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NewZerg (千金买一醉),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上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5:59:23 2004)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
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
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
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1902 到1912 年间以16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
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
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
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
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 卷。从那时起，公认的
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
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
变为计划出15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
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
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
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
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 卷的中译本。为保持
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
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
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
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
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
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
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
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2 章）；南
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1、第3、第7、第14 章
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第1 章 刘敬坤
第2 章 高士华
第3 章 李宝鸿
第4 章 刘敬坤、赵丽江
第5 章 赵丽江、李启家
第6 章 李启家、赵丽江
第7 章 丁于廉
第8 章 高士华、董卉
第9 章 范磊
第10 章 周祖羲
第11 章 曾景忠
第12 章 第Ⅰ部分 汪朝光；第Ⅱ、Ⅲ部分 李学通
第13 章 马晓光
第14 章 叶宗敭
地 图 张 言
剑桥中华民国史
第1 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
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
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
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10 卷到第
13 卷的28 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 年
到1949 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
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
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
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
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
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
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①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
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
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
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
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
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
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
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
来。例如，第12 卷第1 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
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
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10、11
和12 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
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
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
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
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
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
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
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
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
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19 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
（白莲教，1796—1804 年；太平天国，1850—1864 年；捻军，1853—1868
年；回民，1855—1873 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1839—1842 年；英
① 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
就本章提出的有益
意见。
法，1856—1860 年；法国，1883—1885 年；日本，1894—1895 年；1900 年
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20 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
度的1911 年的共和革命①，建立国民党独裁的1923—1928 年的国民革命，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和1966—1976 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
命。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
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
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
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19 世纪80 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
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
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19 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
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5000 万人（现在为1 亿人）甚至在
1937—1945 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10 亿
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
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
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
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
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
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
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
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
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1800 年到1949 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
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
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
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
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
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
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的
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
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
“总体革命，如法国在1789 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
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1789 年与1797 年
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
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
① 即辛亥革命。——译者。
① 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7 章（费
侠莉著。）。
②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2 版，第126 页。
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
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
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
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
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20 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
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
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
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
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
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
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
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
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
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
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
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
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1800 年至1949 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
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
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
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
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
骚动、
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革命。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
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
不过，把这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
且揭示一些重要的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
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1840 年，这可能过分强调
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1800 年作为18 世纪
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 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
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1800—1864 年，1865—1911
年，1912—1930 年，1931—1949 年。
1800—1864 年
第一个时期，以19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60 年代中期被平定为止，显
示出许多可视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例如水运系统和河防系统开始毁坏失
修，部分地由于无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过分扩张。18 世
纪在湖南中部围湖，修建了过多的堤垸，以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造出更多的
农田，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导致洪水长期淹没这个富庶的农
业区。沿长江各地，官吏与乡绅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堤坝的修复。其他地方
的河防系统，也同样遭受利害冲突和旧设施损坏之苦。一场最大的灾害，是
1853 年的黄河改道，此后事实上从未恢复控制。①
大城市官吏的腐败在18 世纪末已达到顶点。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骚动中结
束的：暴乱、抗租、抗税、由信仰太平盛世异端邪说的教派和社会经济脱节
所激发的叛乱。1813 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动攻入皇宫①，使朝臣和京城的
官吏为之震惊。②到50 年代末，叛乱严重地显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预兆。边疆
少数民族发动叛乱。③海盗在沿海出没；西方国家开始袭击沿海城市，并强索
政治与经济的特权。
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府军队镇压不了叛乱，税收不
够支付镇压叛乱的费用。大运河漕运的困难，威胁着北京的粮食供应。19 世
① 见皮埃尔-艾蒂安·维尔：《18 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王国斌和彼得·C.珀杜：《
清代中国的饥荒大
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3 卷第1 期（1983 年6 月），第291—332 页。
① 即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译者。
② 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
③ 见S.M.琼斯和孔斐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第10 卷，特
别是第3 章。
纪的几位皇帝，与他们才气焕发而坚强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怯懦和无能。官
吏的贪污腐败和玩忽职守普遍存在。用新组建的地方军队镇压大规模的叛
乱，表明权力分散正在发展，而通货紧缩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更普遍
的经济萎缩。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
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1750 年有2—2.5
亿人，而在1850 年为4.1—4.3 亿人。④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及行政
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
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19 世纪中期，
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
队，在19 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
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1865—1911 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
没落并没有消失。例如19 世纪70 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
20 世纪的头10 年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19 世纪中期的
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的骚动减少了，但是1890 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
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20 世纪的新的发展。使人震
惊的帝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
队以求自卫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
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
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19 世纪80 年代，爱国精神所激
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19 世纪90
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
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
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
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
质疑。①
19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
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
区。然而，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
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
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
集团。
清朝的最后10 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
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
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
④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07—214 页。
① 见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535—602 
页。
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
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
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1912—1930 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
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
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
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
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
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
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
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
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
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
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
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
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
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
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
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
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治结
构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的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主义的
家庭束缚。这一倾向终于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
中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接着，在“五四”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被用
阶级的说法，重新解释为推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要求。
革命的意思如今既是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对“封建主
义”的阶级斗争——激进分子力图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而保守分子则力
图使之分离。
在20 世纪20 年代中期，通过把军事和政党组织与反帝的爱国精神结合
起来，又和在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下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结合起来，革命扩大了
范围。国共两党的联合与北伐，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潮。1927 年中国共产
党及其同盟者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的决裂，揭示了两者目标上的矛盾；
这个矛盾曾因两者共有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而暂时掩盖起来。仅仅控
制大约两个省份的南京政府当局对下述问题悬而未决，即由新的官僚体制的
现代化国家完成变革，还是在更平等和不那么集权的基础上，继续动员更广
泛的政治参与去完成变革。①
1931—1949 年
20 世纪30 年代初，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第一，在
1931 年，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打击。英国和日本放弃金本位，迫使中国的
银本位货币惊人贬值，而美国政府的收购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生丝及其
他出口货物的国外市场价格暴跌，日货的倾销使中国摇摇欲坠的棉纺织业受
到打击。农产品价格在商业化的中心地区，比普通商品价格下跌得更快，跌
到1929—1931 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损害了农民，也损害了地主。①资本缺
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业，政府税收遇到各种问题。1931 年长江流域的
严重洪水，1934 年同样引起灾难的旱灾使国民党处境更加困难。尽管在1936
年有些复苏的迹象，但经济的改善又为日本的进犯所阻止。在20 世纪40 年
代，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城市中层阶级的生活，而且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陷于
大混乱。农业地区趋于经济自给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1931 年9 月占领沈阳，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
河北，并于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占领的是沿海最发达地区，而不
是全中国；这种状况完全改变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条件。问题变成了哪个
党能在这个国家的农业比较重要而现代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最充分地动员民
众，建立军事力量。战争使这种竞争从官僚政治的现代化转向社会革命。
第三，中国共产党1931 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而经长征逃到陕西
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尽管存在政策摇摆不定和党内
权力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共建立了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战
争时期，农民在许多根据地参加了革命过程，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秩序，改组
政府，使政府进一步参与社会。这种革命最后于1949 年从农村中脱颖而出。
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2 章，《运输》。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中国经济在19 世纪和20 世纪的情况如何，一直是个主要的讨论焦点。
这类问题之所以复杂，因为当时的经济既反映了诸多原因造成的种种短期的
不稳定性和并非与过去全然无关的进展很慢的内部变革；也反映了西方贸易
和帝国主义的外部冲击。讨论19 世纪的经济，有一种方法是回溯几百年去考
虑商品化、城市化和货币化的过程，或是考虑农村的社会关系与土地的占有
的变化；这些至少可追踪到16、17 世纪的明代。①尽管有些历史学家甚至仍
在争论，晚期帝国的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轮廓是不是在宋代固定下来的，可是，
其他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19 世纪西方国家的入侵上。
20 世纪以前的资料贫乏和较近期数字的不完备可靠，妨碍了分析工作。
区域的多样性与缺乏国内的统一市场，意味着总数字有可能掩盖重要的区域
差异，而局部的研究又难免失之于描述非典型状况。情况如此，历史学家无
法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争论，如帝国晚期
经济的性质，帝国主义的冲击，20 世纪经济在何处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
及农村生活水平是否并以何种方式处于恶化之中，等等。对如此广泛的经济
问题作出的答案，也已影响社会和政治史的解释。因此，这些经济问题构成
了逻辑上的出发点。
中华帝国末期的前资本主义商品化
在清代，商品化渗入了农业经济。绝大多数从事耕作的民众，可以自由
迁居和聚集在相互连结并通过市场结构与更大的贸易中心连结的小村庄里。
农民很可能既生产基本粮食作物，也生产商品、手工业品来补充他们的收入
和购买一些家庭必需品。地区间长途贩运基本商品，补充了地方商业。例如，
到18 世纪，江苏和浙江已不再生产足够的稻米来养活其大城市的人口，而由
长江中游肥沃的农业区来供应。①在条约口岸开放很久以前，沿海及长江流域
的区间大宗贸易就已存在。在上海和宁波地区，在清代，特别是从18 世纪后
半期起，集镇数量大为增加。原野上逐渐布满一些集镇，表明乡村经济与大
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一个整体。②
① 关于这方面文献的综合评述，见马若孟：《中国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变革与连续性》，亚
洲研究杂志》第
33 卷第2 期（1974 年2 月），第265—277 页。19 世纪80 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
的解释倾向，在
威廉·T.罗：《述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清初经济史的最近论著》，《清史问题》第4 
卷第7 期（1982
年6 月），第73—90 页有综述。又见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居蜜《地主与农民：
16 世纪至18 世
纪》，《现代中国》第6 卷第1 期（1980 年1 月），第3—40 页；罗伯特·马克斯：《华
南农民社会与农
民起义：海丰县的社会变迁，1630—1930 年》（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 年
）第6 章；阿里夫·德
里克：《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批判研究》，《现代中国》第8 
卷1 期（1982 年
1 月），第105—132 页。关于中国早期近代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中美最近成果的概要，见费
维恺编：《宋代
至1900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美国代表团在中美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① 全汉昇和理查德·A.克劳斯：《清代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物价史论》第59—65 页；
何炳棣：《中国人
口研究，1368—1953 年》，第289—291 页。
② 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97—40
5 页；伊懋可：《集
镇与水道：1480 年到1910 年的上海县》，收入同书，第470—471 页。
当然，商品化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没有均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人口
密度与城市的发展，以在长江下游为最高。某些估计提出，这一地区尽管太
平天国叛乱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仍然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并且城市化最快
与最慢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19 世纪扩大了。①长江下游持续不变的经济中
心地位表明，这是个发展的核心区域；先是从国内其他地方运进粮食，后来
又从国外输入粮食，并把该地的货物分散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配合的组织，这些组织到19 世纪已很复杂精细。
专门化的商行与经纪人，经营不同方面的商品生产。同业公会及同乡会的会
馆制定商业的常规，并为商人提供帮助。金融机构随之发展起来，满足不同
范围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是山西商人发展的网状组织，以便用票
号汇票给地区间的交易提供资金。在19 世纪，另外一种通过钱庄的信用延长
制度也发展起来，以便为成长中的沿海贸易提供资金。这类重要的机构，在
整个民国时期继续与规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银行一道继续发挥作用。较小额的
交易，则可通过当铺和押行通融。同时，大量的商业习惯法也被制定出来，
用以规范商业业务。②
在18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总产量显著地增长。这种
增长得力于人口的增长、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农业技术从先进地区向
落后地区扩散，和对劳动力一般没有人身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
进一步提出，在19 世纪从国外引进现代工业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经济是否开
始了有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性质上的改革。他们的研究着重“生产
关系”的改变。从以下方面举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证据：采
矿中有商业投资和使用雇佣劳动；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地主和富农使用雇工
经营农业；在丝织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有类似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的迹象。①
然而，这类迹象合乎“近代”以前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人口与总产量
均在增加，但人均产量没有持续增加。我们不能说粮食与手工纺织品生产的
增长，或贸易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或者不
妨说，以人均及总产量增加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未在近代欧洲早
期（或两世纪后明治天皇时的日本）出现，是由于仅仅在财产所有制的形式
上有了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包括金融、投资及管理方面的“技
术”——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改变。正
① 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3、226、229 页的表表明，太平军叛乱后，长
江下游人口密度
比其他任何大区下降得更多，但是，在1843—1893 年期间，和城市化较差的区域相比，城
市人口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却提高了。华北人口密度在民国时期显著增加，但到1953 年尚未达到长江下游的
水平。关于中国
的大区，见同书第214—215 页。关于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减少，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
》，第236—247
页；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10—211 页。
② 关于钱庄，见《上海钱庄史料》；安德里亚·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
1800—1935 年》；
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 年》，收入W.E.威尔莫特编：《
中国社会的经济
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405 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
译文，载陈张富
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 卷第5 期（1976 年1
1 月），第1—32
页；第3 卷第10 期（1978 年12 月），第4—27 页。
①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
史学者关于这个
问题的最佳近著。
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
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
键性的起点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
的技术和组织上的重大进展。
18 世纪中国土生土长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宋代发明的完善。
②在有显著发展的地方，这些发明显然都未能加以扩散或应用。限制中国“近
代”以前科学技术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当大的成就一样地突出。要对这个
重要问题作出解释，怕已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但是，即使技术的改进增加
了生产，例如谷物的大量增产，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土地的比例已经
很高，很难使人均产量轻易地增加。这正像17 世纪欧洲的低地国家①的情况
一样，由于人口密度过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国促成农业革命的新技术在
那里并非有利可图。中国历史学者所发现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
芽”的例子，或者说就全国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说这些例子接近于
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启动社会-经济大改组，似乎都是可疑的。中国19 世纪的
经济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相当商业化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在“近代”以前
的技术范围内，是高度“发展的”。它经历的变革是很有限的，却照样能在
原有的框架内调节社会和政治的结构。
经济停滞
由于中国经济自身未曾经历过制度的大改组或技术的突破，由此导致可
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碍这
种变革的因素上。众多的解释一般可分为技术论和分配论两类。后者关切剩
余产品在民众中的消费，并较重视各种政治、文化和历史的阻碍作用。②
分配论者和技术论者均认识到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对影响的估
计各不相同。似乎很明显，伴随17 世纪和18 世纪产量增长的是单位面积农
业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这是采用了良种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
收获面积的结果（后者是推广双季耕作的结果）。但是，采用传统方法增产
的可能性终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时间点上（大致估计在18 世纪末和20 世纪
② 这在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门是明显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
的研究；例如，
关于农具和农械见第697—978 页，关于种稻技术见第389—423 页。
① 低地国家（尼德兰）大致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的
一小部分——译
者。
② 若干正在争论的问题见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
9 卷第3 期（1978
年7 月）和W.E.威尔莫特：《评〈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亚洲研究杂志》第41 卷
第1 期（1981
年11 月），第113—115 页。两类见解均见于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其中卡尔·里
斯金的论文最强烈地提出分配论观点，而伊懋可、托马斯·罗斯基及罗伯特·德恩伯格支
持技术论观点。
有关问题的讨论见于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篇评论》，《亚洲研究杂志
》第40 卷第3 期
（1981 年5 月），第539—558 页。分配论者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受到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
分配不当、社会
政治结构和外国帝国主义等因素的阻碍，而技术论者强调技术水平、人口和对私人资本投
资和积累的障碍。
以生产关系立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早于这两派论点，而且已被分配论派历史学者引用
。事实上，两类
论点不必相互排斥，而综合的解释把两者结合起来。
初之间），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开始停滞，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①这种停滞
部分地是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它可以破坏生态平衡（如在湖南修筑
堤垸过多，造成洪水泛滥）②，或导致土地占有的不经济的分散，降低农民的
生活水平，以及产生流动的农村贫民的社会边缘阶层。丰富的廉价劳力，还
降低了创造发明和花钱改进技术的积极性。
技术论对于停滞的最复杂解释，被系统地阐述为“高水平平衡阀”。③
这种论点断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农业、水运技术与人口的增长和未利用
土地的消失结合在一起，减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余产品总量。
即使这种剩余从未完全消失，人均剩余的下降也减少了需求。生产与消费进
入仅可维持生存的循环运动，再没有什么剩余留下供投资之用了。同时，由
于主要依靠人力的现有技术的复杂性，也难于以机械动力来取得降低成本所
需的巨大进展，并且也难以大量提高人均产量。因此，这种“平衡阀”引起
“近代”以前的生产技术在高水平之上的停滞。
批评这种理论的学者断言，事实上在19 世纪和20 世纪，中国经济内部
颇有剩余。①他们不仅是指摆阔气的挥霍浪费，而且指商业投资、地方日常管
理的开支以及类似的迹象，它们表明不是缺少金钱，而是未能用来发展经济。
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超越技术问题去寻求阻碍发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因
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由日本人领头，已对农村阶级结构及土地占有的
性质进行了大量研究；它们都是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实地调查的题目。
②虽然这一工作可能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证据——事实上，由于详尽说明一个普
遍的“地主社会”模式，支持了分配论派的观点；由于通过文献证明持续缺
少投资，也支持了技术论派的分析——但它至少就20 世纪来说还是给中国以
外的学者，提供了足资利用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最佳数据资料。对剩余如何使
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成功的工业化在历史上不是与早期农业现代化联系在
一起，就是与同时出现的榨取农业的作法有关；不管剩余的规模如何，或是
否有剩余，中国在1949 年以后所经历的经济增长，似乎主要来自向农业部门
的榨取。
佃农-地主的关系是复杂的，因此，用剥削来解释为什么剩余未用于投资
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简单的论断通常都要加以限定。在华中和华南（那
里租佃率最高），佃农已获得各种各样的永佃权，从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保障。
租佃本身的确不是促进农村繁荣的好办法。在经济边缘地区农业过于无利可
图，不足以吸引对土地的投资，那里的土地所有制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而
①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308 页；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
》，第188 页。
② 彼得·珀杜：《官方目标与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域的治水》，《亚洲研究杂志
》第4 卷第4 期
（1982 年8 月），第745—747 页。
③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318 页；伊懋可：《评论》，载于维克托·利
皮特等：《中国经
济史专题论集》，第329—330 页。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与停滞》，收入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
经济》，第64—81
页；里斯金：《讨论与评论》，载于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359—375 页
。
② 关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最佳综合评述，是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
本主义：日本学
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现代中国》第6 卷第4 期（1980 年10 月），
第397—438 页；
民国时期的研究有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
》。见本书第5
章（马若孟著）。
另一种情况，像在四川或长江下游那样的中心地区，佃农可能很富有，他们
租到大片土地以后，或转租出去，或自己经营。①
地租高低不等，但平均为产量的50%左右，虽然地租实收多少并无定额。
江苏苏州周围的非乡居地主，在19 世纪中期设立了专门收租的租栈，收租时
得到官方的帮助。不过，一些租栈的管事显然谨慎从事，不违犯公平收租的
原则。太平军叛乱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人口锐减，地主一度相对地较弱，
收租有困难。②
一些20 世纪的观察家提出租佃正在消失，但在长江下游直到20 世纪20
年代或更晚些时候，土地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尽管地区间不尽相同（特
别是北方，租佃率低得很多），全国大约有40%的农业土地出租。而且所有
权分配不均，大约10%的人口划分为地主或富农，占有50%以上的土地。①若
干地区的详细研究表明，在民国时期，地主的收租得到政府的帮助较多，而
租佃契约给佃户的保障则较少。地租的负担常常很沉重，但很难说租佃具有
任何一种经济影响。
在清代和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经济为相互勾结的地主上层人物（在
清代常为有功名的乡绅）、商人和高利贷者所把持，这种论点更有说服力。②
这一阶层通过地租、利息和价格机制，吸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同时，通过
借贷和购买土地不公平地为农民的生计通融金钱，并通过购买商品作物，通
过向家庭手工业销售原材料和购买其产品，把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这种经
济循环关系虽然灵活，很可能已经阻碍一个新的阶级，即富裕的农民，或其
他既有资本又有积极性引进技术改革的人的发展。人口的压力和继承人之间
均分土地的社会惯例，造成了占有土地的分散，又进一步阻碍了农业财富的
集中。一般说来，农村的人要求稳定的安排，各个方面从中能够保护而不是
扩大他们的利益。这样一些模式很难打破。在市场结构的城市一端，有种种
类似的循环体制的模式。
中国商人在有刺激因素存在时，是很有企业才能的。宁波的方氏、李氏
及叶氏家族开创沿海贸易，而且在上海参与开办对外贸易。江南丝商能很快
抓住大出口造成的机会。在19 世纪末，有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市场行为的突出
例子，是杭州金融家胡光墉对外商控制蚕丝出口价格的不成功的挑战，他有
两年收购杭嘉湖地区大量蚕丝，不让其进入出口市场，终致破产。中国商人
① 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8、412—413 页；陈张富美和迈尔
斯：《习惯法与
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第16—20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76—9
0 页；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25—33 页。
② 关于收租账房（租栈），见村松祜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
及非洲研究学院
学报》第29 卷第3 期（1966 年10 月），第566—599 页；和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
苏州租栈：晚清
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4 卷第3 期（1980 年6 月），第43—65 页。关于佃租的
减免，见洛耶夫
斯基著作，第53—55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338、362—363 页；
赵冈：《中国
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资料——研究笔记》，《亚洲研究杂 志》第40 卷第4 期（1981 年
8 月），第733
页。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后果，见 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17—
418 页和同时期
的新闻报道，如《申报》，1878 年3 月5 日第3 版。
① 关于土地分配和租佃的估计数字，见周锡瑞：《数字游戏，革命前中国土地分配的一篇
笔记》，《现代
中国》第7 卷第4 期（1981 年10 月），第387—411 页。
② 河地重造对这个理论的解释在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22—
424 页有摘要。
很善于用利润再投资，如方氏家族能维持商业利润数代不衰。据日本社会学
家根岸佶描述，上海商人秦祖泽为人正直、俭朴、忠于职守，比得上最虔诚
的日本武士或有道德的新教徒。①
然而，从事经纪业务仍然是清代商业活动的主要模式，并延续至民国时
期。商人们颇喜划分市场和销售阶段，把他们的资产分散在若干个企业中，
或一种以上的商业行业上，并在远离家乡的中心城市营业。不用于商业再投
资的利润，或不用于维持高生活水平的利润，被投资于土地、家庭成员教育、
宗族机构和乡里公益事业。这类支出，既表现了生产性的有利可图的经济利
益多种经营，又体现了士绅的价值观。然而，在这种经济行为中，固有的风
险和责任的扩散妨碍了财富的组合集中，并且阻止了广大资本家的企业家精
神。②调动财富的公私金融机构，如欧洲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场或
长期公债，在中国均告阙如。
在循环而长存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怎样呢？不少经
济的发展似乎是发生在国家控制之外。国家抽取相对少量的剩余。清代的田
赋比日本明治时期为轻。③清末的厘金及其他商业税，并未根本改变这种状
况。清政府力图控制重要的专卖事业，维持粮食北运供应京城，并由于其利
益在于稳定粮价而监督粮食市场。然而，官仓制度在18 世纪以后已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①专卖事业也不起多大作用；不断增加的市场和萌发出来的商业组
织，大多不受清政府的控制，或所受控制极松。在民国时期，不论是众多的
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都向商人勒索金钱，商人经常抱怨税收的频繁和过重。
但是，这些政府都不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有一种估计提出，1931 年全部政
府支出，尚低于1880 年日本明治政府支出的水平。②
不论是在帝国晚期还是在民国时期，商人一同政府接触就要受到勒索。
但是，他们并未受清政府的压迫，不然他们就不可能享有19 世纪时所拥有的
财富和地位。详细研究表明，清代官吏愿意大力鼓励商人在盐业等专卖事业
中合作。③满足官方索款要求的商人，常能得到合同、存款或其他间接报酬的
① 关于方氏、叶氏及李氏家族，见《镇海县志》第26 卷，第31—32 页；第27 卷，第12
—13、40—41 页；
《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4，743—744 页；苏 珊·曼·琼斯：《上海的宁波帮与金
融势力》，载伊
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84—85 页；根岸佶：《上海之行会》
第142—146 页。
关于胡光墉，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广州和上海的丝绸业，1861—19
32 年》（加利福
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 年），第112 页。关于秦祖泽，见根岸佶：《上海之行会
》，第118—119
页。
② 叶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资是分散经营的例证。关于丝织业，见莉莲·李：《中国丝绸
贸易：现代世界
中的传统工业，1842—1937 年》，第61 页。关于在外地经商，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
期的流动战略》，
载卡罗尔·史密斯编：《区域分析》第一卷《经济制度》，第343—348 页。
③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 年》，第128 页；第6 章各处。田赋负担波
动很大，在19 世
纪中期，负担较重；而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随着通货膨胀负担不断减轻。
① 维尔：《18 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第97—100 页。莉莲·李：《粮食、饥荒与中
国政府——专题论
集》的《导言》，《亚洲研究杂志》第41 卷第4 期（1982 年8 月），第 694—699 页。

② 托马斯·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托马斯·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地历
史根源：明末清
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载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 国近代经济史》，第3—14 页。

③ 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 年》，载威尔莫
特编：《中国社会
的经济组织》，第23—27 页。
益处。
官僚和商人的关系，可以在缓慢增长的稳定局面下达到相互有利。然而，
总的来说，政府的政策并非有利于长期生产性投资。没有法律保护，是商人
宁愿分散他们资产的一个原因。而且，高利率把资本转为短期消费导向的贷
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级官吏放债得利，不坚持实施反对高利贷的法律。①
然而，当政府试图对此作更积极的或促成的作用时，问题就产生了。官僚政
治要实行控制的愿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营利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双
方行贿受贿会相互影响而破坏企业的基础。在19 世纪末，清朝官吏创立图谋
自强的公司，显示非经济的政治及社会行为可能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很
快学会避免卷入其中。在1904 年以后，同样的问题妨碍了新政府部门与工商
业领袖的合作。在清末数十年间，政府缺乏财力提供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
资本。政府往往会扼制已参加合伙经营的商人和士绅，而且不能创立有利于
经济增长的财政及其他条件。②与之相类似的缺陷，也在20 世纪20 年代和
30 年代南京政府实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中表现出来，甚至殃及一些无利害
关系的改革工作。例如，改良蚕种和蚕丝生产方法的尝试受到阻碍，就是因
为政府既没有贯彻政策的手段，也没有获得地方民众的信任。
总之，技术因素与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强，使经济变革保持在有节制的
限度内，不能突破现有的平衡。变革正在发生，但是，由于缺少对农业成分
的重大改变（中国式的“农业革命”），那么，持续的商业化、资本在长江
下游的进一步集中，或与东南亚可观的贸易（即使在技术上非法）的增长会
很快导致经济的彻底改组，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主要的推动力
来自海外。
外部因素：对外贸易与帝国主义
几乎所有历史学者都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作用，但
是，他们对这种作用的份量和时限，以及它的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认
识并不一致。一类分析认为，外国人的活动在促进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工业
持续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外国工业在条约口岸提供了大型设备，起了刺激
中国企业的作用。贷款为交通、通讯、运输的现代化和建立重工业提供了资
本。外国人是新技术知识的来源。总之，中国需要外来的冲击以克服它的经
济的惰性，并集中必需的财力。①
反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另一些历史学者则争辩说，帝国主
义从鸦片战争时候起，就阻碍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内部力量：进
口商品摧残了中国手工业，因而使农民陷于贫困，同时限制了国内市场。中
国商人被引入与洋行的外围的和依赖的关系；不平等的竞争阻碍了中国工业
发展。外国贷款和投资把赢利抽到国外，并导致对政府财政管理上的干涉。
① 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12
7—144 页。
② 陈锦江：《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8 章；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研究
》1979 年第1 期，
第95—124 页。有学者对清政府所起的经济作用作出积极得多的评价，见马若孟：《中国
经济：过去和现
在》。
① 关于这类观点，见罗伯特·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
9 年》，载珀金斯
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19—48 页。
虽然中国除在条约口岸外，从未被西方外国人统治，但中国政府因畏惧外国
的武力侵占，不敢振兴现代工业。最明显的是，外国控制了中国关税，无法
用关税排除外国的竞争来保护本国工业。②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的变异看法，
认为扩张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求市场与资源，迫使弱小的未工业化国家陷入
依附关系，以保证输出它们的资源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使用。这种做法使
弱小国家的经济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既加重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也
加重了世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更加
贫困。③
所有这些理论，特别是后者，似乎低估了先前中国本国商业发展的水平。
这些理论并没有说明，当对外贸易和整个中国经济相比还很不重要时，外部
因素怎么能有这样大的决定性作用。而且，甚至在20 世纪，国内市场仍然没
有完全成为一体，许多农村经济仍然主要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消费进行生
产，虽然这个地域连接别处的市场。合乎常识的结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交互作用，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因时间、地点和环境而异。外国企业往往既
阻碍又促进中国工业，如在烟草工业中，促进了某些方面，却又阻碍了其他
方面。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主要依靠外资进行的铁路建设都有益于中国的经
济，尽管这些铁路都是在帝国主义的各种条件下修建的。①在农业产品仍在本
地消费的地区，对外贸易只有很小的影响。然而，要认识日益卷入世界贸易
可能产生重要的反响，这并不需要以一般的经济依赖为前提。19 世纪70 年
代至20 世纪第二个十年，出口贸易造成的对韩江流域商业的刺激，或者19
世纪80 年代末期至19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世界蔗糖的暂时短缺所引起的
广东海丰县甘蔗生产的短暂兴旺，②表明世界贸易的影响并不限于大城市。随
着工业化的继续进行和对外贸易的日益增长，世界经济状况对中国重要地区
的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对
于这种贸易和帝国主义冲击的矛盾心理，可以在研究得比较充分的棉织业和
生丝业中看出。
19 世纪中国本国纺纱业的衰落，被学者再三引用来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
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对农民生活的不利影响。然而，一概断言纺织品进口
及其后外国在中国的设厂破坏了农村手工业之说，并不能成立。详细的研究
表明，虽然家庭纺纱大多消失，但是，起而代之的是使用洋纱的手工织布。
②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840—1925 年》是这类观点的许多实例之一。
③ 关于不发达的一般理论，见C.K.威尔伯编：《发达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种广义的
理论出自沃勒斯
坦的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体系概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
农业与16 世纪欧
洲世界经济的根源》及后来发表的专著）。关于如何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简短意见，
见小安格斯·麦
克唐纳：《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我们应如何认真看待它？》，《亚洲研究杂志》第38 卷
第3 期（1979
年5 月），第535—540 页。有显著的迹象表明16 世纪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
（例如，威廉·阿
特韦尔：关于银两，对外贸易及晚明经济的笔记》，《清史问题》第3 卷第8 期（1977 年
12 月），第1—33
页），但至今详细研究专著不多。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20
2—220 页。拉尔
夫·威廉，许内曼：《龙和铁马；1876—1937 年的中国铁路经济》系统地研究铁路的经济
影响问题。
② 刘翠溶：《韩江沿岸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 年》；马克斯：《华南
农民社会与农民起
义》，第205—226 页。
而且，由进口供应纬纱之后，织机用的经纱仍由农民纺纱者生产。事实上，
手工纺纱在不同地区是在不同时间衰落的，农民家庭能有相当长的时期进行
调整。①手工织布能继续成功地同20 世纪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行竞争，因为
即使价格已经下跌，农民家庭仍能利用他们的剩余劳动获利。而且手工织布
推广到新区——例如清末推广到浙江省中部和民国时期推广到中国的西北及
西部地区——表明国内需求的扩大和机制纱的渗透。总的说来，织布大概比
纺纱更能获利，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可以大大提高许多农民的生活水
平，尽管它或许降低了更多农户的家庭收入。
这种总的长期景象，掩盖了地方短期衰落和混乱的情况。纺织品的进口，
最初损害了城市化的珠江三角洲高度发展的纺织手工业。在19 世纪30 年代，
中国手工织布（南京大布）出口大减，进口洋纱的市场成长起来。织布工和
纺纱工都受到损害，1831 年洋纱进口骤增，激起了纺纱工带头的抵制。结果
纺织工人从纺纱转向织布，但失业助长了对洋人的敌意，社会的分裂助长了
太平天国的叛乱。②在广东沿海偏北的海丰县，手工纺纱一直继续存在到清
末。手工纺纱于19 世纪90 年代至1910 年之间绝迹以后，手工织布仍继续处
于生产状态。但在1918 年之后，现代织布厂在海丰代替了家庭织布。地方总
的纺织品生产或许扩大了，但农民家庭生产者转变为工厂的工资劳动者，却
产生了使人不安的社会-政治后果。①连在20 世纪家庭织布最兴盛的地区，家
庭织布也不是稳定的职业。在华北，织布业趋向集中于相互竞争的中心点，
经历了20 世纪最初10 年到30 年代的繁荣和缩减的阶段。直到30 年代世界
经济不景气之前，织布业的波动，更多的是由这种地方竞争和本国市场状况，
而不是由直接的外国因素引起的。后来日本占领满洲，限制了织布业市场，
并加速了华北织布业中心的衰落。②于是，纺织工业的扩大导致各种各样由增
长、竞争和国际市场运动引起的经济波动。这样的变化可能瓦解农村自给自
足的模式，使得手工生产成为农户更加难于预计的收入来源，而农户必须弥
补其农业收入之不足③
清朝最后70 年长江下游丝绸生产的历史，更清楚地说明了对外贸易不断
扩大的冲击。④19 世纪40 年代末期，生丝出口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使那里的
生丝出口在50 年代太平天国叛乱期间迅速扩大。国内市场的阻塞，以及内务
府织造局生产的降低，可能使更多的生丝用于出口。在60 年代初期，太平天
国叛乱破坏了长江下游丝产区，造成1863—1864 年生丝出口大减，并导致这
①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174—186 页；布鲁斯·雷诺兹：《纬纱：中国
手纺纱的技术禁区》，
《清史问题》第3 卷第2 期（1974 年12 月），第4—13 页。
②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82、87—88 页；陈明??：《劳工与帝国：1895—
1927 年珠江三角
洲的中国劳工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第11—12、367 页。
①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31—241 页。见本书第6 章（比昂科著）
。
②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188—189、192—201 页。
③ 琳达·格罗夫：《创建北方苏维埃》，《现代中国》第1 卷第3 期（1975 年7 月），
第259 页；马若孟：
《中国经济》，参阅由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导致失业、暴力和经济危机的市场波动。
④ 关于丝绸贸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又见罗伯特·恩格：《
帝国主义与中国
经济》和孙任以都：《清代的养蚕业和丝绸生产》，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
织》，第79—108
页。关于丝绸生产的相对扩大，见戴维·富尔：《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870—1911 年》，
《中国研究所集
刊》（香港中文大学）第9 卷第2 期（1978 年），第380—426 页。
10 年剩余年份的生丝出口恢复颇为缓慢。19 世纪余下的年代，外国经济对江
南经济的冲击，反映了太平天国叛乱的破坏和国外对生丝需求坚挺之间的这
种关系。大约到1870 年，桑树已重新栽植，蚕丝生产恢复。但旧的丝织中心，
由于蚕丝生产大量地面向对外贸易而没有完全重建起来。对外贸易使蚕丝生
产较其他农产品增长更为迅速，并说明了这一地区从太平天国叛乱中迅速恢
复和清代最后几十年繁荣的主要原因。它调整了生丝业，开辟了新的丝产区，
并有助于收购生丝的集镇比人口减少的大城市恢复得更快。虽然努力改进手
工缫丝，以适应洋商的统一要求，但是，主要的技术改革来自大多在上海的
蒸汽缫丝机。缫丝机在90 年代末影响很大，此后超过了手工缫丝的生产。到
1911 年，缫丝机促成了农民专门从事蚕茧生产，也促成了一批新经纪人把蚕
茧迅速从农户运往工厂。
丝绸贸易有助于新的有活力的商-绅家族和商界团体的兴起。农民生产者
受益多少尚不得而知。民国时期丝绸贸易的记录更不清楚，但是看来在19
世纪末，这种对外贸易扩大了丝绸生产，促进了现代工业，并在上流社会内
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结果。假如中国当时能够控制出口价格，这种贸易必
会更加有利可图；假如中国政府曾一致努力改进生产方法，这种贸易从长远
看就会更好地存在下去，不过它暂时还是江南繁荣的关键所在。
1911 年以后的连续性
在民国时期，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基本上与晚清并无不同。首先，高度
集约的传统农业部门，仅能在“正常”年景供养数量巨大的人口。因此，它
通常无法提供农产品来供应大量城市劳动力的合理消费，或作为发展工业的
原料，或作为出口商品而为迫切需要的资本和技术的进口筹措资金。无论是
袁世凯还是继袁氏之后任总统的北京官员，也无论是孙逸仙还是蒋介石的南
京和重庆的政权，当然还有日本侵略者（满洲在一定程度上除外），甚至连
在江西或延安的毛泽东——无一能在20 世纪前半叶显著地影响和改善中国
农业的状况。
其次，从本世纪第三个10 年开始，时局难得“正常”。内战和日本入侵，
然后又是内战，充满了随后30 年的大部分年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物质上，
特别是生命上的损失难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国人生活得多么贫乏，他们仍然
生存下来了，而在这可悲的动乱的最后几年以前，经济并没有解体。在偶尔
相对和平的时期，它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我们把这一点当作中国经济
的“现代”发展处于低水平的确切标志，也当作传统技术和地方化了的组织
拥有压倒一切的顽强性的确切标志；它不像更发达的经济那样，易于受到入
侵者的摧残。
第三，同样地，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事实上是最不那么重要的。虽然中
国受到世界——缔约的列强及其他国家——的冲击，中国经济在20 世纪前半
期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仍然极不完善。独特的条约口岸和内地经济部门的二元
模式也许太粗糙，不足以描述上海、广州或汉口的经济作用的实际复杂性。
然而，过多地注意白银外流、海关统计、贸易条件或外国贷款和投资，只能
引起误解。中国只是没有有效的计划来推动农业方面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组织
（再分布）的变革；而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真正的现代
经济的增长。20 世纪扩大的国际贸易，在一些地区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在
华北一些地方，这个过程又加强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分化，在某些情况下，
导致更贫穷的农民“半无产阶级化”。①但这一点既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在现代
中国出现的标志，也不足以作为外国经济罪恶的证据。
第四点意见涉及有时受到忽视的复合增长。19 世纪末创办的小规模的现
代工业，变成了真正的、不断成长的现代工业部门。在20 世纪前50 年，这
些现代工业企业的增长率，估计大约为每年7%或8%。②这个年增长率，近似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年以来所达到的增长率。当然，这个发展赖以开始的基
础初始时是极小的，生产能力的实际年增长量也同样小。但过了这几十年，
由于增长综合在一起，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变化，最初很慢，以后更加迅
速。直到70 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近50%属于工业（工厂和手工业）、
矿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确实不全是“现代”的，但显然是从农业
分化出来的；农业所占的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大约2/3 下降到1971 年的
1/3。
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以前的北京政府对这一有惊人活力的——尽管
仍然在部门和地理上受到限制——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出什么力。像在18
世纪发生过的那样，近代之前的增长——总人口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没有持
续的人均增长——可能不需要国家起很大作用；甚至很可能还因没有国家的
作用而得到好处。但是，后来要努力达到现代经济的增长，较大的政治投入
大概是需要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不够强大，或者在智力上不能充分适应，
难于控制和发展中国私人经济的潜力，而同时又保证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
个人平等和区域平等。③
结果，1949 年以前关内18 省和东北规模不大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提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骨干可以训练大量
扩充的人员，以配备50 年代投入生产的许多新工厂。这当然大半不是有意
的，但是，即使1949 年以前的外国势力有时曾抑制过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
它最有效的遗产，看来也是最初的技术转移使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成为可能。
所以民国并非仅仅是个经济处处停滞、政治体系四分五裂的维持时期。
相反，现代城市经济成分的总增长，为1949 年以后进一步向前推进铺平了道
路。然而，大多数的农业地区没有同时取得城市一样的增长。失调、不稳定、
地方灾害、战争和不时的通货膨胀，都拉下了生产水平，抑制了商业，阻碍
了农业投资。这些困扰，虽然在30 年代和40 年代损害最大，但是在整个晚
清和民国时期已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上存在。社会后果令人不安。
① 黄宗智：《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占优势的小农经济变化的主要专著。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70—103 页。 又见费
维恺：《论20 世
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载蔡尚思编：《论清末民初中 国社会》，第129—133 页。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我们首先假定中国社会-文化高度的同一性，作为判断现代趋向的基线。
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等级层次的汉民族，都具有同一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共有
意识。他们拥有广泛的共同的价值观，直到近代，上流社会人士仍力图维持
一个接近于自然状态的农村基础。在乡村，小传统并没有使价值观和城市上
流社会的大传统明显分离。相反，这两个阶层具有共同的民俗和宇宙观，包
括对祖先、学问、财产和合法权威的尊重。
缠足显示了上流社会领导下的文化同一性。这种习俗开始于唐代。它得
到宋代理学家的支持，并在明、清两代遍及农民。使妇女的足发育不良，蹒
跚而行，先是作为上流社会男子变态性满足的恋物，接着成为城市富足的一
种夸示，并普及于乡村，从而严重损害了半数农民的劳动能力。为模仿上流
社会而以如此不经济的方式摧残女子，这表明农民高度从属于上流社会的规
范。同样，把灶君、土地爷和城隍老爷结合在一起的乡村众多神祗的等级制，
使人想起清廷的官僚统治，也表明农民普遍接受上流社会所操纵的权力结
构。
这种同质文化的某些特点变化得很慢——如敬重尊长、男女不平等、维
护父系宗族和兄弟间平等继承。地方性的改变不会破坏这些普遍的习俗，即
使关于它们的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可能改变。①尽管儒家思想在20
世纪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它的行为方式和作为其基础的假定，仍然继续
存在。
水平社会结构与垂直社会结构
晚清的水平社会等级结构，在理论上按中国经典分成四个职业等级，即
士（士绅）、农、工、商。实际上，它更接近于灵活的两个等级的结构：少
数受过教育的富有的上流阶层，即统治阶级（约占人口的5%），和主要在土
地上或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多数。这种两个等级的划分，给上下流动
留有余地，也为沟通上流身份和非上流身份的两可地位留有余地。非上流身
份的人包括穷教师和其他未充分任职的低级功名的人、富有的农民或小店
主。分界线很灵活，在断定上流地位的标准上颇有出入。军事干才或对地方
组织——包括非法团体的领导能力，在有些地方，在确定上流地位时，可能
比教育程度更为重要。
底层是处于有相当地位的非上流类别之下的两个阶层。一个是生活条件
一直很差，被排除在大多数体面活动之外的私家奴仆和贱民阶层。另一个则
由流浪汉、乞丐、土匪、走私者和其他活动于有组织社会结构之外的人所组
成。上述这些人主要（但不是全部）来自很穷的人家，但是和那些处于上流
地位分界线上的人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并非全然不可改变。因为，他们
① 阿瑟·沃尔夫：《神、鬼和祖先》，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
第133—145 页。
斯特万·哈勒尔：《犁头乡村：台湾文化与环境》第9—15 页讨论一般文化原则、表现这
类原则的习惯行
为的变异和这类行为发 生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诸如阶级、地理和科学技术之类因素）
三者的交互影响。
又见莫里斯·弗里曼：《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
的宗教和仪式》，
第19—42 页。
如果未曾割断家族或地缘联系，还有可能回到有相当地位的较低等级中去。
对这一多变化的社会阶层的规模，并没有可靠的估量；但是我们相信，19 世
纪和20 世纪逐渐形成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使这个阶层扩大起来。而且，
这个阶层男多女少，在动乱和自然灾害期间，遗弃女婴的风气又加重了这一
状况。
这种财富差别悬殊的水平阶级结构，与以家族关系和地缘为基础的垂直
组织原则相交错。特别在华中和华南，扩大的宗族世系是社会组织的主要形
式。宗族世系增强了名门望族的安全性和连续性，并为较穷的宗族成员提供
照顾和机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同样取决于他属于哪一宗族和他的
经济、职业地位。在贫富之间，宗族纽带往往较阶级对抗为强。在宗族世系
不发达的地方，比较简单的亲属关系的组织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①
效忠乡土几乎具有同样的影响。宗族纽带与乡村纽带常常互相增强，村
民们在自我保护和维持村社资源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村际合作或冲突，很可
能既遵循市场关系，也遵循亲属关系网。下层阶级的家庭，有可能被纳入与
有钱有势家庭的庇护人与依附人之间的关系中去。除去这些亲属关系、村社
和庇护结构的保护，便产生社会边缘的流浪者，不只是贫穷而已。
地方性和亲属关系的相互作用，可用20 世纪前半期香港新界邓姓家族的
结婚习俗来说明。①在这个有凝聚力的家族中，富人和穷人婚姻仪式相同，但
富有的成员择妻，是为了增强有助于维持上层社会地位的商务与政治上的接
触。这样的联姻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寻求的。新娘有陪嫁，为经济上的
独立提供某种条件；两家继续通好。相反，农民男子娶邻村女子，付给女方
一笔财礼，婚后与妻方家庭很少来往。他们远离其他村社，这样就增强了他
们作为佃户对富有的、占有村里大部分土地的本族人的依赖。这样的例子表
明，虽然向上移动并非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穷人不能指望改变他们的阶级
地位。
不平等的垂直关系证明对双方都有利，部分地是因为——如在中国其他
等级制中一样——这种关系把相互依存和互利原则结合起来。例如，在19
世纪，标准的做法似乎是地主在坏年景豁免地租，有时多次同意部分支付，
正像政府豁免田赋一样。儒家的教导鼓励“道德经济”，即上层阶级的消费
和营利应受到约束，而农民则应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对地主和国家的
义务，在这个价值体系内，农民会接受似乎体现“正义”的安排。因此，民
众对非正义的理解变得重要起来。①
① 詹姆斯·沃森：《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中国季刊》第9
2 期（1982 年12
月），第589—627 页，全面研究了关于宗族的文献，界定了“宗族”一词。又见杰克·波
特：《传统中国
的土地和宗族》，载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关于华北乡村
中的其他牢固的
亲属关系纽带，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0、75—78、80 页；关于河北
和山东的宗族史
料，见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 年》（哈佛大
学，博士学位论
文，1983 年），第2 章。关于绍兴宗族，见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斯坦福大
学，博士学位论
文，1975 年）第3 章。
① 鲁比·沃森：《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人》第16 卷第4 期（1981 年12 月
），第593—615
页。
① 关于“道德经济”，见后本章《农村组织与农民运动》第6 条脚注。
社会不稳定的加剧
1800 年至1949 年之间，在从内外两个方面打击中国的变化中，我们看
出了某些一般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民众中的好斗精神、尤其是始于贫困
边远地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增加了，政府对那里新去的移民鞭长莫及，无
法加以管理和控制。广东中部和东部连续不断的村际械斗，华北平原地区的
长期匪患都是例子。②再如在江西丘陵地带，居住山上的棚民与平坝里境遇较
好而受家族统治的稻农相处不和。③在这些管理不到的边缘地区，非法会社蓬
勃发展，发生叛乱，其中有些地方在30 年代和40 年代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
为对付19 世纪中期叛乱而实行的地方和省级的军事化提高了军队的水
平，也产生了如何解散不使用的军队的难题。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军事统治
结束，任凭地方保安部队激增。不久，甚至当它们还未破坏农业之时，军阀
内战破坏了城市和商路。④
另一个不稳定的特点，是人口的流动。清代初期和中期，允许移民迁入
明末叛乱造成人口减少的四川等省和边境地区，包括非法进入满洲。这些出
路（除满洲外）到18 世纪末渐渐堵塞。福建和广东多数男人移居东南亚，到
1850 年为止，有些人移往南北美洲充当契约劳工。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人
口减少的长江下游，暂时是一个人口迁移的汇集区。然而，到20 世纪，只剩
下满洲这唯一的一块地区，仍具有大量吸引移民的未开垦的土地。这些移民
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最后结果，是长江流域之外的人口增加了。
在这些永久的迁徙之外，还有两种暂时的人口迁移：为了就业和逃避战
祸、饥馑和贫困。城里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已永久
定居下来，仍住往按原籍组织为“会馆”，希望最终仍回到他们的故乡。大
规模的人流每年出现。例如，浙江北部青镇①传统铸铁作坊的铁匠，或杭州的
锡箔匠，每年大部分时间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却分别回到江苏无锡和宁波府
各地，帮助家庭夏收。贫困的边缘地区，常有他们自己的迁徙模式。例如苏
北的穷人到上海寻找季节性工作，充当劳工、挑夫和黄包车夫，但常常到头
来因没有工做而沦为乞丐。在较富裕的城镇乞讨，成为公认的农闲时寻找生
计的路子，正如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时，到处乞讨是一条生路一样。抢劫和走
私，作为一种更大胆的、不法的谋生之道，有时被人季节性地采用，常从外
地捞钱。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夫、行商和小贩加上，晚清人口的职业性
移动量是很可观的。②
此外，自然灾害，叛乱与战争引起难民的浪潮。难民群在他们经过的城
镇引起恐惧，那里的小家族集团或个人很容易受到抢劫。
② 关于广东：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 卷第
7 期（1977 年11
月），第1—40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35—151 页。关于华北平
原，见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59—94 页。对于民国时期土匪为患和军阀割据的社会影响
的解释，见菲利
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
》第7 卷第3 期
（1981 年7 月），第235—288 页；和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
的事件》，《现
代中国》第8 卷第4 期，第395—433 页。
③ 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 拓》，《
现代中国》第9 卷
第1 期（1983 年1 月），第84—126 页。
① 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 译者。
如此种种的民众流动是没法计算的，但是在19 世纪和20 世纪，无疑是
有增无减。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职业的增加和交通运输的改进，都促成新
的暂时迁移。例如， 1882 年有70000 中国旅客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有73000
人购买船票从上海到宁波。20 年以后，这些数字约增加一倍；而到1910 年，
有宁波旅客467000 人到上海，470000 人从上海回宁波。即使考虑到原乘帆
船的旅客改乘轮船，这些上升的数字也能说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动。①
这种种人口流动，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响了全国各
地。与世隔绝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城市寻找工作，不一定通过逐步上升的城
镇等级制的市场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联系渠道，
而城市商人则与农村关系更为密切——为农村手工业供给原料，购买农产
品，并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农业土地。
第三，这些人口流动影响了社会结构。城市工资劳动者，不论男女，在
他们的乡村家庭里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增加了家庭收入。与此同时，
逃避农村贫困而外出，意味着始料所不及的流离失所、家庭破裂、卖妻鬻儿
和受人摆布。我们无法描绘他们趋向贫困的简单过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
高的地区，租约每每对租佃人不利。例如，19 世纪90 年代在广东东部，农
民在坏年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很少有减租的权利。到了20 世纪20 年代，
一些农民仅按照一年的口头协议租地耕种，毫无保障可言。在长江下游，租
局在辛亥革命后遍布各地，押租逐渐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后不
一，有可能增加关系紧张，如在浙江，1927 年通过减租条例，然后又宣告无
效。①同时，暴力活动增加和民众流动，两者都削弱了从前由庇护人-依附人
关系和村社网络所提供的保护。
不稳定不宜于数量比较。然而，我们注意到，19 世纪中叶的社会动乱是
在人口激增、通货紧缩、政府资助的主要水路运输和河防以及抗灾系统毁坏
失修的时期出现的。在清代最后10 年和民国初期，经济膨胀和改革又进一步
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在民国的后半期，因经济困难和战争而导致的不稳定
越来越频繁。人人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业化导致商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之间的正式区别最终消失时，名流群
体也开始变化。这两个群体的融合，以清末出卖功名为标志。富有的广州行
商老板、江苏与直隶的盐商和山西的票号主人，在18 世纪买得功名而享有很
高的社会地位。在19 世纪，任何一个城市的许多商人，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
所以和本地士绅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群体在家乡却融为一体。做生意从
来得不到一流学者或高官的声望，但它至少同样是一条生财之道。把商人吸
①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82 年，第270 页；1900 年，第374 页；1910 
年，第525 页。
① 关于广东，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338 页。关于长江下游，见布
雷德利·盖泽特：
《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1979 年）
第94—95、101、189—193、213—215 页。关于浙江农村改革，见诺埃尔·迈因纳：《浙
江：国 民党在农
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 年》。关于除战时非正常状况下的农民生活水平没
有下降的看法，
见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1890—1949 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
，第292—295 页
和各处；又见本书第5 章（迈尔斯著）。
收进统治阶级的证据不容置疑。
子孙繁衍的大家庭成员，通常走不同的成功之路，兄弟各有所长，或做
学问，或经商，或管理产业。如在管理活动中的合作一样，宗族纽带模糊了
绅商之间的区别。这种结合的意思不只是指商人购买功名或官吏投资商业。
到19 世纪中叶，一些人开始显示出兼有商人和士绅的特点，把学术和商务结
合起来，拥有较高的功名，而积极从事商务管理，并显示出愿意离开升迁无
望的官宦生涯，以求取实业上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在像浙江和江苏丝产区那
样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学者们不能抗拒被引诱进生产或贸易活动中去。①这种
绅商的融合现象因1905 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而成定局，不可避免，科举考
试的结束使教育对有钱交付学费的人更为开放。这一变化造就了界限更广、
更开放的上流社会——它随时可以接受社会流动，但是又能很好地作为一个
阶级来维护自己，因为它能利用不同的收入和地位的资力。
名流的社会范围放宽，他们指导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增加。最明显的是行
会和同乡会馆。虽然这类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它们在
清末大大地发展起来，以适应在外乡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广大群体的
需要。①做生意赚得的钱，常常用来资助其他的社会组织。新致富的家庭继续
为慈善事业提供资财，直到20 世纪。士绅们负责管理修堤、义葬和其他社区
团体。由商人、士绅和寺庙管理的公益会社，在19 世纪后半期显著增加。当
出现叛乱之时，或在长期动荡不安的边缘地区，民团和自卫队超过了士绅管
理民事组织的影响。士绅的这些多方面的组织能力，不仅帮助他们保持其在
农村社会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场的地位。②
当商人和士绅正结合成更广泛的单一上流阶层时，出现沿着不同方向分
裂的迹象，终致产生新的阶级结构。在18 世纪和19 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
学者-士绅已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加
速了这一过程。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尽数授以政府职位。有些富有的
青年人变得懒散或耽于文学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
与衙门小吏中的贪污分子勾结营生。但是，也有不谋仕途，严肃而值得尊敬
的人。一个早期的例子，是18 世纪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学术界——这些人
专心致志于严谨的学术，从事研究和书院教学，靠民间的赞助人或封疆大吏
给予的薪俸为生。新建立的以高学术水平为目标的书院，使他们有了一个稳
固的基地。职位由督抚任命。这样的职位，有抱负的学者极为珍视，刻意求
之。藏书家扩大了藏书规模，推动了书籍印刷，从而促进了印刷业。这一学
术阶层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也不追求官职。③
在19 世纪，特别在后半期，士绅董事会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谋生
① 关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况，见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莉莲·李：《
中国丝绸贸易》第
106 页引用了（浙江）石门地方志的评论。商绅融合的情况反复被提出，如，肖邦齐：《
四川地方名流的
构成和作用》，《清史问题》第2 卷第10 期（1973 年第10 期），第11 页和各处；兰金
：《城乡连续性》，
第83—84 页。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 年》，第82、93、17
4 页强调了继续
存在的差异。
① 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② 关于这种倾向的更多论述，见本书第7 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③ 本杰明·埃尔曼：《新儒学阐释：中华帝国晚期长江下游的学术界》（宾夕法尼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1980 年），第166—261 页；和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
方面的变化》。
之道。和知县的活动一样，董事的活动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专门担任
管理水利之类的职责。管理宗族财产成为又一种相当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机
会。富商或投资者常常雇用执事来管理私人商号。
在官府范围内出现了专门化，如有些人受训练当属员，其他的人成为高
级官员随从人员中的刑名或钱粮幕友。例如李鸿章的幕府中保持许多额外的
专家。这类专门化常有地方基础。这样，来自浙江绍兴的学有所长的人，以
当刑名师爷的本领和在京城获得书办职位而成功，尤其著名。①也有一些绍兴
家族管理宁波商人拥有的钱庄而致富。
更带根本性的职责的改变始于条约口岸，在那里洋务专家、买办、条约
口岸创业者和西方式专门人才形成小规模的城市资产阶级；作为民国时期军
事家的先驱，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教会学校和中国的新学堂开始培养儒
家框架之外的城市知识分子。旧的各种名流阶层的分裂和再确定，民国时期
仍在继续。其实晚清的各种名流从来不是同质的，他们如今不仅按地区，而
且按职业而更加分裂了。新的差别渐次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名流之间出
现，一如城市名流和乡绅之间的差别一样。武装力量常常是农村名流地位的
更重要的支柱。的确，在某些军事化的农村地区，地方名流几乎限于控制民
团的人物；②而在中心区域，财富多半仍与武装分离。已不再有可以用功名或
财富的单纯标准限定的大体上一致的名流阶层。
名流分化，伴有组织上的多样化。随着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更多的接触，
中国的城市生活也经历了名流管理的不逊于国外的事业的发展——以蒸汽和
（或）电力为动力的制造业、运输和通讯，流通资本、劳动力和意见的更开
放的市场，社会管理事业（教育、公共卫生、警察、灾害控制、司法行政），
乃至政治活动。中国城市名流吸收他们认为有用的西方办法，以革新和加强
中国类似的、可能是历史悠久的事业。
这些趋势是在20 世纪第一个10 年攻击儒家社会价值观的背景下出现
的。这一攻击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是对家庭专制全面挑战的一部分，而以
解放妇女和青年发难。
妇女已慢慢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能参加比正统道学家所允许的广阔得多
的活动。16 世纪以来，名流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妇女数量不断上升。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浙江地方志记载了妇女的公益捐献；某些名人传记表明，她们在家
庭事务和地方事务上都起强有力的作用。比较贫穷的人家的妇女比名流妇女
起着更有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为活跃。19 世纪初，妇女在海
盗船上战斗，有时还指挥海盗船。她们在异端教派中占有领导地位，并参加
暴乱。珠江三角洲经济独立的女织工建立了她们自己的组织，甚至终身不嫁。
到19 世纪末叶，对妇女的限制甚至在富裕家庭也慢慢松弛下来，但是，
妇女在户内而不是在户外从事适当活动的社会习俗，仍然是阻止她们担任公
职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冲破这一种障碍的动力来自国外。传教士提倡开办女
校，反对缠足。外国的观念和事例提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新形象，民族主义
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梁启超在1896 年著文谴责这一窒息中国妇女
① 肯尼思·福尔松：《幕友、幕宾和幕僚》；寇尔：《绍兴派系：清代末叶的一个垂直行
政派系》，《现
代中国》第6 卷第3 期（1980 年7 月），第317—326 页。
② 见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 论文
选》第3 集（1978—1979
年），第218—275 页。
的罪行，是最早的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反缠足运动声势浩大，广为传播，尽
管对其历史几乎没有研究。在19 世纪最后10 年和20 世纪最初10 年间，提
倡妇女解放是激进主义的标志，反对缠足则是社会进步的基本组成部分。有
些妇女能方便地在家庭以外活动，而另一些则面临艰难而痛苦的挣扎。①
青年男子宣布不受家庭束缚而自主，比较容易，但也决不简单。学生们
一旦出洋留学或就读于新式学堂，就成为新的政治图景的一部分。废除科举
制度使教育费时较少。青年人率先要求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主张青年人不依
赖长辈而自主，应很快承担责任，这是很激进的一步。学生们与知识分子在
辛亥革命以前形成了革命政党的骨干，在民国时期将继续成为激进政党的领
导人物。②
农村组织与民众运动
农民当中的结社群体包括合法的机构，诸如由有声望名流领导的宗族和
村社；合法与否不明确的机构，如联庄会和民团（它可能经政府许可而建立，
但可能有拒绝官方控制的潜在可能性）；以至明显非法的（但有时是被容忍
的）群体，如教派、秘密帮会或走私、盗匪和海盗帮伙。即使是非法的教派、
秘密帮会和帮伙，也嵌入了地方的社会和商业结构之中。其中许多是具有连
续性的组织，帮助其成员合法或非法地谋生，向他们提供保护、伙伴关系和
（就教派而言）宗教生活。事实上，它们弥补了官方组织和上层名流组织的
不足，但是原来并没有从社会阶级方面来看待它们。人们可以发现，教派和
秘密帮会的首领中有各种各样的低层名流和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物，看来其
成员具有渗透体面社会的同样的价值观。因此，这些组织不能看作具有其自
身的独立价值观的农民小传统的体现。那些包括进正统的和官方认可的组
织，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组织之间的差别更大。因此，只要非法组织是由那
些感到遭受不公平的排斥，或感到不能适当地维持生计的人群组成，它们就
有了对抗政府和上层社会的竞争能力。①因违法的犯罪行为而加重的这种紧张
局面，周期性地在叛乱中，或在官府镇压直到此时以前仍然安定的团体中显
露出来。
在晚清，非法的或合法与否不明确的组织，它们的扩张是否可以与士绅
管理的自主组织的增加相比呢？关于宗教的派别，现在可以断言它们是很多
的；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相当多的起义表明，这是一个活动的浪潮；教
① 了解晚清和民国妇女状况的最佳起点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 编：《中国
社会的妇女》。关
于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见罗克珊·威 特克：《现代中国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
转变》（加利福
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70 年）。关于女子在地方事务和家庭事务中发挥
作用的事 例，
见寇尔：《绍兴》，第94—96 页。关于女暴徒的事例：罗克珊·普拉兹尼 阿克：《中国
农村的社会与抗
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 年），第
 127—131、142—149
页。关于女海 盗：迪安·默里：《清代中叶的海上抢劫：组织特点的分析》，《清史问题
》第 4 卷第8
期（1982 年12 月），第7 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0、11 和12 卷索引中的“妇女”
条目。
② 中国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比学术专著要多。见李欧梵：《浪漫主义与
个性解放》，《剑
桥中国史》第12 卷。
①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第161 页指出了这种共同价值框架内的竞
争方面。
派直到民国时期仍很活跃。②关于秘密帮会，有稍微好一些的证据。最初建立
于清初的三合会，把活动伸展到华南和西南内地，并与19 世纪初的鸦片买卖
和其他走私活动有关。鸦片战争时，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区进一步扩
大。哥老会大概在19 世纪50 年代或60 年代出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有势力帮
会。还有几个新的会党在19 世纪后半期建立于浙江。①对地方上的研究也表
明，到民国晚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帮会、教派、帮伙、
联庄会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看来可能促进了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内的组织
活动。社会动乱起了产生新组织的催化剂作用。这样的激增很重要，因为虽
然暴乱和对抗可能自发地出现，但是，社会动乱当先已存在的组织卷入时，
就可能更为频繁而持久。无论帮会还是教派的卷入，固然会增加动乱的可能
性，但也能起到使动乱保持在限度以内的作用，因为两者既为政府及其追随
者补台，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紧张关系。在形势不稳定时，这些组织的常规
以及它们经常的非法活动的内在逻辑，往往会把它们从边缘地位推到反叛官
府，而不是与官府共处。然而，它们的成员与现存秩序有着太多的联系，或
追求这种联系，并且与它共有过多的价值观，以致不能完全抛弃或长期脱离
现存秩序。
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的动荡是多方面的，直到2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
它们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提出来阐明民众运动的理
论，已经强调了许多不同的方面。②从50 年代到70 年代末，支配中国史学界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农民反叛者的阶级觉悟，指出贫穷、经济不
公平与社会压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当的经济解释可以说明一连串抗租、
抗税的反叛，诸如与上世纪40 年代道光朝紧缩通货相关的造反，清末通货膨
胀和征收新税触发的城乡风潮，或30 年代经济萧条时的抗税活动。然而，集
中注意力于阶级觉悟和压迫，忽视了相反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在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中国历史学者提出了更广泛的解释。①
②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教派叛乱一览表载于韩书瑞：《山东叛乱》第154—157 页。裴宜
理：《华北的叛乱
者与革命者》，第96—152 页指出了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教派是如何在华北变得与地方
社会结构结合起
来的，而以前教派徒众都是作为个人而被吸收。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教派
家族网》，现代
中国》第8 卷第3 期（1982 年7 月），第340—349 页。
① 关于哥老会，见查尔顿·刘易斯：《关于晚清哥老会的笔记》，载让·谢诺编：《中国
的民众运动与秘
密会社，1840—1950 年》。关于19 世纪末叶浙江的会 社，见玛丽·兰金：《早期的中国
革命者：上海和
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 年》，第128—139 页；又见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
》，《清史论从》
第4 集，第152—178 页。
② 关于这方面著作的综合评述，见魏菲德：《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
，《亚洲研究杂
志》第36 卷第2 期（1977 年2 月），第201—238 页。周锡瑞：《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
干介绍性评论》，
《现代中国》第9 卷第3 期（1983 年7 月）说明了造反的若干主要方面。
①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两种主要书目研究专著是詹姆斯·哈里森：《共产党与中
国农民造反：重
写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
《亚洲研究杂志》
第40 卷第2 期（1981 年2 月），第295—306 页。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揭示正确面
：农民社会中的
革命合法性》（第1、8 章）提出的关于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农民的对立文 化的理论需要证
实。晚清动乱、
粮价和铜元贬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可信史料 发表在戴维·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
动乱，1870—1911
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6 年），第270—392 页。关于这整个问题，见
本书第6 章（比
另一条解释路线，着眼于纯朴农民（但常常是有组织的）对地主、官吏
和城市资本家的社会反抗。农民反对特定的不公正行为，目的在于要求改正
特定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以利于建立新秩序。这种最初被精
心发挥为南欧“社会盗匪活动”的观点，通过研究粮食风潮和早期英国工人
运动而拓宽，并被修改，以便于分析自给农村经济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所
破坏时农民的反应。虽然别国的详细论述不一定能照搬到中国的环境中来，
但是，关于非革命的、由道德观念鼓动起来的抵抗，其一般概念则适用于一
系列中国农村的骚乱。②
社会盗匪活动的概念，可见于同情被蹂躏者的绿林好汉的中国传统，和
民众对真正土匪造反者如本世纪前10 年对白狼的感性认识。①《香港电讯报》
报道的1907 年广东东部一次叛乱的一个首领的自白，颇能说明当农民认定官
吏或富人不会帮助他们时，地方上的骚动和叛乱可能如何开始。“这次叛乱
的原因，是由于当地米贵和缺米长达一年之久。官府自一开始就知道这点，
但不愿采取任何措施降低米价。他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职责要求他
们怎么办。他们就是不顾老百姓，让老百姓挨饿。”②
农民对容易做到的“公正”的要求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是群聚的市
民和村民强迫以“公平”的低价售米，包括为寺庙主办节日而储存的粮食。
一次这样的事件是失业的采茶工——他们都参加了“道教神人”领导的组织
——结伙拥入江西的一个集镇。当事先得到警告的集镇头面人物宣告停止集
市时，采茶工强迫一个囤积粮食出名的富商向他们“出售”镇上义仓里储存
的粮食。他们然后结伙去一所庙宇大吃大喝；他们享用过度，竟留在那里数
天之久，直到后来民团开来把他们驱散。①
在教派叛乱中，宗教的重要性有助于使到处都有的随意传播的民间宗教
和其经文和教义一致起来。这些教派源出于大乘教，到清代末期，把佛教、
道教和儒家的一些方面结合为供奉无生老母和弥勒佛的太平盛世的信仰。②
这一教派的信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与任何特定的组织无关；它在三次较
大的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以及众多的小起义中起了作用。这
种宗教的作用是双重的。它的各个派别在人生的苦难中给人以希望，并长期
成为名流和政府支配的信仰和礼仪体系的替代物——通常是和平的。③但是，
昂科著）。
① 关于白狼的解释，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124— 125 页
，第6 章和裴宜
理：《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现代中国》第9 卷第3 期（1983 年7
 月），第355—
382 页。
②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86 页分析和引用《香港电讯报》1907 年9 
月14 日报道。关
于粮食风潮的简略论述，见王国斌：《清代粮食风潮》，《亚洲研究杂志》第41 卷第4 期
（1982 年8 月），
第767—788 页。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 年）》，《亚洲研究杂 志》
第42 卷第4 期（1983
年8 月）。
② 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第5、7 章；韩书瑞： 《中国的
太平盛世叛乱》，
第9—31 页。
③ 关于为人祈求长寿的和平教派，见戴维·凯利：《寺庙和贡舶：18 世纪罗汉 教派与疍
民结社》，《现
代中国》第8 卷第3 期（1982 年7 月），第361—391 页和理查德·石：《没有造反的太
平盛世说：华北
的黄天道》，《现代中国》第8 卷第3 期（1982 年7 月），第305—337 页。肯尼思·利
伯索尔：《天津
这种宗教相信新的公正时代的到来，强调自我解救并吸收民间武术，在适当
的情况下有可能促进叛乱从当地爆发开来——如1813 年八卦教很快从其他
社会和市场结构动员徒众，或如太平军和义和团迅速从原来基地向外蔓延。④
对淮河以北苏、豫、皖三省水患频仍的贫困地区加以研究，发现叛乱出
自家族及社区网络制订的掠夺性或保护性的策略，目的在于使它们的成员能
在那毫无指望的居住地区继续生存下去。掠夺性的策略利用抢劫、求乞、走
私和械斗；保护性的策略则建立民团和联庄会，构筑设防的村寨。这两种策
略互相作用，并都要建立武装力量；地方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两者都能扩
大成为叛乱。①这种观点强调农村动荡的连续性及其非革命的特性适用于某些
地区常有的动荡状况，如广东的宗族械斗。
正如19 世纪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叛乱所表明的那样，非法的社会组织
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动荡的不同原因，有时可能合在一起成为超越其根源的运
动。这样的主要事件，十分清楚地提出了革命潜力的问题，以及传统的太平
盛世观念和经济反抗的局限性。
有些人认为流产的革命太平天国叛乱的原因包括穷困和社会分裂、外国
经济的有害冲击、对侵略的爱国愤慨、蔑视军事上虚弱的政府——这些原因
听起来很像提出来说明20 世纪革命的那些原因。由基督教变通而来的太平盛
世的使命与乌托邦式的憧憬，鼓舞一支热诚的队伍快速地进军，并对儒家的
伦理和信仰规范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社会平等主义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纲领，
是就农民的不满提出的，这一反应显示了对地主的敌视，若是在20 世纪，它
会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纲领上来。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拟定的理想主义的
社会政治结构，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府制度。既然太平神示的先验
的普济主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似乎有点夸张，同时它不只是一场农民革命，
它实在是20 世纪中叶以前对农村困苦做出的规模最为巨大的尝试。②
然而，由于领导及组织上的内部弱点和名流领导的反对派的强大力量，
太平军失败了。他们由于中国社会顽固的地方主义而告失败。他们一旦放弃
原先在广西的根据地，在长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区中去。太平军
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没有赢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帮会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最
后，太平军来到长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样杀害穷人和
富人。① 这次叛乱未能变更社会秩序，其主要历史遗产是有助于发动50 年后
推翻清朝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
义和团绝非革命团体，但是，它短暂的叛乱把农村动荡的许多方面结合
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与义和团起源毫不相干的诸多事件。②义和团同白莲教有
直接组织联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为凭。然而，义和团确实实行教派礼仪，
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 年》第14—15 页提到1950 年天津的许多和平教派。
④ 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7 卷第2 期（1981 年4 
月），第159—161，
167—168 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
第8 卷第3 期（1982
年7 月），第288—293 页。关于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见孔斐力：《太平天国
幻想的渊源：中
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19 卷第3 期（1977 年7 月），第
350—366 页；和
鲁道夫·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3 章。
① 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第7—21 页。
② 这种说法依据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 年第1 期， 第
22—31 页。
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与山东西部的天主教社区抗衡。义和团的地方团
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在山东省相对繁荣的西南部，地主势力强，
租佃率高，义和团开始是名流领导的防御土匪抢劫的地方自卫团体。在比较
贫困的西北部，土地产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资，租佃率也相对较低。
在这里，由普通村民领导的义和神拳实行平等主义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
任何神灵附体的人都可被奉为神。山东巡抚支持拳民组织起来保卫村寨，却
没有认识到西北部的义和拳根本不同。就是这些不受势弱的名流约束的神拳
成员，无所顾忌地扩张到直隶东部，有转而反对官吏的危险，但是他们最为
敌视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国人。
一旦运动开始扩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灾难性地变得与朝政有了牵连。朝
廷的保守派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摆脱外国人对国家的干
扰，如此高层的支持，使运动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这种运动政府通常都会
设法加以镇压。它立即激起了外国干预。运动的不同阶段因而涉及各种社会
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现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远政府和对庚子赔
款附加税的愤恨，和这一事件开始时可预见的任何结果相去甚远。
这两次叛乱均显示出极端分子的潜在势力，不过都未能改变当时的社会
结构就终止了。它们失败了，不仅因为反对的力量更强大，而且因为叛乱的
领袖们（徒众就更谈不上）没有新秩序的明确规划。农村强烈不满所孕育的
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类型的领导下变为现实。
工人运动及其农村纽带
在20 世纪，工业化开始产生明显的城市无产阶级。不过城市工人既不是
新现象，离开其农民出身也不甚远。工匠和劳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
他们常常是特定农村地区的移居者，暂时住在城市。他们的帮伙组织、秘密
帮会、同乡会、行会，同农村社会组织不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高度商
业化的珠江三角洲，19 世纪的行会可以横跨城镇作坊和乡村家庭生产者的统
一体，并与地方宗族和教派组织互相影响。①
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引进，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它把数量更多的
工人集结在主要由客观市场力量支配其活动的、性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然
而，并没有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厂之间，
有许多由动力驱动机器的小工场。另一方面，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
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他们随
身带来了旧的行为方式。①
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例如，上
海的纺织女工主要来自江苏南部。特别是无锡和常州，或来自江苏北部。雇
佣反映出私人关系，车间常由同村的姑娘组成。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是
从河北某些有锻铁传统的县招来的，并很可能因原来在乡间的亲戚关系、同
① 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 1875—19
25 年》（1982 年
11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 文），第1—4页。
① 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
种社会之间的中
国城市》，第374 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 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
78 页。
乡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而同工厂主有联系。②
这类别国早期工业化共有的典型模式，从一种观点看，意味着无产阶级
是高度流动的农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长期留在城市，姑娘们回
家乡结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乡下，而且有史料证明，30 年代经济萧条时
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失业工人回到了乡下。工资也补充了农民家庭的收入。
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
资购置土地；较贫困的家庭则用来维持生活。③城市工人的社会观点，很可能
取决于在农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资弥补家庭农业收入之不足，或他（她）
是否来自（通常）没有亲戚网扶持的边际农村阶层。
在城市里，新来劳工的农村出身大概会妨碍劳工的团结。处境较好的、
有技术的江南挡车工，和苏北来的更穷、更粗鲁的女工——她们做最脏的活，
提升的机会最少——之间的敌对状态，掩盖了他们对工厂主的怨恨。甚至如
1929 年北平电车工人罢工的重大事件与传统风潮的相似之处，和欧洲资本主
义工业化晚期阶段出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斗争相比，也要多一些。①
此外，许多城市工人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早期的现代工业
实际上是由剩余的农业劳动资助的。离家出外做工的工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工
资；年轻的男女童工在有些工业部门中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甚至比成年工
人更不能控制他们的境遇。长期形成的招工和训练的方法，在这些过渡性的
境况中可能变得被歪曲了。例如包身工招工制度反映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与劳
动有关的迁移模式；但是上海帮会的控制，使纱厂女工面临被诱拐和被强奸
的厄运，并且降低她们的生活条件，因为工头为她们的工棚付钱，控制着工
棚。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制度为厂主提供不熟练但非常便宜、无需付工
资的徒工，以供厂主轮换工人；徒工三年学徒期满常被解雇，需另找工作。②
尽管客观情况如此不利，在20 年代，工人们还是开始在拥有大量工厂工
人的城市里组织起来。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老式行会已有高度发展，它们
为动员工人提供了组织基础，但是新建的组织却仿效西方工会的模式。起开
辟作用的是较有技能、有魄力的壮年男工，如机械工人和海员，而组织的推
动力则主要来自新知识分子。
在广州地区，工会在五四运动以后迅速代替了行会和同业公会。在1920
—1922 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繁荣期，形成了第一个组织工会的浪
潮，它反映了在需要劳工的经济扩张时期，工人对自身力量增长的正确认识。
这些年的罢工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自发要求。1923 年初，京汉
铁路工人受到血腥镇压，其后工潮中断两年，这与经济衰退期和全国性的劳
② 关于上海纺织女工的情况，来自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 年》
（斯坦福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1982 年）；关于天津铁匠的情况，来 自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
石工人》，《现
代中国》第9 卷第4 期（1983 年10），第387—420 页。关于合同工制度，见霍尼格：《
包身工制度与女
工： 解放前上海的纱厂》，《现代中国》第 9 卷第4 期（1983 年 10 月），第421—45
4 页。
③ 城乡劳力交换诸方面的论述，见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 西部农
业的政治经济，
1911—1937 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82 年），第44—50 页有论述。
① 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 年代北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言论：1929 年10 
月22 日电车风潮
的分析》，《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 集（1978—1979 年），第 137—180 页。
② 陈明??：《劳工与帝国》，第140—141、150 页提出的一些论点，与霍尼格关 于上海
所提的和赫沙特关
于天津所提的论点相似。
工运动政治上的退却同时发生。先前罢工所得再度为通货膨胀所消蚀，这是
造成1925—1927 年第二次罢工浪潮的部分原因。但是，在这些年里工人运动
与政治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省港大罢工和抵制洋货便
是例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助长了激进主义，广州新的国民党政府又鼓
动建立群众组织。到1927 年，香港有200 个工会，广州有300 个工会，在整
个珠江三角洲估计有70 至75 万工会会员。
然而，劳工运动并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知识分子鼓动者，特
别是共产党员，同工会的一般会员关系有限，后者仍主要关心改善自身的经
济状况。工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斗争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
段，而左翼知识分子则以推动工人的经济斗争作为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随
着工会参与政治，它们变得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容忍程度。工会在广州的政治
作用，以参与共产党1927 年末不成功的暴动而告终。保守一些的政府仍允许
残存的工会提出有限的经济要求，但工会已不再参加较大规模的运动。①
劳工运动的细节和时间的选择因地而异，但是，在另外两个活动中心上
海和湖南，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①城市工人仍然太少，太弱，多为自身的
困难所困扰，以致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20 年代，即使包括现代工厂
工人以外的作坊和做服务工作的人，无产阶级可能也不过几百万人。他们集
中在拥有相当数量现代工业或矿业的几个地方：上海、广州、湖南、湖北、
山东东部、天津周围的河北东北部以及南满等处。当经济状况有利于工业发
展时，城市工人的这些集中点就发展，如从本世纪第二个10 年末开始到20
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情况就是这样。直到1927 年止，华中和华南的政治状况
允许工会组织存在，在某些地方还支持工会组织。然而，一旦被引向政治，
在工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人就被推向与更强大的敌人对抗。他们几乎没有
时间来发展和组织自己。某些国民党官员和资本家认识到工人的生活状况需
要改进，但是30 年代和40 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和战争，对城市工人阶级无
论什么样的扩展都造成十分不利的条件，更不必说有助于劳工运动了。
① 陈明??：《劳工与帝国》，第163—166、208—228 页和各处；林达·谢弗： 《毛泽东
与工人：湖南工
人运动，1920—1923 年》，第109—112 页。
① 关于上海，见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 年》。关于湖南劳工动 态的稍
微对立的看法，
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142—206、241—250 页，和谢弗
：《毛泽东与工
人》。谢诺著作（第407—412 页）认为劳工运动是20 世纪20 年代主要的革命力量。关于
这方面更多的
书 目，见陈明??：《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 年》。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社会与政府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许可以比作细胞与细胞核。中国从
政治上有创造性的时代——如秦和西汉以及隋和初唐——继承了一个以经过
时间检验的结构、常规和思想为基础的非常强大的政府。它实行联合政治和
分散管理的能力，对这个国家力量之所在，并非无足轻重，而外部世界对此
才开始研究。
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史，常常以下述三种方式之一加以概括：一、按照循
环说，注意王朝晚期的衰亡，这是社会动乱和军事角逐、重建中央集权国家
的时期；二、按照政府权力向社会缓慢而不平衡地扩张的说法，政府谋求把
行政机构扩展到村级；三、按照革命过程的说法，通过革命过程，旧的政治
神话和社会结构被摧毁，新的阶级被引入政治，新政权在一个根本不同的观
念形态和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①所有这些观点都提供了深入的见识。有政权
衰亡、政权空白期和重新统一。历届政府确曾试图扩大其权力，集中控制，
改组金融和行政。但是，总的说来，我们认为，这150 年的历史可以更适当
地详细解释为：脱出从旧政权控制的社会革命运动、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政
治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及新的国家结构与观念形态的创立。这是一个不平衡
的、阵发性的和常常流血的过程。
同更年轻、更小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变革过程是缓慢而曲折的。随
着政府开始在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渗透和参与的相互关联的现象，以及国
家建设和动员民众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形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两者
都发展缓慢。在中国，如同19 世纪在别处一样，现代火器，蒸汽机车和轮船、
电报通信开始使用，但是清政府应用这些东西以渗透到社会，直至乡村和家
庭，却迟缓不前。推广识字、办报纸和邮政同样缓慢，抑制了民众对政治的
参与。关于无所作为和只能逐渐地、勉强地实现的潜在可能性的资料，无疑
反映了晚清政体所固有的力量。尽管在1800 至1949 年间出现了变化，杰出
人物统治论和权力主义的基本特点依然顽强地存在。
清代权力机构的失去平衡
满族统治的清政府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在17 世纪和18 世纪
初叶规划的。一旦完成了征服，就为异族统治很好地树立了种种范例，以致
反满情绪主要表现在对明朝的儒家式的忠诚上，而不是表现在汉民族的民族
主义上。基本上沿袭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把上层阶级的利益与君主国家连
① 19 世纪王朝衰亡的循环理论，或以朝廷失控及由此而引起腐败和混乱立论， 或以伴随
地方军队兴起而
来的权力分散立论，见于梅谷：《19 世纪中国的地方 主义》（斯坦利·斯佩克特，《李
鸿章和淮军》一
书和序言），和萧公权：《农 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制》，第501—518 页。以传统的
分裂和近代的再
统 一立论而对20 世纪中国政治所作的解释，见于詹姆斯·谢里登：《分裂的中 国：中国
史的民国时代，
1912—1949 年》第1 章。在易劳逸提出了从政治文 化理论引出的类似的框架，见《夭折
的革命：国民党
统治下的中国，1927— 1937 年》，第vii—xiv、283—313 页（又见本书第3 章）。19 
世纪名流侵犯地 方
政府权力和20 世纪政府竭力把行政控制伸到村级的关系密切的理论，见孔 斐力：《中华
帝国晚期的叛乱
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和本书第7 章。
结在一起，构成了地方和京城之间的桥梁，有助于维系正统的意识形态。①
其他几种基本安排进一步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种种关系。
第一，在征服之时，上层名流在很大程度上把接受满族的统治作为恢复
秩序和稳定的合理代价。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保留大部分地方上的社会地位
和利益。②第二，政府接着采用的田赋及其他政策，促使华北大庄园解体和抑
制了南方地主的势力。这两种政策意外的结果是，由于名流不控制大量集中
的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力量，政府愿意让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也愿
意支持一个一般能照顾他们利益的政府，而晚明时期逐渐形成的贫富之间的
紧张关系得以缓和。①第三，初期的满族统治者保持低税，供养的官僚比较少，
所需经费不多，并且未深入到县以下。这项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策，为具有
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所支持，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这项政策符合他
们拥有土地的家庭的利益。在清初，官僚机构规模小，部分地得到有效的驿
站系统的弥补，官僚的报告由集中到皇帝的个人情报收集网加以补充。②
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绕过了、而不是直接面对越来越发展的行政不深入的
问题。18 世纪初，雍正皇帝作了一次认真的尝试，为地方政府和官吏薪俸提
供适当的经费，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得不缓慢推行。③到18 世纪末，人
口现状使官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陷入大混乱。人口的增长、商业和城市的扩
张，超过了官府监督民众或提供必需服务的能力。仓廪制度的崩溃是一个征
兆。在这些情况下，官府不能总是不变，正式文官的数量相当稳定，大约为
2 万名，其中一半在京城供职，但是为人数多得多的低级的胥吏、听差和有
公务的私人仆役与较高级的私人秘书所补充。胥吏的数量因县的大小而异。①
政府为控制这类次官府人员和秘书的数量和活动所作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
为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低级职能人员去执行必要的公务。在整个19 世纪，捐
纳增加了虚拥功名者的队伍。在19 世纪后期，由于增加了专办外交、商务、
工业或军事的官吏，由于经常雇用办理官方事务的委员，由于增加了新的专
务公署，文职官僚进一步增加。增加的速度因20 世纪第一个10 年实行新政
而急遽提高。
特别在19 世纪的后半期，政府努力用征收田赋附加税来调整财政，并且
① 见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 民》；
孔斐力和苏珊·曼·琼
斯在《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 集（1978—1979 年）第xiv 页上的《导论》，论述了“
中央政府官僚（国
家）和地方政制（社 会）的关系”。
② 希拉里·贝蒂：《代替反抗的抉择：安徽桐城个案》，载史景迁和小约翰·E. 威尔斯
编：《从明到清：
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第242—243、 256 页；李成珪：《顺治朝的山东
：地方控制的建
立与士绅的反应》，《清史问 题》第4 卷第4 期（1980 年12 月），第19—27 页；第4 
卷第5 期（1981
年6 月），第13—23 页。
① 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 章，及格罗夫和周锡瑞编：《从 封建主
义到资本主义》第
412 页所述河地重造的理论。其他作者从不同方面 强调农民造反或很少注意国家、士绅和
农民三者利益的
平衡。见格罗夫和周 锡瑞书中（第404—412 页）关于土地所有和田赋改革的其他引文。

