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NewZerg (千金买一醉),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6:01:54 2004)

第15 卷序
第14 卷《剑桥中国史》阐述了到1965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止的中国共
产党改造社会的历史。那个时候，这个国家似乎已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
复了元气，当局正在着手实施其耽搁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尽管中国在
此前与苏联分道扬镳，但它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变异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
际上，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以及全部外国观察家都没有意识
到，毛泽东即将发动一场运动，以改变那种形象，这是一场除了牺牲生命以
外，在各个方面都将比以往所经历过的任何运动破坏更为严重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在第14 卷中作了分析。在第15 卷里，我们力图追
溯依然只为大多数中国人尚不完全理解的一连串事情。我们从分析共产党夺
取政权以后毛的思想的发展入手，致力于理解他发动这一运动的原因。我们
紧紧把握住相互对立的观点：当时人们赞颂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和以后回顾时
通常直接反对此说法的理由。
我们接着考察毛的革命在他1976 年逝世后又如何为一个新的革命所继
续。毛为了在精神上改造中国作了最后的努力，并孤注一掷，而他的继承者
邓小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道路。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努力从经济上改造这
个国家。文化大革命远没有使中国人变得更为革命，其结果，似乎是使他们
为抛弃卡尔·马克思的原则、支持亚当·斯密的理论准备了条件。本卷的大
多数撰稿人都对这一新道路在80 年代早期的情况作了分析。那时候，邓的实
验正取得初步的重大成就。
关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及知识分子各章的顺序，我们仍遵循第14
卷的编排。但除此而外，另有两章我们把视线从北京的决策者那里转落到中
国的民众上，看看这场革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越过台湾海峡，把目
光落向这个海岛省份。该省利用其与连续不断动荡的大陆相隔绝的状态，用
一种不同的方法改变了自身。
本卷是涉及19 和20 世纪的第6 卷，也是最后一卷，至少对这一版本的
《剑桥中国史》来说是这样。与以前一样，我们的注脚表明我们从别人那里
获益匪浅。我们也乐于指出，由于在过去10 年里北京坚持开放政策的结果，
我们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句已大大增加。??。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认识世界就愈发变得必要，
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复杂了。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资料激增，认识也
在提高。仅仅总结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对于历史的思考来说，认
识的事实基础越来越必不可少。
自本世纪初起，剑桥历史丛书已经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本史学著作树立
了一个样板，丛书的各章都是在各卷主编的主导之下由有关专家撰写而成。
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16 卷本《剑桥近代史》于1902 至1912 年间问世。随后
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
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 卷本的
《新编剑桥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现在也接近完成。其他
的剑桥史学著作有伊斯兰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人史、非洲史、
日本史以及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中华文明史比任何一
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来得广泛而复杂，它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头绪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很多世纪以来，中国
的历史学一直是高度发达和成熟的。但是，直到本世纪中叶之前，尽管欧洲
的汉学家们有过重要的、开拓性的辛勤耕耘，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所取得的成
绩几乎限于翻译少量古典著作，以及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
近来，西方学者更为充分地利用了中国，还有日本的丰富的史学传统，
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和制度的明细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法
批判性的理解。此外，现在这一代的西方中国史学家在继续依靠迅速发展着
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汉学研究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西方历史学
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近期发展成果。近期的历史事件在对很多
旧观念提出疑问的同时，也使一些新问题突出起来。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之
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增强。
1966 年，在开始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
供一部内容丰富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认识写一部6 卷本的
著作。自那时以来，当代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学术向新领
域的扩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现在，《剑桥中国史》已扩充为15
卷，而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文学史等专题史，经济学和工艺学的很多
方面内容，以及地方史的所有宝贵资料。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史研究的长足进
步。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所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今后将会继
续，并会加快。西方史学家对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他们所在国家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
世界，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 正 清
丹尼斯·特威切特
译者的话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各卷由研究中国相应历
史时期的专家学者编辑，卷内各章由各课题的专家撰写，包括世界各国的中
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
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是《剑桥中国史》
第15 卷的中译本。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是为了给我国学术界提供参考、
以资借鉴。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备“为错”、“攻
玉”条件的它山之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对我们是有益的。就本卷而言，
我们认为各章作者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许
多问题的叙述和分析较接近客观。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观念上的巨大
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本卷作者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是我们所
不能接受的。在这里，我们特此申明。不过，考虑到翻译著作的特点及全部
15 卷的《剑桥中国史》之学术性质，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
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取舍等敬请读者自行鉴别。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尤
其是一手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对原文；少数引文未能查到，从英文回译，并
将引号删除，尚祈读者见谅。此外，对于原文中的错误、不明确之处，我们
尽力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按所译章节先后为序）：
俞金尧、时和兴、鄢盛明、王云周、徐再荣、胡北海、刘峰、包茂宏、郑文
鑫、齐霁、韩立民、孟庆龙、李庆红、赵成根、胡叶平、张宙星、鲍静、熊
进、王明毅、苏征宇、张薇、张军、李光祥、周骏、张勇、姜江华、李凉、
张涛、田淑芳、秦立德、张丹、戴清、邵燕君、周阅、史成芳、匡纮远、袁
克修、王丹妮、张晓华、明立志、王东海、冀飞、李耀星、孙学敏、温瑞茂、
亦文和日天。本书大部分章节由李殿昌校订，俞金尧、孟庆龙、匡纮远、陈
福生、郝名玮、郑文鑫、徐再荣、日天校订了部分章节（第一章、第二章部
分、第三章、第四章部分、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部分、第十一章部分）。
全书由孟庆龙负责统稿工作，浦鞍平通看了全稿，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历史编
辑室的同志们详细审阅了全书，并对原文中的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进行了纠
正和补充。在翻译过程中，徐景慧、毕建康、王眉、刘兴成、高珊、向有等
做了大量的核查引文和文字工作。
为了使本书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大
力支持；历史编辑室和负责出版发行的同志也多方协助。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1992 年6 月20 日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
年
第一章 1949 至1976 年的毛泽东思想
像列宁一样，为了夺取政权，毛泽东在继续发展他的思想。以前的条件
下形成的思想，后来情况不同了，变得相反了，他就发展它。在这一过程中，
他对自己以前所采取的立场进行修改、补充，阐述得更详细。在许多方面，
他的思想是连贯的，但其中也有惊人的断裂与相悖之处。此外，毛也探索了
他以前从未涉足过的新的领域。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一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或马
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经济实际，与中国的历史文
化遗产相结合。这份遗产在毛看来依然是那么实际。在夺取政权以前，这一
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为农民提供一个比十月革命模式所显示的政治作用更大的
理论依据，尤其是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提供证明。在这方面，中国的理论
与实践将更接近苏联。对此或许早就有人设想过，很可能是由毛自己在1949
年设想出来的。在农村和城市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处在一个新的
地位：发展现代工业，进而创造一个自己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
阶级基础，在共产党统治下开辟一条赶上先进国家的道路。
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间，这种趋势似乎就要出现了，但很快发生了
逆转，而且在1949 年建国十年之后，中苏关系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疏远了。
《剑桥中国史》第14 卷记载了这段历史，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当然，我们
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这些方向性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这里我们要论
证的是，部分原因在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依旧所起的作用，部分原因则是农民
意识对于毛本人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答案。从斗争精神与牺牲精
神方面而言，从经济工作中的分散经营与自力更生方法而言，延安模式的影
响也必须给予重视。另外，还有一个显然很重要但难以估价的因素，就是前
文已经提到的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虽然他在1938 年就已经提
出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但到了50 年代初就不再提起了，这
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容忍在国际共运中，除他之外，还有其他的理论权威
存在。斯大林的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毛泽东的想法的。
毛确信，中国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也许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历史成就。这
种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用渊源
于民族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成为革命转变、并最终
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
取代它。然而，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究竟是中国
的还是西方的，尤其是对其晚年的思想，就更加困难了。
这便是导致他的理论出现矛盾的突出原因。人们自然可以问，在毛最后
的15 年里，他是否仍像过去那样对这种理论问题感兴趣呢，或者只是全力以
赴地为实现他自己确定的目标而奋斗呢？但是这特别符合他的《矛盾论》。
毛的思想中另一个模糊的成分，是他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与上层建筑的
作用，这一点贯穿于他的整个革命生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普罗米
修斯式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现代中国以前的文化中并不突出，在欧洲文
明中也不显著。决不能把它看作毛的思想中的一个传统成分。另一方面，在
一定程度上统治者品德的优劣可以看作是人民幸福的首要保证，认为道德教
化是社会控制的关键手段，这与帝王统治时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被明确地比作秦始皇，是伟大的革命
先驱和运用革命暴力的大师。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延安遗产的真谛的组成
部分（尽管常常被误解），群众参与和依靠群众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广
泛宣传。
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拥护者，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道德救世与技术救世，独裁专制与人民
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毛1949 至1976 年间反复深思而又困惑不解的
矛盾问题。
毛泽东在研讨这些或那些问题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复杂的著作。在对
此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部分按专题、部分按年月顺序讨论的方法。
就许多重要方面而言，1957 年下半年是毛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其标
志是他的观点与个性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一直伴随着他最后的19 年。因
此，关于毛泽东思想许多方面的论述都将被分为1957 年以前和1957 年以后
两个相等的部分。但是，我们不会生搬硬套这一模式，毛晚年的一些极为重
要的思想实际上是在1957 年以后才形成的。
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统治方式
确切地说，第一个主题是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毛的思想在1957 年似乎
并没有决定性变化，而从井岗山到延安，从延安到60 年代却有很大的连续
性。整个这段时期，坚持政治精英的坚强领导，是他思想的显著标志。
实际上，这个特征是“群众路线”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它常常被浪漫化和感情化，用以象征允许人民自我解放，并自发地管
理他们自己。事实上，当毛泽东把政府的作用看作是教育作用的一部分时，
他并不具有斯帕克的思想，即让“学生”自己完全自由地决定他们该学什么。
相反，要正确理解“群众路线”，就必须看到，它不是列宁“民主集中制”
的否定，或与其相反的东西，它与“民主集中制”是互补的。“群众路线”
所强调的只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方面。1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群众路线”这个思想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理论与领导方法上的一个真实而重要的方面，这种理论和方法是以党的经验
为基础的。在江西时期，就已开始非常重视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其显而易见
的原因在于，假如没有这样的联系，脆弱的根据地就难以生存。②“群众路线”
这一术语并不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明显归功于周恩来和陈
毅。③然而，这一思想在1929 年12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有特殊的表达，它是
毛的思想的核心，而且是毛给了这一概念明确、系统的表达。1943 年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首次系统总结并表达了自己的经验。毛的经典定义就是在当时提
出来的。请看下面一段：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

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
，化
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④
正像画着重号部分所明确表示的，虽然群众受到革命运动领袖们的信
任，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去领会和掌握别人的思想。他们自己对于构筑一个系
统化的理论体系是难有作为的。这一点与列宁的思想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所
以毛大约在提出“群众路线”的同时，也以其列宁式的严厉态度再次强调必
须接受由革命精英们集中指导的原则。“一部分同志”，他在1942 年2 月1
日的讲话中抱怨说：
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

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①
在由毛极力主张的既自下而上地主动调查和容纳，又自上而下地集中领
1 ①有关毛思想与行为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复杂而模糊关系的讨论，参见斯图
尔特· R.施拉姆：
“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基础和影响”，见S.施 拉姆主编：
《中国国家权力
的基础与范围》。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3 卷 S.施拉姆撰写的一章，第820—822、826—866 页。
③ 例见丁伟志、石仲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载1983 年《文献和
研究》第 420—428
页，尤其是421—422 页。
④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3 卷，第119 页（《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3 卷，第899 
页。—— 译者）。
① 前引书第3 卷，第43—44 页。（《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3 卷，第821 页。——译
者）
导所界定的广泛范围内，存在着侧重点不断变化的余地。从延安时期开始，
毛泽东的侧重点是不断变化的。然而，至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他一直
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比民主更为重要。
不过，虽然毛决不是一个列宁斥之为“尾巴主义”的那种人（更准确的
翻译是“落后主义”），也就是说，跟在群众后头跑而不是去领导他们的那
种人，但是，他比列宁（不用说斯大林）更注意去倾听并考虑人民的意见，
至少直到60 年代一直是这样。然而，“群众路线”的另一个方面必须注意到。
有待解决的不光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而且是党员及其支持者的性
质，特别是他们的社会成分方面也不一致。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使列宁扩大了
运动的社会基础，给农民以相当的地位。然而，从1927 年开始，毛在继续谈
论无产阶级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吸收了新的成分：
农村流氓无产者、店主、职员、小职员以及知识分子等等诸如此类，甚至还
包括“民族资本家”、“爱国绅士”和其他一些人。这些阶层中的大多数相
对说来都享有较少的社会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属于“人民”而不属于
“贵族”。虽然情况都一样，在苏联，“群众”（或“劳苦大众”）其实基
本上是工人阶级加上农民当中可靠成分的同义语，它用来替代阶级这个更为
精确的标签，以强调追随者的初期特点，因而他们需要领导。对于毛来说，
“群众”表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这些人最终都能推动革命。①
在毛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各不同阶级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将在
后面进行探讨。然而，他必须面对的“群众”异质性这一简单事实，也蕴含
有关于他所努力创造的政治秩序中领导的本质与功能。
当毛在1944—1945 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提出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
的设想最终化为泡影，并为内战的硝烟取代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
维持关于党的直接政治目标的极其模糊的提法了。因此，1949 年6 月30 日，
在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准备
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本质。
实际上，早在1939 年5 月，毛就已经介绍过“人民民主”的概念。在纪
念“五四”运动20 周年的讲话中，他说“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
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②到了1949 年，毛指出新人民民主政
权的特征时，提出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过的“国体”与“政体”
的区别。③因为毛泽东及其他一些作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看待这一问
题，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他们主要是从阶级意义上去界定国
体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1952 年首次出版的一本供基层干部政治学习用的
参考书中，作者说了下面一段话：
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

支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世界上各种国家的国体可分为三种类型：（l）资本主义的
国体，
① 关于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见邹谠：“中国共产党国家形成和建设过
程中 的马列主义
党、群众和公民”，载S.施拉姆：《国家权力的基础》。
②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 卷除了中文原有改动以外，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 243 页译文
相当不确切，“人民民主制度”被简化为“人民民主”。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 卷，第351—352 页。（中文版第2 卷第677 页。——译者
）
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2）社会主义的国体，实行工人阶级专政；（3）新民主主义
国体，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①
这是毛在1939—1940 年间就已作出的划分。1949 年建立的国家之所以
叫人民专政，而不叫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被看作是一种混合形式，以适
合于当时从战后恢复到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环境。虽然按照马克思
主义原理来说，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取得发展的社会中，权力要么只由无产
阶级来掌握，要么由资产阶级来掌握，而不能由任何中间阶级或阶级联合体
掌握。但是，列宁在1905 年就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revolutionarydemo-
cratic dictatorship of the workers and the peasants）”的方案，
用来表示在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前政治制度的特征，在这种政治制度
下，俄国可以推行某些改革。毛的“人民民主专政”直接承继了列宁主义的
概念。在二、三十年代，列宁的概念曾被共产国际应用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
家。②
1949 年，毛泽东将中国的统治权描述为一个同心圆，也可以比作一个原
子或葱头。其核心由工人阶级所组成，他们将通过假定能代表其利益的政党
来进行统治。围绕核心的是农民，据说他们构成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接着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主要的追随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二
重性。他们是爱国者，但同时也是剥削者。所以，他们踌躇于“人民”的边
缘，永远存在着滑入“非人民”的阵营、敌视革命的危险。
这四个阶级（当然，这相当于斯大林20 年代的“四个阶级集团”）行使
“人民民主专政”。既然“国体”不仅包括国家的阶级本质，而且也包括统
治（专政）的方式，那么，剩下“政体”所能涵盖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早期①大多数关于政体的定义都是引用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
说法，在这里毛写道：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②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

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省
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
代表
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
才能
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③
当然，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40 年写成的。当时他仍然在与国民党结成的
统一战线内进行活动，而且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比较弱的地位，到了1949
年，他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强调的是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需
要，而不再强调在普选基础上的直接选举，而这正是真正民主的关键。另一
方面，“民主集中制”的命题作为新国家基本的组织原则，继续原封不动地
① 陈北鸥编：《人民学习词典》第2 版，第288—289 页。
② 毛关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发展，见《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
① 参见《人民大宪章学习手册》第135 页，及《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第31 页。
② 在初版中，此词为“政权”，而不叫“政体”，但后者被用在下一段的第一句中，从而
对这一 段的内涵
产生根本的影响。（见《毛泽东集》第7 卷，第165—16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 卷，第352 页。（《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2 
版，第 2 卷，第
677 页。——译者）
存在下去。
但是，在1949 年6 月30 日的文章（指“论人民民主专政”——译者）
中，毛泽东坚持诸如民主集中制等列宁主义的关键口号，以此来显示他对苏
联榜样的忠诚。同时也使用了一些指示范围不同的概念和术语。例如他使用
了旧式的词语“独裁”作为“专政”的同义词。固然，在过去，当马克思主
义的表达方式在汉语里还没有完全规范相同的表达时，作为对“专政”的翻
译，这种混和使用曾不时出现。然而，毛泽东未曾意识到“独裁”这种翻译
方式对其读者来说产生的传统联想就像他没意识到中国古代术语“大同”的
涵义一样。“大同”一词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被康有为改写。毛泽东将它当
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词。
1953 年，以毛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有
人作了一首八行押韵诗，归纳了这一政治制度的正确功能：
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
办也有诀，
不离原则；
工作检查，
党委有责。①
换句话说，应该有公民和基层干部的参与，但必须牢牢保持在集中控制
之下。
1956 年4 月25 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论十大关系》
为题所作的讲话，无疑是他1949 年以后所发表的六个最主要讲话之一，而且
是他有关行政哲学的两三项最富权威的论述之一。以我之见，即使毛在报告
中所阐述的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起草者的报告中引伸出来的，也始终
是真实的。这点下文还要谈到。
对讲话第五部分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解，必须放在全文中，从全文
看来，他最重要的主张是，任何政策目标的片面和教条地追求都属自我拆台。
因此，如果你真的想发展重工业的话，你就不能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而要在
内地建设新的工业中心，你就应该合理利用沿海地区现有的工业。对于我们
这里所要关心的问题，毛以类似辩证法的推理方式说：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
一领导的前提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
需要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眼下地方的权力太有限，这不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①
归根结底，毛继续强调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内聚力与效率的极端重
要性，而且重视在规定范围内的分散和基层的积极性。在总结《论十大关系》
第五部分的内容时，他声明：
必须有充分的积极性和充分的独立性??自然，我们在同时也必须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能乱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载于《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 页（S.施拉姆译；也可
见杰罗 姆·陈编：
《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68—69 页）。
① 这里的引文来自1967—1969 年红卫兵整理的毛讲话版本，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
民的 谈话：谈话
和信件（1956—1971）》第71—72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 第2
75 页。——译者）
来，必须谨慎从事。能够统一的，他们应当统一??不能统一的??也不应强求统一。两个积

极性总比只有一个要好得多??简言之，地方应当有相当程度的权力。这有利于我们建设一
个
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我所引用的是非官方文本，官方的版本中对集权的强调更加强烈。关于
这一点，新的文本增加了这样的话：“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
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①
在毛逝世三个月之后，《论十大关系》的官方文本出版。虽然此时不同
版本强调内容的不同已非常清楚，但因当时缺乏有关资料来源以及对于这一
关键版本编辑过程的信息，我们不可能评价版本之间的差别有什么意义。的
确，一些观察家认为当时加上的新的段落是伪造的。随后出版的信息使我们
得以澄清这些问题。
这篇讲话详细谈及我们所关心的统治方式，它是第一次试图确定经济发
展的全局性战略。1956 年2 月到3 月的一个半月间，毛泽东在一些党和政府
领导人的陪同下，听取了一大批经济部门的汇报。1956 年4 月25 日，他总
结了他自己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结果的理解；5 月2 日，在最高国务会
议召开前，他修改了他的讲话，重申了他讲话的实质内容。官方的版本是那
两次讲话结合而成的。②
尽管毛一直强调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他在1956 年最为关切的是
扩大地方的权威，因为他当时考虑的是现存的集权程度已经达到自我拆台的
地步。1956 年4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个讲话，他说：“下级
与上级的关系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好像魂都吓跑了，许多事情不敢说。”
①
但是，有效的中央集权怎样与“适当”的地方权力相结合呢？以毛的观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3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
，第277 页。—
—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294 页。（《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
7 年版， 第276
页。——译者）
② 4 月25 日讲话在当时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1965 年12 月，《论十大关系》传达
到了县 及相当于县
级的干部。这个讲话标明的日期是4 月25 日，但实际上却是1956 年5 月2 日讲 话的版本
。后一次因为要
对非党群众传达，所以就可以理解在处理诸如与苏联的关系等各种 问题时，变得不那么明
确和强硬。（举
例说，在公布“百花齐放”的口号时，毛在5 月2 日 实际上脱离了他4 月份的立场，但那
一段将在后一章
论述的谈话就没有收入1965 年12 月 的文本中。）红卫兵以《论十大关系》为题重印的是
毛在5 月2 日讲
话的删节本，这个版本 在70 年代被翻译到西方。只是到了1975 年7 月，在邓小平的建议
下，这两次讲话
才被结合 起来成为官方版本。编辑工作是在邓的领导下由胡乔木做的。在当时经毛的同意
在党内传 达，
只是到1976 年12 月才公开出版。根据这些事实，我在讲话刚一披露就写的那篇文章的 题
目（S.施拉姆：
“华主席编辑毛的文学遗产：‘论十大关系’”，载《中国季刊》第69 卷 [1977 年3 月
号]）现在看来有
点可笑了。 上面注释中的所有信息均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
本》（第 243—245
页）（下文简称：“1981 年决议·注释本”），这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这 
个机构专门负责
出版毛泽东（也包括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著作，其权威 性是无疑的。
这本书公开出版
的版本比最初在1983 年出现的内部版本内容稍微丰富，因而 也就受到青睐。关于“论十
大关系”这篇文
章，有关的段落实际上是一致的。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5 页；《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第30 
页。
点看，这个问题与纵向的双重领导有不解之缘（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
2 章）。这在《论十大关系》第五部分中明确提了出来：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
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
院不
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我们希望中央各

