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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下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6:00:22 2004)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
一系列思想上的争论使30 年代早期的文坛风波迭起，但这些争论未能激
发出大量的文学创造力。似乎在思想领域里叫得最响的作家往往最缺乏创造
力。瞿秋白、周扬、冯雪峰、梁实秋、胡秋原和其他理论家，并没有足以使
他们增光的创作。其他高谈阔论的作家，写出的是些质量低劣的贫乏的作品。
举例来说，蒋光慈靠一本畅销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赢得了读者的欢迎，
这本小说在艺术上堪称是当时最糟糕的作品之一。①甚至精力旺盛的鲁迅，有
时也因未能写出更多与早期短篇和散文诗一脉相承的抒情作品而引为憾事。②
虽然左翼的思想家们常常左右视听，少谈意识形态但决非没有信仰的作
家们，却为新文学遗产做出了重要得多的贡献。30 年代一些最具创造力的作
家——茅盾、老舍、吴组湘、张天翼、巴金、曹禺和闻一多都是左倾的。但
他们左的取向，主要是日益受到社会政治环境影响的个人良知与艺术敏感的
一种表达。另有一小部分人——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大多是诗人，不太
关心政治。他们的作品尽管影响不大，但往往在艺术上较左翼作家更有新意。
主要由于这些有创造力的作家们的努力，30 年代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
诗歌与戏剧才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到日本入侵前夕，因作家们作为执着的艺
术家日臻成熟，中国现代文学已处于真正文学“复兴”的边缘。但是这种正
在兴起的创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战争使现代派诗歌的众多试作突然
夭折；战争为小说家们的精力另辟途径，离开其主要的文学课题。只有戏剧
作为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在重庆和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作为逃避主义的娱
乐而繁荣起来。扼杀这个时期艺术创造的真正罪犯，不是国民党（其高压措
施培养了非常有助于创作力的批判精神），也不是共产党（由周扬执行的党
的文学控制政策，对有创造力的作家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是日本人。
1937 年侵略者的炸弹和炮火，几乎在一夜之间毁灭了文学环境。
我们稍后将讨论战争给文学造成的创伤，但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文学创作
的四种萌发模式：杂文、小说、现代诗与话剧。
杂文
“杂文”——“多种多样的小品文”，或者用瞿秋白的外国名词来说，
“feuilleton”的流行，受到文学领域中意识形态论战的直接影响。就学说
争论以及社会批判和文化评论说，杂文是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在这种体裁上，
鲁迅是无可争辩的大师。
鲁迅写短篇小说伊始，就同时着手试写杂文。他的杂感首先发表在《新
青年》，而后发表在《语丝》上，将自由流畅的散文（用白话写成，但夹杂
文言词句）与灵活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虽然他的杂文如大多数研究鲁迅的学
者所注意到的那样，①大多针砭时弊，语含讥刺，但他的方法却绝不是狭隘的
① 这部小说出版后五个月内印刷六次。见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71—72
页。关于蒋光慈生平和著作的分析，见夏济安：《蒋光慈现象》，载其《黑暗之门：中国
左翼文学运动研
究》，第55—100 页。
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23 页。
① 关于鲁迅杂文艺术的详细分析，见戴维·E.波拉德：《鲁迅的杂文》。
功利主义的。尤其在他1930 年前写的杂文中，社会评论家的批判睿智，常与
自成一家的随笔作家的炽烈敏感融为一体。在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罪恶的教
诲式的攻击背后，潜藏着对中国人集体精神的阴影的高度主观探求。散文与
诗歌，教诲与激情，尖刻的愤世嫉俗的才智与炽烈的富有感情的心灵的交互
作用，表征了鲁迅的最佳创作，包括他的杂文。随笔、散文、诗歌与短篇小
说形式上的区别，在鲁迅头脑中，不像西方学者可能期望的那样界线分明。
鲁迅毕生的著作卷帙浩繁，除译作外，每篇的共同特性是简练。他的头脑中
也许塞满了从未理出头绪的、不成系统的、纷乱杂陈的思想和情感。于是杂
文既是鲁迅创作模式的直言的载体，又是文学副产品。
随着鲁迅在30 年代早期变得更加政治化，他的杂文写作的内在个性，也
逐渐淹没在公开的攻讦呼号的表层之下了。对鲁迅本人来说，从抒情风格转
到争论，是由政治信仰的需要造成的。但他的追随者和敌人都把他的杂文风
格奉为主要准则，因而大量仿制品在出版界泛滥。这些次等的杂文作家，完
全忽视了鲁迅散文的内在深度，一味摹仿他那讽刺笔法的表面光彩，结果是
一堆缺乏文学价值的粗陋、刺耳而又浅薄的文章。于是鲁迅的难以仿效的杂
文，留下了一种讽刺传统。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较晚时期中，繁殖出一种过
分的愤世嫉俗，多余的讥讽，思想内涵不深的杂文\写作风格。
如果说左派人士把杂文界定为20 世纪30 年代的主要思想武器，那么，
一些非左派的作家聚集在小品文周围，把它作为另一种散文写作形式。主要
的发言人是鲁迅的胞弟周作人，以及为林语堂的三种杂志撰文的一群作家。
周的小品文风格显然受惠于古典文学的传统，尤其是17 世纪公安派和竟陵派
的作品，它们强调写文章是抒发个性。①周将这种“个性格调”几乎发挥到完
美的程度。他的散文简练而悠闲，典雅无华，反映一种平稳舒缓的精神境界，
与鲁迅大相径庭。朱自清和俞平伯的风格与周作人相似，创作的散文富有个
人的格调，有时几近感伤，如朱写他父亲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中表现
的那样。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人都是林语堂的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林的刊物继
承小品文的传统，倡导用文雅的笔调表现非政治性的幽默。林主张有意识地
保持非政治的立场，也许以此作为抗议文学过分政治化的一种形态。某些小
品文的最佳范文是一些风格独特的精品，远比好斗的杂文有味。但是，尽管
它在30 年代中期流行一时（在出版界1934 年被称作“小品文”年），周作
人和林语堂为之奋斗的目标日益落后于时代。正是针对“小品文”风行一时
的影响，鲁迅在1933 年写下了他著名的文章《小品文的危机》。他攻击其胞
弟和往昔朋友的“闲适”和“幽默”为“小摆设”、“清玩”和“达官富翁
家的陈设”。鲁迅认为，在一个危机的年代，不仅作家自身的生存，而且其
艺术的生存都凶吉未卜，小品文这种形式也到达危机点。“生存的小品文”
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①
30 年代的随笔，在杂文的粗制滥造与小品文的轻佻之间，几乎丧失了它
的创造潜力。那种将成熟的风格与社会意义结为一体，最有生命力的散文写
作形式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① 关于周作人小品文的分析，见载维·E.波拉德：《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
作人的文学价值
观》。
① 《鲁迅全集》第4 卷，第443 页。
小说
1928 至1937 年这段时间，明显地是中国现代小说成长的十年。夏志清
教授在其精辟的概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这个时期的六位杰出的作家
——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和吴组湘每人辟了一章；相比之下，
前一时期（1917—1927 年）只有一人（鲁迅）。这样的重视，显然表明中国
现代小说在20 世纪30 年代达到了成熟期。鲁迅以其短篇小说雄踞五四文学
之巅，而在第二个十年里，这六位小说作家中有五位发表了长篇小说，而且
全都继续创作短篇小说。
这六位作家中，茅盾在使长篇小说成为主要体裁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
当茅盾提出叶绍钧的《倪焕之》（1928 年），将其誉为五四时期少数优秀长
篇小说之一时，他自己已经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三部曲《蚀》。如夏志清评论
的那样，“这部作品的广度和真实性，使第一时期少量的长篇小说完全变得
微不足道了”。①继《蚀》之后，茅盾发表了另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虹》，
并于1933 年发表他的杰作《子夜》。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
地位，成为两位或三位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家之一。在这些开拓性的作品中，
茅盾运用欧洲自然主义的技巧，使晚清的社会小说现代化，成功地描绘出一
幅场面恢宏的社会画卷。②
茅盾细心搜集和运用素材，采用客观的大视角，把人物描绘为社会经济
势力的牺牲品。就这方面讲，他是一位最有学问，而且最认真的“自然主义”
的实践者。但他不是自然主义技巧的大师。确切地说，自然主义是他用来如
实表现他对现代中国社会不朽的洞察的一种艺术手段。虽然茅盾是中国共产
党的早期成员，但他小说的观点从本质上讲却是悲剧性的，因为他的观点主
要关系到在一个注定要衰亡的阶级社会里人生的无所成就。《蚀》反映了茅
盾的个人经历，刻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幻想的破灭，然而
仍在寻求实现自我。在《虹》里，茅盾通过对女主角精到的描写，继续淋漓
尽致地描绘城市知识分子。女主角的生活经历是“对当时中国思想史的有意
的讽喻”，因为这段经历，通过“二十年代早期个人主义的破产及其堕入放
浪形骸和不负责任”，到左派排斥浪漫的理想主义而赞成马克思主义唯物主
义，记录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最初阶段。③然而，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部分比前
两部分逊色，这正是因为茅盾未能把思想信仰与艺术真实性融合起来。茅盾
在其论战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熟悉资产阶级甚于无产阶级，而且有意以某
种对“革命文学”有意义的方式，维护自己对这个衰败的阶级的现实而悲观
的看法。确实，《子夜》一书无比有力地体现了这种看法。在这部长达500
多页的长篇小说中，茅盾构筑了一座上海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剖析了
它的许多成份——银行家、地主、证券经纪人、学生、社会名流，并且详尽
刻画了其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工人并未得到突出的描绘。
从《蚀》到《子夜》，茅盾似乎勾画了处于充满无名惆怅的“黎明前的
长夜”中的城市环境。当他把笔锋转向30 年代的中国乡村时，如在他那著名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 版，第141 页。
② 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第233—
280、385—406 页
陈雨石（音）、约翰·伯宁豪森和西里尔·伯奇的文章。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 页。
的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那样，他同样
陷入两难境地——试图在绝望的景色中看到更多的希望。如人们可能预料到
的那样，这三部曲的首篇《春蚕》，是它的两个续篇无法与之媲美的艺术杰
作；在后两篇中，政治教训相当明显地插入了农村苦难的自然主义描绘之中。
像茅盾一样，沈从文和老舍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城市悲观主
义情调。沈从文在一篇辛辣的幻想作品《阿丽思中国游记》中讽刺了城市的
虚伪；而老舍写下的题为《猫城记》的讽刺作品则不甚成功。显然，不论在
城市还是在乡村的背景中，两位小说家都寄同情于农村人物。沈从文的笔法
更具田园牧歌风味；他在他所爱的南方农村同乡身上看到了一种强悍、质朴，
近乎“高贵的野性”的品格，以及一种“易动感情的正直的和与生俱来的诚
实汇成的生命的溪流”。①与城市的嚣闹和腐朽相对比，这种田园色彩带有一
种特殊的精神上的崇高感。与鲁迅和茅盾著作的暗淡色调不同，沈从文的作
品总是闪耀着抒情色彩。尽管其主题中含有苦难，沈的乡村图画——如短篇
小说《静》和《萧萧》、中篇小说《边城》和《长河》等令人难忘的作品，
使人感到由他的生活经历迸发出来的引人倾心的对生活的爱。他的《从文自
传》，回顾了他成为作家前的丰富多彩的早年生活，读起来如同一部生动的
传奇小说。
同沈从文一样，老舍对“古老的中国”的乡土价值观——朴素，正派，
诚实，具有很深的个人归属感，并对体力劳动者高度尊重。北京城作为概括
传统中国最佳因素的一个独立世界，在老舍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了中心位
置。但是如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①所描述的那样，甚至这个备受
珍视的世界也处于可悲的堕落过程之中。骆驼祥子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人物，
他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人力车，而这个梦想被周围的邪恶势力逐步地粉碎
了。推而广之，祥子的悲剧也体现了卷入飞速社会变革湍流之中的古老的北
京的悲剧。老舍挚爱的城市的声色，为《祥子》提供了所需内容的源泉，但
是读者也可以从文字中认识到，它也被“现代化”势力的罪恶污染了。老舍
怀着痛苦的顺从感，把生活的无情化过程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像祥子那样的
“小人物”应当成为北京的真正“灵魂”，他们却被一个日益无法忍受的环
境残害和腐蚀。这种环境不仅是由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且是由中上层阶级道
德素质衰减造成的。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于老舍的几篇早期作品《赵子曰》、
《牛天赐传》和《离婚》中。
老舍是一位感情丰富、举止高雅的人，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祥
子曾受雇于一位待他很好、抱有罗伯特·欧文式的理想的教授，他可能是老
舍简略的自画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政治作家。他的左的倾向限于悲哀地
论述个人努力的无效，这使集体行动愈来愈迫切。但如老舍自己的悲惨命运
证实的那样，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也使他难以承受；他于1966 年混乱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杀或被杀。老舍有一次写道，他“是个善于说故事
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 页。
① 埃文·金（罗伯特·沃德）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以《人力车夫》的书名出版，在美国
成为畅销书。但
是，埃文·金把他自己的“喜剧结尾”塞进小说。最近的两种英译本保持原作的悲剧结尾
，见让·M.詹姆
斯译《人力车》和石小青（音）译《骆驼祥子》。
默冲淡了正义感。”①然而恰恰由于他的悲剧式的观点，宽厚、仁爱和带有机
智和幽默的色彩，才受到政治信仰不同的所有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尽管老
舍出身满族并曾短期旅居伦敦，他却一直被当作最受欢迎的“人民”作家之
一而为人们怀念。②
30 年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尤其是在年轻读者当中，毫无疑问是巴金。
他的《家》曾被誉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圣经”。③《家》和巴金的声望是一种
只有从历史角度才能分析的现象，因为尽管其著述丰富，但巴金并不是一位
完美的作家。他用迸发的激情弥补了艺术技巧的不足。《家》的故事在很大
程度上属于自传式的叙述，基本上是“新青年”的故事。高氏兄弟三人，显
然代表五四时期反抗“封建”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三种突出类型。该书出
版于1933 年，是在狂热追求五四运动目标的十年之后，所以几乎注定会迅即
名噪文坛。巴金在某一点上讴歌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闷和狂喜，这一代人经历
了五四时期的欢快。这一时期巴金的大多数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以
及由《家》组成第一部分的《激流》三部曲，沐浴着五四的余辉，尽管流行，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反传统以及个性解放的战斗已经获胜，而30
年代早期的左派运动则要求一套不同的政治信仰。虽然城市知识分子中形形
色色的爱情和革命，继续出现在巴金、蒋光慈以及许多次等作家们的笔下，
但到30 年代中期，创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激进青年以外的题材上。与同
时代人的主要作品相比，巴金热情奔放的小说读起来幼稚得令人颇觉困惑，
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都有欠缺。到1947 年巴金出版《寒夜》，说明他作为小
说家已充分成熟时，个人创作的全部传统——20 年代与30 年代的遗产，几
乎已走到尽头。
在这个时期众多的短篇小说家中，最杰出的两位当推张天翼和吴组湘。
他们两人都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然而没有屈从于思想体系的诱惑。
夏志清认为，张天翼在他最佳的小说里，“往往保留了人性真象的一种
广度，这在一般作家教诲人道主义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夏又说，“同
期作家当中，很少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
向，有如此清楚的掌握；不仅如此，还进一步的具备一种讽刺性和悲剧性的
‘视景’”。①为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传达这一人类真理，张熟练地运用
朴实的口语，并巧妙地调动矛盾冲突，作为一种刻画阶级不平等的艺术手段。
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中，他准确地抓住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
矛盾冲突。张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春风》②中，将一所小学作为阶级压迫的
缩影加以刻画。这种讽刺显得愈加强烈，因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断片的教
育机构，应当是最少腐败的。然而在张的故事里，教师们凶狠而狭隘，而来
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成了教师压迫穷苦学生的帮凶。
①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 卷，第232—233 页。
② 关于老舍的研究，见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
8 期（1961 年10—12
月），第45—62 页；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兰比尔·
沃赫拉：《老舍
与中国革命》；和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③ 关于巴金的研究，见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
家》出版以来曾
印刷23 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2 页）。又见西德尼·夏皮罗译的《家》的
英译本。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23 页。
② 张天翼的这部小说，连同吴组湘的小说《樊家铺》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编《20 世纪中
国小说》。
这样，张天翼在这篇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仗势欺人
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他对人类恶行的真知灼见，而这些行为最终归咎
于社会的大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吴组湘有共同之
处。吴的笔法很少带有张的滑稽或者讽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胆的象征”
与“猛烈的挖苦”的内在力量。①例如，在《官宦的补品》中，一个地主的孱
弱的儿子确确实实依靠农民们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来。在《樊家铺》里，
作者大胆地把贫与富、势利与苦难之间的明显差别，表现为母亲与女儿之间
一场生死冲突。②他把那位母亲刻画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
剥削思想的守财奴，从而发出了即使在血亲之间，也存在阶级对抗这样最强
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宣言。为了强调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吴设置了杀母的悲
剧性高潮，并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位农家妇女谋杀生身母亲是无罪的
吗？吴就这样通过迫使读者作出肯定的裁决，点出了迫切的经济需要这个关
键问题。
吴组湘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当然不是为了这种手法本身。在这个“左
翼作家当中农民小说的最初实践者”③的作品中，悲剧的强度突出了他对革命
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张天翼一样，吴组湘与其说是热
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是革命前的痛苦与磨难的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群众
之中，使他苦闷。吴组湘的作品是小说界一个新趋向的代表。比较有良心的
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馆的安乐椅中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家
了。虽然他们大多数仍住在城里，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乡村；越来越多
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题材。根据来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学者的表格，在30
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之中，乡
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作品。①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观个人主义
——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遗产被赋予一个社会取
向，这是随小说的范围扩展到农村，以及“现实主义”获得真正的乡村韵味
而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渐呈现——“地区文学”，作者力图摄取一个
特定的农村地区——常常是作者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一大
批创作可以归入这一范畴。除吴组湘的小说、张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农
村三部曲（都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外，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突出范例，
如沈从文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边城》以及他关于苗族人的故事），
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种以乡土用语描绘的城市环境），以及沙
汀（关于四川西北部）、艾芜（关于云南）、叶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
其他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对“大地”的强烈的爱是与
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大多数作家确实来自他们在
小说中所刻画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自己生长环境根深蒂固的热忱，使乡村的
艰辛和苦难变得愈加悲切。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沈从文对乡土的怀恋，是由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2—283 页。
② 关于1919—1949 年吴组湘的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
梵编：《现代中国
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 年》。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6 页。
①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1 页。
作者对城市居住环境感到强烈不安和生疏引起的。②在另一些情况，如茅盾和
吴组湘，乡村几乎被有意识地描绘成为城市罪恶的牺牲品；西方帝国主义的
经济势力从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令人们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动的必
要。但是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
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
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
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
日本人在1931 年侵占了东北三省（满洲）。随着一群流亡作家从东北抵
达上海，这种新型的地区文学的政治重要性得到了有力推动。这些年轻作家
处于迅速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旋涡之中，他们身为日本侵略的最早见证人，
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名人。他们的作品描绘了遭到异族霸王蹂躏的东北乡
村，为地区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几乎取代
了城市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
这个东北作家群的领袖是萧军，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第
一个战争小说的样本以外，还以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
闻名。①这部长篇小说在鲁迅的支持下于1934 年出版，它的简洁的艺术结构
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毁灭》。但是如鲁迅在序言中评论的那样，“[它]严肃，
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
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②情感的真挚——萧
军亲身体验的激情，是这部作品立刻流行的原因。但在26 岁的年纪，萧军只
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艺术在后来的作品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他的短篇小
说《羊》和长篇小说《第三代》。
在东北作家群中，一位天资远胜萧军的作家是他的妻子萧红。她的处女
作是一部题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也是在1934 年出版的，但不那么流行。
①萧红凭着她对东北地区的方言和习语运用自如，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围绕季节
更迭与人类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生、老、病、死——转动的农民生活的
可爱的画卷。但是这一自然节律被日本兵打断了，日本兵的出现残酷地破坏
了这个自然与人的和谐的世界。在萧红的其他故事和小品（尤其是《呼兰河
传》）中，农民的生命周期体现在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身上——学童、猎
人、土匪、年迈的农妇、新婚的姑娘，甚至俄罗斯人，在她看来，她们也都
体现东北人民的原始活力。这位很有天才而不幸早逝的女作家，凭着她对故
土的气息和声音的敏感，给读者带来了生动的东北意识；失去东北既是对个
人的打击，也是国家的悲剧。
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是萧氏夫妇的朋友，一个可能更有雄心的小说
家。长期以来，他的作品既未能在商业上流行，也未引起学术上的注意，一
② 关于沈从文对湘西看法的详细研究，见杰弗里·C.金克利：《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
》（哈佛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7 年）。
① 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由埃文·金译成英文，附有埃德加·斯诺的序言。关
于萧军的研究，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 章。
② 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8 页。
① 关于这部小说的英译本，见萧红著，葛浩文等译：《中国东北的两部小说：〈生死场〉
和〈呼兰河传〉》。
关于萧红的研究，见葛浩文：《萧红》。
直到最近。②端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写于1933 年，当时他
才21 岁。但是这部小说不同于立即得到鲁迅支援的萧氏夫妇的作品，它直到
1939 年才得以出版。如果说，萧红以素描画家的精细描绘了东北的风物，那
么，端木蕻良对故土的处理甚至更有雄心地将史诗般的恢宏灌注其中。这部
长篇小说是一个地主家庭，从其最早定居东北，直至日本入侵前夕的爱国主
义觉醒的编年史。这部散漫的小说，以其端庄的散文笔法并借鉴电影的技巧，
加上对典型人物的刻画，本来可以达到民族史诗的地位。但端木也许是一个
过于急躁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未能磨炼好讲述生动故事的技巧。这个明
显的缺点，损伤了一部否则堪称辉煌的长篇小说——一部功亏一篑的伟大杰
作，它本来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继《科尔沁旗草原》之后，端木蕻良创作了另外两部主要的长篇小说，
《大地的海》与《大江》，还有几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进一步展
示了他作为一个“有描写力的抒情诗人”的才华——一种“以抒情诗式的严
格描写风景和肉体感觉的能力”。《大江》里的两章，被夏志清赞为“现代
中国散文的代表作”。①如果没有八年漫长的中日战争（这场战争耗尽了整个
民族的精力，并剥夺了中国现代作家发展艺术的稳定环境），端木与其他人
的才能会把中国现代小说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诗歌
中国现代诗歌的早期阶段，是以从传统诗歌格律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不
懈努力为特点的。新诗人急于试验新的形式，经常自由表达，不顾诗歌的意
境。胡适、康白情、冰心等早期的五四诗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构想简
单和想象贫乏。②
直到徐志摩于1922 年从英国回国，使用西方——主要是英国的——诗歌
形式的实验才认真地开始。③徐的早期小诗，如收在他的诗集（《志摩的诗》，
1925 年）里的那些，是“喷涌而出，无拘无束的激情”的迸发，套用从英国
浪漫主义诗歌借来的夸张做作的形式。他的诗歌技巧在后续的诗集——《翡
冷翠的一夜》（1927 年）和《猛虎集》（1928 年）中变得较为精致。虽然他
在诗歌的韵律与节奏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和创新，但他那种受华兹华斯④、雪
莱①和济慈②感发的突出的“外国”情感，读起来奇怪地使人觉得缺乏独创精
神，尤其对西方诗歌的习作者来说是这样。当徐在《重别康桥》和《翡冷翠
的一夜》等外国韵味浓重的诗中，传达令人愉快的异国情调时，或者，当他
将听觉与视觉因素混合以造成一种怪诞的境界时，如在《海的韵律》（受济
② 夏志清教授从事战争小说的全面研究，有两篇论端木蕻良的论文已经完成。
①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说》，第56—61 页。
② 朱莉亚·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 章。
③ 关于徐志摩借鉴英诗的分析，见西里尔·伯奇：《徐志摩诗的英中韵律》，《大 亚细
亚》新8 卷第2 期
（1961 年），第258—293 页。
④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 年），18、19 世纪之交英国浪漫 主义
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
响的诗人——译者。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 年），英国诗人，哲学家、改革家和散 文
作家——译者。
② 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 年），英国诗人、也是19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
 — 译者。
慈的《无情的美妇人》启发而作，后来由赵元任谱成曲》）中，徐达到了他
的顶峰。但是当他在后期的诗作中，试图更富有哲理或者将外国的意象移植
到中国的环境中时，结果并不那样成功。即便在他最长的“哲理性”的表述
《爱情的启迪》（1930 年）里，人们也能觉察到一种沸腾的诗的意境在挣扎，
然而尚未能达到完全成熟。假若徐不是在1931 年空难中突然丧生，他的成就
无疑会更大。
徐在新月社的朋友和同事闻一多更倾向于视觉表现，这也许是由于他有
绘画方面的训练。同徐一样，闻也热心于形式方面的实验：他的早期作品有
时刻意用触目的暗喻和引喻使读者震惊。但是他从第一个诗集《红烛》（1923
年）纵情于浪漫主义，到第二个诗集《死水》（1929 年）达到艺术上的成熟，
其进步比徐志摩更加引人瞩目，尽管闻的诗作远少于徐。闻的《死水》一诗
的出现，由于它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而富有诗意的看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里
程碑：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①
朱莉娅·林曾就此诗“紧凑的诗节格式”以及格律整饬和诗行顿于末端作过
评论，说它显示了“闻着力追求的结构上的浑然一体”。②但是比诗的形式更
为重要的，是闻将眼前的现实压缩成隐喻的视觉形象的能力。这首诗中阴郁
① 这首由许芥昱译成英文的诗载他译编的《20 世纪中国诗集》，第65—66 页。
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82 页。
的意象，与徐志摩的玫瑰色的田园短诗，和郭沫若的启示录般的谶语大相径
庭。腐朽和再生的象征手法，使人模糊地联想到郭的《凤凰涅槃》，但是闻
对中国的看法——一潭死水，但可以发酵而化为神奇，具有郭的丰富想象中
所缺乏的思想深度。就运用充满模糊意味的视觉隐喻而言，《死水》也是更
为大胆的“现代派”的诗作。①
试图创造一个与现实无清晰联系的意象世界，用引发和暗示，而不用直
接表述的手法，这是人们熟悉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某种
程度上也能在传统的中国诗歌中找到。尽管如此，它与五四初期的诗歌是大
不相同的，那时的诗歌以简单、自由和易懂为目标，如胡适所主张的那样。
中国现代诗歌是否如欧洲那样，相应地从浪漫主义“进步”到象征主义，也
许有待商榷；②但是到20 年代末和30 年代初，更“象征主义的”倾向，在少
数诗人的作品中已清晰可见。
这种倾向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是李金发。当李作为勤工俭学的一员于20
年代早期在法国学习时，他就开始写诗。周作人注意到他的独创性，并在1925
和1927 年安排出版了他的两卷诗集。李于1925 年回到中国后，被人称作“古
怪的诗人”，他的诗歌莫名其妙地“令人难以理解”。李遭到许多左翼与非
左翼作家的批评，但得到少数人（其中有周作人和朱自清）的赞赏。李自然
把自己视为一个先于时代的“先锋派人物”。③
李金发的诗歌除了并不试图阐释的零散形象和象征以外，并不需要有任
何“意思”。他显然是受了波德莱尔④、魏尔兰⑤和马拉梅①的影响——他如饥
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并将其介绍到中国，似乎醉心于“富有异国情调的”
成分。按照共产党的文学史家们的看法，这些突出的感官形象以及有时是怪
诞的形象，不过是掩盖李的颓废、反动意识的徒劳的手段。②但一位现代西方
学者却认为，李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最富挑战性的对传统的背离，
同时也是最为大胆的创新”。③从较为公允的角度看，不妨把李看做对五四初
期诗歌肤浅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反应强烈的少数“新叛逆者”之一。他
进行了一场第二次“解放运动”，使中国现代诗歌暂时从对自然与社会的着
迷般的关注中摆脱出来，并且暗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象征世界的可能性。他
接近于创造一种大胆新颖的美学视觉形象，像在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中那
样，能充当反对庸俗现状的艺术宣言。
在施蛰存编辑的一种新杂志——《现代》（1932—1935 年）上，有人在
继续李金发的开拓性事业。《现代》派自称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其中占主导
地位的诗人是戴望舒。戴同样对法国象征主义感兴趣，他继承了李金发对印
① 关于闻一多生平和诗的研究，见许芥昱：《闻一多》和《新诗的开路人——闻 一多》
。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本书上卷李欧梵著《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 性（18
95—1927 年）》
章“外国文学的影响”节。
③ 见诗人痖弦访问李金发记，《创世纪》，第30 期（1975 年1 月），第5 页。又 见刘
心皇：《现代中国
文学史话》，第687—688 页。
④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年），法国现代派诗人——译者。
⑤ 魏尔兰（PaulVerlaine，1844—1896 年），法国最纯粹抒情诗人之一——译者。
① 马拉梅（Stéphene Mallarmé，1842—1898 年）法国象征派诗人——译者。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 卷，第201 页。
③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53 页。
象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爱好。他声称诗歌的目的是表达“诗情”，把“诗情”
解释为“自己跟隐藏的自己之间的某种东西的召唤。④但是戴的诗作没有取得
李的隐晦、怪异意象的不和谐效果。相反，他似乎坚持徐志摩诗的听觉价值；
他与新月派诗人——在徐志摩和朱湘过早逝去之后，尤其是陈梦家和方玮德
——都强调音乐美、结构美，和引发联想的细妙之处。戴的“较柔和的”象
征主义的一个例子，可以在《雨巷》（1927 年）中找到，这首诗为他赢得了
“雨巷诗人”的雅号。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个女郎；
她静静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①
根据朱莉娅·林的分析，这首诗产生的“联想”效果，造成了“一种可以与
他在诗歌方面的导师保罗·魏尔兰相媲美的弥漫着委婉娇柔的魅力，忧郁倦
④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 卷，第200 页。
① 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65—166 页。关 于戴望
舒诗集，见痖弦
编：《戴望舒卷》。
慵的气度，和流畅的乐音的氛围”。②
在中国现代文学左翼的学术研究中，李金发和戴望舒的作品被视为一股
“逆流”；因为它们是与继续专注生活和社会现实的30 年代文学的主流相悖
的。③但是新的人才不断出现。北京大学的三名学生——卞之琳、李广田和何
其芳，出版了一部名为《汉园集》的合集，其中收有那个时期一些最具独创
性的作品。这三人中，最有学识的大概是卞之琳。他翻译了波德莱尔、马拉
梅的作品，后来崇拜叶芝、④奥登⑤和T.S.艾略特；⑥他使自己的作品充满中
国现代诗人罕有的冥想的，有时是形而上学的素养。由于这种“智慧的美”，
⑦卞的作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是不易理解的，他们倾向于偏爱较为光彩夺目和
无产阶级化的何其芳。何其芳的早期诗作，甚至比卞之琳更矫揉造作地富于
浪漫主义色彩。何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相信在诗歌中“美主要是
通过意象，或象征的运用来实现的”，并认为诗歌的最终目的是“发挥想象，
逃离现实进入梦境和幻觉”。①但是如邦妮·麦克杜格尔指出的那样，“迫使
何其芳在1933 年夏回乡的那场政治危机，使他的作品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
变。他的诗句的丰富的意象减退了”。②在他写于1936—1937 年的一些小诗
中，他告别了已不再能支撑他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品；取而代之的是他发现了
一个新的现实——陷入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农民们。
“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
我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
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
望着天空的远方人。
我走到乡下。
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
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
白天他们到田野间去寻找零活，
夜间以干燥的石桥为床榻。
??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
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66 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 卷，第201 页。然而，自1981 年以来，戴望 舒的地位
得到重新评价，
他的作品在中国重新出版。
④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年），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译者。

⑤ 奥登（W.H.Auden，1907—1973 年），美籍英国诗人——译者。
⑥ 艾略特（T.S.Eliot，1888—1965 年），英国诗人——译者。
⑦ 这个词是由刘西渭用英文造的，引自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 1949 年》
第1 卷，第709 页。
① 邦妮·S.麦克杜格尔泽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223—224 页。
② 邦尼·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228 页。
也不爱星星。③
何其芳写道，“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
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
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从此我要以
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蒙托夫①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
成鞭棰”。②
在诗歌方面，现代派的实验于30 年代中期突然中止，为一种简单的、无
产阶级的风格所代替。臧克家是体现这种新潮流的一位年轻诗人，他的第一
部诗集《烙印》在1934 年被当作一件大事，受到闻一多、茅盾以及其他作家
的赞扬。在他们看来，臧的诗作由于极其简朴，“不肯”通过“美丽的字眼
粉饰现实”，显得更有力度。臧用两行诗句解释他的第一部诗集的标题，“痛
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刻刻惊醒我这是生活”。③臧克家是农村无产阶级诗歌
的先驱者之一，这是一种战争年代在何其芳、艾青、田间以及后来郭沫若的
作品中盛行的趋向。对经历苦难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中国乡村“有血有肉的”
人物富有诗意的聚焦，以及为诗歌效果而更加灵巧地运用口语，这些成了他
们的共同特点。到中日战争开始时，诗歌与小说都集中到当前现实的主题上。
城市中的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传统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④
戏剧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二者
都是有意识的对传统的反抗，从受西方启发而产生的新形式开始。1907 年，
一小群中国学生在日本组织了春柳社，并且用清一色的男演员演出了翻译的
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①（《黑奴吁天录》）
等剧作。从此，这种新剧种的业余演员们称其为“新剧”、“新戏”，后来
又称作“文明戏”或“现代戏”，以与传统的戏剧相区别。1927 年，早期的
剧作家之一田汉采用了“话剧”这一名称，以表明它与传统的京戏——基本
上是“唱的戏剧”的重大背离。②
同新诗一样，新剧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事
实上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它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胡适在《新青年》上
对易卜生③的介绍，继之而来的《玩偶之家》中文译本，以及胡适的易卜生式
的戏剧《终身大事》，将这种新的戏剧媒介转向社会改革。但在艺术质量方
面，在20 世纪2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剧，甚至比诗歌还要粗糙，尽管被翻译
③ 邦妮·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126 页。
① 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 年），俄国第一流的浪漫派诗人、 小说
家——译者。
② 同上书，第169 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 卷，第208—209 页；许芥昱：《20 世纪中国诗 集》
，第277 页。
④ 然而，这种现代派传统已经重新流行，如今在台湾和中国城市以“朦胧诗”面 目兴旺
起来。
①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长篇小说，林纾在1901 年把它译为中文，译名为 《黑奴吁
天录》，以后春
柳社的欧阳予倩把它改编成话剧《黑奴恨》上演—— 译者。
② 胡耀恒：《曹禺》，第16 页。
③ 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 年），挪威戏剧家——译者。
成中文的外国剧作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少数几部剧作，不过是以社会叛逆
或者个人挫折为主题的文学习作，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三部曲
《三个叛逆的女性》，洪深的《赵阎王》，以及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咖
啡店之一夜》和《名优之死》。
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新剧较之诗歌和小说两种书面文艺体裁遇到了更多
的困难。虽然在20 年代有一些剧社或剧团已经组成，尤其是“民众剧社”（1921
年）和“南国社”（1922 年），但它们是“业余的”。从这一词的双重意义
讲，它们只是“爱好”戏剧的作家和学生的群体，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编演戏
剧的专业知识。尽管有田汉、欧阳予倩，特别是洪深（他曾在哈佛大学随贝
克教授的47 写作实验班接受实际训练）的努力，在20 年代根本没有专业性
的“戏剧”可言。一个剧目很少上演一、二次以上，通常作为庆典的一部分，
在中学的礼堂或其他公共场所演出。非职业性的剧团缺乏资金和人才；有时
他们的演出被认为对学生的道德产生不良影响，遭到学校或者地方当局禁
止。迟至1930 年，根据夏衍的一篇有趣的记述，他所属的业余剧团在上海租
用了一家日本人的带有移动舞台的剧院，举行了一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
的“盛大演出”，但男女“演员”寥寥无几，每人不得不充当几个角色，还
要与导演一起充当舞台服务人员，在幕间更换布景和移动舞台。①
直到30 年代早期，中国现代戏剧才最终在写作和表演两方面成熟起来，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单独归功于一个人。
曹禺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该剧出版于1934
年，1935 年由洪深和欧阳予倩执导，在复旦大学由学生们演出。1936 年，“旅
行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此剧，并取得空前的成功。②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
出》（1936）获得了上海《大公报》颁发的一项文学奖。曹禺受到普遍欢迎
后，逐渐发展他的艺术，多种剧作相继问世——《原野》（1937 年），《蜕
变》（1940 年），《北京人》（1940 年），以及《桥》（1945 年），这些
作品奠定了曹禺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的地位。
在他的所有剧作中，《雷雨》和《日出》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艺
术上《北京人》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雷雨》得到好评是容易理解的，因
为它的主题涉及五四时期的关键论点，维护“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的沉重压
力下的个人自由和幸福”。①在“解放”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之外，增加了社会
主义者初发的对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悲惨境遇的关注。但曹禺不满足于照五
四初期“社会问题”剧的过分简单化模型来铸造他的第一部作品。他宁愿让
寓意按照希腊悲剧的传统，在情欲和命运的复杂情节中得到表达。曹禺在这
一方面显示出他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剧作家，远比他的所有的前辈更有天赋。
这出戏的女主角周蘩漪，是一个对继子有乱伦情欲的鬼迷心窍的人物。如刘
绍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曹禺塑造人物的源泉可以追溯到拉辛②（《菲德
拉》）、尤金、奥尼尔③（《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艾比·普特南）和易卜生（《群
① 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第1 集，第 151 页
。
② 胡耀恒：《曹禺》，第21—22 页。
①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 页。
② 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 年），法国唯一理解真正的悲剧色彩的剧作家 — 
— 译者。
③ 奥尼尔（EugeneO'Neill，1888—1953 年），美国戏剧家——译者。
鬼》中的艾尔温夫人）。④曹禺有可能把这出戏设想为《玩偶之家》在中国的
变种（与易卜生写《群鬼》的手法相似，目的在于使观众相信如果娜拉选择
与她的丈夫耽在一起，那么，最后发生在艾尔温夫人身上的事情可能就是她
的命运）。但是曹禺试图探索乱伦情欲这一主题，作为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
的悲剧性的抗议，这显得更为大胆。曹禺由于这种对西方戏剧资料的创造性
运用而享有盛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日出》中，曹禺的意图更具社会学意义。像茅盾的《子夜》一样，
曹禺的剧作也被设计成资本主义秩序灭亡的尖刻描绘。为了突出这个主题，
曹禺采取了另一个大胆的步骤。他回忆说，“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
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
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①这出戏展示了一群不同
的人物，而没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为了表现各不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
四幕之中既写了上层阶级，也写了下层阶级。发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
唤起人们对堕落和苦难的强烈感受，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戏剧中构思最为大胆
的一幕。②
曹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敏锐的戏剧意识。他是把戏剧不仅视为文
学，而且视为表演的两位中国现代剧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他的舞台
提示是为达到极度紧张而精心设计的。《日出》中妓院一场，舞台一分为二，
两组表演同时进行。在《原野》中，咚咚的鼓声和沉默的幻影，像奥尼尔的
《琼斯皇》那样用来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气氛。而在《雷雨》中有意识地
运用希腊悲剧的程式，则是曹禺热情掌握编演技巧的又一例证。
虽然曹禺的剧作在技巧上明显摹仿西方模式，但在内容上全然是中国
的。他的作品把同时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关注戏剧化。他的剧作的主题，以
《雷雨》和《日出》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旧的婚姻制度的悲剧，封建的
家庭结构，下层阶级所受的压迫，城市资本家们的腐败，以及年轻知识分子
所受的挫折。但是曹禺能给这些主题以尽情渲泄的毁灭性的力量。在这方面，
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戏剧。曹禺同巴金一样，在很大程
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在写《雷雨》时，他写道，我被如此强烈的一种突发的
激情紧紧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寻求把它发泄出来。当他写《日出》时，他
同样“自始至终被强烈感情”所主宰。③事实上，曹禺的大多数剧作可以视为
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它们也暴露了人们在巴金的小说里发现的同样的缺
陷，散漫的笔调，过分热衷于运用夸张的语言，以及通俗剧和煽情主义的倾
向。但是作为一名剧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他能够借助活的
媒介来传达他的真实情感。
尽管曹禺对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并没有狭隘的政治性。他无意用辛
劳发展起来的媒介作为宣传的工具。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只关
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弥漫的黑暗——战争与革命前夜可怕的现实的种种
弊端。与鲁迅和茅盾一样，他既无法提出积极的治理措施，也无法提出对未
④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10 页。
① 这句话的英译文引自胡耀恒：《曹禺》，第54 页。
② 由于内容狂放，这一幕在演出时往往被删去，很使曹禺懊恼。
③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 页； 胡
耀恒：《曹禺》，
第24 页。
来的具体展望。在《日出》的结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①（也是一个诗人）
的小说中的话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睡了”。②
这几行有名的台词是预言。1936 年，中国确实处在一场国家大变动的前
夜，但新的“黎明”并没有给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带来多少光明；相反，它引
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延续不断的革命的时期。
① 《日出》剧本中对陈白露以前的丈夫的生死未作明确的交待——译者。
② 曹禺：《日出》，第236 页。关于曹禺剧作的英译本，见A.C.巴恩斯译的 《雷雨》和
《日出》，克里斯
托弗·C.兰德和刘绍铭译的《原野》。
战争与革命，1937—1949 年
“民族抗战”的英雄传奇
1937 年7 月7 日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
活动推向高潮。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30 年代早期的宗派主
义。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
声匿迹。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之下。各种组织
自发地建立起来，并且发表了抗日宣言。最终，在1938 年3 月，也就是日本
人于1 月侵入上海①以后不久，一个广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
口成立，老舍担任会长②，不久在20 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个协会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进抗战工作。它组织作家们加入“战
地访问团”，前往军事防御阵地慰问部队官兵，并撰写具有感情色彩的通讯。
协会还建立起一个“文艺通讯员”网，缺乏经验的年轻作家们——其中有些
人在农村地区，被组织成地方小组，接受协会分支机构指导。他们时常聚会，
讨论协会布置的主题，并撰写有关当地文艺活动的通讯。这些通讯连同他们
的创作样本，被送交协会中的上级评论和修改。在广东省，仅在数天之内就
组织了三百多份原始的文艺通讯；上海地区数量不相上下。甚至在华北的农
村地区，成员据称达五六百名。这些通讯员大多是学生，但有些是店员、工
人或地区政府中的小职员。③
除作家访问团和文艺通讯员的活动外，协会起先还组织了5 个宣传队（每
队包括16 名成员）和10 个演剧队（每队30 名成员）。通俗剧团竞相出现，
据统计，到 1939 年有 130000 人从事戏剧表演。④
这些组织清楚地证明，由于战争，中国现代文学正丧失其城市精英的特
点。城市的作家投身于抵抗侵略的全国性运动，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弃了有保
障的生活，到乡村和前线的自己同胞中去。有两个主导性的口号足以显示他
们的爱国热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宣传第一，艺术第二！”有些
狂热的作家甚至主张“上前线”，完全放弃文学。
1938 年，郭沫若被委任为新设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宣
传工作。这样，作家的宣传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他们当中有更多的
人被吸引到官员的队伍中。但是尽管有这个最初的姿态，国民党显然专注于
军事和行政事务，这样，就将宣传领域几乎全部留给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
①主要由作家和艺术家任职其中的各式各样的宣传机构，事实上成为中共的统
战组织，中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日益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力和热情。
日本对主要沿海城市的占领，迫使中国的作家们进入内地。1937 至1939
年，武汉与广州取代上海和北平成为文学活动的新的中心。在上海的一些主
要报刊杂志停刊的同时，一些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小城市里诞
生，常常是仓促而草率地印刷在粗糙的纸张上。在战争期间，书籍出版和销
① 上海系1937 年11 月13 日沦陷——译者。
② 老舍曾任“文协”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但无“会长”的头衔——译者。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51—52 页。
④ 同上书，节47 页。又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48 页。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56 页。
售的总量实际上增加了。根据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资料来源，新书销售从战前
每次印刷一二千册翻到了三四千册，有时甚至达到10000 册。②
随着1939 年武汉和广州的失陷③，文学进一步地深入内地；在战时首都
重庆，“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几乎像二十年以前文学革命期间的北京一样”。
④但是，战争头几年的势头没有持续下来。当第二次统一战残⑤破裂时，重庆
国民党政府通过审查和逮捕，重新对左翼作家采取了镇压政策。他们中有些
人结伙前赴延安；茅盾等另一些人撤退到香港，那里短期内成了文学活动的
中心。在1941 年圣诞节，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桂林取而代之成为作家云集的
地方。1944 年桂林失陷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最后一个堡垒。
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
的。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重庆的报纸能够付给撰
稿人每千字一至二元（当地货币）①——大体上与印刷工人排版同样字数的收
入相同。②有几个年轻作家贫病而死。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
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王际真特别提到，“当时的报纸
不时登载为生病和营养不良的作家们请命的呼吁书”。③眼中看不到胜利，土
气低落，腐朽和麻痹便乘虚而入。战争初期文学的战斗热情减退了。在1942
—1943 年间，重庆大约上演了30 出戏，只有1/3 直接涉及战争主题；其余
的是历史剧和译作。重印旧作和翻译西方长篇小说越来越流行，恋爱和色情
作品也是这样在那些从无情的现实生活里寻找解脱的人中流行。④
用邵荃麟的话讲，对于那些没有去延安的有责任心的作家来说，就像“长
夜漫漫何时旦”。⑤在头几年里，全国上下曾经联合起来与外来的入侵者斗争。
现在敌人主要在内部，因为这座山城成了一个令人沮丧和死气沉沉的世界—
—一个几乎每天为日本人的空袭所笼罩的幽闭恐怖的世界，在通风简陋的防
空洞里，数以千计的人窒息而死；发国难财猖獗一时。当地的四川人与外来
的“下江”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一再爆发。这座城市也日益成为戴笠的
秘密警察的世界、政府为压制不同政见实行逮捕和暗杀的世界。
1944 年末桂林沦陷，一些知识分子终于行动起来。在1945 年2 月22 日，
重庆文化界的一份宣言出现在报纸上，要求结束审查制度、秘密警察活动、
军事磨擦以及发国难财，并且呼吁保障人身安全以及言论、集会、研究、出
版和广泛的文化活动的自由。5 月4 日，“抗敌协会”在七周年纪念大会上
宣布每年“五四”为“文艺节”，以发扬光大“五四”民主与科学的传统。①
但是政府回报以某些逮捕和暗杀。1946 年，这个方兴未艾的“民主浪潮”最
②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40 页。
③ 武汉和广州都是1938 年10 月沦陷的——译者。
④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V。
⑤ 即第二次国共合作——译者。
① 抗战时期，除云南省外，任何地方均不得发行地方货币，只有中央银行发行 货币流通
全国——译者。
② 刘以鬯：《从抗战时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会对作家的责任》，《明报月刊》第 13 卷
第6 期（1978 年6
月），第58—61 页。
③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Ⅵ。
④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0—61 页。
⑤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2 卷，第279 页。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2 页。
杰出的发言人之一、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在昆明遭到暗杀。国民党特务置闻
于死地，激起了知识界的反政府情绪；中共再次利用知识界并大获其利。中
日战争曾使知识分子政治化，而中共再次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爱国铁血”文学
战争将所有作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危亡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验立
即成为不合时宜了。文学完全瞄准生活现实——不再是个人经历的片段，而
是全民族的集体经历。在战争头几年，不同形式的短篇报告文学——通讯、
速写、海报、演说、为朗读而写的诗歌和故事，以及在街头和集市表演的独
幕剧，作为最流行的文学模式，几乎取代了篇幅较长的各种虚构的作品。②
这些事实上浸渍在埃德蒙德·威尔逊称作“爱国铁血”中的大量报告文学，
或原始报告文学，“与其说是用艺术技巧，不如说是用感情写出来的；它们
的话题的吸引力与感情的感召力，当离开环境去阅读时，很快就丧失了”。①
虽然它们缺乏艺术素质，但在流行程度方面却领尽风骚。按照周扬的观
点，报告文学是“抗战期文艺的主要的形式”，因为它最有效地为“教育群
众”认识这场“民族自卫斗争”的现实的直接目标服务。②这场战争使文学—
—不管质量如何粗糙，离开上海的城市象牙之塔，走向小镇和村庄，加速了
大众化的进程。这个时期目睹了作家“走向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
为迎合乡村大众的口味，从前的城市作家们热心地采用民间的题材、习语、
曲调，以及社戏、说书和大鼓（边击鼓边讲故事）等传统的大众形式。忽然
间运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成为一种时尚；老舍是劲头最足的实践者
之一。
有些作家从事集体创作。“卢沟桥事变”数天后，在上海约有16 名剧作
家，自己组织起来写了一部三幕剧《保卫卢沟桥》，甚至在完成前就有几家
剧团争演出权。③有时作家战地访问的通讯也是集体采写的。
在1939 年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篇文章中，胡风披露战争文学的
五个显著的弱点：(1)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2)繁琐的冷淡的倾向，在繁
琐化的作品里面，过多的生活枝叶和事实毛发，使作品不能博得真正的实感；
(3)传奇的倾向；(4)由于这些主观上的弱点，既没有产生伟大的史诗，也没
有产生生动的现实主义作品；(5)由于思想的贫弱所产生的艺术力量的贫弱，
文艺的人民性还不能取得决定的胜利。④胡风的批评，显然道出了他对降低艺
术的不满。他与茅盾一起反对过分政治化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战时文学只
应刻画生活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按茅盾的提法，一个正直的批评
家应当号召作家们，不仅要描写“新的光明”，而且要暴露“新的黑暗”。①
然而，重庆有些批评家反对宣传对文学质量的侵蚀，恰恰相反，他们主张两
者应该完全分离。朱光潜强调“冷静超脱的观察”的重要性以及艺术的自律。
②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8—73 页。
① 朱莉娅·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71 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 卷，第631、638 页。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43 页。
④ 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第53—55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 卷，第670—671 页。
沈从文认为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应当是艺术家，而后
者是宣传鼓动家。沈争辩说，作家们不应该与政治任务搅混在一起。梁实秋，
这位左派分子们从前的敌人，更进一步倡导“无关的”文学，“人生中有许
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②
这些要求文学质量的呼吁没有得到回答。夏志清下结论说，在“大后方”
创作的小说，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好作品的数量比战前十年少得多。
“游击战争和学生恋爱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及无处不在的爱国宣传的调
门，毁掉了大多数战时的长篇小说”。③
在成名的作家中，只有茅盾和巴金创作了有意义的作品。茅盾在1942
年前的两部长篇小说——《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与战时的关系并
不明显。《霜叶红似二月花》讲述一个小城镇在1926 年的情况。而《腐蚀》
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它刻画了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罪恶。
这部长篇，以小说的形式阐明1941 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被共产党的
批评家誉为可与《子夜》比美。①
与茅盾相比，巴金在战争年代取得了稳定的进步。他的《家》的两部续
篇写得较好；特别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但他最好的作品，
当然是写于战争即将结束，而于1947 年出版的《寒夜》，它确立了巴金作为
“一个极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他刻画战时居住在重
庆的同一屋檐下，并且卷入家庭爱与妒之网中的三个普通的人物——一个男
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巴金成功地献给人们的，“不仅是中国处于失败
和绝望的最黑暗时刻的一个寓言，而且是走慈善之路的普通人所面临的难以
克服的困难的道德剧”。②
另一位老资格的作家老舍，用民间习语写了不少宣传剧和诗歌，但只写
了一部平平常常的长篇小说《火葬》，这是他为了??口匆匆忙忙出版的。战
争刚结束，他就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作规划，写一部题为《四世同堂》的
三卷长篇小说，但未能全部实现，而1946 年出版的头两卷，“当列为令人失
望之作”。③
战争时期的诗歌同报告文学一样，只是为一个目的——激发抗敌的爱国
热情，写作它经常意在为大量听众朗诵或演唱。于是，简单的散文式的语言、
民间习语、现实主义的描写，以及口号式的呼喊，成为一大批“爱国诗人”
的共同特征。两个劲头最足的实践者是臧克家与田间。臧在前线历时五年，
写下十几部诗集。他曾表白说，“我爱农民，我甚至对他们脊背上的伤疤都
感觉亲近”。④田间被闻一多以同样炽烈的感情誉为“时代的鼓手”，他已经
抛弃了早期的偶像马雅科夫斯基，并开始写作“鼓点诗句”。它的诗行简短，
节奏急促有力，据信更符合战争的节拍。下面是田间鼓点诗的质量低劣的范
例，在闻一多看来，“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691—695 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 稿》第2
 卷，第63—64 页。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7 页。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 卷，第87 页。日本学者尾坂德司也很称赞这 部小说的
创作技巧；见尾
坂德司：《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2 卷，第245—247 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6 页。
③ 同上书，第369 页。
④ 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 年》第2 卷，第912 页。
棕红的土地
在亚细亚
这泥土上，
染污着
忿恨，
蒙上了
侮辱。
祖国底耕牧者呵，
离开卑污的沟壑，
和衰败的
村庄，
去战争吧，
去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者底
军队。
以我们顽强而广大的意志，
开始播种——
人类底新生！①
比诗歌和报告文学更加持久地受到欢迎的文学体裁是话剧。独幕剧在战
争头几年大量涌现，奠定了舞台剧的新传统，观众的反应和参与是其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此外，上海的电影业在30 年代早期培养了第一批男女演员，他
们此时进入戏剧行业。各个地区众多的业余剧团——主要由教师和学生组成
——也随时准备演出从重庆与桂林——战时戏剧在大后方的两个中心来的新
作。柳无忌说：“有一次来自西南五省的90 家剧团聚集起来，参加桂林的一
个戏剧节”，而“在重庆有雾的两个季节里，那时城市相对来说不会遭到空
袭，推出了三十多出大型剧目，观众场场爆满”。①在战争头几年后，随着爱
国理想主义的衰退，戏剧承担了逃避现实的娱乐职能。但是，它也让共产主
义者控制的戏剧界的剧作家和演员，得以“逃避审查制度的规定，仍然转弯
抹角地对时事做出评论”。②
宋之的的《雾重庆》集中表现发国难财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
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官场的腐败；最为突出的是曹禺的《蜕变》，它刻
画一所管理不善的军医院的原始状态；这些作品都是成功的。③在这些消极暴
露的作品中，作家们回到了人们所熟悉的30 年代的思想状态。战时现代戏剧
的繁荣，在日本占领的上海也能看得出来。禁演美国影片和日本对中国电影
业的控制，导致了新剧在商业上的繁荣，足以与传统戏曲竞争。历史剧、喜
剧以及浪漫的“肥皂剧”（指涉及家庭问题的节目——译者）广为流行，部
分地由于它们主题安全，只是不惹麻烦的娱乐而已。姚克写了一部关于晚清
① 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亚·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91—192 页。
① 柳无忌：《现代时期》，翟理思编：《中国文学史》，第479—480 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0 页。
③ 柳无忌：《现代时期》，第481 页。
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历史剧《清宫怨》。④此剧构思精巧，曾被誉为里程
碑。阿英（钱杏■）这位从前的左派人物，变成了一位文学史学者，他写了
十几部剧作，其中《明末遗恨》是他的杰作。钱钟书夫人杨绛，也许是一位
最为精湛的喜剧作家，以《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树立了她的声誉。
如爱德华·冈恩所说的那样，这些剧作大都显示出一种传统的倾向，这
也是保存中国文化反对日本统治的想法的一种微妙的表现。①周作人按照传统
的隐士的风格居住在北京，在其散文中巧妙地提出，最能懂得他们自己传统
的文、史、哲学的仍旧是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日本统治者。张爱玲被夏志
清誉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她在《金锁记》等故事中把家族制度作为一
个中心焦点，来探究传统对于现代精神的影响。②最后，钱钟书在《围城》中
以流浪历险题材的文体，用博学的妙语和尖刻的讽刺解剖了一系列人物。这
些人物以“虚荣和欺诈的荒唐心境”，展示了既未掌握传统文化内核，也未
掌握现代文化内核的知识分子的群像。③可见有一些最佳的戏剧和小说是在
“被占领的”中国创作的。
30 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创作观与其所拥护的
社会政治目标之间，预见到任何可能的差异。然而在战争期间，有几位杰出
的作家，特别是老舍，在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热忱之下，自愿放弃个人的观点。
结果是日益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从而戏剧自然地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学媒介。
当个人创作观变得与指定的集体观——对后者作者个人也是热情拥护的——
相抵触时，当中国现代作家不再能像他们从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声
称他们对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这使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力——
时，个人创作的争论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种意义上的对个人创
作的挑战，在沦陷区从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们觉察。直至毛泽东于
1942 年在延安发表有关文艺的讲话，这种挑战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
政治权势摆在人们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顿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
文学的定义本身。
④ 见姚莘农著，杰里米·英戈尔斯译：《清宫怨》。
① 这份关于被日本占领的上海战时戏剧的资料完全取自爱德华·冈恩的开拓性 研究。见
冈恩：《不受欢迎
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 年 和冈恩的研究论文《日本占领时期的中
国作家（1937—
1945 年）》。
② 这部中篇小说收入夏志清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138—191 页和刘绍铭 夏志清
、李欧梵编：《现
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第530—559 页。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45 页。
延安座谈会
毛泽东在1942 年5 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针对全体共产党
干部的新发动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毛在意识形态上的意图——改造延安知
识分子的思想是明显的。但毛本身是个知识分子，他对五四时期以来的新的
文学趋向也很关心。如他《讲话》所展示的那样，他对30 年代早期的文学论
争十分了解，而且可能一直在阅读左翼文学界撰写的某些创作，尤其是鲁迅
的作品。因此，《延安讲话》可以理解为毛踏着瞿秋白的足迹，对五四至1942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所作的新的评价。但在同时，毛对文坛上某些新近的论点
当然是清楚的，这些论点需要澄清和解决。
1938 年早些时候，在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
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演说中，毛泽东呼吁党内同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
体化”，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并且代之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作出结论说：“把国
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①
毛泽东的指示并未特别提到文学，但是它与文学领域的关联不久即被延
安文化委员们——特别是陈伯达、艾思奇和周扬找出。1939—1940 年，接着
发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扩展到重庆。由争辩引起的文章充满混乱的议
论，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毛所说的“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究何
所指；因此激昂而猛烈的抨击，实际上是在搜索那些关心找出“民族形式”
真正源泉的作家们的意图。主要由林冰代表的一派，认为“民族形式”与人
们喜闻乐见的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是一回事。继瞿秋白之后，他们攻击那种
五四新文学是“洋八股”，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产物，必须予以抵制。然而，
敌对阵营中的作家们集合起来卫护“五四革命传统”，他们认为新文学的主
流事实上体现了“民族形式”，或者正在朝这个方面发展。用最能言善辩的
发言人胡风的话讲，“‘民族形式’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
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①此外，胡风认为这种新的传统，是与封
建的和倒退的旧传统的彻底决裂。胡风用一种迂回的马克思主义意向进行论
述，他认为借用外国的东西事实上是可行的。就此而言，胡风向毛暗贬西方
的影响，直接提出了挑战。第三派，主要是党的委员们和郭沫若，试图使双
方和解。周扬争辩说，人们应当吸收传统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同时
新文学中产生的“新形式”，也应该保留并应进一步发展。然而，总的说来，
周扬的论点更加接近于胡风，而不是林冰；因为他总结说，“民族新形式之
建立，并不能单纯地依靠于旧形式，而主要地还是依靠对于自己民族现实生
活的各方面的绵密认真的研究”②——换句话说，现实主义。
周扬在不偏不倚姿态的背后，含蓄地同意胡风，这证实了胡风作为鲁迅
的门徒和重庆首屈一指的左翼批评家的威望，周扬经受不起再次与他冲突（像
在关于“两个口号”之争中所做的那样）。也有可能，由毛的词语所引起的
争端，甚至连这些委员自己也几乎捉摸不透。周扬本人对于苏联文学理论颇
① 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01—302 页。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 卷，第26 页。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 卷，第23 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 第1
04 页。
有了解，他也许把毛的指令解释为一个进一步大众化的号召，而不是对五四
文学的全力批评。该是毛自己来阐明一切模糊之处的时候了。
周扬表态中不明确的口气，似乎也表明像他这样的党的官僚并不具有对
作家发号施令的地位。在发动整风运动以前，延安知识分子们的自我英雄形
象未曾遭到非议。有几个已迁居这一原始的革命圣地的作家，感到那里的生
活实际和他们先前的想法相差甚远。 1942 年初，王实味率先发难，用鲁迅
杂文风格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以《野百合花》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丁玲写了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和一个故事《在医院中》，为延安妇女
的命运悲叹。萧军很快跟着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尖锐的批评。①于是，延安文
学界许多知识分子当中的混乱和不满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爆炸性局面，毛不得
不果断地加以处理。由此导致了1942 的5 月2 日延安座谈会的召开。
毛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引言（在5 月2 日）和长篇的结论（5
月23 日）。在引导性的发言中，毛面对大约200 名作家和艺术家听众，毫不
含糊地用下面的话阐明了座谈会的宗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
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
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
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
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②带着这个讲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目的，毛在后面接着
抨击了延安作家所作所为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他举出四个问题，全部指向这
些不服管束的作家，“阶级立场”、“态度”、“对象”和“学习”。总的
主题是十分清楚的。有些延安的“同志们”未能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当他们继续热衷于“暴露”，而不是“歌颂”新的革命现实的时候，他们没
意识到根据地的根本不同的形势。他们坚持这一错误的道路，因为他们未能
认识到他们的对象已经改变了；在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革命文艺作品
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换句话讲，是小资产阶级，
但是在根据地的新接受者，是由“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组成的。为了改
变他们的错误观念和行为，作家和艺术家们必须认真投身“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学习社会”——当然，还有毛泽东的理论。
在结论中，毛又回到这些问题，详细分析了它们的细节，并且在有些情
况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说明他的观点时，毛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两
个重要遗产——五四的传统及其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延续，进行了含蓄然而
是破坏性的批评。
在整风运动中，五四文学的两个特征——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由肯定
的价值变成了否定的价值，因为从毛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些浪漫的特色已经走
到了最糟糕的极端，自高自大、优越感和全然漠视群众。爱和人道主义的观
念，是20 世纪20 年代浪漫气质的中心，被毛挑出来加以具体地驳斥说：“就
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
的爱，抽象的爱??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
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所谓‘人
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阶级消
① 关于延安持不同意见作家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共产党中国文学 不同意见》
，第2 章。
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
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①
这一类对爱和人道主义的阶级分析，曾由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在批评梁
实秋时提出过。毛泽东将其纳入他的《讲话》，并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常
识”变为官方的信条。虽然他称赞30 年代左翼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
作家的立场，但是他对其成就的评价并不慷慨。在毛看来，即使就其成就的
顶点而言（如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30 年代的文
学只不过表达了个别左翼作家的道德上的义愤。它在暴露旧社会的丑恶方面
发挥了“批判”作用。在热烈颂扬体现这种批判精神的鲁迅时，毛还论证说
——尽管是含蓄地——“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们已
经起了他们的作用。但是，“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
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延安新的革命环境中，“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
和鲁迅一样”。②
事实上，这等于指责鲁迅的所有模仿者，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风格上，
并实际宣告鲁迅的——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新的时
代已经开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它将体现与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
的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彻底决裂。从本质上说，这种文学应该是属于
人民以及为人民的积极的文学；换句话讲，它在内容上应该清楚地以工农兵
为中心，而且在有资格教育群众以前，必须满足群众的需要。五四时期以来
的优先次序，现在颠倒过来了，原先是作者的个性和想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
反映，并传递给逢迎的读者；而现在是工农兵读者提供革命文学的主题，并
指导作者的创作。
毛泽东决意选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延安座谈
会上“问题的关键”——来系统阐述以接受对象为取向的文艺观点。毛敦促
延安的作家们“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并且通过与工农兵大众同住向
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除提
出这条适用于全体干部的实用主义的建议以外，毛还试图进入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王国。他的“理论上的”论点，是作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矛盾辩证
地提出的，普及之于提高、动机之于效果、政治标准之于艺术标准、政治内
容之于艺术形式。在要求“政治和艺术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
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这是一个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都会衷心同意的目标——时，毛只讲清了这些辩证的极性中政治上的一
面，而对美学上的一面则未加说明，大概让作家和艺术家自己去解决吧。
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延安讲话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留下更多的空白。可以想象，对如何解释这个新的正统的准则，以及如何填
补它的空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然而，裁决者的角色是由党的文学方面
的官僚们充当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对他们的观点和批评抱反感。正是这些文
学方面的官僚——陈伯达、艾思奇，特别是周扬，以执行毛的理论指示的名
义实施“文学控制”，并且把“党的路线”强加给有创造力的作家。这两个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4、872 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73 页。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71 页。
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清洗；在运动和清洗中，许多
作家——王实味、丁玲、萧军、胡风、冯雪峰——成为党的纪律的受害者。②
文学方面的官僚们正确地强调了毛泽东《讲话》的政治势头，因为毛确
实认定，在他提出的辩证的极性中政治因素最终支配艺术因素。例如，关于
普及之于提高这个重要的问题，毛总结说，“在目前条件下”，前者的“任
务更为迫切”。他还重申，“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
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并说一篇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效
果，比作者原来的“动机”更为重要，但严格的美学方面的问题却几乎没有
触及。例如，在“民族形式”之争期间曾激烈辩论过的问题，即现有的传统
民间艺术是否含有过多的“封建”成分，毛对此采取了规避的方法。可能新
的内容有待灌输，但灌到什么样的“通俗形式”中去呢？那种广泛采用的“旧
瓶装新酒”的办法也是成问题的，尤其是应用于京剧这样的形式时。如何在
更加复杂深刻的层次上，区分革命文学与革命宣传品的文学技巧和文学质量
的论点，在延安讲话中几乎没有分析。也许出于对30 年代着重暴露的现实主
义文学的反感，毛明白表示新的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
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①这个含糊的
概括，有点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初步重新陈述。毛事实上把
他的这种新文学称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进一步显示了他借鉴苏联
的样本。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重点像苏联一样，当然是放在“社会主义”上，而
不是放在“现实主义”上——颂扬典型人物和理想人物，并在一个更高的思
想层次上描写现实。但是，毛似乎否定了他早些时候废止“洋八股”和“空
洞抽象的调头”的指令。尽管他清楚地受到“党性”、“意识形态”和“人
民性”②等大家熟悉的苏维埃概念的影响，但他并不公开承认这种借鉴，而且
也不面对更为迫切的问题，苏联模式是否能够有效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
来。
显然，毛泽东曾对文学的政治性大加辩护，但是他对较严格的文学要旨
的探讨——尤其是他想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的意图——却暴露了
一个外行者的浅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最根本的论点——形式与内容之间不
可分割的关系问题，从未得到深入的探究。毛回避各种文学形式的社会本源
的一切讨论，集中讨论了内容的意义。他这样做的时候，也把一定的限制强
加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题和题材上了。与工农兵结合规定了范围有限的
主题，如土地改革、与地主所有制斗争、游击战以及工业建设。而毛泽东主
义文学官僚们后来贯彻这类要求所采取的那种僵硬的态度，几乎没有给作家
们留下重新解释这条准则，或者填补其空白的余地，只是进一步地斫丧了创
作的努力，即使是为了创作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
延安文学
紧接《讲话》之后，延安文学实践最明显的特点是当地民间形式和习语
② 这是默尔·戈德曼编《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的主题；特别见第1— 8 章。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3 页。
② 夏济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20 年》，载其《黑暗之门》，第255 页。
的实验。据陆定一说，毛的《讲话》推动了下列新型文艺的出现，按照普及
程度排列：(1)民间舞蹈和民间戏曲；(2)“民族”风格的木刻；(3)传统说书
风格的小说和故事；(4)模仿民间歌谣节奏和习语的诗歌。①它们全都包含民
间的成分，而且显然直接或者间接地投合民众“视听”感觉之所好。
这种新的民间文化最好的例证——而且是最风行的——是“秧歌”，一
种在“解放区”极其盛行的地方歌舞。这种原本是村民们在阴历新年期间表
演的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它的宣传上的潜力于是被延安的干部们看中了。据
说是一个名叫刘志仁的人通过灌注革命内容，并把它与其他形式的通俗剧结
合起来，首先革新了这种民间形式。除秧歌舞以外，还发明了一种“秧歌剧”，
它把秧歌的舞步与地方民歌、现代服装，以及借自京剧的手势和表情融合到
一起。这两种形式都为群众的参加提供了机会，而且据报导延安所有的人不
久都扭起了秧歌。1943 年，发起了一场新的秧歌运动，结果产生了56 部新
的秧歌剧。①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毛女》，这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职员
们的集体作品，他们将一个显然是真实的故事变成了一部“第一流的情节剧”
——一个遭受地主家庭剥削和压迫的婢女逃入荒野，变成了一位幽灵似的白
毛仙女。②在本剧结尾，女主角被红军搭救，并在一个高潮性的群众大会上向
地主讨还了血债。自从1944 年首次演出以来，《白毛女》深受公众的称赞，
后来被改编成了京剧、电影和革命芭蕾舞剧。
《白毛女》以及其他秧歌剧的流行，也导致了另一种通俗形式，京剧的
改良。一出叫做《逼上梁山》的京剧，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该剧首演于1943
年，取材于毛喜爱的小说《水浒》，情节是一名被官府差人追捕的军官林冲，
最终丢弃了他的前程和家庭，加入了梁山反叛者的行列。这出新京戏的现实
意义——因为它显然指加入延安共产党部队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以及它
对历史上的“人民”的关注，赢得了一位不次于毛主席本人的权威人士的高
度赞扬。③
但是在旧形式中装新内容的实验，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京剧的情
节充满了帝王将相；除非编写全新的剧目，把革命的内容注入这种“封建的”
结构之中，往往是不可能的。新的情节配上旧的音乐和表演程式，会创造出
一种全然不协调的效果，因而可能使观众兴趣索然。①民间文化的口头传说以
书面的形式被采用时，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用传统的说书风格写长短篇小说
的情况就是如此。老舍在战争初期的实验，在艺术上是灾难性的。赵树理也
许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名望的民间小说家了，他在延安以其短篇小说做了
类似的尝试，如《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前者运用口头传统作为
故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主人公毫不费力地编出板话讽刺当地的事件，
暴露腐败现象和歌颂土地改革。后一故事在对白和叙述中，吸收了大量的民
间习语、片语和警句。在这两个事例中，生动的口头成分与干巴巴的平铺直
叙显得很不相称。在对话部分展示出来的质朴的幽默与健康的谐趣，如果能
① 《黑暗之门》，第246 页，关于延安文学各种形式的详细分析，见菊地三郎：《中 国
现代文学史》第2
卷，第2—5章。又见丁淼：《评中共文艺代表作》。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77—78 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2 卷，
第24 页。
② 这部剧作收编入沃尔特·梅泽夫和鲁思·梅泽夫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现代 戏剧》，
第105—180 页。
① 在60 年代，无论什么形式或内容的京剧都被江青的“革命京剧”完全排斥。 然而文化
大革命后，旧剧
种（包括京剧）得到恢复。
被演“活”或在舞台上演出，当然会给观众提供很好的娱乐。但是禁锢在一
个书面的故事中，它们反而起淡化紧张和悬念的作用，而这是可以通过恰当
组织的构想，或仔细描写的情节来实现的。赵似乎在其小说中摇摆于口头和
书面成分之间，但是他最终回到了后者。②
赵树理的作品被周扬赞为“毛泽东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除
这些作品以外，紧接延安讲话之后，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值得注意的小说，这
与秧歌剧和民间歌谣的盛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①假如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毛
泽东意图的准确反映，那末，延安讲话所开辟的新的道路，似乎将会引导中
国现代文学摆脱书面程式的束缚，而与广大接受者重新建立一种直接的“视
听”联系。这种极端的措施，也许是毛对30 年代早期左派关于汉语大众化和
拉丁化一系列争论的回答。汉字作为唯一不朽的文学媒介（甚至在崇尚古典
的旧中国，口头传说以后也改写成文字），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样
的一种文化中，毛泽东主义的这一趋向，的确会构成一场第二次文学革命。
从这个角度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领导革命样板戏的出现，无疑是
毛的文学激进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但是毛泽东在废除书面形式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小说写作作为左翼一种
主要的文学表现模式，是在30 年代早期开始的。它的强劲势头在1945—1949
年这段时期，被有创造力的作家们沿着更加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向前推进，尤
为突出的是丁玲、周立波和欧阳山，他们似乎已经转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小说的中文译本寻求指导了。如夏志清所说的那样，“他们以标准的社会
主义一现实主义的方式，而不是以回到‘民族形式’的方式，歌颂在共产主
义下的土地和人民的变化”。②但是延安讲话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因此，结果
充其量是有利也有弊。丁玲事件是一个最有启发性的例证。
丁玲大概是转变为左派浪漫作家的最好例证了；同时她也是延安最有名
望的作家。她的一些较好的故事，如《新的信念》（1939 年）和《我在霞村
的时候》（1940 年），是延安座谈会前创作的。①这两篇故事都描写了农民
对日本侵略的反抗，而丁玲使她笔下的乡村人物，尤其是后面一个故事的女
主角，充满了成熟的尊严和人性，具有30 年代左翼小说的最佳传统。在延安
座谈会——部分地是为了批判像丁玲这样的作家才召开的——之后，据说她
“卷入了从整风运动中吸取教训的大潮”。②她不再写小说，只写报导性的作
品——她在农村群众中实地工作的记录。最后在1949 年，她的长篇小说《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以出版，并在1951 年赢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丁玲曾构想用一部三部曲小说来表现土地改革的过程，其中《桑干河上》
② 在1945 年出版的赵树理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口头成分大多被删去。 然而，
夏志清认为这部
小说仍是“他的作品中最可读的一部”。见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83 页。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 卷，第123 页。关于延安时期（文艺座谈会以 前和以
后）短篇小说和报
告文学选集，见丁玲等：《解放区短篇创作》。在诗 歌方面，除民歌外，创作量更少。何
其芳停止写诗去
写报告文学作品。见麦 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选》，第173 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72—473 页。
① 后一篇小说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 篇小说
》，第 268—278
页。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 卷，第123 页，关于丁玲写作的全面分析，见 梅仪慈
：《丁玲的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和叙事》。
只写了最初阶段的“斗争”。第二和第三部分——关于重新分配土地与武装
农民——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个宏大的计划，看来可能是丁玲对她献身于中
国共产党和社会革命事业的最终陈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第一卷的
成功导致了她最终遭到清洗，罪名之一是她是“一本书主义”的作者。
《桑干河上》作为一部小说，堪称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试验。它展示了一
组描述优美的细工镶嵌的人物群像，它们全都松散地联系着，为丁玲所熟悉
的农村现场带来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感。在小说的中心位置，丁玲介绍了“正
面的男主人公”模范共产党干部章品，他从彼岸渡河而来，巧妙地使农民协
会的机制逐渐运转起来，最后在群众斗争大会上达到了顶点。显而易见，丁
玲打算把她的新长篇写成一部纪录体小说，一种在战争早期即已流行的新文
学体裁。这部小说还打算按照苏联的样子写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集
体地”和“积极地”围绕现实，使预计的效果会像毛宣称的那样，“比普通
的实际生活”，“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然而这部小说的
弱点，也恰恰从遵循毛泽东主义的公式中产生。她对农民角色的刻画显示了
某种感情上的契合，相比之下，她对党的干部的处理就显得平淡。而将近结
尾处的那个有寓意的群众大会，少有地缺乏涤荡心灵的力量。恰恰是小说较
为“现实主义的”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部分，再一次抓住了读者的注意
力。
丁玲小说中相对的优缺点，反映出作为延安讲话的一个结果，创作的定
义本身在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熟悉的西方的尺度——夏志清在其
对延安遗产的切中要害的总结中，给予高度评价的“想象力，美学感受以及
创造性的智力活动”①——从毛泽东主义的角度看，已不再那么有决定意义
了。因为作家的职能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或创始者，而是一个人的媒介，广大
对象的经历通过这个媒介被记录下来，然后传回给他们。由于对象的参与在
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本身中得到鼓励，书面文本已不再具有权威性，不断的
修改非但不是例外，反而成了规律。首先，意识形态与普及的要求使个人的
观点——无论作为作者个性的伸延，还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段——都几乎不可
能存在。一部作品的“文学”性，除正确的政治内容外，按它吸引读者的程
度加以判断。不同于战时戏剧，政治与普及的结合对作家具有一种束缚手脚
的效果；因为，为了找到正确的“政治内容”，他们必须追随党的政策的每
一次更动和转变。毛在将一篇文学作品与特定的政治争论或运动联系起来的
时候，他也就夺去了这篇作品的一切永恒的艺术上或政治上的价值；使一篇
文学作品一时成为话题的那些要素，一旦历史形势发生变化，恰恰会减少它
的正确性。回过头来看，丁玲在1949 年以后的命运似乎是十分“典型”和不
可避免的。伯宁豪森与赫特斯曾指出，“假如要求革命文学单纯追随政治辩
证法的发展，它就失去了独立批判的能力”。①——而且，人们还可以补上一
句，失去了其创作的源泉本身。
然而，毛的延安准则的不利影响，在短暂的1945—1949 年战后时期没有
立刻显露，当时中共领导层十分关注在军事上战胜国民党政权，未能严格推
行其文学政策。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在共产党统治区以及在新近收复的城市
中心，文学创作都达到了另一高度。
① 夏济安：《黑暗之门》，第168 页。
① 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10 页。
革命前夕，1945—1949 年
八年抗战终于在1945 年结束了，但人们的欣喜和宽慰却是短暂的。对千
百万返回故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甚至更加混乱。国民党
政府对突如其来的抗日胜利仓皇失措。腐败和通货膨胀变得更为严重，取代
了建设，这激起了日益增长的不满。大家熟悉的重庆综合症——上层的道德
败坏与下层的幻灭，现在扩展到全国。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总结了1946 年人
们的普遍心情：
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