② 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行政：三项研究》，第23—28、44—48 页；史景迁：《曹寅
与康熙皇帝：奴才
与主子》，第6 章；吴秀良：《中国的下情上达和朝廷 控制：上奏制度的演进，1693—1
735 年》。
③ 马德琳·泽林：《豁耗归公： 18 世纪中国实行财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 利福
尼亚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1979 年）第90—132、348—467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10 页；瞿同祖：《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第39、 59—60
 页。
显著提高了包括对外贸易关税在内的商业税在税收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种估
计表明，政府的岁入按流通的银两计算，在1753 年和1908 年之间约增加了
三倍（如按物价变动调整，实际增加一倍）。②然而，这是不够的。清朝政府
无法从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国民生产额中，提取足够的份额。只是在19
世纪中期镇压叛乱的军费使财政非常紧张以后，国家才认真尝试改革。此后，
中央政府似乎从未能控制它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同样一直经费不足。在清
朝末年，大宗赔款严重地损伤了财政已经困难的政府，政府正试图急剧地扩
大其职能。1900 年以后，为筹措地方改革的费用而增加附加费和新税种，与
其说有利于财政的稳定，还不如说更促使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
除去困扰清朝财政政策的各种结构问题之外，还有大批文献表明，在19
世纪，官僚政治受到官吏腐败的损害，君主政体由于皇帝的腐化而削弱。尽
管考虑到有一些夸张，但看来官吏赖以为生的包税制固有的腐败，已经牢牢
地扎根于地方政府税收及其他许多方面，以致不采取最激烈的改组手段，就
不能肃清腐败。然而，在较高的级别上，除乾隆朝晚期以外，腐败并没有严
重地威胁到要吞没整个官僚政治。行政的控制和规章遏制了官吏的主动精
神，但使政府机关保持运行。在18 世纪期间，军机处已逐渐从皇帝能借以避
开正规官僚机构的非正式的工具，变成一个主要的、本身有权制定政策的机
构；甚至在清末皇帝很软弱时，它也能使政府保持运转。①在19 世纪初，由
于官员们决心防止大规模贪污腐败在朝廷重现，改组了内阁，确实改进了公
文流通，使高级官员对朝廷有了更大的影响。此外，在19 世纪大部分期间，
皇帝得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官吏（从阮元到张之洞）在政府供职。能做到这
一点，与其说是由于他们为之供职的皇帝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19 世纪的严
重危机。即使如此，19 世纪的几个满族统治者也并不都是十恶不赦的；而朝
廷上的其他成员，也只是在满族统治的最后二三十年，才似乎对政策施加了
真正灾难性的影响。
清政府的结构充满着缺点，但崩溃主要不是由官僚制度内部的不当，或
朝廷的堕落引起的，而是未能与社会发展相协调。19 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叛乱
表明了问题的存在，但未能瓦解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要了解帝国制度的覆灭，
人们必须着眼于来自名流阶层的政治挑战。
名流积极精神的兴起
上面已经谈到，这个运动很自然地起源于传统名流阶层的融合和分裂。
到19 世纪初，日益扩大的社会积极性，在经济、社会和管理的非官方活动的
增长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专制政府却阻挠政治表现或政治权力再分配的任
何相应发展。这一形势在整个19 世纪期间加剧起来，因为社会的团体在进一
步扩展，而下层的官府职能人员也在增加。对权力再分配的要求并没有仿效
欧洲模式。在这个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可与欧洲封建贵族相比
的军事上强大的群体，也没有如欧洲市民那样的处于边缘、但在经济上却是
最重要的阶级，能够要求政府作出让步。满族朝廷一直对国内军事挑战的危
②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 年》，第80、131 页。
① 白彬菊：《朱笔：清代中叶的军机处上奏制度与中央政府决策》（耶鲁大学，博 士学
位论文，1980 年），
第296—308 页。
险非常敏感。尽管旧军事势力衰落，但它尚能维持对新的区域/地方军队的指
挥将帅的控制，这些军队是为镇压19 世纪中期的叛乱而建立的。最初挑战的
出现并不是由于直接政治对抗，相反，是由于身处边缘位置的人发挥主动精
神和表达意见，这些人接受现制度，但担负了更主动的对付时常发生的危机
的职责。在政局内外的人们之间，在当时国家结构的三个领域——官府以外
的士绅界、都会的低级官吏层和条约口岸——之内，紧张关系发展了。他们
迫切要求权力再分配，即向外从政府到社会领袖人物，向下在行政结构内部
的权力再分配。在19 世纪90 年代和20 世纪第一个10 年中，这种逐渐成熟
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并向当时的当局发动了正面攻击。
士绅管理公用事业的兴起，是因为官僚统治机构没有能力在水利、公共
秩序与公共福利等方面，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服务。例如，堤防管理在明代是
行政部门的责任，但里甲制度崩溃之后，必须制订一种新制度。①由衙役管理，
充满了因腐败和经费不足这两方面而产生的问题。士绅的管理和捐助提供了
一种替代的解决办法。现存一些17 世纪上海和宁波等地区士绅参与公共工程
管理的相互无联系的资料。在18 世纪下半期，地方士绅看来更频繁地参与了
公共事业管理；而到19 世纪初，人们开始发现有关绅董、董事的专门资料。
②“绅董管理”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速度发展，视地方的需要和当地名流的活
动能力和财富而定。但是，到19 世纪中期，看来这已是普遍的现象。商人和
士绅一样，也管理公共机构。像汉口等城市的行会把向会员提供的服务扩大
到整个社区。①
自治管理在19 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
于19 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
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
重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
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
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
阶段开始于90 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
强活动。1902 年以后，绅董管理的职能已以协会、商会和事业局的形式而正
式化了，这些会、局作为清政府新政的一部分而由诏令设立。②
19 世纪管理工作的激增，打乱了地方名流和官僚制国家之间的平衡。士
绅往往被描绘为官吏（特别是知县）和地方社会之间的中间人，与双方分享
某些利益，有时联合一方，有时联合另一方，有时在两方之间斡旋。③新的从
①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457 页。
②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462—463、472 页；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4
42 页。
① 关于镇压风潮的一个事例，见威廉·T.罗：《晚清·城市的造反及其敌人： 1883 年汉
口密谋》，《远东
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 集（1979 年），第71—111 页。 更概括的著作：威廉·T.罗：《
汉口：一个中国城
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 1889 年》。
②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见孔斐力：《太平军叛乱》。关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见玛 丽·兰
金：《中国名流的
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 年》。关 于在长江中游的类似过程，见罗：
《汉口》。
③ 埃德温·O.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第311—313 页。关于 强调士绅
破坏性的和谋私
的行为的地方官绅关系的资料，见萧公权：《农业中 国》。士绅的地方政治-社会作用的
构成因素的概要，
载魏菲德：《中华帝国的衰亡》。关于中国学者对地方控制和自治问题的见解，见孔斐力
：《民国统治下
的地方自治》，载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
298 页。
事管理的名流没有放弃19 世纪的这一作用，但是，在知县变得不太得力的时
候，他们会日益取代地方政府之中的官僚。①虽然名流只是在1909 年选举出
的谘议局成立时，才被给予地方政府中的正式规定的任务，但是，由名流社
会合意挑选出的绅董，实际上在前50 年已成为一些地方行政机关的一个重要
部分。
这个现象已被看作既与地方军事化有关，也与权力的分散和权力的地方
化有关。然而，只要清朝存在，就不可能表现为简单的趋势。有些地区在叛
乱之后继续实行军事化，枪支分散在民团和土匪相对抗的乡村。但有些官吏
在努力解散民团和控制乡绅取得警察或军事权力方面是坚决而成功的。与此
同时，地方名流的权力又在与学术、商业和社区的利益有关的非军事事务方
面，有了新的可观的增长。
这个趋势最有力地出现在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而以长江下游最为突
出。在那个区域，农村的动荡不安不只是引起名流向城市迁移，也激起了管
理活动，目的不仅在于地方治安管理，也在于缓解某些酿成麻烦的根由。这
既不完全是乡村的活动，也不完全是城市的活动，因为富裕的、受过教育的
“乡村”名流在城市有商业利益，并与高级官僚有联系。他们设想，民间倡
办的事为上层采纳，或许能改变国家政策，并把他们带到家乡之外的公共服
务中去。这种演变有若干特点。
第一，与官吏阶层抗衡。名流阶层深信自己的自治管理优于官办活动。
他们的主要怨恨指向低层官吏。大多数较高层的官吏赞成有利于公共组织和
公共秩序的管理活动，但是，当有魄力、有维新思想的官吏与同样有魄力、
积极从事公共活动的绅董——他们确信自己是地方各种需要的最佳裁判者—
—接触时，争论就有可能爆发。像丁日昌这样的巡抚，他力图限制地方名流
阶层，并加强知县实力作为行政维新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对官府之外倡办
的事存有戒心。例如，当商人反对厘金税，或地主士绅力图取代衙门胥吏和
差役管理田赋征收时，同官吏的紧张关系就可能加剧。①
第二，爱国主义。许多绅董把他们的活动力看作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
是对时代需要的反应，涉及到更广阔的问题。那些经历叛乱而感到震惊的、
所受教育（常常还有他们的前途）是以公共职责为目标的人士，完全能够按
照民族的框架考虑他们的活动。这一普遍化的倾向，在19 世纪末期又因对外
国威胁的爱国的反应而得以加强。
第三，社会凝聚力。绅董属于非正式的、贯穿市场结构和区域界限的士-
商和官-绅社会网络。在长江下游，分崩离析的旧学术界的残存学者，如丁丙，
重新致力于管理事务；官员们致仕后致力于家乡的各种问题；富商管理地方
的事业机构，并为它们设置基金。名流管理的事业机构，在城市等级的各个
层次——下至集镇——建立起来，但常与高级官吏有联系。总之，地方管理
① 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第251—259 页，第7 章；罗伯特·韦 斯：《
太平军造反前夕
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清史问题》第4 卷第3 期（1980 年6 月），第17 页。
① 关于这个过程，见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第2、6 章。关 于丁日
昌，见乔纳森·奥
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兴时期的 江苏，1867—1870 年》，第143—1
44 页。奥科提到
同治中兴期名流改良主义 和官僚改良主义在地方层次上的竞争。士绅干预征税和在征税上
的斗争，见 詹
姆斯·波拉切克：《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载魏菲德和格兰特 编：《中华帝
国晚期的冲突与
控制》，第244—245 页；宗源瀚：《颐情馆闻过 录》第3 卷，第6—11 页；《桐乡县志
》，第6 章。
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②
第四，扩散。管理活动势将扩展开来，不为所在地域或城市等级的层次
所限制。有些个人在他们事业或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方管理自
治的事业机构。县城里的其他绅董，遍历县境监督村、镇的附属机构。在一
地学得的管理技能可用于他地，地方的机构可用来作为在其他地区活动的基
础。
这些特点，在动员长江下游的福利机构向70 年代末华北严重水灾和大饥
荒的灾民提供救济中得到感人的说明。在上海和其他三个浙江、江苏的主要
城市，士绅和商人们为外国的例子所激励，建立了救济委员会。福利事业机
构和公开积极活动的个人，在小城镇募捐，并把捐款转送到这些中心。捐款
然后送交救济委员会的代表，由他们在灾区分发救济款。概略的收支清算帐
目和救济活动的报告公布在上海《申报》上。通过这一募捐运动，地方事业
机构为国内不同地区进行的自主活动筹集资金，从而对长江下游绅董认为具
有全国影响的危机作出了回答。组织工作完全在官府结构之外（虽然有密切
合作），由名流管理的这些团体，在筹集资金方面比官吏更为有效。最后，
报纸在促使公众注意灾情，在通过登载捐款人姓名、为救济委员会提供专栏
等方法以鼓励捐款方面，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参加者十分清楚他们活动的自
主性质，《申报》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民众捐献，民众管理”——这一说法
也用于地方管理的活动。①
这种非政治性的参与公共事务，由于名流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认为
应当考虑他们的意见，终于助长了他们的政治要求。然而，直到1900 年，除
了个人接触和庇护网络以外，仍然没有任何机制能把公众要求传达给政府。
在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异化和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决策，也在官僚内部
蔓延开来，但起源应追溯到18 世纪末。嘉庆皇帝虽然设法重新得到乾隆末期
因朝政腐败而感到幻灭的官吏的效忠，但是，19 世纪连续不断的危机一直使
人怀疑这个制度的生命力，并导致要求更广泛的咨询以谋求问题的解决。这
类要求是京城较低级官吏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批评中原来就有的，未得到重用
的官吏苦于无发表政见以影响政策的有效途径。甚至在19 世纪初期仍不可能
就政府应如何运转达成意见一致，而到30 年代，爱国主义助长了引起分裂的
积极精神，如许多官吏要求终止鸦片贸易，并批评那些不能打败英国人的领
袖人物。①
效忠皇帝的省的汉族首脑，把清王朝从19 世纪中期的叛乱中拯救出来之
后，中央统治各省的权力不得不在较少专制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地方军队使
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17 世纪中叶那样，再次面临在利害关系的结合
中谋求省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必要性。②对外政策的讨论在与俄国的伊犁危机、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达到高潮，朝廷的虚弱使得对外政策的讨论较易突
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见的束缚。在这些危机中发表的“清议”，标志着政
府内部开始有反对的舆论。不管某些批评多么不公正，某些攻击多么判断失
① 见《申报》， 1878 年6 月8 日，第4 版；1878 年7 月20 日，第1 版； 1878 年 12
 月4 日，第3 版；
1879 年2 月21 日，第3 版；1879 年8 月10 日，第3 版； 1879 年8 月14 日，第3 版。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第2 章。
② 关于地方军队，见刘广京：《对中兴的透视》，《剑桥中国史》第10 卷，第477— 49
0 页；及刘广京和
R.J.史密斯：《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剑 桥中国史》第11 卷，第202—2
11 页。
当，它们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确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赖，清朝政府不
能保卫国家，而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政治参与，以便上层阶级的舆论能够上
达。京城里斗志昂扬的爱国精神就这样与名流领导的社会动员和制度上的维
新观念结合起来。①
促进对立的舆论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第三种主要力量，来自居住在条
约口岸城市的人们，以及为数较少的曾在海外旅行的人士。他们是最早把西
方的方法、观念和价值观介绍到中国人士当中的一些人。条约口岸不仅吸引
了社会边际的买办，也吸引了那些在这些城市中心颇有建树而与家族和故乡
未切断联系的学者和商人。这些人为自主的地方管理提供金钱和组织上的推
动力，有时还直接领导。他们带头对政府专横的措施提出质问，而外国租界
则使他们得以免遭其害。②在19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后，条约港口的报纸加速
了他们的异化倾向以及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的对抗，并且部分地使之明朗
化。王韬受到外国报纸的深刻影响，当时在香港开始主编《循环日报》。同
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上海很成功地创办了第一家日报《申报》。从此以后，
报纸提供自主的管理活动的消息，并为这种活动提供理论基础。报纸是介绍
外国各种可取办法的知识源泉，是批评官吏的论坛，也是爱国情绪的有力的
催化剂，助长了对清朝官吏的不信任，并通过表达共同的看法，把各地出现
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
清末的新政与革命
戊戌变法是这种舆论和政治要求增长的第一次高潮。甲午战争之后纷纷
建立以政治为目的的学会和其他社团，这是一个全新的转折，宣告清代关于
公开的公共政策活动的禁令的结束。维新运动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
意，特别是戊戌百日维新；当时维新党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维新运动
和聚集在康有为、梁启超周围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动。事实上，维新运动传
布更广，并得到更众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持。以浙江为例，地方志和报纸的报
导说明，有相当大的压力来自士绅和商界，尽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维新
活动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样，在维新派领袖从地方上流社会顶层出现的一些
省份，对于维新并没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
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
政治上的创新活动。在最极端的维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
城和湖南——他们因奋力争取急速的变革，攻击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则而与温
和派不和。处于中枢地位的政府，等待温和派渐渐疑惧，然后拒绝扩大通往
政治权力的途径。盘踞在官府与朝中的重臣过于强大，不动用军事力量是不
能把他们除去的。1898 年策划北京反维新政变的人，不仅保守，而且主要考
① 关于清议的政治意义，见玛丽·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19 世纪末叶中 国的清
议》，《亚洲研
究杂志》第51 卷第3 期（1982 年5 月），第463—477 页。清议对决策的影响，见易劳逸
：《清议与19
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 究杂志》第24 卷第4 期（1965 年8 月），第609—61
1 页。
② 关于条约口岸的设立和与此有关系的人，见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
口岸，1842—1854
年》，各处，第394—398 页；柯文：《传统与现代 之间：王韬及晚清中国的改革》；又
蔡荣芳（音）：
《买办思想家的处境：何启 （1859—1914 年）和胡礼垣（1847 年—1916 年）》，《现
代中国》第7 卷第
2 期 （1981 年4 月），第191—225 页。
虑满族或王朝的统治，关心保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对社会的专制统治。结果
是，他们拒绝了最后的机会，未能在当时的政治结构内协调社会的首创活动。
①反维新政变的冲击波冲击了名流社会中公开积极活动的那一部分人，加重了
他们对朝廷的不信任，与朝廷益发疏远。起初，不清楚逮捕牵连多广——名
流广泛从事维新活动的地方，如长江下游，许多人有理由感到不安。进一步
的对立，是由任用满人取代各省汉族高级官吏的政策引起的。此后不久，朝
廷支持义和团，支持处决反对义和团的官吏，1900 年非理性的种族主义引起
的灾难性的国际后果，疏远了范围更广泛的名流人士，他们对助长社会动乱
的危险非常敏感，并厌恶再次挑起外国入侵的政府。
在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京城官吏怀着幻灭的心情纷纷辞职还乡，京
外的学者坚信他们不能为清政府服务。排满在整个19 世纪原是潜伏的、躲躲
闪闪的态度，如今与反对专制压迫结合起来成了公开的政治态度。也许第一
次公开发表的对满族统治的攻击是1900 年夏在《申报》上出现的。①有些人
认为，政府一旦在1901 年后开始了新政的进程，只要它能维持控制更久一
些，它就能成功。这样的论点低估了这样大的国家的变革问题，但却正确地
表明了清政府官办维新运动的活力与在短短几年中取得的迅速进展。这种论
点的缺点，在于它低估了在官僚政治的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出现的政治隔
阂。
参与和控制，而不是维新，继续处于清朝最后10 年冲突的核心地位。北
京政府把维新与集权和延续官僚控制的目的结合起来，这一做法激起了反
对。②一位最坚定地主张维新的总督张之洞，在由谁控制铁路发展的问题上和
名流人士意见相左，尽管两者共有强国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信念。只要领导
的名流被赋予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任务，他们就可能参加政府，或与政府合作；
但当官吏再三设法限制外界的积极活动时，他们就拒绝给予支持。
发动辛亥革命的反对派是由与官僚政府的基本冲突形成的。③反对派是从
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对政府和社会具有不同观念的名流社会群体中发展起来
的。然而，就自由民主的意义而言，这些群体并不是作为利益集团而发挥作
用。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过强，名流阶级内部的差别太不显著，社会-政治观念
对于急剧地采取西欧的特别是美国的模式的政策来说，是过于强调整体性
了。不同的名流阶层——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的成员继续由家族、地域
或其他纽带互相联系在一起。反对派的成员也共同具有一些基本观点，他们
是民族主义的，相信某种程度的民众动员，希望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以提供范
围更大的社会参政，并且易于感到被清政府官吏所出卖，易于不信任他们。
19 世纪最后10 年的主要政治运动，如1905 年的抵制美国货、省办铁路风潮
和立宪运动，都广泛地表现并动员了反对集团的联合，还牢固地把民族主义
的感情同他们争取代议制政府的要求联系在一起。①同盟会和康有为领导的立
① 关于戊戌变法，见张灏：《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5 章；汤志钧：《戊戌变法 史论丛
》。这种解释采
自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第470—472 页。
① 《义和团》第4 卷，第171—172 页。
② 关于清政府的维新方案，见市古宙三；《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7 章。
③ 关于辛亥革命，见M.加斯特：《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9 章。
① 立宪运动的主要著作是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张玉法：《清季的立 宪团体
》。又见张朋园：
《省谘议局：1909—1914 年政治参与的出现》，《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
 期（1983 年6 月），
宪保皇派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海外的流亡者中发展，但是，他们在东京、东
南亚和美国的斗争，并没有在国内重演。
在国内，反对派不同成分之间的分歧，没有反对派全体和中央集权的官
僚政府之间的分歧那样大。他们的作用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竞争的。革命党
人提出的共和抉择终于被接受，认为比有害的、钦定的立宪政体更可取，后
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
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
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
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
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
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19 世纪中叶，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在
1911 年，他们通过支持革命反对他们已经疏远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他们的利
益。商会、教育会和省谘议局都充当了上层社会的动员工具，推动了反对派
前进。经济状况紧张，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10 年的动乱。通货膨胀、铜钱贬
值、田赋附加费、长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滥，尤其是为地方新政筹集经费的
各种新征杂税，促成了反政府的社会动荡。在有些地方，这些紧张状况使下
层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发生冲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倾向的河南
农村社会，同盟会竟在土匪的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与民团或者与政府
支持的士绅领导的乡村自卫武装对抗。①1911 年，以村为基础的农民军，从
受市场丝价暴跌和受广九铁路通车后洋米进口竞争打击的地区，会集于广
州，并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周。①城市民众也在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了
革命。
然而总的说来，在1911 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
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
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
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
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专制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
第 273—299 页。对清代 最后10 年名流作用的解释，有周锡瑞关于“城市维新派名流”
的理论（周锡 瑞：
《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3 章）和芬彻关于自 治和民主的重大
运动的叙述，这
一运动是通过省谘议局表现出来的，以旧的 社会经济变革为基础而由清政府的维新措施引
发（约翰·芬彻：
《中国的民 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 年—1914 年》）。关于在国家
、 省、县级扩大
政治权力，为官员和名流提供扩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麦金农提 出了不那么具有竞争性的描
述（斯蒂芬·麦
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 治》，第10—11 页，结束语）；而市古宙三认为士绅
以保守方式适应
政府或革 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 说
》，载芮玛丽编：
《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308 页）。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
流团体在浙江内
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 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 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59
—74 页有详细论
述。关于 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 
治》，载魏菲德
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257—298 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
期关于政体的种
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 集（1979—1980），第1—18 页。
① 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261 页。
① 谢文孙：《1911 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 雅编：
《两种社会之间
的中国城市》，第138—141 页。
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
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
蒂固，20 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
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
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②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
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以来，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国借以统治中国的大量学说
上的信条与制度上的惯例，继续解体。③要把这一切重新予以调整并非易事，
因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变动，迅速变化。最后，一致的信仰体系和世
界观，遴选自学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试，专横而恋栈不去的中央领导地位，
对司法、教育、监察和军事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旧中国政权的因素，直
到1949 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1949 年以后，不论它们的内容，
还是它们的总的结构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内，显然，无论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动员的道路，
还是中央统制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都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在1912 年—1913
年，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时，城市
名流参政的趋向仍在继续。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它的竞争对手进步党都不
过是“名流联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约4000 万全部选民中，两党的支持
者也是少而分散。①虽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绅商名流中的追随者能控制新的中华
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
成分裂。②1913 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
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的实验。③袁世凯
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
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
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
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1916 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
② 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 国及其
革命过程》第1 卷
《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 年》中有论 述。
③ 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 《中国
的文明和官僚政
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6 页；也见芮沃寿的序。 关于晚清，基本专著是萧公权：
《农业中国》；
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与共产党的政
治制度》，第1—37
页，特别是第15—25 页。关于长期展望，见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1 卷，《
西周》。
① 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 年国会》，《亚洲研究 杂志
》第37 卷第2 期
（1978 年2 月），第293—313 页；见第301 页。代议机 关增多的趋向受到芬彻更抱希望
的评价，见所著
《中国的民主》。为免“地方 自治”被错误地以为是市镇会议式的平民代表制，我们应记
住，地方自治毋
宁说是把地方士绅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职能正式移交给他们，见孔斐 力：《中华帝国
晚期的叛乱及其
敌人》，第216—219 页。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2 章，关于1912 年末“建立包罗一切的单一政党 的种种尝
试”（第30 页）。
③ 欧内斯特·扬：《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4 章。
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
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
权威总崩溃”。①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
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军事势力在19 世纪已开始增长，并改变其性质。19 世纪中期，总督个
人组织的军队开始了这一转变。但这些军队仍然是儒家道德领导原则和部队
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②然而，在19 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
工业的变化连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
的造舰业就是例子——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③袁世凯在清朝的事业，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到19 世纪末，现代军队的创建者怎样能够成
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清朝的灭亡，不再有吸收军事领袖人物的长期稳定的合法政府。袁
世凯及其下属北洋军的将领——在袁氏死后，他们成了军阀——面对一支具
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①
首先，引进的现代工业化的战争技术，产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专门
兵种。必要的训练需要办军事学校，军校学生成为有军事学识的人，是国家
新学生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同别的学生一样，这些新军人可能受爱国精神，
而不是师生间忠诚的感召。军人爱国者像黄兴、蒋介石出现于他们各自的时
代。总之，民族主义使这样的军人变得崇高，作为其必需的第一线领导人。
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种新的奉献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顺从。新的军事技术使
得军官团像法规、政党或银行家一样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层次上，
从儒家思想灰烬中产生的尚武精神，既改变了国家的结构，也改变了国家的
观念形态。孙逸仙作为大元帅，再度加入广州的军阀冲突，而他最终的继承
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②从另一意义上说，黩武主义使政府保持统治更加困
难。拥有自己军队的部属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实力大致相当的军阀部队进行
私人战争；破坏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仅反对军阀，而且反对不能控制军阀的
政府。这支新军从此以后成为国家的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
非军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个部分，它也不能单独打败对手和重建中央政府。
清朝直到它统治的最后几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认为是合法的。它
的继承者也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赢得类似的承认。
① 王赓武语，引自李友华：《军阀研究》，《现代中国》第6 卷第4 期（1980 年10 月）
，第439—470 页，
见第448 页。
② 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军》，《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10 章。比较孔斐力： 《中
华帝国晚期的叛
乱及其敌人》，第147—148、183—185 页。
③ 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 年中国军械工业的现代化》。关 于炮舰
作为发展手段的
论题在赫德长期协办清帝国海军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说 明。见费正清、K.F.布鲁纳和E.M.马
西森编：《总税
务司在北京：中国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 年》，各处。
① 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 杂志
》第32 期（1972
年5 月），第405—423 页；又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 的权力和政治》；埃德蒙·S.K.
冯：《中国革命
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 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爱德华·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阀研究的最近
进展》，《中华民国史》第9 卷第2 期（1984 年2 月），第40—47 页。
② 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主要对日本的侵犯（1915 年的二十一条；1919 年凡尔赛和约；1928 年
的济南惨案； 1931 年的东三省“九·一八” 事变）作出回答，爱国精神继
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①与此同时，
政府权力的分裂也暂时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于是，在英、美、
法三国影响下，中国自由教育经历的新时期开始了。“科学”是现代化关键
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等，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
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②同时，知识分子为无数自由
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等等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
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
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
③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倾向于把俄国看作“全世界革命进步的范例”。人
们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因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
遗产连同其对“人治”的信仰而加强了。④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不够的。人
们已经不是仅仅抽象地研究理论，因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把名流和城市居
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对经济进
步、国家强盛公平原则和代议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动的、独立的诸多城
市集团就不会给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
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
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
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
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①中国统治者凭
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
势。但是在19 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
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②清朝在国际上的
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
在20 世纪，它为最高国家权力归于汉族的民族主义神话所取代。《孟子》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释为一种中国形式的
民众主权。这一西方的观念早有拥护者。梁启超是它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这
一观念又为孙逸仙所采纳，并早在1905 年就郑重地载于三民主义之中。民众
主权的神话表示了政治觉悟的提高、参与和动员，但它很少讲到如何把民众
政治联结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上去。
① 见本书第2 章。
② 见本书第8 章。
③ 《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446—450 页（史华慈著）、505 514 页（陈志让 著）。