部要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

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订工业规划，事情
要靠
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②
上面引文中的最后一段，是关于1956—1957 年所采取的政策，即在中央
各部仅仅保留对大型或重要企业、特别是重工业领域的企业的直接控制。而
把其他的工商业企业交给地方去搞（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3 章）。这
种结果所形成的复杂模式一直是许多研究者研究的对象。20 年以前，弗朗
兹·舒尔曼对他所谓“分权模式Ⅰ”和“分权模式Ⅱ”所作的划分至今仍不
失其价值。“分权模式Ⅰ”指将决策权转给生产经营单位自己掌握，而“分
权模式Ⅱ”意味着将权力下放给某些下级或地方行政机构。他把陈云看成是
第一种模式的倡导者，这种模式将把中国引向南斯拉夫式的经济道路。毛泽
东和刘少奇则是第二种模式的支持者。然而，他发现，陈云的方法是集权模
式、分权模式Ⅰ和分权模式Ⅱ的“矛盾”组合。①
哈里·哈丁用六重标准来研究这一问题，同样得出结论说，1957 年秋季
八届三中全会所采纳的政策（实际上是由陈云起草的）是一个“折衷主义”
方案，是集权与分权的结合。②事实上，这样一个矛盾的或“折衷”的方案反
映了当时各个领导层中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强调的重点不
一。舒尔曼又进一步说，在“大跃进”年代，这项在“真正的对立统一体”
中结合集权与民主的政策，是由“一般政策推动的集中和特殊政策推动的分
散”所组成。③明确地说，他这里称作“一般政策推动”基本上是指毛在1953
年顺口溜中的“大权”；“特殊政策推动”（或产生这种推动力的权利）相
当于“小权”。
1958 年1 月31 日，毛泽东修订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指示实际
上为大跃进制订了蓝图。在这个指示的第28 条，第一次摘录了1953 年的那
首顺口溜，然后做了如下解释：
“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

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所
谓
“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
在合
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
分加
② 这一文本基于中国官方文本，在翻译出版的《毛选》第5 卷第293 页。但翻译在有些地
方有 所修改，使
用了S.施拉姆在《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2 页中的词语。（参见《毛泽东选 集》中文
版第5 卷，1977
年版，第275—276 页。——译者）
① 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167—175、196—198 页。
② 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107—115、175—182 页。舒
尔曼和 哈丁都是
根据关于陈的观点的第二手材料；陈云自己的话现在可以在尼古拉斯·拉迪和肯 尼思·利
伯撒尔编的《陈
云的中国发展战略：一种非毛主义的选择》一书中见到。
③ 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86—87 页。
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①
我们将会看到，这段文字既是为了处理上下级关系，也是为了强调党的
协调作用。毛有意强调“大权独揽”这个流行的格言与“独断”一词之间的
对比关系。按他的说法，独断通常表示个人的专断或独裁决策。这再次表明，
他没有在强调需要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方面退缩——或者说他在实践中努力贯
彻这种思想。
那么，这种集权怎样与基层真正的、意义重大的“小权”（虽然是下级
权力）结合呢？主要是通过党的协调作用来实现的，主要的内容毛在1953
年顺口溜的评论中已经提到。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一元化”的字眼，但
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东西是他的思想核心。“一元化”意为“一体化”，“使
之坚如磐石”、“使之成为一元论者”，这在延安时期他的统治哲学中已大
部分成型。②在1956 年4 月的讲话中，他回忆延安时期，为了对付根据地过
于分散和地方闹独立的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性”（从
俄语partiinost 翻译而来）的决议，“实行一元化”，他接着说，“但保留
了大量的自主权”。③
1958 年，毛对于1953 年顺口溜的评论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长
制已经名声扫地。在人们所见到的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中，他认为“集体领导
与个人作用相结合”，等同于“党委与第一书记相结合”。④这可以看作是毛
对延安时期所理解的一元论领导的重新肯定，是作为反对高岗对这一问题的
观点提出来的。对于高岗来说，一元化非常接近于“铁板一块”的意思，按
他的观点，铁板一块模式的组织暗含的是，诸如工厂之类的每一个实体都只
能向外部某个权威负责，这个权威在实际中就意味着北京相应的部。作为与
这一权威保持联系的代表，工厂厂长在自己的工厂内部也就必须拥有无可争
辩的权威。按照毛的观点，一元化领导不仅仅要在中央一级实行，而且也要
在地方实行。甚至“小权”也不能没有领导而乱来。毛的观点在50 年代末期
是流行观点。一元化的领导的代表只能是各级党委。毛明确提出，无论在中
央还是在地方，党的控制首先是原则问题的决定，然后是督察这些原则的执
行情况。
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进一步讨论，我们最好是放一放，在研究大跃进时
期毛整个的政治和经济策略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现在，要完成对于统治
方式的讨论，我们回忆一下他在1962 年1 月的讲话就可以了。在那篇讲话中，
毛泽东在提出民主集中制必须“既在党内又在党外”贯彻之后，就像在延安
时期那样，他又一次强调说，集中甚至比民主更重要。他接着说，真正的集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 页（由S·施拉姆翻译）。
② 关于这一概念意义演变的更详细讨论，见S.施拉姆：“中央集权国家的分权：理论与实
践 （1940—1984）”，
载S.施拉姆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第81—125 页，特别是第 87—89 页，关
于“一元化”一
词，也见《剑桥中国史》第13 卷第864—866 页，施拉姆写 的一章。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6 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31 页。“关于增强
党性的决 议” 1941
年7 月1 日由政治局通过（鲍大可：《毛的中国》第156—160 页），当时没使用 “一元
化”一词，但强调
了集中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重要性。毛公开认 为这一讨论是确立党的
一元化领导的第
一步，这在1942 年到1943 年有进一步的表达。
④ “1958 年1 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148 页。《
毛泽东思想 杂录》
第79—80 页，《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 页。
中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如果不允许人民
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会“生气”，就会灰心丧气，因而也就不会自愿地
和有效地参与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另一方面：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便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
好的路线、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如果没有原料
，就
不可能进行加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那就难避免不是主观主义的，

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①
在这里，“民主集中制”一词的使用，既包括有效的“集中统一”与来
自下面的积极支持与首创精神相结合的两难困境，又包括了“群众路线”所
提倡的上下意见交流的问题。毛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主要观点清楚地反映在
他的加工工厂的比喻当中。的确，如果没有不断的信息和建议反馈，这个工
厂就生产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但归根结底，正确的路线也只能从中央领
导人的头脑中产生。“加工工厂”一词前面的反义副词“仅仅”并没有改变
这样一个事实，即决策从这里产生。
广义说来，这就是从延安时期到60 年代早期毛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观点。
与此同时，正像这一部分开头所说的，虽然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总的来说基
本一致，但是也不可否认，他在1957—1958 年间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这一
变化与毛在经济问题和阶级斗争领域逐渐增长的激进主义密切相关，我们将
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它对于我们这里所考虑的权力结构问题有着直
接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在毛泽东由他最终所追求的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
理想所局限的范围内，虽然他努力使人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但在这些实践
中所涉及的政治选择范围是狭小的。尤其是，毛很少考虑去建立一个具有民
主的结构与功能的政治制度，而不只是在代表“人民”的意义上搪塞。
当然，这只是自1978 年开始的中国对他的批评之一，我们在本章的结论
部分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然而，重要的是要说明，从大跃进时期开始，
毛泽东比过去更少关注制度的重要性。一言以蔽之，直到1956 年或1957 年，
在从国家的阶级特性意义上，而不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去界定民主时，他仍
然认为国家结构是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例如，1956 年4 月，毛在讨论集权与分权问题时指出：
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

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①
1957 年2 月27 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强
调说，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他还嘲笑西方议会民主和两党制这样的
民主思想和实践。②他异想天开而且自豪地对待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但是，
他至少是注意到了它的存在。中国仍然存在的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他们
在宪法里被作为专政对象，即使这样，在讨论到他们是否应该得到大赦的问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3—164 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294 页。这里基本上是按非官方的文本（施拉姆：《
毛泽东 同人民的
谈话》第72 页），不包括后来明确所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 （参见
《毛泽东选集》
1977 年版第5 卷，第276 页。——译者）
②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398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
第367－ 368 页。
——译者）
题时，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说道：“这是宪法已经规定了的。你是主席，
你是不是要去看看宪法？”他对这一难题很有特点的回答是提出建议，虽然
并非全部，但这种人的大多数都应该释放，不过这个建议当然不能作为政策
公开宣布。③
到大跃进时期，毛确实已很少注意这些制度的完善了。但是，因为毛泽
东思想的这种演变是在经济与社会领域进行着的革命所引起的激进气候的直
接结果，在考察毛晚年对待政治权力的问题以前，让我们转入经济与社会问
题的讨论。
发展模式
在研究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思想时，我们有必要介绍性地强调一
下，他对于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态度一贯是积极的。近些年有一种倾向，认为
毛是某种田园诗式的乌托邦信徒，是与我们所谓的先进工业社会不同的“稳
定状态”经济的坚决支持者。实际上，在他主宰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整个
27 年间，毛从未停止过提倡快速的经济进步，而且是以数字形式来规定：多
少吨钢、多少吨粮食，诸如此类。
在近些年，“现代化”一词常被用来作为西方文化的自豪感的表现，因
为似乎它表示加入了“现代”世界，亚、非各民族就必须走美国或欧洲人的
道路。事实上，毛自己丝毫没有这种考虑，而且从40 年代到60 年代，他一
直用这些术语来确定中国的经济目标。譬如，1945 年4 月在党的七大所作的
报告中，他就说，中国的农业必须有所进步，从其“古老的落后水平”提高
到“现代化的水平”，以便为工业提供市场，“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
业国的可能性”。①
以毛的观点，工业由于在保证中国富强方面扮演和可以扮演的角色，它
是头等重要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醒人们注意，“我们还有
帝国主义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毛又说（需要说明的是，这在选
集版本中已删去）：“中国取得真正的经济独立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只
有当中国的工业已经发展了，于是中国在经济上再也不依靠外国了，她才能
享受真正的独立。”②
本章导言部分讲述了农民在中国社会长期的重要性，以及这一事实和农
民意识形态对毛泽东自身的影响。这个因素确实存在，而且至关重要，但从
1955 年，尤其是从1958 年开始，这一因素才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相比之
下，在取得胜利的前夕，毛闭口不提，或者说，他无论如何是贬低党的农村
工作经验的重要性。他在1949 年3 月指出：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
③ 这段话已从1957 年6 月编辑的毛泽东讲话中删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
398－ 399 页）。
见《学习文选》第201—202 页，毛1957 年2 月讲话的内容在后文将详细讨论。 （参见《
毛泽东选集》中
文版第5 卷，第376—378 页。——译者）
① 《毛泽东集》第9 卷，第244 页。（有关农业现代化的文句已从官方文本《毛选》 3 
卷英文版 第297
页中的这一讲话中删去）（参见《毛泽东选集》 1991 年版第3 卷，第1074 页。—— 译
者）
② 《毛泽东集》第10 卷，第304 页。同见《毛选》英文版第4 卷第421 页，这里最后两
句引文 不见了。
（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4 卷，第1479 页。——译者）
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

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
换言之，迄今为止我们所走的都是一条非正统的道路，因为这是我们能
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但是从今以后，我们将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
义方式去行动，从城市的工业环境出发，去引导和启发农村落后的农民。1949
年6 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的这一看法已非常明显。那篇文
章宣称，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仍然存在，所以国家权力不能废除，
恰恰相反，目前的任务是要加强人民的国家机器。毛继续说，“以此作为条
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
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
大同”。毛认为，在引导中国“从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发展的任务方面，教
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容易的。他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致的工作，才
能做到农业社会主义化”。②
毛强调教育农民，强调工人阶级在“人民专政”中的领导权，以负起教
育的责任，清楚地表明了他在1949 年3 月所宣布的城乡之间的重心转移。
另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村的
“半工人阶级”也像城市的工人阶级一样，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种提法1950
年春天由刘少奇提议，而后被中央委员会通过，毛于1951 年12 月放弃了这
种提法。虽然在此之前毛自己也曾把“半无产阶级（贫农）”称作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但现在他发现，把领导权给城市工人以外的任何阶级都
是“错误的”。这明显地标志着他向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①
此外，在50 年代早期，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共曾力图吸收大量工
人，输入新鲜血液，通过这一措施，上述思想倾向转变为实际的行动（见本
书第二章）。
虽然毛在1962 年曾经声明，在建国初期除去“照搬苏联”②别无选择，
但他并不像苏联那样，把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虽然在毛的社
会主义发展思想中，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核心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但人们也
有理由提出疑问，他在1949 年所怀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蓝图，是否将最
终证明与这种技术现代化思想相一致。
由毛明确制定的经济政策一开始是稳健的。比如在1950 年6 月，他要求
“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而且在总结总目标时说：
合理地调整现在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

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
恢复
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
我们
国家的情况的。③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4 卷，第363 页（《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4 卷，第1426
—1427 页。——
译者）
② 前引书，第418—419 页。（《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4 卷，第1477 页。——译者
）
① “致刘少奇”，1951 年12 月15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27—428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7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29—30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
18—19 页。——
译者）
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毛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上是保
持一致的。1953 年8 月，他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为“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④
1954 年9 月，他指出：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
上文
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①
1954 年11 月，毛泽东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注意，他认为刚在《人民日
报》发表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摘要中有一个“说法是错误的”：“在社
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②在批判这一观点
之后，毛相当明确地表示，中国宣布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有
理论基础的。
不过，毛直到1955 年3 月还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并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
的高
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 年的时间，即本世
纪的
整个下半世纪。③
但到1955 年中期，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像《剑桥中国史》
第14 卷第2 章阐述的）他还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更快速的合作化运动，几乎是
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气氛。毛的新思想，还有他新的分析框
架，鲜明地体现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这
些按语和序言是在1955 年底写出来的，他在7 月31 日号召加速合作化，到
这时，正在展开的合作化进程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快。①
从这些论题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跃进、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某些
基本思想的萌芽，比如毛相信动员起来的群众，通过他们的主观努力，具有
改变他们自己及其环境的无限性。举个例子，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被
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生
产资料”。在赞扬王国藩合作社的一段按语中，毛评论道：“难道六万万穷
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
家吗？”在另一段按语中，注意到在1955 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几千万农户加入
了合作社，并因此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评论说：“这是大海的怒涛，
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②
在农民热情和奋斗精神的鼓舞下，毛在1955 年写道：
④ 同上，第102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89 页。——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148—149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
第133 页。——
译者）
② “致刘少奇、周恩来”，1954 年11 月18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4—48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155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13
9 页。 译者）
① 参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的按语在《毛选》英文版第5 卷第235—276 页
收录。（《毛泽东
选集》第5 卷，第225—259 页。——译者）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5—6、159—160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 1977 年
版第5 卷 第227、
233 页。——译者）
对比一下我们国家与苏联：（1）我们有根据地 20 年的经历，又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

锻炼；我们（取得权力的）经历异常丰富??因此，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
革
命任务。（苏联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在十月革命时期，他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政府机器
，而
且党员数量很少。）（2）我们享有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3）我们的人口众多，
而且
位置优越。〔我们的人民〕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如果没有合作化，要想得到农民是不可
能的。
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③
因此，早在1955 年毛就表示，因为他们是在农村进行了20 年的斗争之
后获得政权的，而不是在大城市突然取得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
年时比列宁及其同志们在1917 年更懂得在基层群众中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
的支持。另外，以毛之见，中国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人
力资源。
然而，这决不是一种毛当时努力推动的片面的“乡村”革命。虽然他1955
年7 月31 日关于合作化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在中国，集体化应先于
机械化，但也不是要走得过早，因为对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准备
是很紧迫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毛继续坚持他在1949 年提出的观点，按
照这一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里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
通过使他们学习城市所创造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必须把这些乡村居民
引入现代世界。在这一过程当中，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将起关
键作用。的确，1956 年1 月，在他宣布关于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时已认识到
这一点。他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
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水
平”。他还说，“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
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①因此，在1956 年1 月，毛要求用说服和
理解的方式对待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的会议上，毛强调中国是一个工业和技术的各个方面都落后的国家，而且一
些方面处于依赖的地位，因为它还不能生产一些自己所需要的关键产品。他
还评论说：
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指知识分子）！“老子是革命的”
！
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
老粗
是不行的。②
50 年代中期，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法，最恰当地总结在他1956
年4 月25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此文有令人信服
的总结。这篇著名讲话的各个方面都讲了同样的意思：要懂得事物的内在联
系，不要顾此失彼。因此，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要求在政治领域扩大地方
的权力和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性，以利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
济领域，他提出减少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的对重工业过多的优先权。
（但并不是把关系颠倒过来，虽然他有时也这么说。）他认为一味重视重工
业会拆自己的台。但与此同时（这表明了他当时的平衡与公平思想），他提
出应适当注意进一步发展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现存的工业基础，而不是把所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27 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9 页。
① 1956 年1 月25 日的讲话见1956 年1 月26 日《人民日报》。引文见阿兰纳·卡埃尔·
当高 斯与S.施
拉姆翻译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导论与阅读材料》第293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4 页。
有能得到的资源都投入到整个内地去扩大工业。①
如前所述，在起草这篇讲话时，毛仔细考虑了陈云以及其他经济工作方
面的专家的意见。《论十大关系》从总体上讲无疑代表了他自己妥协的立场，
企图以此来获得党内广泛的赞同。然而，毛因此而在个别问题上采取温和与
妥协态度，丝毫也不能表明他准备在所有方面向其领导集团中大多数人的意
志低头。
1955 年，在他发动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的运动中，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
所有与他的意见相左的反对派进行粗暴打击的意向。②1956 年年中，他又以
一种更隐蔽、但却是更可怕的态度再次表露了同样的偏狭。1956 年早期毛曾
经相信，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成果，将能促进所有的经济工作的发展。面
对着出现的矛盾与不平衡，1956 年6 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负
责起草的关于“反对冒险主义”的重要社论，事先，毛曾经审阅了社论，但
他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给他的同事们的印象是他已赞同了这一讨论，然而
在实际上，他对此是有所保留的。当他承认不能要求经济发展过快时，他仍
相信中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在大跃进前夕，他开始发泄他的感情。在此之
前有一年半的光景，他总是对这篇社论怀藏怨恨，对周恩来尤其如此。①
同时，在1956 年春季和夏季，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
也对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
题等采取了非常缓和的态度。他在1957 年2 月2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讲话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但毛在此之前的讲话中已
多次提到这些问题。由于“阶级斗争”在1957 年到1976 年间所具有的重要
作用，有必要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讨论。
人民、阶级与矛盾
1957 年2 月之前，毛考虑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在1937 年的《矛
盾论》中形成的。在这篇文章中，毛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个发展过
程的始终”，虽然所有的矛盾都包含着斗争，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对抗性的，
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在毛当初写的这篇论文的原
文中，他把“非对抗性矛盾”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对阶级斗争的范围规
定得也就很严格了：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61—83 页；官方的文本见《毛泽东选集》英文
版第 5 卷，第284—307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268—277 页。——译 者）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的讨论，也可参阅施拉姆在《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当中 所作的分
析，第214—216 页。
① 关于毛持续的乐观与急躁情绪，见他在1956 年11 月15 日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选集》英
文版第5 卷，第332—335 页。（中文版第313—329 页。——译者）毛对关于“急躁冒进
”批评的心理反
应的重要意义，在近期中国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述中广为强调。在1986 年4 月24 日的一次
对话中，龚育之
认为它可能是通向“文革”之路的第一步。关于文革期间毛对于这篇社论发怒的迹象的总
结，见罗德里克·麦
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86—91 页（求实出
版社，第101—
104 页。—— 译者）。关于周恩来对起草1956 年6 月20 日社论的贡献，见胡华主编：《
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讲义》，第146 页。
的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各种不同的劳动分工，
工、
农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冷与热，白天和黑夜——
没有
一种是以对抗形式而存在。①
1951 年的校订本当然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正统的思想意
识的标准，在这个版本中，毛泽东划分界限更为谨慎，他解释说，“共产党
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
党内的反映”。“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
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但还指出，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在
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里，都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根据地里面，在社
会主义国家里是非对抗的矛盾。②
就这篇著作的语气而言，这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强
调阶级斗争的需要，他要在整个50 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阶级斗争。但是，考
虑到对于这两个仅有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
专政》研究中所看到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的问题，他在1951 年所划的界限
没有重大变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
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 年设想的是
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
办法，这确实比以前具体多了。③
1950 年6 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
讲话（该讲话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
本温和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在总结党在
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
团结
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①
以毛的观点，到1952 年6 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工人阶级
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再把民族资产
阶级界定为“中间阶级”就不合时宜了。②
然而，他在1952 年9 月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
（到1957 年止），要求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那是不合理的。
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指导，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放弃赚钱的
念头，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③
1955 年夏，毛泽东又进一步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区别“上”中
农和“下”中农，把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当作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分界线。
1955 年10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正式认可了他的农村路线。
① 尼克·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一份公开文稿的注释翻译》，第38 页。（译稿
在中文基 础上略
作修改）
②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 卷，第344—345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1
 卷，第 335 页。
——译者）
③ 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参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 卷，第321—322 页
。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35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23 
页。 译者）
② 同上，第77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65 页。——译者）
③ “致黄炎培”，1952 年9 月5 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443 页。
在这次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总结了当时的形势，再次提到共产党人的两个
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
都“很必要”。但在这两个联盟中，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
一位的”，而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在强调这两个联
盟间的相互关系时，他说：
1950 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