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
得
太快了。②
当战火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部队之间再次燃起时，大、中学的学生和教
师的示威与“绝食罢课”，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全国范围内对和平的渴望。中
共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和平愿望，将矛头引向在迟缓的制宪过程中止步
不前的国民党。在战争后期滋长的反政府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数量日增的大
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共看作唯一能够为他们带来自由、民主和新中国的
政党。于是，中共在1949 年取得军事胜利的前夕，实际上已拿握了中国知识
阶层的思想。
在这种混乱和骚动的不安气氛中，文艺界日益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下。
当一批批作家和艺术家从内地返回，或者从日本占领下的半隐居状态重新出
现时，东部城市恢复了文艺活动的中心地位。重庆出版的杂志迁到了上海或
者北平。新的报刊创刊，老的报刊复刊。书籍用质量较好的纸张重新印刷。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它匆忙地主
持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一次大张旗鼓的鲁迅逝世十周年（1946 年）纪念会，
并再版他的全集。
这个重新组建的协会，尽管维持联合阵线的外表，但显然受共产党人或
共产党的同情者控制。左翼作家还控制了主要报纸的文艺副刊，有些成为左
翼作家的专门论坛（如上海《文汇报》的副刊）；另一些由于左翼作家的名
声，不得不刊登一些左翼作品。“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开明的代言人闻一多
于1946 年7 月15 日被刺，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的事业。因为人们普遍相信
这是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暴行。而少量值得注意的非共产党小说作品——钱钟
书的《围城》（1947 年）、巴金的《寒夜》（1947 年）以及师陀的《结婚》
（1947 年）的出现，对左翼文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它们只是创作整体中“孤
立的例子”，完全无力抵挡正在高涨的新的共产党文学的浪潮。①
甚至夏志清，一个公开自称的反共分子，也特别提到1945—1949 年时期
是共产党地区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高峰创作期。①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1949 年），还出现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9 年）、赵树理的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67 页所引。
① 同上书第472 页，菊地三郎论述南北极格局中共产党文艺和非共产党文艺的 消长。因
此战后年代看到“北
方文艺”（延安）的胜利和“南方文艺”（重庆 和上海）的失败。见菊地三郎：《中国现
代文学史》第2
卷，第3、4 部分。
《李家庄的变迁》（1949 年）和欧阳山的《高乾大》（1946 年）等作品。在
诗歌方面，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45 年）成功地采用陕北民歌的
形式，讲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爱情故事。继《白毛女》
的成功，另一民间歌剧《刘胡兰》获得了好评。②
与共产党控制区创作的勃发情况相反，城市文坛在这段时期相对说来较
贫瘠。出版的大多数作品是重新发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说和诗歌。在翻译
领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楼拜、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罗曼·罗兰、狄更斯和莎士比
亚，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以多卷丛书的形式介绍给人们。根据报道，这个时
期最为流行的西方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去（Gone withthe
wind） 》，由多才多艺的傅东华以简洁贴切的《飘》为题译成中文。③
城市里的主要创作媒介是电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戏剧。这两种体
裁曾经有过相濡以沫的密切关系。中国电影业从一开始就使用戏剧界的人
材。在战争年代，电影从业人员加入了大量的剧团为国家效力。随着战争的
结束，戏剧完成了宣传鼓动的使命；大多数业余剧团都解散了。美国影片（日
本占领期间禁映）的涌入，更加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战后的几年是中国现
代电影的黄金时期。①
这一新体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电影业雇用了文艺界第
一流的人才张爱玲、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和曹禺，他们写作原本的影片
脚本；另一些戏剧家（如柯灵）是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专家。战争期间
写得最好的一些剧作——尤其是《正气歌》（写的是明朝著名的忠臣文天祥）
②和《清宫怨》——都拍成了精彩的电影。小说作品是改编的另一丰富源泉。
在有些情况下，如老舍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电影剧本甚至超过了原
著。为了促进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田汉与洪深充当了上海两家主要报
纸《大公报》和《新闻报》的电影特刊的编辑；最后，刘琼、石挥、白杨及
胡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最初在剧团里得到锻炼）的演技，也达到了微妙老
练的高超境地。
这一新的类型的文学性和戏剧性都优于纯电影。一部影片的质量往往更
多地取决于它的脚本和演技，而不是视觉技术（摄影技巧、灯光、剪辑、蒙
太奇等等）。因此，电影可以看作戏剧文学的创造性的延伸。电影媒介不仅
从文学借用一些人员，而且从文学借用其典型的“摆脱不了的情思”。其一
是战后的混乱。来自重庆的所谓“接收大员”们专横和不正当的行径——他
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没收以前与日本人的合作者的财产以饱私囊——在
袁俊（张骏祥）执导的《还乡日记》中遭到了辛辣的批评。许多制片人专注
于中国城市里的贫富悬殊。《假凤虚凰》是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影片之一，
它以一种轻快、调侃的笔调，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理发匠如何装扮成一个富家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2 卷，第262—264 页。
③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第126 页。
① 尚未把现代中国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社会史进行认真研究。只有过一部英文 研究专著
，杰伊·莱达：《电
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特别见第6 章。 关于中文资料，见程季华等：《中国电
影发展史》第2
卷，第213—214 页。这 部两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 190
8—1949 年中 国
电影目录初稿已由史蒂夫·霍罗威茨为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中国 电影项目编成。

② 原文如此，应为南宋——译者。
子弟，追求一个同样贫穷却假装富有的女人的故事。另一部有名的影片《夜
店》是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的，但是场景变成了上海的贫民窟。这个
时期的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地感动了观众，
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
中，残余的人性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
该做些什么呢？比较温和的影片倡导教育（像在《哀乐中年》里那样）。
但是激进的影片大声疾呼，号召采取集体行动；在一部这样的影片结尾，全
城的人力车夫行动起来搭救落难的主人公。如果电影能够真实地显示社会情
绪，解决方法看来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过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进行
改革，或者被压迫者为“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进行完全的革命。单纯出
于绝望，愈来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观众——选
择了后者。简短地讲，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
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艺术体裁。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
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它结合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
面，它比小说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毛泽东从未对这一新媒介的政治
潜力多加注意，显然这是因为电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农村。但是作为最近
的城市艺术形式，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教益。
城市-乡村两叉分枝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晚清
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
“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对社
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
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本世纪30 年代的主要创作
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
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20 年代晚期与30 年代早期，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
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
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
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
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
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
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
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①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
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
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
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
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1936 年鲁迅的逝世与1937 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
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
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
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的准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93—94 页。
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
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1942 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50 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
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
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30 年代
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
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
的：清朝最后10 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
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
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①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
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
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毛泽东主义的准
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泽东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
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
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
忱，它那个人主义的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
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
特点。“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社会
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②正在消失。
① 《鲁迅全集》第7 卷，第470—471 页。又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
时期的看法，1927—1936
年》，第278—286 页。
②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533—561
页。
第10 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 年
从20 世纪30 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
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
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要稍稍详
细地追溯这一发展，需要了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
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研究中国在本世纪30 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1929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
危机入手。这次危机主要殃及先进工业国家，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竭尽一切努力以重建贸易、投资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战前模式的国际秩
序。20 世纪20 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美、英等国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
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协商解决债务和赔偿问题—
—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贸易从来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总额的一个很
小份额，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在日本或在欧洲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没有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美
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 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
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
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的影响。物价的急
速波动、长期的失业、以及低增长率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像挤兑黄金、汇
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
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美、英和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
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1929
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外贸量在1929—1930 年之间保持稳定，而
在1930—1931 年之间则增长20%以上，1929 年，新的关税税则①生效——这
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1930
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
救出来。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
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
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②
对欧洲列强来说，国内稳定是由1925 年洛迦诺公约③产生的国际合作的
框架维持的，1929 年后开始瓦解。德国改革派①从左右两个方面重新对战后
条约结构进行攻击，要求彻底与外部事务脱离。这些人声称现在德国必须大
胆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国际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这种倾
向会引起英、法和其他国家竭尽全力维护战后国际主义②的框架，并通过密切
磋商和国际联盟处理出现的危机。非常不幸，国际合作曾被视为与1929 年后
① 1929 年2 月1 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
则把进口货物分为
7 类，税率为7.5—27.5%不等。1931 年1 月，把进口货物分为12 类，最高税率提到50%。
1933 年5 月，
把最高税率提到80%。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
统一海、陆关税
——译者。
②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
政和经济记录》；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
③ 《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 年10 月16 日，英、法、德、意、比、
捷、波七国代表在
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希特勒上台
后，于1939 年4
月28 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 年6 月28 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不满，强烈
要求修改条约，
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② 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 年1 月10 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
译者。
面临严重危机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欧洲各改革派团体
间丧失信用。国际主义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领导层的观点。③
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层也曾限定该国的外
部事务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来处理。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忠
诚使政府迟至1930 年才采取步骤——证明是不明智的——恢复与战前等价
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后几个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家之一，而在1930 年正受全球
性萧条冲击的事实，使政治领域对现状不满的两个极端的团体都不喜欢政
府。因为美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支柱，所以国内危机明显受
外交的牵连。迟至1929 年，鹤见祐辅这位有头脑的战后日本国际主义的代言
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
世界的模式。④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当美国正在经
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
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
门，反对这一现状。1930 年11 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
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
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
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在名义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府。因为有
些集团和党派不愿服从南京政府，所以反蒋情绪强烈。尽管如此，南京政府
因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赢得了列强明显的让步并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基础，
享有声望和地位。尽管军阀、国民党反对派、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继续阻挠
蒋介石及其政权，但是应当指出，并没有严格界线区分这些人是当权者还是
非当权者。蒋介石能达成临时协议获取一些潜在对手的合作，而不少曾为其
他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将军愿意加入新政府。①
上述两种因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的无足轻重与其国内日益
统一——提供了1931 年后国家困扰的背景。在满洲事件前夕，蒋介石的权
威，在经历了来自某些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后，稳步扩大。在经
济上，中国的财政比很多工业国家好得多。由于银价下跌，贸易收入确实开
始下降。但是这有在短时期内增强工商业活力的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什么
能敌得上正在影响工业强国间国际货币和贸易的混乱。中国肯定需要海外贷
款和投资，但可以预料，这场经济危机将在长时期内使得从国外借款变得困
难。不过，中国可以指望重新获得对外国企业的控制，并通过对关税、国内
税、货币以及管理系统的改革，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着手十分需要的建设项
目。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国的领导、官员和政论家在本世纪第四个十年初
展望国际事务时，抱有乐观和坚定的信念。
③ 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
的稳定》；梅尔
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 年》；乔
恩·雅各布森：
《有20 世纪20 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 卷第3 期（1983 年6 
月），第617—645
页。
④ 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第1 章；詹姆斯·
C.汤姆森：《当中
国面向西方之时》，第1、2 章。
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按日本
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
——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
内困境的道路。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①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
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
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
强国出现的可能性。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
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
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为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一个在1945 年后
审问战犯时所说的“阴谋”——是难说的。的确，如果日本人——无论军人
还是老百姓——没有把国家的命运与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不
会出现满洲危机。这一过程开始于19 世纪末，而日本的几代人逐渐认为这种
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
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
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
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
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
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1/5 到1/4 的市场。第三
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
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
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
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
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
策。在1931 年9 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
偶然的。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
对外对应物。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除少数几个‘平
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
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满洲的空间和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农
业产量以及普遍的福利。沈阳事件前夕，在满洲的23 万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经
济衰败的象征，也是日本经济希望的象征。在阴谋家们的眼里，他们也体现
了国家领导层的失误，后者似乎忽视了在满洲的同胞们的利益。在本土的政
府似乎很满足，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只想到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国际秩序的
前提。①
然而，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
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1931 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
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
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①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
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
① 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 年》。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11—12、19—20 页。
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
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
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
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
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满
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
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
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
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
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
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
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
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
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
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
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
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
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
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
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
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
和稳定的乐土。引用1931 年7 月满洲青年联盟①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
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
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
亟需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满洲的关东
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
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
手的争端。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
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外相币原
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
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
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当然，作为市场和
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
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
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
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
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
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1931 年9 月18 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24 页。
个决定性的步骤。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 年
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8 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按几
天前详细制订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这次
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夜间11 时左右事变后仅40 分钟，
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在旅顺口
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
准。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
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9
月19 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
的时机已成熟。①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
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
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
战。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
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
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他相信，由
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他还意识到，如果
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不
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
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
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
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
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
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12 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
交政策的这一势态。①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
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
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
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无论哪一种选择
都会带来风险。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
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
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不管采用哪
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
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
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
作的意向。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
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
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起初美国和英
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1—45 页。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7、 80—86 页。
在力量的明证。美国在1931 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
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
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
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然而总统赫伯特·C.胡佛、国务卿
亨利·L.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
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
东军采取卤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因此，必须呼吁
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史汀生
在9 月18 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
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
织合作过。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
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
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
一致的。11 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
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
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①
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
为劳而无功。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华
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对政府内外的
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
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S.斯托威尔1931 年所写的那样，“充
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
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
位。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①
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
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
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
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
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②于是到1931 年末，美、
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后
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
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但是，
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
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
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
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
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
权。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
① 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 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① 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
8—1931 年》。
② 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 年》。
因为那样南京政权就能继续努力以恢复主权。按照这种方式，沈阳事件不仅
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国利用国际主义这一手段。③
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无论是实际
的，还是潜在的。1932 年1 月以后，当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海军陆战队在上海
登陆时，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经明白无误了。与此同时，关东军推动满洲独立，
得到当地各种日本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曾充当单方面解决各种悬案的急先
锋。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说，满洲独立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
独立将保留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供日军使用。它还象征日本领导下
的亚洲统一的理想。扩张论者接受石原的观点，主张把满洲变成一个中、日
和其他民族——东亚的‘五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而稳定的地区。这
是作为一个比西方帝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它们曾毒化
中日关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响在东方长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
出来的。①
这样，1932 年3 月宣布的满洲独立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日
本正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来照顾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个在它统治下的稳
定的地区，据称这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势力的地方。文官政府尽管不满
意，但实际上没有阻止过这种扩张。②在关东军的推荐下，内田康哉继币原担
任新外相，他毫不犹豫地赞成承认满洲国。这发生于1932 年9 月15 日，在
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报告两周多以前。没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对国际权
威的蔑视了。李顿的报告包含很多安抚日本的章节，假如当时有一个愿意继
续与西方合作的强有力的领导，那么东京接受这份报告并不困难。但这种情
况已不复存在，报告的发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员和政论家。若遵守报告的建议，
日本就得与列强合作以重新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意满洲保持半
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并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协力推动满洲的经济发
展。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延续东亚外交的国际性框架，而这正是日本军方当
时竭力想要避免的。日本将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强有何反应。
列强的反应也开始变化。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们继续在现有条约框架和
国际联盟内合作。但由于这条途径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效，美国和英国不得不
寻找其他替代办法，美国主张把国际性和单边行动结合起来，从而使日本就
范。如史汀生1932 年6 月所说，“我相信，新的联盟方法与‘老外交’的明
智混合能独自获得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实际效果”。①“新的联盟方法”将包括
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维护和平。它的表现之一是史汀生在1 月向英国建
议，两个大国共同谴责日本在上海的行动违反了1922 年的九国公约，指望日
本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退却。所谓“老外交”，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联盟或战
争计划，而是指美国单边行动以维持现状。这种想法包含在1932 年1 月7
日发表的史汀生原则里面，它宣布美国不会承认“通过使用与巴黎和约的条
款和责任相悖的手段所产生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这里巴黎和约是指
1928 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项没有英国合作的单边宣言表明了华盛顿
与伦敦之间正在趋向明朗的微妙分歧。美国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劳无功的
③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68—73 页。
① 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②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80—81 页。
① 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 年远东危机》
，第110 页。
步骤，采取进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国际合作准则的措施。尽管没有暗示美国有
力的措施将被用来实现这个主义，但含意是明显的。史汀生的声明使美国这
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与向这一体系挑战的日本对立起来。显然，两个这
样的强国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国际主义的瓦解
在国际性和单边性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关于
日本将让步并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责任感及和平立场的假想，在冲击下，一
天天地维持着。更麻烦的是，英国不倾向坚持这个超出它1931 年所做的事的
方法。尽管在满洲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
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
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
们的英美联盟。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
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团。因此，英国反对与美
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
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20
世纪30 年代初开始瓦解，而在1932 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日本在1932
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
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
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
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他们的想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
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①
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1933 年纳粹上台前，
就在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
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
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1932
年8 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
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1932
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
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
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
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1933 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
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
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
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
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
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
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
外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
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②
① 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第1 卷，第114—126 页。
① 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 年》，第8 
章；戴维·E.凯泽：
《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② 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第3 章。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
起来的战后和平框架。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
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
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
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
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
加强泛美区域主义①。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20 世纪20 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
兴趣。1933 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
败。作为替代，就1933 年美国正在重新制订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
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
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
个强国于1933 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
际关系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1932 年2 月24 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
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
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
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
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美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
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
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
战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判，以保护双方在
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他国家，重
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如美国驻
伦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顿在3 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
论，尽管英美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
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①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
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但在东亚，官
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
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
上的利益。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前者，而财政部倾向后者。这第二种观点
认为，当中国市场正成长时，与日本合作不可能为英国商业带来长远利益，
而只有短期的好处。英国支持中国比纵容日本好。②在伦敦的这种争论使英国
的亚洲政策出现混乱。
上述种种使局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已安然占领满洲，尽管
遭到国联谴责。1931 年的国际主义已经消亡，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合作。与此
同时，日本显得满足于它在满洲的收获。1933 年5 月31 日的塘沽停战协定
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③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
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
①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5—60 页。
① 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346 页。
② 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 年》，第 3 章
。
③ 东四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译者。
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
抗战的基础。④所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现实却相
当严峻。那些倡导继续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导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
宠惠，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让步。当两者都不起作
用时，他们不得不退而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较具体的双边谈判，以
寻求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当宋子文出访伦敦出席世界经济大会时，他同英
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员就向中国提供建设贷款进行会谈。宋子文在华盛顿时
并未举行类似磋商，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商定一笔总
计5000 万美元的小麦和棉花贷款。①这是仅有的一宗既与中国的需要有关，
也与美国国内减少剩余产品的需要有关的事务。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样卷入亚洲事务。对于他们， 1933 年的最大忧虑
是希特勒德国。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
然更加靠拢，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
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
与了国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规划。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
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冲突。这种孤立曾来自20 世纪20 年代间
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
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困难并转向
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来支持这种趋
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强调旧模
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法
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在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
力过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
本，以致提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
而其他强国袖手旁观。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
务，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①
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
首先是对日本人的蔑视，而没有什么亚洲政策。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
对战后和平格局的进一步攻击。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
迎的对苏联的抑制。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蒋介石
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一
个新中国。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
当供应它们。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之下，显然这比日本称霸亚洲有利
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这种考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
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
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
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②
④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1 卷，第167—191 页。
①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34—36 页。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 章。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 19
38 年》。关于1930
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 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
的军事实力和
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 比：《德国与中华民国》。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 年
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
时机来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
无视这个体系。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
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然而日本
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
确定下来。他在1933 年9 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
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洲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
神。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
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中国本土的经
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它们的
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
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如果
工业强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
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①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
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
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
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
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
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
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
否愿意接受现状。
1934 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
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
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
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
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到兴趣。然而
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
对1931 至1933 年的成就感到满意。①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
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
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 1934 年4 月 17 日的
天羽声明。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
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②当然，不管多少花
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
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
① 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 年的日美 关系》
，第135 页。
①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 与日
本人：关于政治
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② 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108—110 页。
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护强国的财产，也是
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③日本正试图保持这种“强国”地
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谈判海
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
于1935 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
处。不幸的是，日本海军另有想法。他们接受以无限制海军军备为后盾的独
立外交概念，反对达成国际协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对与美国达成裁军协定。
④然而，甚至海军也没看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优
势，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它。虽然与美国的海上冲突被看作特别可
能，但日本海军更有兴趣同英国在东亚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能否成功
将取决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这里我们又回到海军裁军谈判，以此来
检验三国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当时这三个国家仍在寻求在亚洲和太平
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1934 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
本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 年末
从伦敦回国后，由孔祥熙接替。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
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另一名日本大学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
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
练和教育。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
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
忆录——1933 到1937 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不仅列出汪、唐和
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他报
导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他们的论证是多方面的。
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
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他们
认为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
这样的事业决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
对话来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
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①
这就是1934 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
谈的背景。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
的抗议。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
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
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
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指责更为有利。他们愿意结束1931
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这至少会达成对现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
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的进一步领土要求。
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
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③ 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94 页。
④ 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
的开始》，第56—63
页。
①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2 卷，第104—126 页。
1934 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
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
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
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①憎恨美国的
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
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
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欢引用孙逸仙1924 年的泛亚细亚讲话。引用讲话的
频繁程度是中国同日本建立和平关系的兴趣的标志。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
是，1935 年伊始汪精卫发表讲话，及时引用孙逸仙强调中日合作的言论，并
保证竭诚把两国召到一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订出严格法规，控制反日示威
和抵制日货，仿佛就要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不久以后，6 月15 日在南京精
心举行了将日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
不幸的是，对那些为稳定中日关系做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那个庆典标
志着这一短暂的企图和解时期的结束。同年，即1935 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
转，这是由陆军决定侵入长城以南激起的。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没有
放弃它们的阴谋，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决定性地破坏
了刚出现的中日和解格局。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
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作。土肥原争辩说，恰恰相反，中国领导
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绝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
本不应被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应在华北大胆采取主动，准
备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分子，以巩固既得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又得出下列
推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区实体。但国
民党人旨在将这一地区更直接地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坚持与
国民党人妥协，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①
1935 至1937 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
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
立一个保证中立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
山西、察哈尔和绥远。日本不仅将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
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
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
查。结果产生了一份由151 个研究人员写成的长达72 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
告成为日本制订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②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国民党人协议的责任，它应当强迫制止这些
活动。东京只有坚定地拒绝批准侵占华北的计划，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誉并巩
固中日和解的框架。日本分裂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罗
斯领导的英国经济代表团来到东亚之际。该代表团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
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副大臣沃伦·菲舍正主张在亚洲推行强硬政策。
他们确信，在中国的财政重建中，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挥显著作用，这既
能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又能为英国的商品获得市场。同时，英国愿意同日本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86—188 页。
① 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45—52 页。
② 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
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
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罗斯计划得以实现，还可
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①
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合作倡议，表明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和远见。现在
这样的合作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这正是军方扩张主义者坚决反对
的，恢复中国地位的国际安排不仅将限制日本行动的自由，而且将加强南京
的中央政府。可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外相广田下决心进行一次投机并与李滋·罗
斯合作，但他完全没有领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没有做任何事来促成它。
他也没有做很多事来反对在华日军的分裂主义活动。他温顺地接受一个又一
个既成事实：何梅协定（1935 年 6 月），秦土协定（1935 年6 月），冀东
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 年11 月），以及导向成立冀察临时政府的阴谋（1935
年12 月）。所有这些交涉旨在从华北清除国民党的人员及其影响，这显然违
背日本同蒋、汪政权和解的官方政策。②但东京完全无视这一矛盾。由外务省、
陆军省和海军省于10 月份制定的‘广田三原则’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望或
国际合作意图。相反，他们要求中国“结束对欧洲和美国的依赖”，并承认
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特殊地位，广田领导的外务省温顺地接受了军方分裂华
北的阴谋和反对国际合作。11 月，广田竟让有吉大使鼓励宋哲元将军的华北
自治运动。①
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
本对华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1931 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
示威游行的禁令。1935 年12 月9 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
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与中国
共产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1935 年11 月算起。②那些
曾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领导人——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
失威信，这反映民族主义的浪潮在高涨。随着中国人的舆论倾向，发生了行
刺汪精卫，紧接着在 1935 年底暗杀唐有壬。
1936 年2 月26 日东京发生军事叛乱后，广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继
续破产。他的外务大臣是有吉明。显然，1934 年有希望的开端已经消失。日
本再一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而英国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却赢得国
民党人的感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现：
1935 年8 月，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也
在法国诞生。1935 年5 月的法俄协定使人民阵线反对德国，这又转而使意大
利接近轴心国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 年7 月至1939 年），这两个
集团走到一起，这四个国家联合英国成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这至少表明
欧洲列强愿意保持一种协商框架。其间的强国英国寻求一种欧洲内部的合
作，以取代国联或英美合作，两者当时都已丧失信誉。与此同时，苏联坚定
地重新进入欧洲社会，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是一个不祥之兆。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苏联第一次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行动。这种建立在相互协商基
础之上的欧洲国家体系也许可使每一个强国自由地参与欧洲以外的事务。英
①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5 章。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①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② 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180—192 页。
国、苏联和德国都主动开始支持蒋介石，这绝非偶然。在李滋·罗斯的改革
后，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而蒋介石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领袖。
日本未能对抗这些发展。它在1936 年的一个成就是11 月和德国缔结了
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在竭尽全力查考与英国或美国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伙伴
的有效安排能否恢复前就转向德国寻求合作，这是日本缺少见识的典型表
现。日本确实没有同德国在亚洲合作的经验。反苏条约尽管对东京的军政首
脑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除了促使苏联加强中国的防御外毫无作用。苏联通过
促进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希望结束国共内战，并使统一的中国转向反对日
本的侵略野心。1936 年12 月的西安事变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满洲
国-中国经济圈。但很难达到自给。1936 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38.2%
和出口总额的50.9%。日本购买的货物30%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20%以
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过4000 万日元，包括对美贸易净逆差25300
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逆差2200 万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
二者都是在1937 年4 月16 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
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
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
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
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
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
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20 世纪30 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
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的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
受到尊重，而与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进。①
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
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亲善声明已完全失
去信任；西安事变已使中国空前团结。现在蒋介石的权威有赖于对日本采取
强硬立场。国际环境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到1937 年初，全球性
萧条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那年世界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1929 年的水平，
而贸易额也恢复到1929 年以前的程度。对外经济问题不再支配工业强国的外
交。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关心防止战争。最重要的是，富
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愿意改变他在1933—1937 年间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
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区争端国际化的策略上来。他批
评了中立法规，确信美国必须再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在内维
尔·张伯伦6 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罗斯福就邀请他来华盛顿共商世界问题。
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
定世界各国均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尽管这些建议毫无结果，但它们表明了美
国开始重返国际舞台。②
在欧洲，国际主义的复苏在1938 年慕尼黑协定里达到了顶峰。像威尔斯
所描述的那样，“该协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
正如1931—1932 年的东亚，1937—1938 年是新国际主义——有时被称作‘绥
① 《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
② 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 年》。

靖’——的鼎盛时期。新国际主义表明主要强国避免战争的愿望，尽管是以
牺牲小国为代价的。然而1937 年在亚洲，西方强国并不太倾向安抚日本，也
就是说不愿与日本合作来稳定政治关系。日本已变得比德国更置身其外，更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说服其他强国相信它对它的对
华新政策承担义务，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骤才行。1937 年6 月4 日近卫文
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实际上是恢复在东亚的国际合作精神。广田重新被
任命为外务大臣，而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经是他们的首要的目标。但
在这一关键时刻，卢沟桥事变毁掉了亚洲和平和稳定的所有前景。
根据大多数报导，7 月7 日在北平郊外的开火不是预谋的。①这次事变确
实应当被抑止住，因为当时主要强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这场战争。德、
英、美、苏很快即将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采取行动，以缓解日本的孤立情绪。
当其中几个强国于 1937 年 11 月在布鲁塞尔会晤来讨论这一事件时，日本的
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① 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 年
20 世纪30 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
产生兴趣——在1937 年7 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与战场上的胜利形成
强烈对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战争目的问题。日本为对华战争正投入大量军队（士
兵人数超过100 万），并于1938 年4 月在国内宣布全国动员，使整个国家为
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
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
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
然而对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这场战争将带来什么
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
的漂亮措辞。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相反，这场战
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
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①对国内，这意味着减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党
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乐主义。著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
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
从社会监督。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话说，“中
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
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②
这样的自我粉饰暴露出日本人对其未来的地位是多么的绝望。对中国呼
吁泛亚细亚主义无异承认这场战争不能在战场上赢得。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
被西方忽视，因此除遵从日本确定的东亚新秩序外别无选择，那么这种呼吁
可能不全是绝望的花言巧语。的确，有一些中国人以前就倾向以朋友对待日
本人，著名的如汪精卫，他们仍抱着维持两国密切关系的幻想。他们相信中
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
失算。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
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
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1935 年共产国
际大会③提出的人民阵线，在1935—1937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
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
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
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
事指挥官，遭到枪决。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
援助中国。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
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①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
依靠美、英。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
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1937 年底到1938 年初，美、
① 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164 页。
② 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第69、77 页。
③ 1935 年7 月25 日至8 月20 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 定共产国
际在反法西斯斗
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译者。
① 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年》，第232—233 页。
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
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
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苏联在许多
方面都采取主动。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
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
维埃（这是1937 年8 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但这只是援助中
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1934 年参加的国际联盟
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②苏联期待华
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 1937 年 11 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
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
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
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
—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1922 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
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
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1937 年10 月的检疫
讲话①一致的。在那次讲活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
侵略势力。到1937 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
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到1937
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
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但是有必要通过与
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
样。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
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
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这场赌博将使德国
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8 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
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
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
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E.英格索尔舰长于
1938 年1 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②重庆
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
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
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
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
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
② 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 1939 年
》，载伊恩·尼什
编：《20 世纪30 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39— 40 页。
① 1937 年10 月5 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 平国家
必须齐心协力，反
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 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
对付主张孤立
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 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②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 年》， 第3
4—35 页。
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
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人民
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但
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
有显著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
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
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
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
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
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 年，中国人民的
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对中国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形势的发展，刚诞生的全球反日联盟在1938
和1939 年经历了附加的变化。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人民阵线和英美
联盟并存的，还有第三种旨在稳定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方案。这就是
绥靖政策，它是苏联倡导的人民阵线，和美、英的专求民主结合的代替品，
尽管事实上三者同时都在进行。准确地说，绥靖是一种努力，要恢复某种既
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国际主义，①防止世界陷入无望的分裂之中。虽然人
们清醒地认识到1919 年后的国际主义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复，但对于这个方案
的倡导者来说，努力结束20 世纪30 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重建一
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机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经济力量曾经是20 世纪20 年
代国际主义的基础一样，它们同样被看成这种新企图的关键。国际紧张的根
源表现为经济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稳定，就必须重新建立对
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利的形
势。这就是绥靖与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只有所有主要国家为了经济重新统
一而联合在一起，绥靖才有意义。法西斯强国必须被纳入这一方案；事实上
这是对绥靖外交的辩护。当然，这假定德、日、意对冲突的经济根源同样感
到忧虑，而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这种观点在20 世纪30 年代初期就有过，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国家也
曾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第一次在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时机似
乎成熟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工业总产值已恢复到1929 年的水平，但世界贸
易额仍不足萧条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来，那么推动一个开放的
世界市场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说服德国和日本致
力于这些活动，而不是军国主义的扩张，那么它们也能成为这个新格局的一
部分。绥靖的倡导者们把它看作比人民阵线或英美联盟好得多的一种选择，
因为后二者有可能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联盟，从而导致
分裂而不是重新统一；而绥靖方案却能避免这样的对抗。它优先考虑把德、
意、日这几个发达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是同苏联或中国合作。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人对美、英在1938 年推行的绥靖外交感到沮丧。的
确，这种外交主要关注欧洲，而不是亚洲。英国政府由于怀疑与美国太亲近
是否明智，并仍信赖与希特勒共事，所以在9 月的慕尼黑协定中在捷克斯洛
伐克问题上取悦希特勒。美国欢呼慕尼黑协定是将帮助重建国际主义的一个
重大成就。没有直接涉及亚洲，英国或美国都不愿对日本采取同样的策略，
① 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主张和法西斯德国妥协，防止世界陷入战争——译者。
因为日本远比德国明显地具有侵略性。与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一起策划慕尼
黑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5 月发表评论：“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
家打一场战争，它也附带地为我们在远东打一场战争，因为如果日本赢了，
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必将丧失殆尽。”①这绝不是对日本姑息的语言。尽管英国
人谨防与日本开战，但他们愿意支持中国远远超过愿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同样，美国人尽管欢呼慕尼黑协定，但他们在亚洲宁愿选择的道路却不容置
疑。1938 年秋开始了美国向中国提供2500 万美元贷款的谈判，尽管数额不
大，但却是美国的首次正式承诺。这笔贷款宣布前不久，当日本政府发表“亚
洲新秩序”的声明时，华盛顿和伦敦立即对它进行谴责。虽然英、美没有联
合行动，但英国决心使它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接近，并让日本知道这一点。②
苏联尽管对日本很谨慎，但对其在远东的地位信心不断增强，部分地是由于
中国持续对日抵抗，同时也由于苏联从东京的理查德·佐尔格③间谍网得到情
报，日本不准备同苏联作战。④苏联领导觉察到，在这个时候给中国巨大的外
援不会冒孤立的危险，并且出现了英美对日本逐渐增加国际压力的良好时
机，而苏联的力量将形成这种国际压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那么英美在欧洲的绥靖不能
不影响亚洲。当斯大林把慕尼黑协定看作资本主义国家意图弥合它们与纳粹
德国的分歧的明证，在1939 年春夏不断离开人民阵线以及与英美的合作以求
与德国和解时，这一点就变得明显了。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应付西方政府明
显渴望重新联合德、意，再次使苏联在世界上孤立。尽管这种恐惧被夸大了。
但绥靖与人民阵线确实不能共容。当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 年8 月签订互不
侵犯条约时，含意是明显的；人民阵线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彻底失望了。什么将代替它呢？绥靖也必然受到伤
害，因为德、苏之间的条约当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动重新联合时所设
想的。同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受到打击；当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的法
西斯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公开与苏联结伙时，这个联盟就没有意义了。
对中国来说，这些是惊人的发展。德苏和解打破了英、美、苏在世界事
务中合作的希望。此外，由于德国公然蔑视慕尼黑协定，吞并捷克期洛伐克，
并打算下一步进攻波兰，英美可能要优先考虑欧洲，但与欧洲各国相比，美
国非常不愿意以武力抵制德国。对中国来说，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苏条约能
使苏联把大批部队调至远东；包括1939 年夏沿满蒙边境苏、日两军之间小规
模战斗的诺门坎事件，显示了苏联在火力上的优势。
因此，到1939 年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美、苏 、中很有希
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变幻莫测的形势所代替。随着德日关系的紧张，特别
是看到对美商业条约的废除，东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调整其政策。废除该条
约是华盛顿于7 月宣布的，作为一项单边行动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产
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东京官员寻求改善日美关系的道路。1939 年秋冬之
①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 年》， 第4
1—42 页。
② 同上书，第50—53 页。
③ 佐尔格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人员，从日本近卫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实得到日 本决定南
进不北进的情报—
—译者。
④ 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 年》，第
 48—49 页。
际，在欧洲“假战争”①期间，日本和美国进行对话以查考能否对时局取得共
识。如果取得成功，他们可能在日本在华势力实际存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稳
定。假如中国人知道伦敦的一些人，著名的有议会副议长R.A.巴特勒，正含
糊其辞地谈论恢复英日联盟作为控制远东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会更加失望
的。②
然而给自由中国以灾难性打击的远东绥靖并没有出现。英美两国都期望
把日本重新纳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坚持的条款。尽管需要改善关系时
东京主动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倡议，但它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作为；因为它约
束不了它的军方。甚至在日本政府寻求同伦敦和华盛顿改善关系时，它不得
不宣称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权，它肯定料到这一举动会破坏与西
方的任何谈判。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在我们采取某种态度对待中国的新
政权以前，让我们了解它能博得诚实的中国人的多少支持。而首先让我们了
解在即将到来的商业条约谈判中，日本将如何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不让楔
子敲入我们与美国人之间。”③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欧洲战争把英国和美国拴在一起了。英国和美国
再度结为伙伴，不包括苏联的参与，也不对法西斯国家让步。这是一个真正
为保卫民主的双边联盟（罗斯福总统称他的国家为民主的武库）。力量与理
想牢固地结合起来了；如莱因霍德·尼布尔在他的《基督教和强权政治》中
所写的那样，没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为袖手旁观只
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和平不再是一种能生存下去的选择，它当然不是那种
不采取行动、裁军、对法西斯国家妥协的和平。因此随着人民阵线和绥靖的
消亡，1940 年的国际事务体现了英美联盟的明显兴起。余下来的是使它全球
化，使它不仅运用于欧洲，也运用于亚洲。
当1940 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使欧洲战争和东亚战争融为一体时，英美
联盟的全球化完成了。它几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领导人与德国结盟的兴趣。
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攫取中国以南地区、切断重庆外援并获得这一地区
的丰富资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时机。对柏林来说，与日本结盟会把美国困
在亚洲，使它不能插手欧洲。这样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1940 年9 月的轴
心同盟。它也使两场战争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专注于保护英国可能意味亚洲处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
弃对德妥协，而日本和德国又紧密联合，它们决不会牺牲中国以取悦日本。
所有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重要性，像1938 年以前那样。当然，这次苏
联不是亲华联盟的一部分。1940 年末，当希特勒显然将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
约并把矛头指向苏联时，斯大林寻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以避免两线作战。苏
联缓慢地但正确无误地与日本实现了睦邻关系，于1941 年4 月签订了中立协
定。至此苏联明确地放弃了欧洲和亚洲的人民阵线。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
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持正被东印度的荷兰人加强。尽管荷兰已沦陷于纳
粹，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仍维持其半独立存在并顽强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
努力。荷兰官员们与他们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对日本的共同
① 1939 年9 月1 日，希特勒突然袭击波兰，与波兰缔结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9 月3 日
对德国宣战。英法
与德国虽已宣战，但一直没有战斗。也有人称为“奇妙的战争”——译者。
② 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06 页。
③ 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24 页。
纲领。这产生了所谓ABCD 集团——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属东印度——这尽
管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它至少准备联合行动，并对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
理压力。日本人非常担心在亚洲孤立，而这正在成为现实；他们同德、意的
结盟却于此无补。轴心同盟无助于日本对付“ABCD 的包围圈”。
于是中国发现自己再次成为防止轴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联盟的一部
分。中国的地位现在似乎更安全多了。她的命运与美、英连结在一起。美国
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志愿”飞行员和飞机组成飞
虎队，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当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华盛顿立即把援
助计划既运用于英国，也运用于中国。伦敦相信美国的支持，对日本采取强
硬的政策。在1940—1941 年之间的冬季，英美战略会谈（所谓“ABC”会议）
重申欧洲战场的首要地位，同时与会各方也同意协调太平洋的战略行动。最
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领导人承诺要维护世界的民主，中国也成为他们为民
主而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由于成为争取主权的全球性战斗的一部分，中
国能得到保证从日本获得最后解放。这就无怪1941 年全年断断续续地在华盛
顿举行的日美谈判毫无结果。这些会谈反映了日本的绝望以及通过请求华盛
顿压迫重庆结束战争以离间美国和中国的策略。美国官员虽然同意继续会
谈，但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作军事准备，没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想法。
当1941 年6 月22 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击斯大林的军队时，中国的国际地
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纳粹的侵略使苏联加入英、美、中联盟。德苏战争对美
国来说意味着西部战线的缓和。同时迫使苏联将其军队从亚洲调出以保卫欧
洲苏联。当日本决定不从背后进攻苏联而继续保持中立时，中国人意识到他
们只能从苏联得到比过去少得多的援助。然而苏联重新参战使人民阵线得以
复苏，并加入英美联盟。中国现在是这个综合性联盟的一员，也将迟早成为
取得胜利的盟国中的一员。如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从重庆发回的报导提
到的那样，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终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
民在ABC 阵线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势力”。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
据认为变得“更危险，经济上困难重重，众叛亲离，并企图从事某些行动，
这些行动可能很容易使它与苏联、英国、东印度，可能还有美国发生公开对
抗，这时候它有100 多万军队困在中国”。①这种观点反映出中国确信终于成
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为世界关键性强国之一。
德国袭击苏联后，全球大战的观念变得更清楚了。现在英美联盟和苏联
共产党人一道共同承担着打败轴心的任务。人民阵线与民主联盟融为一体。
一位美国作家称这种新的联盟为“世界民主阵线”，这一称谓很妥贴地包含
了先前的两种概念。②美国的民主将不仅对本国而言，它将成为全球争取自由
运动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国际主义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
于1941 年8 月在大西洋会晤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
这就是大西洋宪章。这两位领导人保证，两国不仅要协调它们的军事资源和
战略，还要为创造一个更安全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合作。大西洋宪章列举了
一系列准则，如自决、经济上相互依存、国际合作、集体安全以及裁军。中
国赞成这些准则，愿加入英美民主联盟，并使对日战争成为全球为民主而斗
争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闻》评论
① F10904/280/10，见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② 《新共和》，第105 卷第8 期（1941 年8 月25 日），第238 页。
的那样，大西洋宪章预示美国站在英、苏一边，准备参战，它也表明要努力
呼吁欧洲和亚洲人民，根据新的准则与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孤立德、意、
日。③
日本明显地处于守势，它被迫进行两种选择，要么努力与英美两强和解，
把它们与中国拆开，要么放弃所有这样的打算，并巩固它的亚洲帝国。事实
上东京同时寻求这两条途径。一方面，华盛顿会谈在大西洋会议后重新开始。
甚至在首相近卫被代表军队好战姿态的东条英机将军接替时，还认为明智的
做法是继续谈判，看美国是否愿意恢复与日本的贸易，减少其对中国的承诺，
并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当然任何一项这样的协议对中国领导人都是一个打
击，所以他们对华盛顿会谈极为敏感。伦敦也不希望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
对日本让步；让步只会壮日本的胆，并减少美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卷入的可能
性。因此在1941 年9 至12 月期间，中、英两国官员彼此保持密切接触，焦
急地等待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如英国大使从重庆报告的那样，“普遍存在一
种不断增长的恐惧感，担心美国政府出卖中国人，我们也跟随他们”。英国
寻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有出卖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都“在进
行同一场战争，无论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① 11 月底，当蒋介石和丘吉尔
听到在华盛顿已达成妥协风声后，他们两个通知罗斯福这样一种意见：全球
性的民主联盟已经形成，绝不能因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
牺牲中国。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论点，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绝了
妥协的建议。他已别无选择。可被重庆和伦敦接受的唯一与日本的协议可能
是遵循11 月26 日的赫尔照会的路线，要求日军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出，
并劝说日本民族回到20 年代的国际主义。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加入民主阵
营，否则仍被摈弃。
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除非他们向美国，因而也向中国，作出巨大
让步，他们将继续面临西方列强的强硬反对，并准备甚至冒战争风险来保卫
他们的战果。这就是他们在1941 年秋，甚至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制定的战争计
划背后的推论。日本军政领导设想华盛顿协商不会取得结果，他们决定在不
久的将来，除中国外又冒对美、英开战的可能性。进行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将
是建立一个占有东南亚丰富资源的坚不可摧的亚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的
军事力量应打击美、英的舰队，以肃清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区域。9 月初
制定的计划表明，日本决心同世界的主要强国进行较量。日本将建立亚洲霸
权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
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
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
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
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1931
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
择，日本选择了挑战。1941 年12 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
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1931 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
③ 《朝日新闻》，1941 年8 月16 日（晚刊）。
① F8496/60/10 和F9109/60/10，见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 年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
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
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就全球军事形势
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
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
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
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
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他接着说，即便
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
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①
中国军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
得更加明显。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
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
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丘吉尔定期
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除了1942 年1 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
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
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但即使在这里，中、
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国
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
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中英关
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
动经常存在分歧。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
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
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
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
的构架。如1942 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
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
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1941 年11 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
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因此，中、美、英是“天
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
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1943 年1 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
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中国人“全心全意”
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①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
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
分开来。关于推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
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
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②
① F14155/13469/10，见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① 《大公报》社论，1942 年12 月7、8 日；1943 年1 月3、9 日。
② 同上，1943 年1 月29 日。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
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1943 年11
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
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
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
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1943 年3 月罗
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
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
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
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
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
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
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

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
兰、
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①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1943 年初同国
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
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
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10 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
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
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②这一思
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
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
军事强国，与19 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
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
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致于
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
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
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
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
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
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1943 年12 月2—7 日），因此实际上正式
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
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12 月1 日的
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
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
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
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
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
① PREM4，28/9 和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② 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 年》，第553 页。
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现在四
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①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
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到1944 年初，两件重要的、
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
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
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
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
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10 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
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
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
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E.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
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
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②对蒋介石更糟的
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
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
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12 月31 日，戴维斯写信给
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
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
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
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
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
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
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
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
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
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
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
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
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①
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1944 年而得到
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11 章）是一次卓越的
成功。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1944 年7 月，经蒋的勉强
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
官约翰·S.谢伟思报导，“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
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
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
和战后同美国合作。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
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
① 《大公报》社论，1943 年12 月3、7 日。
②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 年》，第156 页。
① 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分享权力。①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
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
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
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
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
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
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
使中国1931 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
不奇怪。在1944 至1945 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
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
得统一。1944 年7 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
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
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
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
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
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①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
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
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
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
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
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
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
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1944 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
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
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
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
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
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
1944 年8 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
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
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
①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第183—187 页。
①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199 页。
已做出努力”。②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
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
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①伦敦的战时
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
改善”。②
在1944—1945 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
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1945 年2 月，罗斯福、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
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
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
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
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
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
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
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
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
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
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
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
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
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③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
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
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
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
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
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
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
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
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
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
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
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
些要求。
这就是1945 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
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
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
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
② PREM4，30/11，首相文件。
① 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 年》，第448 页。
② 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③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第211 页。
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
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
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
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
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
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
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
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
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30 年代日本开始寻
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1945 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
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
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7 月
底哈里·S.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
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
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
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 8 月14 日日本接受
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
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 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
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
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
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1945 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
斯福总统在4 月逝世和德国在5 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
者在1941 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
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
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
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
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
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
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
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
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
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
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
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
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
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
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①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
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1945
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
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停。
这次调停始于1945 年12 月，1946 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共产党人同时又担
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
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①
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共产党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
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
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共产党人。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
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
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
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
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
① 《中央日报》，1945 年9 月12 日，11 月21、25 日。
① 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
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
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
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
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
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
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
定等原则。到1946 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
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
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
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
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显然，就人民阵线
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
的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
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
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
的国家。至少到1947 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
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
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1945 年条约。①就共产党人而言，它
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尽管他
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
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
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如
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共产党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
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根据共产党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
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
战略上的正确性。②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
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
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
此外，在1947 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
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
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
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
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如伦敦外交部副大
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

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实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
和亚
① 《中央日报》，1947 年9 月6 日。
② 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然而，亚
洲国
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
苏
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①
这种情况使美国和英国很难设计出一个与亚洲国家共同抑制苏联的有效
策略。事实上，早在1947 年英国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是英国作为
亚洲强国地位下降的征兆——减少了它在该地区的承诺。美国犹豫不决，因
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
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
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
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
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1949 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
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
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
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1949
年11 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
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外交部通
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
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
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
天做好准备。①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
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连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
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
更多地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
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
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愚弄，
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反共不力的指责无效，
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35 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
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
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
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 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
国共产党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
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
愿公开支持共产党人。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
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
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①
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1945 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
① F17397/1055/6109，见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① F16589/1023/10，见 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① 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从1945 到1949 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
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
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国民党领
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
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共产党人，后
者采取攻势。1949 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
岛。也许再过20 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
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
带回国际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
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
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
伴将无法破坏现状。到1949 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
务的关键。
1931 至1949 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
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
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
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
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就不
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
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共产党人。20 世纪
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
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
个回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第11 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
战争持续了八年。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1500 万至2000 万中国人
死亡。①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
风纪败坏。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
年共产党的胜利。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① 确凿可靠的数字并不存在。有两种官方的估算：(1)蒋介石1947 年说军队和 平民的“
牺牲”是“一千万”，
明显地是个粗略的近似数，见《国家总动员》， 第4 页。(2)官方认可的《蒋总统秘录》
，第13 册，199
页记载，官兵“伤亡 数”是3311419 人（经查《蒋总统秘录》，原书记载为：官兵伤亡三
二一一四 一九
人——译者），非战斗人员伤亡数为842 万人以上。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 因——饥馑、缺
医少药、传染病
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无疑是 很大的。何炳棣估计1500—2000 万人死亡，
似乎是可信的（《中
国人口研究， 1368—1953 年》，第252 页）。陈启天提出死亡总数为18546000，但未指
明出 处（《我的
回忆》，第235 页）。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最近提出“伤亡数”为 战斗人员320 万，平民
“大约二千余万”
（《悼敬爱领袖》，第2 部分，载 《中国邮报》，台北，1977 年10 月29 日，第4 版）
。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1937—1939 年
战事是在1937 年7 月7 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开始的。按照庚子协定，
从1901 年起，日本就已在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间屯驻了军队。而在那个和煦的
夏夜，一中队日本军队在距北平15 公里的卢沟桥（马哥孛罗桥）附近举行野
战演习，那里是控制所有与中国南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所在
地。日本人突然宣称，他们遭到中国士兵射击。①紧急点名发现，他们的一名
士兵失踪了。于是，他们要求进入附近中国人驻防的宛平城搜寻。中国人拒
绝后，他们妄图猛攻这座城镇，未能得逞。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冲突。
日本终究必须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是不成问题的。起码从1915 年“二
十一条”要求起，特别是从1931 年攫取满洲起，他们侵略中国的记录是声名
狼藉的。然而，在卢沟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有
争议的。通常中国人争辩说，日本人蓄意挑起战端。据称日本的目标是将华
北从南京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通过夺取对卢沟桥——宛平地区的控制，
他们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从而迫使二十九军军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
员长宋哲元将军变成一个顺从的傀儡。再则——接下去的论据是——日本人
眼看中国人日益团结，打算趁国民党人变得强大前建立起他们对中国大陆的
统治。
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 年9 月，日本人曾利用一
次类似的事件，占领了横跨北平至天津铁路的丰台。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曾
枉费心机地试图购买宛平附近约1000 英亩土地以建造兵营和机场。1937 年
春，日本的军事指挥官们也曾担心宋哲元正进一步受南京影响，从而威胁他
们在华北的地位。还有，
事变前一个星期里，北平曾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谣传日本人即将进攻；
日本野战演习在卢沟桥这样敏感的地点持续了一周。这是异乎寻常，而且扰
乱人心的；亲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骚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7 月9 日日本人通知中国人，据认为失踪的士兵已经返回，显然他从未受到
中国人的扣押或刁难。①
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卢沟桥
发生事端。1937 年，东京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着重发展工业的政策，作为加强
其军事力量基础的手段；而参谋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 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战
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当然，华北的日军军官是
以不买他们东京上司的账著称的。不过，7 月7 日皇军在华北的规模和部署
说明，野战军司令官们并未对事变作过准备。他们仅有5000—7000 人（宋哲
① 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希望 由此
使国民政府卷入与
日本的战争。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 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
81—183 页；片
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 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54—55 页；阿尔文·D.
库克斯：《诉诸
战争：中日 冲突，1937—1945 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
与日 本：寻求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299 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59—380 页；李云汉：《宋哲元与 七七抗
战》，第179—
212 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 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
编：《中日战争期
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第18—27 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
9 页。
元的二十九军约为这一规模的10 倍），而且大多数显然是在不准备应付卢沟
桥冲突的地方从事演习。因此，日本军队仅约135 人卷入了起初的战斗。②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
模的战争，因为7 月19 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
面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
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平
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
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它还把几个（2—4 个）师从华中
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人
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
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7 月25 日，日本人与宋哲元的军队再次冲突。三天以后，华北的日本司
令长官宣布了“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进行的膺惩
战”。①四天之内，数以千计的中国守军阵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
当时双方政府的政策都变得强硬起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7 月27 日声称，
他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②而蒋介石也于7 月30 日声明：“现
在我们唯有领导全国民众，举国一致，斗争到底”。③
8 月7 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式决定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抗战。
④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他决定把战争的主
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南京的战略家们认为，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来，上
海更适宜于与日本作战，因为该市的阻塞地区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
勤能力方面的优势。对上海日租界⑤的攻击，也会把日本的注意力从北方转移
过来，使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防御，特别是关键省份山西的防御。
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报偿。中国舆论可能会像1932 年一样支持政府，倘
若它在上海采取坚定立场的话。再则，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
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①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
家们依然宣扬蒋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
坏的预料。
蒋介石于8 月11 日即已命令首批三个精锐师——以德国武器装备，并由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和他的德国参谋充当顾问——占领大上海界域
②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162—183 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 297—300 页
；詹姆斯· B.克
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 年》，第310—328 页；罗伯
特·J.C.布托：《东
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91—95 页。
① 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28 页。
②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 年》，第338 页。
③ 同上书，第339 页。
④ 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 年》，第1 卷，第357 页；吴 相湘：
《1935—1945 年
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 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
国，1937—1945
年》，第52 页。
⑤ 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
界，这是没有任
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① 吴相湘：《1935—1945 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 52—54 
页；陈诚：《八年
抗战经过概要》，第9—10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 民党中国》，第41—49 页。
以内（但在外国人地区以外）的阵地。该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区内（包括公
共租界的杨树浦区和虹口区，以及这个中国城市的北虹口区一个1.5 英里长
半英里宽的凸角，见图8）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仓促增援。但是，当8
月13 日作战开始的时候（关于哪一方先射击，至今仍无定论），中国军队约
有8 万，日本军队只有1.2 万。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有一个星期几乎把日
本人赶进黄浦江。然而，后来日本的增援部队在该市北面长江岸边登陆；战
线扩展了；中国军队失去了他们起初的优势。
战斗是毁灭性的。停泊在附近长江和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上的炮，猛击
直射射程内的中国阵地。南京政府决心不撤退，投入更多军队。在三个月的
作战中，大约27 万中国军队——整整60%的国民党防卫力量和蒋介石现代化
陆军的核心——或死或伤。②日本人的伤亡超过4 万。不计其数的成千上万平
民也遭屠杀。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该市大部地区遭到毁坏。
11 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50 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
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
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
防御工事前停住。南京于1937 年12 月12—13 日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日
本的攻势放慢了。同时，他们的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
“南京大屠杀”。在7 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2000 名①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
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奸。②中日战争已经
开始了。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自从 1927 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
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他深信
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
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
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 年晚些时候开始，反
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
在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
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因此，1937 年2 月他撤换了据
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
解。因此，当战事在卢沟桥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击日本的进
一步侵略行动。举国一致，异口同声都支持他，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
的统一。
蒋介石的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他锐敏地感到他的军队劣
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1935 年8
月他对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
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①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 年》，第198 页。
① 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 30 万以上
，被强奸妇女也
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01 和199 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 争期
间的走私、傀儡和
暴行，1937—1945 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 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
集》，第293—296
页。
① 吴相湘：《1935—1945 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48 页。事
实上，早在大约
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
一种认识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
工厂沦于敌手。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
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偶尔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
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
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
攻击，迅速推进。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
国人就隐蔽在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
标。1934—1936 年，外务相广田弘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华三项总的要求：
(1)镇压反日活动；(2)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并建立满洲国、日本与中国之间
的亲善关系；(3)中、日间在铲除共产主义方面合作。但是，广田三原则的确
切含义从来不是清晰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决策者们关于他们的下一着棋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要代表军队参谋本部的一种意见，反对在中国本部扩
张。这帮人争辩说，日本的战争潜力仍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人越来越民族
主义化并日趋统一，他们的反抗比前几年难对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数领
导人——文职的和军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
性。他们记得1931—1932 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国军队极度轻
蔑。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①
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
野心。这在1937 年11 月5 日东京政府提议以类似广田三原则的条款来解决
中国“事变”时，变得更为明显。然而，一直到12 月2 日，蒋政府也不同意
进行谈判。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
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东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11 月建议的基
础上进行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12 月22 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以及
——最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
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1938
年1 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②
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
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
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在
1937—1938 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
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
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
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1932 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 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
党史概要》，第2
册，第914 页。关于国民 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37—72 页，
和蒋介石的演说 集：
《抗战建国：1937—1943 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①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 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53、75、124—
 125 页；布托：
《东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09 页；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交战，1937—1945 
年：通敌政治》，
第53 页。
② 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第68—82 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 主》
，第354—378 页。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
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最终成
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例
如1938 年4 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
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
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这是中国的
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
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
徐州于5 月19 日陷落。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
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①
日本人 1938 年 6 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
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提坝。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
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
面——而不是北面——入海。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侵略者暂时被遏
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
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老
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 个大城镇尽成
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
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
树木顶端的枝桠。①
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
党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②他们多数享有地方
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
风险。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
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1938 年1 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
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1938 年10 月25 日夺取这座
城市。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日本战略家们确
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例如，蒋介石的
焦土政策导致的1938 年11 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此外，在英国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0 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
：从卢沟桥事变到
珍珠港事变》，第146—168 页；《中华志，1937—1943 年 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
，第354—356
页。
①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177—178 页；柯乐博：《20 世纪的中 国》
，第225 页；劳伦
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104 页。估计溃堤时 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325
000，甚至达440000，
见镜涵：《黄泛区的灾 情和新生》，《观察》第3 卷第3 期（1947 年9 月13 日），第2
2 页；《密勒氏 评
论报》第105 卷第12 期（1947 年5 月17 日），第319 页。但是，其他资料 记载，中日
双方的生命损失
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 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
特殊的不宣而战
的战争》，第209—210 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119，2781 函，《河南区办
事处：历史， 迄
1947 年3 月31 日止》，第4 页。
②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167、201、205 页；博伊尔：《中日交 战，
1937—1945 年》，
第 139 页。
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
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1938 年9 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
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
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
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
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
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
是很小的。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
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1938 年12 月18 日从重庆逃
跑了。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1940 年3 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
民政府①来和重庆政府对抗。②
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
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③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
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这
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
区。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④
① 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 — — 译者
。
② 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
朱子家（金雄白）：
《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 《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 19
37—1941 年》。
③ 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72 页。
④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35—136 页。
中国的战争动员
尽管日本反复挑衅，蒋介石还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了好几年，他
认为他必须首先镇压共产党人，并提高军队的素质。但是，到1937 年7 月，
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
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蒋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一个德国顾问团—
—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冯·赛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开
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
器和装备。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
装备海军。①
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
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就这种工业基础的明显的重要性而论，实际成就
是太少了。直到1935 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资源委
员会于1936 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
不足。②因此， 1937 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
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
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
大约30 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8 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
大约170 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
备窳劣，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③
政治上，中国也已开始为预期的与日抗争进行动员，但是进展同样很慢，
令人忧虑。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第3 章《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
评价》）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开始谈判第二次统一战线。蒋介石同周恩
来于次年头六个月会谈了五次，然而到 7 月战争爆发时仍未达成协议。①
1937 年春，蒋介石还曾采取不寻常的步骤，邀请全国400 多位头面人物
到旅游胜地庐山出席谈话会，共商国是。被邀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
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
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谈话会实际上是直到战斗已
经开始的7 月16 日才召开的。尽管政府早在战前就试图这样做，以便与不断
高涨的抗日情绪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继续监禁如陈独秀等政治犯，并对抗日
民族救亡运动的民众领袖即所谓“七君子”起诉。
不过，战事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终
于结成。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
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97 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第2
17—223 页；于尔
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80—585 页。
② 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3 章，1932 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 业、文
化等国防需要的
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 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292 页
。
③ 同上书，上册，第324—326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53—155 页；
多恩：《中日战
争，1937—1941 年》，第6—10 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 概要》，第九表。
① 见本书第12 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0/1415
4，1937 年7 月23
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
更。
为了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政府试图同时加强蒋介石中央集权的独裁权
力，并扩大其民众支持的基础。早在1937 年8 月，蒋被授予新的广泛权力。
难于控制的、曾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党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
被国防最高会议（1939 年1 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所代替。蒋主持这个
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委员会也由蒋主持；它不
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现在，按照军事委员会新修改
的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陆、海、空
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指导全国民众．．．．．．．。”①蒋介石根据这项授权在委员会内
建立
了八个部门，负责指导政策、重工业、轻工业和商业、国际关系、民防以及
作战。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们的职责大量被军事委员会接
管。②
然而，在五个月里，战时状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乱。军事委员会的司法
权是如此广泛，其行政权是如此复杂并难于控制，而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
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犹如一团乱麻。结果民事管理的责任，
至少在形式上又还给政府和党的相应机构。而军事委员会再度单纯负责指导
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作了这种调整，军事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是政
府的实际中心。蒋介石在各个时期还担任了其他高级职务。例如，他是国防
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即政府总理），国民参政会议长和国民党
的总裁。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③行使他的职权。
因此，在军事委员会内，他设立了参事室（由王世杰指导），它广泛地
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参事室讲
话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权威性。还有侍从室，可理解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处。
这个机构配备过像陈果夫和陈布雷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它决定谁晋见蒋，什
么情报上报给他，并就所有官职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议。军事委员会还包含一
个保密检查室和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后者是一个由戴笠将军指挥的非常可
怕的秘密警察组织。结果，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
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①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领导权也是得到公认的。他追求党的总理职
务已好些年了，在1924 年党改组后，孙逸仙曾通过这个职务对国民党活动行
使独裁的控制权。然而，孙逝世后，那个头衔永久为他保留着，而国民党至
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实行一种委员会体制。蒋介石希冀恢复原领导原则，认
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
党的严重分裂和不稳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广东和广西聚集于胡汉民周围
的党内的强大派别，曾经对蒋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心怀妒忌。但在1938 年3
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被授予总裁的头衔（在中文
① 《中华志， 1937—1943 年》，第321 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8 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 册， 第1
152 页；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 页。
③ 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① 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7 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
府与政治》，第
185—187 页；《中华志，1937—1943 年》，第86、322— 323 页。
里，措词是总裁，不是总理．．，一种并无不同的差异）。他对党的控制实际上
已经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欢欣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
党之认识。吾党动摇已十有五载，至今日方得稳定。”②随着1943 年8 月林
森主席的去世，蒋也担任了主席的职务。因此，在战争期间，党、政府和军
队的所有最高职务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当蒋巩固他的独裁时，他也力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1938 年初在武
汉，民族团结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激荡着，并且绝未再现。国民党临时代
表大会，倡议设立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参政会是准备为民众
参预国民政府事务提供讲台的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起初，它由从各方面遴
选出来的200 人组成，企图保证非国民党员的贤达参与政事。结果小党派和
共产党得到大约50 个席位；无党派人士得到70 席；国民党员拥有的席位不
超过80 席。新的参议会是这样一个明显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机构，在战争
的头一年间它反映了民族团结的情绪。①
然而，参政会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议会，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
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实施它的决议。它的权力仅仅
是咨询性的。但直到大约1939 年，参政会充满了合作气氛，它是一个有影响
的政府机构。
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组织，它企图谋求全国青年的支
持。当时所有非国民党的青年团体概行取缔（通过简便的拒绝它们所需要的
政府登记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励群集于蒋介石领导之下。不过，组建
青年团还有第二个目的，即恢复国民党的生机。蒋介石1938 年依旧对国民党
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他宣称：
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