④ 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狄百瑞提出“人权政 治”（与
神权政治相对）
概念，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31 页。
① 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外在 于宇宙的
造物主、神、终极
原因或意志”。牟复礼：《中国的思想基础》，第18 页。天命，“清帝国的基础”（顾立
雅：《中国国
家管理的起源》，第93 页），必 须被看作是在这个自然的内在的框架内起作用；孔斐力
也在《晚清关于
政体 的种种见解》第5—9页同欧洲人的看法对比，讨论这个问题。
② 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政党是在新的共和制下真正实行民众主权的工具。政治制度上的大革新
是在1912 年以后的10 年内开始出现的，作为君主制政府的后继者的政党专
政。一个单一的政党作为动员、灌输和控制的工具的出现，意味着作为多元
的、代议制度的结党活动在中国的失败，也是议会政治的失败——一种在20
世纪发展较迟的工业国家广泛遇到的现象。
同盟会在1912 年扩大，组成一个议会的政党——国民党之后，它在多党
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因袁世凯的独裁而夭折。然而，名流政党是一个社会组织，
比小派别更有原则性，比阴谋活动更为公开，这种看法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尚未建立起来的是立法和行政两权分立的理论，而这正是正直的西方式
反对派有实效的政治斗争的先决条件。可是，旧式的对个人的忠诚，继续产
生宗派主义，并且在没有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产生分裂。孙逸仙不愿采取西方
民主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是加上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
了五权宪法，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所采用。①中国的这种五权分立，工作起来
并不比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优。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时，他把权力建立在
党、军队和政府的三元基础上，每一系统都由他亲任首脑。同样，法律为满
足商业的需要虽然有所发展，实则仍只是行政的工具，宪法几乎像美国政党
的党纲一样易于更改。
在如此不利于多党制的情况下，中华民国的政党沿着两条交叉的路线发
展——一是作为灌输和控制的手段，一是作为革命动员的工具。孙逸仙早年
发展了训政概念，认为政党的使命在于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同时指导民众的
政治行为。在这个观念的背后，存在历史悠久的孔孟信条，即伦理教导和楷
模的力量导致美德和善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维新派与革命派已经一致
认为，中国的领导人物必须训练迄今在政治上缺乏活力的民众作为公民积极
地参与新形式的国家政治。到了1914 年，在孙逸仙的观念中，训政任务必须
由拥有专政权力的政党来承担。②这样，甚至在列宁主义政党的专政尚未在俄
国实现并移植到中国之前，就已为它的专政准备了条件。
由政党垄断灌输和动员民众的主张，如果同政府权力结合起来，就具有
空前的控制潜力。如果官吏除去通常考虑的利害和忠诚之外，不受任何检查，
那么，现代运输、通讯和火力的技术与现代灌输、操纵和控制的技术结合在
一起，就开辟了20 世纪干涉主义的政府几乎不受约束地渗透进社会的可能
性。在王朝统治下，儒家仁政的神话和实际的技术限制，保持了帝王的威望
和国家高压统制之间的平衡。维持公共秩序和适当的行政，不仅依靠监视与
高压，也依靠广泛地、持续不断地灌输儒家的等级制原则和相互依赖的原则。
科举制意味着思想合适的人向上流动。儒家关于不同等级的义务与责任的说
教在乡村得到了执行，并且渗透到家族体系中。政府靠道德权威的程度，几
乎和靠高压手段相同。
皇帝的消失也结束了他的道德权威，其后袁世凯与军阀政府由于缺乏合
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军事实力。在20 年代，当国民党和共产党按列宁主
义的模式组织起来时，两党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为基
础，都对合法性提出新要求。然而，两党不久都不承认对方的道德合法性，
并力图消灭对方。
① 罗伯特·E.贝德斯基：《现代中国的建国：战前时期的国民党》，又钱端升： 《中国
的政府与政治》。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又乔治·T.于：《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国民党， 1912—
1924 年》。
列宁主义政党的第二种作用——也是它出现在20 世纪中国的原因——
是作为革命的一股力量。革命政党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急切地关心普通老
百姓的平等；要求承认科学的威力并为行动提出战略战术的世界观；爱国的
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在规定排他性同志关系的同时，能够满足最坚持是
非之心的大胆反叛等等。对正在成为中国救星的化身的党的忠诚，是一条前
进之路。①
然而在民国时期，这些吸引力，是以党继续起政治和社会变革工具的作
用为基础的。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而建立的。这些
共同的起点，再加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统治的态度，使得他们
早期有可能合作。但是，毫无疑问，在两党获得支持的那些名流当中，支持
革命的意见并不一致。此外，1923 年至1924 年期间，国民党的列宁主义的
改组，对原已成堆的地方派系和个人派系——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05
年同盟会的合并之前——又是一种新的增加。在1927 年至1928 年间，赞成
社会暴力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要末赞成非暴力变革，要末赞成维持社会现状
的国民党右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又增加了旧有的派系活动。这
时，集中了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政治会议，很快为军事领袖蒋介石所
支配。对左派党员的清洗削弱了信念，而且，由于国民党变得更像一个维持
现状的党，孙逸仙的思想只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口号上，已不能吸引多少知
识分子。国民党虽然有每周小组例会以及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集中制控
制，但它一直充满了严重的派系斗争。
中国共产党将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
做得更有成效。当他们被迫在城市转入地下，被挤到国民党和军阀统治薄弱
的边远农村地区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灵活地适应环境。但是，他们更
加旗帜鲜明地献身于原先的革命事业。
本卷的后面几章，将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中国政府的问题进行评价。
总的来讲，民国时期的几届政府在清政府曾行使权力的不太需要雄心的领域
内，不如清政府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官员进行干涉的雄心超出
了他们的能力。这样，当他们不愿和那些本可支持和参与他们政权的城市名
流分享权力时，政府官僚们的负担就增大了，当他们的合法性有赖于统一的
中国时，尤其如此。对下述论题，可以大加议论，即国民党政府声称要包揽
——至少是潜在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所有地区，这就产生了如此巨
大的控制问题，以致政府的大部分精力消耗于自我维系之中。这像经济上“高
级平衡阀”的一个对应物，在政体上可以称为“安全维系综合症”。国家税
收不得不流向与竞争者作战。官吏们不可信赖，特别是在下层。①官僚间彼此
监视，注视着永远可疑的群众，其程度之严重使得变通和革新变得困难重重，
特别是在1927 年国、共分裂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以后。
在重新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另一部分困难在于19 世纪即已开始的名流阶
层的积极精神和从事政治活动。面对已经组织起来增进其自身利益，或对国
家政策已有自己议程的名流，民国时期自封的法定政府不得不扩大自己的权
① 见陈志让《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剑桥中国史》第12 卷。
① 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327—336 页认为，虽然官僚机构在河北省 下伸到了
区一级，但是，
区以下的官员仍没有被上级有效地控制。盖泽特著 《权力与社会》第260—261 页断定，
在江苏，南京政
府的官僚机构是添加在 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结构之上，而没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权力。
力。基础牢固的农村名流、城市商人和专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给国民政
府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效忠过。②对不同政见的压制，
由于疏远了越来越多的观望者，恰恰导致了令人担忧的不信任和反抗。国民
党政府专心致志地扩大和保护他们的权力，仍未能有效地掌管地方事务，也
不可能制定一些能扩大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制度。许多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
相互助长；而那些既不宽容政府，又不愿冒险去反对它的人，则退而从事个
人的追求或地方事务。
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三个政治活动领域。首先，是在一个范围狭小的圈
子里，政府内或政党内的派系争夺权力，而外界那些可为这种政权接受的人，
则同官员建立联系，以保护或增进自身的利益。①第二，是城市里反对派的政
治活动，包括群众游行示威和其他通过组织活动和报刊表达的异议。有时采
取暴力方式的名流人士（和工人运动的某些同盟军）的动员，逐渐与在城市
里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秘密组织活动融合在一起。第三，是农村中
的政治活动，包括这样一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怀有自治野心的地方军事首
领的争斗，政府致力于收税和纳税人尽力逃税，以及地主对农民非政治性的
社会反抗的压制。②这些政治关系遵循庇护和掮客的模式，当这些运转机制崩
溃时，暴力活动便随处可见。
共产党被赶出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后，在农村推行其革命纲领，并在
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同当地的当权者在战时环境下展开了竞争。③共产党人还没
有国民党政府所担负的种种行政问题的负担，得以采取各种灵活政策，在他
们试图建立根据地的任何地方，发动群众倾诉最为紧迫的社会苦难，以推动
② 国民党与社会名流关系的理论分为三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各种各样当代 作家，称
国民党为城市资产
阶级和乡村地主的政党（例如，伊罗生：《中国革 命的悲剧》，第31、182 页）。其他作
家着重指出蒋介
石个人独裁（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23、132、137 页）；或提出南京政府是
独裁政权， 追
求其自身利益而不顾任何社会阶级愿望（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40、 286 页）；
或把南京政府的
特点描述为军事独裁政权，靠控制、镇压和在弱小 社会力量间进行仲裁来实行统治（小帕
克斯·科布尔：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 府，1927—1937 年》，第341—342 页）。一些史学家认为国民党
和名流两者都 不
是统一的，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实况。国民党和政府的成员以及许许多 多城乡名流，通
过复杂而狡诈的
政治相互作用谋求增进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因此，国民党政权是独裁政权之前的独裁政权
，因为它在军事
上和财政上太 过分扩张，以致于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团体。见布雷德利·盖泽特：《走向
国 民党统治的
多元模式》，《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7 卷第2 期（1982 年2 月），第1—10 页；盖泽
特：《权力与社
会》，第1—10 页和各处；理查德·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
江下游中国纺织
厂主，1927—1937 年》，第18－24、307—308、332—334 页。
① 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308－313 页。
② 见本书第6 章（比昂科著）。
③ 见本书第 12 章（范斯莱克著）和第13 章（佩珀著）。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撰 写共
产党根据地的详细
历史研究专著，提供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与地 方实权派的关系和对农民自发要求的
领导等方面的情
况。见戴维·保尔森： 《领导和自发：最近的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方法》，《中华民国史
研究通讯》第 7
卷第 1 期（1981 年 10 月），第 13—18 页。主要根据地的研究专著有：斯蒂 芬·艾夫
里尔：《多山地带
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凯思林·哈 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
改革、抗战和革
命，1937—1945 年》；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 
年》；琳达·格罗
夫：《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方，1910—1947 年》。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
1945 年华东和华
中的共产党运动》是研究共产党战略的内容最充实的专著。
他们的革命事业。例如，在山东和河北，使农民的不满政治化的“阶级斗争”，
指向“土豪劣绅”和税吏，农民们认为这些人比地主更暴虐。①温和的再分配
政策和给非党名流以某种政治发言权的范围很广的集会，足以促进更广泛的
村民参与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共产党给予对社会不满的人以政治引
导，开始从社会基层建立政权。②不过直到1949 年以后，充分扩大政府权力
的可能性才得以实现。
20 世纪的这些变化，再次引出了个人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综观整个历
史，中国作家一般只强调个人对统治者、对农民或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很
少关心关于人权的任何学说。③另一方面，正义的概念和对非正义的忧虑，在
中国则随处可见。西方对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更加特殊的关注，激励19 世纪
的西方人坚持要求治外法权（即驻华使节有权审理在华犯罪的外国人），这
是1842 年至1943 年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心内容，并且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于
是人权——现在正是这样称呼的——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重要部分。关于在中
国新政府框架之内的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前景，近时仍有不断的探询。
在何种程度上将公民个人置于首位，在何种程度上将个人所属的集体置
于首位，一直是以中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的公认的文化差异为基础的一种
选择。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需要强调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可是它仍然未超出
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名流和各种普通人——的作用
问题。就这样的广义而言，“民主”问题，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国革命日
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类的倾向，即在政治活动中，政府渗透到社会组织
和社会动员中去的倾向，是从晚清继承下来的。中华民国面临重建强大国家
和扩大民众参政之间的久而未决的关系问题。①这种紧张状态又因年轻的共和
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加剧了。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282、286—289 页；
陈永发：《革命的
形成》，第243 页和第3 章各处。
②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7章，把共产党的社会政治改组同 并不重新
整顿地方社会的
造反暴力行动进行了对比。关于共产党根据地政策 的表征方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国共重新
合作的共同一致
和共产党政府在建立 国家权力和控制方面的潜力，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351—
353、412— 414、
541、 795—803 页。
③ 见唐纳德·J.芒罗：《中国古代的人的概念》和《中国现代的人的概念》。
① 可以把这个问题看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于是，物质技术——道路、无线 电、飞机
、枪炮和图书——
的发展，使最偏远的乡村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而非物质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又往往
决定国家利益和
地方利益之间、官方 独裁政治和非官方积极行动精神之间以及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
平衡。 即使这
些包括于现代化这一名目下的过程正在明确地发生，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概念不足以评估
和区别各种各样
的结果。关于这个概念起促进思想作用 的应用，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
》；又见苏珊曼：
《评G·罗 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亚洲研究杂志》第42 卷1 期（1982 年11 月），
第 146—153 页。
第2 章 1911—1931 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近代中国的命运曾经与列强的外交政策纠缠在一起，特别是日本。虽然
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回避有关中国的战争和条约的详细编年史（像H.B.马士
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那样），但追溯中国历史的这个方面正变得更加
重要起来。如芮玛丽在《革命中的中国》中所指出的那样，外国人的存在及
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活动，毕竟提供了20 世纪中国政治赖以展开的部分背
景。此外，不只是本丛书第12 卷所描述的沿海和“外国的存在”，还有列强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影响了中华民国内部的发展。所以，本章和下面的第
10 章旨在探索20 世纪中国历史外部关系的来龙去脉，这自然要从旧秩序的
崩溃开始。①
① 本章著者非常感激道格拉斯·雷诺兹、马里乌斯·詹森和入江昭协助完成本 章的英文
译本。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清代的皇帝在维护其中央政权方面曾经很有成效，这个政权统治着满
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样一些边缘地带，以及汉人密集的中心地区。军事
力量、封建制度、宗教和商业都曾为清帝国的政治服务，混合使用，因地区
和民族而异。在所有这些亚洲腹地，清朝曾经用战争建立统治，并用驻军维
持统治。在满洲和蒙古，皇帝把部族首领变为他个人的附庸。在西藏和蒙古，
他庇护喇嘛教的领袖。在喀什噶尔（南疆），他任命当地的伊斯兰教首领（“伯
克”）为官员，并认可穆斯林的教规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机构。满族统治亚洲
腹地时，对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利用，像统治中国对儒教的利用一样，显示
了高超的技巧。①
对外贸易同样要服从帝国的需要。北京未能保护蒙古的王公和寺院免于
欠下当地汉族商人的灾难性债务。但经由琉球与日本的贸易，与俄国在恰克
图的贸易，与中亚（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以及与英国人、美国人和欧
洲人在广州的贸易，都成功地受到限制和控制。19 世纪以前，只有从东南亚
到广州和厦门的贸易，由于掌握在中国人而不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样一个
简单的原因，被排除在朝贡体系之外。
像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一样，清帝国由复杂和熟练的制衡系统维持。例如，
以当地的酋长、僧侣和部落王公为一方，与以中央政府的将军和官员为另一
方之间，地方政坛内部的僧俗名流之间，清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员之间，以
及地方贸易岁入与军费之间，都存在这种制衡系统。只有当以外国军事力量
为后盾的国际贸易在边境上增加时，帝国才开始土崩瓦解。沙俄在中国北部
和西部，法国和美国在中国南部和东南的商业、政治和军事的推进，是最著
名的19 世纪帝国主义的传奇之一。②不久日本蚕食了东部和东北。
清朝对蚕食的反应的某些模式，或许可被视为一切围绕帝国边界。首先，
清朝的边境贸易从属于战略利益，因为在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亚洲腹地边界的
控制，对中国中心地区的安全曾经是必要的。外国商人尽可能地被限制在边
境的商业中心里。因而17 世纪90 年代俄国人被赶出满洲，1727 年后被限定
在恰克图贸易，偶尔才有商队被允许前往北京。①同时，因为19 世纪早期英
国与广州的贸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各种办法进行干
预。一个外邦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曾引起外国商人的要求和一场由宗教
反对派领袖领导的圣战。结果是清朝在击退了浩罕对喀什噶尔的入侵后，谋
求稳定；他们向外国商人支付赔偿，并接受浩罕代表们的一种治外法权，这
些代表监督他们的商人在喀什噶尔的活动，因此贸易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进
行。1835 年的这种中亚解决方式，与19 世纪40 年代广州最后解决方式的相
似太令人惊讶了，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②
其次，当清朝沿亚洲腹地和东部沿海两段边界的政权结构开始瓦解时，
它发现它的军事防卫能力远远不够，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扩大贸易来羁縻外国
人。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怀柔蛮夷的各种方法。鸦片战争以后，清朝
① 见约瑟夫·弗莱彻：《1800 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剑桥中国史》第10 卷， 第
2 章。
② W.L.兰格：《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 年》仍是这方面的名著。
① 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 年以前的两国外交关系》。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0 卷第7 章（约瑟夫·弗莱彻文）
沿袭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认一切与中国交往的国家；第二，对这些
国家一视同仁。③当中央政权衰弱时，中国确曾习惯于平等主义的对外关系。
④这种长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1843 年英国附约中的最惠国条款后付诸实
施。清帝对礼仪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贡制度，依然悬而未决；由于1860
年后新皇帝尚在冲龄，外国公使在他面前行叩头礼的问题只能推迟到1873
年去解决了。
这当然不是中国第一次被迫从软弱的地位实施对外政策。在这种形势
下，长期形成的战略是嗾使一个侵略者去反对另一个侵略者。几乎在美国和
法国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广州管理蛮夷的官员就寻求他们的帮助来制
止英国的侵略。后来，例如李鸿章在制止日本、俄国和法国蚕食的各种努力
中，一再试图得到美国的调停和外交帮助。在1894 年英国未能帮助反对日本
后，李鸿章转向俄国。“以夷制夷”是贯穿近代的主要战略。①虽然中国人认
为有必要放弃中国中心主义，但利用一种外国势力去反对另一种外国势力的
思想是容易沿袭的。它与西方的均势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1860 年后中外关系过渡时期的特点，简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
说明，这是非中国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国人共同治理中国的一种方法。
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利用外国统率的洋枪队保卫上海和宁
波，然后是赫德领导下的帝国海关的发展，但赫德只是19 世纪中期后众多外
国雇员和顾问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毕竟借用外国技术理所当然地一起带来了
外国专家。这一切都是通过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而取得的。但是这种在北京
的共同治理的权力机构和条约口岸中靠把英国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
稳定的趋势，只有按照中国中心主义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样，满人熟练地
利用西方人帮助统治中国，延长了他们的异族统治；但在19 世纪90 年代，
一旦中国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种办法就失去了效用。②
满族统治者不能领导一场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事实，成了一个主要障
碍，延缓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适应。清朝领导下的东亚的中国中心帝国，已
经确立了中国的优越中心文化和物质力量与围绕其陆上边界的较小民族之间
的关系。但当中华民国继承前帝国时，它面临极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义
原则上的民国总统，几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经拥有对亚洲腹地民族中地
方统治者的宗主权。只有当人们接受了中国爱国者最反对的西方式殖民帝国
主义，民族和帝国的观念才能相容。一个新的政权必须统一中国领土的传统
使命，使中华民国背上了一个包袱，她必须保持一个统治以前曾构成清帝国
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权。然而，从帝国主义
解放民族的思想对此很少支持。事实上，在1912 年2 月清朝君主政体的消亡
粉碎了它曾创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国前，民族主义的新原则已经削弱了
它的基础。
③ 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 的中
国对外关系》，第
50—60 页。
④ 莫里斯·罗萨比编：《中国在对手之中：中央王国及其邻国，10—14 世纪》。
①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 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见该书第4 章《李鸿 章外交
政策中的美国，
1879—1895 年》。
② 理查德·J.史密斯：《雇佣兵与官吏：常胜军在19 世纪的中国》；费正清《依 靠条约
的共同统治》，载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简言之，民族主义存在于正在使旧的大陆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响
之中。①晚清的政权已经很难控制汉人经济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
和喇嘛已经沦为中国商人掌握之中的债务人。中国移民也已挤入内蒙古、西
藏东部和满洲。用拉铁摩尔的话说，②这种中国“次帝国主义”向亚洲腹地的
渗透，在商业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对手，它们从俄国向蒙古和中亚以及从
英属印度向西藏进发。清帝国偏远的非汉族地区，于是发现它们自己处于扩
张中的俄、英大陆帝国和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汉族的夹缝之中。结果是亚洲
腹地的民族开始两面提防并培养它们自己的民族个性，同时嗾使欧洲人反对
中国人。1911 年前的10 年中，在当地晚清改良主义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
藏两地的反清独立运动已经兴起。①
在蒙古，扩张中的中国的蚕食已经结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层
的回避和间接统治政策。随着畜牧经济被引入商业之中，统治阶级和普通百
姓都变得穷困起来，并向中国放债者借债，而清朝却减少了补贴和增加了税
收。②清末10 年（1901—1911 年）的新政向中国殖民和农业移民开放了蒙古，
允许通婚和蒙古人讲汉语，这种中国化对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园形成威胁。
地方政府的项目、兵役、铁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税收要求，疏远了
蒙古上层，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1911 年7 月，一群首领决定谋求独立并
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寻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亚有1700 英里的边界，在19 世纪中叶沙俄就已确定了对
蒙古的目标。俄国从北京获得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并追求像对保护国那样
的优势；但是为了这一目的，圣彼得堡赞成蒙古继续在清朝宗主权下自治，
不赞成独立。原因是简单的，独立将使蒙古开放，与所有其他列强接触，这
些列强的远期商业权利将与俄国的既得权利竞争。一个独立国家不可能被作
为保护国接管而不与日本等其他列强发生外交冲突；而俄国以中国名义上的
宗主权为托词，却能获得事实上的优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宣称蒙古是
中国的一部分。1911 年俄国的贸易比中国少，在那个地区大约只有800 名俄
国人。因此俄国做出双重姿态——反对独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两个连
的哥萨克去加强在库伦的领事馆的警卫。
1911 年10 月中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独立。12 月29 日，库伦
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一种颇为中国化的方式被立为一个新国家的
神权统治者，而对中国的债务则被拒付。然而俄国并未承认外蒙是一个向国
际社会开放的主权国家，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在开始装备和训练蒙
古军队的同时，于1912 年1 月发布了一个放弃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并要求
北京放弃直接统治、殖民或驻军。1912 年11 月3 日的俄蒙条约承认外蒙的
自治并确认俄国的贸易特权。但是俄国拒绝承认蒙古独立和库伦领导的包括
仍在中国统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运动。只有1913 年11 月5 日的俄
中条约承认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图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
判后，1915 年6 月7 日的中、俄、蒙三方协定再次确认了这个模式以及俄国
的经济权利。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无力反对的非正式保护
① 本书上卷第1 章。
② 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第143—145 页。
① 关于这些趋势，见莫里斯·罗萨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② 关于这个过程，见约瑟夫·弗莱彻：《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剑桥中国 史》第
10 卷第8 章。
国。
然而库伦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
王公和喇嘛寺庙之间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权力，寺庙“在牧民、牲畜和牧
场等方面增加到与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开始将资源转用于纯宗教
的目的。这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在北京遇到对抗，那里的中华民国试图保
留古代朝贡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义上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
革命党在10 年内，在苏联的鼓励和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先后领导下，于
1921 年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于1924 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为一个不再在
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共和国。①②
在西藏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但结局不同。英印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拉达
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山国的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关注促使英国
决心不让俄国势力波及西藏，这些山国在文化上，有时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
属。清朝在18 世纪曾用武力确立对西藏以及尼泊尔的宗主权，而在1886 年
中英《缅藏条约》里得到英国承认。然而在1904 年，英国感到有必要抢在俄
国前头，她派遣荣赫鹏探险队开辟通往拉萨的道路，并就英国对西藏的保护
进行谈判。但伦敦对这个难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减少；1906
年英国在中英条约里再次承认北京对西藏的宗主权，作为保护英国在那里的
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国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势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她并不注意
西藏人对脱离中国独立的关心。
这就为1908 年清朝再次强硬主张对西藏东部的统治提供了舞台；1910
年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终于开进拉萨，一个中国行政当局试图在那里统
治。这破坏了北京和拉萨统治者之间古老的保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这个神
权国家传统的统治者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溃导致
了中国驻军和官员被逐。年轻的中华民国难于再次主张对西藏有统治权，而
达赖喇嘛于1913 年1 月宣布西藏独立，据说还和库伦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级
中名列第三）签订了一项条约，互相承认独立。这导致了1914 年英国、中国、
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长的谈判，英印试图承认西藏的独立，但中国拒绝。虽然
西藏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独立进行的，但英国从未要求对西藏的保护
权或宗主权。中华民国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而英国则认定中国有
宗主权（不是主权）和西藏有自治权（不是独立）的方案。这意味着中国不
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与西藏关系的加强，但只有英国留在印度以及中国依
然软弱和不稳定时才会如此。①
新疆和西藏一样，缺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铁路，在民国初期也处在国际
政治的边缘。1890 年的进士杨增新曾在甘肃和新疆供职20 年，从1908 年起
成为阿克苏兵备道员，1912 年他被北京任命为新疆都督，并保持这个职位直
到1928 年死去。他用胡萝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中国的革命者、维
吾尔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和哈萨克部落，禁止官员腐化和鼓励贸易。他
使新疆事实上处于半自治状态，非常成功地隔离了中国和俄国双方动乱的破
① 托马斯·E.尤因：《处于两大国夹缝中？中国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政策， 1911—1921 年
》，第39 页和各
处。见彼得·S.H.唐：《俄国和苏联在满 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 年》第7—13 
章的全面叙述；又
见罗萨比： 《中国与亚洲腹地》第9 章更近的概述。1917 年以后的事件在B.希伦德夫和
 M.桑吉道尔吉编
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3 卷《现代时期》中有叙述。
②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1 月5 日，国民政府承认蒙古独立——译者。
坏性影响。1924 年杨与苏联订立的贸易协议规定重新开放领事馆，在尊重对
方法律和司法权方面建立平等的关系。随着这项贸易协议新疆与苏联之间的
贸易急剧增长。从1923—1924 年度的340 万卢布猛增到1926—1927 年度的
2200 万卢布。在政治分裂、民族众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未能掌权，
杨督办①设法保持政权的统一和与苏联的贸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②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种方式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对中华民国只保留
边际的重要性。满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在一个汉族地
区与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直接对抗，而中国的国家主权危在旦夕。
日本的蚕食引起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总体问题。已被迫放弃对外
来者礼仪至尊传统要求的中国，怎样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半殖民地
的屈辱地位？为此目的，她怎样才能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的新观念，
来代替以北京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旧观念？在这中间，在中国和围绕中
国而发生的战争——不管中国是否直接卷入——是怎样影响它的政治和经济
的呢？中国衡量东亚和平和秩序的标准是什么？当与另一个国家——大多是
日本——发生冲突时，中国的领导人和舆论是怎样面对斗争的？简言之，他
们怎样看待他们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是一个有教育意义
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现代的中国人确立了对他们自己和对现代国际社会
的观念。
① 1914 年6 月，都督改为将军；1916 年7 月，将军改为督军；1925 年1 月，督 军改为
督办——译者。
② 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与英俄角逐》；和罗萨比：《中国与亚洲腹地》，第220— 2
29 页。又《中华
民国传记词典》第4 卷，第11—13 页。杨增新在新疆保持 的中国统治，在国民党政府的
控制于1943 年得
到重申以前，由1933 年夺取 权力的盛世才继续，盛世才是蒋介石下面的一个日本训练的
军官，他处决了 许
多反对者，并与俄国人交往。关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评价，见陈福霖：《盛世 才在新疆的改
革计划：理想主
义还是机会主义？》。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共和革命前夜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和西方
列强在东亚的作用相对下降的影响。①1901 年后，西方列强已经加强了自我
约束以保持现状，并追求它们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俄国和德国除外。甚
至随着1917 年的革命放弃了原来在中国本部的不平等条约权利后，俄国也继
续渗入蒙古和北满；而德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东亚舞台上消失，
直到20 世纪30 年代东山再起。相反，日本不仅追求扩大她的经济利益，而
且在外交和军事行动中运用她的政治力量。在吞并朝鲜之后，满洲成了她的
主要活动中心。
满族部落的家乡（现称中国东北），在中国所有人口稀少的地区中最为
引人注目。旧中国沈阳以下地区称为辽东，自汉代以来就是有人定居的中国
的一部分。然而北满仍处于部落状态，在满族征服中国后，清朝把它作为民
族禁区保留，并作为军事边疆治理。19 世纪中叶，中国人入境已不再能被遏
制，而北京也认识到甚至必须对此加以鼓励，否则俄国将从黑龙江向南扩张
以填补真空。而吉林和黑龙江对移民的进一步开放导致了经济的开发，特别
是鸦片和人参，伴随着走私和抢劫，由此引起管理和税收问题，比未充分扩
展的清朝军事管理所能应付的更快。在满洲的蒙古人，像在蒙古一样，易受
中国商人剥削，也产生了忠诚问题。
到19 世纪90 年代，清朝为了自卫，已经开始计划修建从长城向北的铁
路，以抵御俄国筹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威胁，但中国的努力太晚，工作也
太少。1895 年日本对中国的胜利，直接导致了1896 年的中俄联盟和俄国修
建穿越满洲的中东铁路。俄国在1900 年义和团期间对满洲的军事占领在灾难
之上更加上了灾难。日本诱使其他列强要求俄国撤出满洲，而沙皇政府却竭
尽全力压迫北京政府签订符合它的利益的秘密协定。昔日满族的家园，当今
成为大国特别是俄日之间竞争的焦点。①与其他主要从海上到达中国的列强不
同，这两个国家正从陆上蚕食。在下一个五年内，日本已经在辽东半岛取代
了俄国，并沿铁路干线向北推进。
这是1904 年2 月8 日爆发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俄国遭受多次失败，但到
1905 年夏日本的信心和资力已丧失殆尽，难以再战。例如，在1905 年2 月
23 日至3 月10 日的沈阳大会战中，日军24 万人和992 门大炮与数量上占优
势的俄军37 万人和1219 门大炮对抗。毫不奇怪，俄军发射了54 万发炮弹，
超过了日军的35 万发。当3 月9 日日军开始对建有城墙的沈阳发动总攻并于
次日占
领该城时，俄军主力只是由铁路撤至沈阳以北铁岭的新阵地。日本已经用极
大的代价包围了俄军，但因缺乏弹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军有秩序地撤退。
日本人的后援储备已经动员起来，他们发现事实上已不可能运送另外的军队
和弹药到前线。
① 所以理查德·斯托里为他1979 年的著作选用书名为《日本与西方在亚洲的衰 落，189
4—1943 年》。关
于这一节的一般环境，见马里乌斯· B.詹森： 日本 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
2 年》；又见乔舒
亚·福格尔：《政治与汉 学：内藤湖南（1866—1934 年）个案》。
① 见约瑟夫·弗莱彻：《剑桥中国史》第10 卷第7 章，《东北满洲的丧失》。又 见罗伯
特·H.G.李：《清
史中的满洲边疆》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 1 章。
至少在5 月27 日以前，情况似乎有利于俄国人，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已
经驶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并在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停泊作最后补给。5
月27 日，这支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本的联合舰队歼灭。这使俄国难于继续作
战。同时，1905 年1 月22 日“流血星期日”开始的俄国革命，给沙皇体制
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6 月，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手在奥德萨起义。虽
然人员和物资继续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往前线，但是军队士气低落。伴随着
国内的骚动，这使俄国政府丧失了战斗的决心。
5 月31 日，日本人秘密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作调解人安排和平会议，
这次会议于8 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在此以前，罗斯福寻求有
关日本意向的保证，并同意东京坚持满洲门户开放以及有意将满洲交还中国
的答复。在谈判进行时，俄国代表谢尔盖·维特伯爵拒绝承认战败，隐瞒了
俄国国内形势，并宣称俄国准备继续战斗。在俄国这种强硬路线的压力下，
日本政府认识到它已无力继续作战，放弃了财政赔偿的要求；了解到对库页
全岛的要求是不会成功的，而决心获得南半部。俄国在辽东半岛的权益，还
有在长春附近一个地点与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
了解日本真正战争形势的外相小村寿太郎，与维特伯爵进行了一波三折
的谈判，他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因为这似乎是一场外交上的失败。不了解真
正形势的日本公众被条约的条款所激怒。报纸谴责政府，而以东京的心脏地
区日比谷公园为中心的反政府骚乱，花了三天时间才镇压下去。①然而政府领
导人明白，朴次茅斯条约提供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最佳结果，他们试图获得中
国和列强对条约的认可，以促进东亚的稳定，并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可能性。
他们首先接近中国。小村经过与维特伯爵的令人精疲力尽的谈判后于9
月回国，11 月前往北京。他与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进行谈判，得到了北
京对俄国让与日本的各项权益的承认。日本也就一个秘密草案与中国谈判，
以增加日本的经济收获，并包括中国对不修建任何有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利益的铁路的承诺。1905 年12 月12 日《中日北京条约》签字。②③但在两年
内，为美、英参加满洲交通建设而进行的多次讨论发现中国反对这种安排。
日本同时寻求加强与英国的联盟。因为最初在1902 年签约时，英、日同
盟仅适用于中国和朝鲜，但当日俄战争期间英俄间的对抗遍及整个欧亚大陆
时，英国想加强这个联盟，同时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强的同盟来帮助它制止俄
国的复仇战争。因此，英日同盟于1905 年8 月12 日进行了修改，其范围扩
大到印度。1907 年英俄关系突然好转后，为了对德国势力的迅速增长作出反
应，英日同盟的性质再次发生变化。到1911 年，在第三次修订稿中，焦点是
对德国和俄国，这份修订本执行了10 年。与英、日一方签订仲裁条约（如英
美之间）的各个国家被排除在外，减轻了英国对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心。①
① 关于英日同盟和日俄战争，见伊恩·尼什：《英日同盟：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1894 
年—1907 年》；冈
本俊平：《日本寡头政治集团与日俄战争》；约翰·A.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鹿岛
守之助：《日本
外交，1894—1922 年》第2 卷《英日同盟与日俄战争》。
② 秘密草约收入约翰·冯·A.麦克默里编：《1894—1919 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
约和协定》第1 卷，
第554 页；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341 页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159—161
 页讨论到这个草
约，但对草约的效力表示怀疑。
③ 该条约的签字日期应是12 月22 日。——译者。
① 关于条约中心点和措词的含糊，见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 年的英
日关系研究》第70
法国同时也认为有必要为其在亚洲的地位寻求另外的保证。1907，日本
和法国达成协议，开始确认尊重中国主权和机会均等，并继续避免干涉对方
的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以未公布的附加条款为基础，协议指出法国愿意就
日本在大陆的新地位达成妥协，也希望东亚政治稳定，使俄国可以再次自由
地在发展中的欧洲反德联盟方面，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作为这次新的热
诚的一部分，同年法国允许日本在巴黎发行三亿法郎债券。在业已加强的在
满洲的作用以及在福建省的经济优先地位方面，日本现已得到英法的支持。
为了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危险，外相林董也准备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与俄
国谈判。俄国起初似乎不愿妥协，但当俄国寻求德国支持的前景变得暗淡时，
圣彼得堡被迫在亚洲寻求和解。俄国与英国的关系改进了，而它的法国盟友
希望稳定与日本的关系。俄国正在把它的外交政策中心转向东欧。谈判以第
一个日俄协议结束，于1907 年7 月30 日签字。协议再次保证尊重中国的独
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但在秘密条款中，日俄互相承认
各自在北满和南满的势力范围。此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地位；而
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利益。②到1909 年，当美国国务卿菲兰德·C.
诺克斯提出南满铁路中立化的建议时，日本和俄国的共同反对使它们更为接
近。1910 年7 月的第二个日俄条约，认为两个国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
保护各自在满洲的特殊范围。1911 年4 月，美、英、法、德组成一个财团向
清政府提供贷款时，日本和俄国联合声明表示反对。结果组成了六国银行团。
两国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1912 年7 月8 日签订的第三个日俄协议把内蒙
分成两部，并承认日本和俄国各自在东部和西部的特殊利益。这样，英、法、
俄、日以损害它们曾庄严保证要保护和支持的中国为代价，达成了相互间的
协议。
同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由于西海岸对日本人的排外运动而紧张起来。
美国加利福尼亚对华工门户开放的关闭，已经在1882 年至1895 年间由美国
劳工组织者领导的种族主义的煽动而完成。①此后，同样的种族主义对准了日
本人。1906 年，加利福尼亚加紧实施管理日本移民以及把日本孩子赶出公立
学校的法规。
为抗议中国人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中国虽在1905 年第一次发动了大规模
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但清朝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却从美日对抗中看到一个
获利的机会。袁世凯首先抓住了这个机遇，他从1901 年到1907 年占据了李
鸿章在天津的原职，然后成为北京的显要人物，直到1909 年下台。袁世凯和
那群有志改革的皇太后的臣仆们，设法在晚清发展铁路、电报、矿山、新军
和警察力量，包括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②他们在满洲仿效20 年前李鸿章
在朝鲜的战略——开放该地区的对外贸易，这样给贸易大国以既得利益，以
保持中国的至尊地位，或者至少反对日本或俄国的蚕食，这是一种门户开放
战略。
不幸的是贸易大国的商业赶不上俄日对满洲的军事和经济侵入，所以袁
世凯不得不回到竞争的战略上来，在中国主办下推动那里的铁路和其他事
页，尼什断言“1911 年条约基本上是消极的”。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 卷，第280—281 页。
①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 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第3 章《排外政治和外 交， 
1879—1895》。
② 斯蒂芬·R.麦金农，《清帝国末年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 1901—1908
 年。》
业。因此，他希望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许多方案都在未定之中。1905 年，
美国铁路大王E.H.哈里曼曾在东京向首相桂太郎建议一个统一的环球的运
输系统，包括日美共同管理南满铁路，但外相小村寿太郎从朴次茅斯归来，
反对这项计划，因而计划遭到搁置。同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开始发展民事
管理的改革。他和受过美国教育的部下、辽东巡抚①唐绍仪建议哈里曼投资铁
路，与日本接管的俄国修建的南满铁路竞争。为了吸引资本，他们建议仿效
帝国主义者，建立一个开发银行以获取美国和英国的贷款。他们的计划在年
轻的国务院官员中迅速引起反响，这些官员怀疑日本对中国以及日本对美国
贸易的意向。1907—1908 年，中国官员积极推动中美联盟的设想，一个仲裁
条约事实上已在谈判，而唐绍仪前往华盛顿企图解决中国开发满洲计划的美
方投资问题。然而，在他1908 年11 月30 日到达华盛顿时，他的希望已因现
实政治而成为泡影。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意识到中国的软弱，现实地对待日本。作为对日本
限制向美国移民的“君子协定”的回报，1908 年11 月30 日的罗脱-高平协
定试图缓和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认可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同意相互尊
重对方的领土主权，坚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以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
立和完整”。如果其中任何一项受到威胁，双方同意交换意见。在将条约通
知北京时，东京表明它完善了此前日本与英、法、俄签订的条约。②
虽然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强盛持有现实的看法，而且美国舰队在1908
年访日时受到热情款待，但是美国对日本在满洲扩张的担心并没有结束，而
且每个国家的海军领导人都把对方的舰队作为潜在的敌人。1907 年日本海军
的国防计划的中心，就是把美国作为日本的假想敌。①
日本在1906 年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
俄国转让的铁路线，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公司的首任总裁后藤
新平以前曾担任台湾民政长官，他对满铁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把计划看作
包括矿山、农业和工业的开发和运作以及铁路附近土地的管理在内的经济计
划的中心。后藤认为用这种方法，日本将能协调其对满洲实行殖民化的努力，
并抵销由徐世昌和唐绍仪组织的中国开发事业的成果。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
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
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 年10 月5 日最后期限结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
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中国政府事后提出
抗议，但已为时过晚。②
在日俄战争之后转让给日本的关东租借地的管理机关，设在位于辽东半
岛南端的小城旅顺。旅顺的阿瑟港在俄国占领下已发展成一个给人深刻印象
① GovernorofLiaotung，应为奉天巡抚——译者。
② 赫伯特·克罗利的《司戴德》和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叙述已为韩德的
《边防与门户开
放》的叙述所取代。又见雷蒙德·埃斯瑟斯：《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查尔斯·E.诺
伊：《不可靠的
友谊》；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远》。条约文本收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
要文书》第1 卷，
第312— 313 页；和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08 年》，第511—512 页。
① 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第705 页以下。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9 集第1 册，第650 页以下；和鹤见祐辅：后藤新
平》第2 卷，第
732—809 页，载有后藤新平关于满铁的专题报告和10 年计划。这个地域的管理引起军部
领袖和文官领袖
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尖 锐冲突。
的海军基地；乃木将军的部队围攻该港，是日俄战争中代价最为高昂的事件。
然而它的港湾浅，日本海军在那里只保持有限的设施。关东租借地总督的权
力仅仅涉及这一有限的地区。直到1919 年，总督个人指挥那里的军队；当这
个职位变成文职时，军队控制权传给统率关东军的将军。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基地在大连。大连是深水港；在满铁管理下，该城
迅速发展成东亚主要商港之一和满洲的门户。从那个基地出发，公司几乎像
一个独立政府那样运作。最初管理铁路的授权不久就扩大了。俄国时代的宽
轨距钢轨被标准轨距替换，一个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开始运转；而最新铁路
技术，甚至连铁路枕木在内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由于与俄关系改善，沿南满
铁路经哈尔滨，以及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伊尔库茨克的旅程，成为连接东亚
和欧洲的最短路线。满铁从其土地征收的税款被增添到它的运营利润上，而
大笔款项被用于从城市规划及道路、水和煤气管道建设到教育和研究活动的
一切事业。满铁的中、小学的设备经常优于那些日本国内的学校，而满铁的
满洲医学院成为全中国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满铁的中国研究是另一项杰出
成就；它集中于现状的研究，当时很少有学者这样做，从而为后来大量的日
本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著作奠定了真实的基础。①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
益，建立了关东军。它的司令部设在旅顺，它的各分遣队驻在租借地以外。
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每公里铁路线最多允许驻兵15 名。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
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成为日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
队。
这一系列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量磨擦的根源，对此朴次茅斯条约
的条款没有解决办法。中日关系在日俄战争前还算是友好的，但在日本取胜
并殖民后，这种关系随围绕下列四个主要问题引起的冲突而迅速恶化。
第一，间岛地区：这个边境地区曾形成传统的、没有标记的中朝边界。
到1905 年11 月，当日本把朝鲜变为保护国时，它派军队进入间岛地区，宣
称拥有领土主权。然而后来日本把该地区让给中国，而这一地区朝鲜居民的
权利则得到1909 年9 月关于间岛的中日条约承认。但随着日本在朝鲜推行殖
民化，许多反对日本统治的朝鲜人迁到间岛，因而这一地区变成朝鲜反日运
动的基地。
第二，安奉铁路问题：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曾从鸭绿江边的安东到沈阳
修建一条窄轨铁路，作为通往北部前线的辅助线。1905 年中日北京条约把这
条铁路的管理权委托给日本。这条铁路与釜山-新义州铁路连接将使它成为日
本与欧洲间的最快路线，也是一条从朝鲜到满洲的军事供应线。为此，满铁
试图把这条铁路换成标准轨距。中国强烈反对，因为条约中没有规定这种变
换。日本最后在1909 年夏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北京屈服后自行其是。
第三，煤矿：俄国已经开始开发南满铁路线附近的矿藏。日本接着开发
沈阳以东40 公里处的抚顺露天富矿。日本也经营鞍山以北的烟台①高质量无
烟煤矿。因为所有这些煤矿离条约中提到的铁路地区很远，所以它们的经营
没有条约基础或中国的允许；最后中国政府承认这种状态为既成事实。
第四，营口-大石桥铁路：俄国原来曾经同意允许修建这条铁路作为临时
① 约翰·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 年：历史和书目》。
① 此处的烟台，不是山东省的烟台——译者。
措施，从营口港为中东铁路建设运送物资，并承诺在后者完工后拆除。因此
中国要求日本拆除这条铁路。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接收这条铁路，但日本拒绝
了中国的要求，并保留此路作为南满铁路的支线。
所有这些冲突刺激了中日关系，而日本国力的上升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
的成长。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学习日本国家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榜样，同时清
政府有志改革的官员被唤起反对日本的扩张。②这反过来又使日本坚定其走向
帝国的道路。同时，与美国达成妥协的努力正在导致1908 年11 月的《罗脱-
高平协定》。1908 年9 月25 日，桂太郎内阁正式通过的外交政策计划，透
露了日本坚持其在满洲权利的决心，并正式决定使关东租借地成为日本的永
久财产。①
② 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6 章。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 卷，第305—309 页。同一报告强调指
导将来日本移民到
大陆以加强日本在大陆的地位之重要性。
日本的二十一条
1911 年10 月中国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保持1905 年战胜
俄国后在满洲得到的权益。由于与清政府订有协议，而革命党是未知因素，
外相内田康哉和驻北京的公使伊集院彦吉两人倾向于向清政府提供援助。甚
至在革命遍及长江以南后，他们仍坚持这种主张；许多保守的日本人争辩说，
甚至一个由清朝统治北方的分裂的中国，也比一个由民国统治的统一的中国
好。一种遍及全中国的共和制度，将成为日本君主制度的反面榜样，也将危
及日本的利益。②所以日本政府建议英国政府组成联合军事远征队。它也同意
满足清政府购买军火的请求。英国拒绝了日本的建议。英国的大部分利益在
革命军控制的地域内，而援助清政府将危及这些利益。因此伦敦答复说，虽
然它赞成中国的君主立宪，但它并不认为外部干涉是可行的。当11 月13 日
袁世凯终于回到北京时，英国人已在扮演他与革命者之间的秘密调停人。因
此甚至在袁正对日本外相伊集院宣布他支持君主立宪时，他已开始与革命党
人和谈。甚至北京与革命党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赞成共和。形势向着袁世
凯为总统的共和制方向稳步发展。于是袁世凯的熟练的政治手腕赢得了英国
的支持。日本觉得在所有列强中它在中国利害关系最大，但没有英国盟友的
支持，它不能派遣军队，也不能要求保持清朝的君主立宪。干涉失败后，日
本政府开始与英国协力并转向不干涉。
不少日本民间人士坚定地支持孙逸仙的革命运动。据说有600 多人曾到
中国参加革命。有些人曾活跃于日本的民权运动，并认为中国革命符合中国
的民主化利益。多数人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于从西方统治下解放亚洲是
必要的。然而其他许多人，是以他们自己的利益至上作为“革命者”去中国
的。最初这些日本人受到中国革命党人热烈欢迎，但不久他们被当作麻烦的
肇事者而受到冷落。有影响的右翼分子头山满等知名日人跑到上海，试图控
制冒险家们的活动和行为。①
中国的革命力量部分由于财政原因，终止了与袁世凯议和。例如，孙逸
仙抵达上海后，立即与三井公司上海办事处接触请求武器。它的负责人同意
几笔大的贷款；日本的目标是把汉冶萍公司置于中日共管之下。②1912 年3
月10 日，袁世凯作为临时总统在北京上任后不久，日、美、英、德、法、俄
组成了银行团，签字同意贷款给中国。
日本已经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外务省试图通过在北京的谈判稳定中日关
系。这种努力，被未来几十年将会损及日本对华政策的那种独立军事行动所
削弱。战场上的军人比外务省的代表更具侵略性，而日本对侵略分子的专擅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中国事件》特卷，第382 页以下。又见马里乌斯·詹
森：《日本人与
孙逸仙》，和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亚洲研究杂志》第25 卷第2 期（1
966 年2 月），
第213—227 页。
①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第2 卷，第476 页。又见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
；关于孙逸仙的
亲密合作者宫崎滔天的情况，见宫崎滔天：《找三10 年的愿望》。
② 中岛正郎编：《续对华回顾录》第2 卷，第153 页以下。然而，孙逸仙先往英国力请英
国政府反对日本
政府所提出的帮助清政府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和其他借款建议的讨论，见詹森：《日本
人与孙逸仙》，
第146 页；艾伯特·A. 奥尔特曼和史扶邻：《孙逸仙与日本人：1914—1916 年》，《现
代亚洲研究》第6
卷第4 期（1972 年10 月），第385—400 页；和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第78 页以下。
行为普遍接受，并纵容了他们。政府以外的日本人对政府政策的第一次挑战，
是满蒙独立运动。一个曾参与清朝警察改革计划名叫川岛浪速的活动分子，
已经与满族贵族成员发展了亲密的私人关系。1911 年革命期间，川岛和一群
日本军人密谋使满洲和蒙古独立，并劝说满族肃亲王（善耆）领导这次行动。
根据计划，肃亲王离开北京前往关东租借地的旅顺，于1912 年2 月2 日到达。
但由于日本外务省一再向军队提出抗议，肃亲王被迫脱离这次运动，并隐居
旅顺。（他的女儿与川岛结婚。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人的合作者而被
处死。）
川岛小组成功地从日军获得了一大批武器和弹药。仇视汉人的强烈情绪
在蒙古人中间流行，而且很少有人欢迎将来接受袁和他的政权统治的想法。
两个蒙古王公受到川岛的诱惑，参加了满蒙独立运动。然后，武器在日本人
护送下运进内蒙，用马车从南满铁路的公主岭站西运。然而，这支护送队受
到中国政府军队的攻击，13 名日本护卫人员和9 名蒙古人丧生，这次周密的
冒险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直到1931 年满洲事变，日本人继续卷入满洲和蒙
古的独立运动。②
非官方干涉的另一端，是日本人帮助革命党人反袁。当1913 年7 月称为
第二次革命的反袁运动爆发时，它在7 周内就被镇压了；而孙逸仙、黄兴和
军事领导人李烈钧不得不逃命。袁世凯政府请求英国和日本不要接纳中国的
政治避难者进入其领土。尽管外务省作了最大努力，日本民间人士和军官还
是帮助了革命党领导人逃跑。黄兴乘日本军舰“龙田丸”从南京到上海。从
那里他乘日本私人轮船逃到香港，然后转到另一艘开往日本门司的日本轮
船。孙逸仙从上海到福州，日本轮船“抚顺丸”在那里把他接走，经台湾把
他带到神户。李烈钧在战斗失败后，于1913 年9 月1 日获准在长沙的日本领
事馆避难，然后乘日本轮船前往汉口，从那里他乘军舰“伏见丸”逃脱。①
二次革命因三次意外事件而受到损害，这三次事件影响日本舆论反对他
们政府的谨慎政策：扣压一名日本陆军上尉，逮捕一名陆军少尉，以及袁军
进入南京时的暴力行为导致三名日本人死亡。东京外务省寻求以温和外交来
解决这些问题，但被这些“侮辱”激怒了的日军要求惩罚那些责任者。当压
力升级时，外务省政治事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被一名强硬派青年杀害。几千
名愤怒的东京市民示威反对外务省的政策。这些压力迫使外务省向袁世凯政
府交涉。②东京政府最后占了上风，但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革命
党人在内，广泛显示了反日的猜疑和敌意。
当1914 年7 月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中国马上提出了一
项二十四点声明，表示不介入战争。声明的要点是交战国不能占据中国领土
或领海，或在中国领土或领海上交战；以及不能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发动进攻
的地区。交战国的军队和武器如经过中国领土，将依法扣留或没收。
至于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稳定其帝国主义利益的机会。日本从
① 善耆的女儿金碧辉（日本名川岛芳子）为川岛浪速的养女，曾遭川岛强奸，但 并未与
川岛结婚——译者。
② 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第139 页 以下
。又见绪方贞子：
《在满洲的挑战：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1931—1932 年》。
① 关于第二次革命，见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59 页以下；和詹森：《日本人
与孙逸仙》，第
154 页以下。
② 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第87 页以下。
俄国获得的满洲的利益只要短时间去经管，而对德国曾于1895 年组织三国干
涉的有意侮辱现在能够予以反击。然而，英国试图劝阻日本方面对德国采取
军事行动，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自治领甚至更反对日本卷入。英
国以保护太平洋上英国商业航运免受德国武装商船袭击的方式，试图限制日
本参加海上行动。然而日本不愿接受这样一个受限制的角色，并于8 月15
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不迟于9 月15 日“无条件并无偿地将胶州
租借地全部交给日本帝国政府，以便最后将其归还中国”。①外相加藤高明的
看法是，如果无偿得到胶州租借地，可以在相当时间内归还中国；另一方面，
如果以鲜血和金钱的高昂代价获得，日本不会轻易将其放弃。
由于德国没有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日本宣战，并封锁了德国租借地内
的青岛。为了尽量减少损失，日军决定从背后进攻德国防区，但这样做需要
通过中国领土，违犯了中国的中立。东京向北京施加很大压力，要求把山东
省排除在中立区之外，但被外交部总长孙宝琦坚决拒绝。相反，中国在山东
集结了大量军队。尽管中国怀疑日本在以武力占领后会信守诺言将胶州归还
中国，但中国最后屈服了。
1914 年9 月2 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然而日军不是全力进攻德
国在胶州湾的防区，而是以部分兵力占领潍县，然后西向，占领通往济南的
山东铁路全线。日军随后又攻占青岛。然而，甚至在德国投降后，日本仍沿
铁路全线留驻军队。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处境孤立。英、法、德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没
有时间和资源关心亚洲。英国也感到日本的利益集中在华北，可能有助于稳
定英国在华中和华南的利益。此外，因为协约国在欧洲受到很大的压力，英
国愈来愈感到需要日本的帮助，所以默许日本向中国施加压力。俄国自己正
在策划向中国的渗透，也不反对日本的行动。只有尚未卷入欧洲战争的美国，
给中国一些同情。但即使是美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欧洲的战争，不希望为中
国而与日本对抗。由于不能指望外部的帮助，最后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向日本
人转达了袁世凯就日本的经济要求进行谈判的意愿；作为回报，希望日本严
格控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
于是战争年代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稳定其与中国关系的良机。由于用武力
攻占的山东需要重新谈判，似乎这是重新谈判满洲租借地的适当时机，不需
很长时间去进行。欧洲不可能干涉。许多日本团体煽动与中国全面解决；老
政治家们认为，鉴于欧洲自相残杀，意见一致是重要的，同时，各种各样的
急进团体提出了全面推翻中国政权的理由。甚至再度在日本避难的孙逸仙，
也认为他看到了帮助反对袁世凯的机会。不消说，军队领导人态度特别坚决。
外务省及时制定了十四条要求表，列为四号和七点“希望”（第五号），
大隈政府在11 月11 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1915 年1 月18 日，日置益
公使在北京直接把它们交给袁总统，并以一种傲慢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解释；
他向袁保证，如果它们被接受，日本将控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留学生。
日置益要求袁对要求内容和谈判过程保密，但北京政府通过年轻的外交
官顾维钧很快把要求的内容泄露给美国公使保罗·芮恩施。孙宝琦辞去外交
部总长，由陆征祥接替。然后开始了缓慢的谈判过程，其间袁耗尽了日本人
的耐心。在84 天中，进行了25 次正式谈判和20 次非正式谈判，作了许多修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 卷，第381 页。
改。①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要求以及谈判的方式越来越不安，而
美国舆论则转向反对日本。国务卿威廉姆·詹宁斯·布赖安最初准备接受日
本大体上不谈“第五号”的保证，但当明白日本人并未对他坦诚相告，以及
芮恩施公使应中国的警告从北京发回日本人侵略的紧急预告时，威尔逊总统
接过来指导美国的反应。①最后东京放弃了“第五号”，并于1915 年5 月7
日发出最后通牒。于是中国屈服了。5 月9 日晨一时，新任外交部总长陆征
祥和次长曹汝霖来到日本使馆，并按他们的最后修订文本接受了要求。最初
要求与最后要求之间的区别，包括它们的长期效应，可以用下表概括。
按帝国主义的先例来看，二十一条并不包含什么新东西；除满洲租借地
的扩张外，它们也不意味日本在中国更有地位。它们符合列强在华所获特权
的顺序，也没有直接威胁美国的经济利益，
二十一条
原要求概要最后的处理
第一号
第一款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
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
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包括在1915 年5 月
25 日中日条约内；
1922 年废除。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
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拟于1915 年5 月25
日换文
第三款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包括在1915 年条约
胶济路线之铁路。内： 1922 年失效。
① 马德琳·池：《中国外交：1914—1918 年》；马德琳·池：《曹汝霖》，载入江 昭编
：《中国人与日
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朱葆瑨
：《顾维钧：中
国外交官与民族主义外交个案研 究，1912—1966 年》，第10 页；和詹森：《日本与中国
》，第209—223
页。
① 芮恩施的记事，在他所著《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华盛顿的反应在阿瑟·S.林克：
《威尔逊》第3
卷《为中立而斗争，1914—1915 年》中得到可靠的论述。
原要求概要最后的处理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包括在1915 年条约
自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内； 1922 年失效。
行协定。
第二号
第一款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包括在1915 年条约
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内； 1945 年日本战
败后失效。
第二款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只同意南满洲。
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或
所有权。
第三款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只同意南满洲。
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在换文中只准许南
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满洲的指定矿区。
第五款 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根据换文，关于左列
同意，而后办理。事项中国应先从日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 本资本家寻求外资。
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
借款之时。
第六款 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只同意在南满洲优
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先聘用日本人。国政府商议。
原要求概要最后的处理
第七款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留待日后谈判。
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第一款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包括在换文内。
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同
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
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删除。
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
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
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删除。中国总统单独
租与他国。发布了同样的声明。
第五号
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搁置留待日后协商；
政、军事等各顾问。1922 年由日本政府
放弃。
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
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
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
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
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原要求概要最后的处理
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
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
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
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六、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
内），如需用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权。
或直接与贸易方面“门户开放”的总原则对抗。①日本人把第五号“希望”，
看作是给予他们的同胞以西方传教士已经享受的权利；中国大多数派系都已
寻求日本的顾问和武器。日本外交的迟钝和愚笨是要求的特色。全世界特别
是美国注意到一个诡计多端的日本在西方列强全神贯注其他地区时欺负虚弱
的邻邦。由于要求保密，日本外交官使中国政治家因泄露假定并不存在的要
① 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 年》，第5 章。
求内容而惶恐不安。1915 年5 月，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的最后通牒，使其感
觉迟钝到了顶点。在中国人原来不同意的各个方面，这份最后通牒并没有使
日本有多少收获，但为每年5 月25 日成为国耻纪念日提供了象征。日本企图
阻止中国的共和民族主义保卫自己的地位，而这种企图以推进民族主义并使
其集中为反对日本而告终。二十一条使中国和美国大众如此激愤的原因是它
们的不合时宜。它们是按照19 世纪90 年代帝国主义的掠夺精神炮制的，但
晚了20 年，在中华民国和美国的进步运动兴起之后。从任何意义上说，它对
日本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
日本的影响和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世界大战一开始，英国就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日本政府不赞成
这样做，认为中国参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从而降低日本作为
中国的领导者和代言人的地位。与日本磋商后，英国决定在没有日本预先同
意前不就中国参战进行谈判。
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就是这种谅解的结果，而且日本政府继续欺
骗袁政府。同时，日本在野人士继续利用满、蒙少数民族反对中国人的情绪，
阴谋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另一些日本人则继续公开同情孙逸仙周围的
南方反袁革命力量。于是，当1915 年末袁世凯企图建立一个以自己为君主的
新王朝时，日本政府和在野人士同样强烈反对。日本寻求英国支持，然后寻
求美国、俄国和法国支持，逼迫袁推迟实行君主制的计划。除美国外，所有
国家都赞成。
1915 年12 月反袁运动在华南发动，而且势力增强以后，日本政府于1916
年3 月决定承认南方革命力量为与北方平等的交战团体，并暗中支持那些帮
助南方革命力量的日本活动分子。同时，在中国北部，日本活动分子得到日
本军方秘密提供的军火，再度策划围绕当时隐居旅顺的肃亲王的一次满蒙独
立运动。日本外务省本身暗中支持这些做法，向袁政府施加压力。但袁世凯
于1916 年6 月逝世。日本军方认为这次运动成功希望微乎其微，因而撤回了
它的支持。独立军瓦解，结束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随着袁世凯去世，控制军队的段祺瑞迅速加强了内阁的行政权，但几乎
在每一个问题上不仅与黎元洪总统，而且也与国会发生冲突。为了增强他的
政治影响以及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基础，段计划与政情也在变动之中的日本发
展更为紧密的关系。1916 年10 月，大隈重信首相由寺内正毅取代，而加藤
高明外相由本野一郎取代。寺内计划通过他任朝鲜总督时代以来的密友西原
龟三接近段内阁。
在这一时期，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1916 年4 月，美国抗议
德国的潜艇攻击后，德国保证限制潜艇。然而1917 年1 月31 日它改变了立
场，宣布准备恢复无限制的潜艇战。威尔逊总统立即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美国于2 月3 日号召中国和其他中立国也这样做。北京政府要求美国提供一
笔贷款作为酬劳。
随着战争进行，欧洲协约国面临法国劳工短缺，于是从中国招募了14
万劳工。1917 年2 月，一艘载有900 名华工的法国船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
沉，542 名华工丧生。为了对付德国的潜艇活动，协约国求助于日本海军。
英国在上月已请求日本派驱逐舰进入地中海，而日本则乘机要求英国支持日
本获得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领地。日本政
府向俄、法、意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所有四国都私下保证，在将来任何和平
会议上支持日本的要求。此外，中国的段政府目前正准备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而战争突然加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也恰好使欧洲特别是英、法在东亚的势
力突然削弱。基于这种新的原因，日本政府现在改变了政策，同意中国参战。
①
1917 年1 月，西原安排了500 万日元的贷款给段政府。于是开始了“西
①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04 页以下。
原借款”。在短期返日后，西原于2 月回到北京，并通知中国政府如向德国
宣战，可望得到充分得多的援助。西原多次会见段总理，强烈要求他参战。
段不顾副总统冯国璋的反对以及黎总统更强烈的反对，最后同意了。1917 年
8 月14 日，段政府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冯最后在这个问题上与段取得一
致，但黎元洪仍坚决反对，促成一场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作为中国参战的
交换条件，段希望从列强得到财政援助，以增强他本人在国内的领导地位，
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段的政策得到中国内部三种势力的支持：
第一，段本人领导的北洋军阀的皖系；第二，曹汝霖周围的集团，西原借款
的主要渠道；最后，议会中梁启超周围保守的共和党人。后者反对革命党和
孙逸仙的国民党。积极反对中国参战的是那些有商业利益的人，他们希望从
中立中保持繁荣，而国民党则担心参战会使段政权得到加强。
在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决定全面援助段祺瑞，首
先通过增加西原借款，并禁止一切给南方国民党的借款、军火和民间帮助。
段和南方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到1917 年8 月末，134 名反段国会议员
在广州开会，选举孙逸仙为新的军政府的大元帅。
随着段政府宣战，日本对他的援助大量增加；在1917 年和1918 年两年
间，向段政权提供了约14500 万日元，相当于约7250 万美元的共八笔西原借
款（其中只有500 万日元得到偿还）。这些借款受到以国民党为首的反段分
子的猛烈攻击，因为这使国内的不和升级，而且支持了反动政权。于是这项
借款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成长的催化剂。①
段与寺内政府之间的勾结并未就此结束。当1917 年11 月布尔什维克革
命爆发，新的苏维埃政府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止了与德国和
奥匈帝国的冲突时，日本怀疑苏维埃与德国结盟。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担心，它寻求阻挡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浪潮，并为此建议与段政权结
成军事同盟。1918 年3 月25 日，日本外相本野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
东京同意合作以对抗俄国境内敌对势力的增长。5 月16 日，两国签订了一项
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接着又分别签订了一系列详细叙述陆军和海军合作的
协定。这些协定的条款中日双方都秘而不宣，两国只声明谈判在进行中。这
种神秘状态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他们担心中国军队基本上正被置于
日军控制之下，也担心这些协定只是日本渗透的另一种表现。全中国爆发了
反对协定的示威，而大量中国留日学生在抗议声中回国。①
日本政府积极维护段祺瑞的立场，事实上从财政和军事两方面加强了段
政权，并对华南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反段力量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1919 年2
月20 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一开始就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归于失败。
无论如何，日本和段政权之间签订的军事协定，随20 年代中期段政权的倒台
而失去所有影响。1921 年1 月28 日，中国通知日本全部废除这些协定。
与上海的南北和会几乎同时召开的是巴黎的凡尔赛和会。当和会拒绝中
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要求时，中国代表团退席，1919 年5 月4 日北京
爆发了游行示威。外交事务对国内政治的冲击再清楚不过地得到了证明。②
① 见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①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27 页以下。
② 见本书上卷，第8 章（史华慈著）。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英国、法国和荷兰尽管被战争所耗竭，但仍想维护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
益。但这样做需要美、日两国的合作，这两个国家不只没有受到欧战损害，
而且也从那里获得了经济利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警惕日本近期
的扩张，英国也感到有必要获得美国的好感以遏制日本。然而，英国同时需
要她的同盟者日本的友谊，来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为此种种，英国人希
望召开一次广泛的会议，一揽子调整与自治领、美国和日本的关系。①
自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与日本经常因中国而发生争执。然而，虽然两
国政府作了最大努力，移民问题仍使紧张加剧。当战争削弱了欧洲经济时，
这两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在太平洋上进行激烈的海军竞赛。日本虽然缺乏美国
那样的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但仍实施军备扩张计划以对抗美国
的海军建设，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它的人民。1920 年，军费占日本政府全部
经费的48%，1921 年占49%。为了减轻这种负担，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是
绝对必要的。
美国也觉得海军竞赛是个经济负担。它更进一步看到需要以某种方式回
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突然推进。1917 年11 月2 日，国务卿
罗伯特·蓝辛企图于《蓝辛-石井协定》的换文里，以同意承认日本某些特殊
权利的方式来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在华盛顿进行的蓝辛与日本大使石井菊
次郎之间的几轮谈判，其结果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承认有相邻边界的国家
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第二，保
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信守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原则。然
而，战争一旦结束，美国就修改了她的调和立场，并开始试探各种选择，认
为旧的帝国主义外交现在应当由东亚国际新秩序取代。1918 年，美国曾建议
应设立一个美、英、法、日银行团向中国提供借款。1920 年华盛顿又要求废
除英日同盟，因为这是保护日本向中国渗透的手段。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华盛顿会议于1921 年11 月到1922 年2 月召开。
军备和远东关系在平行的小组会上讨论。中国代表施肇基致力于废除不平等
条约体系。他保证各条约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但要求所有
有关中国的协定必须公布，签约时必须有中国参加，有指定的期限，并作出
有利于授与者的严格解释。①
这时日本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民主运动（例如，男子普选权在1925 年成为
法律），同时蒙受1918 年以来在西伯利亚的反共干涉的负担。由此日本需要
与美、英协调关系，并寻求与美英的中国政策步调一致。日本就最终恢复中
国的全部主权采取合作态度，同时拥护在中国的无限制、无条件的门户开放
和机会均等，同意将来谈判废除治外法权。
最后，通过审议关税、势力范围、门户开放和禁止向中国提供军火等16
项个别的条款，产生了有关中国的两个条约和九项决议。英日同盟结束，四
国条约（英、法、日、美）取而代之，但是没有任何军事条款，只承诺进行
磋商。海军限制条约同意英、美、日舰队的比率为5∶5∶3，这会把日本封
① 见罗杰·丁曼：《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托马斯·巴克利：《美国与华盛顿会 议》；
入江昭：《帝国主
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 年》。
① 《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第866—868 页；和田村幸策：《大东亚外交史研 究》第2
 卷。
闭在它的领海里。关于中国，列强最后同意单独召开一个目的在于废除治外
法权的会议。关于关税事务，鉴于中国政府严重的财政困难，主要目标是增
加中国政府的岁入。同时有一个条约准备修改关税税率，倡议将来召开会议
修改整个关税体制。最重要的是1922 年2 月6 日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它把
严格的和具体的关于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条款结合起来，并反对关于中国
铁路的不公正待遇。从1921 年11 月1 日到1922 年2 月4 日，日本和中国通
过直接谈判解决了山东问题，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把以前德国的胶州租借
地归还中国。日本从山东撤回所有军队。青岛海关并入中国海关，胶济铁路
及所有财产移交中国。
华盛顿会议提出了很高的理想，但是没有提供实现的方法。中国的主权
仍受不平等条约体系损害，部分是因为中国在1922 年分裂为北京和广州两个
政权，没有一个单独的政府能行使主权。同时，苏联和德国被排除在新体系
之外。初看起来，主要的实际结果是消极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扩张已被压回1905 年的边界。列强的扩张已被放弃，但只是由九个签字国而
且只是在纸上被放弃的。
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争论说“华盛顿列强”——特别是美、英、日
——成功地结束了敌对和互相猜疑的年代，并终于正在严肃地采纳在远东合
作行动，把动荡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思想。在这一点上，英-美-日外交可以被
看作与战后欧洲的发展相仿佛，近来的历史学家已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在表面
仇恨下的国际主义合作的模式。“非正式协定”一词适用于战后英、美中东
关系的模式，也许也适用于华盛顿会议后的东亚事务。的确，没有固定的机
构来推行集体行动；但三国选择了以协定代替敌视，并以合作的竞争代替单
方面的或个别的行动。①
人们对华盛顿会议时期的说明，大概最后以其对20 年代的看法为转移，
或者看作短视和失败，为以后10 年带来灾害的10 年，或者看作一个认真致
力于重建国际秩序的时代，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按照后一观点，这次
会议代表了对远东新秩序的一种探索，与在欧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类似探
索是平行的。于是，中国外交事务的历史作为争取规定全球体制以保证国际
安全和国内稳定的一章而呈现其意义。
华盛顿会议体系应当成为这样一种体制。不幸的是，它从来不可能稳定。
首先，中国的政治和财政动荡威胁着它。甚至当1922 年会议闭幕时，西方和
日本宣布中国正处于政治崩溃的边缘；北京政府不再能发全薪给它的官员；
教师的薪水已欠了几个月；不能开课；北京市场状况急剧恶化。政府财政看
来无法修补，内阁五次更迭。
然后在1923 年5 月6 日，津浦铁路的蓝钢皮快车在临城受到了一千多名
土匪攻击，①土匪杀死了一些中国旅客，并带走了一百多人，包括约16 名外
国人，其中一名妇女属洛克菲勒家族。北京政府惊慌失措，命令释放外国人
质。最后土匪在12 日释放了人质，但这使每一个人想起北京政府软弱无能。
外国政府共管中国的争论又被认真地提出来了。如果一个政府不是作为徒有
① 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第1 章；乔恩·雅各布森：《有20 世纪20 年代的 新国际
史吗？》，《美国
历史评论》第88 卷第3 期（1983 年6 月），第617—645 页；迈克尔·霍根：《非正式协
约》；伊恩·尼
什：《英日疏远，1919—1952 年》。
① 陈刘洁清（音）：《临城事件》，《东方研究杂志》第10 卷第2 期（1972 年7 月）。

虚名的中央政府而存在，那是因为列强愿意承认它这样。因为列强需要一个
中央政府来偿还中国的借款，就外国的新利益进行谈判，并按照国际法处理
各种事务。如果没有一个沟通它们利益的主渠道，列强将不得不与大量地方
军阀分别谈判。因此，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是一种嘲弄——实际上只不过
是一种虚构——但它是由列强扶持的。尽管政治动荡，它们还是在1925 年召
开了一次特别关税会议，按照华盛会议协定来讨论修订关税。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及其共产主义同盟者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北伐
恰好同时，他们谴责华盛顿会议是帝国主义的共谋，并要求把全部主权无条
件归还中国。同时军阀与外国的勾结正一浪高过一浪，张作霖和段祺瑞与日
本的关系，吴佩孚和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冯玉祥和国民党与苏联的关
系就是例证。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在华盛顿会议列强已筹划逐步改革，在将来某一时间废除条约体系的方
面，苏维埃革命更加积极地接近中国的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列宁很早就陈
述了落后国家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观念。1913 年5 月18 日，《真
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短文。列宁的主要观
点可做如下概括：（1）垂死的欧洲资产阶级仍然通过它的政府控制着一切。
而且，欧洲资产阶级是唯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死敌。（2）这些资产阶级政府
联合亚洲中世纪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统治亚洲殖民地。其结果是殖民地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反殖民运动推进了这些亚洲殖民地的民主运动。因此，
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进步的，而控制欧洲的资产阶级则是落后的。
因此，列宁相信欧洲的无产阶级与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能结成同
盟。同样的观念鼓舞约瑟夫·斯大林在1918 年写下了《不要忘记东方》。这
一思想在1920 年莫斯科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被具体采纳。落后的殖民地民
族资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这就是说，他们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
旗手。但在某一阶段，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会走向反面，成为无产阶级的压迫
者。大会同意只有在资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者时，落后的殖民地无产阶级运
动才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马尔帕夏的民
族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积极支待它。下一个是中国。大约
在辛亥革命时，列宁就认为孙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莫
斯科的主要中国政策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
联盟，共同奋斗，莫斯科援助这项事业。由共产国际负责执行计划。
莫斯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个军阀政权的工作。①革命工
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敌人减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
度。列宁在1920 年的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释了
他的思想，即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冲突，寻求与群众联盟的一
切可能。（斯大林在1924 年的著作《列宁主义基础》里作了类似的论述。）
因此，在1917 年11 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尽管他们的权力基础还不稳固，
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势力和外部干涉的扰乱，但他们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与邻国
结盟，或者撇开这点，至少同那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它们与莫斯科的敌
人，即反对革命的俄国军队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国断绝关系。此外，甚至北
京政府和军阀也能在受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他们与日英帝国主义对抗的范围
内，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减少敌人的说法，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的主意看
来确有希望。苏联政府本身对此承担了责任。
简言之，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势
力：通过第三国际帮助中国的革命力量，同时通过苏联政府促进与中国革命
力量的国内敌人（如北京政府和军阀们）的友好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俄立即主动接近北京政府，并呼吁恢复外交关系。然后
在1919 年7 月，苏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终止对庚
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接着在1920 年9
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放在一起称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
① 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 优林到
越飞》；和梁肇庭：
《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 年》。
紧接的后五四运动时期来临，当时收回权利运动在中国正接近高潮，这项宣
言在中国朝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东铁路问题没有解
决，苏联干脆地拒绝放弃它。1922 年，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开始在北京
讨论恢复外交关系。（当时他在北京从后藤新平那里接到访问日本的邀请，
他在日本恢复苏日外交关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后来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
子，并于1937 年自杀①。）接着在1923—1924 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主要与中
国外交部总长顾维钧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于1924 年最后完成了以下列三条准
则为基础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中国对外
蒙古的宗主权；（三）中苏共管中东铁路。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先后努力接近国民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考虑组
织中国的革命力量。②1920 年春，格利高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
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并会见了李大钊。由于李的热情介绍，维经斯基前
往上海会见陈独秀。1921 年7 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按照共产国际的形势分析，国民党
是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它是革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
代表必须与它合作。问题是应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1922 年8 月，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杭州对此进行了讨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亨
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③主张合作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表示反对，他主张与国民党的
合作在党外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宣布党应当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
示，于是他的观点占了上风。①
然后，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孙逸仙；结
果于1923 年1 月26 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布共产主义制度不
适合中国条件的条目表现了越飞的一个主要让步。孙于2 月再次被邀请到广
州领导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与莫斯科的交往变得出乎意外地主动。8 月，
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几个月，学习苏维埃的军事组织及政治代表制
度。政治顾问鲍罗廷大约于11 月启程来到广州，军事顾问瓦西里·勃鲁彻将
军（在中国称为加伦）随后于1924 年抵达。与他们同来的是援助和军火。在
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在1924 年1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
新的“联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规定，李大钊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被选为由24
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17 名候补委
员的名单上。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1923 年到1927 年中
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
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
① 越飞自杀时间应是1927 年——译者。
②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派打交道的详情，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 义、
民族主义及在华苏
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 年》；理查德·C.桑顿：《共 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1—
1931 年》；艾伦·S.
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 1917—1924 年》；和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
产党员》。
③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48 期（1971 年 10
—12 月），第677—697
页。
① 这些发展在本书上卷第10 章（陈志让著）和第11 章（韦慕庭著）得到更充分 的论述
。
结构；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
由于国民革命从广州北伐，华盛顿会议列强处于守势并进行各种调整。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蒋介石总司令领导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为目标，于1926 年7
月经湖南北上。长沙于8 月12 日，岳州于18 日，汉阳于9 月6 日，汉口于
7 日，武昌于10 月10 日，九江于12 月4 日，南昌于12 月7 日相继陷落。
潜伏在这种攻无不克的军事扫荡背后的，是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周围的反共
新右派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和。共产国际认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机已经
成熟，因此它发出指示，实行彻底革命的方针。
在此以前，英国曾采取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1926 年12 月改
变方针，并且宣布了温和的对华新政策。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潮流更加汹涌
澎湃，英国寻求缓和的希望破灭了。1927 年1 月4 日和9 日，大量的示威者
分别冲进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英国无法派出援兵，最后通过一个归还
租界的协议，放弃了这些租界。①
南京于3 月24 日陷落时，六名外国人在革命军士兵的暴行中被杀。长江
上的英、美炮艇从江中轰击这座城市，帮助他们的同胞撤退。集合在南京领
事馆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军军官和部队的搜查。一些人受到粗暴对待，另
一些人受到枪托的敲打，财物被毁，但未作任何抵抗。碰巧在领事馆建立通
讯联系的海军官兵拆掉他们的机枪，并应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们的武器藏在
一间后房里，以免他们的武器刺激中国士兵。其结果是虽然发生了暴行，但
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无事。
这次南京事件的后果是，英国加强了在上海的防卫，并要求日本和美国
也这样做。美国派遣了援军，但试图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感情。日本外相币
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贯彻他的不干涉中国的原则。由反对党政友会领导的对币
原温和对外政策的批评，在一段时间里曾有所加强。此外，军部和参谋本部
双方都支持与英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认为英国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
天的困境。
币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认为，首先，日本真正的在华利益不在领土而
在市场。第二，如果国民政府确实想把全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看来这
是可能的——日本应该避免磨擦。第三，正在出现分裂的迹象，因为国民政
府内部亲共分子与反共分之子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最后，如果中国不答复日
本的最后通牒，并拒绝日本的要求，怎么办？外国支持蒋介石会使之像一个
叛徒。除了让蒋介石自己把共产党清除出国民政府外，别无其他有效的办法。
当然这是他在1927 年4 月的流血政变以及随后的剿共行动中所做的事。
由于蒋的反急进政变，华盛顿会议体系可望最后到位。中国终于有了一
个有希望保持稳定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反对苏联——一个留在华盛顿框架
之外的强国。华盛顿列强虽有分歧，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在中国互相协商
和合作的原则。不幸的是，1927 年后的岁月表明，在国内动乱不仅席卷中国
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时代，在远东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多么艰
难。
这段无休止的动荡历史，将在下一章中论述。在这里，1927 年后中日关
系的梗概应足以说明，实现一个被国内势力所接受并为其所支持的国际秩序
模式是极端困难的。
① 关于这些发展的详细情况，见本书上卷韦慕庭著：《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 1923
—1928 年》。
蒋介石采取反共行动，展现了条约国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
性，在同一个月里，日本内阁易手。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陆军大将田
中义一。作为反对党的领导人，田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批评其前任币原对华政
策软弱的机会。现在田中突然有了采取他的强硬对华政策的职位。①
在北伐的1927 年阶段，当革命军于5 月迫近山东省时，田中以保护日本
侨民为名派军队到山东。中国军队撤回鲁南，避免了一场冲突。1928 年4 月
北伐重新开始，田中再次派兵进入山东。较早占领济南的中国军队与那里的
日本军队遭遇，经过一些小事件之后，双方于5 月3 日发生冲突。受反帝情
绪驱使，有些中国士兵出来杀了11 名日本平民。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发动大
规模的行动，并把他们逐出济南近郊。中国军队绕开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
进军。虽然未与日军发生进一步冲突，但是济南的战斗，甚至在蒋的政治上
温和的部队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绪。
张作霖大元帅被这些中国军队打败，于6 月3 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
他的沈阳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恰好在沈阳这一边的一场大爆炸中丧了命。
他的被暗杀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官策划的。他们的想法是，张作霖的死将使满
洲群龙无首，并陷于混乱。然后日军将以恢复秩序而干预，并占领满洲。①
但与此相反，满洲并未陷入混乱。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赶回沈阳，他对父丧
一直秘而不宣，直到7 月21 日年青的张学良继位。暗杀不久就被确认是关东
军干的，但张学良认识到发布这条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摆布，所以保持了沉
默。
在提防日本捣乱的同时，这位满洲的新统治者也发现他被中国民族主义
收回主权的要素所吸引。首先他与他父亲的宿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然后他
在满洲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政府的秘密谈判结束后，满
洲于1928 年12 月29 日易帜。张加入国民党，并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
此后，张逐渐采取反日政策，而中国人在满洲的反日运动趋于公开化。日本
商人受到损害，甚至实力雄厚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也出现赤字。接着1929
年末的大萧条时期来临了。
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满洲的形势正在恶化。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
曾达到200 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但是1931 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更广泛组
织起来了，来自朝鲜的农民在1910 年是日本的臣民，他们生活在日本政权难
以到达的边远地区，忍受着无数事件的冲击。满洲的朝鲜族人下降到大约80
万。
1931 年，大约400 名朝鲜农民租佃了长春以北万宝山的土地，并开始以
艰苦的劳作把它改成稻田。然而，中国当局禁止他们定居，并命令他们离开。
由于日本领事的抗议，命令暂时撤销了。但是在7 月1 日，大约800 名中国
农民袭击了这片土地，并开始破坏新的灌渠。侵入者与从长春附近赶到出事
地点的日本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一
段时间里，朝鲜各地的朝鲜人对当地的华侨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
这时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
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
① 威廉·F.莫顿：《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
① 加万·麦考密克：《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 年》；和马场伸也：《进退 维谷
的日本外交：关
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见解，1924—1929 年》。
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 年9
月18 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为9 月18 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
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
已落入日军之手，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
在不到一个世代，仅仅20 年内，清朝的东亚地区秩序、华盛顿会议条约国所
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梦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为中华民国的
国际模型，都已证明是徒劳的。
第3 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
1927—1937 年
南京政权是在派系斗争和流血中诞生的。1927 年4 月12 日清晨，黑手
党①似的青帮歹徒冲上上海街头，捉拿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把他们就
地枪决或用大刀砍死。当时和以后的一个月内，被屠杀者达数千人。蒋介石
已同共产党分裂；第一次统一战线就此结束。六天后，在4 月18 日，国民党
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极为严酷——不亚于要力挽百余年来遍及全国的国家
分裂的浪潮。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权力久已落入地
方军阀之手，他们同样也是常常不关心民众的福利，只求依靠军事实力来增
加个人的财富和权力。道德社会的意识——即有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
和适当关系的广泛而深入的共识，它对传统中国的稳定曾作出过重大贡献—
—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争斗。甚至传统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已
遭侵蚀。
① 黑手党——20 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权力初步巩固
因为中国人对国家的凄惨情景、军阀纷争造成的破坏和外国侵略带来的
屈辱非常敏感，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南方的广州（始于1926 年7 月）到北方
的北京（1928 年6 月占领），沿途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见第12 卷）。对
许多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中
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然而，早
在1929 年，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为国民党人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
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
自孙逸仙1925 年3 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
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
然而，到1927 年初，在全国政权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
前的暴烈行动恢复。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
混乱不堪。事实上在1927 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
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
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
它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
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这些军阀只是新近才
宣布拥护革命；他们很少，或完全不受国民党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的约束；
他们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扩大，也可保全他们个
人和地方的权力。
在这些斗争之初，蒋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仅仅在南京政府成立
三个月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当其正着手北伐进军北京时，为军阀孙传芳的军
队所击败；在他们溃退中，孙传芳的军队甚至威胁要占领南京。结果蒋介石
的威望大损，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为首的新联盟，在1927
年8 月逼蒋介石下野。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效法蒋介石也清洗自己队
伍里的共产党人。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和对共产党人的清除，党内争吵的两个
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1927 年9 月，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
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
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到1928
年1 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
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2 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0 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
为国家的首脑）。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
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在蒋介石掌
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
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孙逸仙最初在1894 年组织兴中会，
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
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
军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1924 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
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
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
望”。①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
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6
年的仅15 万人增至1929 年的63 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
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
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1928 年1 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
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②这样，国民党党员的
构成状况在1927 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
清洗出党。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孙逸仙在1923—1924 年同中国共
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
国民党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
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
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
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
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
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③那些较少承担革命
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所以，清洗共产
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
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
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1928
年和1929 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
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
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1924 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
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
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
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
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①
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
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80%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②
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1929 年1/3 国民党员年龄在25 岁以
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1928 年和1929 年寄居欧洲，并且至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0 页。
② 《晨报》，1928 年1 月11 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 期（1927 年10 月），第 10
2 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 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
331—333 页；阿
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1 卷第1 期（1975 年1 
月），第57—59
页。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4 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
员约1 万人。见江
上清：《政海秘闻》，第72 页。
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
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1928 年5 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
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1.5 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9 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
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
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
1928 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
在1924 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
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1928 年，陈
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
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
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
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
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
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
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①
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
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
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
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
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
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
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②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
以，紧接着蒋介石于1928 年1 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
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2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
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
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
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
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
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
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
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68—73 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140—
152 页；陈公博：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78—190 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 年》
，第64—79 页；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
式的探求》，第
158—159 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
1924—1937 年》，
第96—131 页。
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
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 年2 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
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
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
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1929 年3 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
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
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1/4 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
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
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
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
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
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1929
—1931 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
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
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
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
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
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 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
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
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
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
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
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
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
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
18 年后，在1946 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
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27—29 页；《中华年鉴，1929— 1930 
年》，伍德海编，
第1163—1173 页；迈纳：《浙江》，第64—79 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
，第158—159
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 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 年》，第1170 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 年》，第325 页。
大多数选举的代表
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1/10 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 《益世报》，1929 年3 月21 日；《反蒋运动史》，第46—47 页。
③ 政治委员制度在1932 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 中国国民
党模式》，第268—33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8 年4 月14 日，第48 页。
②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 卷第5 期 （
1946 年8 月24 日），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
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
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
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
种状况：1929 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
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1935 年有43%是军官。在1927 到1937
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 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 个是将军。③在这10 年间，
政府支出的大约2/3 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
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
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
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3—5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1 卷第6 期（1
946 年8 月31
日），第5 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53 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
，第572 页；田
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40 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75、147 页。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
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1929 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
已于1928 年6 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1928 年 12 月 29 日，满洲四
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1916 年以来第一次名义
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
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
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
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
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
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
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1928 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
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
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
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
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
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
①
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
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
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1928 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1929
年3 月撤销。然后，在1929 年1 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当
局在会议上提出裁减中国军队的方案。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自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已经惊人
地膨胀。1929 年，大约为200 万人（而清朝约为40 万人；1922 年约为120
万人）。如今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也是国
家财力无法支持的负担。例如，在1928 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24 万人，年
需军费约3.6 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3 亿元。①
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构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
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人们因此认为，除非裁减军队，政
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
他的人——同意全国军队裁减至 80 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41%，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然而，编遣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因为军阀们
对蒋介石的疑虑在会议期间加剧了。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事实上是中国训练
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蒋介石利用战斗力差的军队应予首先复员的原则，要
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军队是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主要
泉源，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军队编遣问题来建立对他们的政治优
势。不管地方军阀多么可能愿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这当然是可争辩的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5 页。
——他们可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而让蒋介石增强他的实力。因为他们并不
觉得蒋介石比他们更有权利来要求掌握国家权力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
1929 年1 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离开了编遣会议，却决心为保持
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进行反蒋。至于蒋介石，他同样决心建立中央
政府对各省的统治。结果是连续不断、损失惨重的内战。
编遣会议闭幕仅两个月后，第一次内战即在1929 年3 月爆发，当时桂系
——危机表面上是蒋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这是一次很难对付的挑
战，因为桂系领袖是很有才能的战术家，指挥军队约23 万人。冯玉祥——他
指挥22 万人，大概是蒋介石最有能量的军事对手——也有可能加入叛军一
方。这次挑战可能毁灭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却适合蒋介石发挥他的天才。
因为蒋介石收买了冯玉祥，据说花了200 万元和答应他控制山东省。然后，
蒋介石以他的优势部队在不到两个月内击败桂系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
北、湖南-湖北的绝对统治随即瓦解。他们仓皇退回广西省老家，怀着屈辱，
以待来日。
1929 年5 月，仅一个月后，蒋介石违背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
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在这次较量中，冯玉祥一半的军队——全部最精锐的
部队10 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
节。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东和河南，阎锡山在山西消极观望。
随着冯玉祥军队受到中央军的重创，华北的力量均势显然转向有利于南
京政府。阎锡山因此感到威胁，于1930 年2 月和3 月，与大为削弱的冯玉祥
共同组成新的反蒋运动。这就是北方联盟，对蒋介石权力迄今最严重的一次
挑战。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如今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反蒋力量联盟，桂系李宗
仁和白崇禧允诺从华南配合他们的进攻。蒋介石的许多文职对手——包括形
形色色的集团诸如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和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为反蒋运动提
供行政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不久，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开始创立一个
独立而永久的政权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国民党扩大会议”——在职能上与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1930 年7 月在北平召开。同年9 月，一个
新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新政权颁布约法，包含保证各项
人身自由的条款，也吸引了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压
制刺痛的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7 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在这次内
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
烈。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25 万人。截至同年9
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反
叛政府从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后，北方联盟和南京政府的领袖都认识到
奉系军阀张学良能够转变战争形势，于是双方都讨好张学良。最后，南京政
府贿赂张学良1000 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张学良在
9 月中旬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政府。北方联盟从而失败。可是南京政府从此次
战役的胜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张学良迅速率领10 万东北军开入北平、天津
地区，控制了主要铁路及天津海关的巨额关税收入。因此，华北依然处于南
京政府行政统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断发生。在逼蒋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实际上成
功了——共六个星期。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与前几次相同，妒忌蒋介石日益
扩大的实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权的要求。然而，总是有些次要问题给反
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蒋
介石痛感北方联盟因颁布约法而得民心，他决定于1931 年2 月宣布颁布同样
的文件。他坚定地说，“没有约法，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就没有保障??没有
对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统一和内战的结束。”①
然而，胡汉民激烈反对这一提案。他公开宣称颁布约法是违反孙逸仙的
意图——虽然他反对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蒋介石意在根据新约法出任
总统以扩大权力。为反对蒋介石单方面决定颁布约法，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
职务。于是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因为——据蒋介石解释——“只有采取这
种办法他的光荣的过去才可以保全无损”。①
表面上为抗议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两广军阀和蒋介石的各类文官对手（如
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和孙逸仙之子孙科），于 1931 年5 月在广州建立了一
个分裂主义者的新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成，由此进
而在1931 年6 月1 日创建了新的国民政府。②实权则握于地方军阀之手，特
别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手。
新广州政权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责和非难。广州政权声称只有独裁者蒋介
石在南京辞职，它才放弃反对立场。
若不是日本军队在1931 年9 月18 日进犯满洲，这场冲突可能像前几次
一样要兵戎相见。由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日激昂情绪，要求停止党
内纷争和组织联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经过非常秘密的谈判
和复杂的会议——包括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的两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和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统一会议——之后，两个对立政权达成协议。
12 月15 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
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乡浙江
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组成。德高望重但无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
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成为新政府的实际首脑。
孙科政府在1932 年1 月1 日就职，仅存在25 天。国民党三大人物——
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绝与新政府合作。新
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财政职责。中央军依然
效忠蒋介石。新政府的领导人被面临的种种紧急问题压得一筹莫展——甚至
早在1 月2 日就恳求（但未成功）蒋介石和汪精卫回南京，以便政府听取他
们的建议。
孙科政府的境况日益恶化，蒋介石看准这种困境是他重新掌权的机会。
然而，反对他的“独裁”一直如此强烈，他知道不可能恢复引退前所拥有的
职位。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在杭州经过三天紧张的谈判后，研究出解决困
境的方案。1932 年1 月21 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不久谈判纪要公布。1
月25 日，孙科及行政院各部会官员辞职。三天后，汪精卫宣誓就任行政院长；
1 月29 日，①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总理”的汪精
卫，形式上是这个政权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长。然而，渐渐变得很明显，实权
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从1932 年直到1949 年，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中统治
① 《中华年鉴，1931—1932 年》，第530 页；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205 页
。
②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39—444 页。
① 此日期有误，应为3 月7 日——译者。
一切的领袖。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有些中国人尊崇他
为完美的民族领袖；另有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
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卫者；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
者。然而，不论敌友，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
由蒋介石来继承孙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1925 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
从预见的。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卫、胡汉民或廖仲恺；他
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然
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首先，他是
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
1923 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1924—1926 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 名
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毕业
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
备精良。这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
中有效地加以运用。例如，蒋介石在1927 年8 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
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
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此外，在1927 年12 月20 日，18 个将
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
司令官。①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
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1928 年1 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又在1928 年开始聘用德国军官，如马克斯·鲍尔陆军上校为军事
顾问和教官。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
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
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
赖。例如，汪精卫1927 年夏在武汉主持对立的国民党政府，他的最有力的军
事支持者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结果，汪
精卫在1927 年9 月突然被剥夺权力，被迫谋求同他的主要政敌蒋介石联盟。
同样，胡汉民在1932 年以后把他的命运寄托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
觉得胡汉民有用，因为胡汉民是国民党主要理论家，能给陈济棠的纯军阀政
府涂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汉民决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
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北伐期间，
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他们认为
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然而，蒋介石像1913 年以后的孙逸
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
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在1912 年和1922 年间，
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
青帮——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头子也有密切关系。当
① 《革命文献》，罗家伦编，第18 卷，第10—11 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29
5 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第96 页。
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
在1927 年春被共产主义日益逼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
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
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共产党人所困扰。或许，
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
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资本家在3 月末同意向他提供
首批预付款300 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
中清除共产党势力。1927 年4 月12 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
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
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
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4 月25 日，他们再给蒋介石
700 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
月约达2000 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
公司捐款50 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 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 万元。当资
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
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
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
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①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
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②
虽然国民党在1928 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
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在南京的10 年时期，政府从全国
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
85%。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这样，又是上
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
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例如，冯玉祥痛感他
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
队优越。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
手。③
第三个为蒋介石在国民党运动中取得优势的因素，是他对派系和军阀政
治的权术运用自如。蒋介石很少对一种思想意识的立场或派系政策矢志不
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应任何派系，而不成为该派系的一
员。例如，在1927 年末和1928 年初，他与左派国民党和元老（一批以前的
无政府主义者和老政治家，以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为代表）合
作；到1928 年8 月，他又与元老和右派结盟反对左派；而到了1929 年3 月，
他又与右派联合既反对元老又反对左派了。于是在一年半之内，他联合过国
民党政治派系的各个集团。他又有使相互敌对的派系都为之效忠的才能。例
如，在30 年代中期，CC 系与蓝衣社①准备火并——可是两派都尊他为领袖。
① 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 年》，第232 页。
② 《中华年鉴， 1929—1930 年》，第629 页。
① 复兴社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说：“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
复兴社，并无其
他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南昌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
群??于1932
而CC 系和蓝衣社都蔑视政学系——可是蒋介石最亲密的顾问和受到信任的
官员，有许多是政学系成员。
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也可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关系中看出。这些以前
的军阀妒忌和不信任蒋介石，并且几乎都不时举起过叛蒋的旗帜。情况总是，
反蒋军阀希望其他地方军阀与他们联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蒋介石的敌人
行动一致，蒋氏是会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他胜
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
在不使用银弹时，他以欺骗、许诺和恐吓来取得地方上的对手支持，或至少
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转过头来对付他们。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却坚定不移。
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
的幸福为己任。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
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而且，
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刚愎自
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①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
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
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的
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 年的失败。
年3 月间到南京来??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蒋介石??任命刘为军委会政
训处
长??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
的倾向。他
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
一批优秀党员组
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对于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
社南京总社看
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复兴社
总社）训育组知
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 年10 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
总队长，率队
北上。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
组织，但不知究
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
群。他也乐得以
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
总社知道这种情
况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不回来了。”见台湾《传记文学》第
59 卷第4 期——
译者。
① 《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 卷，第50 页。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1927 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
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它的结构建立于1928
年10 月政府的改组中，即使 1949 年以后，在台湾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点。
新政府的蓝图是由孙逸仙在三民主义的讲演和在《建国大纲》中草拟的。政
府整个结构的基础，是孙逸仙的训政概念。孙逸仙矢志于民权目标，但他也
深信中国民众尚未准备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所以，他曾论断国民革命有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这时革命党人要依靠军事力量巩固政权。
1928 年6 月占领北京后，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此时已进入第
二阶段，即训政时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
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通过选举县长、召开县代表大会
和制定法律，以便县一级能充分实行自治，这样民众才能受到教育，准备进
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民主的宪政时期。
训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
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
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短暂的会期除外；在南京的10 年，只召开了
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党治的指导原则和
全面指导党务。
中央政治会议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
立法和行政职能。作为立法机构，它能创制法规或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
定给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它有权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导和监督政府。于是，
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
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
①
按照孙逸仙的具体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
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然而，除政府
的上述三个分立部门外，孙逸仙又加上两个显然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这两
个部门是考试院（通过文官考试决定政府雇员资格）和监察院（类似旧王朝
监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长充
当总理，指导所属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业部①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
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正式职
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他执行这一权力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
统。何廉曾任蒋介石顾问，②他回忆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
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③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
1934 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没有来过南京〕我
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
① 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② 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③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60 页。
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④
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
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官员们确实
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
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因为民事机关既无
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例如，在30 年代，只有全部
预算的8%到13%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1933 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
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这样，
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
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
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1929 年以后，由于党的
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
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党的削弱，连同旧式官僚和军阀在南京政权里的地位显赫，使先前理想
主义的党员士气低落。一位以前的国民党员回忆，他“和许多??同学一样，
原来参加国民党，是相信国民党是唯一能在中国摧毁地方军阀，长期掌握权
力的力量”。然而，由于蒋介石对国民党运动的非激进化，他和像他的许多
人一样，“可以理解地对国民党感到幻灭，我们中许多人事实上退了党”。②
党员资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30 年代，党成了空壳；
它的作用——正如杨格所说——正在变得“几乎有名无实”。③
然而，国民党继续存在，因为该党的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为蒋介石作
出的决定提供合法的图章。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识破，党也提供了一点实质
性的东西，使这个政权能够声称它不是军事的和个人的独裁政权，而是——
依照孙逸仙的教导——代表民众的一党独裁政权，直到民众能担负起自治的
责任为止。
国民党政权在性质上是矛盾的：有时它专横暴虐；有时它又屈从软弱。
国民党政权以集权主义为借口，它的权力主要来自控制了一支优势的军队。
因此，只要为国民党军警力量所能及，不论个人或团体向它的权力挑战，或
批评它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它强有力的压制。例如，工会在20 年代中期力量
强大，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1927 年以后，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就被撤职，
而由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接替。工会的指导原则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与雇主
和政府合作。独立工会活动受到禁止，工会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软弱顺从的工
具。
自五四运动（1919 年）以来，学生运动是全国政治中的一个有力的因素，
如今也受到压制——虽然不如对待工会有效和持久。①例如，1930 年，国民
④ 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12824，高斯致约翰逊， 1934 年9 月16 日，第1 页。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第221 页。
② 王成（音）：《国民党：道德堕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
53 年），第150
页。
③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4 页。
① 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
党的训练部取缔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除非受到党的严格管理。同时，
学生被要求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学生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热
心的爱国群体之一。在1931—1932 年和以后在1935—1936 年，当日本帝国
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南京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
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
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
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
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
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
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
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共产党
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早在1929 年和1930 年，当时
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
的支持。《北华捷报》在1930 年5 月写道，“与不到18 个月前的热情相比，
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①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
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②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
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导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
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
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
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 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
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
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
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然而，正如阴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南京政权独裁主义的性质，也由它本
质上的虚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动和贪污腐化，腐蚀了国民党运动早期的革命
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风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积极性。所以，甚至这个政权本
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实现孙逸仙纲领目标的动力、献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
京政权之虚弱，还因为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
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
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
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20 世纪，民众拥护才
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由于存在这些固有的弱点，南京政权有时不得不勉强地迁就现存社会秩
序的领袖，最显著的是地主和资本家。确实，这种自我适应引起了许多——
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①
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
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
① 《北华捷报》， 1930 年5 月20 日，第297 页。
②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 卷第24 期（1933 年6 月19 日），
第2 页。
① 例如，见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 卷，第119—123 页；小巴林顿· 穆尔：
《独裁和民主的
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 187—201 页。
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复了共产党人曾
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
土地归还原地主。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掌
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
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
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1/5 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
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
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60%至
75%——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
利润。②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
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
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1927—1928 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
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1935 年，政府
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
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
机构；截至1937 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70%。①这些金
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
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
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
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
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
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
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
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
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②
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 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
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
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10 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
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
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
②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7—508 页。
① 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161— 207 页
。（译者按，此书
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
学出版社，1987
年7 月出版。）一项最近的 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决非无能为
力，但是他们 也
不控制政府。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 权与长江下游
的中国纺织厂主，
1927—1937 年》。
② 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67—242 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
、自治和动员诸问
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84—2
98 页。
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
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
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这是一个根本的
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
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
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当然，国民党政
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
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
幸福奋斗。
国民党诸派系
一个政权习惯上不受舆论的约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
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
而是在这个政权本身的各委员会内进行。此外，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多地
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庞信的助手个人决定，
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长或
局长解除原有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关键
更多地不在于掌握专门技术知识，而是在于与政权的领导人维持个人的关
系。换言之，派别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
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
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般最具有影响力的派系，是CC 系、政学系和黄埔
系。
CC 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
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1916
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
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1927 年6 月，他们
首先建立以CC 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
部”，就是代表“二陈”。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
同志会，尽管有关CC 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①
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
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这样，CC 系成了
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
年团体和工会。CC 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
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CC 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
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严格地
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
合力。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
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
—1938 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①
蓝衣社在1932 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
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
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
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
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
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
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
①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29 页；陈少校：《黑网录》，第290—291 页。然 而，
陈立夫否认这样一
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 地》，第20 期（1937 年2 月1 日）
，第13 页。
① 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
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
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
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
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
据报导，大约在1935 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
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
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②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
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
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30 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
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
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①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
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
调查统计局。②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
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
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10 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1934
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③的暗杀。
和CC 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
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
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
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郛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
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
例如由黄郛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1932 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1936 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
政治人物之一。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
文灏和黄绍竑。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
许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
过是微弱的。例如，黄郛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
——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
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② 《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11 页。
① 中华复兴社仅在1935 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 于初中
和小学学生参
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 者。
② 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前后
成立过两次。第一
次成立于1935 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
二处由戴笠所控
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 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
1938 年8 月，
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
（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
统”）——译者
③ 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
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
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败的文
官政客；尤其敌视CC 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
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
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
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 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
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
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①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
年蓝衣社和CC 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
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
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
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
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
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
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
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
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①他认为法西斯的
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
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
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
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②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
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 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
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
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
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
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
③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
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
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
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
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
① 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 年5 月27 日。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 卷，第110 页。
②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37—38 页。
③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 卷，第111 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
德里克：《新生活
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 卷第4 期（1975 年8 月
），第945—98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 页。
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
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
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 系的一个成员所说，
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
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①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
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
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
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
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
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
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
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① 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 卷第2 期（1934 年11 月10 日
），第20 页。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对南京10 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
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1937 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
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
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
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①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
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
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
——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
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
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10 年的头
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 年取得
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 年的内战，
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
府的政令在1931 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
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①
然而，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
得很快。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
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1930 年
10 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第
一次围剿。然而，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1931 年1 月1 日击退
了国民党进攻者。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但是，直到1933—1934 年第五次
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80 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
对共产党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共产党人取
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
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1934
年10 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共产党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
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
退的共产党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地方军阀感受到共产党军到
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
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因为
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
状态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
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
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由于广泛
① 看法对国民党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杨格的著作；对国民党人不甚有利的 研究是田
弘茂和易劳逸的著
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①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86 页。
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
济轨道。①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
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例如，1937 年春，
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然而，
由于蒋介石1934—1935 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
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
强。
反共战役之果，直到1936 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
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
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特别是自1931 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
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陈济棠与桂系
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 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
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这一
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
在1932 年仅52 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
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
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于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
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然而，由于蒋介石尾
追共产党的长征，到1935 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缓冲地带。蒋介石还在两广边境
集结军队，在相邻的湖南修建机场，并加速粤汉铁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1936 年5 月，胡汉民突然去世，蒋介石抓住胡汉民治丧的机会，向两广
领袖挑战，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西南当局在6 月初
开始调动军队向北进入湖南省。他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
作战。然而，蒋介石推断陈济棠及桂系领袖在计划进攻，企图推翻南京政府。
这个推断或许是实情。
蒋介石政治操纵的天才，在这种局势中大显身手。他一方面收买广东空
军，使之在7 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对反叛的领袖兼施军事威胁和许
以高官，终于使反叛在9 月归于失败。结果，在南京政权时期广东第一次被
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广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
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战。
因此，到1936 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
国本土18 个省中，仅有7 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
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
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
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
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
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
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
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
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
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
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99
—120 页。
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
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①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
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10 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
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
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1933 年，现代
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3.4%左右。而在另一方
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65%左右。
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
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
民众的悲惨境地，1930 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
2.5 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①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
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1934 年说的，
“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
素”。②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930 年颁布
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37.5%）。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
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10 年以上，有
权购买他们的耕地。1930 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
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50%至70%的地租；
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
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
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
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
见。②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 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
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
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
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
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
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
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
产恢复生机。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5 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 年》， 第6
6、69 页；卜凯：
《中国土地的利用》，第387 页。
②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 任命日
直到1934 年4 月1
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18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89 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17 页。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1934—1936 年政府开支总额
不到4%用于经济发展。③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
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1937 年所
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
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
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④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
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1927 到1937 年这一时
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①灌溉工程项目与中
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6000 平方英里。1937
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
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
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②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
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10 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
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1937 年以前农
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
农民在1932—1935 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
因而猛跌，在1934 年下跌到低于1931 年水平58%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
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
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1934—1935 年，金融萧条处
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
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1934 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 年收获量的34%；
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 年水平的主要农
作物。①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 年的244.3 亿元下降至1934 年的
130.7 亿元（时价）。②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
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 年和1935 年。③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
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
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
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
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
③ 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37、439 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 设”是用
来表示经济发展
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77 页。）
①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 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
10 年：中国建国
的努力，1927—1937 年》，第235 页。
②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 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
策的目的和成果》，
第166 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 卷第13 期 （1935
 年7 月1 日），
第134 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 年：初步研究》，第10、35、40 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 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
——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
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
税。无法概括在30 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
大。然而，蒋介石在1935 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
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
（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
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
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
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1936 年和1937 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
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20 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
1935 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
境况，中国农民10 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
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1936—1937 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
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
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
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
10 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1931 年
到1936 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6.7%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
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10 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
9.4%；棉布增加16.5%；银行存款（按1928 年物价）增加15.9%等等。这些
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 年生产仅高于
1929 年的水平6%；而在美国和法国， 1936 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1929 年水
平的12%和21%。①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
常小。例如，1928 年中国发电量仅为88 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500
万兆瓦小时，美国为8800 万兆瓦小时。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
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168 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 卷第46 期 （
1933 年11 月20
日）文章，第4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10、396—399 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119 页；艾布 拉姆·
伯格森：《苏联计
划经济》，第84 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 年》，第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过，鉴于30 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10 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30 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
如，经济学家约翰·K.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
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10 年停滞不前，
“政府在1937 年比10 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K.
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
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1929 年，政府
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 年，政府废除了19
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
两，在1935 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
默勒委员会在1928 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2300 英里——比1927 年轨长增加47%。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70%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 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1927 年上海182 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1930 年足有2/3 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1934 年再三恳求
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1936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③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 年》，《经济史杂志》，第 27 卷
第1 期（1967 年3
月），第73—81 页。
④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 志》，
第16 卷第2 期（1957
年2 月），第220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63 页。
② 同上书，第317 页。
③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211—212 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38.7%——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
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
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1912 到1936 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
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
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
无关。
在南京的10 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
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1927
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1935 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
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1936 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
有的工业的12%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
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
1933 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
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
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1934 年末的
1260 万元跃至1936 年6 月的1.15 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
约9000 万元。①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
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
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
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
由宋子文主持，在1935 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
团的主要成员。1937 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15 家，占华商纱厂
纱锭总量的13%。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
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
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
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
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1936 年和1937 年是
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
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
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
种土产。②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
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
188—190 页；布
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250 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155 页。
②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66—67 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20 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5—246 页。
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
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1935 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
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
标，资源委员会在1936 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2.7 亿元。资
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
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
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
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2.7 亿元，该委
员会仅收到3000 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15 个
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
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
—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
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①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
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
19 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
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
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
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
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
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
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90 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
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
为方式。①
①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35—240 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
）资源委员会的
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
国》中的全面研
究。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59-260 页。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 年
从1936 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
南京政权在同年6 月至9 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
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1916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
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
—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
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
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
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
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
迫使蒋介石在7 月13 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
“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
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
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1936 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
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11 月和12 月，中
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
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
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
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1931—1932 年冬季以来
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1935 年11 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
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
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
从而到1937 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1931 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
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
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
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1936 年和1937 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20 年以来最大
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1936 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1933—
1935 年的平均值达45%。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 年以来从
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1936 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
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
1936 年10 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①同样，
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12 月说，“在最近几
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②
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10 年之初，蒋介石被
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
① 《纽约时报》，1936 年10 月4 日，第25 页。
② 《大公报》，1936 年12 月13，第1 张第2 版。
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
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
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
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他确信只要再
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3 万—
—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
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
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
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12 月4 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
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共产党人一致抗日。
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12 月12 日黎明前制伏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
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
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
的政策。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
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共产党，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12
月25 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
南京。①
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
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
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虽然
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共产党人。
事实上南京与共产党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中国人似
乎是10 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① 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142—148 页及各处。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
10 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
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 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
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10 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1937
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 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
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
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10 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
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 年4 月写道，“观察家??不
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
深刻印象”。①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
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
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
改进”。②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
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
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
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
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
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
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
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10 年之末，这个政权依
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
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
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
迟至1936 年9 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
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
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①
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1935
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
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
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
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1936
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
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
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②这些位居高层的人
①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 页。
②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 页。
① 《北华捷报》， 1936 年9 月16 日，第482 页。
②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44 页。
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
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
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
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
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2/3。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
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
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
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
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
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
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
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
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
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
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
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
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
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
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
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 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
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
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
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
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
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
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
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
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
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
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30 年代，
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
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
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30 年代也已急剧扩
大。例如，在1935 年，中国约54%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3 页。
② 同上。
① 1932 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
议”——译者。
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
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
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
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
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
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
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
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
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
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
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
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
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
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年》，第111—112、126—127 页；让· 谢
诺：《中国劳工运
动，1919—1927 年》，第48—49、66—70 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18—2
2 页；费维恺：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 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
，第339 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98 页。
第4 章 1927—1937 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10 年，即从1927 年中期国共
分裂到1937 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
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
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
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
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1922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1923 至1927 年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1927 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
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
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
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1927 年秋到1931
年1 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
的地位。然而1931 年1 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
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
务，1934 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
的血腥清洗，到1937 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1927 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
一些比较年轻的人：1927 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 年夏到1930 年夏是李立
三，而1931 年1 月到1935 年1 月是国际派（即28 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
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1927 年4 月高峰时期的近60000 人下降到同年年底
可能不足10000 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1927 年的灾难中没有
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
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①
——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
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1927
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
爱的母亲。”②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
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1927 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28 岁的年轻
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
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
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
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
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1927 年7 月至8 月接任书记职务
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1928 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
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
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①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
①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 卷（即
本书上卷）第10
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 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11 章《1926 年初
以前俄国所起的
作用》（韦慕庭）。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
1921—1972 年》，
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
② 《红旗飘飘》，第6 集，第15 页。
① 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 页。 关
于瞿秋白的背景
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 年》第145—148 页和
各处；夏济安：
《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3—54 页；和本书第9 章。
斯大林1925 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②1927 年9 月在汕头及12 月在广
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
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
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
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
纷争。③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
农村根据地，大约有15 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1928 年4 月瞿辞去党的书记
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
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
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①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
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1928 年7 月“六大”的决议
和1929 年2 月8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
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
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1927 年6 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
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
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
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
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
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1928 年6 月4
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
直到1929 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
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1927 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
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②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 年6 月至7 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
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
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
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
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
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
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
② 刊载在1925 年2 月3 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 国：整风
文献，1942—1944
年》，第269—27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80 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4 页。
① 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 向。例如，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1362 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 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
。反之，许多中
共党员离开城市去 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
显然 是城市出
身的。
② 1929 年2 月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 年11 月25 日毛泽东 的报告
，《毛泽东集》（竹
内实编），第2 卷，第25、 28 页；《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603—614 页。
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
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
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
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①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
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
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
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②
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
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③
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
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
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
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④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
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
制。⑤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
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
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
的而解散整个省委。①直到1930 年9 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
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②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
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
瞿秋白于1927 年10 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1928 年11 月又创办了
《红旗》周刊，从1929 年10 月到1930 年7 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
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③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
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
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
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
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
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
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
1928—1930 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 页。
② 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 卷，第140—141 页。
③ 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 年》，第34 页。
④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72—173 页。
⑤ 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 页。
①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卷，第43— 44 页
。这种趋势在1929
年11 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 年》，第55—56 页。
③ 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
出普遍的乐观，但
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 年7 月23 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
中国问题的决议
案》（见《红色文献》 第354 页）是在4 月至5 月起草而在6 月通过的。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
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
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
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
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
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
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①
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②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
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
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28 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
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
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
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③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
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28 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
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
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
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
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
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28 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
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1931 年1 月召开——只有狭窄的
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
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①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
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
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
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
们在1931 年1 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22 人，包括五位年
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1931 年2 月7 日被枪杀。
28 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
“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
①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 卷，第70、100、108、140—141 和143—1
44 页；郭华伦：
《中共史论》，第2 卷，第334 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 一种认为李立三在1929—
1930 年几乎完
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②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 卷，第68—71 页。
③ 《星火燎原》，第1 集上册，第16 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 鉴》，
前言，第2 页。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 年 12 月 16 日），载于 《党
的改造》第1 期（1931
年1 月25 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 部的权力关系》，第95 页。又《中共
中央政治局关于
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 党籍的决议》（1931 年1 月 20 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 期
 （1931 年2 月 15
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18—221 页。又见萧作梁： 《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的权力关系》，第135 页。
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②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③有理由假定他们宁
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
惩罚制度。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中共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
斗争在1931 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
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①
然而，28 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15 个左右的农
村苏维埃。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
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
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1928 年底毛泽东和朱德
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②另外两个苏区
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③新机构可能削弱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日益增
长的权力；28 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
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
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④
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
随之迁徙。中央的转移于1933 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
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
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
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
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
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
养成官僚主义。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
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
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
滋长。①
群众路线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
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
的“群众路线”。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
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
② 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 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
体会议上的讲话），
第78 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
》第3 卷，第111
页。
③ 1939 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
林祖涵一起在出
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卷，第250—259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 页；《社会新闻》，第 6 卷
第19—20 期（1934
年2 月27 日），第264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183—184 页。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503 页。
④ 《红旗》，第29 期（1932 年1 月25 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卷，第335 
和367—368 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 页。
一个群众组织，②而毛泽东在1927 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
‘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③当1927 年中共第一次转移
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这时党员
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
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
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旦28 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
转变。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
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
内涵。虽然1931 年9 月1 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
固根据地，①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它对
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词含糊的军队口号
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
说明了这一点。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
广大的被压迫群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 年11 月在
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②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
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
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1934 年1 月28 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
及在1934 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
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
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
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
国的斗争。”③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28 个
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28 人中
最接近毛泽东的张闻天一方面说：
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