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
改革
之后，农民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
业合
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
农民
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
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
主义
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头三个五年计划的15 年期间内（其中三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的
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他解释说。①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正像上文刚引述的，毛在他的讲话中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
而实际上到1956 年底就全部完成了（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2 章）。
到1956 年早期，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日益巩固。正
像我们所看到的，他对阶级斗争采取了更加温和、更加稳健的方针，尤其是
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还强调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另一件能够反映这一倾向的事情是，不再像先前那样，在接纳新党员时
歧视非无产阶级成分。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然后，
1956 年，新党章取消了以前对于非工人成分的较为严格的审查。其理由正如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前的社会成份的划分已经而且
正在失去其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观点的详细内容，因为它们
为我们提供了毛在他生命最后20 年间关于阶级观点发展的背景材料：
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
站
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改变着；??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
人，
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
生、
工人和职员变为士兵；??。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①
邓在这里更加注重为革命工作的主观态度与愿望，而不是家庭出身，在
这方面，他的观点与毛的思想持续（虽然并不完全一致）发展的趋向是协调
的。但是他指出，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正迅速消失，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
显然与后来兴起而且将党冲垮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
泽东当时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期间，当
康生抱怨八大政治报告含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还承认他在1956 年也持有
这种观点：“报告我读过，而且是经大会通过的。我们不能让刘、邓两人单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213—215 页。（《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
第197— 199 页。
——译者）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英文版第2 卷，第213—214 页。（参见《邓小
平文选（1938—
1965）》，1989 年版第233—234 页。——译者）
独承担责任”。②
毛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开始戏剧性地改变他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度，
而在10 年后把刘少奇打成“头号走资派”呢？一般的情况众所周知。值得强
调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知识精英关键性的更新换代，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
的，但1957 年的事件却加速了这一进程。在1949 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间，中
国所必需的技术干部与管理干部，大多数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他们出身于“资
产阶级”，或在西方，或在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执教的大学中受过教
育。毛认为这些人的忠诚是可以得到的，他们是专家，也可以变红。毛在1956
年春天提出的“百花齐放”政策，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个目的，在提高他们
的修养、改造他们的过程中，把1949 年以前的知识分子拉进来，积极参与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他在1956 年4 月25 日最初向党阐述《论十大关系》时，重申“党内的
原则上的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强调了交流思
想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与国内外人们的交流。①在政治局讨论他的报
告的过程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在4 月28 日的进一步讨论中，毛
指出，只要一个人的观点正确，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他又补充说，
党在文学领域里的方针应该是“让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的方针是“让百家
争鸣”。②
在1956 年5 月2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论十大关系》文稿中，毛第
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思想。他作了高度的概括，宣布春天已经到
来，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而不只是放那么几朵。他回忆说，百家争鸣的提法
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百家主要的哲学家们，他们各树一帜，自由争论。
他说，目前我们也需要百家争鸣。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各种学术派别都可
以在互不干涉的情况下争论他们思想的对错。他说，我们仍未弄清李森科的
思想是对还是错，所以让每个学派在报刊上各抒己见。③
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讨论李森科的思想，而且在1956 年8 月，又以“百家
争鸣”为口号，在青岛召开了为期两周的大型学术会议，就遗传学中的不同
观点进行辩论。④有一个与会者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
文章，毛泽东个人决定应该在《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补加了一个副标题：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①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相互关联又互相区别的思想，在1956 年秋天首次出
现，那是在苏联反斯大林主义和波匈事件之后。1956 年11 月15 日，他在八
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然而他也
坚决支持阶级斗争、支持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反对赫鲁晓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69 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301—306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 284—288
页。——译者）
② 《1981 年决议·注释本》，第253—254 页。
③ 同上，第254 页。
④ 有关这次会议正式讨论的全部记录在近30 年之后才出版。见《百家争鸣——发展科学
的必由之路，1956
年8 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记录》。
① 前引书第10 页（导言）。更完整的阐述见龚育之：“发展科学必由之路——介绍毛泽
东同志 为转载〈从
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的信和按语”，载《光明日报》，1983 年12 月28 日。
夫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思想。②
根据现有资料，毛在1956 年12 月4 日致黄炎培的信中首次使用“人民
内部矛盾”这一确定概念。黄是民主党派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在这封信中，
毛指出，虽然阶级斗争在中国（如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已经基
本上解决了”，但在将来，人民内部的问题将“不断涌现”。③显然，这意味
着人民内部矛盾将日益增多。
1956 年12 月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
史经验》的社论，④这是毛关于这一问题思想的第一次公开解释。⑤这篇文章
的目的在于与由波匈事件所引起的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过分否定进行论
战，文章以稍微强烈的观点评论说，谁也不能采取“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
敌我矛盾之上”的立场，并指出，“否定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
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⑥
1957 年1 月27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指出，“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经验还不充分。这
是一门科学，我们必须很好地研究它”。①
一个月之后，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讲话，用
大量篇幅精辟阐述了这门学说。在这篇讲话的原文中，毛表示对12 月社论持
保留态度（即使是他亲自修改过）。②他说，社论未明确阐述民族资产阶级问
题，尚未说清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确，
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矛盾可以转变为对抗性矛盾，但是我们不能错将善意
的批评当作恶意中伤。列宁没有来得及正确地分析这一问题，而斯大林根本
就没有作这一区分的努力：
你只能赞同，不能反对；你只能为他的功绩和美德唱赞歌，而不能批评；如果你批评了，

他就会把你当作敌人，你就会有被送进集中营或处死的危险。
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就是所谓“左派”，他们打着左的旗号，但是他们并非是真正的左倾
，
因为他们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比如，斯大林就是这么个人。
毛泽东说，中国也遭受了同样的恶果，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中。③
关于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以及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在毛2 月27 日讲话
② 参阅《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341—348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
第5 卷 第363—375
页。——译者）；《1981 年决议·注释本》第513 页。
③ “致黄炎培”，1956 年12 月4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515 页。（毛自己明
白副词 “基本上”
是什么意思）
④ 译文见英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21—64 页。
⑤ 这一表达的新提法在当时很广泛，这些总的来说都是毛的思想。（这一段话见S.施拉姆
： 《毛泽东的
政治思想》1963 年版）毛在未公开出版的文稿中没有事先表达这一思想的事实由 廖盖隆
确认，见“社会
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载廖盖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245 页。
⑥ “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第25 页。
① 《1981 年决议·注释本》，第532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89 页。《毛泽东文集》第61 页。这一资料只是表
明这次会议是在1957
年1 月召开的。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中的日期是1 月27 日（见第5 卷第359—383 页
），但其中没有
这段内容。
③ 《学习文选》第193—195 页。关于这段话在1957 年2 月初稿中的另一个文本，见《毛
主席文献三十篇》
（北京：特钢厂1967 年）第94—95 页。
的初稿中占有很长而且很重要的篇幅。这在下文关于中苏破裂的部分中还要
讨论。讲话还涉及了本章无暇展开的各种不同的问题，诸如在计划生育工作
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④现阶段的中国无力普及中等教育等等。①就我们
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毛宣布，中国社会“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②与此同时，他明确宣布，在他看来，阶级
斗争在中国基本上已经结束。③
在毛1957 年2 月讲话的官方文本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强调了人民
内部矛盾的重要作用。例如，他指出：“正是这些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推
动我们社会向前发展”；在毛看来，因为矛盾是变化的原动力，所以推动社
会向前发展的特殊矛盾，或特殊类型的矛盾，在逻辑上当然是主要矛盾。另
外，在同一段中，毛继续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

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
本主
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
事，
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④
这些论述似乎是支持了近几年中国一些主要的理论著作所提出的观点，
其意思大致是，毛在1956 年末和1957 年初的思想当中，暗示在1955 年到
1956 年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它不能被当作
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⑤
与构成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矛盾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
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和缓和的态度，认为要在这一领域消灭阶级差
别。在1957 年1 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在中国，80％的大学生仍然是地主、
富农、上中农与资产阶级的子弟，他认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
时间。”①不过，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原文中，他着重强调了让知
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决不让他们放任自流。他说，他们所要求的一切，
不过两件事情：一个是高工资，另一个是“讨老婆”或“讨老公”——换句
话说，“吃东西和生孩子”。②
在1957 年2 月27 日讲话谈到物质享受的腐败影响的另一段里，毛也表
示对诸如此类目标的鄙视（不肖说在这两方面他自己也是享用够的）。他说，
中国人有两个特征：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这两个特征都有两方面的含
义，他说：
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财富已成

④ 《学习文选》第209 页。
① 《学习文选》，第211 页。
② 同上，第212—213 页。
③ 参阅前引书，尤其是第201 页。也可见苏绍智在《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
争》一文中的评
论（《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选》第6 期）第35 页。（中文版载于《学术月刊》 1979 年10 
月号，第1 页。）
④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393 页。（《毛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第37
2—373 页——译
者）。
⑤ 廖盖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246—253 页。苏绍
智：《试论我国
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第22—26 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353 页。（《毛泽东选集》第5 卷 1977 年版，第3
33 页—— 译者）
② 《学习文选》，第207 页。
了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其不再想革命??他们生活的高标准还没有我们的文盲来得好。
〔笑
声〕③
大跃进期间，毛的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就会大量出现，并进一步表现出来。
然而，与此同时，在1957 年初，毛对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都
留有好感的。
直到1957 年5 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据一位消息灵通
的中国专家说，这篇社论“完全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观点”。社论说，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
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
社论最后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
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
一些性质类似的矛盾。①
但是在5 月中旬，由于连续猛烈的批评，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
觉察到在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是修正主义者或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
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②
在1957 年6 月改写他2 月的讲话时，毛修饰了他当初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的结论，进一步写道：“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
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还有阶级斗争”。③这段话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毛
的语气在逐渐加强。因此，到1957 年7 月，当“百花齐放”运动逐渐演变成
为“反右运动”时，他断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
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
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
基本上解决。”固然，他说这支新的队伍应该包括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
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但是很显然这支队伍的大多数成员
是要阶级出身好的年轻人。他说：“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
有建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④
至于现存的知识分子，毛轻蔑地警告他们：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

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
是不
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①
③ 前引书，第225—226 页。
① “为什么要整风”，《人民日报》， 1957 年5 月2 日。关于上面的引文涉及的毛对社
论的肯定， 见廖
盖隆：“关于学习〈决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云南社会科学》1982 年3 月第
2 期，第104—
105 页。（1981 年10 月8 日在云南党政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② “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 年5 月15 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440 页
。（《毛泽东选集》
第5 卷1977 年版，第423 页。——译者）
③ 前引书，第395 页。（《毛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第418 页。——译者）
④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 年7 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479—
480 页。 （《毛
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第462—463 页。——译者）
①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 年 7 月 9 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
，第469—470 页。
（《毛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第453 页。——译者）
从此以后，毛日益看到到处都是“反共产党和反人民的牛鬼蛇神”。②
② 同上，英文版第444 页。
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正如本章的导言所论述的那样，总的来看，1957 年秋的反右运动不仅是
中国政治生活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
种种变化，涉及到毛的理论兴趣和毛对政治思考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学到哲
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与苏联的关系等。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中，这
些新趋势的核心及导致这些新趋向出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他关
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找到。
决定论与乌托邦梦想：“大跃进”理论
如同刚才指出的那样，这时毛的情绪与思想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
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急剧转变。1957 年初参与“大鸣大放”的专家、学者，以
其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诋毁性的批评，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
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毛的观点发生怀疑，这就动摇了他
的威望与权威。因此他转而粗暴地反对他们。此后，除了培养新的根红苗正
的知识分子以外，毛更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
至于那些在“百花齐放”期间辜负了他的信任的可怜的书呆子们，有谁
需要他们呢？因此，和他1956 年认为科学家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完全相反，毛
反复重申并积极推行了一些政策，强调“一切聪明才智都来源于人民群众”，
“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1958 年3 月，他宣称：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

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在学校。①
不论我们发现这段语录以及毛在“大跃进”期间其他许多反知识分子的
言论多么精辟有力，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何一段，当作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
的全面而公允的表述，那就错了。在这个时期，他仍力求在产生的紧张状态
中保持一体，力求处置好诸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投
入，或中国的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等处于两个极端的问题。
1958 年12 月，毛写信给陆定一，支持了清华大学党委关于纠正在处理
物理系教员时所犯左倾错误的报告，并要求将该报告印发各处。这份报告说，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
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
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在这种流行的观点看来，把这些人全都留在身
边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树立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接受改造、拒绝自愿
削减工资，那么就该把他们送往养老院。
毛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以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类教师和研究人
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服务为理由，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观点。
②尽管如此，毛的主要兴趣毫无疑问已经改变，把希望转向了人民群众和农
村。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9—120 页。
② “致陆定一”，1958 年12 月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4—555 页。（出于某
种考虑，这里略去
了该大学的名学）。毛的信和有关文件的原文都收录在《万岁》（1969 年）一书中第 26
7—269 页。
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溉这种不断增长的
倾向。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早在1955 年底，在他为《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则编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优越
性，并写道：“有些地方可以一个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
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①
在1956 年春到1957 年秋这段时间里，反对“冒进主义”的运动和其他
因素，使毛倡导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总的来看，毛的这一意见
并没有付诸实施（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二、三章中有关开始“大
跃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不过，在1957—1958 年的冬天，一个合
并现存的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出现了。1958 年3 月在成都会议上，凭借这个运
动以势压人。1958 年4 月8 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意思一样的指示，部
分内容如下：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
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
并为
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②
这个指示正好是在毛参观四川红光的“大社”的消息在报上登出后的第
二天发布的（毛在3 月中旬视察该地，当时成都会议正在进行之中）。①这一
巧合实在太明显了，不会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的出现，是出于要在农村创
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考虑，其中首要的是促进水利工程发展的
考虑。因此，他在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极力鼓吹大社，以及作为成都会
议前导的南宁会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听取有关修建巨坝控制长江水流的
“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主持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决策，也就不足为怪了。
②
在成都会议早期，“大社”还不正式赋予行政和军事功能。这两方面的
功能是1958 年8 月北戴河会议所批准的“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因
此，人们不能说，两者都是公社，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不过，它们已经
开始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构成了很快就达到极点的公社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阶段。
当然，公社出现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但上述的这些
事实却与这一章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们表明了毛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于1958
年夏天突然到来的体制革命有着直接的作用，并且将在1/4 世纪的时间里塑
造中国的农村社会。
对于这一倾向的美妙想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毛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中发
现，而且也可以从1955 年集体化运动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世的梦想里看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5 卷，第257—258 页。英文原注为：《社会
主义高潮》第460
页；《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3—274 页。
② 《1981 年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24 页。英文原注为：《1981 年
决议·注释本》第
323—324 页。这里所说的毛在成都会议上突然支持大社，在中国之外可以看到的有关他在
会上三次演讲的
原文中都没有出现。（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96—124 页。）
① 戴维·S.G.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与省：四川和贵州（1955—1965）》，第
144— 145 页。
② 参见李锐：《论三峡工程》，第8—10、94—99、171、245 页和其他各处。
到。从毛于1956—1958 年间在文章里反复阐述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
想。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他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取
一些有利条件。1958 年4 月，他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
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③
在这里，毛把他1957 年2 月27 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过的两个
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文盲”优越于
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
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
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毛的思想中这种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追溯到他胜利地进入
北京城之前在农村的22 年艰苦斗争。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3 卷中关于“1949
年以前的毛的思想”这一章的结语中指出，50 年代晚期的经济政策的特性不
能根据“延安模式”来描述，因为具体情况太不相同。①不过，它同延安和井
冈山精神确实有着某种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在1958 年8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得分外鲜
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组建人民公社。毛在会上反复提倡取消工资制，重新
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自由供给制，他声称，人活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
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断
言工资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结果是“发展个人主义”。他评论说，
有些人硬说平均主义会助长懒惰，但实际上等级制才是这样。②
毛明确地把整个社会的斗争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和过去的武装斗争联系
起来。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
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在，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力
量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是清楚的，采用自由供给制度决不会削弱
人民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③
在论述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时，毛把它们与城市进行了对比。
在城里，人们需要“正规化”，还充斥着高高在上的大衙门。在号召拼命干、
大炼钢铁时，毛指出，有些人批评后院炼钢是“农村作风”或“游击习气”，
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它已经丢弃了我们党的许
多优良传统。①
1958 年9 月29 日在与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毛又一次公开指责那些认为
动员群众搞工业生产是“不正规”或是一种“农村作风”的人。②不过几个月
后，即1959 年7 月，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指导失误，导致了“全局性的混乱”，
并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③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 年版，第249 页。英文原注为：
《红旗》，1958
年6 月1 日，第1 期，第3—4页；《北京周报》，1958 年6 月10 日，第15 期，第6 页。

① 《剑桥中国史》第13 卷，第868—869 页。
② 1958 年8 月21 日上午和1958 年8 月30 日上午的讲话。《学习文选》第304、306—3
07 页。
③ 1958 年8 月30 日的讲话。出处同上，第318 页（也参见8 月21 日的演讲第306 页）
。
① 1958 年8 月17 日、8 月21 日（上午）和8 月30 日（上午）的演讲，出处同上，第3
02、305—307 页各
处，第318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53 页。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4—146 页。
只是因为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自由供给制，毛泽东实施着的计划才被
劝阻下来，周恩来根据各个部提供的资料作了精细的估算。结果表明，与工
资制相比，自由供给制的昂贵简直是灾难性的。④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在1958
年1 月的南宁会议上发动、并在3 月的成都会议上猛烈抨击了1956 年“反冒
进”的人，而周恩来就是这种抨击的主要对象。尽管如此，他能够在这个问
题上劝阻毛，显然证明了周的执著和威信。⑤不过，虽然毛承认这种想法在眼
前是不现实的，但他继续做着这样一种乡村乌托邦梦。
然而，早在1958 年11 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就清楚地认识到农民
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表现出某种依恋。他声称：“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
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
在1959 年2—3 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几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并认为，
在现阶段，在工农关系中仍然扮演着“老大哥”角色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
①
也许，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内心里，毛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解决这样的
一个两难命题，即农民阶级既是社会的中坚，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工
人阶级的“小弟弟”。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创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模式中特别富有
启发性的象征，就是“继续”或“不断”革命的理论。毛在1958 年1 月的“工
作方法六十条”中，这样阐述这一理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 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

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
方
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 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会主
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
改
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
时间
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②
由于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是大
跃进的特点，总的来说，这同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一样。与此同时，在1958
年毛的眼里，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是很重要的部分。号召进
行“技术革命”及1957 年12 月宣布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明显地
表示了对生产和技术的重视。
确实，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曾两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和变革的
时间定在19 世纪末，那时，张之洞开始实施他的工业计划。1958 年9 月，
毛根据机床的数量衡量进步的程度；1959 年2 月，他的计量标准则是中国工
④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中共研究》1981 年9 月号，第123 页
。这份报告最早是
提交给1980 年10 月25 日由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的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的，后来在中国正式
出版的只是修改
后的文本。完全有理由相信台北复制的原件是真实的。它被翻译在《问题和研究》（1981
 年10 月号、11
月号和12 月号上。这里所引的部分出自10 月号第84 页。至于新的文本，参见廖盖隆：《
党史探索》第
308—365 页。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全貌作了极大的压缩，并且
没有包括周在劝
说毛放弃“自由供给制”中所起的作用的有关细节。
⑤ 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22 页，其中特别是1958 年3 月22 日的
谈话部分。
① 《万岁》（1969 年），第247 页；《万岁》（1967 年）第12、17、49 页等。
② 《万岁》（附录），第32—33 页；译自S.施拉姆：“毛泽东和他1958—1969 年的永远
革命理论”，载
《中国季刊》第46 期（1971 年4—6月），第226—227 页。
人阶级队伍的增长。这两次，他都比较了1949 年前后中国在追赶世界上发达
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把工业化或经济上的总体发展看作革命的全部实
质之所在。1958 年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大跃进”，毛在
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经济增长的决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
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

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
提法，
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
乏辩
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②
因而，虽然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也就是说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发展
经济（这里用的是列宁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毛认为这个过程是与人的转
变紧密相连的。
这样大跃进就并行不悖地包括了许多各不相同的灵感和强制命令，同时
坚持技术革命与政治动员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这类矛盾中最显著的就
是，一方面用“政治是统帅”这一口号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经
济上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分散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连毛后来都承认，行之有
效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再存在了。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
1956 年重新采用“双重领导”制度造成的（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3
章）。这一制度在1958 年对党极为有利，以致于各级领导的实际控制权都在
党的干部手中，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检测经济决策的广泛后果，即便他们
想要这样做。
当时，毛认为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不平衡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普
遍的客观规律”。①在这一意识形态公式的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把所
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反转过来说，
这不仅强调作为专家对立面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且实际上赋予全体“革
命人民”（专家或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红色”专家）无限的能力，去改造他
们自身的环境。因而，在那些在大跃进时期明显地反映出了毛的观点的思想
著作中，我们发现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甚至是“主观创
造客观”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②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大跃进时，即1968 年5 月事件前的十年，毛就领会
并阐明了“想象会变成力量！”的口号。后来巴黎的学生使这一口号名噪一
时。当然所不同的是毛大权在握。1958 年夏，总的来看，不是冷静观察而是
不断的狂热，作为确定真理和事实的标准。
1958 年9 月毛在进行形势总结时宣称全国的粮食产量差不多翻了一番，
并可望在1959 年再翻一番。以致于很快就会发现，粮食太多，即使喂了牲口
也有余，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处理粮食的问题。③
① 《万岁》（1969 年）第245 页和《万岁》（1967 年）第15 页。
② 《万岁》（1969 年），第204 页。
① 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其中特别是第232—236 页。
② 见吴江在《哲学研究》1958 年第8 期第25—28 页上的文章。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
治思想》第99、
135—136 页。
③ 《万岁》（1969 年），第228 页。
1958 年12 月9 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
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全会召开前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中，再次提出了“实事求
是”的口号。他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计划工作中，需要既热情又冷静，既
要有崇高的志向，同时又要进行大量的科学分析。毛具体地说到，当他在预
计1962 年钢产量达到1.2 亿吨时，他仅仅是考虑到中国对钢的需求，而“没
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他说实际上这样的目标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
人民不应该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混为一谈，或企图先于
苏联进入共产主义。①
在1959 年的头几个月里，当“共产风”刮遍全国时，毛本人再次陶醉在
幻想之中。1959 年3 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如果钢产量能像1958
年那样达到1959 年所订的目标，那么就可以每年有600 万吨钢用于农机设备
的生产，机械化很快就可以实现。②到7 月，他终于认识到土高炉是一种鲁莽
的冒险行为，他应该对此负责。③不过，经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间表虽然
很快朝着更加现实的方向作了修改，但是，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决定性的根本
目标仍然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通力合作。因此，在1959
年7 月对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摧毁了计划体制一事也负有责任④的毛，赞同了
1959 年初采用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
在认为有必要对工业领域实行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的同时，毛又带头在
公社实行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1959 年3 月，在调整有关核算与分配的
基本单位是否应下推一级或两级的激烈争论中，毛选择了后者这个比较大胆
的解决办法。⑤（这里讨论的单位是“生产队”，通常译为“Production team”，
这意味着在1959 年，现在所说的队就大致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中间方案
坚持要把后来取消了的相当于行政管理区域的实体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毛
反对这一方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以及对后来发展的说明，参见《剑桥中国
史》第14 卷第8 章。
人们使毛相信，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1959 年春和初夏的
调整，很容易得到巩固。①或许他认为，由他亲自动手修正他以前设计、或者
说至少由他推广的制度中的缺陷就可以消除党内可能对他的批评。如果他真
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也实在是太失望了。在1959 年7、8 月间的庐山会议上，
彭德怀、张闻天和其他人公开抨击了大跃进的一整套政策。②
这一冲突对于庐山会议，不仅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而且在他
的思想实质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难以作出过高的估计。正如1957 年一样，
他犯了判断错误，但这番经历不仅没有使他吸取教训，相反却使他对自己的
① 《万岁》（1969 年），第262—263、264—265 页；《杂录》第141—142、144—145 
页。
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载《中国季刊》第103 期，1985 
年9 月号。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3 页。
④ 同上，第142 页。
⑤ 《万岁》（1967 年），第106—107 页。（1959 年3 月15 日的信）。
① 斯特朗：“同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6—497 页。
② 实际上，张闻天三小时的中间发言比彭德怀的“意见书”要更系统，用了更精确的理论
术语。参见李锐
（当时曾出席了庐山会议）在“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一文中所作的分析，载
《读书》1985 年
第8 期，第28—38 页。张闻天演讲的原文已收录在《张闻天选集》中正式出版，第480—
506 页。
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从心理角度看，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仅
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
都是正统的标准。换句话说，任何与毛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便
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③
综合或折衷主义：毛思想中的中国
成分与马克思主义成分
毛作为统治者的自我形象的产生，势必产生另一个二元性的问题，即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自50 年代后期起，这一问题在他的思想中
日益突出。1958 年5 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宣称，大跃进的新政策
带有与中国革命的“先生”——苏联比一比的意图。他还说，“我们有两个
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④他明确表示把这一说法
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
在毛承认的两个“生身父母”中，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用作什么评论
或解释。他一直说，中国从列宁、斯大林以及从1917 年以来的苏联经验中学
到了进行革命、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与
“国民党社会”的关系，其所指远比当初提出时深刻得多。他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由1949 年的中国人民创造的，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的
20 年，也反映了他们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态度和风俗习
惯。
固然，中国需要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改造，但这并不意
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复制品。1959 年3 月，毛说：“有些东西不要
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①在这
一论断背后，我们可以再次感到毛在1938 年所表达的信念，即对过去的总结
不仅为今天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方法”。
到大跃进时，毛就这样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传统以及中国历
史的经验教训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甚至认为国民党社会是现阶段革命中处于
首位的“生身父母”。六、七年后，他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发生了转变，他多
次对党内的同志说：“我是土哲学家，你们是洋哲学家。”②
在1964 年和1965 年，毛声称自己是一个“本国的”或“土生土长”的
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马克思而选择了孔子。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
是，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的传统根源仍是十分重要的。不过，确切地说，
在50 年代晚期到60 年代初期毛的思想中的中国成分与西方成分是怎样结合
在一起的？他们是融合在一起了或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真是这
样，那么两个组成部分中的哪一部分规定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毛
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
方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根本就
③ 用英文对庐山事件及其意义作了最全面最精确的描述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见《
文化大革命的起
源：2，大跃进（1958—1960）》，第187—251 页。
④ 《万岁》（1969 年），第222 页；《杂录》，第121 页。
① 《万岁》（1967 年），第48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5、239 页。
没有体系，没有明确的结构，只是在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的一个笨拙的东
西里的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有时相互巩固，有时相互矛盾？
毫无疑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毛的思想的性质和他本人对它的感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几年里，他仍然把源于西方
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要编织的新的社会和政治
组织结构的经线和纬线。但是到50 年代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
始沿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些方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候的影响，又反
映在对源出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三
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但在同时，
由于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描述为：具有“思维的根本法则”的特征，从而
暗示有一种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就这样，他似乎把它放在其他两个范畴
之上。①诚然，毛在1957 年1 月的讲话中引了一段列宁曾经说过的话，“可
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但毛马上接着说：“这样
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②另一方面，毛归根到底
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概括了辩证法的全部精髓。
1938 年斯大林在为《联共（布）党史》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一节中，列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一切现
象都是互相联系的；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发展的方式是从渐
渐的量变导致质变或“飞跃”；矛盾是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对立面之间
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①
1957 年1 月在同党委书记们的谈话中，毛明确地就这一问题对斯大林的
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既批评了斯大林四个方面的分类在哲学上是不恰当
的，也批评其在政治上的含义：
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
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