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斗私见??于是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民

众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②
蒋介石希望青年团能使国民党运动充满新的理想主义。他说：“中国国
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③
国民党中国几次战时动员行动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居民、政府、学校和
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在战前，中国国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
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
受日本人蹂躏。在那些地方以外，是辽阔的内地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
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①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然而
国民党人却在这里建造他们的战时根据地。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 册，第1214 页。
① 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 年》。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 册，第1226—1227 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 见易劳
逸：《失败的根
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 年》，第 89—107 页。
③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4 册，1731 页。
① 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
、浙江、江西、
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
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1937 年8 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
体。私营实业家们也受到催促，把他们的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进军路线。8 月
10 日，上海战事爆发前三天，政府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工厂
从该市转移出来。战火迅速赶上这些准备工作。146 家工厂重15000 吨的设
备，随同2500 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移出来的。在战争的
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地是武汉。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
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内地的迁徙再度
开始。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
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许多设备放在木船上，拉纤溯长江而上。宜昌以西，
江水穿过狭窄而陡峭的峡谷曲折回旋，这里船只时常由几百个拼命用力而汗
流浃背的纤夫拖曳逆流前进。总共有623 家私营工厂搬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
（其中大约3/4 最终恢复生产）。武汉两家大型然而陈旧的钢铁厂，包括汉
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37000 吨）。另外，还有119 家纺织厂重
32000 吨的机器，以及320 家机器制造厂重约19000 吨的机器。随同这些工
厂迁移的有42000 名技术工人，其中12000 人是靠政府的财政资助来的。①
国民党人曾把这次工业内迁，描述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的证据。虽然成
就是显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120000 吨，相
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
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
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
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
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
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
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
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②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
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5—7 年的时间内获得5—10%的利润，并获准低
息贷款和自择厂址。③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
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
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
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
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
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
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①
①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 年3 月15 日，第10—13 页
；李紫翔：《抗战
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12 月13 日），第27—33 
页；许涤新：《抗
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1 卷第4 期（1940 年2 月15 日），第
33—44 页；《中
华志，1937—1943 年》，第436—439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
—1950 年》，第
211—218 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42 页。
②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12 页。
③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438 页。
① 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1 卷第4 期（1940 年2 月15 日
），第53—54 页；
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62 期（1967 年10 月1 日），
第4—7页；休
大学也加入了向内地的迁移。由于它们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
地，日本军队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1937 年7 月29 日，日本飞机轰炸
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最后，他们用煤油
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
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
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②
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1939 年后期，原来的
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6 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52 所教育机构
已迁入内地，还有25 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
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
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
③但是，到1938 年2 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
的省会昆明。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257 名学生和11
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17 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
学。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
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
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
短缺。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
得生活条件严酷。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条箱当
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
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
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因此，
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再则，因为实际上所
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1936 年42000
名学生增长到1944 年的79000 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①直到当时，内地省份
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
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
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
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2—43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49
 页；巴巴拉·W.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 年》，第184 页。
② 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
对中国高等教育
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
《战时中国的教
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
③ 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①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 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
确定。陈估计，华
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350 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
久性难民的主要
部分。陈达估计另有1075 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
，他们在战事发
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5000 万。见
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第14、25 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79 页谈
到难民数字的估
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
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
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
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
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
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
全消除。②
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2—68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
工业劳工研究》，
第9—12 页及各处。
1939—1945 年的恶化：军事
1938 年10 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
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 年12 月7 日③
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
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
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
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
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
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1945 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
态。
国民党人于1938 年10 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
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
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
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1937 年7 月以
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10%的土
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
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
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
争。1939 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
11 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在广东西部的北海登陆，并挺进100 英里攻取广
西省会南宁。这是对国民党人的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通向河内
的新铁路线，而中国人当时正通过这条铁路线取得足占他们极为需要的进口
物资的1/3。其后，1940 年9 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
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此后，国民党人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
滇缅路、香港（日本人于1941 年12 月占领）的空运和通往俄国的漫长的队
商卡车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见图）。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
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
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1939
—1941 年轰炸了268 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1939 年5
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4400 人死于非命。①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确实，重庆民
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1941 年晚些时候
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1939 年7
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积极
促进。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
③ 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12 月8 日——译者。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2—203 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96—297
 页；卡尔逊：《中
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73 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73
—574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152 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87—588 页。
千多英里边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监视。许多日本人也在这
种贸易中主动勾结。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
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的。②
1940 年7 月，日本内阁的一场重大争论也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日
本领导人发觉，除非他们获得东南亚的丰富自然资源，在中国取胜将依然无
望，而且他们确信西方列强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他们商定把帝国扩张的
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场以外去。他们希望——虽然不是确信——通过外交途
径，他们能够在南方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对华战争
的特征，也导致了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进攻珍珠港。③
在中国方面，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已经使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要打一场消
耗战。蒋介石宣称，日本人在中国辽阔的地域推进，把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
备摊得太开了。“我们的敌人打的时间越长，它陷入的困难也就越多；我们
打得越久，我们就更坚强，更有决心。”①像日本人一样，蒋也希望避免决战，
因为他预料西方盟国最终会被拖入反对日本的斗争。开始，他只期待盟国的
物质援助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这个消息在重庆受到
兴高采烈的欢迎）后，他期待英国，特别期待拥有巨大技术资源的美国，会
承担打败日本的主要责任。到1943 年，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E.高思评论
说：“中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太疲惫，过于精疲力竭；装备也太差，不能
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无需再如此努力的时候；而且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所
有的抗日的东西，坐下来歇口气，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
经济问题。”②
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日本人那里引开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增长的磨擦。1941 年1 月新四军事变③（见第12 章）后，统一战线实
际上已不复存在。有影响的国民党领袖们——最著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
党务工作者陈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发动一场根绝赤祸的运动。蒋介石顶
住了这些压力，主要是因为他害怕盟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如果它
公开卷入内战的话。然而，自1939 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许多最精锐的部
队——不同的时候在15 万至50 万人之间——去封锁共产党人在西北的根据
地。④
虽然国民党人与日本人双方从1938 年后期起都甘愿打一场消耗战，但这
并不意味着战斗已全面减少。日本人偶尔也发动一场攻势以达到有限目标。
例如，1940 年6 月，他们攫取了重要的长江口岸宜昌，以阻断华中粮仓各省
与重庆之间的货物流通，以及取得一个更靠近国民党地区的空军基地。1942
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将军轰炸东京后，日本人以10 万军队攻入浙江和江
②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 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148—149 页。

③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53 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
》，第300 页；藤
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
：1931—1941 年
的日美关系》，第191 页。
① 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3 年，中国》，第142 页。
③ 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03 页；刘馥：《现代
中国军事史》，
第205 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 年7 月》，第7
1—72 页。
西，捣毁可能在将来用以对其本土岛屿进行轰炸的空军基地。他们也定期向
国民党战线发起进攻，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占领新的土地，而较多蹂躏农村，
掠夺或毁坏新近的收获，阻止国民党人积聚具有潜在危险的精选的部队，或
者在实战中训练新兵。①在所谓相持的这几年内遭受的伤亡——特别是早期—
—是重大的。中国人承认死亡人数1940 年为34 万，1941 年为14.5 万，1942
年为8.8 万，1943 年为4.3 万。②但是从1939 年到1944 年初，战线并无重
大变动。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
在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人数在350 万以上。③但是，它不是一支统一
的国家军队，而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程度不同，训练、装备和作战能力各异的
军队联合体。这个参差不齐的集合体的中心是“中央军”。1941 年，在全部
国民党军队三百多个师的总数之中，中央军约有30 个师近50 万人。在战争
进行过程中，蒋扩充了这支武装，以至到战争结束时，中央军约有65 万人。
在1937 年，中央军的军官是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有代表性的。他们
学习过现代军事技术——30 年代时常由德国教官传授。政治灌输在他们的训
练中显得很重要；军官们高度效忠于蒋介石。①
然而，大多数国民党武装是军阀部队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节
制的名声显赫的人物指挥。因此，他们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淡薄的。他们妒
忌和害怕蒋介石的日益增长的权力。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抵制中央政
府对他的省内权力的侵犯，并为批评重庆政府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
华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像
一位拥有自主权的总督那样统治着他的故乡山西。他阻止中央军进入他的战
区，并保有自己的政党（民主革命同志会②）以对抗国民党。确实，从1941
年起，阎甚至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关系。其他具有省籍渊源的将军们，
如李宗仁（广西）、薛岳（广东）、于学忠（满洲）和傅作义（绥远），均
已失去他们特殊的地方性根据地，但仍对那些宁愿效忠他们，而不愿效忠蒋
介石的军队保持着指挥权。③
那些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战争爆发而起了变
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军阀的权力已经衰微。蒋的权力日益增长，最关
紧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实并且比较熟练的军队。但蒋的最好的军
队，包括他那由德国教官训练的精锐师大部在上海溃灭，造成了国民党军队
① 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 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
况》，美国国务院
档案893.00/14662，1941 年1 月29 日，第7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3—2
04 页；白修德与
贾安娜：《中国雷鸣》，第62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
，1937—1945
年》，第40—82 页。
② 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3211419 人，包括死亡1329958 人，《中华志，1950 
年》，第182 页。
③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
。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第127 页记载，军队从1940 年的250 万人增加到1941 年近450 万人。《中华
志，1937—1943
年》提出了一个600 万的数字。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 页；刘馥：《现代
中国军事史》，第
112—113 页。
② 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
党中国》，第329—355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83—131 页。
内部的军事天平向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们倾斜。蒋的政治权威相应减弱。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国民党干部，用新近训练的
军官和现代装备重建中央武装力量等手段，竭力矫正他本人与地区指挥官之
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衡。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将军们的猜疑和敌意。他们
抱怨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把他们的师送去与日本人进行毁灭性的战斗，而蒋
却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队。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
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
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①
简言之，国内政治支撑着蒋对战争的指挥，而蒋则借此增强他的中央权
力。当然，如蒋的支持者们所申辩的那样，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轻易容忍
它的军事指挥官们起着破坏作用的独立态度。不过，蒋所采用的增强其中央
政府权力的手段，本来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么说，各省军阀们的不
满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越来越激烈。在1944 年，主要的地方军阀结成了一个联
盟，实际上阴谋推翻蒋的政府。②当时许多非中央军的指挥官干脆叛逃到日本
人那边。这些叛逃的将军1941 年有12 个，1942 年有15 个，1943 年是高峰
的一年，有42 人叛逃。50 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
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③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
加剧了。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在1944 年10 月后把国
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①
这也是非中央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特色。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获得荣誉和地位，
并不是由于他们军事技能娴熟，而是由于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的机敏和及时转
输忠诚。不过，即使是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的高级军官们，也非常缺乏军事
领导所需要的素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20 年代黄埔军校前四期的毕业生，
那时训练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续几个月。在他们因对蒋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
师和军的指挥官时，他们对军事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是狭隘而过时的。在30
年代，这些高级军官本来可以趁机在参谋学院②里受先进的德式训练。然而，
那时他们已经有这样高的军阶，以致他们认为再去当学生会有失尊严。③
当然，也有些高级指挥官超越这种体制。例如，陈诚、白崇禧和孙立人，
由于他们智慧，廉洁，具有军事才能而出类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
崇禧也好，孙立人也好，都不是蒋介石核心集团成员。蒋使用他们的才干，
但把他们紧紧地拴住，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军的人，并表现出了一种倔强的独
立精神。蒋的一个亲信陈诚，由于在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派系纷
争中的失败，战争期间大都在政治风云之中度过。④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 页。
② 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 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100 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
盾关系面面观》，
第284—292 页。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33 页，引用材
料时有删节；并
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 页。
② 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55—58、81—89、145—152 页。
④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
》第29 卷第4 期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1929—1937 年
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3000 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2000 名参谋接
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
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
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
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1937 年的
80%降到1945 年的20%。①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
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
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 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
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
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
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
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
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
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
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
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
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
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
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 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
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
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
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1970 年8 月），第844—847 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 页；斯诺：《争
夺亚洲的战争》，
第184—185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7 页。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49 页。
② 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348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
时机消失》，第
369—370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
3—37 页；林沃
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0，1943 年8 月14 日，附件第
2 页；兰登致国
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22/1144，
1944 年7 月1 日，
第2—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7 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
11 卷第2 期（1967
年8 月），第90 页。
①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
83 名新兵。（国
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 年7 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 页，向我提供的信息。
）遗憾的是，没
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蒋梦麟根据秘密
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 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
可能是140 万（见
蒋梦麟：《新潮》，第91 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
了中国社会反共
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 卷第7 期（1949 年9 月16 日），第6—7页。蒋梦麟：
《新潮》，第90—91
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 页。
②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36 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 年4 月—10 
月），第113 页。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
缺。1944 年10 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
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
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
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 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
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
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
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
一位美国专家1944 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 名士兵，他发现57%
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
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
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
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
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 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
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
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
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
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
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
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
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
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
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 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
约为1700 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 人就有一名医生。
另有28000 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65、243 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
《中国军队的健
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 年9 月14 日函，附件第2 页；和高斯致国务院
：《一个中国新闻
记者的1943 年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 太平洋战争/3
559，1943 年11
月5 日，函内附件第4—5页。
②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6—138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
状况》，附件第2
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3 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
中国军队的健康
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2，1943 年12 月4 日，第1—2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45 页。
④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 年》，第60 页。
⑤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 年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
第5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 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
·斯蒂芬森·鲍
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
军卫生署效能的
史实，1941—1945 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9—140 页；斯思明（音）：
《中国的卫生问
题》，第44 页。
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
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
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
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
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 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
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
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
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
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
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
较好的部队，1942 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
万人中有6 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
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
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
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 万人的师每月600 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
论：在800 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
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② 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236 页。
③ 法默：《上海成果》，第137 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 年》第65 页中写道
：“中国人通常
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他们横竖只有死’。”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 年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3 
页，附件第5 页。
外国军事援助
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
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
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
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
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了
10 年，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却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
卢沟桥事变之前，俄国人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就已经变得温和了。他们曾经鼓
励第二次统一战线。西安事变期间，他们劝告安全释放蒋介石。而且早在1937
年9 月——没有等到缔结一项正式的援助协议——他们就开始发送物资给国
民党人。1937—1939 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1000 架飞机，2000 名“志
愿”飞行员，500 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是根据总
额为2.5 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3%）贷款提供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
到1939 年9 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1941
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意味深长的是，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
中国共产党人的。按照中国驻俄国大使蒋廷黻的说法，“莫斯科对在中国激
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①
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战争第一
年，法国提供了一笔500 万美元的小额贷款，以建筑一条从印度支那边境到
广西南宁的铁路。美国用全部买进价值为1.57 亿美元的中国白银的方法来支
持中国的法币储备，从而支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但是，直到1938
年12 月，战事爆发将近一年半之后，美国和英国才分别同意总数为2500 万
美元和50 万英镑（合200 万美元）两笔为数不大的对华贷款。而且，美国和
英国害怕疏远日本，特别禁止中国人使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和其他战争物
资。从1940 年开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长。美国允诺的贷款1940 年为4500
万美元，1941 年前期为1 亿美元。1941 年后期，美国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条
款，开始也向中国发送军械和其他物资。美国志愿队，一支在陈纳德指挥下
以“飞虎队”著称的空军小分队，1941 年下半年在缅甸投入战斗。在战斗四
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俄国所提供的大约相等。①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战争的关注明显增长。但是，当时成为盟友
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烦恼。关系紧张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从未提供
中国人认为应向他们提供的大量军事支持和物资援助。1942 年前期，日本人
切断滇缅公路后，通往中国的主要补给线是从印度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麓
起伏的丘陵，到达云南昆明的危险的航程。关系紧张的部分原因，则是美国
飞机不足，越过这条有名的“驼峰”的补给物资与重庆所表示的需要相比，
仅仅是杯水车薪。尽管有运输上的困难，假如西方盟国的政策不是先打败德、
意，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中国本来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例如，
在1941 年和1942 年，美国仅仅分配给中国租借援助总额的大约1.5%，1943
年和1944 年只有0.5%——尽管这个数字在1945 年上升到4%。①国民党人对
①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 年》，第18－21、18、26、54、125—130 页。

① 同上书，第207 页及各处。
① 表明飞越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补给总数的一些数字（单位：吨）： 资料来源：刘馥：
《现代中国军事
“欧洲第一”的政策愤愤不平。
1942 年后，困扰中美关系的许多抱怨和误解，是围绕约瑟夫·W.史迪威
将军这个人物出现的。珍珠港事件时，被视为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的军团指
挥官史迪威将军，起先被遴选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战指挥官。但是，由于他
对中国的出色了解和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对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担任后来
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所说的“在整个战争时期指派给任何美国人的最困
难的工作”。②史迪威被选派为蒋介石的盟军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和中缅印战
区美军总司令后，他特别受到指示，要“为进行战争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
助的效力和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③作为在中国的美国战区司令官，不
可避免地在中国人对华盛顿的优先政策的不满面前，史迪威首当其冲。他与
蒋介石首次闹翻，是在缅甸的盟军败绩问题上。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
且都不喜欢对方。在史迪威的许多品质之中，他对缺点直言不讳，不善外交，
不能容忍装腔作势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喜欢辛辣地讽刺。蒋介石正好相
反，尚虚荣，不直截了当，含蓄，并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异。史迪威很快
把蒋介石视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他把国民政府与纳粹德
国的独裁和强盗行径等同起来。史迪威在朋友中间轻蔑地称蒋为“花生米”，
而在1944 年中期，他私下反复这样思索，“中国顽症的治疗在于除掉蒋介
石”。他问：“为什么暴死这次就不能在适当的地方降临呢？”①蒋介石知道
史迪威对他的态度和轻蔑看法，反过来也厌恶这个美国人。至少早在1943
年10 月，他就试图把史迪威调离中国。但史迪威有马歇尔将军的信任，他保
持其职务直到1944 年10 月。
与他们的个人不和搅在一起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目标根本不同。史
迪威只关心增进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贡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开始训
练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并建议国民党军队应从根本上加以改编。
他断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地使用。他争辩
道，这支军队“总的说来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营养不良，不发薪饷，未经
训练，照管不周，而且贪污腐败”。②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他建议把军队的规
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称职的指挥官，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30 个师，最
后达到100 个师的精锐部队。他还建议，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发动一场攻势
来收复缅甸，因为只要日本控制那个国家，中国的外国补给物资就只有依赖
飞越驼峰流入的有限货物。史迪威认为，只有靠开辟一条经缅甸的陆路，才
能输入充足的物资来装备中国军队，以大举进攻在中国的日本人。
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在盟国参加
战争以后，最终战胜日本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
定之局。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史迪威关
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人发动进攻的建议，对蒋是最讨厌的事，因为这些建议
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险。比如，他装备最好的军队是忠
史》，第157 页；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命的美国在中
国的努力》，第
42、67、203 页。关于租借法案，见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50、399、402 页。
②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232 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74 页。
① 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编，第115、124、213、320、321、322 页。
②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82 页。
诚于他的人所指挥的，纵令他们往往在军事上是不够格的。假若照史迪威极
力主张的那样去办，军官们都得任人唯才，那末军权将落到他的潜在政敌们
的手里。举一个恰当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将军，很想委派他担任
国民党军队中具有实权的职务。史迪威所忽视的，而在蒋的思想中最先悚然
出现的，是白崇禧是一个有着长期反叛中央政府历史的前广西省军阀。同样
在1943 年，史迪威建议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联合发动一场对日本
人的战役。然而要劝导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一场进攻，势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
资供应他们，蒋当然不能接受重新装备或以其他方式加强他所憎恶的人的方
案。
史迪威名义上的部下陈纳德将军，与蒋介石的意趣比较投合。珍珠港事
件后，陈纳德重被征调进美国军队，而他的“飞虎队”改编为中国航空特遣
队（后来的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对空军打击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
他于1942 年10 月声称，他以105 架战斗机、30 架中型的和12 架重型的轰
炸机，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6 个月之内，顶多在一年之内”。①
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对蒋介石是有魅力的，因为它将使中国成为主战场——
从而使国民政府有资格要求更大份额的物资援助——而无需大量耗费自己的
资源。那么，史迪威所要求的军队改革和积极参加地面战争将是不必要的。
在华盛顿有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作后盾的史迪威，强
烈反对陈纳德计划。他争辩说，这个计划的关键性缺点是一旦空袭有效，日
本人将攻击和摧毁美国的空军基地。鉴于中国军队当前处于无能状态，那些
空军基地十分脆弱。但罗斯福却站在陈纳德和蒋介石的一边，于是陈纳德的
空中攻势开始了。到1943 年11 月，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国海岸的
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损失。此外，日本当局担心美国人将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
军基地发动对本土岛屿的袭击，摧毁其军事工业。于是，史迪威最担心的坏
事不久成为事实。因为日本于1944 年4 月发动一号作战——这是自1938 年
以来他们在中国发动的最大和破坏性最强的一次战役。它切断了国民党人的
防线，甚至形成对昆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的威胁。
这一军事威胁，恰好与经济萧条和正在增长的政治不满同时出现。
一号作战战役的成功，使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境。为寻求解决这场危机，
罗斯福于1944 年9 月19 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
全部军队”。①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我把这包
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往后一靠坐了下来。投枪击中了这个小
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
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②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蒋懂得由史
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
握中滑落。这种情况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挠地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
1944 年10 月19 日，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
司令。
① 陈纳德：《战士风格》，第214 页。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443—446 页；塔奇曼：《史迪威 与美国
在华经验》，第
492—493 页。
② 《史迪威文件》，第333 页。
1944 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它向所有中国人，
也向全世界揭示在前此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惊人
的地步。日本这次作战的目标是夺取或摧毁中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陈纳德
第十四航空队正是从这些基地发动它的高效的空中攻击的。为了完成这项任
务，日本人于1944 年4 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对平汉铁路的完全控制，以保
卫他们的后方。到5 月下旬，他们已准备就绪。日本人从汉口沿湘江南下，
首先包围湖南省会长沙。中国人以前在长沙曾三次成功地抗击了日本的进
攻，但这次中国人防御不力，该城于6 月18 日失陷。
10 天后，对衡阳的攻击开始。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持下，薛
岳的广东部队在这里顽强战斗六个星期。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这是中国军
队进行大规模持续抵抗的唯一例证。此后，中国的防线崩溃。日本人向南推
进到广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军基地。 1944 年 11 月，他们摧毁了陈纳德
的空军基地，形成了穿过中国中部连接沈阳到河内的一条通道，然后西进。
他们似乎势不可当。中国军队被驱赶上去抵挡，但是——按照魏德迈的说法
——甚至装备精良的师都“融掉了”，他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
阵地”。①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
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
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②
但是，12 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本
的攻势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
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
——已经完成。到 1944 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
标。
然而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中国遭到了可怕的损失。将近50 万士兵死伤；中
国领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1/4 的工厂；政府税收
来源锐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①
尽管到1944 年国民党军队已明显衰败，但对它在战争期间成就的评价却
有很大差异。例如，长期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宣称，他的军队与日本军队
作战，计有22 次会战， 1117 次重要战斗，38931 次小战斗。他宣称，相反，
共产党人“未出动一兵一卒抗战”。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
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
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
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②
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薛岳将军的部队三
次在长沙（一次在1939 年，两次在1941 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1943
①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0、328 页。
②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3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 机消
失》，第166 页。
① 例如在广西，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 据报道
，有11 万人被杀，
16 万人受伤，30 万幢房屋被毁坏，8 万头耕牛被杀 死。《新民报》，1946 年3 月20 日
。
② 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自由钟》第3 卷第3 期（1972 年
9 月20 日），第
26 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79、284 页。
年11—12 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
90%的伤亡。1943 年在鄂西，抗击日本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
大约7—8 万人，而日本军队的伤亡为3000—4000 人。③
批评国民党人的人，曾把这些英雄主义和勇猛善战的实例说得一文不
值。例如，他们宣称1944 年6—8 月光辉的衡阳保卫战，是由非中央军的指
挥官薛岳不顾重庆政府的阻拦而进行的；又说，在这些罕见的事例中，国民
党人之所以发起攻势，是因为蒋介石需要宣传，好使盟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战
场值得给予更多的物质援助。此外，共产党人曾嘲笑国民党人关于对日作战
的主张，他们断言直到一号作战，日本军队足有84%集中于对付共产党的军
队，而只有16%对付国民党人。①史迪威在1944 年晚些时候调离之前，也曾
指责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们“异常无知和漠不关心”，并断盲现领导下的国民
党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②
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
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
价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
保持一支大约100 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归根
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1942 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
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这一概括
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迈制订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
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1945 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1945 年4—6
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战争结束
时，这些师中有8 个已经完成了13 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22 个师已经开
始。但是余下的300 多个中国师仍然原封未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支军队是
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蒋似
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改革军队的所有尝试——如史迪威将军沮
丧地认识到的那样——都很快在国内政治的浅滩上搁浅。例如，相对于可利
用的资源，这支军队太庞大了，不会有战斗力；但裁军的建议也是不可行的，
因为地方指挥官们反对，他们如果失去他们的军队，他们也将失去他们的权
力。蒋对政府的行政控制也过于无力，以致不容许作必要的改革。举例来说，
他曾反复下令，征兵制度应更人道一些。然而，由于这个制度为地方士绅和
腐败官员所支配，政府对这些人控制不了，或无法对他们执行纪律，征兵制
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1 页；高思致国务院：《一 个中
国新闻记者的1943
年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1 页。
① 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
杂志》第27 卷第
1 期（1967 年11 月），第111—115 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321—
322 页；爱泼斯
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2 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第66 页。
② 《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 页。
通货膨胀灾难
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
程的顶点。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
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
济和社会普遍虚弱。起初通货膨胀率比较缓和。在战争的头一年，价格上升
约40%。从1941 年下半年到1944 年，物价每年翻一番以上。此后，增长率
又急剧上升。①
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银行借
款，这四家银行大量印刷新钞票以满足这种需要，使通货数量大为膨胀。开
战以后，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头两年，政府花费大量款项在内地重新安置
和发展工业。庞大的款项被用于在中国西部建筑新的公路和铁路，并修至印
度支那和贯穿缅甸。在这两年期间，政府的年支出增长33%，而它的岁入下
降了63%。战前，大宗岁入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
品税约占80%。当日本人蹂躏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时，这些税收来源大量丧
失。政府战时支出的约75%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见第10 表）。
表10 按战前价格计算的纸币发行值，1937—1945 年
（总额和价值以100 万元为单位）
期末政府银行纸币发行总额平均价格指数按战前纸币折合的发行值
1937 年7 月1455 1.04 1390
1938 2305 1.76 1310
1939 4287 3.23 1325
1940 7867 7.24 1085
1941 15133 19.77 765
1942 34360 66.2 520
1943 75379 228 330
1944 189461 755 250
1945 年8 月556907 2647 210
1945 年12 月1031932 2491 415
*此为每年12 月份的数字，1937 年和1945 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资料来源：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 年》，第
304 页。
虽然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
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
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
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
① 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 年，49%；1939 年，83%；1940 年，124%；1941 年，1
73%，1942 年，
235%，1943 年，245%；1944 年，231%；1945 年1— 8 月，251%。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
第二手资料是：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 与通货膨胀，1937—1945 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
周舜莘：《中国
的 通货膨胀，1937—1949 年》。
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6.8 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
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
缺。
日本人于1937 年9 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1938
年10 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72%；1939 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
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从1941 年12 月起，
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进口品
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越
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 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
到仅为战前水平的6%。
在1937—1939 年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普通中国人未受到其最坏的影
响，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
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 年和1939 年国民党地
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 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
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
格到1939 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
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
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
但是，1940 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
了整个通货膨胀的进程。这一变化最初起因于歉收。1940 年农业产量比1939
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 年7 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
现金。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这样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
衡。
通货膨胀还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国内工业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布匹、药品、纸张和电灯泡等货品原来大多在沿海城市生产，现在
这些城市已丢给日本人。战争期间，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小型工厂在内地建立
起来了，但它们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成了消
费品的一宗重要来源。起初，国民党人和日本人双方都禁止这种贸易。然而，
在1939 年7 月，随着消费者需求无情地增长，除少数紧缺物资外，重庆政府
让所有其他物资的贸易合法化。确实，在1943 年，它甚至设立了一个官方机
构，由强有力的军事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指挥，从事并增进与敌占区的货
物贸易；不过，无论这种贸易，还是本地的生产均不能满足市场。就日本人
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他们也企图参与。①
从1940 年起，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
是公众对货币缺乏信任。1937—1939 年，有一种强烈的储存法币的倾向，尤
其是在农村民众中间。这种储存是乡村中对货币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种反应，
它缓冲了通货膨胀的冲击，因为它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缓解了对难
以得到的消费品的需求。但是，随着1940 年夏季稻谷歉收，农夫们开始储存
粮食，而不储存货币。投机商预计将来价格上涨，也买进并囤积大量粮食。
1940 年和 1941 年，重庆的食品价格随之暴涨了将近 1400%。其结果是工业、
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并领到这些工资，这导致消
费者开支激增，而它又导致进一步储存货物。于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开始
① 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75—284 页。
了，直到1949 年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国民党当局以出售公债和外汇储备来避免印发大量新钞票。不久
那两种替换物都枯竭了。与开辟新税源或紧缩开支控制预算赤字相比，印制
新币毕竟容易得多。再则，当局不考虑经济学家们有关通货膨胀危险的警告，
争辩说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它不会成为一种严重的危险。只是在
1940 年和1941 年价格开始暴涨后，他们才逐步觉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货币贬
值而断送全部战争的努力，他们就必须增加岁入，削减支出。
1941—1942 年，政府开始认真寻求新的税收来源。所得税扩大了；对运
输中的货物征收一种所谓消费税——其实就是恢复旧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
且盐税增加了，成为政府税收中最有成效的税种。另一项增税计划是1942
年制定的，对盐、糖、烟草和火柴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这几种措施仅仅是
勉强有利。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几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税。消费
税虽然有利，但对贸易造成许多障碍，于1945 年被废止。所有这些征税计划
都不解决问题，这由下列明显事实可以看出，税收所得还不到政府战时现金
支出的17%。
最为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自1928 年以来，农业土地税曾由地方
政府以货币征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
买米谷。但是，随着米价暴涨——1941 年6 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20 倍
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难以支持。因此，自1941 年7 月开始，中央
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
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在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然而，这样征收的粮
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因此在1942 年7 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
的“征购”（在1943 年7 月改为“征借”）。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
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
以后将得到补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它不必再以法币在
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之一。然而，这
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
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
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
品的眼前利益。”①
尽管政府在开发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
支。在1940 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
通货膨胀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然而，最重
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
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1944 年政府实质
上未增加工薪。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1937 年与1944 年间下降了约
85%，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94%。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
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还必
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
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是下降的。虽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4 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 胀》
，第25—26 页；
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45—70 页。
然不可能精确，1944 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1/4 以
下。政府是在挨饿。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低薪金迫使
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
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
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末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
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
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但是，出于
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1942—1944 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 年仅1 月到8 月，价格
就上涨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
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 年1 月与8 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
倍。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国的兵
力，从1942 年末的1255 人增加到1945 年1 月的32956 人，以及1945 年8
月的60369 人。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
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1944 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
们每天需要6 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 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 磅牛肉??为
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
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①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
500 个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决定修建4 个供远程B29 轰炸机使用的大型
空军基地和3 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1944 年6 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
的开支。从1944 年11 月至1945 年5 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10 亿元增
加到200 亿元。回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
利益——特别是B29 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20 次空袭——与加在
中国虚弱经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①
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
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53%。然而，国民政
府本身的开支也在急剧增长，这大部分是因美国人的建议而发起的改革的结
果。例如中国军队的39 个师，为了现代化、训练、医疗和改善伙食被挑选了
出来。政府官员和教员的薪俸在1944 年晚些时候提高了——虽然这只能稍稍
缓解他们的困难。同时新创办的战时生产局的开支和贷款，虽然只占政府总
支出的约7%，但在1945 年上半年也推动物价持续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平
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1937 年7 月2600 倍。
并非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小撮囤积居奇
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些群体如地主和产业工人，在不
同程度上和不同时间内生活较好。但大多数民众逐步降低到勉强能维持生活
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表11 表明了国民党中国几个收入群体购买力的
变化，虽然这并不精确反映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例如，由于歉收、增税和
①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291、234—235 页。关于军队人数，见罗曼努斯 和森德
兰：《史迪威赴华
使命》，第267 页；《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58 页。
①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272—273 页；杨格：《中国与援助 者》，
第290 页；罗曼
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115 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4 年》，第6 卷
，第906—907 页。
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大多数农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贫困得多。②
另一方面，士兵、官员和教授等政府雇员，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样生
活得那么坏，因为他们受到廉价的食物和住房这类形式的补助。
通货膨胀对官员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损害，影响了政府的活力。早在1940
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 年，实际工资
跌落到1937 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
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
表11 1937—1945 年
教授a 士兵b 公务员c （重庆） 产业工人d 农民e 农村工人c （四川）
193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8 95 91 77 124 87 111
1939 64 64 49 95 85 122
1940 25 29 21 76 96 63
1941 15 22 16 78 115 82
1942 12 10 11 15 101 75
1943 14 6 10 69 100 58
1944 11 — — 41 （ 4 月） 81 —
1945 12 — — — 87 —
资料来源：
a.1937—1942 年的指数引自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
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 卷第3 期（1944 年6 月15 日），第263
页；1943—1945 年的指数是6 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费用），《经济史
实》第22 卷第177 期（1943 年7 月），第34 卷第479 期（1944 年7
月），第46 卷第701 期（1945 年7 月）。
b.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第263 页。
c.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 页。
d.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64 页。
e.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43 页。
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
的话说——“赤贫”之中。①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
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
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的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
水、香烟、柑桔、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当
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营养不良，并眼看家人健
康下降。不过，许多人经不起诱惑，因为当他们的上司大肆挥霍时，文过饰
非是容易的。
通货膨胀同样破坏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安宁。书本很少，科学设备稀
缺。学生们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们的床就像船上的铺位那样
②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66－70 页。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4 页。
挤在一起。教职员经常与他们同事的家庭挤在一起。肉类和油脂从他们的饮
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难得一天吃两餐。在学术团体里，营养不良几乎成为普
遍现象。在战争后期，据《大公报》报道，教员和学生双方都生活在“饿死
的边缘”，“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惨的境地”。①健康水平下降，疟疾和肺
结核是常见的。为了补充他们菲薄的收入，许多教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
学任教，出卖珍藏的书籍和艺术品，或镌刻图章和挥毫作书以供出售。他们
的教学质量受损，而他们对政府的幻灭感上升了。②
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
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
一度以每斤0.10 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 元。但是，
政府迟迟不同意很有意义的工资增长，因为那样将扩大预算。在1943 年，如
果官员们的实际工资提高到战前水平，政府开支将增长约300%。到1944 年，
在官僚机构和军队内不满情绪高涨，工资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
为当时物价上涨正如脱缰之马。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
1949 年。
① 《大公报》（重庆），1945 年3 月19 日，第2 版（社论）；同上，1945 年4 月13 日
，第2 版（社论）。
② 董显光编：《抗战七年以后的中国》，第112—113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 政与通
货膨胀》，第323
页。关于结核病的发生率，一份共产党的资料报道说： 1945 年X 光检查表明，重庆国立
中央大学——一
所最受优待的大学——教职 员中足有43%的人染上这种疾病。13%的男学生和5.6%的女学生
也染上这 种
疾病。《新华日报》，1945 年2 月20 日。这篇报道无疑需要核实。
工业部门
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爆发时，将
成为中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3/4——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
工厂的6%，产业工人的7%，工业总投资的4%，电力的4%。①但是，在战争的
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
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
足的市场。直到1940 年，食品价格远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
利润幅度高。在1942 年3 月滇缅公路被封闭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
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②这些有利因素导致1943 年以前
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表12），而工业生产量在1938 年至1945 年之间几乎
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
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12%。
1944 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5.3%、8.8%和5.3%。①更有甚
者，1943—1944 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1944 年生产显著下降。表13
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1939 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
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大约在1940 年，工业繁荣事
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
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②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1944
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928 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82%。
虽然1943 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1940 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
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1943 年9 月以后的工业危机。③通货膨胀
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1938
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④不过，通货膨胀使商
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表14）。囤积稻
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
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有时光是
表12 中国非沦陷区的工厂
① 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23 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下册
，第659 页；又
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 济季刊》第1 卷第2 期（194
4 年3 月15 日），
第258 页；《中华志，1937 年— 1943 年》，第437 页。
①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109 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 胀》
，第94 页。
② 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39 页。
③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 卷第2 期（1945 年4 月1 
日），第79 页；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 季刊》第2 卷第3 期（1945 
年7 月1 日），
第32 页。
④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39—240 页。
1936 年
及以前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开办日期
不确定
合计
设厂数a 300 63 209 419 571 866 1138 1049 549 102 5266
按1937 年货币
计算的新工厂投
资a （千元）
117950 22166 86583 120914 59031 45719 9896 14486 3419 7317 487481
实际开工的工厂— — — — 1354b — 2123c — 928d — —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30 名工人的工厂。
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1 日），第206 页。
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 页。据信，这个数
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第433、411 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
系1942 年5 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
的工厂（98）和到1942 年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63 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工厂
两类。
资料来源：
a.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3 期（1945 年1 月1 日），第30 页。
b.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10 页。
c.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1937—1945 年》，载薛光前
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5 年》，第214 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
的是，资料c 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a 和b 两者
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
了不同的商品。
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 年和1941 年间，原棉价格平
均每月升高13%，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
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1944 年占同类资本的86%——已流入商
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
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
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
①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30 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
紫翔：《四川战时
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1 日），第206 页。 b.毕范
宇：《西方人士所
见的战时中国》，第47 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
，1937—1945 年》，
第433、441 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 年5 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 国
家资源委员会设
立的工厂（98）和到1942 年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
937—1945 年》，
第363 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只是1938—1939 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
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
手续太烦。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①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
表14 （1938 年=100）
年代农业制造业零售商业投机事业美国债券事业
1937 — 59 105 29 缺
1938 100 100 100 100 100
1939 61 106 111 297 180
1940 92 85 112 808 512
1941 109 71 119 550 1373
1942 132 76 120 720 3951
1943 124 69 124 269 10260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0 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
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
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20 年代以前——
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
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
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
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 1940 年，只有大约42000 名熟练工人随国
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
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
1940 年每月大约有10%的熟练工人，18%的非熟练工人流动。1943 年5 月，
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23%。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
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
平的大约60—85%。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1/3。
①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
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
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
例如在 1942 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
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
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
① 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
1、134 页；《战
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85 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55—56、112 
页，表58；陈达：
《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1 卷第4 期（1948 年8 月1 日），
第17 页；李紫翔：
《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 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
记》，第20—
28 页。
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②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 年12 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
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
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1941 年10 月，
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③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 年10 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
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
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
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
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
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 年1 月15 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
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
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1942 年起，它
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
（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
（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①。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
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
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
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
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 年平均为
14%，1945 年平均为67%。②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 年原棉的官价定得
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
—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
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 年，生产一
吨铁耗费35000 元；政府的铁价为30000 元一吨。1944 年，开采一吨煤的费
用从1870 元至5000 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1200 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
15000 元；但它只能以12000 元出售。①
最后，1944—1945 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
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1/4 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15%以上。
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
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
②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79 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
，第8 页；陶大
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 期（1944 年3 月），第11 页；刘敏：《
三十三年四川之
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 卷 第2 期（1945 年4 月1 日），第36—37 页。
① 张嘉璈：同上书，第135—137、345—349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
，第 35—36、146—149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5—346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
，第149 页。
①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7—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
，第217 页；刘
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37 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
季刊》第1 卷第2
期（1944 年3 月15 日），第72 页。
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
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 1944 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55%开工。重庆
80—90%的钢铁厂在1943 年春到1945 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 年320 家机械
厂中有50 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250 家煤矿中，大约有185 家在
1943 年至1945 年间倒闭。②
到1945 年3 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 年矿业生产只是1942
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
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1944 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
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13）。
①
1944 年11 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
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1944 年 11 月与 1945 年5 月之间，钢的生产
增长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 年头三
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
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
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
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1942
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资本的70%，
工人的32%和马力的42%。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
四家政府银行。1935 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
基础工业”。到1944 年12 月，它经营92 个工业单位——33 家工厂，38 个
矿和21 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11 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
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
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
迁移。从1938 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
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 年和1944 年，它的直接投资超
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
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
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
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35 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
28—29 页；刘敏：
《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28—29 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 年1 月1 日，第3 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
第369 页；《商
务日报》，1945 年9 月9 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
第2 卷第2 期（1945
年4 月1 日），第202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7 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
第141、 316 页；
《商务日报》， 1945 年1 月18 日；《商务时报》 1945 年 8 月7 日。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315—317 页； 陈
真编：《中国近代
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 页。
①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438、376 页。
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1940 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
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
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②无论其动机如何，
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
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
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
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
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
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
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
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
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
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
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
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
场而垮掉，①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
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 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
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②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9—190 页；又见《大公报》1941 年12 月13 日社论
，引自陈伯达：
《中国四大家族》，第52 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48—1449 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
膨胀》，第188—190
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 年》，第227 页；淦克超；
《战时四川工业概
观》，第72 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 页；彦悉达：《经
济危机与官僚资
本》，《经济学周报》第4 卷第6 期（1947 年2 月6 日），第9—11 页。
②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 页。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
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
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
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
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③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 年2 月，有报道说湖南军
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 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
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①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
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
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
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
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 年
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
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1941 年3 月组织了民主政
团同盟，这是六个在20 年代和30 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
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
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
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
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
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
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
集体。②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
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
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
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①
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
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
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
骚扰。当1942 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
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
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
③ 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
/9—1444，1944 年
9 月14 日，附件一，第1 页。
① 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339，1939 年2 月28 日， 第1—9页；
高思致国务院：《川
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800，1941 年9 月18 日附件，第8
 页；白修德和贾
安娜：《中国雷 鸣》，第11、19 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56 页。
① 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69、 174—175 
页。
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②
在1938 年3 月12 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
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
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
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
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
精神总动员，像30 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
③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
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1939 年起，当与共
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
1937—1938 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
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
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
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
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
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
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
评。①
1941 年1 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
（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
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
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
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1940 年12 月被捕。虽然他在1942 年获释，
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
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 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 年夏季以后，许多加
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
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 年），
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 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
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
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
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
生读选修课的机会。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
② 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38—55 页。
①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 年》，第132－ 15
1 页。
① 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5 卷第5 期（1941 年1 月）
，第210—213 页；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 第139—141 页；高思致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档
案893.00/15319（1944 年3 月 14 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
合起来的备忘录，
第 6 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 《中国
工业合作运动和
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 年》，第306— 308 页及各处。
② 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106—111 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 国和基
督教院校，1850—1950
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
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
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
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
密者。③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
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
密机构，从1935 年的1700 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4—5 万人。戴笠的职
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①不过他的
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
10 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
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
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1935 年至1945 年间
有130 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
最令人恐怖。
到1944 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
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 年和1941 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
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
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
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
1942—1943 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 万人逃难
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
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 英里长的
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 万人被征募去加高
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
备饭食。 1944 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
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
装起来，解除了5 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
了。①
年》，第386 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0—347 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 主义青
年团四川代表会
议》，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08/1（1943 年3 月17 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
中的活动》，美
国国务院档案893.42/8— 3144（1944 年8 月31 日），第2 页。
① 《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25 页；陈少校：《黑网录》，第102— 10
6 页；董显光：《中
国与世界新闻界》，第180—181 页。
② 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51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 国的“
劳工营”》，美
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 太平洋战争/3678（1943 年12 月24 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
犯生活》，第91
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 第3、23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66—178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 第9
—19 页；江上清：
《政海秘闻》，第157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251， 附件1（《1943 年12 月26 日
国务卿关于西安
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 1—2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
略情报局档案，
1943 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
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
下当自由民。”②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
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1943 年春，大约有5
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
福建有4000 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③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
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44 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
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
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
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
①
1945 年5 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1938 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
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
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
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②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
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
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
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 年4 月，
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
表层下沸腾”。③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
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
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
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
XL2032 （1944 年9 月4 日），第1—2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 征
募、待遇、训
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116311，第2 页。
②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 年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 闻》，附件
第3 页。
③ 《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 年10 月—1944 年9 月》，第132 页；《胡上将宗南年 谱》
，第118—121 页；
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194、199 页；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
第21 页；范宣德
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 理》，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002（1943 年4 月26 日
），艾奇逊致国
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00（1943 年 7
 月27 日），附件
（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2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 案893.
00/15340（1944 年
4 月14 日），附件1，第3 页：高思致国务院： 《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
和方法的讲话》，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66（1944 年4 月25 日），附件，第2—4页；高思致国务院：
《孙 科博士对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 年6 月7 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 中国灾难的线索
》，第1 卷，第
542 页。
② 《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 年5 月25 日，第1— 4 页
，《新官场现形记》；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01—102，109—124 页。
③ 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1943 年4
 月26 日，美国国
务院档案893.105/93，第2 页。
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
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①更有甚者，到1943—1944 年，他
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1944 年7 月报告，
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
有什么希望”。②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
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
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
他们安排大约于1944 年10 月10 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
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
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
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③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
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
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④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
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1945 年1 月退出了反蒋运
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
投降后不久，蒋在1945 年10 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
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
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
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
争于1945 年8 月14 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① 张文实：《云南内幕》，第16、42 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 中国
民主政团同盟在
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7—1444（1944 年 7 月14 日），第2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4 年》，第492 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6—347 页。
④ 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400（1944 年5 
月8 日），第3 页。
第12 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1937—1945 年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
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
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
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1935 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
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
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
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
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
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
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
外相广田曾于1936 年8 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
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
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
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战线
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
以致蒋介石于1936 年12 月25 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
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Ⅰ战争初期，1937—1938 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1937 年8 月13 日上
海开战后于8、9 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
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
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
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
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
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
开支。①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
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
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 年11 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
1.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2.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3.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 年4 月逃向国民
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18 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
上公开化了（见表15）。到1939 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
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
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
表15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 年7 月—1938 年12 月）
洛川会议。陕西洛川， 1937 年8 月20 — 25 日。主要议题是作为全国体系一部分的政治
与军事改
组；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统一战线政策。
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延安， 1937 年11 月12 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出席的第一次会
议。议题
是评估上海和太原失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政治局会议。延安， 1937 年12 月9 — 13 日。1934 年1 月五中全会以来政治局成员到
会最全的一
次会议。进一步讨论国民党统一战线和军事政策。
政治局会议。延安， 1938 年2 月27 日— 3 月1 日。虽然此次会议鲜为人知，但与毛相
左的观点似
乎占了上风：武汉阵地防御战，运动战，以及继续筹备七大。
六届六中全会（ 扩大）。延安， 1938 年9 月29 日— 11 月6 日。 1928 年六大与1945
 年七大之
间党的领导层出席最广泛的一次会议。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在这次冗长的一系列会议中
得到
了讨论，并产生了大量重要文件。
大减少；甚至1942 年的整风会议和1945 年4—6 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
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
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 到1940 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10 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 核准的师
的维持费50 万元。
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 共产党史，1921—1972 年》，第279 页
和引用的资料。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1935 年12 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
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
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
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
早在1939 年10 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
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
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

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
是
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①
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
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战争的头
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
分开。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
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
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早先的立场显得颇为强硬，咄咄
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须使国民党不脱离抗战，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对毛来说，
统一战线意味着中日间不会讲和。毛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始终不渝的态度是
保持独立和自主。有一段时间，他也愿意考虑共产党加入一个彻底改组的政
府（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为了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和扩大影响。但在多数
时间他力求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如有可能在物质上也脱离。党的其他领导
人，包括张国焘和近期回国的王明在内，显然对这条路线表示怀疑。
有些资料表明，在1937 年11 月和12 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
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
度。1937 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11 月12
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
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南京惨案加
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1938 年1 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
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
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
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早在头年12 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
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
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到1938 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
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
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
①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5 卷，
第266—267 页。
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
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他最
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
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①”。
①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 年11 月5 日），《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
528 页。
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3 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
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1937 年8、9 两月，他们被集体
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115、120 和129 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
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
中作战。新四军是以1934 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
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
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12000 人，但几个月后才达
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
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
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
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
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
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
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
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
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
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
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
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1）日本的战略进攻；（2）
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以及（3）战略反
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
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①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
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
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
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
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②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
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
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
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
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③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
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
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
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
① 《毛泽东集》第6 卷，第182 页，《论新阶段》（1938 年10 月）。
② 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 区。
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395 页。
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
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
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1938 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
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1942 年或1943 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935 年8
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
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4 章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
（1935 年1 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
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
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1935 年10 月到达。但是张无法
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
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最后于1936
年10 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
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
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
到1945 年才召开）。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1938 年春利
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①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
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武汉张与中
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1938 年秋召开六中全会
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1937 年10 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
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
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4 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王受
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随
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
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
南同志。1937 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
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①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
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
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
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
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
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
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
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
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① 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① 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 年）》，《中国季刊》第61 期
（1975 年3 月），
第77 页。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
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②第一个问题①涉及中共与
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
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当然，对
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除了在苏
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
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
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
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
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
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1936 年年中，斯大林的
地位明确以后6 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
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1936 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
了（在12 月12—25 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
的权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
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权和免遭清洗的保护，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
招致斯大林的愤怒。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
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一战线已经使中共在国家事务中有了一
种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现在正是将这种地位扩张到全国并使之合法化的时
候，不应仅在落后地区保持一种地区性的游击运动。王显然相信，通过中央
政府与军事机构的改组，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团结和全民抗战的需
要，共产党人将整体地作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当然这需要得到蒋介石的
合作和同意。谈判将是困难的，但王的说法很笼统——或者说很含糊——这
就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王也暗示，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
享财政与军事资源——或许还可以分到一些苏联援助——现在实际上都被国
民党人垄断了。这些可能性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官都具有诱惑
力，他们曾长期遭受资源的极度匮乏。①王明显然认为，日本的入侵、国内激
发的爱国主义，以及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支持）最终将推动蒋作出
进一步的让步，就像西安事变后它们曾推动他走向统一战线那样。如果这样，
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不含有向蒋投降的意思，而是继续向他
施加压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汉，在1938 年的头6 个月中，那里充满了对这场战
争的奉献精神。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
党间显而易见的真诚合作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觉得这种情况加强了他
的力量。总之，整个春天他都在继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②此后，
王明意识到蒋介石不会接受对其控制的政府和党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他退
② 同上。又见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
① 《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72 页以下。
① 张国焘回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懊丧地叹息道，“拿那么多军火 给蒋介
石，为甚么不可以
少分给我们一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第 418 页。
② 《解放报》第36 期（1938 年4 月29 日），第1 页，声明是在1938 年3 月11 日 写的
。
一步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③他也号召
组建“国防师”，这也比他原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退了一
步。在武汉，王明显然能争取到周恩来对他的计划的部分支持。
王明为统一战线所作努力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们依赖可疑的国民党政府的
同意。而他仅有的力量只是国民党自己选区内的舆论。①王明不是投降派，但
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动自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革命应以农村为基础还是应以城市为基础，王明从
未在农民中生活或工作过。虽然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里，但他
的天性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1937 年底回到中国后，王明很少
提到农民，而他的著作，就人们所知道的而言，没有一本涉及这个与毛泽东
的心紧密相连的主题。王明并不要求放弃农民运动，但他显然认为，如果在
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如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没有
坚强的立足点，这个运动最终将失去它的马列主义动力，而去追求落后的、
狭隘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关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对王明比
对毛泽东要重要得多，毛宁愿以空间换取时间，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蒋介石一
样，他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抵抗力在无结果的阵地战中被摧毁。而王明则号召
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武汉，这可以动员民众。在这里，王明的统一战线概
念与他对城市的偏爱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国民党的合作或容忍，
才能出现这样的动员。
同时王明在武汉有党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和
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
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
政府于1938 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从这些不同
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
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
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
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但在1938 年8 月，这个委员会
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
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3 天。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
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
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1938 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9 月，
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因此，10 月到11 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
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著加强。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
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
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王明在一个时期内
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他和他
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1942 年整风运动
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1940 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
的声音。
③ 《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 卷，第363 页。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75 页。
组织机构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
异乎寻常地扩大了。战争的头3 年，在1940 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军队
扩大了5 倍，党员人数增长了20 倍（见表16 和17）。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
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
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无庸讳言，如此
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
常常被忽略了。
表16 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
1937 年40000 人
1940 年800000 人
1941 年763447 人
1942 年736151 人
1944 年853420 人
1945 年（七大） 1211128 人
来源：约翰·W.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110 页。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40 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
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
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
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直到1944 年中至1945 年中的
12 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1937—1938 年、1939—1943
年和1944—1945 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共产
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
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
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
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
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
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
——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
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
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表17 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①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4 页。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
多军人同时是党
员。军人的1/3 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
1937 年80000 12000 92000
1938 年156700 25000 181000
1939 年270000 50000 320000
1940 年400000 100000 500000
1941 年305000 135000 440000
1942 年340000 110960 450960
1943 年339000 125892 464892
1944 年320800 153676 474476
1945 年（ 4 月） 614000 296000 910000
1941 年1 月4 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参见表16。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18）。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
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
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
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
其领导人参见表18。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
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
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
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表18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①
① 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陈云等上述人员，加上任弼
时、朱德和康生（其后还有刘少奇等）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部门
军事委员会毛泽东
组织部陈云（其后是彭真，约在1943 — 1944 年）
宣传部凯丰
统战部周恩来（约在1944 年后为李维汉）
敌占区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还有康生、刘少奇等人）
干部教育委员会刘少奇（其后，李维汉）
社会部康生（其后，周兴和李克农）
群众运动委员会陈云
职工运动委员会陈云（兼）
妇女运动委员会蔡畅
青年运动委员会冯文彬
出版发行委员会张闻天
地方局
华北局、西北局、长江局（到1938 年）、南方局，中原局（这
两个局建于1939 年）、东南局（与中原局在1941 年合并为华中
局）、1945 年后还有东北局。
分局
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绥分局、晋东南分局（晋冀鲁豫中央
局的一部分）、华南分局
各级委员会适合于建立委员会的省、县、镇、区及分区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3 页，及引用资料。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
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
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19。作
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
表19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八路军总部（延安）
总司令朱德
副总司令彭德怀
参谋长叶剑英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1937 — 1938 年，任弼时）
115 师（前第1 方面军；晋察冀根据地）
师长林彪（ 1937 年后期受伤）
副师长聂荣臻（ 1938 年起代师长）
政治委员罗荣桓
120 师（前第2 方面军；晋绥根据地）
师长贺龙
副师长萧克
政治委员关向应
129 师（前第4 方面军；晋冀鲁豫根据地）
师长刘伯承
副师长徐向前
政治委员邓小平
新四军
军长叶挺（ 1941 年后，陈毅）
副军长项英（ 1941 年后，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1941 年后，邓子恢）
政治委员项英（ 1941 年后，刘少奇）
副政治委员饶漱石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6 页。
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
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①这两个军的部队可
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
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
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
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
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
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16 至45 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
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
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
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
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
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
① 晚至1944 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到战斗人员总数之半， 而机枪和
迫击炮缺口更大，
火炮几乎完全没有。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 年
7 月》，第185
页。
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
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
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
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
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17）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
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
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
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
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
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
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
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
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
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
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
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
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
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
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
可以带往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6 年他在
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
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
1939 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
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决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
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
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
另一条途径。①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
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
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
——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
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
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
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
②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
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
① 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 1920—19
45 年》，第8、9
章。
② 1941 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
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
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
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
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③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
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③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 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 错误，
毛泽东的“从群
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 经过一年，在1941—1942 年，日
本人破译了中共
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1937 年7 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
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
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
功，但在1935 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
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1935
年12 月9 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
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
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
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6000
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7 月7 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29 军的中国巡
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29 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
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
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
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①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
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
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
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7 月7 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
方面军，兵力不久达20 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16 个月里战斗最频繁
的场所——日本兵力达25 万人，由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
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图9 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
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 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
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
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
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①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
第115 师的混合部队于1937 年9 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
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1937
年11 月9 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
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图9 所示。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
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
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
的铁路线长达3000 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
了他们大约20 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
者。在1937 年12 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
①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 载入
江昭编：《中国
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第220— 253 页。
① 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200，配备手枪，而民
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①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
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
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
有这种特点。
表20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1942 年）
（长度包括支线）
英里
北宁线（北平—山海关） 289
津浦线（天津—浦口） 694
平汉线（北平—汉口） 803
平绥线（北平—包头） 547
同蒲线（大同—风陵渡） 420
胶济线（胶州—济南） 288
正太线（石家庄—太原） a 151
德石线（德州—石家庄） b 124
陇海线（西安—海州） 652
沪宁线（南京—上海） 109
a.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1939 年完成
标准轨改建。
b.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1940 年6 至12 月间建造
的。
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86—87、203、205、322
—325 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
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
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
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
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
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
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
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①然而现在，掠夺
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
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
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
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1935 年12 月发起
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
①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 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203 页。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1—9页和第6 章
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
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70%，合计共5 万人。②这些人中一部
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
在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1898 年生于河北
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
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
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
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
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
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的吕
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53 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
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1937 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
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
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1949 年后他在共产党的
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 年，对共产党人
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
南和太原的监狱中。1936 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
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
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5000 多名党员在
华北局管辖之下。①
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
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
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作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
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有证据足以无庸置疑地得出这样
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
不是为了抗日。”②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
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
日活动。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1939 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
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
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②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 年》，第108 页。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 年5 月5 日）第 2 版
。
② 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 1945 年
》（斯坦福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80 年），第118—119 页。
根据地的建立
尽管领导权的斗争、高层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根据
地，中共将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建筑物，这是真的。毛生动地说，这些根据地
是“革命的屁股”，支持着它的全身。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庇护所，中共
力量最终依赖的人力、物力和群众支持的源泉也都来自根据地。
1.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即总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区”）。
从1935 年10 月长征结束毛到达时起，直到1947 年3 月其首府延安放弃给国
民党人时止，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它作为中日战争前就存在的唯一
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关中共的最丰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资料，也是外国观察家
最经常访问的中共地区——从1936 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从而诞生了《西
行漫记》）到1944 年末和1945 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
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节）的访问。
陕甘宁（见地图10）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
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140 万居民。大
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12%，却拥有土地的46%。农业生
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
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1928 年到1933 年间，饥荒席卷了
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
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
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
未能从19 世纪70 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
地的特产。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1)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
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
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2)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
队的根据地。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
的安全和生存问题。(3)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
单。(4)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
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5)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
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八路军的
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作出这方面的努力。(6)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
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7 年9 月6 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
很久就开始工作了。直到1937 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
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1937 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
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
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
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
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
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此外，每一级行政
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
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
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1939 年1 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
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1937 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
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林生于1886 年，比毛泽东早出生7
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在20 年代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1927 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
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到1938 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
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除民兵外，军队
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在两年
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同时，在1937
年到1940 年间，估计约有10 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①有些人
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但
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
作家、各类知识分子。1938 年末，据说有2 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
②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
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
境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
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
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
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除了早先没收的
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
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大部
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这
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
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①所有这
些条件到1940 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1936 年中期到1939 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
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
究和思考。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
力的重要文章。②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
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见施拉姆的著作第14 章，第844 页以下各页。）
2.山西。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
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
① 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 年》，第99 页。另 有8.
6 万名移民在1941—1945
年间到达。
② 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 加者》，
第179 页。
① 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60 万元在1937 年中期相当 于18 万美
元（近似汇率为
3.35∶1），即每年215 万美元。“这笔补助在1938 年足以支付1936 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
。这表明国共合
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3 页。

② 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 索，1935
—1945 年》，第 2—4
章。
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的外，所
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
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
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
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20 年以
上。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1937 年初他害怕
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①1936 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
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引起
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1935 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
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1936 年11 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
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
和经济圈。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
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
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1935 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
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
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到1936 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
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
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
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
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
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因此在1936 年9 月18 日
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约在此时，阎
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
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
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①
许多个别的共产党人②从一开始就活跃在牺盟会中，与爱国的教师和学
生、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人一道工作。新近从北平和太原监狱释放的共
产党人，如薄一波，以坚强的意志投入工作，这种意志可以从以后的一份机
密的国民党情报中看出，它不无夸张地承认：
他们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远远超过常人。而且，他们常常放弃或不愿担任有权力的

