第
3 两个军的帮助下在12 月后期打败了敌人，并且往前推进，拿下了海南岛。
因此在北伐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成员经受了战斗考验而变得坚强了。
在国民党控制了广东以后，毗邻的广西省的三位将军使该省与广州联合
起来。黄绍竑、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了国民党，让国民党在他们控制的区域
活动。他们的部队被命名为第7 军，由李将军率领。在湖南南部指挥一个师
的唐生智将军，在1926 年春季也就合并他的部队之事进行了谈判，他的部队
被命名为第8 军。这8 个军在北伐开始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总兵力约15
万人，不过只有约10 万人可以用于两省根据地以外。③国民革命军仍是一支
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俄国人帮助下的两年半的改组期间，它在训练、装
备、教义的灌输和战斗经验方面，都有了改进。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 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了两本书，它们都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了保守的
解释，并且都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论点。①戴季陶争辩说，三民
主义是国民党唯一的学说；同时他断言，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工作的唯一的
党。共产党员和其他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这些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清除出
去。实际上，戴季陶号召结束容许共产党员在年长的党内活动的制度；他指
责共产党员是寄生的，在领导人之间挑起冲突，设法把非共产党员从国民党
的岗位上拉下来，并且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他们的青年团。戴季陶的
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共产党，这时转而反对它。7 月5 日，他召开了国民
党浙江省委员会的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思想和谴责阶级斗争观念的宣
言。上海的执行部印了这份文件分发给它管辖的所有组织；它还发表指示，
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②
共产党对这一挑战作了反应。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封日期为8 月
30 日的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辩护，并
且警告说，戴季陶的著作正被反动派用作宣传。③中央委员会在10 月份举行
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
议。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并且重新强调了联合国民
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决议试图定出这两类党员的分类标准，但是表示了
对左派真正力量的怀疑。①
一批国民党老资格党员，于1925 年11 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召开他们称
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实际上国民党由于广州正在遵循的
激进路线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致北京的集团和广州的领袖们都不能凑
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可是，“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
把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
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
③ 《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 页；《北伐简史》，第46 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 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中分析了主要的
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 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 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 年9 月18 日），第11
96—1197 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 页。
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
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
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
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
于1926 年1 月4 日至19 日在广州举行，253 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
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
述。党员仍不足20 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50 万人——这
是夸大。他提供了11 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5 个在组织过程中的
省和3 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183700 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
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
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①
约90 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共产党员。②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
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
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
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
他12 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③作为对
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
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④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员，分歧就不
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
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共产党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
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
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⑤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
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 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
了7 个（可能8 个）席位，在24 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6 个，其比率稍高于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
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9 个正式席位、3 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
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和胡汉民一样，也是得票
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 年11 月》，载《国闻周报
》，4.14（1927
年4 月17 日），第14—16 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 页；戴季陶：《戴季
陶先生文存》，
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 页（根据国民党档
案）；韦慕庭和
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 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 年4 月
，第29、31 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63 页。
③ 《会议记录》，第134 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 页。
④ 《会议记录》，第18—19 页。
⑤ 同上，第165—169 页。
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①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
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
光；三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闿和胡
汉民。②广州的左派和共产党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
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
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
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
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
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1924 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
在1926 年3 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
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
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1925 年6 月成立，
到10 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
导。陈公博在1926 年3 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
表明约有29 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
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
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
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
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
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
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共产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
的工作。
到1926 年3 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
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
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 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 页。前四人各得249 张有效票数中的248 张。
当然会上三个得票
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
际上得票249 张，
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
根据公布的会议
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282 页
和第708 页脚注
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73 页和第519 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
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 年4 月6 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
批未发表的文件。
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
者把文件转交给
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
这一批文件包括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 份附件，其中3 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 年3 月
起，第1 份《关
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 年3 月15 日；它与第6 份未注明日期的
附件《关于国民
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 年3 月19 日颁布
并转载于《革命
文献》（12，第1814—1821 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
的修订补充本计
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当地
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
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
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 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
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
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
1926 年3 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
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
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①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
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
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
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
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
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
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
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
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
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
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
“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
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 年3 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
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 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
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5％是极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
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
人，即超过了已知的政工人员数的1/4。已知有887 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
其中一半以上在第1 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000 名战斗士兵中
仍是一小部分。俄国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 月20
日的政变时指出，共产党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他们
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官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
了各级指挥官以及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他报道，第1 军的政
治部主任、它下面各师的5 名政委中的4 名以及16 名团政委中的5 名是共产
党员。①
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一文的俄国作者的说法，所有共产党员
接到了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的指令。当时流行的口号是：
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
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关键领域的渗透强烈地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的担心。而
① 《革命文献》，12，第1818 页，上引文件附件6 的译文不同。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 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 年4 月10 日至16
日期间。一份令人
失望的关于共产党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12—221 页
，特别是第221
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且，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部门，以指导共产
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它是一个秘密小组织，其成员广大党内同志都不知道；
它指导军队中共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人们还猜想，它组织工农武装小
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小分队和其他武装集团中成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
线和重要水道上组织核心小组以搞乱敌人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动。披着国民
党员外衣渗入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像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
—的共产党人，要听从党的特别军事部门的指示。他们还要注意军官们的举
动，并向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有害的活动。总之，共产党的用意是尽
一切可能去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指挥它。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多么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这不得而知。
可是共产党在军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献身于组织中国的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并使这些
集团激进化，为有朝一日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
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要控制群众，又要在党自己的队伍中输入无产者，以使
它成为一个大党。1925 年10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
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
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
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
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
导群众。①
下一年的突出标志，是在扩大共产党及其青年团以及改变它们成员的社
会成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25 年2 月改名而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1925 年初期还不到2500 人，至1926 年11 月已发展到约12500 人。1925
年5 月30 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9 月份，他们只占49％。1926
年11 月，学生占35％；工人占40％；农民占5％。②共产党由于1925 年中
期的革命高潮，也迅速发展，快到1926 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
组成的党已经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6％被划为无产者，22％
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③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
包括在内。
共产党员们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他们1925 年5 月在广州的一次大会所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 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
产阶级分子，并且
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 年1 月28 日，第
14—18 页。这是
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
第六次全世界大
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 年2 月15 日），第69—
94、84 页。案卷
存国会图书馆。
③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131 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
报告，1926 年3
月—11 月》，第118 页。1927 年5 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
一个报道提供了以
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
0.5％。米夫：《紧
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37 页。
组织、并由他们控制的中国总工会。④到1926 年5 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
组成的一些工会中党员人数据说已从540000 人发展到1241000 人。①但是，
由于镇压，许多工会已被赶入地下。例如，上海总工会在1925 年7 月28 日
宣布，它在117 个工会中有218000 名会员。这一迅速发展，是6 月爱国大罢
工和许多工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会才能得到罢工津贴这一事实的结果。也有
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称，在工会总部被
强行关闭、像李立三和刘少奇那样有战斗精神的领袖已在上一年9 月被赶出
上海以后，只有43000 名会员（另一种报道说1926 年5 月有81000 名）。②
尽管有这样的挫折和非共产党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
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③
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
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1925 年5 月和1926 年5 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
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1925 年4 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
94 个县中仅仅22 个县的557 个村或乡，就有会员172185 名。①一份关于1926
年5 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 个县的4216 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 人。②
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领导的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
年7 月至1925 年12 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 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
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
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
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
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
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
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
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
④ 见上《1925 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 段的第2 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
26 年5 月5 日），
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 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
材料是刘少奇的
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 年5 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
1926 年6 月5
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 号，第56 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 页（根据1925 年8 月7 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
为准确的数字是
217804 人）；又切诺斯，第339 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 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
海工会联合会—
—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 年5 月，15 个工会连同47 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 名。C
.埃斯特朗热马隆
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 部分，《1926 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 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 条脚注。官方的1925 年5 月的数字为21 万，但
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 年7 月），第639—687、654
页。报告提供了每
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 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 个县的6442 个协会有82333
8 名会员。见T.C.
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 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 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
的《中断的浪潮》
（第78—92 页），讨论了讲习所。
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
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
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1926 年头三个半月的164 件冲突事件，大部
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
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
①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
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1926 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
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
围，但对到1926 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
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1923 年3 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
决定提供200 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②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
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 万卢布（约270 万中国
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③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
年11 月的按月资助为10 万中国元。④1924 年10 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
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1927 年4 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
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
1926 年7 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1925
年〕12 月1 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250 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
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①1924 年8 月，
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1000 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
汇去3 万元。②根据10 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
通过鲍罗廷在1924 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 中国元；布廖赫尔12 月1 日
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
物。③
当1925 年2 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
3 月3 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0000 卢布；它还公布了罢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 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
页），举例加以
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 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
党人——中国革命
的参加者》，第22—40 页，特别是第24 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 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
民革命军》（约
到4 月19 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 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
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 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
人》，第41—65、
62—63 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 年》，第802 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
中的英雄，于1925
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 页、第352 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 年6 月9 日，内有精琦士5 月29
日从广州发的快信，
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 月27 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
里·布廖赫尔》，
第62—63 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
国拨款之事。
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④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
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148000 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⑤
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1925 至1926 年持久
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
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1926 年3 月的罢工过
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①在北
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
年4 月至1926 年3 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600 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
②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
失意的事。尽管在1925 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
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著，但中
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
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国内联盟。③1926 年3 月13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
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
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
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
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 年以来那样，
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
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
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
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
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 年7 月，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
仅有120 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 名领导人员。②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 年
10 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 年4 月后期开始，一批苏
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 月份，有42 名俄国
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
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 年3 月9 日，译文来自莫斯科《
消息报》，第51
期，3 月3 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 年6 月17 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
的5000 卢布也通
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
于中国的进一步
通讯》，13315，1927 年7—9月，第27 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
到1926 年6 月，
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 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
20 万”。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 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 页、521 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 万
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 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
6.40（1926 年5
月6 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 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 页。
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种成就。1925 年6 月，43
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
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
年3 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
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 年2 月也崩溃了。
到1925 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
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 名成员协助冯进
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
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
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
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
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
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
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 年1 月22 日被中国部队逮捕。
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
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
2 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
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
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
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
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
3 月18 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
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
和约缔约国在3 月16 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
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 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
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
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 月18 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
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
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 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
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 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
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著名人物的逮捕
令，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
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
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
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
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
北京突然搜查中
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
在张家口与顾问
们一起工作，1926 年1 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
·维什尼阿科娃
-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 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
80—122 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 年》，第282—283 页；O.埃德蒙·克拉布：《
中国和俄国：“大
角逐”》，第217—219 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 年3 月初期可能有50 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
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
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
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特别
委员会1926 年3 月25 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
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
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 年12 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
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
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
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
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
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
提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
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
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
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
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
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
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
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
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
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
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
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
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
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
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
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
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
代表团。伍朝枢
可能在1925 年10 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 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
405/248 第251
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 年2 月28 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
船的六名新来者，
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
英译本，第141、
149、176—188 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
昂·托洛茨基论
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 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 页有
摘要，但题目和
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 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
林、捷尔任斯基
和伏罗希洛夫。
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
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
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
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
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
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
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
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
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
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
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
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
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
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
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
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
3 月20 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 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
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 年3 月20 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
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
级俄国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
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
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
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 月18 和19 日的可疑的游弋，
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 月20
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
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
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
月20 日的政变的
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 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 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 年3 月20 日政变》，载《亚洲研究
杂志》，27（1968
年5 月），第585—602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 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
《文献集》中（第
218—224 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 年1 月19 日至1926 年3 月15 日的“日
记”（毛思诚：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 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
卫进行了一系列
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 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 月22 和23 日和4 月20 日的条目，转
载于《革命文献》，
9，第1291—1300 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
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 月9 日去
法国而告终。
4 月29 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
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
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
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所反对的北伐。
共产党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5 月15
至25 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
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
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
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
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
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
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
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
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
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
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
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
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4 月10 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
的共产党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必
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
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
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
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 月9 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 日被
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
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 页，和毛思诚：《民
国十五年以前之蒋
介石先生》，5 月15—25 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 页。
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从广东省北上至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 年3 月
和6 月，布廖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 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
当时他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正在张家
口休养。①9 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人对重新组合和训练较好的国民党军队的讨
伐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讨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
上海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
1926 年4 月16 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
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②在鲍罗廷回来并答应支持
北伐后，中国和俄国参谋人员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当布廖赫尔在5 月后期回
到广州时，他完善了这一计划，并在6 月30 日提交军事委员会。③布廖赫尔
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福建进攻广东，
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江西孙传芳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就位时
北伐才能开始，这是因为部队之间简陋的通讯设备使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组织了最后代替军事委员会（一个由政治军事领
导人组成的集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主要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
被任命为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为他的副手。李济深是第4 军军长，将作为驻
军的司令带领两个师留在广州。白将军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和
使广西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联合的年轻广西军官中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
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有名的战略家。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军事委
员会政治训练部置于司令部之下，改名为总政治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
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部领导。邓演达是一个热诚的革命者，在保定军
校学习过，是1923 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广东第1 师一个团的团长，又是黄埔
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过该校训练部副主任。1925 年，邓到德国，在那
里认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曾取道苏俄回国。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军校
的教育长，但他在3 月20 日政变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就被派往
潮州去领导军校的一个分校。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一个左派担任
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并曾帮助一个文学
团体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后来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还有隶属于组成国民革命军的不同的
军和师的司令部的政治部门。①
① A.I.卡尔图诺娃：《布廖赫尔1926 年的“宏大计划”》，简·索尔斯基英译，韦慕庭
加注，载《中国季
刊》，35（1968 年7—9月），第18—39 页。1925 年10 月，俄国驻北京大使馆派A.赫麦
列夫去广州调查
情况，他报告“加伦”和鲍罗廷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结果布廖赫尔被迫离开广州。《A.赫
麦列夫〈广州之
行报告〉摘录（第27—30 页）》，文件得自1927 年4 月6 日的北京突然搜查。译文藏于
加州斯坦福胡佛
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杰伊·卡尔文·休斯顿藏书。
② 国民党政治会议记录，第131 号。奇怪的是，蒋的日记竟未提起这次联席会议，虽然他
确实参加了。
③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0—1938 年）》，第62—63 页。那一天蒋
的“日记”没有提
到这类会议，虽然他主持了总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会议，讨论战斗开始时应做的工作。
① 两人的传记见包华德：《传记词典》。总政治部及其附属机构的组织系统，载《国军政
工史稿》，1，第
264—272 页。第281 页有邓、郭二人的照片。
三个军事联盟阻碍了国民党人通过1926 年春季一次军事-政治战役实现
统一中国的希望。吴佩孚自1925 年年中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
北部组成一个既可打败北方的国民军，又可打垮南方的国民党的联盟。在他
直接领导下的师以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著称，但他又要依靠许多不可靠的将
领。吴的联盟的士兵号称20 万以上，这很可能是大为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
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领导一支“五省联军”。以富
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它是一个
实用主义的联盟。它也号称有士兵20 万以上。张作霖领导了一个最难对付的
联盟，参加者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这支武器
比较精良的部队约有35 万士兵。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
持北京政府，并正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他们在南口和张家口周围的根据
地。俄国以武器和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1926 年5 月，冯玉祥前往
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支援，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
制订战略计划时，华西的其他军事集团必须加以考虑，虽然它们不是强大得
足以构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
福州，一支在上海。上海的舰只特别危险，因为它们有可能被利用来破坏长
江下游的军事渡江或部队的运送。①
由于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三巨头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率领的湘南一
个师新近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部队被命名为第7 军，唐生智的
师成为第8 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15 万人，但是由于许多士兵将不得不保卫
根据地，可以用于北伐的部队在开始时可能不到65000 人。
省籍、过去的历史和近期的政治关系决定了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的
倾向性。第1 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这些团的许多
士兵是在浙江、江苏和安徽召募的。还有粤军第2 军的部队组成的团和师。
第1 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人，日本军校的毕业生。他参加过1911 到1912 年
的革命，是蒋介石的庇护人陈其美的部下。在进入黄埔军校工作以前，他先
是黔军的军官，然后任著名的云南讲武堂的监督。在黄埔时，他负责训练组
成第1 师的几个团。第1 军的大部分军官原为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
和学生，第1 军被认为是他的权力基础。保守的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着第1 军
的政治机关。第1 军有5 个师，总兵力有19 个团，远远多于国民革命军其他
的军。
第2 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指挥官为学者-政治家谭延闿，谭在辛亥革命
以后几度出任湖南省的长官，还与南方孙逸仙的独立政府合作过。他是孙逸
仙去世后统治广东省的联盟的领导成员。该军的实际战地指挥官是湖南将领
鲁涤平。在法国受训的共产党员李富春领导政治部，许多团一级的政工人员
是共产党员。第2 军有4 个师，总兵力有12 个团。
第3 军基本上是滇军，由朱培德指挥。朱将军是一位老革命，曾指挥滇
军的几支部队在邻近各省征战，还协助孙逸仙在1923 年返回广州；孙博士选
他领导自己的私人警卫队。第3 军有3 个师，由8 个团和两个营组成，其中
一个是炮兵营。
第4 军是从忠于孙逸仙的粤军原第1 师建立起来的一支经过战斗磨练的
① 《革命文献》，12，第1780—1789 页；《北伐战史》，I，第62—68 页；《北伐简史
》，图，第46 页
以下。
部队。李济深指挥该军，大部分军官与革命有长期的联系。除了4 个师外，
它还有1 个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叶是共产党员，曾在红军学院和东方劳动
大学学习过；他从黄埔军校征募了一批共产党学生当排长。第4 军的总兵力
有13 个团和两个炮兵营，可与第1 军相媲美。
李福林的第5 军主要是广州南部的一支驻军。其中有些部队只在赣南参
加过短期战斗。
第6 军是在革命根据地组建的最后一个军。军长是程潜。程将军是湖南
军官，长期以来从事革命工作，支持孙逸仙。第6 军中的国民党代表是林伯
渠（林祖涵），湖南人，程潜的革命同事。林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领导
人。3 月20 日以后离开第1 军的共产党政工人员被分配到第6 军。这支相当
混杂的部队有3 个师，下有9 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被命名为第7 军的桂军按旅而不是按师组成，有18 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李宗仁指挥约占该军一半的参加北伐的部队。它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黄
日葵，他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在国民党青年
部任职。但是李宗仁把黄日葵留在后方司令部，而任命曾在法国学习的一名
非共产党人士麦焕章负责前线士兵的政治工作。
唐生智的第8 军刚刚组成。它很快发展到有17 个团的6 个师。国民党党
代表是刘文岛，他是在中国、日本和法国受的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他
在1925 年加入国民党。
还有两个由黄埔军校改名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步兵团，和两
个第五期学员组成的团；还有1 个负责治安的团和不久成为第14 军的赖世璜
的独立团。①
有两条路线从南方省份进入北伐的第一个目标湖南省。一条铁路从广州
往北约140 英里直达韶关，从韶关要艰难地爬高到一个关口，再经30 英里联
运路线而到湘江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通过湖南往北流至长江。另一条路线
从广西北部的桂林通过方便的联运而直达湖南西南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的
重要城镇衡阳是这两条路线的会合地。它还是唐生智的主要根据地，但是在
1926 年5 月，唐将军对它的控制受到北面另一个湖南将军叶开鑫的威胁。成
为北伐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从广西调一个旅，从广东调叶挺的独立团进入
湖南，以加强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 月2 日，唐将军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8
军军长的职务，6 月5 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北伐开始
到6 月初期，第4 军的两个师——陈铭枢的第10 师和张发奎的第12 师
——已与叶挺的独立团在湖南东南会合，第7 军的几个旅也已经进入湖南西
南。在长沙南面约50 公里，两条河流——西面的涟水和东面的渌水——流入
湘江。前沿的指挥官唐生智命令已进入湘江西面和东面阵地的3 个军的部队
发动一次进攻。第8 军的部队渡过了涟水，而第4 军则在7 月10 日夺取了东
面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涟水-渌水防线的突破使长沙暴露在敌人面
① 指挥官和主要政工人员的事迹在包华德的《传记词典》中有简要介绍。说明军、师、团
、营指挥官的组
织表载《革命文献》，12，第1802—1803 页（我采用的）；也载《北伐战史》，2，第32
2 页以下和《北
伐简史》，第46 页以下。
前；叶开鑫经过省城，撤退到湖南北部，唐将军在7 月11 日进入长沙。当这
次战役进行时，蒋介石在7 月9 日正式发动北伐的仪式上正式接受了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之职。于是，稍经战斗，革命军就夺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
当吴佩孚开始派几个师南下，当第1 军的第2 师和第6 军作为总后备军
被派入湖南，第2 和第3 两个军奉命护卫右翼以防孙传芳从东面江西进攻时，
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州的国民党人一直在与孙传芳谈判，试图尽
可能使他保持中立。他们还正在与西面的贵州省督军袁祖铭①谈判；7 月11
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唐生智，说袁祖铭和一名部将已经倒向革命。7 月20 日，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命他的两名部将彭汉章为第9 军军长，王天培为第
10 军军长。（这种任命潜在敌人或收编倒戈部队的做法，在北伐的大部分时
期内继续采用，造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大膨胀，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素质。）
②
蒋介石在7 月20 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他的参谋人员、布廖赫
尔将军和一批俄国顾问。8 月11 日到达长沙时，他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以决
定下一步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领导战地政务局的陈公博、第4
军副军长陈可钰、李宗仁、唐生智、几名师长、布廖赫尔以及其他顾问。这
批人最后决定直夺湖北省省城武昌，推迟对显然是蒋介石的第一目标江西省
省城南昌的进攻。第4 军将率先进攻汨罗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塞平江，然后直
奔通向武昌的铁路线上的汀泗桥。第7 军将朝东北方
向进军武昌，第8 军在西面沿铁路线前进。
具有很大冲劲和勇气的第4 军在8 月19 日拿下了平江，第12 师黄琪翔
的第36 团首先进城。吴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桥，人们认为不可能从南面把它
攻下，8 月26/27 日夜当地农民引导第36 团涉过浅水从后面对该桥发起进攻
时，该团打赢了这一仗。吴佩孚将军亲自监督贺胜桥（下一个目标）的防务。
第12 师在第10 师和第7 军其他部队的支持下，又充当了先锋。尽管吴佩孚
拼命阻止其部队撤退，但他们8 月30 日在许多地方战败而逃走。
吴佩孚将军险些被抓，乘火车逃到武昌，再渡江逃往汉口。第4 军与第
7 和第8 两个军伤亡严重，它们俘获了数千名敌军和堆积如山的装备。①通往
武昌的道路现在打开了。
追击的革命军于8 月31 日赶到武昌的郊外，已来不及阻止敌人退到该城
厚实的城墙以内。经过了三次“敢死队”夜间登墙的尝试后（叶挺的独立团
在这几次战斗中伤亡参重），第4 军、第7 军和第1 军的第2 师定下心来围
城，变成了40 天的围城战。9 月6 日和7 日，已经渡过长江的第8 军在戍军
① 时袁祖铭任黔军总司令——译者。
② 关于广州谈判的一份有趣的报告见1926 年6 月3 日根据鲍罗廷报告的文件。韦慕庭和
夏连荫：《文献集》，
第269 页。唐纳德·A.乔丹：《北伐：1926—1928 年中国的国民革命》，第276—286 页
。高级指挥将领
之一回忆北伐的有趣报道，载唐德刚、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① 这些战斗在《革命文献》（12，第1904—1931 页）和《北伐战史》（2，第355—431
页）有详细论述；
两者都列有伤亡、战俘和战利品的数字；《北伐简史》，第55—59 页；乔丹：《北伐》，
第75—79 页；
A.I.切列帕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58—164 页
，此书根据俄国
人的观点写成。
司令刘佐龙将军倒戈后拿下了汉阳和汉口；后来刘被授予第15 军军长的头
衔。吴佩孚带领他的残余部队沿京汉线北撤到湖北北部边境的武胜关，但是
追击的第8 军在9 月15 日占领了武胜关，吴佩孚退入河南。最后，在10 月
10 日，武昌的守军投降，湖北省归国民政府管辖了。
对江西的攻击证明要困难得多。该省最重要的地形特征是赣江，它从广
东省北部边境附近开始，向东北流入连接长江的巨大鄱阳湖。省城南昌位于
该省北部，在伸向鄱阳湖的一块富饶平原上的赣江的东岸。南昌城与长江江
畔的九江由一条79 英里长的铁路连接。当蒋介石和孙传芳通过代理人在谈判
时，双方都派部队进入该省。国民革命军总的计划是派当时尚未进行很多战
斗的部队从湖南往东夺取南昌，而从湖北来的其他部队将夺取铁路和占领九
江。江西的南部交给已经倒向国民党一边的赖世璜的第14 军。这些行动在9
月份的头两个星期进行。
然后在9 月19 日，程潜的第6 军通过急行军在地方守军以及城内的学生
和工人的帮助下，在第1 军的第1 师支援下，成功地占领了南昌。但是一次
敌人的反击把这些部队从这座城市和铁路线赶走，使它们受到惨重损失。第
3 军据认为袖手旁观而不提供任何支援。蒋介石带领第1 军的第2 师和第2
军的两个师，亲自指挥夺取南昌的第二次攻击。到10 月13 日，这次进攻已
经失败，第3、第6 和第7 三个军的几支部队夺取沿线城镇的努力也遭到同
样下场，事实证明，它们不能守住这些城镇。双重失败引起了全面撤退和改
组。与此同时布廖赫尔将军和他的俄国参谋进行指导，为一次协同的全面进
攻作精心准备，这次进攻的所有部队要配备应有的通讯手段，根据一张时间
表行动。第4 军的4 个团以及新近与国民党人联合的湖南将领贺耀组的第2
独立师被从武昌召来。晚至10 月28 日，蒋介石仍在与孙传芳的一名代表谈
判，但到那时，谈判显然是烟幕。更重要的是，敌人的几个团和旅正在谈判
倒戈。
全面攻势在10 月底开始，第7 军、第2 独立师和第4 军的第12 师进攻
铁路线的中段和北段以拿下九江；第3 和第6 两个军攻打南昌附近的车站；
第2 和第14 两个军从南面向南昌进逼。这次计划完善和战斗艰难的战役，持
续了一个星期，成功地肃清了铁路的敌人，在11 月5 日夺取了九江，在8
日夺取了南昌。除了约7000 名倒戈的敌人外，国民党部队解除了40000 多名
孙传芳士兵的武装。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的两个月战役中伤亡近15000 人。①
在进行江西战役的同时，何应钦将军正在沿海的福建省指挥另一个战
① 一份日期为1926 年12 月5 日，根据布廖赫尔指挥部情报的报道，为11 月24 至30 日
在南昌的A.赫麦
列夫所写。存于俄国档案馆内的他的这份报告，引了11 月15 日“加伦”发来的电报，电
报中提供了这些
伤亡数字，同时又加上了以前几次战役伤亡的10000 人。布廖赫尔显然只计算已在广东组
织起来的军（原
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损失。他贬低第7 军和贺耀组的独立第2 师在江西战役中的实际战斗
，虽然这些部队
缴获了敌人的大部分武器。布廖赫尔的关于在广东以外作战的部队的数字如下（11 月中）
：广东的军/外省
的军第1：超过3000/第7：约7000 在福建8000/第8：25000—30000（15000 适合战斗）第
2：6000，战斗
力差/第9 和第10：不详第3：3000 左右/第14：约500 第4：原有3500，新来2500/第15：
5000 至6000，
素质差第6：超过3000/第17：8000《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载《历史档案》，
4（1959 年），
第113—126 页，文件3，116。其他江西战役的报道有：《革命文献》，13，第2047—217
9 页（附多份电
报）；《北伐战史》，2，第499—564 页；《北伐简史》，第69—90 页；切列帕诺夫：《
手记》，第189—201
页（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乔丹：《北伐》，第83—92 页。
役。第1 军的两个师，即第3 师和第14 师守卫广东省的东部边境，以防孙传
芳的盟友、福建省督军周荫人的可能进攻。何将军与一个敌军司令李凤翔和
他的两个部将曹万顺和杜起云谈判与驻在福州的几名海军将领一起倒向国民
党。在福建的国民党人与各种“民团”为协助驱赶北方人周荫人而进行谈判。
蒋介石指示何将军商谈和平，条件是周荫人不派军队进入广东或广西。这些
初步行动发生在8 月和9 月。①
据报道，福建的敌人在人员和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队，其比率为5 比
1。9 月27 日，周荫人派军队入侵广东省，目的是夺取东江的几个主要城市，
但是何将军得到了这些计划的内部情报，于是下令越过边境进攻周在永定的
基地。10 月10 日，第1 军的第3 师夺取了永定，然后回到广东对付松口的
入侵者。在这些开始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俘获了数千名战俘，还有他们的
步枪、机枪和大炮。10 月14 日，敌福建第3 师按预定计划倒戈，被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17 军。这些初步战斗是如此之成功，以致蒋介石在10 月16
日任命何将军为东路军司令，东路军由第1、第17 和第14（赖世璜的部队，
它将从江西进入福建）三个军组成；蒋还命令何着手征服福建省。
平定福建的战事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力军沿沿海路线攻下了漳州（11 月
8 日）和泉州（11 月21 日）等城市。当部队逼近闽江时，海军倒戈，困住了
撤退的部队，数千名士兵被解除武装。12 月3 日，海军占领省城福州，12
月18 日，何应钦以第1 军的两个师占据该城。在福建省多山的中部地区，“民
团”协助第17 军推进。周荫人带领残军退到浙江省边境，希望与孙传芳会合，
但被正在谈判倒向国民党一边的陈仪将军所阻。
这样，到1926 年12 月底，除了原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已经通过谈判而联
合的邻近的广西省外，国民党人已经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
和主要城市。贵州省的军务督办也已把他的省名义上交给国民党政府管辖。
这7 个省有人口近1.7 亿人，而4 个被征服的省有1.1 亿人。①
许多因素说明了只在六个月内就取得这样成就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
是在俄国的帮助下对最初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年训练和装备，以及1925
年广东省几次战役的战斗磨练。另一个因素是对官兵们的政治教导，让他们
知道为什么而战——主要灌输一种热诚的民族主义精神。还有一个也很重要
的因素，是在广东省进行了财政改革，它使该省的大部分税收进入国民党的
金库，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信任，使通过销售国库券借款成为可能。与敌军的
谈判和使用银弹促使倒戈的办法也很有效。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革命
军在期待已久的北伐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特别是第1 和第4 两个军的牺牲
精神，虽然其他一些部队在战斗时也打得很好。
俄国顾问在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廖赫尔制订总的战略，他和
他的参谋人员为特定的战役制订细致而内行的计划。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
① 我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2187—221
2 页，有关文献见
2212—2220 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
乏文献，是简略
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172—178 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57
5—596 页；《北
伐简史》，第91—98 页；乔丹：《北伐》，第93—96 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
军东路军战史纪
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① 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概述》，第55 页，根据
1926 年的中国邮
政局的估计数。
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这些人力图保证他们的部队能准确地执行计
划；在战斗时，他们给布廖赫尔提供情报网络，战斗后又提供有价值的总结。
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他们还提供对他们为之参谋的中国将领们的政
治评价。少数几个勇敢的俄国飞行员侦察敌军阵地，向被围城市投掷传单，
引起敌军的恐怖，并轰炸战略目标。有几个俄国人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乱，
其他几人患痢疾。在江西战役后，“我们的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进了南
昌美国人办的医院。①
动员群众
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工作。随军的专职政治军
官，以及在敌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员，通过争取地方民众和试图策反敌
军来支持战事。受过要友好地对待民众的教导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不准抢劫
或强征劳动者入伍。有许多关于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农民卖食品给士兵、充
当间谍、向导和搬运工以及为伤员抬担架的报道。有几次，武装简陋的农民
部队攻击敌人后方。铁路工人破坏敌人交通。约400 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
的独立团。在被围的武昌，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分发策反传单以破坏敌人
士气。南昌的学生和警察协助第一次短暂地夺得该城的行动，当南昌丢掉时，
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②
一旦国民革命军拿下了大城市，劳工组织者就开始组织或恢复工会。大
部分组织者为共产党员，有的通过五卅事件后在上海工作以及在广州指挥香
港大罢工和抵制，在劳工运动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湖南，劳工运动
在一名湖南共产党员郭亮指导下，很快得到恢复，1922 年郭在组织铁路工人
时积极活动，结果在1923 年却看到工会在镇压中遭受挫折。1924 年他参加
了国民党，是该党在长沙的地下核心组织的成员。在1926 年5 月广州举行的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然后回到长沙。不久，该城
被第8 军攻占。数十个工会已经成立，随即出现了一个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
劳动条件的鼓动和罢工的浪潮。政治军官支持工会运动，武装的纠察队强制
执行罢工。9 月，湖南省的工会联合会成立，12 月的一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
决议，它们设法使工会组织和管理正规化，加强劳工运动的纪律，制止未经
批准的罢工。27 岁的郭亮成了湖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到1927 年春季，省
联合会声称其会员超过了40 万，其中9 万人是产业工人。①
① 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125 页。切列帕诺夫：《手
记》，第124—
169 页，和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242—243、247 页。三份来自前线的俄
国顾问所写报告
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43、44 和49 号。其他的报告在即
将出版的《文献
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
飞行员是俄国人。
《革命文献》，13，第1991—1992、2163—2164 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
动》，第293—
297 页（1926 年9 月14 日）和第298—301 页（1926 年11 月4 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
家的早期报道是
H.欧文·查普曼：《1926—1927 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
时期的记载》，
第21—27 页。在乔丹：《北伐》第75—79 和241—246 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
安格斯·麦克唐
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 年4 月），第188—
189 页，以及他
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 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
城市工人更为重
要。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 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
切斯诺：《中国的
9 月份夺取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在那里不断高涨。两个城市很快
就贴上了谴责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及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
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和其他集团中吸
收党员。到12 月底，它已经吸收了31 000 名新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
张国焘从上海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他在9 月11 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几名具
有丰富的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和许白昊。在1923
年2 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以后的几年，劳工运动已被压制，但没有被搞
垮。这时它很快地恢复起来。9 月14 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湖
北总工会，它于10 月10 日正式成立。快到11 月底公布的一张工会名单，列
出了武汉三镇的73 个工会（据报道会员有82000 名）和大冶铁矿中心的6
个工会（会员有11000 名）。11 月的某个时候，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
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以指导组织工会的进程。①
11 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其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
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的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
庭和商号中的仆人和雇员都上了街，英国的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使用了
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几次干得相当粗暴。大部分罢工因工资增加
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试图强制行使它们的管理权，这反而加强了抵制
情绪。罢工对工商业起了消极影响。11 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
月19 日的结算日无力结算。中国的工商界领袖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
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是：在没有工
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
政府的答复是成立调解委员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名
代表。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增加的工资的能力。一批
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12 月11 日来到，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
府。但是，分裂性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作用了，最后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垮台。②
群众在革命中最具戏剧性和最不祥的参与，是新解放几个省的农民运动
迅速发展。在北伐开始前，广州农民运动总部知道的情况是，在湖南、湖北
和江西只有161 个协会和43423 名会员。六个月以后，在1926 年年底，共产
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单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91 个县的参加协会组织的
农民就超过了150 万。这类数字不可能确切，但它们说明了能够全力投入这
个阶段革命的少数几百名干部进行组织的狂热。①
在国民党军队来到前已经偷偷摸摸地活动的当地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
政治军官的帮助和保护下公开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间，
工人运动》，第322 页。
① 同上书，第321—322 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32—550 页；《中
国劳工运动史》，
2，第597—601 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 页。美国国务院
893.504/40，汉口
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 年12 月28 日，第15 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
。《中华年鉴，
1928 年》，第984 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
04 页，全面地论
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 页关于1926 年6
月3 日的数字；
第257—262 页关于湖南11 月份的数字；第395 页关于12 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
开始前4 万多名
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 页。
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65 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10
月初期，另外85 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过的那一期。地方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
民的苦难，他们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技术的全部本领。在湖南，他们首先
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着手吸收他们进入协会和自卫队。在
一开始，他们并不着重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办法是开
仓，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通过禁止从一地向另一地运送粮食以降
低粮食价格。这类政策只能激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的农村很快就卷入
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打击和侮辱的目标。
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而在可能时，这类财产是被没收了。但是，正在组织
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保守的省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
权贵们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
根据地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运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于是在土地运动
的内部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①
随着暴力行为的扩大，已有地方恶霸被处决的报告；在另一方面，也有
农村被攻打和焚毁以及农民领袖被杀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他们的
发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
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按地区发展，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
和沿湖北省边境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区。到11 月，据报道湖南省有6867
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1267000 人。地方的团体被一个有462 个区
农民协会、29 个正式组成的县协会以及若干正在组织的协会的结构连在一
起。对协会的阶级成份的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农，“半自给的农民”占
18％。“自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所余20％的大部分。被左派领导组织起
来的运动似乎明显地吸引了农村的穷人。②
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是在长沙的一次大会上组织起来的，这次大会在12
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举行。170 名代表据说代表130 万组织起来的农民。
开始的几次会议与据说代表湖南省326000 名以上参加工会的工人的一个大
会一起举行。花了好多天讨论和通过了组织者事先准备好的几项决议。10 月
2 日共产党湘区区委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最低要求，它为
12 月大会通过的决议提供了轮廓。这些决议要求实行农民协会必须参加的地
方自治，成立由农民自己控制的自卫组织，粉碎“土豪劣绅”的统治，支持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减息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和厘金，储粮备
①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 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
的发展，见《第一
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 页的报道
；霍夫海因兹：
《中断的浪潮》，第130—134 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 页，文中
坚持对立的协会
的多样性。
②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
313，1927 年1—3
月，第44、74 和91 号；《北华捷报》，1927 年1 月15 日，第62 页；米塔列夫斯基：《
世界范围的苏联
阴谋》，第139—140 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
。见《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 页；第282—283、329 页有关于杀害农
村领袖的报道。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 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 年
以后增加了。关
于11 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
2 页，以及横山
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 页，第217 页之图，但可能
根据不同的材料
来源。
荒和实行其他救济措施，没收反动派——即军阀及其随从、贪官污吏、“土
豪劣绅”——的财产。省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是湖南
人，19 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不久前已担任党
的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大会的后面部分，并作了两次讲话，他在讲话
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它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
军阀主义不可能被推翻，工业的进步不可能实现。他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
的人，号召不间断的斗争。①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五个县调查土地革
命；他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6 月3 日报道的38 个协会及
会员稍多于4000 人这一小基数，到12 月在34 个县据报道已上升到287000
名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克的江西省，发展得并不那么快。在6 月份，只
有36 个协会，约1100 名会员；在10 月份，据报道有6276 名会员（可能大
部分在南方），11 月攻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用的会
员数字为5 万人。不管怎样，江西省是蒋介石特定的势力范围：土地运动显
然受到了抑制。①
反帝运动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
过去80 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
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
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
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
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
国视作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
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 年的五卅事件和6 月23 日事件以后趋于明
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 月23 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
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
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两党从1925 年年中都迅速
发展），但它也包含着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
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采用干脆支持国民党人的敌人
——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针对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抵制，在广东省已经进
行了整整一年。曾经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
突。罢工不再给香港带来不便，但是抵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华南的
航运。对罢工者的支持，严重消耗着广州政府的资源，而罢工委员会在广州
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不服管制的武装纠察
队给广州领导集团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本身就是终止抵制行动的主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
75—278 页；关于
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著作第220—222 页），见第322—325 页；关
于大会通过的宣
言的决议，见326—380 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 页有6 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
的情况，见第395
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 页。晚至1927 年5 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 名会
员。霍夫海因茨
的《中断的浪潮》（第104 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 至1927 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
省）的数字。
要障碍，因为它坚决要求一笔财务结算的巨款，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
但是广州政府找不到这笔钱，而香港政府则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它认为是讹诈
的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雇佣他
们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党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
而不是继续装模作样地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从7 月15 至23 日的正式谈判
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止不前。其后，9 月4 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的一次
短暂行动以及次日在长江上游发生的毫无关系的万县事件，显然使广州当局
相信，英国打算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结束抵制行动，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蒋
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这一想象中的危险提出警告，他还下令停止罢工和
抵制。9 月18，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的代理总领事，抵制行
动将在10 月10 日或以前结束，他的政府将征收附加税以便支付罢工者。这
样，在10 月10 日，罢工和抵制由于中国一方单方面的决定而终止，广州政
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答应但从未正式实施的2.5
％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英国政府视而不见。英国外交部高兴地见到烦人
的抵制行动结束了，并正试图制订一项对国民党人更为友好的政策。①
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已经是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仇恨的目
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藐视宗教，尤其反对外来宗教，坚决认为这种宗教奴
役其信徒们的精神。由于外国人对中国青年教育的控制，教会学校更是众目
睽睽的目标。始于1922 年的全国范围反对教会教育的宣传运动，与国民党并
无特别关系，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很快就支持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5 年
的广东出现了许多情况：赤裸裸的反基督教游行、街头演讲和煽动性的传单、
对有些教会财产的侵犯和破坏（有两次是国民党士兵干的）。其学生受到共
产党和国民党强烈影响的许多教会院校和中学，发生了破坏性活动。例如，
在1924 和1925 年两年，煽动者都在长沙雅礼学校挑起了“学潮”。1926 年
1 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
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的措词强
硬的决议。广西自与国民党政府联合以后，在1926 年上半年发生了几起反基
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更广泛的反帝
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其机构是直接的、很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①
但是，存在一种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的有些领导人是基督教徒
（孙逸仙就是），有的本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对基督教机构的暴力打
击，损害了国民党在国外以及在中国基督教教徒中的名声。国民党的军事讨
伐在开始时似乎就面临着危险的力量对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国的反
①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 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
料提供了谈判解决
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1926 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
察队员行动的事
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
，在讨论这些问
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 页；《中国劳工运
动史》，2，第
544—546、551—556、583—590 页中有关于结束罢工和抵制行动的各方面的中国人的报道
。
① 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5、6 和7 页报道了1924 至1
927 年的情况；《美
国外交关系》论述了那几年的中国。又，杰西·G.卢茨：《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民族主
义和反基督教运
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 年），第394—416 页；叶家策（音）：《中国
的反基督教运动，
1922—1927 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 年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
国的学生》，1980
年。
对。1926 年7 月12 至18 日，正当北伐进行之际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的全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对待基督教教会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基督〕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
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
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
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
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8 月20 日，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了
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
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
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得到命
令，要求派几名医生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的美国传教
士外科医生，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
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
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将军答应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①
在战斗转移到湖南省省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
反英的抵制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质。10 月
份，许多布道站受到袭扰，它们的房屋贴了敌对的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
学生被组织成工会或团体，提出了显然是共同安排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
传教士被赶出他们的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由于越
来越担心，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在11 月19 日
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我党党纲中
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它们可以与往常一样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
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猛烈，以致到年底大
部分教会学校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或者正准备逃到
那里。没有人被杀，但是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经被工会或军事部队夺
走。长沙的美国工商业没有受到骚扰，日本人和德国人一般地说没有被打扰。
①
英国外交部于11 月开始拟订一个能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并改进
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政策声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新的、
向前看的政策的尝试，他的备忘录在1926 年12 月1 日被内阁批准。备忘录
文字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这个声
明（后来称之为圣诞节备忘录，因为它发表于12 月26 日）实际上是针对其
他大国的。它敦促每个大国在一旦竟然出现一个有权威的中国政府时，应宣
①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99—300 页。蒋的声明，载毛思
诚：《民国十五年
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1926 年8 月20 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
113—115 页（日
期为8 月19 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4 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
，日期为8 月25
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45—47 页；鲁本·霍
尔登：《1901—1951
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157 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
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 年2 月12 日，第230 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
国》（7.51）中的
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 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
响》，哥伦比亚
大学1977 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
布它愿意就修改条约和其他的突出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此之前，它们应与
地方当局打交道，并且应抱着同情的态度考虑任何合理建议（即使这些建议
违背了对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以争取地方当局报之以对外国利益的优待。
应当保留抗议，把它用于试图全面否定条约义务或者打击在华外国人的合法
和主要利益的行动；而且这种抗议应当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
忘录声称，英国政府的观点是，治外法权委员会的某些主张修正的建议应立
刻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地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用指定收
入应如何处理或使用。②备忘录虽然表示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是
在满足国民党的运动的要求方面，实在太缩手缩脚了。
认识到国民党人似乎在长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正考虑在国民党稳
固得足以完全承担它将继承的政府的所有条约责任和其他义务时，立刻给予
外交承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英国将努力以友好精神与在中国任何地方事
实上行使权力的任何国民党行政当局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
北京的职务前，就授权他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公使从12 月7 日至
17 日，与国民党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外交谈判。他们探索性
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能发生的英国承认的条件，而主要困难在于蓝普森
坚持，国民党人应同意现存条约在新条约商定前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各方
得以评估对方能够迁就的限度。陈友仁富于想象力地试图找到一种能弥合对
立立场的方式，因为他似乎急于想赢得外交承认给他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坚
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被安排得好像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答应照此
办理。①
夺取汉口的英国租界
但是在武汉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11 月
份已经高涨起来的引起汉口英租界惊慌的反英煽动，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受到
了抑制。12 月18 日他离去时，公众又系统地受到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宣
传。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反英的狂热保持炽烈的势头，这可以从他在党政领
导人临时联席会（武汉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以及在12 月26 日举行大
规模集会的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的相应决议中得到证明。曾
在1925 年夏季因指导上海反英罢工而立功成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劳工领袖
李立三，主持集会并演说，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讲了话。圣诞节备忘录同
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了一条用来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这条路
线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一个使双方关系发生麻烦的问题，是11
月23 日17 名国民党党员在天津英、法租界被捕。经过审判，他们被移交给
中国当局，国民党的办事处被封。仍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宣
布英国应对国民党党员在敌人手里的可能遭遇负责。12 月末，此时在汉口的
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他们的七名天津的同志被处决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
个事件成了关于收回外国租界区的宣传论点的部分内容。可是与主要敌人英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34—441 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
，1925—1928 年》，
第228—230 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464—467 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
档案局见到此电报。
陈友仁在1927 年3 月13 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
《鲍罗廷与武汉
政权》，第89—90 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国的直接冲突必须避免。①
随着反英示威行动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入界处安置了路障，在那
里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和汉口的商团。单个的中国人可以通过，
但成群的或武装的士兵则不准。1 月份的头两天在武汉三镇有庆祝活动和游
行，欢迎——即催促——国民党政府在这里成立。第三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反
英集会。那天下午，大批中国人聚集在一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几个队员的
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国
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这就导致了使用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和愤怒的群
众之间的冲突。5 名中国人和3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
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
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
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
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24 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
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
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6 月23 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
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4 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
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
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
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
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
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
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1
月6 日，九江的一小块英国的飞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而被接管，英国人没有
抵抗，但发生了许多抢劫和破坏。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国
民党的威信。它们也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后果。①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的传教士难民日益增多，他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
前往安全地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那里是外国侨民
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国民党军事讨伐
的下一个目标。根据英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伦敦
的内阁就派一支大为加强的军事力量去保护租界使之免被强行接管，进行了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 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
们当前的政策是要
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 月20 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
对英国帝国主义
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
内心是含有敌意
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
国货”。载《北
华捷报》，1926 年12 月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 页。12 月26 日
反英集会的一份
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 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 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
议记录；《国闻
周报》，4.2 和1 月3、9 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 年1 月16 日；《第一
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 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
产党的崛起》，
1，第562—566 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84—497 页，此
文使用了英国档
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
者的报道由E.S.