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
确的
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
围[的
问题]。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
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
② 《红色文献》，第19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44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卷，第312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65 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
，第2 卷，第306
页。
③ 《斗争》，第47 期（1930 年2 月16 日）。
① 《红色中华》， 1934 年6 月28 日。
最迅速的处置。”②
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
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
时间比28 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
成一条政策路线，但1929 年12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
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
众来贯彻实施。③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④批评红军的错误
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
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
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⑤在1932 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
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⑥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
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
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
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
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1933 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
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
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
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
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
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
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
任务。①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
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
互助组。②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有时甚至
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③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1931
年12 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④1934 年红
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
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
② 同上书，1934 年5 月25 日。
③ 《毛泽东集》，第2 卷，第82 页。
④ 1931 年9 月1 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卷，第 302—30
4 页。
⑤ 《毛泽东集》，第2 卷，第82 页。
⑥ 同上书，第3 卷，第168 页。
①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 卷，第123 页。
②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8 页；《红色中 华》，1
934 年7 月26 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 154 页；斯诺：《西行漫记》，第18
3 和253 页。
③ 《红色中华》，1934 年6 月30 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
2—154 页；《星火
燎原》，第2 集，第100 页；《红旗飘飘》，第13 集，第6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33 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 页； 《红旗
飘飘》，第11 集，
第166、171 和210 页。
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①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
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
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②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
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
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③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
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
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④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
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
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
重解放妇女。⑤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
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
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
的崩溃。①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
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1930
—1931 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
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
题。但是夏曦，28 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②在别的
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
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30 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
敏指挥的120 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③④——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
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
领导权。⑤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
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
① 《红旗飘飘》，第1 集，第74 页；第7 集，第79—108 页；第9 集，第176— 178 页
；第11 集，第151、
200—208 页；《星火燎原》，第4 集，第266—268 页。
② 苏维埃法典在1933 年10 月15 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16 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
《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民政经验》，第5 章B 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
第404—406 页。
③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13—414 页。
④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353 页。
⑤ 《星火燎原》，第2 集，第462 页和第6 集，第379—380 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
史稿》，第2 卷，
第19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4 卷，第685 页。
② 《星火燎原》，第2 集，第100—102 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 集下册，第 617
 页。
③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94—95 页；《星火燎原》，第2 卷，第510—522 页。

④ 根据1991 年7 月31 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 期
（1973 年1—3月），
第59 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 151 页。
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
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
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1927 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
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
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
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
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
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
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
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
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
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
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①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
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
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
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20
年代后期和30 年代初期他认为1927 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
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②1929 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
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
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
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①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
理性上的诚实。②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
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
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③龚楚是
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
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11 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
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
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1971 年在香
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④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 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
系》，《中国季刊》
第21 期（1965 年1—3月），第46—59 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12 月10 日，第7—8页。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
其他原因，见林
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9 卷第8 期（1934 年12 月 11 日），第296—300 页；和托
马斯·C.郭：《陈
独秀（1879—1942 年）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8 章。
①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30 期，第18—19 页。
②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 这方面中
共的学者没有分享
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③ 李昂：《红色舞台》，第189、192 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
第75—76 页。李
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 龚楚：《我与红军》，第2—10、445 页。
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
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
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
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
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
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
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
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①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
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
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1936 年12 月2 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
10 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1935 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
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1937 年2 月和11 月对他斗争（即“对
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
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
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
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
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
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
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②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
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
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
“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
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
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
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
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
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30 年之后，他仍
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
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
“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①
① 《星火燎原》，第4 集，第117—118 页；《红旗飘飘》，第3 集，第229—233 页。

② 《明报月刊》，第57 期，第95 页；第61 期，第83—84 页。见载在《明报月 刊》第
62 期上的《张国
焘敬告国人书》（1938 年5 月20 日）；一种较早的版 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
工人的供状及其
他》，第4 页。
① 《明报月刊》，第56 期，第86 和93 页；第59 期，第85—86 页；第60 期，第 85 页
；第61 期，第93—94
页；第62 期，第85—88 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 《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1927 年7 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
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
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
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1927
年4 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
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
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
②后来，到1927 年5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
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③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7 月举行起义的号
召。
1927 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
系列的起义：8 月1 日江西南昌起义，8 月到10 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
暴动，12 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
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
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
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
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
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①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
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
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②
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
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
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25 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
军官，③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
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①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
②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 页。
③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第2 卷，第390 页。关于
南昌起义的叙述，
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 期 （1964 年4—6月），第3—
54 页。
①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 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 史
，1921—1949 年》，
第12 章。
② 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 集上册，第19 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第
10—11 页；《南
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 期（1957 年），第130 页。这些 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
或共青团员。
③ 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 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 军； 在叶挺
所指挥的参加起
义的第11 军中有第25 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 者。
① 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 集上册，第101 页。
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30%。②
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1927 年8 月7 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
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1931 年1 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
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B.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H.纽曼所说服。他
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
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
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
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③紧急
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
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④从现阶段
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
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连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
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1927 年的秋收
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
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⑤
“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
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
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
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①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
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
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
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
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
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
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
作起义的主要力量。②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
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
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
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岗
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③毛泽东从失败
② 《华字日报》，1927 年9 月28 日和9 月30 日。
③ 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 年》，第5、15—16 页。
④ 《红色文献》，第93—135 页。
⑤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 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 夭折
的罢工以支援起义。
见《华字日报》，1927 年8 月5 日。
①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 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 看罗
伊·霍夫海因茨：
《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 期（1967 年10—12 月）， 第37—87 页。
②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 页；《中央通信》，第6 期（1927 年 9
 月20 日），收入
《毛泽东集》第2 卷，第13 页。
③ 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 徐向前和
郑维山文，《星火
燎原》第2 集，第363—377 页和第1 集下册，第743 —755 页。又见罗荣桓文，《星火燎
原》第1 集上册，
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
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 年夏天，他才拥有包
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
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1929 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
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①贺龙在1927 年底只带着8
枝枪和20 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 年5 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
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 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
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
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
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②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
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 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
面”。③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
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 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 年
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 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
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④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
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
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
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
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
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
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
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
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
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
①接着在1927 年12 月11 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
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
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
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②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
央的11 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
第139—140 页和黄永胜文， 《红旗飘飘》第13 集，第7 页。
① 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1 集下册，第795—799 页。
② 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 集下册，第603—614 页；萧作梁：《1927 年的中国共 产
主义：城市与乡村
的对抗》，第110 页。《中央通信》第5 期（1927 年8 月30 日），收入《毛泽东集》第
2 卷，第1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6 页。
④ 《星火燎原》，第1 集上册，第164 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 拉切克
：《江西苏区的道
德经济，（1928—1934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 卷 第4 期（1983 年8 月），第
805—829 页。
① 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 《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参考资料》，第200—222 页。
② 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 集上册，第196—197 页。
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③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
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 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
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 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
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
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④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
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
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

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
来了，
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
地吃
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
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
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
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
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
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
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
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
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
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①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
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1931
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
“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②像《密勒氏评论报》
（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1933 年和1934 年全年报道过
③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 页。
④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
鲍大可编：《中
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
刊》第20 期）中，
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 年11 月25 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
 卷第61 页）中，
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
，见陈志让以《意
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 年7 月7 日和8 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
复印供交流用）。
① 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 集，第8 页。见毛泽东1928 年11 月25 日的 
报告，《毛泽东集》
第2 卷，第28、47—48 页。
① 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46 期，第99 页。
② 《教务杂志》，第13 期（1931 年6 月），第468 页。
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③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A.J.比林汉考察
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
是国民党。④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
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
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
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
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
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
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
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
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⑤
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
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
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
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1910 年至1920 年
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
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
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1930 年，13
个左右苏维埃约有300 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
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1929 年7 月至10 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
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①
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
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②这一事实
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
构的倾向。③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6 个月的
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
治活动。④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
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
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
③ 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 1933 年7 月22 日，1933 年11 月18 日和1934 年1 月
13 日。
④ 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 页。
⑤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 年1 月5 日），《毛泽东集》第2 卷，第128—129 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 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 的估
计出入很大。确实，
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213 页④），甚 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
严格界定。虽然
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 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 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 民政经
验》和金一平（音）：
《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 1928 年11 月25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 卷，第51—52 页。

④ 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 页。
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
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
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
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
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1929 年6 月20 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
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1930 年2 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
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1930 年5 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
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①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
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
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
的经验在1928 年12 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②后来在1929 年4 月
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③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
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1931 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
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①
当28 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
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
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
肥补瘦），②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1931 年1 月的四中全会上
受到严厉的批评。③1931 年9 月1 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
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
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
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
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④在另一方面，28 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
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
他们是剥削者。⑤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
① 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 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共产党
，1928—1931 年》，
第87—91 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
指示说，在反对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
下李立三 在1930
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 卷
，第357—361
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 年5 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
错误的。因为这
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 《毛泽东集》，第2 卷，第67—69 页和第47、56 页。
③ 同上书，第2 卷，第73—75 页和179—184 页。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191—192 页和第245—248 页；《星火 燎
原》，第2 集，第
99—100 页。
②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 卷，第143 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 年出版 的
英文版好得多。
③ 《红色文献》，第236 页。
④ 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 年6 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
1930—1934 年：
文献研究》，第153—155 页。
⑤ 1932 年1 月10 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508 页。

级斗争。⑥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
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
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
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
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1933 年查田运动期间很
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
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
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
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①因此从1931 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土地法》接受了28 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
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②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
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1931 年11 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1933 年转移
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③在其他地方，这
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④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
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
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
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1933 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 个布尔什维克
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
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
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
群众路线的结合。①在1933 年6 月至9 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
负责。接着，在10 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
段时间，直到1934 年1 至2 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
⑥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49 页。
① 《毛泽东集》，第2 卷，第166—167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
 508 页。
② 《毛泽东集》，第2 卷，第259—262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
第192—193、495
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53 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
》（《王明选集》
第3 卷第61 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
会的土地政策，
地主 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 号通 告，规
定富农有买卖土
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
有钱购买土地？
见《毛泽东集》第2 卷，第262 页。
③ 《明报月刊》，第40 期，第98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262 页
。
④ 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 245、
249—251 页；《星
火燎原》第2 卷，第99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卷，第409—412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
崩溃》，第203—205
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第 154—184 页。
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②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
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1933 年3 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
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③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
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④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
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①除非群众要求这样
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
出身。②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
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
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
未组织过贫农团。③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
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1933 年6 月29 日所下的定义，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

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
动，
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
请长
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
堂。
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
，此
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
是主
要的。④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1933 年8 月8 日党中
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①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
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
15%。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②3125
户中就有1512 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
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③
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1933 年9 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
② 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 年3 月4 日），《毛泽东集》第 3
 卷，第195—196
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 年4 月14 日），《毛泽东集》 第
3 卷，第207—208
页。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 年6 月1 日），《毛泽东集》第 3
 卷，第223 页以下。
② 《毛泽东集》，第3 卷，第254 页。
③ 《毛泽东集》第3 卷，第223、257 页；《斗争》，1934 年5 月24 日；王观澜文， 《
星火燎原》第2
集，第211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22 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11—212 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 坑圩——
译者。
③ 《斗争》， 1934 年5 月26 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 1934 年3 月15 日。

产307539 担粮食的土地④（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
的），并没收价值606916 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1932 年到1933
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5—20%。⑤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
埃政府在1933 年7 月发行了300 万元公债，在1933—1934 年间发行了1000
万元货币，并在1933 年7 月向人民借谷60 万担。⑥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
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1934 年1 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
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⑦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
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①但自秋收起义失败，
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
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
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
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
与他们正在做的事。②
1928 年4 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
实上，在1928 年和1929 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
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
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③1928 年7 月，两个国民党军官，
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
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④然而到1930 年，农民们表现出
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⑤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
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⑥1934 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
30%是工人，而68%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自中央苏区本身，
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①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
④ 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317539 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⑤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 年1 月26 日。

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360、368 页。
⑦ 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 年6 月25 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
4 年》，第285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5 页。
② 1928 年11 月25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 卷，第37 页；罗 荣
桓文，《星火燎原》
第1 集上册，第139—140 页；《红旗飘飘》，第1 集，第57 —59 页。
③ 《星火燎原》，第1 集下册，第465—470 页。
④ 方强文，《星火燎原》第1 集下册，第431—436 页；《红旗飘飘》，第10 集，第 18
6 页；斯诺：《西
行漫记》，第273 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 和时代》，第270 页。
⑤ 《红旗飘飘》，第1 集，第57—59 页。
⑥ 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3 集，第90 页。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63—64 页。
起草的1929 年12 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
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
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
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
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
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②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
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③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
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
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 年是28%对70%。④指
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
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 年2 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
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
同级政治军官之上。⑤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
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⑥在战斗和
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①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
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1930 年12 月的富田事件——在那
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
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
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
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
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
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
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
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 年10 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
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
队。②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 年约有5
万人。1931 年增加到10 万人以上，1932 年增至20 万人，1933 年增至50 万
人。在1930 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
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 年7
—8 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 年辖3 个师的八路军以及
1938 年的新四军。③
②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 集上册，第139—140 页。
③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 卷，第123—124 页。
④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 集上册，第140 页。
⑤ 《毛泽东集》第2 卷，第124、453—254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8—69 页。
② 《星火燎原》，第1 集下册，第309—310 和第2 集，第145—148 页；斯沫特莱： 《
伟大的道路》，第
237 页。
③ 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99—100 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 卷，第 20
3 页。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1927 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
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 年六大的政治决
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
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
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
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
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
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①决议反复
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
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
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1929 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
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
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②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
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③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
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
路线的核心。到1930 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
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
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
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倾向。①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
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
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
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
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②1930 年6 月11 日中共政治
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
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
① 《红色文献》，第152—153、166 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1929 年10 
月26 日（《红色
文献》，第334 和340 页）或1929 年12 月末。
③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180 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 年7 月23 日或1930 年6 月），《红色 文
献》，第346—355
页。
② 李立三：《反托》，第9 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982 页。
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
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
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③因此，长期的地方割
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
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
1930 年6 月或7 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
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①共产国际
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
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②
确实，李立三在1928 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
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③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
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1929 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④
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
⑤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
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
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1930 年2 月李想象工人将
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⑥一旦取得一省或
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
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1930
年4 月3 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
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
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1930 年6 月11 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
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29 年2 月、6 月、10 月和12 月给中共的指示
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1930 年春
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6 月或
7 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
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42—51 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
内部的权力关系》，
第22 页以下。
① 《红色文献》，第335 和358 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1930 年6 月（见A.M. 格里
戈里耶夫文，L.P.
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34—335 页）。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
1930 年6 月11
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 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
通信》第5 期第
40 页（1929 年8 月20 日）]和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10 期第18 页（1930 年
4 月10 日）]。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 集，第166—16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78 页。
⑤ 《红旗》，1930 年3 月29 日；《中央通信》，第15 期（1928 年11 月8 日）。
⑥ 《中央通信》，第70 期（1930 年2 月26 日）。
① 《红旗》，1930 年8 月16 日。
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
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
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
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
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
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1930 年8 月7 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
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
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
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
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③1928 年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
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①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
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
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②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
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1928 年到1929 年初的成就，在1929
年5 月18 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
省。
1930 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
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
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
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
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
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
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
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④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1930 年7 月
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
不到10 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9 月1 日到13 日，毛和彭的
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
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⑤在毛泽东看来，1930
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②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43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 《毛泽东集》，第1 卷，第175 页。
① 同上书，第2 卷，第133 页。
② 同上书，第2 卷，第59 和128 页。
③ 同上书，第2 卷，第135 和13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54 和61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99 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
9 页；陈志让：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56—159 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
森论李立三文，
《中国季刊》第14 期，第187 页和《王明选集》第3 卷，第75 页。
① 《王明选集》，第3 卷，第56 页。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
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1931 年7 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
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
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②
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1931 年9 月18 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
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1932 年1 月日本对上海的侵
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
28 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
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28 个布尔什维克在30 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
政策，直到1937 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
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
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
③1931 年9 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28 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1932
年1 月9 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
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
不同了。”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
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
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
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
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
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1931 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
强烈的不信任。1931 年9 月1 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
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
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1932 年8 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
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
员。④
② 同上书，第246—269 页。
③ 《王明选集》，第3 卷，第50 和74 页。
① 《实话》，第3 期（1932 年4 月20 日）。
② 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 期（1932 年8 月1 日）。
③ 周恩来文，《红星》第4 期（1933 年8 月27 日）；《王明选集》，第3 卷，第74 页
。
④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卷，第345—348 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 支持
的二十八个布尔
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
理论，说毛泽东
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
一平的基本假设
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毛
泽东在内）挑战。
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
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第86— 97 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1931 年底和1932 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
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
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
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
区并被打败。①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
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
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

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
少
了。②
第二次围剿（1932 年5 月至6 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
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
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
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
兵和军需官。③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1932
年7 月—10 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
“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④的有
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
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
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①但1931 年9 月18 日“沈阳事变”
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
剿。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
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
周恩来于1932 年夏代替了毛泽东。②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于1933 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
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
们成为既聋且瞎”。③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
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
① 《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1 卷第93—94 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 蒋介石
的意图，见孙科
等：《讨蒋言论集》，第41 和133 页；又见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第42 页。
② 《剿匪战史》，第1 卷，第107—114 页。
③ 《剿匪战史》，第1 卷，第28—4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2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1 卷，第54—67 页。
② 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 要历史
》，第90 页。
③ 《剿匪战史》，第2 卷，第170 和239 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1 卷第375 页 
上说，人民一转向
共产主义，就团结而高兴。
④从1932 年5 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9 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
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24
军和第29 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⑤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3 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
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
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
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 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做
为基础；大约有7000 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
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
全力击败共产党人。在基层，他对1934 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
的联保制度。①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
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②他们开始实
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20000 名工人修筑700 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
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
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
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
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
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1933 年10 月17
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
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
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
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
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主要的

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在目前[1934 年2 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
遇战
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①
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
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1933 年11 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
堡之间仅相距2/3 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在这种情况下，
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13 或14 英里长的战线。第二
个变化发生在1934 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
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
④ 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3 卷，第467 页和第4 卷，第 683—6
85 页。
⑤ 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4 卷，第519 页和王健民：《中 国共
产党史稿》第2 卷，
第207—211 页。
① 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2 卷和第3 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 国征
剿共匪》，到处。
② 刘培善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 卷，第188 页。

① 《红星》，第29 期（1934 年2 月18 日）。
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
一战术是林彪发明的。②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共产党人的碉堡—
—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
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
乎没有电话。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总之，这种战术行动
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1934 年4 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
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③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要是为
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
后重建游击根据地。1934 年8 月20 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
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
离后二年，毛评论说：
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

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
。①
可能出于这种考虑，1934 年7 月方志敏的红10 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
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②8
月，萧克的红6 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③最后，当
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1934 年10 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
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1938 年新四军成立。在华中，
只留下贺龙和任弼时领导下的小块苏区。更北方有张国焘在川北的苏区以及
刘志丹和高岗在陕北的苏区。在蒋介石的压倒优势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时，1927 年以来艰苦开创的局面现在已被摧毁。
长征
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6000 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
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
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几乎没有疑问，长征
的第一个目标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意图没有逃脱蒋介石
② 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2 卷 第26
6 页），王健民著
《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按照第五次围剿的 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
守护的道路修进
苏区。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 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43 期，第34 页。期诺关于
这种战术是林彪
的贡 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 年第1 期的一篇文章证实。又见李德（奥托·布鲁 恩）
：《中国纪事，
1932—1939 年），第68 页。我本人1980 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看到一本林彪关于这个问
题的小册子。
③ 《红星》，第55 期（1934 年7 月25 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30 页。
②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258—259 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 简要
历史》，第92—93
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16—18 页。
③ 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39 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101 页；缪
楚黄：《中国共
产党简要历史》，第93 页。
的估计。①蒋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苏区西南角上的包围圈有缺口，这可能给红一
方面军潜入粤北和广西提供机会。当收紧包围圈为时过晚时，蒋希望利用红
军入侵的新形势，解决由军事反对派领导的西南政治分会的棘手问题。②但广
东和广西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多少战斗就让红军通过了。他们仅实行焦土政策
为即将到来的红军制造困难。因此他们不需要蒋用来诱使他们听命的军事援
助。③在确信红一方面军的意图后，蒋在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之间布置了四道防
线，④使两支红军决无可能会合。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10 万战斗员和非战
斗员损失近2/3 后，政治局领导人在贵州边境附近的黎平（现属贵州）举行
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放弃，而采纳了进入贵
州的决定。⑤这是1934 年12 月的事。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
接到了关于这一决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与他们会师的计划的通知。⑥
计划中的路线将在宜宾（叙府）渡过长江。
红军于1935 年1 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
的态势。①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
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10 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红军是在1935 年1
月7 日占领遵义的，并于19 日离开这个小城，②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
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
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这个计
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据政治安
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
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
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③
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以前，红一方面军
不得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因而遭致巨大伤亡和离队。④经过11
天休整后，红军主要担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后面尾随不舍的
国民党军。整编队伍和抛弃辎重使军队能够重新进行运动战，并运用快速和
佯攻摆脱了尾随在后的薛岳将军和周浑元将军统率的部队。⑤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① 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9 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 4 页
；缪楚黄：《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 1954 年第2 期，第88 页。 长征的经过在迪克·
威尔逊著《长征，
1935 年：中国共产主义幸存的史诗》中 有详细的叙述。
② 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24 页。贺国光当时为蒋个 石的
行营主任。
③ 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62—64 页；《春秋》，第49 期，第14 页。
④ 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45 页。
⑤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 页。
⑥ 《明报月刊》，第48 期，第85 页。
① 《剿匪战史》，第5 卷，第883 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 册，第13—14 页。
②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 页，薛岳：《剿匪纪实》，第 3 
册，第7—9页。
③ 《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8 和50 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 13 集，
 第87 页；安德
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533 页。
④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 页。
⑤ 同上书，第6 页；《红旗飘飘》，第14 集，第102—103 页。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没有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军队的不寻常的重大
军事压力，却放弃了他的苏区。他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辩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
来的红一方面军，而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则指责他犯“逃跑主义”。①
张采取的路线引导他的部队渡过嘉陵江，取道Nan—t′ung、②剑门、剑阁、
梓潼，然后渡涪江经江油，最后渡过岷江到达理番和懋功。③张面临另一种选
择，北上与刘志丹和高岗会师。如果他真这样做，并听任毛泽东和贺龙在南
方受命运的摆布，那么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可能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
位。张的实际行动削弱了红一方面军又保存了它，然而这给了他一种军事上
的优越条件，从而有可能导致他赢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以后的事件足以证
实，1935 年2 月张的明显的狡计原来是他在长征路上所犯的第一个主要错
误。然而，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弃他的苏区的。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遵义会议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论，集中批判了导致丧
失苏区和长征开始阶段严重失败的军事路线。在毛起草的决议中，他无情地
抨击了“单纯防御”战术：在1933 年冬至1934 年福建事变中，不愿利用蒋
介石集团中的矛盾，拒绝作战略撤退，并为击破包围而将主力转移到敌方堡
垒线后面，以及长征准备不足。④由于王稼祥负重伤、周恩来承认错误、张闻
天向毛靠拢，以及德国顾问奥托·布莱恩受贬，党的领导陷入极度混乱。在
回忆1927 年8 月7 日会议往事的气氛中，遵义扩大会议——包括对领导层不
满的军方代表——选举毛泽东为三人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这个小组还包括
周恩来和王稼祥，以代替党的军事委员会，而苏维埃政府军事事务委员会仍
由朱德领导。此外，毛再次进入政治局，可能是张闻天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
一名书记。①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1935 年6 月12 日在懋功会师时，有两个
要点引起了争论——第一点，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因为那时有几名政治局
委员甚至不是1928 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们包括秦邦宪、张闻天、王稼
祥和朱德。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关系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但
在遵义会议上回避了。在懋功，形势有所不同。张国焘想向包括毛在内的新
领导的合法性挑战，并改变革命的进程。
一般认为在两军会合时，与毛泽东的精疲力竭的红一方面军相比，红四
方面军兵员多，装备好，只是训练较差。张国焘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通过委员
会讨论解决党内争端的民主传统，但他同意召开1935 年6 月24 日的两河口
① 《明报月刊》，第49 期，第78 页。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9 页。
② 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③ 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61 页。
④ 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 期。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1932
 年1 月上海抗战
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1933 年10 月26 日与共产党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权力
关系》第49 页）后，于1933 年11 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
福建人民革命政
府”——译者）。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
杂，这个形势并
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① 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46 期，第287 页。毛泽东的“三人军事小组第
一把手”的新地位，
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毛泽东在党的军事等
级制度中的真正
地位。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 卷，第363 页。
会议。由于他的军事优势和确信苏维埃运动注定要失败，他或许希望他能使
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他，因为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处于能使他的政治
建议合法化的地位。这时张依然和党一起工作；他还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他的亲密同事陈昌浩曾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你弄清并批评中央的
错误以促使领导垮台，结果会是什么样呢？”②张没有记下他的回答；他也没
有批评领导。他宁愿在会上争论苏维埃运动过去是否成功，讨论如果他们全
部北上与高岗、刘志丹会师，前途将如何。①换句话说，他在会上所提出的不
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领导做检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从小处着
手，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决定以少数民族联合为基础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
苏维埃政府。据推测高干会议将包括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代表。如果他的自治
政府的建议被采纳，他将获得他所觊觎的党的最高领导权。
但张国焘的建议将会抹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阶级基础。尽管这个政府
有一个温和的社会纲领，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苛捐杂税，但它将不再是
一个社会主义政府。②因此他的政策建议无异于把中共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
党。毛获胜并不令人惊奇。但为了团结，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改组了军事
委员会，毛继续担任主席，张国焘和朱德担任副主席。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一
折衷方案。③
为了弥合其他分歧，8 月5 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当时在那里没有人知
道徐海东的红25 军团的行踪，也没有人听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战
略的传闻。会议没有再次考虑张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议；它集中研究北上问题。
张国焘要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当场被否决，因为涉及党的事务不应只
由两个方面军的代表讨论，代表的正当权限在于军务，如指挥系统和北上本
身。④关于指挥系统，朱德任命自己为总司令，以张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
问题都由总司令部决定，最后由以毛为首的党的三人军事小组批准。⑤因此，
作为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位居朱和张二人之上。不存在毛不
服从张的问题，只是张蔑视毛。
这一蔑视表现在张国焘对“北上”的不同解释上。毛泽东的目的地是陕
北苏维埃，但是张在会上争辩说，在决定长征下一步之前，部队至多只应到
达甘肃的岷山和甘南。①张最为恼怒的是，毛开始与东路军②一起前进，张认
为这是毛轻视他的权威。在毛看来，张要求返回阿坝完全是不服从命令。③
这场争执后面隐藏着关于苏维埃运动前途的争论。如果这场运动被评定为成
功的，而且继续下去会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陕北。如果苏维埃运动
被判定是一次失败，那么最好重视张的劝告，把自己封闭在偏远的西康-甘肃
的群山之中，以待来日。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接受张的判断和建议将导致接
② 《明报月刊》，第51 期，第79、82 页。
①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12 页。
② 《明报月刊》，第49 期，第80 页。
③ 《明报月刊》，第50 期，第88 页。
④ 同上，第51 期，第81—82 页。
⑤ 同上，第51 期，第79、82 页。
① 《明报月刊》，第52 期，第83 页。
② 即右路军。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③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 页。
受张的领导以及所包含的一切。毛不能这样做。
由于毛泽东拒绝返回南方，中共分裂了。此后不久，张国焘在卓克基召
集了蓄谋已久的高干会议，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以张为书记。④部队由临时中
央指挥。三个月后，张的西路军遭到恶运——天气开始转冷，而四川军阀刘
湘一再击败张的部队，迫使他们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⑤同时陈昌浩进军甘
南的企图遭到蒋军阻挠。⑥使张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军阀杨虎城提议
订立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但受到冷遇。⑦
同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于1935 年11 月12 日开始长征。如果没有
国民党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贺龙可能一路向北与毛泽东会师，不必跋涉
半个中国。⑧另一方面，广东和广西的混乱状况给贺龙入侵南方提供了机会。
①他大致尾随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师，当时受挫的张国焘
被迫与毛的中央再度联合。林彪的叔父林毓英曾从莫斯科带回重新统一的折
衷方案。新到的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贺龙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朱德和刘伯
承，催促张北上。②张解释说，他长时间推迟重新开始长征是因为要训练他的
部队，使他们能在甘肃走廊对付回族将军们的骑兵。③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做。
直到他被说服重新长征以前，他并未着手制订一项准备渡过黄河与回族骑兵
作战的训练计划。④但是现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劝说者们所期望的陕北，而
是黄河以北甘肃走廊某个地方。这个狡猾的计划是把毛的陕北根据地作为他
的抗日前线，同时利用新疆或苏联作为他的后方。如果拟议中的统一战线形
成，抗日战争爆发，毛的军事力量将消耗在作战上，而张在毛后面保留自己
的部队，又有俄国人支持，将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的强人。从另一
方面考虑，渡过黄河对西路军也是必要的。如果要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
艰苦的战斗，并避免冒被赶回毛儿盖陷入绝境的危险，西路军决不能留在黄
河南岸。渡河后发生的事情出乎张的意料之外。西路军被国民党的回族骑兵
歼灭。张向毛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
个有分量的人了。随着他的分裂主义破产，他的背叛开始了。⑤
④ 《明报月刊》，第52 期，第96 页。
⑤ 同注②。
⑥ 《明报月刊》，第54 期，第88 页。
⑦ 同上，第48 期，第85 页。
⑧ 《星火燎原》，第4 集，第264 页。
① 《剿匪战史》，第6 卷，第997 页。
② 《明报月刊》，第53 期，第91 页和第54 期，第88 页。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
的情况，林毓英
提议把毛泽东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
的调解者，以达
到重新统一。见《明报月刊》第53 期，第89 页。
③ 《明报月刊》，第50 期，第86 页。
④ 同上，第54 期，第88 页。
“白区”的地下工作
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
都在发展。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
增长得快。然而，如1945 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中所总结的
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
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
动；而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
坏他们称之为“封建中国”的堡垒。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
变得激进起来——中共的影响较大。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
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著作和“创造社”
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1930 年3 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
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它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
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出了挑战。左联在很大程度
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
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的时期。在残
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他们的许多作品被国民
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①（参见第9 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31 年7 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
没有注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执
行这一指示的一个结果是1932 年1 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
兵中去进行鼓动，并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②中国共
产党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
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
上，中共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同点。③
1931 年至1933 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 工作。党于
是有意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
衡。根据记载，大约有150 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从整体上看，刘少奇指责
“左派”（28 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④
当然，中共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为了对付
它，中共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
顾顺章负责。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发现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78 页。
①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 事》；
刘绶松：《中国新
文学史初稿》；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 卷，第 137 页；夏济安：《黑暗之门
：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
② 《红色文献》，第386—392 页；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7 页；郭华伦：《中 
共史论》，第2 卷，
第326 页。
③ 《王明选集》，第3 卷，第51—52 页。
④ 《明报月刊》，第58 期，第87 页。
被破坏不下14 次。国民党的调查科①对中共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
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
顿。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1931 年4 月和6 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
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至少共有24000 名中共党员被捕或被
杀，另有30000 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续。②然而由于国民党的
特务人员腐败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宁只花
60 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③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24000 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
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④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
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
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
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⑤
刘少奇
1934 年底或是1935 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
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
在1935 年到1936 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
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
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1935 年12 月9 日
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8 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
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
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
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①刘的
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
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29 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
有400 至500 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
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
先锋队（“民先”）——在1936 年2 月创立时只有300 人，但到7 月已发展
到1300 人。②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
①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 年，1932 年扩大为党务调查 处，该处
同时对外用特工
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 年，党 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
成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 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 年，
军事委员会调查
统 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 统”），
该局二处称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②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卷，第228—261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
崩溃》；第408—414
页。
③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66 页。
④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 卷，第208—209 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 斯主
义：蓝衣社》，
《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 年1—3月），第1—31 页。
① 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共产党人》第1 期。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 文
的手抄本。
② 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16 页。
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③刘少奇用
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
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
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1927 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
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1937 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
28 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
候建立的。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
僚主义要应付。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
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
个重要共产党人。
③ 同上书，第187—189 页。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1935 年9 月，当徐海东的部队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那里的苏维埃才
重建两年。这个苏维埃声称有六个县，首府在瓦窑堡，曾一度被蒋破坏，这
主要由于有中国华洋义赈会修筑的公路。这也曾阻止它和张国焘在川北的苏
维埃连成一片。①当10 月毛泽东和他的东路军到达时，他们增强了苏区的力
量，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1936 年中它的首府迁到保安，接着于1937 年1
月迁到延安。到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时，它大约管辖35000 平方英里面积和
1500000 人口。②张学良的东北军恰巧也在1935 年10 月调往西安与共产党人
作战。在国民党计划的最后的歼灭战中，只有8000 名健壮的红军与17 个国
民党师对抗。③
主要由于长征中28 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
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
统一。中共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
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1916
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
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中共谈判以
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共产党进入他们的地盘。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
的紧张和压力。
1931 年9 月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应，这
就是1932 年10 月发表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在这个决议中，党想象
蒋介石的政权在日本的压力下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没有考虑与蒋介石的联
合。但是这次号召在苏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国内一般认为这主要
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保卫中国。决不能让这次号召成功
地使中共分享国民党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在许多人看来，中共依然只是
俄国的工具。
1934 年4 月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期间广昌陷落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建
议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建议成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拯救中共走出困
境的一种尝试。1934 年4 月10 日中央委员会致国民的信，故意对国民党在
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含糊其辞。国民党没有明显地被排除在联盟之外；推翻国
民党的目的也没有被放弃。①战争形势恶化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温和起
来，这表现在1934 年7 月20 日周恩来的六点建议中，②它提出建立一个包括
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个新建议全然
是实用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它在萌芽状态就包含了指导革
命从衰败的苏维埃走上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论定则。旧的列宁关于民族
统一战线的论点显然值得重提。在列宁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
但在处于日本侵略压力下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换
句话说，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会逐渐掩盖社会的解放斗争（反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6 页；《红旗飘飘》，第3 集，第168—180 页。
② 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5 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 第
2355 页。
①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6 页。
② 《红星》，1934 年7 月20 日，第1 页。
封建）。在重提这种思想时，中共还记得1923 年至1927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
的痛苦经验，特别是据信由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叛变”。如
果中共为了反帝斗争要缓和他们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用当
时的话说）：这是一种民族政治水准的包括一切与蒋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统
一战线呢？还是一种以动员工农兵为基础的某种社会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
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足以监督领导人物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成功？这两种
途径的矛盾是明显的。那末中共在策略上应该在动员和武装群众之前建立统
一战线呢，还是相反？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独立
的中共武装力量。在1935 年至1936 年，中共确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为
了团结抗日，党应当放弃它们，还是应当让抗战去巩固民族团结，不使两个
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牺牲它的自主权？与这后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这个统
一战线的性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暂时的，那么这两个对立的
政党为民族的生存建立联盟无需同时放弃各自的长远目标，而完成这些目标
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和地盘的扩张。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国必须经历一次
基本的政治变革，以容许各政党用和平的方式为他们的长远目标竞争。这一
变革需要全部军队的国家化，建立民主的议会，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
在1935 年到1936 年，最困难的问题是：考虑到蒋的敌意和反复无常，与蒋
搞统一战线是不是有意义和有效？这些问题在1935 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七
次代表会议上被认真地考虑过，当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
线，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东方日本的侵略。根据这次号召的精神，
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①
宣言中设想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
而，宣言依然攻击蒋介石是民族的敌人，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但宣言在重
点上有一个变化——最可怕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②把蒋排除在拟
议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外，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蒋会不会站在一旁，
注视联军与日本作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会不会继
续与中共和别的反对派作战？无论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他有什么正当
的理由？他是否会在抗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个同盟者的角
色？宣言的非逻辑性不久就被意识到了，并由王明于1935 年8 月7 日在共产
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中作了纠正。“如果蒋放弃他的反共围剿并参加对日作战，
道路对国民党是敞开的。”又过一些时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势和新政
策》中称蒋为“蒋先生”，他说：“如果蒋先生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中国共
产党能够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
国共产党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③
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
不相同。1935 年11 月13 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①两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63—269 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
无人提到建立抗日
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50 期，第
85 页。
② 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
的统一战线》，
和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③ 《王明选集》，第1 卷，第9—10、11—13、25 和53 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53—54 页；片冈
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3 页以下。
①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 卷，第187 页。
天以后毛泽东起草了十点建议，在1935 年12 月25 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
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共所反对的日本“走狗”。
②
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
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需满足农民的
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
命热情才能持久。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
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
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
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
斗争。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
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
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在根据
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创立根据地的
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
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
得虚弱并分崩离析。这时中共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③
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
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
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
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
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
当时国民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
得认真对待。中共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1936 年2 月至4 月“东征”，渡过
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
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
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除了表明中共对日作战的决心外，
这次行动征集了8000 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
围剿。①（参见下面第12 章。）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
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中共的关
系开始改善。②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
议。所以毛能在1936 年3 月14 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
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③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
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
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④
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
② 《毛泽东集》，第5 卷，第10 和13—14 页。
③ 《瓦窑堡会议决议》，《毛泽东集》第5 卷各处。
①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3 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 命》，
第35—37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370—378 页。
③ 范斯莱克：《敌与友》，第60 页。
④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 卷，第302 页。
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
导权。蒋介石在1936 年4 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毛泽东和朱德则以激烈的
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
①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
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②
自1935 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
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③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
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
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
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
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
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④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
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
1936 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
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1936 年12 月12
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⑤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
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
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
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
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12 月12 日晨的混乱之中）
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
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
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
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
指示后勃然大怒；①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
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
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
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3 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
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②但是有
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
① 同上书，第1 卷，第194 页；《红色中华》，1936 年5 月26 日。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72—73 页。
③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 卷，第225 页。
④ 同上书，第245 页。
⑤ 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 年》，第79—91 页；蒋廷
黻教授应蒋介石
之请于1934 年末访问莫斯科；见查尔斯·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
5 年》。
①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 页以下。
② 重光葵：《日本及其命运》，第222—223 页。
之间的分歧。③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
个统一战线。④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
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
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19 世纪60 年代恭亲王和曾
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
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
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
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
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
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
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
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
和统一计划。①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②
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
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
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
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毛泽东领导地
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
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中共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
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中共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
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
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
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中共依然能单独
坚持下去，不会重演1927 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
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1935 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
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 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
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①的确，在这一阶
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
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②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
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
③ 1936 年12 月14 日《大公报》社论，收入张炽章：《季鸾文存》（1962 年台北版），
第222—223 页。
④ 贝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第一幕》），第170 页；片冈
铁哉：《中国的
抗战与革命》，第46 页。
① 《王明选集》，第1 卷，第168—169 页。
② 《明报月刊》，第61 期，第91 页。
① 《王明选集》，第1 卷，第97—98 页。
② 同上，第81 页。
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③到1936 年夏，中央调整了
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
作。④
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
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
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
业生产的。⑤1935 年12 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
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
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
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⑥
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
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①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
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
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
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
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
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
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1937 年初，如1936 年夏——当
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
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
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
个主要政党在1937 年4 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
了。
③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 卷，第191 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
委员会指示（1935
年12 月15 日）》，《毛泽东集》第5 卷，第13 页。
④ 《毛泽东集》，第5 卷，第63—65 页。
⑤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8—9、12 页。
① 《明报月刊》，第60 期，第88 页。
第5 章 土地制度
前面几章记述了到1931 年为止的中国国际关系，以及直到1937 年在南
京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和其对手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但是，正如本丛书前几卷
已阐明的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很难只通过叙事来把握；太多的特殊情况（虽
然往往鲜为人知）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如体制运行、经济和社会条件、领导
人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和抱负等。所以下面几章将讨论农业经济、农民运动、
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和文学倾向——这些是影响1937 年到1949 年的戏剧性
事件的相关因素。我们从估价这一国土上的普通人的生计入手。
到1912 年旧制度结束，中国的农业供养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他们辛勤劳
动，必须用精耕细作的方法才得以靠为数不足的土地维持生计。由于缺乏综
合统计材料，本章只作定性说明，以勾划出不为大多数欧美人士所熟悉的情
景。
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于1869 年1 月旅行到南京时记录了以下情景：
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我了解到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例??在一
座矿井后面，矿工曾把大块的煤矸石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阶梯，直达石山顶部，并
背
来泥土和肥料??用这样的方法，在那块土地上开垦了小块土地。这些地块大小只有几平方
米。
从下面往上看，只能见到锯齿状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从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构成复
杂图
案的绿色田野。冬季，农民在上面种小麦，夏季种稻谷。
中国农民掌握了补充土地养份的秘诀，甚至一些地区一年两熟，而另一些地
区两年三熟。用美国农学家金在1909 年的话说，他们的复种技术使“最充分
地利用生长期的每一分钟，和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员的时间来照料庄稼”成
为可能。②
但是种植技术和勤劳并不足以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温饱。有些家庭——
不知他们占农业人口的几分之一——生活困难，甚至难以忍受。下面的报告
记述了19 世纪70 年代江苏、浙江两省一些农民的困境：
昔日男耕女织，一个农业劳力可种地百亩（6.6 公顷），八口之家无虞饥饿。一家有地五
亩
（0.3 公顷），由一位妇女养蚕；七十老妪不难自食其力。今日农家男耕女织，家庭人口
一如往
昔，拥有土地亦然，却难令一家大小温饱。昔者，鳏、寡、孤、独之人因无家庭供养，诚
难免
不期而卒；而今日虽父母犹存，亦处于死亡边缘，实无以为生也。今之情景比之昨日何如
？③
叙述者没有说明粮食产量是否下降，税收是否增加，或者商品的售价和劳务
费用与收入的市价相比是否下降。农村的贫富状况在地区之间，甚至在区域
之间有很大不同，随收成的好坏而波动。
然而放在一起看，外国观察者，甚至本国专家关于清朝最后几年农村情
况的著作，既未表达产量下降的意见，也没有一次表达粮食或布匹短缺的情
况。日本的来访者可能是农业的最为严厉的批评家，他们经常把中国的农业
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业加以比较。1911 年在华中和东南部旅行过的益子呈辅
① 费迪南德·保罗·威廉·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老原正雄译，第1 卷，第
139 页。
② F.H.金：《四千年的农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不变的农业》，第233—234 页。
③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第910 页。
的下列评论堪称典型：
在中国的各个产业部门中，农业生产占国家财富的50%，雇佣了大约70%的人口。此外，各

种农业技术已长期发展。尽管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知识，但是在山冈之间有不少地块未加
开垦，
大量的荒地未加种植。这些改进的可能性完全被忽略了。由于没有结余，农民不能逃脱赤
贫的
水平。一遇坏年景，他们就陷于饥馑。①
为什么农民没有结余，逃脱不了靠天吃饭的不安定的命运，从未得到说明。
这一困难是否起源于土地贫瘠、人口过多，或者农民是否无力缩小潜在产量
与实际产量之间的距离，从对这一时期农业的描述看，也从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有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因丧失
优先使农业现代化的机会而蒙受越来越多的损失。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采
用有效的现代技术以增加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葛敬中在1921 年为上海主要
的报纸《申报》创刊50 周年撰文，评价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的粮食状况，发
现成绩很差。
稻、麦和其他五种杂粮是我国农业的基本产品。但因为人口持续增长，没有开拓耕地，农

业技术未能改进，收成一直不够丰裕。有荒地，人们却不知道怎样去开发。有河流，我们
却不知
道怎样去治理。多年来生产的粮食不敷国家之需。多年来，我们面对洪水和干旱而束手无
策。读
者会注意到海关关于粮食进出口的统计资料，会看到出口量仅占进口量的三分之一。我只
能说农
业史上的近五十年，是令人极其失望的五十年。①
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失败也不是绝对的。在铁路和新的条约口岸城市中心出现
之后，农业逐渐更加商品化。这一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更快一些。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当许多地区的农村市场体系受到来自外界的供需急剧变化的干
扰时，农业状况随之改变。在人口稠密地区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要求重新
分配资源，以避免大规模的失业和农村收入的下降。由于国家和地方管理部
门未能维护法律和秩序，或提供经济资助，这种市场再调节付出很高的社会
代价。但在描述这些农业危机状况之前，概述和阐明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是
必要的。
① 益子呈辅：《中国中部》，第29 页。
① 葛敬中：《五十年来中国农业史》，载梁启超等：《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第210 页
。
土地制度的状况
到1887 年中国大约有87%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其余的属于满族朝廷、满
洲八旗、学校和军事组织，不然就是村里的公地。②在私有土地上，典型的农
村家庭并不仅仅务农，它的成员有的修缮房屋和农具，纺线织布，用草缏编
织装饰品或日用品，贩运货物，或兜售小商品。20 世纪30 年代的农村调查
表明，每10 户中可能只有6 户——常常更少一些——的收入有50%以上来自
农业。根据这一定义——我将采用这个定义——例如，在泰安县（山东）的
老王庄，4 户中仅有3 户能被称为农民。③同样，在彰德（河南）①的宋庄，
10 户中有6 户是农民。②在华南真正的农民甚至更少一些。哪一种土地制度
起了作用而使农村农户的这种变化成为可能呢？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
我们从设想农村家庭或农户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
素市场）从事经济活动开始。产品市场是农户为取得现金而出售自己的货物，
或是用它们换别的货物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易场所。它们的位置散布于从
大城市，通过小城镇，直到沿方便道路的村庄或居民点。从农村上市的绝大
部分货物进入定期集市或正规市场，通常这类集市或市场为周围20 到30 个
村服务。③也有例外，但是这种格局直到19 世纪后期是普遍的，因为当时城
镇人口较少集中于少数大的中心城市，较多在于有定期集市的地方。④
大多数农户居住在离集市半天路程的范围之内，在阴历规定的日子里，
大批商人、掮客和小贩轮流到这些集市上来。众多的买主和卖主为价格争执
不休，这表明价格竞争是激烈的。一个外国观察者评论说：“没有别的国家
依然完全如此依赖自由竞争和供求法则去进行价格调整。”⑤在有些市场上，
有势力的商业行会可能对交易起抑制作用，但是“为了避免不测和减少风险，
大多数商人都把自己的买卖委托给掮客”，这些掮客在集市上不得不互相竞
争。①
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县有许多商人在竞争，以致没有哪一个买主能垄
断市场。例如在浙江建德县（位于桐江畔，在杭州以南100 公里），1930 年
有大约190 家大商号，他们全用掮客，并“对他们的生意保密，以致我们对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第22 页。
③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2 卷，第68 页。
① 原文P′eng-te 译音为彭德，河南省无彭德其地。据后文称袁世凯在P′eng-te 购买土
地。根据中国文献
记载，袁世凯所购土地系在河南彰德。疑原文作者以字形近似，误彰德为彭德——译者。

②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3 卷，第22 页。
③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 部分》，《亚洲研究杂志》第26 卷第2 
期（1965 年2 月）；
见第18—19 页。
④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103—104 页。
⑤ 艾伯特·马谢：《中国的贸易组织和贸易管理》，《美国经济评论》第6 卷第2 期（1
916 年6 月），第
309—323 页，见第309 页。
① 东亚同文会编纂局：《中国经济全书》，第7 卷，第225 页。
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②最后，考虑一下1913 年至1914 年汉口稻米的上市
情况：
汉口的稻米交易与上海无异，是通过稻米经纪人的商号进行的。汉口的主要稻米市场在陈

家嘴码头。有20 家稻米经纪人商号，都与同一个稻米商会有联系，它控制着汉口稻米交易
的利
润。但是这些商号无一例在某个固定时间买进大宗稻米，或派出代理人去产地以便垄断稻
米供
应，也无一例说明他们采用狡猾的手段与购进稻米的各种商店勾结。不妨说此等现象每年
均不
曾出现；就中国商人而言，这一特点十分显著。③
一般说来，这些竞争的产品市场似乎让农村家庭得到公平的价格，因为买方
和卖方都不掌握足够的经济实力长期固定价格。此外，这些竞争的市场还鼓
励每个家庭参与某种市场活动。
“生产要素市场”这一用语，是指农村农户之间就劳力、土地和可贷出
的资金，在经过协商达成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所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种
种安排，其支付方式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实物。拟租出或租入土地的家庭
通过中间人找到顾主。拟雇用劳动力的农户去城镇市场的特定地区，在那里
每天很早就有一些年轻人和老年人聚集着，等待受雇去干一天工作。需要贷
款的家庭去店铺找商人，或找亲戚朋友商讨贷款。需要现金的家庭，用土地
来借钱。对于小笔贷款，几个月内偿还本息的，可抵押土地作为担保。对于
数额较大的贷款，一年左右无息偿还的，可能实际上是把产权转让给了债权
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也可以出租给借款人或别的
家庭，以收取地租。贷款偿还时，产权又转归原先的所有者。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一起，通过对某些家庭表示收入而对另一些
家庭表示支出的交换行为，把村与城镇联系起来，把农户与农户联系起来。
当农民收获并出卖部分粮食时，那些有仓贮设备又不急需现金的家庭，将粮
食贮存起来以后再卖。首先卖粮的农民获得现金来还债和购物。所以，在收
获季节，现金已正在流回城镇，有些现金则在农村家庭之间周转。在以后的
几个月中，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一些农民出售他们的存粮。另一些农民开始
播种下一季庄稼，而缺少现金的农户则要举债。同时，随着存粮的减少，现
金继续流向农村，而农村家庭之间的借贷也在继续。
所有流向市场的现金，通过掮客和商人成为城镇家庭和供应者的收入，
因为售货给农民的掮客和商人，用他们的部分收入贮存从城镇生产者和进口
商那里得到的货物。使用农业原料的城镇生产者，已经付钱给直接从农民那
里购买农产品的掮客和商人；而这样的开支，最终成为农民出卖他们的货物
时所收到的现金。就是这样，产品市场把村与集镇联系起来，从而完成了现
金流通的一个环节。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直到他们能收获自己的庄稼以前，工资所得或借款
是生存所不可少的收入。在交换关系中联系农户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同，
使农民有可能共享匮乏的资源，并在某种程度上把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测降
低到最低限度。在生产要素市场里，农户之间的这些活动完成了流通的最后
一个环节。
② 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浙江建德县经济调查》，第1 卷，第6 页。
③ 东则正编：《华中经济调查》第1 卷第1 册，第361 页。
土地和劳力
全中国耕作的特点，是劳动有一定程序和节奏。在东北、北方和西北，
农民在2 月末和3 月轻松地犁地和耙地。①从4 月和5 月开始，直到晚秋，他
们播种、灌溉、除草和收获庄稼。1926 年的一份关于陕西中部泾阳县云罗店
镇周围24 户农家情况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劳动力在一年中的分配情况来
看，5 月到9 月是最繁忙的月份。”②另一份1924 年对山东省潍县农民的研
究报告的结论是，“农事开始于3 月末，到12 月1 日结束”。③在中国中部、
东南部和西南部，那里的气候和土壤适合于一年种两季，而不是像北方那样
两年种三季。稻谷在4 月栽种，在7 月末和8 月收获。④然后农民在秋末播种
小麦、大麦和绿肥作物（蚕豆等），并在春末收获。这就是1939 年上海周围
富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普遍情况：
在上海附近农民种两季庄稼，主要是棉花和稻谷。关于夏季作物，他们
种植棉花、稻谷、大豆和蔬菜，时间是在4 月末到夏末之间。关于冬季作物，
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蚕豆，从晚秋到初春之间。他们消费全部稻谷、大麦
和大豆，而把小麦和蔬菜卖给中间商和其他买主。⑤在东南地区，农民从同
一块地里收获两季稻谷，春末播种第一季水稻，晚秋播种第二季。①
生产每一种庄稼需要一定数量的家庭劳力。在潍县，W.Y.申发现每亩地
上每年耗费的男劳力工时，随不同作物有很大变化：每亩黄豆28.2 小时；小
麦36.6；高梁72.5；谷子79.0；甘薯91.6；烟草241.1。②而且，所需劳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灌溉量。日本研究人员报告1940 年在彰德县③宋庄观察
到的情况如下：
这个县甚至农业也极端依赖人力。在灌溉条件好的农业地区，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宋庄

种植主要作物所需的劳动投入是不同的，如有灌溉，所需劳力甚至更多一些??种植棉花，
仅仅
灌溉就要占总劳力投入的1/3；种植谷子，灌溉要占总劳力投入的1/4。④
农户耕种较多土地，超出一定农田规模时，他们对每单位土地的劳力投入下
降，每单位土地的产值和产量也下降。在满洲，日本人在1933 年发现，230
个村庄的10047 户农民中，当农田达到150 亩后，单位土地所用的役畜数开
①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177—178
 页。
② 吴华宝：《陕西永乐店的农业经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9 卷第1 期（1936 
年4 月），第171
页。
③ 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中国经济杂志》，
第3 卷第2 期（1928
年8 月），第653 页。
④ 《中国经济杂志》（1927 年11 月），第921 页；《中国经济全书》第8 卷，第31—3
2 页；《中国经济
月刊》（1926 年8 月），第295—299 页。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第667 页。
③ 见前有关彰德的译者注。
④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118 页。
始下降；而达到1000 亩后，劳动量就减少。⑤卜凯也在报告中提出；当农田
规模扩大时，人力等价劳动单位量就上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农田到达一
定规模后，每公顷农作物的产量和劳力投入均有所下降。⑥1939 年，一个日
本人在江苏松江县四个村的调查也发现，在华中劳力投入与农田规模之间也
有同样的逆向关系：
我们观察到农田不足4.9 亩时，每亩要用50.4 个工；农田在15 亩到19.9 亩之间时，每亩

用31.5 个工；农田超过20 亩时，每亩用工不多于21.1 个。所以，随着农田规模扩大，单
位土
地的劳动量有下降的趋势。规模最小的农田使用超出农户需要量的劳力，并且雇工，即使
它们
的劳动能力比大农田为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①
这个日本人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逆向关系是显著的，但这是表征前现代化农
业，甚至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关系，近年来已成为一项大力研究和理论探讨的
课题。
这种土地制度有明显的局限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连续不断的活动，在
土地与劳力之间要求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一关系出了偏差，例如在整地、
灌溉或除草的过程中抽走了劳力，就一定会降低产出的水平。1869 年冯·列
区荷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时，就注意到这一重要事实。
这片休耕（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地区，曾是一片沃土，供养过大量的人口；至今大部分