职务，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顾惜自己（特别谋求下层工作，因为这是他们政策的核心）。
他们的
忠诚就像一条狗；他们的驯服又像一头羊。任何主人有这样的奴隶都会欢欣之至。③
牺盟会又制订出大量在军队、学校、政府官员中以及农村里的培训与宣
传计划，并在进行这些计划时，传播统一战线的信息和补充党的后备力量。
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指挥部通过山西并未遇到障
① 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9— 12 章。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② 《人民日报》（1980 年5 月5 日），第3 版。
③ 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42 页。
碍。中共华北局总部几乎立刻从北平迁到山西首府太原，刘少奇也同时到达
以监督中共在该省的活动。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压力增大，阎已经允许牺
盟会建立军事组织，并拨给他们一批轻型的步兵装备。为区别于原有的省属
正规部队“旧军”，这支部队被称为“新军”，它由4 个“决死纵队”组成，
每个纵队都由一名同时担任政治教官的党员指挥。不久，山西105 个县中大
约有70 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7 个较大行政区中有5 个据共
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所有这些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就到此
为止。如薄一波以后告诉杰克·贝尔登的那
样，新军的长处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其弱点是缺乏统一性，缺乏中央领导
和军事经验。这是一支由学生、教授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学生不懂如何打枪，
教授不懂战术，而农民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这支军队由于缺乏指挥首脑
与技术，处于分裂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①
但是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分别指挥的八路军第115、120 和129 师所提
供的帮助正在途中。由八路军与分散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块联系，华
北根据地于是在山西山区诞生了。只要有可能，共产党人便进入邻省：河北、
河南、绥远。第115 和129 师的小分队被派得更远，进入山东。
3.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三个师的行动得到蒋介石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
锡山两人的批准。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这些部队，尤其是第115 师，与
山西正规部队配合，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于这种配合，迎来了中国在
这场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这就是1937 年9 月25 日发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大
捷。在当地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大部分任务由山西军队承担，林彪则对精
锐的板垣第5 师团后方的一支补给辎重车队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击。日本人
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100
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
自杀。②
平型关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观点的一些人相信，与“友军”
配合对优势的敌人作常规战是不明智的。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或许站在毛的一
边，他在战斗报告中含蓄地确认以下结论：
(1)由友军协同作战实际上非常糟。他们决定进攻计划，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贯彻。??(7)
敌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在北伐和苏维埃时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他们的步兵在战
斗环境
中能发挥个人主动性，他们即使受伤，也拒绝放下武器。??(12)我们部队的军事技能和训
练仍
有大加改进的必要。在过去半年中，我们的部队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纪律、士气和正
规化都
大有进步；但在战斗训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①
当日本对山西的入侵还在进行之际，第115 师的几支部队（约2000 人），在
聂荣臻率领下，占据了山西东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西部山区的阵地（林彪在
1938 年1 月负重伤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苏联养伤）。聂荣臻在五台/阜平地
区的活动标志着以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开端。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2 页。
② 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3 卷，第 351 
页。
① 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64—65 页。
早在1937 年11 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当地的“动员
委员会”和其他早期组织活跃在晋东北和冀西的近30 个县、冀中（平汉铁路
以东）的20 个县和察南的4 个县。但抵抗组织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县，而且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互相邻接。他们之间还很少合作。
1938 年1 月10 日至15 日，在冀西山区一个县城阜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根据地正式成立。来自39 个县的148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28 个“组织”：
从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各种军事组织到黄教喇嘛。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统
战会议，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导。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抗日、军事动员、政
治组织和温和的经济改革的决议。会议也批准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结构；
它指导根据地今后5 年的工作，因为下一次根据地全体代表大会直到1943
年1 月才召开。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9 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
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①聂荣臻是军区的司令员，军
区与民政体制是分开的，但双方在所有层次上都互相影响。这一机构全面管
辖11 个专区，那里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最为活跃。1938 年1 月22 日，蒋介
石和阎锡山勉强批准了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敌后根据地
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一个。与晋察冀的发展同时，贺龙
的第120 师活跃于晋西北，这是一个几乎与陕甘宁同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后
来成为晋绥根据地。晋绥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条连接延安地区与更东边
的根据地的战略通道，也是部分地护卫陕甘宁东北部的一面盾牌。
刘伯承把他的第129 师推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接近河北和河南边
界。这一地区，加上鲁西部分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战争的大部分
时间里，它实际上是松散地结合的两个根据地，一在平汉铁路以西，一在路
东。以后发展的是山东半岛根据地，离八路军主力更远，那里共产党人、日
本人、伪军、地方武装以及与中央政府有联系的部队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
在华中，某些与华北不同的条件使得中共的势力发展缓慢。在受日本人
攻击最厉害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沪宁干线，地方行政往往崩溃，秩
序混乱，而各种类型的武装团伙迅速涌现，恰与北方一样。也是在这里，日
本人起初对他们经过的地区不注意占领。但在别处，华中较少受到日本入侵
的破坏。地方和省级行政机构继续行使职能，经常与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
接触。长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军
队没有撤走，留了下来。在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虽然起初大多数国民党部
队撤走了，但有些部队不久又被调来，更多部队接踵而至。这些部队中很多
是中央军或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部队，不同于八路军地区内的地方杂牌
军。毕竟这一地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国民党人对外来势力的侵
入十分敏感，同时他们也处于抵挡这样的入侵的较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四军规模较小，在几年里战斗力也不如八路军，但是毛泽东和刘
少奇不久就要求他们在全区，尤其是在长江以北，从事进取性的根据地建设。
国民党正式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见图12。中央政府每月补助约13 万元以
弥补经常费用。在长江北岸，他们的战场是国民党第5 战区的一部分，由令
人敬畏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指挥；长江以南是第3 战区，由蒋介石的心腹同僚
顾祝同将军指挥。直到1938 年末六中全会时，新四军的活动很少受到延安的
① 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 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 《一步一
步来》，第84—
89 页。
直接控制。虽然项英的军部中某些高级干部来自延安（叶挺并无多大权力），
但新四军的政治指挥系统却是经过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起初几乎全部
军事活动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军各小分队，招募或吸收杂牌的武装团伙
来扩大自己，并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有时他们邋遢的外貌使当地农民
把他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帮混同起来；有一两次他们被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日
本军队而受到错误的欢迎。当地的老百姓，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对他
们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消灭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①在战争的头
一年左右，共产党在华中各地并未试图攫取政权和建立北方正在开始形成的
那种根据地。
1938 年末六中全会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39 年，新四军大大地扩充
了，江北的部队日显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江南部队为代价的。这一
军事扩张也是以项英为一方和以党中央为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尤
其是刘少奇）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的一个部分。这种扩张和强调建立根据地，
当然使华中的共产党人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的国民党当局发生日益严重的
冲突。
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华中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既反映了王明权力
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华中获得更严密的控制并在华中推行华北根据地建
设政策的决心。①表21 和图12 表示新四军在战争头两年的部署，就总体而言，
它向东北运动，进一步深入敌后，并远离国民党后方。加入新四军的其他军
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长征老战士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他们占据
了原第4 支队占领地区附近的阵地，位于武汉以北，横跨平汉铁路。直到1941
年，在新四军事件后的改组中，李先念的纵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更往东去，
在长江以南，是两支半游击的地方武装，即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和
江南挺进纵队。管是丹阳出生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他在1937 年前一直与党
失去联系。他帮助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这条通道新四军部队可以穿越扬中
岛到达江北。这两支部队和第一支队均与从属于重庆的忠义救国军发生争
夺。
图13 表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战争末期向公众提供的大
多数简图一样，这张地图显示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大邻近地区。这很容易使
人误解。这些根据地，从北方的陕甘宁和晋察冀到离广州不远的两个用阴影
表示的不稳定的游击区，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和巩固阶段。一种更实际但仍
为简化的图，可以表示出3 类地区，它们都是变动的。(1)中共已经创立了相
当巩固的行政机构的地区，可以公开行使职权并实行改革，老实说，
表21 新四军（1939 年末）
军部。军长：叶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副主
任：邓子恢
江南指挥部（1939 年7 月成立）
第1 支队。司令员：陈毅。1939 年初向太湖东、南扩张的努力不很成功。这支部队的大部
在1940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 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 学，博
士论文，1980 年），
第38—48 页。
① 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这是 在武汉失
陷后不久，中共可
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 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
位置，便于指导
作战。在弄清日军 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年 3—6 月间转移到江北。
第2 支队。司令员：张鼎丞。1939 年初，罗炳辉率领支队部分力量渡江帮助组建第5 支队
，并
置于其领导之下。
第3 支队。司令员：谭震林。
江北指挥部（1939 年7 月成立）。司令员：张云逸
第4 支队。司令员：戴季英。最初由武汉以北湖北大别山区（靠近黄安）原鄂豫皖苏维埃
共产
党残部组成。最初由高敬亭，一个以前的贫苦农村屠户领导。高对抗新四军的命令和纪律
，
拒绝与国民党部队合作。他勉强转移到安徽巢湖以东，被指责为“专横的军阀”，并于
1939 年4 月在一次公开审判后被叶挺下令处决。①第4 支队的一些成员被派去帮助组建第

5 支队。第4 支队主要是一个训练单位。
第5 支队。司令员：罗炳辉。1939 年春在巢湖西南的庐江组成；1939 年7 月转移到苏皖
边界南
京对岸的来安/六合地区。1939 年底更东进至江苏高邮湖/运河地区。第5 支队多次与国

民党人和日本人战斗。
第6 支队。司令员：彭雪枫。1939 年夏由八路军派往河南的部队组成。吸收了不少地方武
装和
国民党军队的散兵。1940 年初从豫东（太康/淮阳）向东进入皖北。第6 支队是皖北和苏

北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军事力量。
这些改革还不是革命，然而却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并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
超出了任何中国政府以前曾达到的程度。这些核心地区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图
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据地中的安全岛。
(2)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在中共资料中常称为“游击区”，而在日本资料
中称为“中间地带”。这里可能有多种力量：共产党人、国民党部队、地方
民团、土匪、伪军。在这些游击区，中共根据眼前的共同利益寻求盟友。他
们只做初步的组织工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3)在不同程度上受
日本控制的地区。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
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
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晋察冀位于同蒲路
以东和正太路以北。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
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显示1938 年10 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
乱的图14，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
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
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
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八路军的
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
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与当地
① 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1939 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来源：陈永
发前引论文，第2
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24— 132 页。
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
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
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
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
组织之一。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
与吕正操接近。刘少奇估计1937 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30000 余名成员的200
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①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
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
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
难的问题。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
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
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
民仍被招募。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当时一般群
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
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②但是彭和党的其他干部也知
道，他们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哪边给的更多，他们就会倒向哪边。他们的
口头禅是“有奶便是娘”。刘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有组织
的土匪团伙：与他们结盟并争取他们，吸收他们的群众并孤立他们的首领，
或攻击并粉碎他们。在核心地区，要让土匪团伙就范，否则就给他们机会离
开。但是，如刘少奇所说，“如果在敌占区活动的土匪团伙强到足以破坏敌
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对弱小，那么我们就应该劝说并团结这些土
匪”。③这种与游民的统一战线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减轻了根据地的混
乱。
根据刘少奇的说法，地方帮会是一个比土匪更困难的问题，他提到这些
帮会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因战时条件而得到的动力。红枪会、天门会和联
庄会“都是纯粹的自卫组织，共同的目的是抵制过高的赋税和军队或土匪的
骚扰”。他们一般由乡绅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众支持，
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落后和狭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
帮会在其他形式的影响外增加了迷信。他们准备与任何外来者作战，包括抗
日游击队。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们附近，尽管并不构成威胁，他
们为了获得武器也常加以袭击。帮会没有永久性的军事组织，但只要战斗在
当地发生，他们就能召集“很大兵力”作出反应。
刘少奇总结了几种最有效的方法。(1)不要轻率行动。(2)严格遵守纪律；
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触犯他们，但要非常警觉。(3)小心避免触犯他们的宗
教信仰和他们的领袖；要尊重他们。(4)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伪军骚扰时，帮
助他们赶跑敌人。(5)以模范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种方式援助
他们。(6)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宣传和劝说，以提高他们的民
族意识，引导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并自愿向游击武装提供物资。(7)努力分化
为日本人服务的帮会。(8)不要帮助帮会成长，尤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9)
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
 卷，第42 页。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6 页。
③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5—46 页。
在敌占区，帮助推动帮会从自卫斗争向抗日运动的方向发展。最后，刘指出
迷信有时也能转为好事。有些秘密帮会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
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这些秘密帮会和当地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就特别好。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
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①
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
意识形态。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
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
楚：
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
打
不打仗无关紧要。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
段时间
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
，总
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
虽然
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①
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巩固
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势
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可以有多种选择，中
共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在这种环境下，统一战线认识到党相对软弱，于是主
要依靠劝说、妥协、渗透和教育。
另一极端是“封闭的”形势，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选择，并使选
择的动机和代价向产生所要求的行为方向发展。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必
要时党可能施加强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当这种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
时，某种政治革命就发生了，尽管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还没有任何变化。党
及其追随者正从传统的农村权力占有者手中夺取权力，但控制权的建立是一
个渐进的、不平坦的过程，受地形、当地社会及存在竞争或敌对势力的影响。
即使在最成功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展也是困难的。群众并不会自发地团结到
共产党一边。彭真写道：“在建立根据地时，中农、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的
政治和组织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显示出来??在这些农民确实经过一些斗争
（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起来之后，才胆敢反抗了。”
1941 年末，他终于可以说：“关于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我们在军事上与政
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基本群众已经站过来了，并占了优势。但在经济上，地
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①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
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尤其是，贫
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更富裕、社会更协调的地区更能为共产党
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答案似乎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成功或权力并没
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区与任何时候，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其他
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8 页。
① 曲直生：《抗战纪历》，第37 页。
①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1 页。
社会现象相比，似乎更与共产党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有关”。②事实上毛、
刘和其他领导人从不接受下列观点，即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使某些地区适
合建立根据地，而其他地区则否。反之，毛相信，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
地方建立，只要党有机会在那里坚持活动。例如，1938 年5 月，他坚持根据
地不仅可以在交通比较困难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③当这些领导人
提到地方条件（租佃、高利贷等）时，他们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区灵活运用
的具体例证，并不是表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地。虽然租
佃率在华北许多地区相当低——因此减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产党
领导人争辩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这就需要当地
的干部分析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根据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
作。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或者生活
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这样的问题并不使共产党领导人或地方干部感兴
趣。他们深信，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在各处都成功地创立根据地，也不经常能保持曾
建立的根据地。最成功的根据地确实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山区、沼泽地以
及其他边远地区——总之，在传统的匪区，像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
和他的弟兄们所占的那些地区。原因也相同。这些周边地区远离居民点和国
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
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①简言之，要一个特定根据地取得成功，
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
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军事-政治控制与人民支持的结合，两者表现
在互相连锁的直到村一级的组织结构中（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是这样）。首
先是控制，但共产党人在控制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对手不一样。政治、经济与
社会的变革随控制的扩大和加深分阶段进行，交互作用。从观念上讲，在党
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应进行改革。反之，每一次变革都应进一步加强
党和“基本群众”的控制。因此，只要处理得当，每一次变革都既加强了党
的控制也加强了群众的支持，并为下次变革铺平道路。
当要求进行一项特定的改革（一次选举、一次生产运动、一次斗争会）
时，人们通常知道这是指巩固区，或许还有半巩固区，但不涉及太“开放”
的游击区。而且，即便是在巩固的根据地，许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执行，
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推行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预备
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当众羞辱一个特别臭名昭彰的地主
并剥夺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的场面，对别处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其他尚未
如此痛苦地被挑选出来的地主则被“劝说”进行合作，尤其是保证他们的财
产不会被没收，而且他们可以继续收取地租与利息（虽然要减租减息）。更
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
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
②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
5 年》，载鲍大可
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72、77 页。
③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11 页。
① 史坚雅说中国由九个大区组成，每个大区通常有一个与流域和平原相结合的核心区。周
边比核心区穷得
多——的确，核心区“剥削”周边的廉价劳动力、木材、自然资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
一定总是）沿周
边并包围核心区。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1—220 页。
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
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
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有些农民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自身——经常是迟疑地或勉强地——为自
己本身的权利做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者，而不是受他人驱使的被动的行为对
象。党的目标是一种受指导的但也是自愿的参与，党称之为“民主”。阿历
克斯·德·托克威尔阐明了一个普遍的原则，他这样写道：“冤情只要看上
去还无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们的头脑
中出现，它便显得无法忍受。”①彭真描述了那些过去谋划交付全部地租的佃
户现在怎样开始向地主清算，并拒绝缴纳任何地租或要求赔偿。有的农民在
街上故意撞犯地主。“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这种情形在我们接到中央
“七七”三周年指示，颁布了“双十纲领”以后（1940 年中期）便开始纠正，
使双方的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①
在控制权正在建立时；有三种关系会发生争论，可以着手组织和动员。
(1)地主与佃户的关系，集中在地租上；(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集中在
利息上；(3)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集中在赋税上。②这些争论被用来加剧
阶级斗争，反对“封建分子”。为了更深的渗透和更广的组织，共产党采取
一步一步的措施打开当地社会之门，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组织起来的人
们必须看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不担过分的风险，不然他们就不会响应。必
须找到有立竿见影或近期收益的具体措施，并用农民习惯的、生动的乡土语
言表达出来，而把阶级斗争的话留待以后再说。
带给当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将取决于环境，并必须与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共
军政人员的后勤需求相协调。彭德怀这样描述：
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
粮；
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
③
虽然减租减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对较先进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已树立控制权
前，没有一项能系统地实行。减租被说成是实现孙逸仙的二五减租的诺言（从
平均50%的地租-收获比降至37.5%），作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国民党思想体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视的成分。这使包括地主在内的
国民党支持者很难对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评。从外界看来，中共的地租
政策相当温和。然而土地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党能随当地形势和干部情
绪的需要而行动，或克制或严厉。地主的阻挠被指责为破坏抗战事业以及实
① 引自阿瑟·L.斯廷库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第34 页。还特别提到托洛茨基：“
事实上，仅仅存在
穷困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历史确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
使穷困成为不可
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
的伟大目标的事
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同上书，第33—34 页。托洛茨基认为自发的
暴动是一种没有
希望的“民众反抗”。
①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4 页。
②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75 页。这些关系所提出的争论不限于租、息、税。这里
也有其他因素（如
水权、劳务、“常例”、领主权等）。
③ 《彭德怀自述》，第227 页。
际上与敌人勾结。①这可能导致严厉的惩罚，甚至没收财产。总之，地主的选
择受到限制：“地主在乡村的土地不可能带进城市。”彭真继续写道：
总之，晋察冀边区地主是在基本群众已经起来，民主政治已经确立，封建专政已被打破之
后，
才开明起来的。事实证明，不经过农民对地主的必要的斗争，地主阶级的开明是不可能的
，地主
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也是不可能的。②
减息是难以贯彻的，如果这涉及取消本金或陈债的自然增长的利息，那末减
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这些损失加上新贷款的低利率常使潜在的借主把
他们的钱束之高阁。农村信贷的收缩引起了苦难，因为许多贫苦农民需要贷
款活命，特别在华北和华中北部的春荒季节，那时头年的存谷已所剩无几，
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还有几个星期要等。而且，并非所有的
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贫农和中农或许有点现金，但由于数额太小，不足以
投资于土地或商业，他们把这点钱借出去以谋取额外收入。缺乏劳力的家庭
——寡妇或无儿女的夫妇——可能卖掉他们无力耕种的土地，换成钱出借。
因此，只有根据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财力，使得按规定利率的信用贷款可以
借到时，减息才能成功。
税收也只能缓慢地改变。不像陕甘宁边区，敌后根据地得不到外来的补
助，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在战争的头两年，即使晋
察冀也只能在税收制度上进行有节制的结构调整，方法是废除许多杂税和附
加税，但不是全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它们在20 世纪头几十年间已经激
增，多于和超过基本土地税——并对与敌占区的贸易征收关税。其他改革目
的在于更有效地征收土地税，方法是登记“黑田”（以前未征税的土地，因
为它们不在土地册上），并制止贪污，使征到的税款真正进入国库。剩下的
赤字由内部公债和其他特别措施弥补。
在1939 年，行政控制已经进展到足以允许较为正规化的税收制度，即“合
理负担”计划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实行。在这一计划下，每个县分配
个税收定额，这个定额根据估计的总资产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乡和村。村的
定额按照过高累进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间分摊。此外，对非常富裕的家庭另
行估产。①减租减息的目的在于防止地主和富农把他们的税款转嫁给佃户和债
户，使税收制度更为有效。显然，除非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对那些将在县和
村级贯彻该制度的人满怀信心，这项制度是不能执行的。彭真的报告提到，
进入1939 年后很久，晋察冀才能任命或更换村长，建立村代表会议；并创立
统一的行政体系——即使在那时，也只在巩固区才能做到。②
① 地主既积极抵抗又消极抵抗。如果地主没有他们指挥的武装人力，他们可能召集附近民
团（见本书第6
章）。地主有时向国民党军、伪军或日本特务传递情报。他们结合使用威胁、诱惑和贿赂
等手段使当地农
民就范。比较消极的抵抗是表面上与新政权合作。一般采用的策略是送子参加八路军，或
成为地方上的积
极分子。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3 页。
① 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1938—1945 年》，《中国季刊》第42 期（1970 年4—6
月），第2—3页；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4—132 页。无论什么阶级，正当的商业、工业或
手工业活动不纳
税，新垦或还耕的土地免税。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9 页。
稍后，合理负担税收制度，作为第二种主要改革，以类似的形式在其他
根据地运用，这种改革是把财政计算的主要单位从货币转为谷物。在晋察冀，
政府的主要帐目是以小米或其等同物为单位。于是薪金和税额与币值波动隔
断。干部和其他职能人员享受供给制，零用钱极为菲薄。对军队或其他因公
出差的人发给粮票，他们可以在根据地辖区内的任何地方用粮票换到粮食。
各村交纳税收定额的时候，既可以交粮食，也可以交粮票，或者两者兼有。
由于各村要负责将税粮运到粮站，他们更喜欢方便的粮票。①
如果共产党干部与村长认为合适，他们可以采取没收、征税、捐献和合
理负担赋税的办法使当地居民中特定的个人或阶层的经济地位遭受明显变
化。这对佃户、贫农和中农有利，而对富农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对地主不利。
一位学者声称，“中共的减租减税方案是革命性的。它相当于分期没收”。②
虽然这种估价可能对晋察冀核心地区的某些村庄是正确的，但对晋察冀
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据地就言过其实了。中共自己也承认，它缺乏在整个根
据地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即便在某些地区这种激进的变革是他们力所能及
的，共产党人通常还是满足于有所保留，只要能深化他们的控制并有助于动
员农民支持就行。一则，地主和富农是农村最有活力，在经济上最有成效的
经营者，即使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直接劳动，那么也是由于他们拥有资本、
役畜、农具、技能和熟悉市场情况。况且，中共用来作为便捷手段的阶级划
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为复杂的现实，而农民是在这个现实中看到自己
的。③尽管有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尽管农村中穷人对那些剥削他们的人
的怨恨确实存在，但社区团结的牢固传统、社会调和的习俗以及宿命论的对
现实的接受都阻碍着激进行动。对共产党人定为“地主”、“富农”或干脆
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吓倒普通农民，他们或许
害怕下次会轮到他们，尽管保证不会。识字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也群集在这些
下层农村精英中，如果党想补充能够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地方干部，许多就
得来自这些人群。最后，共产党人认识到，粗暴待遇的消息会传播到其他地
区，使他们的渗透以及与乡绅的统一战线更加困难。
到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一运动
以前曾两次迅速发展，又两次濒临绝境。这两次是1927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
血腥解体和1934—1935 年长征的艰辛，幸存者们精心照料着革命的火种，并
耐心地使它们恢复活力。现在，由于战争，共产党人更强大了，分布更广了，
军队、地区和追随者遍布华北和华中。领导层比过去更团结，不再只有一个
像上海或江西苏区那样的统治中心，在那里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
从1927 年和1935 年的情景观察，中共力量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但与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的力量比、或与日军和伪军比，也与这些新区
的广大空间和社会复杂性比，中共力量的这种成长显得更为有限。它能经受
住第三次大挑战吗？
① 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第3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9—132 页。
③ 标准简化分类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为生，自己不劳动。富农：参加农业或
其他劳动，有多
余土地出租。中农：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贫农
：有一些土地，
不足以养全家，租入土地弥补。佃农：没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认的耕种（年度、长期或永
久）他人所有土
地的权利，付所耕种的全部土地的地租。工人：雇工，或当长工，或当按日、周等订约的
短工。
共产党人很知道这个分类与五花八门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见本书第
5 章）。一些很贫穷的农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种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
出租。佃农有时也是地主，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转租土地地租为生。
因此，在划分农民成分时，地方干部也强调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与
共产党政策合作的程度。
Ⅱ战争中期，1939—1943 年
1939 年初战争开始转入第二阶段，这是1938 年末毛在六中全会上所预
见的相持的结果。毛曾预言，在这个持久的“新阶段”，抵抗力量（当然主
要指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将成长壮大。其实这笔帐并不那么单纯。在山东和
华中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但在华北许多地区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强化治安而
丧失。根据地经济面临严重问题，农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时候都重。
相持阶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
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
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
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
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日本人想要（并且需要）巩固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
并从中得到经济利益。归根到底，发动中国事变的理由是利用中国的劳力和
资源来增强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国的广阔领土上耗尽其财富。
一个日军陆军上校悲叹道：“为什么，唉，为什么，在我们已经达到最
初目的后，我们不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我们被诱入内地，真是愚蠢??我们
所得到的是不动产，而不是我们‘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们越来越
深地陷入了永无尽头的消耗的泥潭中了。”①日本的当权者们仍意见分歧，并
且互相竞争；他们多方设法以求改善其处境。他们对蒋介石展开新的和平攻
势，同时力求建立一个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改组的”国民党政府，汪已于1938
年12 月逃离重庆。他们招揽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最后，日本人还采取强
有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来建立地区性控制并消灭反对力量。
① 引自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平衡》，第303
页。
与国民党的“磨擦”
共产党人用“磨擦”这个委婉的说法来描述战争中期他们与国民党人的
冲突。到1939 年，许多观察家认为（或许是错误地认为），出乎意料的真诚
协商开始渐趋消退。1939 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共
产党的措施。①军事冲突始于夏季，持续到秋冬，越来越频繁和激烈，这些冲
突多数发生在华北根据地及其周围。共产党把1939 年12 月到1940 年3 月之
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当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进攻者，
而称自己是对无理进攻的自卫。但从战略上看，这次华北“高潮”是国民党
为制止中共擅自扩张到指定地区以外，并在已经丢给共产党人和日本人的地
区恢复权力所作的一次努力。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坚持要维护他的法
权，而共产党人则坚持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对政府法权的道德价值提出质疑。
1939 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
内，封锁部队几达40 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
央军。封锁阻止了共产党的进一步扩张，特别在甘肃和绥远，并终止了陕甘
宁与在邻接苏联的新疆（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的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新
疆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的弟弟，于1942 年被害。在甘肃-陕西边界和陕
甘宁东北角长城沿线绥德附近，当封锁军刺探薄弱地点时，爆发了激烈的战
斗。贺龙第120 师的一些部队从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调回，以加强陕甘宁
的正规守备。
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1939 年中断
了。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这对一个许多基本用品
不能自给的地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也谋求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挤入共产党视作他们
根据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地区。共产党反对这些企图，他们有预见
地谴责他们的对手危害抗战和损害人民利益。“磨擦专家”据说是为日本人
及其傀儡效劳。共产党注意到地方部队与日本人的勾结日益增多，他们认为
这是一种蓄意的、不严肃的所谓“曲线救国”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军队以
为将来反共之用。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求避免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
开决裂。在公开场合，中共一贯把这些军事冲突描绘成地方指挥官超越上级
命令挑起的，尽管他们明白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提法，
这使共产党的强烈反应显得正当有理。
毛泽东宣布对付这些攻击的总政策是：“有理、有利、有节”。①换句话
说，当共产党能够表明打是正当的，以及当他们能得到好处时，他们就应该
打。但他们的进攻不应超过国民党容忍的限度，不应损害他们在公众中的无
私爱国者的形象。中共的武装应尽可能将主动权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
定何时交战，是否交战，何时休战。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1939 年12 月与阎锡山的决
裂。整个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紧张气氛一直在增长，因为阎及其与旧军有联
系的保守的追随者看到牺盟会和新军的决死纵队与共产党军队搅在一起了。
① 这些是(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
党活动办法》。见范
斯莱克：《敌与友》，第97 页。
①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44 页。
当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据地和敌占区时，阎被迫流亡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秋
林。11 月，阎命令他的旧军在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协助下解除决死纵队的武
装。经过接着发生的血战，这些部队一个个脱离了哪怕是名义上的省的控制，
完成了与共军的会合。3 万多人投向共产党。一个国民党情报员沮丧而颇有
辩才地概括道：
这是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段。起初他们满口甜言蜜语，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开
局
面，为其行为作掩护??但是，一旦他们羽毛丰满，一旦初步的基础已经打好，他们立刻就
翻脸
咬人??我们心中曾料到结局可能是这样，但不知道情况发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这竟会在
中
共号召“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之声响彻云霄之时发生。①
约一个月以后，在1940 年2 月到3 月，八路军部队打退了这次所谓的高潮。
张荫梧部在冀北平原被击溃缴械。在冀南，朱怀冰和石友三同国民党任命的
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一样被赶出根据地。虽然在这一地区仍留有少数非共产党
武装，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属部队的严重威胁。
中共指控石友三与日本人勾结，经证实后，石友三于该年晚些时候被中央政
府处决。
1939 年末，中共中央当局声称，“而现实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
只有山东与华中”。②中共仍试图在这两个地区开辟他们能活动的根据地。
山东局势混乱。日军入侵后，国民党所属部队多数留在省内，因而共产
党的武装和根据地比西边薄弱和分散。直到1938 年后期，徐向前和罗荣桓指
挥的八路军第115 师和第129 师的大部队才进入该省，与山东纵队和地方游
击队（包括近遭日军杀伤的一支大部队的残部）会合。①这些行动导致与日军
和各种从属于国民党的团伙冲突，当时他们都比共产党人强大。直到1940
年后期，中共与这些国民党军的冲突比与日军的冲突还要残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国对手互相严重猜疑，而且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也大不一
样。主要的国民党军队并未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或蒋介石，他们归独立的、
有时是桀骜的地区司令官指挥。共产党的策略被概括为几句口号：“发展进
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取悦上层，罗致中层，袭击下
层”；和“争取于学忠，孤立沈鸿烈，消灭秦启荣”。②然而，不像其他华北
根据地，共产党人花了几年时间都不能使山东的国民党军保持中立，若不是
日军扫荡削弱了他们，共产党人当时甚至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
到1940 年11 月，徐向前声称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他承认山东还不
是巩固的根据地。中共的努力在沿山东-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区、鲁中泰山周围
和半岛最东端附近最为成功。他承认其他地方“进步力量尚弱”。八路军正
规部队可能有7 万人，远低于党中央的要求——15 万正规军和150 万到200
① 引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42 页。
② 《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 年1 月28 日，《中 共党
史参考资料》第4
卷，第138 页。
① 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 年》（斯坦福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82
年），第75—77 页。这是韩复榘部下范筑先率领的一支纵队，范筑先率领一批不断壮大的
抗日战士，直到
1938 年11 月被围失败。范筑先受伤，为避免被俘而自杀。
② 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94 页。
万自卫队。③事实上一直没有实行系统的经济改革。大家熟悉的没收、征收救
国粮、捐献和公债与传统的税收体制并存，只是对后者加以调整，以照顾较
贫困的农民。
与在北边相比，共产党在华中的扩张更充满与中央政府军队发生大规模
冲突的危险。鉴于华北大部分“磨擦”是因共产党迅速扩张到半真空地区引
起的，中共在华中建设根据地的尝试要求他们取代与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有密
切联系的现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任务最初由第六支队（皖北和江苏）和第五支队承担，
并得到黄克诚率领的 15000 到20000 八路军强有力的支援。当陈毅的第1 支
队通过管文蔚的地方武装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达江北时，他们也积极地参与
了。这一扩展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各项指示的响应，这些指示经过1939 年后
期进入1940 年时变得愈来愈紧迫了。这使得江北的新四军与安徽和江苏国民
党当局，特别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领导的军队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和尖
锐。
然而，江南的项英并没有直接向重庆的指挥官们提出挑战。或许如毛后
来指责的那样，他曾受王明影响，或许他别无选择。他的部队——三个支队
加上新四军总部——在数量上远不及顾祝同的国民党军队，更不要说日军和
伪军了。虽然毛坚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但上海-杭州-南京三角
地带是一个罕见的困难环境。项英和他的同伴们于1934 年至1937 年间在华
南山区面对残酷的围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取消——以巨大的韧性和
勇气幸存了下来。能够经受如此艰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这
似乎是不可能的。项英的“调和”和“妥协”或许更能反映这一地区真正的
力量平衡。然而，到1940 年春，毛对项英甚至逼得更紧了：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
谓
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
饷，独
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
立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①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夺不仅仅是为控制敌后地区而进行的斗争。它
还涉及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对中共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
是在整个1939 年期间提高蒋介石威望和官方权力的运动，在他的党、政、军
最高职位外增加了更多的头衔。1939 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国民党
“总裁”，②不禁使人想起孙逸仙以前拥有的头衔。更有甚者，1939 年夏、
秋之际，出现了有关宪政的讲话。11 月，国民党宣布了一年后召开制宪会议
的计划。如果蒋真能兑现人们期待已久的许诺，他和他的政府也许可以获得
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众望。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让这些发展不受挑战。如果国民党要有一个至
高无上的领袖和权威发言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有一个。毛的名著《新
③ 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107 页。
①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49 页。

② 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是1938 年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的，不是中央执行委
员会任命的——译
者。
民主主义论》写于1939 年晚些时候，而发表于第二年元月，这不是偶然的。
③这一著作的要旨在较早的声明中已预先表达，但其发表时机和充分发挥则受
国民党宪政运动的影响。它体现了中共参与竞争，不但争取得到（国民党以
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领导的各阶层统一战线大联合的声明。《新民
主主义论》中表面温和而有节制的语气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
他们的革命目标，或者已把它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但在这里，像在中共许多
其他声明中一样，措词往往一语双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来说，文本让人
们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民众参预，多党政府，依法保护公民
权利。但在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同样的话具有较多的权力主义的和以阶级为
基础的涵义。在保密的非公开传播的党内文件中，模棱两可的词句不见了，
人们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不只是对于抗战而且也是对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改
革的顽强、坚韧和灵活的承诺。
在同一时期，共产党人声称对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危险深感忧虑，这种危
险不仅发生在敌后的战场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层。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
宣传，但在宣传的背后也有真正的担忧。在1939 年末和1940 年初，一切有
政治意识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与一年前逃离重庆的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谈
判。1940 年3 月，一个“改组的国民政府”最终在南京成立，这是当时最可
怕的勾结。
在同一时间，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过香港的中间人寻求与蒋
介石本人达成谅解。这一“为蒋设宴”的任务被称为“桐工作”，它既有高
层次密谋的成分，也有低级滑稽剧的成分。据传蒋对和平感兴趣可能是为了
使汪精卫进一步丢脸而设下的一个骗局。他们让汪在舞台的侧面等候，直到
“桐工作”完全失败。但是即使蒋无意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共产党在这个多
方位的和平攻势失败之前，也不可能确知它的后果。
中国从没有像1940 年中期那样孤立过。在欧洲，“虚假的战争”因跨越
低地国家的德国闪电战而于春天结束。法国很快被击败，而英国似乎也将陷
落。日本利用这种形势要求切断中国与外界脆弱的最后联系：滇缅公路、与
中立的香港的贸易，以及河内到昆明的铁路。与此同时，苏联陷入棘手而令
人困扰的对芬兰的战争，并削减对国民党人的军事援助。美国则刚从孤立主
义中逐渐摆脱出来，而且明确地认为英国比中国更重要。在重庆和自由中国
的其他地区，对战争感到疲惫、绝望和士气低落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55—704 页。这个版本经过重要校订。原文可在《毛泽东
集》第7 卷，第
147—206 页找到。
新四军事变
在这种环境下，毛号召大力扩展，这或者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认为蒋不
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项紧急准备，尽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国共发生分
裂。在华中，从1939 年最后几个月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与高邮湖附近韩德勤的
江苏军队发生冲突开始，战斗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在随后的几个月
里，管文蔚的部队全部沿长江左岸运动，并与更北的罗炳辉部保持经常接触。
罗也开始得到取道六支队控制区南下的八路军的一些增援。显然，在苏北和
苏中，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激化。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②严格限制他
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
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9 月，第三支队也
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部直
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1940 年6
月开始谈判。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
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
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1938 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
步。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实质上，国民党是向
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国民
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
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办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
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人的命
令。1940 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
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
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是模棱两可的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
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7 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
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
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要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
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以1940 年10 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
达到高潮。在4 天里，韩的第89 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
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
要的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
德勤到1943 年仍在江苏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
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导：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人对这段与其正
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下愈况。12
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12 月31 日止撤出皖南和苏
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在
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接着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
① 本节叙述大半根据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 章所载的资料和格雷戈尔·本 顿所提供
的情况。
② 冷欣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译者。
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①12 月25 日，
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1941 年1 月4 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
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包括后勤人员、
伤兵和家属以及一些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
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并在随后的几天中被粉碎。
双方损失都很大。中共方面伤亡约9000 人。项英两次试图凭自己的力量
冲出包围，均未成功，并被叶挺斥责为擅离职守。叶挺完全接管了这支必败
无疑的队伍的指挥权。项英最后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
金储备而被他的一名卫兵杀害。项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绝前往
刘少奇领导的江北地区寻求避难，叶挺不幸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这场战争
余下的岁月；最后他于1946 年获释，但一个月后与其他几个高级党员一起在
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1 月17 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
延安与重庆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结束了，而且在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的
中共军事联络处也被封闭。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
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
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得到了
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
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件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
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
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
结，
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①
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
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使全貌含糊不清。
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战，并赢得了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作民族
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
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忠实执行命令’时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
民党的威望了。”②
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
重开。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来，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
有极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
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
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
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
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
民党人与日本讲和。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像黄桥和茂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95—97 页。
①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72 页。
② 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39—140 页。
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能不导致与日媾和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
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的证明。③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磨
擦，那么对他将来会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新四军事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共重新组建华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
中共中原局和东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为华中局，由刘少奇负责，反映了这
一地区对党中央的重要性。新四军也完全改编，并作了重大的调整。陈毅成
为新的代理军长（因叶挺在押），指挥7 个师，这些师是这支部队现在分成
的。每个师负责一个地区，中共要求在每个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见图15
及表22）。实际上，根据地建设是在1940 年的磨擦和新四军事变后才开始
认真进行的。在以后几年中，第一至四师的作战地区包括不断扩大的被包围
的巩固区，在这里，军事统治与党的公开活动、行政控制、群众组织的发展、
地方选举以及社会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其他三个地区在半巩固状态和游击
状态之间变动。
国共冲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当中共文件提到1943 年的第三次反共高
潮时，它们指的是不加掩饰的政治活动。除相当强大的国民党势力持续时间
较长的山东外，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1941 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
共。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1943 年年底，共产党人实际
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1943 年9 月当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讲话时，在他的头脑中或许已经有了这种思想：“我相信首先我们应清醒地
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问题纯粹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应该用政治手段去解
决??”①在敌后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人再也没有能力去试一试任何其他的解
决办法。
③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26—228 页。
① 美国国务院：《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1944—1949 年时期》（即《中 国问题
白皮书》），第
530 页。
日本的强化治安
在国民党和中共间出现“磨擦”的同时，日本人正试图控制
表22 1941 年2 月18 日以后的新四军
军 部
司令员： 陈 毅
副司令员： 张云逸
政治委员： 刘少奇
参谋长： 赖传珠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
师师长政委原编制作战区域
一师粟裕刘英第一支队苏中军区：此区南起长江，西至大运河，北到
淮阴及淮河沿线，东临太平洋
二师张云逸（兼） 罗炳辉第四、五支队淮南军区：南起长江及南京合肥一线，西线到
合肥，蚌埠，北至淮河，东抵大运
河
三师黄克诚黄克诚八路军一部苏北军区：淮阴、阜宁以北，西到大运河
四师彭雪枫彭雪枫第六支队淮北军区：南起淮河，北到大运河、徐州一线，
西起津浦线，东至大运河
五师李先念李先念豫鄂挺进纵队鄂豫皖军区：汉口以北的李先念游击区
六师谭震林谭震林第三支队苏南军区：太湖区域。谭震林一部曾于1940
年撤至江北， 1941 年再次进入山
峦起伏的苏浙交界区
七师张鼎丞曾希圣第二支队皖中军区：长江沿线，西到安徽的宿松。抗战
后期，此区只有极少的共产党正规
部队（ 500 人）。这种现象的出现
无疑是基于以下二个原因：一则此
区国民党派有强大的军队，二则此
区对日本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44—145
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15 由此表而来。
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把磨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
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有时，中共要两面作
战。但是，如果说国共磨擦的最糟时期到1941 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
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
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
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
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
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
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
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
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
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1938 年夏
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
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
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①
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
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
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
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
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
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
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
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第1 卷，第407 页。
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
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
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23 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
多么有效。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
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
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
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
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
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
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
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
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
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
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
所观察到的那样：
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

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
中于给
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
而至。
①
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
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
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
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
①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未标页数。
① 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 年》 （未刊文
稿），第370—371
页。
扩展。到1939 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
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
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 年年中到1940 年年末之
间的18 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 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
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
约30 万人。①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1939 年晚些时候和1940 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
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
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
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
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
大的困难，直到1943 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
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
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
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
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
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
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这样的风暴
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
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华北的强化治安
1939 年末和1940 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
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
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
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
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
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这种有选择
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
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至少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
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
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这些“囚笼”战术
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
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
公路网。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太原）①线和同蒲（大
同-潼关）②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这是阎锡山为
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9 和表14）。到1939 年底，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0—206 页。
① 正太线从正定至太原——译者。
② 同蒲线从大同至风陵渡（属归蒲州）——译者。
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
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
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
它始建于1940 年6 月，11 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
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
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
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
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它们的效果表现在1939 年和
1940 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23；但“运输事故”
几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坏）。晋察冀的一个干部报告，在1940 年中，“敌人
采取像[江西苏区]那样的碉堡政策。这些碉堡星罗棋布。仅在冀中就约有500
个，相隔一至三英里”。①正常的贸易模式遭到破坏，因为日本人或傀儡占据
了行政-商业中心，而农民们则被夹在共产党人所加的规定和另一方强加的规
定之间。最后，地主、高利贷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据地受新秩序
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计划试图恢复失去的权势，或者只是报仇。
有些人变成了告密者。在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被赶走后，他们可能杀害留下来
的干部或积极分子，并向支持这些人的农民算帐。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
被击退前，乡绅和其他不满分子也可能寻求国民党的支持。一支武装匪徒甚
至可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内活动几个月，到处杀害干部。②关于这段时
期，彭德怀后来回忆道：
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或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二月前
后
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
个县城，
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
，又对
伪政权负担）。③
华北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危机，但确实是严重的。需要采取行动以恢复主动。
百团大战
1940 年8 月20 日，八路军对日本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持久的攻击战。22
个团的兵力（约40000 人）在高秆作物形成的“青纱帐”的掩护下，尽量出
其不意地袭击了华北的运输网，他们挑选了在防御上相当薄弱的正太线给予
特别沉重的打击。所有主要的铁路和公路都处于攻击之下，并被反复切断。
路基、桥梁、编组站和有关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重要的井陉煤矿设备被破
坏，停产近一年。大约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战役的这个第一阶段让位给第二阶
段，在第二阶段中主要目标是碉堡和日军推进到争夺区的其他据点。这种转
移相当于更换易受攻击的弱点：当日军积极利用据点体系时，运输网的防守
较欠安全；相反，当派出的小分队撤回来阻挡对铁路和公路的袭击时，碉堡
成为更具诱惑力的目标。实际上，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迫使日军放弃囚笼和蚕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6 页。意译的译文。
② 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432—434 页。
食战略，退回防守巩固的驻地，再次把农村让给共产党人。在战役的第二阶
段，更多部队参加了战斗，总数达到104 个团。几年后，百团大战直接指挥
者彭德怀隐晦地说，他们是“自发”参战的，没有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①
到10 月初，第二阶段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正在开始，这时得到增援的日军
纵队寻求与八路军交战以消灭他们。几次激烈的反攻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个
月，此后百团大战被认为是结束了。
百团大战的背景——谁批准并计划的，原因何在——至今仍不清楚。日
本人对这次战役的反应是如此残酷，以致回顾时它像是一个错误，而有些领
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可能曾经希望否定这次战役。在以后的岁月里，毛在
他的著作中间接暗示他对这次战役持批评观点，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
这不是他的那种军事战略。20 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责说毛
甚至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彭蓄意欺骗，这时彭正在被批斗。虽然这
似乎不可信，但这或许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彭在反对这种指控的辩护材料
中写道，在位于晋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拟定作战计划后，总部向
每个地区指挥部下达了动员令，并通报毛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按原计划，
这次行动应于9 月初开始。但彭写道：
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
十
天，即在八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①
此外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多个团自发行动，未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更不说延
安了。
如果彭德怀的叙述——写于1970 年他死前不久——是实情，那么毛和党
中央确实未参与百团大战的构思或计划，而进行这场大战的“主要战略”动
机，除彭和他的同事们可能已经考虑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所提到的这
些动机之一是反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方面的投降倾向：如果战争升级，中共
投身斗争之中，那么蒋和日本人之间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与这一
解释有关的是，外界指责共产党避开日军而把大多数真正的战斗留给国民党
军队，他们只是利用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共产党领导人对这种指责很敏感。
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说，中共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
于扩张，20%用来对付国民党，只有10%用于抗日。①所提到的第三个动机是
把注意力从华中新四军进攻国民党军这件事上引开，几乎恰在此时这些进攻
达到高峰。
彭德怀承认这次战役“拖得太久”，但他为其重要性辩护说，百团大战
在紧随反磨擦冲突后维护了中共抗日形象，证实了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的失
败，恢复了根据地对不少于26 座县城的控制，并使“动摇分子”就范。即使
① 《彭德怀自述》，第237 页。
① 《彭德怀自述》，第236—237 页。彭德怀还说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只是 根据他
的命令计划执行
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准。如果是这 样，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一
定因不能控制华
北战场和华中战场的高 级指挥员而感到大为失望。
① 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 策从未宣
布过；在这种意义
上此项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 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见
范斯莱克：《敌
与友》，第159 页。
这些理由与进行这次战役时地区和战术上的考虑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但并不
妨碍利用这些理由在事后进行宣传。无论毛和党中央可能担心过什么，他们
却什么也没有说。毛致电彭德怀，祝贺他取得巨大胜利，而在公开的叙述中
百团大战成了传奇材料。
百团大战后的扫荡战（1941—1943 年）
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华北方
面军被八路军的行动所震撼和刺痛，加倍努力把华北置于控制之下。在多田
将军及其继任者冈村宁次将军（1941 年7 月—1944 年11 月）任内，日军对
所有华北根据地施加野蛮而持久的暴行。在1941 年至1944 年间，约有150000
名日军在大约100000 名七拼八凑的伪军协助下，专门执行清剿任务。余下的
华北方面军（150000 到200000 人）负责执行其他任务，如守备主要城市和
箝制国民党军队。估计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正规部队约为250000 人，在陕甘
宁有40000 人。
日军及其中国仆从们在建造壕沟、栅栏和碉堡方面的投资甚至比过去更
多。日方的资料表明，到1942 年，他们已建成封锁线11860 公里和据点7700
个，大部分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麓的丘陵地带。沿平汉铁路线西侧一条大壕
绵延500 公里，每边有一条无人带，经常有人巡逻。1940 年12 月，在冀南
建立的250 个日军哨所到1942 年年中翻了两番以上。这些是对平原地区控制
的主要措施，到1941 年底，这一地域的共产党根据地全部降至游击状态。许
多主力部队（如吕正操和杨秀峰的部队）被迫西移，进入山区以保存实力。
与早期的战术不同，新的多田-冈村战术是把规模大得多和时间长得多的
清剿工作团派进山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并用不加区别的、普遍的暴力代替
百团大战前采用的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战：杀光、
烧光、抢光。由于仍然未能
表24 日本对晋察冀边区的封锁和扫荡
扫荡起始日期持续时间（月） 兵力扫荡区
1941 年8 月2 月有余100000 北岳
1942 年年初3 月有余40000 冀东
1942 年5 月3 月有余50000 冀中
1943 年9 月3 个月40000 北岳
1942 年12 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封锁线设置情况
北岳冀中冀东平北总数
据点和碉堡1219 1635 329 175 3358
公路（里） 9238 11987 3062 2618 26905
封锁壕（里） 1779 5000 924 282 7985
封锁墙（里） 395 502 未得数字未得数字897
来源：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345、347 页。
将普通农民与共产党员区别开而感到沮丧，日本人把战争推向各个方面。在
勉力封锁根据地的重要的巩固区后，日军派进很大的分遣队，寻找共产党军
队、政府干部和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另外还要破坏根据地的设施和战争物
资储备，烧毁庄稼或干扰播种及收获以破坏农业，并运走存粮。整座村庄被
夷为平地，在那里发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被杀死。“三光”扫荡战不像
以前的扫荡那样清扫一个地区然后撤离，而是让军队在目标区留相当长的时
间来回“梳篦”，并在多山的根据地内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建立至少是临时
的据点。表24 中的资料表明这些行动在晋察冀是多么广泛；类似的战役在华
北根据地全面发动。
这些三光战役发生之处，农村人口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这种严酷的战
术以及与之俱来的如此频繁的暴行，确实使许多农民，不论贫富，对日本人
刻骨仇恨，并更彻底地倒向共产党。但党内资料也描述了许多事例，说明这
种镇压比以前的做法——在党与农民之间打进楔子——甚至更有效：
如果我们只强调隐蔽??我们必然脱离群众。群众的信心也不能长久维持。另一方面，如果

我们只图在草率的战斗中求一时痛快，我们还可能招来敌人更残酷的镇压。那也会脱离群
众。①
共产党发言人承认，在华北根据地，党控制下的人口从4400 万下降到2500
万，八路军从40 万减至30 万。②地方资料所描绘的景象甚至更为冷酷。到
1942 年，90%的平原根据地降为游击状态，或完全为敌人控制。在晋冀鲁豫
根据地的太岳山区，一个干部承认，“没有一个县能保持完整，全部12 个县
的政府机构在清远流亡”。①随百团大战占领的26 座县城全部丢失。
尽管日军清剿的目标主要是八路军，但并非总是这样。日本人未能与之
达成“谅解”的国民党军队也遭到攻击，部分地是为了腾出更多兵力用于反
共行动，部分地是为了保持对蒋介石的压力，部分地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战果
可资上报。其中最有影响的行动于1941 年春季在晋南发生（中条山战斗，或
中原战役），②当时卫立煌将军的20 多个师被赶到黄河以南。几乎同样重要
的是后来在山东对于学忠和沈鸿烈的行动。一旦日伪部队撤出，这些行动开
拓了更多的地区供共产党渗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日本人向共产党人施
加的压力趋于缓和时，这种后果十分明显。
日军在华中的强化治安
中国派遣军遵循了一种与华北方面军不同的模式。虽然提供给派遣军的
总兵力比华北方面军多（约30 万在华中，另外16.5 万在华南），但只有较
少一部分用于清剿，大约5 万到7.5 万。其余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
苏，用来对付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较大的和可能较强的伪军能被用于长
① 杨成武，引用于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80 页。
② 2500 万人中，有许多居住在半巩固区或游击区；巩固区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数字所表
示的更快。八路军
损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战斗伤亡。其他因素有调正规军当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更紧密
地与当地居民结
合，减轻支援部队的负担）；淘汰素质低劣或失去战斗力的士兵；以及逃兵。1939 年末一
份中共文件（据
推测是晋察冀）举出逃兵率两例：“一个主力部队单位”，16.4%；“一个新建游击队单位
”，20.8%。逃
兵在一个单位调离本地时格外严重；地方部队中的农民兵往往拒绝离乡。这也是把若干专
职士兵降为民兵
的另一动机。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 卷，第75 页。
② 日本称中条山战役为中原战役——译者。
江下游地区，因为那里靠近汪精卫的南京政权。
日军和伪军集中在战略上对他们最重要的地区：南京-上海-杭州三角
区，以及恰在长江以北和大运河以东的地区。更西的武汉地区也经过严厉的
清剿。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强大的国民党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军第五师直
到战争末期仍无法在大别山建立完全巩固的根据地。但江苏、安徽和河南的
其他地区，不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上看，都被认为不那么重要。日军保持
对华东-华中主要交通线和主要城市的控制。偶尔也派出清乡队通过较远的地
区。这对新四军来说很容易躲避，但给依附于重庆的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①
直到1941 年下半年，随着畑俊六大将采纳建立“模范和平区”的计划，
日军开始对长江三角洲进行认真的清剿。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计划，这个计划
将仔细划分的地区置于更为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保护之下。当一个地区
已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时，邻近地区将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强扫荡，以驱除所
有抵抗者并重新开始。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栅栏或其他防卫工事，实行严密的
边界控制。在地区内，地方警察进行严格的居民登记，行政人员被指派执行
广泛的“自治、自卫和自富”的计划。在最发达的模范和平区，日军的密度
达到每平方公里1.3 人，是华北的三倍半。必要时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结
果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区内的治安变得相当出色。南京政权代理人
征得的税款急剧增长，强制劳务也是如此。日本兵和当地著名的汉奸宽慰地
说，他们来去不必担心遭到伏击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时，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抗战——不论是国民党的还
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模范和平区需要大量的人力
和其他资源，范围极其有限。到1943 年，这样的措施已不再拥有高度的优先
权了，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被认为已经通过计划的所有阶段，其余的都停留在
这样或那样的初级阶段上。在长江以北较远地区唯一的这类措施是成立较晚
（1944 年2 月）而且几乎完全无效的新省——淮海省，省会设在连云港。①
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区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能维持连续的低
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区成功有限而最终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许多任务迟早必须
转移给中国人自己去办，他们或者是汪精卫任命的人，或者是从当地招募的
人。两者都不断让日本人绝望：前者是因为他们无能、腐败和派系纷争；后
者是因为他们只做那些他们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对本身有利的事。最终，
模范和平区证明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范和平
区还表明：在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被占领的中国”，这样的解决办法完
全不是办法。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10—111 页。
① 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磨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它在抗日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持
久的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在战争早期共产党经常强调以牺牲农村
政权的巩固和深入为代价谋取军事和政治的迅速扩张，加剧了这些挑战。与
此同时，在三年丰收后，不利的天气导致1940 年和1941 年的歉收，使原已
困难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中共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从零敲碎
打开始——正如问题本身是多方面的。针对新的形势，某些现行政策受到全
面检查并得到调整。有些新政策在暂时困难被克服后仍长期保持，而其他政
策则是特殊的常识性的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赢得新的支持。回顾起来，新的
模式早在1940 年已能看到。到1942 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义的领导层当时
已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1942 年到1944 年间，
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
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
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像10 年前的长
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
—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
经济问题。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
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
泛和持久的影响。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回顾这段时期，毛在1945
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
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①
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
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
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
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
相当大的进展。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
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
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1939
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
表25）。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1941 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1937 年—1945 年物价指数：
表25 “自由中国”与延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108 页。
自由中国延安
1937 年100 100
1938 年145 143
1939 年323 237
1940 年724 500
1941 年1980 2200
1942 年6620 9900
1943 年22800 119900
1944 年75500 564700
1945 年179000 未计算
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
—1945 年》，第152 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
184 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
的收入。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
线士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他们现在已拿不出
更多的东西了。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税分为三种：
(1)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2)其他实物税，特别是
麦秆和羊毛；(3)货币税。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
极少交税。1/5 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100 磅谷物）
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1941 年谷物税已超过1938 年的20 倍——
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此后，在1945 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
府部门支出减少导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税收水平有一点降低（见表26）。
1937—1945 年陕甘宁的谷物税
表26 （单位担，1 担=约330 磅）
粮食产量粮食征收%
1937 年1260000 10000 0.8
1938 年1270000 10000 0.8
1939 年1370000 50000 3.6
1940 年1430000 90000 6.3
1941 年1470000 200000 13.6
1942 年1500000 160000 10.7
1943 年1600000 180000 11.3
1944 年1750000 160000 9.1
1945 年1600000 125000 7.8
来源：施兰：《游击经济》，第128、188 页。
在1941 年，农民的这项负担非常接近于20 世纪30 年代初省政府征税的
估计数，但由于它是在激进累进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为减
轻较贫穷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尽可能缓和他们的抱怨，党中央于1940 年中开始
发布更紧急的号召，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希望借此用一种索取部分地替代另
一种索取。
边区政府较早废除的麦秆和羊毛实物税在1941 年恢复了。民用部门和军
用部门急需麦秆作为役畜的饲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满足对纺织原料的需
要。
几种现金税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较高的水准。在广泛的商品及
服务的范围内征收的营业税类似经常受到谴责的前政权的“杂税和附加税”，
但它是想要抑制进口产品及烟、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费。边
区政府也从仍存在于陕甘宁的许多小规模私营企业征收各种商业税；1941 年
这些税收入约800 万陕甘宁元（相当于30000 担小米）。
因为这些税的收入不足，赤字财政和增加徭役等权宜之计也用上了。但
毛警告说，欺骗性的财政和增加对陕甘宁人民的需索均非长久之计：
任何空话都没有用，我们必须给老百姓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向人民

索取，而是奉献。我们给人民带来什么呢？在陕甘宁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组
织、领
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一步一
步提高
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①
首先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和边区终于再次阻止了经济恶化并得到了稳定
——虽然是低水平的。这一时期没有运动更受重视；1942 年12 月，毛发表
了他那内容广泛但未完成的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文章。虽然有意识形
态的背景，但几乎他的所有建议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许多是常识性的
注重实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乡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实现。受篇幅所
限，这里只能提到产量显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区。表26 显示，在1937 年到
1944 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1939 年
还微不足道，但到1944 年已达300 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家畜的增
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
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成就是通过更好和更多样化的组织，拓宽
市场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1937 年到1945 年间，播种面种几乎翻
了一番（从860 万亩上升到1520 万亩）。①
纺织工业的产量与原棉的产量相对应。1938 年仅7370 匹（每匹 25 平方
米），随后两年每年产量加一倍， 1942 年达到 45000 匹，而 1943 年迅速
上升到105000 匹。②自然资源的开发（盐、煤，一些原始的油气井）、灌溉、
扩大的牧场以及造林都有积极的发展。到1944 年，陕甘宁的领导和地方干部
仍面临许多问题，但至此战争中期的经济危机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对的安
全感，有了重新获得并被加深了的民众支持或认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
整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最显著的成就是“整风运动”。③它正
式开始于1942 年2 月1 日，当时1000 多名党的干部集合在延安聆听毛泽东
对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致辞。如我们可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人的早
① 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第232 页。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120 页。
② 施兰：《游击经济》，第146 页。纺织品生产数据分类统计（1943 年的百分 比）：家
庭工业（44%），
国有企业（31%），资本家企业（19%），中国工业 合作社（6%）。
③ “整风”就是“整顿作风”。
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样，干部教育和对党的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的关心一直是一
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展这场特殊运动的决定可能是在1941 年9 月举行的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革命”
和清除“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存在并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动”。④遗憾的是，
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文件现在还看不到，而且关于这次会议也知之甚少。
整风运动从未正式宣告结束，但到1944 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标显然已经
达到，而且它也不再作为主要任务要求党员留出时间和精力了。整风运动自
始至终是党内活动，限于党员，没有一个党员能无视毛在1942 年春夏期间发
表的演说与讲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力。在陕甘宁，没有一个党员能躲避无
休止的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整风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并成为自己的思想。
就全党来说，这在纪律方面和建立一致意见方面是一次艰苦的锻炼。
在战争最初几年党的迅速扩大使成员极为不纯，其中大部分缺乏组织经
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陌生，更不要说对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了。知识
分子、学生、目不识丁的农民、顽强的长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
入了扩展中的党的队伍。来自上海和北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男女和农民
们组织在一起。这些农民从未到过比离家最近的集镇更远的地方，而且他们
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来人。很多不合格的党员、机会主义分子和间谍混进党
内并不是什么秘密。毛的两个最近的对手——张国焘和王明——在中级干部
中还有同情者。从毛的立场来看，如果党要成功地迎接面临的挑战并为前途
的不确定性作好准备，这些人必须被净化、融合和经受磨炼。
毛自己的学说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它的支持，
这种学说将指引前进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①得到陈伯达等理论家的指点，又
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经验、有才能的同事的协助，毛泽东现在觉
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也可以要求在个人权力上支配中国的共产主义
运动了。
毛在1942 年2 月1 日对党校的演讲中阐明了运动的主旨。在对党的基本
良好状况做了例行的赞扬后，他指出党存在的三个主要缺点，即“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在报告的后面部分对此三点加以详述。①毛赋予这几
个听起来模糊的术语以生动的、现实的意义，这些决不是容易概括的。主观
主义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视为护身符或灵丹妙
药，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这些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
像研究烹饪配方却从未做过一个菜的厨师，或者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
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人。反之，
④ 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166 页。
① 见本书宣道华著第14 章。划分“思想”和“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分析，可见
于弗朗兹·舒尔曼：
《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 版，第21 页以下。舒尔曼提出中国共产党把纯理
论（置于四海而
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
情况）区别开来。
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第一的历史演变，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怀利对舒尔曼
的分析持不同看
法。
① 《毛泽东集》第4 卷，第63 页。许多整风文献可见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 的中国
：整风文献，1942—1944
年》。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只是

很有用??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
实在
比屎还没有用。你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
狗，有
什么用处呢？②
但是，如果说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评是针对行为像旧时达官贵人那样的教条主
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主观主义还有一个对立面：经验主义。这是一种孤立地
按照事物自身的条件去观察每一种情况，只相信他自己的经验，不要思想指
导的倾向。经验主义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狭窄的农民干部身上见到。基
于这两种现象，毛号召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宗派主义几乎同样严重。在这里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责宗派主义者（只
点了已被开除出党的张国焘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记了集中制——现在
明显地由毛及其追随者掌握的党中央的最高权威。宗派主义还有种种看来很
无聊的圈子，影响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
新干部，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有时个别单位或地方组织把他们自身
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
‘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
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①虽然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平常，但
都既严重而又棘手。它们的影响可能有所好转，但是却从未完全清除。
毛进而转向“党八股”这一主题，专门发表一次讲话谈论这个主题。②
八股唤起毛的听众对那种结构严密的八股文的回忆。这种文体曾经是旧王朝
文官科举制度的核心。虽然他最直接地根据许多党员试图与群众交往的做法
（表现于著作、宣传、指示等之中）谈论八股，但他明显地指出这种成规包
括教条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全部表现：“如果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
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毛再
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农民的语言，描绘出——或许是有意讥讽——八股形
式主义的八种表现方式。它是空话连篇，令人生厌，“真是懒婆娘的裹脚，
又长又臭”，应该“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它又是装腔作势，无的放矢，
语言无味，陈词滥调；更坏的是，它造出一种权威的假象，借以吓唬读者和
听众。它用了许多外国的词语和结构，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却似乎
很有知识。它经常陷于不负责任和悲观主义，给人民、抗战和革命造成损失。
毛断言，没有人会理解和倾听用八股形式讲话的党，更没有人会追随或参加
这个党。
作家、知识分子、以前的学生及受过教育的干部一般说来显然是毛指责
的主要对象。当然，在陕甘宁根据地他们人数比在其他根据地更多，其中许
多人正变得难以控制和不满。毛在党校讲演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发表
后才几个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解放日报》①上接二连二地发表了抨
② 《毛泽东集》，第8 卷，第75 页。这类不客气的话已在《毛泽东选集》中删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5—826 页。
② 《反对党八股》（1942 年2 月8 日）。载于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33— 53 
页。下文简短摘要
取自同一来源（有时经过转译）。
① 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第21 页以下。当时《解放 日报》
主编是秦邦宪（博
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张闻天。两人在30 年代初同 属王明派，虽然他们后来更靠拢毛泽
东主义阵营。然
击时弊的文章。著名女作家丁玲较为一般地批评了党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以及
崇高理想与卑鄙行为之间的差距上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其他如艾青和萧军也
参加进来。也许最辛辣的批评是一篇题名为《野百合花》的文章。作者王实
味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他使用讽刺性的杂文，这种文体因鲁迅而著称。尽
管这些批评者没有一个对党的合法性或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但他们认为
艺术有一个脱离政治的存在，此外他们还生动地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他们通过暗示，坚持个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作用，
恰如他们战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做过的那样——这种做法当时曾得到党的
赞许。
然而，那些20 世纪30 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经受到赞赏的做法，10 年后在
延安成为不可接受的了。这些知识分子肯定已感觉到他们是在冒险，但是他
们几乎不可能料到党的反应有多么严厉。他们都受到严厉批判并被迫公开认
错，尽管大部分人最后又恢复名誉。与大多数人相比王实味不那么知名，但
更具腐蚀性，在群众大会上他被反复批斗，侮辱，监禁，并于1947 年被秘密
处决。
如果毛的二月讲演和党的其他指示未能恰当地教育知识分子，毛准备走
得更远。1942 年 5 月，毛在长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取
了这些步骤。他在这一报告中明确细致地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知识分
子的作用。这篇讲话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权威性，而且在他死后还继续产生
影响。简而言之，《讲话》否定思想脱离社会阶级的独立和自主。人只能从
阶级观点说话或写作；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能站在某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是完
全错误的。既然如此，艺术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问题就变成它将
代表哪个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因为否则他们就是
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服务，甚至他们否认他们在这样做也不行。其结
果是，文学和艺术的最终仲裁人和指导者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集中意志的体现。
关于知识分子，毛就这样改变了形势：他们现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
独立的批判者。只要知识分子愿意扮演中共所规定的革命的勤务员的角色，
他们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欢迎的。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技能并没有被否定，
但这些才能只能在党所设置的限度内加以估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文学
和艺术的主要模式，被赋予自然主义的中国形式，这种形式能马上为群众所
理解，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而不是用上海沙龙的语言。这意味着知识
分子必须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们的语言，并体验他们艰难的真实生活。
总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号召党的知识分子和党员进行改造。
到1942 年4 月，中央委员会已经公布了22 个文件，做为干部学习和考
核的基础。①用来教导他们的手段包括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小组学习和斗争
会，通常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②与同辈的压力相结合的直率的教诲、自
我检查以及强制性的劝说都企图造成程度越来越高的精神紧张，直到思想得
而没有他们的同意，持 不同意见者不可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丁玲是该报的文化
版编辑。
① 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6—7页。
② 整风文献中，有毛泽东文章 6 篇，中央委员会文件 5 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 毛泽东
执笔），刘少奇、
陈云和康生各1 篇，宣传指南1 篇，军队报告1 篇，斯大林3 篇，列宁和斯大林1 篇，季
米特洛夫（共产
国际领袖）1 篇和《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四篇苏联文献是后来加的，似乎是
后来想起来的。
到净化和皈依。毛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说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
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大喝一声，说：‘你
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全部的目
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付
敌人是必要的，但不应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当然不是在整风运动中突然出现的。他本人的爱好权力的天
性、他在建立一个有影响的并起作用的联合体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
效，是他在长征后的几年中逐渐上升到不受挑战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如
上所述（见前《与国民党的“磨擦”》），蒋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
用。随着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顷刻间成为具有世界声望的领
袖和中国抗日的象征。到1943 年晚些时候，蒋在开罗会议上被公认为四巨头
之一，而前几个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的发
表则是他试图成为国内唯一领袖的大胆努力的一部分。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
了这种要求。①露骨地说，如果有对蒋的崇拜，必然也有对毛的崇拜；一个无
名的“党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组织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权是通过各级
党、政、军以及群众组织的互相连锁的机构行使的。这些机构在陕甘宁比在
敌后根据地发展得更好，而且它们上面就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这些
组织比旧王朝或民国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就它们征集——或要求——老百
姓的众多成分广泛参与的特定意义而言，而不是就被统治者选举他们的最高
领导人或决定政策而言，它们也是民主的。然而政治控制和群众支持的现实，
与党本身设置的标准以及它试图表现的公众形象有相当的差距。丁玲和王实
味等知识分子敢于以党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开暴露的正是这样的一些缺点。
然而，在党的机密材料中，党的各级领导人也坦白承认类似的障碍。
问题之一是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和蔓延的墨守成规。这种迅速扩张的几
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表现在管理陕甘宁边区本身，而且还表现于指导远离
延安的各个根据地的越来越广泛的战争活动。许多干部是“脱产的”，这对
面临经济困难的落后地区老百姓说来，是一种沉重的负担。①
问题之二是政治结构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级，通常停留在上一级的乡，乡
管辖不定数量的村。党中央对县与乡之间的行政“距离”也很关注。②此外每
一级活动的协调也因强调等级制而受阻碍。尽管主要组织机构有相互连锁的
性质，但每个机构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挥系统，它主要对该系统负责。③同一
①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很认真对待这一挑战，或许想利用它 在党内提
出不要作出危害毛
泽东或损伤他的形象的行为。晚至1945 年（中共 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仍然有
颇大的影响和实
力??我们一定要降低 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达到提高我们的影响和地位”。
见怀利 《毛
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18—225 页。
① 只可能粗略估计。党籍并不直接有价值，因为许多级别低的党员参加生产。 1941 年末
，有大约8000 名
官员支领谷物俸给（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 路》，第152 页）。这个数字显然不包
括党的高级干部，
也不包括大约4 万名 守备部队，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大部分也是非生产者。因此，总数可能
达到5 万 人。
在140 万人口中，大概1/3 弱为15 岁至45 岁的男子。这样，陕甘宁壮丁 可能有10%脱离
生产。
② 村级的规避行为在民间作家赵树理的受到官方赞扬的短篇小说《李有才板 话》中有生
动的描写。
③ 这位虚构的主人公是一个贫苦不识字的农工，擅长板话，他用尖锐的打油诗揭露村中要
人多年来欺骗从
区里来巡视的共产党干部。
级的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在工作上经常产生困难。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党与军
队之间，八路军干部经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干部。如果1942 年4 月发表的一份
调查有典型意义的话，士气低落也是个问题：在中央财政厅，被调查的党员
中有61%说他们自己对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①
为克服这些困难，实施了两项紧密相关的新政策，它们都明白无误地带
有毛泽东的印记。这两项新政策均于1941 年12 月整风运动前几个月开始。
第一项称为“精兵简政”，旨在减少政府和军队中的官僚主义。第二项是“下
乡”，即要干部更加深入农村，部分地是把许多从上层精简下来的干部下放。
这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把许多政治和经济任务分散下去，从而为垂直的指
挥机构与每一级的横向协调之间提供较好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政府
和军队的干部被命令回到生产中去；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意味着从事农业、
垦荒或原始工业。特别要下放到基层去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可在农
民中经受艰苦条件的磨炼变得坚韧起来（一项矫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
式主义的措施），也可贡献他们当地所急需的聪明才智以指导农村事务。
这些工作在1941 年、1942 年和1943 年冬被积极地推动，时间安排与农
闲季节一致。军队被命令以中世纪“屯田”制的现代形式尽可能多地生产出
自己的口粮和其他给养。位于延安东南约30 英里处的南泥湾是实施这一计划
的模范。八路军的第359 旅被指派在这里专门从事农业和基本工业的生产达
数年之久。到1943 年，该旅声称所需之物的80%左右已能自给。甚至烟瘾极
大的毛泽东也在延安他住的窑洞外面象征性地开辟了一小块土地种植烟叶。
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但这些政策无疑收到了某些实效，特别在组织和
动员方面。“然而并未报导总的成绩，而是强调像南泥湾计划那样的示范性
成就，并且〔反复〕宣传‘精兵简政’政策??也暗示了进展或许并非那么
显著”。 1943 年初，在第三轮“简政”期间，一位高级领导人承认，专职
干部的数量已由1941 年的7900 人增加到8200 人。①
考虑到陕甘宁这些改革的总的基调以及强调“群众路线”和“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令人惊讶的是群众组织本身似乎并未起重要作用。我们
手头只有1938 年陕甘宁这些组织的资料，据说当时人口的30%（1400000 人
中的421000 人）参加了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大约25%的妇女和32%的男子
分别是妇女组织成员和兼职民兵。“人们怀疑这些组织大部分徒有虚名，他
们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党所接替??在活动频繁时期（像1942 年减租运
动）之间，它们的成员和组织大量存在于纸面上。”②
统一战线。与国民党日趋恶化的关系及受日本强化治安的打击，使党更
注意统一战线的工作，而不是更少。自1940 年中期起，中共首脑机关一再发
布秘密指示，强调对待“友军”、对待除最亲日或最反共的组织以外的一切
组织以及对待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战线工作
部是在1937 年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成立的，在下级组织中也同时成立。这项工
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实看出：从1939 年末（当时王明被调离）直到1945
① 《解放日报》（1942 年4 月3 日）。这次调查也显示87%党员在抗日战争爆发 后入党
；39%是文盲。这
是我所知的唯一的这类“民意调查”。
① 引自施兰：《游击经济》，第193 页。关于人员数据，见谢尔登：《革命中国的 延安
道路》，第215—216
页。这个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 2.25 万人（不含军人）享受供给制。