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 年1 月15 日，第46—47 页；关于1 月份的事态，
见《自由西报》。
辩论。1 月21 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
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
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
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
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
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1 月11 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
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 月12 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
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
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
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
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10
月10 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
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1 月24 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
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1 月5 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
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140 家中国银
行中大约30 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 月26 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
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
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
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
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
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
作出的。协定预定在1 月30 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 月27 日到达
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
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
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
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
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
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2 月19 日签订，
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3 月2 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
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
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①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 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
报道为基础，考察
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
献》，14，第
2343—2378 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 页；蒋
永敬：《鲍罗廷》，
第104—109 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
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
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
一致的意见。到1927 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
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
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
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
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
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
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
间的分裂、4 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共产党员的一次清
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
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
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12 月10 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
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
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
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
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
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
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
会代主席谭延闿，他们随第二批人从广州出发而于12 月31 日抵达，中央党
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1 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
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
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
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
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
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
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
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
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
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
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
① 最初的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
悲、董用威（董
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他们是第二届
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和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部队的指挥官，是新起来的蒋介石的
竞争者；蒋作宾
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又是
共产党的领导成
员。名单来自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3 页，根据联席会议的记录。
① 《北伐战史》，2，第606—614 页，它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几个师。
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
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各在它自己
的地盘召开！——以重新调整党的事务。蒋介石于1 月11 日前往武汉，去争
取他在那里的同志，但是一星期后他离开时未取得什么成果，显然心怀不满。
他受到鲍罗廷的谴责，而他在次日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从此以后两派越
来越独立而敌对地行动，虽然使者们往返于两地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是
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私人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裂痕越来越扩大了。事实上有
理由认为，鲍罗廷亲自煽起了一场反蒋的运动，以期削弱蒋的地位。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争吵中支持武汉的左派。在一份日期为1927
年1 月8 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
北上，一切军事力量都应在那里集中。它赞成当时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的运
动，这一运动将在国民党部队和奉、鲁部队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有
效，这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夺取上海这个战利品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
会议，虽然它痛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
后者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他的领导职务。但是在2 月份，武汉的共产
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蒋介
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在2 月21 日的讲话中进行反
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篡夺党的权力和徐谦独断专行，为他的立场和他支
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的决心辩护，并威胁要抑制咄咄逼人的共产党。2 月
25 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
全会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把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以前的状
态，蒋介石是通过去年5 月第二次全会的决定和他被任命为总司令而做到这
一点的。他们侦察到鲍罗廷的计谋，于是南昌的政治会议在次日打电报给共
产国际，要求它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
鲍罗廷，敦促他离开，但是鲍罗廷干脆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
了。①
革命的领导集团还在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
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是，由于担心一
个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止国民党控制下的统一全国的讨伐
的胜利，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土地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劳工运动的过热
情绪正在国民党地区内引起一个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有的领导人认为，劳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43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30—541 页；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的崛
起》，第556—562、567—568 页。（以上的作者都讨论了不和，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
）关于鲍罗廷侮
辱性的讲话，又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7 页。
蒋介石对这次对
抗的记载在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第140—142 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扩大中的裂
缝，又见韦慕庭
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81—388 页；关于苏俄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
个在华军事顾问
的手记》，第205—210 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7 号，第427—430 页；关于共产党的攻势，见第3
88—393 页。关于
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2782—2789 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 月12
日，第402 页，
和3 月19 日，第439 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2 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
昌的反应。《从
容共到清党》第540 页提到了致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1927 年
3 月17 日的“上
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
介石将不作出任
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6 页。
工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政府收入，给失业救
济制造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处决地方上的敌人，大地主和
商人正逃向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他们的出逃破坏了农村的商
业，特别是米、茶和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了国民党管区内的长沙、
武汉和其他城市商业的萧条。1 月8 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政治报告中表
达了它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上，革命已深入到乡
中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
大的反动。②
就在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他后
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他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
兴。他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他的同志
们就必须赞成这段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毛泽东的介绍，农民的暴力行
动完全是自发的。①
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变得极为担心。1 月26 日的一份中央委员会政治报
告评述了列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国内对共产党在日益发展的革命中所起作
用的政治舆论倾向。以下是主要的段落：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反对苏俄、反对
共产党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动向。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
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
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共产党??因此，一个巨大的反共浪潮已
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地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
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
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②
共产党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党应消除国民党的
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
不久将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消除恐惧，党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
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思想不可信任，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
的革命者”，即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党应集中力量搞反英运动，
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便孤立英国。报告很有信心地提
出：这些政策如果正确地执行，将导致完全的胜利。它们将阻止外国列强对
我们的联合进攻和消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①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第21—59 页（有几处有“更正”），部分英译文载布兰
特、许华茨和费
正清：《文献史》，第80—89 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本
，第250—259
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10—311 页有关于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不同版本的书
目注释。所有毛
泽东传记的作者都对报告作了评论。
② 根据英文回译——译者。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8 号，第431—434 页。
还有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事件——诸如中国城乡中无数的行动和反行动
（罢工、工商业倒闭、夺地和暗杀）、宣传、地方和地区有影响的中国人中
发展起来的情绪、中国几个主要权力中心的决定以及莫斯科、伦敦、东京、
巴黎和华盛顿作出的决定——它们正无情地导致革命运动内部面对面的冲
突。
革命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2 月份和3 月初期，武汉集团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不和变得一清
二楚了。他们各走各的路，激进的左派在武汉更牢固地扎下根来，并试图抑
制蒋介石的权力；而总司令在他的地盘内镇压共产党员，派军队去征服长江
下游，并且寻求中外的新支持。
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湖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几名俄国顾问已经工作几
个月，建立了以唐生智为中心的反蒋军事联盟。3 月5 日，一份显然在汉口
写的秘密俄文报告报道了反蒋军队的阵容，其中提到第3 军（朱培德）、第
4 军（张发奎，当时为代理军长）、第7 军（李宗仁）、第8 军（唐生智）、
第11 军（从第4 军的第10 师改编，陈铭枢）以及其他几支战争力较弱的部
队。但是这个文件警告说，倒蒋的内部斗争没有完全成功。①写报告的俄国人
错误地估计了武昌戍军司令陈铭枢的观点，他已经被派到南昌去劝说中央执
行委员会的委员到武汉参加那里的有争议的全会。他在3 月6 日从南昌回来，
那天晚上他被迫放弃他对第11 军的指挥权而离去。②该军转归左派张发奎指
挥。
此时在南昌，布廖赫尔将军及在蒋介石司令部的俄国参谋们制订了攻占
长江下游地区的战役的计划，虽然他们反对立刻向东面突破。布廖赫尔主张
向河南推进去对付奉军，与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沿陇海铁路向东移动。
根据切列帕诺夫的说法（他的著作部分地根据俄国的档案），鲍罗廷主张一
个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行动。按照布廖赫尔的计划，在长江下游的战役之前，
应该沿京汉线北上向郑州和洛阳挺进，为的是与冯玉祥会师，冯的军队此时
集中在陕西-河南的边境。③双方都在与冯玉祥的代表谈判。事实上双方在
1927 年头几个月都在与几方面的指挥官谈判，以铺平胜利的道路——其中有
河南的靳云鹗将军和魏益三将军、安徽的陈调元将军和王普将军、江苏的孟
昭月将军、上海的杨树庄海军司令和毕庶澄将军。
蒋介石与“军阀”中最强大的张作霖间接谈判。他是根据12 月7 日一次
会上，与鲍罗廷和国民党一批领导人作出的关于消灭孙传芳和联合张作霖的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5—436 页，反蒋联盟的讨论，见第393—396 页。
切列帕诺夫的《手
记》（第299—300 页）引了布廖赫尔1927 的1 月份的意见，说第2、4、6、8 四个军将支
持左派和共产党
员反对右派的一次阴谋，但是第3 和第7 两个军将成为严重的障碍。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1—542 页；蒋永敬：《鲍罗廷》，第43—44 页；韦
慕庭、夏连荫合
编：《文献集》，第531 页。李云汉、蒋永敬二位教授以国民党档案馆的材料为依据，把
陈铭枢的被迫离
去归咎于唐生智、邓演达和鲍罗廷。
③ 切列帕诺夫：《手记》，第300 页；关于制订计划的情况，见第225 页。R.A.米罗维茨
卡娅：《第一个
十年》，载《苏联有关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莫斯科，《科学》，1968 年，第20—67
页，第44 页有《关
于消灭长江下游地区的敌人的备忘录》的引文，备忘录的日期为1927 年1 月6 日，现存档
于苏联国防部。
马克·卡萨宁：《20 年代的中国》，希尔达·卡萨宁娜从俄文译成英文，第194 至201 页
提供了他在南昌
布廖赫尔参谋部工作的生动的报道。
决定而这样做的。①如果要消灭孙传芳，重要的一步是劝说张作霖不支持他。
孙传芳已经与张作霖及其部将张宗昌结盟；张宗昌于是派他的鲁军南下支持
——或代替——孙传芳。蒋介石的谈判通过中间人一直进行到3 月份，并打
算推迟与强大的奉军的战争；但蒋介石可能在寻找更多的力量以反对他的武
汉对手。张作霖的保持中立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条件，显然包括蒋介石与中国
共产党决裂并对它进行镇压。
在2 月和3 月份，一些共产党作者抗议蒋介石与张作霖和日本谈判的“罪
行”。②有大量证据证明，为了有助于与张作霖谈判，以及预期的对上海强攻，
蒋介石正在谋求与日本达成谅解。通过各种方式，他试图使日本以及其他列
强相信，他们不用担心他的军队夺取上海的后果。①对国民党阵营中日益发展
的不和得到详细情报的日本政府，倾向于与蒋介石可能和解的意见。②
蒋介石始终需要钱去进行夺取上海的战役；他对武汉政策的抱怨之一是
它不提供经费。蒋介石是宁波人，并曾长期住在有巨大宁波帮——在工商业
和下层社会都有很强的实力——的上海，因此他在这个大都会有很有用的关
系。1926 年后期，上海华人商会会长虞洽卿到南昌访问蒋介石，据说提供了
中国工商业巨头给他的大量支持，以帮助他拿下这个城市。下层社会的头子
和法租界的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据说也访问过他。蒋介石的结拜弟兄黄郛在上
海充当筹措资金的中间人。他带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一封蒋介石的密
函，要求银行增加财政援助，张在1927 年1 月拨给几十万中国元。蒋介石还
派他的军需局局长俞飞鹏前往上海安排借款事宜；俞成功地又从中国银行提
取了100 万，并据推测他使用类似的手法，在别的地方还搞到更多的钱。美
籍犹太人索克思可能在劝说英美烟草公司提供200 万元（以未来的印花税担
保）贷款时起过作用，这笔钱存入中国银行，资助何应钦的第一军。①
① 毛思诚：《国民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2 月7 日条。
② 中共中央委员会致北方地区委员会的信（1927 年2 月13 日），载米塔列夫斯基：《世
界范围的苏联阴
谋》，第119—120 页；《一个警告》，以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共产党控制的组织的名义签发
，广州，2 月27
日，载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罗易之使华：1927 年的国共分裂》，第150
—155 页。陈独秀
之文，载《向导周报》，190、191 期（3 月6 日和12 日）第2045—2046、2056—2057 页
。
① 在一次对访问南昌的一个日本人的采访（发表于2 月9 日的《时事报》）中，作者报道
蒋介石曾说，他
没有打算用武力取得上海租界的想法，如果任何国家出于同情心而要帮助国民党人，“我
们不会拒绝这种
援助，相反，我们将与那个国家握手??我们乐意与日本握手”。约翰·蒂利爵士于东京致
奥斯汀·张伯
伦快信，1927 年2 月14 日，存英国外交部405/252，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的通讯》
，第13313 号（1927
年1—3月），附件172 号。蒋派戴季陶作为一名使者去日本。在2 月27 日东京的一次记者
采访中，戴解
释说，他的使命是取得日本对国民党的立场和未来政策的正确理解，同时他阐述了他的信
念，即外国租界
将通过和平方式收回。《北华捷报》，3 月5 日，第352 页。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及黄郛
遗孀的自传，黄
郛是另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见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47—290 页。
② 关于两起谈判的许多假设性的证据，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文献集》，第389—391
页。又见入江昭：
《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10、119—121 页。
① 郝延平：《19 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290 页脚注，它引了一个后
期的材料，大意是
虞洽卿答应由浙江的金融集团给蒋介石一笔6000 万的贷款。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
命的悲剧》，修
订本，第114 页，书中叙述了黄“代表上海的银行界和商界”访问蒋介石之事。张嘉璈在
存档于哥伦比亚
大学的一份未发表的自传中，报道了蒋介石争取中国银行支持他的战役的种种努力。1962
年在与作者一次
会晤中，索克思详细叙述了他的作用，文字现存于哥伦比亚特藏图书馆。
行动和反行动
当薛岳的第7 军第1 师在1927 年2 月18 日占领杭州时，蒋介石夺取上
海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从江西东部向浙江省省城的猛攻，得到了第2
师和已在12 月份倒向国民党的周凤岐将军率领的第26 军的支援。何应钦全
面指挥东路军，但是白崇禧将军指挥先头部队。②在夺取杭州（坐火车到上海
的距离为130 英里）后，国民党部队谨慎地向离上海约47 英里的要冲嘉兴推
进，双方都在准备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夺上海之战。孙传芳元帅③与南京的新盟
友张宗昌元帅④商量后，把上海的防务移交给鲁军。在过渡时期，孙的部将李
宝章将军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在此期间城内的共产党领导人从其他集团取
得尽量多的帮助，发动了反孙传芳元帅的第二次“上海暴动”，暴动从2 月
19 日持续到24 日，有效地使这个城市陷于混乱。①
暴动显然有两个目的：扰乱孙传芳的后方，进而协助国民党人的推进；
在国民革命军到达前尽量夺取对中国城市的控制，使它们成为共产党和国民
党左派的工具。暴动是通过总工会的恐吓团小组和暗杀几个反对罢工的中国
工头及其他人的行动而强制进行的。②李宝章无情地镇压暴动，派大刀队到上
海县城的街头砍煽动者——其中许多人为学生——的头。可是，暴动导致数
十万工人（报道的几种数字大不相同）进行了一次政治罢工，表现了上海共
产党员的力量。它也坚定了中国工商界和国民党内右派反对他们的决心。它
加强了英国政府防止另一次“汉口事件”的决心，法国、日本和美国作好了
保护其国民的准备。这样，在蒋介石寻找盟友时，暴动很可能帮了他的忙，
它同时还加剧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 月26 日政治报告预见到的危险：外国帝
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以及所谓国民党温和分子结盟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
农运动。
3 月10 日，期待已久和争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在汉口
召开，有33 名代表参加，但没有蒋介石；蒋留在南昌准备长江下游的战役。
② 乔丹：《北伐》，第102—105 页；《北伐战史》，2，第619—629 页；《北伐简史》
，第104—108 页。
切列帕诺夫：《手记》，第227—236 页。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顾问。
③ 孙传芳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④ 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① 有许多关于这次短暂的暴动的史料。主要的有：赵世炎（“施英”）：《上海总罢工史
》，载《向导周
报》，第189 期，1927 年2 月28 日，附文件，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
运动》，第450—472
页；《三次上海暴动》，载《中国问题》，2，第10—11 页。《上海来信》，第409—412
页；《北华捷报》，
1927 年2 月26 日，第317—321 页；关于2 月份上海市警察局报告，见3 月19 日，第47
2 页；《中华年
鉴，1928 年》，第820—823 页，转载了《军事部门会议记录》，这是一份共产党文件，
在4 月6 日对北
京苏联使馆的搜查中获得。美国国务院893.00/8822，1927 年4 月9 日上海高思快信，《
1927 年2 月上海
劳工、学生和鼓动者的运动》，共34 页，包括许多详细的事实。次要的记载有：《中国劳
工运动史》，2，
第637—640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276—279 页；乔丹：《北伐》，第
209—211 页（都
抱有敌意的偏见）。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32—136 页；切斯诺：
《中国的工人运
动》，第354—355 页（这两部著作都抱有同情的态度）。
② 这里论述的证据来自《北华捷报》，3 月19 日，第472 页，市政新闻：2 月份警察局
报告；《军事部门
会议记录》，第823 页，周同志（可能是周恩来）的报告，日期为3 月10 日以前，报告声
称“红色恐怖已
成功地在上海实行。10 名以上的罢工破坏者、挑唆者、工厂中反对工人的人已被杀。这个
运动对上述的人
有清醒的作用??”（数字可能包括2 月24 日以后的几起处决。）
除三人外，与会者都可确认为国民党的左派（在当时），或是国民党内的共
产党员。①全会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党的力量”的决议。
它们重新组合了所有高级党政委员会，把蒋的对手、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的汪
精卫抬为这些机构的第一把手。这些决议使蒋在几个委员会中与其他人处于
平等地位，但又把他排除在党的主要决策机构政治会议的主席团之外。主席
团重新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北伐即将开始时被撤消，以便于总司
令部活动。蒋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但是汪精卫在名单中名
列第一，其他三名成员唐生智、邓演达和徐谦又是蒋的对头。汪精卫被选为
党的重要机构组织部的部长，以代替蒋介石，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吴玉章在
汪抵达前领导该部。
对蒋介石及其集团的另一个侮辱，是宣布广东和广西省党部和广州市党
部选举无效的决议，这些机构在张静江和陈果夫的指导下已经进行了改组。
另一项关于统一对外关系问题的决议，禁止不负责外交工作的任何党员或政
府官员——尤其是军官——直接或间接与帝国主义打交道（除非奉命打交
道），否则将被开除出国民党。这项决议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他的部队不
久将不可避免地在上海与外国列强接触。①其他的决议号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
间更多地进行合作；决定停止在国民党刊物上批评另一党；恢复成立一个有
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以解决两党冲突的委员会的想法；呼吁共产党指定其党员
参加国民党政府和省政府；强烈地要求共同指导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
和工人运动；决定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去共产国际，商谈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与
世界的关系问题。②
当汉口正作出削弱蒋介石权力的决定时，他的集团在江西采取了反对共
产党员和左派的行动。3 月11 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省南
部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陈赞贤，并解散了工会。3 月
16 日，正当蒋介石准备征讨长江下游时，他下令解散支持武汉集团的南昌国
民党市党部，并命令他的部下对它进行改组。几天以后，当他抵达九江时，
他的部下猛烈地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3 月19 日，
蒋介石来到安徽省省城安庆，它由于陈调元和王普倒戈而投向国民党一边。
23 日，在五个匆忙组成的反共产党的省协会（其中之一取名总工会）和共产
党员之间进行的斗争，最后导致了共产党员的离散。③这些是不祥之兆。
夺取上海和南京
蒋介石沿两条路线，组织夺取长江下游几个重要城市的猛攻。一路是沿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45 页。李云汉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文献，对全会作了详细的叙
述，有的文献发
表在《革命文献》，16，第2689—2695 页。又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6—51 页；韦
慕庭、夏连荫：
《文献集》，第397—400 页，主要根据发表于1927 年3 月8—18 日国民党官方喉舌《民
国日报》的决议
的译文，载美国国务院893.00/8910，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赫德1927 年4 月6 日的快信。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7 页。
② 同上书，第548 页；蒋永敬：《鲍罗廷》，第50 页。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565—568、594—598、660—662 页：张国焘：《中国共共产党
的崛起》，第578
页；刘立凯、王真：《1919 至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5 页。切斯诺的《中国的工
人运动》（第352
页）概括地叙述了这些行动。英国的劳工领袖和1927 年来华国际工人代表团成员汤姆·曼
于3 月19 日途
经赣州，他在那里得知处决陈赞贤的详细情况。当他在3 月25 日抵达南昌时，“革命者处
于上升之势，但
是其他的力量已经取得统治地位”。汤姆·曼：《我在中国之所见》。
长江两岸而下，其右岸的军队由程潜带领，目标是南京，其左岸，即北岸的
军队，由李宗仁率领，目标是切断敌人南北向的生命线津浦铁路。另一路指
向上海，上海位于一个三角地区的东端，其西南角是杭州，西北角是南京，
大运河和太湖在西面形成了一条底线。到3 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部队在
前沿指挥官白崇禧的率领下在离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同时何应钦的部队在
太湖的两边向北进逼，以切断沪宁铁路，这是孙传芳的残余部队和毕庶澄将
军的生力军的主要退路。驻上海的中国舰队的杨树庄海军司令，早已通过他
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钮永建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3 月14 日杨司令宣布他的舰
队投向国民党部队；在此以前，他已派三艘船沿长江直抵九江，供蒋介石使
用。3 月份第三个星期的遭遇战以及在铁路线上的罢工和破坏，使张宗昌非
把他的部队朝南京方向撤退不可，否则就面临被围的危险。
3 月18 日，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攻突破了松江的前线，北军撤入上海，
但没有进入外国租界，租界由一支在各入境处布置路障的多国部队保护。毕
庶澄就自己的投降进行谈判，把作战计划交给钮永建，①然后乘日本船逃到青
岛再前往济南，他在济南被捕和处决。
3 月21 日星期一，当白崇禧的部队逼近城的南郊时，总工会开始了“第
三次暴动”，到那个时候，工人纠察队约有3000
人，由黄埔军校的学生训练，有的人有步枪和手枪等武器。几个游击小组也
已渗入城中，恐吓小组——西方报道称：“黑衣枪手”——又在活动。暴动
在中午开始，纠察队和枪手攻击街头的警察，攻占华界中的警察署，还抢夺
武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工人进行了一次总罢工（有的地方在必要时是强制
进行的），虽然当时的气氛是庆祝和欢迎国民革命军。城内挂满了国民党的
旗帜。经过一天的混乱以后，共产党组织的地下力量，在群众支持下似乎已
经解放了华界，虽然与国民党代理人共同制订计划的程度有多大还不清楚。
约4000 或5000 名北军仍集结在通往南京的铁路的北站附近的闸北。根据当
时的报道，发生多起抢劫、纵火和杀人事件，有的是北军干的，有的是已经
夺得城市几个部分的非正规军干的。在这些非正规军中，有的可能既不属于
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可是，暴动看来是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作出的努力，
即企图夺取对上海华界的控制，为他们已经组成的临时政府作准备。领导暴
动的人中有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
3 月22 日，白崇禧率士兵两万在城南部边缘的兵工厂设立他的大本营。
他的部将、指挥强大的第1 师的薛岳将军降伏了残留的北军，他们之中的大
部分人随即被拘留在外国防线的后面。白将军宣布了他的维持秩序的权力，
要求所有非正规军并入他的军队，或者缴出武器，并答应外国当局他不允许
出现用武力接管外国租界的行动。他下令结束总罢工，他的命令在3 月24
日执行。在23 日至26 日期间，白崇禧的部队在对几个游击中心的一系列进
攻中，围捕了20 名自封的将军（其中有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和许多“黑衣枪
手”，大部分领导人据说被处决。几支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队的大部队留在
三个中心，纠察队把它的控制扩大到黄浦江对面的浦东。①
① 陈训正：《浙江和上海的夺取》，载《革命文献》，14，第2231—2309 页，第2288 页
有毕倒戈的情况。
① 关于当时几份夺取上海的报道，有：《国闻周报》，1927 年3 月27 日。一篇赵世炎（
化名“施英”）
的文章和几份总工会的宣言，载《向导周报》，第193 期，1927 年4 月6 日，转载于《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
北军于3 月23 日撤离南京，晚上程潜将军指挥的国民党的右岸军随即进
城。24 日清晨，国民党士兵有组织地抢劫了英、美、日的领事馆，打伤了英
国领事，在全城攻击和抢劫外国国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
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下午3 时30 分，两
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区周围发射了一阵
组成屏障的炮弹，以掩护约50 名外国人（大部分为美国人和英国人）逃离。
根据中国人的单独的调查，向这个人口稀少地区的炮击杀死了4 名、6 名或
15 名中国平民和24 名军人。②更早公布的中国和俄国的报告断言数千名中国
人被杀。炮击很快抑制了对外国人的进一步进攻。下午进城的程将军恢复了
他的部队的秩序；25 日，所有希望离开的外国人都可以安然安排撤退，虽然
外国财产又被掠夺和焚烧了几天。①
除了真正参加的穿国民党军服的士兵外，对南京事件直接负责的人似乎
没有公正地确定下来。3 月25 日，程潜发表公开声明，断言南京的反动分子
鼓动敌军和地方流氓抢劫外国人的财产和焚烧房屋，甚至还发生了伤人和杀
人事件。同一天，第6 军第17 师师长杨杰告诉日本领事森冈正平，士兵受到
了南京的共产党党员的煽动。领事向其政府报告说，暴力行动是由第2、第6
和第40 三个军内的共产党的政委和下级军官以及共产党南京地方委员会的
党员计划的。国民党军官在给武汉的报告中，继续把攻击归咎于北军和穿国
民党军服的流氓，但是西方在华的外交官及其本国的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
日本领事的说法——共产党的煽动。②这个解释后来也被国民党中的蒋介石集
团所接受。
南京事件是北伐期间的一个独特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造成死亡和
大规模财产损失的对外国居民的广泛攻击。这次事件给上海的外国租界制造
了危机气氛。在北京，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公使们就报复问
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73—490 页。《北华捷报》，3 月26 日，第481—488、515 页
；4 月2 日，第16
页。美国国务院893.00/8406、8410、8414、8415、8421、8422，上海总领事高思来电，3
月19—24 日，有
几份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2，第89—91 页；和893.000/8906，高思
的1927 年4 月21
日的长篇快信：《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形势》，报道了3 月21 日至4 月20 日的情况。《
上海形势报告》，
英国副领事包克本所写，日期为4 月15 日，载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
进一步通讯》，
13304，1927 年4 月—6 月，第156 号，附件2。次要的报道同关于“第二次暴动”的脚注
。
② 《北华捷报》，1927 年4 月26 日，第108 页，登载一名中国人的“孜孜不倦的调查”
，他报道4 名中
国人被杀；《革命文献》，14，第2381—2382 页，提到国民党第4 师张辉瓒将军4 月5 日
的电传报告，他
报告有5 或6 个人被杀；右岸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李世璋4 月5 日的电传报告，谈到有
1 名军官、23 名
士兵和15 名平民被杀。
① 外国目击者的报道，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2，第146—163 页；
英国外交部，中国
第4 号（1927 年），《关于1927 年3 月24、25 日南京事件的文件》，卷36，第2953 号
；《中华年鉴，
1928 年》，第723—736 页《南京暴行》；艾丽斯·蒂斯代尔·霍巴特：《南京城内》，
第117—124 页。
其他报道载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 年》，第290—317 页。入江昭：
《帝国主义：探
求远东新秩序》，第126—133 页。
② 《革命文献》，14，第2379 页有程潜的发表于《东方杂志》（24.7〔4 月10 日〕第1
28—129 页）的报
告；第2378—2383 页有其他的报告；入江昭的《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28—12
9 页有森冈的报
告。入江认为，杨杰的声明可能是捏造的。美国领事戴伟士认为张辉瓒指挥的第4 师（第
2 军）士兵应对
攻击负责。《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2，第158 页。
题在他们内部和与各自的政府进行了磋商。他们就报复的一系列要求取得了
一致意见，但是他们的政府不同意制裁，即使国民党尚未道歉和惩罚那些有
罪的人。日本政府在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影响下，试图抑制英国和其他列
强，使之不采取过于好战的态度，同时希望说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温和领导
人去解决当前问题和最后稳定整个南方局势。总之，蒋介石被鼓励去反对他
党内的激进分子。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亲密同事黄
郛，把他的意见转达给蒋。英国政府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强硬起来了。英国此
时已经掌握了进行各种惩罚的力量，但美国政府不同意参加制裁。结果，经
过持久的国际间的争论后，列强没有采取直接制裁的行动：国民党内部权力
斗争的发展消除了这类想法。①
武汉政府在开始时对南京事件很不了解。外交部长陈友仁从英国驻汉口
代表台克满那里了解到南京外国人社区所发生的一切详细情况，并得到美国
和日本领事的证实。政治会议直到4 月1 日才充分了解南京事件的情况及外
国首都反应的某些迹象，于是认真地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英国和美国看
来准备干涉，而日本的政策仍不明朗。鲍罗廷直率地指出——“如果帝国主
义者真的帮助反革命，这能导致革命军的毁灭”。他的建议是人们很熟悉的：
分裂英国和日本。通过平息日本人对革命的恐惧，通过担保在华的，特别是
汉口的日本人能得到保护（根据陈友仁的说法，日本居民害怕他们的租界将
被夺走），这是能够做到的。要每天对外国进行宣传，特别是对日本和英国
的人民，让他们起来反对干涉，宣传内容是责备帝国主义应对南京事件负责，
并辅之以道德的呼吁。同时，必须明确地向所有中国群众组织，“特别是向
我们的武装起来的同志们”解释政治会议关于在华外国人应受到保护的政
策。政治会议同意这个方案。①
事态的发展很快使政治会议向日本保证汉口日本租界安全的决定成为泡
影。4 月3 日，在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车夫之间的殴斗导致人力车夫被
杀后，愤怒的群众杀了两个日本人（根据中国人记载，抓了10 个日本人）。
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中，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
9 名中国人，打伤了8 名。日本当局撤走了大部分日本妇女和儿童，关闭并
派兵驻守日租界的边界，同时派来更多的舰只。为了与政策保持一致，武汉
政府试图尽量缩小事件的严重性，同时使中国人的激情冷静下来。它下了禁
止报复的严格命令。②它的命令是武汉领导集团为了控制迅速发展的革命事态
而作出的许多努力之一。
① 入江昭的《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3 页）详细叙述了币原的政策及
他给其在华官员的
指示，根据日本外务省文件。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75—591 页）根据英国外交
部和内阁的文件，
描述了英国的反应。美国的政策在以下的书籍中有报道：《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
1927 年，2，第
164—236 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296—317 页。
① 根据政治会议1927 年4 月1 日的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蒋永敬：《鲍罗廷》，
第124—126 页，
全文引了鲍罗廷向政治会议提的建议。武汉对南京事件的反应在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
》（第562—575
页）中有详细的分析。
② H.欧文·查普曼：《1926—1927 年的中国的革命》，第72 页。查普曼是当时在汉口的
澳大利亚传教士
医生。蒋永敬：《鲍罗廷》，第138—139 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55、/8608、/8609，
罗赫德电报，汉口，
4 月3、4 和6 日，以及8952 号快信，1927 年4 月14 日；《北华捷报》，4 月9 日，第
53、55 页；4 月16
日，第112 页，根据一封汉口来信。
控制上海的斗争
蒋介石在3 月26 日星期六下午来到上海，于是在争夺上海县城控制权的
复杂斗争中，各派力量立刻开始组合，虽然这一斗争只是更大的争夺国民革
命的权力的一个方面。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一边是拥有自己武装纠察队的
总工会；几个学生、妇女、新闻工作者和街头商人的“群众组织”；以及当
地的共产党员。苏俄对这一边提供建议和一定数量的物质支援。另一边有上
海及其周围几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薛岳也许除外）；长期把上海当作自
己据点并与中国的金融、商业和工业巨头有良好关系的国民党“老右派”，
这些巨头有自己反对好斗的劳工运动的理由；最后是上海下层社会的帮派领
袖，总工会在与他们争夺对上海工人的控制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行
政当局和巡捕友好地倾向于这一边（维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权继续下去的一
边）；支持这些势力的是大部分外国领事；作他们后盾的是一支约有40 艘军
舰和16000 名外国士兵的力量。看起来这是一场力量不平衡的争夺，但是它
花了三个多星期才告结束。
左派试图发动上海的群众支持他们。星期日，总工会在闸北的湖州会馆
设新办事处，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会上许多组织的代表通过了几项决议：
要求归还租界；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上海平民的政府；强烈要求薛岳留在上
海（谣传他的师即将调走）。在浦东，一批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据报道已
被总工会下令处死。下午，在靠近法租界的西门的一次大集会上，群众聆听
了要求立刻占领租界否则就举行总罢工的措词激烈的演说。国民党部队阻止
了随之进行的游行，以防拥入法租界。美国总领事报告说局势非常紧张，他
怀疑蒋介石是否有控制这种局势的意志或力量。①
蒋将军试图缓和紧张局势，还可能想使他的对手平静下来。在同一天，
即3 月27 日的晚上，他会见了几名美国记者，表示对他们国家的友好态度。
他反对外国人准备保卫租界的行动，认为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他否认国
民党内有任何分裂，并且承认共产党党员是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而不管他们
的政治信仰如何。他还把南京事件归咎于穿南方军军服的北方部队。在3 月
31 日的另一次会见中，他抗议外国对南京的炮击，它已引起了强烈的排外情
绪，并且呼吁不要把这个事件加以夸大。他要求上海的外国当局采取措施，
以缓和中国民众和外国人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声称，他已经颁布了禁
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损害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行动的指示。他要求外国当局
结束戒严令，撤走他们的军队和军舰，由国民党军队来保护外国租界。总工
会也已经在前一天发表了宣言，谴责国民党军队和劳动阶级已经分裂的谣
言；它还宣布外国租界将被它指导的纠察队攻击的说法是不实之词。①
蒋介石受到几个方面的催促，它们要求镇压上海好战的劳工运动和约束
共产党员，但是准备工作要花时间。以虞洽卿、日本一家大航运公司的买办
王一亭和伍朝枢为首的中国巨头，组成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在3 月29 日派代
表去见蒋。他们强调立刻恢复城内和平和秩序的重要性，并提供财政支持。②
① 《北华捷报》，4 月2 日，第6、16、19、37 和3 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06，电报
，高思，上海，3
月27 日下午6 时。
① 《北华捷报》，4 月2 日，第2、9 和18 页。
② 《北华捷报》，4 月2 日，第7、20 页；《密勒氏评论周报》，4 月9 日。资助蒋的确
切金额不详，但西
方的报道提出的数字是300 万、700 万和1500 万，根据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151—152 页
总领事矢田在蒋来沪后不久几次会见蒋的结拜弟兄黄郛，敦促蒋将军镇压捣
乱分子，以及收拾南京事件的残局。上海的主要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的
一篇社论评论说，如果蒋将军要“从赤色分子手中拯救他的同胞，他必须迅
速而无情地行动”。③
以吴稚晖为首的一个有威信的国民党老党员集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
求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员。这个集团是1926 年1 月在广州的“左派”的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部分。3 月28 日12 名正式委员
中的5 名非正式地开会，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的决
议。这一努力后来被称为“护党救国运动”。其他与会者为中国知识分子的
“老前辈”蔡元培、孙逸仙和蒋介石的富裕庇护人张静江、辛亥革命的老战
士和孙逸仙的财政负责人古应芬以及归国留法学生的领袖李石曾。4 月2 日，
这个集团再次会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中央监察委
员会的两名候补委员李宗仁将军和黄绍竑也在场。李、黄二人是广西集团的
领袖，黄是应蒋之电召而来上海的。这次会见产生了一份列有在国民党内担
任要职的197 名共产党员或可能是共产党员的名单，并决定把名单送交中央
执行委员会，要求把名单上的人置于监视之下。①
蒋介石与应邀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主要将领交换意见。他们包括：南京
来的程潜、贺耀组和何应钦，江左军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和广东的李济
深，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赶出武汉的陈铭枢、安徽的柏文蔚和
王普以及浙江的周凤歧。所有的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卫在巴黎“休假”后经莫斯科回国，于4 月1 日到达上海，受到盛
大欢迎。很可能他是唯一有足够威信去弥合党内日益扩大的分歧的领袖。在
以后的几天中，他与从武汉派来的宋子文，与监察委员会一派的吴稚晖、蔡
元培和李石曾，与他的老同僚胡汉民，与他的对手蒋介石，以及与中国共产
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进行了头绪纷乱的会谈。4 月3 日，蒋介石向国民革命军
的全体指挥官发电，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卫的归国，并声称一切军事、民
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集中由汪主席指导管理；蒋介石只是全面地指挥几个
军，并将像所有其他的指挥官那样服从主席。这样，党内的权力将被真正地
集中起来，以便完成国民革命和加速三民主义的实现。蒋介石在私下就驱逐
鲍罗廷和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员的必要性向汪精卫提出强烈要求。他警告汪精
卫不要去武汉，他在那里必然成为共产党的人质。其他的人请求汪参加清洗，
但汪主张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这样重大的事，并强烈要求他的同志
们不要擅自行动。①
汪精卫与陈独秀之间讨论的结果，是4 月5 日上午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
两人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革命阵营内部继续团结的必要性，认为共产党
和第350 页注27 的材料。4 月8 日，总领事高思得知当地的银行家已给蒋提供了300 万元
，但坚持除非从
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美国国务院893.00B/276。
③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1 页及脚注。《北华捷报》，4
月2 日，第13 页，
社论的日期是3 月28 日。
① 《革命文献》，17，第3086—3093 页（名单在第3091—3092 页）；《从容共到清党》
，第611—614 页；
蒋永敬：《鲍罗廷》，第158—160 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5—617 页。蒋介石的电报载《革命文献》，16，第2797—27
98 页；《北华捷
报》，4 月9 日，第52 页，有摘要。
不论有什么过错，从没有主张推翻友党，即国民党。甚至在将来，中国也不
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一切被压迫阶级用来对付反革
命的民主专政。声明提倡两党党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并用领袖孙逸仙的联共
政策提醒国民党员。它试图平息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两种“谣言”——共产党
打算组织工人政府，侵入外国租界，搞乱北伐军和推翻国民党；国民党的领
袖们计划驱逐共产党，镇压工会及其纠察队。两党都没有这类意图。声明最
后告诫所有同志要清除怀疑，制止谣言，为革命利益和两党利益互相尊重地
善意地进行协商。②
同一天上午，汪精卫参加了一个情绪激昂的会议，与会者中有决心驱逐
共产党员的扩大的老党员集团和国民党的将领；然后他在傍晚偷偷地登上一
艘轮船前往汉口。在致张人杰（张静江）和致蒋介石的信中，他说他正前往
武汉安排准备于4 月15 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国
民党内部的争端。①武汉中心通过中国报刊和大约是4 月6 日的程潜的私人报
告，能相当充分地了解上海几次会谈的情况。程将军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
又会见吴稚晖和李石曾后，已把他的军队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汉。②武汉中
心没有任何能约束蒋介石及其同谋者的有力措施，此外，武汉因自己的问题
而分散了注意力。
革命者内部日趋激烈的暴力行为
在4 月12 日前的两个星期，激进行动和反激进行动在广为分散的许多城
市中爆发了，这是革命阵营内部此时出现的激烈冲突的表现。这些行动不仅
仅是权力斗争；在冲突背后的是一些有重大革命意义的问题。至少在现阶段，
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单纯地通过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特权来重新统一中国
呢，还是又是一场把贫困的群众从他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在农
村，佃农被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满足于减租？在城市，无产者是
否不但要强迫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要通过工会，对他们的
企业进行某种控制？群众暴力行为，包括谋杀，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
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可行的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行，社会革
命应进行到什么程度？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社会革命使它分裂。
各界领袖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强烈信念，但是这些信念从激进到保守
各不相同。为控制地方党部和政府机构以及竞相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灌输
的斗争，都产生于这些不同的信念。在革命者——所有自认为是革命的人—
② 《革命文献》，16，第2798—2800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424—426 页有
英译文；摘录载《北
华捷报》，4 月9 日，第74 页。根据汪精卫后来的记载，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反驳吴、
蔡和李向汪精卫
提出的对共产党的指责。见《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26 页，1927 年11 月5 日的演
说。陈独秀本人
后来称它是一个“可耻的”声明，谴责它对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所持的立场。陈独秀：《
告全党同志书》，
1929 年12 月10 日，译文载《中国历史研究》，3.3（1970 年春），第231 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7—619 页，附与会者的名单。新添的人包括李济深将军、白
崇禧将军；中央执
行委员会的柏文蔚、宋子文和甘乃光。甘是常委，被认为是左派。汪的回忆见他的11 月5
日的演说，上引
著作第123—125 页。吴稚晖对汪的立场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书汪精卫先生铣电
后》，载《稚晖
文存》，第1 集，第1—14 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 页，引了武汉政治会议4 月7 日一次紧急会议的记录。程潜5
月5 日的书面报
告，谈了他在上海的几次会谈及一次他拒绝参加的军事会议的情况。会议参加者是反共的
。报告存国民党
档案馆，第1—5/804 号。
—中间，存在对立的青年、劳工、农民、商人和店员的组织。有的受共产党
强烈的影响或被它所控制；而其他一些则是反共的。在劳工运动中，非共产
党工会组织者与决心把工会运动当作共产党独占领域而加以控制的共产党活
动家之间的对立，在六年前就已开始。
城市中爆发的冲突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激进分子通过宣传和街头宣讲，
通过动员群众参加爱国集会和游行（行动时分发传单和呼口号，其中有的谴
责一些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试图赢得支持。典型地受共产党员控制的总
工会的武装工人——所谓“纠察队”——保护激进分子的机构，强迫举行罢
工。反激进的行动也遵循一个指向主要目标的模式：例如，广为分散的地方
都用“拥护蒋总司令”、“驱逐鲍罗廷”这些同样的口号。随着冲突在有的
地方激化，军事指挥官会下令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和封闭他们控制的组织。
有几次，忠于蒋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卷了进去。在部队的援助下，一个对立
的劳工组织会进攻总工会的地方办事处，并解除它的纠察队的武装。4 月12
日对上海纠察队的毁灭性打击不是一次突然袭击。
在浙江的省城杭州，在2 月18 日夺取它以后，冲突的一方是左派的国民
党党部、工会和学生会，另一方是反共的工会联合会、黄埔同学会和东路军
的后卫部队。省国民党党部中一名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宣中华，试图逮捕工
会联合会领导人和解散联合会，但是公安局局长和后卫部队的指挥官反对。3
月30 日，在联合会的游行的职员和工人与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一次血腥
冲突以后，后卫部队指挥官禁止总工会在次日举行集会和游行，违者将以武
装镇压。当学生和工人在纠察队率领下以各种方式游行时，士兵向游行者开
枪，包围了左派的国民党党部并纵火焚烧，还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暴乱者
砸了总工会总部。①
同一天，即3 月31 日，远在西面的四川省重庆出现了砸毁总工会和其他
左派组织以及处决许多共产党嫌疑分子之事。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
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25 年。主要右派领导人之一为石青阳，他是老资格党员
和1925 年后期反共的西山会议的成员。在1926 年的大部分时期，那里有两
个省党部、两个总工会和其他的对立组织。左派领导人中的两名共产党员是
老革命吴玉章和后来闻名于世的刘伯承。1926 年11 月，控制重庆的四川将
领刘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驱散右翼组织。②这事发生在北伐第一阶段的高涨
期，当时国民党左派似乎呈上升趋势。可能在1927 年初期，蒋介石和南昌政
治会议命令反共的向傅义和吕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王陵
基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2 月，吕超带领一支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到刘
湘军队中工作。其他的反共集团也正在组织之中，而且大部分军事指挥官显
然表现出敌视激进分子的情绪。为了加强自己一方的力量，国民党左派计划
在3 月31 日举行一次大集会，表面上是为了一星期前炮击南京的事件而反对
英美帝国主义，但也是为了激起反对蒋介石的情绪。警备司令王陵基得到刘
湘将军同意后，派士兵包围集会地点，逮捕了共产党嫌疑分子；他还派部队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45—660 页。李云汉报道了宣中华和另一名有影响的共产党党
员安体诚在5 月初
期被杀的情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69—670 页。根据这份史料，浙江政治会议
召集总工会和军
队代表拟订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容许总工会继续存在，但把纠察队限制在总工会总部。后
来，根据再登记
的手续，联合会和总工会都被解散。《北华捷报》，4 月9 日，第67 页，报道日期为4 月
5 日。
② 《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66—569 页。
搜查吴玉章办过的两所学校，封了省、县和大城市的国民党党部，省农会办
事处，总工会和《四川日报》，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它们都被共产党员所
控制。①当工人纠察队抵抗部队的逮捕时，出现了大量流血事件。6 名重要的
地方共产党员被殴打致死，根据另一名共产党员给武汉中心的报告，有400
多人被杀，纠察队全部被击溃。从此以后清洗遍及四川全省。②
4 月2 日在南昌，轮到左派去推翻他们的对手了。江西是国民党两派竞
争的一个场所。在江西省被北伐军占领后，许多共产党员在那里活动，虽然
在蒋介石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南昌时，他们的影响受到了抑制。国民党省执行
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主要由“纯粹的”国民党员组成。有威信的老革命李烈
钧担任省长，但是南昌国民党党部被左派所控制。当蒋介石在1927 年3 月离
开南昌时，他下令解散该城党部；但是随着他的离去，武汉中心加强了它在
江西的影响。3 月26 日，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8 人委员会去改组
省执行委员会和省政府；8 人中6 人是双重党员。3 月30 日，中央执行委员
会任命第3 军军长朱培德为省长，以争取他的支持。为了执行武汉的决定，
左派动员他们在学生和劳工中的支持者，在4 月2 日策划了一场暴动的政变。
这一次，南昌警备司令、朱培德的部下王俊显然予以配合，或者保持中立。
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将军、当时指挥军官教导团和主持南昌军校的朱德支
持这场政变。在省政府任职的一批国民党员被捕，约20 人被杀。李烈钧离去，
朱培德担任了他渴望的省长并恢复了秩序。在收到蒋介石一封严厉的电报
后，他保护了被捕的国民党官员，虽然有几人被人民法庭审判并判以死刑。①
在福州，力量的对比似乎比较平均，事态的发展呈现略为不同的形式。
国民党内两名共产党员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了省党部，并派助手们在各县组
织分党部和建立一所政治训练学校，其中的一批教员是共产党员，通过党部，
他们成立了通常的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在另一方，“纯粹的”
国民党活动家成立了青年、妇女和工人的反共组织，甚至成立反共的总工会
和省农民协会。此外，当时仍在福州的何应钦不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纠
察队，也不准成立农民卫队。在3 月份，双方试图在示威行动中集结它们的
力量，并出现了双方之间的街头冲突，但冲突被警备司令压了下去。3 月19
日，黄埔同学会福州分会成立，从而加强了反共一方的力量。4 月4 日，保
守力量在一次“拥蒋护党”的集会上集结，保守分子通过了支持总司令为革
命军领袖、驱逐鲍罗廷以及处分徐谦、邓演达和谭平山的决议。作出这类决
议的指示只可能来自上海。集会还决定惩罚那些“破坏党的工作”的地方共
产党党员和左派分子，包括马式材和李培桐。美国驻福州的领事报告说，“实
际上等于反共产党的政变，包括完全改变省的行政??据说是直接奉蒋介石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66 页。
② 同上书，第666—668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9 页）估计有70 多人被杀，
100 多人受伤。《北
华捷报》，4 月9 日，登载了一篇路透社4 月1 日发自北京的关于这场冲突的简短快讯（
据推测取材于重
庆英国领事馆）。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94—598 页）和蒋永宁的《鲍罗廷》（第128 页）提到了被处
死者姓名。高荫祖
的《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52 页）提到20 多人被总工会所杀，约800 人被捕。作为省教
育委员而被捕的
程天放先生1962 年在台北与作者的一次会见中，描述了他的惨痛经验。他写的《中苏关系
史》（第138—139
页）提供了简短的报道。写朱德传记的美国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描述了朱在南昌的
工作，但省略了4
月2 日的事件。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
之命进行的”。4 月7 日，一个更保守的党的领导集团正式成立了新的省党
部。同一天，马式材和其他几个人逃离福州，但是失败一方的约10 个人“或
早或晚地陷入罗网而被处死”。①
4 月6 日，外交使团准许京师警察厅对苏联使馆的某些建筑物进行一次
突然搜查。颁发搜查证的理由，是怀疑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在利用中东铁路和
远东银行的办事处策划在北京搞一次暴动。在搜查中，警察逮捕了22 名俄国
人和36 名躲藏的国民党党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缔造者和主要理论家之一
李大钊。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的9 名委员中的6 名被抓。警察发现了中
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文件，以及共产党党旗、印章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弹
药。此外，当警察看到苏联武官处的俄国人正在烧他们的文件时，就扑灭了
火，搬走了七卡车文件。②搜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的
行动，还可能破坏了俄国军事顾问与北京武官处的联系。次日，天津法租界
当局搜查了租界内的俄国机构；在上海，工部局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禁
止人们接近。这样，西方列强确实削弱了苏联对革命者的援助。经过北京中
国法庭的审判，李大钊及其他19 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国人在4 月25 日被处
死。其他10 人被判以徒刑。在被处死的人中，有几名是被北京共产党组织怀
疑的国民党党员。
在上海，许多行动预示着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与武汉中心和中国共产党的
最后决裂。据报道，蒋介石的两名心腹杨虎和陈群，是他与长江下游最有实
力的底层帮会青帮的领袖之一杜月笙联系的中间人，他们劝说杜月笙领导一
次反共行动。杜月笙成立“共进会”来进行这次行动。到4 月3 日，公共租
界的巡捕房已经得知青帮的领袖们已为青帮招募了几百名武装亡命徒，他们
被安置在法租界；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已经付给这些头目60 万中国元。到4
月7 日，公共租界的巡捕得知，这些亡命徒的目的是攻打总工会的总部。①
杜月笙与上海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相识。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争夺
对上海工人的某些部门的控制的对手。
在4 月份的头三天，第1 军第2 师师长刘峙将军奉蒋介石和白崇禧之命
派兵攻打包括一支纠察队分队的武装游击队，杀死了几十人，逮捕的其他的
人被押到龙华受审。他的副官在4 月4 日告诉《字林西报》记者，“将近一
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已被解除武装，但由于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未干预军务，
“队员没有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纠察队有任何破坏安定的行动，“他
们也将被镇压和解除武装”。4 月5 日，蒋介石颁布戒严令，并下令解除一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50—655 页，根据包括马式材的一份报告在内的档案材料。没
有谈李培桐的遭遇。
美国国务院893.00/8615，电报，马克谟，北京，4 月7 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第8—37 页）报道了这次突然搜查以及所发现的文件的
可靠性。在搜查
后的几个月，许多文件被公布，从而透露了俄国搞间谍活动、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的详细
情况以及它卷入
两党革命运动的许多历史材料。
① 杨虎和陈群在辛亥革命时和以后，与蒋介石一样参加了陈其美的组织。他们是相当神秘
的人物，被蒋介
石任命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重要职务。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
。见汪一驹：《杜
月笙（1888—1951 年）：初步的政治传记》。载《亚洲研究杂志》，26.3（1967 年5 月
），第433—455
页。关于“共进会”，见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93—394 页，书中引了4 月3
日和7 日警方的
日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2—493 页，根据总工会4 月15 日
的一份报告，报
告说4 月12 日的前几天，工会屡次收到关于亡命徒将攻打工会和纠察队的报告。
切未正式加入国民党军队而携带武器的人的武装。次日，白崇禧封闭了武汉
中央命令设立的中央政治部的办事处，并命令检查汉口发来的电报和信件。8
日他对设在毗邻法租界的旧城南市的总工会总部进行搜查。19 名共产党嫌疑
分子被捕。②同时，蒋将军把第1 和第2 师调往南京，①他在那里还有事要做。
蒋介石前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与其盟友打算设立政府的所在地。为了
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保卫该城免受北军的进攻和消灭内部的颠覆分子。蒋介
石命令第2 和第6 两个军渡江去迎战敌人，并派第1 军的两个师来加强城防。
两个师的大部分军官是原来黄埔的教官和毕业生，他能够指望他们服从他的
命令。②
在南京城内，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第2 军和第6 军的两个政治部
分别由双重党员李富春和林祖涵领导，李是留法的年轻归国留学生，属于激
进派，林是辛亥革命老战士，又是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的委员。在3 月24 日夺取南京后，在两个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成立总
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惯常活动。在第6 军夺取南京时，林祖涵没有在这个
军，而是在3 月底来到军内逗留了几天，为武汉一方争取支持。4 月1 日，
江苏省党部从上海搬到南京，它是一个左派集团，其中据说是共产党员的张
曙时和侯绍裘是引人注目的人。张曾经代表江苏省省党部出席第三次中央执
行委员会全会，于4 月3 日从汉口沿长江而下到南京，他后来给武汉中心的
报告虽然有偏见，却是关于南京正在发展的冲突的第一手材料。他已知道两
名“反革命流氓”已经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市党部，但是第6 军的政治部关闭
了这个机构，逮捕了它的几个党徒。他还知道一个不祥的消息：“安徽省党
部的破坏分子，即流氓杨虎”将负责南京特区，而另一个“反革命流氓”进
行破坏工作。这些人组织一个“主要雇用流氓”的劳工协会。政治部不能关
闭它，因为它得到公安局首脑的保护。左派计划搞一次集会，试图通过群众
行动关闭劳工协会，但是公安局禁止这次集会，违者将以武力镇压。省党部
于是决定举行庆祝军民联合的集会，第二天再举行庆祝汪精卫归国的大会。
第一个大会令人失望，因为第2 和第6 两个军已经渡过长江，只有第6 军的
政治部和少数武装同志出席。第1 军无人参加。①这是军事力量发生变化的信
号。与此同时，汉口的鲍罗廷在听了程潜和李富春关于蒋介石计划的报告后，
② 《北华捷报》，4 月9 日，第50、51、55、57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346 页，根据4 月
8 日的警方的日报。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4 月9 日，它暗示两个师已经到达。里昂·托洛茨基在
《中国革命的问
题》第276 页引了已从中国归国的奇塔罗夫的报告，说薛岳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他不
服从蒋调动他的
师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与工人一起战斗。一些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他的提议，因为
他们不愿与蒋介
石发生一次“过早的冲突”。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 页声称，蒋命令渡江要在4 月6 日完成，当时在武汉的程将军
，打电报给他的
指挥官不要前往，但电报被蒋的指挥部发现，因此“程的阴谋不能得逞”。5 月5 日，程
潜给武汉的中央
执行委员会一封抱怨的信，详细叙述了这些事件和他的军队被破坏的情况。国民党档案馆
1—5/804。
① 张曙时：《江苏省党部代表报告》，国民党档案馆，江苏案卷，2/99，日期约4 月27
日。引用于蒋永敬：
《鲍罗廷》，第133—135 页。按照白崇禧的说法，薛岳的师和严重的第21 师中的中下级
共产党员军官或
是被撤职，或是被捕。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忆》，广西省国民党重建委员会宣
传部，1932 年，
第10 页。
在4 月7 日召开紧急政治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应搬到南京。②
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4 月9 日午到达南京，留下白崇禧和周凤岐把守上海。
南京实施了严格的戒严令。那些曾经计划举行欢迎汪精卫的盛大集会的人，
感到应该加一些欢迎蒋介石的标语和旗帜！但是集会显然永远不会举行。一
批武装流氓——雇用费每天四元——攻打和砸毁了国民党的省、市党部，捆
绑了它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农民部和商人部的负责人、宣传部和妇女
部的干事、书记处的职员，把他们交给公安机构。有几人据说是共产党员。
张曙时在搜查时躲了起来，但后来被捕，关了一夜。他就是这样得知蒋总司
令是这些行动的幕后人物。为了反击这些进攻，左派派工人到总司令的司令
部向他请愿，要求保护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和总工会，但没有奏效。第二天，
左派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会，会后“群众”又去见总司令请求保护。这一次
他们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许多人受伤。4 月10 日和11 日是恐怖的两天：武
装流氓攻打总工会，宪兵搜查张曙时的同志居住的旅馆和其他地方，抓走了
一批人。侯绍裘与另外一些人被杀。张曙时乘小船穿过水闸逃走，最后前往
汉口。①南京对武汉的支持者来说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厦门和宁波在9 日和10 日发生的类似冲突，以保守一方取得胜利而告
终。在广州，美国领事在4 月9 日报告说，局势正变得非常紧张，可以预料，
温和分子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中国报纸发表了李济深
的来电，电报声称，由于汉口的行政当局被共产党员所控制，它的命令就不
必服从。②这不过是即将在4 月15 日开始的可怕的清洗的一个暗示。
尽管有这些行动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几乎没有办法来阻
止一次打击。由于没有掌握4 月份头两个星期的党内文件，所以我们难以了
解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的一些领导人所作的准备。陈独秀后来透露，共产国
际曾指示共产党把所有工人的武器藏好或埋起来，以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军事
冲突。按照A.曼达利安的说法，电报于3 月31 日发出。隐藏武器的命令显
然没有执行。③相反，领导集团试图对工会和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纪律，争取公
众的支持，和万一敌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准备进行一次总罢工。在一次于
河上一艘因罢工而停驶的船上开的秘密会议以后，上海总工会在4 月4 日举
行了一次由总工会大胆敢干的领导人汪寿华主持的较为公开的集会，会上决
定——也就是宣布——纠察队员在使用火药武器时必须明确地服从总工会的
规定，工人如果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宣布罢工。公众应当被告知保持武装纠
察队的必要性。第二天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旨在缓和紧张的气氛
和取得公众的支持。但是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任何人试图解除工
人武装，就下令举行一次总罢工。在闸北，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游行，以显
示力量：7 日，工会代表的一次集会决定，如果任何人危害纠察队，或者对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3 页。
① 这一段是综合张曙时的第一手报道和李云汉的根据档案材料的报道写成。不清楚有多少
人被捕和处死。
《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6—647 页强调这个事件的另一面。
② 同上书，第670—671 页；《北华捷报》，4 月16 日，第100 页。美国国务院893.00/
8642，马克谟，北
京，4 月11 日。
③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1 页；诺思和尤廷的《罗易之使华》（第54 页）引
了《真理报》（159
〔1927 年7 月16 日〕，第2—3页）的一篇文章；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587 页。
它采取武力行动，全上海的工人必须奋起支持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制止
这种行动。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会上通过的决议，表明了激进分子所关心的
问题：环龙路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应当被镇压，其成员应当予以逮捕和惩罚；
上海的国民党应受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节制和指导；刘峙应被撤职和受
到惩罚；应力促薛岳将军留在上海控制军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应被镇压，
所有工人应该武装起来。①
反共清洗的扩大
白崇禧、杨虎、杜月笙和他们的同伙，周密地制订了解除强大的上海工
人纠察队武装的计划。杜月笙征募的暴徒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
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这样
伪装。4 月11 日晚，汪寿华应邀至杜月笙公馆赴宴。当他正要离开时，他被
劫持而遭杀害，尸体被弃于龙华。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
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事先已接到通知。两
租界当局午夜后被告知迫在眉睫的攻击，命令关闭租界周围的路障，以阻止
有人逃入外国庇护地。可是正好在4 月12 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却获
准从法租界向外移动，白崇禧伪装的部队获准通过公共租界。①
在凌晨4 时和5 时之间，总数约1000 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
租界的闸北、紧挨法租界的老南市、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在那里流
入长江的吴淞等纠察队集结地开火。有几个地方，防守者英勇抵抗，但有的
地方，他们中计投降。在某些地方，周凤岐第26 军穿制服的士兵参加进攻，
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
约25 至30 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一方的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
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145 人在那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
个共产党领导人顾顺章，也与其他人一起被捕，不过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
将军缴获了大量工人的武器，约3000 支步枪、两挺机枪、600 支手枪、大量
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部队和流氓工人封闭
了各种各样的左派组织的办事处。①