还没有耕种。原因似乎在于中国利用土地的方法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规模太
小，
甚至不能耕种一小块土地。此外，中国人的有限劳力补充和落后的农具，似乎是劳动组织
十分
紧密，工作如此辛苦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国家，耕地的规模，似乎与一定数量的人所能提
供的
肥料的数量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战争死去，所提
供的
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潜在的耕地规模就要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
不能
耕种。②
然而，这就是家庭农田得以供养中国众多人口的土地与劳力之间的关系。
村庄和农户
农村家庭的组成，少的为4 至6 人，多的可达30 人，居住在大小不等的
村庄里。在气候恶劣的东北，由于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自19 世纪80 年代以
后，新的村落迅速出现。这些拥有20 到50 农户的新村落，接纳了来自北方
各省的移民，并向他们提供了种植大豆和粮食的机会。往南在南满和辽东半
岛丘陵起伏的乡村和贫瘠的沙土地上，村庄就更多了，有些相距仅半英里。
这些村庄也较大，有时多达100 户，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形成的。旅行者向南
走去，穿过华北平原——这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地区，尽管有严寒酷暑，在
夏季旱魔不时肆虐——看到的是大量的村落。在19 世纪90 年代，美国传教
士阿瑟·H.史密斯估计，这一地区典型的村庄有80 户。但是在河北一个方圆
⑤ 实业部：《农业经营续篇》，第88—89 页。
⑥ 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293—294、291、306、297、295 页。
①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58 页。
三英里的地方，他发现有“64 个村庄，最小的有30 户，最大的超过1000 户
而平均则是188 户”。①几十年后，中国学者研究平汉铁路线上北平以南的定
县时发现，一个村庄平均有150 户，大约有70000 人居住在453 个村里。②
在华中东部稻麦区，气候较暖，雨量变化不大，土壤略带酸性——这些
条件对较高的作物产量有利。到1933—1934 年，这里能看到成千上万个村庄
麇集在一块块的河湾处，或在一条溪河边的高地上。村落的规模比淮河以北
的要小。在江苏4 个县，27 个村平均每村31 户；在浙江4 个县，31 个村平
均每村39 户。①在最东南端的广东省，地处热带，农民能种植水果，从事养
鱼业，除栽培水稻外，还有大量不同种类的作物；而水稻在许多地区可一年
两熟。在很偏僻的地区，如毗邻今日香港的新界以南的岛屿上，有些村庄仅
有20 到40 户；大多数不及20 户。②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例如高要，20 世
纪30 年代早期一次调查说，有许多村庄超过了200 户。然而，农户数的变化
幅度是很大的：对5000 个村庄抽样调查表明，有的社区只有22 家，而最大
的村社则有927 户。这个变化幅度与华北平原上的村社相当。③在江西、湖南、
四川和云南各省，村庄规模的差异和无规则大致类似。在华中和西南的一些
新的居住区，村的规模与中国传统农业区——珠江三角洲、福建的闽江流域、
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较为古老的、较大的村社相比，看来
要小一些。在村社建立超过一个世纪的地方，尽管村的规模不尽相同，但大
多数都很小，彼此相距仅一投石之遥。很多村社十分紧凑，各户密集在一起；
只是在四川的部分地区，农户之间才有一定的距离。
农村的上层人物
每个村庄都有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上层人物，他们拥有土地，在村庄事务
中起着领导作用。有些村庄，实际上所有的土地可能属于一个或两个这样的
家庭。在河北密云县的小营村，王家和周家拥有该村83%的土地。在山东曹
县的高魏庄，魏家拥有村里6000 亩土地中的5700 亩。陕西米脂县杨家沟的
马家，拥有该村90%的土地。江苏萧县的长安村由六个小村子组成；其中之
一由一家控制了所有的土地。①
在其他的村庄里，大多数土地可能属于地主的代理人（租栈），或者是
属于住在别村的一个富裕家庭，更典型的是住在市镇上。1935 年在安徽旅行
的一位中国学者，报告了一个非在乡地主的实例：
距县城（阜阳）几公里远的一个村庄住的主要是佃户，他们的稻田被细分为小块。如果再

往前走，就会发现自耕农的数量在增加。据这些佃户说，离县城最近的土地是属于住在那
里的
商人的，他们每人拥有几百亩土地。当我们进一步考察时，发现沿泉河有一条长墙。我们
了解
① 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第18—19 页。
② 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22 页。
①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见第1、2 
卷附录。
② 詹姆斯·W.海斯：《九龙的古老生活方式：郑沙湾村》，《东方研究杂志》，第8 卷第
1 期（1970 年1
月），第154—188 页，见第154、157 页。
③ 根岸勉治：《华南农业经济论》，第196—197 页。
①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经济论》，第1 卷，第28—31 页。
到墙周围的土地属于一个大地主，他拥有700 亩土地，出租670 亩，其余的自己经营。他
还是
一个酒商。远离这条长墙是其他几个村庄，筑有堤坝，属于河肥西村的周家、刘家、唐家
和张
家。②
从部分农民自营的农田到完全由佃户经营的农田，与大多数拥有自己土地的
农户这种混合状态，使简单的分类成为不可能，因为地区性的变化太复杂了。
③国民政府在20 世纪30 年代中期收集的农村统计资料表明，多达46%的农户
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务农为生；另有24%的农户是半自耕农和自耕农，他们
靠其他收入来源弥补农业收入；其余30%是劳动-佃农家庭，他们靠工资收入
弥补从租种的土地上获得的农业收入。④
大地主构成了村庄和集镇的地方上层势力的骨干。然而，他们不是永久
性的特权集团；他们的大家庭在村社中的地位很少能维持一两代人以上，然
后就被别的家庭所替代。即使在中国东南部单世系统治的村子里，某一姓的
富户最后也被同姓的其他家庭所代替。支持上层轮换的说法的实证不多，但
也的确存在。譬如当37 个满洲村庄根据定居时间分等，而把每一等农户按他
们到达该村时的社会地位和土地占有状况，与后来1934—1936 年进行比较
时，结果如下：对于最老的村庄，资料清楚地表明，到1934—1936 年，地主
的总百分率下降了，自耕农的百分率上升了，而佃户的百分率也下降了。①
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家庭仅有少数几户曾积累起相当多的土地；其余的或
向他们租地，或成为雇工在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当然土地最终转手了，新的
家庭积累起土地，但是同样的租地和劳动继续着，只是由不同的农户承担而
已。有些家庭怎样能积累起土地，以后又失掉呢？
一个10 到12 人的大户，能够开垦和耕种40 到60 亩（接近3 至4 公顷）
的大片土地。但是要拥有土地超过几百亩（大约为15 公顷），甚至更多，只
有巨富之家才能做到。关于这类家庭的几个实例表明，最初大多是通过贸易、
放债或者做官而致富的。他们于是购进土地，开发新地，或者从那些典当或
抵押土地以获贷款的家庭得到土地。由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搜集并分
析的研究报告表明，19 世纪在山东的135 户原地主中，有近60%以前曾经是
官员或城镇商人。②这些地主家庭住在临近大运河的主要商业中心，在城市里
积累起财富，而后购买乡村的土地。他们把一些土地出租给同村的农家；其
余的他们用从周围农户雇来的劳工队耕种。这一事例大概也代表了同一时期
其他省份的情况。
富裕的城镇家庭也购买成片的土地，雇用劳力去开发，然后招来一些家
庭定居，并作为佃户去耕种。在陕北米脂县，距县城东南8 公里，距绥德县
以南16 公里处，有271 个农户的6 个小村子座落在杨家沟渠旁，渠水引自无
② 阿部良忠：《安徽土地调查日记》，《满铁调查月报》，第19 卷第1 期（1939 年1 月
）第2 部分，第
129 页。
③ 研究华北这种复杂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最佳成果是东亚研究所：《有关经济的中国习惯调
查报告书：华北
的租佃制度》。关于华中，见孙文裕等编：《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关于四川，见
孟光宇和郭汉鸣：
《四川租佃问题》。
① 马若孟：《清代和民国时期满洲农村的社会经济变化：若干初步结论》，《现代亚洲研
究》，第10 卷第
4 期（1976 年），第591—620 页，见第614—615 页。
② 景甦和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见附录。
定河。其中51 户出租土地，并且都属于马氏家族。他们一起住在一座山旁的
围墙后面。①马家的发迹人马家骆，最初于19 世纪20 年代末在绥德县城经营
一爿商店。他积蓄了钱，于1833 年在米脂县城开了自己的商店。他的四个儿
子协助他，而第五个儿子当了官，并向家中汇钱。马家骆就用这些积蓄放贷
买地，并在粮食市场上做投机生意。最后他投资一大笔钱买下杨家沟附近的
土地，雇来工人加以清理，又招来一些家庭定居，并作为佃户耕种土地。以
后马氏家族出售了他们的商店，迁到杨家沟居住。在以后的70 年里，马氏家
族的第三代、第四代儿孙放债、收租，并在粮食市场上投机。从第四代地主
马卫新的帐本可以看出，马家收的谷租和索回的贷款，每年远远超出他们家
庭所消费的粮食。他们把多余的粮食贮存起来，当市场粮价上涨到最高时出
售。1910 年以后，这个家族拥有的土地规模不变，直到20 世纪30 年代后期，
那时许多家庭因害怕被征用，开始出售他们的土地。
另有一些例子讲到富有的个人联合起来开发土地。在湖南洞庭湖以南的
一个城市湘阴县，附近有10 个人在1917 年组成了一个公司，雇用了8000
名工人筑堤，并招来一些农户来租种土地。②一种更为普通的办法，是城里人
通过放贷获得土地然后出租，从而乐得一直充当非在乡地主。农民们被介绍
给有钱的人家，以抵押或典当田地借钱。如果不能偿还，他们的土地就成了
债主的财产。从日本研究人员所作的下列报导可以判断，袁世凯曾在1909—
1911 年用这种大规模放贷的形式，成为河南最大的地主之一。
袁世凯在失掉权势后退隐河南，在此期间，他获得了他的土地。他用来获取大片耕地的办

法，不是从不同卖主那里以公平的价格购买，而是接受把土地作为担保贷款的附属品（入
佃）。
他的土地占彰德县的1/10，多数是用这种方法聚集的。大家也知道他的亲属和代理人也用
同样
的方法获得土地。抵押给袁（出佃）土地，也就是遇到困难而需要钱的农民收到了现金，
也收
到了一份签好字的契约。把土地抵押给袁的期限为三年，后来延长为八年。在这八年期间
，许
多地区遭受水旱灾害，结果几乎没有农民能够偿还贷款和赎回抵押出去的土地。如果袁世
凯的
亲戚和代理人接受抵押，袁氏本人，这个地主兼军阀，就用现金贷款和契约作为诱饵。他
尔后
允许贷款延期，直到双方同意的土地抵押期限届满为止，这时借贷人一般都无力偿还。他
通过
取得这些抵押的土地，积聚了大片耕地。①
富裕家庭，特别是在家族之内，为了保持他们土地的完整和收到可靠的地租，
通常组成一个联合会，并把他们的一些土地交由联合会安排出租。联合会则
用岁入兴建村学、庙宇或其他公共设施。有时这些地主型的联合会在一个地
方掌握的土地，比任何单个的地主还要多，正如这份1933—1934 年的报告所
证实的那样：
在广东，地主个人的势力远没有地主协会的势力大。除去许多县政府和大量慈善机构拥有

的公共财产外，广东省耕地中非常大的一部份为地主协会占有。这些协会的土地包括学校
（学
田）、庙宇（庙田）、各种私人联合会（会田）和宗族（大公田）①的土地。②
① 河地重造：《中国地主经济》，《经济年报》第18 期（1965 年），第48—124 页
② 《新湖南报》：《湖南农村情况调查》，第48 页。
①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
，第62—63 页。
① ta-kungtien（大公田），即族田——译者。
在另一些地区，通过放贷或其他活动获得相当多土地的城镇家庭，把他们的
土地委托给代理人去管理。这些代理人又把土地租给各村的农家收租，向国
家交税，把部分田租收入交给城镇地主，留下他们服务所得的报酬。③
分割继承
在如此众多的农村社区里，有权势的地主阶级，也就是统治的人物，很
少能完整地保持其土地超过一两代人，除非把土地转让给家族协会。这是因
为有分割继承的习惯，即把土地和家庭财产分给儿子，尽管也为年迈的父母
提供一些养老的保证。这一习惯实行于所有的家庭，不论大小及贫富，也不
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④这种习惯使有巨大财富的不断繁衍的大家族最终让
位，产生出接替的新家族，虽是同姓，但亲属纽带较弱。一位日本学者分析
了华北农村有关分割继承的资料后说：
中国人的家，在经济、社会甚至精神上，基础都是很脆弱的——这样的基础似乎在逐渐瓦

解。它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家庭不和的事例很多，以及生活条件恶化，正是这些原因通
常引起
分家。然而??家庭不和和生活条件恶化，实际上被用来作为分家的机会??平分家产的动机
十
分强烈，足以引起和制造兄弟、妯娌之间的争执，而后导致分家。①
如果农民和地主都坚信平分财产的原则，加上强调敬祖和孝顺的其他准则，
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如引文所表明的那样，受到支持的权利，或
认为分割家庭财产是正当的规范，必然为许多家庭成员提供制造家庭分裂的
理由。这必然引起分家。但是即使分割继承为家庭内部纷争提供理由，那么
多纷争为什么会开始呢？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上应有的注意，但基
于最近对台湾农村妇女的研究，已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之一指出纷争的
有力根源。一位作者玛杰里·沃尔夫证实，台湾的女子当进入夫家时，就为
建立她们自己的母系家庭感情需要所驱使。实质上这个母系家庭将是“她自
己的孩子和孙子”。年轻的新娘一旦感到她与所爱的、最依恋的人被分开后，
必须为在一个新的家庭中生存下去而斗争；这个家庭经常是由婆母支配甚至
控制的。沃尔夫进一步断言，“在很多情况下，到她这位年轻的新娘添加孙
辈时，这个母系家庭和这一户人家将几乎完全重合起来，接着将有另一个儿
媳与孤独作斗争，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母系家庭。②
当年轻的新娘在一个由婆母支配的家庭里为建立自己的地位而斗争时，
她唯一的有效斗争手段就是依靠丈夫以建立她自己紧密结合的家庭。在有两
个或更多兄弟的家庭里，他们的妻子在这个大的父系家庭里，建立她们各自
母系家庭的努力必将导致兄弟之间的纷争。最终，总有一个或几个兄弟要坚
② 陈翰笙：《广东农村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满铁调查月报》，第15 卷第6 期（19
35 年6 月），第
175 页。
③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见第5 章。
④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17—21 页。
① 内田智雄：《中国农村之分家制度》，第413—414 页。
② 马杰里·沃尔夫：《台湾乡村的妇女和家庭》，第36 页。
持分土地和财产。
无论分家的理由是什么，这一普遍长期沿用的习俗，使得大块的甚至小
块的土地占有分解。有些事例足以表明，为什么向下的社会流动总是出现，
并且最终削弱了富人。1930 年，满洲绥化县一户富有的农家，把1000 多垧
（667 公顷）的地产分给11 个儿子。①七年以后，这11 个家庭已经售出土地
45 垧。这就意味着从父母转到儿子手中的土地减少了5%。在河北的徐水县，
一个有地210 亩（15 公顷）的地主，1882 年把地分给三个儿子，儿子们又将
财产分给他们的后代。②到1940 年，他们中间共有15 个新家庭，种地324
亩（大约21 公顷），而在60 年前，一户曾种地210 亩（15 公顷）。
家及其收入
在拥有土地的上层人物之下，是规模不同和贫富不同的其他家庭，他们
的成员也生活在一起，分享一切。③家庭或者说‘家’，是中国农村任何地方
的最小、最紧密的社会单位。就此而言，在中国城镇也是如此。费孝通曾生
动地描绘：
在农村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组织的成员拥有一份共有的财产，共

有的预算，通过分工合作谋生。也就是在这个组织里，孩子们出生、长大，物质享受、知
识、
社会地位都继承下来。④
家犹如一个合作单位而起作用。它的成员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把收入交给
家长，平等分享处置报酬之权。主要的决定都在家长和别的成员讨论之后作
出。下面是对河北沙清村农民的访问记录，描绘出这样的家庭的功能。
“家庭的主要活动是什么？”
“种地。”
“家长、家长的妻子、长子、次子在劳动分工上是不是不同？”
“不是，他们共同劳动。”
“家长的责任是什么？”
“他管理家庭成员的劳动。男人种地，女人做家务，绣花。”
“是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进行田间劳动？”
“不，绝大部分仅由男子来干，但是如果人手不够，女人也来帮忙。”
“这时家长也参加劳动吗？”
“他像家里其他人一样劳动。”
“日常的劳动计划是怎样决定的？”
“家长把所有人找到一起，在吃早饭时讨论。”①每个家都由尊崇祖先和
① 岩佐舍一：《北满农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满铁调查月报》，第20 卷第12 期（
1940 年12 月），
第66—95 页。
② 熊代幸雄：《华北农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转移》，《农研报告长编》，第167—266 页。

③ 牧野巽：《中国家族研究》，第10—11 页。
④ 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第27 页。
①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第1 卷，第236 页。
祭祀仪式维系的无穷链条和在它之前的另一个家联系。②虽然当一个家系终止
时，这链条有时也会中断，但父母仍教育子女崇敬这个家的某些祖先，并教
导他们勤勉节约，尊重老人，履行先人未竟之责。他们也鼓励孩子们继承祖
先之遗绪，努力“扩大财富，光耀门楣，看风水寻墓地，修建更大的宗祠，
讲究礼仪的排场，以及采取许多其他措施，期以增加生者和死者的福祉与声
誉”。③当家长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儿辈时，儿辈们要用适当的仪式表示对家长
和祖宗的尊敬。积累财富，特别是不动产，能够确保举行这种仪式。它还能
够保证在儿辈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孩子们以后，他们也能受到他们的孩子们的
尊重。
于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合作单位——家，有着强烈的动机要积累财
富。毫不奇怪，一切务农的家庭都力图培养善于理家，艰苦劳动及节俭、勤
奋等美德。每个家和家长都渴望发财致富和人丁兴旺，尽管事实上只有很少
的农户能实现这个目标。所有农民都持有的这些价值观念，是农村社会赖以
建立的基础。仁井田陞不无调侃地着重谈到，不论大小和贫富的农村家庭莫
不如此：
总而言之，从远古中国就存在产生小家庭的条件??近年来，到中国，特别是到小家庭占
优势的地区旅行过的人，看到中国农村大多数的家庭是小家庭，而人们曾设想存在的大家
庭很
少。有一段时间，人们曾企图说明中国大家庭制的衰落。但是这样的理论忽略了小家庭的
继续存
在，而且也未注意到小家庭和大家庭本质上都有同样的特征。这样，如果我们说，今天小
家庭是
很久以前的家庭制度衰落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家庭制度，两千多年以来一
直在衰
落。①
为了使这种合作单位获得收入，家多方面地运用它的资源，而务农仅仅是诸
多可能之一。
家获得收入的来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统一体的一端是地位低下
的打散工，这种工作脏而且烦，要离家，甚至要离村。其次是当小贩、伙计
和掮客，做这些事要有一点技术，地位高一些，也比较干净。他们的收入往
往并不比一个出卖劳动力的人为多，但是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是有吸引力的。
统一体的中间是务农，不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是租种别人的土地。统一
体的另一端是经营土地、放债、开店、做官，或是当军官。每个家长在分配
家庭的人力资源时，必须从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中作出选择。虽然某些工作
收益比别的工作多，但每项工作的社会代价——工作的远近、地位、清洁状
况、艰苦程度和风险——也必须仔细考虑。
到20 世纪第二个25 年，农民家庭为他们的孩子选择职业时，似乎已有
了很清楚的顺序。最高是当官，甚至从军；其次是从事企业；而后是务农；
接下来是当劳工，从按月计算或逐日计算干农活到做家庭仆役。费孝通在报
告中提到，家长通常试图至少培养一个儿子成为官员或军官。①林耀华研究了
福建省的两个家庭，记述了黄东林要与他的姻兄弟合作开店，而不是在田里
② 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见第9— 10 页
。
③ 同上书，第249 页。
① 仁井田陞：《中国之农村家族》，第151 页。
①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见第4、5 章。
帮工。商店终于兴旺起来，他得以为他的家庭建一幢新屋。②一些家庭积累了
相当多的土地后，开始出租部分土地、放贷和从事商业活动。③如果我们根据
农村家庭的财产来划分它们的等级，我们发现在较穷、较小家庭的收入中，
从低下的、风险大而报酬少的收入来源——它们全然与务农无关，或弥补他
们很低的农业收入——之所得，总是占有很高的比例。④拥有的土地多于维持
家庭生活的家庭，把他们的资源较多地用于农业，而很富有的家庭通常从事
商业活动，不是去耕种自己的土地。⑤
只是当个别的家庭能从其他家庭得到某种不足的资源时，它才能按照自
己的愿望去分配其资源。这就需要家庭之间的安排——通常是在亲戚关系的
基础上。我们已经看到怎样通过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协议——有关出租或佃入
土地，借贷农业资本，借出和贷入现金，以及雇用或提供不同期限的劳力等
等的书面合同或口头同意——达成的安排。在台湾的家庭之间的契约，经初
步考虑，与晚清和民国初年大陆家庭间的抵押和典当土地以及出租和佃入土
地的契约，看来十分相似。①家庭总是在废除旧的契约，又和不同的家庭订立
新的契约。总之，农村家庭间的私人契约安排，是为获得不足资源所优先采
用的办法。
家的合作形式
农村家庭在村里谋生并不单靠契约，他们还互相合作。这类合作名称各
不相同，在某些村社很普遍，但在另一些村社则否。合作采取两种不同的形
式。②第一种只包括少数农户，他们在季节性需要最紧迫时，短期共用他们的
土地、劳力或农田资本。这种形式的合作出现在朋友和亲戚之间，时间短，
通过相互同意而终止；在乡间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形式存在。第二种形式包括
一个村子——有时是几个村子——的许多农户，他们组织起来，并承担某项
事业的费用。例如看守庄稼——这在中国北方很普遍——或者组织村防团。
后者对所有的村来说，在法律和秩序崩溃时，是共同的活动。还有合作加工
农作物，例如甘蔗，特别是在广东和台湾南部。但是，需要大规模合作的最
重要的活动可能是抗旱治水，包括防洪蓄水和灌溉。
农村治水的组织有两种类型。有些并入规模巨大的系统，由负责维护大
河堤坝的公职官员管理。第二种类型由一个或几个村级组织构成，只为自己
村社的农户服务。这两种类型的组织有某些共同特征。参加者都是有土地的
农户；他们分配费用和利益的原则，是根据每个农户拥有的土地量（土地少
的家庭贡献少一些，收益也少一些）；他们由一个包括有经验的农民治水人
②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第25—35 页。
③ 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见第27 章。
④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53—158 页；见本书第5 章。
⑤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319—332、333—336、343—367 页
。
① 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 卷 第5 
期（1976 年11 月），
第1—32 页。
② 马若孟：《传统农业中的合作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力耕作中的含意》，载 珀金斯
编：《从历史角度
看中国近代经济》，第261—278 页。
员体系管理，轮流履行自己的职责。①森田明在对清代治水情况的权威性研究
中，总结了六个以上省份的治水经验，这些经验也沿用到民国时期。
在河北邢台县，为了利用河流，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两个治水组织。这两个组织以水闸作为

治水的标准单位。每座水闸的职员都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被称为连户。因为这些农户
支付
了修理水闸和供水渠道的费用，交税，还提供了无偿劳动，所以他们参加治水的管理，他
们也
得到用水的利益。即使在绥远和山西也有由水浇地主人组成的治水组织，这些农户和上面
提到
的农户一样，也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些有土地的农户提供建设和维修治水设施所需要的劳
务。
他们灌溉土地的用水量，按各户拥有土地的多少来分配（按地亩浇水）。管理这些治水组
织的
基本原则——诸如职员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根据拥有土地的量分担费用和分享利益—
—与
华中、华南的治水组织并无二致。②
当然，在农民能被引导到把他们的资源用于这类事业之前，他们必须了
解利益会超过费用。局外人对农村合作的潜在利益所做的估价可能与居民十
分不同，后者习惯地忽视某些费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合作在农村生活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农户得以共享不足的资源。在这方面，它所起
的作用与家庭间的私人契约是一样的，即它能使他们用其资源得到比其他办
法更高的收入。
① 马若孟：《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和合作：河北省邢台县的水利管理》，载《中 国之政
治与经济：故村松
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189—212 页。
②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第399 页。
农业的商业化
到20 世纪初，铁路修建了，口岸城市也扩大了。这些发展对农民来说，
意味着新的机会。但是在20 年代早期，正当农业资源的新供应（美国棉花种
子及化肥等）出现，农民的观念开始变化时，农业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结
果，这些新的投入在内地依然很少，并且难以看见，没有真正影响到大多数
农村。
然而，在这个短暂时期里，贸易的增长和作物的专业化造成了上市剩余
农产品的增长。二者是运输的急剧改进促成的。在1894 年至1911 年间，铁
路路线增加了26 倍。与此相对照，1911 年至1927 年间仅增加35%。①铁路加
速了远距离交货，侵害了水路和陆路运输，在某些地点的许多定期集市消失
了。②铁路不仅使经传统运输到口岸城市的贸易路线改道，而且还把新的货物
带进内地，并为海运收集农产品。
对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新的需要，首先来自对外贸易。农产品的出口在
1890 年到1910 年间，比别的时期增长更快。在1876 年到1890 年间，粮食
和经济作物出口总值仅分别增长26%和38%。③但在1890—1905 年期间，相应
的数字为300%和600%。到1911—1915 年，粮食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2%，
而经济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1%。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 年间，所
有出口总值的增长率每年仅为4.8%。④
新的需求，其次来自大、中城市的扩大。在世纪之交，多数大城市的人
口仍不足25 万。在1900—1938 年间，住在超过10 万人的城市里的城镇人口
年增长率约2%，而中、小城市增长率更快一些。①在20 世纪30 年代至40 年
代，除了作为省会的一些城市以外，在1895 年至20 世纪第二个10 年末期，
中心城市在其开始扩张阶段，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别的时期。在这最初阶段，
城里新来的人主要是农民，特别是18 岁至45 岁的男性，他们是来找工作的。
②由于这些家庭的食品消费模式仍与他们住在农村时相似，在此期间城镇对粮
食的需求一直很大。③
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
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
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
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
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 页。
②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 部分》，第211—228 页。
③ 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 1876—
1915》为书名再版
发行。
①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55 页。
②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 卷第3 期（1931 年9 月）
，第385 页。
③ 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
、人口变化和经济
增长》，《经济学季刊》第83 卷第1 期（1969 年 2 月），第110—126 页。
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
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
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
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
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
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
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
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
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
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
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
发展依然是可能的。①
在19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第二个10 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
这样。但是在1920 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19 世纪70 年代后，
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
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
农民们种植花生。②在1900 年至1937 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
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
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③棉花的种植也遍
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
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10 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

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
下列事
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
麦的种
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①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
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1939 年进行的，但
涉及的时间超过25 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
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1939

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
相比，
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

① 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41 期 （196
5 年6 月），第193
页至第206 页；见第200 页。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1 卷，第103 页。
③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 页。
① 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 志》，
第15 卷第4 期（1934
年10 月），第338—414 页。
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
农田经
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粘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
蔬菜。
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
入。但
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

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粘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
做。“钱
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

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
，农业
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①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
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
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
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
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
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
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
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
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1870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
加，此后下降了。②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
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③许多
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
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
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19 世纪70 年代之后，
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
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①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
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19 世纪70 年
代至20 世纪第二个10 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
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
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20 世纪
20 年代至30 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44— 45 页。

②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 18 卷
第3 期（1965 年），
第614—632 页；见第619 页。
③ 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 卷第2
 期（1974 年12
月），第1—19 页；见第1 页。
①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621—624 页。
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1922—1924 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
48%的农产品。②同样，卜凯在1921 年至1925 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
料，也发现大约50%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
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③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
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
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
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④扣除包括消费
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
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
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
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决非
罕见。①
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
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
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②另一方面，大农
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
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
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
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
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
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
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
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19 世纪7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
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
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
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
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② 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 中农家的
比较》，第60 页。
③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65—80 页。
④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2 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 厂村》，
见附录。
① 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 济组织》
，第173—191 页；
见第186 页。
② 同上书，第184—185 页。
农业危机
在1920 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
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
——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
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
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
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
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1920 年以后才发
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1890 年到1920 年期间一直是相对
稳定的。①
可是在1920 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
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
泛失控的水旱灾害。W.R.迈尔斯1931 年从山东胶州报导，“回顾这10 年（20
世纪20 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
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②到1931 年，农业
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14 个省，包括大约2.8 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
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5%。③
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
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
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
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
城镇乞讨，妇女沦落，父母被逼卖儿鬻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农村普遍欠
债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上述论断。这些事从前是很少的，
现在则是司空见惯。的确，粮食和棉麻的供应中断波及市场，进而波及城市
和别的地区，在清朝也时有发生，但并非持续不断，不像1920 年至1949 年
期间那样。尽管统计材料贫乏，谨提供我们现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1921 年至1941 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
在这20 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
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
反而便宜一些。由表1 可看出，在1886 年至1920 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
20 万公吨至35 万公吨之间。1906—1910 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
1907 年超过80 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1880 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
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2.5 万公吨以下。1886 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
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
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1920 年以
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10 年里，每年进口接近100 万公吨；然后，在
1931—1935 年间跳到200 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
①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第723、725—727、732、734—737 页。
② 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 年》，第442 页。
但1941 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
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20 世纪40 年代，中国仅能
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1920 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
依赖外国的粮食。
表1 中国年平均粮食进口和出口（公吨）
1867—1949 年①
时期进口出口净进口净出口
1867 — 1870 19375 - 19375 -
1871 — 1875 21540 - 21540 -
1876 — 1880 22030 - 22030 -
1881 — 1885 11530 - 11530 -
1886 — 1890 214340 - 214530 -
1891 — 1895 346450 - 346450 -
1896 — 1900 297360 - 297360 -
1901 — 1905 251750 - 251750 -
1906 — 1910 465010 - 465 -
1911 — 1915 390770 139590 251180 -
1916 — 1920 328670 355560 - 26890
1921 — 1925 1070170 262830 807340 -
1926 — 1930 1295560 356730 938830 -
1931 — 1935 2142205 133040 2009165 -
1936 — 1940 628581 7022O 558361 -
1941 1147300 10800 1136500 -
1946 — 1948 109833 500 109283 -
1949 - - - -
虽然中国在1920 年到1930 年间的出口，比1890 年到1920 年间有更快的增
长率，但这却不是农业出口的情况。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主要由农业原
料制成的手工艺品的价值份额，在1920 年、1925 年和1930 年，与1913 年
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①在20 世纪20 年代后期，出口贸易中手工艺品、
粮食和纤维的数量与前20 年相比，是停滞和下降的。
与前10 年相比，20 世纪20 年代价格结构上也开始变化。在1913 年至
1920 年间，南开大学44 种粮食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升了，但是与同期综合物
价指数上升的比率相同。此外，粮食与纤维、金属、燃料和建筑材料之间的
相对价格没有变化。然而在1925 年至1930 年间，粮食的价格比综合物价指
① 粮食进口包括稻谷、小麦和面粉；粮食出口包括高梁、小米、小麦和面粉。1867 年到
1949 年之间资料
单位为担，以20 担=1 公吨的比率换算为公吨。 资料来源：1867 年至1949 年间的资料来
自萧亮林（音）：
《中国外贸统计，1864— 1949 年》，第32—33、83 页。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 卷，第63 页。
数上升得更为迅速。②在20 世纪20 年代，相对价格的类似变化在上海和广州
也能看到。③价格变化的这种趋势，深刻地反映了20 年代主要城市粮食短缺
的状况，比前几十年更为严重，这也证实在这10 年间从农村运往大城市的粮
食和纤维下降了。
众所周知，1949 年以前的农作物统计不可靠，因为作物播种面积明显少
报，而产量测算来自很小的样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国。假定在20 世纪
20 年代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向出口贸易，可以想象粮食和纤维的综合农业
产量，在这10 年里围绕固定的趋向线波动，但是除了贸易趋势以外，确证是
不存在的。然而在1929 年至1937 年期间，情况更为清楚，粮食和纤维的产
量是停滞的，仅围绕稳定增长的趋向线波动。④在1937 年至1949 年间，农业
总产量，包括牲畜和特种作物下降了，但是在这期间粮食的产量可能很好地
保持了稳定。①原因在于农民把他们的资源从生产特种产品和牲畜，转向维持
生活必需的粮食产量。
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看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趋向，1920 年以后
供应外贸和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与1920 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1929
年以后粮食的生产全然停滞不前。有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农村经济状况长期内
普遍恶化，短暂地恢复后又进一步恶化，据推测总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的社会
经济福利下降了。在这30 年间造成农村市场更为不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
转的，能迫使经济组织把土地和劳力资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资源所有者
不能像需求变化前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农户的收入就会下降，土地和劳
力就会闲置，资金就会从农业抽走。
第二，农户的资源或收入无偿地或以低于现行交换价值的价格被占用，
使得农民不得不减少其开销和积蓄，因而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和交换。这种
情况发生在国家或军阀的军队征收新税、没收农民资财，或征集农民劳力从
事非农业活动的时候。
第三，是市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产品总需求的突然下降。这种总的市场
需求下降可能来源自白银出口，和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短缺。通常这会很快
地伴随货币周转率下降，而后者又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
市场需求下降也由于因军事行动而丧失重要市场，或破坏了贸易和运输。经
济组织于是被迫举债或出卖财产，以支付生产费用。清理财产常常带来对财
富重新分配的要求，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权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后一个原因，是市场活动因经济组织对自然灾害不能预防，或无法自
卫而遭到破坏。洪水和干旱，迫使农民降低销售，使下一季庄稼的种子退化，
驱使许多人到别处寻找工作，甚至引起饥馑。一个地区余粮的最终下降，严
重影响与正常贸易地区的交换，以致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粮食和纤维的分配都
受到不利的影响。
②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4—15 页。
③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 年—1957 年）》
，第126、184 页。
④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922 页。我已从该书列举的生产数据编
出出产指数，并
利用1935—1937 年价格权数算出粮食出产价值以证实这一说法。
① 这类趋势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第15—16 页列 举的九省
农产品收成报告
中是明显的。
造成市场不稳定的这四个因素发生在1920 年后的不同时期，强度也不尽
相同。使它们的冲击不同于前几十年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的经济组织既没
有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前一次爆发的市场不稳定中摆脱出来，就被
另一次市场不稳定所压倒。正是由于农村市场的不稳定更加频繁，农民在这
30 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们不妨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造成市
场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简要的考查。
20 世纪20 年代
1924 年以后，至少有七种主要的出口手工产品开始在数量和价值上下降
了；另外六种既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①最重要的手工业——养蚕业和织布
业——在这10 年中下降了；其他农村工业如刺绣、地毯编织、草编、高档花
边、榨油、造纸、茶和糖生产，也下降或停滞。影响养蚕业和织布业需求的
变化，有必要评论一下。首先，合成纤维开始取代中国丝，而中国丝曾长期
用于生产在西方主要市场出售的服装。1923 年至1930 年间，中国丝在纽约
的价格下降了67%。②这一更替迅速减少了浙江、福建、广东外贸公司对丝线
和绸缎的需求。①此外，合成纤维大量输入中国，以致逐渐把国产丝从杭州这
样的市场排挤出去。②西田伯太郎，一个丝织业的日本考察者指出，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增长的合成纤维对中国的出口，是“最近期间”对萧条的中国
丝织业的又一个严重打击。依他看来，这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丝生产
国。③
中国的棉纺业也未能逃脱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布价格上升
给新的农村织布中心带来了繁荣，商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织机和棉纱以扩大布
匹的生产。但是1920 年以后，外国棉织品重新开始与手工布（土布）竞争。
④在天津和青岛的日本纱厂，以前把他们大部棉纱卖给中国商人，由他们提供
给织布中心。但在1920 年至1924 年间，这些纱厂里的机械化织布机增加了
三倍多。到1924 年—1925 年，这些纱厂已开始生产优于土布的机制布。当
日本纱厂在口岸城市扩大生产时，中国纱厂仅能维持，受困于工人罢工、经
营困难和缺少周转资金。少数像潍县（山东）那样的织布中心，设法获得了
便宜的机纺棉纱供手工织布的需要，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是这损害了别的
像高阳（河北）那样的织布中心，它们廉价销售。⑤1926 年高阳仅生产了544125
匹布，而1921 年却超过100 万匹。⑥其他织布中心也受到同样的影响。⑦
这一时期引起市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内战。1924 年至1927 年发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 卷，第64—65 页， 贸易统
计数字取自海关
报告。
② 同上书，第3 卷，第4 页。
① 同上书，第3 卷，第7 页；东亚研究所：《中国缫丝的世界地位》，第63 页。
②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第3 卷，第5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3 卷，第17 页。
⑤ 同上书，第3 卷，第18 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书，第3 卷，第19—25 页。
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万农民遭难。明争暗斗的军阀们向农民征收各种新
税和派款——这一负担又由于铁路阻塞和贮藏设备减少造成销售下降而加
重。①就是在1916 年，22 省中也只有9 个省断断续续地爆发战争，但是在1925
年至1928 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 个省。②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
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
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
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
。
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
地方
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
以果
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
民潮
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③
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
的。1918 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 万人丧生，317 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
同年2 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 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④次年，
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 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 年和1925 年，
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
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
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⑤
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
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①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
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
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
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
市运送粮食。②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
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
据报导，1925 年失业人口超过1.68 亿，估计其中8700 万是农民和乡村劳动
者。③稻米、小麦、面粉、烟叶和原棉的进口自19 世纪70 年代即有增加，但
是速度很慢。然而1921 年以后，它们的进口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在1921 年
和1922 年间，稻米的进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 年至1926 年间几乎又
增加一倍。更令人吃惊的是，1923 年至1924 年间小麦进口增加一倍，而在
1925 年至1926 年间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进口也出现类似的猛增。④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559—589 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609 页。
③ 满铁，小泽茂一：《中国的动乱与山东农村》，第3 页。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619 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659—660 页。
② 同上书，第2 辑，第632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 卷，第66 页。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674 页。
南京十年
正当农业危机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候，国民党和它的军队打败了北
方军阀。1928 年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与此同时，气候也变好
了，带来了丰收。但是新的困难又摆在前面。虽然零星的战争还在一些省份
继续进行，农民交纳的税收也较重，但是这些对农业人口不像1932 年至1934
年间某些事件那么令人不堪。从1921 年到1931 年，当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
的经济萧条的打击下而步履维艰时，中国却受益于它的银元贬值，从而在出
口的数量上和总值上都有提高。①第一次打击随1932 年失去满洲市场而来。
第二次打击在1933 年至1934 年接踵而来，因为美国提高银价之后中国白银
大量外流。出口下降，银根激烈紧缩，商品价格暴跌。结果农村经济大规模
萧条。
丝织和棉纺手工业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 年至1935 年间又遭到特
别严重的打击。“失掉东北市场对于绍兴（浙江）丝绸的销售有极大的影响：
1931 年丝绸的产量是156000 匹，每匹价32 元，总值为5075200 元。这与1929
年相比减少了43000 多匹，损失超过2000000 元”。②日本人占领满洲后，他
们提高了进口税。这一行动，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有效地阻断了从烟台（山
东）进口丝绸”。③大连和整个南满的棉布进口商不再从中国市场购进棉布。
对河北的饶阳、定县、玉田、灵寿县和江苏的通州、常德④县，后果极为严重，
足以使整个棉纺织业受到很不利的影响。⑤村民对纱厂的棉纱需求锐减。
在1931 年和1932 年，当世界贸易开始紧缩时，中国手工制品出口也是
如此，其中包括丝、特种丝织品、棉布、草编、纸、瓷器、毛竹、油料和麻
布；这些品种一起构成了出口总额的大约50%。农村劳力大量用于提供这些
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1936—1937 年，
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1930—1931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①在1931
年至1934 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
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
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1934 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
以致桑园面积下降30%以上。②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
相似。③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① 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第1 卷， 第
45—56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 卷，第392 页。
③ 同上书，第3 卷，第393 页。
④ 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 卷，第396 页无江苏棉织业，亦无 常德棉
织业；第397 页有
常熟棉织业，第398 页有南通（即通州）棉织业。据 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
为常熟之误——译
者。
⑤ 同上书，第3 卷，第396 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615 页。
② 同上书，第3 辑，第627 页。
③ 同上书，第3 辑，第629—630 页。
近来，（1932 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

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
偿，
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④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
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
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 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
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
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
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 年至1933 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
多。②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
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
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
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 1933 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
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 月4 日（1933 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

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
上收税。
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
他们还
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
一起，
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
饿死、
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7 月15 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 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
麦
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
城里人
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②
在20 世纪30 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
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 年至1933 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
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
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000 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 年至1933 年。委
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
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①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 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
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 个地区
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
④ 同上书，第3 辑，第678 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 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 页。
①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
命的发展》，第41
页。
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 个地区的14 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
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
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
有的土地。②在1928 年至1933 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
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
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 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
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
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
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
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
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 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
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
—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
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1941 年以后，中国的游
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
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1938 年至1943 年间的地方
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

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
地种
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
耕作
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1939 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 年总产量和
单产量又恢复到1937 年的水平。然后，从1942 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
下降。
在1943 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
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
到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1940 年到1942 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
好的
时期。②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
分。1938 年和1939 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 卷，
第25、28、30 页。
①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 卷
第1 期（1948 年6
月），第65 页。
② 同上书，第71—72 页。
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
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
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
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①到1941—1942 年，稻米、小麦和
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
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
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 年，许多迹
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
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②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
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1941 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1943—1944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 年在陕西南部和
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
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①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
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
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
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
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 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
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

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
有
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②
在1949 年和1950 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
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1937 年至1949 年间，牲畜、农具、
①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 2 月
15 日），第48 页。
② 同上书，第51 页。
③ 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 卷第3 期（1944 年6 月）
，第107—108 页。
① 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260 页。
② 同上书，第312—313 页。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③，1949 年粮
食产量仍低于1937 年。④对山东省49 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1949—1950 年
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1931—1936 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
粮食产量也低一些。①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
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
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 年政治上
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③ 应为山东剩——译者。
④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9—150、 160—161
 页。
① 同上书，第224—236 页。
第6 章 农民运动
中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甚至被认为是农民革
命的原型。的确，如果没有农民武装和如此众多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
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很简单，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也决不可能孕
育出革命思想。
为证实这一论断，这章将首先论述农民的骚动；它是自发的，与共产主
义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独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并由汲干农民收入的三种
主要渠道，即地租、利息和赋税所激起。①第2 节在概述那些不是由地租、高
利贷和税收引发的骚动后，将概述民国时期农村骚动的类型。不论第1 节中
所分析的骚动，还是第2 节中所涉及的骚动，显然都是农民发泄愤怒的传统
方式，突然爆发又迅即消失，对现行秩序极少形成威胁。简单地说，在农民
能自发地做到的，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农民所能做到的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第3 节将考察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及其克服这些困难所采用的
方法。利用农民作为基本力量推动革命的胜利，这既是难得的机会，又是巨
大的挑战！中国革命的鼓动者们变成了夺取政权的行家里手，他们忠实于列
宁的教导和榜样（不必考虑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构成了基本力量）接受了这
一挑战，克制与狡黠并用——不仅激发起热情，还引起怨恨——克服了这些
困难。
关于农村各类骚动和风潮发生的相对频率的统计，有必要预先警告，由
于来源的多样和细目的多变，这些统计表和百分率只对准确性提供一种迷惑
人的保证。例如，在南京统治的10 年间，记录或仅仅提及的近千起事件中，
只有100 起根据有用的资料能以准确的细节叙述，这些资料有的只有几行，
有的却有几页或多至几十页。这1000 起事件中其余的那些，我们只能从不过
一、两行的概述①中极粗略地看到；更糟的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一般地
提到，完全没有提供细节。②此外，某些被分别记录于这种或那种记载中的事
① 见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经济和社会变革 的压力》
，第89 页上的图
表。
① 参看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抗税抗租26 起 （第3
 辑，第1021—1023
页），与盐税有关或盐工造成的风潮24 起（同上，第 1023—1025 页），与水和水利工程
有关的纠纷21
起（同上，1026—1028 页）， 与土地有关的纠纷6 起（同上，第1026 页）以及抢劫27 
起（同上，第1031—
1032 页）。又参看全在1934 年发生的与盐有关的风潮43 起（《中华日报》， 1935 年4
 月4 日），以及
同年发生的分属其他六类的事件一百余起（《中华日 报》，1935 年2 月27 日；3 月6、
13、20、27 日；4
月18 和25 日）。这些表 的另一缺点是，尽管它们所含信息稀少，却有时提醒人们是否应
当怀疑甚至 拒
绝某一特定事件或风潮的分类。
② 例如，1932 年5 月11 日至6 月10 日江苏无锡县抢劫25 起；两周内（1934 年 7 月2
5 日至8 月8 日）
浙江东北部嘉兴县王店镇一地抢劫40 余起。分别见冯 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第1 卷，第423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 1070，附件5；又仅在1932 年夏陕西省田赋风潮70 起（《
中国农村经济资 料》，
第2 卷，第413 页）；牵涉佃农的事件197 起，大多是1923—1932 年间 在江苏和浙江发
生的，也就是说
在跨南京10 年和以前10 年时期，见蔡树邦： 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
志》，第30 卷
第10 期（1933 年5 月16 日），第26—38 页。也应注意抢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
为资料只 提到抢
劫和小事件在某时某地（如1932 年5 月和6 月在浙江和江苏的蚕茧 产区）“很多”乃至
“几乎每日发生”，
几乎无法估计其次数（《中国近代农 业史资料》，第3 辑，第1030 页）。上面提到的王
店的40 起抢劫和
件，却可能与同一事情有关。1936 年上半年，在苏州专区（江苏）记载下来
的20 个抗税案例中，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每一案例都应单独对待？
①再者，在哪一点上（持续时间、涉及人数、暴力程度），农民的愤怒表示能
被视作一起风潮？而且，一起风潮在什么时候就成了一场起义？换言之，我
们必须认识到所记载事件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
由于这些原因，在任何事件中，任何统计评价的可信性都可能为资料所
提供信息的无法比较的性质所损害，而一种统计评价若把不能进行比较的事
情（种类、持续时间或重要性迥异的骚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恰恰足以证
明这种统计评价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关于方法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所了解的农村骚动的样本，对那类持续
时间较长的骚动的频率并非很有代表性，也完全不能代表其空间分布。例如，
我们是否应当把从20 年代到30 年代记载下来的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
土地税的增加，同时农作物的价格下跌（从而纳税人的收入也降低了）？或
者我们是否更应当把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目击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知
识分子）对农民处境更加关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当许
多目击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时，我们所知道的占压倒多数的事件也发生
在江南（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②内地，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报道；
而在这些省份，专区和县远离省会，情况更是如此了。
杨庆堃曾进行一次统计分析，不是对民国时期，而是对19 世纪（1796
—1911 年）。①对那一相对长的时期，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农
村的骚动，也包括数量更多的城镇风潮和冲突，土匪活动，以及为帮助政府
满足军费开支而筹款，更不用说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有关的1600 起事
件）。对于民国时期的史学家来说，把可与杨庆堃所分析的6643 起事件和群
众行动（也就是说每年平均58 起）相比的每年的总数加以比较考虑，并非不
可能。然而，如果不确定的结论少一些，在某些情况下重复的结论少一些那
就好了。一方面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课题②谨慎而有争议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
的关于家庭、乡村和宗教的名著的非常有价值的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鲜明
的对比。③罗伊·霍夫海因茨所作的“生态学”研究的令人失望的结果，与这
位历史学家用传统方式研究④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储存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同样
无锡的25 起抢劫证实抢劫具有“几乎每日发生”的性质；而后一资料只表示1932 年5 月
 11 日至 6 月 10
日间在县里发生的少数劫案；大多数劫案在报纸上没有报道，所以没有记录（《中国农村
经济资料》，第1
卷，第423 页）。
①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1021—1022 页。关于苏州抗 税，见
本书第6 章第1
节。
② 一位资料编集者很公正地提到，素有中国“天堂”美称的江、浙两省的劫案 记录数只
不过表明江苏和浙
江的新闻界优于其他省的新闻界。（章有义编：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1
032 页）。
① 杨庆堃：《关于19 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载魏菲德和卡罗 林·格
兰特编：《中华
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74—210 页。
② “它企图用计算机处理过的历史数据作为一种探索手段来辨识民众活动事件 的量值和
构形??”，杨庆
堃：《关于19 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 式》，第174 页和注1。
③ 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村 庄》；
《中国社会的宗教》。
④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 1923—19
45 年》，载鲍大
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3—77 页；《大 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
922—1928 年》；
有说服力。当然，本章所用的定性方法本身也会有主观主义之类的明显弊端，
但这样的方法至少不会显示出一种名为用科学方法确定的，而实际有可能导
致错误的貌似真理的外表。
《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在 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人，1923—1927 年》（哈佛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1966 年）。
自发的抗租抗税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纠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记载的非共产党的农民活动中，抗租是个受到重视
的范畴，因为它最能表现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抗租有时被单独提及，
有时领先于文献根据更充分，但在社会性上却较不纯的抗税范畴，在档案馆
和汇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导向夸大佃农的反抗。在民国时期
这种反抗增多了，但仍限于少数，它引起的争端和对抗，多于真正的风潮。
在真正的风潮中，值得注意的是1935 年冬至1936 年春骚扰苏州附近乡
村的那一次。那里为数众多的非在乡地主——其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
土地位于何处——以及一些在乡地主有委托催甲收租的习惯，由于催甲的腐
败和勒索，他们为人们所痛恨。①然而，古老的催甲制度并不是引起暴乱的唯
一原因。它是由连续两季歉收引发的。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地主们决定1935
年不向派来评估灾情的现场“灾情视察员”报灾，特别因为佃农们上一年曾
同那些上报灾的人进行过斗争。县政府曾因此要求所有的佃户自行“申报灾
情”，但地主们怀疑灾情被夸大，于是他们以他们计算的容许的减租额，自
行削减了佃户申报的损失总数。引起佃农不满的另一个原因与用实物折合现
金交租有关：恰在地租被固定前，苏州一担稻谷的价格从8 元跌至7.5 元，
结果佃户们被迫多交1/16 的稻谷，而表面上地租并未改变。引起佃户们愤怒
的第三个原因是度量衡的改变（一老担如今等于1.6 新担），这引起佃户们
误解，他们误认为增加了地租。
风潮始于1935 年11 月，当时在歉收最为严重的一些村和区，官员们开
始试图收租和逮捕欠租的佃户。在要求减租的请愿失败后，数千名农民要求
释放被捕的佃户，包围并捣毁了当地的警察所（警察开枪打伤了几名示威
者），还焚烧催甲的住宅。在1936 年的头几个月中，冲突和纠纷（持续的时
间都没有超过2 天）再次在吴县（苏州的县）①的几个区发生。其中最为严重
的一次发生在4 月底，在官员们试图没收种子来抵地租几天之后。这些造成
双方都有死亡的事件的结果是，县长试图恢复平静，宣布延迟交租并作了有
限的让步：在最严重的歉收地区减租20%，取消对未及时交租的佃户的罚款
等。但是，农民同警察的冲突，仍持续至5 月和6 月。②
苏州这些风潮的第一个特征是缺乏准备。反抗者似乎没有战略，反抗形
① 关于苏州的催甲，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 及非
洲研究学院学报》，
第29 卷第3 期（1966 年10 月），第569、587—589 页； 和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
苏州租栈：晚清
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3 期（1980 年 6 月），第44—45 页。但是特
别提一下，受到苏
州农民 责难的催甲勒索事件在南京10 年时期比在清末更时常发生；而且，村松祐次 及后
来洛耶夫斯基所
研究的催甲是地主租栈的雇员，在南京10 年时期不一定 是这种情况。
① 按民国政区建制，苏州府已废，不应夹注“苏州的县”——译者。
② 见洪瑞坚：《苏州抗租风潮的前因后果》，《地政月刊》，第4 卷第10 期（1936 年 
10 月），第1547—1562
页；《苏州的农潮》，《中国农村》，第2 卷第6 期（1936 年 6 月），第 6—8页；《晨
报》，1935 年 12
月 29 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料》，第3 辑，第1020 页。关于1934 年10 月风潮
，当时佃农放火
烧毁催甲所有 的房屋40 多所，见吴大琨：《最近苏州的农民闹荒风潮》，《东方杂志》
，第32 卷 第2
期（1935 年1 月16 日），第83—84 页。
式（始终是抗议，请愿和宣传与暴力冲突交替进行）也没有任何可识别的进
程。确实，我们在这里所了解到的，只是一次次的爆发蔓延开去，并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在收租时节，然后是播种时节）。第二个特征是，一次次爆发
的怒潮，是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偶然事件引起的：“灾害”（歉收）或地主
拒绝无条件接受灾情申报，当地的粮食价格下跌以及度量衡制改变。在租佃
的原则方面并无异议，只是反对突然改变现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
是，在佃户与地主之间的这次冲突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抗税风潮一样，人
们攻击了官员或其下属和公共建筑。村长或保甲长和当地的公安局，和催甲
一样，是暴力行为最经常的目标——远超过地主本身，而这些地主并不都是
非在乡地主。佃户们对士兵下乡催租感到愤怒。军队的干预是地主们求助、
抱怨、有时是要挟（“如果我们收不到租子，我们就交不了税”）的结果。
但是，剥削者与当局之间的勾结在佃户中所激起的愤怒几乎完全转向了后
者。于是，抗租骚动——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性反抗——更多指向当局，较
少指向富人。
至少在一个省，即浙江省，当局和地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动
摇。在浙江，在国民党政权最初几年的短时期里，当地的国民党代表曾试图
保护佃农的利益，这项政策使佃农同地主之间的纠纷增加了。由于这一不幸
的插曲（在这唯一由当局进行土地改革的省份，这项改革失败了），我们获
得了阐述有关佃农问题第二点的重要证据：虽然风潮和叛乱是罕见的，但纠
纷和诉讼却并非如此。尽管纠纷和诉讼很少恶化为暴力行为，它们却阐明了
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的性质。很少有例外，只有地主表达他们的观点，然而，
从他们常常是冗长的反诉中，我们却得以抓住双方争执的原因。
政府决定减少地租25%，引起地主多次抱怨和请愿。他们一般不愿说出
自己的身份，而常署名为“国民”，甚至直截了当地自称“野农”，或“县
农民代表”。①有一些请愿书声称有几百人签名，其中肯定有一些是地主的代
理人、亲戚和狗腿子，因为在这个区，地主的人数可能少于请愿者的人数。
另一方面，另一些申请书只有当地乡绅的例行代言人（区长、副区长和民团
团总等）的签名。但是，几乎毫无变化的是请愿书的内容；用相同的词汇表
达完全相同的观点，并且使用相同的陈词滥调，如同循环传递的模型一样（就
像1789 年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前用来炮制“发牢骚的笔记本”或不满的清单
的那些东西）。我们在这里所接触到的显然是预谋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反击。
浙江的地主们在他们的抱怨之中，小心翼翼地不对二五减租的原则提出
疑问。他们只是声称这一措施与地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的恶化有关；佃户中的
坏人——“奸佃”和“恶农”——正利用这一法律，施行远高出25%的减租，
或者甚至干脆完全拒绝交租。不良佃户经常为“痞徒”或无业游民所操纵，
并得到传统的或（更为经常）新设立的官方领导人和组织——村长和村委员
会，农民团体和当地国民党分部——的支持。
① 关于以下几段，参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的三个档卷：1—2—1001 和1—2—
1002，题为《浙
江各地农民抗租斗争》（1927—1930 年）；2—2—1129， 《浙江各县呈请取消施行二五
减租以免纠纷》
（1931 年11 月—1934 年6 月）；诺埃尔·R.迈因纳：《国民党中国的农村改革：浙江减
租个案，1927—
1937 年》，载陈福霖编：《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1927—1949 年》，第
69—89 页。我对
孙修福先生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给我的帮助表示感激。
地主们特别对负责仲裁因实施这一法律引起的诉讼的佃业仲裁会不满：
他们指责该会一贯偏袒佃户，对地主粗暴并加以恫吓。他们暗指这些仲裁会
（也就是“调解会”）鼓动佃户拒绝收成调查，而提出他们自己的估产，甚
至在丰收的1930 年使用歉收的1929 年和1928 年的粮食收成数字；仲裁会鼓
励佃农以粮食交租时使用小斗；并在地主不给他们签订新的租约前不交地
租，等等。被这样剥夺了合法利益的地主们，在这个曾经富足但现已受到破
坏的省份已不再可能履行交税的义务了：在结束他们的诉苦和悲叹的请愿
时，他们常常向官方暗示这种威胁。
南京档案馆保存的来自国民党地方组织，甚至省政府的某些官方文件，
逐一驳斥了不少地主们的请愿书中的陈述。然而，地主们的反诉并非全然毫
无根据。相当多的并不完全理解新法律条款的佃户，和另一些只是为了充分
运用有利的政治形势的人，采取了完全不交租的做法。有些地主受到威胁、
劫掠或殴打，少数被杀死。但是，这些行为，一般似乎是针对那些拒绝实行
减租，或把土地收回自种或转租给比较顺从的佃户（这是一种只有在佃户严
重违约的情况下，才为当地习俗认可的行为）的地主。确实，许多地主的阻
挠策略导致了有关实施新的租约的命令：旧租约被宣布无效，只有遵守二五
减租的租约才是有效的。关于计量单位“太小”的抱怨，同佃户或行政方面
的关于地主使用的计量单位“太大”的抱怨一样多。正是为了防止欺诈行为，
调解委员会被迫推行他们自己的计量单位。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禁止佃户在
以实物交租时，为增加重量而把谷子弄湿。
从减租引起摩擦和纠纷的恢复，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特权阶
级的抵制证明是成功的。罢税的威胁促使省政府放弃了土地改革计划，因为
省政府需要地主的金钱和合作，以便推行其他计划。从浙江的地租改革所引
起的骚动中得到的第二点启示是，这种骚动是长期积累的失望的发泄。佃户
们并没有主动对地主的契约提出疑问，但是，一旦当局采取一项新的措施，
它就成为骚动的催化剂。
浙江佃户与地主之间纠纷的大部分原因，也很自然地能在这个国家的其
他地方发现。最为频繁发生的冲突与地租的数额或地租的押金有关；歉收时，
地主不是增加地租（例如，因为地主自己的赋税增加了），就是拒绝降低地
租（或者是拒绝降低到佃户所要求的数额）。然而，还有许多关于利益上的
抵触，很难将其罗列：农民被抽佃，有关收成的核算或所用计量单位引起争
执，催甲过份苛刻或粗暴，等等。有时，佃户指责非在乡地主的代理人，除
为地主索取一大笔押金外，还为他们自己索取“小押金”。佃户们还指责代
理人当土地未被租用时，因介绍承佃而索取佣金或贿赂。至于地主方面，他
们的抱怨首先涉及拖延交租或拒绝交租（实际上往往是无力交租），但是，
有时也涉及偷水或盗伐竹林。①
许多争执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天。绝大多数减租请求是在荒年提出的。
一次关于上海腹地的调查列举了220 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的起因。除15 起是
拒绝在荒年减租外，有39 起事件是因天气反常引起的（洪涝24 起；风灾造
成的破坏8 起；干旱7 起），23 起是因蝗灾引起的。②这里，我们要强调两
① 萧信谊（音）：《从1927 到1945 年的四川农村经济和社会》（高级研究实验学 校，
博士学位论文，1972
年），第96—97 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6 页。
点：（1）“偶然的”（即使是周期性的）因素在激发与地租有关的事件中所
起的作用；（2）在这些对个别地点的争执纠纷中普遍的突出问题。交租的原
则几乎从未产生过问题。
在20 年代和30 年代，这些冲突确实似乎稍稍频繁和强烈一些。上面提
到的调查，在1922—1931 年这10 年间，从上海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
闻报》）上，总共记录下197 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③在前3 年（1922—1924
年），所记录的事件次数每年是9—11 起。在第二个3 年，即动荡不安的1925
—1927 年，每年的次数在17—19 起之间徘徊。从1928 年起，每年的次数从
未低于20 起。因而，骚动似乎稍有加剧。此外，暴力行为（如侵入地主的住
宅和宰杀、分食地主的猪）和风潮及骚乱的比例都有上升的趋势：从前5 年
（1922—1926 年）占有记录的事件的33%，上升到后5 年（1927—1931 年）
的39%。
同样，这还不是惊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所呈现的年度波动，1929 年发
生的事件总数为46 起（23.35％），这是个大灾之年（在季初是蝗灾和旱灾，
后来又是水灾），而丰收的1930 年则不超过20 起。仅就风潮来看，天灾与
骚动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明显：1929 年发生了18 起风潮（整个10 年总数为
73 起，几达1/4），而1930 年仅4 起。至于不是风潮的事件——许多仍沿袭
传统的形式：示威、请愿、起诉，以及佃户潜逃以躲避交租的案件——超过
了记录在案的事件的半数。总的来说，与地租有关事件的传统的特征以及歉
收与骚动之间的同样传统的关系，似乎比事件次数略有增加更有意义。在所
有事件中，暴动仍是非常少的。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道德规范仍屈从于地主。①他们受到尊敬，并在
具有浓烈的儒家家长制气氛中继续利用相互关系。在受剥削的佃户中间，阶
级意识和团结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间的竞争那样普遍，那样充满感情。土地
稀少和人口增加对地主有利。对农民来说，上策是得到一个不惹麻烦的佃户
的好名声，以免遭受抽佃的风险。即使佃户们起来造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他们的破坏目标常常是公共建筑和办公处所，而不是“老爷们”的住宅，他
们经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发泄，而不是向请求警察这样做的地主们。
地方上的放债人看来也从同样的环境中获益，因为总的来说他不会受到
他压榨的债务人损害。一旦人们因其他原因．．．．而起义时，他们肯定有被杀的危
险；但是，除某些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外，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专门指向贪
婪放债人的协力一致的运动。②确实，当雇员或其他债权人到村里索债时，偶
然性的风潮通常也会发生：①这类风潮与因收租或征税引起的风潮类似。然
而，一般说来，情况是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的简单的双边关系，即一个
债务人与一个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个债权人是一个高利贷者，在将来
③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26—38 页。这一汇编只特别提 到220
 种起因的197 起
风潮，因为有些风潮同时由几个原因引起。
① 注意四川一个大地主的日本寡妇的有趣的证明：文森特·S.P.布兰特：《中 华民国的
地主和佃农的关系》，
《中国论文集》，第17 期（1963 年），第225— 226 页。
② 例如，匪徒与债务人共谋，抢劫放债人，焚烧借条，并把其财富分给穷人：《文季月刊
》，第2 卷第1
期（1936 年12 月），引用于张秋儿（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生活状况》（巴黎
社会科学高级研
究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76 年）。
① 如1934 年在山西。见唐纳德·吉林：《军阀：在山西省的阎锡山，1911—1949 年》，
第198 页。
的某个时候，肯定还有必要再次求助于他。问题在于借贷的需求压倒了其他
的任何考虑。几乎没有风潮是针对难以对付的债权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例
子，在极度贫困或收获前急需贷款时，拥有存款却拒绝借出的邻居受到攻击
或甚至被杀死。②较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逼迫富人先拿出二、三担谷子，以便
度过收获前的难关。③借贷的需求有时导致暴力行为，同时也迫使借款人谨慎
地对待贷款人。有一种行为足以象征对这种人物所感到的依赖（同时也几乎
不存在任何债务人运动，更不用说任何破产者的暴动）：对冷酷无情的债权
人所采取的最为流行的报复方法之一是在他的门前自杀。夏洛克丢了面子，
他的检察官丢了性命。
抗税骚动
“引起风潮的最丰富、最重要的源泉，是与官方征税联在一起的勒索。”
④这个晚清中国及17 世纪法国传统的农民骚动的特征，在中华民国的南京10
年期间依然存在。①
作为例证，让我们引用在同一个月（1932 年10 月）同一个地区发生的
两起抗税风潮，尽管难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蛛丝马迹的联系。江苏省政府财政
厅发布清查田赋的命令，在扬州城附近的江都县西乡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
一清查揭露了许多耕地的面积比地契上所申报的数量大。政府让有关农民以
较低的价格购买超出的面积，或将这些土地上交国家，任他们选择。农民们
对不得不出钱买下这些他们视为己有的土地，否则将被没收而感到愤怒，他
们焚烧测量员的帐篷，捣毁他们的器具；接着他们又到扬州街上游行（1932
年10 月19 日）。大约有50 名示威者被捕（在10 月21 日），从而引起了一
场暴乱。次日，几千农民涌进县城，侵入县政府办公室，接着夺得田赋和地
籍的图册，将它们烧毁或拿走。他们在道路上和运河中设置交通障碍，就像
近日法国的朗格多克的酿酒人所做的那样。军队驱散了愤怒的农民，又逮捕
了200 人。为了要求释放前两天被捕的示威者，数万武装农民（有些人携带
步枪，但大多数人拿着棍棒和农具），在10 月23 日返回，再次包围了县城。
根据由省政府指派的两个负责调查的官员的正式报告，他们从驻军手中夺取
不那么原始的武器后，至少殴打了12 名军官和士兵。该报告指出，军队只是
朝天鸣枪驱散农民，但这一说法与参加风潮者的伤亡不符：8 人死亡，至少
有同样多的人受伤。
在10 月23 日的流血事件之后，骚动继续了几天：出现了武装农民的聚
会和抢劫；拒绝参与这一运动的农民以及村长、镇长和富裕地主（“大户”）
的住宅被烧毁。六名据信为运动的领导者被处死（10 月29 日拂晓）后，这
场运动才结束。根据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情地惩罚领导者（或那些被指控为
领导者的人）与宽恕一般的参与者，兼施并用（10 月24 日，250 名被捕的示
② 这是发生在一个江西靖安农民身上的事，他被族人杀死（《申报》，1930 年5 月30 日
，引自《中国近
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1029 页）。
③ 这是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 卷第427 页所说的硬借。
④ 萧公权：《农业中国：19 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41 页。
① 这个特点被所有研究17 世纪法国农民造反的学者强调，见让·雅卡尔：《经受苦难的
农民》，载皮埃尔·戴
翁和让·雅卡尔编：《发展的停顿，1580—1730 年》，（《世界经济社会史》，第2 卷）
，第489 页。
威者被释放），并同意作出让步：即停止测量计划和田赋调查。①测量或修订
地籍测量常是引起风潮的原因，特别是在测量员发现地籍登记与有关耕地不
符的时候。②扬州的农民，不论是否正确，把这种不符归咎于测量员使用较小
的计量单位。
扬中（距扬州东南几十公里的一个县）的一次风潮是由另一个常常引起
骚动的原因激发的：增加赋税，特别是增加土地附加税。此外，在这起风潮
中，可能有上层社会阶级的比较成熟的主张。扬中的抗税运动最初是由两个
地方士绅组织起来的，他们是该县两个区的代表。他们曾进行将扬中这个小
县与邻县合并的活动，希望通过合并来减少行政费用从而减少税收，但这一
努力未能成功，他们两人在1932 年夏反对县长作出的进一步增加附加税的决
定。一位县政府的官员被派去视察这两个不顺从的区，以安抚代表和当地士
绅；当他一眼看到正在等待的人群时，感到惊恐万分，遂化装成一个老妇人
逃走。眼见要求两县合并的请愿不成，但聚集的人群却成功地吓走了县政府
的代表（同时也迫使县长卸职），当地的纳税人决定抵制。这两个乡绅取得
了运动的领导权，直到运动在农民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的影响下变得激进起
来。农民领导人领导上万农民进攻县衙门（1932 年10 月4 日），但未能做
到纵火将其烧毁；相反，主要的领导人被捕，一名农民被杀。但是，他们已
经捣毁了税务局长、国民党的地方代表、民团首领和该县最大的地主等人的
住宅。受害者包括富有而无官职的地主，给这次风潮蒙上一层社会性的色彩。
在事件发生后1/4 世纪，当共产党已夺取政权时，对它的说明不免有所渲染。
①由更为坚决的真正的农民取代乡绅领导人，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特征，但不
是常见的。通常农民构成抗税运动的普通成员，这样的运动常常是由当地的
名流领导的。
红枪会领导的抗税活动情况更是如此，红枪会是20 年代活跃在山东和河
南的一个秘密组织。②在他们的反征税骚乱中，控制着红枪会或像“联庄会”
这样的合法组织的士绅决无颠覆政府或向政府挑战的意图。首先他们的对手
近在眼前：县政府或半自治性的军阀，以至贪婪、腐败的地方税吏。总之，
他们当务之急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互相保护，
以防备土匪或士兵的侵扰，因为分裂成多少有些合法性的敌对的权力集团的
政府当局，③难于维持治安。他们是社区里有影响的、富有的成员，因此很自
然地代表社区，将保护延伸到受税收威胁的祖产。
① 关于扬州风潮，见《江苏江都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卷
2/2/973。这档卷
有四件档案：最后一件（16712 号）最详细但不很客 观。又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219
8（驻南京总领事
裴克），1932 年10 月25 日； 893.00PR 南京/57（1932 年11 月5 日）和/58（1932 年
12 月21 日），裴 克
的月报。最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 卷534—535 页和《中央日报》， 1932 年1
0 月23、24、25
日。
② 例如，1935 年春，安徽东部和县村民抗拒丈量陈报土地。和扬州农民一样，和 县村民
害怕丈量单位差
异（当地的亩大于他地）会造成田赋增加。〔《中央日 报》（1935 年4 月15 日）第7 版
）。
① 戴闻：《江洲火案》。
②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163、166、205 页和 各处。
罗曼·斯拉文斯
基：《红枪会与1926—1927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92 —93、99、142 页。
③ 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 文选
》，第3 集（1978—1979
年），第218—275 页。
因此，这些抗税风潮——其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农村风潮——并没
有反映农村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要求。这些风潮也不是由蓄意地唐突要求在
村内重新分配财产激起的。它们看中的目标并不是这些富有的村民，而是文
官，特别是地方政府下属的代理人、税吏或负责催税的仆从。这些抗税风潮
并不指向使现行秩序，甚至传统征税形式成为问题。确切地说，这些风潮力
图通过保护现有权利甚至个人或地方社区的特权来维护它们。这些权利可能
千差万别，从习俗认可的新年杀猪不交屠宰税的“权利”，到为祖祖辈辈从
不上税的“黑田”免税。①
有时，纳税人起而反抗的坏事纯属臆测。他们先入为主地怀疑任何税收
的改革计划，那怕其用意是极好的。在修订地籍测量（或不得人心的“土地
申报”）的罕见的案件中，进行修订可能大量减少多数纳税人的税额负担，
同时使国库增收；唯一受损者只是那些拥有大量“黑地”迄今免于纳税的地
主们。②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当局咒骂他们是“愚民”，任凭一小撮大量逃税
的大地主煽动发起动乱，而这恰恰损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直到1933 年底，税赋负担持续恶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①然而，引
起纳税人愤怒的只是个别的改革（简言之，是这一总趋势的细节）。纳税人
总的说来并不反对这一趋势，而是特别反对强征某种新的附加税，或不许在
歉收后按惯例减税，或在一年内多次强征新税，非法勒索，特别明显的欺诈
或滥用职权等等。总之，他们反抗据信是无法忍受的新的措施，却不对税赋
原则本身提出疑问。
这些零星的反抗是极易被制服的，尽管并非注定必然要完全失败。就每
一起企图持续几个月的反抗来说，都有多次风潮在当天或一周之内便被平定
下去。两次风潮之间很少有什么协作。几乎全都准备不足——如果有什么准
备的话——组织极差和引导不善：即使动乱者的武器很原始，又缺乏训练和
纪律，这些也不足以毁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失败可能是起事仓促造成的。②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场动乱迅速被摧毁，接踵而来的是同样迅速的镇压。如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1020—1021 页。在17 世纪的欧洲，规 模颇不
相同的加泰罗尼亚
叛乱（1640 年）的目的在于保留受到卡斯蒂利亚中 央集权威胁的租税特权和军事特权。
与1662 年布洛内
地方的吕斯蒂克律的战 争一样，法国的许多农民叛乱（虽然在1660 年和1675 年间它们越
来越多地 表现
出重要的社会面貌）目的在于反对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破坏租税豁免和 特权。见皮埃尔·
维拉尔：《近代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方：民族结构的经济基 础研究》，第1 卷，第627、629—632 页；P
.埃利约：《吕斯
蒂克律的战争与 布洛内地方的特权》， 《北方评论》（里尔），第21 期（1935 年），
第265—318 页；
莱昂·贝尔纳：《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社会和民众起义》，《法国史研究》， 第3 卷第4
 期（1964 年），
第457—459 页。
② 见在当涂县、萧县和江都县实行的三个实例，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 《土地陈
报调查报告之一：
安徽省当涂县土地陈报概略》；《土地陈报调查报告 之二：江苏省萧县土地陈报概略》；
《土地陈报调查
报告之三：江苏省江都县 土地陈报概略》。江都县是前面提到的扬州风潮发生地。土地陈
报引起萧县一 起
迅速被镇压的风潮。
① 这种恶化在40 年代重新开始并走向高潮，见易劳逸：《农民、捐税和国民党 统治，1
937—1945 年），
第6—16 页。
② 1932 年10 月，扬中的示威者在用10 小时放火焚烧相隔很远的私家房屋（共 7 处）后
才攻击县衙门；当
局有充分时间防范（戴闻：《江洲火案》，第22 页）。在扬州，暴动者也让当局有充分时
间在10 月23
日的决定性对抗前，调 动援军和关闭城门。
在扬州，镇压通常是严酷无情的，但也是有选择的；领导者（或者，如果不
能确定，则是那些被宣布为领导者的人）会被处死，其余的全部释放。通常
县长会被调离，而引起事件爆发的措施会被废止。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并不
意味失败。
抵制鸦片税
土地税，首先是土地附加税，是大多数抗税风潮的根源，但也并非完全
如此：征收烧酒税、屠宰税、盐税以及鸦片税等等，也会引起反抗。我们只
限于讨论最后提到的税种。极高的鸦片税率并不是造成有关骚乱的唯一原
因。时而强迫种植罂粟时而又禁止，也激起过农民与警察或军队的多次冲突。
种植罂粟不仅面临政府政策的反复，也面临镇压的威胁。它还受气候变
化的影响，①这使它比谷物更难侍弄，同时，它还要冒产品过剩和价格下跌的
市场风险。然而，种植罂粟却又能提供厚利：中日战争爆发初，在贵州，同
一块土地种罂粟的利润是种小麦的4—6 倍；而早几年在云南，一季罂粟的收
成可挣得种植罂粟的土地的价值的1/4。②
罂粟税是比例税率。按官方说法，高税率是为了抑制种植罂粟，甚至是
对于种植罂粟的制裁，这可从它的最普通的税名看出：亩罚（每亩的罚金）。
有时，连续增税——首先它是很严厉的——确使农民不敢种植罂粟，如在
1925—1926 年种植季节许多地方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为了刺激罂粟生产，
有关当局（碰巧是军方）匆忙降低鸦片土地税。③然而，在其余时间里，这种
“禁”烟税确实达到了它的真正目的（与公开宣布的相反），也就是扩大罂
粟种植。没有其他作物能带来足够的利益，使高税成为可行，而在许多地区，
无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都征收鸦片税。④四川因其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
系统和众多河流，特别适宜于生产和运输鸦片，而对那些拒种罂粟的农民，
当局强征一种“懒惰税”。尽管懒惰税被认为与种植罂粟者所纳的税款相等，
但实际上有时要高出一倍。①
许多农民为赋税严苛所激——如果不说为其所迫——而扩大罂粟的种植
量，损害了粮食生产（造成多次局部饥荒）；在此之前，他们首先为军阀所
迫，也为财政上的原因，而种植罂粟。②国民政府忠实于孙逸仙的愿望，并急
于在财政上削弱并控制半独立的西南政权（这一地区是主要的鸦片生产地），
在多次努力失败后，终于强制禁烟，同一些农民又被迫拔去他们的罂粟，鸦
片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在一个晚上消失，但从1934 年起，两者都略有下降，尽
管省或地方当局都尽力避免放弃这笔收入。鸦片为敌对的四川军阀提供军
① 《收获时潮湿多雨容易毁灭农作物》，戴J.C.S.霍尔；《云南地方派，1927— 1937 年
》，第 109 页。
② 同上书，第105 页；太平洋学会编：《农业中国》，第119 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8 年》，第524 页。
④ 甘肃事例（《中华年鉴， 1925 年》，第579 页），云南事例（《中华年鉴，1926 年
》，第642 页），
贵州事例（同上，第637 页），福建事例（同上，第627 页）。
① 《中华年鉴，1926 年》，第620 页和《中华年鉴，1925 年》，第586 页。
② 七个省（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河南、湖北、福建）有直接抑制谷物生 产的事例
，见《中华年鉴，
1921—1922 年》，第791 页；1925 年，第575、578、 583 页；《1926 年》，第626、6
41—642 页；1928
年，第531 页；1931 年，第 591、599—600 页。
费，也是云南和贵州两者预算的最大收入来源。甚至几乎没有罂粟的广西，
也对从云南经广西运往长江的鸦片抽税。同样，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禁种
罂粟，却从自陕西偷运过黄河的鸦片的违禁税获益。
禁种鸦片使罂粟种植者立刻陷入贫困，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地价
一夜之间下跌。如果他们试图继续秘密种植这种作物，这是很难隐瞒的，他
们至少要冒重罚的风险，有时风险还要大得多。1932 年底，在江苏最北部，
对罂粟进行官方检查，同时威胁要把两周内不拔除这种作物的人处死。③所
以，政策的反复并未改变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即农民遭到死亡的威胁，起初
是如果他们不种罂粟，然后是如果他们种了罂粟。①
面对因时因地而变的政策（在西部省份和福建种植罂粟可能是强制的，
同时在其他沿海省份却是禁止的，农民们以其惯常的方式作出反应：当他们
对这种滥用权力忍无可忍时，通常并不诉诸暴力，而是突然爆发出愤怒或绝
望。在四川万县，农民自1909 年以来就不种罂粟了，1925 年当军事当局命
令他们重种罂粟时，每个甲的首领都拒绝照办。②同年在长江上游的涪陵，所
有居民在地方士绅和商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声援反对增加 600000 元鸦片
税的抗议。③还有另一些惯常的非暴力反抗，包括请愿，要求县政府批准限制
鸦片生产；当税吏即将到来时，欠税人逃匿；以及最终荒废征税过重的土地。
④
福建是一个生产鸦片很少的省份，该省陆军和海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走
私。对生产者的剥削托付给了个人或公司，他们可以指望军方保护以便顺利
地结束收税。这使士兵与福建农民之间一再发生冲突。⑤无论是在福建，还是
在其他地方，这种冲突照例都既是经常的，也是短暂的。一个例外是1932
年2 月和夏季安徽北部四个县和江苏北部一个县的农民对征收鸦片税的军队
和当局进行了一次长期的抵抗，并取得了胜利。①
③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PR 南京/59（1933 年1 月14 日），第21 页。在国民 党政府
直接控制区域，禁
烟运动早在1932 年生效。虽然罂粟种植逐渐遍布中 国多数省份，但仍以包括西北（陕西
、甘肃、宁夏、
绥远）和西南的西部鸦 片地带最为密集。
① 参看《中华年鉴，1926 年》，第620 页和1928 年，第534 页。但在初期，在 国民党
禁令下达前，有时
偶尔也有农民因种植罂粟被处决（《中华年鉴，1925 年》，第575 页），这全取决于地方
当局。
② 《中华年鉴，1926 年》，第641 页。在四川省西南部四个县（《中华年鉴，1931 年》
，第 600 页）和
四川省外其他地方（ 中华年鉴， 1926 年》，第 626 页； 1928 年，第524 和531 页）
也有拒绝重新种植
罂粟的情况。
③ 《中华年鉴，1926 年》，第641 页。
④ 《中华年鉴，1926 年》，第626 和628 页；《农业中国》，第129—130 页。
⑤ 例如， 1925 年（《中华年鉴， 1925 年》，第571 和574 页）， 1928 年（美国国 
务院档案 893.00PR
福州/4，1928 年4 月4 日第6—7页），1931 年（同上，PR 福州/37，1931 年2 月）和1
933 年（同上，PR
福州/51，1932 年4 月4 日， 第14 页）。这类冲突主要造成农民中的死亡，但有时如19
34 年春在惠安，
农 民也杀死士兵、税吏乃至县长。（同上，893.00PR 厦门/80，1934 年5 月8 日， 第8
—9页。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181 页；《中国经济》， 第
1 卷第1 期（1933
年4 月），第16—17 页，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3 辑，第1016 页。
自发的农民骚动：类型和特征
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明显的悖论：无论地租多么沉重，高利贷的后果多么
惹人注目，它们却很少激起激情的反抗和骚动，就是激起了，也不如土地税
所激起的那么频繁，而土地税相对来说较轻，尽管在增加。我们还注意到，
土地税引起的骚动是与反抗其他税种（如鸦片税）相伴随的，同时更进一步
加强了抗税骚动的突出地位。
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
我们现在将简要地考虑其他类型的骚乱，并概述一种既包括这些骚乱，
也包括在前一节中已较详细论述过的那些骚乱的一般类型。
我们将首先考虑的骚乱的共同之处是骚乱指向政府当局（文职的或军人
的）的地方代表，而不是——很少例外——指向富人本身。因而这些骚乱更
接近于传统形式的抗税骚动，而不是共产党人所要求和鼓动的社会斗争（反
对地主和放债人）；后者一般说来分布不广，也就是说，在共产党人自己插
手以前是这样。反对行政当局、强制劳役和军队的斗争有一些指向行政当局
的风潮是由于各种滥用权力（地方官员的专横、残暴或腐败）引起的，另一
些则由出自善意但被误解（常被解释得很糟）的创举引起。1930 年在广东北
部的东陂，一项要求在地方市场交易中采用阳历的法规导致一起造成五人死
亡的风潮。闹风潮的人认为“阳历”中的阳字是“洋人”的洋。①三年后，在
云南，农民们变得难于控制，他们把持续干旱归咎于反对迷信的宣传，他们
相信这种宣传得罪了龙王。②有时激起农民愤怒的改革本意在于改善他们的命
运。1933 年4 月在浙江北部余杭县有10000 名（按另一资料为20000 万名）
蚕农参与了一起动乱，因为省乡村建设机关要他们购买一种特殊的蚕种，以
对抗日本人的竞争。一个来自省机关的官员被打伤，另一个被杀，乡村建设
机构的设备和帐篷被放火烧毁，蚕房也同政府的许多建筑物一样被捣毁。应
该提及的是，要求农民购买政府所赞许的蚕种（这种蚕种比其他蚕种贵）的
命令没有附加任何解释。当省政府最后决定派一名科长到这一地区与农民谈
判时，他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就像1905 年1 月流血的星期日圣彼得堡沙皇的
臣民那样。据说，那位惊恐的科长曾驾车直向农民驶去，伤了许多跪着的农
民，显然这又给当时的局势火上浇油。③
上面提到农民对政府不得人心的滥用职权进行报复，对现代化努力作出
错误的反应，余杭的例子突出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对农民的精神世界
多么陌生。官员的笨拙和在某些情况下骄横地推行某种改革，很可能使早已
厌恶所谓改革的农民感到忍无可忍；而改革无论怎么说最终只对很少的一部
分人（那些在蚕种方面有投资能力的人，或在其他例子中，在种子或较昂贵
①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0916，精琦士电报（广州，1930 年5 月14 日）。
② 同上， 893.00PR 云南/54（副领事查尔斯·S.里德每月报告），1933 年4 月 3 日。