②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42—143 页。
年或1946 年，周恩来的主要职务是中央统战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敌占区工
作部部长。他确认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领导下这被严重
地忽略了，因此他反复号召要积极发展和恢复各级统战部。①
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并非只是一项战术措施，而是处于弱小和危机时期
的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从地方事务到国家政策的每一个具
体问题都可以分析为有三个组成部分：党及其坚定的支持者，占大多数的中
间阶层，以及“死硬”的敌人。目标是通过赢得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的支持
或保持中立来孤立“死硬”派。然后孤立之敌就可能被各个击破。早在1939
年10 月，毛就断言：“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
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
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②然而这项战略的运用则是战术性
的和极为灵活的，目标是经过仔细限定的团体或组织。正是因为统一战线是
为革命的长远目标服务的，它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公式化，在各种情况下试
图发现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动党的事业的人物、问题、诱因或压力：
过去，通常的做法是进行政治性的交往；极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达到冷淡不愿意
与
人合作的程度。今后，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家庭、同乡、同学、同事等等
）和社
会习俗（送礼、过节、分担困难、互助等），不仅与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而且要与
他们成
为私人朋友，这样，他们才能对我们完全坦诚相待，说心里话。③
按照这种精神，1940 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据这个方案，政权
的民众机关——但不是党或军队——如有可能，都应由1/3 共产党， 1/3 非
党的左翼进步人士和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如毛所解释的那样：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
对
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
阶级和
开明绅士。??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①
因此，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根据地政权更能被农村人口中的上层人士所接
受，但它也表明共产党并未放弃领导。在实践中，这一代表制的变化是很大
的。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
须依当地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
在陕甘宁，1941 年后党员在民众机关中的比例一直相当好地遵守为中共
党员规定的1/3 的指标。在少数情况下，当选的党员从代表大会的席位上退
出——加以公开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边区领导觉得这项政策
相当有助于减轻由于大量增税受到沉重打击的中上层农民的恐惧并赢得他们
的支持——尽管较为贫苦的农民担忧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会逐渐恢复他们
的权势。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这种部分真实、部分象征性的改善与其产品增长
的份额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社会阶层规规矩矩——特别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
① 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16—121 页。
②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97 页。
③ 引自中央统战部1940 年11 月2 日指示。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269 页。
①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36 页。
选择。
那时把1940 年至1944 年间陕甘宁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组织上/
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共试图在群众中树立
的形象，也没有达到外界观察家有时所做的评价。然而他们的效率却是令人
难忘的，特别在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作为相比时，更是如此。
敌后根据地的新政策
在战争中期，华北和华中敌后根据地面临的危机不仅更加严重，而且与
陕甘宁有所不同。例如，陕甘宁不必应付军事进攻，也没有被迫从一地转移
到另一地。陕甘宁的行政机构比其他根据地更健全，并且战前社会经济的变
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中共控制的敌后地区很不相同，而有关资料又很零散，
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一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限
于相当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个或几个根据地的例子对它们加以
说明。如果让它们看起来比较一致而不是实际情况，那就会歪曲复杂的现实。
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所有根据地机关都采取广泛的主动和被动的防御
措施。村民、存粮、牲畜及其他财产撤到安全地区或隐蔽起来。有价值的东
西被埋藏起来。军队在埋下简易的地雷和设下陷阱后就分散了，并与农民融
为一体，尽管当日军试图杀害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或者当他们可能被汉
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怀不满的当地士绅认出时，这是缺乏保障的。
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平原上的根据地，差不多都转入地下工作，进
入那令人惊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网络，这种网络通常有两层或多层，把许多村
庄连结在一起。它们有多个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击点，
使日军追踪者屡屡受挫。当日军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气来对付时，中国人
用岔道和简单的空气闸来应付。
幸存下来所依靠的是党和军队有组织的领导和农民的不屈不挠精神。但
是在根据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动不得不降到游击状态的地方，能使他们受到
掩护的其他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
是普通农民，都受到鼓励要做到“白皮红心”，即在别无选择时要默认。尽
管中国农民有机智与勇敢去迎接这些挑战，但大部分由党领导的机关和主力
部队从特定地点撤离，有时使地方自卫力量的负担过于沉重。间或当他们溃
败时，村子又恢复到由地方士绅控制，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与此同时，
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有组织的活动在继续，因为逃亡者准备恢复他们的家
乡成为永久性基地。跨越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给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提
供了中国其他力量所不具备的韧性和复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
标，实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们是很积极地去干的，尽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
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某些地区进行了十分广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华中
根据地进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区约两年后进入持久战。山东甚至更落后些。
从经济上看，这些根据地从战争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不像陕甘宁那
样突然，因为他们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
但他们也有一段时期依靠捐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公债和某些征
用。当政治控制和行政机器变得更有效时，转为“合理负担”，最后转为统
一的累进税制。在晋察冀，合理负担制是1939 年采用的，1941 年让位给统
一累进税计划。然而，事实上，几种税制齐头并进，取决于该地区是巩固的
核心区，新建立的根据地，还是游击区。其他敌后根据地没有一个能采用统
一的税制。既然土地税是岁入的主要来源，许多旧的附加税不得不继续做为
一种补充，特别是在部分巩固的地区或游击区。在争夺的地区，征税不仅是
困难的，而且受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那里的农民承受双重的负担——日伪
政权和共产党人都向他们征税。如果共产党的资料是准确的，在晋绥根据地，
土地税负担要比陕甘宁重得多；而在晋察冀的巩固区北岳，则大体相同（1941
年以后；在此以前更重得多）。与陕甘宁一样，税在1941 年达到高峰，此后
缓慢下降。在巩固地区每户的负担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表27 土地税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晋绥北岳
1937 年根据地还没有建立
1938 年未计算6.27
1939 年未计算7.12
1940 年未计算9.71
1941 年24.6 14.98
1942 年17.4 13.62
1943 年19.61 10.07
1944 年19.35 8.9
1945 年21.0 未计算
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
负担》，《经济研究》1956 年第2 期，第108—109 页。
像陕甘宁一样，敌后根据地通过发行自己的地区货币、建立银行以及征
收进出根据地的贸易税以求达到经济上自给。这些税提高了一点岁入，但他
们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贸易：
如果没有〔来自陕甘宁的）相反的理由，区域自给是目标。要把日本人困在城里，使他们
得
不到周围农村出产的粮食和原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进贸易。根据地不
得不尽
量回到极端的生存经济，以抵制敌人的意图和积极干预。①
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双方争夺的地区是难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陕甘宁那
样，合作社、简单工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活动都受到鼓励，而且大部分免
税。
表28 晋察冀35 个村的阶级组成
家庭% 1937 年土地% 家庭% 1943 年土地%
地主2.42 16.43 1.91 10.17
富农4.50 21.93 7.88 19.56
中农35.42 41.69 44.31 49.14
贫农和雇工47.53 19.10 40.95 20.12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251 页。
来源：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 年》，第64 页。
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169—228 页各处，据以计算晋
察冀核心区域的不断变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征税还伴随着减租减息。晋察冀再一次处于领先
地位，但迟至1943 年10 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许多地区减租一直没有实
现”，并要求干部“组织农民实行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的37.5%的规定”。
①华中根据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据地（安徽北部），到1941 年仅有9000
佃户受益。到1943 年，运动加快了步伐，约有43000 户受到影响；次年因根
据地扩大，这个数字可能翻了一番。②最后，在山东根据地，在1943—1944
年间的冬天之前，认真的减租减息几乎还没有开始。因为租佃率不高，许多
干部对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讨好的困难的
工作，远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担心政治控制不稳定，害怕强硬路线
会极大地疏远仍有势力的当地士绅。①
得到的证据证实了彭真的观察，即根据地的财产关系在战争期间没有结
构性的变化。或许收入的不平等比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减少得更多。全部税
收制度沉重地压在富人身上，而且实际执行时常超出规定，特别是合理负担
的税收制度。如果这是先进根据地的情况，那么可能其他根据地变化更小，
而不是更大。
表29 北岳地区的粮食产量
担
1940 年1860000
1941 年1478000
1942 年1552000
1943 年2191000
1944 年2360000
大生产运动正像在陕甘宁那样受到重视。虽然缺乏定量的资料，但在晋
察冀的北岳地区，粮食生产从1940 年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1943 年和1944
年才好转（见表29）。②大生产运动也有政治动机。根据统一战线和普通情
理，不能全部没收富人的财产，因而以牺牲富人为代价也不能无限期地给较
贫苦的农民带来利益。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阶级斗争为基础所达到的动员仍
能通过由农民协会和换工队经营的生产组织继续下去。领导干部经常精确地
使用这样的言词鼓励生产运动，作为阶级斗争和民众动员的高级形式。①
中共一方面努力扩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对新
秩序的人。在公开声明中，这些措施几乎常被描绘成“民主的”，并且强调
它们的温和以及与“三民主义”一致。然而在秘密报告和指示中，这一词汇
① 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 年》，第51 页。
②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234 页。
①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52 页以下。
② 从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第108—109 
页上的数据导出。
1941 年和1942 年某些减产大概是因为那两年根据地规模的变动和日军的扫荡。
① 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338 页以下。
经常被阶级斗争和结构变革的词汇所取代。两种水准的论述涉及同一现象。
尽管前者在宣传上有严重的混淆，但党并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有
自己的“民主”定义（如果别人曲解这一词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还因
为在这一时期他们政策的明确内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为目的。他们的目标
是“优势”，而不是“专政”。
透过不同地区和根据地在各种层次上所采取的特定措施的无数细节，某
些模式可以识别出来；自上而下加以军事和政治控制，对现有行政机关必需
的人员进行调查和更换，党的干部进一步渗入该机关并随后进行机构和程序
上的变革。随着接管政治机器，配备了军事组织（正规军，地方部队，自卫
团或民兵）和群众组织，尤其是农民协会，地主和大部分富农被排除在农协
之外。
当这些发展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以后，而不是以前，对数量有限的县以
下的行政职位和代表大会代表进行直接选举。上一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他
们所在地——由下一级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虽然代表大会名义上监督同级行
政委员会，但后者明显握有实权，代表大会很少开会，像个共鸣器，批准拟
议中的或业已实行的事项。尽管偶尔有不正规的事情，但党真正按程序进行
选举。不过候选人的名单事先经过仔细筛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席位可供竞
争。作为替代，选举运动被用来教育当地民众，并让他们投入这一政治过程：
受指导的参与是根据地民主的特点。选举运动于1939 年在晋察冀开始，但全
边区代表大会直到1943 年才召开——这也是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晋冀鲁豫
的分区选举开始稍晚。在华中和山东的根据地，地方选举开始得相当迟，到
1942 年才进行。除陕甘宁和晋察冀外，其他根据地都没有选举过全根据地范
围的代表大会。
像在陕甘宁那样，尽管贫农心存疑虑，作为重新重视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在根据地都实行了“三三制”。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整体那样，三三制决不
意味着损害党的控制和领导，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据地，执行三三制
不如在陕甘宁那样彻底。在五台区（晋察冀的一部分）的13 个县中，1941
年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得到席位在34%到75%之间。迟至1944 年，江苏一个
区报称党员当选者占60—80%，而没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样，三
三制“不能成为成文的规定，因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语言固定下来是与真正
平等的原则和普选权的原则直接相对立的”，但他也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并
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
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1944 年4 月）证
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
觉得〔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
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①
虽然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是自发地站出来的，但从出身好的农村居民中
补充优秀村级领导却有困难。有些站出来的人不适合，或是后来发现不能胜
任或品行不端。少数值得注意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汉奸或受当地士绅操纵的
人。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
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
妒或不满。此外，贫苦农民通常是文盲，也没有经历过比家务更大的事，况
① 这段的数据和引文取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0—153 页。
且他们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务。使上级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党员
也表现出许多这样的看法。地方干部经常用农民自己丰富而直率的语言汇报
这些态度。因此，必须把这些形象与为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国家而战，为建立
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富有贡献精神和战斗精神的较为大众熟悉的农民
的形象放在一起。农村中国是个各种态度、利益及社会集团的万花筒，对此
简单的描述是不会公正的。
“精兵简政”和“到农村去”等组织性措施在某些根据地得到实施，但
在另一些根据地却几乎没有提到。毫不奇怪，晋察冀在1942 和1943 年推行
了这些政策，包括对边区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简。但在大部分根据地，延安意
识到的官僚主义似乎没有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经常抱怨缺少
行政人员（命令主义、瞎指挥受到普遍的责难）。因为党已经绝大部分在农
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
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
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
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
军和军训。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
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
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
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
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
格言。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党性表现好
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训练和其他运
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
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
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
工作的“外来”干部。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
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一自我
批评会。然而在1942 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
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①
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1927 年和1934—
1935 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
存。到1940 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
持以经受任何风暴。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
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
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
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
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532 页以下。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1945 年
在战争的第五周年（1942 年 9 月 7 日） 〔原文如此〕，毛泽东在《解
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尽管
他描绘现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预见到前面的“极端的困难”，但他认
为可以在两年内打败日本。②
毛的预言过于乐观，但有迹象表明形势正转向不利于轴心国。在俄国人
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德国东线进攻的顶点——之后，紧接着就
是盟国侵袭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战役（5 月）和中途岛战役（7 日）清楚
地预示美国将掌握制海权。8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对日
本发动进攻。
1942 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战区，尤其是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胜利的
先兆还很渺茫。但过了一年，当1943 年慢慢逝去后，风无疑变得更暖。甚至
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虽然中共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也开始筹划如
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取胜。但共产党所能看到的是强化治安活动下降，
以及日军从偏远乡村撤退增多。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偶然的快速扫荡取代了并
延长了1941—1942 年的清乡战。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事实上，从1937 年至1938 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
事进攻做准备。①自1941 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
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
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
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1944 年4 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
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
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6 月陷落，衡阳于8 月陷落。
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
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
的文官于12 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
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
伤亡300000 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
方部队将随之瓦解。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40 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
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
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
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 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
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
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
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1944 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①虽然1944 年下半
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
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
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
—在某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机会。到1938 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
的自由。此后，国民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
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当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
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
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
蒋介石的可能性。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
学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
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 1944 年 9 月，当一号
① 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
1945 年》，第73—82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
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①。②随着
1941 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和和调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
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
革。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盟的知识分子—
—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有影响，
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乎
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
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
有工作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
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
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
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
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
供了新的机会。
表 30 在华日军和伪军，1944 年6 月
华北华中华南总计
日军220000 260000 80000 560000
伪军（不以地理区域划分）
(1)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投敌的约480000
(2)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约300000
(3)伪民团和警察约200000
小计约1000000
总计1560000
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5 卷，第226—228、233 页。这是1944 年6 月22 日向首批访问
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① 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② 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113—117 页；关于民主
同盟及其与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68—184 页。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150000 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
近350000 人以上。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
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
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
上松弛的环节。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 1944 年 6 月的情况如
表30 所示。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
形式不同于军队。大约从1943 年中期到1945 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
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16），从1943 年中期到1944 年中
期，中共发展了约100000 人（约15%）。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1945 年4
月），毛宣布有党员120 万，比一年前增加 40%，比 1942 年的低数字高出 60%
以上。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表31 （参见表18）
中国共产党的兵力，1944 年—1945 年
八路军新四军总计
1944 年（ 6 月） 320000 153676 474476
1944 年（ 10 月） 385000 ※ 185000 ※ 570000
1945 年（ 3 月） 513000 ※ 247000 ※ 760000
1945 年（ 4 月） 614000 ※ 296000 ※ 910000
※假定和1944 年6 月的比例一样。
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合成的表。1944 年6 月的数字取自叶剑英：《中共
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 年10 月和1945 年3 月的数字
是《解放日报》（1945 年3 月17 日）刊载的数字。1945 年4
月的数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数字。
与党的持续发展相比，军队的规模有好几年几乎保持不变，征兵数只稍
多于足够补充伤亡。1944 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不到一年里，共产
党当局宣布，他们的正规军（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实际增长了一倍。
这一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对1944 年和1945 年地区有机会扩大所作出的
反映，也是由于预感到日本的失败以及届时军队的重要，它既是执行政策的
工具（接管日本占领区或与国民党人争夺），也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任
何谈判解决的条件都将反映现有的实力）。这种发展主要来自迅速将地方部
队编入野战部队；因此所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量增加较多来自改编，较
少来自招募新兵。在这些正规部队之下是兼职民兵——华北大约有150 万，
华中有50 万。民兵在保卫村庄、辅助执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报、短距离传
递急件、运输给养和担担架等任务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初步
的。事实上没有武器能发给他们。民兵不指望像正规战斗部队那样执行任务，
他们也很少这样做。
叶剑英报告，从1943 年中期到1944 年中期作战次数比前几年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作战规模较小，其中大部分对伪军，而且伤亡比率愈来愈对中共
有利。1943 年年中到1944 年年中期间，共产党伤亡数为29000 人，不及1941
年年中到1942 年年中期间的64000 人的一半。①
战争头几个月出现过的争论有些又重新出现了，有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加
速扩张，并从传统的游击战向较正规的作战转变。有些高层领导人显然想立
即攻打中、小城市。1944 年春一号作战进行之际，八路军在河北对战略要点
石家庄铁路枢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甚至短暂地占领了重要城市保定。也
是在这个时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据地都恢复了活动。毛原则上同意前
进战略，并使党处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战败的地位。1944 年春，他极力主张他
的同志们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线开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
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劝告要审慎、灵活，并对党的
能力作出现实的估价：
我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
大
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
这就是
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①
毛还担心他的野战军司令员们会鲁莽从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战
略全局。有好几次他申斥的正是这种“山头主义”。他一定回想起未经批准
的百团大战和未能控制项英。
然而，没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国民党已被清除的地区
退缩不前。在这些地区，仅有的问题是战术方面的——用手中的资源能完成
多少任务，敌伪的对抗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敏感得多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仍声
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或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朱德、
叶剑英和陈毅都表明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想得很多；他们显然发现前景是很有
吸引力的。最终，中共虽然进入某些上述地区，但做得很谨慎，有选择，并
采取低姿态。
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对以前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改
造，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因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对党的影响和力量
的局限性的现实的评价。在新的“解放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发
展浪潮中做过的那样，他们做了为得到初步立足点所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然
后再扩大影响。在已建立的根据地，重点既放在生产运动上，也放在阶级斗
争上。最为经常的是，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
者乡绅们试图取消已经执行的改革。名为“查租减租”之类的运动在各级和
各地区都可看到。许多详细而生动的文件报导了令人震惊的恶劣行为。干部
因为对群众工作缺乏理解和兴趣经常受到批评。推诿和腐败是常事。农民的
卷入常常是不规则的和勉强的。
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报告呢？一方面，它们似乎来自巩固的根据地，
在那里作系统的调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地区，人们才会期望改革进
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效。这或许暗示，在半巩固地区或游击区减租减息几乎从
来没有完成过。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是用来刺激运动，表明还有大量工作
要做，以及揭露错误——简言之，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们
①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第23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50 页。
接受了这些文件的说教性的意图并怀疑其夸张，对这些文件的紧迫需要也表
明了全面完成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党的能力。而且经验表明，强制执行较
为激进的经济政策不仅会降低生产，而且经常会吓走和疏远许多中农，尽管
这些政策不是针对他们的。
虽然对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变革的承诺没有减弱，但党的领袖们认识
到，不成熟的、计划不周的尝试是注定不能完成这一变革的，而抽象的说教
也没有多少说服力。“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它们能被那些对这样的
模糊概念缺乏经验的农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须在日常的基础上被赋予明确
的、具体的意义。毛的谨慎与其说是缺乏信心，不如说是对党及其军事力量
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现实评价。而到1944 年，在中国已经拥挤的舞台上，一个
新演员——美国——正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当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1941 年12 月7 日），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
大战融为一体了。经过1942 年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对日本处于退却或防守状
态，而对中国的抗战几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欧洲优先于亚洲，而不久前
跨太平洋的越岛作战战略优先于在亚洲大陆上击败日军的努力。由约瑟夫·W.
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缅甸-印度（中缅印）战区成为战争的一潭死水，其
重要性主要在于牵制大量日军，并作为盟军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与所有其他
国家一样，美国承认以蒋介石为领袖和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
府。
为了使蒋继续作战（他有时暗示——或威胁说——中国已经精疲力竭，
可能无力坚持下去），并对对中国的微薄军事援助在政治上给予补偿，罗斯
福总统力主中国应被承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并应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
平等条约”。克服了英国的重重疑虑，这两项工作于1943 年完成。美国的长
远目标是帮助一个“团结、民主和友好”的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稳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动的逆流下面，是美国卷入的战略输入——即最终日本
将主要败于美国之手。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久都看清了这一点。这两位领袖谁
都不想为纯军事的原因抗击日军，如果那样做会削弱以后对付国内对手所需
要的实力。尽管毛不可能以这样的措词来承认它，但他在1938 年的论文《论
新阶段》中已经预言，“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
在战争初期和中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间的直接接触极为有限。1937 年
至1942 年初美国使馆官员偶尔会晤武汉和重庆的中共联络组成员。美国参战
以后，这种会见较为经常，有时既有美国军事官员，也有外交官员。虽然一
再要求，国民党人仍宣布外国人不得进入一切根据地。只有少数避难者如林
迈可或克莱尔和威廉·班德以及一些同情者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共产党
地区做过报道。最后，当亨利·华莱士副总统于1944 年6 月一号作战期间访
华时，使馆官员说服他迫使蒋介石同意他们访问延安的要求。作为对显已不
耐烦的罗斯福总统的这位代表的让步，蒋勉强批准组成美国观察员小组赴延
安。一个新闻代表团立即出发；8 月官方小组到达并开始工作。至此，“迪
克西使团”诞生了。①这个小组由富有色彩的中国通包瑞德陆军上校率领，既
包括军事观察员，也包括政治观察员，如谢伟思和约翰·P.戴维斯等人。他
们的报告和介绍后来在美国关于“丢失中国”的激烈辩论中引起极大争议。
实际上，所有抢发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都撰写有关“红色中国”的电稿和专
著。他们的经历使人回想起1936 年的埃德加·斯诺。现在，如那时一样，共
产党似乎非常开放，乐于提供消息，并且关心把他们的情况摆在世界面前。
时机是重要的。在1944 年和1945 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
军间的最后冲突——它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
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在较为困难的战争中期，当中共正在为生存而奋斗并
进行整风时，执拗的国民党曾阻止美国观察家从共产党人获得第一手的情
况。
对于毛和中共来说，美国是一张百搭牌。显然，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
① 迪克西使团的最著名成员谢伟思猜想，这个名字来自歌词“他们所说的迪克西 的一切
是真的吗？”迪克
西当然是造反者一方。
人承担义务。但美国也对尽快战胜日本及战后建设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
中国承担义务。如果美国认为共产党人是致力于抗日的有效力量——与国民
党在一号作战中的表现形成可喜对比——他们或许能得到战争物资和财政援
助。毕竟为了赢得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美国正在与最广泛的盟国合作，不
管他们声称的思想体系如何。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乘国民党人1944 年危难
之际公开进攻他们，它不可能获得美国的好感。
迪克西使团的成立是美国的有限承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抓住这个机
会提供帮助（对被击落的飞行员，对为盟军在华北登陆作准备），并拓宽直
接联络的渠道。完全承认和军事援助是争取的最高目标，但与美国的任何友
好交往以及美国与国民党人之间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望的，只要不剥夺中
共的自主和自治。不管这是不是主要动机，中共事实上在可能与国民党人发
生冲突地区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并在某些地区以谨慎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样
的军事行动可以显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力。
1944 年10 月史迪威被召回国，这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因为它表
明蒋介石仍有力量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人事的变化——魏德迈
代替史迪威任战区司令官，帕特里克·J.赫尔利任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后任
大使）——似乎也不乐观。①共产党很快对赫尔利做出评价，作为罗斯福的私
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国说话的特别权威。赫尔利认为中共不是真正革
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诉他，俄国人认为中共是假共产主义者，而且同意
不干预中国国内政治。赫尔利确信，当中共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从苏联获得
帮助时，他们会愿意与国民党和平相处。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苏
联或美国的承认或支持，它将更不让步。赫尔利还自信他能说服蒋介石接受
中共加入多党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做美国的共和党——二者都是反对党，
都在寻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11 月初，赫尔利对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访问，这导致了共同起草五
点建议。这项建议草案在语言上——部分灵感来自他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爱好
——比中共过去接受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概括。但是当赫尔和带着他自己已签
字的这个文件回到重庆时，蒋介石拒绝考虑它。于是赫尔利实质上改变了他
的立场，并且拒绝对他帮助起草的五点建议承担责任。中共对史迪威被召回
的失望加深了对赫尔利和美国的幻灭。
不管怎样，中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了。简言之，国民党人坚
持共产党应将自己置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权力之下，作为讨论革新和改
组的先决条件。既然国民党就是中国政府，它不可能与中共进行比林肯与杰
斐逊·戴维斯协商美国分治更进一步的平等协商。共产党的立场是国民党立
场的镜中映像：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作为参加重建的政府的先
决条件。中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则优于国民
党，并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区和武装力量交给他人控制。号召建立“联
合政府”是1944 年9 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后很久，
联合政府始终是中共的谈判立场和宣传运动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
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时心里想着内战一样。
① 赫尔利显然只接受罗斯福的口头指示，而且从开始就不受他颇藐视的国务院 的约束行
事。他后来声称他
的使命是防止国民党崩溃，支持蒋介石，协调蒋介 石和美军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
崩溃，为打败日
本而统一中国一切军事 力量，以及促进中国内部团结。见以下第13 章。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国和赫尔利前后矛盾的迹象，中共领导显然放弃了被
美国承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相互平等的可能性。到1944 年晚些时
候，周恩来拒绝返回重庆——这清楚表明中共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徒劳的。
1945 年1 月，他对重庆的短暂访问肯定了僵局已发展到比过去更严重的地
步。
然而，甚至那个时候中共也没有完全放弃从美国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
曾经反复讨论美军在华北登陆作为进攻九州（暂定于1945 年10 月）的一个
步骤。共产党人向魏德迈通报了山东半岛南北沿海根据地的位置。从1944
年10 月到12 月，关于美国和中共采取相当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的零星讨论接着发生——显然赫尔利不知道。双方用过分的语言交谈。美国
上校们暗示供应25000 名以下游击队的全部装备不成问题，毛曾一度表示访
问华盛顿的愿望，并愿让美国军官指挥其军队：“任何时候，不论是现在或
将来，我们都乐于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
下全力战斗而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
那里迎接你们，并置于你们的指挥之下。”①
当赫尔利听到这些非正式会谈后，他立即终止了这种会谈，并要求全面
调查。他觉得魏德迈的参谋部和他自己的使馆人员破坏了他本人在政治解决
方面所做的努力。到1945 年2 月，当赫尔利与魏德迈返回华盛顿参与与雅尔
塔会议有关的磋商时，中共显然已不再对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抱任何希望。至
少在当时，国共谈判也停止了。
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组织方面，战争最后阶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长期推迟的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自1928 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黑暗年
代以来首次这样的盛会。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那样，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计划早在1938 年初即已就绪，但由于“战时压力”而无限期推迟，并以
1938 年晚些时候的六中全会代替。七中全会也是近六年后在七大前夕才召开
的。在此期间，毛已建立他的联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对手，而且发展了他
那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核心的思想。最迟到1944 年末，毛泽东已远远
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是当前居绝对支配地位的中共领袖。如果他的同志中
有人对这一顶峰存在疑虑，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保持沉默。①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考虑的影响。从国际上说，
欧洲和亚洲都迅速走向胜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战
略方针。就国内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会安排在与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一种与国民党不同的方案，并使重庆
处于不利地位。一个竞争者的猛刺再度导致对手的回避和反击。这次“团结
和胜利的大会”——被称颂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1945
年4 月23 日持续到6 月11 日，整整开了50 天。在大会面前的主要工作如下：
(1)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与此相应，
确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动的指南。确实，这种精神笼罩着整个
大会。这一点也明确地表现在几天前的七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之中，虽然从这一决议放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看，它可能
早在 1944 年中期就已经起草了。这无异于是“毛主义的党史新版本，它将
成为官方的正统观念??一个重要的过程—— 1935 年前毛的正确路线的出
现与斗争，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它的最初胜利和逐步的辉煌的发展”。①这一历
史观点还体现在新的党章中，新党章进一步宣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
一切工作的指针。”如果说这些肯定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大会上还有许多留
学生的自我批评，包括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
(2)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作政治和军事报告，权威性地确定党的目前和未
来的路线。毛的政治报告就是长而全面的《论联合政府》（以后经大量校订
编入《毛泽东选集》）。这篇论文可以视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继续，因为
它阐述了中共对中国目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观点，与国民党的观点形成鲜明
的对照。毛要求的联合政府实质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
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虽然基调是统一，但它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统一。
确实，全国范围的联合政府的模式已经有了：“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建
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毛还声称，履行孙
逸仙的三民主义的保证，“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①
然而《论联合政府》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细心地划了一条界限，
① 看起来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怀在七中全会上表示过这样一些疑虑。见怀利： 《毛泽东
主义的出现》，第
262 页。
① 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1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45 页。
并试图保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在这一点上，毛为约一年来已在奉行的政
策提出辩护：承认与国民党的竞争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军事的，或者两方
面都有。然而，该报告贯穿始终的调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战性的。毛并不排
除谈判和妥协，但这不是主调。
(3)在刘少奇的长篇报告后，通过新党章。刘在报告中用过分的词句颂扬
毛——“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以致有人猜测他或许并非完全发
自内心。这个党章取代了1928 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并沿用到1956
年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
被删去了）。必然会反映毛泽东的优先地位的1945 年的党章有好几处不同于
原先的党章，②其中主要的是在全党以及党的顶层权力都更加集中。在顶层第
一次设置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书记处的主席。新党章还给农村地区更大的代表权，更强调党内民主，而
且不再提到苏联和国际革命运动。1945 年的党章与17 年前的六大党章有很
大的区别，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4)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44 名正式委员和33 名候补委员）和配备党的
高层工作人员。正因为极少出人意料之处，这几处显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
15 位，远居周恩来之上（第23 位）；毛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候补名单
中未超过第三位。或许由于与毛的冲突，彭德怀名次低（第33 位），远低于
他的军职可能令人联想到的名次；叶剑英（第31 位）亦是如此。王明和博古
是名单中的最后两名。①
② 这个概括依据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419—421 页。
①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292 页。又见唐纳德·W.克莱恩和安
妮·B.克拉克：
《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 年》，附录50，第1081—1089 页。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在中国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的作用主要是静观待变，而不是积极参与。
只是到1945 年8 月8 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前仅六天——它才突然并
强有力地从隐蔽处出现在东亚的中心舞台。然而，这并不意味在中国的其他
力量可以忽视它。相反，不仅中共，美国和中国国民党也都不得不把苏联放
在他们的一切打算之内。在日本遭受两次热核打击突然投降前，美国官方的
政策是尽快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一态度构成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1945
年2 月）上向斯大林靠拢的基础，并在迟至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继续影响杜
鲁门。但对抗和相互猜疑已在侵蚀同盟关系。
蒋介石的目标是阻止美国或苏联对中共的承认和支持。为了达到这一
点，蒋的主要手段是向斯大林提供只有他才能给予的让步，以换取苏联只承
认他和他的政府。不言而喻，在斯大林方面这一目标必须极谨慎地追求，在
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1944 年6 月访华期间，这是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事。
在三天会谈中，蒋一再抱怨中共口是心非，不听调遣，并断言中国共产党受
莫斯科的操纵。他极力主张“罗斯福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或‘中
间人’”。华莱士极力主张中苏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之点应予解决，蒋回答是，
允诺可以做“任何事只要无损中国政府主权”。罗斯福几乎有把握相信他有
很大的活动余地与斯大林探究中苏关系。他在给蒋的信中写道：“我欢迎你
通过华莱士先生所表示的要改善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愿望。你建议让我斡旋
安排一次中苏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我们正在认真考虑。”①这些想法是罗斯
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秘密会谈中的重要部分。罗斯福实质上正在用中国的
让步诱导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他觉得他这样做也是对改善中苏关系做贡献，
是正当的。蒋曾表示他需要改善中苏关系，并愿为此付出代价。做为回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尔利表示，他们完全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
者，他们并没有支持中共，而且他们准备根据他们对雅尔塔会谈的理解，承
认蒋介石并与他打交道。
6 月中旬，赫尔利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会议，下月中苏会谈开始，并
于1945 年8 月14 日即日本投降那天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得到
了他想要的：保证承认和不干涉，并许诺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全部给予
“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代价是高昂的——对雅尔塔条款的夸张
理解，加上其他几项不明确的目标——并随后导致国民党对美国在这些事件
中的作用的严厉谴责。俄国人则回到比日俄战争前沙皇统治下更高的地位。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迅速侵入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大部分占领是在日本投
降后几天内完成的。8 月19 日，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历史上首次会合。
整个战争期间，中共或者称颂和维护苏联，或者保持沉默。但显然毛是
独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对俄国人的许多做法深为不满：战争初期只援助国
民党，1939 年德苏条约，1941 年对日中立条约，继续并只是偶尔批评地承认
蒋介石。他或许怀疑斯大林确实对他本人作为第一个未经克里姆林宫帮助和
认可而获得权力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对中共的胜利前
景心怀疑虑。在无疑是毛经心作出的决定中，中共七大几乎完全无视苏联和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549—560 页。
斯大林。①
在延安和重庆的中共报纸对苏联8 月8 日参战的庆祝几乎还没有结束之
时，日本就投降了，中苏条约也公布了。对条约的不满必然冲淡了胜利的喜
悦。尽管中共在公开场合试图表现出最好的姿态，但党的领袖们感到痛心、
愤恨和迷惑不解。一个中层干部的讲话肯定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为了维护和巩固远东的和平，苏联已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这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而不
利
于日本及其他所有战争贩子。然而，苏联同时要承担条约中的义务，就不能对我们进行直
接的援
助，而这一做法当然对我们有某些限制??我们无法理解俄国人的实际政策。②
毛后来带着痛苦的口吻回忆道：“他们不许中国革命：那时在1945 年。
斯大林想阻止中国革命，说我们不应打内战，而应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
华民族将遭毁灭。”③
① 在《论联合政府》的专论国际形势的几小节中，毛只提到苏联是联合打败法西斯势力的
三（或五）大国
之一。不提苏联的领导作用，也不提斯大林的名字。
② 引用于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103 页（但是是转译的）。
③ 宣道华：《毛主席向人民讲话》，第191 页。
瞻 望
日本投降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当然是一件伟大且令人欣喜的事
件。它标志着外国入侵的结束，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希望：在似乎无穷无尽的
苦难和牺牲之后，真正的和平可能终于到来了。但是日本的投降并不意味战
争在中国结束，因为日本入侵只是复杂、多边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一部分，
所有其他方面依然如故。甚至对日本人来说，射击还在继续，因为日本军队
在执行国民党人的坚守阵地、不得向共军投降的命令。
这样一来，毛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没有时间喘气并庆贺一下他们自1937
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
年8 月13 日）中，毛还是花时间做了一下回顾和展望。过去被描绘得黑白分
明；没有用浓淡不同的灰色来描绘抗战前或抗战中的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
据毛看来，内战的危险极大，因为蒋介石和他的外国支持者将极力夺取本应
属于人民的胜利。毛非常冷静地看到，在中国，力量的平衡并非有利于中共：
“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
手??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
有一些果实——所有主要城市和东部沿海——将肯定落到国民党手里，另外
一些果实是要争夺的，还有其他的——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乡村——会落在“人
民”手里。唯一的问题是斗争的规模将有多大：“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
爆发？??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
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是有
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8 月28 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帕特里克·赫尔利将
军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和团结问题。
最后，毛泽东强调要自力更生。他确认美国是一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大国，
并坚持不需要来自苏联的直接帮助：“（在世界上，）我们并不孤立，（但）
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然而，与此同时，“钟不敲是不响的??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
效力。??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我们马克思主义
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
第13 章 1945—1949 年的国共冲突
谈判与美国的卷入
到1944 年，美国政府已越来越急于消除正在削弱中国抗战努力的国共之
间的不和，并想阻止一旦日本投降后苏联会站在中共一方的一场可能的内
战。1941 年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后中断的国共谈判，于1943 年重新恢
复。随着1944 年9 月罗斯福总统派往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J.赫尔利
少将抵达中国，美国人的介入变得积极了。在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大使几个
月之后，他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打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使团：1944—1945 年
赫尔利在促进中国“两大军事集团”领导人的和解上所作的努力，在第
一年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尽管有一些相反的令人乐观的插曲。毛泽东在1945
年4 月中共七大上宣布了共产党的立场，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成立包
括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一主张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刚刚兴起的和平运
动①的热烈支持；在这些地区，当日本侵略者走下坡路时，人们对重新爆发内
战的恐惧与日俱增。但这并不是国民党政府想要同意的那种主张。就在8 月
14 日日本投降的一天以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讨论双方间悬而未决
的问题。毛最后接受了邀请，赫尔利大使亲自陪同他从延安来到政府的战时
首都。在其后的谈判中，这位大使继续担任调解人的角色。
毛泽东于10 月11 日返回延安。主要原则已达成一致，但实施的细节仍
待制定。周恩来留在重庆做收尾工作。在蒋毛会谈结束之际，双方于10 月
10 日签署协定，宣布了主要原则，其中包括实行民主，统一军队以及承认中
共和其他所有政治党派的平等合法性。政府同意进一步保证人身、信仰、言
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同意释放政治犯，同意只有公安与司法部门才有拘
捕、审讯与处罚人民之权。
根据这个协定，应召集一次代表所有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商讨政府
的重新改组，并通过一部新宪法。共产党承诺，按政府军裁减陆军师的对等
比例来削减其军事力量。共产党还同意从它所占领的最南端和最薄弱的八个
根据地撤出。①政府对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作了让步，共
产党则放弃他们立即组成联合政府的要求。在达成这些协议的过程中，双方
都表示要尊重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大众要求和平的普遍愿望，政治上的优势
显然要依从这一愿望才能获得。
然而，在这次谈判中有一个关键问题，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致都未达到，
这就是留下来的10 个共产党根据地及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蒋介石要求它们
应统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下，共产党领导人吃惊地没有提出反对。更
为紧要的问题则是，当双方的领导人因此而忙于谈论和平之际，共产党的军
① 即民主运动——译者。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 卷，第577—581 页。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
集》第4 卷，第
1155—1164 页。
队和政府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占区展开了一场接收竞赛。那一地区包括有战略
意义的东北三省（即当时所谓的满洲），共产党正在那里匆匆忙忙地开辟一
个新的根据地。
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一号通令”，授权中国
政府在中国本土、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苏联军队应在满洲接
受日本投降。但是，战时撤退到西南地区的中国政府在接收长江以北日占区
的行动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农村的大片地区。
蒋介石预料到日本就要投降，在1945 年8 月11 日，命令共产党军队就
地驻防待命。但是共产党军队按照发自延安的与之相抵触的命令，向日军据
守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以迫使他们投降。毛泽东和共产
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在5 天以后发电拒绝蒋介石8 月11 日的命令。
于是，8 月23 日，政府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①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
村宁次将军，在政府军到达之前，日军在必要时要就地防御共产党军队的进
攻。日军还接到命令，要他们收复新近丢失或被迫交给共产党军队的地区，
他们遵循这一命令展开了进攻行动。从8 月末到9 月底，以共产党军队为一
方，以代表国民党政府而行动的日伪军为另一方的冲突，有100 多次见诸报
道。作为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共产党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
山东和绥远丢失了大约20 座城镇。②在他们所得到的城镇中有张家口，当时
这是一座有15—2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于1945
年8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这是一个长城南北货物与车辆往
来的重要贸易和交通中心。由于它的规模，还由于它距北平并不太远的战略
位置，张家口成了共产党人城市管理的一个样板和他们的第二首府，直至一
年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为止。
美国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利益也插手进来，把近50 万政府军运到华北、台
湾和满洲。在政府军抵达之前，一支53000 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北平、
天津和北方的其他要地。授权进行这种援助的美国陆军部的命令指示说，不
要违反在国共冲突中不介入的原则。但是，既然冲突的双方都把接收日占区
的竞赛视为相互对抗的一部分，这一命令就隐含了一种矛盾。就这样，美国
从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放弃了“不介入”原则，它反映出整个这一时期内美
国人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提出抗议，认为美军的
驻防及其军队的调动，是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①
俄国人的参加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复杂
化了。1945 年8 月9 日，苏联根据1945 年2 月11 日的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
就在8 月14 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苏联军队开始进入满洲。同一天，苏中
两国政府宣布缔结两国友好同盟条约。在谈判期间，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宋子
文保证说，苏联军队将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从东北完成撤军。②苏联撤军的截
止期限因此定在1945 年11 月15 日。
在俄国人占领东北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没用一兵一卒去控制农村的这
① 何应钦当时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译者。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5 年9 月17 日、20 日和10 月5 日、6 日、22 日。又《美国
对外关系，1945 年》
第7 卷，第567—568 页。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7 卷，第576、577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7 卷，第612 页。
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在这一时期，共产党
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些部队，乘帆船从山东或徒步从北方若干省份进入满
洲，这时政府军则坐着美国运输机和运输船，从他们头上或从他们身旁超过
他们。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率领的一支东北小部队与共产党军队汇
合，这支部队曾配合共产党人在华北抗击日本人的游击活动。张作霖的另一
个儿子是众所周知的少帅张学良，他由于在1936 年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
一直被作为国共统一战线的人质而被软禁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没有多少迹象显示，苏联军队在这一时期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人。但是，
东北70 万投降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却直接或间接地到了中共手中。①苏联
人也在一些要地采取了拖延战术，以阻止美国人帮助政府军在东北的港口登
陆。最后，从前穿过边境逃到苏联的周保中及其东北抗日联军的残余部队，
在1945 年随苏联军队回到东北。这支在1940 年以前遭受日本人沉重打击的
军队的其他残部，此时也从狱中和地下冒了出来，与来自华北的共产党军队
合作，很快开始重新组建。
到11 月初，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苏联按照计划撤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
对东北大片地区的迅速占领。政府尽管得到美国的帮助，但还是在组织对满
洲的军事与民事接收工作的竞赛中失利了。于是，中国政府与苏联人进行谈
判，后者正式同意延长其停留期限，并允许政府军队从方便的路线进入这一
地区。苏联撤军的新期限定在12 月初，以后又改为1 月初。这一期限又延长
了两次以上，后来苏联人呆得过久，超出了期限，不再受到欢迎。实际上，
直到1946 年5 月初以前，他们仍未完成从满洲的撤离。
与此同时，11 月15 日，蒋介石从南方运来了一批精锐部队，部署在长
城一带，并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山海关是通往满洲的大门，长城就是在这
里达于渤海。接着，蒋介石开始设法进入东北，凭借武力去夺取被日本人统
治了14 年的地区；在这之前它是由大帅张作霖的家族统治，却从未被国民党
统治过。在这个地区
的仍然羽翼未丰的中共军队，至此时为止尚无法与美式装备的蒋军相匹敌。
蒋接管东北的战略得到美国人的支持，苏联人也不再从中作梗，从而迅速得
以实施。
苏联人利用推迟撤离增加了他们的战利品，在撤军的同时，拆除并带走
了成吨的满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工业设备。①随着活动日益向战场转移，对手们
之间的继续谈判看来已毫无意义，周恩来于11 月底返回延安。然而这些经济
与政治的代价，与战略性的军事错误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蒋介石本人后来
承认，错误在于他把部署在云南和缅甸地区最精锐的美械装备部队直接调往
东北，而没能首先巩固对西南与东北之间这片地区的控制。这些军队若是在
华北作战，是否比在东北更有成就，肯定永远是一个得不到解答的疑问。但
是，蒋介石进入东北的几个精锐师都是一去不回。他让这些部队投入接收这
一地区的决定是一个大错误，这一错误像鬼魂一样缠住这位最高统帅，因为
正是在东北，随着这些军队与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失利，导致了他事业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 卷，第381 页。在中国别的地方投降的120 万日本军的武器和
装备大部分归于
政府军。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 卷，第596—604 页。
的最终失败。②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幕戏尚需在外交舞台上演完。也是在1945 年11
月底，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他大骂美国外交机构的某些官员，据说
因站在中共一边而暗中破坏他的调解努力。在麦卡锡时代的反共主张结束之
前的若干年内，这些指责一直让人苦恼。③但是，1945 年12 月，杜鲁门总统
直接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他的特使，继续执行为赫尔利弃置一旁的调解
任务。总统布置给马歇尔的任务，是实现共产党人与政府军之间的停火，同
时通过召集一次毛和蒋在重庆的谈判期间已同意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使中
国达成和平统一。
马歇尔使团：1946 年
马歇尔于1945 年12 月23 日抵达中国。也就在这时，美国为政府军39
个师及其空军8 又1/3 个大队提供的装备交付完毕，实现了日本投降前达成
的协议。尽管美国的军需供应行动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要在中国推动内战的意
图，马歇尔的和平使团还是产生了直接的效果。
对召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还成立了一个
委员会以讨论停火。这就是所谓的“军事三人小组”，由担任主席的马歇尔
将军、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张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组成。停战
协定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的1946 年1 月10 日发布。协定要求1 月13
日全面停战生效，停止华北一切军队的调动。政府军接收满洲和长江以南日
占区的权利，在停战协定中得到确认。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以
监督停火并立即开始工作。它受代表国民政府、中共和美国的军事三人小组
领导。该执行部内设立停战执行组，由人数相等的政府与中共人员组成，美
国人只对其起协助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于1 月11 日至31 日召开，它公开宣布会议以寻求和平解
决国共冲突为目的。对于这次会议，如果说不是两大《亚美论集》；罗斯·Y.
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
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1953—1971 年》。又见肯尼思·W.
雷亚和约翰·C.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1949 年》。
对立党派，那么至少所有其他有关党派都寄予厚望。有一段时间，会议成了
公众注意的焦点，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来要变成幻影以后，政府还援引政治
协商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其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尽管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
国政治舞台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团体的人士的承认。参加者包括38 位代表：
国民党8 人，中共7 人，青年党5 人，民主同盟2 人，民社党2 人，救国会
2 人，职教社1 人，村治派1 人，第三党1 人，其他无党派代表9 人。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232—233 页。李宗仁后来说他提出的不要派
兵到东北的意见未
被重视（《李宗仁回忆录》，第435 页）。
③ 赫尔利最初对外交官员的责备是在他的辞职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581—
584 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7 卷，第722—744 页。关于这一不光彩事件的
现在可以利用的著
作有：柯乐博：《目击者和我》；小约翰·佩顿·戴维斯：《落后的龙》；周锡瑞编：《
在中国的失机》；
小E.J.卡恩：《中国通》；加里·梅：《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谢伟思：
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议案涉及如
下内容：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一项有关结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制定立宪政
治的施政纲领；对1936 年宪法草案的修改；计划召开国民立宪大会的代表人
数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将正式通过修改的宪法；在统一军令下对政府军和中
共军队进行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组成一个军事三人小组，制定出方案来贯彻协商会议
要求全面裁军和中共军队统编为国军的决议。这个小组，即军事三人小组会
议，由代表政府的张治中将军、代表中共的周恩来以及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将
军组成。他们在2 月25 日宣布了双方大规模裁减军队方案的协定。这一协定
将在18 个月内实施完毕，到该日期结束时，政府军计有50 个师，约84 万人；
共产党方面则为10 个师，14 万人，后者将被统编为国军。关于这些军队的
部署也达成了协议。共产党的大多数师应部署于华北，这反映出那是中共军
队力量最强大和集中的地区。
不幸的是，并没有上级权威来强制停战，或强制作出军事的和政治的和
解。既然这些协议的贯彻只能依赖相互的信任和对手本身的诚意，因此，由
马歇尔将军来华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所激起的势头一过，这些协议也就很快
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许两大党派对于制定这些协议都是真诚的。事后来
看，这些协议颇像两个对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抚中国舆
论和美国伙伴，同时争取时间，以尽可能有利地完成他们的军队部署。事实
上，真正原因可能介于这二者之间，因为随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指出，关于
实现他们之间和解的得失，他们各自的党内这时都存在真正的争论。①今天来
看，其言外之意，就是两党在1946 年初可能都还未下决心；通过全面战争解
决他们分歧的决心，只是随着那时达成的协议被逐渐破坏后才表露出来。
国民党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右派，在1946 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能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修正党的立场。两项最重要的
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规定继续实行总统制，这后一项修正与政治协商会
议批准的内阁制是相对立的。随后，国民党还拒绝承认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
主同盟在有40 名成员的行政院中行使联合否决权，行政院在建立立宪政体之
前，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两个政党就此声称，国民党既违反了最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条
文，也违背了其精神，并拒绝了承担继续履行决议的义务。国民党政府没有
因此而踌躇不前，单方面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进行活动。国民立宪大会于
1946 年11 月召开，目的是要通过1936 年宪法的修改草案。1947 年1 月1
日，新宪法正式颁布；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选举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举行，选出
的代表在1948 年4 月召开会议，选举国家总统和副总统。②
① 莱曼·P.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1945 年12 月—1947 年1 月》第1 卷
，第353—354 页；
《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8 卷，第358 页。
② 关于1946 年1 月10 日停战协定的谈判，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9 卷，第1—
130 页。关于政
治协商会议及其产生的协议的破坏，同上书，第131—177、177—341 页；范斯莱克编：《
马歇尔到中国的
使命》第1 卷，第8—68 页；张君劢：《中国第三势力》，第142—222 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
第317—345 页、375—381 页。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的英译文载《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附
录D。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1946 年3 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和新闻报道，载《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 卷，第
610—621、634—639
页。
与此同时，军队的裁减与统编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进展还要缓慢。在这
方面，共产党似乎更不让步，甚至拒绝按照2 月25 日整军方案的要求提供其
军队的名单。然而双方对停战未能实现所进行的指责，似乎都同样地在减弱。
例如，马歇尔将军在1 月底想寻求双方同意，由执行部派停战小组去满洲的
营口港，据报道那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
加以拒绝，而后又游移不定。实际上，直到4 月初以前，停战小组都未能进
入满洲，而在此期间敌对状态已经加深了。在马歇尔看来，政府方面不仅要
对拒绝在满洲遵守停火和不让停战小组进入该地活动负责，而且要对华南和
华北两地其他大量违反停战协定的事实负责。①
就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已在东北地区迅速加强了实力，足以反复向占优
势的政府军挑战。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调动，从条文上说并未违反停战协定，
因为禁止军队调动的条款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东北。敌对行动当时已
在很多方面展开。当俄国人在3 月中旬开始撤军时，他们显然与中共军队协
调行动，在俄国人撤出满洲的大多数大城市时，其中包括沈阳、长春、吉林、
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军队已做好跟在他们身后进入的准备。
在沈阳，政府军能够在24 小时之内将中共军队赶出去。而在长春，周保
中率领的部队向政府军和地方部队发动了三天的进攻，而后于4 月18 日进入
该城。政府军在5 月19 日占领四平街，但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战斗。在
这次失利以后，共产党撤离了长春，而政府军于5 月23 日占领了这座城市。
在华北，共产党人也公开违反停战条款，沿着津浦铁路在山东和苏北调动进
攻的军队。①
鉴于停战已名不副实，马歇尔暂时不再担任正式的调停人，但他仍继续
作为双方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他以这种身份为满洲成功地安排了自1946 年6
月7 日起为期两周的休战。在此期间将举行谈判，讨论如下问题：(1)终止东
北地区的战斗；(2)恢复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在该地区，共产党军队不仅阻
断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而且也封锁了其他几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而阻止
了政府向北方的军事运输活动，也阻止了把煤炭装运到长江流域下游的工业
基地；(3)贯彻实施2 月25 日整编军队的协定。蒋介石宣称，这将是他与中
共在谈判桌上解决分歧的最后时机，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声明。
马歇尔恢复了正式调停人的身份，休战延期到6 月底，但是并未达成协
议。使休战归于破灭的最主要障碍是，共产党不想同意在中共军队按协议从
苏北撤军后，让政府对苏北实行管理。共产党方面坚决主张，在他们的军队
撤离的华北一些地区，所有现存的地方政府都应继续保留。然而，就在这个
时候，政府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中共对此也已察觉，
继续谈判已成毫无意义之举。
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和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牵连
马歇尔使团直到1947 年1 月6 日才正式停止活动。但是，由于休战期限
至1946 年6 月30 日就告终结，在没有必须的延期协议的情况下，这个美国
① 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 卷，第49—63 页。
① 柯乐博：《20 世纪的中国》第267—271 页；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
1945—1949 年内
战史》，第77—82 页。
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博士
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司徒雷登于7 月份抵达之
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1947 年初被召
回美国。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
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6 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
的机会来挽救和谈。他们提议在8 月1 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
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
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
决条件。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
解决。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8 月19 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
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10
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
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
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在
整个1946 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1 月13 日关内停
战时和7 月7 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10
月10 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
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周恩来于11 月19 日返回
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12 月初，共产党表示，
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
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1 月份的位置。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至
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1946 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在这
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
遭受损伤的因素。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
愤慨与1946 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国民党内的主
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 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
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
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
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
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①
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
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
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
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②
① 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330 页。
② 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
及其对中美关系
的影响，1949—1950 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63 页；以及同
一作者：《屈辱
的模式》。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但他们的声明强调
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
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
步升级的办法。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
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却又代表向争端中的两党之一提供援助和支
持的主要国家。
根据对39 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
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
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在政府与中共为接收日占区领
土而展开的竞赛中，美国将政府军运往这些地区，从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控制这些地区，以待政府军的
到来。1946 年2 月25 日，也就是整编军队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国还批准在
中国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军队。这个顾问团于3 月份
成立。美国人还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中国计划提供了5 亿美元，其
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统治区。1946 年6 月14 日缔结租借“供应线”贷
款协定，据此美国增加了给中国政府的追加贷款，用以购买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就已约定，但迄未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装备和物资。接着，在
8 月份，也就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之后，美国人还缔结
了另一项协定，批准以1.75 亿美元的总价格，向国民党政府贷款出售价值为
9 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这种“民用型”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
材料、空军军需物资和材料，以及通讯设备。与此同时，有关美国与中国政
府间通商与航海的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①
就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得到承认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
法的。但是，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来看，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
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
性支持而受到损害。共产党对1946 年夏季期间这种关系的宣传攻击逐步升
级，他们指责美国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是怂恿国民党以军事手段解决
冲突。美国暗自承认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从1946 年7 月底禁止船只装运
武器弹药到中国。这就是马歇尔所声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行动路线以及影
响军民两方面政治反动派确定了的立场与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①
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10 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1947 年5 月完全取消，
这就以实例证明了马歇尔的使命是受其国家对华政策约束的。禁运来得太迟
了，以致不能对政府的战争计划或谈判进程有任何抑制性影响。因此，它也
不能使共产党平静下来。实际上，它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效用，几乎全
被向政府出售价值9 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8 月决定直接破坏了。而美国的
反共批评家却立即利用禁运作为他们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论点，断言因
此而引起的军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军战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
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
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 卷，第225—229、311—312 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
》第7 卷，第527
－721 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年》，第429—430 页。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10 卷，第735 页。
便哪一项要求，但为了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
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样，1946 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
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作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
示。相反，禁运唯一持续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
者的怨恨。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战争行动的开始，其他形式的物资援助和外
交支持仍在继续。也许，马歇尔使团的最大不足之处，并不是它对中国内战
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国人本来就该想象到，他们调解努力
的实际效果可能就只会如此。这种错误的假定就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根深蒂固
信念的一个部分，这种信念来源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亚洲命运主
要仲裁人的角色，这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权力和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去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国民政府在1945 年8 月能够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
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 4 亿 5 千万人口的3/4 以上拥有领导权。国民政府不仅
作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国的领导者而赢得了喝彩，还把中国带进了世界政治
舞台，在那里终于被承认为大国之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及其
领导的政府孤注一掷地冒险解决“共产主义难题”就不令人吃惊了。
1945 年，政府军总人数超过250 万，是共产党军队人数的两倍多，而且
在武器、装备和运输能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共产党军队——除了游击战经
验外没有什么其他作战经验，没有空军、海军，也没有政府那样受过美式训
练和使用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它似乎无法与国民党
的军队相匹敌。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就像那些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需和训
练的美国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国取胜，如同刚
刚在对日战争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这几乎使所有的人，
也许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都感到吃惊。在追叙1946 到1949 年的内战过程之
前，让我们先看看国民党人统治的中国在同一时期的衰退过程。因为共产党
人的最终胜利，是建立在旧社会的衰弱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衰弱的
基础之上的。
当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不一定赞同中共关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
主统治农村以及主要家族垄断城市经济等理论的解释，并以此去理解国民党
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在40 年代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外交家和外国
记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国报刊都曾作过反复描述。“腐败无能”
这一引人注意的话，常被用来形容从指挥战争到学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领域
的表现。40 年代后期，国民党中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
人和主编储安平教授，在1947 年3 月总结了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
没
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
公教人
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
使工商
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①
接管日占区
1927 年以后，城市中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其中心地带是沿海以及沿
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日本人
占领，那时国民党政府撤到了西南。日本投降后，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对所占
地域的权限时，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普遍失望产生了。到1945 年底，实际上这
个国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种成分的居民已极度不满，对此，政府的政策及其
官员的行为是要负直接责任的。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接收过程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军官控制了日本人
主持的行政机构的所有部门以及日本人和汉奸所有的公、私财产。所有财产，
若属于非法占有的，要么应发还原主，要么应依据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 年3 月8 日，第3 页。
在这个过渡期间，工厂要停产；不论是被封在仓库以内还是以外的货物，都
禁止移动；建筑物的占有人必须搬出去。
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
形异义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接收政策本身要末疏于计划，要末实
施失当，也没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以禁止滥用职权。其结果是，随着到来的
官员竞相对敌产提出所有权要求，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
我夺。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
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
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
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
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①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突然发现，由于工业生产的停工，他们自己
失业了。其原因是双重的，即沿海地区的接收过程以及内地战时工业的关闭。
自由中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战时随政府迁往西南
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期望从接受日伪的企业中得到补偿。相反，政
府并不理会这些政治上的责任，而是让官员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国的工业
财产。但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
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
伪手中接收的2411 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852 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②到1946
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
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
的。
政府官员对待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与这些违法乱纪现象是交织在一起
的。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由于需要依赖日本军队及伪军维持“法律和秩
序”，也就是说，不得不依赖这些战败的敌军阻止共产党对华北城镇的接收，
起初曾作过一些让步。日伪人员被允许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政府
的政治代表发挥作用。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愤怒呼喊声中，1946 年9 月底，
发布了执行惩罚汉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选择地应用。
尽管逮捕了一些为首的通敌分子，但是并没有作出有计划的努力，在某些公
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的面前解决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权力
机构里效力的人，被回来的政府委以同样有权力的职务。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对通敌人员问题作出妥协的同时，其官员们由于曾
在内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国的斗争，披着自认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
官员们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姿态在接收台湾和满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
地区都曾长期受日本人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人与来自大陆的
接收人员间发展起来的相互敌意，在血腥镇压1947 年2 月的反叛中达到了顶
点。①在东北，都在传说，除非所有想叛乱的人都干脆投到共产党一边，否则
那里日后也要爆发一场叛乱。
这个问题，在政府给教师和学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许说
得最为明确。符合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专门课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对于学生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 卷，第544 页。
② 《和平日报》，上海，1946 年11 月13 日。
① 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是强制性的。那些在占领期间已从学院、大学和中学毕业的学生，必须通过
书面考试才能保留其毕业生资格。教师也要通过旨在测试其对国民党的了解
和忠诚的种种考试。人们对这些课程本身并无太多的不满，因为其根本的目
的还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试也并不特别严苛。这一问题倒不如说是官
方给再教育过程贴上的一种耻辱记号。教育部在发出通告时，声明所有在伪
政府控制地区上学的学生都被认为受到了毒化，他们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
得到净化之前，不适于继续学习。作为“伪学生”，应该帮助他们“洗掉思
想上的污点”。①但是，随着新近从西南来的官员贪污受贿而引起的公愤，起
先采取守势的当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种人物竟敢参与对任何
人的评判。
然而，尽管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它蒙受的不过是
在威信和公众信任方面的一点损失。通过对所犯错误的纠正以恢复公众的信
任，没有什么呼声比这更强烈了。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后引起这些
失望的种种问题，其绝大部分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反而成了随后所
出现的失望的前奏曲。因此，那些被当作战后一时失误而可能已被忘记的事
情，日后终于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失去城市民众支持的开端。
经济上的无能：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
在内战年代里，与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相比，通货膨胀是促成城市民众失
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战争时
期，当时政府与支持其财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长江流域城市的联系被切
断。到1945 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1/3，财
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
价格在1937 年到1945 年8 月间上涨了2000 倍以上。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
整个内战时期一直存在，尽管也始终采取了一些弥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
续过度膨胀的结果本身终于达到了其必然的结局。依靠印发纸币的决定的最
危险的后果，也许是它会使那些作出这决定的人相信，这是一种能轻而易举
地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办法。政府领导人并非出人意料地采取与反对日本人
时的相同做法，为他们同中共的战争提供资金。结果它便成了一个只能眼看
着国家城市经济衰落，既无决心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
通货膨胀为劳动力提供了一些现成的争论问题，他们在1945 年8 月突然
摆脱了八年日本人统治和前此十年国民党统治的约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
已没有能力重建曾抑制1927 年至1937 年工人运动的组织上的控制网络。工
人们这时蔑视官方制定的那种解决劳资纠纷的传统做法。由于原有破坏罢工
的伎俩已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除了同意工人的要求自动调整工资以适应生活
费用上涨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但是，1946 年4 月宣布的这一决定，不仅加
速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还损害了政府与工商界的长期同盟关系，激起
了企业家的怨恨情绪，他们认为对工人的让步正在促使他们自己的生产费用
增加。与此同时，官方的统计数字证明，国民党在平息工人情绪方面是无能
为力的。1936 年，就在日本入侵中国前不久，全国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
① 《中美日报》，上海，1945 年11 月20 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 年9 月 12
 日；《中央日报》，
重庆， 1945 年9 月12 日；《大公报》，重庆， 1945 年9 月 11 日。
为278 起。相比之下，在1946 年，光上海一地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的总
数即达1716 起。到1947 年，该城市这方面的数字达到2538 起。①
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工人运动看来的确
被彻底渗透了，至少在上海是如此。②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
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随着经济因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
萎缩而陷入混乱，城市工人已失去了任何形式的保障和失业救济金，因此，
他们也像其他各界民众在很多场合下以各种方式所做的那样，拒绝遵照政府
的合作请求行事。
支付高工资不过是窒息工业生产的诸多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包括能源和
运输费用不断增加，各种贸易税和生产税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于实际购
买力萎缩而引起的需求下降。到1947 年底，这些情况导致了工业产量的全面
缩减。
但是，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却听任不合理的税收体制继续存在，这一体
制曾向合法的商业活动大量地、过度地征税，同时又让投机者和奸商的个人
收入分毫不受触动。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也造成了伤害地方生产者的逆差。
1946 年11 月的改革只是部分地纠正了这些状况，那次改革旨在鼓励出口和
限制进口。
国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责是，它不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鼓励官僚资本
主义，也就是利用公职为个人的企业和利益服务。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合伙人
正相互勾结以获取外汇，进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
处。有一个实例是1946 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贷款的丢脸事件，这些米商显然是
得到官方的默许，利用贷款去从事投机活动，从而导致米价进一步上涨。①
另一方面，当政府在1947 年上半年卖出公债时，资本家并不愿意买进。同样，
据说一些商人持有大笔金钱，他们拒不把这些钱投入他们自己的企业，因为
与投机所得相比，投资所得的利润更不可靠。投机的机会包括买进、卖出和
囤积商品；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投资于黄金和外币；以黑市利率贷款。
其结果是生产进一步削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
1947 到1948 年的应急改革
政府发动了两次颇有抱负的运动式的改革，据说，原来的目标是要达到
经济的全面稳定。第一次改革是于1947 年2 月16 日宣布的，当时把所有工
资都冻结在1 月份的水平上，并规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其中最
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私人买卖、囤积黄金和外币被禁止。还采
取了制止资金流入香港的措施。然而，这一价格控制体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
失败，这首先是因为其范围有限，其次是因为它不能贯彻始终，它的严格实
施只限于上海-南京地区的城市。就像价格普遍上涨那样，生产成本也因此而
继续上涨，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依然冻结。稻米生产地的大米价
格，很快超过了大米销售地城市的水平。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涨使纺织品无利
① 《密勒氏评论报：每月报道》，1947 年1 月31 日，第13 页。
② 事例见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 二》，各
处。
① 《新闻报》，1946 年6 月12 日；《时事新报》，1946 年6 月14 日；《大公报》，1
946 年6 月19 日；
《文汇报》，1946 年7 月9 日。四报均在上海出版。
可图。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样受到影响。大米短缺的状况日益严重。到4 月初
有了美元黑市，价格控制单上所列的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
现。政府无法根据计划的工厂配给制向工人提供这些商品的有保证的配给
量，于是决定代之以发放津贴，以便与每个工人本该配给的商品的价格相适
应。但是，这些津贴只适用于那些越来越难以按定价买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费
用，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5 月间，上海的整个物价指数上
升了54%，相比之下，改革计划开始前的那一个月上升率则为19%。在工人要
求解冻工资、米市崩溃以及四五月间遍及十多个城市的抢米风潮的多方面压
力下，所有应急改革措施最终都被正式放弃了。①
在这次经历刚刚告终之后，1948 年8 月19 日的紧急改革计划，只不过
是正陷于自己制造的经济混乱而悲观失望的人们所作出的最后姿态。从一开
始就很明显，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为它包含了导致1947 年计划
失败的同样一些缺陷。但是，政府领导人在1948 年8 月宣称，这是他们最后
的机会；改革计划只能成功，因为他们已没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
争取稳定经济和恢复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当这一计划在10 月底被放弃时，不
论在谁看来，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据所有金银和外币必须按新货币金圆
券收兑的规定，从公众手里强行收购了价值1. 7 亿美元的金银和外币。在实
施新计划最为严厉的上海，最公开地表示愤怒的群体并不是长期受到损害的
中间阶层，而是工商界——这些人先前是国民党的主要支柱。大约3000 个商
人，包括几个上海最显要的商人，在这一运动开始时就已被关押。后来，他
们向那些把400 万上海人用作“试验标本”的“江湖医生”发出了声讨，并
要求惩罚那些设计这种试验的官员。在这些官员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蒋介石
的儿子蒋经国，他对在上海强行实施这一次改革措施负有责任。①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货膨胀也损害了城市薪金中间阶层对政府的支
持。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少数人，其主要群体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
教师、作家和记者，以及政府雇员，尽管以通货膨胀来解释他们对国民党及
其所领导的政府的日益不满是过于简单，但飞涨的物价和贬值的货币的确成
了这些人的主要负担。他们的贫困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货膨
胀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仅及1937 年以前的工资的6%—12%。到1946 年，根据
在昆明所作的一项估计，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减少了98%。②而且，尽管政府
至少还能够发布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工人工资的命令，但对它自己的雇员也
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雇员包括多数大学教师，他们作为国家提供资金的机
构的雇员，其薪金等级与其他公务员的等级相类似。所有国家雇员的薪金一
般说来每季上调一次。但这些调整断难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教师与公务员
的实际收入不够维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40 年代后期人们常常
说这是事实。
知识界中的这种新的贫困，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反战运动。其实连教授
本身显然也参加了1947 年春季范围广泛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运动，这一运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72—73、350—352 页。