战败者试图集结他们的支持者。总工会领导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尽管
白崇禧下令禁止，仍有10 万多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在第二天不
① 《北华捷报》，4 月9 日，第80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70—571 页；《北华捷报
》，4 月9 日，第
50 页，决议8—12 和18。
① 关于汪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 年7 月），第97 页；台北的《华报》，1
961 年10 月4、5
日的一篇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确被杜月笙的手下所杀，但
暗示也与杨虎和
陈群有关。在1962 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中，他声称：“我抓了汪寿华??和主
要的共产党代
表侯绍裘及其他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
，1927 年4
月21 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局势》，声称汪于4 月11 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
处死。关于准备
工作的白崇禧的回忆报道，见白崇禧：《十六年》，第11 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4—500 页，有关于共产党一方的早期
报告；《北华捷报》，
4 月16 日，第102—104 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 号文件，有局外人的
报道。次要的报道，
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75—177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
69—370 页；吴
天威：《蒋介石的4 月12 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民
族主义和革命》，第146—159、155—157 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
，安德烈·马尔
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的。
去工作。但是罢工不能持久。13 日在闸北集合后，示威者游行到周凤岐的司
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归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人中既有武装人员，又
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几十名无辜者被杀。在
大约90 名被捕者中，40 多名为原来的鲁军，他们被雇佣而成为纠察队员。
那天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它将是蒋介石把劳工运
动纳入保守分子控制下的一个工具。4 月12 至14 日的可怕的镇压，粉碎了
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
导别无选择，只能在4 月15 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猛烈谴责蒋
介石和请求援助的报告。②
革命摇篮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对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同样残酷的镇压，许
多知名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中央“罢官”的李济深开完上海的保守会议
后，得意洋洋地于4 月14 日回到广州，当夜他召开秘密紧急会议。会议参加
者成立了以李将军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
备司令钱大钧宣布戒严令在4 月15 日开始，广州公安局局长也颁发了类似的
公告，说他已接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命令，命他立刻逮捕广州所有共党分
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在4 月15 日黎明前几小时，清洗开始。
几个营的士兵和2000 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
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卫队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通往
汉口的铁路终点站黄沙车站，铁路工人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
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战。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
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为厉害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
其后被改组而受保守派领导。4 月16 日，街上出现了支持蒋介石和支持把政
府迁往南京（此事即将实行）的标语。由于共产党影响被认为在黄埔军校学
生中很强烈，他们都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大部分学生支持总司令。4 月18 日，
约200 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逃走。少数几个工会能
够发动一次从4 月23 日持续到25 日的抗议性罢工，但结果约有20 多或30
多名工人领袖被捕。在散布反政府宣传时被捕的7 个人被处决，其中有两名
女学生。43 个工会被迫改组。突击搜查继续到4 月27 日。到那时，约2000
名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已经被捕。在几十名被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
森（李启汉）和萧楚女，他们都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左派斗士。①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还改组了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和保守的国民党
员古应芬成为广州的主要文官，而李将军实际上依然是军事长官。新政府向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8—629 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1
6—518 页；总工
会的报告，载530—533 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4 月15 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
信及印鉴，现存
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4 月27 日交中央执行委
员会。《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
161—162 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 年4—6月，第
127 号，英国总
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 年4 月21 日，信中包括15 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洗的文件的英
文译文。又英国
外交部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893.00B/286、290、292 和296，美国总领事电报，
广州，4 月15、
16、22 和25 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34—539 页，登载一篇发
表于1931 年的
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655—659 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4—165 页；两
者都部分地根据5
月15 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是共产党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
动史》，2，第
673—677 页。刘立凯、王真：《1919 至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7 页。
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的领导集团来说有两个严重的后果。有800
万银元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这就削弱了武汉已经不可靠的通
货。此外，追随武汉的三个省往南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它们只能通过长江在
东面不牢靠地与海相通。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
头、厦门和宁波等口岸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镇压。杨虎监督宁波的改组工
作。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几个小城市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遭
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的这些行动并没有使1920 年以来迅速发展
的劳工运动结束，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急剧地减弱了。党员们或是转入地下，
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而事实证明，那里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领导人，可能对上海杀害他们的同志怀有报复情
绪，而于4 月14 日处死了8 名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工会的老资格工会组织
者。他们被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4 月10 日，武汉的
共产党劳工领导人举行湖北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这8 人交给“群众”
处决。几天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 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
队在汉口街上枪决。①在激进主义的中心长沙，据报道估计有30 至40 名与外
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②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的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中央机关和独立
的国民党政府，从而扩大了他们与武汉的裂缝。他们在南京集合，表面上等
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举行一次应由汪精卫安排的全体会议。
当汪精卫等人没有到来时，9 名自封的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增选了另外9 人；
这个集团在4 月17 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中，只有5 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36 人，候补委员
24 人。8 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12 人，候补委员8
人。余下的5 人是将军。③如果以在武汉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来衡
量，武汉集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集团有几名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
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邓泽如。在此时由胡汉民主持的
政府的正式成立仪式以后，它发表了一个语气既是革命的又是反共的宣言，
因为现在重要的是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在政治会议讨论了中
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把共产党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4 月2 日决议以后，新政
府向总司令和其他军官及官员发出了一道相应命令，指名道姓地说鲍罗廷、
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和林祖涵特别坏，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
出警告，并附了一份准备逮捕的197 人的名单。就我们所知，名单中的人并
不全是共产党员；可能中央监察委员在拟定这份名单时主要是出于怀疑。①
以后几个星期主要用于成立中央和各地清党委员会，以监督上海-南京集团影
响所及之处的国民党的清洗。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它的地点也很不安全。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68—569 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29 页；《中国劳工运
动史》，第601—602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6 页。
② 美国国务院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 月17 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共产
党人肆意杀戮”。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632 页；17 日会议的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4211—4216
页。
① 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2826—2827 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
》，17，第3091—3092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35—637 页。
4 月17 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职务。
武汉国民党政府发出一道详列他12 大罪状的命令，中国共产党在4 月20 日
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声明说明了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者现
在不必再受不与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直接斗争的限制。②这类口头攻击几乎不
能触动实际的权力结构。
② 《中华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 年5 月1 日）；《中华年鉴，
1928 年》，第1367—1370
页。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这时面临重重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大军事力量；东面
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像要支持蒋介石；西面是显然与蒋联合的四川将
领。在武汉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那里
率领重振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而下，进入河南；他的军队正以俄国
武器重新装备，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他的部队中工作。帝国
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和中国对苏联机
构的突然搜查，引起了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反对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联合
行动。存在外国报复的威胁的南京事件仍有待于解决，而上海的外国势力现
在已有实力进行报复了。把武汉三镇分开的长江停满了外国炮舰。由于汉口
日租界4 月3 日的事件，与日本的关系趋于紧张。
不管对外事件看来有多大威胁，威胁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
几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来的农产品和矿产
品的集中地、长江下游和国外来的制成品的分散地。可是到了4 月份，由于
湖南和湖北的阶级斗争、主要城市的罢工和工商业倒闭，这种贸易处于停滞
状态。有人甚至担心在革命的首都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扣运大
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从一个乡镇运出，那里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
吃得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有10 万多名工人闲着，这对政
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这部分是
由于外国人离开汉口（4 月12 日，外国人从平常的4500 人减少到1300 人），
部分是由于罢工和工厂不准工人进厂。日租界的工厂和码头荒废了。外国银
行中国员工的一次始于3 月21 日的罢工助长了停滞，因为它们不能发挥贸易
所必需的金融职能。长江中游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
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偷窃船货和工作混乱阻碍了外
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滞使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它的通货正处于通货膨胀的
压力之下。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政府于4 月18 日禁止几家中国银
行以银元兑换它们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正如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
台克满在汉口呆了三个月以后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
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
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①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央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相连接。鉴于形
势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 月20 日，他向中央政治会议提
出五条相当于激烈地改变路线的改善措施。（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
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
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它们在武汉管辖的
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
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这个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
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尽全力按铜币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 年4—6月，第
112 号，附件，
台克满4 月7 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
《工商业评论》）
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 年
》，第755 页。
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 万元的铜币，用以
兑换工人的纸币。鲍罗廷向会议的委员们保证，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
借口，而外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将对工人自己有利。只经过短暂的讨论以弄清
所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后，政治会议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
的工人部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路
线。②
武汉领导人于是果断地行动。陈友仁在4 月23 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
士，答应为他们的企业改善气氛；然后他试图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新政策
连同对工人的新的约束，同一天在《人民论坛》上宣布。汪精卫召开了国民
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讨论会；4 月25 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总工
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通过的决议中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虽然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
人的救济措施。第五点声称，非经贯彻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的委员
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不得进行任何罢工。决议最后说，当前根本的要
求是革命力量的革命纪律、自我牺牲和团结。①4 月30 日，在孙科主持的一
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
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
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
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虽然经济环境严峻，但通过与湖南
人民合作，这个城市将从那里得到粮食供应；煤很快就运来；河船现在可以
自由地售盐；政府已购买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币；由于存入上海各银
行100 多万元存款，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得到方便；由于限制了印发数，并
以白银作担保，政府的钞票将趋于稳定。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②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
煤油公司的股票和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派林祖涵到
长沙和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回来报告，在他们召集的
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支持。由于工商业衰退，这几个省的税收惊人地
减少。但是，不可能使革命的狂热冷下来。这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
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交还给中国看管人，而
在武汉附近，已被中国部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被归还给所有者。
按照工会和业主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拖得很
久（有的谈判拖延到6 月），而汉口的外国经营者在5 月份向陈友仁抱怨，
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然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
航运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其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
难。对失业者的救济到5 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各种各样纠偏措施的结果，
是工商业在5 月和6 月稍有恢复，但是经济的破坏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175—179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80—682 页，两者都
根据存国民党档
案馆的4 月20 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
博为委员会主席，
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①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86—187 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
27 年》，2，第112—113
和115—116 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 月23、24 日。艾萨克斯以反对
的语气写到武汉
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04—206 页
。
② 1927 年4 月30 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真正的恢复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①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拥有脆弱的权力；这三省的总人口
约8000 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被农民运动活动
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地而产生）正在取得
势头，运动中处决土豪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批准。这
些地方性的行动破坏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领导集团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受影响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的参加者通过一项决议，并于3 月16
日发表告农民宣言，强调了党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地方武装集团必须由新
的农村自治机构控制。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
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
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自治机关管辖的地
方土地委员会，再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已经以湖南农民协会12
月大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
土地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①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的组织者，在3 月份开始了
一场在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4 月中，湖南省农
民协会根据第三次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
令；省国民党宣传部发了一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它说，支
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4 月底，省农协搞了一个宣传周，为此时
“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成为激进分子标准论点的理论：必须动员
农民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拯救这个政府，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他
们的土地需要。它争辩说，土地问题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
为新的有地农民由于不再向地主交租，能够缴更多的税。解决土地问题将为
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现存的封建制度不根除，将一事
无成：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有其政治权力。①到4 月份，省农民
协会估计湖南有600 万名会员，虽然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140 万。②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186—194、228—229 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134—
136 页。关于罢
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5 月和6 月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汉口总领事罗
赫德1927 年6 月6 日致国务卿：《5 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 案卷
组。
① 3 月10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全文引用于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
年的国共分裂》，
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 年11 月），第129—130 页。又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
：《中国共产党
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 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8 年博
士论文，第7 章，
第61—62 页，根据1927 年6 月30 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国民党档案馆，4
36/138。蒋永敬：
《鲍罗廷》，第268—271 页引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宣言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
言汇编》，第
359—365 页。12 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37
3—374 页。国际
共产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
，第139 页。
① 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7 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
件。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269 页，4 月19 日凌炳的报告：湖南500 多万组织起来的农
民代表了约2000
农民万。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27 页，他大约在4 月20 日在长沙被告知，在75 个
县的53 个县中，
不少于513 万农民参加了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状况的调查报
告》，5 月2 日
（1927 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5/53：现在（大约4 月30 日）65 个县有农民协会，会
员超过600 万。
不管实际的数字究竟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给了组织者一种新的力
量意识，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许多多的旧帐等待清算。在1926 年的后半期，许多地方的有地绅士
已经试图镇压日益高涨的威胁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农民运动。他们已经组
织成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地方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查出活动分子，
准备逮捕和处决他们。③大部分镇压可能最初来自地主一方，但是从毛泽东1
月份调查长沙周围几个县的报告和1 月8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它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
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1926 年后期，湖南、
湖北和江西的某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①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争
取土地的斗争导致地主的逃亡和分他们的财产。湖南财政委员一份关于省农
民协会处决人的报告——他关心的是，恐怖最终使税收减少——在1 月底引
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应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
个县处死人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建议，
人民应获准独立地行动，但应将处决的要求报有权决定这类案件的地方党政
机构。联席会议于是决定，革命政府禁止人民及其组织执行处决；他们必须
向地方党政机构提出控诉，那些机构将决定适当的处分。决定还规定了在省
一级设立一个具有批准处决最后权力的革命法庭。显然中央当局希望把农村
的惩罚性暴力行为置于某种控制制度之下。3 月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一
个杰出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到那时，他列举的八个县的
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辩论继续在第三次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进行，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
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包括按照罪行大小把他们处死
或终身监禁的规定。宣布判决的县法庭就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
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程序选出的省的上诉法庭有最终
的权力。长沙的省的特别法庭在4 月5 日成立，根据一份敌视它的史料，它
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那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
其家乡逃出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4 月19 日向中央土地委员
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他
争辩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是农民自己的卫队的力量。①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不过是
林提了6 个共有160 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10 万计。1926 年
11 月的数字载《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8—26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02—306 页；书中有当时左派
的长沙刊物关于反
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1，第21—59 页，特别是最
后一部分“十四
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 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57—264、269 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
1 页，推断处决的
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306 页，说被
农民直接处死的
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5 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
现“全省约119
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 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
介可能从未报道
过。）
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
会处死，而不顾儿子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新化县（也在湖南省）县
长向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控制地方革命机构的一批人利用权力向
其敌人报私仇，未经审判就处决地方恶霸，以便假借官方没收的名义在他们
中间私分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他们处死了10 多人，无人敢干
涉。他们甚至未经审判就枪杀了征收厘金的负责人；他被拘留，本应交给县
长审判。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的记载中描述了对三个人的群众审
判，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他们。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经过那里的
连的中尉。三人被断然枪决。②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以及在鲍罗廷与
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
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即1927 年4 月）加以限制。①口头上，所有的人
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这意味着大规模没收农地并进行再分配，
这种行动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之间的革命统一战线，
而这条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
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这一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时，土地革命应予
约束。罗易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
鼓动农村暴动。但是到4 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夺取和分有钱人以及
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的土地。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含蓄地指出，它们是
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②
在动乱日益加剧和对好战的农民运动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的时期，中央
土地委员会在4 月2 日至5 月9 日期间召开会议，制订土地政策以供国民党
领导集团通过。邓演达为委员会主席；他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
是他的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其他成员是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和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左翼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地位都很高。
两名共产党员是谭平山和毛泽东；前者参加莫斯科的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全会后刚回来，后者是共产党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委员们开了五次会，
但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他们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
见。在4 月19 至5 月6 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
国民党领导人、与各省农民运动有关的官员、军事将领和政治官员以及几个
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通过重新开始的北伐加以控制的省——情
况的人。几名俄国顾问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
② 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606 页。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
民运动已经失控的
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1927 年6 月6 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
卷：湖南争论，
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
。电报强烈要求
逮捕他们，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120—125 页，但这书本的译文有错误。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32—83 页，论述了从1926 年12 月到1927 年5 月的
争论，附争论各
方的引文。
② 曼：《中国之所见》，第27 页回顾大约4 月20 至25 日在长沙得知的情况，林祖涵：
《关于湖南土地问
题的调查报告》，有关于他在4 月底了解的情况。5 月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通过的“土地问
题议决案”声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
劣绅的土地，并
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5 月13 日的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
在自下而上地夺
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86 和260 页。
验，并且提供了他们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地情况的所有情报。鲍罗廷参加了
一次，提醒不要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过急的和过激的方案。①
许多小时的讨论和意见冲突的最后结果，是5 月9 日委员们签署的一份
报告和七个决议草案。委员们报告说，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土地问题亟需解
决，但对土地现时应该全部没收和国有化，还是应该部分地没收，则有很多
争论。他们都同意，鉴于客观情况，目前只可能进行部分的，即政治上的没
收。小地主和国民党军人的土地应予保护，因为据认为，大部分军官是地主
家庭出身，并且部队中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敌视农民运动的日益发展的情绪。
中央当局只应订出总原则，而把实施细则交给省当局根据当地情况制订。《解
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
的和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农民。为了保证土地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农
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农民与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的
斗争中应该援助他们。处置反抗者财产的法令草案把以下各种人都定为反抗
者：国民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榨取和压迫人民的人、货币操纵者、
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财产都应没
收。可是草案还谨慎地规定哪些政府机关应根据何种证据进行没收，一切都
要依据法律。此外，战争时期分配的敌产的收入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
农村土地而言，30％的地将用于农村的改进措施（如设立农民的银行），余
下的留待分配给从战争中返乡的革命战士。受地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
产，他死后，这些财产要重新进行分配。更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
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因为受地人要付租，收入归
政府。
委员会的意图显然是要对没收作出规定，而不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被群
众自发地夺走。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湖南和湖
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在委员会房间中精心制订
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
农缴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40％，不得再缴其他的东西。它甚至详细提到租
约、永佃、缴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
员会显然希望国民党将开始真正履行其保护佃农利益的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订一项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
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在省一级工作的人则要加快步伐。5 月9 日，
即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
多少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①没收一切公有田地以及祠堂、寺
庙、学校、基督教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
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
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
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的累
进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76—308 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辩论的记录。
霍夫海因茨：《中
断的浪潮》，第36—45 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它
部分地根据本文
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16，第254—263 页。
土地的佃农应永久享有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
主及绅士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
民自卫军。积欠的债务将被取消，利率将根据法律降低和予以限制。这种稍
微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决议案序言中成为决议基础的分
析，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了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
—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要一些规定来指导。
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在5 月14 日交到国民党政治会议等待
作出决定时，几个领导人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如果它被通过和公布，它
将对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投票赞成决议（它虽然
将保密）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是双重党员）和邓演达——的票
数被他们的八名同事的反对票数所压倒。拟议的法令被“暂时”搁置起来。
其他决议中有几项被通过，虽然没有全部公布。结果，由于战场上的事件以
及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发生的事件将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立法的这些努力归
于无效，这些决议通过与否都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5 月份，国民党的两派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的一翼进入河南，
而南京集团则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从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
汉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防卫部队，以防对方进攻。武汉在唐生
智全面指挥下的推进先遭到吴佩孚的残部、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的对抗。南
京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更强大的鲁军。到6 月1 日，冯玉祥的国
民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在京汉铁路与陇海路交叉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经撤至
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部队拿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的徐州，孙传
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①日本政府因战役推进到山东而
有点担心，那里有许多日本侨民，于是派部队到青岛，后来又到省城济南，
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一个抗议的浪潮。
武汉的进攻以张发奎的第4 前线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35 军和第36 军开
始，兵力约6—7 万人，他们沿铁路朝吴佩孚及其将领残留的地区——河南—
—的边境北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反对武汉和共
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冯玉祥。第二个集团中的几个人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
的津贴，他们开放了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5 月
14 日被彻底打垮。这样就结束了他长期而辉煌的戎马生涯。吴佩孚逃到四川
东部而受杨森的保护。②他的战败打开了与有重型武器装备的、由张作霖之子
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张发奎的“铁军”于5 月17 和18 日在
河南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向东疾进，几乎未遇到抵抗就
得到最大份额的战利品。武汉军队伤亡约14000 人，冯玉祥只损失了400 人。
①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677—755 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
2412—2492 页，
附文件；乔丹：《北伐》，第129—132 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
一生》，第220—224
页，附地图。
②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 年》，第143 页，有吴
佩孚部下的派别活
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1927 年4 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
月份靳云鹗收到
32 万元，魏益三收到10 万元，樊钟秀收到44000 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
到73 万元，冯在
武汉的代表得到37360 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
得90 万元多一点。
汉口的医院充满了伤员。③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先锋的南京的行动代
价要小得多。
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
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
民党一边并得到第20 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
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
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14 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攻打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
夏宣称反对共产主义，并寻求守卫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的支持。这两个行动
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①
武汉的危机在5 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
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来到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而该师的其他部
队只离50 英里之遥。很明显，在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然未与夏联合，却
暗地里同情他。②
武昌驻军的司令叶挺及其新组成的、只是部分地装备起来的第11 军第
24 师，在恽代英领导的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几百名学生的增援下，决心赶走夏
斗寅。叶、郓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武昌城紧急时期
的安全工作。他特别担心附逆者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
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它的伙伴“小资产阶级”放心，它无
意推翻他们，同时还否认它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有责任。他还准备向
夏斗寅的部队发出宣传性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被他们师长的反共表白所欺
骗；师长真正反对的是他们的“湖南农民弟兄”，因为他们正在取得地主和
绅士的土地。5 月19 日清晨，叶挺的部队击溃了入侵军。①
武昌南面的战斗切断了与长沙的所有联系，长沙在当时是最革命的城
市，在那里，共产党员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好斗，并且4 月份已发
生许多处死其敌人之事。反共的仇恨情绪正在赢得群众，并有镇压激进分子
的密谋。城内传遍了谣言：武汉已经失守，汪精卫已逃走，鲍罗廷已被处死。
由于武汉政权已调其最强的部队北上，长沙的守卫力量很弱。唐生智的湘军
第35 军军长何键将军把许克祥带领的一个团留在长沙作为后卫；在城内以及
遍及全省各地还有其他的湘军部队。在外围的几个地方，部队与农民协会发
生冲突，杀死了几名领导人，同时长沙的卫戍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
③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346 页脚注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
总领事罗赫德1927
年6 月30 日发的快信。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 月18 日，报告说夏离汉口只有40
英里，“相信已与
蒋介石联合”。6 月1 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夏
和当时也已叛变
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6 月20 日的一份报告
中也指责蒋。报
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13 页；关于同样的主张
和证明蒋对事态
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5 月20 日的文件，见《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4 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96 页引了一个武汉反共组织给南京的一份报告。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25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9 页，两者都对
共产党针对夏的
威胁的活动作了敌视的报道，但也提供了战斗的有价值的记载。关于共产党一边的材料，
见张国焘：《中
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27—632 页；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1、22，第
286—292 页。
孙科在前面引的6 月20 日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叶挺的作用，而是说，幸而第6 和第2 两个军
返回，赶走了夏
斗寅，然后打败杨森。（1930 年，夏成为武汉三镇的戍军司令，1932 年任湖北省政府主
席。）
间的摩擦正在加剧。显然双方都准备摊牌。②有种种谣言，说农民自卫队和工
会纠察队计划解除部队的武装。商人关闭了店铺。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有些
共产党员在5 月18 日组织了一次群众组织和部队的联合会，保证遵守革命纪
律和支持国民党政府。①但是形势发展迅速，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根据代理省
主席后来的报告，第二天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打倒第35 军；收缴他们的
武器”的口号。同一天，城内的一些部队与总工会发生冲突，据报道，工会
纠察队侵入何键住宅，拘留并殴打了他的父亲。②
两天以后，在5 月21 日晚，许克祥在其他许多指挥官的支持下，对省工
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采取暴力镇压措施，杀死抗拒者，逮捕大批共产党嫌疑
分子，关闭许多激进的机关，实际上解散了省政府。汉口派来劝说省农民协
会向首都放行粮食的购粮团在冲突中被抓，几名成员被杀。③在以后几天中，
省会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④在湖北，夏斗寅战败
的部队横冲直撞地打砸农民协会，恐怖扩大到湖北南部和西部其他地区。⑤
两省被杀的可能有数千人。
长沙的打击使共产党陷于混乱，给国民党领导人提出了棘手的难题。当
他们的部分部队在战斗时，在后方的部队未经中央认可显然已经采取了反革
命行动。能否节制许克祥和其他湖南将领，要取决于唐生智和何键两位将军
的态度，而他们当时在河南前线。政治会议对长沙已发生的一切心中无数，
于是在鲍罗廷建议下，决定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去调查，并在可能情况下恢
复秩序。它任命刚担任政府农民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
和唐生智将军指定的其他两人以及鲍罗廷为成员。委员会于5 月25 日出发，
但刚到湖南省边境，就接到一封许克祥发出的以死相威胁的电报。委员会匆
忙地回到革命的首都。在长沙，许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一个清党委员会，
② 在《革命文献》，25，第5284—5285 页，何键提了四个计划政变的人的姓名。一封代
理省主席张翼鹏及
许多军官签署的自我辩解的电报，指控激进分子计划对卫戍部队发动进攻。国民党档案馆
，汉口案卷，湖
南争论，1—5/692、695 和700，日期为1927 年6 月1、4 和7 日。一个共产党员回忆说，
共产党领导人知
道进攻正在来临，并试图作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83 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28—320 页，引了6 月初期长沙几个人给武汉政府的报告。
蒋教授把这次联合
会说成是共产党的防御策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258 页，和布尔曼、霍华德合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
》，2，第61 页。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14 页声称，只何键的岳父挨了一次打。他列
举了从5 月中到5
月21 日，除长沙外各地对农会的杀害行动。我没有见到证明侵入何键家中的当时的文献。
③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9，1927 年6 月14 日，提供了给委员会
的购粮款（大部分
损失）的账目，以及一名目击者关于攻打省农民协会总部的报道。
④ 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第133 页脚注30 列举许多关于“马日事变”（5 月
21 日）的报道。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35—236 页提供了关于处决的生动的、但基本上没有
出处的描述。《从
容共到清党》，第699 和702 页，说3000 人被捕，70 个机关被封闭。李云汉提了三名被
处死的共产党领
导人和其他几个化装逃走的人的姓名。
⑤ 湖北省农民协会送出的一份1927 年6 月15 日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列举了19 个
具体的地方，并估
计有4000 至5000 人被杀，许多村庄被破坏。协会请求国民党政府阻止这些攻击和惩办犯
罪者。又《从容
共到清党》，第699 页。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27 页，引了湖北屠杀农民
的一份可悲的报
告。
在省内对所有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①湖南的一批共产党领
导人计划在5 月31 日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还是莫斯科，试图引导革命的人都就如何应付危机的问题展
开争论。5 月24 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与国民党的关
系为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一份决议，它宣布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
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他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发展民主力量；坚持
与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斗争，目的是孤立他们，然后把他们排除出党；与群众
密切联系的左派夺取领导权；捍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②这个决议，连同在
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许多细则，被搁置了起来。被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
继续参加另一党，并与其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共产党政治局在5 月26
日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历一个宣传阶段；眼下要对士兵们进行宣传，并
在村和县组织自治团体。①这个顺应形势的决议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具
体的是，同一天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名
义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它们，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
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它还指示它们要忍耐，避免进一步摩擦。②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 月18—30
日），会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对他
们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武汉派，他们限制中国农
民，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③中国委员会正在辩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机是否已
经来临。5 月27 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的来电，内容是国民
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根据在会
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
还是搞策略？斯大林坚决认为，战斗意味着必败；搞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
变得更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他提出向鲍罗廷
发出指示，命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
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①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
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的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的5 月31 日之前，
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的指示的反应。②命令没有下达到已开始向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2—333、337 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3，第302 页。
①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12 页，引了1927 年8 月7 日《中共八七
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3 页，引5 月28 日的《人民论坛》。
③ 《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第220—248 页，有托洛茨基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文章。
④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哈罗德·艾萨克斯作导言，《中国季刊》，45（
1971 年1—3月），
第100—115 页，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 年所写但根据1927 年11 月发表的文本的英
文译文和法文译
文。英文译文转载于格鲁伯：《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90—494 页。（斯大林提议给鲍
罗廷的指示不过
加强了当时中共既定方针的力量。）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92—93 页。他们充分地讨论了5 月份莫斯科激烈地
展开的关于中国问
题的争论。
② 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责李停止进攻的命令。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 页，
和布兰特、许华
茨、费正清：《文献史》，第487 页脚注8。施拉姆断言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指令下的命
令。李锐：《毛
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他们的进攻在5 月31 日下午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
湘潭的分队被全部歼灭。③
在这次灾难后的一天，斯大林指示其部下的著名电报到达这个革命的首
都。④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也号召与“过头的行为”
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是要通过农会来进行。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代替。必须停止依
靠不可靠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两万名共产党员和约5 万名革命工
农来建立几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
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
林告诫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
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中央委员会
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
因此，党的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刻执
行。①（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之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 月4 日和5 日在武汉组织群
众示威行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在几个省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
伙。请求者承认土地运动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而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
些行动在革命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
下的暴行根本不能相比；他们的行动破坏了北伐的事业，危及整个革命行动。
②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
公开信，信中要求发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各种各样的委员会，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 页注。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
同意李要为这个
命令负责。
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8 页，根据柳直荀发表于一年后的回忆
。它的部分英文
译文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316 页。6 月1 日，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致函湖南特别委员会，内附湘潭党部和农民协会发来的电报，描述了第8、第35 和第
36 三个军的部
队进攻工农组织的情况，使人相信5 月31 日以前侵略来自军方。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
，湖南争论，
1—5/693。代理省主席张翼鹏于5 月30 日电汉口，描述了一些县的群众集会和对不同地方
的进攻；后来，
“今天上午10 时”“数百名带枪的人和数千名携木棍的人”进攻长沙。经过两小时战斗，
“农民被全部击
溃”。他引了对俘虏的审讯，大意是省农会已下令在20 日突入城市并抢劫。“因此，我们
才杀人”。国民
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日期令人不解。）
④ 电文载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107 页，译自斯大林的两篇1935 年的文
章。又载尤廷和
诺思：《苏俄和东方》，第303—304 页。1929 年，陈独秀提供了斯大林指示的要点，他
说，指示来自共
产国际，见《告全党同志书》，第333—334 页；艾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5
—246 页）用了
此信。不清楚电报是给鲍罗廷的，还是给罗易或中共中央的。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4—235 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637 页。罗易提
供了6 月15 日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电文，他说电报是陈独秀奉政治局之命发出的。诺思、
尤廷：《罗易之
使华》，文件29，第338—340 页。电报详细叙述了危急的形势，表示共产党当前无力执行
共产国际的指
示。
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6 和697，6 月4、5 日。一份请愿书是
武汉举行的湖北省
各界代表大会递交的，另一份是武汉庆祝攻占郑州和开封的大会递交的。（有明显的证据
说明它们是共同
起草的。）
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保证湖南工农组织和共产党完全自由的法令。它要求下
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要求武装农民，作为防备突然爆发的反革命
行动的保障。罗易还写了向农民呼吁书，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通过夺
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绅士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小地主和在前线
作战的军官的土地不应侵犯。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他们建立紧
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的这些话，力劝湖南农民要求
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它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
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①
这个问题不是靠言语而是要靠士兵去解决。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
军和唐生智将军通过电报进行联系，他可能是他们的代理人。在调查委员会
返回后，唐生智指派第36 军副军长周斓作为他的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
央委员会委任他为特别代表。周将军受命指挥湖南所有部队和加强纪律。双
方应停止冲突。省党部、省政府和工农组织将按照中央的命令重新组成。周
斓到长沙后，中央收到一封6 月7 日由张翼鹏、四名教育官员以及41 名包括
许克祥在内的将领和政治军官签署的电报，表示感谢周副军长转达的指示，
为他们5 月21 日的行为辩解，保证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②
虽然语气是服从的，但是那份令人生畏的别有用心地签名的名单，只能
意味着表示他们团结一致。周斓在6 月9 日的一次市民集会上受到热烈欢迎，
会上他被敦促参加清党运动。事实上他发现长沙的反共情绪是如此之强烈，
以致他感到不能贯彻他的不偏不倚的命令。他打电报给中央，说农民协会反
对中央，要求派部队消灭它们。①
湖南农民运动的面铺得太广，共产党领导人又太少和分散，以致不能迅
速控制混乱。几份送到中央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归咎于农民运动的冲突，其中
包括夺取萍乡-株州铁路和包围萍乡的煤矿，使煤炭不能外运，粮食不能运给
矿工。②6 月13 日在政治会议对湖南问题的讨论中，汪精卫报告说，在此以
前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上，毛泽东曾经承认农民协会破坏了士兵的家，但是他
归罪于湖南强大的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他说这些人已经渗入协会。汪精
卫引了毛泽东的话：“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也不知道共产党，而是以杀人
放火为业。”关于长沙的马日（5 月21 日）事变，毛泽东坚持，军队攻打了
协会，协会不过是试图自卫，而不是想夺士兵的步枪。取得毛泽东和吴玉章
的同意后，政治会议于是决定派不久前从河南战场回来的唐生智去恢复湖南
的秩序，但他在执行时不得使用武力。③
在到达他的根据地并对局势进行审度以后，唐生智在6 月26 日打电报指
出，应把两名已在领导许克祥的清党运动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
应予记过。但是许克祥不准备受唐的侮辱，他率领他的部队到湖南南部，在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6、27，第314—320 页，6 月3、4 日。
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0。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8 页，引了6 月13 日国民党政治会议的讨论。
② 同上书，第343—344 页，引了文件。夺取铁路之事在6 月15 日的政治会议上报告了。
③ 同上书，第348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07 页，两书都引了政治会议的记录。又
郭华伦：《中共
史论》，1，第243 页也有引文。根据蔡和森的说法，鲍罗廷也用了这种解释：湖南农民协
会的不法行为“是
当地的歹徒和哥老会引导的，我们没有引导”。蒋永敬：《鲍罗廷》，第336 页，不过没
有说明确切的日
期。
那里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参加清党斗争。①
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共产党的行动。朱培德及其第3 军保卫江
西省，以防南京集团的可能进攻。在他军队中的反共情绪和长沙马日事变的
影响下，他决定遣散他军队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军官。5 月29 日，他
派其中的142 人到武汉，他们在6 月1 日到达。他还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
民党领导人，他们自4 月2 日起一直被禁，并担心会被处死。6 月5 日，他
命22 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离省，虽然他们备受优待，并得了旅费。此外，他命
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他的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那里没收了800
支步枪以及其他装备。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将军显然正在试图阻止已在邻省湖
南爆发的那种冲突。他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环境平静下
来。国民党的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保持其机构，只不过暂停活动，直到
武汉中央命令恢复为止。他宣布支持武汉的国民政府，反对南京政府。此外
他辞去了管理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派一批新的委
员。可以料想，他是在试探武汉的反应。在乡下，朱培德暂停农工运动的命
令被解释为镇压它们的一个机会。省农民协会送给武汉的一份报告声称，运
动的大约200 名领导人被杀，在一批点名的县中，“土豪劣绅”已经横冲直
撞地砸毁了地方农会，并且正在残酷地杀害农民。
怎样处理这种事态的发展？武汉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存在巨大的分歧。包
括罗易在内的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一次总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建议。鲍
罗廷对这个主意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搞垮朱将军的未遂企图将会带来
可怕的后果。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他下
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政治会议考虑让朱培德辞职
时，汪精卫明确地谈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宽恕朱培德的行动，他可能立刻倒
向南京，大大地加强这个压迫人的邪恶之源。因此，政治会议连朱培德的辞
职问题也不考虑了。为了寻求妥协，政治会议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
名共产党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
派40 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人从事江西的低级别工作。6 月20 日，
二陈及共产党干部到达九江，在那里与朱将军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
糊的方案：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
协地解决了，在江西省的共产党影响虽然从没有像在湖南省那样强大，也已
经明显地减弱。①
共产党党员脱离左派国民党
6 月5 日，即武汉重要人物将启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
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的请求下，罗易后来交给他电文的中译文。
汪精卫大为震惊，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花了几个星期，才决定如何应付俄国
人对其政党的政策这种危险的转变。②
① 唐将军6 月26 日电报的英文译文见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20—121 页，译
文取自6 月29 日
的《人民论坛》。中文电文载《从容共到清党》，第708 页；又蒋永敬：《鲍罗廷》，第
350—351 页。
① 这一简要论述系根据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09—715 页）和蒋永敬《鲍罗廷》
（第354—368 页）
的材料综合写成，二者都根据当时的文件。
② 汪在7 月15 日向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了日期和情况，根据《从容共到清
党》，第736 页，
和蒋永敬：《鲍罗廷》，第403—404 页。电报要点作为7 月19 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
的报告，在1927
年8 月第一次公开透露，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见《从容共
到清党》，第745
6 月6 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①冯玉祥
掌握主动权，因为武汉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后方又是一片混乱。会议参加
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了他在陕西和甘肃省任命的人，他们因而将
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冯玉祥的军队和河南的杂牌军，将改编成七个由他
指挥的前线军。武汉的部队将返师守卫他们的根据地。冯玉祥不同意参加对
南京集团的战役，虽然他私下对汪谈到蒋介石背信弃义。会议参加者中有几
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订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计划。②武汉的队伍于
6 月12 日匆匆地返回汉口，并带于右任一起离开。留下徐谦与冯将军在一起
（他们是老同事）。顾孟馀也留在后面。鲍罗廷从他的观点出发，很快领悟
到会议是一次失败。③