③ 关于余杭事件，参看三件有时说法不一的资料：《浙江二万农民暴动》；美国 国务院
档案 893.00PR 上
海/57（每月报告，1933 年4 月）和893.00/12371 （克宁翰电报，1933 年5 月20 日）；
诺埃尔·雷·迈因
纳：《浙江：国民党在 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 年》（斯坦福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 1973
年），第221—228 页。
的设备方面有投资能力的人）有利。反对革新和进步的怒火可能会被描绘为
反动的，但未必就是无理的。面对企图从上面强行推动革新的现代化机构的
突然出现，农民——先验地——没有理由作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反应；这就
是他们对极为熟悉的腐败（也由建在他们上面的那些机构表现出来）所作出
的反应。①
没有什么东西比强迫劳役制度更能说明农民社会与以命令主义（尽管并
非总是有效的）方式指导的现代化之间的冲突。1934 年12 月3 日公布的蒋
介石给各省政府的一份指示授权省政府利用来强迫劳动完成公益工程：挖灌
渠，加固河堤，清理土地，造林，筑路等，该命令声称上述工程全部由直接
受益的劳工（从当地村民中征募）实施。但这并没有防止强迫劳动在被强迫
者中极端不得人心。一般地说，服劳役者与最主要的获益者并不一致，也就
是富有的地主们能更多地利用现代道路，有更多能灌溉和防洪的田地，但他
们却可以暗中贿赂官员，从而不必在劳工队伍中服劳役，也就是说，他们首
先并不是必然被豁免的。只是最贫穷的农民参加了川湘路的建设（这项工程
从1935 年11 月延续到1937 年1 月，但征集到的劳工只在最靠近他们家的路
段劳动）。待遇很差，伙食极坏，报酬极低——甚至根本没有——劳工们终
于造反了（在公路经过的七个县中的两个县黔江和涪陵，至少有少数劳工这
样做了。②
有时仅仅抽签确定被征集农民的过程都足以引起一场风潮：1935 年，在
河南泌阳，1000 名老妇捣毁了有全部壮丁（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名单的保甲
登记处，并且打伤了一个官员。①然而，如在黔江和涪陵一样，骚动更经常是
由恶劣地对待劳工，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恶化（这是未恰当遵守法规的结
果），或监督他们的官员腐败引起的。对劳工既不付给报酬，又不供应伙食
的情况是很少有的；许多人得到基本的或最低的工资，几乎全供应伙食，尽
管通常并不充足。但是，例如有时会发生雨天拒绝给他们开伙的情况（因为
他们不劳动），尽管他们不可能回家；或者一个腐败的保甲长可能会从每个
人身上敲诈几枚铜板——支付“点名费”；不然就是监工加快劳动进度或毫
无理由地殴打、伤害（甚至打死）劳工。照例引起“抗力役”骚动的正是这
类滥用权力。
“抗力役”可能是非暴力的（罢工），或者相反，也可能是流血的，如
当一两万劳工用镐头袭击防止他们逃跑的护路队时。不论是哪种情况，很明
显劳工们的王牌是他们的人数：尽管不是本意，他们却代表大量集中的劳工，
这些劳工在常态下是广为分散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些转变为劳工
的农民可能会尝试一种他们并不熟悉的反抗方式（农业工人自己几乎从不罢
工）。与此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会抢先采用（或重演）农民与士兵
（或“匪兵”）之间的那种惯常的战斗形式。②
1926 年春，河南西部的红枪会（一个被认为是保护农村居民的秘密组
织）据说曾残杀多达50000——意谓数量极多——的败兵。③在军阀统治年
① 也是在1933 年，（云南）昆阳小地主们在计划穿过他们的土地筑路时骚动。原 始路线
并不穿过他们的
土地，但土地将被公路穿过的其他地主收买了负责官 员。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
第151 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1025 页。
② 许多抗拒强迫劳动的事例载于《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1025— 1028 页。

③ 戴玄之：《红枪会》，第192 页。关于红枪会，参看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 革命
者，1845—1945
代，抵抗士兵的农民自卫一度特别必要，并且很广泛。在南京政府统治的10
年中，无论是在半自治的军阀们争夺的边远省份，还是为了抵抗“匪兵”部
队，情况仍是这样：据信那些土匪如果被收编为正规军，他们可能会驯化；
但由于他们的新饷很难按时发放，对他们来说回到老路的诱惑是非常强烈
的。①
龙田事件（1931 年 12 月 27—28 日）正是这种例证。由于驻在福建福
清县龙田半岛的军队勒索和残暴超出常情，几万农民攻击了2500 名士兵，这
些士兵——包括他们的司令官——原先全是土匪。他们绑架村民勒索赎金，
拍卖抢来的货物并严刑拷打抵抗他们的农民。最后，当一个士兵试图砍断一
个没有迅速取下他索要的戒指的妇女的手指，接着又发生集体轮奸后，农民
们终于较好地武装起来（不仅有必不可少的棍棒、短刀和长矛，还有手枪和
步枪），根除了这些士兵。据说2500 名士兵中有一大半被消灭。农民们也损
失严重，但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其实只要正式允诺将这支部队（或者说这
支部队的残部）移驻他地，农民们就会同意停止战斗。1932 年1 月27 日，
从福州开来的援军才真正克服了败兵首领的固执（这个首领坚持索要一笔贿
赂，以换取同意换防）。②
正规军不时大肆勒索，虽然其次数少于那些被并入军队的原土匪，却也
同样令人惧怕，有时甚至甚于军队派往进剿的土匪。对土匪进行的讨伐很少
起作用（军队有时会向土匪出售武器和弹药）。有些讨伐甚至比土匪袭击本
身造成更多农舍和村庄被烧，更多农民被杀。①福建的一个地区1932 年受到
土匪侵扰，当地居民在断定“纠正比原罪更糟”后，一次接一次地发出请愿
书，请求撤回维持治安的军队（无效），“以便他们只与土匪作战”。②
中日战争期间，不仅国民党统治薄弱的省份，而且它所牢固控制的省份，
首先是四川，都成为农民与掠夺成性的军队之间的对抗舞台。于是叙府地区
（位于长江与岷江的会合处）的农民向大刀会求助，他们立即在1943 年的一
个晴朗的夏日早晨，干预正在盗墓的一群76 军的士兵。接着，发生了10 天
的战斗，从7 月16 日至27 日（被称为“骨战”）。结果是，得到增援的76
军赶跑了大刀会——并且以搜寻大刀会会员为借口，继续劫掠，比过去更厉
害。③
盗窃和勒索所引起的暴乱少于征兵制的弊害和军队拉夫所引起的暴乱。
魏德迈将军在一份致蒋介石的著名的备忘录中，提醒蒋氏注意因征兵激起的
肮脏交易和恐怖：“对中国农民来说，征兵就像灾荒或洪水，只是更有规律
年》，第4 章。
① 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1931 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 志》，
第16 期（1969
年4—6月），第306—307 页。
② 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1815（1932 年1 月25 日）， 893.00/
11837（1932 年2 月
12 日），893.00PR 福州/48（1932 年1 月13 日）和/49（1932 年2 月10 日），中美国
驻福州领事（伯克）
的官方通信。
① （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8
841，韦伯（芝罘），
1927 年4 月2 日中有叙述。
② 同上，893.00PR 福州/57，1932 年10 月4 日。
③ 同上， 893.00/15141（高思，重庆，1943 年9 月29 日）。
——每年两次——并造成更多的受害者。”④除只打击最穷的人的征兵制的不
公正之外，还定期征集成千上万的苦力，他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在壮丁
和苦力（常受虐待，经常得不到照顾）中，死亡率都很高，而八年抗战期间
军队对平民的暴行和骚扰更加深了农民对军队的传统仇恨。到40 年代初期，
征兵的不公正和军队的勒索甚至已成为可与征税相提并论的引起农民骚动的
因素。似乎当时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盛行一时：有些暴乱既是由对田赋征
实不满引起的，也是由对征兵队长的憎恨引起的。征兵队长是对突然扑向在
地里耕作的农民并迅速把他们的双手捆在背后的那伙人的委婉的称呼。在不
到一年里（1942 年秋至1943 年夏），规模和时间不等的农民暴乱（有些卷
入的人数多达50000，持续时间长达数月）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①
在这些暴乱之后，1944 年又出现了另一次浪潮，当时中国士兵在日军于河南
发动的新的攻势面前溃逃，受到1942—1943 年严重饥荒的幸存者的多次攻
击。②当士兵处于孤立，掉队或受伤时，厄运便会降到他们的头上。关于农民
已不再同情士兵的境况的说法大多是虚构的（毕竟这些士兵都是同他们一样
的农民）。他们最初的冲动是让士兵缓慢地、痛苦地死去。③
一份纲要性的图表（表2）列出了自发的农民骚动的各种类型。单独加
以分类的事件（在表的下端）一方面包括持续时间比一般骚动长的极少数复
杂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频仍发生但持续时间短的大量初级的运动。按照
我们第一个准则（目标）的观点，复杂的运动按定义是混合的。它们即使在
开始时并不指向几个不同的目标，但是由于其持续时间长，随时间的推移他
们趋向于获取新的目标。不过，它们与第一类骚动，即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
（位于表的上方），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初级运动（简单的抢劫事件，有或
没有有限的暴力活动）置于表的右边一栏：饥饿的人群到可以找到粮食的地
方去抢劫或吃大户，也就是说，一般是在富人的家中或粮商的店铺里。
表2 农民骚动的类型
④ 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69 页。 关于被
征当兵农民的苦难
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 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
汇编》，第35—37
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2—140、143—144 页；和吕西安·比昂科：《
中国革命的 起
源，1915—1949 年》，第155—157 页。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 的内战：1
945—1949 年的政
治斗争》，第163—168 页。
① 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1；15095），四川 北部（同
上，893.00/14997；
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 地方（同上， 893.00/15009；15033；15
047；15074；15109；
15112，刊载于 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20—22 页）。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 年6 月10 日），第13 页 和注2
6。
③ 张天翼：《仇恨》。
指向政府当局指向农村人口中的少数
按目标分A 、抗税风潮．．．． A 、穷人反对富人．．．．．．
类的骚动土地税++ 佃户=
鸦片税+ 债务人——
盐税a++ 农业工人a ——
其他a （烧酒捐、屠宰税等）—
B 、其他．． B 、世系械斗．．．．
反抗政府的创新措施一个社区反对另一社区
的滥用权力+
抗征夫+
抗军队=
单独分类的骚动，
因为不是太大就 大的：复杂的运动 - 小的：初级的运动 ++
是太小
a 因篇幅所限本章未讨论的项目。
频 度（主观的估计）：
— 极少
- 少
= 一般频度，或变化不定，如军队的案例
+ 比较频繁
++ 很频繁
按目标分类的骚动中，我们了解到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最为频繁。不仅
置于该表右边一栏的骚动发生次数较少，而且我们划分的这两类子目的社会
意义也非常不同。“A”类骚动（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到的唯一的一些）
是穷人反对富人。“B”类骚动（世系械斗）使庞杂的社区对立，每个社区均
由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构成，富人或者保护穷人，或者操纵穷人，不论怎样，
都是他们组织穷人。纵向运动如在清朝一样，纵向的社会冲突（世仇族间长
期争斗）会使两个宗族、两个村庄或两群村落为某一争议——诸如用水（或
防洪），一块清理过的土地，森林的开发，坟地或控制当地市场等而相互对
立。①在易发洪水的安徽与江苏北部边界，四年内曾四次成为与管水有关的冲
突的舞台。1932 年6 月，萧县（江苏，现属安徽）居民所进行的排涝作业和
疏浚工程给宿县（安徽）造成淹没土地的威胁。因此，宿县2000 多名武装的
农民开始填平那些不久前才挖好的水渠。一场使用了火炮的冲突导致萧县几
个村庄被毁（1932 年7 月1 日）。次年，只是由于军队的干预，才阻止了丰
县和沛县（江苏）农民毁坏河堤把威胁性的洪水导向邻县。1935 年3 月，又
重现了1932 年的骚动模式：萧县村民疏浚淮河一条支流被宿县居民蛮横地阻
止，接着发生械斗，造成多人死亡。1936 年5 月，另一场冲突再次把萧县和
宿县的老对手投入对抗。②
① 萧公权：《农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61—366 和419—429；哈里· J.拉
姆利：《械斗：中
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 卷第7 期（1977 年11 月），第1—39 页；罗
伯特·B.马克斯：
《海本县在海本农民运动前夕 的社会变迁，1870—1920 年》，第17—29 页。
相邻社区间的反复冲突造成了敌对和争斗的传统。利益的冲突会使这种
传统保持活力，但渴望复仇也能刺激这一传统，以致极为平常的事件也会引
起新的敌对行为。村民们为了自卫和保卫社区的利益，在必要时会向秘密组
织求助，或自己组成敌对的组织，如广东海丰和陆丰的红旗会和乌旗会（详
见本节后文和下节）。受到威胁的社区重新复活其秘密社会的一个例子是
1927—1928 年出现在邻近镇江（江苏）的四个县的小刀会。小刀会的成员都
是从江北来的移民。同时本地人组织了一个敌对的社会：大刀会。1928 年9
月，小刀会2000 名农民会员在丹徒县残杀了200 人，并烧毁了六个村，它们
被认为因建立了大刀会的地方分部而有罪过。①
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敌对把每个村一分为二，而广东东部的红旗会与
乌旗会却体现真正的村际联盟，这种联盟是在19 世纪当新的集镇建立时形成
的。在两个集市之间的无人地带建立起来的新村落，和处于集市边缘的弱小
氏族——它们寻求逃避牢固地盘踞市镇的氏族的控制——倾向于同他们强大
邻居所属组织的对手结盟：如果最近的市镇被红旗会控制，就与乌旗会结盟，
反之亦然。于是，到19 世纪末，海丰和陆丰两县已被敌对组织的真正的（红、
黑）棋盘所覆盖，它们极化成两大对抗阵营。这些组织有点像布列克的圆头
会和长头会，在20 世纪20 年代依然非常活跃。②
这样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比江南受威胁社区重建的小刀会以更大
的规模组织起来，并具有更大的潜在破坏性。但是规模的不同不应掩盖这些
不同的组织所参与的纵向冲突的共同性。尽管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分界线
分裂了每个村庄，它却没有把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分开。两个秘密社会间的
对立所表征的真正分立，是在当地人与外来人（少数与北方结盟）和当地出
生但尚未同化的新近到达家庭的后代之间的分立；这一伙外来人经过一、两
代后仍未被同化。①同样，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广东东部特有的地区性
冲突也没有把富有的地主与他们的佃户或其他少地的农民分隔开来，而是使
敌对的社区对立，每一社区都有自己惯常的贫富剖面。红旗会或乌旗会的领
导人通常是一个富人，他能用他的财富和影响去贿赂或恫吓官员，并保护他
的追随者们抗税和反抗敌对的旗会。实际上，正是这种保护保证了农民对其
所属旗会的忠诚——由于敌对旗会的活动助长了不安全，这种保护在这里甚
至比中国其他农村更为必要。
佃户与地主间的冲突可以用正统的说法称之为社会性冲突，而纵向冲突
只表明地方上的狭隘性：敌手不是富人，而是“其他的人”。有时，外人是
来自其他地方的劳工（也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是为了土地和水，
而是为了就业。1921 年，中国国际救灾委员会在建造北京至天津的公路时（为
把粮食运到需粮的地方），从山东招募了2800 名工人，这就出了麻烦。在开
工的那天早上，河北的农民在流氓的协助下，袭击了这些外来人，并将他们
① 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 年》，载J.谢诺编： 《中国的
民众运动与秘密会
社，1840—1950 年》，第221—222 页。
② 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 年》，第
18—19 和24—29
页。
① 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 名中国农民在1931 年7 月 破坏朝鲜
移民建造的坝和
灌渠。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 外交事件。
赶走，接着几百名当地人要求取代那些被他们驱散的人。②在19 世纪早期的
法国，工匠和工人行会常煽动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对抗。这样的对抗阻碍了阶
级觉悟的提高，并且破坏了现代社会运动的开端。一个世纪以后红旗会与乌
旗会，小刀会与大刀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加伏特人与
德沃朗特人之间的对抗的（中国式的农村的）翻版。复杂的运动：长乐的例
子1931 年11 月在长乐（在福建，是福州南面的一个县）爆发的骚乱，从一
开始就是双重性的抵抗：既反抗军队，又抗税。1932 年1—2 月，这场指向
政府当局的运动被纵向冲突扩大，从而加速了这场运动的最终崩溃。骚乱的
起因是在湖清乡（长乐县）征收土地附加税。征收这一附加税的目的是资助
一支深为村民不满的海军分遣队（他们为了向烟民征税，强迫村民播种罂粟）
执行改进水利的计划。当湖清村民拒交这一附加税时，两个营的海军被派赴
该地，强迫村民交付。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海军于11 月4 日到达；5 日，
农民向他们宣战。
这场运动不仅复杂，而且也比多数农民风潮和暴动组织得好（这或许足
以说明为什么它能持续如此长久）。湖清的村民从1922 年开始就被迫在当地
民团服役，与其他地方的村民相比，训练和装备较好——至少不更差。暴动
的领导人林克祖正是湖清乡民团的指挥官。林聘请了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毕
业生来训练民团，并且招纳了一群土匪，预付了两个月的饷，以换取他们许
诺在前线效力。12 月21 日晚，湖清的农民已有准备并得到增援，以10∶1
的数量优势进攻了长乐县衙门。负责守备县衙的海军部队迅速逃窜，丢弃了
武器弹药，也抛弃了县长。
初步的成功使造反者过于自信。他们捣毁了海军安装的两座泵站，并要
求海军从此离去。林克祖宣布地方自治，并干脆接管了整个长乐县的政府机
构。他掌握了全部税收以满足他的军事开支；保留并征收两个月前他曾谴责
的鸦片税，并解除了开设鸦片馆和赌场的限制。长乐县其他乡的居民，原先
并不交附加税，对被迫为与他们无关的斗争提供资金不满。此外，被雇用的
土匪释放了刑事犯，并拦路抢劫难民。冲突随之发生，而在当局派兵增援的
关键时刻很快又演变为乡际战争。1932 年2 月，一个敌对的乡——后山乡俘
获了林克祖并把他交给当局，遂被处死。28 日，海军进攻湖清，并给来焚毁
湖清村庄的后山居民以有力的支援。到3 月底恢复平静时，有40 个村被夷为
平地，7000 多人无处安身。1932 年农事季节，在湖清与后山之间有一个宽阔
的未耕地带；但没有人敢冒险去耕种那些沿敌方领域的土地。
长乐骚动的复杂性和组织是罕见的，但结果却因一些毫不罕见的弱点而
招致失败，这些弱点是：未能保持对土匪的控制，而他们的帮助起初是很有
价值的；为对付当局的反攻（尽管这一反攻来得很迟）而采用征收新税的办
法不得人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邻村之间缺乏团结，它们的利益相
悖，从而使他们在镇压到来时相互对立。①初级运动与复杂运动相比，初级运
动指向农村中的少数人（最富有的）。但是，除少数情况外，劫掠者们并不
② 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 年），第147 页。
① 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 福州/47（1931 年12 月
4 日）；/48（1932
年1 月13 日）；/49（1932 年2 月10 日）；/ 50（1932 年3 月7 日）；/51（1932 年4
 月4 日）；/52（1932
年5 月4 日）。与 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
志》，第 33 卷
第10 期（1936 年5 月16 日），第111—112 页。
找富人本人，只是要他们的财产，特别是他们的粮食。在发生饥荒时，他们
常常只不过去富人家消除饥饿的痛楚。诸如“吃大户”或“向富民坐吃”的
说法，在几乎涉及每个省的调查和报告中都不时出现，从受养蚕危机影响的
浙江和江南，到像安徽和河南这样较为贫穷的省份莫不如此。
一些极不完整的资料显示出频率极高的抢劫事件（“抢米风潮”）的一
些概念。一个经济情报机构记载1934 年64 起劫案如下：浙江，28 起；江苏，
19 起；四川，5 起；安徽，4 起；河南，3 起；陕西，3 起；广东，2 起。①
这些案件约3/4（64 分之47）发生在号称富省的浙江和江苏，因为这项调查
主要是根据上海和南京报纸所提供的资料。另一份报告提到仅在1934 年夏季
就发生了26 起抢劫（7 月1 日—9 月11 日），②但只提到四个省（浙江，14
起；江苏，5 起；安徽，4 起；河南，3 起），它们都极易为南京的报纸所报
道。仅仅邻近上海的一个县（浙江嘉兴），就是所记载的26 起事件中的6
起的发生地。一个最后的例子不仅表明了我们所使用的统计数据的非典型
性，而且也表明劫案极为频繁：仅无锡一县（江苏），在一个月中，（1932
年5 月11 日—6 月10 日），就记载了25 起案件；此外，资料的编者指出：
他的资料所依据的当地报纸仅提到实际发生的劫案的十分之二、三。③
另一种相对严重又不很短暂的事件是流动性抢劫。多达几百甚至上千的
饥民，每人带一个布袋，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夺取粮食。④有时他们自己组成
穷人的团体：“穷光蛋会”、“饥民团”或“吃大户”⑤
但是，就大部分而言，抢米和闹风潮是典型的初级运动，范围和持续时
间都有限。春天，在两次收获之间的过渡期，几百或甚至只有几十人（有时
只是一群妇女、老人和孩子），会外出抢劫一个地主、一家商店、一座仓库
或一条舢板，以获致几天的口粮。警察或当局干预时，有时把口粮分给他们，
好让他们更快散去。⑥偶而治安力量也会开枪，但这不是通常的方式。原则
上只有当饥饿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为求生而当土匪）时，才进行镇压。
①
这些偶然性的抢劫者们尽力使自己与职业性土匪区分开来。有时他们因
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竟向县长请愿，要求允许他们抢劫；或者他们会跪在
被他们抢夺的地主面前，乞求原谅他们一时被迫采取的过激行为。许多抢劫
者小心地把他们的盗窃限于食品，而有些人切望给地主及其家人留下足够的
食品，使他们不致因此挨饿。②
特征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1032 页。
② 《中华日报》，1934 年9 月12 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卷，第 1031
—1032 页。
③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 卷，第423 页。
④ 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卷，第1030 页。
⑤ 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卷，第 1033 页
；涉及四川的事
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卷，第1029 页。
① 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1029—1030 页 （军阀杨
森的军队派去镇
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② 参看1932 年6 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 卷第1—2期（1932 年7 月），引
自《中国农村经
济资料》，第1 卷，第428 页）。
上面所分析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表现了三个主要的特征。③第一，在农民
中，阶级意识淡薄，这一弱点可由指向富人的社会运动较少及其传统性来说
明。佃户们通常单独对地主采取面对面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在相互竞争时
才这样做。佃户们可以完全不因小事依靠留在村里的地主，但他们却因土地
而有赖于地主。佃户之间为获得或保持一块使他们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土地而
进行的竞争，似乎比被剥削者之间的任何团结的感情更能敏锐地被感觉到。
拒交地租极少是一个或几个地主的佃户们集体决定的结果。较常见的是它们
是按需要而采取的个人行动。在地主或政府当局谴责这种拒付地租的情况
下，无力交租的说法通常更为准确——佃户在交租期限逼近时逃跑的许多例
子说明无力交租。①两家上海报纸在1922—1931 年间所记载的197 起涉及佃
户的案件中（见前），7 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②在这7 个自杀
者中有的人就像债务人在债权人的门前自杀那样，可能为让无怜悯心的地主
或代理人丢失面子的愿望所驱使。但是，说得婉转些，这种行为事实上仍是
对剥削者表示敌意的一种间接方式。
在上流社会的代表中，最普通的目标是官员而不是地主。农民愤怒的自
发的取向使人领会到，中华民国的农民意识到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在
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继续帝国时代已有的③、后又进一步被军阀们
的胡作非为所加强的传统。政府体现了村外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村民们有个
印象，要抚养而无回报，这并非远离事实。
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的地方主义。由于缺乏阶级意
识，有一种从属于某一地方社区的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阶级的差别。村民
们想要保卫的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上不纯的社区，以抵御外来的进攻和威胁。
不用多说，农民行动的地方主义已为纵向运动频繁发生所证实。由于当地人
所表现的对邻人或陌生人的敌意的准一致性，这些活动更像不同的民族之间
的战争，甚于社会战争。正如在一场民族战争（相对于内战）中，当然的敌
人不是该社区里的特权成员而是外国人，换言之，是不同社区的成员——或
者，甚至是整个那个社区。
即使没有纵向运动，农民为保护严格的地方利益，也会拿起武器。当一
个乡起来反抗军队的沉重压迫时，最迅速的平息办法是把这些士兵换防到邻
乡；在那里他们仍能胡作非为，对另一些村民造成损害。同样是这种不可侵
犯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个村的态度，在灾年它设法储存了足够的粮食，但拒
绝卖一点给邻村，哪怕那里的居民将会饿死。①在1931 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
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
③ 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 科：《农
民与革命：中国，
1919—1949 年》，《外交政策》，第2 期（1968 年）， 第124—129 页。
① 乔启明在1925 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15 个犯人，其中5 个 是女人，
她们因丈夫出逃而
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30 元，乔启明：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
比较以及改良农
佃问题之建议》，引自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 卷，第109 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1 页。
③ 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 究杂
志》，第 40 卷第
2 期（1981 年 2 月），第 311 页。
① 《新无锡》，1932 年6 月4 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 卷，第425 页。
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
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1937 年春荒期间，
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
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
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②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
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③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
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④更多的是农
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
1931 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⑤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
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
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
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
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
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
形势恶化，①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
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
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
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
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
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
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
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
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
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
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
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
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
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
②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 卷第4 期（1937 年7 月），第125 
页。
③ 同上，第131 页。
④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 卷，第426 页。
⑤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17 页和《东方杂志》，第31 卷第14 期（1934 年 7 月
16 日），第110 页。
①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
性（本章《佃农与
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18 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
（参看皮埃尔·维
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13 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
查，总报 告》，
第82—83 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1937 年以前多得多（
见前《与租税无
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
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①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
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
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1.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
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
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
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
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1789 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
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
的。
2.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
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
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
的例证。②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20 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
和武器与他们17 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20 世纪的武器、运
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
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
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
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
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
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
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
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
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
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
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①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
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
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
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
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
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共
① 我从分析17 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 说法：“
在敌人、抢掠的
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 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
义农民与赤脚农
民》，第84－85 页）。关 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
215—218 页（和
第222—224 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
—1945 年》，第
5 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②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 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 国）》。

① 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
《农民、政治和革
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 47 页。
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
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材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
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1926—1927 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
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①正当中国共产党准
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
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
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1926—1927 年湖南农民的行动
（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
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
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
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
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
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②随后，1927 年秋
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①1928
年3 月，20 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②再后一些（ 1928
年 8 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
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
章老家。③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
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20 年后，他们征服
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 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
的先驱彭湃领导的。④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1922 年创建
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
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1927 年11 月
至1928 年2 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根。但是
①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第 35 
页。
②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8 页。又见第269— 270 页，
更广泛地见第264—280
页；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 6 章；和周丹：《北伐》，第194—198、
203、227—228
页。
①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 期（1967 年10—12 月），
第37—87 页；《农
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7 章。
② 《星火燎原》，第1 集，第431—433 页，胡继喜（音）著的：《红军与毛泽东 的崛起
》，第126 页注
16 引用。
③ 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 页。
④ 澎湃在发动海丰农民运动和建立最早的农会时很可能还未参加中国共产党； 尽管如此
，他还是一个认真
对待动员农民群众问题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而且， 他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很久以前就是社会
主义青年团团
员。关于彭湃入党时 间，见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
6—1929 年）：
中国广东海陆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 年），第203—204 页。这篇论文是
许多研究彭湃论
著中最可靠和最详细的论著。
共产主义者发动海陆丰农民所面临的困难预示着他们以后还将继续碰到这些
困难。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他们将继续完善这些方
法。为了把海陆丰的尝试与随后20 年的“农民”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总
结一下这第一次的实验，它有10 个显著的（中国式的）特点。
1.最初的怀疑。彭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它显示出把村民与革命
家隔开的一条鸿沟——农民们十分正确地把他看成上层社会的一员。①家家户
户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狗对着这个闯入者狂吠，而村民们惊恐地离去。他
们怀疑这个从城里来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来收税的，或是来讨债的。当彭湃
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不欠
别人什么已经够好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欠我什么呢？”）接着向他提问的人
表现出惊恐，匆匆辩解了一下就离去了。村民们根据长期的经验，对这个陌
生人最初的反应是害怕和怀疑。这个陌生人正在力劝农民们把自己从锁链中
解放出来，这完全不起作用——仿佛命运并不只此一次就定下来谁应种田，
谁来收租！如果彭建议的事不可能实现，他准是疯了，事实上他的家庭散布
的谣言就是这么说的，而许多农民也相信。
2.适应和实际利益。彭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②在开始对农民演讲之前他
换了装束和说话方式，通过一个村民介绍，一直等到傍晚（这时田里工作已
结束），他还注意不冒犯他们的神灵。他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去
诱导他们，使他们开心，教孩子们唱他自己谱写的歌，让他们听他带去的留
声机和演木偶戏。③
成年人也开始喜欢这些娱乐了，与此同时，也服下了彭湃为他们准备的政治
药剂。在早期建立农民协会是困难的。但一旦起步，成员们便纷至沓来，从
协会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免费医疗，实际指导，以及进行仲裁以调解他
们的纠纷。由协会管理的药房和小诊所很快受到欢迎，以至必须检验会员证
——它们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农民们学会了写农具和农产品的
名称，学会了检查简单的计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粮商们计算，无从监督。协
会不满足于单纯地调解婚姻、债务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也对它的成员
提供人身保护，就像秘密会社那样。一个童养媳——按照习惯住在她未来的
公公家，后者是农会会员——意外地溺水而死。彭和别的会员成功地胁迫多
名为淹死者报仇的寻衅者（女孩的家属）折回，从而增强了协会的权威。
对第二段的总结：这位革命家使自己适应农民社会，有时要以让步为代
价，如对他们的迷信妥协，给一群受惠者（协会的会员们）某些适合他们日
常需要和急需的实际利益，以赢得支持者参加他的组织——且不说他的事
业。发动大多数被争取过去的人参加的实际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给
两个最初追随者的三块银元。这两个人的父母看到他们不在地里干活，却跟
着一个说漂亮话的人跑很是生气，于是他们就在父母耳边把这三块银元敲得
叮当作响。
3.激起阶级斗争。看到这银元使最早的一位战士的母亲怒气平息，甚至
高兴起来。但事实上这个战士和少数别的人是因相信澎湃而追随他的，不是
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们团结在彭湃周围，要保卫和增进的是他们的阶级利益
（不仅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对于彭湃来说，他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刻
①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2—55 页。

②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6—67 页。

称这些由于社会原因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为“同志”。至于别的群众，彭湃
努力以他们自己不能自发地想到的目标来动员他们，从而吸引农民投入名副
其实的社会革命。
农民协会首先向头面人物对商务的控制挑战。在上面提到的实际利益方
面，农会在公共集市上设立了自己的秤，以防止商人们在称收获物时进行欺
骗。协会还帮助一个拒绝交纳增租的佃户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叛无罪。另有五
个农民曾声称与这个佃户一致行动，也获得释放。这种团结是阶级觉悟的第
一个里程碑，受到农会的积极鼓励——若不说是由农会激发的。农会终于得
以禁止其成员租种被地主夺佃的任何土地。这一纪律性的措施扭转了佃户之
间为租种一块土地相互竞争的通常情况。
这样的团结首先是执行进攻战略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把农民卷入新的
冲突。为了这一目的，阶级关系的实际状态被故意抹黑。协会散布一种过分
简单的图表，夸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①最微小的冲突都被立即抓住，并被故
意加剧，以导致少数剥削者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对抗。农民的贫困和痛苦
用启示录式的词汇加以描绘。1926 年7 月一场台风造成的破坏被夸大，要求
减少地租70%。大多数佃农本可满足于接受传统的做法：减租与所受损失和
减产程度成正比。一些地主同样准备协商，但是控制农会的极少数知识分子
和农民故意制造对抗。②地主中的一个强硬分子也断定农民协会的过分要求已
无法容忍。彭湃可以庆贺自己已经把海丰县的整个民众分成两个阶级了：一
边是农民，另一边是地主。
农民协会失败后，由1925 年2 月和10 月的两次东征引起的战争风云维
持着紧张状态，并最后把这两个阶级转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每一次反复都
要处决一些人，有时是必然会遭报复的屠杀。在1927 这一年，4 月和9 月的
两次起义为11 月建立苏维埃政府铺平了道路。很清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
——实际上是专政——农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的问题，已不再用同样的
措词。即使我们考虑到有强迫的成分，考虑到有超过50000 的居民从这两个
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并非全是有钱人，远非如此），也考虑到有许多
农民确实主要出于狭隘的原因参加了叛乱，③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农民支持这
个取销了他们的债务，废除了他们的地租的政权（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
从积极到被动的同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寻求革命，他们发现自己登
上了革命之舟，并且与其说他们是集体化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恢复旧
秩序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一变革中获利非浅，而害怕地主统
治复辟。
4.由恐怖而极化。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
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
恐怖”。①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
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93—94 页。

② 在农会内的若干反对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台风事件 （见加尔维
亚蒂：《彭湃
（1896—1929 年）》，第311—314 页和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161—164 页）说
明利用环境以达
到群众动员的新阶段的策略。
③ 和1928 年1 月初陆丰白旗派的情况一样（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
第779 页）。
① 关于海陆丰的恐怖，见加尔维亚蒂：《澎湃（1896—1929 年）》，第704—784 页各处
和第825—849 页。
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
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
“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
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
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
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②
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
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
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
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
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①
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
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
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
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
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
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
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
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
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
员曾处决100 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
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
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5.地方主义的动机。复仇者们就这样对官员和地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由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煽起的行动不可否认成功地
激起了阶级仇恨。但是，正如1927 年至1928 年冬在海陆丰所表现的那样，
这种复仇需要被压迫阶级报复的气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庄血仇的气味。它
使曾挑起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冲突的敌对和报复的传统永远存在下去。精心
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只是以相似的方式，重复这些冲突的记录所一再证明的
做法。①这样的记录决没有被“现代的”农民运动所打断；恰恰相反。宗族和
社区的领导人通过恢复他们传统的组织，作为对共产主义者到来的反应。他
们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对手或可恨的邻居算旧帐。但是这些自觉的反应和
蓄意的考虑，与自发的对共产主义斗争的评价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
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冲突（或者说最熟悉的冲突之一）——红旗会和乌旗会之
间的地方战争——的一段新的插曲。 1928 年1 月当革命军打着它的红旗从
海丰出发，经过陆丰的一些村庄时，受到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人的热情欢迎。
这些村庄是属于红旗会的，他们款待自己的伙伴，确信这是来帮助他们反对
② 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第7—18 页。
① 彭湃：“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 国民公
会上说：“你们在
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 项国家紧急措施。”
① 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518— 
521、777—783、
827—828、848 页和各处。
依靠乌旗会的敌对的村庄的。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的确，有时地方上的冲突和相邻
社区间长期的对立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对抗。让我们考虑一下1926 年1 月发
生在广东东部普宁的战斗，它使一边为强大的方氏家族与另一边为邻村农民
相互对立。两个阵营的地方主义动机都是强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县里这个
主要市镇20000 居民中的半数，他们控制了全县大部分经济活动。②当地方主
义使城镇与农村对立时（上面提到的捷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自然带有一
种社会性色彩。当整个村庄，不论贫富反对其他村庄时，上述说法就是不真
实的。坚持当地的地方主义实际上从传统上由乌旗会控制的陆丰县某些村庄
排除了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只能被农民协会和当地积极分子的地方主义所强
化，甚至当他们实际上在发泄私愤时，还声称他们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
行动。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虐
待的农民所痛恨。对他们的报仇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
多么低下，只要姓侯，在这个地方，或姓林，在另一个地方，必然会被杀害。
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国基督徒在1927 年圣诞节被害，也是地方主义的牺牲
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排斥“异类”的牺牲品，宛如麻风病人逃跑
时会像兔子一样被射杀，或者他们不想逃跑时就在麻风院里被活活烧死。
总的来看，农民们的残忍行为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计划，而不是打乱
他们的计划。另一方面，后者极有理由担心地方性的团结或敌对会产生不利
于动员的作用。因此，彭湃选择一面红黑两色的旗作为海丰的第一个农会的
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象征农会所进行的社会斗争超越红旗会与乌旗
会间“纵向冲突”的观念。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无论是谁，只要保护
一个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处死刑。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员
财产的农民家庭；这些富人很可能在几周前就受到他们从农会内部加以的攻
击。
6.农民的崇拜。依共产党人的看法，当地的地方主义和宗族权力是封建
主义的残余，与农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习惯无异。如果说在开始发动农民的
英雄时代，彭湃曾小心地迁就乡村的神灵，那么到了苏维埃专政已建立时，
这样的谨慎已不再适宜了。但是，从胜利的欢欣中首先采取的各项措施，十
分自然地会引出对“封建”思想和行为的攻击，现在还很难对彭湃个人对这
种攻击负多少责任作出评价。城镇的名称被改变了（这些名称大多数都变成
“赤”或“红”）；街道的名称也是如此（这时海丰有以马克思、列宁、罗
莎·卢森堡，或卡尔·李卜克内西命名的街）；孔庙被更名为红宫（而且海
丰也以红场、红桥和红旗自豪）。这只是从这儿向偶像进攻的一小步。这是
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的支队很快对偶像采取的一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
前40 年发动了一次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毁了庙堂里的神像，烧毁了宗教建筑
物，并向依赖农民的轻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师或风水先生进攻。①
赤卫队员们自己是青年农民，但是他们的长辈却拼命反对破坏已用红漆小心
② 普宁县是同海丰、陆丰两县相邻但无关系的县，也引起彭湃注意，因为他领 导（广东
）农民运动的职责
是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彭湃创建普宁农会，造反 农民靠农会集中保卫他们反对当地主要市
镇的方氏集团的
事业。
① 关于农民的传统心理及在这段和以下几段提到的事实，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
—1929 年）》，
第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 页和附录，第204 页（注32）。