① 《大公报》，上海；《中华时报》，上海，1948 年11 月2 日。张嘉璈：《恶性通 货
膨胀：中国的经验，
1939—1950 年》，第357—360；易劳逸：《失败的根 源》，第 172—202 页。
② 《大公报》，上海；1946 年8 月30 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第
 63—65 页；周舜
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 年》，第244 页。
动还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削减军费开支，增加教育经费预算。显而易见，
利用印发纸币为战争行动筹措资金而引起的困苦，为这些人反对战争行动提
供了一个主要的论点，因而有助于削弱对战争行动的支持。但是，即便如此，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也像公务员一样，直到政府在军事上被打败以前，
实际上一直没有抛弃它。
政治上的无能：对和平运动处置失当
如果说贫困是4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的主要事实，那么他们在政
治上的当务之急就是反对内战。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抗议的合法性，相反，却
把它当作地下共产党人的一种诡计。由于这种错误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镇
压，最终只得背上公众对军事冲突的谴责这个更为沉重负担的，正是政府而
不是共产党。
于是，学生的抗议活动不是完全成熟后才发生的，而是在学生示威和政
府反示威的过程中发展。有四次引起全国瞩目的示威运动。一二·一运动（1945
年）是其中规模最小的一次。主要行动发生在昆明，1945 年12 月1 日，那
里的四名年青人被几个企图恐吓反战抗议者的匿名凶手所杀，还有几人受重
伤。作为这一暴力行动的结果，以西南联合大学校园内反战集会为开端的抗
议活动，终于以这一时期第一次主要抗议运动而闻名。从1946 年底到1947
年1 月初，为抗议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强奸一名北大学生，出现了
一系列反美游行示威活动。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行为仅仅是直接的导火线。除
此以外，学生还质问为什么美国军事人员要留在中国，他们是否真的没有站
在政府一边参与中国的内战。在这一问题上所引发的势头，发展成了一场反
饥饿、反内战运动，1947 年5、6 月间，这场运动席卷了全国大多数主要城
市的大学和中学。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学潮”，与1948 年4 至6 月间的
抗议美国扶日运动汇合了。
尽管经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员，但全国范围的学生抗议活动的基本
动机都是一致的。学生的主要要求是，立即结束内战，结束美国在这场战争
中对国民党的支持，把财政支出从以军事为重点转到以民用为重点上来。政
府最初的反应是，试图使这场运动转入另外的渠道。当局除了在那些学生运
动最积极的学校里安插密探和特务外，还让那些同情政府的学生，如三民主
义青年团的团员，作为国民党的忠诚拥护者，组织并领导学生的活动。但人
们公认，在全国最有名的学校中，名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全都批
评政府及其战争政策。
然而，政府的决策者们始终不够明智，他们相信，只要学生内的极少数
“真正的”共产党鼓动分子能被清除，学生运动就能得到控制。①随之而来的
严厉手段进一步疏远了学生。学生的领导人，尤其是大学自治会的领导，是
遭到一帮执法人员殴打、逮捕和绑架的主要对象。根据密探告密，逮捕学生
积极分子成了常见现象。积极分子和地下共产党嫌疑分子列在黑名单上。这
些学生即使不在校园中被抓走，也会在夜间查抄学校宿舍时被拘捕。被捕和
被绑架的学生常常干脆就“失踪”了。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分子，一旦他们的
① 国民党CC 系头领陈立夫在同鲍大可谈话时发表了这种看法（鲍大可：《共产 党接管前
夕之中国》，第
50 页）。
身份被查明，死刑就是可以想见的惩罚。严刑拷打也是一种常用的逼供手段。
开始时表明学生要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运动，就这样很快发展成了一
场向国民党政府当局挑战的运动。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并不是学生逃身到共
产党方面，因为逃过去的学生看来在数量上相对很少。更为重要的，是政府
试图镇压抗议活动所引起的广泛憎恨。这可能不会使学生转变成共产党人或
共产党的同情者。但是，它确实加强了学生对政府的反对，使学生更加不愿
支持政府对中共的战争。
老一代知识分子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支持学生要求的道理，他们持续不变
地批评这场战争及其加于民族的灾难。就像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样，他们以
为这场战争很可能是遥遥无期地继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打败另一方
——这是直到1948 年年中以前的一种普遍看法。战争的代价包括通货膨胀，
它使城市经济完全陷于混乱，使农村地区进一步陷于贫困。除了印发纸币以
外，政府财政还依赖一种土地税，即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制收购粮食和征借
粮食。这些强征索取，连同维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征购征用，与征兵有关的
种种弊端，以及当地纪律废弛、军饷不足的军队所造成的种种破坏，在很多
地区都成了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战时的许多征派，都意味着增加地方官贪
污受贿的机会，而通货膨胀又加强了这种动机。在形容农村的状况时，“吸
血鬼”这个词被用来指乡、镇、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
的称呼。乡、镇、保、甲构成了基层行政单位，评论家认为，战争实际上在
基层正在制造最有利于中共不断发展的条件。
政府在争取公众支持其反对中共的战争方面所遭到的失败，还很明显地
表现在人们普遍倾向于谴责政府从事战争，而较少谴责中共。这一点在那时
就为世所公认，而且有很多解释的理由。首先，政府作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
唯有它有权改革自身和结束战争。因此，国统区的反战请愿者们便把努力的
目标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采取行动。其次，在1945—1946 年的和谈
期间，共产党人在赢得舆论的对比方面，已获得成功。人们普遍相信，共产
党人是诚心诚意的，例如在1946 年1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当时他们为
了避免全面战争，同意作出几项妥协。而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数星期
后单方面撕毁了几项政协协定时，政府便在这场较量中失去了信任。使这一
印象增强的，是1946 年2 月10 日对重庆较场口大会的破坏，这次大会是为
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结束而召开的。在这一事件的几天之后，重庆中共
报纸的办事处遭到袭击。人们普遍认为，这两次事件都是国民党内反对政协
协定的分子雇用的暴徒所为。①
最后，人们把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普遍的假
设，即中共的力量由于国民党的短处而正在扩大。政府应对在掌权的20 年期
间没能克服自己的缺点负责。钱端升教授在分析国民党的黩武主义与中共的
武装对抗之间的关系时，对于这一论点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他追溯了国民
党内支持孙逸仙与军阀结盟的军人势力。当时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很
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国民党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国民党在1924 年改组时，曾
试图切断自己与军阀的联系，但它又在黄埔军校继续发展自己的军人体制。
① 关于较场口事件由谁负责的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看法，见约翰F·梅尔比：《天 命》，第
88—89 页。关于
国民党右派对较场口事件的说法，见中国劳工运动 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
第4 卷，第
1585—1587 页。
北伐战争后的20 年代末期，国民党发展阶段的军政时期本该结束；但事实上
由孙逸仙提出的训政时期一点也没有开始。蒋介石这个军事首领还接管了政
治领导权。蒋接着便开始与共产党人作战，这使军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
此后，中共不断发展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权力不断扩大，这两者
之间的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发展了。蒋的黄埔系军人构成了国民党内军事集
团的核心。他们由于接近蒋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成了国民党内和政府内最重
要的部分。钱端升断定，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
党派除了求助于武器外，别无他途。因此，国民党内和政府内军人占统治地
位，是造成这场内战的终极原因。他提出要求，把军人从政治中清除出去，
将其置于一个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看
法。①
经济学家伍启元教授甚至更强烈地断言，政府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他
的大多数同事倾向于把通货膨胀视为战争的结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则不同，
他把战争视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的逐步恶化和财富
分配的不均。中等收入的群体，“不包括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们的
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民正在遭受种种压迫，包括“由
士兵、土匪、征粮、征兵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劫掠”。伍教授问道：“由
于社会就是如此状况，不管有没有中国共产党，能没有一场内战吗？”②但是
《观察》的社长储安平则在评1947 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关于向国民
党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报告时，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众的看法：
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有

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据本文
作者个
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假如
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
产党？
①
老一代人像学生那样，看来并不欢迎一个由共产党所控制的政府。例如
储安平期望1946 年英国工党取胜能证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
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于中共，他所担心的是那种看来要接受的政治生活。
他对中共是否真的不反对民主，以及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在这方面是
否有很大的不同表示怀疑。关于中共在对付个人，对待审查制度，对待知识
和政治自由以及对待文学艺术方面的态度，他和他的同事都表示了某些保留
意见。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说国民党的工作在所有这些方面
缺点不少，那么毫无疑问中共就更差。②没有任何人愿意去争辩，中国共产党
最终的目的决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不认为中共能够通过武力去实现
① 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香港《时代批评》，1947 年6 月16 日，第 2—3
页。关于后来基于
同样假设的学术论述，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 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 1937
—1945 年》。
② 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 年9 月7 日，第3—4页。
① 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 年10 月25 日，
第5 页。
②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第6 页；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 的用意
》，《观察》，1947
年4 月5 日，第7 页；周锺岐：《论革命》，《观察》 1947 年1 月25 日，第10 页；余
才友：《论今天
的学生》，《观察》，1948 年4 月24 日，第18 页。
它。
军事上明显的僵局因此被认为为双方妥协，也为两党在其中能够相互监
督的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这个目标，马歇尔将军在1946 年感到无望时就已
经放弃，而中国的那些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在其后两年多
的时间里仍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实现。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其最终的结果
是，连它自己选区里的主要团体都拒绝支持它与中共的斗争。在没有使战争
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况下，国民党领导人已经无法逆转公众的结论，即他们
正在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以便他们自己继续掌权。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始
终不渝地大声疾呼赞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抛
弃政府，直到其命运在战场上被决定时为止。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城市中国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权因而意义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当地授予
的，而是作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来的。无论如何，见多识广的城
市公众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其农村的社会和经济
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经常被引用来作为中共在农村的力量的基础，它使
中共能在那里“扎根”，而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
但是，与共产党人自己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说法相反，他们
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只是以租佃收益为基础。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放弃了土
地改革，明显地赞成更有节制的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所有
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阶级的统一战线。在直接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甚至连减租都暂缓进行。但是在较为安全的地区，这一政策仍在
进展，尽管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在1945 年以前，它包括对一份长长的清单
上的不平事项的抨击。这些不平事项包括恶霸、低工钱、贪污腐败、不缴纳
税款、特务、土匪、盗贼甚至荡妇。党重新明确双减政策就是要消灭农村中
“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剥削”，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在1937 年以后
共产党扩展的主要地区华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那里的农民常常拥
有他们耕种的土地，租佃并不总是一个关键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用来贯彻这一政策的方法。清算斗争，或者说结清过去剥
削帐的斗争，1943 年以后成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后仍然如
此，在农民要求的基础上，无论何种缘故的过去的剥削总数都按现金、谷物
或其他财物确定、结算。从剥削者那里收缴收入，再以各种变得更为直接的
和平均主义的方式重新分配。这种做法不仅鼓励农民回忆过去所受的各种伤
害，让他们从多种剥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还靠推动农民对村里有权势者
公开地、直接地陈述他们赔偿损失的要求，把他们直接拉进这一斗争中去。
这种对穷人的实际的经济吸引力，因而便带有与之互补的破坏性力量。它们
共同体现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义。它不仅要摧毁主要“斗争对象”，
即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所占的优势，而且要摧毁支持他们和他们所支持的政
权组织。这就使得共产党人有可能以一个忠实于他们并得到斗争中调动起来
的农民强大势力支持的组织去取代以前的组织。
与这种斗争方法紧密相关，并就破坏性潜力和为今后树立先例来说都具
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群众运动方法。其指导原则，就
是经常被引用的毛泽东1927 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尤其是“矫
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在1945 年
11 月写道，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赐；斗争中发生“过
火现象”是难免的。但是“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
象发生后，再去改正”。①的确，这种过火现象不仅无害，而且对于削弱“封
建主义势力”有积极的意义。中共主持的山东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
环境中，以“群众运动规律”的说法，完全肯定这一过火思想或左派观点。
在运动的最初阶段，过火现象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
来去对付敌人。只有在组织已基本建立，干部得到培训，积极分子已被发现
和农民受到鼓动之后，才能开始进入运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斗争的阶段。
① 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 1170
 页。
在这一阶段，左派观点和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干部应“帮助群众斗争地主，
砸烂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的优势力量”。必须反复地击退
地主的反攻，直到他们明白除了顺从外别无选择。这导致第三阶段，此时团
结就成为指导原则。黎玉解释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错误既不在于
过左，也不在于过右；而在于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下错误判断一个阶段已
经完成而下一个阶段将要开始的时刻。①党不仅已经发现了唤醒农民的问题，
而且也发现了如何利用农民自发暴力的破坏力问题，这种暴力的强弱是当地
苦难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当某些军事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地区落实之后，土地政
策以及它所导致的阶级冲突，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村庄的“一切工作之本”。
对日战争期间所认定的成功地贯彻减租政策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有能力对付
军事和政治的敌人，保护这一政策。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而当1943 年日本
的力量开始削弱时，中共在整个华北地区提供了创造这些先决条件的必不可
少的领导。这种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保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40
年代以前从未取得过的条件，它是直接由共产党人开创抗日运动的成功努力
形成的。
1945 年以后，党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够成为中共与华北“基本群众”的关
系的关键，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穷人和无地者心愿的基础之上。除了
通过分配“斗争果实”而提供的物质刺激外，共产党人还能就所有农民显然
理解为他们最直接的苦难的问题——专断地利用政治权力和在村社的社会地
位——提出解决办法。中共在利用这些问题——连同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
和使用权、无酬劳动、负债等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方案，
可以利用它把发动来抵抗日本的军事-政治运动转变为一个能建立新的土生
土长的政权组织的运动，一旦日本战败，这个政权组织通过公众参与和支持
将得到承认。①
1946 年的“五四指示”，是正式从减租减息转回到土地改革的标志。但
它并没有突出强调这两种政策间的区别。这一指示事实上只是承认了几年来
共产党解放区所着手进行的一项发展。与这项发展相一致，该指示认可了把
财产从持有人手中转移到无财产者手中的几种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
售和一种土地分配方案。但是这些方法不久就被放弃，因为它们是在对剥削
者和掌权者毫无惩罚的情况下实行的。1946—1947 年，紧随而来的更典型的
后果是清算斗争，接着是对斗争果实再分配的日益增多的平均主义行为。这
一过程最后达到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包括他们的土地、房屋和一切动产；
所有农田和其他生产工具差不多都是重新平分的——如同1947 年的土地法
所阐述的那样。
到1946 年年底，即政府向共产党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
概括了土地改革在共产党的防御战略中的作用。他断言，执行了五四指示，
“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才坚定地和共产党一道反对
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声称，凡没有执行这一指示，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
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采取“观望态度”。因此，他指示所有地区，不论那
① 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229—277 页。
里的军事形势怎样，都应该领导农民执行五四指示。②
党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
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据报道，1947 年初，在山东、河南交界的12 个县
中，5 万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后立即聚集在共产党的军旗之下。据称，在土地
改革前的1946 年，同一地区的一次类似的征兵运动就没有能发展成“一场大
规模的群众运动”。①
当然，征兵只是共产党式战争必不可少的支军工作中最直接、最即时而
必需的因素。在“人民战争”式的作战中，正规军对广泛的平民支援网的依
靠，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在发展， 1945 年以后还在继续，尽管这时游击战
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平民支援网包括民兵、地方自卫队、妇联和
农会。
民兵被组织起来，比较理想的是每县数千人，通过担负站岗放哨、守卫
新占领地区、进行牵制性活动等任务支援正规军。民兵也负责保卫地方党和
政府的组织，看守犯人，镇压地方上的反共活动，揭露敌特以及保持交通线
的畅通。
地方自卫队是在村级和区级组织起来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前线运送
补给品，向后方运送战利品和伤员。他们在村里组织军运队和担架队来完成
这一任务。所有年龄在16 岁至55 岁之间的强壮男性平民，当军队需要时都
有义务参加。
妇联维持村庄的警卫组织，密切注意村里的外来者；她们还协助医护工
作和从事手工业生产，以支援军事工作。
农会负责军队的征兵运动，同样，青年组织动员其成员参军和从事后方
勤务工作。
最后，所有战区的平民都要服从部队和地方政治当局的命令，修补防御
工事，挖战壕，救助伤员和主动报告敌特活动，以支援战争。②
不过这是理想的模式，其实现首先取决于贯彻土地改革的进程。它也并
不像当时新华社发表的报道所惯于暗示的那样容易。这些报道描绘了土地改
革同农民由于物质刺激和害怕地主报复而加入中共一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①
但同一时期的党内文件却表明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直截了当，成果也并非如此
容易取得。相反，农民往往害怕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唯恐国民党可能回来，
让斗争对象对他们报复，而这种情况确实多次发生。这种担心由于1946—
1947 年政府进入根据地时遭到惨重损失这一现实而增强了。此外，农民也往
往不情愿离家到新攻下的地区参加战争。而且农民的这种不情愿，还从地方
干部态度不坚决上反映出来。例如，某些军队干部并不怀有真正的阶级仇恨。
他们参军主要是为了反抗日本人，保卫他们的家。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是地
主或富农出身，从未想过要消灭封建主义，更没有想过要把他们的家产转交
给农民。由于一些地主也参加了抗日斗争，有些干部甚至还同情他们并设法
②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08 页。《五四指示》直 到8
0 年代初才发表，
并证实是刘少奇起草的。
① 徐运北：《参军运动简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 重要文
件》，第69—74
页。
① 例如新华社延安1946 年11 月9 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 年11 月10 日）和
新华社发法新社记
者西德尼·里顿伯格1946 年12 月5 日电（译文载 《参考消息》，1946 年12 月6 日）。

保护他们。很多地方非军职干部也不喜欢军队的征兵工作。他们不得不努力
克服农民开始时由于担心国民党回来而不情愿对地主进行斗争的想法，然后
紧接着要求农民保卫他们的新土地，免受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的威胁。②
作为克服这些不足的手段，党规定了群众路线的征兵方法，并概括地提
出了工作步骤。在村民大会上，积极分子要解释征兵运动的重要性，鼓励农
民提出他们的条件。村里的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参与消除农民的疑虑以及好男
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农会要讨论并决定谁该不该志愿参军；妇女团体接到要
求，要动员其成员鼓励家里的男人去参军。在村民们的认识因此而提高后，
各种竞赛运动便可以发动起来，用先进村的事例去影响较落后的村子。各个
村庄要命名志愿参军的模范家庭和模范农民，以激励其他家庭和个人。在这
一阶段，必要时一些中共党员本人应站出来，带头参军。
在土地改革还没有彻底实行的村庄里，征兵运动可在分田分财的同时开
展。不仅要把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除此之外，那些被认为是恶霸的地主还
可能被关押甚至被处死。一份报告宣称：“必须摧毁他们的封建统治。??
经验证明，只要完全分掉地主的土地和粮食并把他降到中农的水平，??他
在村里就不可能继续持原来的态度。”①很明显，给农民以物质利益并不是土
地改革的唯一目标。同样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所产生的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
治上的破坏力。因此，对1946 年某些边区一度发起的献田运动提出的一种批
评是，它没有经过斗争就完成了经济上的再分配任务，其结果是，这一运动
既不能达到推翻地主，也不能达到农民政治上和心理上解放的目的。②1948
年10 月，毛泽东宣布，在前两年，党“已经动员了大约160 万左右分得了土
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③无论如何，提供的利益与获得的支持之间的环
节就是斗争运动。因为它能使共产党人把通过财产的再分配而激发起来的最
初的阶级觉悟，转变成从事战争所必不可少的特种支持。至关重要的是，这
场有众多目标的斗争运动摧毁了农村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配地
位。
随后的新的乡村政权机构的建设，是进行土地改革“这一切工作之本”
的最后一步。那些最积极参加这场具有多种特点的控诉运动的农民，为中共
提供了新党员，也提供了新的地方领导干部。那些得到了土地财产的农民，
成了农会和其他村组织的骨干。这是一种由农民自己进行管理的组织机构，
共产党因此对它担负征收粮食税、发展地方民兵、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对不
想志愿参军者施加压力的责任可以信赖。这些都是党在农村立脚的基础，的
确可以保证坚持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斗争所必需的粮食和人力供应。①这
样，中共就能利用日本入侵和中国农村财富、权力分配不均所激起的破坏能
量来为自己服务。这一成就使国民党政府没能对日本人和国家主要农业基础
② 《宋任穷同志6 月15 日在中央局党校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第1—2页；以 及编入《
一九四七年上半
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0、 55、63—64 页上的几个报告。农民
要留在新分到的
土地上的愿望也在周立波 关于东北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得到着重描写。
① 李振阳：《嘉济边游击区土改的几点体会》，《工作通讯》第32 期（游击战争 专号）
，第15 页。
② 《关于贯彻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 委关于
土改运动的重要文
件》，第14 页。
③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47 页。
① 内战时期土改运动目击者的一流著作是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 录》。

的惰性提出的挑战作出同样反应这一事实愈加显得突出了。
1946—1949 年的内战
1946 年11 月初，蒋介石向马歇尔吐露说，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在从前使
它造成分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武力是解决同中共冲突的唯一手段。②
这一决定不仅是以对共产党的弱点，而且是以对他自己的长处作出持久的错
误估计为基础的。马歇尔在其使华的第一年中，曾多次尽力警告蒋介石他所
面临的某些危险。马歇尔甚至忠告说，政府的作为“可能会导致共产党对中
国的控制”，因为“目前正在发展的混乱局面不仅会削弱国民党，还会向共
产党提供一个削弱政府基础的绝好机会”。③
1946 年10 月，马歇尔评价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向蒋指出，尽管他们在
退却，但是并没有投降。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
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
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他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①最后，当马歇尔准备离开中
国时，他再次劝告蒋介石说，共产党人现在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很强大了，
国民党政府依靠军事手段很可能摧毁不了他们。蒋对此的答复是，一旦中共
的军事力量被摧毁——这一点他确信在8 到10 个月之内就可完成——解决共
产党问题就不会有困难。②
他的战略是首先收复所有前线上的城镇，控制长江以北的主要交通干
线。然后政府军可以从这些据点和铁路走廊进入共产党的解放区，重新建立
对较次要据点的控制，并最终控制农村。根据这一战略，政府军在1946 年7
月发动了全面进攻，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把这次全面进攻当作第三次国内革
命战争开始的标志。
第一年，1946—1947 年：退却
在1946 年7 月至1947 年6 月的第一年里，政府军实际上夺取了除哈尔
滨以外的所有东北城镇，收复了苏北的县城，占领了张家口和延安，控制了
河北和热河省的大部，扫清了大部分陇海和胶济铁路线。此后，拉锯战在长
江以北所有中国主要铁路线上展开。这些铁路，除了自苏北海岸直通陕甘边
界附近的宝鸡的陇海线和横贯山东的胶济线外，还包括津浦线和平汉线。在
满洲，战斗主要焦点所在的铁路，是唯一从华北通往东北几省的北宁线，以
及连接四大城市沈阳、四平街、长春和吉林的铁路。随着战斗的发展，战争
的两个主战场变成了满洲和华东，后者包括江苏和山东。
共产党军队在1946 年7 月改名为人民解放军。①他们遵循从城镇撤回农
村的战略方针，在政府的进攻面前主要保持防御态势。9 月，毛泽东提出了
解放军将要遵行的战略战术要点。毛解释说，在抗日时期，共产党军队分散
② 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 卷，第353—354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 卷，第202 页。
② 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 卷，第407 页。
① 1945 年8 月，延安《解放日报》的报道中曾使用“各路解放军”的说法，但一般仍沿
用八路军、新四军
名称。1946 年9 月，《解放日报》社论和同年10 月中共中央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使用“人民解
放军”一词。1947 年2 月1 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用了“人民
解放军”这一名
称；同年2 月10 日，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命令——译者。
兵力打游击战为主，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随着国内战争情况的改变，双
方的位置也将发生转变。但是，政府军还处于进攻地位，其人数和武器装备
都优于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在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变以前，后者必须坚持“集
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具有优良传统的作战原则。
全歼和速决是这种战争的特点。歼灭敌军不但成了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
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因为俘虏来的敌军通常要编入共产
党军队。歼敌的目标应是消灭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地方。力求速决的目
的在于当最终不能歼灭敌人时，可以迅速避开敌人，把伤亡减到最小程度。
毛泽东断言：“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②
这里所论述的要点，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作战原则。
政府在1946 年7 月第一周的进攻中，包围了汉口以北鄂豫边界上的由李
先念和王震率领的共产党部队。他们突破包围圈，成功地回到了共产党在陕
西的根据地。政府虽然消除了共产党军队对这一地区的威胁态势，但后者的
兵力却保存下来，以图他日再战。政府宣称，在山东，胶济线上的共产党军
队已于7 月17 日被清除。但是，由于他们的不时骚扰，铁路运输到9 月底仍
没有恢复。也是在7 月，政府军渡过黄河进入晋南。但是，在该省东部，共
产党军队仍能够切断从省会太原通往石家庄的铁路。①
在苏北，7 月的进攻是随着政府军从长江北进、从津浦路东进开始的。
那时，共产党控制着这一地区的29 个县。到第二年春季，政府军夺回了该地
区的所有县城，并在国民党的控制下重新建立起县政府。在各地，共产党人
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都实行了撤退原则。与正规军一起撤退的还有大
部分民兵、党的干部及其家属。这一生存战略使他们保存了主力，但也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
晋冀鲁豫。政府军进入共产党的一个主要根据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他
们缴获的文件透露了这一地区遭受损失的程度。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收获是大
量的，也是没有估计到的。例如，冀鲁豫分区的64 个县，有49 个被政府军
占领。1946 年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控制的35 座县城中，到1947 年1 月也有
24 座陷落，这是中共没有料到的。他们不得不修改战略，开始做长期游击战
的准备。中共的文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战略，在逐渐歼灭敌军的同时，共产
党的正规军及其民兵要保持完整无损。蒋介石对他的80%—90%的进攻军队，
没有来源补充。其中一份文件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斗志，继续歼灭来犯之蒋
军，我们就不仅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也一定能够变防御为进攻，收复所有
失地。②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是在1946—1947 年的冬天，劝勉是不足以保
持斗志的。
撤退原则作为一种游击战策略，不仅应包括撤退军事和政治
单位，而且还应包括疏散当地居民，其目的在于保存人口、村级组织和粮食
② 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195—1198 
页。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10 卷，第231—233 页。
② 区党委：《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1946 年11 月20 日， 《工作
通讯》第32 期（游
击战争专号），第49—50 页；又，区党委：《冀鲁豫 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
务》，1947 年2
月2 日，《工作通讯》第32 期，第37 页。
贮备。然而，在1946 年，有些村庄并没有为恢复游击战的条件做准备。其结
果是，干部和防御部队逃走了，没有武装的农民在村的组织遭到破坏的同时，
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如在苏北，国民党主持的地方政府迅速建立起来
取代了这些组织。随后便是还乡团的到来。这是一些由地主和其他一心要恢
复他们地位的人所率领的武装部队。他们开始清算自己的帐目，夺回已被共
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和粮食。有关反攻倒算的报道比比皆是。①文件承认在这
一地区有无数的农民被杀害。一个用了近10 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共产党老根
据地，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被这些人毁掉了。杀回来的共产党军队，在重新夺
回的地区里遭到农民的咒骂，因为没能保护他们。农民们不愿意恢复农会和
组织新的民兵部队，甚至不愿出席大会，他们对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坚持下去
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信心。②
但是，再次进行像对日作战那样的长期游击战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
因为到了1947 年5 月，政府的进攻已经开始减弱。政府的兵力这时过于薄弱
地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内，不能像日军在其入侵同一地区的高峰时能做的
那样，占领次要的据点。与此同时，共产党正规军主力部队大部分仍保持完
整，已经停止退却，并可以发动若干小规模的反攻。在山东，共产党的军队
正开始掌握主动权；在满洲，他们已能够发动有限的进攻。共产党宣称，在
全国范围内敌人已有90 个旅被消灭，当这一数字达到100 时，军事力量的对
比将有利于共产党方面。①
实际上，军事力量的对比在1947 年就已迅速转变。美国军事分析家在
1946 年9 月曾预言，由于需要更多的军队守卫过长的交通线，政府的进攻将
在几个月内陷于停顿。然而，由于政府军在训练和装备上所占的优势，这些
分析家预见到一种持久的僵持局面；外国观察家“普遍认为，共产党在与政
府军的旗鼓相当的抗衡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不会赢得最终胜利”。②
没人预见到共产党的指挥员们能把他们抗日游击战的经验转移到运动战
的战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共产党人在保存和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立即开
始部署比他们用来与日军作战更大的部队，零敲碎打地袭扰和歼灭敌人。通
过将民兵和俘获的敌军士兵编入正规军，以及通过伴随1946—1947 年共产党
地区土地改革的大规模征兵运动，人员的损失得以弥补。土地改革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即共产党政权在农村的发展，也使得在1946 年政府进攻中不是首
当其冲的地区的民众有可能支持共产党，这种支持对于加强该地区的军事行
动是必不可少的。
东北。在东北的总司令林彪的指挥下，这一战略最早被成功地运用于满
洲。1946 年底，他的部队已推进到松花江以北，政府军对其最后目标哈尔滨
做好了春季进攻的准备。但其后，林彪却向政府占领的地区开始进行一系列
打了就跑的突袭，这种打法使他在仲夏掌握了满洲的主动权，并在两年以后
的决定性胜利中达到顶点。他的时机选择符合一种突击和声东击西的战略，
① 关于这些事件的一个目击者的报道，见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213—2
74 页。
② 《冀鲁豫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第42 页；《关于开展敌后游 击战与
准备游击战的指
示》，第48—52 页；《潘复生同志在地委组织部长联席 会上的总结发言》，1947 年3 月
8 日，载《一九
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 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38 页。
① 张尔：《九个月游击战争总结与今后任务》，1947 年5 月，《工作通讯》第32 期，第
19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 1946 年》第10 卷，第235—236 页。
在东北，严寒的冬天开始以后是一个不太可能进行军事部署的季节。1946 年
11 月，当林彪的部队越过冰封的松花江，首次发起一次小规模的牵制性攻击
时，这一行动的重要性还不明显。在这次短暂的南下后，他们迅速撤了回去。
1947 年1 月6 日，一支估计为6 万人的部队再次过江。这一次，政府军至少
在一次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们在入侵者撤出前几乎抓不到什么俘虏。政府军
的指挥官们因而很担扰，因为他们预料到了第三次攻击。这次攻击发生在2
月中旬，但直到2 月底才结束。林彪的部队迅速撤离，而没有与集中的政府
军接战，政府军这次不肯像1 月份作战时那样落入圈套。
共产党第四次越过松花江作战，从1947 年3 月7 日持续到18 日。这一
次他们重创了政府军一个师，在撤回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些短程军事突
袭的重要性，至此已显而易见了：政府军已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
东北的战略计划已被打乱。对哈尔滨的威胁被延误，共产党的地位则巩固了。
1947 年5 月，林彪接着又发起他的第五次渡江行动，展开了一场密切协作的
战役，这一战役标志着结束满洲战争行动的开始。一支有40 万人的部队，参
加了5—6 月进攻满洲中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作战行动。其主力部队进攻的目
标，是地处满洲两大城市长春与沈阳之间的四平街。在对四平街五个星期的
围城作战期间，进攻的共产党军队伤亡了约40000 人，而且未能阻挡住派来
援救四平街守军的政府增援部队的到达。林彪在6 月30 日撤去对该城的包
围，并撤过松花江后，他本人承担了这一决策错误的责任，这次错误导致了
政府四平街防御战的胜利。
然而，尽管林彪遭受了挫折，他的东北野战军仍然获得了主动权，并且
把主动权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最终胜利。政府军已被迫放弃了松花江北岸与
长春-吉林战区之间的前哨基地，其前线从六个月前的位置南移了大约150
英里。政府所据守的长春、吉林和沈阳这几座城市，也因为联结它们的铁路
线遭到破坏而被孤立，其中的几条铁路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恢复。政府军在武
器、物资、人员和士气方面遭受的损失，一直未能恢复过来。①
随着共产党人在东北和其他地区不停地展开进攻，政府军陷入一种固守
防御的战略。典型的情况是，他们要么从已经失去任何战略价值的过于分散
的据点撤退过晚，要么留在城墙和战壕后的据点里，把主动权留给对手，任
随他包围与否。据当时的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政府造成东北迅速溃败的原
因，是兵力最初过于分散和军队领导无能，最明显的是保安司令杜聿明将军
的指挥失当。但是，司令的更换也未能挽救政府在东北摇摇欲坠的命运。1947
年年中，即共产党的第五次进攻之后，东北的指挥官换成陈诚将军；而在1948
年初的共产党第三次进攻之后，他也被免职。政府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仍然
占有优势。然而，共产党在战略战术运用上和士气、战斗意志以及共同的目
的意识上所占的优越性日益明显可见。
士气因素当然有多方面的根源。除了国民党方面的腐败、无能以及决策
① 关于松花江攻击初期的叙述根据以下记载：《中国内战，1945—1950 年》，美 国陆军
部军史局翻译，
第81—83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1924—1950 年》，W. W.惠策恩、帕特里克·杨和保罗
·赖译，第125—129
页；威廉·W.惠策 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 
年》，第306— 309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 年》第7 卷，第26—27、36—37、49—50、88— 89、130—1
31、134—137、
157—159、166—168、171—173、178—181、192— 193、195—196、198—199、203、20
8—212、214—217、
240—241 页。
失误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外，尤其在东北，还存在地方主义的问题。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政府接收东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张作霖大帅家族所支配
的半自治性的权力基础重新在那里出现。政府把东北三省划分成了九个行
省，并在实际上任命外来人担任所有最高职务。而政府在当地的帮手，则多
是些地主以及其他与日本人有过勾结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既不忠于共产
党，也不忠于少帅张学良，他是张作霖的儿子和明显的继承人。少帅因他在
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时所起的作用，继续遭到拘押，也许因为他仍享有众望，
尽管人们普遍预料他会被释放，但他还是被流放到了难以逃身的台湾。
根据当时的记述，日本投降后，东北对国民党的最初支持看来是真心诚
意的。但是不久“南方人”就让人觉得讨厌了。他们不公平的接收政策和官
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怨恨导致地方主义迅速复兴。如果政府在东北的行为不
那么容易受到批评，那么，地方性忠诚的影响就不会如此强烈了。东北，像
台湾那样，是一个被日本人统治很久的地区，经常听到那里的人民评论说，
日本给了他们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政府。尤其是政府在这一地区反对共产党
的努力，如果没有当地领袖人物的参与，几乎是不能成功的。然而国民党对
这些人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却有着如此强烈的戒心，甚至对他们愿意提供的
帮助都一脚踢开。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把这一错误追溯到蒋介石本人，蒋
依然“对当地的满洲人抱有成见”。例如一个当地成立的“东北动员委员会”
主动请求组织一支防御部队与共产党人作战。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拒绝，尽管
政府的司令官们根本没有能力组织一支有效的地方游击队。一个曾在大帅和
少帅麾下效力的骑兵军官马占山将军，同意为政府工作，被任命为东北副总
司令，①但他从没有获准做任何事，也没有获准指挥任何部队。同时，政府在
东北的司令官们不得不依靠一些“外来人”作为他们部队补充兵员的主要来
源。政府军由于在东北的征兵运动失败，因此只能从关内各地获得丧失和受
损的师的补充兵员，而关内各地几乎经受不起失去这些兵员。②
共产党人从这些措施所激起的民众怨恨中得到了充分的好处。他们避免
采取中央政府对待东北人民的那种倔傲态度，处处都尽可能使用当地人才。
大多数从张作霖和张学良的旧东北军中幸存下来的部队，就像张学良的弟弟
张学思那样，转向了共产党。共产党将他们当作联军欢迎他们，并允许他们
保留原貌，作为林彪全面指挥之下的一支非共产党部队。随着共产党掌管的
地区的扩展，东北野战军已能靠当地征兵扩充正规部队；它还组织了一支有
战斗力的第二线非正规部队，并动员了一百多万支前民工，在后勤部的指挥
下执行任务。
当时的一位作者概述了共产党的成就：
须知共产党挖起铁轨埋地雷、丢炸弹，并不是共产党人在这么做，而是老百姓替他们这么
做
的。中国共产党过去在东北没有兵，现在他们有的是中央不要的兵。共产党过去没有枪；
现在有
的是中央政府保管不善送给他的，甚至还有偷卖给他的枪。中国共产党没有人才；现在他
们任用
的是中央不要的弃材。①
① 马占山1946 年9 月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1947 年8 月改任松北绥靖公署主 任，19
48 年8 月，任东北
“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译者。
① 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青岛时报》，1948 年2 月19 日，《观察》
1948 年3 月27 日
第16 页转载。
国民党政府由于不顾民众要求与感情的惯常做法而受到很坏的对待，几
乎不可能有比这更合适的例子了。
山东。共产党人在江苏-安徽-山东这一重要战区内的退却，与满洲相比
更难扭转。在这一地区，政府军兵力并非过于分散，而共产党人也缺乏林彪
在松花江以北所享有的退却的安全庇护地。不过，华东共产党军队的司令员
陈毅却采用了同样有利的战略战术。在山东，许世友指挥的共产党军队在一
次争夺胶济铁路控制权的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于1946 年10 月初在高密
被击败。这条铁路在政府的控制下重新开通，据报道，共产党方面在北撤前
伤亡了约30000 人。接着在1947 年1 月初，从苏北撤下来的共产党部队与从
鲁中来的其他部队合在一起，在鲁南的枣庄向追赶他们的敌人发动反攻。政
府军被打败，损失了约40000 人和26 辆坦克，共产党用这些坦克开始组建一
支他们自己的装甲纵队。陈毅未能守住他新占领的阵地，但却及时撤走了他
在临沂的指挥部，成功地伏击了一部分被派来包围他的敌军。政府军2 月在
莱芜附近再次遭到失败，又付出了30000 人的代价，并失去对胶济铁路的控
制，这条铁路的交通再次被封闭。
政府的报复是在1947 年4 至5 月期间向陈毅的沂蒙山根据地发动的一次
重大战役。政府动用了约20 个师近40 万人，去对付估计为25 万人的共产党
军队。但是，在5 月14—16 日鲁中南孟良崮那次史诗般的战役中，政府方面
又一次损失惨重，据称伤亡了15000 人。政府的整编第74 师，这支前一年在
这一地区与共产党军队打过多次遭遇战的能征善战的部队，被彻底歼灭。该
师师长张灵甫，随着他的官兵大半死于战场，同参谋人员一起自杀。①不过，
陈毅的部队在数量上仍居劣势，他终于在7 月份被迫撤离战场，任由政府军
宣称其在鲁中南麻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陈毅部队的主力却在重新部署，
并准备重新投入战斗。
国民党军事史家后来对1947 年山东诸次战役中共产党的实力和政府的
错误，提出了坦率的评价：政府的指挥官错误地判断了陈毅的意图，因而也
没能在他的部队撤离苏北时牵制住他们。后来，在枣庄附近，政府军沿路停
下来休息，拥塞道路，行动极为缓慢。他们最终为自己的点线防御战略所陷，
而共产党的主力却基本上保持完整无损。政府军的前线扩展得太宽，机动能
力不强，因此无法防止个别部队遭到孤立、包围和被各个击破。他们缺少夜
战经验。步兵、空军和炮兵的协同作战也很差。坦克部队由于雨天和泥泞而
无法调动。
相比之下，对手则轻装就道，能敏捷地进入战区和在战区移动。共产党
在枣庄“转移”兵力的好处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通过部队从一点到另一点的
迅速运动，切断政府的交通线，攻击其增援部队，机动地制胜对手。陈毅的
主力撤出临沂时，在夜间沿着大路一侧的山间小道秘密行动。空中侦察没有
发现目标，政府军因而遭到沿路所掘壕沟中的伏兵的袭击。孟良崮的失败也
被指责为情报有误和空中侦察不力。74 师认为陈毅的主力部队已经北去很
远，因此遭到出其不意的袭击，被包围在一个不可能坚守的地区。此外，鲁
中长期以来就是共产党的地区，那里的人力、物力已充分动员起来。中共在
① 张灵甫之死，其说不一，一说自杀身亡，一说中弹身亡，一说为一贪得张手表之解放军
战士击毙——译
者。
那里有一个准确可靠的情报系统和组织良好的供应系统。相反，政府的信息
一点也不可靠，其部队的补充兵员总是迟到，供应也不充足。军事史家的这
类记述还指出，“与共产党相比，我们在情报、宣传、反情报和安全保卫所
有这些方面都相形见绌”。①
第二年，1947—1948 年：反攻
1947 年夏末，毛泽东评估了战争第一年的战果，详细说明了第二年的作
战计划。蒋介石动用了他总共248 个正规旅中的218 个，损失了其中97 个旅
以上，或者说被毛的部队歼灭了近78 万人。毛公布中共的损失是30 万人，
大片土地被进攻的政府军占领。第二年的首要任务将是放弃撤退战略，并立
即反攻。第二项任务是收复第一年的失地，歼灭内线之敌。①
华中和华北。1947 年夏季，共产党人以开展全国性的反攻发起了战争
的第二阶段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独目将军”刘伯承，于6 月30
日引人注目地率领50000 大军在鲁西南渡过黄河，把正在东面同陈毅作战的
政府军吸引过来。当陈毅退入山东之际，刘的部队越过陇海铁路，向南猛插
300 英里，在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区开辟出一块新的根据地，那里是20 年代
建立的鄂豫皖苏维埃的所在地。
在8 月底的一次与此相关的行动中，一支由陈赓率领的原属刘伯承的
20000 人的较小部队，在晋南越过黄河，南进到豫陕鄂边区，与刘的各纵队
取得呼应。一个月之后，陈毅率领部分华东野战军回师穿过鲁西南，进入豫
皖苏边区，填补了刘部移出的地区。共产党因此将战争向南推进到华中的国
民党统治区，在黄河与长江间开辟了新的战场。这些初步行动把陈毅、刘伯
承和陈赓的部队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得以在适当的位置上协调某些战略上最
重要的作战行动。其时他们就能攻击华中的所有重要交通干线，阻断长江流
域与北方之间的铁路运输。②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在鲁东和苏北的其他部队，打了一系列小战役，
到1948 年年中，除了省会济南和港口城市青岛等少数几个孤立的政府据点
外，已经得到了山东全省。③
1947 年11 月，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的部队夺得石家庄，赢得了
一次重大胜利。在得到这一重要的铁路枢纽的同时，共产党还获得了大量物
资；控制了平汉铁路，并有了一个新的首都所在地，自1947 年3 月延安失陷
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首都。石家庄战役还使得共产党在华北的两个主要根据
地——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一片成为可能。此外，到1947 年年底前，
他们还控制了内蒙古地区的热河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以及除少数几座主
要城镇外的山西和河北的全部。
① 《中国内战》，第86—99 页；又《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39—145 页；惠策恩 和黄
震遐（音）：《中
国统帅部》，第230—239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 年》 第7 卷，第27、58—59、68—
69、72—73、171—172、
244 页。
① 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29—1230 页
。
②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 卷， 第12
93 页注（一）；
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174—176 页； 《美国对外关系，1947 年》
第7 卷，第269—270
页。
攻占延安为国民党人的战争努力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尽管这证明是一
个束缚部队的军事包袱，这些部队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一位评论家指出，
胡宗南在1947 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 个较为富庶的
县去换陕西的45 个穷困县。①1948 年初春，彭德怀开始进攻。尽管政府从河
南的开封-洛阳防区调了约20000 人去增援陕西的胡宗南，但他们并没能守住
延安，1948 年4 月延安再次易手。胡不得不放弃延安去追赶彭德怀，后者突
然开始向四川行动。五月，彭在陇海线西端终点的宝鸡附近的一次决定性失
利中被阻截住，被迫返回陕北。但尽管遭遇了这次挫折，共产党还是控制了
这个省包括延安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共产党人立即利用政府调兵入陕而造成的河南防御上的弱点，向陇海线
上的洛阳进攻。这座城市三次易手，最后以1948 年4 月初陈赓部队的胜利而
告结束。中共军队因而能够夺取临汾，这是政府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5
月中旬，共产党的山西解放区与华中的刘伯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到这个月
月底，陈毅、刘伯承、陈赓诸路大军在总司令陈毅的指挥下，经过数周协同
行动，会聚于开封城下。6 月中旬，他们夺取了这座城市，它是河南省会。
尽管陈毅的部队未能守住开封，并且随后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实际
上遭到失败，但是洛阳-开封战役成了这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共产党军队展
示了它们的能力，能够在几条战线同时展开持续的进攻，并在宽广的地域内
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这是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最后一步。先前的主要战
斗是在山东和满洲，石家庄和延安战役之后不久，洛阳-开封的军事行动已在
华北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区。这些胜利也使得一直被分割的共产党各边区
的扩大和合并成为可能。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在1948 年5 月合并为华
北解放区。8 月，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①
东北。到1948 年年中，满洲的力量对比出现逆转，最终的转折点到来
了。1947 年9 月，林彪发起越过松花江的第六次进攻，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完
全孤立中满和南满的几座大城市，并通过切断北宁铁路以断绝与华北的陆上
交通。这些目标在11 月底基本上达到。②作为第七次进攻先导的预备性攻击，
于12 月中旬开始。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已由陈诚交到了卫立煌将军手
里。但是，林彪这时已强大到足以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展开攻击。当第七次进
攻开始时，共产党军队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沈阳。可是当国民党增援部
队从长春和吉林空运进沈阳城时，林彪随即将其主要作战行动转到这两个城
市的北面，包围了与它们邻近的四平街，这是两年中的第三次包围。这座城
市在5 月13 日被攻占；国民党人在前几天已经放弃了吉林。从12 月中旬至
1948 年3 月中旬这三个月的作战中，林彪的部队总共攻占了19 座城镇。③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大卫·巴尔少将提出
的建议，即趁共产党对沈阳周围的压力减轻之机，在还有可能时撤出东北。①
① 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情形》，《观察》，1948 年3 月6 日，第15 页。
① 《中国内战》，第144—153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45—152 页；蔡辛： 《共
产党征服中国》，
第168—177 页；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 选集》第4 卷，第1301 页注（
四）。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7 年》第7 卷，第257—258、270—271、287—288、290、 298、
302、306—308、
315—320、356—358、362—363、373—380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 卷，第325 页。
于是，蒋介石就此失掉了挽救那些被派去接收东北的残余军队的最后机会。
到1948 年年中，那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蒋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共产党
此时宣称，他们在这一地区拥有70 万正规军，还有33 万地方部队和第二线
部队，以及160 万支前民工。士气日益低落的政府军，人数只有约45 万，且
没有能投入作战的第二线补充兵员。②
根据政府的估计，到1948 年6 月，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正规军的实力与
1945 年年中相比已减少了1/3。政府军现在的人数为218 万人，其中作战部
队只有98 万人。共产党方面有正规军156 万，非正规军70 万，据估计其中
的作战部队为97 万人。重武器的数量，政府方面有2.1 万件，与之相比，共
产党有2.28 万件。③毛泽东在早些时候曾指出，政府方面的所失正在成为共
产党方面的所得，因为缴获的敌人物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
来源，而投降的政府军士兵则是新兵的重要来源。
第三年，1948 年—1949 年：胜利
1948 年3 月，毛泽东已能通报：政府军只在华中的两个地区保持主动权，
而在其他地方全是被动挨打。他预言，在取得一两个最大城市，并将东北、
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区连成一片之后，就有可能在1949
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估计可在三年之内打败国民党。①
共产党现在有人有武器，又有进行大规模阵地战所必需的体制和经验。
这些战斗以1948 年9 月对山东省会济南的成功包围而揭开了序幕。共产党的
春季军事行动使济南完全成了一座孤城，9 月，出征河南的陈毅部队已返回
山东。还是早在满洲时，美国顾问们就警告蒋介石说，他在济南的部队处境
已经无望。但是蒋介石再一次拒绝撤走它们。对该城的攻击于9 月16 日开始，
10 天之内解决战斗。大多数士气沮丧的守军根本不肯战斗，有些部队实际上
叛逃到了共产党一边，这是形势正在转变的一个无可置疑的信号。②
在济南发生的由消极防御到叛逃和投降的变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多
次出现，因为政府方面屡屡战败的心理影响很有支配力。这种情况无疑使政
府军毁灭的时间表大为提前，它反映在从1948 年9 月中旬至1949 年1 月底
的三次决定性战役的过程中。按计划对政府军的三大集团发动协同总攻的战
役是：辽沈战役，9 月12 日—11 月2 日，结果是满洲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失败；
平津战役，11 月21 日—1 月31 日，它结束了政府在华北的抵抗；淮海战役，
11 月6 日—1 月10 日，它扫除了共产党南下长江和渡江作战的最后一个主要
障碍。
辽沈战役。这是林彪在满洲发起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
更加巩固了他在军事史家和中国公众中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的声
② 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2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 年》第
7 卷，第340—343
页。
③ 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第177 页。
①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95—1302 页。
②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 卷，第319—320、331—332 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
作战方针》，《毛
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57 页注（二）。《中国内战》， 第156—157 页；《中国的军事
战役》，第158—160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 年》第7 卷，第464、467—471、478、480—486 页。
望。①考虑到作战的规模，东北的这次战役的结束对政府来说，来得几乎就像
在济南一样快，虽然不像济南那样不光彩。林彪部队发动最后一次满洲攻势
的人数接近70 万人，而政府方面的部队大概不足50 万人。三个主要攻击目
标是政府军集结的几个地方，即北宁铁路上的重要补给中心锦州、沈阳本身
和长春。最大的集团是兵力为23 万人的沈阳守军。
对锦州的攻击于9 月12 日开始，不过由于佯攻长春，出击的目标并未立
即暴露。锦州附近的政府军在不到两个星期之内，不是被包围，就是被孤立。
至9 月底，飞机场遭到攻击，弹药已经耗尽，不得不靠空投供应守军。尽管
在附近一些地点尤其是在义县，最初的战斗很激烈，但锦州的守军在共产党
军队不停顿的攻击下还是抵挡不住，政府军的两个师战败，该城于10 月15
日被攻克。
10 月初从沈阳派出的约10 万人的援军，未能及时突破阻击解救锦州。
因而林彪接下来的第二个主要目标，就是将这股援军在其未能撤回沈阳之前
全部歼灭。他假装向西南进军，却反而将其主力从锦州向东北方向移动。尽
管再次激战，援军也没能逃脱林彪极其迅速地布下的陷阱，在10 月28 日遭
到覆灭。由于沈阳守军已有半数兵力折损，该城只在极微弱的抵抗后，便于
11 月2 日投降了。与此同时，长春军民因共军的包围，已窘迫到几近饿死的
程度。以不可信任的云南人组成的第60 军，于10 月17 日叛逃到共产党一方。
该地的其余部队也在不久后相继投降，于是所有抵抗就此收场。
尽管杜聿明将军早先已被证明无能，但在这次会战期间，他又再次担任
了东北的指挥，而蒋介石则从他在北平的指挥部亲自接手对军事行动的指
挥。共产党的强大与政府的虚弱形成了对比，要想化解这一印象决无可能。
但是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10 月27 日的电报所说：“如果政府不是落得如此
悲剧性的下场的话，那么它上星期在东北的军事策略就像是犯了喜剧性的错
误。”11 月中旬，恰恰在林彪渡过松花江发动他的第一次进攻的两年之后，
政府在东北的最后一批守军不是投降，就是南逃。在东北会战的最后阶段，
政府至少损失了40 万人，包括它的某些最精锐的部队，以及他们的所有武器
和装备。①
平津战役。林彪的军队在取得满洲的胜利之后，立即开始南下。随后的
平津战役中，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的共产党正规部队会合在一起，总兵
力达89 万人，由林彪全面指挥，而政府较为得力的司令官之一傅作义将军率
领的部队大约有60 万人。林彪的主力部队向长城以南疾进，进入平津地区，
在西面得到已经威胁张家口的聂荣臻领导的华北野战军的支援。聂荣臻在张
家口附近的任务，过去是阻止傅作义削弱北平的防御力量，派兵增援东北。
现在随着东北地区局势趋于安定，聂的新任务是阻止傅作义向南增援苏北的
政府军集团，这个集团是共产党11 月初发动的决定性的淮海战役的进攻目
① 重新评价林彪1949 年以前的军事经历，发生在1974—1975 年，是全国批林 运动的一
部分。这方面的批
判，见《学习与批判》 1974 年第9 期，第19—26 页和1975 年第8 期，第18—22 页；《
红旗》1975 年
第1 期，第39—44 页； 《历史研究》1975 年第1 期，第24—30 页。
① 《中国内战》，第124—129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55—157 页；毛泽东：《关
于辽沈战役的作
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37—1342 页；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
帅部》，第312—319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 年》第7 卷，第457—458、463、469—470、474、477—487、
486—487、501—504、
508—509、520、522—525、527—532、537—538、548—549 页。
标。因此，共产党在平津地区的战略意图是，先将傅作义的部队包围在五个
点上，而后依次各个解决，以便切断他们的逃路，也防止增援部队向他们靠
拢。
在主力部队于11 月21 日开始向关内进军之后的两个星期内，林彪的部
队抵达天津外围至唐山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新发展地区。在两个多星期内，他
们已经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第一个主攻目标是傅作义最薄弱的一点，北平西
北的新保安，那里的守军在12 月22 日被聂荣臻的部队击败。张家口也在两
天之后陷落。与此同时，共产党对北平和天津的包围也在不断加强。天津的
国民党守军司令决心抵抗，为阻止共产党前进，放水淹了城外大片地区。其
后他拒绝未经战斗就放下武器，但共产党军队在1 月14 日—15 日的天津会
战后获得胜利。附近的塘沽港两天之后陷落，50000 守军从海上逃走。傅作
义值此紧要关头，逃路已被切断，左近所有集结的部队已经战败，他在北平
的20 万部队在人数上现已处于绝对劣势，于是谈判了一项解决办法。他同意
于1 月22 日将其部队和平撤出城外，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军队于
1 月31 日进入北平。在平津战役中，政府又损失了近50 万军队，丢掉了中
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①
淮海战役。内战的第三个决定性战役，与平津作战同时展开。这一著名
的65 天的淮海会战，从1948 年11 月6 日进行到1949 年1 月10 日。其主要
作战区域位于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故以淮海为名。战斗集中于政府的“剿
总”司令部所在地徐州市周围，该市处于陇海与津浦铁路交会的战略位置上。
这次会战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和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刘伯承和陈赓
的合作达到了顶点，他们在这一地区已共同作战了一年多。
双方正规部队的兵力大致相当，每方都拥有50 万人以上。但是，共产党
已有很发达的民众支前网络，能够另外动员200 万农民从事支持战场作战所
必需的大量后勤工作。军方和民众的支前工作实际上扩展到江苏、山东、安
徽和河南四个省，由邓小平领导的特设淮海总前委协调。政府军的主要司令
官是刘峙、杜聿明和黄维，刘峙任总指挥，蒋介石还像最后一次满洲战役那
样亲自督战。
淮海战役大体上——虽然不是精确地——是按照1948 年10 月11 日发出
的、毛泽东起草的三阶段“作战方针”展开的。整个战役如计划指示的那样，
在两个月之内完成。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歼灭黄伯韬兵团。这一任务是陈毅的
部队在陇海线徐州和大运河之间的碾庄附近的会战中完成的，这次会战按计
划持续了两个星期，从11 月6 日至22 日。
第二阶段，11 月23 日—12 月15 日，位于徐州以南、靠近津浦路的双堆
集一带的政府军被歼。共产党原估计政府的援军将会来自陇海线的东端，即
从青岛海运来。然而蒋介石却命令由黄维指挥的部队从华中开来增援。纵然
有这种变化，黄维兵团还是被迅速合围。由安徽蚌埠附近淮河地区以北派来
救援的纵队，被共产党的游击部队赶了回去，从徐州出动向南增援的大部队
也没能靠近黄维，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包围，并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中被歼灭。
① 《中国内战》，第142—144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65—167 页；毛泽东：《关
于平津战役的作
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67—1371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 年》第7 
卷，第532—535、
557、592、638—640、643—650、663—673、680—681、691—693、700—705、723—725
 页；《美国对外
关系，1949 年》第8 卷，第19、30—31、36、44、46—59、71—72、75—77、87—88、9
8 页。
第三阶段，也不是在共产党原计划所预料的作战地点作战，而是在徐州
西南的一个地区——苏皖边界的陈官庄一带展开。共军把政府军的三个兵团
装入口袋，并就地予以消灭。这支徐州地区的主力总计近30 万人，他们是按
照蒋介石增援黄维的命令出城后
被围的。由孙元良率领的先遣兵团遭到包围，实际上在12 月初就已被歼。杜
聿明指挥的是徐州的残余守军以及邱清泉和李弥部。杜的军队最终被陈毅和
刘伯承的联合部队团团围困，靠空运不能得到充分供应，陷入几近饿死的地
步。在1 月6 日至10 日的攻击中，他们终于全军覆没。
在淮海战役期间，政府又损失了50 万人的军队，其中30 万人被俘，其
余非死即伤。司令黄伯韬和邱清泉阵亡，黄维和杜聿明被俘。孙元良和李弥
将军分别化装成乞丐和商人逃离战场。这一失败消除了政府在长江以北的最
后一道主要防线。①
对于在淮海的失败，蒋介石及其指挥官们只能指责他们自己。这一战役
不仅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
国民党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现象已达到顶峰。据信蒋介石
本人做出了在徐州平原作战的决定，而不是像所建议的那样撤向淮河这一天
然屏障，而且他把这个战场的总指挥权交到并非他最得力的将军刘峙和杜聿
明的手中。最后，在战斗进行期间，他还亲自干预作战计划，发布作战命令，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由于权力如此集中于一个人手中，失败的责任也只能由
一个人来负。
尽管政府军的很多部队在战场上也表现得很英勇，但他们发现自己再次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战略战术所制服。共产党照例攻击薄弱之点，先是
在碾庄，然后在双堆集，而这时政府的主力部队却在徐州闲着没事。当这些
部队终于出动时，他们也像往常那样，动得太晚，太慢，他们的车辆拥塞在
城外公路上。然后按照久享盛名的游击战传统，他们被追赶，被包围，在陈
官庄被一点一点地吃掉——所不同的，只是这次交手的地方是一个总共有
100 万人投入的广阔的战场。
政府的指挥官们从没有学会有关速度和果断的课程，而这是他们的对手
早就精通的。但是政府的指挥官们对机械化部队作战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
乏充分理解。因此，他们决不可能从这两个他们完全独占的方面得到应得的
好处。他们的防御之所以很糟，不仅是因为相互不团结和犹豫不决，还因为
战术计划不当、情报和后勤支援不充分。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屡屡遭到袭击、
被围困和难以调动。他们在这一战役以及其他战役中的表现，使一位最忠实
地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威廉·C.蒲立特的判断更让人信服，“面对200 多万
人的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政府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将军具有处理全面后勤问题
的军事素养和专门技能”。①
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能面对变化着的战场形势通权达变。在
① 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178—186，240—243 页；西摩·托平：
《在两个中国之间
的旅行》，第24—48 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 卷
，第1355—1357
页；《中国内战》，第157—160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61—164 页。
① 《蒲立特给对外经济合作（中国）联合委员会的报告》，第80 届国会，第二会期（19
48 年12 月24 日），
第12 页，引自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491 页。
把战地灵活性提高到防御战最高技巧的战略的运用中，他们合作多年，从而
最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接着，他们又成功地将这些原则运用到规模日益扩大
的进攻性作战中。民众的支前网尤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马
车、独轮车和扁担成了共产党供应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它突出地应验了一
句古老的格言，原始的东西，只要用得上，就比用不上的现代化东西好。共
产党人在最近便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上，精巧地制成了他们的战争机器。
其结果是，他们的民众人力网络为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后
勤和情报支持，最终使政府军原先所享有的人数、训练和物质上的优势化为
乌有。
更一般地说，随着共产党人在1947 年不停顿地展开进攻，政府的司令官
们就陷入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再也没有摆脱。1946 年曾被他们逼得全线退却
的敌人，一旦开始转入全面反攻，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撤到城里的陈旧习
惯一直支配政府军的军事思想，当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行动已使这种作战思想
过时之后很久，也还是如此。而当政府军终于出城时，他们又总是被对手战
术上的优势所制服，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自己的防御意识。
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一个较强对手作战积累下来的经验，在1945
年以后就这样使他们得益非浅。就政府军而言，他们既没有利用日本人入侵
所提供的机会去发展一种有效的游击战，也没有去掌握约瑟夫·史迪威等人
曾试图教给他们的现代化的作战技术。当日本人撤出这个战场而剩下两支中
国军队相互对抗时，政府的指挥官们已不能同他们敌人的行动较量。到 1948
年下半年，共产党人的行动已经发展成为游击战术与运动战和阵地战有效结
合的行动，使他们能够协调地指挥远远超过百万战士的大军在几条战线上同
时进行的相互配合的攻击战。
1948 年9 月济南失陷后不久，蒋介石表示，已对军事战略、战术、训练
和战地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尤其是不惜代价坚守据点的做法必须放
弃。①蒋显然终于领悟了他的军事问题的实质，可是这种理解来得太迟了。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 卷，第332 页。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1948—1949 年冬季的几个战役结束后，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由于主要
力量被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1949 年1 月14 日，
共产党人公布了他们的和平条件，这是严厉的八点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们
1945—1946 年的谈判姿态。现在，他们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惩办战争罪犯
蒋介石，把蒋介石的残余武装部队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散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1 月21 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将
军作为代总统继任，正式开始和谈。由张治中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于4 月1 日
抵达北平，但除了1 月14 日的八项条件外，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而且
规定他们接受这些条件的截止日期为4 月20 日。国民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
截止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立即开始渡江作战。
人民解放军利用几个月的间歇时间，进行休整、统一编制和整编。1949
年初，野战军为离开他们原来的主要作战地区进行活动作准备，改换了名称。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
军；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在这一年年底正式撤编。
4 月21 日，陈毅和刘伯承的部队再次共同行动，沿300 英里的防线渡过
长江。他们遇到极微弱的抵抗，4 月24 日便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5 月
3 日攻占浙江省省会杭州；5 月22 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5 月27 日打下上
海。5 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于5 月16—17 日夺取了这
座城市。他的进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领的一支大部队从7 月至10
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队的南进。在白崇禧终于被迫在10 月初撤离这一战场
之前，双方都报道了众多的伤亡。林彪此后的进展较为顺利，分别于10 月
14 日和11 月22 日占领广州和桂林。但是，直到1950 年4 月底，林的部队
才最后肃清了广西和海南岛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华北和西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直坚守省会太原，直至1949 年4 月
24 日该城被聂荣臻攻陷。西安在一个月后落入彭德怀之手；当政府在西北的
三个主要司令官拒绝共同防御甘肃之后，兰州也在8 月底同样易手。
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军队进攻之前抢先一步撤退时，发生了分裂。4 月
23 日，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逃往新首都广州，政府各部年初以来就已迁往那
里。可是，就连丧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创伤，也不足以惊醒国民党内各派系，
从而合并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蒋介石先是从其退隐的浙江奉化老家，而
后是从台湾，继续巧妙地操纵军政事务；1949 年7 月，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
个人的指挥部。大约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对国民党事务的积极控制。在这一
年早些时候，他已成功地把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忠于他的若干个残留下来
的精锐陆军师，以及政府价值三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储备转移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到1949 年才渐渐变得明显，即放弃全部中国大陆，撤
退到台湾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将在那里等待美苏
之间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
使他能够在美国的庇护下打开一条返回他失去的地盘的道路。在从公开职务
退隐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决心努力实施这一计划。例如，他对李宗仁及桂
系成员白崇禧将军在长江以南组织可靠防御的企图进行暗中破坏。当仲夏之
际，白崇禧的部队在湘南阻击林彪前进时，白曾要求蒋介石向他调拨武器、
弹药和军费，蒋担心这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
而加以拒绝。西北提出的类似要求也被拒绝，使那一地区本不统一的防御指
挥更加无望。①
10 月，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的首都重庆。蒋介石于11 月中旬重返那里的政府。随着1949 年秋季人民解
放军第一和第二野战军向西南挺进，蒋将政府残余部分从重庆迁往成都，接
着又在12 月9 日迁往台湾。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抵抗政府的计划化为泡
影。当蒋介石到达重庆时，李宗仁离开了那里，并拒绝返回。李去了香港，
后于12 月初离港治病，流亡到美国。台湾成了国民党约200 万支持者的避难
所，其中包括50 万残存的蒋军部队。
正当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残余部分逃往一个个城市，寻求最后的停留地
时，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它于9 月21 日至28 日召开，来
自中共、民盟、其他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的662 名代表出席了会
议。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等议案，并于9 月27 日确
定北平为正式首都，将其名称正式改回北京。四天后，10 月1 日，毛泽东庄
严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美国来说，它1944—1945 年以来的对华政策的明显窘况，现在已经
消除。美国的国民党盟友遭到失败，而同新的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关系的基础
也几乎被摧毁。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和解的时期是1946 年，当时，
马歇尔使团谋求使中共参加联合政府而作了调解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
人之间的距离随着这一努力的失败以及军事对抗的逐步升级而扩大了。美国
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抛弃了中共将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想
法。
实际上，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当这些年中
国的内战与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同时发展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球背
景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欧洲是它首要
的利益范围。因此，美国的绝大部分援助和关心便被导入杜鲁门主义、援助
希腊、土耳其和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方向。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美国
的政治压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实质上的倾斜。对赫尔利指责的越来越热
烈的赞扬，表明了防止选择中共的种种强制力量。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是正
确的：不管他们对美国来说是多么讨厌，美国除了支持他们之外别无选择。
阻止向中共倾斜的同样势力，也阻止了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虚弱表明，给它撑腰需要巨大的努力。马歇尔将军
在担任国务卿之后曾经告诫说，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消灭作为中国政治威
胁的中国共产党。因此，马歇尔于1948 年告诫国会，为了继续进行任何此类
努力，“美国必须大规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断扩大的规模为中国政府的军事
努力承担费用，这样也为中国的经济承担费用。美国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准备
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这是极其巨大的工作，
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劝告不要这样做。他根据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现实的可取
办法，即有限的经济援助方案。①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8 卷，第280—288、290、293—294、327—328、476—
477、489、493、
552—553 页；《李宗仁回忆录》，第517—528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 卷，第382—383 页。美国对中国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见
邹谠：《美国在中
最后的一种考虑，是从1946 年前后开始占上风的估计，即国民党政府不
可能消灭作为中国一股政治势力的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也没有力量在军事
上打败政府。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让中国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
共努力的主要矛头指向欧洲。于是，1947 年5 月，马歇尔使团在华期间开始
实行的一个月的武器禁运被解除。但是，国民党人在5、6 月间提出的大规模
经济援助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取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总统以调查团的名义，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驻华军队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回到中国。1947
年7、8 月间，即魏德迈来华一个月后，他在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国民党高
官显贵们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这位将军对他们所领导的政府提出强硬批
评，警告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果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不过，返回华盛顿
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巨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案，并提
出对满洲实行国际托管，以遏制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①国民党方面轻蔑地回
绝了魏德迈的改革要求，而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积极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否
决了他的军事援助建议所要求的派遣一万名军官到中国的意见。对国民党政
府实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尽管它已被援华院外
活动集团和国会中热心经济的成员这两方面的种种要求弄得错综复杂。但
是，既然有眼前的这些约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对扩大干预和同意有限
援助的基本决定。
当然，这种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终并没有使任何人满足，也没有任何收获。
它不能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的灾难。它还受到那里非共产党的反战
运动的谴责，说这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利益，想通过继续支持不思改悔的蒋介
石以谋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然而，过错与其说是出于这一政策本身，不如
说是出于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估价，以及导致这些估
价的那些主要假定。因为这一政策是在错误地预测共产党人获胜机会的基础
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 1948 年马歇尔告知国会的，政府不能打败共
产党，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美国公众对后一种可能性从没有
思想准备。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也从未仔细考虑过中国可能被国民党以外的
任何党派统治，或者国民党由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领导。在1948 年晚期的三
大战役之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
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关于中国内战的被期待
的方案，因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对所有观察家来说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共产党的
实力却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想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的美国
外事处官员的代言人，在赫尔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随后的内战年代，共
产党统治区内没有美国的外交观察家。与此同时，对可能的危险的反感，甚
至似乎阻碍了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因为把这种思考归入了颠覆活动的
禁区。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
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
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
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实现这些改革所
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明显缺少
国的失败》，第349—493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 卷，第758—814 页。
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1948 年底到1949 年初的美国
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
其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
这一失败导致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
人对此负责，似乎中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由于中
共领袖在40 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
现了大量关于“会是怎样”的推测。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1944 年对迪克
西使团的声明；1949 年夏邀请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
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
接近。①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作出积极反应。但是，在他
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能有任何其他举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
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国的决策者及
其国内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出于对共产主义不能缓
解的担心，在50 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不想进行更灵活和经过选择地接
近中国新政府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不想用过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
于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冷战的紧张状态之外。左右着当时美国外交报告和舆
论的不肯妥协的反共论调，与1949 年8 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中共官方声
明刺耳的反美主题，是不相上下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姿态凑在一起，表明
分歧很大，需要20 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① 关于迪克西使团，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关于北平方面的邀请，见 托平：
《两个中国之间的
旅行》，第81—90 页；邵玉铭：《司徒雷登与1949 年 美国-中共和解》，《中国季刊》
第89 期（1982
年3 月），第74—96 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9 年》第8 卷，第766—770、779、784—
785、791 页；
关于周 恩来同美国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国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357—360、372— 373
、388、389、
397—399、496—498、779—780 页；埃德温·W.马丁： 《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
杂志》 1981 年
11 月号，第13—16、 32 页。
第14 章 1949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已显示的那样，既是
1949 年以前他的经验之综合，也是以后他的许多政策之母。对毛泽东的思想
在他前30 年的积极政治生涯中的发展，本章力图提供佐证，并且加以解释；
同时也试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权以后所出现的一切。在强调早期毛
泽东头脑中最为关心的东西的同时，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观念，它们的含
意在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应已十分清楚，从1912 年（当时毛泽东18 岁半，在革命军
中当兵半年以后又继续求学）到1949 年（当时他成为统一的中国又有称号又
有实权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
断大变革时期。在毛泽东一生的前50 年中，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
好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形成他对中国诸多问题的观念以及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的想法的经验，因此不仅每隔十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每年都有重
大变化。使毛泽东思想与活动十分复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条理化和清晰明
确的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编年，部分地按题论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泽东
从成年初期到1927 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他1927 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独有特征
的农村革命斗争。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 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
从1915 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
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
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
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
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
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
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 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 世纪中期，
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
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
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决不可能怀
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
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
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
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
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
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①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
野，是大约23 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 年4 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
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
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
线索。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
国会亡国。亡国，这个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
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育，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且加