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显然，这里指的是1938 年以后斯大林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而在这个阶
段，毛并不愿把阶级斗争激化到同样的程度。但是随后他继续论述了在辩证
法思想方面他与斯大林的区别：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
：
“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
对立
和互相排斥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
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
么突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310 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
》第1 卷第345 页。
亦请参见S.施拉姆在《剑桥中国史》第13 卷中关于1949 年以前毛的思想一章。在“论辩
证唯物主义”一
文中，毛明确地肯定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包括三大法则（参见《毛泽东集
》第6 卷第30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5 卷，第345 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
集》，第5 卷第
366 页（1957 年1 月27 日的讲话）。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17—121 页。英文原注为《联
共（布）党史简
明教程》，第106—110 页。
然来一个战争？??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
斗争、互相转化。②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

统治者？??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
上
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我们
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①
在第二个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文中，用极
为类似的措辞，重复了许多对斯大林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批评。他说，斯大林
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辩证法，但是是相当缺乏辩证法的。他的辩证法是“吞吞
吐吐的辩证法”。毛的总结是，斯大林70％是个马克思主义者，30％是个非
马克思主义者。②
虽然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但毛关
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6 个月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不管怎样说，哲学的含义
多少是更加晦涩难懂，或至少是更模棱两可。关于生与死之间相互关系的讨
论，无疑使人想起了论述自然界盛衰枯荣的古老的道教辩证法。但是，毛在
1957 年4 月说，“辩证法不是循环论”。③
上文所引的1957 年的那段话，以及毛的其他许多论述，反映了毛对辩证
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看法，问题是，怎么可能在保持这种看法的同时，又依然
归属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对这一两难问题的解决简单得惊人——简
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在面对它时，我（据我所知，还有所有研究这些问
题的外国学者）百思不解其意。
1958 年1 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上署了名。当这份指示以草
稿形式转发时，毛有这样的一句话，十年前我是这样翻译的：“对立统一规
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和否定规律是永远存在普遍存在的。”①这里所说的
“肯定和否定规律”，我认为是一种中国政治和哲学语言中屡见不鲜的省略
语句。“肯定和否定”意在引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否定、否定
之否定”。基于这样的设想，对照其60 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观点，我随后写道，
毛在1958 年“重申了”恩格斯关于三大规律的经典公式。②
事实表明，刚才所引证的中文表述，实际上应翻译为“否定之肯定规律”，
人们正是这样来理解，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当作毛主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
② 在英文原文里，此段与下段合为一段，没有分开。这里按《毛泽东选集》第5 卷中文版
原文处理，将其
分为两段。——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347—349 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
选集》第5 卷，
第367—369 页。
② 《学习文选》，第212—213、220 页。
③ 《万岁》（1969 年），第104 页；杂录》第66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第228 页。
② 见迪克·威尔逊编：《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一个初步评价》一书中的“马克思主义
者施拉姆”这一
部分，第63 页。早在1976 年，史蒂夫·秦就领会了这一论述中包含着一个新的巨大的背
离，但不幸的是
后来他又退回到原处，把这一论述当成是指“肯定之否定”。参见秦：《毛泽东的思想：
形式与内容》，
第60、66—67 页，等。
造。③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论点，除了那些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细致辨析
的注释者外，似乎对任何别人都不会产生兴趣。实际上，它的政治意义和理
论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在哲学领域有一个毛的个人权威问题。最近，
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在延安时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
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
定之肯定规律。这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
的一个重要问题。”①
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述。因为，
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达20 年的时间里成了
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
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的。1983
年3 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当作黑格尔
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
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
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
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
同时，也保留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②如果这就是毛
的意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和否
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被消除。
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新概念代替之。因
为毛认为这意指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回归到最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
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还说，毛相信“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辩证统一，
就像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
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①
③ 参见1960 年出版的两本重要的毛的著作选编（仅供内部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
摘录）》，第195—220
页；《毛泽东同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摘录）》，第150 页及以后各页。两本书都有冠之
以“否定之肯定
规律”标题的扩充章节，尽管其资料都选自延安时期和50 年代中期，内容是关于新与旧、
中国与外国思想
的结合问题，等等。（或许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书的各章节是根据主题进行编排的，书
中有关于辩证唯
物主义讲稿的笔记。对此，毛在1963 年与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否认他是原作者）。
① 杨超：《唯物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下称《辩证法问题》），第211 页。这本书
起初是专门直接
研究毛的思想的，书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内部讨论稿），共2 册（以下称《毛的
哲学体系》），
后经修改而得今名。关于杨超在1939 年参加毛的哲学研究小组一事，参见温济泽在《全国
毛泽东哲学思想
讨论会论文选》一书第69 页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我们学哲学的”一文。除
毛之外，该小组
的其他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陈伯达。
②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3 年3 月16 日第4 版。
这篇文章是根据
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演讲写成的。由于它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
，因而在
1983—1984 年冬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了批评。但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认为周扬对
毛的辩证法的分
析是错误的。要想了解有关这一演讲的发表及其受到的批评的情况，请参见S.施拉姆的《
三中全会以来中
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一书，第41—56 页。
① 《辩证法问题》，第199—217 页，其中特别是第212—213 页；《毛的哲学体系》，第
247—263 页。
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达到的目
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所强调的事实是，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涌现出来。不过它也认为，这
样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以前产生的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否定
之否定），而且它们还受历史的主体，如各个阶级或是那些自称为阶级的代
言人的领袖和政党的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发了无休
止的变化，这是“不断革命的本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词在1958
年1 月的《六十条》中曾被一起使用过），同时也引发了意志的作用。或换
种方式说，它是为了适应于从强调经济基础到强调上层建筑的进一步转变。
根据毛的思想的实际政治意义，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许可以看作
是上文曾经谈到过的“一穷二白”这一说法的象征性的表述。换句话说，它
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
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转化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
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周扬的分析，那
么这种“肯定”将存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变迁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而不
是存在于以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逐步的渐进主义的战略之中。
这样，在60 年代，毛就超越了仅仅对否定之否定重新进行命名并在某种
程度上重新进行定义的范围，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在
1964 年8 月18 日与康生、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康请主席“谈谈有关
三大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主席有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开始谈
了：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

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
的并
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
有什
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
隶
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
会又
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①
第二年，在1965 年12 月的杭州会议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再次
非常明确地总结了他的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

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
的
统一。②
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我本人都认为，在
以上这一发展中，毛是在转向或复归于更为传统的辩证法观点。③不管人们是
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60 年代，中国传统思想对毛的整个思
想的影响日益突出。
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子的评
价。毛曾把“五四”时期的中文教师斥为把“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
迫着向我们的脑子里灌”的“顽固的先生”。①而早在1938 年，毛就开始采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6 页。
② 同上，第240 页。
③ 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愿》，第323—326 页；S.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
”，第63—64 页。
① “人民群众的大联合”， S.施拉姆译自《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 年1—3月）第80
—81 页。
取这样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化遗产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因此
必须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从“五四”时期以来，他一贯相信用儒家思想来
回答20 世纪的问题的反动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时，从30 年代到50 年代，他
默认了儒教经典著作残篇中所记载的各种态度，如孔子周游四方，以及“每
事问”②的做法，他“不耻下问”③的态度，《孟子》中的劝告，如“说大人
则藐之”。④
然而，就在1964 年，毛转向中国的经典著作寻求灵感。这使他对孔子产
生了惊人的好感。1964 年2 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毛在批评这位圣
贤轻视体力劳动以及对农业缺少兴趣的同时，他又说：
孔夫子出身贫农，他放过羊，也没进过中学、大学??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
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⑤
接着在8 月，毛在与康生和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毛以赞同的口气
从《诗经》中引用了一段话，并评论道：“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
夫子也相当民主。”⑥
在毛的政治观点中，也许“中国的民族风格”最典型的表达，在于他强
调道德价值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国家的教育职能。1958
年1 月，毛在那个为大跃进制订蓝图的指示中，号召培养新的共产主义的知
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

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
章修
养。①
秀才或“有教养的人才”一词，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中最低层次毕业生
（中举）的俗称，带有十足的传统内涵，对它的使用应该谨慎，而不能像开
玩笑那样轻率。无疑，毛在使用这一词时是有所保留的，但其中也含有儒家
正统学说核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人们受教育是为了做官，而一旦
受了教育就有义务有承担权力的责任。
另一个对过去的附和，是毛在1958 年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观
点，即“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确实，他指出前些年右派分子们
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声称外行不能领导专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②换句话
说，他的这个命题是对这种观点的驳斥，他在“六十条”一文中已经驳斥过
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③
除了正规院校的毕业生对那些在1957 年春批评过毛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21 页。英文原注为：《毛著
选读》，第34 页。
（《文选》第7 卷，第2 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 卷，第19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1331 页。英文原注是：《毛选》第4
 卷，第378 页，
（《文选》第5 卷，第14 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 卷，第195 页。）
④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2 页。（《孟子》第6 卷，第2 册，第34 页
；D.C.罗：《孟子》
第201 页。）
⑤ 同上，第208 页。
⑥ 同上，第215 页。
① 《万岁》（附录），第37 页。（“六十条”中的第四十七条）
② 《万岁》（1969 年），第210—211 页；《杂录》，第110—111 页。
③ S.施拉姆译自《毛泽东和他的永远革命理论》，第227 页。
的不满之外，不难看出，毛在1958 年5 月的这次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家是
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这一观点，又一次肯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道
德基础。
几个月后，1958 年8 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在讨论法治（像韩非子所倡导
的那样）和人治（像儒教所倡导的那样）的问题时，毛声称：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们各种规章
制
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
民
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①
这一段话除了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构的关系的含义之外，毛在这
里非常有力地表述了国家作为最高教育者的传统作用的思想。
1964 年4 月，毛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讨论了劳动改造问题。毛说：“归
根结底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动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
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
物也就有了。”谢对此回答说：“我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宋硕中队，向犯人宣
传了‘双十条’（亦称前十条和后十条，是当时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指导方针。该运动在《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7 章中已有论述）??读后，
绝大多数原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②
我不认为对政治犯宣读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绝对等同于
从前召集百姓宣读敕令（上谕），不过在相信道德劝诫是政治领导的一个重
要方面来说，这里确实有某种内在的连续性，或许毛没有明确讲出的观点是：
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他
们又是“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肯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知
识的承担者，而就他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封
建的”。
就本章开头部分讨论的权力问题而言，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
在这一领域也许是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在总体上说，晚清帝制时代国
家的正统观念所规定的儒家与法家学说的综合，是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的。
在很大程度上列宁主义也是这样。就此而论，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殊途而同
归。此外，如果毛把政治看成是永远优先于经济，并最终形成社会变动模式
的“纲”，那么，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但师从了列宁，也继承了在社会秩序方
面盛行中国两千年的一元论和国家中心论。①与此同时，毛的思想与中国的传
统也有重要的区别：他把人与社会机构同时看成是正确思想的改造力量的主
体和政治活动的目的。
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看到：毛关于国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权。这一
思想明显地贯穿在他从40 年代到60 年代的所有论著中。所以，他不仅对秦
始皇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强有力的统治者多次褒扬就不足为怪了。1959 年
他写道：“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
① 8 月21 日的讲演，《学习文选》第310 页。
② 《万岁》（1969 年），第493 页；《杂录》，第347 页。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S.施拉姆为《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基础》所写的前
言，以及第二本
书中所收的各篇文章，其中特别是雅克·格内特和许华茨的文章。
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②1958 年5 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一次
讲话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话，毛把秦始皇吹捧为“厚今薄古的专家”，并用赞
许的口气引用了得到秦始皇恩准的李斯的奏议：“以古非今者诛”。他还吹
嘘说，秦始皇帝不过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而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决了百
倍于此数的反革命知识分子。③
那么，毛泽东从另外的中国传统，常常被看作不成功的和与帝制格格不
入者的意识形态——道教——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已经指出，毛领导下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一系列连续的运动为特征，只是间或点缀一些平
静的时光。这种模式构成了G.威廉·斯金纳和埃德温·温克勒所称的“依从
循环”。毛自己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的“波
浪式发展”。④
安格斯·格拉姆曾经评论过老子“倡导以无为作为一种治世之策，而不
是放弃治世”。①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 年先是退居“二线”，然后，尽管他
又重新保持权威，却始终（除在几次红卫兵集会上露面外）深居简出，这样
的担任主席角色的方法，与《庄子》“天道”一章中所阐述的原则有着某些
奇妙的相似性：
??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
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君之道也。②
纵观毛一生、尤其是他在1949 年以后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归根到底，毛
显然更多地受到中国的“伟大”传统而不是受到“渺小”传统的强烈影响。③
在毛生活的最后十年，这些有关统治者作用的、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思想
变得更加重要。这连同他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左的态度构
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对形势发展的第三个因素、在很多方面也是关
键性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中矛盾的逐渐暴露以及毛对这些变化的反应。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 页。
③ 《万岁》（1969 年），第195 页。
④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6—107 页。
① 安格斯·格拉姆：《列子一书》，第10 页。
② 《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73 页。英文原往为：安格斯·格拉姆：《庄
子：〈庄子〉一
书中主要的七章和其它著作》，第261 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苏联对其发展的影响当然就是广泛而深刻的。
从19 世纪20 年代到40 年代以至以后的时期内，莫斯科曾是世界共产主义运
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对于苏联在这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地持
有不同态度。毛逐渐地，而且是比较晚地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相反，对于中国不仅是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小伙伴，而且应该使中国完全
从属于一个世界革命组织，在革命过程中丧失个性的观念，毛在任何时候都
是不会接受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毛1936 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对这个问题已作了总
体概述。当斯诺问，共产主义胜利后，在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是
不是会出现“某种实际上合并的政府”时，毛回答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
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毛泽东否定了斯诺的猜测后又补充说：“中
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而只能代表中国人民
大众的利益。”①
延安时期苏共和中共、毛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演变，不属本章讨论的范
围。然而为了说明1949 年以后发生的情况，注意一下毛对斯大林在1945 年
内战爆发后的艰苦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评价，看来是合适的。在1962 年9 月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毛回顾了1960 年以来中国因“反
赫鲁晓夫”被迫将注意力离开国内事务的情形，他批评道：“你看，社会主
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问题”，接着，他追述了以前的一切事情，继
续说：
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
就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

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

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

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 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

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②
1949 年6 月，在内战胜利前夕，毛仍然宣布，与苏联的联合将作为新中
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此，他作了如下总结：“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
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
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在回答一个虚构的对话者的这一指责时，毛对其之所
以采取这一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
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
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

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
①
虽然这是1949 年就已经明确宣布了的外交路线，但是斯大林的态度使毛
执行起来并非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像毛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于1949 年12
①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1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415 页。
月出访莫斯科，为了获得斯大林对中国提供在毛看来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
限度的帮助和支持，耗费了他两个月的谈判时间，“等于一场斗争”，当然，
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以及这两个大国在50
年代以“社会主义阵营”著称的大统一体中的地位冲突。毛在1958 年3 月的
一次讲话中解释了他自己在1950 年莫斯科谈判中的态度：
1950 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
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
。
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②
当然，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对另一个最终可能成
为苏联竞争对手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缺乏热情，或者至少对于世界
舞台上如何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个问题上要求享有发言权，而且还有
毛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上长达20 年的冲突。对于
20 年代和30 年代的事情，毛在1962 年1 月30 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

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
。对
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
“认识中国这个客观社会”当然就意味着抓住在一幅员广大而且农民占
绝对多数的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情况，设计一个以土地改革和农村
根据地的游击战为基础的斗争形式。而且它也意味着设计一套新办法，以便
一旦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立即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假如从1953 年开
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1960 年的大跃进中苏之间的冲突发展尚未公
开化的话，那么困难时期里，中苏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冲突就渐趋白热化。
在这个时期，国外和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毫
无疑问，二者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1956 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之
后，中国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后所能提供的经济援助会减少，因
为要稳定东欧局势，必须在那里付出更多的代价。就这点来说，中国特别在
1958 年开始强调“自力更生”的政策，并不完全反映了毛个人的武断，而且
也是对国际形势客观现实的一种对策。与同一时期在某些其他国家充当顾问
和技术专家的“丑陋的美国佬”相比，“丑陋的俄国佬”显然不算更有魅力。
而且抛开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心理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
规划依靠外国专家来领导，就产生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人在塑造他们
自己的未来当中起什么作用。
毛在1962 年1 月30 日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他对中
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相互联系的各方面问题的总的态度。在1949 年以后的最
初几年，他说：
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

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
又是
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 年起，
我们
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①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 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72 页。在官方出版的文件中对这一点并未作出
如此的 强调，以
致于外国同志更难了解中国革命。（参见《北京周报》1978 年第27 卷14 期。）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0—141 页。
毛的这段论述，强烈地显示出应有的民族尊严。他说，照抄外国的经验，
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战略。在1958 年，当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试验刚开始实行时，毛就直言不讳地表示，
他知道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拒绝盲从他们而不满——而且他们不能不介意。在
关于打破“盲目迷信”苏联样板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样板的必要性的讨论中，
他指出，“有人说，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不准备照搬他们的经验，这使他
们很不高兴。我们也要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照搬中国的经验了吗？如果他
们说没有，那么我们也会说：如果你们不照搬中国的经验，我们也不会照搬
你们的经验”。②
毛坚持突破苏联模式的动机，并不简单地是出于自尊的需要；在1958
年前的几年，他日益对苏联模式在苏联自身的价值及其中国的适应性产生怀
疑。1956 年4 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他试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
中国道路理论体系的开始，毛宣称：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

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
??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
害。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来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
道理！
①
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有这些疑虑，而且尽管他批评了斯大
林迷信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作为辩证法理论家的缺陷，他对赫鲁晓夫1956 年发
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方式和性质，仍持严肃的保留态度。现在，到了我们
更加系统地考察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时候了。
非斯大林化与“现代修正主义”
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是长期以来推测和争论的主题，这些推测和
争论只是根据一方或另一方所发表的零碎材料，直到现在才有大量文献材料
使考察这一问题成为可能，尽管这些材料还不全。《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
6 章已讨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6 年4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对斯大
林做出了评价，纵观其一生，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在《论十大关系》中
指出，1956 年4 月5 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按照这个分寸”写的，尽管
具体数字实际上并没有在社论中出现。②虽然斯大林错误地指导了中国革命，
毛认为三七开评价是“公正的”。③
半年之后，针对波匈事件的后果，毛在1956 年11 月25 日中共八届二中
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这把刀子”和“列宁这把刀子”的著名评论。
在毛看来，即使是前一把刀子，也不能用反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名义
简单地把它抛弃。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觉得应当保护苏联领导
② 同上，第126—12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185、291 页。对本章第一部分里所阐述的理由
，毛 泽东《论十
大关系》的官方文本比红卫兵翻印本对苏联的批评更加坦率。这个文本已在施拉 姆《毛泽
东同人民的谈话》
中。
② 《历史的经验》，第18—1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304 页。
人的声誉。至于“列宁这把刀子”，作为反对“议会道路”坚持“十月革命”
的典范，毛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①
这种思想倾向在1956 年12 月29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无产阶级
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继续，与4 月的那篇社论相比，这篇更加强调斯大
林的功绩和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1957 年2 月
27 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以及相关的
理论和具体问题的看法，其中多少有点不同的态度。
本章第一节里我已经引述了关于斯大林一贯排除异己的一段文字，紧接
着这段话，毛以镇压反革命为题，继续对中国与苏联之间运用与滥用革命暴
力的差别作了比较：
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不好？缺点是有，但