涂过的——以表示对苏维埃有好感——神像。他们把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
色，以表明这些是应该惩罚和破坏的，但是他们却努力保护由大多数道教和
佛教寺庙所代表的民间宗教的中心。他们甚至崇拜一个新神，几乎像对佛一
样地崇拜和顺从，这个新神就是彭湃，他是由上天选来建立新秩序的，一旦
他成为皇帝，和平就能普照大地。对这些农民来说，参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
追随一个领袖（正如他们过去在彭之前追随陈炯明一样）；当然，这并不妨
碍他们祈求神（其他的神）保佑他们的神圣的领袖的事业。正当国民党的军
队、民团和警察即将粉碎海丰苏维埃建立（在1927 年9 月25 日）前的第二
次暴动的关键时刻，成群结队的农民带着供品来到庙里，祈求增援部队尽快
到达；的确，这可能代表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即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是南
昌起义的红军残部，在经历一次小型长征（另一英雄史诗的另一预示）后，
已经抵达汕头。
7.依赖军事力量。在第二次暴动被粉碎整整三个星期后，南昌起义的逃
亡者的一部终于到达海陆丰山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依靠这些由于一连串
的失败，也由于未能获得来自农民的合作而疲惫和沮丧的逃亡者，肯定不可
能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据这些农民的领导人说，他们已准备武装起义。②
然而，不到两周以后，海丰再次落入共产党人之手（1927 年11 月1 日），
并维持了四个月之久。这次轻而易举地占领不像早先几次那样短暂，主要是
由于两个将军（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对抗，而他们本可以很轻易地防止
或粉碎这次暴动。对于这两个对抗者而言，甚至无需联合用兵，就能赶跑红
军：他们两人不论哪一方，只要对远离广州的海丰和陆丰给予对广东中心地
区同样的战略重视就足够了。简言之，他们双方把跟苏维埃算帐推迟到不再
为更严重的事情缠身时再说。当这一时刻来到时，苏维埃就像用纸牌搭成的
房子一样坍塌了（1928 年 2 月29 日）。①
苏维埃的诞生、生存和覆灭于是说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围的权力（或
军事力量）的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一般地说，共产党的农
民运动能够扎下根来并存在下去，不是由于有权势的人之间的对抗（1927—
1928 年在广东，除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斗争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对抗），
就是由于他们之间所采用的复杂的策略（如 1924 年以前，鼓励陈炯明长期
容忍海丰农会活动的策略）。还有一种补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区或省一
级掌握较大权力的人断定威胁已过于严重而无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于
他们的对手，②那么力量如此悬殊的事实事先就决定了革命者的命运。
在1924 年3 月官方解散海丰农会至1927 年11 月建立苏维埃之间的这段
时期，彭湃在广东省其他地方的活动不仅证实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初
的“农民”事业的不稳定性，以及地区或地方政治形势的决定作用，它们还
说明了所谓的“依赖性政治”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许多“农民”事业所固有
②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 期（1964 年4—6月），第20 页。
① 加尔维亚蒂： 《彭湃（1896—1929 年）》，第697、701、703—704、744—745、 90
2、905—906 页。
与海陆丰苏维埃维持几个月相比，广州公社只维持几夭 （1927 年 12 月 11—13 日），
广州公社的短暂特
征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明。在 广州，当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
② 1924 年3 月，陈炯明终于下令解散海陆丰农会，这显然是在当地名流使他确 信农会与
广州他的敌手（共
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加尔维亚蒂：《彭 湃（1896—1929 年）》，第539—540
 页；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77 页）。
的缺乏自主性，这些事业只是由于省当局的庇护，才得以一再免于失败。如
1924 年广宁（位于该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为同盟者甚或是保护者出现的
正是世俗的当局。这次出来说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广州掌权的国民党
的农民部书记。正是他说服了省长把敌视农民运动的广宁县长撤职，这甚至
发生在后一任省长之前，更为合作的后一任省长廖仲恺派去一支突击队，帮
助广宁的革命新手们的农民事业。①
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性自然使农民运动极为脆弱；在广东的革命军启程北
伐后，广宁的农民运动并没有维持多久。
8.非农民的领导层。广宁农民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些在广州接受过中等教
育的当地人；②简言之，是“留学生”彭湃——他属于海丰巨富家族之一——
的朴实的复制品。这些从该省东部到西部发动和组织广东农民运动（这一官
方标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掩盖了共产党的控制）的人，无论其智能、地位和社
会等级如何，都共有社会精英的身份，这就把他们与农民分开了。这固然会
使他们与农民的初次接触较为微妙，却大大地方便了他们渗透到当地政界中
去。
勿庸置疑，海丰的地主们本会立即镇压一次纯粹的农民运动，但是他们
在回击农会在彭湃的指导下越来越放肆的积极活动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长一
段时间，无疑，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依靠陈炯明所体现的地方当权者的
坚定的支持，而且显而易见，也因为彭湃和他的同伴们都出身于当地最好的
家庭并且都曾受过教育。人们不能把彭湃这位海丰县的前教育局长（年仅26
岁！）当作粗俗的农民领袖来对待。如果彭不是上层社会的一员的话，这位
海丰农会领导人与陈炯明之间的关系简直就不可思议，彭曾在陈的司令部拜
访过他，为农会的事业辩护。诚然，陈本人曾是一个革命者（从1911 年的第
一次革命开始），仍保留很多改革倾向，而不是一般的军阀。但是，在那些
地方，即使地方当权者出身于更为传统的官宦阶层，而革命者来自比彭低的
知识阶层，革命者依然会从有影响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网中（从这些家庭的受
过教育的后代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中）得到好处。这些家庭的大门对他们
是打开的，而对农民却是关闭的，并且这些家庭还保障他们，至少在起初，
相对地不受损害。
有时，城市化的知识分子从外部操纵的已作准备的农民运动在学校假日
或学生返乡时发动。①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的赞助是多么真诚
和深切，它几乎总是尾随并源出于一种更为普遍的反抗。1921 年秋，由彭湃
和海丰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在名称上（《新海丰》）或内容上都与
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或提出的主张，没有显著差别。只是他
们写的可能更热烈，他们的调门更激动，以及他们的紧迫感和对折衷措施的
反对更为绝对而已。但是，《新海丰》衍生于《新青年》及其与五四运动激
进的后继者同出一源，却是不容否认的。②彭湃和他的朋友们的革命倾向，与
和他们同辈的其他革命者一样，都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而
不是社会的，更不是农民的）激励起来的。后者也和彭湃他们一样，几乎全
①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8 章（特别是第189 和197 页）。
②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81—183 页；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
，第 414 页。
① 关于广东，见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 年》，第 48 页
。
②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205—212 页。
出身于最优越的社会阶级。中国的革命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于使处于
危机状况的上层社会的成员之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这一代人与下一
代人之间）对立。这些背叛自己阶级的家庭后嗣，在接受动员农民群众的战
略以前，已脱离了自己的家庭。
9.组织。实际上，动员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一事实直截了当
地为罗绮园所承认。罗与彭湃在一起，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彭湃的主要广东伙伴之一。罗非常直率地说到“利用他们[指农民]作为
基本力量”，并且同样直率地说，给他们一些好处，让他们团结起来。①在
20 年代，在海丰和广东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联盟，这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
出色的成果，但是，这是一个不明确和不平等的联盟，农民之所以参加联盟
是着眼于得到经济性质的具体要求的满足，而不清楚他们的领路人要把他们
领到多远。
这些来自农民外部的领路人给农民带来了有效的组织，没有它，农民运
动注定会失败。但是，凭借的正是这种组织，这些领路人才得以保证运动的
方向。应予强调的是：共产党人所提供的组织给了农民运动它一直所缺乏的
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也削弱了它的独立性。于是农民运动从属于革命运
动（1927 年以前是国民党，以后是共产党）的利益和总战略。
在海陆丰，彭湃像一个独裁者一样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但是，他是以协
调其他所有机构的活动的一个组织的书记的资格，正式行使这些权力，这个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是广东的一部分，包括海丰和陆丰）特委。农
民们无法把他们的政府（“海丰苏维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
后一个月，即1928 年2 月才正式成立）与已以“东特”委的简称渗透到他们
中小社会的真正政权分清。在苏维埃专政的几个月中，海丰的农民（和陆丰
的少部分农民）成群地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说他们最终曾占当地党员的
85%。但是，这85%的决定权比2.5%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决定权少，就这些知识
分子党员而言，他们则受“东特”指示严格控制。①
10.地方的素质。这最后一项是疑问多于断言，但却不可回避，因为它提
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海陆丰地区（或东江地区甚至广东全省）是否具有某种
特殊的性质，使这些地区倾向于起它们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史上曾起过的先
锋作用？或者说，使海丰赢得“小莫斯科”声誉的大胆尝试是出自偶然的历
史形势吗？它也能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发生吗？
很难把濒海的海丰县说成是中国内地的代表，但在许多方面，它真实地
反映了内地，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缩影。海丰和它的汕尾港，比内地省份一般
的县更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邻近香港（这里许多来自有“小莫斯科”之称
的海丰的逃亡者出身于该县历史上偶然的传教士居留地）增加了与外国人接
触的机会。这同样适用于广东全省，该省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外向。纵观第
一次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925 年）前的一个世纪，历史就已经突出并加
强了该省与其他各省绝不相同的创造力。广东的沿海位置与其特殊的历史传
统的结合，可能有利于在这个地区发展革命的农民运动，同盟会也曾发现这
是一个进行颠覆活动的优越地带。
① 杰拉尔德·W.伯克利：《中国的农民动员，1924—1926 年》（未刊论文，华 盛顿及东
南区域中国史讨
论会，1979 年3 月），第17 页。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738、787 页和附录第217 页注87。
因此，广东注定要开创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素质”强烈地取决于它的
联系（因而也是传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人孙逸仙的革命继承人，
孙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区比其他地方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
响力。海丰第一批农民协会本身与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灌输无关，但是由于没
有任何革命遗产，总能让人指出当地人的尚武传统——由于持续不断的世仇
和私斗而保持了活力。海丰的居民有着好战的名声；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中国
人更重视搏斗中的勇敢，并且多年来他们一直随意支配一种争斗的工具：交
错于整个地区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准军事组织。经常推动他们进攻邻居的强
烈的地方主义偶尔也会使他们起来反对当局及其外来的代理人；在海丰，文
化大革命表现为当地居民与外来户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残酷。①
简言之，记录下有利于彭湃事业的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倾向是很容易的；
同样，指出西部的山脉屏障把海丰与该省其他地方隔开，并给该县一种战略
优势（并不单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主义），也很容易。强调客家和福佬（原
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风俗和习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这一切
都只在一点上具有说服力。从战略的眼光看也同样容易反驳，海丰的山无论
如何并没有提供能与井冈山或更北方的山脉——它在中日战争期间为共产党
的武装力量提供了避难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义和向外看的态度在某
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语：如果外来的影响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海丰，那
么它们肯定也削弱了地方主义。首先，我们提出的各点都没有影响彭湃试图
唤起的群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那样的状况是很容易引起愤怒和动乱的。但它们与中国其他地方普遍存
在的状况并没有根本不同。它们确实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家庭拥有的土地
分散较广，地租稍低），但穷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非典型因素（如两县居
民中渔民和盐民比例高）可能有利于动员群众，但没有特别的证据可以证实。
更重要的事实是：用全部时间耕种的人中，拥有自耕土地的人所占的比例比
中国其他地方低（虽然并不比广东其他地方或东江地区其他地方低）。在1923
年，海丰大约有20%自耕农，而有部分土地者占25%，佃农占55%。私人拥有
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短缺与人口最密集的
中国东部和东南部一样严重。总而言之，在20 年代早期，海陆丰农民和渔民
的生活条件与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相似，差别并不明显。①
说得更扼要些，这个国家东南沿海的这两个县的特征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农
民运动产生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彭湃1922
年以后的行动（似乎与列宁导致十月革命胜利的行动（甚或更引人兴趣的是，
1917 年初列宁藏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里从瑞士回国）一样，是决定性的因
素。
然而，列宁不会不把彭湃的创造性成就判断为具有共产主义“幼稚病”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1004 页和第 1000—1014 页各处。 关
于这段所余部分和
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丰），见加尔维 亚蒂：《彭湃（1896—1929 年
）》，第vi、xi、
1、8—9、35—36、39、50、56— 66、96—104、144、275、789 页和各处。
① 尽管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陆丰社会》） （加尔
维亚蒂：《彭湃
（1896—1929 年）》第1—146 页）提供海丰有时不典型 有时典型的矛盾的资料，我还是
对我所说的“海
陆丰大体上和农村中国的其 余地方一样”负责任。我本人所认为海丰到底是农村中国缩影
的感觉，也是 以
我在彭湃从日本回家乡60 年后的一次短期访问为依据的。
的特征。用更为通俗的话说，彭被批评为“冒险主义”，特别是关于他为海
陆丰苏维埃制定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与中共的官方路线完全一致的（这时由
瞿秋白统治），而这条路线又由1927 年11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认，并
于次月由广州公社说明。人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上述的一致只不过肯定了共
产主义运动的每一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所确定的总战略的依赖程度。但
是，彭湃在海陆丰执行极端主义的政策无需来自党中央的鼓励，上面提到的
恐怖主义只是极端主义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已。这些政策使苏维埃树立
了许多敌人，远远地超过了地主的队伍：他们包括从资产阶级到商号和店铺
被没收的零售商，甚至到丧失了老主顾的手工业工人。苏维埃不满足于树立
不必要的内部敌人，它还大大地低估了外部敌人的军事实力。它对人民的数
量和力量（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革命热情被估计过高）的迷信意味着对必
不可少的军事准备的忽视。突然到来的失败使它的领导人（首先是彭湃）大
吃一惊。在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付出了代价，他们才知道只用手中的长矛和
土枪去击退机关枪和大炮是多么困难。①
彭湃的过分的乐观主义和“冒险主义”象征着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幼年
期。经验就是逐步排除共产党人的幻想，并激励（或强迫）他们改进对目标
的选择，必要时接纳某个社会阶级（即使只是达到暂时结盟的程度），在农
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少做概括，更好地做有根据的划分，并最终完善他们的著
名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简言之，党要根据在海陆丰早期开创性实验过程
中实际上已全部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学习，并加以改进。
外地和以后
这里我们不想重复在本卷其他地方能够读到的在海陆丰苏维埃瓦解后
20 年中有关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资料。②一般说来，30 年代和40 年代的经验
是海陆丰模式的复制品，尽管其环境和规模有明显的不同。现在，让我们来
观察它们的某些连续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义的作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有决定性的进展是
在中日战争期间取得的，也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结果。①但是，共产党抓住了外
国入侵带来的天赐良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农村苏维埃、中日战争和内战
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基本连续性。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代，共产党人都
把注意力放在地方问题上，并试图满足农民最紧迫的要求。在30 年代后期，
当中国农民集结于抗日领导人（他们正好是共产党人）的旗帜下时，农民们
对国家本身的解放并不像对保卫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在战争开始时普遍存在
的形势下，这种要求已成为他们最紧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时，不安全也远非
普遍的：农村中国的广大地区仍然未受到战争影响，而那里的农民不很关心
抗战。然而，在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地区，紧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当地民众
聚集起来支持第一个到来的斗士，只要他是坚决的。而共产党人无疑是坚决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793 和904 页。
② 见本书第4 章（陈志让著）、第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第13 章（苏珊 娜·佩
珀著）。
① 查默斯·A.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 年》
。虽然我在这段中
说明我不同意约翰逊片面强调共产党农民运动的 民族主义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立），我
认为《农民爱国
心与共产党政权》是 我们领域内发表的最引人兴趣的著作之一。
的。他们还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用上述确认具体苦情和目标的重实效的观
点，保护农村穷人的社会利益。②
如果保护农民反对当地剥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运动过程的第一步，那么
这一步本身则从属于军事控制这一更基本的先决条件。1923 年在岳北（湖南
衡山县）建立的农会是最早的农会之一，像一年前海丰的农会那样，它起初
能“在统治和权力的空隙中”成长。但它并未持续多久；当互相抗衡的军阀
之间的地方战争以更敌视农民运动的一方获胜而告终时，“空隙消失了——
农会也消失了”。③大约10 年以后，“川北苏维埃的命运??随着四川军事
政治的波动而盛衰”。①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参与了军阀的政治游戏，一种每个
追逐权力的人必玩的游戏。他们非常正确地把军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权力
和执行改革计划的先决条件。②无论到了什么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能够
站稳脚跟和扎下根来，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这就难怪共产党的农民运动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
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条件有利的地方。③诚然，这些地方（像井冈山或陕北）
大多也特别贫困。然而，山区或边远地区（简言之，是不容易到达的地区）
可能比处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为贫困。人们绝对不能假定，生活在
华北和西北的共产党根据地的农民——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耕地——比如
说，比富饶的四川红色盆地的佃农更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
多，而且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所负担的苛捐杂税也远远多于北方。策略压倒了
各种社会因素的网——这就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只要国民政府的战时
首都位于附近的重庆，红色盆地便极不可能成为发展和维持红色农民根据地
的地方。
不仅江西和以后华北或西北的农民并不比中国其他农民更适宜于共产主
义运动，而且在任何个别的苏区或战时根据地内，贫农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
来的。在江西农民（无论贫农还是中农）不愿投身参加红军的早期，红军大
部分是由雇佣兵、哗变的士兵（如平江①起义后由彭德怀领导的士兵）、从敌
军来的俘虏和完全与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落魄者组成的。②农民也倾向于对苏
维埃的民事机构敬而远之。据远峰区（江西兴国县）的例子判断，这些机构
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惧或鄙视的农村二流子（私盐贩子、职业赌徒、帮
会成员）组成。这些边缘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识分子——由于缺
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乐意征募他们——形成了一
个奇怪而混杂的人群，从而使农民运动得以开始。③运动一旦起步，由于开展
② 见本书第13 章第3 节《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苏珊娜·佩珀著）。
③ 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18—223 页。
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主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
第88 页。又见第
90—93 页和第103—104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265 页以下。 又佩
珀：《中国的内战》，
第329 页和本书第12 章《新四军事件》一节（莱曼·范 斯莱克著）。
③ 范斯莱克，同上。又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个案》，《农民研究 杂志
》，第2 卷第3 期
（1975 年4 月），第332 页。
① 原文为P′ing-hsiang（萍乡），应为平江——译者。
② 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3、20—24 页。
③ 黄宗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 年兴
国县个案，1927—1934
了土地改革，共产党人就能开始招募真正的农民。以后，他们便把那些不能
克服其掠夺成性的二流子驱逐出他们的队伍。一旦共产党人有了足够的力
量，他们也清洗了许多富农和小地主出身的地方干部和党员。④他们有计划地
从中农，更乐意从贫农和农业工人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共产党人有充分理
由防止富农和地主渗入新的政权机构以恢复他们的长期统治，因为他们可能
试图影响或破坏其政策。共产党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使穷人反对富人的方
法来发动穷人。然而，人们不应把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在经过共产党上层周
密的政策加以改变后的行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简单表现。
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一旦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也就发现自己是一部
行政机器的零件。在短暂的海陆丰模型和后来的发展之间，只有一个真正重
要的区别：毛主义的建设很持久，从而能达到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形态的新
阶段。毛成功地组织并维持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政权。著名的群众路线说明
了革命精英转变为统治精英的问题，这样的精英必须同时既建立国家，又进
行革命。在江西时期一旦感觉到最初的政治紧张状态，这种两难的困境便立
刻出现了。像1949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干部那样，已成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的江西农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不得不执行一些
不得人心的指示，尽管以后会被指责为专横过度，例如，强迫他们不情愿的
同村人购买过多的公债券，甚至“自愿地”无偿交回他们已购的债券。① 15
年后，在中日战争末期和内战期间，地方干部的新的偏向（这次是“右”倾
而不是“左”倾）被认为应对土地改革软弱和发动群众迟缓承担责任。对干
部们就是这样，但是，1949 年以前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与以后共产党的控制
之间的连续性，就农民群众的行动来说也保持下来了。1946 年豫鲁边区刚宣
布红军的征兵运动，当地的农民便“送他们的年轻人去外乡投亲”。②（在
1/3 世纪后，被送到别的村子里投亲的是年轻妇女；当时正值1979 年加强计
划生育运动，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为了躲避强制流产。）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自发的农民骚动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的中断处
架起一座桥梁，而是把它加深了。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继续。自发的农民骚
动具有与传统欧洲的“农民忿怒”共同的特征。对上述许多事件，我们可以
采用一个研究路易十三时期诺曼底“赤脚人”暴乱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判
断：“异常的不满情感的偶合完全不同于旨在获取共同结果的商定的起义准
备。”③它甚至更不同于列宁式的革命准备——有计划的夺取政权。即使因战
略或组织问题而延缓时，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决不会丧失他的终极目标。相反，
农民骚动并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我们归类为“自发骚动”的各种根本不同
的创举的唯一共同目标，埃里克·沃尔夫评述为：“农民为保持传统而战。”
①留恋过去，只记得过去好的方面，或者，因过去不能回来而维护一种农民有
年》，载黄宗智等编：《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 1927—1934 年》，第7—13 页。
④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文献研究》，第169 页。
① 许经义（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政策，1931—1934 年》（印第安纳大学， 博
士学位论文，1971
年），第449、450 页。
② 佩珀：《中国的内战》，第294 页。
③ 迪瓦尔·卡亚尔所说，见迪瓦尔·卡亚尔和格里库尔·吉耶：《17 世纪和18 世纪诺曼
底研究》，第55
页。
① 关于中农，埃里克·沃尔夫更正确地写道：中农“百般设法??保留传统的??使他成为革
命者”（沃
各种理由抱怨、但其巨大优点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既定秩序——这种渴望蕴藏
在许多表面上是分散的防御性回击之中：例如，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但也
包括对任何不熟悉的、新的事物，总之，实际上对蓄意的或偶然的冲击现状
的任何事物的怀疑和抵制。这种渴望不能认为是心理失常。确实，它们是很
好理解的，如果我们同意米格代尔：威胁或破坏传统地保持在“内向的村庄”
中的稳定性的革新，随后给该村带来压力和危机，即使不是绝望。②
极少数知识分子在发动这些陷于怀旧或地方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方面取
得了成功。然而，动员的技巧并不代表全貌。更为普遍的状况才是前提。没
有农民所遭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关于农民运动的这一章能
有效地与专述农民状况及其发展的一章加以比较。③人们不必与当代的许多评
论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有共同的观点，即在民国时期农民状况普遍地恶化
了，就可以赞同下列说法：任何一地一时的恶化，不可避免地是悲惨的，并
且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有时会引起动乱——这一部分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
也仅能免遭灭顶而已。①在这片土地的四面八方，农民的状况即使没有任何恶
化，也迫切地需要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认为未来的“解放区”的居民是比其
他地方居民遭受剥削更为严重的受害者，目的在于反驳过分简单化的社会-
地理决定论。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在中国各地都有足够的贫困和压迫，不
满和疏远，使共产党的组织者们一开始就有把握能找到许多农民接受他们的
宣传（即使没有达到冒险支持他们的程度，因为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最后会有许多农民充分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冒险行事，甚至作出终
极的牺牲。他们在为革命服务中，做出了许多无价的英雄之举，但本章主要
注意的是农民的利己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些农民，
然而只要有适宜环境，英雄主义的种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开花，即使在一般认
为专心于脚踏实地的打算和斤斤计较的村民们中也是如此。不仅是共产党人
的宣传，也是他们的政策和榜样，鼓舞了少数（但已可说是许多）农民超越
自我和牺牲自己，这决非偶然。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共产党人和农
民之间建立起来。在国民党人与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从下述
事实得出了严重的两可的解释：尽管共产党上层对农民处境的关心是真诚
的，并决心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把动员农民和盼望解放当作为一个目的
服务的手段，这些农民对这一目的——国家的独立，权力和威力——兴趣却
要小得多。共产党的上层一旦赢得了权力，就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运用农民
阶级所体现的工具：他们为了推翻旧政权曾成功地加以调动的蕴藏着不满情
绪的巨大贮存库以后变成一个人力资源的巨大贮存库，他们为了使一个农业
国工业化试图加以调动它，但远不够成功。如果种地的人与掌权的革命家之
间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那是因为，除别的因素之外，农民的解放不是，也
从来不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
尔夫，《20 世纪的农民战争》，第292 页。我本人要 用“造反者”一词代替“革命者”
。
② 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5 章。
③ 由于缺乏整章论述，可参看费维恺（本书上卷第1 章《农业》一节）和马若 孟（本卷
第5 章《农业危机》
一节）说明的情况和不一致的解释。
① 用R.H.托尼的话说：“没颈”（R.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第77 页）。
第7 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从最早时期开始，中国政治制度的质量，大体上被认为并不比最低层政
府的质量好。晚清政治的理论继承了一个长期以来的争论，即现存官僚政治
制度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的利和弊。各县若由本地人，而不是由中央选派的外
地人管理，其得失将如何？让地方人士参与政治，官僚政治的国家要承受多
大风险？ 1860 年以后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又把这些老问题以尖锐的形式提
了出来。如果国家的强盛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通过什么样的地方上渠道才
能最好地得到这种力量？如果国家需要更多的钱，通过什么样的地方机构才
能最顺利地得到钱？在20 世纪，军事现代化、扩大的和西化的学校系统、新
型的警察力量，所在这一切都需要国家设法更好地控制地方社会，并从中汲
取更多的财源。
就在国家被迫以新的和更有效的方式渗透进地方社会的时候，民众运动
的各种思想也把注意力投向地方政府。民族主义是巨大的动员力量，因为中
国的命运越来越被看作是每个人的事，新的群体要求过问政治。这些群体主
要是那些正在现代化的城市里的商业阶级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但也包括内
地的一些地主和有科举功名的人士。立宪政府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
模式，合法的国民议会成立以前，必须调查和确认选民资格的合法性。建立
一些地方名流能正规地参与政治的机构，确实背离了清代的旧体制；在旧体
制中，地方名流也参政，虽然也有势力，但一般是非正式的。
这样，来自上面的压力，又加上了来自下面的要求，它们的目的是要改
造中国的地方政治体制。大部分中国近代的政治结构的特征，都产生于这两
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哪一种将最后占上风？中国的地方政治是否会因此而变
得更有参与性，或者，这个官僚政治的国家是否会比以前更成功、更细致和
更严厉地控制中国社会？
社会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早在现代部门成为19 世纪末期重要的力量以前，晚清社会名流的积极参
与精神，就已从社会及经济的内部条件中产生了。政府谷物贡赋体制的弊政，
引发19 世纪20 年代下层士绅的抗拒运动，他们以特别联盟的形式向北京提
出上诉；联盟有章程、执事人及非官方的集资，堪称完善。联盟从未得到官
方的认可，成员也容易受到指控。在太平天国叛敌期间，地主名流卷入类似
的团体，但这次采取官方支持的地方团练形式。团练具有社会名流积极参与
的传统特征，但它在职能上并不是严格专门化的。同一地方领导层可以使用
团练于各种用途，如教育和慈善救济工作，很像宗族团体可使用其财源于各
种各样的需要。政府在叛乱年代依靠地方名流的领导，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
即他们带头组织团体和筹款，可以得到官方的保护并取得合法地位。
到18 世纪后期，水道管理已经成为地方管理人才的一个重要的用武之
地。例如，在上海县，地方名流负责疏浚河道，并向地主和商人征集款项。
这种办法超出了特定的社区自愿捐助的原则，主事人具有绅董之类的准官
衔，以表示他们在官府边缘的地位。这种办法称为“官督商办”，这是一种
弥补县级官府统治薄弱的混合制度。①
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和官方的支持相结合，也表现在慈善救济方面。例
如，江苏嘉定县以下的行政机构，即由救济站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31 个这
样的施粥厂原建于1805 年，以救济饥荒。在整个19 世纪中，施粥厂的董事
逐渐成为在地方行政中辅助知县的近乎常任的官吏。在他们之下轮换任职的
是村长。随着集镇网络的交错发展和市场地域的分化，地方行政区划也相应
改变。市场社区的政治功能从而正规化，而由地方名流充任准官吏性质的管
理人员。在这些富庶的商业化地区，地方名流的管理功能已渐超越非正式的
调解和特定的社区服务工作——而我们的“士绅社会”的概念常常就是与这
两点联系在一起的。②
城市化使古老简陋的城市服务过时；城市士绅和商人也发现他们自己正
在取得一种新的综合性的行政管理身分。19 世纪后期，士绅管理的善堂和商
业公会，正在负起一般城市服务的责任。这是利用传统的社会事业机构发挥
新的作用。到19 世纪后期，也就是说，在现代型商会出现之前，地方官府授
权传统城市组织担负起市政的某些职能。此外，综合职能模式是由专门职能
模式发展来的，而不是相反；救火会担负慈善和民团工作；善堂担负民团、
救火、街道清扫和道路保养。当然，做所有这类工作，都是为了给商业和士
绅宅院创造一个有益的、安全的环境，深合老式的士绅服务的精神。这些社
团的准政府权力，包括征收商业税款。随着这类社会事业机构在20 世纪头十
年的发展，它们的职权也扩大了。上海市政工程局议董在1905 年创立，部分
地是受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成功的启发。在官方直接赞助下，地方绅商受权选
举董事管理城市服务，如道路、电灯和警务。议董具有城市政府职能的更明
①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从1480 年至1910 年的上海县》，载史坚雅：《中华帝 国晚
期的城市》，第
441—473 页。关于地方名流积极参与的兴起，见本书第 1 章《清代权力机构的失衡》与
《名流积极精神的
兴起》两节。
② 《嘉定县续志》，卷 1，第 4—5叶。
显的标志是，议董拥有征税和司法权能。①
由社会名流管理的新公共事业，其财政基础必须是在土地正税之外。清
政府已经尽其所能防止地方名流介入土地正税系统，虽然到了19 世纪，某些
土地附加税已由士绅参与的机构征收。然而，一般地说，这类附加税是杂捐，
给地方名流提供了一条介入地方财政系统的合法渠道。和更有名的厘金一
样，这类杂捐可以很容易地扩展为新税源，官府很难监督。20 世纪第一个10
年的“地方自治”活动，包括举办新式学校和警察，就是利用这类捐税。它
们的征收大多由地方名流管理，他们急切地不让县的办税人员插手这些新税
源。
产生于这类地方活动的一项制度变化，是官方明确规定“地方”征税范
围。在此以前，县政府仅有正税收入的合法“保留”部分，外加非正规的“例
定费”以补知县和下属官吏薪俸之不足。直到1908 年才建立起地方计税基
准，划定县里名流可以用来作为地方政府新事业经费的税款。在1908 年的县
治所在地、集镇和村镇的自治章程中，规定土地特别税和附加税为这类新单
位的合法税收。
1909 年，在新组建的度支部的一套大型出版物中，对国家、省和地方财
政范围有详细的规定。②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绅已经多么深地卷入
征集与动用地方税款的工作。他们向地方商业与服务业征收各种杂税，并把
所收税款用在新组建的县警察部队和新式学校。社会名流参与新教育制度特
别重要，新教育制度迫切需要新税源。现代化的学校在数量上迅速地增加（例
如，在山东，从1903 年的140 所增至1907 年的3424 所），成为吸引社会名
流参与的新天地。地方取自商业的捐税大多避开县衙，“由士绅管理和不经
官吏之手”。①
地方名流的管理工作，伴随有大量的理论著作的出现。关注地方政府曾
经是19 世纪60 年代“中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中国面临随19 世纪中期
叛乱而来的混乱与破坏。②省当局所作的努力，是采用加强传统的控制和宣教
机构以巩固地方税务和秩序的基础：整饬县政，振兴儒家教育，重建地方经
济。与此同时，有的人在寻求新的途径，认为只有找到一种新办法控制社会
名流的能量，帝国体制才能存在下去。争辩者（最有名的是冯桂芬）认为地
方名流多年来非正式的政治势力不是帝国控制的合适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
县级及其以下的行政管理。清代末期的几十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认为，中
国政治体制的复兴有赖于对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新办法。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问题是，是否要通过吸收社会名流到地方自治机构中来，从而达到把他们的
力量用于国家的目的，或者，一个向下延伸到村级的更官僚化的控制系统，
是否更适合中国的政治传统。
① 伊懋可：《上海的行政，1905—1914 年》，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 间的
中国城市》，第
240—250 页。雪莉·S.加勒特：《商会与基督教青年 会》，载同书，第218 页。今堀诚
二：《北平市民的
自治机构》，第23—24 页。
② 《财政说明书》，20 卷。刘善述：《自治财政论》，第25 页。孔斐力：《中华民 国
的地方税收与财政》，
《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 集（1978—1979 年），第 100—136 页。
①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458—459 页。 关于士
绅卷入地方税收，
见孔斐力：《中华民国的地方税收与财政》。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0 卷，第9 章，《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刘广京著。
19 世纪90 年代末，由国际压力突然引起的危机，使解决这个问题有了
新的紧迫感。社会名流对外国压迫者的义愤（和暗地里对不能保卫国家的满
族人统治政权的不满），导致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戊戌维新运动包含
一股值得注意的地方积极精神的潮流，它预示着利用好地方名流的力量将是
建成强大国家的唯一途径。像黄遵宪这样的改良派人士，在呼吁以地方自治
作为强国基础之时，心目中显然以日本作为榜样。黄遵宪断言，官方的控制
只能导致依赖和被动，而这正与全然觉醒的民众的素质背道而驰。①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灾难，加强了要求立宪的呼声；
人们认为立宪的一个重要部份就是要求在地方政治方面实行改革。康有为在
1902 年写道，地方自治对国家复兴来说是必须的。关键是动员民众的力量，
特别是动员地方名流的力量。只有在管理自己地方社区的策略方面长期研
究，才能使中国人适于在竞争的世界中生存。康有为在文章中吸收了顾炎武
在17 世纪信奉的旧“封建”思想，地方人士对他们社会福利的关心远远超过
按照回避原则从别处调来的官吏。康有为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动员民
众的力量，完全是那些国家的地方自治长期实践的结果。经济发展和国家强
盛必然会跟随地方政治力量的动员而来。可通过立宪制度把这些力量用于国
家，地方主义决不会减损国家的凝聚力。相反，康有为认为两者是非常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的。②
在立宪派中间，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地方自治这一新思想的最主要的
推动者。他认为自治将主要有益于中国的民气。自治绝不是一种分配权力的
方案，而是一条加强内部纪律、充实整个国家的途径。虽然没有官吏从“外
部”统治他们，但是民众会最终为一系列的社会法则激励，朝向他们共同的
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就是国家的团结和强盛。和康有为一样，梁启超相信自
治对个人性格并最终对群体起到改造作用。立宪派的主要对手章炳麟，作为
同盟会的发言人，带头抨击“封建”思想。中国数千年以前就脱离了封建时
代，它不同于西方国家——更不必说日本了。他认为，那种以为中国适合于
实行西方变体的代议制政府的观点是荒谬的；它只会在从政者中导致追求自
我利益和相互竞争，并在地方社会中导致无政府状态。（可能是作为革命的
后果）所需要的是一个肃清腐化、纪律严明的适应统一的民族国家各种需要
的官僚政体。①
晚清官方关于地方自治的观点，大部分是由袁世凯的活动和提议形成
的。袁世凯在1902 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不久，即开始在天津建立现代化的
警察和教育制度。天津被列强视为它们通向京城的路线上的一个枢纽；在义
和团事件后，有效率的市政管理被认为是避免中外冲突一再爆发所必需的。
袁世凯的计划不仅包括现代的警察和学校，而且包括吸收和利用地方名流的
① 黄遵宪：《在南学会上的讲话》，载《湘报类纂》，第307 页以下。对地方行政 的评
论追溯到清初顾炎
武和黄宗羲的论著，在19 世纪末，日本和中国学者都 研究这些论著。见乔舒亚·A.福格
尔：《政治与汉
学：内藤湖南（1866—1934 年）个案》，第182—190 页。
② 闵斗基：《清代封建论之近代变形》，见《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8—273 页。 孔斐
力：《民国统治
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问题》，载魏菲德和卡 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
期的冲突与控制》，
第272—276 页。
① 孔斐力：《晚清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 集 （1979—
1980 年），第10—16
页。
措施。这要通过在天津府属各县实行代议制去做到。新的警察局首先在天津
县示范，进行居民普查，作为制定选民名单的基础。天津县议事会在1907
年选举产生，成为清政府建立名流代议机构的样板；清政府认为，这种代议
机构在对待地方自治权限范围的问题上，应恪守基本保守的观点。在采取这
一步骤走向以名流为基础的立宪制度的同时，袁世凯开始把新式警察系统扩
展至直隶的其他地区，从而把地方治安系统牢固地置于官府的控制下，加强
了知县的权力。②
义和团事件以后列强撤出，华北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袁世凯以名流为
基础的民主制和官府控制结合起来的试验，可看成是他对所接管的这一混乱
局面作出的反应。在日本人的影响下，较为严厉的政府控制，将会在地方名
流的合作下建立起来。
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清廷自己对地方行政的看法上，1908 年颁布的法令授
权逐步设置地方谘议局作为全国立宪制度的基础。朝廷认为地方自治只是传
统的绅-官关系的延伸；在自治中，地方名流能够做那些县政府不能执行的工
作：主要是在教育、公共救济和公共工程等固有士绅管理领域内。在官府密
切监督下，自治团体在地方政府中起纯粹的补充作用。当然，这里没有我们
先前在维新派分子的著作中见到的动员民众的热切呼唤。①中国地方政府的改
革将在以后的30 年中摇摆于这两种概念之间：追求动员和追求控制。
议事会和“新政”
政府支持的宪政，尽管有种种局限性，但对地方政治的冲击还是巨大的。
一旦清廷本身开始承担起有限的制度改革，建立合法的机构加以实施，地方
名流固有的积极精神便大规模地发扬出来，这正是国家机构压倒之势的威信
的标志。庚子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羞辱震撼了全国，导致朝廷支持的措施出台，
从而开创了地方名流参政的许多渠道。其中首要的是1901—1905 年的教育改
革，首先是授权创立一套仿照日本的新式学校体制，采用西式课程。当1905
年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废除，新式学校成为社会流动的标准渠道的时候，随
之而来的是名流大量参与新体制的管理。地方政府经费与人员的不足，使得
新式学校系统主要成为地方名流的事业。1906 年根据敕令在各县设立“劝学
所”通常安排地方名流任董事，他们立即埋头于全县范围的基金筹集和管理
工作。正如教育是为了地方的文人学士，官方新委办的商业公所是为了商人
和厂主。和新的学校系统一样，商业公所是一种非官方负责的系统，名流活
动家可借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①
然而，采取市议事会和县议事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县名流进入政界的
最重要的渠道。它的机构的声望接近于官府，引人注目，而它介入政府事务
的能力，似乎就是对地方精英议程上的一些长期忌讳的问题发言。其中一个
① 地方志中有很多资料谈到地方名流进入县教育系统的情况。例如，见《完县新志》，1
933 年版，第3 卷，
第8—9页，第4 卷，第37 页以下。另见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
913 年》，特别
是第4 章。关于直隶，见理查德·A.奥布：《晚清时的直隶书院及其他学堂：制度调查》
，载柯文和石约
翰编：《19 世纪中国之改革》，第231—240 页。
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563 页，M.巴斯蒂-布律吉埃所著；及同书， 第12 卷
，第721—825
页，白吉尔所著。
主要的议题是采取控制公共财政的某种措施，因为公共财政被看作地方官吏
和幕僚过高收益之源，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益处。自19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
地方自治一直是维新派的战斗口号，现在已是清廷1908 年明令宣布的新宪政
纲领的正式组成部分。省谘议局代表选举法颁布后不久，清廷（在1908 年8
月27 日）宣布可以制订设治的城和非设治的镇乡的自治章程。1909 年1 月
18 日，北京颁布了这些自治章程。②各级行政单位的自治也随之登台：1910
年2 月6 日，北京颁布府、厅、州、县的议事会章程。
建立议事会的过程首先是举行选区（1909 年诏书规定的城和乡）的选民
普查，并向民众宣传地方自治。这些工作委托给县名流组成的新的自治事务
所和自治研究所。像公民权本身一样，两所管理人员限由有财产的或受过教
育的名流担任。考虑到这是崭新的事业，议事会的选举和召开如此之快是非
常惊人的。例如，在比较先进的东部省份，地方议事会在1911 年秋开会。无
论对选举和议事会实质的理解多么模糊，很显然有一股参与地方政治的强大
动力。除上述行政单位建立议事会以外，县议会的选举也在1913 年初举行，
这就是说，县选举与县城选举是不同的。是由20 人组成的每一议会，选举出
参议会，由县知事任议长。此举看来为名流参与正式的地方政府工作奠定了
新的基础，它标志着与过去体制的根本决裂。①
不管地方士绅和商人多么热心自治，最初阶段的进展速度看来很可能取
决于官方的态度。江苏虽然以有积极参与和高度商业化的名流而闻名，但在
进程中由于南京两江总督迟疑不决，而明显地受到阻碍。
清廷“地方自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保护官方特权。正如立宪筹
备局指出，名流管理的地方性活动的范围，从未很清楚地与官方统治范围划
分开来。所以官方的软弱必然导致名流的越权，反之则处于无休止的争议之
中。明确划分“地方人士管理地方事务”的范围，有可能使地方名流的积极
参与和官方的压制都不至过分。地方自治必须限于“官方政府”不能执行的
职能，即官方系统无力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这纯粹是为官僚制国家——它
把地方权力委托出去——认为合法的一种辅助职能。②教育、公共卫生、道路
维修、公共救济，加上像电气化和供水系统之类的“改善”，均属“士绅”
传统关切的范围。如今这些职能由明确的授权划定了范围，并由选举出来的
地方社区代表来管理；在朝廷看来，对于国家官僚体制的权力是一种安全和
有用的附属物。很明显，这种办法保证公共服务职能得以执行而不冒官僚政
治受到太大的政治挑战的危险。
实际上，地方议会和议事会的事务范围与传统的名流事务范围相比，并
② 芬彻：《中国的民主》，第104 页。宪法起草局有关地方自治的工作纪要，刊 载《大
清光绪新法令·宪
政》，第2 卷，第44—62 页。又见孔斐力：《民国统 治下的地方自治》，（见注8）。比
较《剑桥中国
史》，第11 卷，第7 章，市吉宙三著。新志》，1933 年版，第3 卷，第8—9页，第4 卷
，第37 页以下。
另见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 年》，特别是第4 章。关于直隶
，见理查德·A.
奥布：《晚清时的直隶书院及其他学堂：制度调查》，载柯文和石约翰编：《19 世纪中国
之改革》，第231—240
页。
① 肖邦齐所作的浙江个案研究，指出这类机构的发展在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 差距：《
中国名流与政治变
革：20 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31—33 页。关于山 东和江苏自治机构的详细情况，见张
玉法和王树槐的
论文，载《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 集（1977 年6 月），第159—184、31
3—328 页。
②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45 页。
没有很大的区别。诸如供水系统的维修、教育和公共救济之类传统的项目，
都列在它们的议事日程上。为这些组织的活动筹措基金，常为它们讨论的问
题。自治组织没有既定的地方收入基础，只有在正税边沿上筹集基金。特定
的商业课税（类似厘金），土地正税之上的附加税和有限的政府接济，它们
简直不能为充满活力的地方政治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
名流参与地方政治的潜力，由登记条件放宽、选民数量迅速增多的现象
表现出来。1909 年选民约170 万人（其中约100 万人实际投票），只构成全
国人口的0.42%。在1912 年君主政体瓦解后，登记章程更为开明（根据居住
地而不是传统的“出生地”，要求财产和教育的条件也较宽松），选民可能
达到了4000 万人。①虽然我们对早期地方和省议会选举中投票者的兴趣和行
为所知甚少，但是由县级关切的政治事务范围可以看出，对地方发展普遍关
切，对县财政问题普遍有争议。镇议事会和县议事会逐渐从传统名流关切的
事务扩展开去，创办了诸如电灯公司和现代诊疗所之类的现代企事业。
纵观民国时期代议制的议会存在的近20 年，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过程呈现
两种对抗的趋向。其一是在较为先进的县，名流扩张和部分政治化。议会和
议事会，作为表达政治利益的一条渠道，对于名流权力的传统机制不适应越
来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的一些县，尤其重要。（在较落后的地区，设立
新的公共机构显然不太有用；传统的亲属关系和经济联系仍是地方名流所需
要的。）
另一种趋向是官僚政治的权威通过强制的方式重新逐步地树立起来。面
对难以驾驭的地方议会运动，袁世凯下令废除地方自治，代之以一种更适合
官方控制的形式。袁世凯的体制在县以下保留了区，其辖区大小为每县只设
区4 至6 个，区长实际上是县政府的官吏，不是社区选举的代表。①袁世凯去
世及其帝制失败之后，地方议会从1921 年到1927 年有过第二次短暂的繁荣；
但环境已经改变。专门的行政部门已经出现，掌管诸如教育之类职能，所以
议会如今只是开会为这类机构筹资，而不是管理它们。而且县知事通过参事
会——成员仅有一小部分由议会选出——收回了大部分控制县事务之权。这
样，袁世凯对议会制的攻击，可以看作只是重新强力推行官府控制的总趋向
的一个极端例子，羽毛未丰的地方名流政治机构敌不过这种趋势。②
名流领导的议会运动在农民中也不受欢迎。从一开始，地方自治在县一
级显然不可能在民众中组织起支持者。相反，在许多地区，还偶尔发生民众
的暴力事件，以之作为对那种被视为仅仅是名流另一种投机活动的反应。尤
其是民众对新式学校泄愤。这些新式学校比传统学塾花费超出甚多；其经费
必须以日常零售商品消费税和土地附加税的形式从平民中筹集。由于新式学
校和传统学塾相比，农民更难进入，所授科目对他们又不太有用，新式学校
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征税于民而无利于民。民众忿怒的另一个目标是地方自治
机关本身；有的项目，如为造选民名册而进行人口调查，使民众害怕是征收
人头税的前奏。普遍以地方寺庙充当学校或自治机关之用，触犯了民众的宗
教情感。自治运动早期接二连三地引起骚动，导致纵火焚烧新式学校和自治
运动领袖的住宅。地方名流使自己陷入一种境地，即看来是最进步的改良与
① 芬彻：《中国的民主》，第112、223 页。
① 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4 章，P.E.扬所著论袁世凯独裁的段落。
② 肖邦齐：《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第31—34、186—190 页，和各处。
发展计划，却被视为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触犯。①自治正迫使改良派的名
流与保守的农民进一步分开，而不是创造出一种由名流领导和民众支持的充
满活力的地方政治。县级名流上下都无同盟者，既不大可能从下而上地改革
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大可能成功地与复苏的官僚政治国家竞争。②
① 参阅本书第6 章（比昂科著）。
② 王树槐：《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 集 （
1977 年6 月），
第319—327 页。马飞文：《川沙的地方自治与当地民众，1911 年》，《远东研究中心论
文选》，第1 集
（1975—1976 年），第47—84 页。罗克 珊·普拉兹尼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
辛亥革命前夕的
抗税与县乡政 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81 年）。
区域政体
从构成宪政运动的提议、章程及地方权力竞争的一片混乱中，出现了一
些改组地方政府的具体活动。由于中央政府失去在地方贯彻其意志的能力，
这类活动首先在省的保护下扎下根来。这一情况实不足为怪。活动是从山西
省的军阀领袖阎锡山的计划开始，他打算通过把新的重点放在村级组织，以
便更好地控制山西。省里的这种创议由于是从军事掌权者开始的，所以不大
可能很重视民众动员或参与。尽管这种计划无不冠以“自治”的美名，但是
实际重点却完全在另外的方面。
山西计划
由山西督军阎锡山在1917 年创始的“村制”，是能说明下面过程的例子，
官僚政治的解决办法是从自愿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并最终
成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主要统治形式。阎锡山的村制是两种趋向的产物，
两者的意图都是保守的：第一，袁世凯（在1913—1914 年）取消县和省的自
治，接着推行区的地方行政“实验”制度，区是县以下大体上与传统的乡规
模相同的单位。根据袁世凯1914 年的计划，这些区由任命的区长管理，区长
实质上是县政府的助手。区被阎锡山采纳作为县与村的桥梁；每县三至六个
区，主要作为警务与税务的行政当局而发挥作用。第二，阎锡山利用乡绅想
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得乡村复兴的积极参与的传统。
山西村制的起源可追溯到乡绅领导的模范城镇河北省翟城；翟城实验后
来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和30 年代，作为定县计划的基础而很有名（见下）。
翟城米氏家族积极参与地方教育和自治，甚为成功，县知事孙纯斋宣布该镇
为模范镇，后来该县本身又为模范县。孙纯斋于1914 年任定县知事。两年后
他被阎锡山选为山西省省长。不管他的提升是否归因于他在村级行政管理上
的独特经验，他抓住这个机会力促他的恩主阎锡山推行他振兴地方政府的方
法。孙纯斋任职不到一年去职，但这种新的行政体制仍然是阎锡山实行地方
控制的基本战略。①
阎锡山的新村制正像它的发展所显示的，与袁世凯政府1914 年颁布的地
方自治章程相当一致。这些章程的目的在于驯服民国初期生气勃勃的县和省
的政治活动，因为在县、省的政治活动中，地方名流与官府争夺对地方财源
的控制权。袁世凯废除省、县议会，目的在于地方政府中有更多的官府色彩；
基本单位区的行政辖境太大，难与任何县以下的自然单位一致（例如太大，
难与标准的集市乡镇一致）。它的含意是清楚的，县以下的自治在经过一系
列的规定阶段以后终于出现时，对官吏的监督比对地方社区的政治组织更易
作出反应。①新“村”制所增加的单位就是村，类似清代的“编村”，在村内，
小社区一般在村长领导下相互联系起来。村制随着在山西的发展，变成了一
个传达政府指令的次官府结构。村长一般不识字，依靠县当局指派，几乎不
能独立地主动行事。一份1922 年的督察报告断定，他们甚至不能有效地贯彻
① 尹仲材编：《翟城村志》（1925 年；台北重印，1968 年），第211 页。艾恺： 《最
后一位儒家学者：
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第146 页。
① 关于袁世凯的法规，见陈伯心：《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第58 页以下。
官方的命令。区长能力较强，虽然全是山西人，但都不派在本县任职，这等
于把前清“回避规定”扩展到县级以下的行政单位。作为低级行政官吏，他
们不可能鼓动“自治”之类的有生气的地方政治运动。然而，省政府的直接
任命使他们在官僚政治体系中有较高的地位。
山西村制的官府气味，在划定行政村界的活动中得到加强。划定村界是
以已知的行政管辖权代替惯常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对土地税的管理有
用。行政村起的作用相当于清代催征税粮的里甲，可是如今有了根据阎锡山
当政初期进行的地籍测量所划定的更准确的村界。②
就行政史而论，阎锡山大受吹捧的“村制”，只不过相当于实质上的旧
时帝国税政体制，加上自愿主义的自治外表，附以十进制户口单位的旧保甲
监视系统的翻版而已。
在这方面，阎锡山的村制是20 世纪把整个征税责任确定在村，从而加强
村作为政治行政单位做法的一个例子。成问题的特别税以“摊款”闻名，这
是为满足政府不断扩大的需要而向地方社区特别征收的。摊款最初是一种支
付巨额的庚子赔款的方法，但后来成了为省及地方政府的现代需要，特别是
军事需要而筹款的通行方法。阎锡山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功，多归因于他卓
有成效地由村经办摊款向地方社区征税。这显然是他的“村制”的预期结果，
不管如何用改良主义的纲领加以粉饰。
然而，改良主义纲领还是为山西取得了名闻全国的声誉。旧保甲和里甲
的规模被用来推行禁止缠足、禁吸鸦片、公共治安和识字运动，取得明显效
果。梁漱溟强烈批评阎锡山计划的官府色彩，却觉得它在社会改良方面颇有
值得称道之处。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山西计划，它是一个积极行动的省
政府坚决把官府权力向下推行到村级所做的努力。把它归功于米氏家族的翟
城实验，大多为虚浮之词，但是，当时有一共识：密切注意县以下的政府是
20 世纪议程上的重要问题。①
山西不是推行地方政府改革的唯一省份。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努力是，“桂
系”通过实施全省民团制度来加强地方政府。通过训练村镇领导人员，并把
他们列入民团干部，希望把军事纪律的精神灌输给他们，以便省当局的命令
能有效地传达到下层。这些首领还在“基干学校”体系里担任教师，促进识
字运动，培养公共精神，和鼓励经济自足。从严格的军事观点看，民团可作
为全省征兵的基础。其理想是古老的“兵民合一”思想，不仅是为了建立丰
富的兵源，而且要把高度的纪律意识灌输给全体民众。这种制度在1933 年开
始实行，但是没能击退六年后日军的进犯。和山西制度一样，广西模式旨在
通过加强省官僚政治的权力，使之渗透到乡村社会，来实现地方的管理和发
展。①也有人认为省办民团能排斥有势力的“土豪劣绅”控制下的固有的地方
② 里甲单位的演变及其与行政村的关系可见于《潞城县志》，第2 卷，第7—10 页。又见
《乡宁县志》，
第5 卷，第7 页；《太谷县志》，第3 章。又见萧公权： 《农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
制》。
① 翟城地方的鼓吹者自然急于显示他们的创造在全国多么有影响。见《翟城村 志》，第
165—231 页。山
西制度的全面论述见周成：《山西地方自治纲要》，载 《地方自治讲义》。关于摊款及其
影响，见普拉森
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 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 年》（哈佛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1983 年），
第326—336 页。
① 邱昌渭：《广西县政》，第222—241 页。《广西民团概要》。李友华：《地区与 国家
：中国政治斗争
中的桂系，1925—1937 年》，第170—193 页。
民团。
省里的这类主动精神，往往能反映其军阀靠山们的兴趣和气质。山西制
度强调保守的社会目标和道德的提高；广西则在社区建设的辞藻以外，强调
尚武的民族主义。两者都赞颂地方自治，但它们的实质是官府控制。值得注
意的是两者都决心使官府在组织的最低层作到有效的控制，实际上是把官僚
政治扩展到它晚清的层次，也就是县以下。在这方面，山西制度尤其重要，
因为它影响了1928 年以后南京政府的地方制度。
南京政府关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策
作为保证社会改造和国家统一的运动，20 世纪20 年代的国民党人取得
政权，承担着实现孙逸仙的民主中国理想的责任。这个理想体现在《建国大
纲》中，表达了他在宪政问题上成熟的观点。《建国大纲》发表在1924 年，
当时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盟正在积极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国民党左派的
观点甚少。实际上它是孙逸仙长期坚持的如何实行民众主权观点的重述与完
成。
孙逸仙认为不习惯于立宪政府和政治参与的形式和观念的国家，建国必
须遵循自下而上，从县到省，到中央的顺序。公民必须在国民党的监督下，
根据县的模式，在“自治”的形式和实践方面接受训导。在政治发展的这个
“训政”阶段，党的领导目的在于使一个省内所有的县实现“自治”，然后
在省本身实现“自治”。当大多数的省份能够如此自治时，国民大会即可颁
布一部以五权分立为基础的宪法。
这种从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无非是孙逸仙由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
徒在20 世纪头十年中，大肆宣传的“自治”理论中引伸而来的。孙逸仙显然
早在1912 年就信奉地方自治的思想。他认为，地方自治是一个强盛、统一的
国家的当然基础。他的理论基础，不论在论调上还是在实质上，与我们讨论
过的梁启超的理论基础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至1916 年，孙逸仙已经把地方自
治与他的含糊但令人深刻感觉到的平民主义联系起来；为避免旧时的专制政
权更迭不已（它曾是大部分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今又在民国重演），需要使
民众成为政府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机构必须从下而上地重建。国
家最高层的结构就如同是房屋基础上的屋顶横梁。
然而，孙逸仙有关国家政治发展的理想实质，不能单从平民主义的自治
的基础上去理解。虽然他对同时代的美国的诸如创制、复决、罢免之类进步
措施的印象很深，但是，他也深信需要名流领导来训练中国民众去使用这些
权利。“有识之士”是现代化的名流中最开明的人士，将引导民众走向民主。
中国民众天性温顺驯服，因而是这种名流训导的极为适当的对象。①真诚希望
有一个民主的中国出现，同时深信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坚定的引导，这样的
混合体从一开始就浸染着孙逸仙的政治思想。国民党执政者在1928 年以后巩
固他们权力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因素难以相容；在后来的年月里，这对他
们来说，证明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新的国民党政府采用孙逸仙的《建国大
纲》作为指导文件的时候，这个政府在地方行政上几乎没有经验。这个理论
的历史根源混乱，加上表达含糊不清，毫不奇怪，很难在中国的地方社区产
生一种可行的立宪民主形式。
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化
国民党政府对待地方行政的政策演变，表现出一种偏离孙逸仙的地方自
治概念，并向着更有力的官府控制体制发展的总趋向。在这个过程中，地方
名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残存的一些方面，成了反复攻击的目标。许多这样的
行为发生在国民党内保守思想复苏的环境里，也发生在30 年代标志国民党政
① 孙逸仙：《建国大纲》，第126—149 页。
府对待民政的态度的特点，即狂热追求国内治安的环境里。
1928 年9 月，南京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的最初文本，它试图既规定
地方政府的行政结构，也规定代议制的民主职能。县的行政机关本身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是在县长直接领导下的职能科，另一部分是由省政府同名的厅
控制的专门局。例如，县政府的财政科有省财政厅控制的财政局与之平行。
这种奇特的职权划分，实际目的是把（委托给局的）纯地方的职能与（由县
政府的科处理的）省及国家的职能分开。县长不控制局长的任命，意味着地
方行政相当大的部分（以及为它提供的经费）留在县长控制之外。例如，地
方教育由教育局管理，教育局长直接由省教育厅任命。①
县组织法也试图规定县级以下的政府单位及其在代议制政府体系中的作
用。以山西为榜样（山西省长阎锡山被任命为新的南京政府内政部长），建
立起一个多级行政单位体制。直接在县下的是区，自民国初期以来就是一个
重要的行政次级单位。区的范围未作明确规定，根据地方条件从10 个乡到
50 个乡不等。然而，和它的山西榜样一样，区显然是比任何自然社区所能界
定的要大得多的单位，它适合官府的行政管理或划分选区，但不适合地方自
治。①区以下为自然社区。在乡村，100 户或更多为村；在城镇，同样大小为
里。在村或里以下为一种互相监视和共负地方责任的单位，即研究中国史学
者所熟悉的保甲。但在《县组织法》中称为闾和邻（25 户为闾，5 户为邻）。
除区以外，每个自然社区最后须有选出的首领和议事会。然而，在举行地方
选举以前，首领要由县长任命。
不论《县组织法》付诸实施的前景如何，若根据国民党政府明确承担义
务要执行的孙逸仙《建国大纲》的规定，原来的《县组织法》中有关地方民
主的条款，是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少的。县既须是行政单位，又须是自治单位；
县长是由科长和局长组成的县政会议的主席，与之平行的有选举出的县参议
会——拥有审查预算和政绩的广泛权力。在县以下，所有单位都被整个看作
“自治”机关，有选举产生的区长及下级参议会。自然，在选举程序制订出
来和民众受过自治实践教育之前，这些级别的人员仍由县长任命。②
然而，实施这样一个地方民主化计划的环境，有可能导致要求更大的控
制，而不是要求更大的地方自治。为内战的频仍和外国的侵略以及世界经济
大萧条的社会影响所困扰，政府视国内治安为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事。结果是
加强了国民党内部，与民众参政相比，更注重官府和军队效率的分子的力量。
从1928 年末开始，南京政府完成了《县组织法》的修订，它具有加强官府行
政的作用，同时推迟实施地方自治的日期。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民政厅的
代表的会议认为，县组织法在推行县参议会方面过于仓促，民众对此没有准
备。召集参议会要推迟到区长民选出来以后。接着把召集参议会规定为不迟
于1933 年。①（对召集县参议会的犹豫不决，使人想起30 年前袁世凯对于这
类组织的怀疑态度，当时地方自治运动几乎被摧毁。）根据民政厅代表会议
的精神，立法院通过一项法律（1929 年5 月11 日），确认县长在有关地方
自治所有事务方面的“训导”职责。这项法律还通过把区长的任命直接置于
①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26 页。
① 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际》，第77 页。
②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25—829 页。
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53 页。
省民政厅权限之内，以加强省政府在地方行政方面的作用。县长负责提出所
在县专门职能局的局长人选，由省政府任命，从而拥有控制这些局的较大权
力。②
同时，发现县以下行政的原有模式不适于普遍采用。经南京政府修改的
山西“行政村”制，接近于旧保甲的用数字表示的聚合体原则：一个行政村
应有100 户左右，把几个小自然村连结起来，由政府任命的首领管理。南京
政府现在发现它与自然聚落单位太不一致，遂颁令恢复更习用的民国初期的
“乡”、“镇”的名称。③这也是放弃单一的国家地方行政制度，同时承认南
京控制华东和华中以外的省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
就自治和行政改革而论，省长们越来越发现《县组织法》的宗旨不实用。
内政部主办的两次省民政官员会议，作出了旨在冲淡原来宗旨的决议。1931
年举行的第一次“内政会议”，决定放松对地方单位规模的严格的数字限制；
限制乡和镇的行政聚合体不超过1000 户，在稠密居住区是不现实的，因为这
会造成地方控制网络过细，在经费或人员配备上都不能做到。而且，限制区
长只能由经过训练的地方政府人员担任也不现实，因为训练所需人员的设施
不足。最后，要求在1929 年底以前全面实施《县组织法》，由于各省条件参
差不齐，也发现是不现实的。
第二次会议在1932 年12 月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抨击了《县组织法》。
由于地方传统和社会条件千差万别，实行全国统一的制度已不再认为可行。
今后，无论县以下地方单位的规模，还是其组织原则和命名方法，都无须听
命于南京的内政部。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自治作为地方组织的原则加以攻击。
县以下单位，从区开始向下，原为《县组织法》指定的纯自治体；而今地方
自治只是那些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们也应是县官员领导的低级行政单
位。县本身如今主要是行政单位，作为自治单位只是次要的。在所有层次，
自治职能受到的约束更紧，例如，警察只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事，而不是任何
自治体的代理。根据推荐的行事方式，县长对自治体的预算和活动有更大的
监督权，包括对自治议会通过的任何决议有实际的否决权。由各省民政厅长
提出的这些建议，目的在于监督和控制自治体，甚至要把它们变成县政的辅
助的分支机构。同时，这些建议等于承认南京政府以改组地方行政体制的标
准化形式，来贯彻其法令的权力非常有限。①
第二次民政会议建议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裁撤县政中的专门局，把它
们的职能归入县政府的相应科中。这种意见的意义超出了单纯简化的范围。
它具有通过加强县长对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使县政恢复更为习用的模
式的作用。然而，加强县长的权力本可以不那么依靠传统的办法，而更多地
依靠“CC 系”扩大它的影响，即通过把中央政治学校受过现代化训练的毕业
生安插到国民党控制的省份当县长。如果是这样，那么清代以来县长权力的
减弱真正是一个严重问题。例如，蒋介石在1932 年抱怨增设专门局分去了县
长的很多权力；他说，实际上是省政府类似的厅拥有任命和监督县里局长的
权力。①
②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29—832 页。
③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30—831 页；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 实际》
，第350 页以下。
① 《内政部年鉴》，1936 年B 篇，第639—642 页。
① 程方：《中国县政概论》，第39 页。
新政策下受损失的是省级的专门人员，以及民国初期以来即参加专门局
工作的地方名流。而今这两部分人都不能对县的财源有多大的控制。只是截
至20 世纪30 年代，地方名流介入县专门局有多深仍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看起来他们的介入从民国初期就有所减弱，当时地方文人学士对诸如教育和
经济发展之类的专门局颇能控制。如果是这样，那么20 世纪30 年代成为政
府改革口号的裁局改科，就是使县政府恢复到更为司空见惯的官府模式的最
后一个步骤。削弱地方的这类参与，同国民党统治初期发生的实际放弃地方
自治的计划如出一辙。②
到1937 年，这类政策大都已被采纳，它们十分切合当时蒋介石在南昌行
营指挥的“剿匪”（反共）战役的精神。我们在接触到作战文书档案以前，
只有依靠推理来判断这种官府化的努力来自何方。③但是，有迹象表明蒋介石
和他的亲密顾问支持这些政策。
例如，裁局的计划似乎于1932—1933 年出自湖北，可能得到了蒋介石手
下张群的支持，作为减少行政开支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计划为鄂豫皖共产党
根据地“剿匪”方面采纳，成为县级的官方政策。1934 年3 月，蒋介石在南
昌行营召开省主席会议，研究新的民政措施，作为其在江西及其他“剿匪省
份”军事围剿的补充。“裁局改科”的思想在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报告
中，被宣布为普遍的政策。正式条例于1934 年12 月颁布，供所有剿匪省份
实施。不论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加强县长权力的目的，必须承认它所取代的
制度是浪费的和混乱的。让公文在县专门局与省会的对口厅之间往来，不经
过县长办公室，是削弱县政府，又是向地方政治注入另一种保护制度的做法。
30 年代中期另一个官僚政治的进展，是重新设立区为县以下的公安单
位。人们当能想起区原是从山西样板借用来的，最终应担负自治的权力。以
后只是暂时放弃区，赞同民国初期以来的三级自然单位制。但是，30 年代的
反共作战又使得区的地位突出起来。这项措施由鄂豫皖剿匪总部首倡（和裁
撤厅的措施一样），于1932 年具体化，成为一种能够引入监督重建的保甲制
度的公安机构的方法。这项措施也在1934 年南昌会议上得到蒋介石认可。问
题是只加强县一级政府是不够的。杨永泰抱怨说，区以下仍然是“土豪劣绅”
的世界。这些人大概更可能引起叛乱而不是平息叛乱。①无论如何，这样的地
方名流没有被看作是改革后的县政的有效工具。五个剿匪省份（河南、湖北、
安徽、江西及福建）如今（1934 年12 月）奉令在每县设立三至六个区，区
长经县长推荐由省政府任命。借自山西制度的官僚政治的特征，是区长不能
在其家乡县内服务；回避的规定传统上是正规官僚政治的约束手段，如今用
来控制县下一级的人事安排。②
在县、省之间，加紧官府控制也留下了痕迹。虽然南京政府已裁撤民国
初期沿用清代的中间一级的道，但是，30 年代地方行政的特殊困难，导致若
干省政府重新实行这一级的监督。称为行政督察专员的官员，于1932 年首先
②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51 页以下。
③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 集会纪录
》，1934 年6 月。
关于县政府，见《工作检讨》，第52—55 页。又见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钱
端升：《民国政
制史》，第556—557 页；陈 之迈：《中国政府》，第3 卷，第83—87 页。
① 《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工作检讨》，第56 页。
②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第111—128 页。
在剿匪省份任命，但渐渐更广泛地设立此职。治安，特别是反共作战，是他
们的主要事务。这种新设的机构是由这样一些组织，如江西为反共而设立的
“党政分会”发展而来的。颁布这一制度最初并未通过中央政府的正常程序，
而是（和刚才讨论过的县级措施一样）通过剿匪总部。由于按照宪法纲要其
合法性可疑（宪法纲要正式规定省县两级制），行政督察专员在最后出现的
行政院指示中被看作“临时措施”。实际上，“道级”督察专员（往往由县
长兼任）的职务，必然引起源自南京政府和剿匪总部的民政与军事条例混淆
不清的混合状态。①这种监督层次的重叠，违背国民党理论上继承的精神，即
强调民众动员而非官僚政治的机器。给人深刻印象的地方行政中层单位的继
续存在，也表明在一个交通不便、行政手续繁琐的国家里，省-县间的联系长
期不畅。
人们很可能想知道，国民党本身是否对促进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新关系
的发展作出过什么贡献。虽然孙逸仙设想国民党为“训政”的监督者，实际
上，县级国民党党部却发现它们几乎无法影响地方官府的所作所为。县党部
在经费上靠政府拨给，在威信上（和在接近省高级官员上）低于官僚政府，
充其量不过是使县长感到掣肘而已，几乎不大可能充当扩大民众参与地方政
府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如在其它方面一样，这个官僚政治国家的影响力严
重依赖作为整体的政治制度。②
国民党政府在迁都重庆期间，企图调整官僚政治与参与之间的平衡，并
在此过程中使地方政府恢复活力。这就是蒋介石在1939 年6 月首次提出，并
被大肆吹捧的“新县制”。这个新制度设想的县政府有可靠的地方税基础，
并且有自治的机构，但是可惜，除在战时陪都重庆附近的地区外，它基本上
仍是一纸计划。县财政收入应包括土地税和某些杂税等的指定留成，全部由
县政府自行征收，而不是由省的或中央的代理机构征收。上级政府不再能迫
使县在地方筹款用于省或国家的项目。有了这个可靠的收税基础，县应该能
实施真正的地方自治制度，县议会也就能拥有一些可供调拨的经费。县议会
由镇和乡的代表组成，而镇乡代表不外乎从保甲单位产生，而今保甲则被宣
布为既是“自卫”，也是“自治”的单位。虽然在战时没有希望适当地检验
这个制度，但它却表明，蒋介石很清楚地方政府效能不断下降及其未能博得
民众的支持。①
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26 页以下。
② 蔡武雄：《江苏省的党政关系，1927—1932 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1 集
（1975—1976 年），
第85—118 页。
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176 页以下。
乡村建设运动
在政府尽其所能利用20 世纪的观念努力控制中国乡村的同时，一些中国
的知识分子也以不同方式从事乡村工作。1927 年风行一时的“农民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新东西，乡村进步是晚清维新派关心的一个焦点。
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知识分子强烈关注乡村发展。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
式教育，但对中国乡村生活却没有多少亲身体验。他们研究乡村问题的方法
包括一些政治实验，但是更为典型的是以乡村的教育工作为目标。在这个意
义上，“乡村建设”也具有自由主义的信念，即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若不是
建立在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就毫无意义。乡村建设派也往往认为，在农
民学会了解决他们可怕的经济问题以前，乡村生活的政治结构决不会是健全
的。
乡村建设和几个基本概念有联系。“建设”实际上看起来近似于我们的
“发展”概念，可以认为是传统中国政府的旧“公共工程”陈例的一种现代
化延伸。与此有关联的是“调查”和“实验”的概念；“调查”讲的是有关
城市知识分子通过实地观察，接触乡村情况的越来越流行的做法（《东方杂
志》1927 年8 月号全部篇幅刊载这类乡村调查报告），“实验”包括教育及
农业推广工作的实地项目，其中有些蜚声于国内外；“示范”大概是对这些
项目的更为适合的说法，因为它们是打算用来作为全国仿效的样板的。
名流连续不断地关心乡村问题，可以在河北定县的历史中看到，定县是
这类最有名的示范点之一。在1900 年以后的“新政”改革热情中，翟城镇的
一个望族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谈不上是乡村名流的新活动，而
是受到爱国心和对通常的新儒家观点彻底怀疑的推动。翟城改革的创始人米
鉴三认为，孔孟之道由于过分强调自我修养，对实际管理强调不足而受到歪
曲。他重新阐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发现隐藏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科举
考试的准则中的佛教影响。米鉴三本人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
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①
1902—1903 年，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这一体
系超出标准学校模式之外，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1908 年后宣传地方
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
重点在于教育、社会习俗（禁吸鸦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鉴三的
儿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后，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村级
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
的基础。②从1924 年开始，米迪刚与山东改良派王鸿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
个非正式的会社以推行他们的想法。这个“村治派”终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
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已经
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阎锡山接收过去作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①
在定县20 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阳初选择该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
乡村试点所在地是适当的。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1922
① 《翟城村志》，第44—47 页。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146—165 页。
查尔斯·海福德：
《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
②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转载于《翟城村志》，第314—328 页。
① 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第145—147 页，有关于村治派的可信的介绍。
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1926 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1930 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该会生气勃
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
社会的人员的地方。定县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拥有约60 个村庄和集市镇的
“实验区”。截至1932 年，在定县开办的440 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
管理的仅为20 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地方创办的）。②
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
的组织。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
与有正常视力的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
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
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虽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
它的言词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最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
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其含
意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众意识的转变。这一任务只
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这样，晏阳初的计划与定
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阳初的工作
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①
平民主义和官府赞助的结合，也能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业中看到。
陶行知是作为约翰·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他于1915 年到1917
年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杜威教育理论，为之倾倒，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王阳明坚持正
确的思想与正确的行动同时产生，而不是这一种来自另一种，两者共同给陶
行知爱行动的天性以推动力。在20 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
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
的乡村问题。陶行知在积极参与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
之后，于1927 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
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过使年轻的未
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
中小学教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
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自卫团在当地240 个村庄中组织
起来，农民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
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
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徒将
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
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1930 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
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①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至少得到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他的实
验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前是冯玉祥
②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112 页。
① 同上书，第67—69 页。晏阳初的主要外国援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① 见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选》；也见载于陶行知：《行知书信集》的320 封信。

手下的一位将军）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 年在邹平
县开办。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1937
年超过70 个县），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样的特殊授
权，在1933 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
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导山东
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他
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
通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
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该校为梁漱溟所景仰）一样，梁漱溟办的研
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
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
截然不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
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
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
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
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
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
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邹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
进了民众参与地方政治，至今不明。不过，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
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
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
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
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
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
①
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冯玉祥秘书——在豫西管理的地
方组织很有生气。梁漱溟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
彭禹庭却把他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上。他的组织基本上是
个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彭禹庭可能曾在冯玉祥司令部里汲取了他的
某些乡村建设思想，因为冯玉祥本人显然对这一课题有过强烈的兴趣（大概
还记得他是陶行知的亲密朋友）。然而，彭禹庭对乡村组织的态度却建立在
更为传统的基础上：华北农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卫传统。按照地方联
防协议把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是对地方匪患的自然反应，并且
根据情况表现出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这可说是它的特点。然而，尽管它
的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彭禹庭在镇平县的组织却有其现代化的和爱国的一
面。彭禹庭通过冯玉祥与村治派联系起来。冯玉祥在1929 年促成他与王鸿一
（梁漱溟的山东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在意识
形态上，彭禹庭在镇平实行的地方政体有民族主义的特点，这显然（用彭禹
①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287—288 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行营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编：《调查乡村建设纪要》，第75—76 页。上述
关于邹平的说明
得益于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特别是第238—278 页。
庭本人的话说）来自孙逸仙自下而上实行宪政建设的概念。对彭禹庭来说，
不幸的是为环境所迫，他的运动的方向是反政府的。他宣称参加中国国民革
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进“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
必要前奏，因为社会需要保护自身防备政府军队（“土匪兵”）的抢劫和地
方官员的贪婪。最后，彭禹庭接管了镇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几个合伙人在邻
近的几个县也这样做了）。在蒋介石的追随者于1930 年掌握了河南的权力
后，彭禹庭始终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使他成了一个受人注意的人。他
在1933 年被“土匪”暗杀。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并要彻底
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的情况下，像彭禹庭所从事的事业很难存在下
去。①
可以预料，南京当局也逐渐卷进乡村建设中来。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
“实验县”在兰溪（浙江）和江宁（江苏）建立起来，作为官僚政治的地方
改革的公开样板。江宁与南京相邻，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
的样板。江宁实验县由中央政治学校——一个CC 系的学校——的师生充任工
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
乡村建设县。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
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理（自本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
改革措施）。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
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
期之后应该自治。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根据前江苏省主席陈
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薄弱，以
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到了1936 年，实验宣告失败。该县的
“实验”地位旋即撤消。①
由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
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
联。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
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
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
的或者活动。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
默许。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
方苍白无力的反应。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
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义倾向和自主的作
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总的来说，
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留下的一
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
村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共产党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
念，是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
① 《镇平县自治概况》；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载
《远东研究中心
文化文选》，第3 集（1978—1979 年），第218—286 页。
① 陈果夫：《苏政回忆》，第14 页。许莹连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530—6
48 页。
从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开头提出的两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现一个
真实的矛盾。事实上，地方自治的发展并不是在参与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
多一些这两者之间的一连串的选择。勿宁说，它是以一种交替更迭的方式进
行的，表现为民众要求参与地方政治，却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
的格局。清廷决定制订宪法，是出自一种心态，认为参与最终将导致增强官
府的特权。县议会的历史表明，起初是充满热情，地方名流广泛卷入，但却
以县知事操纵的参事会增选议会的领导人，从而极大地加强县知事的行政权
力而告终。
县以下区划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于乡绅的积极精神和鼓吹社
区者的热忱，却促进了一种严厉的官僚政治的和极权主义的地方管理制度（阎
锡山的“村制”）。孙逸仙自底层向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乏响亮的平民主
义的论调和“自治”的指示，确实产生过一些有创见的计划，本可以引导民
众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然而，南京政权在30 年代修改这些计划的做法，意
味着那些原应是“自治”载体的单位变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渗透进地方社
会的单位。
参与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历史关系中相互联系起来。名流（和
一定程度上的更广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参与政治，确实曾激起体制改革的汹
涌波涛。但是，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国家的机构。波涛退却以后，留
下来的是它们。
第8 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 年
学术机构不仅教育后代，而且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现代国家
的学校和学院、图书馆和实验室，通常通过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能，对国家以
及一般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
直是政府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它注定要成为1949 年以后中国革命的
一个中心问题。同时，在20 世纪上半叶，教育在多种国外的影响和参与下，
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急剧发展起来。大量的资料散落在各处，人们刚刚开始进
行研究。①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当中的职务性学识比过去设想的要普遍
得多。20 世纪中国教育的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从在晚清发挥作用的成
千个书院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时尚和教育方法，现代学校制度和通过报刊的
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长，妇女的正规教育，出版社的兴起（如商务印书馆，1896
年创立于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机构，出版刊物和教科书），以及建立教
育协会和作为改良与革命温床的新学校。①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本章的中心
限于高等教育。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民国时期对重要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史在
学术上过于忽视。它也反映了中国的教育革新者对创立能造就新的上层领袖
的高等学术机构所做的努力更为引人注目。
1911 年后，中国政府长期软弱无能，为中国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个难
得的机会。他们是热情的爱国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学者声誉的一个阶层，得
以率先创立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术机构。他们的新作用既有知识方面的，
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识方面，他们面临的是必需把中、西文化传统调和起
来——就其广度而言，大多数思想家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艰巨的任务。这一
知识问题的巨大规模以及它被如何对待曾经在本丛书的其他卷中加以评估。②
所以本章只集中讨论20 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及其机构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极为复杂而大半未探讨过的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
面。首先，中国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学术机构史，相比之下，我们对新儒家思
想的晚清学派——宋学和汉学，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的了解超过对
学院、图书馆、印书馆网络以及孔学研究的赞助人的了解。第二，在中国对
日本的关系上，政治大大地掩盖了学术情况。几千名到东京去的中国留学生
大多数回国服务，他们并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无疑在晚清繁育起来的新
① 江勇振、柯文、默尔·戈德曼、贾祖麟、威廉·J.哈斯、约翰·伊斯雷尔和苏珊·佩珀
等人对本章提出宝
贵的意见，我们深表谢意。教育这一课题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献汇
编（《近代中国
教育史料》，4 卷，1928 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 卷，1962 年）以及多贺秋五
郎编的最近文献汇
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3 卷，1976 年），都将在下面参考书目中提到。
① 关于识字教育，见伊夫林·S.罗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众识字》。关于书院，见蒂尔
曼·格林：《广
东的书院与城市制度》，载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75—498 页。关于1
911 年前的新学
校制度，见萨利·博恩威克：《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时期的开端》。关于商务印
书馆在教育方面
的业绩，见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它包括了1897—1972 年该馆的大事、
出版物和报告书
等。关于一个省份（山东）的教育变迁，见戴维·D·巴克：《济南教育的现代化，1899—
1937 年》，载伊
懋可和史坚雅编的《两种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71—212 页。现代中国教育的综合问
题将由苏珊·佩
珀在《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4 章论述。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5 章和《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7 章和第8 章。关于更近
的新成果，见贾
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式法政学堂任教，但教授的内容和范围，同日本对中华民国在其他方面的影
响一样，大量仍是未知的。第三，从欧洲和美国流入中国的教育影响构成了
种类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讨的广大领域。几乎所有国家和所有学科都被
卷入这场规模最大的文化移动之中。例如，各种各样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
使团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后台，但它们只是一方挂毡里的若干细线而已。现代
西方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中国本身也开始了多方面的变革。来自日本、欧
洲和美国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科书和教育制度都为教育的旋涡添加了
刺激因素，在这个旋涡里中国旧式文人学士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功能
都经历了逐渐适应现代需要的过程。鉴于需要发现的领域超过了已知的领
域，本章仅试图对新领域的主要方面加以概述。
然而，有一个特点是清楚的——面对日本的扩张，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
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体制结构保持下来了；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高涨，外
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达到了很高的地步。20 年代尤其是中
美两国在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显得生气勃勃的时期。
现代教育机构的出现，1898—1928 年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依次考察人员培训，某些主要教育机构的形成，
以及研究和财政资助。对每一情况，我们的探讨都试图从尚未充分考察的领
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证提供出来。省办和市办的教育机构以及技术、职业教育
机构大都处于我们的视界之外①
人员：海外培训的精英
高等教育建设的领导者们是真正杰出的一群，他们对非常时代的需要作
出了反应。当中国的现代变革需要创立一个可以与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新制度
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时，这意味着培养学贯中西的新的学者阶层——一种对
悠久传统的真正革命性的决裂。中国人能够而且确实必须向外国人学习，这
一观点极富革命性，但与日本和印度等国相比，1860 年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
努力，却显得比较少而收效不大。清政府无法在国内提供现代学校，也无力
控制派往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成为清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新的
教育精英从而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成熟起来。在建立新学校的过程中，他们
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决不是现有机构的维护者。当缠足作为保持妇
女顺从的一种古老方法，仍在中国广泛流行时，不难想象那些涉足高等教育
的中国妇女的冒险精神和决心。
多种因素塑造了这些教育家。首先，他们一般都是在外国受教育的男子
和妇女。以梁启超（1873—1929 年）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寻求西学，以胡适
（1891—1962 年）为代表的一代则到西欧和美国。这次留学的规模有多大还
不完全知道，因为，举例来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大大超过毕业生。
据估计，1900—1937 年的注册生为136000 人，而1901—1939 年从日本各类
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的最适当数字是12000 人。①留日学生所作的政治贡献在
1911 年的革命史中极为突出；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却普遍受到忽视。1915
年后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上升，
都掩盖了中国在学术上受惠于日本；今后的研究无疑会发掘这一问题并予以
评价。①
中日对抗有助于共和中国的学者转向西欧和美国。中国学生长途跋涉来
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经费，因此选拔得更加仔细，具有更明确的义务，也更
有可能完成学业。有一个估计数字是1854—1953 年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
达21000 人。②
然而，这些数字可能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显，20 世纪从西方回
国的两万左右中国留学生是一个人数甚少但颇有能量的群体。他们在大约四
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M.詹森著第6 章，引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这是这位研究中
日教育关系的日本第一号专家的主要著作。
① 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综述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晚清努
力向日本学习以及
关于这个题目的以后许多方面的大量资料。中日学术关系各个方面在入江昭编《中国人与
日本人：关于政
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② 有多少人毕业不明。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119—1
20、167、185 页
引用华美协进社的资料。
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旧政权的进士一样少。他们的前辈三年一次在北京考
试，习惯地接受对皇帝——他名义上主持殿试——效忠的人身约束，而这些
民国的学者们则觉得，他们的国外经验坚定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忠诚。这些
新的“留学生”精英更加铭记宋代改革家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③留学生涉足政府、工业、自由职业、艺术和教育等领域
的比例尚不清楚，但显然他们都享有从旧习俗和现代革命得来的特殊地位。
他们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中发挥作用。那些选择从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
坚持传统，认为学者并非仅仅是技术专家，他必须像政治家那样代表整个社
会——亦官亦民——去思考。这种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从欧美回来的新的领导
者建立起来早期共和国的学术机构——一个20 世纪的国家所需的学院、大
学、图书馆、实验室和研究所。
他们是遴选出来的（或自我选拔出来的）少数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水平
的人，然而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完全是幸事。他们的国外经历——为了
获得博士学位，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导致了这些自由化的知识分子陷入世
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①同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人一样，他们在某种程
度上具有双重文化，既熟悉中国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
他们作为学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异国方式，使他们与乡村中国愈加格格
不入。他们建立了与西方人文学科传统的共同纽带，这一事实保证了新文化
运动在教育方面不仅促进传播技术，而且它尖锐地引出了一些问题，即在事
实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国的军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们在外国受到的
训练发挥作用，并切合中国的实际。正是这些要人被要求给予教育家们以不
断的支持。②同时，有些学者感到他们的外国倾向有使他们脱离自己背景的危
险，即一种游离于祖国社会的失落感，简言之，即精神上的颓废和情感上的
疏远。双重文化的经历能搅乱一个人的个性。这一问题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
楚。它对于许多“五四”运动的一代人可能更为突出，他们事实上具有三重
教育背景：中国的（传统的和早期现代的），日本的和欧美的。
因此，引进外国知识（技术方面的和价值观方面的）的任务无论在内还
是在外都很复杂。在内，他是受过外国训练的教育家，必须设计出如何作出
最大贡献的自我形象。同时，处于他的环境，他可能面对他应该如何作为的
十分不同的期望。①现代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行政负担。住宿学校和不久出现
的男女同校是一种新现象，有一种能诱发导致罢课和政治运动的学生舆论和
③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11 页。

① 这种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说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
阶段和中国阶段》。
② 为获得民国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训练的形式的印象，我们考察了75 人的经历如下：

上述资料根据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和《辛亥革命回忆
录》（全8 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样。不可避免在分类时有重复。对《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中参加过各种
自由维新运动的全部名人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调查，表明1/3 以上是学者官僚阶级出身，
弗吉尼亚·E.雷诺
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 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1983 年，
部分VB：数量综合。
① 为获得1912—1949 年学术界名人事业活动的印象，我们统计了173 人所从事的工作的
类型。大约1/3 的
人从事一种以上的活动。此表根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173 人的传略，他们的专业活
动范围从部分
从事（如仅短期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到毕生从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诸方面工作。人们
公认这群人是有
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组织的无限能量。共和国的新学生与教师一样关心民族命运并负有责任感。
他们时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动。教育精英们从事的活动从注表可略见一斑。只
有极少数人能够潜心追求纯学术。维持学校运转始终是个问题。
教育家作为一个群体迟早也会面临他们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问题。持续了
1200 年的政府考试制度到1905 年才被废除，受西方训练的教育家在它的阴
影下劳动，他们继承了多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旧学者的价值观和问题，同时
他们又有在国外遇到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模式。到30 年代，他们成功地创造了
较为自主的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统观念的
控制。然而这只是军阀混战年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
于学者-政府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高等教育过去一直
是为统治阶层的，不是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从国家的正统观念解脱出来是
不容易的。这就不难理解脱离政治的较为独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长为什么时断
时续，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
强的多元化影响。外国人在华利益包括通过基督教教会院校以及设立自主的
教育基金二者来扶植现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权保护。1912 年至1949 年
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围的现代知识兴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
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迟或早全转向西欧寻求启蒙。然而受过教育
的中国精英们涉足国际世界的一个副作用是他们易遭排外者的攻击，被指责
为受外国指挥。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接受双重文化、能讲两种语言的精英
所付出的代价是，在祖国有时感到或显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国的
人。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和国外的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压力，使他
们一代中某些有政治头脑的一翼转向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学术的一翼也需要
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学的功效。确实，
19 世纪90 年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
曾占重要地位，这种真理成为中国赶上外部世界的法宝。中国的教育家寻求
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解救祖国，这种方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几
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条。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20 年代颇为流行的
态度，声称：
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
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践中得来。西洋教育不能整个
的搬
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
为指
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①
民国初年作为教育现代化基础的主要命题是：随着帝制的崩溃，旧秩序
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国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和“科学方法”将证明是新制度得以
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②
① 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5 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② 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8 章
的概括；又见郭颖
大学：机构的建立
让男女青年进入由系里职员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亚于工业中出现工厂制
度。同样，这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虽然其联贯性还缺乏研究。
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识地要模仿外国模式。然而选择哪种模式恐
怕要受制于外国模式能否与中国的传统或需要共鸣。遗憾的是，传记材料虽
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
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1912 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
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898 年的改
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
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
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1898 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1902
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
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①
20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
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②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
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
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
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
生动活泼的讨论。③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
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1912 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
“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各省代表于7 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
相应的法规。①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
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
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20 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
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
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
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①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5，第1－2 页；喻长霖：《
京师大学堂沿革
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59—160 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
《中国最初的官
办洋学堂》。在1901 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
领导下的山西大
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1 部，第295 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V.V.
哈格尔斯特罗姆
1910 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223 页）
。在20 世纪20
年代，年鉴列举6 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 年》列
举这些大学设在
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434b 页）。
②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160 页。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
923）》，《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 集（1976 年），第268 页。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96—297 页
。
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
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
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
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
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1912 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
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②
1912 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
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
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
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1912 年至1916
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①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
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
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②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
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20 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
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1916
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1917 年1 月就职。在50 岁时，他得以实
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③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
——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④
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
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
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
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
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①他还支持娱乐
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
② 教育部在1912 年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
 页。在《大学令》
中，“宗旨”在1917 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
成硕学闳材应国
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 页。
① 教育部在1912 年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64
7 页；陶英惠：《蔡
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 页。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
大学校史的看法
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 年》。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 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
忠告相反，引用
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
学教师又以使他
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
督促蔡元培接受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
第55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 页。1920 年北京大 学
成为中国第一所聘
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
学教授胡适和沈
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
法，而俞同奎讲
授 化学。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 页。
合理化。到1923 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
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1919 年开始
采用选修课程，1922 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1920 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
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②公立小学曾于1911 年录取女生，到1920
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1922 年，在10535 名学生
中有405 名女生。③
其他革新还包括1918 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
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
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
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
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
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
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④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
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
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
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
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①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
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20 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
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
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
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
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
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
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1876—1951 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
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
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
时他只有18 岁。然而1898 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
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
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
②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
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
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1—296、297—298 页。
③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 年》，第136—137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 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
学校长时的自述，
同上书，第276 页。
①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 页。
②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 页。 《
中华民国传记词
典》，第1 卷，第101 页。
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
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①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
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
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
立他的第一所学校。1904 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
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1906 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1908 年。
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
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
来注册。1908 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
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②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
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1917—1918 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
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
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1909 年皈依基督教，
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
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1919 年秋入学。③南开大学开设
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1923 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
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
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①
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1928—1929 年出访归
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史和经济三系组成；
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
计和商业四系。②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
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
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
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1905 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
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
（马相伯，1840—1939 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
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1921 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
业的百万富翁。从1921 年到1937 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
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
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③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
①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 页。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 年停办，所以 只有
一届师范毕业生。
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 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③ 同上书，第8—9、10、13—14 页。
① 同上书，第14—15 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 形成鲜明
的对照。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 页。
③ 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
第12 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
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
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
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
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
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 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
（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
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
城外的新校园。①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
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②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
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
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1906 年在江苏建立
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
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
的16000 亩土地挂钩。③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
获得的商业利润：1909 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
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1912 年政治动荡中短期
关闭后，于1914 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1928 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
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④声誉日隆，直到1937 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
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
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
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
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845 年。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在早期自
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19 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
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
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1900 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
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
校。1906 年新教传教士拥有2000 多所小学和近400 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
到20 世纪20 年代已有12 所（最后是16 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①
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
①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 页。丁致 聘：
《中国近七十年
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5 章。
② 《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 页。
③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
④ 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1—12 页。
① 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第531—533 页，从19 世纪中叶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16
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11 章（柯
文著）和第12
卷，第3 章（费维恺著）；又见威 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
，1880—1950
年》；和 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
 转换时的中国》。
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
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
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
学校。②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
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
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1903
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1905 年他建立复旦公
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①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②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
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
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
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
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
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
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
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
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
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
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
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
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
⑤
表3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1922 年
②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65 页。
① 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 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 卷第1—2期（1921 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
把上海震旦学院
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 页。
③ 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 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 教集会
和课程不感兴趣，
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 属30 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
茨：《中国和基督
教院校，1850—1950 年》，第330—333 页。
地点院校分类数目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福州其他
1 、国立大学5
国立北京大学×
交通大学（三个校园）① × × 唐山
北洋大学×
东南大学（后为国立中央大学） ×
上海商科大学×
2 、省立大学2
山西大学太原
鄂州大学预科② ×
3 、私立大学13
民国大学×
中国大学×
朝阳大学×
平民大学×
南开学校大学部×
河北大学清苑
地点院校分类数目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福州其他
复旦大学×
大同学院×
南通大学农科南通
仓圣明智大学③ ×
夏门大学厦门
中华大学×
明德大学×
4 、教会大学17
燕京大学×
齐鲁大学济南
圣约翰大学×
东吴大学—校本部
—法律科×
苏州
金陵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震旦学院×
地点院校分类数目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福州其他
沪江大学×
三育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
之江大学杭州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文华大学×
雅礼大学长沙
华西协合大学成都
岭南大学×
夏噶医科大学④ ×
总计37 7 10 2 2 3 4 2 10
注：37 所大学有40 个校园。
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99—100 页；
卢茨：《基督教院校》，第531—533 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
览表》。
①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②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③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④30 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20 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3 所示，1922 年它
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
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
“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1922 年在北京举行的
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
运动。如胡适于1925 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
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
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
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
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
要求“拿证据来！”①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
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
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
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
①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 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 辑
第4 卷，第728—733
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 义与20 世纪20 年代的反基督教运
动》，《现代亚
洲研究》第10 卷第3 期（1976 年7 月），第395—416 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
史研究》；关于
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 年的反基督教运动》。
关 于反教会运动
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
未刊文稿，1984
年）。
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
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
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②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
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
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
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
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
一部分。到1920 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
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①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1900 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
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
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1916
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
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1918 年12 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
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
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
的地方。”②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20 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
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
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
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③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
意发展科学”。①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
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20 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②20
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
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
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
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1914 年在康奈尔建
②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① 1927 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 “注意收
回教育权”。戴：
《之江大学：简史》，第56、59—60 页。参阅卢茨：《基督 教院校》，第225 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49 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
12 月）上蔡元培
的发刊词。
③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 年）。
①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297 页
。
② 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1 页。
立的。③它的英文全称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cience”，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
“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
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
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
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
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④科学社在美国草创
时期有成员55 人，1918 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1930 年成员曾
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
科学家。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1915 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
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1931 年这
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同时在1922
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
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
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
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依赖和落后二者后来都有
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①
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
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1916—1928 年军阀混战时
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
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
有讽刺意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
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
本。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
教会的努力。
1901 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2500 万美元，
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
占整个赔款33000 万美元的一小部分。②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
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
的可耻标志。1908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
分，计11961121.76 美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
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1909 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
③ 中国科学社9 名创办人中有4 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 人内有任鸿隽（
1908 年曾在东京
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1912 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 年在上海
一所新学堂时曾
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 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1912 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④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94—95、169 页。
①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216—226 页。
② 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31 卷第3 期（
1972 年5 月），
第539—559 页。
批庚子赔款学生47 名，1910 年70 名。到1929 年总数达1268 名。①领取庚
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1909 年一个配
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1910 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
大学的清华学堂于1911 年正式开学。②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
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1929 年它一直强
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11 至13 岁的
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
校学习。第一批学生是1912 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
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
育课）后于1920 年毕业。③1926 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
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
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
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1919 年
5 月—1921 年7 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1920 年
10 月—1921 年7 月）重合。杜威在11 个省讲演大约70 场，由胡适翻译，但
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后
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
麟，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然
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
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留美归国学者从1919 年到1924 年领导了
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
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
散。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
抗之间，他被迫于1925 年1 月辞职。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
见。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①
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1928 年北伐胜利结束
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②罗家伦——北大校友，曾留
① 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210—212 页上的数据。
②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关于该校1949 年前多达500 页的
校史，见清华大
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③ 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3—4页。
①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5 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 当局
之间派系纠纷的极
端复杂性。1921 年6 月3 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 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
到总统府请愿，
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 育杂志》第13 卷第7 期（1921 年7 月20 日）第2—4页报
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 传记研究中看出：
W.J.迪克：《蔡
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 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
胡适与中国的文
艺复兴》；费侠莉：《丁文 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
溟与中国关于现
代性 的困境》；斯蒂芬·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 和
印度的批评者》；
又见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 集，1919—1920 年》和孟禄：
《中国：一个发
展中的国家》。
② 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19 页。
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928 年9 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
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①
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他
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
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
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②在罗家伦和他的继
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
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
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24 年美国国会根据
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
笔大约12545000 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
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10 名③中国人和5 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
事会，中华基金会于1925 年6 月正式成立。④10 名中国董事中有3 人是高级
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
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
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
质调查所主任）。5 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
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
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①董事会任命范
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
秘书。②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1924 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1908 年归还的
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
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
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
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③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
门委员会的批准。④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
①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 年9 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 集
》，第7 页。
② 《逝者如斯集》，第9—10、11、12 页。
③ 原文只列出9 人，所缺一人为郭秉文——译者。
④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1—2页。