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①？
① 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 传记，最
初发表于1957 年，
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部著作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
玠编辑，宣道华
作导言。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
早期革命活动》。
这个版本收入大量新资料，包括一整章叙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一章原载于《
历史研究》 1979
年第1 期，第33—51 页。今后第二版版本应被视为标准本。在一些情况下，为便于非汉学
家读者阅读，我
也引用英译本。
①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 卷第2 期（1917 年4 月）
，（每篇文章分别
编页）第1 页；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于宣道华：《毛泽东 的政治思想》，第153 页。这部
著作收入毛泽东
1917 年写的这篇文章的摘录。 我也已在我的专著《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刊载这篇文
章的全译文。1975
年，M.亨利·戴把这篇文章全文翻译成英文，载于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学位论文《毛泽
东1917—1927
年：文献》，第21—31 页。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收入在东京出版的竹内实编《毛泽东集》
第1 卷所收全部
中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文，附有引人兴趣和有创见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评论，对
增进我们在青年
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
旋律：爱国和尚武。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
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
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
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连结在一起。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
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
中，有12 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驱；
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
家颜元。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毛泽东在这个时期
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
生平细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12 处中，竟有11 处涉及
《四书》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
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首
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
育之主旨，武勇也”。①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
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
反孔子教导的有害传统。②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
在1919 年写的一封信，明显地勾勒出了当时毛泽东思想从中发展出来的双重
来源：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
不
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③
这样，毛泽东一开始不仅强调体，即物质实体的极重要意义，而且赞扬
古代的勇。当然，毛泽东主要不是从书本导出他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和20
世纪初期的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发展他的思想是对当时与明末相似
的环境作出的反应，那时由于军事积弱，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
到了威胁。
如果尚武是毛泽东思想中保持不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篇1917 年发表
的文章还有一个基本主题，而且是更明确地显示现代影响的主题，就是自觉
和自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这一点：“坚实在
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
觉不可。”①
自然，这种有效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传统。
但是，像这些段落的主要启示无疑来自折衷主义的，然而却基本上是西方化
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从阅读《新青年》和听他的伦理学教师和未来岳
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 页。
② 颜元：《四存编·存学》，第63 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1 页。
父杨昌济的课吸收来的。
杨昌济不但是康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
教伦理学，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
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②为此，杨昌济自编一部修身讲义，书名为《论语类钞》，
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说，“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③
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 年发表的那篇文
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
业之先驱也。”①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
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泽东在他1917 年3 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
邀请宫崎在第一师范学校黄兴纪念会上讲话，他自称“颇立志气”。②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真正中国人的方式，认为要得真志，非先领会哲
学伦理学和得到启发不可。毛泽东在1917 年8 月23 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
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
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然而，这不只是主观态度问题，需要行动
和献身：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
非
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
也。??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③
以下的事实提供了毛泽东当时总的政治立场的若干观念：他说，今之有
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其中独康有为似略有本
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愚
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用曾国藩
谥号。④
尽管如此，1917 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决不是纯粹传统的。毛泽东所要
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
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
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
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
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
之一体。毛泽东接着写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
者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79 年），第121—12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0 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6页。
② 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1 卷，第33 页。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 见戴：《
毛泽东，1917—
1927 年：文献》，第18—20 页。
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10—11 页）中， 这封信被
判定是写给杨怀
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关 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
第 1 卷，第 19—23
页；这里引用的一 段在第20—21 页。
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他写道，中国
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
①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
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
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
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
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
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
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
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
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①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1917
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
在实行。”②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
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
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1917—1918 年所吸收的
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在那个时
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
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
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
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
、君
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③
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
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
社会的罗网的武器。他决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他说，且团
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20 页。
② 同上书，第20—21 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 他是遵循
他的老师杨昌济
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 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
锐：《学生时代
的毛泽东》，《时代的报 告》第12 期（1983 年12 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
摘》 1984 年第 1
期，第178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22—23 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7 页。
③ 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 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 理学原
理》的批语，在《毛
泽东集补卷》第9 卷第19—47 页全文转载。
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
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
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①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
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
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20 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
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
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
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
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
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
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
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
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
会种种之组织”。②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1917 年4 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
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
东在1919 年7 月和8 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
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1919 年发表的文章①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
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
同
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
派较马
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
这派
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
俄国
的叫做克鲁泡特金。②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
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9 卷，第21、40—4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9 卷，第28—34、37—39、42、45—46 页。这些引文大 多数而不
是全部被收入李
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4—116 页。
① 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 众的大联
合》，附于宣道华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 刊》第49 期（1972 年1—3月），第7
6—105 页。又
见戴：《毛泽东，1917— 1927 年：文献》，第85—100 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
毛泽东集》第1 卷
第57—69 页见到。
② 《中国季刊》第49 期，第78—79 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 入在他
的1957 年版《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 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
著作中提出的《民
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 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
重要著作 之一”
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6 页）。正如下面 所指出的那样，
李锐在这部著作
的1980 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③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1919
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
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
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
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①如果说
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
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
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
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
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
毛泽东1919 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
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
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②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
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致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
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
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
在1919 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
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③
毛泽东虽然在1919 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
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
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
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
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
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60 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
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
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
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
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
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
放，
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
愈大；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
民族的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13 页。
① 《毛泽东集》第1 卷，第59—60 页。
② 《每周评论》第36 期（1919 年8 月24 日），第4 页。
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
斯诺讲
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
题上的
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 1917—1927 年：文献》，第47—48 页。） 
1978
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1980 年发表的文
章不仅
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1919
 年两
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
究》1980
年第5 期，第83 页。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1917 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
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
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
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
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象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
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
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
潮。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
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
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
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
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③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
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
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1919 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
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
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①
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
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1920 年9 月26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
来
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
为促
进的运动。
① 《毛泽东集》第1 卷，第6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1 卷，第65 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
议——已由安格
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1974 年）
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
中文全文 发表
在《法学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1972 年）第99—107 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
英文在《浪人》
（东京）第14 期（1973 年12 月）第37—47 页 和《中国季刊》第68 期（1976 年12 月
）第751—777 页
论述这些文章。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
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
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
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②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1920 年10 月7 日召开立
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
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
裂
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
法，一
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①
毛泽东1920 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
是决不一致的；从1917 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
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
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
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
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
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
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
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
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
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
“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
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1919 年文章中的
“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
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
一起的。自1918 年或1919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决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
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M.N.罗易那样，不根
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 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
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1920 年3 月14 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12
月25 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
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
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
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到，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
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①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229—230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24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62—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191—194 页。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
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
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②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
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3 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
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
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
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
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
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
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
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
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
①
到1920 年11 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
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可
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
人士又极腐败，这都使改革完全成为虚幻，他大失所望。他说有必要“另辟
道路”。②
在毛泽东探寻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一
群湖南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而首先来自他的亲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
予的情人）。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也出现在
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和对当时习俗的叛逆的态度中，这是五四时代和以后一段
时期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从蔡和森1920 年5 月的信中，毛泽东得知他和警
予已建立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热情地回信，谴责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
下生活的人为“强奸团”，并发誓他决不做其中的一员。③
前一年，长沙一个青年女子被父亲逼迫出嫁而自杀，④在一场随着开展的
反对包办婚姻的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
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在1919 年他已经断定在人类的食欲、性欲、娱乐
欲、名声欲、权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写
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
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可是爱情和性欲“不仅关系到满足肉欲的生物冲
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
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①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261—26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63—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192—194 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261 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127 页（蔡和森1920 年5 月28 日的信）和第121 页（毛 泽东
1920 年11 月25
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275—277 页。
④ 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 泽东同
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第110—111 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1919 年11 月16 日和28 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
》，见《毛泽
东集补卷》第1 卷，第 143—172 页。
① 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161— 163
 页。又《改革婚
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②
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1920 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
类都是同胞的时候，③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
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
带有“爱国的色彩”。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
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
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
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不过在12 月1 日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
1921 年1 月1—3 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
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
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④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
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
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12 月1 日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
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
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
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
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
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
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
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15 亿，分成5 亿是“资本
家”，和10 亿是“无产阶级”①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
“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
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
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
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1920—
1921 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
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1921 年1 月21 日回答
蔡和森1920 年9 月16 日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
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①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149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276 页。
③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327—329 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第146 页和第15—41 页，特别是第20—23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144—152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289—296 页。关于
蔡和森和萧旭东
1920 年8 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28—143 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
个时期蔡和森对
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1919—1921 年》，《亚洲研究杂志
》第42 卷第1
期 （1982 年11 月），第29—61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153—162 页。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

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
只
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
回事而
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
护革
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
政
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②
在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
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
他的工人时期。其后，在1923 年和1924 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
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 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
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
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
贫瘠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
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
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
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
子的生活。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
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
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
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
1921 年中期到1923 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
1923 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它就是《湖南
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1921
年8 月写的。①
这篇文字，正如 1917 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
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
些文章的回声。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学
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
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12 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
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
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
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22 年12 月，即毛泽东从事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162—163 页。这封信和毛泽东1920 年12 月 1 日给蔡和森和萧
旭东的信，编在
《蔡和森文集》，第37—40、49—73 页。毛泽东1920 年12 月和1921 年1 月给蔡和森的
信，编在《毛泽
东书信选集》，第1—16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 卷，第81—84 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20 卷第 6 
期（1923 年 3 月 1
日）。
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
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
我
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
们
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①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
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
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
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
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
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1922 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
（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
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
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
验，于1922 年3 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
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
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
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
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1922 年8 月回
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②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
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
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1922 年夏，毛泽东参与组
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15 个
月以后，即1923 年9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
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①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
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
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1923 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
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在1923 年4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
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28—430 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
泽东的著作范围
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
东集补卷》第2
卷，第89—107 页。
① 见毛泽东1922 年6 月20 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 年9 月
28 日《致林伯渠
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4 页。
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
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
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
辩证法，毛泽东在1919 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
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
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
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
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①
1923 年7 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
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
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
打
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
全国国
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
历史的
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
作，尤
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
有人认为毛泽东1923 年7 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①这种观点
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1923 年和1925—1926 年之间
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1923
年7 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
国
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
还要以
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
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
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
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1923 年7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
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

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
使命，
① 《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2 卷，第109—111 页。
①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1922 年10 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 期
（1978 年10 月），
第380、416—471 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 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
， 1920—1923
年》，第1—2、 222—223 页。
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
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
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1925 年12 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
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1924 年1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
言；1924 年2 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
的成员）①。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
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
立“调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
——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③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925
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1925 年秋回到
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他于1926 年5 月至10 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
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1926 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
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④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
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
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
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1925—1927 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
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
别，在20 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
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
在1926 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
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
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
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1936 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1925 年五卅惨案
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
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
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1925 年接近岁未之
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
分析他在1926—1927 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
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①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②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③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47 页。
④ 《毛泽东集》第1 卷，第151 页。
在1919 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
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12 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
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
会主义。①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
响。②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
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
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20 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 年12 月，党的机关刊
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1922 年9 月在自修
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
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做的分析的。毛泽东反
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
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

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
底
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

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

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
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①
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
与毛泽东在1926 年1 月和2 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
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①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
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
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
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
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
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一
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 卷第2 期（1919 年12 月）；引文见于汪
澍白和张慎恒：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 年第5 期，第59—60 页。
②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55—56、80—89 页
。
① 《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3 期（1920 年12 月23 日），《一大前后》
第207—214 页转
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55 页。《
资料选编》第24
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①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 年1 月）和《中国社 会各阶
级的分析》（1926
年2 月），《毛泽东集》第1 卷，第153—173 页。
们。②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1922
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
的农村革命战略。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订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1925—1926 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
他1926 年2 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
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③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
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
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
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 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
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
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④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①他们两
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
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1925 年末就已成
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
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1926 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
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
无以自足的。②这篇文章发表于1 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1925 年10 月在国民
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
他1926 年2 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
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
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
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
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
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
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
如他在1926 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4
亿人中的3.95 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100 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
② 《一大前后》，第212—214 页。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 卷，第161—174 页。
① 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 年》中的论述，见《现代 中国》第
1 卷第3 期（1975
年7 月），第279—280 页。
② 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 最先认
为这些文章是毛泽
东所写的〔见《澳洲中国学报》第9 期（1983 年1 月），第1—16 页〕。菲茨杰拉德的论
点本身都是有说
服力的，但是，这些文 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1
982 年9 月10
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
响》，原载《政
治周报》第4 期（1926 年1 月10 日）第10—12 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9—15 页
。事实上，毛泽
东早在1910 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
启超的仰慕，毛
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
见李锐：《学生
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 年第1 期，第176 页。
“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400 万。①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1926 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
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
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
的概念只是在1951 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1926 年初就承认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 年9 月他竟为农村
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
来。③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
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
别注意，因为自1925 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
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
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
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
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
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
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
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
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
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
。
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
大连等
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
是地主
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
阶级以
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
年几万
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
银行公
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
起来猛
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
农民从
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
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
农村。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
①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2 卷， 第
148 页。这篇文章
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1926 年2 月写的文章中采用 的数字相同。
②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 卷，第170 页。
③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1 卷，第175—179 页。关 于这个
问题的更详细的
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 作用，1923—1927 年》，附有这篇
文章的英译文摘
录。
① 《毛泽东集》第1 卷，第175—176 页。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
得
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
目前所
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
民，则
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
的真正
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
大的特
色。①
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
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
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
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
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
有走得如此之远。他1927 年2 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
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
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9 月的立场。把当时
革命成就的70%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②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
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9 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
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
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
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
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
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
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
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
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1926 年9 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
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
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
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
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
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
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① 《毛泽东集》第1 卷。第176—17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1 卷，第211—212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 页。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 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
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1923 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
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
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
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
别是在1925 年10 月至1926 年5 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
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
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
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换句话说，目标是实
行“三民主义”。
1926 年1 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
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
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
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
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
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②
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1926 年初，
他仍相信中国的4 亿人口中有3.95 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
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1927 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
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1927 年2 月16 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
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
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
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
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
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
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
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
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①总之，后来在1927 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
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
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
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22 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
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
① 《毛泽东集》第1 卷，第109—11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2 卷，第143—149 页。
① 《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 卷，第255—257 页。
完成。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20 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
度。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18 岁时
当过兵。1925—1927 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
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
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1927 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
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
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然
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岗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
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
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这后一点尽管很重要，但也不
应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
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
军事力量。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
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
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
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辩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
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
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
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1927—1949 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
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
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22 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
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
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
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
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
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
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
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
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
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
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
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
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
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
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40
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15
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
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
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
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1943 年6 月1
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它确实反
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订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
习。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
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
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
化为群众的意见．．．．．．．??”①
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
的意见。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
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
极为不同。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来看看从1927 年开始
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1927 年8 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
实力，对群众力量缺乏信心，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
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
盾政策”。①事实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已回答了这样的批评，他说
道：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现在虽

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
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员
会的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并加上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党的60%的精
力应该放在军事运动上。②他深信，只有军队，或者说有组织纪律的游击队，
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1927 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①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
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
泡影。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
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1930 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
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
① 《毛泽东集》第9 卷，第27—28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① 关于日期为1927 年8 月20 日和30 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
，见《毛泽东集》
第2 卷，第11—24 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1927 
年毛泽东“异端”
的性质》，《中国季刊》第27 期（1964 年4—6月），第55—66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2 卷，第297—298、299—300 页。
① 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 王国，从
而引进基督教的千
年国度——译者。
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
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
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30
年代提出来的。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
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因此，共产
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致于干涸。
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
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细致地分析从20 年代到40 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将会在
很大程度上与第3 和第10 两章中的按序叙述重叠。毛泽东的关于革命的目的
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点，将只按主要阶段简要地综述如下。
早在20 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
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
接触。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
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
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1928 年11
月25 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
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
是这样。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
命潮流高涨的思想。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
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1929 年4 月5 日《前
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
了。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
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
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
闽三省的农民斗争。①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
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
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
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
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
致革命的胜利。于是，1928 年2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
胜
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
应当见
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
区之间的相配合
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① 关于1928 年11 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2 卷，第59 页。毛泽东1929 年
4 月5 日的信，
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 卷，第37—45 页。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第4 册，第
45—46 页。（着
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1929 年10 月26 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
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
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
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
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
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
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
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 年严重失败后的消
沉状态”。②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
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
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
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1930 年初，当他开始制定
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
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
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
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
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
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
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
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作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
共产国际1930 年6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7 月23 日，因为这
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5 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2 月份所
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①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
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
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30 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
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3 章）。
因此，1930 年6 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
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
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
份”。②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
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
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
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③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册，第426 页。
① 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
关于引用共产国
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A.M.格里戈里耶
夫《共产国际与
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 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
与东方》，第345—388
页。30 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1930 年6 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
这个指示当作《7
月23 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6 册，第118—119 页。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
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
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30 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
乐观，在1930 年1 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
声称，虽然1929 年4 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
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①
1930 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
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1945 年做出的关于党
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
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1930 年春，
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1930 年初毛泽东
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1930
年10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10 月7 日，毛泽东的队伍
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
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
出现。”毛泽东1930 年10 月19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
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②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
想听到的意见，因而1930 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
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
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①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
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1930—1931 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
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
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
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
东，他在30 年以后声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
们
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
对于中
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②
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
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
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③对于这样一个战
① 《毛泽东集》，第2 卷，第139 页。
① 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
（中文版，红旗
出版社，1987 年），第120—121 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下册，第826 页。
③ 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
愤慨，例如，见
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5—367 页。
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
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
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
已做分析，1923 至1926 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
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
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
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
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1930 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9 月长沙的撤退，标志
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
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1928 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
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1931 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
“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①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
本，是1934 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②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
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
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
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③1936 年12 月，毛泽东发
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
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最后，在1938 年，他
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
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
泽东著。①
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因此下面试从战争
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
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个相反
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②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
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
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
优势时才进行战争。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
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
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
情报的结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99 页。
② 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
放》第28 期（1938
年1 月11 日），第14—19 页。
③ 遵义会议在本书第4 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
① 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 不是这本
书的著者存疑。虽
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
馆：《毛泽东著
作言论文电目录》 [北京]，1961 年2 月28 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
书的著 者不是毛
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 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
诸阶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20 页；《毛泽东集》第5 卷，第152 页。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
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
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
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
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
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1968 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
他在1927 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在1936—1938 年写有关军事
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②总之，没有疑问，他在那些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
和历史著作，还引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样的小说。
毛泽东怎样设法在理论上辩明下述见解，即组织变化不定的共产党，主
要借助军队在极为模糊不明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因素在解释人的阶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
及通过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毛
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17 年。在本节所研究的时期内的一
次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可以在1928 年11 月28 日他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
中找到。在讨论他的人数不多的红军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农民，
而是农村游民这一事实引起的问题时，毛泽东写道：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
力
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
怕找不
到。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①
在1930 年1 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
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②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
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
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但是，他说
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
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1927 年起就开始在这
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
中的上述要素。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
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1926
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第13 段。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 痕迹，
这样我军的兵力
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军兵力集中 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
能用十倍于敌的
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 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当面
作战的敌 人就
有限了。”（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106 页）——译
者。
② 1968 年7 月28 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94 页。
① 《毛泽东集》第2 卷，第36—3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2 卷，第130 页。
年和1938 年他多次重复这段话，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汇。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更是人类在战争中的特点。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

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战争的胜负，一方面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
理、战
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如此，仅有这些，还只是包含着胜负的可能性，它本
身没有
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与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自
觉的能
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
观
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
的许可
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
这段话雄辩地表达了我称之为毛泽东的“军事浪漫精神”的东西，它是为了
生存，进行多年艰苦战斗的经验的产物。可是，仅仅用毛泽东的浪漫气质或
他的战斗生活来解释他相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限能量，那就过于简
单化了。他强调主观因素，正如我已提出过，也符合在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
素构成的过渡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提供了毛泽东的思想和经验的军事性和政治
性之间的连结点。正因一场战斗的结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预言，而部分地有赖
于主观因素——像毛泽东在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如士兵的勇气和指挥员
的战术技巧，因而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不如在西欧，乃至在以前的俄罗
斯帝国，显得那么界限明确。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
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可是农民在前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
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事实上都要大一些。此外，这个局面也因外国人出
现的冲击而大为改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列宁关于20 世纪的殖
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
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
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30 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
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
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
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决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
义者。甚至在30 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
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而在20 年代末和30 年
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
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
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诚然，
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
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1927 年，就在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
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
① 《毛泽东集》第6 卷，第98—99、284—285 页。
农民自己丢??”①
以后整整20 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
主要实验场。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这里不拟讨论
这个话题。因为土地政策已在第5 章充分地讨论过，有一个事件最能生动地
说明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改变立场的方法，这就是1933—1934 年的“查
田运动”。查田运动可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他在1933 年使这个运动具
有他的特征。这个运动的表面经济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当地实行，
而事实上却不过是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个框架。考虑到地主和富
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泽东深信，不管正
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
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
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
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在伴随内战及40 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
的目的。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
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
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
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
手段。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20 年代到40 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
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
治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
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
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
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
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
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这个回答在于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声望和
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军事可能性的现实估价之前。它的结局是个灾难，但
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泽东的早期战术在1934 年原本会起作用。总之，只是
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
存受到威胁，才有效地使共产党人能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此外，毛泽东有
好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讲话，只是在1935—1937 年形成的新的环
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气开始发言。无疑，他在党内再次拥有强有力
的地位，而在1933—1934 年间他被贬低，成了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这与他
的新的雄辩有关。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他
确有许多话要说。甚至在30 年代初，毛泽东的关于革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
的言论，就使人联想到将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宿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的有计划的
行动，与两党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是怎么从理论上为第二次统一战
线辩解的呢？
1931 年秋，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最初把抵抗外国侵略问题提到显著地
位时，中国共产党关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基本上和共产国际相似，概括
① 《毛泽东集》第1 卷，第237—238 页。
在“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之中。然而，虽然它在原则上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但毛泽东的关于具体斗争的社会学看法，仍然
与1926 年他所持有的一样。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署的1931 年9 月25
日给“白军士兵兄弟”的信，在号召他们杀掉反动上级军官，与工人、农民
和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该死的国民党政府”以后，接着说：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给
穷
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
样，你
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①
很清楚，对毛泽东来说，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封信中，“国
民党军阀”被看作“帝国主义走狗”和地主阶级奴才，正如毛泽东在20 年代
文章中所写的，但是，国民党对内“剥削与屠杀民众”的反动作用仍然被给
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攻击集中在抗日问题上来说，毛泽东的立场是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影象。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
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因此必须首先对付国内敌人，才可能对外国入侵
者采取有效的行动。
1932 年4 月，继日本在同年1 月进攻上海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
宣战，从而使外事问题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战略的中心。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力
量合作观点的改变，是以1933 年1 月17 日的宣言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条
件下（停止对苏区进攻，给予民主权利，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武装部队”，
也就是说，与任何准备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官缔结协议。①
虽然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路线里制定的“从下缔结的统一战线”的
框架之内，就是说，与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的领袖人
物联合，不过愿意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虽然不是与蒋介石本人），
却标志了走向“从上缔结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这样的统一战线在1937
年建立起来。
在与朱德1934 年7 月15 日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泽东
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与那些愿意开展这样战争的人联合，同
时打倒“卖国贼汉奸集团的国民党”。②然而，尽管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
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对径直走向第二次的统一战线却很
明显地比苏联领导者更加保留一些。1935 年8 月1 日要求建立这样的统一战
线的宣言，事实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环
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他们对再次与蒋介石拥抱远比斯大林更觉得
不快，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屠杀他们朋友的刽子手，并且认定他是革命的叛徒。
到1935 年底，当毛泽东的队伍于12 月在瓦窑堡再次集结时，他已准备不仅
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与资产阶级中同欧、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们的支持，
“工农共和国”将会变成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蒋介石，作为“汉奸卖国
① 《毛泽东集》第3 卷，第14 页。
① 《苏维埃中国》第91—94 页；《毛泽东集》第3 卷，第183—185 页。
② 《毛泽东集》第4 卷，第363—367 页。
贼营垒”的“首领”和土豪劣绅、军阀和买办的代表，则特别被排除在所提
出的统一战线之外。①
然而，到了1936 年4 月，张学良会见周恩来，力劝共产党人停止与蒋介
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
休战。因此，1936 年5 月5 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
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②此后，毛泽东
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③
并且在1936 年10 月5 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1936 年12 月1 日，毛泽东与其他18 名共产党高级
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
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
来记忆。④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
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蒋介石在12 月12 日被张学良、杨虎城
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
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
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相反，毛泽东在
1936 年12 月22 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①
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
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
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②
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
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
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
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
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
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在刚刚提到的1935 年12 月27 日的讲话中，
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1939—1940 年才对
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
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1937
年的出现。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12 月27 日）》，《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
137—162 页。在
《毛泽东选集》上用的词是“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认为，和两天前的《中共中央关于
目前政治形势与
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集》第5 卷，第26—28 页）一样，毛泽东在1935 年原来是讲
国防政府。
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45、257—258 页。
③ 见1936 年下半年的许多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97 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87—90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95—97 页。
② 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和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
。这个说法根据我
1982 年9 月10 日和23 日先后分别与胡华和李新的谈话。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1937—1940 年
尽管毛泽东在20 年代和30 年代的著作中就偶尔触及哲学问题，他第一
次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哲学却是在1936—1937 年的冬天。埃德加·斯诺曾记录
下毛泽东为了贪婪地读那一摞刚刚到达共产党首都保安的苏联哲学著作的中
译本，而中断与他的会见；这些会见的谈话将成为他的自传的基础。读了这
些书籍以后，毛泽东几乎立即做了一系列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演，现在以《实
践论》和《矛盾论》而闻名的著作，原来就是这些讲演的结束部分。①
当然，在中国，1949 年以来，只有《实践论》和《矛盾论》正式出版，
分别出版于 1950 年和 1952 年。可是，毛泽东确实在 1937 年讲过一门有关
辩证唯物论的课，当时的证据是确定的，无可辩驳的。②因此，有一定重要性
的是，当斯诺在1965 年向毛泽东问到这一事情时，毛泽东否认《论辩证唯物
论》是他所作。③诚然，他通常宁愿人们只读经他自己审定、认可的版本，不
过为了免去找麻烦，他经常不去直截了当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认为是合适的东
西。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很敏感的原因并不难找。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从列宁活动的时期开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就被看
作领袖人物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没有疑问，为了确立他在这一方面的凭证（正
如斯大林在他之前试图做过那样），他本来做过这些讲演。他在党内的对手
都在莫斯科受过教育——他在以后的五六年中要与他们进行连续的较量——
因此他感到他易于受到指责，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没有掌握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处理抽象范畴问题的能力。可是很快变得很明显，毛
泽东所作辩证唯物论的讲演没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讲演的很大一部
分（特别是前面几节）等于抄袭苏联资料，而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表达的地
①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战大学》第6 期至第8 期（1938 年4 月至6 月
）。这部分教材包
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是否也在《抗战大学》连载。第
二章第七至十节
被编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献》，前两章[缺第二章第十一节（相当于“实践
论”）]被编入《毛
泽东集》第6 卷，第265—305 页。后来出现的这部著作的两种版本，收入了《实践论》原
文，其中之一还
收入相当于《矛盾论》的第三章。全文转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5 卷，第187—280 页。
关于《矛盾论》
原版本选段的英译文和原版本的形式和内容的详细分析，见尼克·奈特：《毛泽东著<矛盾
论>和<实践论>：
解放前文本》，《中国季刊》第84 期（1980 年12 月），第641—668 页。奈特也出版了
他翻译的《矛盾
论》英译全文：《毛泽东著<矛盾论>：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译文》。
② 只要提三点就够，每一点都理由充分。第一，这部著作的颇大部分当时刊载在《抗战大
学》。第二，当
时（同陈伯达一起）十分积极地把毛泽东树为理论家的张如心，在1942 年2 月18 日和19
 日延安《解放日
报》发表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到这部著作，在这篇文章中，张如
心把这部著作说
成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最主要根源。第三，这部著作的全文几乎都被按主题分为
部分转载于一部
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汇编，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
第11—14、19—21、
49—51、53—55、64—69、97—99 页和各处。
③ 访问谈话原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的时候，这个否认是强烈的，但是，毛泽东谨慎地避
不直截了当地说
从未做过这类讲课。当访问谈话被作为附录收入《漫长的革命》时，文字被“改进”为明
确地否认他写过
这部著作。斯诺的谈论（《漫长的革命》，第194—195 页）暗示这也许是按照中国当局或
毛泽东本人的要
求做出的。
方则常显得很粗糙。①
毛泽东是人，也会犯错误；“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在这
样的观点（明显地表述是在1981 年，但自1978 年或1979 年就已开始含蓄地
表达了）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泽东在1937 年确实做过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讲
演，还是他有亏欠于其他作者，特别是艾思奇，现在都已正式在中国记录在
卷了。②
我在这里将不从总体上去分析毛泽东的讲演，不过这一情节确实有助于
估价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而那两篇文章提供了很有
价值的背景。首先要说的是，相当于《实践论》和《矛盾论》那一部分讲演，
比那一著作的前一部分，显然更有独到之处，也更引人兴趣。此外，尽管毛
泽东在1936 年—1937 年所看到的文章和苏联著作的译文常常相当详细地论
述认识论，并且常常（像《实践论》那样）是在马克思哲学通论中相对接近
结束之处出现，而毛泽东给予矛盾的这个主题以显著的地位，这在他可能得
到的任何原始资料中都无类似情况。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部分论及对立的
统一与斗争，否定之否定和有关题目，但是一般都很短，并且在任何情况下
也不像毛泽东的讲演那样放在最后，从而使得它成为整个课程的顶点和综
合。
毛泽东给予矛盾这样突出的地位，无疑可以有多种原因。其中两个很自
然地来自本章已概略叙述过的对他的思想的解释。一方面，他对辩证法的理
解，有强烈的道家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记。另一方面，正如我一
直强调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内诸矛盾）的复杂性
和不明确性，并试图把这些见识结合进他的革命策略。这些特点的第一条，
可能被有些人看成是他在理解辩证法方面的瑕疵；第二条则很可能被认作优
点。接下去的对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简略讨论，将首先论述的这两点中的
一点，然后再论述另一点。
大连版的《辩证唯物论》共计110 页，而他讲演提纲的第三章（《唯物
辩证法》）竟占53 页，从这一事实可以得到毛泽东重视矛盾的一点启发。相
当紧密地与《矛盾论》相符合的这一章的这个部分（从第64 页开始），大约
有2.5 万字，而《毛泽东选集》内的文本约为2.2 万字。尽管两种版本之间
有很大的不同，其相符之处却足够接近，可以彻底地解决由阿瑟·科恩和别
人提出的这种说法：毛泽东不可能在1937 年写出这样充实的著作。①可是还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讲演的这一部分比以前各节好得多。从本质上说，我以
① 关于毛泽东的抄袭，见我的文章《毛泽东与不断革命的理论，1958—1969 年》中的注
释[《中国季刊》
第46 期（1971 年4—6月），第223—224 页]； 又见魏复古：《关于毛泽东处理辩证法的
概念和问题的几
点意见》，《苏联思想 研究》第3 卷第4 期（1963 年12 月），第251—277 页。
① 当然，这个文本的确是在大约十年后出版。另一方面，在1946—1947 年出版 的文本一
般未显出经过彻
底的改写。而且，这个文本在苏军控制的大连出版 发行，苏联方面当然不会愿意出力让人
们产生可提高毛
泽东在延安时期理论成熟的声望的误解。也就是说，假若如科恩所认为这个文本是在考虑
1930 年 后期斯
大林著作的基础上经过改写出版的，苏联专家一定会把这一点指出来。关于科恩的论点（
现已是无力的），
见阿瑟·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 第14—28 页。 关于毛泽东是《辩证法唯物论（讲
授提纲）》的著
者和这部著作的1946 年大连版只不过是据1937 年延安油印本，未作任何编辑改动出版的
事实。最近已从
极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证实。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实践论>三题》（《
论毛泽东哲学思
想》，第66—86 页，特别是第66—72 页。）
为答案在于毛泽东所处理的不仅是对他有吸引力的概念，他还要把它们具体
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章的很大一
部分，不过是苏联作者所理解的希腊和西方哲学史的概要。在这里毛泽东只
能照抄资料，不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任何东西。
至于《矛盾论》的内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非正统性质问题，只是到1949
年以后才变得尖锐起来，部分是由于同苏联人论战的结果，这样它已超出我
们这里的讨论范围。简言之，一般认为苏联杂志（这些杂志在1950 年赞扬过
《实践论》）在两年之后没有理会《矛盾论》，因为这些杂志反对这篇文章
暗含的对斯大林的至高无上理论权威的挑战。不容任何怀疑，这确实是个因
素，但是，苏联人也完全可能觉得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奇怪的、异端的。
在50 年代，毛泽东多次抱怨《简明哲学词典》专门批评了他的有关矛盾
的观点，有一次他解释说，他谈的是这一著作的第四版（1953 年在莫斯科出
版），他说它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苏联的批评意见，是生转化为死是“形
而上学的”，战争转化为和平是错误的。①关于毛泽东老年时的辩证法的超传
统的特点，有一点可以谈一谈，这时（在1964 年）他抛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
的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中的两条，其中之一是否定的否定。②毛泽东在1937
年的观点多由派生形成，因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总的来看也更为正统，不过可
以争辩说，他已倾向于他25 年后所遵循的方向。最明显的线索可能应在“对
立统一的法则”是“思维的根本法则”③这一断言中去找；这句话似乎把这一
规律置于比其他两条原则（否定的否定和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更高的范畴，
后来这两条原则却为他所拒绝。④
毛泽东的讲演提纲的最早版本，间接提到列宁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辩
证法的核心”，⑤在1957 年毛泽东又很清楚地引用了有关的片断，“可以把
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
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①列宁的这段话出现在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阅
读札记里，而它所涉及的概括黑格尔的思想的那段话，既讲了否定的否定，
也讲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②
进一步探寻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详细地讨论1949 年后毛泽东思想的发
展，还会把我们带向考虑严格的哲学问题，而远离本章主要对政治的关心。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他从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才是我们关注的中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47 页。
② 我已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者》中探讨这个问题，这篇论文收在迪克·威 尔逊编：
《毛泽东在历史天
平上》，第60—64 页。又见魏菲德：《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观点》，第297—
299、310、323—326
等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24 页。
④ 王若水于1982 年5 月7 日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中提到这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 毛泽东强
调对立的统一和
斗争反映传统影响的说法。金思恺已把毛泽东的强 调对立统一理解为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一个新的理论
发展。（金思恺：《毛 泽东思想》，第60—64 页。）《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
46 年大连版的前
言指出其他两个法则的提纲“散失”。《毛泽东集补卷》第5 卷，第279 页。又 请注意毛
泽东不同意艾思
奇所持仅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见解：《中国哲 学》第1 期，第29 页。
⑤ 《毛泽东集》第6 卷，第300 页。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45 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 卷，第239 页。
心，它能帮助我们从哲学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顺利过渡。有人再三
争辩说，以下主张甚至为科恩所接受，毛泽东对于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最为突
出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
两个概念。首先，我愿意提出，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可以直接与他对中国现
实的细致的理解联系起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马克思本人观
察过的，被理解为不断向两极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那种类型的社会
里，就哪些是阶级间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基本矛盾
来说，本不应该产生疑问。广而言之，直到这一冲突为革命所解决时为止，
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内部形势，还是与
外国列强的关系都不稳定，或者说难以逆料；要决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哪个
因素，或哪个矛盾是关键性的，或支配性的，这不仅仅是个让人感兴趣的理
性问题，而且是紧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1933 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著作，它
有一节专门谈矛盾的“主导”方面，可是，它说这一般总是同样的．．．，例如，
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基础总是主要的。①这是科恩认为毛泽东的
论文中最有意义之点之一；他让人注意这一段话：
有人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他们并不互相转化。??生产力
、实
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
有时
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
之时，
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
础的
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东西了??②
科恩把这段话作为他论证毛泽东在1937 年没有写《矛盾论》的一个主要环
节；他说，直到斯大林以他的1938 年和1950 年的文章给毛泽东引路之前，
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事实表明正好相
反。看来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是直接来自对列宁的研究（毕竟这一术语首
先用于列宁），同时也来自他本人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诚然，可以
争辩说《矛盾论》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强调主观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异文是“有时”被“在一定条件之下”所替换。写进《毛
泽东选集》中的这后一片语的含意，有可能看来是这样的情况，或必须的先
决条件的总体，只可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在危机或革命的时候才会出现。而
另一方面，较广泛的“有时”，可能被理解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作用
逆转，可能会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这推论由紧随该段引文后的一句话得到加
强（无论是原版本，还是改写本），“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① 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295 页。
② 《辩证唯物论》，第93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 卷，第264 页。在这一段中， 有若
干变异，但是，
除以“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 年毛泽东并未在我 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
性的改变。毛泽
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 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1941 年曾建议以西
洛可夫的这部著 作
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 页）。
①既然列宁认为这个原理在计划、组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
适用，那么毛泽东在这里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释成意思是，上层建筑在历史
变革中不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时”之一，事实上将
会在20 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期在中国出现。
有关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后一点，与他受惠于斯大林有关。《矛
盾论》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长的过分赞扬斯大林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话，
说它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②这段话是最早
的版本所完全没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泽东以对苏东坡的诗的评注来说
明他的观点，据认为苏东坡是彻底懂得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人。③
《辩证唯物论》的第二章有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
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我们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这种哲学
遗产反映了“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④很明显，这样的语言是毛泽东初次受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而暂时产生的惊骇的产物。它完全为他1938 年10
月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取代，它并不体现他一贯的，甚至在1937
年的立场。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看一看毛泽东在30 年代末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
分析，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
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1936 年对它
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是否在苏维埃中国
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
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
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党不能为俄国人或
第
三国际的统治说话，只能为中国民众说话。只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一致，
能说是
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吗？但是，当然，一旦中国民众和他们在俄国的兄弟一样，有了民主权
力和获
得社会上政治上的解放，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会大大地扩大起来。①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1936 年感觉到了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团结的
束缚。但是它也表明，对于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从属。如果其他情
况都一样，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就是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与
苏联将比与其他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情况不一样——如果莫斯
科不尊重毛泽东认为是正常的、适当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指
导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5 卷，第264 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07 页。
③ 《辩证唯物论》，第8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 卷，第258 页。这里讨论的 这段话
出自苏东坡的名
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
而观之，则物与
我皆无尽。”
④ 《毛泽东集》第6 卷，第275 页。
① 原载于1936 年2 月3—5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 页
上的斯诺手稿。
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
些。从1935 年到1945 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
（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
另有记述。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
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
在毛泽东于30 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
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
1938 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1945 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
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但是，
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1938 年以
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
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
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
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
有吸引力的口号。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
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1938 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
的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1945 年所说），①不仅
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
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到经济和社
会的结构——的意思。此外，关于哪样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
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1938 年10 月关于中国
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
转过来
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
马克思
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
有具体
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
主义应
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
这个民
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因
此，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
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
条主义
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
①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上卷，第332—337 页。
① 《毛泽东集》第6 卷，第260—261 页。
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
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
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
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
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
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
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
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
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
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
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19 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
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
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
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1938 年10 月的
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
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①1942 年2 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
“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
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②
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
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
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
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按照毛泽东的观
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
思想在20 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
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
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
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
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
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1938 年所
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10 月）》，《毛泽东集》第6 卷，第 25
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8 卷，第75 页。
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①
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
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
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
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
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
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
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
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
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
地位，已由前面引自1938 年10 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
承继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
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
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
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
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
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1938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
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
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
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①因此，在他1938 年10 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
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
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
一
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
用人的
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
开“任
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
们也要
不得。①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
① 《毛泽东集》第6 卷，第260 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
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
创性的意义，雷
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 年
》，第55—58、
88—95 页和各处。
① 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2 章。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15 页；《毛 泽东
集》第6 卷，第
250—251 页有增补。
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
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1939
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
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
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
的联系。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
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
是“左”的东西。②
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
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
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
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19 世纪和20 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
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
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
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找到（严格地说，全文并非毛泽东
本人起草，他只写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因此他
对内容负责。）这一广泛论述的细节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围，但是有几点还
是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
大致在公元前11 世纪。有关段落如下：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

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
种程度
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
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
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②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
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社会
“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在20 年代和30 年代对中
国社会性质辩论之后取得的结论。同时，在这篇文章的1939 年最早的版本中
仍留有中国是个“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痕迹，而这在原则上已经被抛弃了。
于是，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完全停滞
② 《致张闻天》（1939 年2 月20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18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100—101
页。
② 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1973—1974 年批林批孔运 动中才成
为一个议论纷纷
的政治问题。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 1939 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的，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被推动起来。①
毛泽东概括中国历史，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我们已经看到，毛泽
东在1919 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
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20 年以后，他对他的同胞的异常才能的同样的信赖，在像下面这样的段落中
可以看到：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
事
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
产的民
族。②
其次，像他从1926 年就做过的那样，他继续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中华民族
历史上的“几百次的农民暴动”不仅被描绘成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
素，并且这些“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
被说成唯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封
建”社会里，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能量，或就改变生产方式的能量而言，
仅由农民采取的这样的行动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
生
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
，没有
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
党的领
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
农民革
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样，
就在每次农民斗争停息之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
，基本
上依然继续下去。①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
形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出现呢？如他所见，这一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19 世纪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部分地解体，旧统治阶级
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和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冲击而
遭到破坏。在这个阶段，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仍然构成了中国社会
的统治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对现存秩序革命挑战的当然领导人。然后，
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要求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的条件变得成熟。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一过渡大致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分别把资产
阶级领导时期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称为“民主主义”或“旧民主主义”革
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讨论他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之前，让我们先考
① 1952 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
即使没有外国资本
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
618—620 页，《毛
泽东集》第7 卷，第100—103 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17 页；《毛泽东集》第7
 卷，第99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19—620 页；《毛泽 东集
》第7 卷，第102
页。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 用“起义”代替“暴动”。当然，这
个细微变异在于
“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 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
起来。
虑一下，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究竟何所指，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在它所特
指的时期很重要，并且与中国以后的问题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既然“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一个范畴，我们有必要
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学说的背景。马克思曾经考虑，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
阶段，很自然的应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特征，就像封建阶段以贵族统治为标
记一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的阶
段，同样应是资产阶级的任务。至于无产阶级，它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支持
资产阶级，同时还要推动它前进，尽可能地满足工人们的切身要求；到时机
成熟时，再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殖民主
义冲击的社会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支
离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说，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从他们的著
作中抽出对亚洲革命者有指导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线。在1905 年革命时，首
先是托洛斯基，以后是列宁提出，在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可以在无产阶级的
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革命”。这一思想随后又经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发挥，正如他们的
追随者和苏联人所解释的那样，遂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实际上就脱离了这一阶段的登台者的阶级
性。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它的前驱或变体，被接受已有3/4 世纪，它能够指
挥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构成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
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关于这一阶段的想法的性质和意义。他把这
一阶段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他怎么界定它的内容，
而且在于他认定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时间。因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根据力
量对比的发展和当时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开始认定与国民党结成新的联盟是
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泽东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
的时期明确地定在1919 年，并且为了方便起见，自延安时代开始，就把中国
“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分界线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可是毛泽东自
然知道，决定性的变化不是一朝发生的，所以他大都把“新民主主义”的出
现，粗略地置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期（亦即通
常广泛界定的“五四时期”）。毛泽东于1940 年1 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
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
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①
这里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国革命性质转变的各种理由，包括西方“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的减弱和丧失信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所体现的另一模式出
现，以及苏联人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的可能性。正是部分地由于这后一条理
由，毛泽东随着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随着列宁）宣称，中国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主题，毛泽东写
道：
① 《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1 月），《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60 页；《毛泽东 集
》第7 卷，第153
页。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实行崩溃，而在
其
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
半殖民
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
革
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
阶
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
种革命，
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
家为目的的
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
主义的社会与建立
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①
这一段话说到了“联合专政”，并且有着重点的字（毛泽东在1952 年把
它们抹去了）含有无产阶级在各个专政的阶级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的
确，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来的版本中，毛泽东甚至明白无误地表明，如
果中国的资产阶级能证明它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民主政
治”，他们（即国民党）会继续获得人民的信任。②可是，很明显，这不过是
在修辞上作出的给蒋介石看的姿态，毛泽东完全打算让他自己的党在“各个
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代表无产阶级实行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是直接面向党员，而不是面向非党的知识分子听众的教材（与《新民主主义
论》不同）。在这一课本中，毛泽东直率地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
级的参加和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③而在1949 年6 月，在胜利的前夕，
他把这同一观点表达得还更为绝对，“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
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
利，原因就在此”。④
简而言之，尽管毛泽东表达的坦率程度时有不同，自1939 年他第一次使
用“新民主主义”这一名词开始，他的观点就是在1919 年或其前后的一段时
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恰当地属于无产阶级了。毛泽东怎么可能要求
在20 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发展的一个阶级和直到与国民党在1923—
1927 年间结盟以前只有少数成员的一个政党，去承担如此重任呢？除去已经
指出过共产党人享有来自苏联的外部支持和同情以外，毛泽东还分辩说：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
国
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
建社
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
发生和
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
部分较
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①
① 《毛泽东集》第7 卷，第153—154 页（加着重点的文字，已在《毛泽东选 集》中被除
去。）
② 《毛泽东集》第7 卷，第162 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39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126 页。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84 页；《毛泽东集》第10 卷， 
第305 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1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104—105
页。
这是一段很有独创性的论证，并非没有内容。然而，毛泽东所断言的自
1917—1921 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切不可解释为关于对立的政治势力力
量大小的实际情况的叙述，而应解释为断言从此以后，共产党人争取．．领导民
族革命是适当的，并非全然不切实际。
如果毛泽东确实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并不经常公开地讲，那么他谈论
“统一战线”，是否完全毫无意义或虚伪呢？或者，换一种讲法，这样的联
盟难道不会必然具有“从下面建立起统一战线”的特点，也就是企图动员国
民党的普通党员反对他们的领导的特点？并非必然，特别是如果我们像我在
上面做过那样，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毛泽东的分期观：在30 年代末期，共
产党人寻求维护他们的领导权早就合情合理了。因为合情合理的东西并非在
任何特定的时候都是得计的，或者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如果来自日本
的外来侵略，变得如此严重，甚至威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从而
使得中国内部的政治改革成为不可能，以致共产党人的首要政策目标不是反
蒋而是抗日；如果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比共产党强大，而且愿意抗
日，那么暂时承认国民党在这一斗争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到1935 年12 月已认为有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必
要，并且在1936 年末同意蒋介石应为这一联盟的名义上的领袖。在1938 年
10 月，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里，毛泽东甚至承
认国民党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作用，而且在战后的建国阶段的领导作
用。在题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话里，他表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国民党有它光

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
举行了
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
孙中山
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
历史
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于的地位。??只要在