是和别国比较起来，我们做的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和匈牙
利
比较，没有那样右。
他也承认，中国过去也时常犯左的错误，但大多是在南方根据地时期，
受苏联影响而发生的；1942 年关于反对乱杀、滥抓的指示已经纠正了这些错
误。甚至在那以后，也曾有些缺点，但丝毫不同于斯大林执政时的苏联：“他
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另一
方面杀错了许多人，许多重要的人物，例如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这里，毛首先提到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出的被害者数目，然后承
认中国在1950 至1952 年镇压了70 万人，他认为中国的分寸掌握得还“基本
上正确”。②
除了批评斯大林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送入集中营或处死的政策之外，像
他在1957 年1 月对党的书记们的一次谈话中所讲到的那样，毛再次提到斯大
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缺陷。但这次，他走得更远，自称他的哲学
创见堪与马克思和列宁相比，当然也可与斯大林相比：
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

少，列宁简单地谈到，他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着。那就是说，资
产阶
级打倒了，但人民之间有矛盾。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的性质。人民内部矛盾有没
有可
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列宁没有详细观察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
长时
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①
列宁没有能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作出阐释，毛认为这是由于在革命
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缺乏经验。②另一方面，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把它归咎
于斯大林个人对辩证法固有的不适当的理解。③
毛总结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指出此事有双重性质。一方面，
① 同上，第341—342 页。
② 《学习文选》，第197—198 页。官方修定的版本的相应部分中甚至没有提及苏联（《
毛泽东 选集》第5
卷第396—399 页）——不必奇怪，因为这份文献首次公开发表是在1957 年6 月， 那时任
何这样的否定性
注释都不会有问题。
① 《学习文选》，第194 页。毛泽东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思想与列宁、斯大林的比较，参
见施拉 姆：《有
关中国“永远革命”理论文件集》，第32—38 页。在1957 年2 月27 日讲话的官方 文件
中，毛对他前辈
的评价转而相反。他说，“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毛泽东选 集》第5 卷，第
392—393 页）
② 同上，第211—221 页。
③ 同上，第212—213 页。
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在另一方面，
赫鲁晓夫不加分析，不考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
是错误的。毛说，在与苏联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我们已提出过抗议，说他们
是大国沙文主义者。④
当1957 年11 月毛泽东再度访问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时，毛谈到那时说他仍是“满腔被抑制的愤怒，主要对斯大林”。尽管他没
有详细说明原因，因为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接着用独特的口气明确
地说：“在斯大林时代，没人敢畅所欲言。我两次来莫斯科，第一次是压抑
的。尽管所有的谈话都提‘兄弟党’，但实际上是没有平等的。”
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苏联同志作风有很多转变”。接
着，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苏联的领导地位和苏
联共产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地位，其次，现在这样做是无害的”。①尽管莫斯
科会议纪要足以说明毛与赫鲁晓夫之间亲切友好的气氛，但是这样一个文件
并不能表明毛对苏联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权威的崇拜程度。会后不到一年，冲
突的迹象暴露出来了，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出乎意料的。当然，双方关系
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莫斯科反对大跃进这一新经济政策。
毫不奇怪，苏联人只看到毛的新方式中的某些异端，而没有看到他的许
多方针和目标与列宁主义逻辑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1958 年夏天成立的人民
公社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先是赫鲁晓夫个人在私下嘲笑，不久就在公开场合
进行奚落（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11 章）。
无疑，苏联人也对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人在工业生产领域提出的夸夸其谈
的要求感到震惊和恼怒。尤其令他们吃惊的是，在1957 年11 月的共产党和
工人党会议上，毛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提出了在15 年内赶超英国的钢产量和
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口号，这是其中最为极端的一个口号。②
由于中国越来越不愿依赖苏联的援助，毛对国内事务的新态度本身就意
味着中苏关系日益疏远。直到1956 年12 月，毛还明确重申他在1949 年第一
次提出来的“一边倒”政策：
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
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还认为可以采取中间路线的地位，站在苏联

和美国之间，作个桥梁，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钱，这里边也拿，那

里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

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

来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给你一些东西，帝国主

义怎么能给我们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①
然而，在1958 年，毛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发生了急剧恶化，远远超出了大
④ 同上，第223—224 页。（这个文集中收录的原文实际上印成了“我们的大国沙文主义
”。但 是，我认
为“我们”是“他们”的印刷错误。否则，毛可能是指，在他批评赫鲁晓夫对斯大 林问题
的处理时，苏联
斥责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那就是她坚持要在这类问题上发表意见。
① 1957 年11 月14 日的讲话，见迈克尔·舍恩霍斯的译文，载于《共产主义研究杂志》
1986 年6 月第2
卷第2 期。
② 见毛1957 年11 月18 日的讲话，在同一本杂志中有舍恩霍斯的译文。这些情况在胡惠
强的 文章“大炼
钢铁运动简况”中也有介绍，此文载《党史研究资料》第4 辑第726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2—63 页。
跃进政策逻辑发展所隐含的范围。这一不断加深的分歧并不简单是，甚或主
要是关于非斯大林化争论的结果，尽管如我们所知，毛对赫鲁晓夫没有与他
商量就掀起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做法强烈不满。但同时，毛对斯大林对中国采
取的高压政策也强烈不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赞成赫鲁晓夫为诋毁斯
大林所做的努力的。他在1958 年3 月指出：“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
人??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
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
压力。”而在1958 年4 月，他又宣称：“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
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②
但是他仍然在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对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
斯大林”的做法。斯大林的错误应当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也有正确
的一面，而对于这正确的一面，“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
尽管他在这点上有保留，但他在1958 年3 月的同一次成都会议上说，他
还是支持赫鲁晓夫，把他看作从地方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年富力强的优秀革
命者的典范：“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
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
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①
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在1958 年年中以后，毛在提到赫鲁晓夫时再也没
有用过这种基本肯定的词语。当然，导致两人之间关系恶化的决定性事件是
1958 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机（或一系列危机）。赫鲁晓夫试图在没有北京参
与的情况下解决1958 年7 月的中东冲突，这显然是产生麻烦的一个主要根
源。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毛确信苏联领导人正在试图控制中国的外交政
策。
1959 年7 月29 日，毛与彭德怀的对抗在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上达到高
潮。当时毛对三份国外批评人民公社的文件（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在美国关于
这一问题的谈话的新闻报道），写了一个简要的批语。三天以后，他把这些
材料和他的批语的副本送给一位老同志，并附上一个便条，上面写道：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

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
内大
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②
显然，毛对于那种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正
统观念不一致的意见，既愤恨又蔑视。与此同时，对国内也有人像苏联人那
样在某种程度上持保留态度的担心，大大加剧了他对毁谤人民公社言论和赫
鲁晓夫过宽地干涉中共内部事务做法（其方式是批评公社，与彭德怀的联系
等等）的不满。
接着，1959 年秋发生了塔斯社声明事件，随后又是与苏联的一系列冲
突，毛在十中全会上对此作了如下概述：
??1959 年9 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我们，塔斯社发声明以后赫压我国，十
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

们，然后两党（中国和苏联）会议，26 国起草委员会，81 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99 页，又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
，第183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4—155 页。
② “致王稼祥的信”，见《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第14 页。
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①
毛在这段话中用的“围剿”一词，曾是30 年代蒋介石为了策划由他发动
的消灭共产党人的战役而使用的术语，这个词生动地反映出他已察觉到以前
的同志对他的敌对程度。但是，尽管毛对这种敌视感到愤慨，但面对这种敌
视仍非常冷静。在1960 年3 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解释了他自信的原因：
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
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

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5％吧。最多不过占10％。??

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
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美国和我们的仇恨更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
有间歇性。??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例如说]，
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和

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

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①
毛在1960 年预测的中美关系改善在后来的10 年里并未变为现实。与此
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至极点。在毛讲了上面详细引用的这段话
一个月之后，中国人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社论和其他一系列文章，
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攻势，表面上是针对毛所说的“反华大合唱”成员
的“修正主义分子”，即南斯拉夫人，实际上矛头所向都是苏联的“半修正
主义”，在毛的著作中，他们很快就成了众所周知的主要敌人。1962 年1 月，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实际上发出了推翻苏联现政权的号召，这时，形势到
了决定性的转折点。
他在这次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1967 年作为指示发表），毛说：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
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

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②
尽管这一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苏联领导人还是很快就确信
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认为他们离经叛道。总的来说，莫斯科和北京的决裂
在1963 至1964 年的公开论战中充分显示出来。中苏论战的历史在《剑桥中
国史》第14 卷第11 章已作了叙述，即使把1963 年9 月6 日至1964 年7 月
14 日中国回击苏联人的9 篇文章的作者都归于毛的名下，我也不想在这里评
价它们的内容。在这一内容里，与此有关的是，毛本人是怎样迅速地给在9
月初刚刚开始的反苏言论赋予了思想和政策的实质内容。
在1963 年9 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9 月27 </PGN 日，
毛在会上作出了“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他说，第一点是要做好经济工作，
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国民党时期，而且要
超过“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应当少征购粮食。为了与边境那边的情况
相比处于优势，棉布、茶、糖等物资的供应当“比那边充分些”。
在这种背景下，毛接着阐明了第二点指示：
（2）新疆在反修正主义斗争中要加强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各民族干部和

①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0—191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16—318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81 页。
人民反修正主义的学习??汉族干部应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坚持
阶
级观点，执行阶级路线，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以保
证反
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要注意的第三点是教育当地的汉族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毛
要求帮助解决那些被派往新疆的汉族劳动者的“婚姻和其他困难”，毛在这
一标题下发出的号召表露出某些意味深长的思想。第四点是要密切注视边境
地区的形势，加强“边疆的反修斗争”。第五点是要警惕“苏联现代修正主
义分子”的“颠覆和破坏，以及他们的军事入侵”。最后一点是讲反修斗争
中的“一元化领导”。①
事实上，毛泽东确信中国很快就能够赶上苏联的生活水平，不仅是它的
中亚部分，而且要赶上苏联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1964 年1 月他对路易斯·斯
特朗说：
赫鲁晓夫认为，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

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②
不管毛实际上是否相信这点，但他确信，苏联试图用它在社会主义阵营
中的老大哥地位来扩大它自身的经济利益。1960 年在他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毛就已经批评了莫斯科在“经互会”中的经济专业化
政策。“经互会”是苏联支配东欧的经济组织。这一政策的图谋是使某些国
家对它们的某些先进邻国，尤其是对苏联处于农业原料供应国的地位。①这一
点一直使他气愤，在1964 年1 月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宣称，
“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想让他们生产单一的经济产品以满足苏联
的需要??当儿子真难当”。②
因此，在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毛泽东的语调日益表现出坚定的民族
主义倾向，这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反应，也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
义的回击。与这种倾向和中苏关系的一般演变相联系的，是日益增长的激进
主义，首先表现为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这种左的转向，就像在本章第1 节所
指出的那样，是大跃进政策的自然派生物，但是又被毛对赫鲁晓夫“土豆烧
牛肉的共产主义”的厌恶进一步予以推动。此外，由于对苏联内部出现修正
主义的震惊，毛泽东开始觉察到中国本身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因而，又有另
一因素注入了这一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
内部的敌人：毛泽东逐渐沉湎于阶级斗争
正如本章第一节结尾所指出的，1957 年夏天毛大大地改变了他对中国社
会矛盾性质的看法，这种转变对经济政策的后果我已作了探讨，它在哲学领
域的某些含义也已提及。既然对1957 年以后毛的思想倾向与中苏冲突之间的
关系已作了回顾，现在该是研究中国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一种激进解释，
以及由于对过去英雄品质的怀恋所引起的“左”倾情绪等诸种因素合在一起
如何导致毛进行史无前例的试验的时候了。
①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 1978 年10 月，第40—41 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第226—227 页；《杂录》第296 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 页。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日益激进，其中的关键
因素当然是他更加尖锐而固执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重要
性。因此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段时期内毛关
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的演变。
在1957 年10 月9 日召开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
他的新观点。他放弃了前一年在党的“八大”上正式通过的观点。就像我们
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在1957 年2 月还重复了这一观点，大意是说现阶段中国
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毛却断言：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
结
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
，同
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
义，
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
“八
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
这种提法是不对的。①
以上所引的毛的被修正了的提法在现在的中国当然被认为是不正确的。
无论正确与否，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之间的阶级斗
争却成了毛晚年思想的主要特征。在随后的19 年中，毛泽东在提倡阶级斗争
的热情和严厉性以及在分析现存阶级关系方面当然有很大的偏差、转折和波
动，但大方向没变。
在大跃进前夕，毛用相当古怪的术语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看
法。他指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1）“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2）“民
族资产阶级”，他说这里所指的是除右派分子以外的这一阶级的所有成员；
（3）“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对于最后一类，毛泽东后又附带
作了补充：“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①
在1958 年4 月6 日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毛纠正了一种反常现象——没
有指出农民的特殊作用，却继续把“帝国主义”包括在中国现存的阶级当中。
这一次，他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阐述：
??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30 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
的，
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坚决反共，就是
现在
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这些人加
起
来大约占人口的5％，就是3 千万??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10％

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几年以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转变，可以摘掉帽子。②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农村富裕中农。毛把他们说成
是摇摆不定的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关于“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毛
指出：“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他接着指出：“工
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
不恰当。”
① 《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475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2—113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180—181 页；《杂录》，第85—86 页。
大跃进的后果，使毛以前结合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关于阶级问题的
观点因一点新因素的加入而被修正。这种新因素就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特
权分子构成了萌芽状态的阶级的观点。这一倾向是同上面所谈到的一代人的
变化相联系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因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习
惯了某种生活水平，所以必须付给他们高薪。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报纸在1956
至1957 年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1957 年1 月，毛本人也为他所说的出了“一
点钱”就“买了”资本家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观点进
行辩护。①显然，同样的照顾并不适用于新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这样
的奢望，也许他们被认为有较高的政治觉悟。
我已经提到，在1958 年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提倡“供给制”。当然，
他的这次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在1958 年10 月《人
民日报》转发的张春桥的文章中得到了体现。张的文章于9 月份在上海首次
发表，实际上绝不仅仅是张和毛的观点偶然巧合的一致，这是一种精明的政
治谋略的结果。上海的“左派”市长柯庆施出席了北戴河会议，他在电话里
向张春桥通报了他关于毛讲话的笔记。这给张春桥的文章提供了灵感。一看
到这篇文章，毛就决定在北京转载。因此，毛的这一举动既表明他易于接受
奉承，也表明上海环节（如果此时尚未形成上海网的话）在此时就已经开始
发挥作用了。②
毛在《人民日报》上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他说，文章所表达的
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有“一些片面性”，而且，对历史过程
解释得“不完全”。③但是，即使毛认为张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观念”或
马克思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规范过于急躁，用这一用语所提出的问题在他
以后的讲话和文章中却一再出现。简言之，毛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
配所造成的不平等与马克思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时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权利”
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下述论点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党内
存在一大批依恋其特权的高级干部，因此，党是产生资产阶级或具有资产阶
级思想的分子的温床。①
① 《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337 页。
② 关于柯庆施所起作用的材料，见1986 年4 月23 日我同胡华的谈话。1986 年4 月24 日
我与 龚育之的谈
话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③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见《人民日报》，1958 年10 月13 日。
① 中国最近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倾向的最有权威的分析，见石仲泉的“马克思所说的‘资
产阶 级权利’和
毛泽东对它的误解”一文，载《文献和研究》1983 年，第405—417 页。该文修 改后又在
《红旗》1985 年
第11 期（第12—22 页）上公开发表。像最近发表的其他许多文 章一样，这篇文章明确断
言，从大跃进开
始，毛在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引入中国政治 言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译为英
文“bourgeois
right”，即“资产阶级权利”这一术语 出自马克思最有权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
在这本书中，马克
思运用它批判了“不折不 扣的劳动所得”这一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7—32
1 页）。在德语
中，法权是指 权利和法律秩序，权利指的是有权取得某个人的劳动（或人身权利的）报酬
这一层意思。马
克思在此提到这个法权问题时，实际上是指这两方面的意思，在他明确指出“平等的权利
按 照原则仍然是
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后，他接着指出：“权利，就他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 同一的尺度
??”换句话，
使某人有权利这种意义上的权（或权利）是由法制或类似法律的 准则所规定的。中国人由
于不接受为毛所
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字面意义讲，指“资 产阶级的法律权利”）这一译名，进一
步混淆了其中的
意思。1979 年以来，它往往被译成 “资产阶级权利”，那就更有个人主观权利的意味。
总之，毛最担心的
我已经强调了1959 年庐山中央全会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成为日益强调阶
级斗争的转折点。毛指责彭及其盟友是混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
的“资产阶级分子”。②毛声明，庐山的这场斗争已经是阶级斗争了，是“过
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
继续”，而且预言，这种斗争“至少还要延续二十年”③（结果是毛几乎全力
促使这种斗争发生）。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时，
邓力群指出了毛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的另一根源：“事实上，1958 年以后，
毛基本上没有注意经济工作，这就影响了毛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④不应望文生义地认为上述说法意味着毛此后对与经济有关的任何问题都没
有兴趣。毕竟，正是在1960 年他写了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读书笔记，
而且现在据说他主持起草了1961 年3 月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六十条”。①
所以，邓力群的观点是，毛虽然还不断地谈到经济制度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
面，但他对经济学或者经济现实并没有多少认真的兴趣。从这个意义讲，邓
的结论无疑是有道理的。
从1959 年以来，毛越来越坚信，不仅是他，还有刘少奇及其他同志长期
以来斥责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并不仅仅是“工作作风”中的缺
点所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共产党及其干部中阶级性质的最初变化，他对苏联
情况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看法。他在1960 年就社会主义社会在消
灭阶级以后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作了评论。虽然这些评论出现在
他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读书笔记中，但这显然也是想应用于中国。
今天的中国确有一些学者认为，毛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分析的主要
目的是制造一个武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这或
许有些言过其实，毫无疑问，毛对赫鲁晓夫的俄国深感厌恶，在他看来，它
所具有的一切都已停滞不前了。事实上，毛还追溯了苏联体制弊端的最初根
源。他断言，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没有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
结果，出现了对沙皇时代等级制度的怀恋，多数党员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
农民没有提升的机会。②他还指出，苏联没有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自由；因而
也就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革命一直比较彻底。③
毛最严重关切的仍是这种有害倾向可能会在中国生根的危险。这时，毛已经
看到，中国干部中被这种毒素感染的人是两个特点造成的。在他以后的有关
思想中，这两种特点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一方面，他们依恋根据“按劳分配”
原则即“资产阶级权利观念”所带来的特权；与此同时，他们的行动又像封
建地主一样。毛说：“人这种动物很有趣”，“稍有一点优越条件就觉得了
就是他所注意到的这样 一个事实，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严格运用，并没有考
虑个人的社会需
要，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一样，是很残忍的。
② 1969 年9 月11 日对军事委员会的讲话。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
47— 148 页。
③ “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源”，1959 年8 月15 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73 页。
④ 邓力群在1981 年8 月11 日和12 日举行的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学术讨论会上回答关于19
81 年6 月27 日
决议问题时的发言。见《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45 页。
① 陶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见《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21 页。
② 《学习文选》，第305 页。（1958 年8 月21 日上午的讲话）
③ 同上，第311 页。（1958 年8 月21 日下午的讲话）
不起”。①
1962 年1 月，在一篇主要强调必须继续与旧的反动阶级（地主和资产阶
级）进行斗争的讲话中，毛说他们“仍妄图复辟”。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
社会中“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②1962 年8 月，在十中全会前的北
戴河中央委员会预备会议上，毛宣布：“《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由
毛亲自编辑）一书中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
影响，讲错了，要改过??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③
就实际情况看，资产阶级可以“新生”这一说法留下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即毛指的是旧的资产阶级可以再生，还是说资产阶级的幽灵或本质能够以一
种新的形式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条件而获得新生，这是我们关心的中心问题。
他可能是指第二种情况，即德热拉斯和其他人所称的“新阶级”——尽管毛
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然而，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究竟仅仅是孤立的
个人，他们因滥用职权而腐化堕落呢，还是所有干部都因其拥有的权力和特
权而倾向于成为这种人物呢，关于这一点，毛在60 年代中期似乎还难以作出
判断。
60 年代初，他强调金钱的腐蚀作用和用钱换来的好处，看来是倾向于第
一个方面。于是，在继续承认物质刺激在中国现阶段是必要的同时，他又认
为，物质刺激应当服从于政治思想领域的“精神鼓励”，个人利益应当服从
集体利益。①
在1962 年1 月30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把“五种坏分子”和
这些受到怀疑的个人的社会根源联系起来。他说：“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
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
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
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②
在1962 年9 月至10 月召开的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的口号，并亲自修改了概括他思想的全会公报。③就像五年前他在三
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庐山的争论一样，这一次标志着进一步转向大搞“阶级斗
争”的政策。但是，正在成为斗争对象的这些阶级的性质和地位基本上仍是
模棱两可。在1962 年1 月的讲话中，毛曾提到“这些阶级和坏人”。换句话
说，尽管毛说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代表”地主和反动的资产阶级，
但他们未必都来自这些阶级。从1962 年夏到1963 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在此期间，毛的两段话特别强调了党内离异倾向的
阶级根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强调通过教育继续进行改造的重要性。
8 月9 日，毛在北戴河的谈话中指出：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第 192 页。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样装腔作势”，
见毛在1958 年11
月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
，第117—118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8 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424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206、210 页。（现在，人们知道他在讨论苏联教
材的会议上的论
说是根据他在1960 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9—170 页。
③ 《1981 年决议·注释本》，第359 页。
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
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

地富子弟，有马克思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

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①
1963 年5 月，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指示（即“前十条”）
公布前夕，毛对党的阶级构成作了完全不同的分析，但还是用极为类似的措
辞谈到了“改造”问题：
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
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

些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

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

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
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做更多的工

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②
显然，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于毛来说，尽管客观的社会出身仍
很重要，但通过政治教育对整个阶级进行个人改造也同样是一个关键的方
面。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毛在1963 年比1962 年更强调“改造”，即主
观标准。
1964 年5 月，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毛在听取四位副总理汇报
工作时宣布：
一定要很好的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
争。??城市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做时要作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
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③
在一条未注明日期，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写于1964 年下半年的关于划分阶
级的指示中，毛明确论述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关系：
划分阶级有必要??这两个，（客观的）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
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