武汉政权面临危险的战略形势。张发奎的第4 军和第11 军作了巨大的人
力牺牲，河南的对立的军队才被清除了一些，但是那个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
此时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被李济深所控制，他反对工农的
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的潜在的盟友。他封锁了武汉入海的通道。在东面，
隶属于南京集团的军队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此时，它们已把孙传芳和张宗
昌的部队赶入山东；并且人们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在三省—
—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好斗的农民运
动，他们的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江西，并命令
停止农工运动的活动；他似乎试图当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
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鼓动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
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造左派国民党，这个问题使上述的难题又复杂化了。
左派国民党是否应该与共产党员决裂以安抚那些将领，他们的支持是必
不可少的，但从而又丧失了苏俄的支持。如果要决裂，在何时并应如何进行？
是否有一个军事解决的办法：继续向北京挺进，或征讨南京，或南下重新夺
取广东？当国民党领导人从郑州回来时，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向
北京的成功的挺进，将要依靠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他的军队可以东进，
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试图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起参加北伐的工作在进
行，但是他不可能同意。（事实上他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以李
页脚注94。1927 年11 月5 日，汪精卫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详细地谈了当时的情况，但说
罗易透露的日期
为6 月1 日。汪精卫的演讲发表在11 月9 日的《民国日报》上，转载于《革命文献》，1
6，第2851—2865
页，有关的部分在第2861—2862 页。
① 汪精卫在6 月13 日政治会议的第28 次会上提名的主席团成员是谭延闿、顾孟馀、孙科
、徐谦和他自己。
汪提到其他与会者是武汉集团的于树德（唯一的共产党党员）、王法勤、邓演达和唐生智
以及冯玉祥、鹿
钟麟和于右任。国民党档案馆，005/3。蒋永敬：《鲍罗廷》，第380 页又加上了张发奎。
安娜·路易丝·斯
特朗和雷纳·普罗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动的报道中说加伦将军（布廖赫尔）也前
往，但鲍罗廷因
发烧和伤臂不能启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大众》，第46—48 页。
② 张发奎在与夏连荫的一次会晤中，想起了汪精卫报告共产国际决议——即斯大林的电报
？——的内容，
以及唐生智报告湖南农民动乱的情况。张将军回忆说，于是作出了“让共产党员脱离关系
”的决定。谢里
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5—227 页，有根据不同史料写的郑州会议的报
道。关于讨论共
产党问题的报道，见该书第7 章的脚注50。可以推测，于树德和布廖赫尔未参加这些会谈
。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 年6 月15 日，电报报
告了鲍罗廷的沮丧
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
强烈的〔意见〕，
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对南京的东征可
能成功，但要进行这次东征，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共产
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有兴趣，但他
的军队仍需从河南的伤亡中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但是缺乏
必需的原料供应：它能否为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
到6 月15 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经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
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接受此建议，指望俄国为这一行动提供
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军队番号。唐生智将指挥第4
集团军，它由两个前线军团组成：第1 前线军团，由唐直接指挥，下面有第
8、第35 和第36 三个军；第2 前线军团，由张发奎指挥，下面有第4、第11
和新编的第20（由贺龙指挥）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它们必须镇压仍在
湖北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派唐生智去解决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与
江西的朱培德谈判（上面已叙述）。①
共产党领导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
令。共产党员是否应该试图留在国民党党内，在它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
工作？这项政策在扩大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党员队伍和影响方
面，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许多迹象表明，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敌对
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在将领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对群众运动和共产党本身的反
动浪潮。只有通过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
但是许多共产党员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
的真正的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共产党领导集团在鲍罗廷的忠告下，约
在6 月中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
命。党将支持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役，以期在胜利后重建支离破碎的队伍和
群众组织。②但是，他们的种种算计没有把冯玉祥适当地考虑在内。
郑州会议后，冯将军派他的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
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应该会晤。南京和上海的一个显赫的权贵人物集团
于是赶到徐州，在6 月20 和21 日与冯将军会晤。①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
冯玉祥由于所许诺的每月一笔据说是200 万银元的津贴，明显地投向南京一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93—394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35 页，有蔡和
森的《机会主义
的历史》的摘录。
② 争论的热烈可以从罗易6 月9 日、15 日的文件感觉到，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
》，文件第28、31、
32 号，以及从1927 年8 月7 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批评
感觉到，布兰特、
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02—118 页有摘要。又蔡和森关于以后几个星期的争论
的记述，见他在
几个月以后所写的《机会主义的历史》，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255—261 页，蒋
永敬的《鲍罗廷》，
第391—394 页有摘要。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47—649 页有回顾性的报
道。快到5 月底，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在指示中预测对蒋介石的
一次征讨：“在
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和后方极力进行破坏士气的工作，以图消灭他们；这自然不是说，在适
当时机不采取直
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尤廷、诺思：《苏俄与东方》，第275 页。可以设想，
这些指示已通过
无线电传给鲍罗廷。
①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4—245 页。南京、上海一方的会议参加者除蒋介石外
，有胡汉民、蔡元
培、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黄郛、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吴
稚晖（他主持会
议）。冯玉祥一方与会者为李鸣钟和何其巩。《从容共到清党》，第718 页，根据转载于
《革命文献》，
15，第2566 页吴稚晖的报告。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 页说徐谦和顾孟馀陪
冯玉祥去徐州。
边，②此数远远超过了武汉支付给他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
使武汉把鲍罗廷送回俄国（这是2 月份以来蒋介石一直试图实现的），驱逐
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一个单一的政
府。③6 月21 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冯
玉祥回顾了他们在郑州谈到的情况，激进分子钻进党内，压迫商人、工厂主、
绅士、地主和士兵，并拒不服从命令，然后提出了他的条件：鲍罗廷应立刻
回国；应准许那些希望出国休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行动；剩下的
委员如果愿意，可以参加南京的国民党政府。电报又说：我希望你们接受以
上的解决方案，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他告诉记者们，他热诚地希望与国
民党人合作，清除军阀割据和共产主义。他给了他们电文的副本。①
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开展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为了克服“当前
危险的革命危机”，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在6 月23 日提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计
划：地下的上海委员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制造一个比两年前五卅运动更加声势
浩大的有战斗性的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
外国租界内示威游行——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
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
已派军队到山东的日本的情绪），如果蒋介石军队中的士兵的这种情绪特别
厉害，它就会促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这样就会导致一场破坏蒋介石
的根基和粉碎武汉政府右派造成的危险的全国性抗议。当蒋介石进攻武汉，
或武汉进攻蒋介石时，这个运动就会爆炸性地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
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②政治局③撤消了这个对东部被破坏的群众运动
的残余力量有潜在自取灭亡可能性的计划。武汉三镇日益敌对的形势迫使党
的领导人作出新的决定。
6 月19 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在汉口举行，有400 多名代表参加，
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和广州的被破坏的工会。①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
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兄弟代表团以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
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和大会都受共产党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
②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 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 月30 日报告
说，在6 月份的最
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以取
得冯支持反对汉
口和北京的徐州协定。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315
号，1927 年7—9
月，第43 号，附件。
③ 蒋介石6 月6 日的报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18—719 页有引文。
①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 页，他引了1927 年7 月2 日《密勒氏评论报
》的电文的一部分。
中文电文见《国闻周报》，7 月3 日；《从容共到清党》，第719—720 页；蒋永敬：《鲍
罗廷》，第382—383
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35，第361—365 页。据罗易，书记处把有这些指
示的信送到上海，
但是政治局经过漫长的讨论后，以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罗易没有引用，而是引述
自己的话，政治
局推测，他是反对给上海同志们这个蛮干命令的。同上，第366—369 页。
③ 中共第五次大会以后，政治局由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
化名罗迈）、谭
平山和蔡和森组成，据李又宁：《瞿秋白传：从青年到党的领导（1899—1922 年）》，1
967 年哥伦比亚大
学博士论文，第197 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5 页以下有会议和几个决议的报道；斯
特朗：《中国大
众》，第74—88 页有会议的描述。
明确地要求武汉政权与那个党分开；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将领计划逮捕共
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大会在进行时，
甚至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就如何处理总工会和李
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武装和穿制服的纠察队展开争论。纠察队是使中外
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
作，武汉政权正在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中外工商界。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
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他们是否应渡江到武昌，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 月28
日，即大会的最后一天，政治局显然在鲍罗廷家里聚会，决定进一步后退：
纠察队将自动解除武装。那天晚上（或是出于巧合，或是在取得默契以后），
守卫汉口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总部，纠察队交出步枪，
脱下他们的标记和制服。可是在第二天，办公地点还给了工会，并作了挽回
面子的道歉，纠察队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那天晚上，大会的
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损害工会。②
要求两党决裂的压力不断增强。唐生智6 月26 日从长沙发出的电报，把
湖南的混乱归咎于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在6 月29 日公布。同日，第
35 军军长何键将军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驱逐党内的共产党员。他威胁要逮
捕他的士兵能抓到的任何共产党员。面临这一威胁，共产党领导集团决定把
党部搬到江对面的武昌，再在那里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以
确定一条政策路线。6 月30 日首先在鲍罗廷家中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
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以后，会议参加者接受了一
系列其后在7 月1 日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为了
与左派国民党保持工作关系而作的最后让步。这个无产者的政党决定，工人
和农民运动应接受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命令，并接受它们的监督，不过国民党
及其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组织；工农武装部队应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训练，而
在武汉的那些仍有武装的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及其纠察队不
得行使诸如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也不得在
街上和市场巡逻。共产党领导集团很快因迁就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而严厉地责
备自己。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
问题。他们应作为国民党员而不是作为共产党员进行工作，为了避免冲突，
他们可以请假。①
6 月份的最后几天，俄国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人员开始离开，这
些人在帮助国民党革命时曾用尽才能，耗尽精力，而现在，俄国的援助快要
终止了。在7 月初期访问鲍罗廷的记者们发现他在患病，并且很消沉，但是
他决心尽可能久地留下。他的妻子在北京的监狱中，她是在2 月28 日乘俄轮
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时被鲁军捕获的。他在离开前必须先安排释放他夫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31 页，有蔡和森后来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报道；又见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的
崛起》，第649 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97 页，有汪精卫对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国
国务院893.00/9159，
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6 月29 日，描述了占领的情况。斯特朗小姐观察了把全国
总工会总部还给
苏兆征的情况，并讥讽地描述了联欢会。她的报道是在莫斯科写的。见《中国大众》，第
87—88 页。显然
是汉口驻军司令李品仙下令进行这次突然搜查。
① 何键的宣言载《国闻周报》，4.29（1927 年7 月21 日），该周报转载了八篇关于两党
分裂的重要的武汉
文件。这些文件连续刊登在以后的几期上。蒋永敬：《鲍罗廷》，第399 页引了《中共八
七会议告全党党
员书》11 项决议中的4 项。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59—260 页，列了同一材料的7
项决议。
人的事情，而日本显然愿意充当斡旋人。7 月12 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驳回
了对她和在巴米亚列宁娜号上被捕的其他俄国人的指控。法官然后失踪，只
是后来才在日本露面，几名原来的俄国在押犯满心高兴地离开北京，只有鲍
罗廷夫人被秘密地安排在城内。她在城内的事实被一系列假的消息报道所掩
护，如说她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在到达莫斯科
时发表声明等。到8 月底，她伪装成一名修女，成功地离开了北京。①
两党决裂的时刻发生在7 月中。通过徐谦屡次向武汉的同僚发出敦促辞
退鲍罗廷的电报，通过蒋介石把他的精锐的第1 军调到南京和命令第7 军及
其他两个军开往江西，冯玉祥和蒋介石在施加压力。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
汉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 月12 日突然回到汉口，他肯定带来了南京集团的信
件。在汪精卫家中举行的几次私下会谈，被较为保守的武汉领导人所左右，
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与其南京对手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将需要与共产党员脱离
关系和要求鲍罗廷离开。（鲍罗廷已经在作从陆路取道蒙古离境的准备。）①
7 月14 日，政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派一名高级代表
去莫斯科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关
系；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冲突，特别是为了结束存在两个独
立的互相对立的政策机构的制度，应寻找一个管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办
法。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汪
精卫关于斯大林6 月1 日那封曾经影响政治局的电报的报告，并得知罗易已
经离开和鲍罗廷希望出走之事。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
会全体会议考虑政治会议主席团的建议（这显然暗示要共产党员脱离国民
党），在此以前，它委托党部处理一些拒不服从命令的党员。会议参加者还
一致同意政治会议应选代表去莫斯科，并通过了下令保护工农以及共产党员
人身自由的决议。这些决定对一般人保守秘密。②因此，看来这时党的文职领
导人计划推迟分离，然后和平地采取行动。一个对自身存亡极为重要的因素，
是希望俄国继续进行援助。但是就在这一天，何键将军的士兵在街上搜捕共
产党员，其中包括两名已经失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玉章和谭平山。
他们一定与武汉三镇其他许多有名的中共党员一起躲藏了起来，这是响
应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而在7 月13 日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的结果。共产国际除
了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求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共产党员
退出政府。但是，它禁止他们退出国民党。即使他们被开除，他们应秘密地
与国民党的基层群众一起工作，以形成对领导集团的决定的抵制和提出改变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28，电报，北京，马克谟致国务卿，6 月23 日，转6 月22 日汉
口电报，报告了俄
国飞行员在早期离去。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26 页报道
了她在6 月20
日以后不久，遵照鲍罗廷的命令与几名军事顾问离开。其他人在7 月份也成批随之离开，
根据卡萨宁：《20
年代的中国》，第291—292 页，布廖赫尔将军在8 月11 日离开。亨利·弗朗西斯·米塞
尔维茨：《龙在
活动：中国国民党革命概述，1927—1929 年》；和文森特·希恩：《个人史》，第240—
241 页，两书都
有对鲍罗廷的采访。希恩详细地叙述了鲍罗廷夫人的逃亡，他大约在这次逃亡中发挥了作
用（第255—258
页），前引卡萨宁著作第295—296 页补充了希恩的报道。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传送了7 月5、11、13 日
汉口和南京的情报；
乔治·索科尔斯基论国民党，载《中华年鉴，1928 年》，第1371 页，里面有私下会谈的
报道，材料可能
是宋子文供给的。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02 页；以及《从容共到清党》，第736—740 页。两者
都引了会议记录。
党内领导机构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员然后应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党大
会。①这种表里不一的手法真使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总书记陈独秀受够了，
他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但都被驳回。此时他辞去了总书记之职。中国共产
党7 月13 日的宣言，谴责国民党政府没有保护工商，实际上反而鼓励反动，
它还宣布了谭平山和苏兆征辞职。可是还声明共产党员既不退出国民党，也
不放弃与它合作的计划。鲍罗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山岳胜地休养。此时正好是
他妻子从北京狱中被释放以后。会讲俄语的瞿秋白伴随着他，瞿秋白不久在
他28 岁时将成为党的新总书记。②
两党分离此时已成事实。7 月16 日，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布其限制共
产党员但命令保护他们人身和不损害工农运动的决议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
的7 月13 日宣言出现在招贴和报纸上。这促使政治会议主席团公布它关于斯
大林的危害性的电报的报道，并附有对共产党员一方面退出政府同时又计划
留在国民党内这种做法的谴责。主席团指责说，这等于破坏了国民党的容共
政策。它命令所有双重党员退出这个党或那个党。每一方公布了更严厉的文
件。但是几名左派国民党领导人则对这种分裂表示痛惜。邓演达发表了谴责
声明，并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和国民党农民部领导的职务。他已经失踪，
不久就启程前往俄国。孙逸仙夫人发表声明，谴责其同事已经走上反革命道
路，同时她前往牯岭，后来去上海和俄国。两个声明都强调现在基本的中心
问题——社会革命。它们指责说，武汉搞妥协的领导人已经转而反对社会革
命。①陈友仁也正在准备离开。
反革命这时进入了左派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部队再次占领工
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共产党据点，并且处死了许多不幸的斗士。对共产
党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逃亡或是暴动。有名的共产党党员转入
地下，或是逃到张发奎军队正向那里调动的江西北部。他的部队有许多共产
党的军官。到7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两党合作的政策碰上阶级斗争的礁
石而遭到破坏，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已经在计划进行暴动；这一计划此时得到
了共产国际的鼓励。
鲍罗廷离开汉口，这象征着俄国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
命的第一阶段——这一努力的结束。7 月27 日下午，仍在发烧的鲍罗廷带了
一小批俄国顾问和卫兵、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 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史，1925—1927
年》。艾萨克斯：
《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 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 月28 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
会关于中国目前
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是它把通讯日期注为7 月14 日。
② 宣言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 年7 月21 日），部分英文译文载T.C.武：《国
民党和中国革命的
未来》，第323—333 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
基莫娃大概根据
俄国人的档案，提供了会议的谨慎的报道。《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31 页。李又宁
：《瞿秋白传》，
第221—222 页。7 月13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朴孝范（
音）：《中国共
产党文献集，1927—1930 年》，第21—29 页。
① 上引《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
页。邓演达声明的
节录收于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 月15 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
页提供了邓演达
到7 月18 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第270—27
3 页。根据国民
党文献的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 页；和《从容共到清
党》，第741—743
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朗坐火车前往郑州，火车上载着卡车、重型游览车、大量汽油以及行李，准
备在漫长而路线不定的归国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汉的最重要的官员进行了隆
重的欢送，汪精卫给他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证明信。
这表示中国同志们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作出的杰出成就怀有永恒的感激
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俄国，以讨
论使两国团结的途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仍等待指示，但是汪
精卫公开表示，他相信鲍罗廷能对这件事的复杂性提供详尽的报道。信以“致
革命的敬礼”的致意结束，落款是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①
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祥殷勤的照顾，冯下令沿途对他进行保护；鲍
罗廷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路线的冯玉祥的俄国顾问。在陇海
铁路的终点站，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程作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辆游览
车的给养，往西和往北经过陕西和甘肃到宁夏城，然后穿过戈壁沙漠而至乌
兰巴托，他们于9 月中到达。经过一段长期的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金斯
克，在那里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他在10 月6 日抵达，时年43 岁。②这两个有
着对立的社会哲学的民族主义政党这时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党员走向反
叛，国民党人则在不同的派别中间搞不稳定的妥协。对互称“同志”并为了
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中拯救出来而多年一起工作的政治家、劳工领
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引退了，但绝
大部分的活动家则走这条道路或那条道路。分裂决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国政治
生活的主要发展进程。
① 汪起草的日期为1927 年7 月25 日的信的原件，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② 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根据1927 年10 月7 日《真理报》。鲍
罗廷生于1884 年
7 月9 日。他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工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
年起任英文《莫
斯科新闻》的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 年2 月26 日至6 月29 日期间采访过他10 次
，据他的《人和
政治：一份自传》第138 页的材料。在《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第632—679 页的一
章中，费希尔间
接地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 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
子一起被捕，被
送往拘禁营地，在1951 年约67 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 年9 月3 日和1964
年7 月1 日。到
最近时期，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已有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学术著作。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7 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和在布廖赫
尔将军及其几个参谋人员的建议下，中共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的计划展开
了争论。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取控制张发奎第2 前线军团中的一些成
员，这个军团已调到江西省北部，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
工人员。反叛的细节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并于7 月26 日，经
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
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罗明纳兹、布廖赫尔与其他几
名俄国人一起参加。密谋者希望能够说服张发奎参加，并带领他的部队回广
东；但如果不能说服，那么共产党党员将策划一场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去
接管部队。莫斯科已得到通知，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报告了电报
指示的内容，即俄国人不参加起义；他还说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将军在前一
天进行讨论的布廖赫尔预言，如果张参加起义，将有3 万士兵，这足以一路
打到广东东部，到那时共产党党员能够把张排挤掉；但如果共产党人在南昌
分化他的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 至8000 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提
出警告，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派张国焘当
夜去南昌，把共产国际的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①
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师是谭平山、邓中夏、郓代英、李立三、彭湃、叶
挺和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行动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8 月1 日定
为红军的建军日，以示庆祝。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
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
的戎马生涯。②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当张国焘前来，试图制止这
个行动时，它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24 师师长叶挺将军准
备接管第11 军，而第20 军军长、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采取行动，
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
将领和权贵人物一起开会的张发奎。③
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地取得胜利。叶挺、贺龙两位将军的士兵于破晓前在
① 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
群和张国焘——
在战败后不久的1927 年10 初到11 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10 月30 日和11 月
30 日的中国共产
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
季刊》，18（1964
年4—6月），第3—54 页。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4—552 页的精采论述的
依据，也是这些
文件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战斗序列表。萧祚良的《从南昌到汕头》，
载他的《1927 年
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
录整理而成的有
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72—677 页和2，第3—55 页，部分地
根据他当时的
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导。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0—123 页；和雅
克·吉勒马兹：
《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第150—156 页。
②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1066 页列出了40 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
人。朱德给艾格
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200—209 页。
③ 汪精卫在8 月5 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
告给这次会议、
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卫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据国民党档案
馆所藏的会议记
录，转载于《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85—488 页。
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他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的师
的骨干。密谋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的金库中得到巨额
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周密地制订出来。领导集团
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行动，他们宣布了一个31 人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
会，提名诸如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张发
奎及其两名被取代的军长这些不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和17 名共产党员为委
员。出席的仅有的几名“主席团”成员是谭平山、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
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除
外，据报道，两人在征途中入了党。①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
称它有合法性，但是后来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
态度和理财方法等问题上没有一贯的政策；他们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
东省的东江区的问题，以及就进军的路线发生了争论。
军队在灼热的4 日开始进军，沿途损失了很多装备。由于开小差、痢疾
和战斗伤亡，部队的力量削弱了。蔡廷锴将军带了他的第10 师逃到浙江，只
留下第11 军的第24 和第25 两个师。在瑞金和会昌附近的战斗中遭到严重的
伤亡后，进军者把伤员留在福建西部汀州的一所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②
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在多山的江西东部和福建几乎没有农民运动。
经过一个多月行军到达福建-广东边境地带后，行进的部队短暂地控制了潮州
和汕头（9 月24—30 日），但不能获得群众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香港的
罢工和抵制运动在那里曾经非常活跃。到9 月底，已被击溃的部队已完全失
败。第24 师和第20 军的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
在那里仍有力量；但在那里，贺龙的几个师的师长倒向敌人一边。许多共产
党的领导人于是乘小船逃往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去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25
师残部和朱德率领的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朱德率领他们
的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600 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1928
年春季在湖南南部与毛泽东会师。①
南昌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
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南征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
逃过了清洗。他们正在秘密地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
义——一般地说，当必须交租时，农村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8 月7 日召集当时还在的党中央委员
开会，以改组领导结构，同时批判了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的而不
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策路线。约22 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
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会；其中15 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
不足总数的一半。他们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
前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秘密。①8 月7 日的会议
①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31 页。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05 页。在回忆1937 年的这件事时，朱德似乎仍有深
刻印象，他说，“在
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①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247 页。
① 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慎审的研究《瞿秋白传》，第232—248 页。李博士确定了14 名
会议参加者，并
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
征和蔡和森；候
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它指责过去
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了党的创始人陈独
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将设法推翻武汉和南京的两个
政权，将在客观情况许可的省组织起义，期待在将来成立苏维埃。起义将在
“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下进行。②
原来的计划号召秋收季节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进行农村起义，但
大部分江西的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向南方进军而离开，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
另一次起义。新的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党委的书记坐镇广
东。他们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个省发动广泛
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
长沙以东的湖南省地区。密谋者命毛泽东负责湖南的行动，与省委书记彭公
达一起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与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
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爆发起义的日期为
9 月10 日。①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
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作精心准备，一旦发动，
决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虽然现存的部队和股匪如果改
弦更张而为革命事业服务，能够用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
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
些应该是唤起农村群众的口号。杀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将促使农民投入广泛
的农村起义和夺取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逃亡的政治
局的理论。要加以贯彻就更困难了。
在湖北南部，起义在9 月8 日晚过早地开始，同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抢劫，
特别委员会还夺取了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
补委员4 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
的回忆，提出了
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
46 页。王健民：
《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3 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3 页，都肯定
会议地点在汉口。
② 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 年8 月23 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
健民：《中国共产
党史稿》，1，第504—528 页，和《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45—484 页（两者都避
讳而去掉了蒋介
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在朴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
》中有英文译文；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102—123 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
的摘要。在这次
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
期和他领导的时
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
，5.1（1971 年秋），
第4—72 页。
① 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4—7期和11 期，8 月30 日，9 月12、20 和30 日，
10 月30 日（1927
年11 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
文：第9 号（第
59—66 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12—18 号（第87—113 页），关于湖南
的文件；第30—
32 号（第201—215 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23 号（第133—145 页），起义后的文件
。计划决议案的
摘要及其他内容戴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3—560 页。这个决议和1927 年
11 月14 日的《政
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462—467 页有译
文。广泛详尽的
《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11 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
听、石川忠雄和
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 年。第二手整理
的学术著作有小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 年10—12 月），第37—
87 页，附地图；
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80 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
第249—260 页。
划最后攻打两座防守严密的有城墙的县城时，他们后退了，因为他们缺乏军
事才能，不能以他们的武器很差和从未受过训练的农民军攻占这两座县城。
中央已经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这是一场农民运
动。因此，委员会被迫于9 月12 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革命政府。不久，
他们开始转到一个市镇——新店——期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一支有38
支枪的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个县城。如果证明不可能做到，
他们就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湖南东部的起义连接起来。
对委员会来说不幸的是，已经与他们在谈判并且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的首
领背叛了他们。他解除了他们小部队的武装，虽然让委员会的委员逃走。这
样，经过不到10 天的分散的骚乱和杀戮，湖北南部的起义归于失败。①
毛泽东承担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成功，但也以失败告终。
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他意识到，
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事部队，起义不可能继续，而不论军队是不是所谓的
辅助部队。他还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而且他不顾中央的意
见，把他的努力限制在长沙附近的湘江几县。他还希望在共产党而不是国民
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同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和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央严厉
地批评毛泽东，并派一名俄国顾问到长沙协助他指导工作；从这位马克夫同
志的报告，我们才得到了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某些有用的情况。①
到9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部队。第一支是
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组成的未满员的团，它错过了南昌起义，因士兵开小差
而减弱了力量。它的正副指挥官是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
边境的修水。第二支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夏斗寅部队的逃兵组成。带兵的
是一个土匪，曾与所谓的第1 团发生冲突而被赶出修水。第三支部队称平江
浏阳自卫队，它的一部分是5 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的
民团和土匪。一名国民党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指挥这支部队，它驻于
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醴陵自卫军，由安源的失业矿工——一个共
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集体——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
在150 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两个互相敌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1 军第1 师，并授予它们党旗。②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前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
城正东面的浏阳。9 月11 日或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的预备性骚乱是为了转
移对这些有城墙的市镇的进攻的注意，而游击队应当袭扰出来镇压进攻者的
部队。应当在北面和南面切断通向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
有部队将在15 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将在城内发动群众起义来响应进攻。但
是在5 月21 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大为减少
——全省从约20000 人减少到5000 人，在长沙只有约1000 名共产党员。此
① 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51—57 页；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
62—67 页。
① 关于毛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的讨论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论1927 年毛泽东“异端
”的性质》，载《中
国季刊》，18（1964 年4—6月），第55—66 页，讨论根据当时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
件。霍夫海因茨：
《秋收起义》，第61—66 页，和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46—53 页也讨
论了分歧。
② 这里的叙述根据前面所引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著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
0 世纪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第120—125 页）对毛的作用的令人注意的推想。它们都根据《中央通讯》的文
件，但细节颇不
相同。
外，进攻部队的武器比较少。
安源的第4 团按时间表在9 月10 日开始进军。它不能攻占萍乡，就在
12 日转而攻下了位于通往长沙的铁路边的醴陵县县城。它在县城守了一天
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了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60 多条枪的共产
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13 日竟能占领离长沙只有50 公里的株州，使省城惊慌
失措。根据马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名以刀枪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了冲
突，夺得了许多枪支。但是在更远的北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火并
起来，第1 团的残部在15 日退到了江西省的山区。面临这一灾难，湖南省委
取消了预定在那一天举行的长沙起义。第3 团由于其北面被出卖而丧失了右
翼；就在第4 团于16 日晚设法夺取浏阳城之前，放弃了对它的进攻。第二天，
共产党几个团中最精锐的团被包围，几乎全部被消灭，主要是农民部队的第
3 团也落了同样的下场。马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
未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移动时差一点遭难。他被民团俘获，如果不
是成功地逃脱和躲藏起来，多半会被枪毙。不清楚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日子和
毛泽东当了多长时间的俘虏，但他逃脱后，徒步前往第3 团残部集结的一个
山区市镇，在那里命第1 团的残部集结。克服了反对意见，毛泽东说服已被
击溃的士兵、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偏僻山区，
这就是著名的土匪筑垒地区井冈山。①他在那里开始了他通向取得权力的长征
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他被清除出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因谴
责湖南的失败而给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处分。
广东是命令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个地区，在彭湃一度能够掀起一个强大
的运动的东南沿海的海丰和陆丰两个县，存在装备很差的农民部队，在对4
月中李济深的反共打击的反应中，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马在5 月1 日已经成
功地夺取了海丰，处死了没有逃走的官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支部队在10
天后被赶走，但是起义部队在内地不时进行袭击，农民在可能的地方公然反
抗地主。8 月22 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正在靠近这一消息
的鼓舞下，计划在他们来到时举行一次起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能够在9
月8 日夺取陆丰城，在17 日夺取海丰城。经过一段时期的掠夺和杀戮后，他
们又撤出这两座城，在一个准备好的山区根据地重新集结，当叶、贺的军队
接近汕头时，农民军短期地占领了其他两个县城潮阳和揭阳，但是地方部队
和即将到来的部队之间很少配合。农民军得到叶挺一个营的援助，为夺取普
宁而打了一仗，但营长，一名共产党员，不准农民部队进城，因为担心他们
会大肆杀戮。随着9 月底汕头的战败，共产党在广东东部建立一个工农政府
的希望暂时破灭。①
统一国民党领导的企图
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武汉后，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派别立刻进行了和解谈
判。上海一派由一批有威望的革命老党员组成，他们因反对孙逸仙倒向俄国
和在国民党内容纳共产党人而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中的几个人（但不是全部）
于1925 年11 月曾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强烈谴责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渗透，
① 1936 年，毛泽东生动地向斯诺谈了他逃脱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成了不朽之说。
①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239—248 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
个苏维埃政府》，
2，《中国季刊》，9（1962 年1—3月），第165—170 页；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
21、36 和43 页。
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指责汪精卫。这个持反对意见的集团坚持上海的
老国民党执行部是党的真正中心，甚至在1926 年3 月独自举行了国民党第二
次代表大会。一批上海领导人在1927 年春季的反共行动中，与蒋介石及其南
昌来的支持者合作，并于4 月份协助组织南京政府，但是这个集团仍保留上
海的中央党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被广州领导集团“开除”出国民党之事
怀恨在心，而有的人此时正在领导南京的一派。到7 月后期，武汉集团已与
中国共产党决裂，并且它的最直言不讳的激进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
—党员已经离去。不过和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武汉集团在1927 年3
月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试图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而在汪精卫回
国后，武汉和南京两派已经无所顾忌地互相公开攻击。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是
真正的党的权力中心。
到8 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受军事挫折，而武汉集团声称为它所有的领
土中又有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这些情况推动了谈判。由于派部队对付武汉，
南京已经削弱它的北线，从而导致北方军事联盟的恢复。张宗昌在7 月25
日夺回徐州，而孙传芳则向他在长江三角洲的老根据地挺进。在7 月中下旬，
冯玉祥打电报给南京和武汉，敦促和解，但双方都不信任他，它们自己在8
月初互相发电和互派使者。①
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
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总司令由于专横跋扈，
似乎有许多政敌，而且他似乎是和解的一个障碍。这时，蒋介石的后备军在
北线，而且尽管在上海勒索性地筹款，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存在种种困难，
这些情况降低了他的威信。在8 月12 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
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
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张静江、胡汉民、蔡
元培、吴稚晖随即赴沪，试图劝阻他。蒋的引退声明在8 月13 日发表，它强
调了他为党服务的唯一愿望；如果他的引退会促进团结，他乐于这样做。他
回顾了党的历史、孙逸仙联俄和容共的决定，并为他在共产党员因在国民党
内部搞阴谋而被清除时所起的作用辩解。他敦促他的同志们同到南京，完成
北伐。①
蒋介石离开后，双方使者在庐山讨论和解的条件，并决定9 月15 日应在
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解决分歧。但在召开会议前，
南京本身有被重振旗鼓的孙传芳部队占领的危险，孙的部队已经在城东15
英里处成功地渡过长江，并且已经切断了通向上海的铁路线。这发生在8 月
26 日，这时李宗仁的原第7 军和何应钦的原第1 军的一些部队据守此城，虽
然这两名指挥官不和。此外，唐生智已派两个军在何键和刘兴率领下向南京
逼近，以配合孙传芳的挺进。在这个紧急关头，李、何两位将军捐弃前嫌，
在白崇禧和其他部队的援助下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国民党人在到8 月31
① 李云汉教授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在他的《从容共到清党》，第756—812 页探讨了
统一的复杂过程。
关于南京和汉口从8 月8 日至9 月20 日交换的电报，见《革命文献》，17，第3104—310
9 页。
① 对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释。他的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5，第2
567—2573 页和《中
华年鉴，1928 年》，第1380—1385 页。关于蒋介石代理人勒索性的筹款，见小帕克斯·
M.科布尔：《国
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载《中国季刊》，77（1979 年3 月），第1—
24 页。又见科布
尔博士同一论题的著作。
日结束的六天的拉锯战中，最后打败了北方的来犯者。约30000 名孙传芳部
队的退路被国民党海军切断而成了俘虏，国民党军缴获了大批武器。龙潭之
战是整个战役中几个关键硬仗之一。它拯救了南京和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使
重组国民党政府成为可能。①第1 军然后把孙传芳溃不成军的残部沿津浦线往
北赶回徐州。
代表武汉集团的谭延闿和孙科，为了进行党的统一的初步讨论，已经前
往南京；同时，在9 月初期，随着南京得救，汪精卫和武汉的其他大部分领
导人随之前往，与不久前的对手谈判。唐生智虽然已在安庆监督武汉的东征，
却拒绝去南京。在9 月5 日至12 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谈判中，三派制订了一个
使各方都有“面子”的巧妙的妥协方案。它们将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来
处理党务，重新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准备在1928 年1 月召开第三次
党代表大会。那时大会将使党采取新的路线。甚至对选举大会代表的方法也
作了规定。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代替两个对立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成委员会时，各派提名6 名代表和3 名候补代表，
然后这个集团选举14 名最有威望的政军人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
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
深、何应钦和白崇禧。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有32 名委员和9 名候补委员，
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包括了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共产党员当然没有列入，但是
宋庆龄、陈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都被删去了。②
但是汪精卫在9 月13 日辞职，带了几名亲密的支持者离开南京前往九
江。他对其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的建议被一些人所否决表示不
满，这些人否认以前3 月份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合法性。汪精卫
公开认为特别委员会不合法。按照中国通常的做法，他发表了拘泥虚礼的辞
职声明，表示对他过去错误的检讨。①其他领导人9 月15 日在南京顺利地按
照商定的步骤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他们还发出电报，拒绝汪精卫辞职，要
求胡汉民、吴稚晖和蒋介石重新履行他们的职责。中央特别委员会然后选出
新的政府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和谭延闿为它的常务
委员。②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未到任。
妥协性和解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个阻碍。新的委员会因不合党章而容易遭
到反对，几名原南京和上海的领导没有被安抚，蒋介石仍缺席，汪精卫公开
反对它。10 月初期，新的南京集团派代表团试图劝说汪精卫，到10 日，新
的妥协似乎已经达成。第二天，南京的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和程潜通电
建议11 月1 日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汪精卫及其军事支柱唐
生智来说，甚至这个让步显然也不够，唐生智要求担任总司令以取代蒋介石。
21 日，名存实亡的武汉政治会议发表了宣言，声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之
前，它在它所辖的区域是党、军、政事务的唯一权威，唐生智则通电谴责南
京，并宣布了推翻那里的篡权者的计划。汪精卫秘密取道上海前往广州，在
① 《北伐战史》，3，第851—916 页；《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94—105 页；
乔丹：《北伐》，
第138—141 页。在采访中，李、白两位将军回忆龙潭之战，认为它对北伐的胜利是至关重
要的。
② 姓名和细节，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66—769 页。又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268—269
页。
① 汪的辞职电报载《革命文献》，17，第3105—3106 页，以及《中华年鉴，1928 年》，
第1391 页。
② 关于名单，见《中华年鉴，1928 年》，第1390—1397 页。
10 月29 日到达这个老革命根据地。③
唐生智的挑战可能是对南京政府10 月20 日对他进行讨伐的命令的反
应。他与孙传芳和张作霖的所谓的阴谋据说已在龙潭之战后被发现。对他的
征讨将由他的湖南老对手程潜指挥，但程率领的军队还包括李宗仁和朱培德
的部队、一支小舰队和几架飞机。看来唐生智有许多敌人，因为冯玉祥从北
面，李济深从南面威胁他，而谭延闿的战地司令鲁涤平派他的部队沿江从西
面而下。李宗仁的部队一步步地迫使长江北岸何键的部队向湖北后撤，同时
南岸程潜的部队则把刘兴的士兵赶向江西，而在那里这些士兵将遇到朱培德
的部队。到11 月初，南京的海军已占领了通向武汉三镇的入口，而鲁涤平正
向岳州逼近，危及唐生智往湖南的退路。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
周斓和李品仙决定退回他们在湖南的老根据地，以便自己照顾自己。11 月12
日，唐生智宣布退隐，暗中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避难。①北伐的军事联
盟开始分崩离析。
汪精卫回广州成立一个党部，以与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抗衡。陈公博、
顾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数的几名左派中央委员参加他
的阵营，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依然是张发奎。南昌起义后，张将军把他的
残部——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教导团——调到韶关，该地靠近广
东北部边境，在通向广州的铁路线的一端，而张本人应李济深的邀请，通过
海路于9 月27 日回到广州。当他的部队到达韶关时，他下令要它们来广州；
它们在广州可能比李济深所辖的部队更强大，因为李的部队分散在三角洲的
市镇，而且他已派几个团到汕头地区去阻止贺龙、叶挺的侵犯。经过那次胜
利的战役后，李将军开始调回他的部队，这样，汪精卫10 月29 日抵达广州
时，两位将军的军事实力似乎大致相当。李济深对汪精卫的支持只是表面的，
因为他和支持南京特别委员会及其政府的桂系的黄绍竑关系密切。但是，对
唐生智的征讨已经削弱了桂系对南京的控制，而特别委员会本身也处于困境
之中。①
汪精卫到达广州后，立刻发出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
议的号召，邀请南京和上海的委员参加。李济深拒绝参加发出这一号召。随
之而来的又是与南京领导人的几次电报谈判，因为他们以前同意在11 月1
日开始举行全会，但是在南京举行。全会没有召开，但那一天汪精卫在广州
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已在李济深反共政权下受到严厉镇压的广州市左派
劳工运动，在张发奎和汪精卫回来后显出了生机。几千名手执红旗的工人游
行到汪家，要求他释放已被拘禁的劳工领袖，但是警察把他们驱散了。恢复
反英抵制行动的努力，可能表示了共产党的主动精神，因为共产党员曾经控
制过老的罢工委员会。汪精卫的政治分会和省政府作出了分发给每人现金以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775—777 页，以及《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2
，第31—32 页。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3 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80—782 页，部分地根据《革命文献》，17，第2996—3064 页
陈训正关于反唐
战役的报道和文件。乔丹：《北伐》，第145 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
，2，第36—37
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9—273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77 页说汪在
10 月28 日抵达广
州。
遣散留在广州的香港罢工者的安排。②汪精卫一派显然对劳工骚动并不热心。
事实证明，汪精卫在广州的逗留只是短暂的，因为11 月初期蒋介石带着蒋汪
联合反对南京的建议重返政治舞台。
蒋将军在9 月28 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了进行其他活动，他赢得孙逸仙
夫人宋庆龄的同意，让他同她的妹妹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逸仙的遗
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亲关系。③他在11 月5 日还私下会见了日
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男爵称赞蒋介石及时引退，但告诉他，只有他能够拯
救中国革命。他建议蒋介石巩固长江以南国民党的地位，而不要卷入北方的
军阀政治。首相说，只要国际条件容许和日本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将
在蒋介石的反共努力中援助他。蒋介石的答复是，向北进军是绝对必要的，
并要求日本援助，以便清除日本正在援助张作霖的印象。他说，只有这样，
日本才能保证在华日本国民的安全。①每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和一个警告。
蒋介石安排宋子文前往广州，以实现与汪精卫的和解。宋子文在11 月2
日抵达广州，蒋介石在10 日回到上海，同时他发电邀请汪同他一起讨论，并
同意汪的基本论点，即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应该
在上海进行初步的讨论。谭延闿也代表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致电汪精卫，建议
上海作为为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准备的初步协商的地点。②
当汪精卫和李济深准备到上海参加会议时，李将军要求其同事黄绍竑来
广州接管他的部队，汪精卫同意。如果李支持汪，张发奎同意出国；省库拨
出5 万港币作为旅费——也就是说此款是乐意让张发奎出走的李将军所赠。
张将军把他的部队交给他信任的同事黄琪翔将军指挥，在14 日前往香港，从
那里再与汪精卫和李济深乘船前往上海。
这完全是一个诡计，一个传统的骗局。当汪、李二人在16 日离开香港时，
张发奎“错”过了船班。在17 日破晓前的几个小时，黄琪翔得到薛岳将军和
李福林将军的支持，在广州发动一次政变。他们的部队包围了广州李济深、
黄绍竑各部队的队部和兵营，并解除了士兵的武装。他们打算抓黄绍竑，而
黄预先得到警告，得以逃脱。当政变结束时，张发奎于17 日回广州，与陈公
博及汪精卫的其他支持者成立了一个新的省政府。这次军事政变是以“护党”
的名义发动的。李济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船上无计可施，而汪精卫公开表
示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①
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卫。他的政治地位被这次政变削弱了，虽然它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10 月14 日、11 月1 日和8 日。又S.伯纳德·托马斯
：《1927 年的中国
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 页。
③ 董显光：《蒋介石》，第100—101 页。结婚日期是在12 月1 日，采用民间和基督教的
仪式。后来蒋介
石皈依基督教。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57—158 页，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4 页。英国外交部405/255，机密，《关于中国的
进一步通讯》，第
13448 号，1927 年10—12 月，第116 号，附件，广州总领事璧约翰致北京蓝普森，1927
年11 月22 日，
描述了前几周广州的政治，包括宋子文的来访。
① 李云汉提供了生动的报道，他引了黄绍竑和李济深对张发奎的尖锐指责：《从容共到清
党》，第790—
794 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 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
》，2，第35—
36 页。总领事璧约翰在前面所引的报道中推测，李济深并非受骗，而是知道自己在广州地
位不稳才去上海，
由黄绍竑来“背包袱”：根据掌握的证据，这似乎不可能。
已加强他的支持者对富饶的广东的控制。上海的几个老党员——胡汉民、吴
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因他背信弃义对他嗤之以鼻，其中有几
个拒绝见他。李石曾谴责这次政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列举政变前的一系列事
件和政变后不久他收到的报告以支持他的指责，而汪精卫当然否认这种指
责。根据汪的说法，政变完全针对不合法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可是，指控—
—未必是事实——在几个星期内对汪精卫非常有害。刚从唐生智手中赢得武
汉的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大为恼火。他们甚至讨论进行一次军事讨伐，在
广州再把李济深扶上台。这样，在上海进行的争取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
的初步协商，就在不协调的气氛中开始。在那些拥护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人和
像汪精卫那样的反对它的人中间，这种不协调特别厉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
间的宿怨一如既往，毫无和解之势。蒋介石因在前三个月中没有与国民党政
治发生关系，就处于进行调停的有利地位。初步的“闲谈”于11 月24 日在
上海法租界他的公馆内开始。②
计划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较正式的“预备会议”于12 月3 日至
10 日在蒋公馆举行，中执委和中监委的80 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约35 名成
员参加，但是各派别之间的争论与以往一样激烈。12 月2 日，即会议召开的
前一天，南京政府因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的政变而下令对他们进
行军事讨伐，由于南京政府是有问题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物，斗争更被它
的命令所激化。互相进行指责和施加弹劾的威胁，由于这个或那个集团拒不
参加核心会议，只能举行四次会议。最后，在10 月10 日，在蒋介石发表了
妥协和团结的呼吁以后，汪精卫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要求蒋介石恢复其总
司令之职。为了党的团结，他还明确表示他有意退隐。汪精卫的动议被一致
通过。的确出现了一个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及其他将领通电要求蒋介石
复职的运动——这个运动多半是蒋介石自己策划的。虽然蒋将军没有立刻表
示他的决定，预备会还是表决通过要求他负责召开应在1 月1 日至15 日举行
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应在全会上解决。总之，
国民党领导集团被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以致准备会议只能解决一些例行的事
务。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大为提高，现在，他可以施加强大的、即使不
是决定性的影响，以决定哪些中执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以参加即将召开的、
被认为能把党重新团结起来的全会。①
准备会议刚休会，上海就立刻得知广州一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的搞乱人
心的消息，这次起义始于12 月11 日的黎明。在一开始，起义显然成功地控
制了该城的一部分，其特点是掠夺、放火和处死了许多人。张发奎的大部分
部队离城与黄绍竑交战，或者驻扎在东江区，但是他下令把他们调回。到第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92—794 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276 页。
关于有关的文件，
见《革命文献》，17，第3113—3122 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6—278 页；《中华年鉴，1928 年》，第1400 页
；英国外交部405/256，
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 年1—3月，第154 号，附件。上海总领
事巴尔敦致北京
蓝普森，1927 年12 月11 日，这是一份关于准备会议的消息灵通的报告。巴尔敦爵士列举
了35 名参加会
议的人，胡汉民因未参加而最惹人注目。巴尔敦举出以下数人为反对汪精卫一派的“南京
死硬派”：谭延
闿、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李济深、伍朝枢和吴铁城，一个很有趣的结合。关于蒋介
石对会议参加者
的呼吁，见《革命文献》，16，第2875—2879 页。关于讨伐张、黄的命令，见《革命文献
》，17，第3122—3124
页。
三天，回来的部队足以使张将军在李福林的帮助下把叛乱镇压——残酷地镇
压——下去。广州的破坏是严重的。汪精卫的政治地位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
为了安全，他先住进了医院，然后在12 月17 日乘船第二次流亡法国。在几
年内，他一派的其他领导成员干脆受到排斥，不再参加高级的国民党工作。①
广州公社
灾难性的广州起义，是一小批大胆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执行上海新的临时
政治局的总指示而策划的，它标志着共产党长期夺权斗争的低潮。在长达20
年的时期中，这是最后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城市起义，也是1927 年7
月共产国际命令执行的起义政策的无容置疑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这
次灾难说成英勇的行动，强调参加者的英雄主义，公开宣称起义是一个象征
性的胜利，但是它本身仍是一个重大的失算，是共产国际力图指导另一国家
的革命的又一次失败。失败和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给广州激进的劳工运动
一个可怕的打击，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产生了有害影响。头两天关于广州杀人、
放火和抢劫的报道，以及假定的俄国人的参与，使中国的舆论转而反对共产
党和苏俄。国民党政府与俄国断绝关系，国民党停止了它与共产国际的支离
破碎的“联合”。由于有许多报道性和分析性的记载，我们这里只对事实作
一概述。①
共产党临时政治局于11 月10 日和11 日在上海举行了扩大会议，以评估
最近的失败和制订重建党的计划。为了“在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斗争道路
上起步”，它为革命制订了总的战略，②然后与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太雷一起为
发动一次广东起义订出计划。黄琪翔11 月17 日在广州对黄绍竑的政变的消
息传来，张发奎和李济深两军之间很快发生冲突似乎有了可能。为了利用这
个机会，政治局在11 月18 日发布了11 点纲领，指示广东的共产党员在农村
① 汪精卫的自辩书和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7，第3134—3145 页。
① 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都描述了广州起义，起义在全世界的报纸上都有详细报道。以下是
观察者的报道：J.