① 同上。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 物，其中有
赵元任、傅斯年、
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② 任鸿隽后来回忆，自1918 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 … …
 如今有了这个有赠
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
”（任鸿隽：
《五十自述》中“1925 年”项下）。1929 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③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4 页。马戈·S. 格武
尔茨：《社会现实
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 年》，《现化中国》第4 卷第2 期（197
8 年4 月），第
168 页。
④ 1981 年8 月15 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
2—1978 年），助
理司库（1935—1978 年）和理事（1962—1978 年）。
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⑤基金会坐落
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1926—1927 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13 所院
校、3 所研究所、5 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
419906 元。⑥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
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
打内战。⑦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
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①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
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
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⑤ 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 年”。
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 年）》，第5 页。
① 例如，1922—1923 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
，而主持人张君劢
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第94—135 页；
郭颖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35 页—160 页；和彼得·巴克
：《美国科学与
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190—196 页。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20 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
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
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1928 年成立②时，
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
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
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
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30 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
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
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
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
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
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
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1928 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
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
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
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
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
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1925 年首
次提出的。1927 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
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
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
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
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

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
生活
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①
结果，燕京于1927 年2 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
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
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
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
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
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
② 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 年4 月——译者。
① 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29 页，又130、149—151、155 页。又见菲利普·韦斯 特
：《燕京大学与
中西关系，1916—1952 年》，第3 章。
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
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1933 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
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①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
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
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
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
（1928 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
1929 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1934 年辞职；1934 年后校长职务主要
由陆志韦担任。②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
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例
如，1928 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
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
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
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①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1931 年，成都大学、四川大
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
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②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
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
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
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
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
1935 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③考
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
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
拨款300 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
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④虽然任鸿隽任期不
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
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
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
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
①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106—109 页；又见下列中国教 会
大学联合董事会史：
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
.切斯特：《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
《华西协合大学》。
② 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91—109、129—135 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
》，第130、209、
120—211 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
燕京大学不得不
在1930 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
授。
①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 卷，第430 页。
②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54 页。
③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
④ 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 年”一节。
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
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
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1933
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
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①
虽然到1937 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
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30 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17000 人，而农、工、医、
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 多一点，②但到1937 年，文科的人数为15227 人，而理、
工科则为15200 人。③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1933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
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
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
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
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④然而在事
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20 世纪30 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有缺陷。⑤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
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
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
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20 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
费有90%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10%。1934 年，中
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15%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
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1936 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4.5%的高
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32.5%，公债还本付息占24.1%。①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
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
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②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
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1929
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
学生1000 至2000 人，月拨款为15 万至16 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
注册学生为3500 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9 万元??。③
①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 期（1982 年4 
月），第125 页。
② 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39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 页。
④ 同上书，第125 页。
⑤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25、138 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
载《晚清三十五年
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130 页；黄建中：《十年来 的中国高等教育》，载
《抗战前十年之
中国》，第503 页。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 期（1983 年6 月）
，第173—176 页。
② 同上，第175－177 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1928 年至30 年代初国立中山大 学、武汉
大学、浙江大学
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③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 期（1983 年6 月）
，第179 页。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1929 年后，国民
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
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
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
省税岁入。④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
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
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
况的影响。①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
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②
1931 年日本入侵满洲，1932 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
化，发展为30 年代初期长期的反共军事围剿。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
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
所激励，势必在1935 年和1936 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③
1934—1935 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4），表明高等教育自1922
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3），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
国立部分的增长，1928 年后从5 所增加到23 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
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
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1934 年，上海在全国110 所高校中占
24 所（21%），北平次之，占17 所（15.5%）。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
学校数量最多，以9 所（8.2%）居首位；广东以8 所（7.2%）居第二。在地
理分
表4①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1934—1935 年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191—201 页。
② 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 年6 月27 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
杨振声辞职；丁
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 页。
③ 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第5 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
纳德·克莱因：
《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
精神与革命：20
世纪20 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
在20 世纪20 年
代的中 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94－170 页。
① 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 育部
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
(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 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
》第504—514 页
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 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108 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
，各类的相对规
模与教育部的1934－1935 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 所；公立技术，2 所；省立，28
 所；市立，2 所；
私立，52 所。这些总数可同1928－1931 年院校86 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5
9 所，其中国立
15 所，省立17 所和私立 27 所；技术学校27 所，其中公立21 所和私立6 所。见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编： 《全
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 年8 月至1931 年7 月）》，表1。
地点（院校数） 国立公立技术省立市立私立
上海* （ 24 ） 7 2 — — 15
北京* （ 17 ） 6 1 1 1 8
河北（ 9 ） 1 － 6 — 2
广东（ 8 ） 2 － 1 — 5
湖北（ 6 ） 1 － 1 — 4
江苏（ 6 ） — — 1 — 5
南京* （ 5 ） 1 2 － — 2
山西（ 5 ） — — 4 － 1
浙江（ 4 ） 2 — 1 － 1
福建（ 4 ） — — — — 4
四川（ 4 ） 1 － 2 — 1
河南（ 3 ） — — 2 — 1
山东（ 3 ） 1 — 1 — 1
江西（ 3 ） — — 3 — —
湖南（ 2 ） — — 1 — 1
广西（ 2 ） — — 2 — —
地点（院校数） 国立公立技术省立市立私立
安徽（ 1 ） — — 1 — —
云南（ 1 ） — — — — —
甘肃（ 1 ） — — 1 — —
陕西（ 1 ） 1 — — — —
新疆（ 1 ） — — 1 — —
总计110 23 5 30 1 51
*中央政府直辖市。（1928 年6 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译者。）
来源：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图1 的图和
统计表9。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陕西、甘肃和云南等边缘省份，1934 年各
省只有各类高等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贵州竟
一所也没有。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计划建立高等教育。但是安徽，一
个总是积极从事进步运动的长江下游省份，表现之差令人惊讶。它的落后向
我们表明了30 年代早期中国许多地区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首先，该省资源
贫乏，与更东面的太湖区域完全不同。太湖区域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物产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安徽则是长江下游的一个穷姐妹，境内丘陵起伏，淮
河横贯其间，自然灾害频仍。安徽的边际经济妨碍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内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当
局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引起政治不稳定。安徽省内反复无常的政治
斗争造成了极度的动荡，在1929—1930 年间省主席换了六任，外加一次军事
暴动，这些事件导致了省立大学的人事变动；此外因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
低下，①大学仅领到预算的一半左右。同时，中央政府企图实现在安徽的真正
权威，开始通过国民党机构和政治教育计划把省立安徽大学与国家的权力结
构结合起来，使形势更为复杂。
有助于解释安徽高等教育窘况的一个深层次因素，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大
量地区性流动。学生们往来于各地，如果认为当地的学校不合适，较有抱负
的学生就赴外地就读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学。资金不足的地区经常会看到他们
的青年学生投向较大的中心城市。1934 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大专院校学生
省籍的报表表明，有945 名安徽学生在全国各地注册，44%在省外国立大学就
读，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学和教会院校。①最后，还有全国范围的教师流
动。例如，闻一多在1926—1930 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
大学，最后于1931 年在清华大学安顿下来。他如此迁动的原因，主要是学校
的经费困难和学生的骚动。②
在民国成立后的1/4 世纪里，中国的教育仍然规模甚小。1932—1933 年
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42710 名，1933－1934 年增加到46785 名。③
1933 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7311 名，1934 年为7552 名，难以与政府的发展保
持同步。就国家的规模而言，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在教育部1935 年编制的
26 个国家高等教育对比一览表里，中国排在最后，1934 年每万人中只有0.88
名大学程度的学生。④正在中国前面排在第25 位的土耳其，1928 年（凯末尔
政权的第5 年）每万人中有3 名大学生。总之，居于共和中国之巅的受过大
学教育的人，依然构成顶上的薄薄一层现代精英，其人数几乎不超过往昔士
绅阶级中的高功名获得者。同时，现代高等教育的详细资料、课程内容以及
教学质量迄今知之甚少。学校的记录几乎全部来自教授和行政人员，而不是
来自学生。我们至今对实际进行的讲授，它对中国当时需要的适合程度，甚
至达到的数字，几乎没有概念。
高级研究
随着国民政府的来临，学术界为创办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的希望所
鼓舞。建立国家研究院的计划在1927 年，最初由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
和李石曾讨论过，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界服务有年的国民党元老。他们的共
同目标，是在中国创立多年前蔡在德国受到如此强烈印象的政府资助的高水
平研究模式。随后一些较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胡刚復、王琎、王世杰
和周览（周鲠生）被邀请参与筹划。1928 年6 月9 月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
①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73—75 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
1929—1931 年），
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400 人。
①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100—101 页，表60。可惜，
该表未单独列出
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②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73—101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4 页。
④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 部分，“表”，第2—3 页，
表1，《中国和世
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表上所列年份从1928 年到1934 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
国（1932 年）居
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73 人，而日本居第22 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9 人。
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为院长。①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设三
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组成；管理部，由总干事负责；以及一个称为评
议会的顾问机构，由当然评议员和特邀评议员两部分组成。②研究所一成立，
学者和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对世界知识积累做贡献的鼓舞下开始了
他们的研究项目。③有两个特征很突出：大多数研究所属于自然科学，中央研
究院的大部分领导人曾积极投身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以及兴办各种专业协会。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独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学者。由于蔡元培和李
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国接受高级训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结构上
分歧扩大，李离开了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并于1929 年建立了国立北平研究
院。这是一个独立实体，在它的领导下，后来20 年中，有六所科学研究所从
事高级研究和出版。后来李书华作为副院长加入了这个机构。①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一个重要新发展，是年轻的归国学者坚
持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和资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
法进行的实地研究，必须向只受过文献训练的中国老派学者展示其价值。这
种展示开始于精通史前青铜器铭文的中国古文献专家于19 世纪90 年代发现
安阳地区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汉字。这些学者从商人那里收集了成千
上万的卜骨，开始破译史前文字并着手进一步发掘。实地考察的另一促进因
素来自工商部②于1916 年建立中国地质调查所，以绘制全国地图并调查国家
的自然资源。③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他们主要在英国受过训练）
的强有力领导下，绘制地图和勘探设立了新的标准。该所还赞助古生物研究，
终于发现了“北京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一个新生代实验室，它在20
年代显示了从纽约州（葛利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顾问）、加拿大（步达生）、
瑞典（安特生）、德国（魏登瑞）和法国（德日进）来的考察者和科学家如
何能帮助训练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领导了北京西南周
口店的发掘，并于1929 年发现“北京人”。
继“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发现是对以前仅出现在传说中的河南安阳商
代都城的发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在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 年增加考古学于其历史和语言工作。傅邀请李济—
—1923 年曾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领导安阳项目。从1928 年到1937 年
在那里进行的发掘，李济的杰出著作《安阳》一书作了描述。该书详叙了一
个英勇的传奇——他们如何在十多年战争和混乱之中圆满地进行了实地工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
》第7 集（1978
年），第6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 集（1
978 年），第6—7
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1935 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11 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
该院10 个研究所
的所长，同上，第9—11 页。
③ 同上，第33—36 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
是中国科学社矢志
不渝的成员。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 集 （
1978 年），第17
页。
② 应为农商部——译者。
③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190 页；《中华
民国传记词典》
第3 卷，第67 页；和李济：《安阳》，第34—48 页。
作、实验分析以及对成果的科学研究。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①
北京协和医学院树立了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经传教士在医学方面一
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从1915 年至1947 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成
为一个从事研究兼培训的医院。它的300 多名毕业生，在1924 年后帮助国家
公共健康机构配备了人员，同时该学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虫学以及治
疗血吸虫病、钩虫和黑热病等传染病方面做出了贡献。②
大学也有助于拓宽知识领域。第一个是1921 年在沈尹默领导下建立的北
大国学研究所。虽然它在北大的计划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讯研究
员，但该所事实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与个别教授一
起独立工作完成所给课题。③进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学位，而是由提交以
前的专业出版物决定的。
撇开理想、热情和专家计划不谈，20 年代学术界的工作仍遇到一个经常
性的障碍，即财政支持不足。当时的记载不止一次实事求是地谈到：“中国
正处于内战之中，公立院校的经费时有拖欠??”①一些教授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同时在两所以上院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研究拨款是困难的，
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资助至关重要。
有关知识的社会学可望从推动中国现代学识的私人组合、群体、小集团
和派系的详细研究中得到好处。首先，留学国外的为数不多的精英，按照传
统组织了学生互助会互相支持。这些互助会的目标和方式与唐人街商人之间
的秘密会社（堂）全然不同，它们挑选新会员，向他们提出建议，在避暑地
开会并建立以后在国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谊的个人联系。在几个这样的组
织中最有名的是“成志会”（也称“十字架与剑”）。②
年轻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样，他们需要重新塑造自
己的形象；少数幸运者能在大学研究所里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给他们当助
手的比较年轻的学生同时接受了训练。例如，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和燕京
以及广州的中山和岭南等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质量
的，刊登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刊物上。
这类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开经济研究所，它在何廉领导下建立于1931
年。何作为南开大学财政和统计学教授，开拓了南开对华北工业的系统研究。
这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根据从
国内收集的数据，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经验和实例。何利用他在美国作研究生
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成志会的成员（张伯苓也是其中一员），并能吸引
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例如，方显廷是1928 年的耶鲁博士，
他在1929 年加入了南开的教师队伍，并成为由经济研究所演变而成的社会经
① 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 版，1977 年，第3—18 页综述
中国考古调查的发
展。
② 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 事
会与北京协和医学
院》；和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 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
，除大量医学事
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30 年代
。
③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397 页。
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1 页。
② 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 蒋梦麟
、方显廷、何廉、
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1979 年8 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济研究委员会的委员。①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
行列，他们都成为知名的经济学研究员。
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它具有财政独立和行政稳定的优点，然而它的财
力仍不足以适应何仿照伦敦经济学院制订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计划。为了办
成研究所，何个人捐赠500 元和自己的藏书，而1929 年太平洋学会的2000
元赠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这也标志着南开研究所图书馆的开始，这个图书
馆后来以中国经济方面的藏品丰富而闻名。②这时伦敦的托尼教授来到南开大
学从事研究，并在1929 年—1930 年间的冬天讲学。③这样获得的国际知名度
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中有高学术水平的证据，导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2 年给
予一笔为期五年的资助。研究所得到这些帮助后，在1937 年战争爆发及南开
校园被破坏前，出版了大约20 种颇有见地的专著（包括大量的实地数据。）
④
康乃尔大学开创的土地利用研究，在20 年代由卜凯等人在金陵大学继续
进行，他们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抽样数据展示了农艺技术的全部领域。从
1934 年起，这项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继续进行。①
社会学在燕京大学得到发展，从社会调查开始，起初这是受基督教青年
会一位干事的启发，这位干事在1912 年组织了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使
会员更多接触中国生活的现实。到1915 年，这个团体已对北京320 名人力车
夫进行了首创性研究，这是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小说家老舍使之
永垂后世（参看第9 章）。1928 年燕京社会学系的“社会调查之翼”，在北
京西北燕京大学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农村建立了农村研究站。②受西方训
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这次社会调查为起点，在燕京继续为中国的这门科学奠
定基础。它在燕京的成长是由1929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吴文藻领导的。
吴在该校遇到步济时，并研究社会学。吴文藻的领导和规划以及派遣学生出
国培养了一批发展本专业的主要人物。美国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访问燕京，
并在那里授课也刺激了它的成长。③
社会研究往往需要历史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基础。陶孟和（1912 年获伦敦
大学文学士学位）于1928 年负责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的北平社会
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6、39—40 页。方显廷指出， 张
伯苓为南开大学
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 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
38 页。
②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1、42、45 页。
③ 同上书，第45 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 年）一书。托 尼
又同C.H.贝克尔（柏
林）、M.法尔斯基（波兰）和P.郎之万（巴黎）一起写了 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
的教育改革》，
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 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④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 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
研究所得以增聘六
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① 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
受过训练的本领
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② 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 步济时
和甘博在1921 年
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 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
919—1945 年》
（未刊论文，1984 年，得到著者同 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
国的社会学》。
③ 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 
义的社会学研究》
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
的文化与人格》。
调查所。④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
的清朝档案。1934 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也从事实地考察。该社于1928 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员（朱
启钤）建立，但在1930 年前主要从事图书资料研究，此后才由两位宾夕法尼
亚大学培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养的
同事刘敦桢领导该社的实地调查，以发现古迹——庙宇、塔、桥。在这里，
得到了引进的方法帮助的新的科学兴趣又一次导致了历史性的发现。①
表5 1928—1940 年蔡元培主持期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1.总干事
杨铨1928 — 1933
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在获得
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学士之后。
中国科学社理事；东南大学工
科教授；教育部。
丁文江1934 － 1936
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学
士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国地
质调查所所长
朱家骅1936 — 1938 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
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山大
学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教育部长。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任鸿隽1939 — 1942 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
中国科学社社长，北京大学
教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事会董事；国立四川大学校
长。
2.研究所所长
物理研究所：
丁燮林1928 — 1947 伯明罕大学理科硕士
国立北京大学及国立中央大
学物理教授
化学研究所：
王琎1928 — 1934 理海大学理学学士
国立东南大学及国立中央大
学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社
理事。
庄长恭1934 — 1938 芝加哥大学博士
国立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兼
主任；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
院长。
任鸿隽1939 — 1942 （见上）
工程研究所：
④ 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① 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
究》写的序。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周仁1929 — 1949 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硕士
中国科学社理事；四川钢铁厂
总工程师；国立中央大学工学
院院长
地质研究所：
李四光1928 — 1949 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
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
主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
理事。
天文研究所：
高鲁1927 — 1929 北京大学理科学士，布鲁
塞尔大学肄业
北京中央气象台台长；中国气
象学校校长
余松青1929 — 1947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
厦门大学天文系主任；南京紫
金山气象台※台长。
气象研究所
竺可帧1928 — 1946 哈佛大学博士
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浙江大学
校长；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国
气象学会会长。
历史语言研究所：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傅斯年1928 — 1950 北京大学文科学士，曾在伦敦
大学及柏林大学研究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系主任；※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后来）；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心理研究所：
唐钺1929 — 1933 哈佛大学博士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主任
汪敬熙1934 — 1947 霍浦金斯大学博士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北京大学
动物系教授及主任。
社会科学研究所：
杨端六1928 — 1929 伦敦大学肄业
中央研究院会计主任；国立武
汉大学经济系教授。
（ 1929 —
1934 由几个
人分别代理
所长）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陶孟和1934 — 1949 伦敦大学文科学士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教基
金董事会社会调查所所长。
动植物研究所：
王家楫1934 — 1944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
科学社理事。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33—36 页。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气象台——译者。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学——译者。
研究的资助
30 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业迅速扩大。中央研究院的10 个研究所的
所长（见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严肃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
任。由不同的研究和专业机构主办的科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见表6）增加
了好几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 种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6 种属生物学，两种
属气象学，两种属化学和化工，还有一种属物理学。①这些科学家的终极目标
是把中国科学放在与其他现代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并对科学界作出创造性的
贡献。同时在地质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营养学等先进领域中，其进步受
到工业化目标的直接鼓舞。②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
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树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学术研究的高标准。
这里不可能评价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广泛的工作。（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
杰在1933—1937 年间曾任教育部长）。该部负责推行全国学校体制，开展识
字运动，以及制订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的标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
部无关，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得以从中央政府获得稳定的资金，负责
资助高级训练和研究。由于基金会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活动不断扩大并渗
透到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基金会在
1926—1945 年的20 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96 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
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得到总数达 24250893 元和392795 美元的资助。
表6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1916—1944 年）
①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1—198 页。
②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5 页。
创办日期研究机构主要出版物
1916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中国古生物志》；《地质汇报》；
《地质专报》；《中国矿业纪要》；
《地震专报》；《燃料研究专报》；
《土壤专报》
1922 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志》，《地质论评》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
1926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学报》
1927 静生生物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1928 中央研究院相继建立的各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工程》
（中国化学工程学会）
天文研究所
创办日期研究机构主要出版物
气象研究所《气象研究所集刊》
地质研究所
工程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专刊
社会科学研究所
1929 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集刊》；《中国实验生物
学杂志》
心理研究所
1929 北平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动物研究所
植物研究所
1930 镭学研究所
1932 药物研究所
1931 中央工业试验所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经济研究所集刊》及专著
1932 中央农业实验所
1934 各大学研究室各种专业，如《中山大学森林植物学杂志》
（广州）
1940 中国地理学研究所
1943 生理心理学研究所《中国生理学杂志》
来源：根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88—189 页；陶英惠：《蔡
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7 页。
由该基金会发起或资助的项目有下列数类。①（1）从1931 年到1937 年
与国立北京大学直接合作，每个项目每年由此捐赠20 万元以补助教职员薪金
并支持他们腾出时间从事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大幅度减少了在其他学校兼职
的教授人数；而教授们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
北大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进，有多位杰出的学者被吸引来任教。（2）按照地理
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6 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
理科教授职位。（3）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7）
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4）向年轻的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
训。在1928—1945 年共拨研究基金723 笔，特殊奖金3 笔（表8），其中327
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208 名去美国，64
名去法国，56 名去德国，39 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
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
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15 笔研究基金，而在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10 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
奖领域崭露头角。（5）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
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 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
长范源濂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 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
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
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
构于1928 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B.
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
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
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
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1931—1949 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
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①
表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 年
姓名领域隶属机构
陈焕镛植物学中山大学植物学研究室
庄长恭化学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葛利普古生物学国立北京大学
胡先驌植物学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李济考古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秉志动物学中国科学社生物实验室主任
翁文灏地质学国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①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6—16 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
36 年》，第221、
224 页。
① 到1926 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 册），清华 第二
（87000 册），岭
南第三（68000 册），金陵第四（61000 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
1926 年》，第430
页。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
第8 页。
表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 年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总数
动物学5 13 12 10 11 13 9 12 12 6 7 8 10 6 6 3 3 1 147
化学5 8 7 9 13 11 11 9 7 9 14 10 11 5 5 4 2 6 145
物理学2 4 7 9 4 6 5 6 8 8 6 2 1 3 1 2 2 3 79
植物学3 1 6 8 6 6 10 9 5 7 2 — 1 — 1 2 2 6 75
地质学2 3 3 1 2 3 4 7 4 4 2 4 4 2 3 4 2 2 55
生理学4 5 1 — 2 2 4 3 5 7 4 2 2 2 — — — 6 49
数学— — 1 — — 2 5 4 3 4 2 — — — — 2 1 6 32
工程— — — — — — — — — — 2 6 7 5 5 4 1 1 31
农业— — 3 — — 1 — — — — 1 1 — 3 7 4 2 4 25
医学— — 1 — — — — — — — — — 1 1 8 3 1 2 17
土壤技术— — 2 — — — — 2 1 — 2 1 1 1 2 1 1 1 15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总数
气象学— — 1 2 — 1 2 1 1 1 1 — — — — 1 1 2 14
历史学— — — — — — — — — 5 1 — — — 1 1 1 — 9
人类学— 1 1 — 1 — — — 1 1 — 1 1 — 1 1 — — 9
经济学— — — — — — — — — 3 2 — — — 2 — — — 7
心理学— 1 — — 1 2 — — — — — — — — — 1 1 — 6
社会学— — — — — — — — — 2 2 — — — — 2 — — 6
天文学1 — — 1 1 — — — 1 — — — — — — — — — 4
古生物学1 — 1 1 — — — — — — — — — — — — — — 3
地理学1 1 — 2
语言学— — — — — — — — — — — — — — — 1 — — 1
教育学— — — — — — — — — — — — — — — — — 1 1
总数23 36 46 41 43 47 50 53 48 57 48 35 39 28 42 37 21 41 735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
第10 页，表1。
1928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
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 年纽约
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1374000 元建造了
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
并；后一机构于1909 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
图书。这样，1931 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①袁同礼使北
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
①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12—13 页
。袁成（音）：
《袁同礼：赞颂》，第53—54 页。
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
②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
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1925 年协助建
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①袁和30
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
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 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
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 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
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
了250 篇论文，其中大约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
构所做的工作。②
到1937 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③从表面看，中
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
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 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
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
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
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
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
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
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
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
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
1927 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
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
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
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
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 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
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
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
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
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
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②
1933 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
② 《袁同礼：赞颂》，第55 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56—57 页。
② 同上书，第234 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 卷，第583 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
第146 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146 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223—224 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3 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
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
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
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
年任科学社干事，自1928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
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 年6 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
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1913 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
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1940 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但1933 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①谋杀杨铨后，国民
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1937 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
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
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
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
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
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
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
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
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1928 年后职业学
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30 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
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
领导下刚刚开始。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
1935 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
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①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
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
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 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
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
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
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
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
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30 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
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 年回忆录》，第71—76 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
中国的政治和教育：
大学院个案，1927—1928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27 卷第4 期（1968 年8 月），第7
63—776 页提到蔡
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 年》
，第157—174 页。
③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 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3、
5、6 章；和查尔
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
973 年）。
①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 年7 月14 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
培养研究近代中
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 年
》（马里兰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9 年），第8、9 章。
言人的作用。②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
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
政院的行政秘书③（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
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 年12 月9 日
和16 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④的示威，再次使清华、
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①日本人发现大
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
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
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
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②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
预示了1937 年7 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② 《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
文化自由主义者，
1919—1937 年》中有分析。
③ 翁文灏于1935 年12 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 年3 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译者。
④ 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① 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 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
者和官僚：中国一
二九运动参加者》。
②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 页。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
到，见《逝者如
斯集》，第98—102 页。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 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
标展开争论。但是到1938 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
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
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
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
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
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
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
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
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
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1938 年的晚
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
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
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
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
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①
表9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大学和学院数量损失（中国元）
国立23 37003467
省立16 8045919
私立（包括教会大学） 38 44171005
据报损失总数89220391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
的破坏使1937—1938 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1938 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
1936 年减少约20000 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2000 人，分别降低约50%和30%，
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91 所。②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
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
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
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
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1940 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
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9。①
①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 卷第1 期，第3
 页；又见《教育
杂志》第31 卷第1 期（1941 年1 月10 日），抗战以来的高等 教育特辑。
②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 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
（1937—1941 年）》，
第3 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
工作，见第29 页。
①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22—26 页。因为得不到10 所
院校的数据，而且
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 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441020 元。②然而
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
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
1937—1938 年的低点91 所开始上升，超过了1936—1937 年的水平，在1940
年达到113 所。1945 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145 所，同年注册学生
增加到73669 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
素。1937 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
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 月1 日开课。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
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
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
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
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1938 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 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
月，行程近1000 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
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
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1940 年，注册学生增加到
3000 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1940 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1938—1939 年仓
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
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②蒋梦麟、梅贻琦和张
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
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
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
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
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
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
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
别在1940 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1939—1940 年国民政府提供了100 万美元
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1945 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
② 《战时中华志》，第189 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 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39
275386 元，不及
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 卷第
1 期（1947 年1
月15 日），第7 页。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3 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
之教育》，载《朱
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2 页。
① 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②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25—39 
页。
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
措施远远不够。①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
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
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
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
的大米。②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
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1941 年16000 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③补
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
其他必需品了。1941 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
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
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
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
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
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
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
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
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
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1940 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
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
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
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①这个声明显示
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
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
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
研究。1941 年9 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
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
油燃料的利用。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
①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3 页。
② 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
实秋：《谈闻一
多》，第109 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 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
大多数人的生活
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 《专心研究中国》。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30 页。
① 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 研究专著
《中国的政府与政
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②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7、198 页。
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1945 年11 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
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
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
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
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
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
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11 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
于11 月25 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
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
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12 月1 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
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
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
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①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1945 年12 月1 日那
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
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
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1946 年7 月11 日被害，而闻
一多于7 月15 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
害。②10 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
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
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③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
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
速。例如，1946 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
800 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70%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
就完成了大约30%，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
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
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1946 年重新命名
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
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①
1944 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180 亿元（1937 年为3000 万元），
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 年期间的180 万元。40 年代末期学生人数
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②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
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
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1941—1942 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
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③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44—50 页。又见本书
第13 章。
② 《观察》第1 卷第1 期（1946 年9 月1 日），第22—24 页。
③ 同上，第24 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 育》
。
① 《中华教育界》新1 卷第1 期（1947 年1 月15 日），第108 页。
②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 卷第1 期。
③ 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1 卷第1 期，第12—13 页；又
《中华教育界》
新2 卷第1 期（1948 年1 月15 日）和新2 卷第2 期（1948 年2 月15 日）的特辑。关于
高等院校的损失、
1946 年9 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纪中期中国自由
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
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
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
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
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
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①
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
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
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
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
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
崩溃的边缘??”②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
10 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到1949 年，中国自由的或
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
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包
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人员、现状和1947 年可望实施的 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
需求及在美国的
机构为 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 国
的文化实验，
1942—1949 年》是一部官方的40 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 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
是计划的设计者
之一。
① 《观察》第1 卷第1 期，第3 页。68 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 察
》创刊号的扉页
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② 《观察》第1 卷第1 期，第3、4 页。
第9 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 年
30 年代文学，1927—1937 年
“五四文学”一词就其最广的涵义而言，至少包括20 年，即20 年代和
30 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了这个含糊的定义，并且实际上将五四时代与
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等同起来，接下去则为延安阶段（1942—1949 年）和共
产党阶段（自1949 年迄今）。如此信手拈来的划分方法，明显地将五四文学
的个人主义锋芒与共产党文学的集体取向之间的基本差别相提并论，似乎掩
盖了其他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同意下述说法，即五四时期文
学创作的爆发力到20 年代末已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30 年代初文学
创作的更为“成熟”的阶段。因此，“三十年代文学”这一用语，基本上指
从1927 到1937 年这10 年里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30 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30 年代的
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
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
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的幽灵
出现在华北大地，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因
此，正是在这重要的十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20 年代早期的浪漫
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到30 年代早期，一种
新的左的取向已经在文学舞台上形成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五卅事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感情冲击很大。①这一次事件使他们当
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
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
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大多数文学史专家都认为，五卅
事件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用成仿吾的值得记忆的话来说，中国现
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
在五卅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已有少数人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和革命
联系起来。1923 年，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著名的有邓中夏和
恽代英，在他们的期刊《中国青年》上，主张应当把文学作为唤醒民众革命
意识的武器。②在1924 和1925 年，一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年轻共产党作家蒋光
慈发表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
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在1923 年发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
级斗争”这样的名词。1925 年，鲁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题为《苏俄文
艺论战》的译文，而且此后即热情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然而，这些孤立的探索没有引起多大骚动，只有五卅事件的冲击才把文
① 关于五卅事件，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1 章。
② 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载李何林等：《中国新文
学史研究》，第
36—49 页。
学和革命的争论带到前沿。创造社成员，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导左的倾向。
郭自称是在1924 年读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后，改信马克思主
义的。1926 年，他撰写了现在被认作革命文学运动宣言的作品：一篇带有倾
向性的，论证不周并富有感情色彩的，题为《革命与文学》的文章。郭概括
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他得出了
一个武断的结论，“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
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他由此认为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
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郭相信
革命激发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而它的失败成为崇高的悲剧，于个人和集体莫
不如此。因此，一个革命的时期必然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
命从不对立；相反，它们常常汇合在一起。事实上，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
先锋”。①
郭撰写该文于国共统一战线的“革命”司令部广州，北伐即将从这里出
师。郭即将参加北伐，这标志着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动。那篇文章的夸张言
词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满腔热忱。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似乎急于表
明他扮演转向革命的文艺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是胜任的。郭的奔放也为他的创
造社同人所共有。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中对郭的情绪产生共鸣，并且大量运用新学到的术语进一步论证说，甚至创
造社成员早期的浪漫主义，也表达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反对“布
尔乔亚”的特征。成急忙补充说，但是时代变了，他们的阶级即将被“奥伏
赫变”（扬弃），他们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已不再有用。成的结
论是，“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即知识份子——译者）
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
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学]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
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①成所卖弄的口号大概是他的同事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更不用说其他作家和大众了。但是，成却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
以后发生的左翼论战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在1927 年，这类空洞的口号只能引起鲁迅的愤怒。他对广州局势的现实
估计，使他确信以前这些浪漫主义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早熟的。鲁迅评论说，
与俄国相比，中国并不在革命的阵痛之中；而且他借用托洛茨基的话论证说，
在真正的革命时期不会有文学。当前急需的与其说是“革命文学”，不如说
是“革命的人”——急需的是枪炮的威力，而不是软弱的笔。但在1927 年4
月，国民党的“革命的人”使鲁迅感到幻灭。他们在上海和广州屠杀共产党
人和其他同情者，这粉碎了鲁迅对可能的“革命”所抱的任何残余希望。
从1928 到1930 年，鲁迅卷入了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群年轻革命作家的
几次激烈论战，后者已取代老的创造社成员，成为左翼的主要理论家。鲁迅
首先针对其论敌的纯宣传，为文学的内在价值辩护。“好的文艺作品”，他
在1927 年论述说，“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
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②他来
到上海，就讥讽那些在“革命咖啡馆”里的左倾反对者们的空洞“广告”。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 卷，第214—216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 卷，第222—224 页。
② 《鲁迅全集》第3 卷，第313 页。
他指责杂乱无章的术语——他们对自己的革命口号如此陶醉，以致“视野迷
朦”，他的反对者们反驳说他的批评本身才是“迷朦的”，他像上了年纪的
唐吉诃德笨拙地在同风车搏斗。他的年轻的反对者们，除称他为一个“闲暇，
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老人（影射他的一本杂文集的标题《三闲集》）外，
还因此给他贴上“Don 鲁迅”的标签。
这一大堆辛辣的隐喻和谩骂在论战中形成大吵大闹，而论战也触及比较
本质的论点。这些革命作家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如下：（1）一切文学都以阶
级为基础，并取决于阶级；（2）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武器（引自厄普顿·辛
克莱的一句被人滥用的警句）；（3）文学批评必须根据唯物主义（后者必须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加以阐释）；（4）革命文学应当是普罗文学；即
应当为工人阶级而写，为工人阶级所写。但在目前，它只能由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去写。决定因素是“立场”或“观点”。如果一个作家采取了无产阶
级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他还是能够创作出普罗文学的。①
中共史学家们后来承认这些戒律只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公式。这些信条尽
管粗陋和简单，却代表了钱杏■（阿英）、李初梨和朱镜我等自封为马克思
主义者的年轻一代的鲁莽激进主义的企图，他们想把盘据文坛的老一代作家
挤出去。他们既试图确定新的文学取向，也想为五四文学从政治上重新定向，
并为日后指导和发展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框架。可以理解，这种将激进的正统
观念强加于人的做法，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而且本身就是青年领袖的鲁迅来
说，是不能忍受的。
鲁迅的反驳围绕他的论敌的百谈不厌的自我陶醉的主题。这些革命作家
并未大胆抨击1927 年后国民党反动的现实，鲁迅辩论道，他们依然心满意足
地被套在空洞的“革命”理论之中。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只不过显示了“一
副凶狠丑陋的极左观点的面孔”，这掩盖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无知。鲁迅首
先批评了他们的信条过于简单。他把辛克莱的话倒转过来，他在1928 年辩论
说，虽然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文学，当然这些革命作家
的作品也不是文学。鲁迅并不否定文学的阶级属性，但他对其论敌以无产阶
级代言人自居深表怀疑。他认为少数几个坐在上海咖啡馆里的安乐椅哲学家
创造的那种“普罗文学”，肯定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鲁迅不无讥讽地
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

说并未派遣。??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
咖
啡馆里寻??①鲁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识分子处于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生活环境之中
，同
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联系，要他们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荒谬的。
茅盾也持有这种看法。他的三部曲《蚀》受到激进的左派批评，认为他从错
误立场展示了一幅错误的阶级的“病态”画像。茅盾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他们后来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历程中最终
的幻灭。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维护叶绍钧的这部现实主义的小
① 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61—62 页；阿米滕拉纳特·塔戈雷：《现代中
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86—94 页。
① 《鲁迅全集》第4 卷，第70—71 页。
说和他自己的作品，认为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落后”分子生活中阴暗面的
文学作品，依然能够对左派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茅盾补充说：“这一类
的黑暗描写，就感动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实的、空想的、乐观的
描写要深刻得多哩！”②
鲁迅的论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笔下显露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对象问
题。谁是新文学的读者？茅盾在1928 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中，承
认过去六七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为受过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阅读的材料，
并且指出近来“革命文学”的读者面甚至更为狭窄。至于劳动大众，他们不
可能理解“革命文学”，即使给他们讲，他们也不愿意听。茅盾希望与其保
护无产阶级，还不如去扩大既作为读者，又作为题材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

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
，应
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
不要
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①
茅盾在30 年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及短篇三部曲——《春蚕》、《秋
收》和《残冬》中，确实奉行了这个信条。在他的小说的画面上，出现了城
市和乡村的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相反，革命作家们只拿出了一部贫
乏粗糙的“普罗文学”集，主要是蒋光慈的作品。
茅盾和鲁迅深刻揭露了年轻激进派肤浅的论点。茅盾的小说和鲁迅的杂
文，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活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与激进派的
革命文学准则针锋相对的理论。茅盾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他与他的同志
们的差异，仅在于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比较阴郁。鲁迅在广州的经历打消了
他对国民党革命潜力的幻想。南京新政府统治下的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
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包括柔石在内的他的追随者五名青年左翼作家，被当作
22 名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部分，于1931 年2 月7 日在上海郊外的龙华遭到
处决之后（参见本书有关章节）。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
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
此外，为看准激进派论点的弱点，鲁迅觉得有必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
学原理。从1928 到1930 年，他开始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渐改变先前关于文学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观点。
他现在相信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文学，能对现政权起破坏作用，而且确实可以
被称为“革命的”。①
到1930 年，鲁迅实际上已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尽管在表达上
自有其精微之处。他总结说，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创作革命文
学；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难”中联合起来。遭受压迫的同样经历形成了
②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412 页。
①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379 页。这篇文章由陈雨石（音）译成英文，见约翰
·伯宁豪森和特
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37—44 页。编者还提供一篇透彻的绪论。

① 关于鲁迅文学观和革命观的改变，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 时期的
看法，1927—1936
年》，《现代中国》第2 卷第3 期（1976 年6 月），第277—291 页。
共同的纽带，使这种文学“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因此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②鲁迅与他的激进派论敌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辩论中被争取过来；因为
像他那样一个性格倔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
他必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革命作家尽管一心追赶时髦，却已捕获了城市知识分
子变化了的心态。
1926—1927 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这一短暂的政治
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
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
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30 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同情国民党
的自由派人士蒋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
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①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
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
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30 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②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第176 页。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85 页。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1930 年3 月2 日，大约40 名作家（最初参加的盟员有50 余名）在上海
集会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2 月16 日，在这次有重要意义的集会两周前，由
鲁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请进行了初步讨论，以组织负责创立左联的筹备委
员会。虽然鲁迅一直被认为起了领导作用，但真正的倡议可能来自中国共产
党，通过被专门指派担任此项任务的代理人夏衍提出的。②在李立三的领导
下，中共曾于1929 年底和1930 年初开始执行一项总体规划，在大城市创建
一系列文化“阵线组织”，以吸引像鲁迅这样同情革命的同路人。③除左翼作
家联盟外，还成立了若干类似的团体——囊括了从戏剧、电影、美术、诗歌
到社会科学、教育、新闻和世界语等各个领域。这些团体都归附在“左翼文
化总同盟”的大旗之下，虽然活动的中心仍是左翼作家联盟。④
左联的领导名义上是有七名常务委员的执行委员会，这七名常委是夏
衍、洪灵菲（两人都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党员）、冯乃超、钱杏■（太阳社成
员，昔日鲁迅的论敌）、田汉（著名的剧作家）、郑伯奇（创造社的创立人
之一）和鲁迅。虽然鲁迅有幸致开幕词，但在左联的权力机构中，他显然被
昔日的论敌和党的活动家孤立了。左联的书记职务先后由冯乃超、阳翰笙和
周扬三位党员担任（后两人与夏衍和田汉后来成为“四条汉子”恶毒帮派）。
在1936 年“两个口号”之争中，鲁迅曾着意攻击他们。可以推断，初期的欣
喜过后，鲁迅只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既无权力，与党的活动分子的关
系也不友好。
左联的两份正式文件——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文学的理论纲领》，由
左联执委会起草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长篇文告，同
鲁迅含糊不清的开幕词一样，都没有切中要害。《纲领》号召左联成员“站
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但它对无产阶级文学既没有确定其含义，也没有确定其范围。文告中提出了
三条关于写作的指令：第一，左联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
的题材”，尤其是那些直接与革命目标有关的题材；第二，左联作家必须“从
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第三，他们的
文学形式“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
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①除第三条指令外，这个文件再次没有把无产阶级
文学，或革命文学，完全限定在工农兵的框架内，像毛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所做的那样。它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大概反映了瞿秋白
的意见，但争论限于语言。如共产党学者刘绶松曾指出的那样，这两份文件
未能给左翼文学提供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推力。②文件将左联的立场、组织和任
② 根据官方史料，早在1928 年末，中共江苏省委曾派夏衍、李初梨和冯乃超与 鲁迅联系
，计划组织统一
战线。见《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353 页。 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收入
《中国现代文艺
资料丛刊第一辑》，第 155—157 页。
③ 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1927—1936 年，在左翼的年代》，第139 页。
④ 丁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
出版史料》第2
卷，第42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 卷，第290—291 页。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1 卷，第214—215 页。
务，解释为首先是文学先锋和宣传机器，振兴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居于次要
地位。这样，在左联屡遭政府查禁的为数众多的出版物中，出现了教条主义
的批评有余，而有新意的好作品不足的现象。
左联强调思想正确，组织严密，但并不强调文学的创新；就这点而言，
它与苏俄的拉普相似。它试图确定一个与所有其他思想信仰的“他们”相对
立的“我们”群体。①而且像拉普一样——有些左联成员与它有直接的理智上
的联系，左联十分活跃，但不是在提拔新的无产阶级人才上，而是在挑起意
识形态的论战上。左联七年的历史，充满了针对各种各样“敌人”的连续不
断的论争。从鲁迅与自由派新月社的论战开始，左联接连与“民族主义文学”
的保守派倡导者们，与倾向左派的“第三种人”作家们，最后又在关于“大
众语”的争论以及与1936 年左联突然解散有关的著名的“两个口号”的争论
中，与自己的某些成员展开了斗争。
序幕：鲁迅与新月派的较量
左翼联盟最难对付的敌人起初不是来自右翼——国民党政府从未把力量
集中在文学领域，而是来自中间派。甚至在左联建立前，组成创造社和太阳
社多数的留学日本的文人，一直与新月社周围的英、美派不和。由于新月社
的一些成员与陈源以及在20 年代早期与鲁迅笔战的《现代评论》派过从甚
密，甚至在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向无产阶级文学首次发难前，这些“绅士”
学者和作家就受到仇视。个性和个人背景，就这样对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
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1928 年3 月《新月》杂志创刊时，特载了一篇据推断是徐志摩执笔的长
达八页的宣言，提出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是“健康”与“尊严”。徐用这
两个无定向的口号，以其热情洋溢的文风向文坛所有的“细菌”宣战，他把
细菌分为13 种之多：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
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和“主义派”。显然，
这些“派”或明或暗地指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他们立即起来反击，
称徐志摩为“小丑”，胡适为“妥协的唯心论者”，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
务的一伙虚伪的买办“绅士”。①
划分两个阵营的本质上的争论点，比单纯的谩骂更加根深蒂固。《新月》
成立伊始，就推出另一套构成威胁的文学理论。如其主要发言人梁实秋所说
的那样（尽管梁后来宣称他没有得到同事们的支持）；②这一理论提出了人们
熟悉的英美的文学自律的观念——文学刻画的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有
创造性的作品总是个体（用梁的话说，是“贵族式的士绅”）的产物，并且
只能以自身的内在价值对它作出评判，而无需考虑历史时期、环境或者阶级。
此外，梁实秋显然以他最崇拜的西方文学的“教师”欧文·白璧德③（梁留学
① 关于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排他主义立场，见爱德华·J.布朗：《革命
后的俄国文学》，
第112—113 页。
① 各种论战文章收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 卷，第359—412 页。
②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162 页。
③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 年），美国评论家、教师、“新人文主
义”文学批评运动的
领袖——译者。
哈佛时曾师从他）为榜样。他从白璧德那里学到了对卢梭的不信任，对混乱
的鄙弃和对理性与纪律的偏爱，梁追溯这种思想到马修·阿诺德④。梁认为在
中国文坛充满混乱的这段时间里，最急需的莫过于执着追求广泛的情趣和崇
高的标准。从梁这段时间发表的各种文章可以看出，他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中
国的萨缪尔·约翰逊①博士——一个文学情趣的仲裁者和阿诺德所称的评论
家。当然，在现代中国，将文学批评当作学术规范的作法是不存在的，而任
何模仿F.R.利维斯②或者埃德蒙德·威尔逊③（大致是梁的同时代人）之类人
物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在鲁迅眼里，梁实秋也确实是一棵特别棘手的荆棘，也许因为这位上海
文坛的老前辈，感到梁的雄心是对其地位的挑战，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
梁在西方文学上的造诣有点妒嫉。左联组建以前，鲁迅已经同梁打过几次笔
墨官司。诱因是1929 年梁刊登在《新月》上的两篇应时文章，《文学是有阶
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在其中发挥了以前的一篇文章《文
学与革命》（1928 年）中提出的论点，并坚持认为无论革命还是阶级——两
者皆非文学所固有，都不能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则。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
梁断言“大众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文学从来就是少数有
才能的人的创造。梁辩驳说，真正的文学是超阶级的；其真正的主宰是“基
本人性”——爱、憎、怜悯、恐惧、死亡，它们不局限于任何阶级。梁实秋
进一步从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毛病。鲁迅有
意识地按日文转译本直译，他的翻译是“硬”译，而梁则觉得难以理解。最
后，梁认为不论鲁迅在译文上花费了多大气力，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对于质
量而言仍是次要的，“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④
鲁迅的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反驳文章，是他所写过
的最长的文章之一。显而易见，梁击中了痛处，因为公然诋毁他煞费苦心努
力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作品，这是鲁迅难以忍受的。这篇长文的语
气大体上是相当合理的，有几个段落还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他不同
意梁关于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这不仅基于他刚从普列汉诺夫那里获得的理
论，而且出自对下层阶级的同情心。鲁迅辩驳说，梁不明白他的文学自律立
场本身，恰恰就是其资产阶级背景的反映。至于文学作品中刻画的“人性”，
一个贫穷饥饿的农民会有足够的闲暇为爱美去种花吗？“煤油大王那会知道
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欣赏文学是一种特权，但是穷人的身体状
况和没有文化使他们无法享受这种特权。鲁迅也承认，遗憾的是无产阶级文
学迄今还没有许多高质量的“货色”。但是要求无产阶级立即拿出产品，是
一种带有“布尔乔亚的恶意”的举动。
鲁迅可能已经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掌握不够深透的弱点（他维护
阶级观点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是一种笃信的举动，而非学术上的论证），
但他的诚实和仁厚弥补了这一不足而有余。他就翻译所作的辩解尤其如此。
④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 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优秀诗人、评
论家——译者。
① 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年），英国诗人、评论家、散 文家
和辞典编写者——译
者。
② F.R.利维斯（F.G.Leavis，1895—1978 年），英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译者。
③ 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Wilson，1895—1972 年），美国文艺评论家和散文作家，
生前被公认为当时
美国第一流文学家——译者。
他解释说，“硬”译是由于他自己语言上的欠缺，因为他必须忠实于自己和
读者。此外，由于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对左倾的批评者们
和他自己是一种检验，看他们是否犯了理论错误，所以鲁迅不得不忠实于原
文。“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
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
①
鲁迅的文章写于1930 年的早些时候（大概在左联组建之前不久），那时
他已打算与他左倾论敌结为同盟了。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鲁迅的笔锋
既不像往昔，也不像后来那样尖刻。它也很不像1931 和1932 年的著作那样
武断，因为他同意梁的观点：宣传不是文学，而过去的左派口号也不成其为
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但是，这篇文章毕竟表明了他对左派事业在感情上的
认同。他同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争，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文学理
论无可争议的一场胜利。然而，他在其他方面确实获胜了。危机和奉献的时
期，大肆鼓吹文学的中立性可能被看作——尤其在左派眼里，既不合时宜，
又是“象牙塔式”的。因此，在共产党的文学史中，新月派被视为一伙大坏
蛋，他们“败”在鲁迅面前被当作左联的一大胜利。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与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比，左联创建仅三个月后，出现于1930
年6 月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们，王平陵、黄震遐等，在意识形态
和组织力量方面都要软弱一些。显然，是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
作为一种反左联的手段而策划的。但是他们的口号带有泰纳①的“民族、环境
和时间”理论的味道，这些口号十分模糊，因为它倡导一种反映“民族精神
和意识”的文学来代替左派的阶级观点。来自台湾的学者承认，这个派别对
左派的批评主要是人身攻击，而且它的成员没有一位在文坛上博得声望或尊
敬。②他们的创作甚至比左派还要少。但是这个派别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的
亲国民党立场，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30 年代早期，一个
有良心的文人去作政府的传声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义文学”
的提倡者们，自其开始之时起就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场小小的论争，恰好诱
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
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
1931 年9 月，一位年轻的学者胡秋原，发表了一篇抨击“民族主义文学”
的文章。他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学决不应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胡的
论断恰恰触动了左派立场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认作是对左联的攻击。胡与左
联的主要理论家之间，旋即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 卷，第394 页。
① 泰纳（H.A.Taine，1828—1893 年），19 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名
的思想家、文艺评
论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13—515 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
第61 页。
胡秋原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学得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撰写了
一本大部头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理论的书，于1932 年出版。左联的作
家们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将其观点作为新月派自由主义的又一变种来对
待。令他们吃惊的是，胡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掌握超过他的左联论敌。胡根据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
基①以及其他苏联理论家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文学有阶级基础，但不能让文学
创作服从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述中找到的同样规律。在胡看来，文
学是通过美学的角度来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针对那些左派论敌，
尤其是钱杏■和太阳社其他成员的机械观点，胡秋原强烈地做出了反应；他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引述了一连串的根据，来显示文学批评的功能是
“客观地”理解文学，而不是对文学创作指手划脚。换句话说，文学有其自
身的价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别是好的文学（从而胡承认可能有好的无产
阶级文学）。但他觉得，文学创作决不能被当作政治“之下”的某种东西。
依照胡的意思，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梁
实秋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仅仅指多少有些书卷气的学者的“一种
态度”。这样的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反对那种“遵
照现行政策或者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①的倾向。
胡秋原对左联垄断左翼文学的指责，在1932 年得到对左翼事业不无同情
的苏汶（戴克崇）的共鸣；他对政治需要过分“侵略”文学表达了类似的关
注。依照苏汶的原意，“第三种人”指被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倡导者——胡秋
原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联——在中间或者抛在后面的
那些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联理论家们的指
令去写作。在苏汶看来，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武器，尽管他承认需要这样的
武器。苏汶声明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
治目的而牺牲真实”。一个作家必须诚实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们要求
真实的文学，更甚于那种只在目前对某种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学”。②于是，苏
汶争辩说，在国民党对文学的压制与左联对文学的指令之间，多数作家几乎
不由自主地沦为“第三种人”。
在左联的反驳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笔名易
嘉）在一篇长文中，批评胡秋原与苏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基础这一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断，胡秋原过分强调了文学作为形象的美学
探索与生活的消极反映的功能。他认为胡的弱点源出于普列汉诺夫。后者曾
因其“唯心论”倾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瞿看来，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作者
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
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瞿断言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
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
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①在阶级斗争的时期里，不
可能有“中间地带”。
① 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 年），俄罗斯文学评
论家、作家——译者。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0 页。关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论辩要点，见刘心皇：
《现代中国文学史
话》，第539—564 页。
②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89—191 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85 页。
当肯定阶级决定论和投入斗争的必要性时，无论鲁迅还是瞿秋白都没有
打算把左联说成一贯正确。他们坦率地承认在左联的少数成员中间，尤其是
钱杏■，幼稚的左派观点和机械论的解释是愚蠢的。但是瞿申辩说，尽管他
们有缺点，这些充满激情的成员是真诚地朝着革命理论和实践摸索前进的。
而胡与苏则相反，他们无视政治现实，只是骑墙观望。
与指向其他论敌的猛烈反击相比，这是温和的回答。这种“软”姿态应
当如何解释呢？在常常是连篇累牍的交换理论差异点的文章背后，也许可以
找到线索。胡秋原和苏汶两人显然不属任何文学或政治团体的论述，提出了
中国左翼文学中两个重要的新问题（虽然胡显然熟悉它们在苏联的先例），
即“党性”原则或党对文学的指导原则，以及“同路人”——那些同情左派
事业，但未加入左联或中共的作家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被左联自身功能的
定义混合了。
一方面，左联的建立意味着为革命文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方向。因为它的
领导层主要由共产党员构成，这就为党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铺平了道路。然
而，30 年代初的中共在组织上软弱，而且为派系斗争所困扰；它无法推行某
种始终如一的党性。另一方面，左联是为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提供一个广泛
的阵线而创立的。这样，从党的活动立场看，左联是一个吸引“同路人”的
阵线组织，吸引那些既非国民党的追随者，也非共产党的追随者的“第三种
人”作家；但无论如何，他们同情“无产阶级文学”甚于“民族主义文学”。
无论胡秋原还是苏汶，同以前的鲁迅一样，都可以罗致为同路人。而且据胡
说，确实有人试图引诱他加入左翼阵营。①
看瞿秋白和冯雪峰（用笔名洛扬和何丹林）在这场论争的总结性文章中
（这些文章显然代表左联多数成员的意见）如何解决这两个论点，是饶有趣
味的。瞿在文章里提到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首
次提出的。列宁写道，党性“自然地应当贯彻在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
创作，尤其是文学批评上”。但瞿做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他觉得问题在于党
性“是否能正确”地得到贯彻。瞿补充说，即使把它应用于左联的作家们身
上，也不应“强加于人，而应加以讨论、研究和学习”。至于非左联作家，
只要求他们“承认”这个原则。瞿还进一步为左联内部的创作自由辩护。他
解释说，“指导路线”只提出某些“总的方向”，并不构成“命令”。②事实
上，贯穿左联的历史，无产阶级文学的正确形式和内容曾经反复讨论和争辩，
但从未强制推行。
关于对同路人的政策问题，瞿秋白摒弃了那种过激的观点（“如果你不
是我们同行，你就是个反革命”），认为它是武断的和感情用事——也许间
接指激进的青年左派分子和周扬。最后，冯雪峰发表罢战言和的声明。冯雪
峰在其长文的结尾用有高度倾向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第三种人”所做的
如下新定义：
第三种文学，如果是“反对旧时代，反对旧社会”，虽不是取着无产阶
级的立场，但决非反革命的文学，那么，这种文学也早已对于革命有
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种文学的名称了。①冯雪峰的和解声明，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50 页。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333—334 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87 页。
在这场客客气气的辩论的末尾显然满足了两位挑战者——他们后来认为，他
们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左联被迫承认有一定的失误，并且降低了意识形态方
面的刺耳的调门。②但是论力量和影响，“第三种人”显然不是左联的对手。
胡秋原与苏汶都不是多产作家，此后不久他们就从文坛销声匿迹了。
1932 年以后，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没有遇到重大挑战。有相当
数量的文人环绕在林语堂的三种流行的杂志周围——《论语》、《人间世》
和《宇宙风》，而且有意“不谈政治”，强调幽默和讽刺，当然他们对左联
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不构成威胁。鲁迅对他们的攻击是有节制的，也许由于
他对“分道扬镳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对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雇主林语堂心
肠有点软。其他非左联的作家，如《现代》杂志派保持中立的立场，虽然他
们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议。接着发生的关于“大众语”和“国防文学”的
论争，基本上是从左翼阵线内部发生的，而且后者几乎以意识形态上的统一
而告终。
关于“大众话”和“拉丁化”的论争
“大众话”或者“大众语”的问题，首先是30 年代最杰出的左翼理论家
瞿秋白于1932 年提出的。③瞿对于语言的关心，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信
念是分不开的；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大众的文学，瞿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必
须为大众所理解。按照瞿的观点，新文学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话，已经成
为充满外国名词、欧化句法、日文词组和文言残余为特征的新的上流社会用
语。简言之，它是一种被脱离大众的城市知识分子垄断的语言。瞿因此号召
进行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这次由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领导，对准三个靶
子，即残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瞿称之为新文言）以及传统的民间
小说之中的旧白话。从这次二次革命中出现的，会是一种反映民众活语言的
新的大众话。瞿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自然地将这种新的大众语言的
原型想象为一种“普通话”的集合体，很像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并设法在现
代工厂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讲的语言。①
茅盾针对瞿的想法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指出城市工人的语言并不一
致，例如，上海大众的语言自然是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其他城市里的“普
通话”则因地区而迥异。在茅盾看来，不存在全国性的“普通话”这种事物。
茅盾进一步为“五四”式的白话辩护，认为它仍有生命力，尽管需要简化和
非欧化。茅盾认为紧迫的任务是革新现代白话，并利用方言使它丰富起来。②
于是，在茅盾为维护现代白话的现实主义观点，与瞿秋白关于普通话的激进
观点之间，争论于1934 年再度开始，使左翼阵营根据瞿的总前提分成两种不
同的、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场。有的人主张为了确立一种新的大众的共同语
言，必须完全摒弃上流社会的白话；另一些人对通行的语言持肯定态度，但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49 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保罗·皮茨科维奇：《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
众文学艺术观》，
《中国季刊》第70 期（1977 年6 月），第296—314 页。又见同作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思想：瞿
秋白的影响》，第9 章。
①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360—361 页。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362—363 页。
仍然希望对白话进行挽救。在达成摒弃白话中的糟粕并保留其精华的妥协解
决办法后，这场论争很快转移到是否需要拉丁化的讨论上。
瞿秋白承认，他想象中的那种普通话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他坚
持这种普通话绝对不能被禁锢在文字形式之中。汉字复杂难学，而且也不足
以将拥有丰富多采、生动的通行口头语记录下来。另一些评论家指出，书面
的白话是北京方言的表达手段，如同先前的国语罗马字一样。鲁迅和其他一
些人认为，新的语音体系应当更为简单，而且不要四声的标记。这种新的拉
丁化汉语的体系，大概曾由两位俄国汉学家兼语言学家对苏联远东滨海省的
中国居民试验过。这种体系将是普通话的字母文本，它将完全取代许多世纪
以来的书面表意文字。①瞿秋白和鲁迅两人在承认地区性差异的同时，都相信
掌握这种语音系统仍将比掌握书写的汉字容易得多。
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20 世纪30 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
而且也从未有效地实行过。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
段，不能替代汉字。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语言论争的其他部分却对毛泽东极
其有用。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过激批评，为毛的延安讲话打下了基础。瞿与
毛两人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必须接近大众的用语。文学的“通俗化”
就这样成为1942 年毛政策的一个标志；而由瞿开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
学革命”，在延安经再次发动，效果大有可观。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
瞿秋白和冯雪峰在1933 年晚些时候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左联失去了最有
影响的两位领导，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从1934 到1936 年，左联与中
共中央机关联系不多，由于敌人拘捕和迫害，党的地下总部遭到破坏。内部
的分歧在新的左联组织领导层，尤其在周扬与鲁迅之间，鲁迅的追随者与其
他老资格作家之间加深了。①1934 年，胡风从日本来到上海，并于1935 年在
鲁迅的支持下，就文学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释问题，两次对周扬在意
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是导致内部争吵公开化的最大事件，是左
联在1936 年春为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而突然解散。这
一重大举措竟没有与鲁迅商量。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至今尚不清楚解散左联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但
是可以推测，这个决定是周扬一派人实施的。他们希望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
联合体，用“中国文艺家协会”来取代左联。这个团体是在1936 年6 月7
日正式成立的，当时左联解散至少已有两三个月了。当爱国组织自发而迅速
涌现时，这一明显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间的混乱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鲁迅、巴金、胡风、黄源等人被邀请加入新协会，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就是
置之不理。不久以后，在7 月1 日，鲁迅等人签署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
宣言》，但并未建立正式组织。左翼两派之间的对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1935 年底，已开始出现议论反映新的政治形势的口号的文章。“国防
文学”与“民族自卫文学”和“民族革命文学运动”等词语，同时被提到。
①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160 页。
① 关于这事全部情节的卓越分析，见夏济安：《鲁迅与左联的解散》，载其《黑暗之门：
中国左翼文学运
动研究》，第101—145 页。
“国防文学”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文学口号和协会的指导原则，其决定
可能是由周扬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中共领导的默许）。②它的确切性
可由以下两点证明：一是它源出于苏联，二是毛泽东号召建立一个“国防”
政府。但是这个含义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种左翼作家的批评。
周扬认识到有必要明确定义和平息“托派分子”的反对，于1936 年6
月在成立协会的筹备工作结束后，代表“国防文学”作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声
明。他申斥极左派论敌思想狭隘的抽象主义，以及对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
治形势视而不见。虽然他仍将城市革命文学看作1927 年以来的主力，但是他
又论证说“中间立场”的作家们确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应当把他们吸
引过来共同奋斗。这基本上是对中共新姿态的忠实附和，与他早先反对“第
三种人”作家的立场大相径庭。但是在急于将其口号标榜为“文学”的时候，
周扬大概超出了中共的主要政治目标，“结成一个团结的知识界舆论的强大
实体，迫使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合作，从而抗击日本人”。①他进
而规定了“国防文学”的主题和方法：他断言，国防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
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而且由于“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
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在随后的一篇文章
里，他甚至说（他1958 年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白的先声），国防文学
“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的前面的远
景??国防文学就同时应当以浪漫主义为它的创作方法的一面”。②
周扬的“专横的”倾向，立即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坛耆宿的反对。郭
沫若觉察到这个口号的政治联系，从日本撰文努力为其辩护，同时降低周的
文学主张的调门。他声称，“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而不是作
品原则上的标志”。茅盾同意这种理解，但是进一步警告说，将这个口号应
用于创作，就有面临“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直接驳斥周扬的指
令。与周扬想控制文学并“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的欲望相悖，茅盾坚持
作家在其政治信仰范围内有创作自由的特权。③
鲁迅对周扬的厌恶，甚至比茅盾对周扬的厌恶更为强烈。如已故的夏济
安生动地概述鲁迅晚年时所说，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场可怕
的危机。不但要他重新阐明自己的立场，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他精
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①左联的解散，突然结束了反对右翼和中间势
力的七年艰苦斗争，鲁迅现在被迫要与从前的论敌结盟。更有甚者，“国防
文学”这个口号以其妥协性和专横性沉重地向他袭来，既表示他的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个人形象受辱。他强压怒火不肯屈服，设法提出一
个新口号与之抗衡，“它表示的将不是左翼文学的终结，而是它的延续，并
且它将把共产党的新政策纳入无产阶级的传统之中”。②他与茅盾等人商讨之
后，最后确定下来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1936 年5 月，胡风（显然在鲁迅的授意下）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
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新口号。“两个口号”的斗争就这样开始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63 页。
①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114 页。
②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6—37，81 页。
①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29 页。
②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29 页。
了。对于胡风和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清楚地说明
了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抗日的民族斗争联系起来的“共同利益”；两者
的公分母是反帝。这个口号还可用来指明大众是抗日战争的主力。然而，对
于周扬和徐懋庸，胡风的文章露骨地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赞同一个冗长
的、难记的用语，其主旨在于缩小和贬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按照周扬的观
点，革命作家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
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的那些作家，而且把民族统一战
线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去”。③
双方的表述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就文学政策而言，专横的周扬主张较
多的自由，而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反而赞成较为严格。但就文学实践而言，
情况恰恰相反。鲁迅和茅盾坚持革命作家应有创作自由，而周扬则把它看作
“一个危险的假象”。因此，隐藏在他们互相抵触的口号后面的，是文学的
政治委员与有创造力的作家之间观点上的基本分歧。对周扬这个出类拔萃的
文学政治委员来说，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凌驾于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其他
一切事情之上的。作为作家，鲁迅和茅盾更加看重为革命目标而写创造性的
作品；他们坚定地相信，有良心的艺术家不应当放弃他们的人格完整，或失
去他们的创作特权。他们对一个自封为党的代言人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党性”
深感怨恨。周扬的所作所为尤其令鲁迅生厌，因为周不是致力于进一步巩固
左联，而是将其解散，并命令坚定的左翼作家向右转！
最后，鲁迅被徐懋庸的一封来信所激怒，采取了行动。徐在信中彬彬有
礼地提醒鲁迅注意，他的两个追随者胡风和黄源的“诈”与“谄”。徐还直
言不讳地指责鲁迅，煞费苦心地把一个左翼口号引入联合战线，“是错误的，
是危害统一战线的”。鲁迅遭到一位昔日追随者的年轻作家申斥责问：此人
对人物和时局的判断是否公正，这对自负的鲁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鲁
迅收到徐懋庸的信后几乎立即回了长信，将积忿毫不客气和毫无掩饰地倾泄
出来。他坦率地揭露了反对者们的“诈”：“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
徐懋庸的狡猾，尤其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阴险帮
派的诡计，他们是真正躲在徐懋庸的问罪信后面的人。①
显然，鲁迅的怒气直指周扬在文学上的“独断专行”及其“行帮习气”
的行径。“国防文学”这一口号遭到批评，更多是由于其“宗派主义”的含
意（特别是按照周扬的权力主义的解释），而不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鲁迅
表示他从来不认为这两个口号是相互对立的；他的看法是“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众文学”这一说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能够补充和纠
正“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含混之处。在一篇访问记中，他宣布“民族革命
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作为一个“总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也可以允许
“国防文学”等其他策略性口号存在。茅盾复述了鲁迅的论点，但给它一个
更加稳定的焦点。他解释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是左翼作家
创作的口号，而“国防文学”可以作为表征所有作家之间关系的一面旗帜。①
鲁迅的新口号当然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始料不及的。但对这样一位显赫的
“同路人”的彻底表白又不得不予以尊重，否则更多的指责将意味着公开承
认统一战线的失败。这显然是除周扬以外的党的其他领导人所得到的结论。
①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34—349 页。
①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15、342 页。
早些时候，在1936 年4 月，冯雪峰作为来自延安的中共的联络员已回到上海。
他没有与周扬联合，被旧日师长的论点所说服，并选择了鲁迅的立场。鲁迅
发表反驳徐懋庸的长文以后不久，冯写了一篇最猛烈的批评周扬的文章。他
在文中重复了茅盾和鲁迅率先提出的指责，即周扬的高压独断倾向导致了对
其他作家“关门”的有害宗派主义。冯指责说，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
为他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间，强制推行一种先声夺人的二分法；
这与三年前他在“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机械地将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
排斥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作法如出一辙。依照冯的判断，周最严重的错误
是他拒不关心要求“创作自由”的呼声。“在三年前，??没有积极地联合
各派为创作自由而斗争，没有最大限度地在批评上承认‘创作自由’，当然
是错误，即在三年后也应当承认的”。冯总结说，在这个迫切需要动员所有
作家投入抗战的时刻，周扬强加规约性‘条件’的作法“大大缩小了抗日的
战线”；而他无视创作自由的论点，清楚地显示他已经习惯充当“土皇帝”
的角色了。①
然而，冯雪峰在这场对周扬最嚣闹的指责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怨恨，在党
代表的处理权上反映并不良好。据夏济安说，冯在上海处理不当使他受到中
共的审查（他最终于1957 年遭到他的老对手周扬的清洗）。但是中共的领导
人之一陈伯达，感到文学界两个口号的争斗应该休战。他仍肯定“国防文学”
的有效性，但同时承认“对于这个口号的态度并不一定要大家一致”（这给
周扬一个轻微的挫折）。出于对鲁迅观点的尊重，陈对另一口号给以同等的
颂词。陈在一篇圆通的综述中宣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属于
国防文学的“左翼”，因为它是“国防文学主要的一种，一个本质部分，同
时也是国防文学的主力”。②
可以说，两个口号之争是在10 月初（鲁迅于1936 年10 月19 日逝世前
不久）正式告终的。当时包括茅盾、鲁迅、郭沫若、巴金和林语堂在内的20
名作家（周扬派缺席引人注目）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号召所有作家——不
分新旧、左右，为了“救国的目的”组成统一战线。两个口号都未被提及，
但是由鲁迅、茅盾、胡风和冯雪峰大力倡导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最终得到确认。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 卷，第567—575 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 卷，第561—564 页。夏济安：《黑暗之门： 中国左
翼文学运动研究》，
第125 页。

--
http://photog.sa20.com/upload.iforum.php/D06C6277-FC03-06AB-0B15-AD4B68AEBC0A.jpg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http://bbs.hit.edu.cn·[FROM: 202.118.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