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
不能
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
，有
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①
可以认为，在毛的晚年，仍然在能动的和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中共存的某
些对立面开始分离了，从而释放出最终导致其思想和行动走向毁灭道路的能
量。在几个决定性的、相互关联的方面，以前的统一体是从1962 年秋的八届
十中全会开始解体的。毛越来越把领导者及其特权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
系看作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由此，从这一洞察中产生的不可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426 页。
② 《资料选编》（北京，1967 年1 月），第277 页。该指示的全部译文载于理查德·鲍
姆和弗雷德里克.C.
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58－71 页，（毛的这段话是在
第70—71 页），
该文是中国致苏联的第9 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发表的。见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第367 页。
③ 《杂录》第351 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494—495 页。
① 同上，第351 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02—603 页。（关于这
一论述的日期，
另参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于1981 年出版的“1949 年以后毛的论著索引”第2 卷中的讨
论，第47 页。）
避免的后果是：被看成是一个包括所有享有特权的当权者在内的实体的中国
共产党，不能简单地在与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净化，而必须彻底打
碎，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除了党或党内特权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之外，毛泽东思想结构在60 年代开
始发生的极为复杂的分解或解体过程，还涉及其他一些倾向。我已经以相当
篇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相互作用，也曾探讨了苏联模式与中国
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苏冲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一分为二”
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历史背景。1963 年10 月26 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作了
一个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战斗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正
巧是在毛70 寿辰之日（1963 年12 月26 日）公开发表的。很明显，它代表
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报告中，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分析了从马克
思时代至当时的工人运动史。①
事实上，毛本人早在1957 年11 月18 日莫斯科会议上就使用过这一表达
方式。尽管他当时强调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而是这样一些事实：
所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充满”了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两
个方面，他得出结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②
紧接着周扬1963 年的讲话发表后，毛本人对“一分为二”这一口号的运
用首先唤起了在中共党内进行反“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要求。换句话，这
意味着号召进行阶级斗争（正如《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10 章论述的那样，
这也是为了清除和迫害杨献珍及其他提出相反提法——“合二为一”的人）。
毛宣称，这一原理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并由此得出结论，
说电子也像原子最终要被分裂。但他首先相信的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社
会范畴和政治力量都会不断地发生分裂。③
归根结底，毛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冲突当然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采
用何种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但文化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的战
场。60 年代初期，毛认为，文学和哲学的某些发展不仅是种种不良倾向的表
现，而且已成为通过上层建筑机构向社会主义根基发动进攻的武器。因此，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这一忧虑，并同
时发出阶级斗争的号召，这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

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①
这一论述的明显含义是：在被夺取政权13 年以后，“反革命阶级”依然
在中国进行活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阻止他们的破坏活动，有必要
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经常性的斗争。正是在这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成
① 《北京周报》，1964 年第1 期，第10—27 页。参见《红旗》1963 年第24 期，第1—
30 页（“一分为二”
这一词出现在第4—5页）。关于毛与这一报告的关系，见S.施拉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
的意识形态和政
策（1978—1984）》，第44—4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中文版），第498 页。
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9—500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5 页。毛在其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1960 年
关于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斗争的决定性领域——上层建筑，
已经表示了同样
的关心。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42—343 页；杂录》，第266 页。
为庞然大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呈现出萌芽状态。由于这
一时期毛的阶级概念有些含糊不清，这一理论的发展显然进一步表明他强调
的重点是上层建筑和主观力量，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毛的思想的特征。
正如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的号召导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样，这一论述也推动了文艺批判运动，鼓励了江青去发动京剧改革。在《剑
桥中国史》第14 卷第10 章里，我已对这些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这里只需简要地提及毛继续火上浇油的两条指示就足够了。1963 年12 月，
毛抱怨艺术、文学和戏剧的许多部门仍由“死人”统治。他宣称，“社会和
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
今还是一个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
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 年6 月，他的判断更
加严酷了，他说，中国作家协会“15 年以来，基本上（着重点是毛加的）不
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
认真改造，他们将会变成另一个裴多芬俱乐部。①换言之，他们将会变成彻底
的反革命，并将作为反革命受到处置。
与此同时，从1963 年到1964 年，毛愈来愈怀疑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发展
中的作用。毛并没有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发展到像“四人帮”那样以“臭
老九”来丑化他们的地步，他转向了比大跃进时期更为极端的教育政策。他
在1964 年2 月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
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
义。”②
毛之所以向艺术、文学、哲学和教育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间知识分子
的头面人物发动进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子（尽管他可以编
造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他们是剥削群众的），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斗
争的乌托邦，没能全心全意地执行他的指示。
1964 年夏，毛尖刻地指责了全党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他说，“现
在几包烟就能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③
这里提到基层干部表明，在刘少奇制定“修改了的后十条”前不久，毛
并非完全不同意刘的观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针对基层，也要针对较高
的领导层。无论如何，毛更担心的是享有特权的城市精英的态度和行为。1964
年6 月，在一次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毛说道：
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

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
苏
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①
正如我们在《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7 章中所讨论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的最后冲突是在1964 年12 月发生的。当时，毛对那些他认为歪曲并篡改了
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定战略的东西感到不满，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
三条指示。毛后来声称，刘拒绝接受这一指示。在这段时期，他发表了大量
① 这些是1967 年5 月出版的关于艺术和文学的“五个战斗性文件”中的两个。1963 年1
2 月12 日和1964
年6 月27 日指示的译文（这里稍有修改）见《北京周报》1967 年第23 期第8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10 页。
③ 同上，第217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498—499 页。
关于“新资产阶级”的讲话，这些讲话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新资产阶级
中，权力而不是金钱成为决定性因素。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阶级成分与工资差别问题显然是毛特别关心的
问题，但即使在这时，他对此仍表现出一种宽松和幽默的态度，而这在“四
人帮”那些沉闷和狂热的理论家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毛说：“吃多和占多
是件相当复杂的事。”“像我们这样的大人物，有汽车，有带暖气的房子，
有司机。我只挣430 元，我雇不起秘书，但我必须雇。”②
在理解这段话时，我们不能不参考毛在1964 年早些时候所说的这样一句
话：“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③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
对毛来说，除了“工人”、“贫农”、“革命烈士后代”等等外，还有另一
种成分，那就是统治者。至于那些与他的地位，与这位以前的皇帝地位不同
的人，是不能允许他们继续迷恋其特权的。
因而，在1964 年12 月20 日的一次讨论中，他再一次谴责了干部中那些
主要关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资额的“当权派”，并同意给其中的“极端恶劣分
子”戴上“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他警告不要过多地估计他们的人数。
并且说，对他们不要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行了——很明显，他们的
人数还很少，不能构成一个完全的阶级。①一星期以后，也就是1964 年12
月27 日，毛宣称，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和一个资本
主义派。这两派就这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
这些论述以及毛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的决心，当然直接导致了他与刘少奇及党内其他人的冲突，并导致文
化大革命。
② 同上，第587 页。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8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582—588 页。
② 同上，第597—598 页。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以前，向我们自己明确提出如下
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决定同上文所阐
述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综合症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采取这种极端
的行动路线是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
是因为某些现实问题在困扰着他——这首先是要惩罚并最终消灭批评他的那
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讨论毛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我已指
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是第二个。换言
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理性方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如
一位中国作者所说的，人们使毛完全相信，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
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看来，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
结果，“事实愈证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
映，??视为党内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①
专政、造反和灵魂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
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
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
他实在走得太远了。
毛在1960 年对苏联那本教科书的评论中宣称：“不管什么，历史不是英
雄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②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一直坚
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
1965 年12 月，与党的大规模冲突来临之际，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宣布民主
就意味着“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来管理”。他接着说，有两条路线：一
是完全依赖少数人，二是动员群众。他说：“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
来管理事情，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号召要依靠“党
的高级领导和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③只是到了1966 年3 月文化革命真正
开始时，毛才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号召，提出群众可以不需要党的集中领导：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

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④
两个月以后，这些“猴王”高举着毛的语录，包括“造反有理”这一口
号，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造反有理”这一口号是毛在1939 年创造的，并
① 王年一：“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计”，见《党史研究资料》第4 期
，第772 页。为
进一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根源，可参考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
者？”第221—
224、233—237 页。还可参考他的“剧变的限度：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
治发展中的地位的看法”，载于《中国季刊》1986 年12 月第108 期，第613—624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第206 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30 页（1964 年12 月21 日与陈伯达和艾思奇的
谈话）。
④ 同上，第640 页。
把它归功于斯大林——这是种种讽刺中的讽刺。①“敢于造反，是无产阶级党
性的基本原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宣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
我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
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我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
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②这些红卫兵所要打碎的旧世界，当然，是受
党控制的；他们不准备去纠正它，而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使之冰消瓦
解，用一个全新的秩序去代替它。
毛本人从未宣布过这样的目标。他在8 月23 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
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
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③
照字面理解，“几个月”可能是3 个月或4 个月，最多也就是6 个月。
其本质上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更像一次普通的整风运动。尽管如此，由于接受
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段时期内，党只能以基层党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机构
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至少是在冒险，他不惜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
40 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除他的敌人。
随着事情向着这一方面的发展，到1966 年底和1967 年初，党的生存受
到了严重的威胁，毛不得不在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作出选择。他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67 年2 月，他在与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提到，上海
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长，“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
在都不愿叫某某人某某长，而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
总还是长的”。①在讨论到反对把政府机关称作公社时（张和姚在上海就是这
样做的），毛质问道：“我们党放在哪里？??在一个公社里必须要有党；
公社能代替党吗？”②随后9 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毛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此时，另一种矛盾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毛一贯认为，应该是党指挥枪，
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自1960 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
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趋势开始时实际上乃是毛企图在林彪
掌握的人民解放军中形成一个权力基础的一种战术调动，这是因为他感到党
正脱离了他的控制，而绝不是因为他思想中有了任何革新或突然的变化。但
是，无论他本人当初的意图如何，实施这种战术很快把毛引向一些具有重大
理论含义的方向。
在1964 年2 月发动“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第7 章）中，工业企业、学校以及全国其他各单位，都用军队的方式
建立了政治部。这是事态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军队不仅为这些部门提供了
模式，而且还向它们提供了人员。这是毛事先就已亲自决定好的。1963 年12
月16 日，他在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元帅和肖华将军的一封信中说到：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

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提议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
门那
里去做政治工作。??看起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
农
① 《毛泽东集》第7 卷，第142 页，译文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27—42
8 页。
② 《人民日报》，1966 年8 月24 日；《北京周报》1966 年第37 期，第2—21 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53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77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70—671 页；另见《杂录》，第453—454 页。

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③
这种依靠军队而不是党去领导其他组织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上是没有先例的。同样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到1964 年，中国人
民解放军已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导师。正是军队在1964 年5
月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外，虽然人们并不知道
毛参加了这一每日祈祷书的编辑工作，但他是该小册子的作者，因而就参与
了有关的活动，该书序言的绝大部分出自1960 年10 月军委会议的决议，①
而这一决议是毛亲自改写和批准的。因此，这一阶段确定了1966 至1972 年
间无政府状态与军队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各个
极点的进一步和最终的分离。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悖论都与青年人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在
运动一开始毛就向红卫兵们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像他和他那一代学生在1919
年冲上历史舞台一样，争当先锋。但是，另一方面，1966 年及其以后的方针
却又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的作用。红卫兵的无组织无纪律及自
我放纵行为可以对此作部分的解释。1968 年12 月开始，毛把他们送往农村
向农民学习“无产阶级觉悟”。在此之前，1968 年夏曾为此批评过红卫兵。
但这种悖论也反映出，在毛的思想和政策中，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专业
知识和受过较高教育的专业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矛盾均可在“又红又专”的口号下达到更大的统
一。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重点发生了很大偏差，其方向不是用政
治来补充知识和技能，而是用政治代替了知识和技能。于是，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毛所信奉的现代化事业的整个基础实际上被大大地削弱了。
很多过分行为的根源乃是1968 年7 月21 日毛发表的一项指示。这项指
示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
农民
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①
1968 年7 月28 日毛在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中，对上面的这段文字，也
可能是对这段文字所出的那次谈话作了评论。在这个评论中毛本人看上去并
不是特别关心用于实践的技术，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怀疑正规教育的价值。他
说：“大学还要办吗？”“要不要招生呢？如果要招呢；比如讲文科，你不
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并不是说文科一定不要办，我今天讲
的是理科、理工科”。然而，毛又继续说道，“如果文科搞不出什么名堂，
那就拉倒。”他说，高小学的东西到初中重复，高中学的东西到大学又重复，
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像恩格斯和他自己年轻时候那样：自学或自修大学（像
毛在1921 年所做的那样。他最后说：“真正的大学是在工厂和农村。”②
③ 《资料选编》，第287 页。
① 1960 年10 月20 日的决议由J.切斯特·郑翻译，收录在《中国红军的政治》第66—94
 页。与《毛主席语
录》的前言的相应的部分在第70 页。另见同一卷第30 页。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亲自
”修改了这一决
议。
①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71 页。上海机床厂的例子可参见《北京周报》
1968 年第37 期，
第13—17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93、706、 695 页。另见《杂录》，第475、48
8、471 页。
在理解这些话时，应考虑到这样一些事实，即与此同时，毛向他的那些
红卫兵对话者们传达了一个非常严厉确实也非常无情的信息：即党是至高无
上的，过去两年来他们一直热衷的活动再也不能被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
毛在某些事情上对他们表示赞同，给药丸包上糖衣，这是可以理解的。毛接
着还说，考试是浪费时间，“所有的考试都应废除，彻底废除。谁考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呢？谁考林彪同志呢？谁考我呢？谢富治同志，叫学
生们都回学校去”。③
学生们确实被召回了学校，虽然学校的考试规则被废除了（至少在一段
时间内），但社会秩序却有力地恢复了。在向红卫兵们解释为什么不得不停
止这一已经使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两败俱伤的争斗时，毛宣称：
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
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
数的
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能用这种方式联合成一个王国吗？
毛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恢复军管，叫林彪
下命令。”①当然毛确实这样做过，但是不管苏联和各种各样的“左派”怎样
想，军队专政绝不是毛的理想。他“恢复军管”是因为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以外没有其他手段能够阻止这场派性斗争。这种派性之间的战斗不仅仅是用
砖头和弹弓打，而且还用步枪、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一旦局势变化、条件
允许，毛就会重新确立党对“枪”的领导。他在1971 年8 月至9 月与大军区
司令员的一次谈话中论证了这一步骤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军队历来
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放思想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
讲道理”。事实上，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党的统一领导，使军队服
从于党。毛说：“地方党委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
地方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②
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 年4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
受到的正式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 至1976 年所发生的一
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
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
马克思与秦始皇：模棱两可的遗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
来描述，从1966 年开始的这段时期，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含义。在深入分
析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以前——因为这场运动在
1969 年以后继续展开了，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一表达方式的正确含义。
姑且不论“伟大”这一形容词，它纯粹是为了修饰或加强语气，那么，
这是“无产阶级”的吗？是“文化”的吗？是一场“革命”吗？很清楚，毛
③ 同上，714 页；另见《杂录》，第496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98、 688 页；另见《杂录》第481、 470 页。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6 页。
相信这三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看来，这三者都不真实。但是，毛为何认
为它们是名符其实这一问题，正是理解他最后10 年的一切思想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毛赋予他在1966 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三种属性，其理由在很大
程度上是重叠的。因而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换言之，它既是无产阶级
的、文化的，又是革命的。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能恰当地概括它的特征。
假如我们按照通常排列的顺序来分析这三种属性，那么“无产阶级”可
能首先意味着“与城市工人阶级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 年的这场动
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指出的，在其初期和形成时期，
这场运动的突击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尽管工人中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后
来在各种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介入却很少体现马克思赋予城
市无产者的那种纪律性和对技术现代化的倾向性。
就稍为宽泛的意义来说，如果“文化大革命”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从而
壮大工人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话，也可
以合法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68 年12 月，毛发出
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城市
工人的子女将在农村从贫农那里接受“深刻的阶级教育”。①正如我所反复强
调的，虽然毛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将会带来经济与技术的奇迹，但对经济发展的后果却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
虑。
1958 年8 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复延安精神，不过当时的重点集中
在经济目标上。另一方面，在1969 年4 月召开的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毛以怀旧的语气说道，很多很多的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
杀害了。他接着说：
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
。
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
又
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②
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经济发展
重要性的态度却是非常模棱两可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既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或也没有反映城市工人
阶级的理想，仍然在唯一一种意义上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是它遵循了毛
所定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已提到过毛在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开始用
以观察阶级的三重构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客观的阶级出身从未被人
们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作为衡量阶级属性的主耍标准的主观因素一般
来说具有高度的、决定性的意义。
列宁曾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语气写道，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在
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1966 年11 月，毛的歪才子康生说，
列宁的阶级定义已经证明是不充分的，因为阶级差别也属于政治和思想范
畴。1970 年康生更加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存在的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上
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各阶级之间仍有经济矛盾，但阶级的
存在则只是反映在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①
① 《北京周报》，1968 年第52 期，第6—7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8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第18—19 页。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这个意义上的阶级究竟在哪里和以什么方式“表明
其自身存在”？我们暂时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显然，以思想标准划分阶级，
实际上是把毛在1966 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引入了文化
领域。换言之，这场“革命”只有在它也是文化的情况下，才是无产阶级的。
一些天真的观察家当时宣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1966 年的事件与“五
四”运动一样，在同等意义上构成了一场“文化革命”，并且真正继承了“五
四”运动的传统，这实在是荒谬的。而用毛逝世后中国流传的一个充满苦涩
的笑话：“文化革命”是革文化的命，以此来描述这场动乱倒是比较恰当的。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场动乱的发生的确是出于毛对某种文化现象的
反应，它始终以强调文化和心理改造为标志。
可以举出几个表明这种倾向的例子，这些都能明确地反映毛的长期信
念。如通过灌输或思想改造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就能改变他们的客观属性，
强调“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构成一
个造成一种新的政治实体主观改造过程。还有概括了这些思想和政治全部内
容的“斗私、批修”这个口号，其含义是，即使在那些老革命家和无产阶级
战士的思想中（也许毛本人不属此列），也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倾向。
最后，无论这场斗争的后果多么激烈，也无论它释放出的狂热有多么疯
狂，这样一些事情能被称之为革命吗？从广义上讲，“革命”这个词有两种
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含义。或者是指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或政治派别夺取政
权；或者是指运用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改造社会。理论上说，按照毛的观点，
中国自1949 年特别是1955 年以后，已经完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但是，我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济内容在他最后十年的
计划中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表现。思想态度的转变当然是社会转变的一种形
式。但即使是这样，其最终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在毛的思想中
居于支配地位的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了17 年之久的国家里，这种事情之所以可
能发生，仅仅是由于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即那些胆敢
在物质刺激到文学和哲学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的任何意见的人，重新定义为
阶级敌人，并要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所以，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
“革命”是由于对其目标所作出的思想和文化上的规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群众民主
开始，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终。在这10 年中，
人们看到林彪的沉浮和解放军影响的兴衰，也看到支持“皇帝周围（或女皇
周围）的法家领导集团”的党在沉浮和失去她的部分光辉。①
林彪没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接受军队重新服从党的领导这一
事实，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一事件，尽
管让人弄清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职能，但它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几乎毫
无关系。另一方面，“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对汉学家是一个迷人的主题，而
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1973 至1974 年发展起来的对
秦始皇的狂热崇拜。“上海激进派”也在宣扬这样一种由一个独裁者统治的
① 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1974 年第10 期，第60 页；另见《北
京周报》1975 年第
2 期，第11 页。
中央集权的思想，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
治是国家的两种弊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期间，毛毫无顾忌地颂扬秦始皇，并将他
看成一位先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毛在当时和后来，对秦帝国统一的历史
意义持有与1973 至1975 年间的思想家们相同的看法。那时，据说毛在前面
引用过的1958 年的演说中，详细阐明了“革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
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①70 年代中期
的材料对此从未直接做过结论，但它们所暗含的意义却很清楚，即就是像秦
始皇这样的历史人物，如有可能的话，应当被翻出来重新使用。林彪批评毛
是个暴君。与此相反，正直的人应当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领袖，把秦的独
裁看作一种原始的无产阶级专政。
很明显，按照这一推论，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不仅仅要变革国家组织，
而且也应变革“生产方式”，即改变统治阶级。因此，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
会的转变应是在公元前5 世纪乃至公元前3 世纪。毛本人在早些时候（在《中
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版中）曾认为这个转变是在公元前11 世纪。
可以设想，自1939 年以来，毛或许已经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论如何，
1972 至1974 年间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持有的观
点。然而，即使在公元前3 世纪末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即“新兴的地主阶
级”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改造中国社会，而在同样意义上，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也在那样做，但它则完
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历史上看它是荒谬的，
而认为毛一贯信奉这一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为这一系列论点所作的唯一辩解，似乎是为向其他人表明中国早在其他
国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思想。换言之，在提出秦始皇的类比方面，
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林彪的信徒。他们把“阶级
斗争”奉为一种像搞一连串的宫廷政变那样的极端老式的中国政治观点。尽
管毛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但他的态度比较微妙，很少有狭隘的民族
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60 年代中期，在当时产生的紧张冲突中，相
反的见解出现了全面的分离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思想中的复活，
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种类似道家根据潮水的涨落来理解对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
的影响，毛的哲学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把历史变革的方向纳入辩证
法过程的结构中。但毛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主义也是由于他担心中国和苏联会
出现“复辟”而产生的。毛因为实行了他本人和周恩来仅在一两年前制定的
较为温和的路线，他的头脑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义”的幽灵。1973 年，毛
倡导了“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成了运动的真正目标。正是这同一幽灵的
作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5 年春发起的“学习无
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①
① 靳志柏：“批孔与路线斗争”，见《红旗》1974 年第7 期，第32 页。另见《北京周报
》，1974 年第33
期，第11 页。
①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47 页。
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
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则认为复辟的
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机构里出现一个新的阶级。②这种方法使埃谢里克提出了
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社会主义国
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世袭的统治阶级。他提请人们注意毛在1960
年读苏联教科书笔记中有关批评干部子弟的缺点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谈话：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

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①
在回顾毛在60 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论时，埃
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母的地位和特权，
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
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②
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论据。我并不是说
某个论点的形式宁愿不能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也不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
中心；不能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
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过去的30 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
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此外，根据一切可得知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
年也有这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
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但他
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 年和1976 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应当主要
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
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
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削工人和农民的。③
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 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提出系统
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做。在我看来，写
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样做过。①
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说法，用
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将这些“极端孤立
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
的工具。姚文元写道：
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