卡尔文·休斯顿：《1927 年12 月11—13 日中国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致美国驻北
京公使马克谟第
699 号快信，1927 年12 月30 日，藏于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加州，J.卡尔文·休斯顿藏
件，第2 袋第2
部分第5 夹第20 件。（第12 件是1927 年12 月11 日的中文传单原件，它宣布成立苏维埃
和一份官员名单。）
总领事休斯顿电报报告的要点可见于《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2，第39—
40 页；美国国立
档案馆有它们的缩微胶卷。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
83，第71 号，附
件1，1927 年12 月15 日广州詹姆斯·布雷南致北京蓝普森，记事；附件3，12 月11 日广
州散发的传单英
文译文；同上，第80 号，附件4，香港总督金文泰致伦敦殖民大臣，12 月15 日，记事；
附件5，12 月11
日《红旗》的英文译文，宣布广州苏维埃成立和官员名单。英国外交部371/13199 中有许
多金文泰总督发
出的快信，提供了12 月至1928 年2 月广州和广东形势的情报。斯威舍伯爵在起义进行时
至粉碎后在广州，
他提供了目击者的生动报道，报道载肯尼思·W.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斯威舍伯爵文
集，1925—1928
年》，第89—125 页收了文件的译文和景象可怕的照片。《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5
10—565 页转载
了12 月13—15 日中文报纸的报道，以及一份有价值的文件，1928 年1 月3 日中共政治局
决议《广州起义
的意义和教训》。广泛使用回顾性文献的有学术性和详尽注释的著作有：S.伯纳德·托马
斯：《中国革命
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34—15
6 页；和《从容
共到清党》，第794—799 页。
② 计划以11 月18 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形式出现，载《中央通信》，13（1927 年11
月30 日），第1—6
页。
发动农民起义，在县城发动工人起义，在广州发动政治总罢工和兵变。①11
月26 日，广东省委决定起义，并任命以张太雷为主席、叶挺为总司令的五人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制订了政治纲领，开始作军事准备，为苏维埃挑选
官员，动员残存的红色工会的工人，在部队中秘密征募士兵，试图与附近的
农民运动建立联系。12 月7 日，广东省委在广州秘密召开名为“工农兵代表
大会”的会议，会议通过了由15 名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其中9 名被列为工人，
各有3 名被列为农民和士兵，虽然省委后来承认；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会议
选定12 月13 日为广州起义的日期。②
到那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有相当多的资源。张发奎从武汉带来的军官教
导团，其人员在武汉已受恽代英的影响，它有一些共产党军官，而叶剑英就
是副团长。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赤卫队，它由约500 名省港大罢工组织的前罢
工纠察队队员和约1500 名仍受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工人组成。在黄埔军校的
学生中也有几名共产党员。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武器。在12 月初期，广州的守
军不多，因为张发奎已把他的大部分部队调出城外去阻击黄绍竑和李济深的
部队，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守卫各指挥部和兵工厂。李福林仍控制河南岛，但
只带一支小卫队，因为他的大部分部队都在江门。广州有一支有战斗力和装
备精良的警察部队。一个无形的因素是第4 军军长黄琪翔将军的左倾情绪，
他已经深受邓演达的影响。与共产党党员接近的廖尚果领导第4 军的政治
部，黄将军也知道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从香港溜进广州；他甚至把恽代英留在
他东山的家中。
共产党在广州活动的消息以及第4 军政治部刊物上出现的激进文章显然
使上海的汪精卫大吃一惊，因为在12 月9 日和10 日他致电陈公博和张发奎，
指示他们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他们应派部队包围和搜查苏联领事馆，
汪精卫指责那里是计划中的起义的总部；他们还应驱逐苏联的领事。黄琪翔
应该暂时引退，同时应该清洗共产党员。①
12 月9 日，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的贮藏地。这件事，再加上张发奎计划
解除教导团武装的消息，促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提前。他们匆忙
地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至广州。不利的是，他只是在暴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才
来到进行指挥。此外，提前两天的做法也许使几支已经征募的农民部队不可
能到达广州城。据报道，只有500 人从近郊前来参加起义。
起义者拥有突然性的有利条件。12 月11 日星期日凌晨3 时30 分，工人
赤卫队攻打公安局——警察总部——并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导团学生的增援，
教导团已经叛变，并且抢杀了它的15 名军官，这时它由叶剑英指挥。攻下了
公安局后，攻打者释放了在前两天搜捕时被抓的约700 名犯人。这些人大部
分来自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这时也参加了战斗。到中午，广州城的大部分警
察局已被拿下，几个（但不是全部）战地部队在广州的总部也已被攻占。造
反者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接管了政府机关和国民党省党部。他们夺取了
中央银行，但无法打开储藏银元和钞票的金库。他们还抢劫了其他银行和钱
庄。公安局成了新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夜幕来临时，已经发生了许多单独的
抢劫、放火和枪杀可疑敌人（其中包括约300 名警察）的事件。但是河南岛
① 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22 页。
② 同上书，第23 页。
① 《革命文献》，17，第3124—3125 页。
幸免于难，因为它受到炮艇和李福林的卫队的保护，而且陈公博、张发奎、
黄琪翔和其他忠于国民党的人在星期日清晨就逃到了那里。沙面仍是一个外
国的庇护地，英国的总领事为忠于国民党的人拍发调回西江地区部队的电
报，以帮助他们。①
进攻的上午，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印了几千份传单，
宣告广州苏维埃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并吁请群众支持。《红旗》也印发了
列有新政权官员名单的相似的传单，新政权将以海员工会的受人欢迎的领导
人苏兆征为首，他此时还在外国。他的职务暂由张太雷代理。其他9 人在工
农兵苏维埃中担任其他11 个职务，他们大部分，也可能全部是共产党员。除
苏兆征外，其他4 人也是劳工领袖。②根据警察的估计，虽然约有3000 名工
人参加了战斗和掠夺，但他们只是广州参加工会的工人（估计有29 万人）的
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是被前八个月的镇压吓得不敢动弹，或是已经对共产
党的工会领导十分敌视，以致他们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反对起义。几乎没有
对苏维埃的民间支持。店主们采取了政变时的传统策略：关门以防抢劫。他
们的学徒和店员仍持消极态度。很少武装的士兵参加叛乱，而民众对两次为
显示民众支持而举行的集会敬而远之。③要是在起义前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
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不打算号召罢工，因为共产
党在劳工中的地位太弱了；但后来政治局因为这一错误而加以指责。
第二天，张太雷在战斗中被杀，年29 岁。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缔
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是这两个组织的一个主要人物，特
别是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他是1925 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担
任鲍罗廷的广州办事处的主要秘书，后来是鲍罗廷在武汉时的中文秘书。由
于他的死亡，叶挺将军负起了指挥之职，但叶在此以前有18 个月不在广 州，
对当地情况、党员和支持的来源都不熟悉。他的仓促集结起来的部队很快碰
上了占压倒优势的敌人。
张发奎将军和李福林将军从西江地区召回他们的部队，他们在12 月
12/13 日晚到达河南岛和广州郊外，薛岳师的一个团和莫雄率领的独立团也
同时到达。13 日清晨，炮舰以机枪扫射沿江的马路，为从河南岛渡江登陆的
士兵扫清障碍。其他部队从西、北、东三面逼近。急于算老帐的机器工会工
人的战斗队参加进攻。收复公安局（苏维埃所在地）的战斗持续四个小时。
到黄昏时，一切战斗都已停止。许多参加叛乱的工人和士兵阵亡，其他人躲
藏了起来，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实际上所有叛乱的计划者和领导人都成
功地从这条或那条路逃走了。共产国际驻穗的代理人及协助制订计划和提供
经费的牛曼也溜走了。
两名俄国人在与薛岳部队战斗时被杀，参加防卫工农兵苏维埃总部的其
他两名俄国人被俘。副领事M.哈西斯带着手榴弹乘领事馆车试图到苏维埃总
① 12 月15 日总领事璧约翰报告所言，载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583，第71 号，附
件1，见本小节第
1 条脚注。
② 英文译文同上，附件3，和第80 号，附件5。照片和斯威舍的英文译文，载雷亚编：《
革命中的广州》，
第99—102 页。苏兆征、张太雷、陈郁、彭湃（未在）、杨殷、叶挺和恽代英的传记见克
莱因、克拉克：
《传记辞典》。名单的其他数人是周文雍、黄平、何来和徐光英。
③ 叶挺后来雄辩地描述了广州人对起义的敌视和厌恶；引于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
产主义》，第141—142
页。
部时被捕。搜捕者还俘获藏在领事馆附近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这五人游街后
被枪决。在搜查俄国领事馆时，领事鲍里斯·波克瓦利斯基连同他的妻子以
及几名俄国妇女和儿童一起被捕，但使馆团干预并说服愤怒的当局饶他们一
死。广州的新政权在年底把他们驱逐出境。①据说在领事馆发现的文件说明领
事馆与密谋有牵连。俄国外交部则否认领事馆与起义有任何关系。
三天的战斗、纵火和抢劫使广州受到很大的破坏。战斗结束时到处是尸
体，根据警察后来的报告，46 条街上将近900 座建筑物被烧光。共产党广东
省委在事后几个星期估计，200 多名共产党同志和2000 多名赤卫队和红军被
杀，但是敌人一方死亡不超过100 人。在起义中被杀的人，很可能少于平息
起义后被屠杀的人。行刑队围捕了几千名嫌疑者，在肆意报复中把他们处死。
美国领事馆当时估计，被处决的男女在3000 至4000 人之间，其中许多人是
无辜的，与起义毫不相干，而当局则承认杀了2000 人。后来，共产党史料报
道的损失甚至更大。①
由于苏联领事馆对广州起义所负的责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闭国民
党辖区内所有的俄国领事馆和其他机构，并将其人员驱逐出境。在汉口，驻
军司令胡宗铎下令搜查苏联领事馆及其他一切被认为隐藏有共产党员的机
构。12 月16 日，士兵、警察和便衣警察突袭和搜查领事馆及其他机构，在
法租界和以前的三个租界围捕了200 多名被怀疑的中外人士。士兵们包围了
武昌的武汉大学及其他学校，抓走了数百名学生。随之而来的是处决劳工领
袖和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妇女。12 月17 日，两个有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
立即处死：一个是李汉俊，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但不再是党员；一个是
詹大悲，他是著名的反清革命者、孙逸仙的同事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①
汪精卫成立的政府的大部分成员不体面地离开广州，有的人还在省的金
库中取走了经费。张发奎和黄琪翔形式上对广州起义负责，交出了他们的指
挥权。他们调自己的部队去东江地区，在那里被陈铭枢的部队打败。李济深
的部队在12 月29 日收复广州，他也在1 月初回城。
这样，到了年底，汪精卫一派已经丧失了他的权力基础。汪精卫正在前
往法国的途中，他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都黯然失色。由于八个月的镇压和几
次未遂的起义，中国共产党遭到很大的破坏。20 多名最优秀的领导人和数千
① 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第36—38 页。被杀的人的照片藏于胡佛研究
所，J.卡尔文·休
斯敦藏品，第2 袋，第2 部分，第3 夹，第11 号。收藏品中还有副领事哈西斯的私人文件
。
① 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2 页引了广东省委1928 年1 月1—5日通过
的《广州起义决
议案》；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叛乱》，第28 页；和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
社中的“无产阶
级霸权”》，第27 页引了载于L.P.杰柳辛编：《广州公社》第207 页的1928 年1 月《布
尔什维克》第12
期的材料。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853，第144 号，附件1—6，代理总领事哈罗德·波特，
汉口，1927 年
12 月1 日致北京蓝普森，附1927 年12 月17—21 日《汉口论坛报》关于突然搜查的报道
摘录，它报告有
70O 多名中国涉嫌者和17 名俄国人被捕，提供了20 名被处死人的姓名，其中5 名是女学
生，年龄从20 至
26 岁。李汉俊传记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传记辞典》，詹大悲传记见包华德和霍华德编
：《传记辞典》。
奇怪的是，突然搜查显然未能抓住12 月14 和15 日在汉口参加湖北省党代表大会的39 名
共产党领导人，
萧祚良的《关于1927 年武汉起义的争论》有叙述，载《中国季刊》，33（1968 年1—3月
），第108—122、
133 页。
名党员及追随者被杀。将要花多年的殊死斗争，才能把残破的党重新建立起
来。
最后的冲刺——占领北京和南京成为新首都
重新向北京进军的准备工作
为了在军事上统一中国，此时国民党内最有影响的党员蒋介石必须获得
足够的财力，重新集结广为分散的军队，并努力把党的领导集团重新团结起
来。他说服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长，在广州时期，宋在这一方面已经表现
出非凡的能力；宋子文计划以各种方式增加收入；此时把收入解往政府的只
有江、浙两个省。在1 月7 日就职的那一天，宋宣布每月的收入不足300 万
元，但支出是1100 万元。他希望到3 月份能够把收入增加到1000 万元。①
要重新建立一个战而能胜的军事联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原来英
勇善战的第4 军此时已经大为削弱，它的几名最高将领已经引退；大部分老
第8 军已被赶回湖南，它的军长又在日本；正在湖北建立其权力基地的第7
军，由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他们又与南方的黄绍竑和李济深
有联系。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的鲁军，对蒋介石能够指挥的大杂烩军队来
说仍是难以对付的敌人；但是仍有希望：冯玉祥和山西的首脑阎锡山（他在
去年6 月份已经举起国民党旗帜，但在10 月份与张作霖发生冲突前，与张保
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进军北京时可能进行合作。蒋介石在1 月4 日回到
南京，9 日宣布重新任总司令。他还发出了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
的初步号召。
事情很快就一清二楚：蒋介石及其亲密的支持者打算改造和净化国民
党，并企图重新组织一个领导集体。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宣布，五
个省的省党部在改组前应停止活动，浙江和江苏的党的分部正在改组。蒋介
石从1 月13 日至2 月1 日，把举行拖延已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会议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除了在议事日程和说服几个派系不要提出敏
感问题等方面取得一致外，蒋介石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准许谁参加会？两
年前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13 名
共产党党员当然不得参加这次全会。但是，汪派中许多人对12 月份广州共产
党的大破坏负有罪责，或至少是疏于职守，对他们该怎么办？5 名中央监察
委员会委员提出，汪精卫及其8 名同事应排除在外。但结果，只有汪精卫、
陈公博、顾孟馀和甘乃光不准参加。其他的人可以来。蒋介石的三个反对者
胡汉民、孙科和伍朝枢很容易被说服带着巨额资金出国进行考察，还有其他
几个人可能不希望参加。①
29 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2 月2 日
联席会议的开幕式。在世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7 人，其中约50 人可以到会。
以后，出席会议的人数在30 人上下。②全会有三个主要任务：定出党的政策
的新方向，停止过去的争论，选出新的管理机构。
与会者听取了蒋介石的政策建议：为了代替共产党鼓动的阶级斗争意识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 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804—806 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284 页。
② 包括候补委员，两个委员会有80 人，但3 人已死亡，15 人为共产党党员，8 人已被开
除或出国，3 人是
俄国人。开幕式的名单载《从容共到清党》，第806 页。11 名与会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
式委员（共36
人），10 名为候补委员（共24 人）；5 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共12 人），3 名为候
补委员（共8 人）。
形态，国民党应提倡国内互助和合作精神。一切宣传都要以已故领袖的《建
国方略》为基础，即以受布尔什维克直接影响之前的孙博士的思想为基础；
一切受共产党影响的时期的口号都应停止使用。党的出版物应予严格监督；
禁止反党或反政府的宣传；对外事务的一切公开言行应符合党的政策。国民
党应予净化，办法是在党员重新登记前解散所有省的党的机构，和撤消中央
和省党部内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和青年各部。目前只能有三个部：组
织部、宣传部和党训部。一切群众运动必须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必须清
除群众运动中的共产党影响，农民协会和工会的武装力量应予严厉处理。教
育应强调科学，学生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方面。①这个保守的建议
很快得到全会批准，全会这时清除了内部所有的激进分子和除少数以外的左
派党员。它预示了国民党以后的发展方向。
为了掩盖武汉和南京对立两派之间以前的冲突，全会批准了一个妥协方
案：以前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应予作废，而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反
共运动一部分内容而把一些人开除出党的决定都应宣布无效。但是，将进行
一次彻底的党员重新登记；这次全会特别注意清除两个委员会委员中的共产
党员。它还以彭泽民和邓演达甘为暴乱的同谋为理由，把他们清除出去，同
时还停止了徐谦的中执委委员的权利，和其他两名中监委候补委员的权利。
为了填补缺额，空缺由候补委员依次补上。②
全会考虑和通过了一批议案。国民党政府这时应该更加精心地组织起
来，它下设七个部的行政院、最高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大学院、审计院、
法制局和四个委员会（建设、军事、蒙藏和侨务）。它不完全是孙逸仙设想
的五院制，而是倾向于这个方向，而且它的大部分仍不过是一个计划。必须
在新的中央直接监督下改建国民党。还通过了军事组织的标准制度，批准在
军队中改革政治工作——共产党党员已经深入地渗入这一领域。（蒋介石已
经选定他的密友、反共思想家戴季陶为政治训练部领导。）全会还举行选举，
但不清楚候选人名单的准备过程。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芬和谭延
闿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另外4 个位置留给在国外的领导人。49 人
被任命而进入政府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由谭延闿（任主席）、蔡元培、张
静江、李烈钧和于右任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有73 人，它的常务委员会有
11 人，由蒋介石任主席。这样，几个新的委员会安排了当时有良好名声的所
有国民党人士和军事领导人，但是其常务委员会则预先安排了保守的老资格
党员或有实力的军事指挥官。蒋介石负责军事，而谭延闿似乎被委以监督政
府事务之责。①
随着这些政治安排的完成，蒋介石开始为向北京的最后军事冲击进行各
① 《革命文献》，17，第3138—3152 页详细介绍了丁惟芬、陈果夫和蒋介石的改造国民
党的建议，建议保
存在国民党档案馆。关于简要的报道，见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
通讯》，13612，
1928 年4—6月，第36 号，附件3，上海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8 年2 月16 日。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807 页；驱逐情况见《中国国民党整理党务之统计报告》，中央
执行委员会组织
部，1929 年3 月。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5—286 页；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
国的进一步通讯》，
13612，第36 号，前引附件1 号和2 号（后者列出政府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关于全会在
2 月8 日发表的
公告，见《革命文献》，16，第2887—2896 页；关于其他文件，见《革命文献》，17，前
面的图版和3153—3155
页。
种准备。两个月前，冯玉祥已派一支军队沿陇海铁路进军，何应钦已派第1
路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在12 月16 日在两条铁路交叉的战略城市徐
州会师。2 月9 日，蒋将军率其参谋人员离南京到徐州检阅了部队，然后在2
月16 日前往开封与冯将军会谈，商讨重新进攻之事。冯玉祥的国民军部分地
接受南京政府的资金和某些军事给养。冯玉祥还有几个朋友在南京政府任
职，黄郛任外交部长，孔祥熙任实业部长，薛笃弼任内政部长。汉口也提供
冯玉祥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武器，也许是作为一种礼物，因为广西的将领们在
湖南忙于征战，他们对向北的征战不感兴趣，广州的李济深也是如此。2 月
28 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蒋介石将指挥第1 集团军，冯玉祥指
挥第2 集团军，阎锡山指挥第3 集团军。前第1 路军军长何应钦已被任命为
北伐联军的总参谋长。②
用了约一个月时间才把重新发动的北伐所需要的部队、弹药、给养和资
金集中起来。在纸面上，蒋将军统率的第1 集团军的大军有分属于18 个军的
60 多个师，这18 个军又分归刘峙、陈调元、贺耀组和方振武指挥的四个军
团。第1 军团由原来的第1 军发展而成，由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任军官，
但它还有张发奎和朱培德提供的几个师和军。与往常一样，第1 军团是参战
的几个军团中装备最为精良的一个。①陈调元将军是北方人，原来的安徽省督
办，1927 年3 月倒向国民党一边，从而为进军南京打开了通路；但他仍是一
名旧式军阀。贺耀组将军在北伐的第一阶段已把他的湖南师带到国民革命军
中，并且曾参加夺取九江和南京的战役。他的师已扩大为第14 军，守卫南京
地区。方振武的革命资历可追溯到辛亥革命，他曾与广州的几个反对派政府
有联系。在此以后，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担任过指挥官，1927 年5 月参加
冯玉祥从山西向河南境内的进军。然后他带了他的一支小部队参加国民革命
军。这四个军团、其他几支杂牌军和冯玉祥的第2 集团军的一部分，负责通
过山东进军。这支大杂烩部队与将近两年前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有高度信仰和
经过较好训练的五个军完全不同。①到北京大约有500 英里的距离。
在战役开始以前不久，外交部长黄郛和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就南京事件
的解决办法进行了谈判。谈判是在双方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和南京政府3 月16
日公布了两道命令以后进行的；一道命令是宣布与南京事件有牵连的一批士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8—279、286—287 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
件，1928 年》，2，
第123—125 页。
① 根据《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历史》，1928 年3 月22 至26 日期间，一个委
员会对这一军团作
了一次详细的视察。第10—14 页的图表表明，第1 军的第1、第2 和第22 三个师的师部有
2681 名军官和
30269 名士兵，配备16236 支步枪、502 挺机枪和93 门大炮。也由军部和三个师组成的第
9 军有2810 名军
官和24310 名士兵，配备12436 支步枪、221 挺机枪和77 门大炮。但是贵州的第10 军只
有两个师，有1437
名军官和8263 名士兵，配备2953 支步枪、19 挺机枪和29 门大炮。全部战斗人员有7077
0 人，但只有31625
支步枪，再加上军官使用的1457 支手枪。此外，第1 军和第9 军有5117 名搬运工和673
匹驮马。三个军
的22 名指挥官的平均年龄为33 岁（从24 到43 岁），如果指的是虚岁，则要减一年。
① 《北伐战史》，4，第1170 页一侧的地图显示了朝北京主攻的四个阶段；战斗序列在第
1180 页后面。这
一卷的全部以及以下几部分论述这最后的战役：《革命文献》，18，第3169—3271 页；1
9，第3479—3503
页；20，第3671—3773 页；21，第3925—3970 页。以下几种著作有简要的报道：乔丹：
《北伐》，第151—168
页；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36—239 页；唐纳德·G.吉林：《军阀
：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第108—109 页。
兵和另一些人已被处决，另一道命令是外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必须得到充分
的保护。两个代表互换了商定的照会，照会表示遗憾，作了解释，并在3 月
30 日签署，这离暴力事件和炮击南京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美国而
言，这样就结束了与南京的外交困难，虽然外交承认要晚得多。但对几名中
国官员来说，这个解决办法远不是令人满意的，因为美国一方只表示了遗憾，
说“局势失控，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即海军的炮击〕以保护南京的美国
公民”。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南京事件就是美英炮击南京城。英国公使蓝普
森也访问过南京并与黄郛进行了讨论。但他们未能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
案。②
最后的军事战役
张作霖元帅全面指挥安国军，这是他自己的奉军、孙传芳的残部以及褚
玉璞和张宗昌率领的直隶军和鲁军的不牢固的联盟。奉军负责防守北京以及
通往南方和西面的铁路线；孙传芳和鲁军在东面守卫津浦线。但是直隶的大
部分和山东西部是开阔的平原，难以防守，更难守住骑兵。西侧的阎锡山使
京汉线的防御复杂化了。
冯玉祥的第2 集团军打响了国民革命军的春季战役，打进山东的西南，
并且在西面对奉军进行了一场牵制战。国民党的第1 集团军约在4 月9 日参
加山东的战斗，它沿铁路线推进，并且派一支纵队在沿海附近北上，切断省
城济南通向青岛港口的铁路。张宗昌的部队没有显示出什么斗志，但是孙传
芳试图反攻。他遭到惨败，从而开放了夺取济南的道路，孙良诚将军带领国
民军骑兵于4 月30 日进了济南城。但是在西线，奉军顽强抵抗第2 集团军，
第2 集团军只推进到河南北端离北京仍约有400 英里的彰德（安阳）。4 月
份，奉军还沿京绥铁路和石家庄通往省城太原的铁路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
就在战斗的这个时期，即5 月份的第1 周，正在挺进的国民革命军和已被调
往济南去保护在那里居住的本国国民的日本正规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
流血冲突。
济南事件，1928 年5 月3—11 日
田中政府虽然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运动有好感，但也没有忘记北伐
初期几个阶段发生的南京事件和其他的排外动乱。为了在国民革命军重新挺
进时作好准备，日本的内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如何能最妥善地保护华
北的日本国民一事进行辩论：
有人主张派一支远征军，也有人反对。①蒋介石和外交部长黄郛试图使日本放
②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 年》，2，第323—369 页有漫长的谈判和照会的详
细情况。博格：《美
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380—384 页作了概述。蓝普森的困难在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
》，第644—649
页中有说明。蓝普森和马克谟致外交部长黄郛的措词非常亲切的感谢信，转载于黄的遗孀
沈亦云：《亦云
回忆》，第356—359 页。
① 以下主要根据入江昭的学术性论述，《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93—205 页
，此书广泛利用了
双方的文献资料。中方的报道和其他文件载《革命文献》，19，第3504—3657 页；22，第
4443—4537 页；
23，第4783—4815 页。《中华年鉴，1929—1930 年》，第878—893 页有各方的一些文件
。最初的美国报
告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 年》，2，第136—139 页。英国驻济南代理总领事
发的目击者报告，
载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1928 年4—6 月，第
238、239 号，附
件。
心：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在它控制的地区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但是
在4 月初期，形势趋于明朗，即军事讨伐有可能通过济南向前挺进，尽管田
中男爵在此以前，曾向蒋介石和冯玉祥提出绕过这座有2000 名日本平民居住
的城市的要求，于是日本政府决定行动。到4 月18 日，田中首相被陆军省说
服，并经日本内阁同意，从第6 师调一支有5000 名士兵的远征军前往山东。
公开的声明设法使中国放心，日本无意干涉内战，当不再需要保护日本国民
时，部队将撤走。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抗议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而
公众的反日情绪迅速高涨。可是，国民党人希望避免冲突。国民党和总司令
下了严厉的命令，防止在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出现反日骚乱和敌对行为。
指挥在4 月25 至27 日到达青岛的第6 师的福田彦助将军，自作主张地
命令部队前往济南，约500 名士兵在4 月30 抵达，此时北军已撤离此城。这
支日本小部队立刻在济南城内立桩标出绝大部分日本人居住的地区——人称
日租界——并设立路障，禁止中国人进入。次日孙良诚将军及随后的第1 集
团军的其他部队涌进济南。当蒋介石在5 月2 日来到时，他要求福田将军撤
军，向他保证维持城市的安宁。福田将军同意，当晚日军撤掉路障，似乎准
备离开。向国民党统治的和平过渡似乎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5 月3 日早上发生了双方小部队之间的战斗。战斗的起因和
责任成了双方争论不休的问题。局部事件迅速发展成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
的日中两国士兵之间的全城战斗，尽管蒋将军和福田将军力图制止。双方都
进行了加剧冲突的屠杀。①最后，实行了停战，中方同意除留几千名士兵在城
内维持秩序外，撤出全部部队。蒋介石显然希望避免陷入只会妨碍他向北京
进军的危险冲突之中而不能自拔。
但是，福田将军决心要通过惩罚中国人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他要求
增援，田中首相和内阁在5 月4 日决定从朝鲜和满洲再调派部队。5 月7 日，
日本的将领因援军已到济南，准备采取激烈行动。②当天下午，福田将军把一
份限期12 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中国的代理外交特派员。它要求惩办负有责任
的高级中国军官；在日军面前解除负有责任的中国士兵的武装；撤去济南附
近的两个军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所有中国军队撤到胶济线两侧20 里（约
7 英里）以外。这样侮辱人的要求是任何中国将领所不能同意的。当晚，已
离开济南的蒋介石及其随从参谋讨论了这个新问题；次日上午，蒋将军送去
了只满足其中几项要求的调和性的答复。福田将军坚持，由于他的最后通牒
没有在12 小时内被接受，他被迫采取行动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5 月8 日
下午，日本人在城市及周围地区发起进攻。到11 日，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
留城的中国部队已被制服。城市遭到很大破坏，数千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
再没有什么更能煽起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火焰了。①
济南事件使中国国民党人与日本和解的企图成为泡影，但是政府尽一切
① 英国代理领事阿弗莱克先生报告说，他在5 月5 日被领到日本医院，给看了12 具日本
人尸体，大部分是
已被阉割的男性。英国外交部405/257，前引，第238 号，1928 年5 月7 日的《济南事件
的报道》。在5
月21 日的一份报告中，阿弗莱克先生声称，他认为5 月3 日事件的引起，应归咎于抢劫日
本店铺的中国士
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7—9月，第37 号，
附件。美国副
领事欧内斯特·普赖斯因这一事件的爆发而谴责中国士兵纪律涣散。
② 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责备日本人重启战端。见《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1 页
。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7—208 页，根据日本的记载。
可能防止与其强大邻邦发生进一步的麻烦。国民党政府要求国联进行调查，
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它，但这些要求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以后也屡次出现
这种情况。日本战地将领这一蛮横行动是一系列这类行动的第一次，这些行
动导致三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强占满洲，然后导致中日日益扩大的冲突，最后
导致1945 年日本的最后失败。
谁将占有北京？
1928 年春季，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主要关心的是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
特殊地位。这可以通过与张作霖或国民党人的合作做到。在试图对战斗双方
作出不偏不倚姿态的同时，日本决心阻止把冲突扩大到满洲境内。早在1 月
份田中首相已向蒋介石的驻东京特使张群提出警告，日本不容许国民党部队
在长城以外追击奉军，但作为回报，日本将保证张作霖迅速退到奉天，如果
他被打败的话。到4 月份，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维持满洲的和平，如果可能便
在交战双方之间安排停火，如果必要便使用武力。
为了避免卷入与日本的争吵，蒋介石已经撤回大部分进入济南的部队，
并把他们往西调动，准备渡过黄河后再在北岸集结。在5 月份的第2 个星期，
甚至当日本军队正在济南及其周围打垮中国部队时，国民党的三个集团军开
始了总攻，而安国军则朝北京和天津撤退。阎锡山的部队向石家庄推进，他
们于5 月10 日在那里与追击京汉铁路上的奉军的冯玉祥的一批士兵会师。阎
锡山的其他部队正在收复山西北部，并沿京绥铁路向北京的后门移动。安国
军试图在西面的保定与东面位于山东省北端的德州之间，建立一条较短的战
线，这样可以用直隶军来加强鲁军，而这支褚玉璞带领的直隶军已经得到一
部分奉军的补充。但是东端顶不住冯玉祥的进攻；德州在5 月12 日失守，它
的防守部队朝天津溃退。5 月18 日，蒋介石将军和冯玉祥将军在郑州会面，
计划向天津推进，如果拿下和守住天津，将切断奉军撤回自己根据地时所需
要的铁路线。
此时，奉军准备撤离华北的形势趋于明显。军官们将其家眷及贵重物品
运送回家。京绥铁路上的奉军部队开始撤向张家口，然后再撤至更远的地方。
在从张家口后撤时，桂系参加了战役。担任战地司令的白崇禧将军率军进入
河南，军事委员会指定那个地区由李宗仁任司令的第4 集团军负责。5 月20
日，白将军在郑州会见总司令，接受他的指示。部队是原来唐生智的湘军的
一些士兵。①
天津和北京可能在战争中被占领，日本和西方列强担心它们在有五个单
独租界的天津的国民的安全，还担心北京的使馆区。南京的经验和最近的济
南纠纷，使他们提防不论是胜利的还是战败的不安分的中国军队。根据辛丑
和约，多年来列强已在天津保持几支分队，这些守军最近又已加强，随时可
以调动几千名外国士兵。5 月11 日，指挥天津日军的将领提出，按照中国与
几个强国签订的1902 年的条约，应把中国军队逐出城周围20 里的区域。美
国不是缔约国，在天津也没有租界。它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斯梅特利·巴特
勒制订自己的保护美国人的计划，而其他列强则制订联合防御的计划。
在东京，外务省正在准备将分送给中国交战双方的警告的文本，它提出
① 白将军在1962 年告诉作者，蒋总司令敦促他率军去援助受沉重压力的冯玉祥和阎锡山
。他下面的三名指
挥官是李品仙、廖磊和叶琪。白将军回忆道：“当奉军看到如此大的一支增援军来临时，
它匆忙地撤出关
外。”
日本阻止内战扩大到满洲的决心。5 月17 日，田中首相会见英、美、法、意
四国代表，向他们解释将在次日分送南京和北京两个政府的备忘录的目的。
以下是他的部分谈话：
我们制订的政策是制止在北京发生战斗，这是为了不让动乱扩大到满洲境内。如果
张作霖平静地撤出北京，维持其士兵的军纪，并且他不被南方人追击，我们将容许他进入
满洲；但是如果他在北京战斗，并向山海关撤退，或者撤至我们确定的某个地点，与南方
人边走边打，我们将阻止他和南方军队通过，进入满洲。我相信这个计划将起鼓励张作霖
不经战斗而平静地离开北京的作用。我还认为，如果张作霖现在撤离北京，南方人不会骚
扰他。因此，我期待北京被放弃，平静地转入南方人手中。①
田中男爵指示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去敦促张作霖，要他不失时机地撤至
满洲；上海总领事矢田接到指令，要他通知国民党人，张作霖一旦退回他的
根据地，日本将不准他干预长城以内的事务。田中男爵及其政府就是这样计
划分割中国和保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势力范围。陆军省向满洲、朝鲜和台湾
的指挥官发出了电报指示和日本政策的说明。张作霖等如果秩序井然地返回
满洲，他不会接到退出公共生活的建议，奉军也不是非被解除武装不可，但
是日军将不准南方部队到长城以外。关东军将为执行这个计划作好准备。
芳泽公使在5 月17/18 日晚访问张大帅，交给张一份日本人的备忘录。
他告诉张，北军快要战败，如果张能接受迅速返回满洲的建议，日本政府能
够拯救他和他的军队。但是张作霖拒绝了。根据芳泽的看法，张指望不放弃
北京而得到日本的援助。①
第二天晚上，张大帅派一名副官把芳泽深夜讨论的内容告诉英国公使蓝
普森，并征求蓝普森的意见。他问蓝普森，是否该把北京和外国人留给无政
府主义的部队？蓝普森先生在前一天无疑知道了田中首相向外国外交官员所
作的解释，便建议：张作霖及其幕僚应谨慎地考虑。他提出意见，日本没有
侵略的预谋，而是要保护在满洲的利益。张作霖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
发生冲突。②
日本代表向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转达了反对破坏满洲安宁的类似警
告，很可能还鼓励各方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美国政府将不参加日本的外交
活动。5 月8 日，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电马克谟公使并指示说：“美国
将不与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联合行动，阻止中国人把敌对行动扩大到满
洲，或干涉中国军队有节制的军事行动，美国仅仅是保护其本国公民。”③
这时事态发展得非常迅速。奉军难以守住其保定的阵地，而那个重要据
点以东的防线很不巩固。国民党在北京有尝试谈判倒戈的代理人。张作霖及
其将领们不得不考虑过长地死守掩护京津的直隶东北部的风险，因为担心会
被困在那里。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
① 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济南事件》小节第
3 段脚注所引，
第2 号，附件。这是美国大使馆的尤金·杜曼在会见时所作的节录。又见《关于美国外交
关系的文件，1928
年》，2，第224—225、229 页。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0—211 页，根据日本人的记载。
② 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6 号，附件。蓝普
森致奥斯汀·张
伯伦，北京，1928 年5 月23 日，《与吴进先生的谈话记录》。
③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 年》，2，第226 页，和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
远东新秩序》，
第321 页。
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 月中，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北京政权希望打败和赶走
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在5 月份，冯玉祥的军
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作成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
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①到5 月底，奉军已
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6 月1 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
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
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3 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党政府任命
——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张作霖在6 月1 日召见外交使团，发表了事实上是一篇告别辞的讲话。
他已作出安排，把城市交给以王士珍为首的元老政治家组成的治安维持会来
管理，王士珍曾是袁世凯的亲密同僚，一度担任过总理。城内的治安由北京
有效率的警察和鲍毓麟将军带领的奉军的一个旅负责，他将留在后面直到把
城移交给阎锡山，然后可以不受骚扰地回到奉天。次日，张大帅向中国人民
发出告别电，对他未能胜利地结束反赤的战役表示遗憾，并宣布为了避免进
一步流血，他要返回满洲。他由其大部分内阁成员和高级将领陪同，在6 月
2/3 日夜乘上专列隆重地离京，但他的火车在6 月4 日晨驶近沈阳时被炸弹
炸毁。大帅负伤，在两小时内死去。他被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军官所暗害，这
些人反对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划了这次行动。①
大帅的长子张学良和总参谋长杨宇霆与孙传芳一起，在6 月4 日前往天
津，那里必须坚守到大批奉军已撤往山海关时为止。治安维持会已派使者前
往保定欢迎阎锡山来北京。6 月8 日，第3 集团军的一名指挥官商震将军率
领他的山西士兵进入首都。6 月11 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
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12 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
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
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复韩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
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
强烈抗议。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②
开始全国建设
7 月6 日，四个集团军的指挥将领在庄严的仪式中，聚集在北京城外西
山一座庙宇中已故领袖孙逸仙的灵柩前。他们报告，随着攻占北京和北京政
府垮台，期待已久的北伐已经完成。几天以后，指挥将领及其参谋人员召开
非正式的军事会议，讨论遣散部队问题。何应钦已经报告过，国民革命军这
时约有300 个师，分属84 个军。部队人数多达220 万。（显然这个数字是把
所有有组织的部队都算作国民革命军。）如果付满饷，维持这支大军的正常
支出每月至少6000 万元。总司令部希望把总数减到80 个师，120 万名士兵，
这样只花费全国收入的60％。蒋介石向他的军事同僚提出了一份为即将召开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它建议成立编遣委员会以专门制订遣散计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238 页。英国外交部，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
，13613，第40
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 年6 月8 日，快信。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3—214 页和第324 页脚注52、53。
②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 年》，2，第235—242 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
密，《关于中国
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50 和89 号，蓝普森的报告。
划，固定部队的人数和支出，并把全国分成一定数量的军区。他提议分成12
个军区，每个军区有40000 至50000 万名士兵。①编遣会议定在1929 年1 月
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了全国。
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7 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
了。冯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
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 月
14 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②
国民党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于8 月8 日至14 日在南京召
开，以计划国家的未来。冯玉祥、阎锡山两位将军和杨树庄海军上将作为特
邀贵宾参加。③全会面临几项全国性政策方面的重大事务。最引起争论的问题
是，应该多么快和多么严格地集中政治、财政和军事的大权。由于政治分会
实际上把国民党中国分割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它们是否应予撤消？在主张集
中的人和希望保持地方权力的人之间经过长时间争吵——争吵几乎使会议开
不下去——以后，全会通过决议，肯定中央政治会议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
定，它的决议应通过委员会交给国民政府去执行；政治分会应到年底撤消，
在此期间，它们不得以自己名义颁布命令和任免官员。这样，原来孙逸仙根
据鲍罗廷建议而设立的作为核心委员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独立于和凌驾于
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近设立的政治分会将不再存在。但是，公布的中
央政治会议成员的名单，共有46 人，几乎包括全部中执委和中监委的正式委
员、大部分重要的军界人士和此时回到党内的几名保守的老资格党员。①它很
可能是一个傀儡机构，决定如同以往那样要由一个核心小集团作出。另一个
朝集权化方向发展的姿态，是通过了一个决议：作为指导原则，党中央两个
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应住在首都，不得分散在各地。
怎样才能统一政府的财政？财政部长宋子文已经召开过两个会议，一个
讨论财政，一个讨论经济建设，它们集中了主要的私营银行家、商人和实业
家、各省的财政官员、各军队的代表，以及财政专家。他详细阐述了国家财
政的混乱状况，并向全会呈上这些会议的详细建议。这些建议谈到如何划分
全国和各省的收入来源，取消国内的过境税，恢复关税自主，清理国家债务，
统一币制，促进商业，稳定货币市场，建立政府的中央银行，管理私营的银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 页，1928 年7 月2 日。（胜利的国民革命军在
1928 年7 月的人
数约160 万。）《革命文献》，21，第4067—4071 页有蒋介石的初步遣散计划。同上，第
4067—4085 页
有1928 年7 月算作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师和军（包括许多未参加北伐的部队）及其指挥将领
的名单。英国外
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1928 年10—12 月，第46 号，
附件7，《蒋介
石备忘录摘要》，国民通讯社发，北平，1928 年7 月15 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 页，1928 年7 月6 日；英国外交部405/259，机
密，《关于中国
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9 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 年8 月1 日。
③ 关于第五次全会的一些文件，见《革命文献》，21，第4092—4100 页。关于通过的决
议，见高荫祖：《中
华民国大事记》，第305—307 页。高声称参加会的有24 名正式委员，1 名候补委员，8
名中监委委员和1
名候补委员，以及冯玉祥和杨树庄。
① 除了未参加全会的胡汉民和汪精卫外，原来被排除出第四和第五次全会的汪精卫的两名
追随者陈公博和
顾孟馀被列入名单，孙逸仙夫人和陈友仁也被列入。重要的军人但不是中执委或中监委委
员而被列入中央
政治会议名单中的有阎锡山、冯玉祥、杨树庄、白崇禧和陈铭枢。英国外交部405/259，机
密，《关于中国
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 号，附件3 有根据国民通讯社的一份名单。
行体系，发行公债以提供遣散部队和建设的费用。宋博士坚持，财政统一和
国家预算的采用是必不可少的；除非实行这两件事，否则恢复财政将是空谈。
他的呼吁得到虞洽卿率领的将近100 名上海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代表团的支
持，代表团威胁说，除非实行这些改革，否则不能再从他们那里得到贷款。
他们对蒋介石的代理人的敲诈勒索已经受够了。对宋博士来说，财政统一意
味着统一雇用财政人员和集中管理岁入的收支。他抱怨说，北伐期间根本没
有预算；财政部长只能收集资金，再奉命把资金交给最高军事当局处理。他
坚持说，现在一切都应交给国库，同时一个有实权的预算委员会应决定对政
府所有部门的拨款，没有委员会的批准，不准挪用。他下结论说，“除非实
行健全的国家预算制度，否则恢复财政和建立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能
实现的”。全会认为他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适当的”，于是把它们转给政
府委员会进行仔细的考虑和予以执行；它同意建立预算是绝对必要的，于是
指示政府委员会组织预算委员会。稍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任命一个13
人预算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是有实力的地方军人，但是它规定，所制定的预
算必须由政府委员会批准。①
集权方面的关键问题在军界。只要指挥将领有自己独立的根据地和收入
来源，就没有真正的集权可言。他们可能真正被说服而参加中央，或者他们
可能被中央降伏。似乎没有其他的道路。蒋介石雄辩地公开呼吁，那些有军
权的人应公开宣誓：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决不能采用武力互相火并。国
民革命军今后只用于国防和镇压盗匪；它决不能打内战。他断言，如果坚守
这一原则，有实力的人中间的政治分歧将不会发展成使全国卷入的严重冲
突。①
全会就军事改组问题展开辩论，并且就以下几项基本原则通过了决议：
（1）军事行政和军事命令必须绝对统一；（2）军队必须迅速减少，军事支
出不得超过国家收入的一半；（3）军事教育必须统一集中，所有军事院校必
须由中央政府建立，军队和地方当局不准建立军事院校或类似的机构；（4）
所有遣散的士兵应用作军垦和建设的劳工；（5）为了作好国防的准备，必须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发展海军和空军，加强要塞和海军基地。
这些原则中的最后一条表达了60 年的梦想；其他原则也设法提出了中国
为保护自己不受外患内乱之害而作的长期努力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
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全会把另外两个决议——一个涉及党对政府和军队的控
制，另一个是禁止军事机构干涉群众运动——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和
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指示它们本着党在国内处于最高地位的原则制订详细
措施，并予以贯彻。②
由于军事行动这时被认为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即将开始，全会决定应起
① 关于不断向上海商人勒索资金和宋子文大力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财政制度的情况，见科
布尔：《国民党
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第14—19 页。英国外交部405/209，机密，《关于
中国的进一步通
讯》，13616，第46 号，附件6 有宋子文的建议，第7 号，附件1，上海代理总领事加斯廷
致蓝普森，1928
年9 月4 日。《革命文献》，22，第4336—4339 页有预算委员会的章程和任命的人。他们
是蒋介石、阎锡
山、杨树庄、王伯群、谭延闿、何应钦、冯玉祥、李宗仁、宋子文、于右任、李济深、蔡
元培和蒋作宾。
不能参加会的委员可以派代表。
① 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 号，附件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的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
928 年8 月9 日。
② 同上，附件3。
草、通过和实施临时宪法，政府的五院体制应该实现。它还试图立法解决党
和政府之间冲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下面各级显然比最高一级更为严
重，因为在最高一级，两个领导集团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任何党组织认为同
级政府组织的行动不当，它应将情况上报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即将此事
提请其同级政府组织注意；这个政府组织于是根据法律给有过错的下级组织
以纪律处分。当下级政府组织对同级的党组织不满而要申诉时，其诉讼程序
同上；它应上报，经过横向协商后，有过错的党组织将受到其上级的纪律处
分。①但是这个规定不能解决两个权力机关——如果加上军方，就是三个——
内在的问题，每个权力机关各有自己的等级组织，而且各有独立的指挥系统。
为了清除中国的外国统治势力，国民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给予在华外国
国民特权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许多爱国的中国人的义愤。北京政府尽
全力斗争到最后时刻，企图修改这类条约。7 月7 日，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
廷宣布，已经满期或者即将满期的一切条约将被新条约代替，所有其他条约
将被废除，重新谈判。在过渡时期，所有在华的外国国民及其财产将根据中
国法律予以保护，但是外国人必须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判；
他们必须向中国人纳税和纳常规的关税。外交部按照这个命令（却又没有执
行的实力），正式要求一些外国政府指定谈判的代表。美国公使马克谟遵照
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指示的确与宋子文谈成了新的关税条约，并于7
月25 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接受了中国完全民族自决和两国国民在关
税事务上平等待遇的原则。新条约将在下一年1 月1 日实行，但这还要取决
于“最惠国”的条款，这意味着条约在所有其他政府承认中国在关税方面的
自决权之前不会生效。谈判和签约得到国务卿批准，这似乎是事实上承认南
京政府的一种形式。②此外，在8 月8 日，英国和国民党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
条件类似美国政府的条件。
就是在这种有点得意洋洋的民族主义气氛和情绪下，第五次全会才有了
一份谭延闿和蔡元培准备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备忘录，备忘录号召完全和无条
件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规定1929 年1 月1 日为结束把固定关税强加给中
国的条约的日期，要求无条件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立刻归还外国租界，禁止
在中国驻扎外国军队和停泊外国军舰。谈判新的互惠条约的过程不得超过一
年。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用了15 年才完成。②
全会于8 月15 日结束，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员许多需要它去处理的
建议。然后，南京在形式上和人员上忙于筹建新政府。胡汉民于9 月3 日从
国外回来，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与戴季陶和王宠惠一起起草国民政府的组
织法。他们于10 月3 日完成这项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0 月8 日
颁布。它首先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总原则，这些原则明确指出，国民党通过其
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人民为民主生活进行准备的时期
中行使权力。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在国民政府履行重大国家事务时，将进行指
① 同上。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304 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
400—402 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 号，附件5。
② 董霖：《中国和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和反应》，第249—257 页，有1931 年9
月“沈阳事变”
前条约修改的系统叙述。
导和监督，政治会议可以修改和解释组织法。③
1928 年10 月10 日，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17 周年，重新整顿过的国
民党政府在一片鼓吹声中在南京隆重成立。它的组织结构是孙逸仙设想的，
设立五个独立的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这些院选了五名院长，全是有威望的老资格党
员，他们是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和蔡元培——不过蔡拒绝接受
任命，后来由于右任接受。五个院上面设国务会议，由以上五人及其他12
人组成，这些人中有的有实力，有的有威望，有几人远离南京，他们是：冯
玉祥、孙科、陈果夫、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张学良、林森、
杨树庄和张继，蒋介石任主席，这样，蒋成了政府的最高官员，即主席。几
天以后，政治会议任命了行政院的几个部长。
由国民党政治会议统治的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1928 年中国的前景
从1928 年后期的前景看，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光明的。这是乐观情绪快要
达到狂欢的时候。国民党人已经打倒了腐败的、声名狼藉的北京政府，而代
之以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人士任职的新政府，这些人长期以来关心国
家情况，期待新政府解决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国民党领导人
计划控制政府和订出政府的政策；在训政时期，他们认为应起管理人的作用。
1928 年，他们的党受人民拥护。很少中国人会对它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
怀疑。它有一段受人尊敬的革命历史，并且刚刚证明它自己在动员和引导力
量以完成民众的目标这方面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
俄国与国民党发生紧密关系的四年，已经给国民党留下了列宁主义的烙
印。它与不时地集合在孙逸仙周围的联系松散的革命者集体大不相同。这时，
它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强调集中和受少数人支配。党为实行训
政比1924 年改组前作了更充分的准备。它已改进了宣传技术，虽然仍把民族
主义作为宣传的核心主题；它还懂得动员“群众”的效用，也知道动员带来
的某些风险。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它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通过政
治教导的制度，已经证明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国民党这时有了新领袖，即受
人尊敬和钦佩的41 岁的蒋介石，在审慎地制订计划、筹划阴谋和作出妥协方
面，已经证明了他的决心和能力。他深知金钱和刀剑的无比力量。党的领导
此时比孙逸仙死后的头两年（鲍罗廷的影响最强的时候），在观点方面要保
守得多。党内大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已经离去，共产党员已被清除。
如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此时打算领导党的那个集团被派系活动搞得四分五
裂——这在中国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国民党的临时伙伴，也没有迅速地发展党员和势力，
这时却起来造国民党的反，它在准备好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
段——之前，早就被迫处于这种境地。人数很可能减到不足一万人，即使到
一万人，党成功的可能性也在减少，约20 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五四学生
运动一代中产生的理想主义的活动家——已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
儿子和党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数百名共产党党员已经战死或死
于考虑不周的起义；数千人干脆退出了这个会带来危险的党。其余的党员悄
③ 关于指导原则和组织法，见《革命文献》，22，第4356—4363 页；米尔顿谢：《国民
党：历史文献选编》，
第137—138 页有指导原则的英文译文。
悄地住在城市中，或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图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据地。
剩下的几名领导人已秘密前往俄国，去参加1928 年6 至7 月在莫斯科城外一
个村庄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个40 岁的无产者向
忠发为总书记①，并宣誓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要真正地团结全国，要废除
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它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
组成的苏维埃，没收外国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因为这仍是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在敌对的环境中重建他们的党和使自己摆脱共产国际
所定的方向，在这两个方面，这些领导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任务。
可是建党以来的七年，已经给领导集团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宝贵经验以及
许多教训。它已经实事求是地学到如何组织以民族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治运
动，如何通过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去吸收爱国青年。这些大部分受过教育的
领导人，通过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刊物，已经完善了他们
的宣传技术；他们知道如何组织从中他们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的爱国示威行
动，如何操纵这类运动为党的其他目标服务。他们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
取得经验，即在共同爱国行动——通常是反帝行动——中与形形色色的其他
组织联合起来。有的领导人已经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懂得
如何把工人组织进党控制的工会和联合会，并在此过程中，懂得如何发动和
资助罢工；他们还懂得强制的重要性和促使公众支持的必要性。其他领导人
已能在华南组织大批贫农，已经知道什么样的苦难和希望会导致他们进行集
体行动；而且还懂得，这种迅速建立的组织在面临有根基的地方力量时，又
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剩下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已与军事发生关系，他们
或是黄埔军校或其武汉分校的学生，或当过政治教官。从教室、车间或农田
开始，到1928 年，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已经受暴力的洗礼。一个筛选的过程已
经淘汰了那些胆怯的人。总之，中国共产党仍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的领导
集团，这个集团有许多有才之士，他们联系广泛，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
但是他们面临的反对力量表面上很可能是强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比较人道的蓝图重新塑造中国的集团、政党或政权，都将
碰到一大堆问题。在对外关系领域中，有着70 年遗留下来的条约，其中许多
是在胁迫下签订的，它们限制了中国的主权，给予外国人各种他们的政府靠
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行使的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地朝着归还中国
“丧失的权利”这一方向进行谈判，日本这一更顽固的帝国主义强国却正采
取强有力的行动，去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经济统治地位。
在国内，军阀主义没有寿终正寝，虽然像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和张
作霖那样的军阀已被打倒。他们已被北伐中出现的另一些人所代替。这时，
全国有五个地区军事力量集团——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自称为国民党政府
的集团；拥有湖北大部分、湖南和广西的桂系；以陕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为
根据地、这时正扩大到山东和河北境内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把其部将安置在
京津地区的的阎锡山；控制东北内政的张学良及其他满洲将领。中国的西部
和西南的大部分，几乎与北伐没有接触；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指挥官像以前
那样保卫和开拓他们的地盘。甚至国民党革命的发源地广东，也只是松散地
依附于南京中央。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力量几乎完全自治的现象——一种地
理和历史的产物——必定是所有集权化和全国性整顿的努力的主要障碍。
① 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译者。
过去遗留下来的其他许多事物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问题：一个混乱的货币
制度；以剥削穷人为特点并充满贪污现象的税收制度；对现代化国家来说完
全不够的运输体系；少得可怜的工厂工业，而且这种工业集中在少数城市，
工人住在贫民窟，劳动过度，工资很少。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农
村稠密的人口在极少的可耕地上，并在没有科学的农业技术的帮助下非常勤
奋地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斗争。教育和公共卫生需要大发展，因为广大的民
众是文盲，并被可以预防的疾病所折磨。国家的有些部分周期性地遭受饥荒。
因此，虽然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在1928 年抱着希望展望未来，但朝着建立
现代民族-国家方向的发展，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肯定是缓慢的。何况条
件将不是最有利的。
第12 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 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标志着它成为中国经济与
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开始。明、清两代商人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
沿海大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18 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
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2400 万。①商人们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
使之多样化。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会馆的数目猛增，在南京条约将宁波和上
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新形式的信贷已经在那里出现了。②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干预给了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促进了巨大
的经济变革。占统治地位的各城市阶级力图从中得利。官僚和商人各有所长：
前者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有责任感和主动权；后者拥有私人财富，互相团
结，并勇于革新。从这两个阶级互不情愿的合作与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
了一批界限不明、组织不确定的精英，即所谓“绅商”。20 世纪初中央政府
的衰落削弱了官僚在精英中的地位。不过，辛亥革命虽然反映和加速了这一
发展，但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
行动的舞台。外国竞争的退出向他们开放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在这些领域中
各种活动的扩张与多样化有利于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与实业家开始从
商人手中夺取领导权。战时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
是1927 年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政权复辟，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
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失势，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它基本上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官员们的资本主义。
20 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因而是一段受挫折的历史，我们在往后的
叙述中将设法寻找其原因；要从中汲取教训则更困难。当然，我们可以重弹
老调：第三种势力难道不仅仅是一种幻影吗？难道它不是自鸣得意的西方向
不可能效法它也不情愿效法它的第三世界，投去的一个影子吗？从另外的观
点，我们还可以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可以绕过这个阶段吗？
或者可以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交付给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来承担
吗？
历史上每一次失败了的潮流，都有极大可能被当作只不过是无足轻得的
背离。但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回潮，先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后来又在共产
党的统治下，都不能抹煞资产阶级对五四运动焕发出来的现代的、民主的和
国际主义的传统的贡献，也不能阻止这一传统的复兴。说来好像自相矛盾，
只有从长远角度来观察问题，才能深刻认识当年为期短暂而且成就不大的资
产阶级实验的得失。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6 页。伊懋可：《中国
昔日的模式》，
第268 页。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197—204 页。苏珊·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
载威尔莫特编：《中
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47—51 页。
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经济大变动
中国对外开放以前的许多个世纪都是繁荣和发展的世纪。精耕细作的密
集型农业，保证了比欧洲工业革命以前更高的收益。中国的人口在18 世纪增
加了一倍，据估计到1850 年已经超过四亿。廉价而组织得很好的内河运输系
统，承担着日益繁忙的地区之间的交通。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场网络
日益将农村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手工业则已经成为农村里的第二职业。
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其完美的水平，在不进行一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要更
进一步改进看起来既不可能又无利可图，而人口压力、低人均收入、消费需
求不足、劳动力充足，以及相对的原料短缺，又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实现。中
国的经济好像已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之中。关于这个问题，伊
懋可曾有很好的论述。①
西方的干预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转，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过去，由于
明清两代政府抑制贸易和航海事业，中国的经济变成了内向型的。“松动并
最终打破中国的这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是现代西方的历史性贡献”。②在本
世纪中期的战争和叛乱危机中，新活力的诸种因素正在聚集。1860 年以后，
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中国建立起它最初的现代企业，包括兵工厂、轮船公司、
钢铁厂和纺织厂。这一新发展的核心是沿海的中心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就
确立了它突出的显著地位。这些新的港口城市与中国过去时代的市镇很不相