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①
虽然这个报告表达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经采取的最温和的路
线，它却决不像乍看去那样，是一张空头支票。上述引语中的最后一句话所
说的“只要”一词，严格地限制了毛泽东向蒋介石让步的范围。毛泽东认定，
从长远来看，蒋介石和国民党天生地就不可能坚定地支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战
争，他期待着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必将有终止的一天的到来。此外，虽然这一
报告最早的1938 年的版本没有像《毛泽东选集》中重写的摘录那样，说到共
产党的人领导；但是它确实说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
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他简洁地把这些责任解
释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①很明显，如果国民
党在领导中摇摆不定，它的领导地位将由那些已成为“先锋和模范”的人所
取代。
最后，毛泽东在他的1938 年10 月的报告中建议应该恢复“党内合作集
① 《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6 卷，第198 页。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6 卷，第243—244 页。
团”，共产党人应该再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建议有双重意义，但
也模糊不清。因为他虽然预先表示向蒋介石提交全部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
员的名单，从而满足蒋介石在1926 年5 月“改组”之后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
他还试图说服蒋介石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这第二建议的目的是过
于明显地要削弱1926—1927 年曾使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操纵国民党的列宁式
束缚。因此，蒋介石把它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绝，就不足
为奇了。②
一年稍多以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毛泽东的立场有了发展，从承认
国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有“首位”，变成声称共产党的领导已是既成事
实。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1 月）中，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产生修
辞效果的辞汇遮盖着的；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年12 月）
中，它却是十分明显的。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为党员读
者写的，但它公开发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年10）中，他甚至
没有提出谁应该领导的问题；他仅仅假定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进而讨论他
们应该怎样实行领导。
除去领导权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直接相关的观点也值得在这里讨论，
毛泽东关于各个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观点，和关于体现革命力量的政治运动
或体制的性质观点。
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的观点是
简明的、一贯的。他认为这些阶级力量是由斯大林在20 年代提出的四个阶级
的集团组成，外加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后者依赖于某些利益与日本的
利益相冲突的①列强。可以理解，这一圈入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产
党人>发刊词》中，是划得最紧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划得最松。
在前者中，农民被描绘成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
是“可靠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
的程度上”，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为它受到外国的
压迫；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它也会
有时“动摇变节”。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
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并最终计划投降
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种颇为异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
三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两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
质的不同，但并不是没有影响。这样的提法是由于把农民（马克思主义者一
直认为农民在性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归在一类，合称小资
产阶级，而不是把农民算作单独的阶级。例如，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在1927
—1936 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原有的
三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
② 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 第170
—171 页。关于毛
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6 卷，第228—229 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7 卷，第129 页。
①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97—598 页；《毛泽东 集》第7
 卷，第74—75
页。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 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1
939 年文本。
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①
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程”，再次达到了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一次他补充道：
范围更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
括
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②
十分明显，把农民纳入小资产阶级这个能容纳一切的范畴，能减轻强调中国
革命的独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农村里的游击战。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毛泽东把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
经
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
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基本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
与城市
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样许多的东西
；而且
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泽东在这个句子里列举的事实得出最后的结论，
不过，显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
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
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
引自斯大林的话，是脱离上下文引证的一个显著冷嘲热讽的例子；当斯大林
在1926 年12 月讲这话时，他所讲的“武装的人民”是由蒋介石代表的，斯
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蒋介石对事业的忠诚，而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
可是，这一点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
他补充说，“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
的关系”。①
在本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
的三个“法宝”。我们在这一章里已谈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战略中所处的
地位。至于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应该是既
联合又斗争。这样联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同一
时期，毛泽东在另外两处写道：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也把它说成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
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②“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
语显然是仿效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一口号，它是在1905 年的革命
① 《毛泽东集》第7 卷，第196 页。在毛泽东1925 年11 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 改组委
员会的调查表中，
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 东集补卷》第2 卷，第127 页）。在调
查表上的“对于
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 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
张无产阶级 的
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及
中产阶级左翼合
作的国民革命。”
② 《毛泽东集》第7 卷，第197—198 页。
①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95—596 页；《毛泽东 集》第7
 卷，第72 页。
② 《毛泽东集》第7 卷，第129 页。
时创造出来的，以后又反复讲过。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要比列宁的多；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解释说，差别是由于外国支配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
毛泽东的第三个“法宝”党的建设，事实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远为
广泛，意义远为重大。它包含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
团结和整顿党。在《毛泽东选集》中稍有变动的一段话提到，如果过去中国
共产党在党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不成功，那是因为它的成员没
有恰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历史和社
会没有正确的了解。①
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处，那
是毛泽东当时精心阐述的问题，确切地说，在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著作中精
心阐述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在1939 年10 月所要求的“党的建设”，
注定了要采取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形式，从而在1942—1943 年最后地确立了
他在党内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①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02 页；《毛泽东集》第7 卷，第
79—80 页。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1—1949 年
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的时候，正如我已谈
过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毛
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1941—1943 年与他同党
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地是要服务于他
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
1937 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
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1949 年以前的各种
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40 年代初期。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
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过，下
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1941 年5 月5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
则对不住，忘记了”。
1941 年7 月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
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1941 年7 月13 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
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
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
列原著。
1942 年1 月23 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1929 年12 月写的《古
田决议》，要求熟读。
1942 年2 月1 日和8 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第二
次演说中，他抱怨他1938 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1942 年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两次讲话，但是将近一年
半以后才发表。
1942 年12 月。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1943 年3 月20 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书记
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3 年4 月。审干运动在延安极力进行——实际上，审干运动是在康生
的控制下对党内持异议的或反毛泽东的分子进行严厉清洗。
1943 年5 月26 日。毛泽东评论共产国际的解散，宣称虽然莫斯科自1935
年8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但中
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1943 年6 月1 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
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1943 年7 月6 日。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赞
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1943 年10 月19 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
放日报》上发表。
1945 年4 月。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
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①
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
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1942—1943 年整风运动的主要
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
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1943 年4 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
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
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
①可是，事实仍然是，从1943 年以后，特别是从1945 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
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
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②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1932—1934 年受辱于“二十八
个布尔什维克”，和从1935 年到1943 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
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
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
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
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2 节里，我提到过1943 年6 月1 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
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
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
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
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
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
① 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
详细地作脚注。
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0—301 页。
1941 年7 月1
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 册，第698—700 页
。1943 年6 月1
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
集》。刘少奇答
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
信的探讨，此文
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177 页。现在刘少奇
的这封信已被重
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 年第7 期，第2—4页），但是，宋亮的原
信没有被刊载。
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345—346 页。关于1945 年4 月刘少奇在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 页。
关于从1943 年3
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 1980 年第2 期，第77—78 页。
① 《致何凯丰》（1943 年4 月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13 页。
② 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73—274 页）所作
关于刘少奇在七
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 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
形态和组织》中
的解释是错误的。不 管怎样，在50 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
思想意识 之间划
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① 《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
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
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
导，在这样宽广的范围内，着重点的确切表达和细微差别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就时有变化。不过，至少直到文化大
革命，他一贯地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
毛泽东的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思想，是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
在农村15 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步成形的。到40 年代初，这一经验教
训已经系统地加以总结，并且不仅用于游击战术，而且用于经济工作。
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
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
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
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
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1942 年12 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
问题》②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
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
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
例
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
的数百
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
大，如
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
集中
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
分散是
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
可免
的??①
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1943 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
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②列在第二项（紧接
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1943 年应由财经办事处
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
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
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
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
问题”。③
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1949 年以后，
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
面意思是“to make one”，“to make monolithic”。它有时被译为“to
coordinate”，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to unify”，也难
② 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 七部分，
《关于发展自给工
业》，见《毛泽东集》第8 卷，第263—264 页。
① 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 149—1
50 页。
② 《毛泽东集》第8 卷，第273 页。
③ 《毛泽东集》第8 卷，第265、273 页。
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
最好把“centralized”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integrate”，
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40 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
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
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 1942 年9 月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
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①
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
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
下
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
，是有
决定意义的??②
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
东起草的1943 年6 月1 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
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
称：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
工
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
该项工
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
不应当
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
传部只
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
、主席、
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
工而又
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
，可以
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
导和群
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
可能已经看出（在英译文中也能同样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
统一”的同位语。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
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
要传达这种功能，英语的对应词“to integrate”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
“一元化”有很强的动词的力量，这一用语的使用，就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而言，反映了对40 年代初期根据地普遍存在的形势的认识，当时根据地是
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
各样的政治、经济行政和控制机构几乎不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他们强
调使那些机构成为一体（一元化）的必要性，因为事实上普遍存在极为分散
① 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 本已被收
入在东京出版的《毛
泽东集》第8 卷，第155—163 页。
② 《毛泽东集》第8 卷，第161 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02—903 页。考虑到
正式文本同1943
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9 卷，第29 页修正。
的情况。
人们可能以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树立了他们的权威，建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分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威胁。事实上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和实
际的原因，在1949 年，分割和各自为政的问题绝没有烟消云散，因此，即使
随着夺取政权整个情况当然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一元化领导”的概念也不
是毫不相干的。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本章第3 节已指出，毛泽东在1939—1940 年就说过，战后建立的政权是
“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性质，并且说得相当清楚，这专政将是在无产
阶级，或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下。1944—1945 年，毛泽
东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策略上有用的权宜之计，当
1946 年这一前景最终消失，并为公开的内战所代替的时候，已不再有任何理
由对党当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词了。因此，在1949 年6 月30 日，在为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建议在三个月
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的性质。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
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
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
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
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
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
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
都
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
只让人
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
什
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
民的国
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
益。以
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
由新民
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
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
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①
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1949 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茧命这一问
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
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
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
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显然在握，他就宣称他
此后要按正统方式行事了。1949 年3 月，他声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
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
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由此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80—1481 页。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第1428 页。
才有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换句话说，把现代知识和现代
工业部门的物力从城市带往农村。由此，才在1949 年强调“人民专政”的工
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才在50 年代初期作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躯的
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阶级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毛泽东在1962 年明白地说过在早期的这么多
年只有“照抄苏联”，②可他的1949 年6 月30 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经提出来
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语“独裁”被用来
作为专政的同义语，“大同”被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中国革命经验
的独特性质被一再强调。
中国革命在1949 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
“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
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
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1949 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
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30 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
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
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
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
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
（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
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1958 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
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
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
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两条腿
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1949 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
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
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
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15 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
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
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
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1949 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40 年代初期提出的许
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
1937 年到60 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
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
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30 年代到70 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
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1949 年以前毛
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1949 年说，他要建立的新政权正如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
政”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对于这一用语上的差异不必过
于重视，因为“独裁”在过去的年代里，当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在中国还不是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都有标准的对应词的时候，有时是被用作“专政”的译文。虽然如此，它还
是带有过时的中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实上能较好地概括毛泽东
对政治领导的看法的实质。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
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
但是他同时又把发扬民主看成只有在一个“强国”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
依我之见，他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的看法很像是一种专
制的东西，而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领袖，在这样的国家里，归根结
底就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倾向是不合法的而论，依然
是主宰者。
本章第3 节已强调指出，在1939 年以后的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寻求在中
国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当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资本主
义阶段。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得以最
终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也想通过把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对旧儒家
价值观的抨击继续下去，以在另一意义上完成中国的未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
的事业。事实上他在1944 年8 月确实写过一封信，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下解
放出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
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①人们必定仍然要问，这一目标
是否与毛泽东的总的观点一致。
在这个问题以及我刚刚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背后，潜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
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论点，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在中国开始了，
并且还没有轮廓清晰的结果。五四时期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粗暴地拒绝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赞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30 年代，在抗日战争的
环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钟摆的这
一摆动，事实上导致否定整个五四精神，并断言儒家思想对全世界的问题都
提供了答案。毛泽东作为西方化的最激进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
者，不可能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在国民党的思想体系的趋向——它导
致写出《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在中国具体化”之间，却依
然有某种相似。
在40 年代末期，接近全国性的胜利之时，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泽东
开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如需要城市和工人
阶级的领导，以及工业化在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
“封建”文化真地能够废除吗？一个政党真地能在“独裁者”——虽然是仁
慈的——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并获得更为民主的工作作风吗？如果现代化也
包含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像毛泽东在1949 年建立起的那种“人民
民主独裁”的政府真地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或者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最终要
败坏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泽东于1949 年取得胜利之时，这就是很清楚地看
到的、悬在他的政治信条之上的问题。
① 《致秦邦宪》（1944 年8 月3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 页。
书目提要①
1.导论
在不断增加的大量中国近代史出版物（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
版物）中，研究工具书和文献资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这些工具书和资料写成
的历史研究专著还要快。除《剑桥中国史》第10、11 和12 卷列出的书目外，
下列书目相当详细地叙述档案和出版物，特别是在台湾的档案和出版物。
研究工具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75 七十六年史学书目》，按论
题列出中国作者论著目录9000 条以上，附作者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
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按约80 个主题列出论文目录10000 条，
书籍目录1200 条以上。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概述每年的出版物
及其他活动；《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在1981 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
1981》概述1980 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在1982 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
鉴，1982》概述1981 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到现在，我们已见到1984 年
10 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中国史学会又出版《史学情报》季
刊，该刊在1982 年开始用这种公开形式出版。这两种出版物所载的书目、史
学研究综述和论点选登最有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
究》季刊上定期发表的近代史研究书目也最有用。
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
国时代档案）合编的《历史档案》季刊在1981 年创刊，载有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两个国家历史档案馆和其他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献和
论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文献丛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
刊篇目汇录》丛书从1857 年期刊编起，最后将包罗迄1918 年的495 种期刊
约11000 期的详细篇目。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 卷——现在我们终于得到——包含清代行省地
图，甚为精细，标明县境和县治。上海史学者陈旭麓等编《中国近代史词典》
对研究1840—1919 年中国近代史有用。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是
著者1950 年在南京大学的讲稿，介绍史料的主要种类，并由此而为读者了解
许多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提供便利。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详细
叙述清代政府结构。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四卷逐年列出两个半世纪都
市和行省主要职位的在职官员。
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长期以来是日本学者喜欢研究的主题。重田德著《清代社会
经济史研究》，主要研究湖南省的绅权和地主，而奥崎裕司著《中国乡绅地
① 我们感激密执安大学蒲地典子教授在书目提要中日文图书的书目方面的协助，感激普林
斯顿大学吉尔伯
恃·罗兹曼教授在苏联研究著作方面的意见。
主之研究》详细地研究浙江一个地主家族。小岛晋治著《太平天国革命的历
史和思想》是著者的研究论集。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共编的《辛亥革命之
研究》评论辛亥革命，收日本有学术成就的京都学派新一代学者的论文13
篇。中村义著《辛亥革命史研究》收著者多年来研究这个主题的论文。也要
特别提及《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东京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研究中华民国经济趋向与外国经济利益的著作有岛一郎著《中国民族工
业的发展》和高村直助著《近代日本棉纺织工业与中国》。京都大学的一个
研究组（狭间直树、片冈一忠和藤本博生）出版了《五四运动之研究》论集。
关于日本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的全面成果，除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1 节
提到的综述直到1969 年出版的书目外，要特别提及《清史问题》所载的田乔
舒亚·A.福格尔翻译成英文的日本《史学杂志》上的书目综述。
社会经济史论文也刊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文化革命以后的新办或复
刊的学术期刊上。要特别提及设在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史研究》
和厦门大学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方面的
学术成果，也见费维恺编《从宋代至1900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
四部收有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论文的结集是：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收论文33 篇；南京大学历史系编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收论文20 篇；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明
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收论文25 篇和1949—1979 年发表的218 篇
论文的目录；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论文18
篇和论文目录。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是一部高质量的选集，
收入1949—1966 年发表的研究19 世纪和20 世纪中国经济的论文，并附有文
化革命以前研究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1000 篇以上论文的长达110 页的目录。
最近出版的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料的出版物有：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
刻资料选辑》，收碑文245 篇；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收碑文90 篇；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收碑文258 篇——主要是南京大学洪焕椿教授
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
地租剥削形态》，收乾隆朝刑部档案399 宗。
新出版的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著《明朝社会经济史论文集》，收著者40
年代起30 年来发表的论文29 篇。最近出版的研究明清农村社会的著作有何
龄修等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和叶显恩著《明清徽州
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研究1860—1916 年中国现代化的颇具
雄心的计划，至今已出版研究专著四种。每个行省研究专集挂有丛书名《中
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每卷书名给出省名：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
研究：湖北省，1860—1916》；张玉法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
1860—1916》；李国祁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
以及张朋园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最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研究晚清民国时期近代工业及其他企业
的出版物有：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以及至今已出版的上海
图书馆藏未发表过的盛宣怀档案四卷：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编《盛宣怀档
案资料选辑》。
50 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力劝非共产党人士撰写1949 年以前他们亲身
经历的回忆录。成果是前军阀、国民党官员、国民党军将领、教育家及其他
人士的回忆录大量涌现。这类史料的第一卷以《文史资料选辑》的书名在1960
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出版。其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各省、各大城市、乃至在若干县的委员会也开始出版各个地方的《文史资
料》。关于1960—1981 年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的篇目索引，见《五十二
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
最近的社会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出版的劳工运动文献资料有：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
选编，1921—1923》。新的研究成果大大补充了让·谢诺著《中国劳工运动，
1919—1927 年》的内容。陈明??《劳工与帝国：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劳工运动，
1895—1927 年》；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埃米莉·霍
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 年》和《包身工制度与女工：解放前上
海的纱厂》；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 年》；
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 世纪20 年代北京社会运动与政治言
论：1929 年10 月22 日电车风潮分析》，这些论著增加了我们关于中国无产
阶级的知识。小安格斯·麦克唐纳著《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也有关于湖
南劳工运动的资料。陈明??编著《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
年》是一部书目指南。
两部经济思想——意义非常概括——史著作内容相当广泛：赵靖和易梦
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侯厚吉和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第一卷（1840—1864 年）。同时，美国史学者关于西方对中国影响的理论和
论述，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得到批判的评介。
社会史研究大大得到史坚雅等人编著《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
（1973 年）三大卷的帮助。研究中国农村史的美国史学者也已吸收了在其他
农民社会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史坚雅著《中国农民与封闭社会：
开放和关闭的个案》提出村民与村外社会接触程度的循环变异。其他学者已
利用埃里克·沃尔夫著《20 世纪的农民战争》、詹姆斯·斯科特著《农民的
道德经济》、塞缪尔·波普金著《有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
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原始的造反者》等著作。关于使沃尔夫-斯科特“道
德经济”概念适应中国情况的若干问题，见于詹姆斯·M.波拉切克著《江西
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 年）》和《亚洲社会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
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52 卷第4 期（1983 年8
月），第753—868 页]所收其他文章。
上个十年的许多出版物分属于下述四类之一：可与文化人类学或人口理
论结合的联锁区域分析和空间研究；上层阶级研究；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研
究；以及关于城市无产者的论著。在这个正在迅速发展的领域，上面提到的
论文可望不久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区域分析以不同的方式由吉尔伯特·罗兹曼著《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
川时代的日本》、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与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
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史坚雅及其他人的论文表现出来。源出于史坚
雅的市场体系理论的分析法也由台北史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研究中使用，例
如，李国祁和朱鸿著《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史坚雅著《中华
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把区域分析和家族研究结合起来。城市化问题在苏
珊·曼著《中国的城市化与历史变迁》中有进一步的探讨。地方研究著作不
断增加，今举三例：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威廉·罗：《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876—1889 年》；以及兰德尔·斯特罗斯：《困
难的工作：中国江苏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1911—1937 年》。刘耀著《太平
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经济变化的再探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商业化的作
用。
社会史学者也已转向文化人类学以求深入研究。詹姆斯·沃森著《中国
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是有关亲属关系，特别是宗族的
人类学文献的一个内容广泛的指南。基本人类学分析法由莫里斯·弗里曼编
《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和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
上的论文表现出来。根据社会经济环境运用文化人类学原理的新努力，可以
斯特万·哈勒尔著《犁头农村：台湾文化与环境》作为范例。鲁比·S.沃森
著《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把亲威关系与阶级结构结合起来研究。帕
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著《中华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首先采用历
史人类学的有组织分析法。
人口研究的新阶段以何炳棣著《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 年》作为起
点，但是该专著使用欧洲人口史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詹姆斯·李著《中
国西南部的粮食供应与人口增长》和詹姆斯·李和罗伯特·恩格著《18 世纪
满洲的人口及家史：岛夷人，1774—1798 年》说明这种趋向。王树槐著《清
末民初江苏省的人口发展》是一篇详细研究该省人口发展的论文。傅筑夫著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周源和
著《清代人口研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口研究上的成果。皮埃尔-
艾蒂安·维尔著《18 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亚洲研究杂志》第41 卷
第4 期（1982 年8 月）所载《粮食、饥荒与中国国家——专题论丛》中的全
部论文；以及詹姆斯·李、皮埃尔-艾蒂安·维尔和王国斌编《清代的国家仓
廪与粮食供应，1650—1850 年》，在粮食供应、政府政策及人口的研究上开
拓出新领域。
在美国，上等阶级研究大多集中在名流而不在中国传统的商绅划分或民
国时期更不完全的上层阶级划分上。代表作有：肖邦齐著《四川地方名流的
构成和作用》和玛丽·巴克斯·兰金著《城乡连续性：浙江两个集镇的望族》。
肖邦齐著《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分析核心和周边地带内浙江省名流的组织
发展。名流制度的研究除亲属方面外尚落后，但是，理查德·J.史密斯著《中
国文化遗产》分析了礼的普遍效用和秩序感。研究行会的基本著作仍然是何
炳棣著《中国会馆史论》和根岸佶著《上海之行会》。加里·G.汉密尔顿著
《区域性的行会与中国城市：比较观点》把中国这类行会同亚洲、非洲及拉
丁美洲发展中社会的行会比较。汪士信著《我国手工业行会的产生、性质及
其作用》是一篇研究清代行会的增长知识的论文。
更为人熟悉的中国阶级划分也已得到了学者的注意。关于资产阶级，见
本书上卷12 章白吉尔的书目注释。特别是，日本的历史学者继续研究以等级
地位和土地所有来界定的士绅社会。载在《史学杂志》每年五月号上的书目
提要《日本的明清研究》和《日本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研究》是这方面研
究及日本在社会史其他方面研究的良好指南。正如上面提到的，《史学杂志》
1978—1982 年书目提要已由乔舒亚·福格尔翻译成英文，刊载在《清史问题》
第4 卷第3 期、第4 卷第6—10 期和第5 卷第1 期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者所进行的社会阶级之历史研究，按照密切结合
历史发展诸阶段社会经济史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进行。清代社会史大多联系到
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经君健著《论清代社会的等级结构》是一篇
极好的理论综述。在美国史学者所作对上等阶级的详细研究中，弗兰克·洛
耶夫斯基著《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对村松祐次的仍然具有权威的地
主租栈研究专著提出一些新观点，村松祐次的专著已以英文摘要为《晚清民
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詹姆斯·波拉切克著《士绅霸权：同治中兴
时期的苏州》考察江南上层士绅社会。张仲礼的著名著作《中国绅士》和《中
国绅士的收入》与何炳棣著《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仍然是研究士绅的主
要起点。一篇令人发生兴趣的更近发表的论文是王思治著《宗族制度浅论》。
为深入了解学者阶级中个人关系的错综复杂，见詹姆斯·波拉切克著的等待
出版的书稿《内部的鸦片战争》和邝兆江著《百日维新的拼花图案：人物、
政治及思想》。
尚有更多研究已指向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对这方面研究来说，萧公权
著《农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日本学者研究土地
关系的大量论著在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
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中得到介绍。黄宗智著《华北农民经
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华北农村社会的大作。魏菲德著《造反与革命：
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
后的编史学的看法》，是两部关于农民造反论著的内容广泛的指南。后者集
中介绍1978 年以后中国学者的历史论著，而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
中国农民造反：重写中国历史的研究》仍然是介绍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一部标准著作。载于《现代中国》季刊第9 卷第3
期（1983 年7 月）的周锡瑞著《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提出
更多的观点。周锡瑞著《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重新解释义和团叛乱。
裴宜理著《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对民国初期白朗起义提
出新观点。
让·谢诺编《中国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所收的论文是
研究农村非法组织这一重要方面的指南。中国的史学者看来似乎对造反比对
秘密会社本身更注意一些，但是秘密会社也已得到应有的注意。蔡少卿著《哥
老会与1891 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和胡珠生著《青帮史初探》就是实例。
民间教派已吸引学者更多的注意。欧大年著《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
的反政府教派》、欧大年著《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及斯特万·哈
勒尔和裴宜理著《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提供了总框架。韩书瑞
著《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 年的八卦教起义》是19 世纪初一次重要的
起义的个案研究。其他教派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于《现代中国》季刊第8 卷
第3 期（1982 年7 月）和第8 卷第4 期（1982 年10 月）《中国社会中的融
合教派》专题论集。孔斐力著《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把太平天国的太平
盛世观放在中西理论框架内。鲁道夫·G.瓦格纳著《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宗教在太平军造反中的作用》是对洪秀全宗教的内容及影响之倾向的革命的
分析。
近来的论著已把农村社会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突出起来；许多论著已
把研究集中于其社会关系未必与更稳定、繁荣的农业核心内的社会关系一致
的动荡不安地区上。裴宜理著《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运
用社会生学态原理和社会战略的人类学概念来分析华北平原的极贫困部分
100 年来的动乱；而哈里·J.拉姆利著《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研
究广东省地方性不稳状态。艾恺著《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
法性问题》研究民国时期农村分离派、军阀领袖人物的上层社会。R.G.蒂德
曼著《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地区的事件》和菲利普·比林斯利著
《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提供关于民国
时期华北社会动荡不安的更多情况。
戴维·富尔著《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 年》研究城市
化了的长江下游非常不同环境中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罗克珊·普拉兹尼
阿克著《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研究清
代最后十年出现的新社会紧张状态。阿瑟·罗森鲍姆著《士绅权力与1910
年长沙米风潮》是一篇详细研究大城市风潮的论文，周锡瑞著《中国的维新
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也用不同的方法分析这次风潮。
当然，有许多别的不属于上述分类的论著。乔舒亚·A.福格尔和威廉·A.
罗编《关于变化中的中国的若干看法：韦慕庭教授纪念论文集》编入各种各
样研究民国的论著。妇女史也已受到注意。这方面的优秀入门书是马杰里·沃
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的妇女》。谢尔曼·科克伦和安德鲁·谢
译《中国一日，1936 年5 月21 日》，是1936 年上海出版的那一天的五花八
门的（确有进步倾向的）个人生活自述文集的删节本。该书丰富多采的内容
是这类1870 年以来报刊上尚待研究资料的初步发掘。
苏联关于晚清及中华民国的研究
在一个尚告完整的世界，所有国家研究中国的史学者都会出自己应尽的
一份力量来了解中国近代史，即使看法纷纭。在这样一个思想世界市场，全
面一致大概会小于全面争论，但是，撰写出来的历史要坚持做到更充分地掌
握可核实的史实和理论解释。近来，研究中国的史学者的接触和交流已在中
国、日本及大西洋共同体三大中国学区域之间迅速增加，但是，与第四大区
域苏联的接触和交流增加不太迅速。这是由于若干原因。苏联境外研究中国
的专家，能阅读俄文者不多，苏联研究中国的专家派往国外不多，苏联出版
物不易获得。研究主题，和研究者一样，在苏联受到政治标准的鉴定和限制。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学术成果自1960 年以来已经在苏联出现，其
中很多涉及一些对研究中国的非苏联史学者来说有兴趣的题目。正如普林斯
顿大学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在《苏联对前近代中国的研究：最近研究成果
评估》所说，“苏联作者的中国史及文学研究项目非常众多、范围很广，而
且往往在主题的选择上具有特色或在解释上具有创见”。罗兹曼教授和加利
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贾士杰教授在上述著作中论述了苏联学者的种种晚清
民初研究论著。研究主题包括早期广州人的爱国精神，太平天国、捻军和义
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与19 世纪90 年代的维新，孙逸仙，立宪运动与革命思
想，以及辛亥革命。关于社会经济变革，有很多论著论及城市、手工艺行会、
早期资本主义与土地关系；也论及农民造反、1925—1927 年革命、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农民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目前研究兴趣的广度由讨论中国社会与国家问题年会出版的报告百余种表现
出来，这些报告印数有限，一般编成三卷，由莫斯科东方研究所中国研究部
L.P.杰柳辛编。总之，苏联的中国学家，即使与外国隔绝接触，还是和在其
他国家的研究中国史学者一样，利用同样的史料，研究许多相同的课题。
2.和10.中国的对外关系，1911—1949 年
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侵略由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与中国：从战
争到和平，1894—1972 年》提供最好的介绍。关于日本在民国初期卷入中国
内政，见同作者所著《日本人与孙逸仙》。更多的情况，主要根据中国史料，
可从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所收欧
内斯特·P.扬和马德琳·池的论文得到。在用日文撰写的研究论著中，最有
用的是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臼
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
明治后期国防环境的变化》；以及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二十
一条要求研究》。
民国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学者的一个研究课题。例如，可见到
彼得·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 年》；和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
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 年》。后一部著作把美国政策放在差会对外交
政策的影响增大的格局中研究。差会在美国国内和在中国的影响是一种吸引
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一些写得极好的专题著作已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有瓦伦
丁·拉伯：《美国在华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 年》；和简·亨特：《上
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从二十一条到凡尔赛和会的喧嚷时期已由许多作者论述，但是，几乎全
部在于中国政治和知识分子运动方面。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佳著作仍是马
德琳·池著《中国外交，1914—1918 年》。关于激起五四运动的山东问题，
见拉塞尔·法菲尔德：《威尔逊与远东》；诺埃尔·H.普加奇：《芮恩施》；
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 年的英日关系研究》。
20 世纪20 年代是中国对外事务研究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可以从多
萝西·博格著《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 年》着手，该著作的开拓
性贡献已为其他一些著作扩充，这些著作有：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
人及外交官》；沃伦·I.科恩：《中国派：顾临、拉门德、索克思与美国-
东亚关系》；以及罗伯特·奥尔伯特·戴耶：《在华的银行家和外交官，1917
—1925 年》。华盛顿会议以后亚洲国际关系仍是一个生动的讨论课题。研究
华盛顿会议的最佳著作是罗杰·丁曼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至于主要概
念的介绍，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 年》。
20 世纪20 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些专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些专论有马
场伸也著《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顿著《田中义—与日本对华政
策》，细谷千博和斋藤真著《华盛顿会议体制与日美关系》中的几篇论文；
以及入江昭和有贺贞编著《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贞雄、
宇野重昭和大畑笃四郎的论文。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华盛顿会议体制”的崩溃，在克里斯托弗·索恩著
《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 年远东危机》中得到很好
的研究。远东危机本身也有学者研究，专著有绪方贞子著《在满洲的挑战》；
臼井胜美著《满洲事变》；詹姆斯·B.克劳利著《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岛
田俊彦著《满洲事变》。至于对美国帮助中国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动乱
所作的极好论述，也见小詹姆斯·C.汤姆森著《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
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 年》。
1931—1945 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也由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战争》予
以生动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这位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以自我批判、悔恨
的心情撰写种种事件。许多与这位学者同时代的人，以及年轻的作者，合作
出版了角田顺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后一部著作是1962—1963 年出版
的若干日本大史学家的七卷论文集，仍然保持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勇于形成的
概念所产生的新鲜感。这部论文集已有若干卷译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
斯·W.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 年》和《日
本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突然爆发。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和满洲事变，1928
—1932 年》。用英文撰写的研究20 世纪30 年代日本扩张主义思想的最佳专
著，有马克·皮蒂著《石原莞尔》和迈尔斯·弗莱彻著《对新秩序的追求：
战前日本的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
史学界有研究西方列强对中日冲突的反应的权威著作。关于美国的反应
见多萝西·博格著《美国与1933—1938 年的远东危机》；关于德国的反应，
见约翰·P.福克斯著《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年》；关于英国的反应，
见安妮·特罗特著《英国与东亚，1933—1937 年》，斯蒂芬·莱昂·恩迪科
特著《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 年》和威廉·罗杰·路易斯
著《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 年》。珍珠港事变前夕亚洲的英美外交已
是一代学者热烈讨论的课题。主要问题是中国在造成日美之间的危机和最后
终于爆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专著，如彼得·洛著《英国与太平
洋战争的原因》和戴维·雷诺兹著《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详细的分析。
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专著，有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的两卷多国合作
的论文集《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所收的多篇论文，和伊恩·尼什编《英
日疏远，1919—1952 年》。
可惜，论及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专著不多。这种状况部分地
反映文献资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学者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
特别是国共关系。几乎全部通过日本及西方史料来研究中国对外事务的反常
状态，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矫正。同时，学者应利用这方面的已出版的为数不
多的专著，如吴天威著《西安事变》，以及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所
收苏珊·汉·马什、易劳逸和入江昭的论文。关于近年研究中国对日本侵略
的反应的日本学者论文编目，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战后日本之国际政治
学》。
战时中国外交事务已再度倾向于由学者通过大国对外政策来加以研究。
最近出版的书中有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国、英国与对
日本的战争，1941—1945 年》，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
—1945 年》和入江昭著《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 年—1945 年》。
由于美国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问题在
战后美国政治中引起的争论，战时和战后的美中关系成为一个特殊范畴。邹
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年》是这个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专著，
现在已由其他学者利用邹谠当时不能获得的档案文献加以增补，虽然并未完
全取代。例如，见拉塞尔·D.布海特著《赫尔利与美国对外政策》，肯尼思·彻
恩著《在中国的困境：美国政策辩论，1945 年》，保罗·A.瓦格著《门户的
关闭：中美关系，1936—1946 年》，威尔马·费尔班克著《美国在中国的文
化实验》，和加里·梅著《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验》。美国
战后对华战略已由学者充分研究，有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
《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 年的中美关系》所收的论文，罗伯特·布卢姆
著《限制：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由来》，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
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的争论，1949—1950 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
蒂克著《通往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 年》，所
有这些研究专著都需要在战后亚洲国际事务的更大格局中叙述。这方面有用
的专著有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唐纳德·F.拉奇和埃
德蒙·S.韦尔莱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东亚国际政治》，入江昭著《亚
洲的冷战》，和中嵨岭雄著《中苏对立与现代：战后亚洲之再考察》。
3.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 年
直到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为止，史学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历史。然而，
从那时以后，南京十年已成为历史探究的最热门和最引起兴趣的时期之一，
部分原因是对这个时期的解释争论激烈。1970 年，薛光前编《紧张的十年：
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 年》出版，该书是一部专题论集，所收论文大
部分是具有亲国民党的同情情绪的学者撰写的。那些论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
治经济和教育诸方面，总的意思是国民党建立了国力的稳固基础。薛光前及
那些论文著者认为，如果中日战争不在1937 年爆发，中国就会成为现代繁荣
的国家。于尔根·多梅斯在他1969 年出版的巨著《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
的政治，1923—1937 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释一样的乐观情绪。然而，
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迅速地失去革命势头，不能博得民
众拥护，而且缺乏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撇开这似乎自相矛盾的解释，多梅
斯的专著是现有的一部研究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制度和政策的最博学的著
作。
薛光前和多梅斯对国民党的有利评估，不久以后受到两部强调国民党制
度及纲领的缺点的专著挑战。第一部是田弘茂著《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1927—1937 年》。田弘茂研究国民党制度及行政结构之后，断定至少到1937
年的时候，这些结构在组织上太弱，不能建立强大统一的国家。易劳逸著《夭
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特别强调国民党在1927
年掌权之后失去革命推动力；易劳逸依靠研究以后十年一连串的政治及经济
现象，试图为那个论点提供论据。
其他专著更狭窄地集中注意力于南京十年的一些个别的方面。钱端升研
究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作为他的两部权威专著的部分内容，这两部专著是《民
国政制史》和《中国的政府与政治》。最详细地研究这个时期国民党史的专
著是张其昀著《党史概要》五卷，不过必须考虑到著者的亲国民党偏向。涉
及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传记尚无可以无条件推荐的著作，不过下列著作可能显
得有趣：董显光著《蒋介石》和布赖恩·克罗泽著《失去中国的人：第一部
蒋介石全传》。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版的研究南京十年专著中的第一部，是
约翰·伊斯雷尔著《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该专著研究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学生对日本侵略的爱国反应。日本侵华问题本身在毕恩来所
著依然有用的《日本在中国》，在周开庆著《抗战以前之中日关系》和在秦
郁彦著《日中战争史》中得到论述。通过日本政治过程理解日本对华政策，
是詹姆斯·B.克劳利著《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对外政策，1930—1938 年》
和詹姆斯·威廉·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
年》研究的课题。后一部专著收有日文八卷研究专著《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开战外交史》的译文。西安事变在逐渐导致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诸事件中是
重要的事件，最近已由吴天威著《西安事变：现在中国史的支点》重新研究。
这个时期的军事方面，在刘馥著《现代中国军事史》中被卓越地勾画出
来。国民党在努力实行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依赖德国，威廉·C.柯尔比
在他所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中分析了这种重要的联系。
由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般发展落后，令人意想不到，南京十年的经济竟
比这个时期大多数方面受到更多的注意。两部在20 世纪30 年代写成的优秀
著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利用》和R.H.托尼著《中国的土
地与劳动》。具有有价值的统计分析的专著，是刘大中著《中国国民所得，
1931—1936 年：初步研究》和刘大中、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
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 年》。杨格在1929—1947 年任国民党政府财
政顾问，集中研究货币问题，但也在他所著《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中广泛地提供了对经济的清楚见识。银行和货币市场
在弗兰克·M.塔马格纳著《中国银行业和财政》中得到研究。关于现代部门
的发展的有用研究专著，有程玉桂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和约翰·K.
张著《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
这个时期的研究越来越精深，这在数量日益增多的（有些尚未发表）集
中研究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地方及区域诸方面的专著中得到证明。这类专著的
第一部是帕克斯·M.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
该书强调上海国民党和企业家阶层关系紧张。科布尔的解释在理查德·克拉
伦斯·布什著《国民党中国的棉织品政治》中受到挑战。国民党与地方士绅
的关系在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研究：诺埃尔·雷·迈纳著《浙江：国民
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 年》，和布拉德利·肯特·盖
泽特著《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27 年》。林
振华以一省为焦点进行类似的研究，在所著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在江西：
围剿共产党根据地，1930—1934 年》中评估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
所作的努力。若干类似的南京十年时期研究目前在准备阶段中。
有关南京十年的主要史料往往分散各处，散布很广。读者可在多梅斯、
田弘茂、易劳逸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的著作中以及在本书其他文章的书目中
找到参考信息。
4.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专著已在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10
节中提到，我们不拟在此重复。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唯一档案史
料来源是陈诚档案缩微胶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可以容
易得到。档案不仅有油印的政府法令和党的决议，而且有许多期刊，如苏维
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机关报《红星》、共产党和青年团刊物《红
旗》、《斗争》、《布尔塞维克》和《实话》——全是研究者必须阅读的史
料。1925—1935 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时事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
按时序，这个时期从1927 年夏至1928 年夏瞿秋白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
论瞿秋白的政策及其实施的唯一英文专著是萧作梁著《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
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而在中文著作中，这段历史要复杂得多，触及共
产党史的所有问题。在1945 年4 月20 日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著名决议中，
虽然瞿秋白的领导未被说成“路线”，但是被说成“左倾主义”、“冒险主
义”、“命令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又被说成“极端民主”。这种混
淆不清的评价在文化革命时期发展成毫不含糊的谴责，终于在1980 年发展成
了进一步的含糊不清。直到现在，尚没有学者作出认真的尝试来撰写一部关
于瞿秋白领导的专著。李立三时期在R.C.桑顿的力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
党，1928—1931 年》中有论述。李立三也在1945 年决议中受到严厉批评，
然而关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中文学术专著尚告阙如。
关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建立，萧作梁的两部早一些时候出版的编著《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 年》和《中国土地革命，1930
—1934 年》仍是最好的专著。在20 世纪60 年代末期和70 年代初期，学者
兴趣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问题，终于产生三部深入研究的专著——约翰·E.
鲁著《居于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 年》，金一平（音）著《中国
共产主义政治》和T.勒特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对于江
西苏维埃的更全面研究，见于曹伯一著《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苏
联在这些年及以后年月所起的作用，在查尔斯·B.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与
中国共产党，1931—1946 年》中得到概括的研究。而对毛泽东持严厉批评态
度的别的观点，由在中国服务的最后一位共产国际顾向奥托·布劳恩（李德）
著《中国纪事，1932—1939 年》提出。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集，有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编《共匪重要资料汇编》两卷和刘培善编《中国共产党
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
长征紧接在中央苏维埃毁灭之后。关于长征的研究专著，有迪克·威尔
逊著《长征，1935 年》及乔治·瓦尔特和胡继喜（音）著《他们有十万人（长
征，1935 年）》。关于长征的中文著作，数量太多以致不能在此提到，可惜
大多是有逸事趣味的回忆录，不是严肃的历史。全世界对这个史诗般的事件
的战略和战术决定、组织和后勤补给所知甚少。而且，全世界对红军的组织
训练、后勤补给、奖惩及其他许多方面也所知甚少。约翰·吉廷斯著《中国
红军的任务》和塞缪尔·B.格里菲思著《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书应同两部中
文书一起阅读，这两部中文书是台北国防部战史局编《剿匪战史》六卷和薛
岳著《剿匪纪实》，内容都详尽得多。塞缪尔·B.格里菲思的《毛泽东论游
击战》可以同瓦尔特·拉克尔著《游击战：历史的批判的研究》（特别是第
6 章）一起阅读。
毛泽东的著作及传记在本提要最后一节加以介绍。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的传记资料浩如烟海，但分散在中文资料中，而英文传记著作尚失于肤浅。
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叙述朱德的生平，韦尔斯在所著《红色尘土》中
概略地讲述了其他若干中国共产党领袖。
近年，西方学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让·谢
诺著《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 年》是一部不朽的开拓性专著，接着有彼
得·施兰著《游击经济》和安格斯·麦克唐纳著《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
最近出版的专著是黄宗智等人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 年》
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 年》，两书表
现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问题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向。1933、1934 和1935 年《国
闻周报》刊载了分别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实撰写的三组文章，全涉及共产
党运动的社会经济方面。
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概括地阐明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托派分子）的
政治社会化和党的生活。这部回忆录与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
个人经历》成为姊妹篇。
1977 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者对党史的修正着重史实的核实，以及政治事
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编纂和叙述。像唐宝林著《试论陈独秀与托派
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 年第6 期）那样的解释性论文罕见。一个新趋
向是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注意力从江西中央苏区转移到其他苏区，如华中师范
学院党史学者编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一卷和《川陕革命根据
地历史文献选编》两卷。中国也出版一批关于周恩来、贺龙及其他人，甚至
包括向来不闻名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包惠僧的书籍。这些趋向有助于矫正党
史史料中的不平衡状态——除了毛泽东、江西苏区、第一方面军外，别的人
也对共产党运动作出了贡献。胡华主编的多卷集《中共党史人物传》已于1981
年在西安开始出版，格外值得注意。胡华已修订他所著《中国革命史讲义》
（两卷），尚无别的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出现，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在阿
里夫·德里克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
年》中得到评述。
5.土地制度
在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许多著作论述中国日益恶化的土地状况。
马若孟著《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2
章对若干这类著作作了评介，并试图把大多数这类著作分为各种类型。这部
研究专著也含有关于20 世纪华北农业的内容广泛的书目。天野元之助著《中
国农业之诸问题》附有1952 年以前的中国土地状况研究专著的包罗最丰富的
书目。这个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亚洲经济》第19
卷第1—2 期（1978 年1—2 月）第41—51 页上作了最好的评介。1953 年以
后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可见于蒲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1953 年以
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第368—393 页。当然，还可参考史坚雅等编《现
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三卷。
民国时期可靠的作物收获统计资料的两大来源，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
利用》和张心一在1929—1931 年所作的作物收获统计调查。前者是根据22
个省168 个县16786 块农田的样本，后者是在政府刊物《统计月报》若干期
上的报道，请格外注意该刊1932 年1—2 月号的汇总报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调查由1934 年8 月2 日设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实
施。该委员会使用来自各政府部门和大学的人员3000 名在22 个省进行调查
研究工作。这次调查在每个省抽选至少20%的县，然后从每个县抽选20%的农
户作为对象，按农户土地、收入、支出等项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完整详细
数据，除普遍调查结果的汇总表外，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发表出来。1937 年
在南京发表的初步报告是《全国调查报告》。
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部在中国各城市设有分部，分部职员展开数百次乡
村调查和旅行调查，收集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状况的情报。这类
报告有许多可见于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
年》。南满洲铁道会社从1919 年直至1944 末印行《满铁调查月报》，该月
报载有那数十年数量相当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庄及乡村地方状况调查，
是关于民国时代农业社会的最好史料来源之一。《调查月报》是另一种日文
期刊，1939 年创刊，继续出版到1944 年末。
关于学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战时期（1937—1945 年），可参考成都金陵大
学农业经济学系收集的并在期刊《经济事实》（1936 年9 月至1946 年1 月，
第1—53 期）发表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经济事实》是重庆战时政府印行
的经济统计月刊，该刊提供了研究战时条件下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学者几
乎尚未触及的丰富资料。该刊载有诸如谷物销售、作物生产费用、按农田大
小的劳力和资本分配、土地使用模式、运输费用和各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平之
类主题的调查以及卜凯的许多在别处不能得到的文章。
中国农村社会的契约方面，已由陈张富美和马若孟在《清史问题》第3
卷第5 期（1976 年11 月）和第3 卷第10 期（1978 年11 月）发表的一系列
文章中加以探讨。由这两位作者译成英文的约50 宗契约，展示了农户之间在
其生活周期的过程中种类繁多的资源交换。罗伯特·阿什著《中国革命前的
土地租佃：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的江苏省》是关于20 世纪30 年代土地
租佃和农村收入变化的一部有用的概要著作。这部研究专著描述了世界经济
萧条和国内通货紧缩严重打击农村经济结构时江苏省不断恶化的农村状况。
通过对全国土地委员会1937 年调查报告进行的有创造性的分析，小查尔
斯·罗伯特·罗尔估计出16 个省170 万农户收入的分配（《中国农村收入的
分配：20 世纪30 年代和50 年代的比较》）。罗尔也估计出1952 年收入分
配，并且发现由于实行共产党土地分配纲领的结果，收入结构中的不均衡比
1937 年低1/3 左右。属罗尔所认为的造成30 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
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与耕作和其他获取收入副业间劳力配置的
弹性。然而，在农户可把更多劳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动的地区，收入分配比较
均衡。
按区域研究1949 年以前的农业，是日本研究中国农业的主要学者在最近
的大作中采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区域发展》。关于满洲农
村，参考中兼胜义著《旧满洲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根据1944 年进行
的调查，今崛诚二著《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历史与革命前夕的现实》非
常详细地描述了华北农村。
一批新获得的关于中国土地状况的原始资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
200 卷论文（包括实地调查笔记），这些论文是在20 世纪30 年代由就各种
各样农村行政和乡村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硕士学位生撰写的。这些论文由萧
铮主编，1977 年由成文书局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丛书
形式在台湾出版。也可查阅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据剪报编成的有价值的索
引：《民国二○三○年代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资料》。
6.农民运动
虽然邓嗣禹著《抗议和犯罪在中国：秘密结社、民众起义、农民造反的
书目》包括中国历史所有时期，但是，所有近4000 条书目中，有相当大的比
例涉及20 世纪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除本书第6 章脚注
（《自发的抗租抗税》节）涉及的档案外，仅藏与地方农民斗争有关的少量
档案。主要见档1/2/999：《江苏安徽湖南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1941
年）和档1/2/1000：《苏皖湘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 年11 月—1930 年
1 月）。虽然比档1/2/1000 多得多，但档1/2/999 几乎不含关于风潮或其他
集体暴力行动的资料。然而，该档提供很多关于争端、控诉或请求的资料（如
佃农请求官员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诉军队把出租给他们的土地收回）。
美国档案馆提供不太详细的报告，但颇多提到特别是在美国领事馆驻地附近
的农民骚乱。特别有用的资料是领事馆每月报告（国务院档：893.00PR），
以及档893.43（秘密会社），893.48（灾难、饥荒状况），893.108（犯罪，
匪患）。珍贵的资料也零星分散在档893.00（政治事务）和893.00B（布尔
什维主义）的大量资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国报刊报道的摘要可见于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
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见第1012—1033 页）和冯和法编《中国
农村经济资料》，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更详细一
些的农民风潮的报道有时出现在和以上三部资料集一样具有左倾观点的上海
刊物《中国农村》，以及《东方杂志》上。两种有用的调查是：蔡树邦著《近
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和自鸣编《一九三四年中国农村中的各种骚动
风潮一览表》。这些资料大多具有报纸报道的性质。它们一般提供关于每次
事件参加人数的概约数字，几乎没有提到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或参加
者的社会成分。学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报告或司法案卷在内的省级或县级
档案将会使研究更深入得多。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2/2/1130 的资料记
录1930 年12 月至1933 年10 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
的讼案，但这些案件无一明显地涉及风潮乃至小骚乱。
在西方，与在中国不同（关于毛泽东时期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编史学，
见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
民造反》），研究自发的地方农民运动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个领域
在迅速发展中，这点由《现代中国》季刊许多期的内容加以证实，该刊是各
种西方文字期刊中刊载这个课题的论文的唯一最有用的期刊。一种研究分析
法强调农民的社会觉悟和自发斗争的革命潜力：诸家论著合集《中国的民众
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的许多撰稿者和编者（让·谢诺）也采用
这种研究分析法。拉尔夫·撒克斯顿最近的一部研究论著《中国揭示正确面：
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也断定中国农民在受到共产党动员之前就独立自
主地转向革命。与上述观点不同的见解，由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1945 年》和吕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奥贝尔等《在中国问题上
的冷静考虑》以及在本书第6 章所引用的文章中表达出来。关于推动詹姆斯·C.
斯科特（《农民的道德经济》）和塞缪尔·I.波普金（《有理性的农民》）
所展开的讨论的专题论集，见《亚洲社会中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
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42 卷第4 期）。最后，三部专
著研究民国初期在华北活动的一个著名的土匪首领（白朗）和一个也颇著名
的会社，进展颇大：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1928 年的中国盗匪活动，
特别论述河南省》，戴玄之著《红枪会》和罗曼·斯拉文斯基著《红枪会与
1926—1927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
研究海陆丰苏维埃的开拓性专著是卫藤沈吉著《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
苏维埃政府》。更多的详情可见于罗伊·霍夫海因茨著《大浪潮》。深入研
究彭湃革命经历和海陆丰苏维埃的权威专著，是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著《中
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中国广东海陆丰》。这部不朽的
三卷论著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节略本形式出版。彭湃本人的报告（《海
丰农民运动》）生动易懂。他对组织农民的问题和方法的许多见识，可在唐
纳德·霍洛奇《农民革命的种子》的译文中得到。关于以后发展（1928—1949
年）的史料和研究，可见于本书第4、12 和13 章的书目提要。让我们在这里
只提两部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查默斯·约翰逊著《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
和韩丁著《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像《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
权》那样最近20 年来受到那么多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那么多讨论和批评
的“中国问题著作”不多，但是，引起无限的讨论是真正有创见的著作的特
权。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指出，在共产党动员农民中经济因素高于爱国
因素。动员农民是并不容易的工作，这点为韩丁著《翻身》所动人地说明，
《翻身》是一部叙述中国北方村庄革命的材料丰富的第一手写实作品。尽管
著者持明显的同情态度，这部著作仍然展示了一部优秀著作的极度又爱又憎
的矛盾心理。
7.地方政府的发展
20 世纪地方政府研究的档案基础尚未建立起来。清代行政的背景有朝一
日将通过顺天府（直隶）档案加以研究。顺天府档案逾12000 卷，涉及职官
制度、民政、立宪维新、司法制度、金融货币及其他10 个主题，时期从18
世纪20 年代到1911 年。这批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丰富史料等
待编目和保管，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尚不明。关于四川巴县档案，总类目尚得
不到，可是研究者已开始利用这批资料。关于国立台湾大学所藏清代淡水厅
和新竹县档案，戴维·C.巴克斯鲍姆著《1789—1895 年淡水和新竹审判层次
上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实务的若干方面》〔《亚洲研究杂志》第30 卷第2 期（1971
年2 月）第255—279 页〕有所涉及。近代地方行政的发展可在南京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开始研究，该馆藏有1911—1949 年的资料，但利用那类馆藏资料
尚有限。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都已开始按某
些主题大批出版馆藏资料。例如，晚清立宪制度的地方自治部分可以利用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进行研究。
晚清以来地方政府研究的规范性基础，可在如《大清光绪新法令》之类
汇编和在费正清和刘广京著《近代中国》书目3.2 下所列的类似书籍找到。
问题是发现这些法令应用于实际到什么程度。就这一用途来说，政府机关的
公报特别是地方行政机关的公报，表明政府如何反映地方具体情况。《江苏
省政府公报》之类出版物，在余秉权等编《关于20 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中
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物注释目录》第71 页以下各页中述及。政府年鉴往往可
用于相同用途。
扩大的地方社会调查包含地方政府如何运作的丰富资料。日文的地方实
地调查成果在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活动，1907—1945 年》中有
介绍。最好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从20 世纪40 年代初在河北和山东某些地方
进行的逐村调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除访
问记录外，编入晚清以后关于地方政府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的政治方面，
已由普拉森吉特·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 年》
加以研究。这个主题的日文研究著作，也在杜阿拉的著作中被广泛研究。30
年代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所编实地调查报告简编包含很多地方政府资料：
《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主要共同研究计
划项目（已在上面提到），揭示清末民初许多地方行政发展的环境。也可查
阅刊载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 年）中的文章：张
玉法著《清末民初的山东地方自治》和王树槐著《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
地方士绅政治化研究应从张朋园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肖邦齐著《中
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 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着手。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孔斐
力著《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与动员问题》整体地对它进行研
究，该文收入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
近代时期地方名流如何与政府相互影响，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远东研究中
心论文选》第3 集和第4 集（1978—1979 年）中有所论述。特别是见之于艾
恺、苏珊·曼·琼斯和孔斐力的论文（如在书目所列）。有影响的帝国背景
研究专著是和田清著《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该书1939 年初版，1975 年
再版时附山根幸夫所编的重要新书目。萧公权著《农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
控制》和瞿同祖著《中国清代地方政府》是仍然有价值的清代背景入门书。
关于地方区域政权制度，留有许多卷大多是纲领性的、自吹自擂的资料。
不过可以看出这类集子的很多言外之意，如山西村政处编《山西村政汇编》，
该汇编编集1916—1927 年山西省从省发至县的文件。关于广西，见李友华著
《地方和国家：1925—1937 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
国民党地方行政及其背景，在陈伯心著《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和
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中得到介绍。关于县政，程方著《中国县政概论》
引用和综合很多现有的直到1939 年的文献；施养成在1946 年就省政写成的
综合性著作《中国省行政制度》也是这样做的。民国初期背景研究，有马场
锹太郎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 1927 年第12 期，第
81—317 页）。展示性的制度研究，有吴应銧著《民国初年地方知事的职业：
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现代亚洲研究》第8 卷第2 期（1974 年4 月）
第217—245 页〕。董修甲在他所著的《中国地方自治问题》中概述国民党认
为的地方自治制度。著名的国民党纲领制订者李宗黄著《新县制之理论与实
际》，论述被竭力推荐的“新县制”。
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政治，基本著作是艾恺著《最后一位儒家学者：
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这方面丰富的中文文献，可涉猎这部著
作所附书目和上面引述的余秉权著《关于20 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查尔斯·M.
海福德在他所著的《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中研究定县
个案。
8.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 年
学术界包含个人和机构，其历史记载在各种各样涉及思潮、政治倾向和
社会文化环境其他方面的综合文献中。我们在这里只能为本章专就高等教育
列出基本资料。
北京、南京和台北以及东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政府档案，在这个
领域比较而言仍然未被发掘。设在纽约州塔里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提
供美国援助，特别是在医学及其他科学方面的资料。
已出版的文献很多。舒新城早年编集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四卷收罗
从1898 年到1928 年国民教育创始期间的史料。舒新城去世后出版的舒新城
编三卷《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是一部与前者十分不同的作品，收罗1852—
1922 年的史料。1976 年出版的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四卷转
载清末至1948 年史料数千页，使该书成为一部包罗最广的资料集。丁致聘著
《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提供直到1933 年的每周记事。王云五著《商务
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提供1897—1972 年（1949 年以后关于台湾）的资料
和文献。林子勋著《中国留学教育史》也编入大量资料。
在杂志类中，有商务印书馆1909 年在上海创刊的《教育杂志》和中华书
局1912 年创刊的《中华教育界》。江苏省教育共进社主办，最初由蒋梦麟编
的《新教育》，1919 年创刊。
关于直到1930 年的教育的最早一部简明概括的综合评述，是王凤喈著
《中国教育史大纲》。关于1930 年以后的教育的研究，有一批在各方面赞助
下出版的调查研究：其中有蔡元培等著《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
—1931）》。《抗战前十年之中国》有若干关于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章节；
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有一流教育界人物撰写的章节。庄泽宣编《抗
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是《中华教育界》杂志新1 卷第1 期（1947
年）特辑。教育设施的官方统计数字收在教育部统计科刊行的《二十一（二、
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内。有两部教育年鉴出版：《第一次中国教育
年鉴》六卷在1934 年出版，有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前言；《第二次中国教育年
鉴》在1948 年出版，有朱家骅的前言。
自1981 年以来，台湾陆续出版《学府纪闻》丛书，由一流大学的单卷校
史组成。第一批出版的，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
武汉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内容包括各种各
样资料，从正式大事记、同时代人的文章、报告和演讲直到纪念文章和个人
回忆，回忆大多是逸事趣闻。台北《传记文学》月刊和传记文学社出版《传
记文学》丛书，收民国时期人物传记，包括许多教育界人物传记：王文田著
《张伯苓与南开》（丛书第26 种， 1968 年）；梁实秋著《谈闻一多》（丛
书第3 种，1967 年）；罗家伦著《逝者如斯集》（丛书第14 种，1967 年）；
《蔡元培自述》（丛书第22 种，1978 年）；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丛
书第21 种，1979 年）；杨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丛书第98 种，
1980 年）。
关于蔡元培对近代中国教育界生活的特殊贡献，见陶英惠著《蔡元培年
谱》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 集（1976 年）和第7 集（1978
年）刊载的两篇详细文章。除广为人知的《蔡元培全集》外，还有1980 年出
版的集中蔡氏有关教育论述的专集，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若干校
友会刊物如《清华校友通讯》载有有用的校史资料。英文的教育界人物的第
一手记述有蒋梦麟著《来自西方的潮流》。
在华教会大学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环境的相互影响，在杰西·G.卢兹著《中
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有论述，也见于安东尼·C.李：《中华民
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各教会大学校史，已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
合理事会刊行，虽然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这类出版物有两种用途，一是提
供主要根据差会档案和私人文件撰写而成的19 世纪以来在华教会教育事业
概要，二是展示教会大学教育家和他们的年谱编写者之中普遍存在的态度分
歧。这类出版物有：查尔斯·霍奇·科贝特著《齐鲁大学》（1955 年），克
拉伦斯·戴著《之江大学》（1955 年），艾德敷著《燕京大学》（1959 年），
玛丽·兰伯顿著《上海圣约翰大学， 1879—1951 年》（1955 年），德本康
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55 年），L.埃塞尔·华
莱士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56 年）和刘易斯·C.沃姆斯利著《华西协
合大学》（1974 年）。也参见鲁本·霍尔登著《1901—1951 年中国大陆的雅
礼和湘雅》。关于最近出版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
学研究的影响的分析专著，有彼得·巴克著《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
1936 年》和菲利普·韦斯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 年》。
日本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的全领域，已由日本大学者实藤惠秀全面开
拓，他的1939—1945 年早期著作（见费正清等著《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条
目6.8.1—6.8.5）在他1960 年出版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达到其巅峰。
这方面的中文著作，有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实藤惠秀在东京的藏书
仍然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资料来源，在任何其他国家无类似的富源。汪一
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是一部导引研究的专著，而中
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仍然是一个未被发掘的富源。萨利·博思威克著《中国的
教育与社会变迁》在第200—201 页列出这类回忆录约50 种的书目。
在近来的出版物中，这个研究领域最有用的起始著作，除菲利普·韦斯
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 年》外，还有北京1965 年编成，
1981 年出版的详细清华校史《清华大学校史稿》（约翰·伊斯雷尔选刊了其
中一部分）和贾祖麟在1981 年出版的研究专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
叙事史》。
9.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 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已在本书上卷《文学的趋势I：对现代性
的追求》的书目介绍中加以讨论，本书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写时未获
得的更多资料信息。
自1976 年“四人帮”垮台以来，学术活动的复苏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成果的丰收。（按照中国史学界年代分期，“现代”指1917—1949 年，“当
代”指1949 年至现在。）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种是现代文学史料
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学史料》，重点登载了茅盾的回忆录
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此外还有若干专门的鲁迅研究刊物（1981 年为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部头
《中国文学家词典》正由北京语言学院刊行：现代篇第一卷在1978 年以初稿
形式出版，载有405 位文学家的传记；第二卷在1982 年出版，载有582 人的
传记。本章提到的公认为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包括李何林、王瑶和刘缓松所
著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再版印行，一批新专著也已出版。
一个新的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服务的全国档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来的
档案中心将设在北京附近16 世纪建成的一个古庙内。据《中国文学》（1983
年2 月）提供的信息，馆藏“将包罗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作家、理论家、
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参考影片、录音带和录象带，以
及他们各种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资料”（第137 页）。现在已经开
始实施的也许是最具雄心的计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
丛书，该丛书将收有关于文学运动、社团、争论以及关于作家及其作品的资
料，附刊载在报刊的作品和文章的索引。这个大项目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主持下十余所名牌大学的学者的一项共同研究计划。这套丛书完成
时（计划在1985 年完成），数量可达数百卷，将成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中
国及西方学者和研究者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宝库。
然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释质量不一定配得上极大的数量，虽然
1976 年以后的著作表现毛泽东思想意识少些，但是没有放弃过去30 年连续
不断的思想运动形成的基本马列主义框架。近来出版的大多数专著仍然往往
会着重研究30 年代文学论争和党领导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在延安文学界
的重要作用。因此，左翼作家文学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
特别是在战时重庆和沦陷区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在现代时期的
作家中，鲁迅仍然是占据政治上奉为神圣的地位的杰出伟人，虽然少数研究
专著（如刘再复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爱读的传记《鲁迅传》）试图从人的角
度更客观地描绘鲁迅。
近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
（1）鲁迅，（2）郭沫若，（3）茅盾，（4）巴金，（5）老舍，（6）曹禺。
在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张天翼、吴组湘、
沈从文、钱锺书和张爱玲——似乎在中国文学史中默默无闻。30 年代初一度
发展起来的诗的现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
注意，如今才开始在中国吸引学者兴趣，部分地是近来集中在“朦胧诗”的
年轻实践者的争论的结果。
可是，如徐志摩和郁达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诗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学更
大的遗产的一部分，这部分文学遗产在台湾准许阅读，而其他大多数作家，
包括鲁迅，被目为“共产党”，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颇为大胆的学术丛书，
周锦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数约30 卷，是机智地避过官方禁令的
初次尝试，虽然各卷的学术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在推进作为社会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学，而不是主要作为政治意识
和政策反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数越来越多的西
方学者正在迎接这种挑战，他们近年已能同他们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
接触。从这类接触中得到好处的近年（出版或准备出版）的研究专著中，最
值得注意的有：梅仪慈著《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意识和叙
事》；葛浩文著《萧红评传》（据作者英文专著《萧红》扩充和修订）；杰
弗里·金克利即将出版的一部关于沈从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学的学位论
文《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的修订稿）和胡志德著《钱钟书》。这些学
者不是访问过研究对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对象生活所在地点进行研究，或两
者兼而有之。继这些学者之后，一些美国大学研究生，已就吴组湘、老舍、
萧军、艾芜和丁玲这样一些人物和就自传文学和象征派诗这类一般论题，在
中国进行研究或访问。
然而，在西方学者中，集中的一般领域仍然是30 年代文学。这是可以理
解的，这是由于尽管社会政治环境令人窒息，这个时期的作家却多产，并且
艺术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论战和活动已不为西方学者广泛研
究，保罗·皮茨科维奇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和
安东尼·凯恩最近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的文学政策》
是显著例外。40 年代时期，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卷入战争和革命中，在西方学
术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战时作品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翻译。茅
盾的小说，如《蚀》和《腐蚀》，尚未翻译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说《寒夜》
最近才由内森·毛翻译成英文。重庆战时戏剧尚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极重要课
题。沦陷区上海文学界在爱德华·冈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
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 年》中，在学术上初次得到论述。延安文艺
界成为戴维·霍尔姆的研究课题，此人曾就延安秧歌运动和鲁迅遗产写过论
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邦尼·麦克杜格尔根据较早的1943
年文本的审慎的新译本。本章概括地探讨的战后电影业，已由保罗·皮茨科
维奇、保罗·克拉克和其他人作为社会史的一种资料加以研究，电影艺术价
值和文学价值仍然有待评估。（杰伊·莱达著《电影》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
电影的著作，有严重缺点。）总之，这整个时期为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
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
一个新领域的发展也可由研讨会和会议之类集体学术活动判断。自1974
年在哈佛大学举行开拓领域的研讨会和会议——成果为《五四时代的中国现
代文学》（默尔·戈德曼编）——以来，已举行过六次国际会议，其中三次
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时期有关。这些会议的第一次是1980 年6 月在巴黎举行的
研讨会，由罗伯特·鲁尔曼组织。1982 年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1937
—1945 年）》为题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专门题献给丁玲和艾青（后者亲自参
加了会议），载有欧洲、美国及中国学者写的论文29 篇。第二次国际会议专
门讨论“鲁迅及其遗产”，1981 年8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阿西洛马尔举行。由
李欧梵编集的会议论文集目前在准备中，收论文12 篇，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
文学、政治和思想的范围广阔的影响及其在世界文学中受接纳的程度。最近
的学术会议是1982 年12 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批判探讨”
研讨会。约20 位学者讨论运用西方批判理论分析五四时代早期至现在的有特
色的中国短篇小说的可行性。研讨会标志了首次把精选小说的内在结构作为
文学文本而不是作为历史文件或作者的传记资料来进行持续的探讨。
学者也可利用载于温斯顿·L.Y.杨和内森·K.毛编的《中国现代小说：
研究和欣赏指南》的书目提要；唐纳德·吉布斯和李云晨（音）编《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书目，1918—1942 年》。
包罗最丰富的现代中国小说的英译样本是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
代中国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 年》，现代中国诗的样本是许芥昱译编
《20 世纪中国诗集》，现代中国戏剧的样本是爱德华·冈恩编《20 世纪中国
戏剧选集》。
第10 章书目提要，见前书目提要2 和10。
11.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
尽管紧张并明显重要，抗日战争时期仍然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未开发的
部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最佳的全面写照，大概仍然是当时在中国采访的两
个美国记者写的著作：白修德和贾安娜著《中国雷鸣》。这部著作批评国民
党，但作出的总评价正在得到最近更多学术研究著作证实。关于这一时期的
包罗最丰富的著作是，现代中国著作最丰的史学家吴相湘撰写的《第二次中
日战争史》两卷。虽然披露的资料有用，但是吴著在批判解释或分析上显著
不足。分析较充分并有有关国民党战时努力的有价值史料、特别研究军队派
系倾轧和政治败坏的影响的一部著作是，齐锡生著《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
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 年》。易劳逸在他所著《失败的根源：国
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17—1949 年》中也持批判态度看待国民党。质量
上和对国民党评价上各异的论文专题集，有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
党中国，1937—1945 年》。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当地曾对国民党作过一些最
锐利的分析，他的战时文电稿已由周锡瑞编成《在中国的失机》一书出版。
另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佩克，从普通人的有利地位评价战时中国；他的
著作《两种局势》是一部罕见和令人爱读的作品，充满讽刺幽默和与中国老
百姓的同感。
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方面，刘馥著《现代中国军事史》提供良好的概括
研究。迪克·威尔逊著《两虎相斗之时：中日战争史实，1937—1945 年》是
一部普通读者爱读的著作。叙述各次战役颇详细的一部国民党官方著作是许
朗轩和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 年》；这部作品是胡璞玉（音）
主编的国民党国防部出版的多达101 卷的中文《抗日战史》的要略。若干较
短的中文军事史可以利用，其中有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和国防部战
史局编《中日战争史略》。
美国在华的军事作用，已在美国陆军部战史处主持下由查尔斯·F.罗曼
努斯和赖利·森德兰执笔写成的三卷史给予接近定论的论述。这部充分研究
英文文件后写成三卷史的书名是：《史迪威赴华使命》、《史迪威指挥问题》
和《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史迪威将军是战时在中国的主要美军将领，
是巴巴拉·W.塔奇曼荣获普利策奖的传记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
—1945 年》的传主。在广阔的政治格局中研究美国在华作用的著作，有邹谠
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年》和更近出版的迈克尔·沙勒著《美
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关于中日战争日本一方的著作在本书第
1 章和第10 章书目提要中提到。
抗日时期国民党中国国内政治史甚少受到学者注意。政治制度有三部在
40 年代出版的著作研究：林百克著《蒋介石的中国：政治研究》，钱端升著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和劳伦斯·K.罗辛格著《中国的危机》，后者是一部
面宽而不太详细的著作。
抗日战争的经济方面，特别是通货膨胀，在三部研究专著中得到熟练的
处理。张嘉璈著《恶性通膨胀，1937—1945 年中国的经验》，周舜莘著《中
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 年》，和杨格《中国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
—1945 年》。杨格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也写过一部有关美国与战时国
民党中国的经济牵连的极佳历史著作，《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 年》，
广泛地提供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资料。程玉桂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
展：1948 年的历史综合分析》，是一部研究现代经济部门的简明而资料充实
的著作。
日本在控制区域的经济政策及其激起的反应，是浅田乔二著《日本帝国
主义统治下之中国——中国被占地区经济之研究》的研究课题。我们对抗战
时期的了解仍有很大空白。例如，文化和社会方面，几乎没有被触及，而大
有希望用来阐明南京十年的地方史的详细研究，40 年代尚未在国民党区域开
始。
12.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5 年
本章书目提要不拟重复在本书第4 章书目提要或在上卷书目提要中已经
提过的书目。也拟避而不提在本书第14 章书目提要中论述的毛泽东著作和传
记研究专著。
涉及1921—1949 年整个时期的大规模文献汇集尚告阙如。康拉德·布兰
特、史华慈和费正清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是一部最早的探索性著作（1952
年），但仍然是一部有用的入门著作。对于赵国俊著《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
策，1921—1959 年》，这种评价也大致同样正确。到60 年代，薛君度编《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一卷，1921—1937 年；第二卷，1937—1949 年）根据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丰富的收藏，提供了利用中文资料的指南。也有用的
编著是路康乐等编《中国红军，1927—1963 年：有注释的书目》。
党史文献及其他资料在中国已以逐渐加快的速度出版。然而，由于这个
主题有许多敏感性，出版物落后于大多数传统学术领域，而且有些书籍限“内
部发行”。一部专门的党史定期刊物是《党史研究》。两套不定期出版的丛
书是《革命回忆录》和《党史研究资料》。此间在研究中使用的一部跨越30
年的八卷文献集是《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类似的资料集有《中共党史教学
参考资料》三卷。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发展是莱曼·P.范斯莱克著《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
史中的统一战线》研究的课题。第二次统一战线发展中最有戏剧性和决定性
的事件——西安事变——当时由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真相》加
以报道，最详尽的著作是吴天威著《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也见
吴天威载在《现代中国》季刊“第10 卷第1 期（1984 年1 月）上的西安事
变新史料综述〕。
为系统地提出有关20 世纪这第一次大农民革命的理论，查默斯·约翰逊
著《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 年》作了开拓
性工作。反对约翰逊所持的中国共产党胜利主要基于战争引起的爱国动员而
不是基于中国近代社会内的革命需要的论点的，有谢尔登著《革命中国的延
安道路》，这部著作从研究陕甘宁边区得出一般结论。阐明战争期间中国共
产党成功的第三部著作是，片冈铁哉著《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
次统一战线》；片冈铁哉认为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基层组织和
非政治性的组织网周围加上了“钢框”；而在中国城市，民族主义的责任使
蒋介石既不能采取有力的反共行动，也不能与日本媾和。这些早期论述可被
认为充其量也不过是部分正确，因而作为全面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些
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著作提供历史观点：斯蒂芬·艾夫里尔著《棚民与长江
多山地带的开拓》和《多山地带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罗伯
特·马克斯著《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1630—1930 年》，
和琳达·格罗夫著《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 年》。研究
各敌后根据地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凯思林·哈特福德和卡尔·多里斯研究晋
察冀边区，陈永发和格里戈尔·本顿研究华中根据地，和戴维·保尔森研究
山东根据地。补充谢尔登的陕甘宁根据地研究的，有彼得·施兰著《游击经
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 年》和由安德鲁·沃森译为英文的毛泽
东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 年）。抗战时期在共产党根据地内及周
围的许多观察家的报告，集中在战争头几年，然后集中在最后两年。战争中
期最困难的几年，西方人士几乎没有观察敌后根据地，林迈可的著作，特别
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 年》除外。从在中国出版的关于这
个时期的大量出版物中，我们在这里只能列举如《彭德怀自述》和薛暮桥著
《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之类的样本。1984 年8 月召开的抗日根据地研究
国际会议将出版更多的著作。
关于在台湾的调查局档案资料的种类和使用指南，见多诺万、多里斯及
沙利文著《台湾调查局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资料》。官方日本军事史《华北
治安战》两卷充满有价值的资料。每年出版一卷的《美国对外关系》载有关
于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很多，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关系的资料。
詹姆斯·B.里尔登-安德森著《延安与列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渊源，1944
—1946 年》中的看法，被多萝西·博格和瓦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
年代：1947—1950 年的中美关系》的几篇论文所沿袭，直写到 1949 年。
13.1945—1949 年的国共冲突
前两章分别关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运动的书目提要已记述到现在为止
可利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内战时期研究的主要中文资料。学者可有把握
地期望更多的文献和研究著作从南京、台北和其他各地的档案中出现。
1949 年以前军事史诸方面的研究著作选已在美国陆军部战史处主办下
翻译成英文。这些研究著作原来是在台湾根据当地可利用的军事档案资料写
成的。这些著作选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得到，标题为“英译中文军
事研究著作和资料”。
也可从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得到的资料是1945—1949 年时期美国领事
馆的报刊译文系列资料。这个系列包含若干国民党城市的报刊和共产党控制
区的电台广播，但包含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新闻出版物的材料不多。最重要的
共产党新闻出版物是《解放日报》和《群众》杂志。这个系列也没适当地包
含新闻杂志。这个时期的最佳英文期刊是《密勒氏评论报》。主要的中文时
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的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
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上述资料来
源，连同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对外关系》，反映在国民党城市获取的有关共
产党和战争本身的资料不多，这是当代历史的一个事实，后来的历史学家，
当他们查完现在可获得的有关这两个题目的大量档案资料时，可能疏忽。
关于20 世纪40 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如本书目提要2/10 指出的，已
有大量著作。关于“丧失中国”的历史研究问题，最近的一部发人深思的研
究专著是韩德著《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 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该专著把
来华基督教差会、中国人反差会事件、美国排华运动及中美外交关系置于共
同的框架之内。关于40 年代美国在华战争活动的基本叙述，有查尔斯·罗曼
努斯和赖利·森德兰的官方中缅印战区史三卷。关于这个时期的最一般的背
景读物，有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 年》。
一部附有长达60 页的关于美国手稿、政府档案、发表文书、情报报告、学位
论文、口述历史、文章及著作的书目的著作，是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
《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的争论，1949—1950 年》。
14.1949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在这个专门主题下，我们拟避免重复本书书目提要4 和12 提到过的著
作。关于这个变化不定的主题，特别是毛泽东著作的全文，可以获得的文献
资料，70 年代初以来，数量上至少增加了两倍。新历史资料的大量出现，使
我们关于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看法。虽然他在1949 年以后的政策最受人
怀疑，但是，若干更早期的问题也已出现。例如，毛泽东改信马克思主义的
年月，他在1930 年对李立三路线和在1933 年对福建反叛者的态度，在中国
学者中，特别是在《党史研究》之类内部刊物中，是极其热烈的讨论的对象。
然而，关于毛泽东直到1949 年的思想发展的研究，主要变化在于新资料的获
得。
在70 年代初以前，可利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思想的
资料，主要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各种文字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加
上可在中国以外的图书馆找到的从20 年代到40 年代发表在书籍和期刊上的
毛泽东著作。虽然属于第二类的颇大一部分毛泽东著作可在什么地方得到，
但是，那些资料分散在各个中心，系统地利用那些资料费时费钱太多，简直
不可能利用。第一个大突破是在1970—1971 年，10 卷版1917—1949 年的毛
泽东著作在东京出版：《毛泽东集》。可惜，《毛泽东集》印数很少，因而
在大的中国学图书馆外不能为学者广泛利用。然而，竹内实教授及与他联合
从事这项事业者不仅能照新的版本说明勘正少数错误再次印行原十卷《毛泽
东集》，而且开始出版包含全新资料的若干补卷（《毛泽东集补卷》）。载
至1984 年10 月，已出版六卷，以后每隔两个月出版一卷。最后，共出版补
卷八卷，不是原来宣布的五卷，另加年表卷，全书将达19 卷。①
同时，中国方面已经开始出版一些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成为马克
思主义者以前时期的著作，而且也包括1921—1949 年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些
可在内部发行的如《一大前后》和《新民学会资料》之类编集中找到。然而，
在负责编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著作的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主持下，为纪念毛泽东90 诞辰出版的《毛泽东书信
选集》及其他以专题编辑的已出版或将出版的书信选集内，有许多极使人感
兴趣的以前不为人知的书信。
这些情况至少部分地使全部原有的毛泽东研究著作（甚至包括最近出版
的著作）陈旧过时。然而，尽管文献应用上出现空白，但是，许多作者已经
以使人思考的方式理出基本问题，并且勾画出对指导今后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的假说。下面是一小批精选的具有某些重要贡献的著作。
在以一贯方式研究这个直到1949 年时期的全部或颇大部分的著作中，最
近出版的思想最丰富的和最不偏不倚的著作是，布兰特利·沃马克著《毛泽
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1917—1935 年》。虽然这部著作写到1935 年，而且未
能利用1917—1921 年的一些主要的资料，但是它是现有的介绍毛泽东在思想
形成年代的思想的最佳著作。约翰·布赖恩·斯塔尔著《继续革命：毛泽东
的政治思想》，受到著者把从20 年代到70 年代毛泽东写的每部著作作为一
个单体处理的倾向影响，大为减色，从这些单体，著者可随意引用文句来说
① 全部出齐共20 卷——译者。
明著者基本上以不顾史实的方式想象出来的各个方面。然而，这部著作包含
有创见的注释和有用的编辑而成的资料。另一部研究整个毛泽东1949 年以前
思想发展及1949 年以后思想的著作，是熊玠著《意识形态与实践：中国共产
主义的发展》，这是一部使人感兴趣和有创见的解说著作，即使这部著作把
思想．．（如在毛泽东思想中）作为一种与西方通常的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种
类不同的思想活动样式以与中国传统模式相一致的见解，是引起争论的。（就
中国人来说，他们坚决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的确．．构成体系。）熊玠这部研究专
著无疑是这方面的最佳著作之一。宣道华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毛泽
东：初步再评价》在颇大上程度上均研究1949 年以前的毛泽东的思想，但是，
在文献应用上略陈旧过时。
关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唯一最佳著作，是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
动》，书中有几章专门叙述1915—1927 年的毛泽东的思想。其他著作有：魏
菲德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的思想的哲学观点》，主要研究毛泽东在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时期的思想，虽也兼及文化革命；和乔治·曼蒂奇著《湘
江思潮》，这是一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杂志的意大利文全译本。史
华慈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也提供深刻而敏锐的见识，尽管
有文献基础过时30 年所造成的种种缺陷。最后，雷·怀利著《毛泽东主义的
出现》是现有的研究毛泽东延安时期思想的最佳著作。这部著作思想丰富，
并且充分利用文献，集中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毛泽东的思想在其中形成
的政治斗争基质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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