② 约瑟夫·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见《现代中国
》第5 期（1979
年1 月），第57—58、71—72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51 页。
② 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第 66—68 页。
③ 关于毛在晚年的观点的这一论述与1982 年4 月和5 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地方
进行讨论时，一些
严肃的理论工作者通常表达的见解是一致的。另见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35—136
 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理查德·克劳斯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书。他比埃
谢里克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作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对于以阶级出身为基础的阶层与“作为政治行为者的阶
级”之间的关系
问题的许多方面，克劳斯进行了极其敏锐的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但我认为他的错误与埃
谢里克一样，在
于认为毛在其晚年主要以特权和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这些都是由干部从他们与国家的关系
中获得的）为标
准来划分阶级。
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
的商
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
和货
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
发
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
制度，
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②
这段分析同样没有解决问题，与新的官僚主义精英控制着生产资料这一
说法相比，它更难以符合实际。难道在革命后长达1/4 世纪之久的中国，1949
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党内的“新阶级分子”——他们
醉心于现存秩序下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参与
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内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
样一种制度下，他们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往日的“真正”的资本家进行
竞争，并且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在明确根据50 年代末期以来毛本
人著作里出现的思想倾向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这两种前景都提出了“新阶
级”的作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态度
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来，物质报酬上的
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无论适当与否，他支持1975 年反对“资产阶
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他更关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
争。毛之所以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其部分原因
是由于这种人享有更多的、很可能腐化他们的特权，和更多的、会使他们去
腐化其他人的权势。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毛认为腐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指权力的报酬，而且还
有权力本身。1976 年5 月，人们引用了毛一生中发出的最后几条指示之一。
这条指示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
大人物压他们”。①没有什么办法能证实这条语录的真实性，但听起来它却十
分像是无拘无束的毛所说的。尽管毛由于需要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致力于国
家的强大，他显然对任何人——除了他这个皇帝本人——被委以权力表示怀
疑。
我已反复强调过，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的极端倾向，在
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系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原
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
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的。但是，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虽然被
曲解，并被作为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下来，但它们并没有抵消中
国传统在毛的思想和在中国政治制度中所占有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对秦始皇的崇拜以外，这种倾向的另一方面是强调要
忠于领袖和他的思想，这是通过“忠”的符号来表示的。像红卫兵这样的“无
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能熟背“红宝书”，能够在每个场合背诵合适的语录，
并以此显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他们还“无限忠于毛主席”，在
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的中国，这种高于一切的品质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试
金石。
在《左传》鲁成公九年里写道：“无私，忠也。”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可
②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7—8页。
① 《北京周报》1976 年第21 期，第9 页。
以理解为：“无私的人是真正的忠（于统治者）”，在毛的晚年，中国人反
复学习了这一公式。一方面，真正无私的，愿意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
锈的螺丝钉”，为人民服务的人，是毛主席真正的和忠实的信徒和真正的无
产阶级革命者；反过来说，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
实，成为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赋予其他一切革命美德。①在这一方面，
和秦始皇一样，毛在其晚年，完全从一个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变成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在其思想中起着愈来
愈大的作用的折衷主义者。
① 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论述了“忠”的含义，并较广泛地
讨论了毛晚年统
治的性质。参见第223—225、233—243 页。
结 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
它是指在毛的漫长的一生中，由各个时期著作的原始资料所展现的毛本人实
际上的思想。其次，它是指在中国，从50 年代到毛逝世为止（或到1978 年
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特定含义的毛泽东的思想，即它是在特定的时
期，如在1951 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在其他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和
著作，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作“最高指示”的语录里的正统学说。第三，
在目前的中国，它是指毛的全部著作中仍被看作正确的，并由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和其他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发展的毛的某些思想，
不包括那些反映他晚年错误的著作。
在本章，我继续进行了在《剑桥中国史》第13 卷最后一章开始的尝试，
即分析了从1917 至1976 年，毛泽东思想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本章还探
讨了建立在毛著作基础上的正统观念的变化问题。但在1949 年以前并不存在
这个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官方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也没有对“毛泽东
思想”如此正统的解释。现在，我的任务是要概括一下毛的理论贡献的实质，
但是，我的这一做法是在与中国普遍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相当不同的基础上进
行的。
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是
武断的、随心所欲的和嘲讽的——换言之，被他们冠之以“正确的”毛的那
些思想，是为了论证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服务的。这种看法
似乎过于简单。如今那些尽力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释和阐述的人，大部
分都是在毛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几十年的老战士，他们除了要接受足够的
毛的思想遗产以证明他们是毛的合法继承人以外，不得不将毛泽东时代的许
多思想和实践内化和融入他们自己的思维中。因此，承认现在重新解释毛的
思想有它的目的，即在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适应中国需要的双重意义上确定毛
的遗产中正确的部分，似乎不是不合理的。
然而，即使情况是这样，中国正在进行的对毛及其思想的重新评价的目
的、逻辑性和判断标准，也是与本书完全不同的。在此，我要分析的是构成
毛从1949 至1976 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想的本质。
过去，我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积极贡献的本质，称之为“主
流的毛主义”。并提出，这个主流可以在1955 至1965 年，更确切地说，可
在60 年代初期找到。①换言之，“主流的毛主义”可解释为由毛设想的“中
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内核，它不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
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我发现这个用法并不十分满意。如上所述，1958
至1966 年间的进程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两次激进的试验过程
中，“左”的思潮势不可挡，它应被看成毛的最后25 年（如果不是他的整个
一生）里更加独特的东西。相比之下，毛在60 年代初期，后又在70 年代初
期采取的立场则较为谨慎和现实。
毛在1964 年3 月说：“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
二的。”②作为结论，这也许是必须首先说明的最根本的东西。一方面，毛的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初步再评价》，第71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477 页；另见《杂录》，第343 页。
思想，尤其是50 年代和60 年代的思想，始终是由各种根本不同的思想和指
示很不稳定地并列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在这些思想成分之间设法构建的
暂时的和不稳定的综合性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开始迅速解体。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毛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阐述过的经济思想，在
我看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思想远不像近年来根据文化大革命时对“两条
路线斗争”的解释所做的理解那样片面和简单化。我们发现，他同样强调精
神鼓励和物质刺激、又红又专、大小工业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
某些方面来说，是他整个经济战略的核心。它是靠两条腿尽可能快走的方针，
并不是要靠小工业和土办法一条腿跳跃。
然而，即使在毛泽东从1958 年夏天过分的幻想中退却以后，他对发展的
看法在某些方面也反映出他根本没有认清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含义。这些方
面之一是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我在前面对此曾予以相当多的注意。另一方
面是他对政治程序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看法。
1960 年，毛泽东在讨论苏联宪法时说，这部宪法给了劳动者工作、休息
和受教育的权利，但它没有给人民治理国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权利，而
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权利。①在《读书笔记》中与此相似
的一段里，毛用的是“管理”，②而不是“治理”一词。尽管两个措词在意义
上有细微的差别，但两者都是模棱两可的。它们的模棱两可再次反映了我们
在毛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中已注意到的矛盾。由红卫兵翻印的、出
现于毛本人的语录中的“管理”一词，它的意思可能是“经营”、“支配”
或“监督”；廖盖隆的文章中所引用的“治理”，则表示“整顿”、“清理”
或“安排”。第一个词显然更具体一些，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组织构成而不只
是简单的过程。至于毛的意思实质上究竟是打算使工人或劳动者随时关心正
在发生的事情，使他们确信政治权力的运用符合他们的愿望，还是指他们实
际上应当亲自管理事情，这两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
毛的“读书笔记”的一个英译本将“管理”译成run 和manage，而另一
个则译成administer 和take charge。③我更喜欢用 super-vise，其意思不
是指全体劳动者都在同等程度上行使管理的权力，因为这种译法更符合我所
理解的毛在60 年代的思想。应当承认的是，这一选择是武断的，但它并不比
其他的译法更武断。实际上，模棱两可客观存在着，存在于毛本人的语言和
思想中。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965 年的那段话宣称，民主是指“群众的事情由
群众来管理。”④至于“由”一字，在群众是有效力量的意义上，它的意思可
能是指依靠群众，或者通过群众。换句话说，就是把事情摆在群众面前，与
他们商量。这里将它译成是“通过”，因为在1965 年12 月的同一段引文中，
毛清楚地阐明了需要来自上级党的领导，这进一步证实了那时毛仍坚持他反
复而明确地陈述过的观点，即集中比民主更重要。然而，到1965 年，他对这
一问题的看法显然已开始改变。
在大跃进前后的这段时期内，强调集中制采取的形式是，坚持党的领导
① 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 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42—343 页。
③ 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批判》，见《杂录》，第266 页。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30 页。
起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本章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毛恢复了在延安
时十分强调的使党的领导一元化或一体化的思想。
总的说来，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观点是，一体化或一元化不仅在国家，而
且必须在地方得到贯彻。此外，即使1953 年那几句顺口溜里提到的“小权”
没有导致混乱，也不能放任它们。一元化的代表只能是各级党委。党的控制，
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正如毛在1958 年所阐明的，首先是就原则问题作出
决定，然后去督察其执行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临近，这一整套哲学逐渐被放弃了。因为毛泽东对应
该发挥“一元化”作用的党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在理论上产生了怀
疑，随后在实践中加以否定。在1964 年7 月14 日给苏共的第九封复信中那
段著名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最初和最有戏剧性的暗示之
一。这段话指出，如果干部被阶级敌人（由“地、富、反、坏、牛鬼蛇神”
组成）“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那么，“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
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在1967 年2 月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毛虽然再次断言必须有一个
作为领导核心的党，虽然他继续努力用某种方式把对党的需要与反天才论和
鼓励来自下层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成了证明文化大革命有理有借口
（如果不是主要动机的话）——结合起来。由于群众对党的等级制度和政府
官员“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某个大人物运用某种个人权力来保证的，因而
整个事业被歪曲和败坏了。不久这种个人权力终于正式地与秦始皇的权力联
系在了一起。
人们必须根据这一点来理解王洪文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①和张春桥在
1975 年1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②为实现党对政府机构和其他一切机构的
“一元化领导”而发出的号召。因为到此时，张春桥和毛本人都不像对施加
毛的个人权威的影响一样，对组织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兴趣。从此以后，真理
和权力不属于党，而属于毛主席。因为历史赋予这位领袖以教导中国人民和
指引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使命。
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和延安时期到60 年代的整个生涯中，他一直把民主和
集中当作政治进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联系、相互促
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造反”代替了民主，
对伟大领袖和舵手的“忠”代替了集中，就像看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一样，
毫无疑问，毛把这些倾向看作一个辩证统一体，彼此密切联系，在原则上他
并不拒绝接受它们。不过，虽然他自己承认“首长”的必要性，但他任由一
种形势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和经济的各级“首长”实际上并不能发
挥其作为“首长”的作用，因为，尽管他们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他们却无权
作出决定。在国家一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盟采取的只是松散的公民投票
的民主形式，这使人伤心地回想起早先的民主模式。在基层，它产生的是特
别委员会的专断统治、军事管制、冷酷无情和骚乱的混合物。
① 《红旗》1964 年第13 期，第31—32 页；另见《北京周报》1964 年第29 期，第26 页
。（源出于毛对
1963 年5 月9 日关于浙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一份文件所作的评语。）
① 《红旗》1973 年第9 期，第22、27 页；另见《北京周报》1973 年第35 期，第36、2
5、28 页。
② 《红旗》1975 年第2 期，第17 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 年第4 期，第19 页。
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 年代，尤其在1963 年初，毛曾反复强调，
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理。因为只有当党实际上是由一个人代表和由一个
人身上体现时，“一元化”和“一分为二”（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
斗争的倾向）这两条原理才能共存。换言之，只有当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和
完整性是在毛的领导下时，党才能够虽会分裂但又能保持统一，才能够实现
它的一元化使命。因为毛主席本身是不会分离的（尽管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
的话。①），而且永久地掌握权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
对毛的思想的另一个主要的二元解释，正如我通篇所强调的，是马克思
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在毛的晚年，领袖终于成了崇拜的偶像和
真理的源泉，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与毛本人在
1971 年的说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国际歌》否认“救世主”的存在。
②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把毛的统治完全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甚至
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对领袖的崇拜毕
竟有充分的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还有希特
勒、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论。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复杂过程中，如果西方的新
思想能够被用来服务于中国的旧目标和旧价值观，那么，中国的传统思想同
样可以转向外来的思想所阐述的目标。③因此，很难断定最终何者占上风，但
对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50 年代中期和60 年代中期之间，毛泽东改变了拒绝接受张之洞“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态度。他在1956 年8 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中，采用了他从1938 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即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
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产生于
西方的基本理论”构成了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体”。①另一方面，1965
年12 月他在杭州时说，实际上，张之洞是对的，“西方的‘体’不能用，??
只能用西方的技术”。②
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同一次讲话中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哲
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毛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里或从西方吸取任
何东西。人们着重强调的说法是，如果想使从西方借用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
的利用，那么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就必须扎根于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然而，
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毛的理论体系，用纯理性的措词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的问题。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也渗入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论或思想观点
受到了渲染。
1958 年3 月，毛在成都宣称：“首先是阶级消亡，然后是国家消灭，最
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③1970 年12 月18 日，毛在和埃德加·斯
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