同。以往那些16 至18 世纪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市场或者行政中心，以
及商人们急于跻身其间的官僚地主名流的聚居地，好像已完美地结合在一种
政治与社会秩序之中，而他们的领袖人物同时也就是这一秩序中最活跃的分
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海岸港口与上述城镇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它们高度
集中的人口——这一点使上海成为20 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马可·波罗
不是早已指出中世纪一些中国城市的人口已经数以百万计了吗？19 世纪后
半期勃兴的沿海大城市，由于它们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颠覆的焦点，而脱
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这一双重的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
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他们的租界的庇护下谴
责帝国政府的暴虐与无能。尽管朝廷竭尽了各种努力，仍不能像过去控制内
地城市那样完全控制这些新的城市中心。诚然，上海-广州-香港轴心只不过
是大陆帝国边缘上的一条狭窄的走廊。但是通过这个缺口却涌现出了即将推
翻一个已经延续了1000 多年的文明的思想、技术和人们（或者只不过是动摇
了它的基础？）。
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些新的城市中诞生的。它的成长是和向西方影
响开放的这一边缘地区分不开的，这一地区被一些人认为与孔夫子的“真正
的”农村的中国毫不相干。①资产阶级也受到同样的指责，并因其由买办组成
而遭排斥——不过在必要时也因毕竟是中国人而获得谅解。但是正如商埠这
一概念也合乎作为一个航海民族的中国传统——这一传统也和占统治地位的
大陆帝国传统一样地确实存在——一样，现代资产阶级也密切地结合到传统
①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 页。
② 同上书，第314 页。
① 参考罗兹·墨菲的论文：《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社会中去了。
复杂的社会基础
当一个现代的经济部门在19 世纪后半期开始形成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
城市阶级——官僚和商人——就力图对它加以控制，并将由此而来的好处据
为己有。
公职人员有接近当权者和掌握公共资金的双重特权。实际上，在所有的
“不发达国家”中，掌握政权的人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高级官
员们以国家的名义收集情报，准许给予特许证、垄断权、免税权和贷款。在
中国，国家控制商界的传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政府对现代化的限制。官僚们
得到他们的天然盟友士绅的支持。从18 世纪起，为数众多的土地所有者陆续
返回到城镇里。这些新的显要人物让别人替他们管理乡下的地产，自己则投
身于高利贷、商业，或社会公共事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慈
善组织（善堂）和公务部门（局），通过这些组织，精英们和低级官吏联合
在一起，实际上负责管理市政。①
商人阶级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帝国的初始年代，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经济
革命时期得到蓬勃的发展：自18 世纪以后，这个阶级再度繁荣，并提高了威
信，区域性和专业性的同业公会数目猛增就是明证。中国的商人从漫长的历
史中继承了商业和财务两方面的高度才能。繁琐的制度、为数众多的中介人，
以及运转的专业分工，使得商人能够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产品商业化，从
而将其纳入——但不是控制——本地的，或者区域间的，或者在较少的情况
下全国性的市场。
中国商人攫取和利用每一个机会致富的非凡才能，鼓励着他们去和外国
人合作。在那些开放的港口城市里，西方工厂和运输公司里的投资者很多：
在1900 年左右，将自己的才能为外国企业家服务的买办人数据估计已达
20000。①通过这一类业务上的接触，商人们获得了现代的管理和生产技术。
他们构成了一个先驱者集团，对外部世界开放，与外国社团的关系也许比与
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更密切。但是在这种与外国的接触中，中国商人的民族
和社会的特性，也许并没有像大批人改信基督教和流行穿西装所显示的那样
被消灭掉，反而在地区同业公会、职业社团，1904 年以后又在商会的怀抱中，
以新的力量激发起来了。
但是，各式各样的障碍延缓了商人阶级转变为由企业家和实业家组成的
现代资产阶级的进程。这些障碍部分地来自商人传统自身：例如，来自销售
与生产两个网络的严格界限。在19 世纪后半以前，中国人几乎不曾采用过由
商人将原料分发给手工业者加工的办法，而在曼彻斯特和里昂，正是这种制
度的广泛采用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同样，这些商人的投机倾向也使得他
们宁愿承担很大的风险以换取可以迅速得到的高额利润。但最主要的还是商
① 有关权力从占有土地的士绅转移到城市、商业或官僚精英手中的问题，参阅伊懋可：《
中国昔日的模式》，
第235、248—260 页。伊懋可用农奴制的衰落来解释这一转移的观点至今尚有争论；但是
似乎可以确定的
是，所有权制度以及一般的社会结构在18 世纪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动。参阅托马斯·A.梅茨
格：《论中国现
代化的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第33—44 页，载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
所编：《中国现
代经济史讨论会》（台北，1977 年）。关于名流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可参看伊懋可：《
上海的行政管理，
1905—1914 年》，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41 页。
① 郝延平：《19 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02 页。
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低下，阻碍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转变。当然，不能把
儒家对商业的谴责看得过于认真。多少世纪以来的实践一直在和死板的原则
相对抗。②实际上，商人对国家权力的臣服并不表现为商业活动受到压制，而
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控制与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 和18 世纪的食盐贸
易。不过，这种臣服还是为主动性与发财致富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扬州商人
的豪富与权力便是明证。①或者经官僚阶层提拔，或者通过科举与捐官的道
路，商人阶级中许多成员离弃自己的出身而爬上社会阶梯。不过这种向上爬
的运动部分地为绅士阶层中一些成员相反方向的运动所抵消，这些人暗中或
间接地投身于商业活动。
19 世纪末，以官僚和绅士阶层为一方与以商人为另一方的合作增强，并
部分地相互融合，结果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在政府的倡导下，在现代经济
部门中出现了混合企业（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它们由公私两方共同出资，
在上级官员的监督下由商人经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变得
不那么制度化了。当20 世纪最初十年这种制度发展到它的最先进形态时，这
类企业领导人的亦官亦商的双重依附关系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唯一基础，
张謇或严信厚②就是例子。这一新的城市绅商群体的出现，受到19 世纪中叶
大规模捐官和20 世纪初提高商人社会地位（1903 年的诏书）的认可和鼓励，
也受到官吏和退职官吏对经商表现出的日益增长的兴趣的鼓励。
在这一新的混杂的阶级里，各种成分的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在
20 世纪的初始阶段官吏们看起来处于主宰地位。上海和广州的各种慈善团体
（爱育善堂）、作为市政参议会雏形的上海中国辖区的总工局，都有官吏担
任首脑，甚至还有官员担任新出现的商会会长（清末商会的总数已达800 左
右）。③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 年）、中央政权
的衰落，以及各地区的军事化，官僚阶级受到削弱。商人们在城市精英中的
重要性开始增加。他们对1905 年反美抵制运动的干预，说明了他们在经济领
域和政治领域不可轻视的影响。加入了资产阶级队伍的官吏或他们的子孙的
行为越来越像公司首脑和私人资本家，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在1920 年前后成
了中国工业雇主们这个庞大的集体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
条约口岸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即外国的干涉和条约口岸内
的租界的成长。
在明朝最初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开花结果，没有促成一场技术革
命，也没有产生现代资产阶级就枯萎了。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挫折的原因至今
还没有清楚的说明，他们各执一词地归咎于官僚主义的压迫（E.巴拉兹），
制度运转不灵（费惟恺），原料缺乏以及习于常规办事的小生产者和信息比
较灵通的商人之间缺乏配合（伊懋可），甚至还有认为是缺乏能源的。①充其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15—25 页。
① 何炳棣：《扬州的盐商：18 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17（1954 年），第
130—168 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6 章《国家控制与官方主办人》。
③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 页。
① 艾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44 页。费惟
恺：《中国早期的
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242 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84—301 页
。S.A.M.阿谢德：
量我们也只能像E.巴拉兹那样指出：在许多个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与
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的束缚的减弱同时出现。但是，一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秩序受到削弱，从而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它或迟或早都会为随
着这种减弱而发生的动乱所扼杀。因此，对于具有瘫痪作用的帝国权力与儒
教权力，唯一的替代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
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
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①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
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
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为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
志愿军所加强，保护了这些条约口岸不受动乱与19 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
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并不是说租界里的这些武装力量有什么了不起，而是
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
“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
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
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
美。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
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
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②
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
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1902 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
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1903 年的“苏报案”中，这
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
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
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③
由于受惠于这些租界发展成的国际飞地，反抗帝制政权的斗争和资产阶
级的形成齐头并进，互相加强。
《现代中国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机》，《清史问题》，3.2（1974 年12 月）。
① 详细的分析，参看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1949 年的上海》，
载C.豪编的《上
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本书第3 章）。
③ 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东方与非洲研究学
院学报》，27.2
（1964 年），第408—429 页。
1911 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 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1911 年的革命不是一
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 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他们的历史用马克思
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 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写
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
想成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极其广泛地将资
产阶级定义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
秘密社会和各种武装集团的头子们在内。这些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这种看法
是不相容的，这样会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基本上属于农业的和带传统性的统治
阶级。①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
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1911 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
—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
制。②
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
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
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仍然在资产阶级的命
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
台——有人评论这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了强大的商人阶
层通过商会这个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①但是在这一特定时
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大部分掌握
在外国资本集团手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它因和官僚集团重新
言归于好而增强了力量，但却削弱了它的独立性。那么，它的政治作用的重
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1912 年，农商部列举了794 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 个会员。
②由于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
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表—
—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算在内，商人阶
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 至200 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0.5
％。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
数目就比军官（17000）、③学生（30000）、归国留学生（35000）、④官员（50000），
甚至比上层绅士（200000）⑤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 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
① 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历史评论》
，230（1963 年
10—12 月），第403—436 页。
② 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
1900—1913 年》，
第229—295 页。
① 《北华捷报》，1913 年11 月1 日，第352 页。
② 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 页。
③ 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19 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第117—120 页。
④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367、64、73 页。
⑤ 参阅本页注3。
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
数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
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虽然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商人阶级却是统治集团中
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绅士阶级联合在一起，这个阶级主要指占主导地位
的条约口岸新的现代化中国的精英。
在那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种由意
识形态所决定的现象。这个阶级的出现正值自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
义在全国传播，在18 至19 世纪的西方，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
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由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新军军官介绍进来
的思想体系（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的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引
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反清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
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吻合，使他们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地加快了。
资产阶级十分活跃地支持反对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样从他们的支持中
得到好处。当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时候，当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著名
人物的影响来弥补之际，资产阶级表现出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
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
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在这里，
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们在
频繁旅行中和商人阶级建立联系就很重要了。不过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
乎为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所拥护，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更激进。在条约
口岸里的企业总是密切地和绅士阶级结成联盟，与他们一样信仰真正的社会
保守主义，并无疑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抱更现实的观点。通过商会，商人们在
立宪运动中甚为活跃；1909 年他们被选入省咨议局，1910 年又参加了争取召
开国会的斗争。①
海外华侨梦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方法，恢复
祖国的国际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的活
动。1905 年孙逸仙被知识界和军界接受以后，他和商人们的牢固联系仍一如
既往。当然，海外华侨参加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这一事实，不可强调得太过分。
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他们的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他们那里
得到很多财政援助。此外，在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
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
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①而中国境内条约口岸里的商人们虽然参加了宪政
运动并支持改良政策，却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革命阵营，
支持起义，并管理地方事务以等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是由军界发动的。商人们并没有直接参加，
虽然他们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1911 年春夏震动了四川省的反对铁路
国有化风潮，得到了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是年10
月，武昌商人迅速地起来支持军队的起义者。10 月12 日，起义者向商人提
出保证，宣布：
① 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第53 页。
①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131、164、168、183 页。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②
作为对这一保护的回报，商人们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民兵搜捕抢劫犯
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治安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贷款白银
200000 两。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以后，而是在以前为它铺
平了道路。①
1911 年4 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银行家沈缦云建立
了联系。沈缦云是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会的正式代表，他还是商务总
会的一名董事和上海华界（即租界以外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自治公所的
成员。同时，对1906 年建立的商团进行了改组，将其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
原来估计为350 至700 人的有效兵力，在 1911 年 11 月初增至 2000。至少
在政治上与公共租界的志愿兵中的“中国连”相联系的这一上海国民志愿队，
交由华界自治公所的首领李钟珏（平书）指挥。李属于当地绅商精英中的官
僚派。不过在上海，精英们组成了统一战线。②不论他们的出身是商人还是文
人，居住在租界还是华界，似乎都同样地同情革命。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和爱
国心是不是足以解释这种一致呢？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起带头作用的为数
不多的领导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的作用呢？他们顶多只有几十个人，却领导着
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由于陈其美和李钟珏经常在由沈缦云出资经营
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会面，武昌起义之后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
商团控制了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财
政补助。③当陈其美在11 月3 日击败了清政府的守军并占领江南制造局以后，
上海宣布共和。
在作为辛亥革命特征的中国人民团结精神大爆发中，各省市的情况是不
同的。整个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根据公认是一种例外的上海经验来作
出正确的判断。在广州，10 月10 日起义的消息最初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
鸣岐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省的自治。他
的计划得到绅士阶级的支持，却遭到商人的反对，他们于10 月29 日在爱育
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并宣布广东独立。①但是商人们却不能将他们的决议付诸实
施；直到11 月9 日张鸣岐才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离开广州，将权力移交给同
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广州的商人在
这次革命中却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分裂是他们软弱无力的原因。商会不能支
配其下的72 个行会和9 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这又是经
济现代化的缓慢步伐阻碍了城市精英的团结一致。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传统利
益的绅士阶级，商人们只构成一个重要性不大的孤立集团。
因此，商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在各个城市里是不相同的。在新近才移民垦
殖的东北地区，他们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59—60 页。
①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 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7 年），第
230—246 页。
② 1911 年末出现的上海商会的短命的竞争者，也许正如J.桑福德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商
人集团内部的政治
分歧。即使确实存在矛盾，也很快解决了，因为这两个商会在1912 年初就合并了。詹姆斯
·桑福德：《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6 年），第259
页。
③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2 页。
① 爱德华·J.M.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 年》，第222—223
页。
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竞争只在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
间进行。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者在长江中游的大条约口岸
如汉口，资产阶级比较活跃。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起义中都不是带头人。它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力
量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当地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即使在上海，它也只扮演了赞
助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以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地欢迎革命。革命
事件并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短缺只导致了暂
时的工商业活动衰退。但没有发生恐慌； 12 月中旬，上海就开始复苏了。
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强调资产阶级固有的内在矛盾，具体表
现为他们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人一边投身革命，然后——被动荡的规模所
吓倒——又马上打退堂鼓，以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站到绅士们一边去了。①
1911 年12 月在广州商人中和1912 年初在成都商人中出现的情绪逆转，使这
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可信；但是一般说来，似乎中国的商人们并不比他们
的同时代人，更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质与作为起义的旗号的革命思想之间的
差距。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
呢？②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
个人角度来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③那么，说地方的精英们
看见他们自己的权力已经建立起来，就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
有什么不恰当了。
商人与精英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中央权力，政府当局腐败，常常导致由城市精
英管理市政。“清政权倒台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城市
实际上是由商会和行会协同管理。”④
商界对地方政治与行政生活的干预，反映了城市精英自19 世纪以来在全
国（包括中国内地）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只
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
危机时期就已经奠定了。①那时候这些行会联盟已经超出社团组织的框架，致
力于城市集体的公务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推动下，他们尽力弥补政府
当局的无能，并保护他们市镇的切身利益。
1912 年，商会在许多大小城镇已经享有权威，它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
同。这是个保持社会秩序，与海盗、土匪、毫无纪律的士兵以及秘密会社进
行斗争的问题。商人们和绅士阶层从事共同的事业：在这一由名流组成的联
合阵线中，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不过他们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
出色的。是商会和行会给军队关饷，贿买盗匪让他们离开，开始解散军队，
并在你争我夺的将领们之间斡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
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②
① 董必武：《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41—42、125—126 页。
③ 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237—250 页。
④ 《北华捷报》，1913 年11 月1 日，第352 页。
①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2 章（转引自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337
页，注18）。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11 月1 日，第352 页，关于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参看
贝热尔：《中国
的资产阶级》，第69—80 页。
但是不论商界的卷入有多么广泛，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重要性。
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打进一个早已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框架里面去，力图纠正其
在运转中的毛病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力，通常只满足于和现有
的当权者协商。真正的当权派是保住了职位的官僚、将领们，或者取得了大
权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
商人，科以苛捐杂税，威胁和绑架他们。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
段（因为他们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并且为统治权的建立出了
力，他们却成了这一权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并
不准备直接承担传统一直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政治责任。他们的卷入只不过是
短期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普遍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证明是无效的。
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糟糕。广东省完全变成了
“海盗共和国”。①商人们曾经企图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统捐的新名
目下出现了。由于政府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
共行政开支。争取安定的努力和统一市场的计划，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
作和不关心农村而注定要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阶层的权力不可
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权力。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力图对具有破
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加以限制。和过去一样，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帝国体制的唯
一替换物。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组织得更好的更强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以后，
继续享受到租界内的安全和秩序。他们抓住革命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
本地和全国的雄心。
在1911 年帝国的驻军被打败以后，公共租界和华界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
疑地参加了陈其美将军组织的军政府。陈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他的顾问
（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将财政事务付托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
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协理；将商业管理交给船东兼工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
则归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钟珏和粮商顾馨一负责，他们成了陈的顾问。②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有世界主义倾向，现代化，是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环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资产阶级竭力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条
约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说那样，是与内地互不交通的外国飞地，上海的商人
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把他们的活动推广到全中国了。但是沿海的经济却在相似
的程度上既指向内地又指向海外。其繁荣同样地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外
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
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纲领，并参加了他的现代化努力。他们和孙逸仙一
样，并和他一起为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呼吁海外华侨给予援助；他们想要控
制广袤的内地，并将其按沿海的形象加以改造，以便那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
的萌芽最终能够开花结果。
上海商人据估计资助了约700 万两白银。①促成了孙逸仙于1912 年1 月
① 让·罗德：《中国革命生活的状况，1911—1914 年》，第301、117 页。
② 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东洋史学论集》，6（1960 年8
月），第113—134
页（《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特辑）。
① 《北华捷报》，1912 年7 月13 日，第109 页；1913 年3 月1 日，第650 页。贝热尔
：《中国的资产阶
1 日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这个新建立的
自认为是全国性政府的纲领，重复了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 年1
月5 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帝国“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
时拥特权??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
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孙逸
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②
在新任命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
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它们的工作。③银行家沈缦云从海外华侨募得500 万美元，
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①的共同支持下创建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
南京政府执政只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多大成就。不管怎样，它能
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后几个星期，“银行家、富有的商
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很难忍受”。②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
化，这位上海都督有时为得到必要的款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③当政府决定以
招商局轮船公司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时，它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
强烈抗议。④
在上海出现的这一矛盾，与20 年代坚持地区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
民党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于要将其活动扩展到
全国，即使以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上海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迫切
要求统一中国的思想。但他们无疑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
能迅速扩大其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高效率的政党的支
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 年初它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
争，没有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的少数追随者了。面对拥有大多数正规军并得
到官僚和传统主义的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轴心，孙逸仙被迫逊位，于1912
年2 月将民国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
就这样，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 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
不错，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使人感到了它的分量。在各省，它曾协同保证
商业照常继续，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他们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阻止
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它未能为了
自己的发展而成功地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它的社会基础的
界限很不清楚，所采取的行动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
企业家们也未能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未能将立足
于商业与技术、自由竞争与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
级》，第82—85 页。
② 宣言译文，载F.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457 页。（原文见1912 年1 月5 日《孙
大总统对外宣言》
——译者。）
③ 《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1（1961 年），第58、201 页。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96 页。参看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载《近代史资料
》，6（1957 年），
第120—139 页。
②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 年1 月13 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
国革命。
③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 年1 月13、17、18 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
政治，中国革命。
④ 《北华捷报》，1912 年2 月10 日，第356 页；1912 年8 月10 日，第405 页；1912
年8 月17 日，第458
页。《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 年3 月2 日。
地的农村与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去。这种新秩序在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的参与有
可能建立。
尽管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的命运仍然继续体现在内
陆中国以及军事和官僚的政治机构——只有它能控制这个国家——之中。
倒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倒退时期。经
历了几个月混乱之后，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
护袁世凯，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与革命的共和派的联系变得松弛了。
1912 年4 月，上海“敢死队”在他们的领袖刘福标①在公共租界被捕时，谴
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被吸引到新的更温和的政党方面，
这些党派在1912 年5 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 月年12 至1913 年1 月的全
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这个政党。此外，袁世凯努力向商人们提供补
偿和保证：他承担南京政府与上海商界签定的合同的义务，①并答应赔偿汉口
商人在1911 年10 月因商店被毁而蒙受的损失。②他长时间地出席1912 年4
月29 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
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1912 年最初几个月的停滞之后，商业的复苏转移了资产阶级对政治的
注意。由于丰收和国际市场银价上涨，对外贸易的数字与1911 年相比，减少
甚微：1912 年是关银8.43 亿两，而1911 年是8.48 亿两。③繁荣扩展到工业。
在上海，1912 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倍以满足新厂——特别是苏州河两岸
正在建设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④同一时期，面
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于1913 年登记的
53 家中国公司中，有14 家是在 1911 年以后成立的）。⑤机械厂的数目也增
加了，1912—1913 年间新建了5 家，大多数都在上海。⑥汉阳钢铁厂的高炉
在1911 年10 月起义时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操作人员自此以后全
部都是中国人。⑦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在发展，有时得到外资的帮助。
⑧上海华界的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完全没
有依靠外国的帮助。⑨这一全面的努力得到10 多个为鼓励实业而于1912 年组
成的省级或全国性的组织的支持和配合。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界最害怕的就是重新出现政治和军事动乱。1913 年
3 月22 日袁总统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这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刻的不
① 《北华捷报》，1912 年4 月27 日，第217 页。
① 《北华捷报》，1912 年3 月1 日，第650 页。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11 月9 日，第40 页。
③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 年
。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此后简称《工业史资料
》），2，第848
页。
⑤ 同上书，2，第908 页。
⑥ 同上书，2，第920 页。
⑦ 《北华捷报》，1912 年11 月16 日，第479 页。
⑧ 《北华捷报》，1912 年12 月7 日，第665 页。
⑨ 《北华捷报》，1913 年8 月13 日，第558 页。
① 汪敬虞：《工业史资料》，2，第860—867 页。
安。②不过，孙逸仙的敌对反应比袁世凯的背叛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震动。在这
样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和自由遭到危险的时候，资产阶级唯一担心的是，
新的危机将要给他们带来直接麻烦。革命实验带来的失望，有条有理的政权
的吸引力，还有经济发展激发起的希望，这一切都综合在一起把他们推向一
种互相勾结的中立。③1913 年夏季的危机将逼迫他们作出决定。
1913 年7 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宣布
独立。上海被卷入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叛军司令。商人们在和反叛运动公
开敌对与为保护自己利益所必需的机会主义之间迟疑不决。总商会拒不赞成
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他所要求的资金。商人们压倒一切的希望是避
免叛军与重新占据了江南制造局的驻军之间的对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
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④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
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都督陈炯明于6 月21 日宣布独立，他遭到商人们的敌对或漠视。
⑤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来自海外华侨社区或港澳地区。可是没过多久他
们之中最活跃的一位陈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了居民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
港口重庆、长沙、芜湖和南京，商人们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同样对叛乱抱
着隐藏的敌意。①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他们的城市，贿赂叛军撤离，并为北
军的和平归来作好准备，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可是南京
的商人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他们被迫给南军大量的金钱，而在北军入城以
后又遭到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 年9 月1 至3 日）。②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极其谨慎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
已宣布独立的省份中尤其如此。各地商会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
与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那
些军事领袖和他们部队的人数与质量。在这方面袁世凯占有压倒优势。在
1913 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
用，正如在1911 年，他们的支持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一样。不
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都不过是次要的力量。
1913 年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和抢劫，迫使资产阶级保护他们的
近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他们社会孤立和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一旦
获得胜利，袁世凯就不再满足于用迫使反对派领袖流亡，并首先解散国民党
（1913 年 11 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 年12 月）的方法来消灭革命。他
还把他的攻击指向在革命前后为了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切代表机
构。1914 年2 月4 日，他解散了1912—1913 年冬天在扩大了选民范围的基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4 月26 日，第226、252 页；1913 年5 月10 日，第427 页；
1913 年5 月24 日，
第531 页。
③ 参看上海钱业公会通电，《北华捷报》，1913 年5 月17 日，第495 页。
④ 《北华捷报》，1913 年7 月26 日，第283 页。
⑤ 《南华早报》，1913 年7 月27 日、7 月29 日、7 月30 日、8 月1 日。
① 外交部驻华大使与领事档案，书信，F.O.228：2499，卷277，革命，北方与南方，191
9 年7 月24—31
日。F.O.228：2500，卷278，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 年8 月16—31 日。F.O.228：250
1，卷279，革命，
北方与南方，1913 年8 月16—31 日。特别参考发自镇江、南京、重庆、芜湖的书信。
② 南京通讯，1913 年8 月29 日，F.O.228：2502，卷280，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 年
9 月。
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复苏的省和地方的议会。①自革命以后，这
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能。②
此外，它们还成了当时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
和妇女组织的讲坛和活动舞台。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一整个社会阶层——士
绅，还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将自己结合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
议会在中国政治传统之内代表很近似于自由主义的某种东西，起着保护地方
利益和保护那些被官僚机构拒之门外或忽略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
眼中，它们因此对他个人的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把国家的
统一等同于一种严厉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
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称为“绅商”的城市士绅曾经有机
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
问题的兴趣。③现在，上海商界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了。
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
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 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
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手段。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过去10 余年中曾经
鼓舞过他们的那些伟大的理想。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他们自己在中国所开
创的现代化，他们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短期利益了。面对这样一个虽然
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
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
领事将租界①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
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并且，用一外国居民
具讽刺意味的话来说，寻求“我们专制的市政权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的旧政权的复辟。他在担任总统的时
期内表现出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的立法，稳定了财
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②自1913 年10 月至1915 年12 月担任农商总
长的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以及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
他建立了棉花和甘蔗的模范生产基地；并计划统一度量标准。1914 年 2 月，
在梁士诒的创议下，作为统一货币制度的第一个步骤，铸造了袁世凯银元。
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形成奇特的对比。
这里，袁世凯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的传统，他本人在清朝末年就是这一传统
的主要代表之一。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权力的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
他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他的经济政策视为对资产阶级的支持，
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他的这一政
① 参看本书第4 章欧内斯特·P 扬：《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 年
》。
② 1911 至1913 年之间为地方精英的利益而缩小官僚机构的权力，以及地方精英与私商的
结盟，参看周锡
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第246—255 页。
③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 年》，第73 页：《上海市制进化史略》，
载上海通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第75—78 页。
① 南京无租界，下关江边地带划有外国人居留地——译者。
② 关于袁世凯的经济政策，参考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
合抵制的研究》，
第154—178 页。
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它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别
的地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改变了的国际局势。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 年
不过，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有限参与和它对社会动乱的保守反应，还
不足以驳倒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
响。虽然引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 年所发生的事件没有多
少用处，但是也许对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演变的观念
（从“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
到阶级社会的演变）就应该代替革命性的决裂的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
的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 至18 世纪在传统经济中出现的所谓资本
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演变后来在19 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
1911 年以后，它仍在继续，成为20 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因此，不可能把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样一个发展包括进一次单一的革命事
件。
但是，在10 至15 年这样的一个不长也不算短的期间内，辛亥革命是否
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和促进了一个真正的
资产阶级的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在提到“野蛮的资本主
义”以及据认为是由它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的时候，曾经强调指出资本主
义的兴起是多么迟缓。①在中国，情形却截然相反，革命后10 年，在20 年代
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他们直接与
工业生产和对工资劳动大军的剥削相联系。但是这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
进步，更多地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较少地受惠于一
场早已被军人接管了的革命。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受制
于外部的国际关系的演变。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 年
大战把19 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了的一部分市场归还中国，致力
于他们自己之间的斗争的参战国，无暇顾及中国。欧洲的衰落有利于恢复民
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新的困难和未来
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
作为初级产品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
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
刺激了1913 年墨西哥关闭它的银矿以后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
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
三倍。可是，虽然外债的负担因此而减轻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
却并没有受益；因为尽管战争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对这一机会的
掌握和利用，却受到其“不发达”的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当时中国经济所
依赖的那种半殖民体系的活力又正受到波及全球的战争的损害。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用于商业性海运的吨位减少，其结果是运费上升，
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外汇管制以及法国和英国在1917 年实施对丝绸和茶叶
的的禁运，使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口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事
工业，又对中国采购工业设备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而刺激民
① 弗朗索瓦·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
族工业增长时，这些工业要获得所需机器却变得十分困难。①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期，中国的发展水平不能使它从外国势力相对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
益。不过由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只是降低了好处而不是造成直接的损失。对
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只是到和平恢复以
后，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 年，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收获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的和平所提
供的利益。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加剧了。战争的需要被建
设的需要所取代。1919 年上海的出口值较前一年提高了30％。由于银价上涨
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的汇率的升高，出口的这种猛增尤其惹人注目。但是
需求紧急的欧洲买主宁愿出高价。由于海运能力增加和战时工业转入平时，
中国的实业家们能够回到西方市场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购买纺织
设备所花费的钱，从1918 年的180 万两增加到了1919 年的390 万两。①由于
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中国企业能够从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
市场需求得到好处，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从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以及从
有利的汇率得到好处。
对外贸易经历了直至1917 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长之后，其价值又由1918
年的10.4 亿两增至1923 年的16.7 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②
进口的增加不那么快，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是棉纺织品（中
国的纺织工业正在发展）的进口下降，耐用商品则上升了，1920 年占中国在
国外采购总值的28.5％。③进口与出口增长的差异促成了贸易的平衡。1919
年的逆差不超过1600 万两。④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然属于“不发达”经济
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附属型经济的了；它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
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
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要。缺乏海运能力和设备，1919 年以前妨碍了现代工业
的增长，但并没有影响手工业。在1915—1916 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
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商业资
本主义扩展到与主要城市邻近的农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制
油各业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这时的手工业常采用
改进了的技术和来源于工业的原材料（绵纱、化工产品），表现出力图适应
的能动性，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过渡性的现代化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例子。因
此我们不能同意H.H.福克斯那种为他许多同代人所接受的意见，说“工业的
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条约口岸”。①
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更加普遍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毫无疑
问，它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 年到1920 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
13.8％。②（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 年至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① 贸易（1915、1917、1919 年），上海和广州的报告。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1—1922 年》，第1004—1006 页。
②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73—124 页。
③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 页。
④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第23 页。
① 海外贸易局：《中国的贸易与经济状况》，H.H.福克斯的报告。
② 张长治：《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
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 年的658748
增到1922 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③1928 年所登记的120 家
纱厂中，有47 家是在1920 年到1922 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 年至1922
年，开办了26 家面粉厂，④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
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黄金时代的
热情很少扩展到重工业。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
荣，完全是由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消失而消逝。现代煤矿和铁矿仍然是
75％至100％都掌握在外资手中。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目。①上海及其
附近一带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影响了天津，并在较小的程
度上影响了广州和武汉。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
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的外资银行的衰落，并没有影响国
内市场，国内市场资金的供应一直由中国控制。相反，国内金融市场向民族
工商业提供了大量财源，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们的大额资金，前此为了安全
的理由一直主要供给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仅在1918 和1919 年，就创办了96 家。②
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密切关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这一类，还有许许多多的“政治”银行，它们的创办
人都来自政界或者与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处
理国家资金和贷款。另有10 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则纯粹在商业
基础上经营；但是，它们参与向民族工商业提供资金的活动继续受到古老的
市场结构的阻碍。在战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公共租界的上
海股票交易所只进行外国股票的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建立与成功激
发起许多仿效者。1912 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 家，大多数只买卖它们自
己的股票，几个月之后发生了称为“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所倒闭风，才将
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煞住。①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那样提供直接贷
款。但是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接向来
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尽管新式银行有了引人注目但本质上是投机性的发展，真正的商业银
行还是“钱庄”。1920 年上海有71 家钱庄，而在1913 年还只有31 家，1920
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 万元，是世界大战前夕的五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上各银行间互相
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月平均数由1919 年的
0.06（每千两每日1 分）增至1922 年的0.17。虽然这一增涨可以用纯财政
的理由来解释（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和国际黄金市场上的投
机抢购），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起了作用；例如，为出口而在市场上
③ 严中平：《统计资料》，第134 页。
④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2 章。
① 《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并参阅托马斯.
G.罗斯基：《制造
工业的发展》，载德怀特.H.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231 页。
②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48 页。
① 余耀枢：《论交易所之失败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2.8（1922 年8 月），第
8—13 页。
购买农产品就要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
以精确的分析。②但它们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增涨了20％
至44％。这和同时期内的西方国家相比是不算大的；这是因为和工业品价格
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某些供出口的
产品外，农产品价格稳定较多地表明年景好，而不是表明市场疲软——也就
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和工业品价格上涨这是繁荣的
互相补充的标志。
在这一繁荣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 至1919 年，纺纱厂每
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①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
利润增加了20 倍，有些甚至50 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②
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他们的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的利润就更加意义重大：
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③
正是在这一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在沿海的大城市里发展了一种越来越对
西方影响开放的都市社会。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
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 年中增长
3 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
—1919 年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④
城市的迅猛扩展既不是因为内地碰到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
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人口增加统计①
②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 年—1952 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2—7页；《物价
调查方法》，《中
国经济公报》，1924 年6 月21 日。
① 严中平：《统计资料》，表61，第165 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
料》，第202 页。
② 参考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第31 页所引大生纱厂的
例子。
③ 琼·切斯诺：《1919—1927 年中国的劳工运动》，第197 页；《上海总商会月报》，
4.4（1924 年4 月），
第35—36 页。
④ 戴维·D.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 年》，附录
B。
① 根据H.O.龚：《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20.3（1937 年3
月），第301—314
页；同时参考德怀特·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 年》，附录E，第290—2
91 页。
城市年份人口
北京1912 725235
1921 863209
天津1900 320000
1921 837000
青岛1911 54459
1921 83272
上海
外国租界
外国人口1910 13536
1920 23307
中国人口1910 488005
1920 759839
华界1910 568372
1920 1699077
会动荡特别恶化。这实质上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
苦农民、农业社会中的闲杂人员都到市内的作坊和新建的工厂里找工作。他
们到码头当搬运工，当苦力或者拉洋车。许多乡村的名流也被吸引到省城或
者本地区的大城市里居住，部分地是想在当地的政府或者各种自治组织里混
个差事，部分地是急于为自己的子女保证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后者是都市居民
的特权。市区向外扩展；建设起郊区，困难地通过古老城墙的牌楼式城门而
与市中心区交通。但是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城墙被
拆毁以修建新区。虽然新建的大多数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
世界商场大楼可与1919 年在上海开幕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媲
美。在广州，大信商场的九家商店自1918 年起雄踞在珠江岸上。上海工部局
在1915 年批准41 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 年批准109 项。包括中式
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
费用从500 万两上升至1100 万两。①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
复杂，互相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
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
的注意，他们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们怎样响应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有时将这些现象从它们所处的仍然基本上是
传统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地证明他们的理论。②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
即使从城市方面看，甚至相对地说从已经现代化了的沿海地区看也是如此。
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
① 费唐：《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347 页。
② 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 年》。此书1962 年出版以后，作者对中
国劳工界似乎回
到了较为实际的看法。
上被称颂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人十分相似，③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
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们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
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绅士们所从事的很
不相同，但是他们通过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当局的密切关系这样两个方
面，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地使他们的地位更形重
要。他们的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 年），他是前
清状元，袁世凯手下的实业总长。他在南通的大生纱厂，在1914 至1921 年
间纱锭增加了一倍。①再以虞洽卿（ 1868 年—？）为例，他是上海总商会和
宁波同业组织的董事，在战时投资200 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 年）、
宁绍（1917 年）、鸿安（1918 年）。②还有朱葆三（1847 年—？），他在1919
年72 岁时仍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战争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
—1938 年）和荣德生（1875—1952 年）的财产。③他们出身于无锡的商人兼
小官吏的家庭。在1901 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 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
1914 至1920 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办八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高达150
万两。同时荣氏兄弟还将他的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所有这
些先驱者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得力于他们超群的个人品质，他们在条约口岸通
过和外国人接触获得了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与
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是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都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
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以后，官僚机构被代表地方利益的各
种组织所产生的新的权力网络所接管。这些组织即省议会、商会、各种教育
与农业团体，它们在全国层次上与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努力互相冲突，在地区
层次上又与互相争雄的军人野心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们的权力毕竟还是增
长了。虽然他们未能成功地为当地各种组织保住1912 至1914 年间争取到的
行政特权（尤其是税收权），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较革命以前大多了。
其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些官僚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的官员的
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 年浙江省政府的每7 名高级官员中，有5 人
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 1920 年浙江每 8 名高官中有4 人是浙江人）。
①但是，“回避法”并没有恢复，帝国时期的这一法律禁止从本地的学者中选
择地方官。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或
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以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不受外国人
侵犯，并防止广大群众的各种要求。
就这样，这一“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内部出
现了。在浙江省一个地区的首府，1925 年掌管当地各级组织的人中，有40
％早在1911 年已经是活跃分子。不过在这一群人里面，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
③ 周锡瑞：《维新和革命》；F.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第159 页。
①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
② 方腾：《虞洽卿论》，《杂志月刊》，12.2（1943 年11 月），第46—51 页；12.3（
1943 年12 月），第
62—67 页；12.4（1944 年1 月），第59—64 页。
③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
① 罗伯特·基思·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 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
省的发展》（密歇
根大学博士论文，1975 年），第218 页。
力量对比正在变化。有功名的文人学士（进士、举人、贡生）的作用已经减
少。1918—1921 年间，在浙江省议会中，他们的人数不超过6％，而在革命
前夜占46％。②死亡减少了他们的人数，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得不到补
充。在像财务官员和慈善团体管理人这些传统上属于他们的职位中，他们正
越来越被政府当局和卫生与公共工程方面的专家所取代。例如济南，情况就
是这样，1917 年，广仁善局被政府的慈善局所代替。③
这一发展加重了城市精英和曾经是主要力量的士绅间的分裂。同时，它
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
例，维持负责广泛的卫生、公路、法律与秩序，以及救火任务的警察部队的
费用，由全省收入提供的几乎和由都市岁入提供的一样多。
自此以后，城市名流来自商人、地主和新式学校毕业生。这些精英们的
界限不很清楚，在省议会中团结在一起，并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1921 至
1926 年间在浙江占88％。①这些新的知名人物继续维护已重新组合进各农业
社区的地主的利益，但现在更竭力保证商人的利益。商人们常在省议会中处
于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议会议长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商会竟完全
取代了地方议会的位置，例如 1922 年在浙江绍兴就是如此。20 年代商会的
数目激增：浙江省的嘉兴县原来只批准设立两个商会，到1924 年却已经有了
13 个。商会在地方各种代表机构中逐渐占居首位。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名流这一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狭小的社
会圈子，他们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和经济合理化的思想体系：这是一
个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奇迹的影响下，这一转变的发生是很自然
的，但是在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却受西方的支配。包括现代的资产阶级的新
一代企业家们曾经在外国留学。他们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并且比较不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
1942 年）。他出生于上海，棉商之子，学习英语，并于1900 年通过考试进
入海关工作。由于1905 年积极参加反美抵制运动而被迫辞职，他在33 岁时
赴美国接受技术教育。他先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艺学，然后又入德克萨斯
农业与机械学院学习纺织工程。1914 年归国以后，他努力改进设备以使自己
的纺织厂现代化，并引进美国的长绒棉。1915 年他在上海创建厚生纺织厂；
1916 年又创建德大纱厂；1920 年再创建豫丰纱厂于郑州。同年，他参加组建
棉花交易所，并一直担任首脑至1926 年。这是少数经受住了1921 年投机风
潮的交易所之一。为了帮助中国实业界教育其所急需的领袖人才，他给他最
好的学徒们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其中包括1921 年赴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
济学教授的方显廷。①
银行家陈光甫（1880？—1974 年）的事业和穆藕初十分相似。他出生于
商人家庭，11 岁当学徒，1904 年赴美国学习商业六年，回国后争取到几位以
② 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307 页。
③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7—148 页。
① 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 页。
②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9 页。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关于其他例子
，在河北省，参
阅琳达·格罗夫：《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
1975 年12 月），
第49—52 页。
①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方显廷：《一位70 岁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忆录》。
前的同学和曾在海关和邮局供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人的合作，于1915
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0 年以前由陈自己经营，是当时最兴旺的私
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他们出身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
业——既当公务员又当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1880 年—？），近代油
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和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 年），他创办并在
1921 至1925 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实业家中的新一代大量来自华侨，他们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
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1875—1923 年）
和简玉阶（1877—1957 年）——在香港创建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
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社会中行销。战争为南洋公司打开了中国市场。1912 至
1917 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①它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了分
支机构，上海的分支机构在1919 年成了主要的办事处。简照南成了上海市最
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参加了总商会董事会。在他死后，其弟玉阶继承了他
的事业，1949 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继续作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1878—1929 年）的事业要短暂些。他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
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使他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他
住在上海管理各地的子公司。1912 年他企图为中国建立新式制糖工业，在吴
淞开办了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们投资1000 万两。次年，马玉山
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他甚至试图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这
个试验就失败了，马玉山返回东南亚。②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成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两代
人之间的纽带。他是曾国藩的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然居住在中国，
却于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他24 岁时，他的任浙江省长的父亲就让他去管理
一家他自己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战时有了发展；到
1919 年，资本已达到100 万美元，各车间共雇佣1300 名工人。1921 年，聂
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他还向益中机器厂投资。他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
个企业家。1918 年他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了一个改良原棉的委
员会；他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后一项工作。在1919 至
1920 年的危机时期，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的时候，聂
云台出面调解，由于他出任会长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①
让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威望不那么高
的人。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几百人。这些真就能构成一个资产阶
级吗？
首先必须指出，在这一群企业家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
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国外受
过教育。他们也是在大战开始时归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他们也脱离了
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他们提倡
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编，第19 页。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 卷，1，第502—509 页。
① 陈真：《工业史资料》，1，第397—401 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 版，
第328 页。聂其
杰编：《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一种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②这一新的知识阶层的出现，对
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鼓励。这两大集团的团结一致加强了各自的效能。
但是，他们的影响主要在于他们继续和那些城市名流保持联系，在于和他们
自己出身的旧制度下的改良派精英们保持联系。
这些年青知识分子和青年企业家受到他们的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利
了他们的行动，又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像江苏省教育会这样
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机构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能成个什么气候
呢？如果那些传统的商人不把战争爆发后，因自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而
进行投机所获的巨额利润付托给穆藕初，他又到那里去筹措开办他的第一个
纺纱厂的资本呢？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他就得到总商会的董事们的合
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
是以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
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
后两者只是在某些方面代表商人们的利益；也不同于帝国行政机关加给当地
社会的那种商会，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和自发行动的结果。实际上，这是有
关各方自己采取的主动行为。1918 年组成的华商纱厂联合会，赋予了前一年
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而团结起来自卫的人们以合法身份，当时日本的棉花
购买商正要求废除这种税。1920 年，北京的部分主要银行家每星期举行两次
友好聚餐会，结果产生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组
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的成立与1920 年12 月全国银行总会的成立之
间不过时隔三年。
这些新的商业联合会的现代性，表现于它们对自己的任务的了解。它们
不再从事宗教或者慈善事业等活动，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了它们的大
部分财力。它们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的观点，它
们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且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
志。因此，在此后几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 年）；《华商纱厂联
合会季刊》（1919 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 年）；汉口的《银行杂
志》（1923 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关于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以
及在其发展途程中所遭遇的障碍的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与此同时它们对
研究外国市场的重视，说明了为从世界各种经济激流中寻找中国发展的地位
所作的努力。
这时，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
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发展的
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青的雇主显然只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的边缘部分。但
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
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民主化。
在大战刚爆发的时候，上海总商会看起来还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
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认捐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 人。除
了各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中有代表。作决定的权力由以
德高望重的朱葆三任董事长、35 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所垄断，他们大都是从
②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第56—63 页。
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挑选出来的。1919—1920 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
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扩大多少，但这个组织
确实自此以后有了稍大一点的代表性。自它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从现
代部门接纳代表。但是这一现代部门的代表一般仍是那些同样与传统商业保
持联系的商人：王一亭、虞洽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
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
业家（简照南、荣宗敬），他们的利益和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部门的。在商
会内，他们的活动继续沿着在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经开始的方向：传播
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和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一帆风
顺。上海总商会内部在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场危机。①对抗
并不发源于那些新的联合会，而是发源于一些旧式的同乡会，它们和帮会不
同，一直让小企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 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
乡会，较它所从属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上级的宁波帮会的贵族气少些。
但是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还要数由汤富福（汤节之）担任首脑的广州帮会。另
外，在商会内部，一个由约60 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 年7
月辞职，并提出一个改革纲领，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
扩大董事会，并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 年8 月改选董事会，改革派在
35 席中占20 席。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
者冯小山——都以其广州籍贯和积极的政治活动而惹人注目。许多人简直就
是新一代的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成功地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是他们的影响却可
以从1921 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该杂志对经济发展和政
治参与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
是冯小山，前者1884 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
曾在1922 年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后者也生于1884 年，广州人，是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上海总商会所拒绝承担的政治先锋队角色，由1919 年春季伟大的民族主
义动员期间诞生并在以后继续存在的新组织承担起来了。上海商业公团联合
会自它在1919 年3 月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成了当地各种组织的代言人。活跃
分子广州人汤富福、冯小山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经常和
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位的却常是同一些人（尤其
是虞洽卿）。它们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它们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
副面孔。
几个月以后成立起来的许多“马路联合会”，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
的中国商人。它们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的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
上海工部局的税收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这一地方性的冲突在
整个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就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上海总商会有时想加以抑制的呼声就在其他的组织里迸发出来
了。“上海商会已经不能像往日那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他的组织推翻了它
①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第221—247、376—39
4 页。周策纵：《五
四运动》，第6 章。桑福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5 章。
的霸主地位”——上海工部局总董在1920 年这样说。①在这些创建了自己的
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要在政治
战线上再显身手了。
自绅士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成了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
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
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
新精神。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典型性，相反，它似乎真正代
表了当时的城市社会。但是，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
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
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
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
① 关于联合会，参看《五四运动》，第648—664 页。关于上海工部局总董，参看费唐：
《费唐的报告》，
1，第126—127 页。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的本来就并非情愿的合作，没有能持续多久。政
府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了不满，这在上海总商
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可以被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他们的同情
迅速冷却。②1915 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叛乱、1916 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
再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这些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
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
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
他们想象出一种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了想要付诸实现的地步。张謇要
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1000 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
模范区。①
走向政治卷入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要求某些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
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既是对中央政府的性质和活动的挑战，也是对
中国由于各种国际条约导致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野
心必然将它引上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命运
是和国家及社会的一般演化分不开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
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②
在1921 年的商联会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
和过去不同，这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派或那个党派，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
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该把
某些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
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
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它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今天，这
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③ 穆藕初用稍微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
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
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
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
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①
资产阶级因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的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
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
展，以及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成了每一次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切都由同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引发：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只有一个药方：
发展工业；只有一个建议：中国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益，但必须避
② 《北华捷报》，1916 年2 月19 日，第467 页。
① 《中国经济公报》，1922 年12 月23 日，第2 页。
②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 年5 月）。
③ 《北华捷报》，1921 年10 月15 日，第151 页。
①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密勒氏评论报》，1922 年12 月23 日，第140—141
页。
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成了孙逸仙在1918 年停战以后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发
展》②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调子的著作。
同样的思想在约翰·杜威于1919 至1921 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的讲学中得
到进一步发挥，并在他的影响下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捍
卫，还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的支持。③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部分地由国家控制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新的生
产者阶级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个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又包括工人阶级。在
1919 至1920 年期间，强调的重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华
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①
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1922 年期间爆发争论之前，经济发展的迫切性似
乎要求将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等不同的选择作某种融合。当时中
国的政治思潮以极为典型的方式追求乌托邦而开始了它的学徒时期。
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讨论，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
上海总商会接待了杜威和罗素。张东荪，就他主办的《时事新报》来看，似
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他支持他们在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
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国的国际发展》
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②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更多地源于企业实践而不是理论的推
想。在这方面，战时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
资产阶级似乎更多地注意到后者带来的好处，较少注意到前者带来的麻烦。
它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眼前的兴高采烈胜过了对未来的
捉摸不定。资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理论家们的乌托邦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
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凑到一起了。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
发表的宣言所表达的思想，全都集中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伟大主题上：既要民
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宁。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
外法权，还有恢复海关自主。①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
当时促使城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是起辅助性
作用。和大城市中所有精英们一样，企业家们也受到他们中的一员——银行
家赵锡恩——所谓的“社会不公”的损害。“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
他性集团，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的生活
方式全然不顾及他们的主人和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们的感情”。②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被统治国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
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的活动领域。中国
的商人因此发现他们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受到竞
② 此书原用英文写成，后来成为《建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
③ R.W.克洛普顿和吴群真（音）编译：《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 年》。
① 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2 版，第158 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3 月26 日，第176 页。
① 参看1921 年10 月在上海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上海总商会月报》，1.4
（1921 年10 月）。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2 年12 月16 日，第86 页。
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 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
上致词，强调他们的责任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
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③
但是资产阶级虽然要求控制经济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利，却也认识到
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国的合作：“如果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工业以新的推动力，
我们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国外引进机器??如果国
家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④
就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们寄希望于外援。“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
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①但是他们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
作决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国家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②它不
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③为了建立在中国的法国商会的
主席昂希·马迪埃所谓的“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
人的明智与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的政府，废
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④由于受到威尔逊的幻想的迷惑，中国实
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 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百万
富翁查尔斯·克兰，这位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
的愿望。
由于缺少资金，这种不可避免的依赖别人的善意的想法，包含着将本来
是未雨绸缪的努力变成乌托邦的危险。中国资产阶级在1919—1920 年面对的
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
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怎样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
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一虽然很少付诸实施但现在已经变得尽
人皆知的思想，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它与19 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
的国际外交概念相冲突；并且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承认国际间
有什么互利关系的儒家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国际合作的主旨，与国内政治方面实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
思想，正好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当时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雇
主的忧虑；聂云台、欧朋（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
恩元都属于这一类人。无论如何，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
德·艾地等人自20 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由于这些影响的汇合以及帮会的
传统，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它追求的是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
起来。1920 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
①在效率的伪装下承认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性。穆藕初在他于1920 年创办的一
家新纱厂的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
③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记》，《银行月刊》，1.6（1921 年6 月）。
④ 工业高级官员叶恭绰对北京商会的报告，《北京政治》，特刊，1920 年1 月，第21—
22 页；1920 年1
月29 日，第147 页。
①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 年1 月23 日，第95 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第三次决议案，《远东商业公报》，1921 年10 月，第17—18 页
。
③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 年1 月13 日，第95 页。
④ 《北京政治》，特刊，1920 年1 月。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3，第292—294 页。
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它与工人阶级是互
相依靠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②而这
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得到了响应。③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
危险的认识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展不是对大家都有损害的斗
争的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要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展，要依靠资产
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共舆论形成之前，在
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
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④
上海的中国报纸一再重复“聪明”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这个话题。
它们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自由主
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害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普及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的目的显然
是为工业提供它所需要的职工。不过1917 年创刊的出版物《教育与职业》坚
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
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①
在1919 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扩展的哲学。它和法国社会主义（特
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不应
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这是类似经历的结果——成长的经
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占有特
殊地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
但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纯一的阶级，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外国的势力和侵略
的反应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
办资产阶级之间所划的分界线，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
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在财政上。外国银行一直在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
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
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②同时，由于缺乏资金
（这是它们那种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向旧式银
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地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
的。另一方面，即令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那也不能认为是民族主
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
中得到好处，他们自然就注定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上海
总商会所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部分地用它的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们如
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
的商业关系来解释。①但是，经济上的依赖并不总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
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就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
② 《宁波工厂周刊》，《期刊介绍》，3，第289 页。
③ 《工界》，《期刊介绍》，3，第301 页。
④ 胡适，《密勒氏评论报》，1920 年7 月10 日，第324 页。
① 《期刊介绍》，3，第303 页。
② 周秀鸾：《工业的发展》，第80 页。
① 《五四运动》，第243—244 页。
的主要支持者。②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个商业和职业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采取的立场表明，这一爱国主义分
裂成了激进与温和两翼。我们已经指出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上
表现得犹豫不决。当他们在5 月13 日决定参加时，他们也是十分谨慎的：6
月3 日，他们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商会
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的
努力从旁协助。6 月9 日，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
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期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是上海商联会于5 月6
日致电共和国总统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
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③在5 月10 日
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 月4 日，地区商会就
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 月5 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
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④6 月9 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
宁波同乡会措词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⑤
这些不同的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态度之间的差异，部分地
反映了它们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
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
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呢？这个阶级
的结构还很不完善，其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
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
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商
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
且显然自相矛盾。5 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
动，朱是因为他的亲日立场在不久前下台的；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
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①
这一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
地区的关系网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
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他们的长辈，而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
离广大的工商业者阶层，又常不得不认可他们未能加以阻止的决定。在1919
—1920 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和上海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
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朱葆三的说法：既然你们商人们都
反对交这些税，我想我们也只好采取相同的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
采取共同的行动。②
足以淡化利害分歧的这种商人间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又从经济繁荣和
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得到支持：这些现代企业家有时和他们的长辈一样保守，
例如穆藕初，他就坚决敌视1919 年6 月的罢市。不过，他们更宁愿作必要的
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肩上。1920 年聂云台当选商
② 《北京时报》，1919 年11 月21 日。
③ 《五四运动》，第172—173 页。
④ 同上书，第386 页。
⑤ 同上书，第389 页。
① 桑福德：《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342、361 页。
② 《北华捷报》，1920 年4 月24 日，第185 页。
会会长，为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和居民在
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中国人同意就自称代表他们”以后，却选举穆藕
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他们；
这三人都是那个商会的董事。①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
情愿地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参加了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
纱厂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②
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内聚力而从它最激进的一翼和学生、雇员以及在一定
程度上和工人的联盟中得到好处。它支持城市广大群众的要求，从而对这些
要求得以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
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1919 年6 月10 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而另一方
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也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
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在1905 年的反美
运动和1908 与1915 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抗议外国
的侵犯和不公正行为：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并且经常带有
排外主义的缺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1919 年以后，在五
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下，这种抵制变成了半永久性的。紧接
1919—1921 年的运动之后爆发了1923 年的运动，它一直延续到1924 年，到
1925—1926 年扩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其
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这种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和促进新生的工业社会。
从1919 到1923 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受惠于第一次大战期
间西方列强自中国的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
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1919 至1920 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
制日货运动，不失为对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
度减慢，以及日本货进口减少，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一运动。不过要把这一
抵制的影响和当时日本从战时经济过度到和平时期经济这种转变所引起的危
机的影响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掀起了提倡本
国产品和“爱国货”的运动，这就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
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
立自己工业的“长远计划”和永久性的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
‘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的时候??这一次抵制
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①资产阶级在这里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排外思想和
短暂的激情，而是要代之以工业救国的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于“国
策”。②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③这是目的，不是手段。④
① 《北华捷报》，1920 年6 月12 日，第660 页；1920 年12 月11 日，第745 页。
② 《北京时报》，1919 年11 月21 日。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M.T.3.3.8.5—1》（1919 年）。从烟台
致领事的急件，1919
年8 月29 日（编号740856—740873）。
② 《提倡国货之我见》，《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 年5 月），《言论》栏。
③ 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实业杂志》，71（1923 年9 月）
。
④ 《提倡国货》，《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 年5 月）。
聂云台将这一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⑤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他们此后应实施抵制
的各种规定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①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个防止
出事故和出现混乱的问题，是个避免无谓的财政损失的问题，也是个使群众
运动为资产阶级所组织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在1919—1920 年之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
的激励作用的记载。②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将这种特定的作用从极端有利的一般
经济环境中孤立出来呢？这种作用也不过只是这种有利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罢了。
当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其结果是比较容易看得
出来的。1920 年10 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
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间的贷款。作为担保的方式，银行团建议由他们
控制某些国家收入：铁路收益、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言——地产税。
新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说，“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③当中国的金融团体于
1920 年12 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
银行团，而是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付外国的挑战：“国际银行团一再宣
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的行政事务进行根本
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④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
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
“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
享受耳。”①
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
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
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
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
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1921 年11 月至1922 年2 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
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
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20 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
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
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
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在其政府
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招。就这样，1921 年10 月12 日至17 日
⑤ 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
23 年6 月），《言
论》栏。法文译文见M.克莱尔·贝热尔、张福瑞：《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 年的五
四运动》，第
103—114 页。
① 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4 月），《言论
》栏。
② 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经济局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
《历史评论》，
241（1969 年4—6月），第309—326 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3 年》，第674 页。
④ 《张嘉璈访问记》，《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1 月29 日，第470 页。
① 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上海总商会月报》，1.6（1921 年12 月），《言
论》栏。
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
华盛顿表示“民意”。②。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
但是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是一位银行家的孙子，他家是
上海钱庄的股东。他在1918 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发展》时，就
对经济事务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
领袖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议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
表中国居民的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纱厂主穆藕初有联系，他
们全都是他的亲密同事。①
在华盛顿，国民代表们发挥了间接的但却是很积极的作用。他们捍卫了
中国对山东省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后者是各金融团体和
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地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它寄予的希
望。毫无疑问，这一成功更多地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互相冲突，而不是
中国国民外交动员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
气！”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这样评论说。②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猫把爪
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它的存在和决心。正是这一
点导致英美外交将赌注押在它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和企业家们加强了他们的
呼吁。“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
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北京就任时这样说。③而汇丰银行总裁A.O.
兰则发表了如下的见解：“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
将证明它是不久将来的主要力量。”④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
国协会主席E.F.麦凯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⑤提出这些呼吁的根据是，
据称各商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
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全
心全意祈求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实现。这一改革的动力应来自内部，但也可从
外部加以支援。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
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的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
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地改组财政工作。”①而E.F.
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由外
国顾问协助”。②
外国人小心翼翼地设法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利用它
的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 年11 月在那里曾经开了一次万国公
民大会，他们并且和正在那里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
联系。③双方就一个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的纲领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未记》，《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 年10 月），《纪事
》栏。
① W.S.A.波特：《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人民代表》，《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10 月22
日。
② 《北华捷报》，1922 年2 月18 日，第420 页。
③ 《麻克类爵士与中国商人》，《北华捷报》，1923 年2 月17 日，第446—447 页。
④ 《北华捷报》，1923 年3 月10 日，第664—665 页。
⑤ 《北华捷报》，1923 年5 月19 日，第471—472 页；1923 年6 月23 日，第818 页。
① 《向商人们说的老实话》，《北华捷报》，1923 年4 月14 日，第77 页。
② 《北华捷报》，1923 年6 月23 日，第818 页。
③ 《北华捷报》，1922 年12 月16 日，第711—712 页；雪莉·加勒特：《中国城市里的
改革者：中国基
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他们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
人）的封建资本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报纸《向导周报》对他们
的指控。④“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
的”。⑤孙逸仙本人在1923 年1 月26 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
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
裁兵方法及经费”。⑥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的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
阶级逐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企图却显得异乎
寻常地不成熟，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无力承担其外国导师梦想赋予它的政治
命运。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不考虑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这场失败了的政治游戏的发展环境，就不可能
了解这一场游戏。不掌权的阶级的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
建立起的政权的性质的制约。在当时的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精英阶层已
经衰落，而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权以资补偿，在这样一个失去经过验证的组
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臻于成熟的中国资产阶
级被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不再与帝制或者与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
紧密关系：但它还存在，此后是在各地的军阀当中表现出来，他们为数众多，
使得他们的对手付出代价而可能取得的部分胜利毫无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
的参与常常显得不明确、混乱而无效果，这部分地是由它在缓慢的形成过程
中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性质导致的。
军阀时代是普遍不安全和剥削的时代。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在
资产阶级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可以逃避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
但是它的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受到社会
关系的可靠性每况愈下和交通及货币体系解体的直接不利影响。军人独裁对
半自给自足农业生产者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
路过的军队抢劫了，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
扩散，却可以不改变这一现象的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而将灾难波及到
广大地区：这是一种分散的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这些危险
事件的损害：他们的店铺被抢劫，他们的仓库被焚毁。但是他们还因发生在
其他地方的动乱而受害，有时甚至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
的农民没有威胁，但是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20 年代
初，商业资产阶级是其发展与繁荣直接有赖于中国的内部和平与民族团结的
唯一阶级。就这一方面说，它可以被视为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
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的补救方法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
以及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里提出。在许多方面，它紧跟胡适以及他周
督教青年会，1895—1926 年》，第171 页。
④ （蔡）和森：《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向导周报》，22（1923 年4 月
25 日），第158—160
页。
⑤ 蔡和森：《反对“敦清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周报》，19（1923 年2 月7
日），第150 页。
（这是蔡和森引用的商界的话——译者。）
⑥ 《和平统一宣言》，载张其昀编：《国父全书》，第755 页。
围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通过他们新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这
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都寻求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专门性的“问
题”，都开出了“好政府”这个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
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且要求制定“计划”，俾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
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①
这些观点彼此类似，这可以部分地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
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将城市精英们联合在一起。例如，在1922 年10
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
共同拟定政治主张。②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胡适的信徒。他们中的大
多数，都是通过对妨碍他们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
吏专横等的认识，而独立地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
阶级的代言人的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
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
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有点
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
完全相同的，行动中的自由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或者毋宁说作了
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最惹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以捍卫地区的自
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
保卫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他们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他们这
个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
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
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
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府的衰落给了资产
阶级重新规定它与国家的关系的机会。它极力想打破多少个世纪以来如下的
恶性循环：要么是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要么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
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时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
时期里，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 年起，这一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
起：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或者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
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它互相矛盾的愿望：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
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
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那些将首先受惠于这一运动的非官方的地
方精英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还有，省或地区的框架似乎特别适合于从丁文江到武堉幹这些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职业主义”发挥作用。①部分地由于约翰·杜威的行会社
会主义的说教的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移交给专家。“工匠、
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从事工作的人们的政府万岁！??打
① 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1922 年5 月14 日）。杰罗姆·B.格
里德英译，见其《胡
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91 页。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末记》。
①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67（1923 年8 月26 日）。武堉幹：《联
省自治与职业主
义》，《太平洋》，3.7（1922 年9 月）。
倒无所事事的人的政府！”①《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
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的是“贵族、
军阀、官僚和政客”。②
大多数有关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它们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
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
办发行纸币的银行。③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来保证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它还希望
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突出了自治政府机关
的发展和“里甲”型税收系统或“保甲”型公安机构的发展之间的共存关系。
④20 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
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 年解散地方谘议局的
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的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这种
限制。他们“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⑤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
⑥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
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⑦
但是，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商人们也碰到了消极的
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
经济现代化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这种对强有力的
国家的怀念，在各商会要求“中央”给予指示、发出禁令、纠正错误等数目
繁多的动议中都表现了出来。其结果是商人们即使在要求自治的同时，也不
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他们认为，采用联邦制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满意
地调节中央政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
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则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
责，坚持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
展陷于瘫痪，并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属于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
售”。①因此，资产阶级继续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一方面又感到
自己不能没有它。
在经历了十年的篡夺权力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
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共和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 年10 月，商联会支持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与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
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②
① 《北华捷报》，1920 年10 月28 日，第223 页。
②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2 月），《言论》栏
。
③ 谢瀛洲：《中国的联邦主义，对部分省宪法的研究》，第83、204 页。
④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动员问题》，载魏斐德、卡罗林·格兰
特编：《中华帝
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298 页。
⑤ 《“清合呈政府特许全国商会自练商团案”：四川成都总商会代表提议》，《上海总商
会月报》，3.4（1923
年4 月）。
⑥ 14—15 世纪北欧商业城市的政治和商业同盟——译者。
⑦ 《“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汉口总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5
月）。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1 月6 日，第8 页。
② 茹玄：《关于国是会议之片言》，《上海总商会月报》，1.5（1921 年11 月），《言
论》栏。
在1922 年3 月至9 月国民会议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
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把
1917 年解散的旧国会的议员们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
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 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导致商界
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将军们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
据；而在国家一级，1923 年10 月10 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
倾向的胜利。
这部悄悄地产生的宪法颁布时的环境比它的条文更重要。曹锟1923 年6
月14 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个宪法
想要恢复的共和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企
图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它的迅速崩溃以半是喜剧半是悲剧的方式说明
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 月23 日上海总商会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①脱离，作为中
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一种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
理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
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了这一战略，未
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一个信誉扫地的共和国合法实体断绝关系以
后，又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问题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获得解
决——也就是说，开国民会议。但是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
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70 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
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35 名董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
政权抛开分省自治的庇护和任何宪法上的借口，实际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这一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最
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
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
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
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
事，宁非可笑？”①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这时他支持统一战线
的政策，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
的非常之快”。②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
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
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 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
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
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
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
① 《上海总商会月报》，3.7（1923 年7 月），《会务记载》栏；美国国家档案馆，驻上
海总领事克宁翰电，
1923 年6 月26 日，89300/5095。
① 《“商人政府”的批评》，《东方杂志》，20.11（1923 年6 月20 日）。
②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1923 年7 月11 日，第31—32 页。
③ 《字林西报》，1923 年6 月26 日。
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
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
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
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中，总也需采取某些步骤”。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到1920
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这使中国的银行家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中国的
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
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
机会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
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
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
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
系。它们大都设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部长或
未来的部长：例如梁士诒、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
以说明。乍一看人们会以为，1920 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部长们分裂的对抗，
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①这样分析虽
然也对，但不全面。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团
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
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 年12 月6 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
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
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②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
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① 1921 年1 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
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
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
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
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
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
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
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②但是，为全体人民
④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 年5 月），《评谈》栏
。
① 参看本书第5 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 至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
动和宪政的失败》，
第74—90 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东方杂志》，18.3（1921 年2 月10 日）；英译文载《
密勒氏评论报》，
1921 年1 月22 日，第412—414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1 月29 日，第470 页。
② 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密勒
氏评论报》，1921
年2 月19 日。
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
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1922 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
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
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
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
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
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④吗？真的“总
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⑤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
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
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
竟之业者？”①
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
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
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
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
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
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20 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
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
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
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
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
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
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
中国生根。
但是，1920—1923 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
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
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
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
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
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
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
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
③ 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 《京津时报》，1923 年4 月19 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10 月8 日，社论。
① 《“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
会月报》，3.4（1923
年4 月）。
② 《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 年
6 月）。
③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2 月）。
服这一矛盾。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1923—1927 年
1923 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
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
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
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
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
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
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
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
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 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
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
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1920 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
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 年的关银
6.3 亿两降到了1920 年的5.4 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
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
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
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19 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
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
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1923 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
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 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
涨，棉纱价格下跌。1920—1921 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
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 年的270 万担增至1922 年
的630 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 年达110 万担，
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
1922 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 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
售量，1921 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25 两，到1923 年每包要亏本15 两。
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
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
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
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
① 《远东商业公报》，1922 年1 月。
②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 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
23 年10 月），第
2—8页。
②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 年10 月20
日），第2—6页；
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
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
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
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
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
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
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
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
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
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
1918 至1924 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388％。②“他们（日本人）以排
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
在1917 至1922 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 项外国贷款中，有14 项是由日
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 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
变成了控制，例如1923 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 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
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
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
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
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1923 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
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
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 年出口的
974000 担中的803000 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
％，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
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
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5 月），第1—12 页。
③ 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5 月）
。
④ 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10 月6 日。
⑤ 海外贸易局：《中国1923 年6 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⑥ 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3 年1 月）
，第29—32 页。
①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 年
3 月20 日），第
9—14 页。
②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 卷，1，第6—7页；《北华捷报》，1922 年2 月2
5 日，第518 页。
③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 年第3 版，第180—185 页。
⑤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⑥ 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银行周报》，7.10（1923 年3 月20
日），7.11（1923
年3 月27 日）。
⑦ 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银行周报》，7.6（1923 年2 月6 日）
，第14—15 页；
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商学季刊》，1.1（1923 年2 月），第1—3页。
①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5。
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
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
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
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
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1922 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
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
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1923
年5 月取消这一禁令。④
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
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
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 年，许多
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
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
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 年的临城事件
1923 年5 月6 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
客，其中有24 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
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
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
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①
外交团1923 年8 月10 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
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
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②
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
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 世纪后半期，这
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
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
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
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
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
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
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2 月）。
③ 《远东商业公报》，1923 年3 月，第41—42 页；《北华捷报》，1923 年2 月17 日，
第426 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 年7 月）。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5 月19 日，第471—472 页。
②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 年》，第819 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7 月7 日，第172 页。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6 月30 日，第859 页。
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
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
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
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
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②各行业组织和各商
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
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③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
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
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
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
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 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
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1925 年伟大
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
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
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
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
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
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 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
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
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
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
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1919 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
分得了一部分（13.7％）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1920 年被驱逐，停止了这
项要求。孙逸仙在1923 年3 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
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1922 年7 月29 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
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 年9 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
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
预。作为警告，是年12 月他们派遣23 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
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
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①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
② 《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 年9 月），
《会务记载》栏。
③ （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4
4（1923 年10 月
27 日），第333 页。
① 《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银行月刊》，3.12（1923 年12 月），《银行界消
息汇闻》栏。
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
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
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
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
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
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
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①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
信用”。②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
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
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
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
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 年被驱逐出广州，次年初，在云南和广西雇佣军的帮助下
返回。这时他所建立的军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护他但同时也无休无止
地向他要钱的将领们。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
100 万元。他征收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赚得的钱交给他的雇佣军；
还掠夺祠堂和几处维持宗教或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他“国有化”
了的一些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在1923 年达到900
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使全市每一个债权人和所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
给予过他宝贵支持的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而反对他本人、他的政府和
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
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
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①
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1924 年，商人和经纪人
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1923 年末商团
有13000 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30 余人。②这一
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1924 年6 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
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
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
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
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
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
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③
① （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向导周报》，48（1923 年12 月1
2 日），第365 页。
② 《北华捷报》，1924 年1 月5 日，第1 页。并参阅本书第11 章。
① 《南华早报》，1923 年7 月24 日。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49—264 页。《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1
1 月24 日，第534—535
页；1923 年12 月22 日，第130 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11 章。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4 年6 月21 日，第82 页。
广东商人在1924 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
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
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1923 至1924 年间迅
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
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
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1924 年1 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
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 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
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
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
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1924 年夏天爆
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
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
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1912 年拒绝为
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1924 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
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
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1912 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
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1924 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
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
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
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
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1924 年10 月15 日政
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
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
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
1924 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
次一年，当1925 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
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 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
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
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
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 月12 日在汉口爆发，6 月23 日在广州爆
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
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 年6 月提出13 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
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
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6 条），中国居民派代表
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 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10
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11 条）。但是示威
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
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 月31 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 月25 日。
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 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
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1919 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
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 条中的
13 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
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
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6 月7 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
子。
1925 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
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1925 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
制的总工会，将117 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218000 人。这是一支组
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
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
对比。
1925 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
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
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
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
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
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
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
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
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
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1905 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
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7 月16 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
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
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
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
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
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
1925 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
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
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
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
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
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
》，1（1980 年）。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7 月18 日，第2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7 月25 日，第5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9 月12 日，第348 页。
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
主张——在7 月6 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
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
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1925 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
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
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
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 年3 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
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1911
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
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
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1925 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
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 万银元。①在工
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
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
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1925 年夏
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
也提供了资金。③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
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
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
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
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3 月和4 月间
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
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
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
例如8 月13 日5000 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
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 年夏天对罢工者
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
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
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
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
③ 《血痕》，2，1925 年6 月19 日；3，1925 年7 月12 日。《救亡》，2，1925 年6 月
16 日。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11 月14 日，第29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8 月1 日，第78 页。
③ 《北华捷报》，1925 年8 月29 日，第251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6
页。
④ 《北华捷报》，1925 年3 月21 日，第478 页；1925 年4 月25 日，第140 页；1925
年6 月13 日，第440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7 月24 日，第188—190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8 月15 日，第167 页。
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
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
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 月）
和英国公司（10 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
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
弃。
转向蒋介石，1927 年4 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
是1927 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1923 至1924 年以来一直在
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1924 年蒋梦麟注意到自
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
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
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
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 年）
和李璜（1895 年—）可能20 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
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
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
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
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
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1894—1945 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
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
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
的总体国家”。①
在1927—1928 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
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1927 年之
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
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
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
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1919 年的纲
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
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
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
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
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
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
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
③ 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119 页。
① 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
亚洲研究学报》，
34.1（1974 年11 月），第73—98 页。
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
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
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
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
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
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
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
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
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
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 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
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
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
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 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
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
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
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
直到1925 年11 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
炯明。而且直到1926 年3 月20 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
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
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
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
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1925—1926 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
过1924 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
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
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
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
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
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
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
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
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
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
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1925 年成立的中央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1 月17 日，第91 页；1925 年10 月31 日，第194 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5 年3 月7 日，第21 页；1925 年11 月21 日，第228 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4 月17 日，第179 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2 月13 日，第316 页。
⑤ 《北华捷报》，1925 年6 月24 日，第146 页。
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
—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
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 年3 月20 日的
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6
月份已经开始而在7 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
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
场。1924 年10 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
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
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
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1926 年11
月和1927 年1 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
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1926 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
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
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
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
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
合。
1926 年6 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
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1920 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
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
150 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
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
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
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1924
—1926 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
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
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
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
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1926 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
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
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
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
1926 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
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
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成立于1928 年——译者。
① 《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7 月24 日，第190 页；《密
勒氏评论报》，
1926 年7 月17 日，第176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3 月21 日，第478 页；1925 年4 月25 日，第140 页；1925
年6 月13 日，第409
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 年第1 版，第78—
82 页。
③ 《北华捷报》，1926 年5 月8 日，第252 页。
④ 《向导周报》，177（1926 年），第1832 页。
芳运送军队。⑤但是，1927 年2 月17 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
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
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1927 年3 月尾4 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
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
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1924 年在广州，1927 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
的普遍重新组合。20 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
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
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
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
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
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
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
研究一下1927 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
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 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
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 月26 日蒋介石到达上
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
300 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
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
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 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
一样，是隶属于1926 年1 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
党组织。在1927 年3 月20 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
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 年4 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
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①这就不难看出
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
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
的。商人拒绝参加3 月29 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
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②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
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4 月12 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 月12 日
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700 万元，强行借贷3000 万元，他
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
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件中，店
主和金融家们在拿枪杆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点，因内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
⑤ 《北华捷报》，1926 年11 月20 日。
① 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2 章。
① 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的建立》，（向1978 年3
月31 日至4 月2
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②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定版第2 次印刷，第166 页。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中国季刊》，
77（1979 年3 月），
第1—24 页。
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
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
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 年4 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
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
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
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1926 年被剥夺了
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 年4 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
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
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
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1927 年，
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
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1927—1937 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1927—1937 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
极盛时期。30 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的这一论点，也为研究这一时
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1975 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
党的）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阶级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的联盟基础之
上。①按照这种理解，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一政
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采用相似的解释。②他们在修辞上谨慎地满
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很清楚，整个资产阶级都被牵连进
了所假定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眼里，的确，正是对
这一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
道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可思议地从政治和经济
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①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
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势力并没有控制或
有效地影响过南京政权”，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只关心“从政治上削弱城市
精英和榨取国民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②
如果这种修正后的理论，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
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这种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地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
难显然证明了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实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
史学家失去信心时，他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论述一个没有阶级基础
的政权。③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
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
阶段，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
府很高明地创造了一个对它自己最有利的形象，一个最可能吸引西方的同情
和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试图使西方的激进
派和左派人士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地宣扬其城市
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一句话，它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
美民主国家。他们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我们对中国是多
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依赖一个中介
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种角色的最有名的人物。他在
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精通英语。他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
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①但是，
要明白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中国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像他
① 琼·切斯诺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第188 页。
②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小帕克斯M.科布尔
：《上海资本家
和国民政府，1927—1937 年》（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 年）。M.C.白吉尔：《“
另一个中国”：1919
至1949 年的上海》，载C.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③ 易劳逸：《中华民国研究通信》，1.1（1975 年10 月），第14 页。
① 琼·蒙内特：《回忆录》，第134 页。
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
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
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
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1919 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
的政治主动权，被1927 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
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
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
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
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1927—1932 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
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
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
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1927 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
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
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
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
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 年3 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
从1929 年5 月至1930 年6 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
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
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1/3 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
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20 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
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
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
轮罢了。①
根据1927 年7 月和1930 年5 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
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
的社会局的监督。自19 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
向，被粗暴地扭转了。自此以后，市政当局不断侵占历来属于商会和行会的
领域，一切职业上的争执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
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且
从他们的传统活动中被驱逐了出来；也同样失去了对某些反对外国的运动的
控制，20 多年来他们曾经致力于发展这种运动，并从中得到好处。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从商会的显
① 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
27—228 页。科布
尔：《国民党政权》，第23 页。
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在上海的商民部接受指示。①抵制运动本来是
商人们抗议外国权势的一种自发的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它制度
化。政府终于得到了一种双刃武器，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
资产阶级。在1927 年6 月日军于青岛登陆所引发的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
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总部，各种规定从那
里发出，对违犯规定者的处分也由那里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
似乎经常是空着的，这次抵制仍然给了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
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作为对日军再次在山东登陆的
回答而组织的1928 年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的。5 月
初《中央日报》大字标题的内容是：万众愤怒抗议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
集中权力。②7 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抗日会议规定了全中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
当行动，这一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③
1931—1932 年的抵制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
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的手里。日本在国际联盟声称，是中
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一运动，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
——1931 年9 月25 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
计划。它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④C.F.
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的论点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
未插手，但他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要好得多。受控制
的“自发”群众运动这一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主动权之后，发现它长期进行的那种“救国”斗
争被用来对付它自己了。事实上在1932 年末，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违反抵制规
定的行为的惩罚，有了一种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者
销毁货物。现在是那些其名称会引起人们回忆的秘密团体，“上海除奸热血
团”“铁血团”等等，对得罪了人的商人采取赤裸裸的恐怖行动了。在政府
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地痞流氓的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
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种手
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19 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
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1927 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
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资产阶级曾经鼓励过的民族主义复兴浪
潮的威胁，但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一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1927 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占领，英国放弃了它
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 个租界中
的20 个交还给南京政府。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保留着，特别是上海的
租界。但是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取代它的是在1930
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上诉法院（江苏省高
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
① 费唐：《报告》，1，第243 页。
② 《申报》，1927 年6 月24 日，第13 页；1927 年6 月30 日，第13 页；1927 年7 月
2 日，第13 页。
③ 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138—140 页。
④ 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269 页。
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3 名华董；1930 年5 月又增加
到5 名。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名副其实的消耗
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干脆将
其置之不理。外国人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消蚀
了他们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了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①
特别是他们成功地扩大了对舆论的控制，或者，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
和报刊上的形成和传播。他们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向政府立案，然后又要
求所有报纸注册；并且都做到了。当他们重新取得了对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
他们就使外侨社会充分地感受到他们的行政权力的份量。
1927 年4 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成联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
对租界的控制。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
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两万乃至十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的特
务，他们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绑架、暗杀不肯付钱给政府的
富有的商人。从1927 年5 月至8 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他们被迫为国民
党向华北各省进军的部队提供款项。②
租界越来越容易受到国民党合法或不合法的影响，对中国的居民顶多只
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他们和自己上个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在官僚
机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毫无防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所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1928 年夏，北伐结束以
后，他们因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
子文的庇护：他们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1928 年6 月）和全国财政会议（1928
年7 月）提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1928 年10 月改组后的全国商联会要求由
他们的代表在立法院中占有5 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他们的
要求，就要停止向政府提供贷款。①
紧接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 年3 月）
制止住了这些资产阶级闹独立性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也好像放弃了一切反抗
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这种消极的态度
呢？我们能不能够不重新提出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一论点，而像J.费
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②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
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
1927 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
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1927 年到1931 年，
政府所借的多达10 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至75％）是他们提供的。
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20
％，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
但是在1931 年至1932 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
① 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1949 年的上海》。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4 章。
② 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1936 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
扣。同时，政府通过1935 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
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丧失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
径，只好选择投身政府上层的道路。吴鼎昌（1884—1950 年），就是一例。
他于1912 年在中国银行开始他的事业，曾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
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它们的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在1935 年，他
断绝了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1937 年又就任贵州省
主席。①
张嘉璈（1888 年—）和吴相似，在中国银行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
也都一贯捍卫银行经营自由的思想。他在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
报》的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脑，他曾试图迫使北京政府
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他在1935 年的打击下被迫离开中国银
行，当了铁道部长，1942 年奉派赴美国研究经济建设问题。②
钱永铭（1885—1950 年）早在1927 年就选择了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
道路。钱曾努力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并在1920—1922 年上海银行同
业公会力争成为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时期，担任该会的会长。他很
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务，并于次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
长。③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他们
以前以企业家身份经营的企业中的位置。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这
样，他在1935 年改组后，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
的主任委员。这个在1915 年至1916 年曾经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
凯政治操纵的宋汉章，从此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政府，还是受到敦促，或多或少地在政府直接控
制下经营，并且由于承担了官方的使命而改变了他们的前途。例如陈光甫，
在1937 年以前，一直经营他在1915 年创办的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和
孔祥熙有老关系——他们在美国同学，有人说他们是亲兄弟——这也许使他
更容易接受后者作为财政部长对他的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有
助于他在政府中的前途。他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框架内中国白银储备的
换算事宜进行谈判。1937 年以后，陈就完全从事公职：他负责中国向美国借
款的工作，从1938 至1941 年，又担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①
浙江兴业银行的赞助者李铭（1887—1966 年）的经历没有发生这样明显
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更多的官员的性质。1927 年他被任命为国债基金保管
委员会主席，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1935 年之后，
政府任命他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②
1927—1937 年，新政权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们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管
① 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452 页。汪—驹：《中
国知识分子和西方，
1872—1949 年》，第418 页。
② 包华德和霍华德：《传记辞典》，1，第26 页。
③ 同上书，1，第379 页。
① 同上书，1，第192 页。
② 同上书，2，第316—317 页。
理部门向他们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这两者既鼓励他们支持政
府，也加速了他们由企业家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1935
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66％至70％，没有给他们留下
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
制。资本税的负担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日益加重：1928 年制定统一货物税，
1928、1929 和1939 年修定关税。当1935 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
决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时，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总共交纳了1000
万元的税款。③穆藕初在1923 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1929 年却
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①但是，撇开像他这样的少数例外不谈，实业家和
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
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
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1935 年以前，他们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定的
自主权。那时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11％到14％。②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
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网络的支持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
削弱了的工商业部门，而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能为国家服务：他们通常
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已经就任的国民党官员。
就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与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
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这个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给予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
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
基金，这就使企业家们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调整的准备而不那么可能接受
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
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
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
性和它对自己应起的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了对南京
政权的分析。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正像E.巴拉兹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
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就会再度压制它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
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30 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旧帝国衰落
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在清朝统治下一样，
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它的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
展的幌子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现代化的主题在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及条约口岸的资源在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
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我们把南京政府和儒家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观察，可不可以认为官僚和资产阶级
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为了鼓励其发展，采取一种国家独立
与国内和平的政策，暂时给予救助？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
展起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地被吸收
③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173 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477 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362 页。
进官僚政府，正好与一个技术官僚与管理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和以企业官僚
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旧式官方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
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持各不相同的论点。
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们进行对话，急于帮助他们，并让
他们参加政府；考察1928 至1933 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经历，我们可
以看出这种论点。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1928 年6 月他
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面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32 年，为了争取企
业界的支持以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开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商会组织了
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现。第二年，宋
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
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援助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宋子文在1933 年10 月卸
去了政府职务，这一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
经验而得到加强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在1929 年3 月国民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期间，它重新肯定了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1930 年以后，在从
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
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
从革命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它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
例如1930 至1936 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他急于
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而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①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中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
口号下宣扬由国家来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
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之一。在他们的惩戒
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里清除的“腐败分子”之中，他们的目的
是要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②
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把它当作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它本身并不是十分
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对金钱的贪欲，裙
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
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国内安全的重新建立（特别是在
长江中下游）以及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鼓励了企业家们的活动。
尤其是长期以来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雇主联合会所要求的一系列组织改革，
政府都已付诸实施。1931 年废除了厘金，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
1929 年的4％增至1930 年的10％，1934 年又达25％。1932 年在上海开办的
新造币厂，为1933 年3 月颁布“两”的废除扫清了道路。这一非常古老的会
计单位的消失简化了币制，自此以后币制就以银元为基础了。完成货币统一
的时候适逢世界银价上涨：迫使中国在1935 年采用法币，发行法币是国家储
备委员会监督下的四家政府大银行独有的特权。①
①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67 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7 页。
① 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 年》；阿瑟
·N·扬：《中国的
1928 年，新的中央银行将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农
民银行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可能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
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实了该
银行的资金。1933 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
算业务。
自1911 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
一直被正确地指斥为各种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繁荣的原因。南
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它马上又制造了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
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1928
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1931 年），矿产品税（1933 年），等等。新
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充实了国库：对
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1935 年11 月等于是国有化的突然
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
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它自己身上了。尽管注
意到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和明治时期日本
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令这些改革曾经在某些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
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组织体制。它提
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它对此没有兴趣：在1932—1935 年工商业萧条的头几
年中政府不曾给与任何帮助，就是最不容置疑的证明。
有无可能因此而在南京的政策中找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开端呢？1935 年
11 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
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
行国有化却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工
商界自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取贷款的形式：迟至1935 年才
成立并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2000 万元的贷款。
①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15 家纺纱厂（总计
约占中国纱锭数的13％），并将其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个领域：卷烟，面
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
中，公私利益都错纵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一家私
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1934 年，为中国企业吸
引外国投资，在1935 年以后其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主要发展项目的
政府机构——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这
两位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也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
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
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的产物，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1937
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
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则是1936 至1937 年任实业部长的吴
鼎昌直接组织的，它们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
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267—271 页。
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
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①
只有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直接权力之下的资源委员会采用了没收的政
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说来，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
的工商企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
政府高级官员们所起的作用使它们的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
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家们的
普遍谴责，却不能据此而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19 世纪“官督商办”企
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1930 年的官僚们和1880 年的清代官吏
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
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
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然坚持的宋、孔、蒋、陈四大家族）。他们当中最活跃
的人物都曾在外国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其工业与财政方法的了解，胜过
他们的清朝先辈，不可相比。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
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加速了它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
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家
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直接后果，并号召资
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如此，也不能肯定这一双重发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
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的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
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
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
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
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
“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
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
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
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
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G.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
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
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
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
为8—9％，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 年）相当。此
外，T.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① 同上书，第286—301 页。
① 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志》，16
.2（1957 年2 月），
第213—22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5 章。
②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
③ 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
会论文第1 集，1978
年）。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20 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
经济奇迹之后是1923—1924 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
至1928 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1932 年的又
一次危机。在1935 年，1/4 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
才开始复工。
在30 年代，也和20 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
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 至1931 年这段时间内国际
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
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
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 年英镑贬值和1934 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
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
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
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
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 年代各条
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
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
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
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
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 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
或者是作为30 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
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
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
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
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
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
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
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
们的原因之所在。
书目介绍
1 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关于1912—1949 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著述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
—中国、日本、大西洋社区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
理想。这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他们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文发表的关
于中国的著作，正如他们也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
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种种概念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 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
载。1949 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
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 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
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
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著作则要少一些。
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
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
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
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
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
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
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
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
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1953 年为止，费正清、坂
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1953 年到1969 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
所评述的2000 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
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
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
是，20 年代和50 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
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
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
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
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 和11 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
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
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
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书目》，1971 年第3 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
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
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① 中文译本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
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1905—1949 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
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 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
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 月），第18—19 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 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
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
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3 卷，
此书极其强调20 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1000 种中国著作的有注释的入
门书，是1950 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
1898—1937 年》，修订重印，1961 年。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
年刊《亚洲研究书目》。对事件的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是柯乐博所著《20
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和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指导的实地测量为
基础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1933 年）和《中华民国
新地图》（1934 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20 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常
常是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更精密的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著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
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1925 年，在他死后于1979 年出
版。
这里要特别提到某些早期的著作，虽然它们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
1924—1927 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
目，对此前30 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历史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
助下出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著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1931 年出版；1947 年出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56 年出邓嗣禹和
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 年》。“三十年历史”这
个项目的另一著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2 卷；
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纪》更全面，但不那么细致。刘馥
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 年》增补了上书。
本书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军阀集团中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
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的王朝史的绝大
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
私人关系这个重要方面得到充分研究。
赵尔巽等编的536 卷的《清史稿》，在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
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补了更多的
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
一部作品，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 卷，北京，1978 年。这部书
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2
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5 卷，集中于这一时期。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
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 年》，2 卷，续作。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
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用了20 年的时
间才完成，下笔审慎，明晰、准确、完整，是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家-实业家
的另一部里程碑似的传记是《周止庵先生别传》，他的女儿周叔媜所作，燕
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的专家沈
云龙写了两位民国早期总统的传记：《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
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提出《三水
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期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1958
年出版的不朽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3 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
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段祺瑞、谭延闿、王国维。所有年谱中最详尽的
是孙逸仙的年谱。以几种较早的著作为基础，台北国民党的档案馆三次修订
和增订《国父年谱》（1958、1965、1969 年）。在广州，一个大项目是于1979
年开始编纂甚至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
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20 册，30 年代早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
为了尊崇他，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80 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4
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24 册，其中的传统体裁的传记在1912—1927
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
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
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
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看张静庐编注的一套重要著作：《中
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 年；二编，1954 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1954 年；乙编，1955 年；丙编，1956 年；丁编，1959 年，2 卷。《中
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 年。对第一第二两种书的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
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
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 年：研究指南》（1963 年出版），记述了1915
—1923 年这个时期的大约600 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的《五
四时期期刊介绍》，3 卷，也很重要。
比单一的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北京
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50 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
《革命文献》，50 年代开始出版（第1—3、5—23、42—卷涉及1912—1927
年这一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史资料》，
丛书，根据外交部的档案，至1925 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
禹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
文献选编，1894—1949 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
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
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
《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新《近代
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许
多扎扎实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的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
的学报中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1979 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大西洋社区的许多中国
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它们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这里难
以论列。
2 经济趋势，1912—1949 年
甚至就20 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全国
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的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
商统计表》，上海，1914—1919 年；北京，1920—1924 年）。1914 和1918
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年份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
实的调查的产量。例如，全国铁路的统计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铁
路统计表，1915—1936 年》，北京，1916—1928 年；南京，1931—1936 年）。
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极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
萧亮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中，海关统计资料
直接用原始资料有效地核对过。但是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1928 年以前太
弱，太无效力，不能做出有组织的全国性努力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财政部1928—
1934 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的真实报告（财政部：
《第17、18、19、21、22、23 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
年）。关于30 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
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 年）。这些估计，
连同20 和30 年代卜凯个人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是可以得
到的中国农业的最好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 省，168 地区，
16786 田场及38256 农家之研究，（1929—1933）》，其第2 卷是卜凯的475
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的唯一一年是1933 年。这些资
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所作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 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
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
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 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
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赶得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统
计资料外，还有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资料，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天津
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 年—1952 年南开指数资料汇
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
志》，1934—1941 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
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 年—1957 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28 年以前的资料，但国民党
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
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
量；最后还因为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旧落后。但是，甚至1928—1937 年的相
对不足的资料，如果和此后能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
对收集统计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小。就1937—
1949 年来说，且莫说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而
且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一书包
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他是中央银行的总裁。
我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
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外贸局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
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本土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
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后者主要是为了南满洲
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
种单独地——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
有关人口、就业、股本、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
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
36 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 年》，包括大
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
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
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2 章的
脚注提到了其他的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的集子。
只能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这段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
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终究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1933 年的工业资
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
谨慎地利用日本机构如满铁对20 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或许将表明，它们比我
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3 外国在华的存在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2 版，1927 年；2 卷）对这整个
论题是有用的概论，尽管过分地墨守条文。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
京，三联书店，1957 年出版。
20 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的许多方面，在每个主要订约强国已公布和未公
布的外交通信和领事报告中都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年
的外交档案的缩微胶卷在主要的科研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
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外交部档案那一部分中加以研
究。
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在中国发行的外人办的报纸和期刊有80 或90
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某种外文。大约到1920 年为止，在
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的报刊见表39。这
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表39 外国在华的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出版地点报刊名称国别出版次数
北京华北正报日本日报
北京新闻法国日报
天津京津时报英国日报
中华星期画报英国京津时报的每周版
华北日报英国日报
公闻报日本日报
天津日日新闻日本日报
津郡权务报法国日报
华北明星报美国日报
汉口楚报英国日报
上海字林西报英国日报
北华捷报英国字林西报的每周版
大美晚报英国日报
上海泰晤士报英国日报
星期泰晤士报英国周刊
金融商业报英国周刊
上海日报日本日报
中法新汇报法国日报
大陆报美国日报
星报美国日报
密勒氏评论报美国周刊
远东时报美国月刊
香港孖刺报英国日报
华南晨报英国日报
士蔑西报英国日报
德臣报英国日报
在华基督教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自然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出版的，反映
了他们的观点。克莱顿·H.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
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著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7000 个条目，按详尽的
论题分类，并不限于美国教会，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赖烈特的《基督
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最早出版于1929 年，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
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1867—1941 年）。《中国传教
年鉴》（上海，1867—1941 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1926—1940
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一切方面的每一年的评价。对20 世纪传教活动的最
新研究成果有：保罗·A.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
中国的传教运动，1890—1952 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
杰西·G.卢兹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雪莉·加勒特的《中
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 年》；小詹姆斯·C.
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 年》；
以及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 年》。关于中国
基督教徒中的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看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
史研究》。
关于海关中的外国作用，可参看斯坦利·F.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
的斗争，1843—1938 年》。斯坦利·F.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和费正清、
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 年的中国海
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40 年之久。S.A.M.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
化，1900—1920 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
科学出版社于1957—1962 年出版的10 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
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10 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
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20 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20 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
参阅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
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1840
—1937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F.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 年》（载德怀特·H.帕金斯编：《历史
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9—49 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
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4 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
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
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
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1913 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
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8 卷
《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
尤其是第二部分第3—5 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
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20
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
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
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
其价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 年出版；较
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
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
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
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
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 卷（1957
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
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
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 年》（修订版，1972 年）的
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
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1974 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
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
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
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
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
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
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
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
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K.S.刘的宋教仁传很有
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
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
第2 卷，1912—1920 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
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
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
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
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
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
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
斯利1974 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1911 至1928 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
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关于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
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1951 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
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1911—1914 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
事件》。关于西藏的英国国际关系和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
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研究，1904—1914 年》；以及帕索
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自此以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
界的三方争论研究，1904—1947 年》。这些年的其他重大的国际关系是和日
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
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1914—1918 年》，和臼井胜美的《日本与
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关系迅速恶化之前，
中日关系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和其后谋求驱逐他，学者们有持久的兴趣但无全面
的论述，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运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云南部分最受注意，并被
看作真诚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正了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
并提出蔡锷从北京去之前先已存在的云南年轻军官的计划的重要性，见金冲
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2（1956 年）。
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S.苏顿的著
作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5
年》，从滇军的发展及其促成军阀主义的出现这一背境认识这一事件。因此，
如我们所预料，如果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那么其来源是多方
面的。
5 北京政府，1916—1928 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
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1916—1928 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
法，可参看J.E.谢里登：《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
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12—1949 年》，重印，纸面
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18 年：制度研究》；更近一些的
著作是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
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地依靠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
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是进一步
研究可利用的，并且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
记录》，这份月刊从1924 至1931 年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400
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以中国、西方和日本当时人物的回忆录和
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
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许多重要的事实和一字不变的文
件也记载于大体上论述当时中国的著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
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和岑学吕的梁士诒《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那些种资料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构在很
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政府官员所相信的、希望完
成的和实际完成的事情。其中尚存的有许多部的公报、1916—1917 年参众两
院的公报、各种各样机构如1925 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还出版季刊
《职员录》，研究者通过这份刊物可以探索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情况。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不管人们是按传统的说法把民
国初年的外交看作中国的灾难，还是像本章这样更实际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
何行动的历史，都需要更详尽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的现代著作
是梁肇庭的《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 年》。这部书的书目列举了他所查
阅的已刊印和未刊印的中国外交部文件。这个部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材料，
见郭廷以、J.W.莫利编的《中日关系，1862—1927 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目录》，
附有很有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人名表。已刊印和未刊印的美国、英国和
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每一国资料的简要说明见安德鲁·J.内森：《近
代中国，1840—1972 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外交报告因其包含中
国国内政治的信息，当然很重要。
了解北京政治，需要对思想史、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些有关的课题继续进
行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从晚清开始一直进行到南京十年及其后的宪制
争论的具体内容了解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
之类的知识性刊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多亏张朋园（尤其是他的《立宪派与辛
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和张玉法等人
的著作，我们对宪政的基本理论以及提倡宪政的势力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了解
得很多。
金融和政府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贾士毅的简明而广泛的
《民国财政史》提供了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M.塔马格
纳的《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是早期的成果，需要后继的作品。大致同一时
期的许多日本的分析对这一论题是重要的，包括《支那金融形势》和香川峻
一郎的《论钱庄资本》；其他的分析见于施坚雅的《现代中国社会》、费正
清等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和蒲地典子等的《1953 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
国的研究》。中国的金融杂志《银行周报》和《银行月刊》也透露了很多情
况。
对外国学者和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派系活动在近代中国史中都是重要的
论题。内森的《北京1918—1923 年的政治斗争》，对什么是派系活动和派系
活动怎样进行提供了一种分析；对20 世纪头20 年提出稍有不同解释的著作，
其中有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 年》和吴应銧的《现代
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 年》。还可参看陈志让的《中
国军阀及其派系的界说》。要解释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为什么如此严重，需
要更多地研究传记。除了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
典》，要特别提出外务省以不同书名出版的一系列词典。
6 军阀时代
研究军阀主义的资料，和军阀时期本身一样，非常混乱。迄今的大多数
著作都采用个别军阀的政治传记的形式。地区性研究也已开始。当前的需要
是查找那些还没有研究的人物的传记材料，和军阀时代专题研究的地方及地
区的历史资料。了解资料大致类别的方便方法是阅读斯蒂芬·菲茨杰拉德的
文章《关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资料》，载唐纳德·D.莱斯利等编：《中国
历史资料论文集》，以及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 年》。
对军阀主义最全面的研究著作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
—1928 年》；齐锡生从力量均势方面分析军阀关系，这是有争论的，但他提
供了许多有足够文件根据的知识。卢西恩·W.派伊的《军阀政治：中华民国
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讲述的内容比书名表示的要少，不过仍然提出了
许多有益的问题。韦慕庭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1922
—1937 年》，提出了有创见的议论。詹姆斯·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中
国史中的民国时期》，致力于概括论述军阀主义这段历史。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优秀的中文近代政治史概观——写得
很好的主要政治事件的确实可靠的纲要。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的此书
的英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 年》有节略，因而和原著有所不同。注
意力特别集中于军阀的著作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引证史
料不严谨，但被广泛利用。陶菊隐的《督军团传》论述军阀时期的早期，着
重1917 年复辟之前的种种密谋。一部重要的日文著作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
近代军阀研究》。
关于军阀时期的军事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著作。拉尔夫·L.鲍威尔
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 年》截止于民国肇始之时，而刘馥的
《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 年》，主要致力于民国晚期。基本的中文著
作仍然是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写于1930 年，有许多关于军
事组织的很专门的知识。《北伐战史》表明了国民党对与军阀进行斗争的看
法。国民党档案馆的《革命文献》包括了与军事事务有关的文件。
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有有用的详情，
但只记述了为数不多的人物。可以补充这部词典的是伍德海编的《中华年鉴》
的传记部分，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中国名人录》，1925 年版。
园田一龟的日文传记词典，由黄惠泉和刁英华译成中文：《分省新中国人物
志》。还可参看贾逸君编的《中华民国名人传》。许多中文的小型传记词典，
有些专收特殊地区的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其记载往往
很粗略，而且有时是错误的。
不少民国初期的活跃人物发表了回忆录。例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
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
徐树铮之子发表了他父亲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
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月刊《传记文学》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头历史项目中
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
荫讲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率直而
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唐纳德·吉林在《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
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的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E.谢里登的
《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上述
的著作中，研究了一度是直系首领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
理想：陈炯明（1878—1933 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这
些人中每一个都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关于他们的中文、日文书和论文见上述
研究著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1925—1937 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
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
了敏锐的见解。也集中注意力于地区而不是个人的著作，有罗伯特·A.卡普
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戴维·D.
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 年》，研究
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
中国东北，1911—1928 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研究的不只是最
有势力的北方军阀，还有日本在中华民国的活动。
外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非常有用，即使带有
成见或偏见的色彩。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外交部的档案因而很有价
值。外交部档案FO228，包括1834 至1930 年的领事通信。FO371，包括1906
至1932 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
给主要的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
1910 至1929 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227 缩微胶卷，不那么丰富，但仍然非
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
利用了，也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塞西尔·H.乌叶赫拉编的《日
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1868—1945 年；1949—1951 年为国会图书
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
档案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1868—1945 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
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 年：1927 年北京搜捕
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
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C.
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7 年。章有
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1912 年到1927
年，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导、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而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
这种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不完全，但仍然很有
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种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
写的，构成了6 卷《中国大事记》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用当时的地名，
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7 思想变化，1895—1920 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是主要知识分子的著作集以及他们当中
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各个人物和他们发表的著作目录的
简短英语记载来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5 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谭嗣同死得早，因而收入了恒慕义编的《清
代名人传略》。最令人发生兴趣、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
人及其革命，1895—1980 年》。
50 和60 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
版了许多最著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
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
《民报》，1957 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新世纪》和刘师
培《天义》的重印本，而刘师复《民声》的香港重印本也可以买到。数量更
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的资料。保守的刊物有《国粹学报》、
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的种种背道而驰的解释，可以在几个有影响学者有大量文
件根据的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中看到。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
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参阅侯外庐等的《中国近代哲学史》。
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
书第1 卷的牟复礼的优美英译本已经出版（1979 年）。一种新传统的看法，
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民国知识分子所写的较早著作，
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
国思想史》，1936 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47 年出版。这方面
最近的主要著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著作
的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国初政治评论集》，这部集子翻
译并注释了19 世纪和20 世纪的63 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关于始于19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
是李文逊，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1953
年），然后是他的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3 卷，1958
—1965 年）。这两部作品，即使在其对外国思想影响下传统雅文化所受侵蚀
的分析需要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方式和优雅文体的榜样。强调近代思想和
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连续性的更近的修正著作有：上述史敬思的很吸
引人的概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的思想经历；费侠丽编的《变
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入的论文；以及托
马斯·A.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从
德文翻译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
反复出现的主题》，把近代乌托邦思想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挂毯。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传记。许华茨的《录求富强：严复和西
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来，1898 年维新
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
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
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了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
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58—1927 年》；补充这部作品的是罗荣邦编的《康
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
孙逸仙的共和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当作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
中国的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
传记文学的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
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述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C.普赖
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马丁·伯纳尔的《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
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
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开展研究。要这样做，需要在第一手
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大大多样化。
8 五四时代
论述五四运动的重要起点，是周策纵的开创之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
的思想革命》（1960 年），和其书目指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1915—1924 年：研究指南》（1963 年）。这本研究指南，提供了有注释的重
要期刊和报纸的目录。刘君若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争论》，对这个时代
的期刊文献做了可靠的初步介绍。范围更广的指南，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林毓生的引起争论的著作《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
义》，是对五四事件的创造性研究。解说性的概述，可见于许华茨编的《关
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
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提供了保守主义者的看法。O.布赖尔的《中国
哲学50 年，1898—1950 年》，是主要哲学争论和倾向的便于使用的概要。
集中注意力于1919 年前后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文概述有：华
岗的《五四运动史》，这部书有天野元之助等编译得很好的版本，书名相同，
但附关于历史词语和人名的词汇表；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最
重要的文件集，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
一部有价值的22 篇文章的集子是彭明编的《五四运动论文集》。
五四时代思想史的最好著作，是传记形式的作品。最著名的五四知识分
子也许是胡适，杰罗姆·B.格里德著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
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 年》。刊载于1920 年到60 年代几部集子中的胡
适自己的著作，可以很方便地在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中查找。胡适
的美国导师杜威，从1919 年到1921 年在中国。巴里·基南的《中国的杜威
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记述杜威旅居中国和中国人努力
贯彻他的思想的情况。杜威在中国时大量发表演说，但后来显然失去了声望。
罗伯特·W.克洛普顿和巫群真（音）在《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 年》
中，把32 篇发表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
关于蔡元培，可参看威廉·J.杜克尔的《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
有大量中文著作可以利用，如陶英惠所编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裁的《年谱》（第
1 卷，1976 年），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题论著丛书；思想传
记有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他的著作的主要汇编，是孙德中编
的《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还有几篇他自己写的自传性短文。
关于保守的儒家思想家梁漱溟——胡适哲学和思想上的对手，可参阅盖
伊·S.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这部书认为
毛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远比与胡适自由主义的共同点多，毛泽东本人也
可能受过梁漱溟的影响。
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这位首先响
应俄国革命并保证献身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记。迈斯
纳认为整个李大钊的思想有两个主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解释
（对宿命论的一种担忧）和一种富于战斗性的中国民族主义。黄松康（音）
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中翻译的10 篇李大钊的文
章，很有文献价值。《李大钊选集》汇集了所有李大钊的重要著作，很便于
查找。陈独秀仍然缺少一部令人满意的思想传记。
费侠丽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清晰地描述了另一个重要
人物，并阐明了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科学”和“科学态度”的特征。丁文
江和科学问题，在郭颖颐的《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也占
重要地位，这部书记述了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论及上文提到的思想家，再
加上吴稚晖、张君劢等人。张君劢是1923 年科学与人生哲学论战中的一个主
要人物。张君劢到论战时的详尽传记，见于罗杰·B.琼斯的《为儒学辩护的
诸说混合论：张君劢早年的思想和政治传记，1887—1923 年》（乔治·华盛
顿大学博士论文，1974 年）。下一次关于思想问题的著名的重要论战，是20
年代后期和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 年》中，有杰出的概述。
9 文学的趋势，1895—1927 年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已广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别作家作品的汇编、
总目录、选集，以及研究著作和概述很多，不难见到（见赵家璧、张静庐、
王瑶、王哲甫、李何林和刘绶松的书目）。不过仍需进行大量研究，尤其需
要重新考虑，因为大多数可以见到的次要文献，尤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缺
乏深入的、创造性的分析。对这个论题的一般看法，就其注意表面的思想而
没有很严密的辩证分析这一意义上说，是左派的和朴素马克思主义的。毛主
义的准则，如在著名的1942 年延安讲话中系统地表达的，左右了1949 到1979
年的中国文学学识。在其后的思想“解冻”中，它巧妙地受到了怀疑。
西方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识在其掌握、出版第一手资料方面，更不用
提翻译，落后于中国和日本。最有用的最新指南，尤其是对没有入门的读者
来说，是唐纳德·吉林和李允真（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书目，
1918—1942 年》。《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的仔细观察认为，这个领域是一门
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直到大约10 年以前，西方学识是由欧洲学者，特别是由已故雅罗斯拉
夫·普鲁舍克教授领导的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学者领先（见其所著《抒情诗与
叙事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李欧梵编，1980 年）。在美国，第一部重要
的学术著作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于1961 年出版，现在已出
修订第3 版。刘绍明编辑并由夏志清写了新序的中译本，1979 年在台北和香
港出版。尽管这部书有政治偏见，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西方的大多数著作和夏志清的全面论述不同，限于研究个别的作家。著
名的五四作家中，有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的包括郭沫若（戴维·罗伊著）、
徐志摩（西里尔·伯奇著）、郁达夫（安娜·多列扎洛娃著）、茅盾（玛丽
安·加利克著）、丁玲（梅仪慈著）、周作人（戴维·波拉德著、欧内斯特·沃
尔夫著）、巴金（奥尔加·兰著）、老舍（兰比尔·沃赫拉著），当然还有
鲁迅（黄松康〔音〕著、伯塔·克雷布索娃著、威廉·莱尔著和哈里特·米
尔斯著）。有几部重要的学位论文等待出版，其中有：盖洛德·梁（音）论
徐志摩（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迈克尔·伊根（多伦多大学）和弗兰
克·凯利论叶圣陶（芝加哥大学）。史敬思的概述利用了这些和其他有关鲁
迅、瞿秋白、徐志摩和丁玲的资料，见其所著《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 年》。最有用的西方新老学者的著作的例子见于默尔·戈德曼编
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这部书包括了1974 年夏哈佛会议和讨论会
所产生的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对西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识的中肯评价见迈
克尔·戈茨的《西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批评性回顾》，载《现代中
国》，2.3（1976 年7 月）。
传统上认为1917 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
物，尤其是胡适所促成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新近的研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
了晚清。不过，晚清开端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
“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最有学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
他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钞》）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
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
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
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
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这一时期为有兴趣研究现代中
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西方历史和
文学翻译的开始、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
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地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的思
想做好了准备。夏志清分析了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
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他们初期的系统表述
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引伸并搀杂进其他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
俗化过程，是一个待分析的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1911 至1917 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学家看作
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这可能不是事实。晚清的种种大
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继续：出版了一些令人发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
的小说（例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如其主要的代表
商务印书馆所证明的（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
林培瑞关于繁荣于20 世纪第2 个十年并继续到20 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
说的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先例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名流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种替换物，可见之于南社的诗歌，南社由
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组成。柳无忌的著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
无忌教授的父亲柳亚子是南社的一个领袖），但南社还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们自然是在与五四运动有关的思想动乱的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
学。周策纵的在任何文字的著作中也是优秀的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
知识来说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
—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于林毓生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
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尽管此书并没有广泛地论述女权运动。
梅仪慈的作品，尤其是她研究主要女作家丁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空白。
五四所有作家中最知名的人物——也是最引起人们研究兴趣的论题——
无疑是鲁迅。1936 年他逝世以来，中国就有名副其实的研究鲁迅的传统。他
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奉为神圣，更进一步导致出版了数不清的思想上适
应形势的论文和书籍。在中国，鲁迅研究可以与“红学”相比：两者都经受
住了“四人帮”，然后空前繁荣，有许多新组织的学会、研究团体和多得难
以编目的出版物。论述鲁迅的日文著作也同样多。日本的主要学者已故竹内
好的鲁迅传记已印行几版，正受到许多新的杰出作品的非难——尤其是伊藤
虎丸和丸山昇的作品。
代表西方关于鲁迅的学识的著作有：早期的两篇学位论文（哈里特·米
尔斯，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舒尔茨，华盛顿大学）；许多欧洲学者的专题
著作（黄松康〔音〕、伯塔·克雷布索娃）；多列扎洛娃、福克马、李欧梵、
米尔斯撰写的收入戈德曼所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的论文；以
及新近出版的威廉·莱尔的著作《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这些著作中很少
能赶上已故夏济安的两篇创始性论文（《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解体》、《鲁
迅作品中的黑暗势力面面观》，收入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这两篇论文首次提出了这位“革命作家”比较阴郁和苦恼的方面。对鲁迅短
篇小说最透彻的分析，是帕特里克·哈南的长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
查尔斯·艾伯英译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的《鲁迅及其先行者》；是苏联
学识的一个例子。
尽管有所有这些辅助性的著作，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对鲁迅的最好入门
书却可能是他自己的作品——戴乃迭和杨宪益英译的《鲁迅选集》（4 卷）。
威廉·莱尔现在正从事鲁迅全部小说的翻译。
中国和西方研究个别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普遍学术倾向，有其长
处也有其局限性。五四时代的作家，在吸引力和声望方面地位无疑空前重要。
不过，在传记上和文学上仅仅集中注意力于一个作家，这对全面了解中国现
代文学是不够的。正如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所编选集《现代中国短篇小
说和中篇故事，1919—1949 年》所表明的，这30 年中的创造性作品数量很
多，而且多种多样，尽管其风尚是现实主义的。
10 1927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1949 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献学作品，是日本学者编著的，
他们主要收录了台湾各档案机构保存的文件和主要定期刊物中刊载的论文。
见德田教之：《中共党史有关资料目录》。这在蒲地典子等编《1953 年以来
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条目是5.6.63。（也参阅条目5.6.64—70。）
关于英文目录，虽则发表已经20 年，见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1
—1937 年》。
为了庆祝中共建立16 周年，延安解放出版社于1938 年出版了精选的党
的文件《红色文献》。不过，这部汇编只有21 个条目，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
会编辑的直到1945 年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有12 卷850 多个条目（东
京，1970 年开始出版），可以把两者做一比较。1949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的集子，包括16 卷1927 年以前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两卷文件，
书名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 年出版，引作《农
民》）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63 年出版，引作《工
人》）。
精选文件的译文可见于简·德格拉斯的《苏维埃对外政策文件集》，2
卷；和简·德格拉斯的《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3 卷。
期刊当中最容易见到的有：《新青年》，对研究改信马克思主义和当时
的社会问题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向导周报》，是研究共产党对当时种种
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较不容易见到的五四期刊，如《每周评论》、
《晨报》、《湘江评论》的摘要可见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莫斯科的看
法可见于《国际新闻通讯》和其他苏联的出版物，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
关中国问题的资料》，1925—1927 年出版。
这个时期的登场人物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创建成员中，背弃运动的三人记述了他们的经历。韦慕庭1960 年编并序
的陈公博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然写于1924 年，在事实上具有可靠
性；此书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论文。张国焘的冗长的回忆录《我的回忆》，
最初在《明报月刊》（香港）上连载，英译本2 卷，书名是《中国共产党的
崛起》。第1 卷与1921—1927 年这段时间有关。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
还无译本。《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一书的作者朱新繁，用李昂的假
名写了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政治情况：《红色舞台》，作为第一篇重要的变节
者文献出版于战时重庆。使用这本书必须非常慎重。军事方面还有龚楚的《我
与红军》。
彭述之系统地陈述了托派对早期中共党史的看法，他1920 年是社会主义
青年团的一个创始人，1925—1927 年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向
导周报》和《新青年》的编者。彭述之在1929 年与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中共
以后，是中国托派运动的一个首领。他的再评价见他为《列昂·托洛茨基论
中国》一书所写的67 页的《导言》（1976 年）。这部李·埃文斯和R.布洛
克编的选集，取代了1932 年的托洛茨基论文集《中国革命的问题》。
陈独秀发表了很多著作，其中《文存》和《辩述状》（1933 年2 月20
日，出版地点不详）意义最为重大。李大钊的《守常文集》（1933 年）和《选
集》（1959 年）记载了一个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由于毛泽东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他的著作受到编者最密切的注意。S.R.
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很有用，而且很可靠。但是，就搜集之广和
校勘原文的技巧来说，竹内実编的《毛泽东集》（东京，1970—1972 年），
仍然是毛泽东1949 年之前著作的最好的10 卷。非常遗憾的是，出版此书的
北望社破产，因而第11 卷编年的书目仍然没有出版。
有关中共的重要的辅助性著作很多，这里只能提到几种。胡乔木的《中
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何幹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都不能被看作官方的
历史。不过，一个作者在党内的上级可能准许他接近重要的文件。何幹之论
述遵义会议便是一个实例。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的李新等编的多卷本《新民
主主义革命史》将重印。以此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着手
一个关于党史的重要项目。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3 卷，以台北收
集到的史料为基础，相当可靠。郭华伦的《中共史论》也是3 卷，更审慎，
更容易阅读。此书的英文节译本出版更早。P.米夫的《英雄的中国：中国共
产党的15 年》，作为这一革命参与者所写的全面历史，代表斯大林的看法。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的《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到目前为止仍是最详尽而有条理的记述。
在英国，继柯乐博的领事报告《1932 年从汉口报告的中国共产主义》
（1968 年出版）这一开创之作，有埃德加·斯诺驰名的《西行漫记》和伊罗
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有这些著作做准备，美国的中共研究趋于成熟，
1951 年出版了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此后的著作有：M.
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M.N.
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 年的国共分裂》，A.惠廷的《苏联在华政策，1917
—1924 年》，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 年》，
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
以及安格斯·W.麦克唐纳的《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等，这些著作每一部都
有助于了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
在法国，雅克·吉勒马兹的《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也有英译
本。在日本，波多野乾一的《支那共产党史》共7 卷，自从1961 年出版以来
一直是重要的参考书。
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1957 年；安东尼·W.萨
里蒂译、熊价编的英译本，1977 年），记述并分析了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
毛泽东的传记有S.施拉姆的《20 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陈志让的《毛
泽东与中国革命》和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对毛泽东的研究和
他的全集将在本书下卷（《剑桥中国史》第13 卷）中论述。
11 国民革命：广州到南京
就1923 至1928 年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和竞争的活动来说，台湾的
国民党档案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档案包括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与中央执行
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每周例会的会议记录，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记录与
武汉所谓的联席会议的记录，国民党中央各部（如组织部、农民部等）种类
很多的文件，以及现在已少有的刊物，按科目整理的新闻剪辑，党的重要人
员的信件，战地报告等等。许多这类档案文件，可见于《革命文献》这套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的多卷丛书（第8 至12 卷尤其和国民革命有关）。
有两部著作主要根据国民党档案并由工作人员撰写：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
党》和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国史馆出版了重要的著作，如孙逸
仙的两卷本编年传记，书名为《国父年谱》；和孙逸仙的著作、言论、书信
的多卷集《国父全集》（孙逸仙的著作至少有22 种不同的集子）。
台湾也有蒋介石一生的档案，这些资料在其形成的时候学者们是难以见
到的。毛思诚汇集了直到1926 年末的蒋介石经历的编年记载：《民国十五年
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包括许多文件的摘要。国民政府司法部图书馆有1927
年前后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档案材料，包括很有价值的党内刊物《中
央通信》。这份刊物许多文件的译文，见于朴孝范（音）的《中国共产党文
献集，1927—1930 年》。台湾收藏的其他重要档案，得自北京政府的各个部
（特别是包括外务部或外交部，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和国民政
府的各个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档案馆正在大力发展。共产国际的档案保存在莫
斯科，苏联学者已加以利用。本书引用的书籍和论文也利用了俄国援华使团
的记载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1927 年4 月6 日北京的中国警察搜查苏联
武官处，拿走了苏俄援助国民革命在华活动所形成的大量文件和中国共产党
的一些文件。这批文件中很多已翻译并出版，已出版的目录见韦慕庭和夏连
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 年：
1927 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第565—568 页。
伦敦档案局的英国档案，有中国和香港与外交部和殖民部的通信。资料
尤其丰富的是“绝密复制件”系列，FO405，包括从中国和中国周围来的重要
文件，为政府和驻外使团高级官员传阅而复制，然后每半年或每季整理成册。
（见内森著作第69 页对这一系列的两种指南。）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档案，也整理得很好，并
可自由利用。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在广州、长沙、汉口、南京、上海的领事
官员的文电，对所论述的这段时期也很有用。国务院按年编卷的《关于美国
外交关系的文件》，收入驻华外交官员和领事官员与国务院之间的信件摘要，
按目编排。大多数文电都有缩微胶卷可以利用。（系列的编目见内森：《近
代中国，1840—1972 年》。）国家档案馆也藏有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以及驻
华商务参赞提供的资料。
对日本已有缩微胶卷的收藏资料的两部有用的入门书，上文已经提到，
是塞西尔·H.乌叶赫拉和约翰·扬分别编著的。事件发生当时的期刊很多，
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中国期刊极有价值的指南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欧
洲图书馆藏中国报刊目录》、国会图书馆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期刊》。对
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报刊书籍有：《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是无党派的
新闻舆论刊物，也发表文件；《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民
众论坛》，是汉口国民政府的机关刊物，1927 年3—8 月。外国报导的有用
资料，见于《北华捷报》（英国《字林西报》的每周版）和美国的《密勒氏
评论报》，都在上海出版；《华南晨报》，香港；《纽约时报》和伦敦《泰
晤士报》。有价值的中国报刊译文丛书是戴遂良的《现代中国》，特别是1
—5 卷涉及1924—1927 年这段时期。重印当时刊物和其他资料的重要集子
有：《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1 和第4 卷，台北出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版。
其他重印文件的汇编有《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中国五大伟人
手札》（即孙逸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等。著作言论集很
多，国民党方面如张继、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邓演达、汪精卫和吴稚
晖等人，共产党方面如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都有。有几部
可以利用的英文文件集，如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
—1969 年》和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
不过这一时期的文件两部书都不多。关于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政策，赛尼亚·乔
柯夫·尤廷和罗伯特·C.诺思的《苏俄和东方，1920—1927 年：文献概览》
最有用。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书上文已经提到，还可参看罗伯特·C.诺思和
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 年的国共分裂》。
许多参加者留下了回忆录。尤其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博
士一人身兼采访者、研究的学者、作者和编者。李宗仁指挥原来从广西来的
第7 军，提供了北伐的战役和政治的广泛材料。关于军事组织和战役，仍是
极有价值的主要研究资料汇编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关于张发奎“铁军”
的《第四军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北伐战史》，5 卷；台北国防
部史政局编的《国军政工史稿》，2 卷。
几个援助国民革命并经受住了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在一些被允许接近
档案的年轻学者的帮助下，撰写了回忆录。范围最广泛的是A.I.切列帕诺夫
将军的两卷记述。但这部书由于不合时宜的偏见，并不成功。第1 卷的不准
确的译本名为《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成英文的还有另两部颇为有
趣的回忆录：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诺娃的《在革命的
中国的两年，1925—1927 年》，史蒂文·I.莱文译；马克·卡萨宁的《20
年代的中国》，他的未亡人希尔达·卡萨宁娜译。对俄国军事援助团的学识
和对俄国最近的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资料书，是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
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 年》。莉迪亚·霍勒布内奇身后出版的著
作《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 年》，利用并列举了能接近俄国档案的
苏联学者新近的著作。利用俄国资料的最近的著作，是丹·雅各布的《鲍罗
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
其出版年代的名著，详细记述了两党合作的早期阶段；韦慕庭的《孙逸仙：
受挫的爱国者》，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个阶段。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
最初出版于1938 年，1951 年出修订本，以其提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
是“失败者”，以其反斯大林和反蒋介石的看法，曾经很有影响。有类似倾
向的还有琼·切斯诺的《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 年》，M.H.赖特译自
法文。在对外关系方面，两部杰出的著作是：多萝西·博格的《美国政策和
中国革命，1925—1928 年》，和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
1921—1931 年》。
12 中国的资产阶级
没有一部全面研究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著作。但有大量文件
和几部评述其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作品。关于由城市士绅和商人阶层形成资产
阶级，可以参阅伊懋可的《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 年》。关于城市
士绅以牺牲官僚政治为代价以求发展，可以参阅周锡瑞的《中国的维新和革
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中国资产阶级卷入辛亥革命，标志着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关于这一点，
可以参阅M.克莱尔·贝热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小岛淑男的
杰出论文《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和爱德华·J.M.罗兹更全面
的著作《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 年》。不过，就英国或
法国的观念来说，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
编纂学者首先要把中国和马克思所详尽阐述的普遍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如
M.克莱尔·贝热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书
中努力指出的。辛亥革命还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尽管这
种发展并不是成体系的研究论题，但有几个作者着手研究，见E.扬所写的本
书第4 章，罗伯特·基思·肖帕的《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 年：精
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以及上文已经提到的伊懋可和周锡瑞的著
作。
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强调资产阶级
在现代经济部门迅速兴起中所起的作用。很多资料可见于从纱厂到水泥公司
这样一些中国主要厂商的重要档案汇编，这些汇编正在迅速地继续出版，尤
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其中有上海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以这些汇编为基础的新近专
著，有谢尔曼·科克伦论述烟草业，赵冈论述棉纺工业的中、英文著作，后
者分别补充了方显廷和严中平的英文、中文早期著作。这些资料和专著，使
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因素（家族风气、地理上的团结，等等）在组
织生产中的重要性。应特别提出的是，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和
研究恒丰纱厂的著作。
虽然传统的行会和其他组织是许多著作的论题，但对商会和商业联合会
仍然了解不够，尽管它们在1911 至1927 年间起了重要作用。詹姆斯·桑福
德的《19 世纪20 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1976 年博
士论文），主要不是研究民国时期。这些组织的大多数出版它们自己的刊物：
《上海总商会月报》、《银行周报》、《银行月刊》、《华商纱厂联合会季
刊》。这些评论性杂志可以补充和修正条约口岸出版的外国报刊如《字林西
报》、《密勒氏评论报》、《远东商业公报》登载的资料。中国和外国团体
当中的竞争和团结，是一个容易探讨但至今还几乎没有加以研究的问题。
分散得很开但为数很多的20 年代期刊，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条约口岸资产
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了解这个时期的名人要困难得多。现存的传记相当
少，但要特别提到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
对于一个操纵上海华人商业团体几近半个世纪的名人虞洽卿，我们所有全部
资料只是方腾的一篇文章——《虞洽卿论》！只有几个商人或实业家仿效穆
藕初的例子，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见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
记》和张謇的主要文集《张季子九录》；也以穆藕初知名的穆湘玥的《藕初
五十自述》；和荣德生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曹汝霖出版的回忆录，包
括政府和私营银行的资料。传记集有徐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和李
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 卷出版于1978 年，包括记述14 个实业人物的
12 个条目。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编史工作，新近重要贡献中值得注意的，是帕克
斯·科布尔的《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科布尔的解释
——强调1927 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衰落——应当取代那种国民党统治下
中国资产阶级胜利的传统的但却是错误的论点。但是这种修正的解释，只是
提出了，而没有真正解决30 年代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近的评述见M.克莱尔·贝热尔的《“另一个中国”：1919—1949 年的上海》。
和原始资料相对丰富相对照，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很少，这表明当代历史
学家相对来说缺乏兴趣。在革命为其主要领袖叫做农村革命的条件下，20 和
30 年代的商业资产阶级似乎是具有暂时重要性的一个起码的阶级——或者
说只是一个集团。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策中出现的方向性变化至少可能导致
——即使不完全改变判断——重新发生兴趣和出版更多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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