① 指毛泽东“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译者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7 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见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5—86 页。
② 同上，第234—235 页。
③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第8 页。
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
级，
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④
在晚年，毛把阶级斗争看作一部分“大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的斗争，
他在1970 年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但人们也强调，正如他在1958
年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民族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
虽然毛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国当作“中心地区”，把中国文化当作“中
心之花”（“中华”），但我们不应从毛的这一性格中得出像苏联人和他们
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
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旧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 年间，毛在数十年里潜心建立的一整
套理论体系基本上崩溃了，至少他自己看来是如此。1976 年，当毛去“见上
帝”或“见马克思”的时候（或许两者都是）——以前他曾对埃德加·斯诺
这样说过，——当一个新时代在其继承者领导下来临时，出自《左传》和类
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就隐隐约约地出现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的这些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而只分析
他在1935 至1965 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归根结底，它构
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的传播媒介。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之间的重
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阐释。他在1960
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
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
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
极深，影响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
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革
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
比
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
，也
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 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 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
国。①
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改造
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方
（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
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
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因为这种洞察力
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④ 同上，第6—7页。（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官方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据我所知，斯诺从未
在自己的著作中
用过这段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33—334 页；另见《杂录》，第258—259 页。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 （1966—1969 年）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从1966 年起直到大约10 年
后毛泽东去世时为止，是本世纪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文化大革命的情形，想
起来仍栩栩如生：身着军装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挤满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
他们看到伟大舵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个个热泪盈眶；老干部们头戴高帽，
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抓上卡车，那些年龄只相当于他们1/3
的年轻人强迫他们沿着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游街；报纸见方的大字报上充斥着
对高级领导人的修正主义与反革命行为的辛辣谴责。红卫兵带着的红宝书—
—用塑料包装的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是年轻的造反派反抗权威的象征。
纯粹从叙述的角度看，无论对发动者个人还是对整个承受了它的社会来
说，文化大革命只能被看成是一场悲剧。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个
人决策的结果。毛在革命胜利后时代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纯洁性，这是他发
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一无二的超凡的地
位，这使他有资本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对群众运动充满信心，这就决定了运
动的形式。毛的开阔的视野和改造八亿中国人命运的能力成了神话，从而产
生了一位比真实的毛泽东更伟大的人。
可是，就像在古典悲剧中一样，这些英雄品质最后打上了致命的污点。
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世纪60 年代所面
临的问题。他个人的权威使他有能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
来控制它们。随着群众运动逐渐演变成暴力，派系斗争和骚乱，毛认为群众
一旦发动起来就能拯救国家的观念被证明完全错了。毛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
成为他对中国和马列主义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贡献，结果倒成了他晚年的重大
错误。
由于毛具有操纵中国的能力，所以，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就是整个国家
和民族的悲剧。当今的中国领导人都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国家的大灾难。虽
然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不如大跃进严重，生灵涂炭的情形也不如太平天
国起义时期、日本侵华时期和共产党革命时期，但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事业
的中断、精神的崩溃以及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都具有毁灭性。运动对中国政
治和社会的影响恐怕要几十年方能消除。而且，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这些代
价基本上是毛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提出的对策的结果。毛认为中国正处在复
辟资本主义的边缘，提出阻止复辟的最好方法是发动城市青年。
从另一种观点，即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又是非常有趣的。
政治学家们常常提及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现行的政治机构由于经济
处于过渡阶段、知识界发生骚动，以及政治的动员、社会的变革等原因①，遇
到了挑战甚至被动摇，发生了危机。如不进行有效的改革，政治危机就可能
发展成暴力、混乱、反叛甚至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初看起来，
就像20 世纪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似乎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
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面临着高层次的抗议，因为城市里对许多社会、
① 伦纳德·宾德等编：《政治发展的过程与危机》。
经济和组织政策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中共既无法压制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又无
法有效地迎合他们。这种情形的结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
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干预，恢复秩序，开始重建政治体制为止。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政权的领导人自己引发
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是他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
他自己的政权，也是他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词汇。
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
政权。
但是，毛的第二次革命却远不如第一次革命成功。根据毛的观点，成功
的革命，既是建设又是破坏：建设一个新秩序，同时破坏一个旧秩序。毛第
一次革命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而且有对未来新政治经
济体制的整体设想。与此相类似，第一次革命不仅发动了广大对现实不满的
人，而且创造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能在夺取政权后有效执政的革命组织—
—中国共产党。与此相反，毛的第二次革命既无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产
生能执行新的方针政策的统一组织。它推倒了旧政权，留下的却只是一片混
乱。
本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三年半的历史作一描述和分析，也就是从1965
年底的前奏到1969 年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
被某些学者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其余的称作狂热阶段。正是
在“红卫兵”阶段，毛所引发的政治危机陷得最深，混乱最严重，生命代价
最高。
这三年半的时间可分为几个小阶段，每一阶段在本章中都将逐个论述。
第一阶段，从1965 年秋到1966 年夏，毛与党的机构的矛盾上升。在这一阶
段，毛开始发展自己的权力基础，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党的领导人相
对抗。毛利用他的政治资本，罢免和贬谪了一些军队、文化部门、北京市政
府和政治局里他所不满意的人。然后，在1966 年8 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使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在更大规模上批判修正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 年底。在此期间，毛对党的机构
的攻击迅速遍及全国，红卫兵充当了主要工具。但这一时期的结果，却与毛
的初衷相左。很明显，他原希望红卫兵会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领导干部们
也会坦诚地接受来自这些特殊组织的批评。这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党的方向得到纠正，党的权威也完整无损。事实上，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番景
象，红卫兵分裂成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攻击党的机构，另一派保护党的机
构。省、市级的领导开始时压制群众运动，尔后与之合作，最后采取逃避态
度。红卫兵各派系之间及群众运动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不仅没
有加强党的权威，反而削弱了党的权威。至1966 年底，中国许多重要城市的
政治机构完全瘫痪。
在第三阶段，即从1967 年1 月至1968 年年中，毛下令：向已名声扫地
的党的机构夺权。究竟采用何种程序夺权，毛经过数周犹豫之后，决定政权
应当分享，在省、市级，由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群众组织、运动中生存下来
的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三者联合掌权。问题是三者中无一完全可靠。群众
组织动辄搞暴力和无政府，领导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尤其在省、市级）则联
合起来压制最难驾驭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毛已不能完全控制他自己释放出的
各种社会力量，他唯一的办法是使鹬蚌相争。结果是再度混乱。毛最后得出
结论，阻止全面崩溃的唯一办法是遣散红卫兵，让军队恢复秩序。
这一决定标志本章将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重建中国政治体
制。这一过程的最高潮是1969 年4 月党的九大。九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批准了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党章。由于军队在这一阶段发挥了突出
作用，所以九大决定许多领导职务由军官担任，甚至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
毛的接班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尽管军队在军外的权力迅速增长，也不
足以恢复政治稳定。权力仍被三者分享——发动红卫兵的激进知识分子、备
受攻击而幸存下来的老干部及压制红卫兵的军队。正如本书以后几章所描述
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阶段留下的遗产是长期的不稳定，直到毛泽东去世，
清除了激进派，邓小平出任中国的主要领导后，这种不稳定势态才得以完全
清除。
走向对抗
政治冲突的根源
在本世纪60 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不满。在一个接
一个的问题上，党通过了一系列毛认为不必要和不能接受的政策，如：农业
恢复搞承包，工业中采用物质刺激，公共医疗过分集中在城市，双轨制教育
的发展，文学艺术中一些传统主题和风格的再现等等。这些政策大多是在反
右和大跃进之后为恢复社会团结，提高生产力而制订的。可在毛的眼中，这
些措施只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而这些与他
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相容的。①
由于毛与主要同事之间个人关系日渐紧张，毛对党的政策就更加不满。
首先，毛认为背叛他的事件越来越多了。虽然在1958 年底，据说毛自愿从日
常领导事务中退下来，但他日益不满的是党的某些领导，尤其是总书记邓小
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未与他商量就作了决定。在1966 年10 月毛曾说，“一
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 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②1961
年3 月，当毛发现邓未与其商议而在农业改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重大决定
时，曾讥讽地问，“是哪个皇帝作的这些决定？”③60 年代新闻与文学中出
现针对其领导方式的含沙射影的批评，毛对此感到很恼火，对那些负责文化
事务的官员（包括彭真和陆定一）听之任之的态度更为气愤，这也是可想而
知的。
此外，毛由于无法使官僚机构执行自己的意志而日渐灰心。1962 至1965
年间，在他一直感兴趣的五个领域内，毛曾试图改变党在大跃进后所采取的
一些政策。他曾阻止农业包产到户的潮流；提议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
考试制度；批评公共医疗设施过分集中在城市；建议创立农民组织来揭发农
村公社党政干部的腐败无能；谴责文化领域中传统主题和修正主义理论的重
新抬头。
尽管党的机构对他的每一倡仪最终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毛却认为是半
心半意，极不热情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高级领导人继续支持党在
大跃进后所实行的政策，不愿因有毛的指示就加以改变。对毛的指示的消极
反应也部分说明了政府机构的意图，一方面按部就班，尽量多地维持现行路
线政策，另一方面，按照毛的指示，采取一些新的行动。除此以外，毛的意
图往往是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善于着重批评一些他不喜欢的做
法，却不善于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
不论怎样，毛得出结论，政府机构的消极反应，精神生活中传统的“资
产阶级”观念的出现，以及国民经济战略中过分强调效益等等一起构成的修
正主义的危险——根本脱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在中国出现。首
先，毛对这方面的担忧是低调的。如在1962 年，他号召全党克服修正主义，
① 有关毛与他的同事们在60 年代初的冲突，参见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革命：政
策进程的动力》；
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7 章；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
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剑桥中国史》第14 卷
中的章节。
② 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 页。
③ 帕里斯·H.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修订本），第131 页。
但又说这一任务不应“干扰我们的（日常）工作??或占非常主要的地位”。
①同样重要的是，起初是通过温和又非常传统的方式来克服党内修正主义倾
向：在官僚机构内部发动一场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和向模范干部学习的运动。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奏效，毛的警告就更尖锐了。他最后得出结论，修
正主义比他预料的还要广泛，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不愿有效地处理这一问
题，很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有修正主义思想。在1965 年9 月的一次工作会议
上，毛就问他的同事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
是最危险的”。①
渐渐地，这些针对修正主义的警告变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理论基
础。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运动的理论依据尚未完善之前，运动已经开始了。
但是，1967 年发表的两篇社论，中国人认为是充分表述了毛的“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②的新理论。尽管这些文章不是毛本人所撰写，但没有理由怀
疑文章反映的不是毛的观点。
概括起来说，这些社论的结论是，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
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
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
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
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
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
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
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
能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铸造毛的权力基础
到1964 年，对党的机构发动攻击的力量基础开始建立。这一势力基础的
各部分开始是逐个形成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协调。一个部分是由社会和经济
政策而非人为操纵所产生的，这些政策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中制造
了一群社会地位低下、幻想破灭的人。第二部分是在毛的妻子江青的指挥下，
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逐渐形成的。第三部分是由国防部长林彪在部队中组成
的。在1964 至1966 年间，这三支力量有组织地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在毛
的领导下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地位牢固
的党的机构。
人民解放军毛的权力基础中最关键的部分，是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3—195 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02 页。
②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文件”，1967 年5 月18 日
，《北京周报》
1967 年5 月19 日，第10—12 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沿着
十月革命开辟的
道路前进”， 1967 年11 月6 日，《北京周报》1967 年11 月10 日，第9—11 页。最近
出版的材料说明，
后一篇文章是在陈伯达与姚文元的监督下起草的，见孙敦璠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下文称《历史
讲义》），下卷，第268 页。
如果中国这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驾驭得住的话。①林彪在1959 年庐山会议后
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他一直非常注重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工作——一项一
箭双雕的政策，一方面保证武装力量对毛领导的忠诚，另一方面提高自己在
毛眼中的身价。林在人民解放军的基层单位重建了党支部（原文如此——译
者），复活了在彭德怀领导时期日渐松散的政治部工作系统，加强了党的军
事委员会对军队的控制，林还强化了军队的政治教育项目，主要以新编的毛
泽东语录作为基础教材，这种语录小册子成了以后红卫兵携带的红宝书的原
型。
同时，林也寻求恢复一些革命时期的军事传统。在50 年代，30 年代和
40 年代游击战的组织原则和战术原则被搁置一旁，采用了具有正规军特点的
原则。建立了正式的军衔制。民兵的地位降低，彭德怀建议以更为正规的军
事预备役制度取而代之。早期的“军事民主”不见了，更强调军阶等级和军
事纪律。苏联军事理论（注重阵地战与现代化装备）取代了用原始武器打运
动战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反对抛弃人民解放军的革命遗产而采用这些“外国战略战术原则”的呼
声早在50 年代中期已很强烈。所以在50 年代最后几年，当彭德怀还担任国
防部长时，有些恢复某种平衡的做法已在进行。但是，在林彪的领导下，这
一“重新革命化”的过程加速了。新的军事条例强调一些传统观念，如政委
与军事指挥员的联合领导，维持部队忠诚与士气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军民
的紧密关系，官兵平等，等等。军事战略再次强调步兵（与专业化军种相对
立），民兵（与正规军相对立）的重要性，强调小分队战术（与诸兵种协同
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相对立）。最后一个尤具象征意义的步骤是在1965 年废除
了军衔制，将士们取下了5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穿、戴的苏式制服与识别标
志，重新穿上延安时代的无任何标志的草绿色军装。
可是，林彪也不允许自己的这一系列政策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尽
管他声称取得军事胜利，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林还是支持空军的现代化
和研制中国的核武器。他说，政治教育在部队训练中应占高度优先地位，但
他也督促部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军事操练上而不是政治学习上。林多次重申
人民解放军要遵循人民战争原则，但民兵活动规模比大跃进时的高潮时期缩
小了很多，农村民兵组织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维护治安而不是军事活动。
这样，在60 年代初，林不仅恢复了部队的政工系统和一些传统军事思
想，也成功地于 1962 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这些成就表明，人民解放军的“红”并不是以失去“专”为代价
的。
60 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的非凡表现与同期众所周知的党政机构的软弱
无力形成明显对比。所以，毛把林彪看成比刘少奇或邓小平更能干的组织管
理者和更为忠诚的副手，并且把人民解放军作为政府机构学习仿效的楷模就
不足为怪了。为此，1964 年2 月，发起了“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全国性运
① 关于人民解放军在60 年代初期的情况，见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
的作 用”，载《太
平洋事务》第39 卷第3—4期（1966—1967 年秋季号和冬季号），第269—289 页；约翰·
吉廷斯：《中
国军队的作用》第12 章；埃里斯·乔菲：“林彪领导下的人民解放 军：政治干预的前奏
”，载约翰·M.H.
林德贝克编：《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第343— 374 页；埃里斯·乔菲：《党与
军队：中国军官
的职业化与政治控制（1949—1964）》。
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机构以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作典范建立了自己
的政工部门，这一机构负责政府官员的日常政治学习。政工部门中约30%至
40%的职位由军队转业干部或直接从部队借调的军官担任。①
林彪自然很乐意让军队充当这一新角色。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林彪首先
提议在政府机构中设立政工部门，更有可能是林彪提议将政府机构的政工部
门统一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辖。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将会大大增加军队在
政府事务中的影响，侵犯了党在这一领域内的传统责任。虽然刘少奇同意毛
的决定，在政府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但他坚持政治部应由负责经济工作的党
的机构来管辖，而不受军队政治机关领导②。
尽管如此，“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倡议和政府机构中政工部门的设立
使解放军和林彪对政府事务比50 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大的影
响。1966 年2 月，人民解放军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作的会议，名义上只限
于军队内部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对全国文艺界都有很大影响。③1966 年3 月，
林给一次全国性的工贸会议写了一封信，号召经济管理者们更积极地学习毛
主义——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信件，但却标志着林对全国性的经济
工作有了更大的发言权。④
激进的知识分子最初的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小集
团，到1966 年年中，他们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群众发动者。纠
集这帮极左宣传家和作家的关键人物是毛的妻子江青，她很快认识到，毛与
党的机构的紧张关系给她带来了可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
江青1937 年去延安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是上海的一个二流演员和文
艺圈中名声不太好的女人。她与毛1938 年的初次接触给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从舞台转向政治提供了机会。由于她复杂的背景，她与毛的婚姻遭到许多高
级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只是在她同意30 年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后，这桩婚姻才
得以认可。①由于健康原因，她在50 年代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到60 年代初，
她健康状况好转（虽然脾气依旧），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程：改造中国文化。
她承担这一任务，一是她早期的舞台生涯使之勉强说得过去，而主要则是毛
对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日渐不满，给了她实质性的鼓励与支持。
江对京剧改革的最初努力遭到一些颇有名望的表演家的蔑视和负责文化
事务的官员的反对，新闻界对她也不屑一顾。②遇到这些阻力，江转而求助于
北京和上海的一批较年轻而相对激进的文人。与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相
比，他们年纪较轻，地位较低，较少从世界范围来看问题，受马克思主义影
① 关于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安：《中国政治》，第6 章；约翰·吉廷斯：“‘向
解政军 学习’运
动”，载于《中国季刊》第18 期（1964 年4—6月）；哈丁：《组织中国》，第217— 22
3 页；拉尔夫·L.
鲍威尔：“经济中的政委：中国的向解放军学习运动”，载《亚洲概 览》第5 卷第3 期（
1965 年3 月），
第125—138 页。
②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1967 年12 月16 日）引自约翰·吉廷斯：“从文化大革命着党与
军队的 关系”，
载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党的领导与革命力量》，第395 页。
③ 肯尼思·利伯撒示：《中共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第238—239 
页。
④ 高英茂编：《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321—322 页。
① 罗斯·特里尔：《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第154 页。
② 关于江青在此时期的作用及其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关系，见默尔·戈德曼：《中国的知识
分子： 建议和异
议》第3 章；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21—322 页。
响更彻底。自1957 年的反右运动以来，出于信念和职业的原因，在有关学术
和文化问题上，他们中许多人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他们在60 年代初期
文化气氛比较宽松时，经常与他们更具自由化倾向的上司进行论争。③
江青与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中的两部分人发展了关系：一部分集中在北京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包括关锋、戚本禹和林杰），另一部分集中
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包括当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前一部
分人学有专长，精通历史和哲学，与之相比，上海这一批人在新闻批评方面
更有经验，更懂得创造性的艺术。在北京方面，多年担任毛泽东私人秘书和
理论家的陈伯达促进了江青与这些人的交流；在上海方面，共产党华东局书
记柯庆施为他们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与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柯庆施在大
跃进失败后，仍然紧跟毛。
1963 至1966 年期间，江青与她的文人小集团将主要精力放在文艺事务
上，尤其是她感兴趣的京剧和其他表演艺术的改革。（在这一行动中，共产
党中南局书记陶铸也支持了江青。）可是，随着毛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逐
渐加剧，这些激进文人开始转向更为公开化的政治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
的，他们既批判毛的对手，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
毛阵营中的这第二支力量，用洛厄尔·迪特默的话来说，充当了“帝王
亲信”的角色。①这些激进文人没有丰富的经历，政治立场比较教条和理想主
义，除了通过江青与毛有所联系外，并无独立的政治声望。他们在现行的政
治秩序中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行体制比耐心地去适应
更有助于他们飞黄腾达。一旦毛发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宣传技巧、他们对
激进理论的娴熟，使他们可以用作攻击党的机构的工具时，他们的权力也就
增大了。
群众基础毛联盟中的最后一支力量，在 1966 年年中和年底以前还处于
隐蔽状态的是群众基础，主要由中国城市社会中那些自认为地位较低的人组
成。似是而非的是，正是毛推动下出台的两项政策大大加剧了中国城市社会
的紧张状态：学校招生和安排就业时要重新强调阶级成分；从郊区农民中招
收一些临时工进工厂干活。实施这两项政策据说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
会。
毛的群众基础中最积极的一部分是高中和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参加文化
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主要出于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使他们与毛
一样对地位优越的社会成员，对不平等，对60 年代中似乎正困扰着中国的官
僚机构的迟钝感到愤慨。毫无疑问，这些学生也很愿意得到因参加毛的反修
运动而带来的地位与权力。
此外，60 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也给中国学生带来分裂与痛苦。上小学和
初中的机会增加了，而同时，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人数却比大跃进时大大减少
了，主要原因是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努力紧缩过大的财政开支。重点中学
与非重点中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学生比后者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
受高等教育。此外，在1964—1965 年间，规定没有上大学和进工厂的中学生
③ 上海的与北京的之间的区别，参见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3 章。
① 洛厄尔·迪特默：“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基础：‘四人帮’垮台的理论和分析”，载《世
界政 治》第31
卷第1 期（1978 年10 月），第42 页。
要大量送往边疆和农村，①这一政策成为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兆。
往上爬的机会减少了——这就是永久送往农村的真正危险所在——广大
学生便全力关心着晋升的标准。表面上，决定学生上重点中学、大学和安排
理想工作有三条标准：家庭成分、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但是到60 年代中期，
标准的重心变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变得越来越重要，学习成绩则不怎么
看重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最幸运的是那些出身于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
他们的学业成绩并不见得比别人好，但由于把家庭出身作为升高中、上大学
和入团的重要标准，他们就得到更多的优惠。其次是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
他们良好的家庭出身可以弥补其学业的平凡。处于最底层的是出身资产阶级
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他们常常成绩最好，但他们“很差”或“中等”的
家庭成分成了他们升迁的最大障碍。①
正如学生们一样，城市工人也因60 年代初的政策而分裂了。50 年代的
经济政策在固定工与学徒、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以及在较大的国营工厂工
作和在较小的集体企业工作的工人之间就已经产生了裂隙。在任何情况下，
前者都比后者得到的工资和工作福利多。
在中国采用苏联模式而导致的这些差别，又因1964 年在工业中实行“工
人—农民制度”而进一步扩大。根据这一政策，要按照工厂企业的具体需要，
从郊区公社招收一些临时工或非全日制工人。官方认为这一制度有利于减少
城乡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别，因为它产生了一个同时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阶
层。可是，真正实行起来，这个亦工亦农原则就显得并不像所说的那么高尚
了：工厂很高兴有机会雇用临时合同工，与固定的正式工人相比，他们的工
资低，也没有资格得到国营企业提供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随时都可以因表
现不好被解雇。②
亦工亦农制实行的结果，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社会紧张。这一就业
政策不但产生了深感不满的工人下层阶级（他们虽然与正式工干同样的活，
收入却更少，更没有工作保障），而且还使更多的人产生跌入社会底层的恐
惧。许多国营企业倾向于将原本属于正式工的工作分配给更有弹性的亦工亦
农制工人。这样，学徒工眼看着升迁的机会消失了，就是正式工人也面临着
被送往农村变成合同制工人的危险。
当文化大革命于1966 年爆发时，群众性大规模抗议受到鼓励，这些团体
的愤懑和个人的痛苦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燃料。像任何一场复杂的社会运动
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在60 年代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政治倾向之
间存在着一种松散的联系。但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出身“较差”
或“一般”、感到他们往上爬的机会逐渐减少的学生以及在经济分工的阶梯
上位置较低的工人一起向党的机构发泄他们的愤怒。①
① 关于60 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见约翰·加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
）”；约 翰·威
尔逊·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第235—286 页；唐纳德·J.芒罗：“共产 党
中国的平均主义思
想与教育真相”，见林德贝克：“中国”，第256—301 页。
① 中国学生的分类参照李洪勇（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史坦利·
罗森： 《红卫兵
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
② 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29—139 页。
① 马克·J.布里奇、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革
后情 况的分析》。
危机出现
当中国领导人就对越南的军事方针与战略、对文学界人士的政策及整党
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时，我们上面讨论的问题与紧张状态在1965 年秋至
1966 年夏之间达到了顶点。这些争论使得林彪和江青在毛的支持下，将他们
的潜在对手靠边站，加强了他们对部队和文化机构的控制，从而使毛的政治
基础更加稳固。就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应作何反应
的争论使他们有机会清洗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罗是能够向林彪控制军队提出
挑战的潜在对手。在文化领域，针对一出历史剧的论战——此剧被认为是指
责毛的——最后导致罢免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重组党的宣传部，任命陈伯
达、江青和康生——一个长期以来与毛关系密切的政府的安全专家——担任
即将开展的反修运动的领导。几个月以内，毛已与刘少奇彻底决裂，将运动
从文化领域扩展到高等院校和政府机构。
1966 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
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对紧凑的联合阵线，他们可以充当文化大革命的
急先锋。1966 年2 月，在一次军队文艺座谈会上，江青和林彪正式建立了联
盟，此前，江青与军队几乎没什么联系，但在这次会议上，江青充当了部队
文艺工作领导人的角色。在紧接着的以后几个月里，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
和军队领导人开始在城市不满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六、七月间，陈伯达、
江青和康生领导下的文革领导小组开始与北京主要高校师生中的激进分子建
立联系，鼓励他们猛烈攻击学校、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至7 月底，解放军就
已开始为主要大学里出现的左派组织提供补给和后勤支持。
最后，1966 年8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人数不全的会
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刚过半数，会议大厅里塞满了红卫兵，这次会议通
过一项决议，批准发动城市人民起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
一决议的结果，到年底就变成了毛和他的追随者对党的全面进攻。文化大革
命从此进入最混乱、最具破坏性的时期。
罗瑞卿林彪的军事方针在解放军的高层领导中并未获得一致同意。林的
主要对手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早在1964—1965 年间，他就怀疑林的军事方针
是否正确，当时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干预正逐步升级，在南部边界给中国造成
了意想不到的威胁。①
回顾起来，罗瑞卿向林彪挑战似乎有些令人惊奇。1949 年以前，罗大部
分时间都是担任政委，50 年代担任公安部长（而非一支部队的司令）。所以，
没有理由怀疑罗会反对强调思想教育和政治忠诚，而这正是林彪当国防部长
的特色。除此之外，林和罗在共产党革命过程中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在
30 年代红一军团时，罗就在林的手下任职，后又在红军大学和抗大（延安抗
日军政大学）担任林的副手。1959 年，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罗就被提升为
总参谋长。即便对罗的任命不是林彪提出的，但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认可。
自50 年代初以来，林彪一直受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如战伤、胃病、肺结
核，或者是一种综合症，使得他时不时地减少自己的体力活动和政治活动。
① 有关罗瑞卿的情况，参见哈里·哈丁、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
中的 政治斗争》；
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载《中国 季刊》
第49 期（1972
年1—3月），第32—75 页。
60 年代初，这些毛病的复发，明显地使林和罗瑞卿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至
少可以说，罗曾希望，林的疾病可使他对军队有更大的指挥权；或者换句话
说，罗可能曾希望林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根据一戏剧性的
描述，说罗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讲“一个病人应把自己的位子让给称职的
人！少管闲事！不要碍手碍脚！”①
美军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其程度完全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
也加剧了两人关系的紧张。罗开始建议作好军事准备，以防美国将战火烧到
中国。正如罗在1965 年5 月所说的：
战争一旦打起来，有准备和没有准备是大不一样的??战争准备的立足点，又必须放在可
能出现最困难最严重情况的基础上。既要准备帝国主义小打，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中打和大
打。
既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
罗更进一步说，如果战争打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在预筑阵地上保卫
祖国，然后发起反攻，跨过边界将敌人消灭“在洞穴里”。②
罗的这些建议，可能代表了职业军人的观点，对林彪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至少有一点，罗所倡议的线式防御与人民战争原则相抵触，根据人民战争的
理论，中国军队应当诱敌深入，使敌方的供应线拉得过长然后各个击破。罗
还坚持如他1965 年9 月所说的，“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准备打仗的
思想，③意即人民解放军应重新安排优先考虑的事情，至少暂时要这样做，以
高度重视军事准备工作。这两点意见中，后者可能更引起争议，解放军当时
在政府事务中发挥着比以前更大的作用，而且是与党的机构对抗的毛的力量
阵营中关键的一部分，如果采纳罗的意见，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反动：他们将
要消除解放军对政治事务的影响，这样基本上就从毛联盟内撤了出来。
林彪和罗瑞卿的争议在9 月初达到高潮，当时两人都发表文章纪念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投降20 周年，文中两人就中国的国防政策发表了完全
不同的见解。①罗认为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全面的准备”以防美国进
攻中国。与此相对照，林指出美国人未必如此莽撞，即使他们真的敢来，也
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动“几亿拿武器的中国人民所形成的汪洋大海”。这是罗
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到11 月底，他从公众的视野中一下子消失了。林彪开始
罗织各种罪名来控告他的同事，并将这份起诉书于12 月8 日交给了在上海召
开的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任命了一个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七人小组，调查林
控告罗的各条罪状。
调查组很快就走访一圈，在来自军队各部门代表的陪同下，于1966 年3
月与罗作了后来被描述为“面对面”的斗争。罗的自我检讨以不深刻为由遭
到拒绝，之后，他试图从关押他的楼房跳楼自杀，但并没有死。4 月8 日，
调查组结束了工作，最后建议罢免他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以及在军队担任的各种职务。结案报告在5 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
得通过，有理由相信，当时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彭真在调
① 哈丁、格托夫：《清洗罗瑞卿》，第10 页。
②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北京周报》
第20 期 （1965
年5 月14 日），第7—15 页。
③ 罗瑞卿：“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当代背景材料
》第770 期（1965
年9 月14 日），第1—20 页。
① 见前引书；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查过程中曾为罗辩护过，但他的观点遭到拒绝。②
罗瑞卿事件因为两点理由而显得重要。其一，它充分表明毛和林既有意
愿也有能力撤换任何不赞同他们的政策和向其地位挑战的人。其二，这一事
件使毛和林加强了对中国专政机器中两个最关键部门的控制。罗被撤销总参
谋长之职，后由杨成武接替，使林能对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发挥更大的影响。
此外，清洗罗之后，公安部接着又撤换了罗以前的一些下属，于是，康生控
制了国家安全机器。
吴晗和彭真在罗瑞卿受到猛烈攻击的同时，毛开始注意知识分子中的持
异议者。①他把火力集中在《海瑞罢官》上。此剧作者为吴晗，一个作家兼学
者，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毛指责这出历史剧名义上写的是明朝一个正直
的官员被嘉靖皇帝不公平地罢了官，实际上是影射毛在1959 年庐山会议上清
洗彭德怀。毛最初可能鼓励吴写此剧本，但这却没能影响他对此剧的最终判
决。
在处理吴晗和海瑞剧的问题上，毛使用了一把双刃剑。一开始，他把批
判吴晗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该组织成立于1964
年。这一举动将彭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当然要
对自己的副市长的行为负责。彭真或许出于与吴晗密切的个人关系和对知识
分子问题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他很快就表明他要采取什么手段了：只提剧中
所说的历史事件而不谈其寓意，并且举行公开讨论，显示“真理面前人人平
等”。②
毛事先就意识到彭对此事的倾向性，便与此同时走了第二步棋。他让姚
文元——一个与江青关系密切的上海文人——准备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
文章。毛还特别强调，姚的文章应着重说明他认为是关键的一点：吴晗的意
图是说彭德怀就是历史上的海瑞。姚的文章发表以前，毛看过三次，这充分
证明了毛对此事的兴趣和卷入程度之深。③
姚的文章——对吴晗直接的严厉的攻击——于11 月初在上海发表。在此
之前，北京的五人小组还没有来得及对吴晗一案采取任何正式行动。彭真对
此万分愤怒，这不仅因为自己的下属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还因为他认为没
有得到党的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就擅自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违背了党内斗
争的原则。在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帮助下，彭真成功地阻
止了中央和北京市各大报登载姚的文章。只是在周恩来禀承毛的指示亲自干
预之后，这篇文章才出现在报纸上，广为转载——首先登在《解放军报》上
并加了吹捧性的编者按，然后又上了《人民日报》并附上一个怀疑性的简介。
尽管彭真最后未能压制住姚文元文章而不让其见报，但他还是努力使对
知识分子的批评限制在他认为比较适当的水平上。由于有五人小组中大多数
人的支持（其中只有康生是毛立场的强硬支持者），彭继续阻止发表更多的
② 关于罗的命运，见安：《中国政治》，第203—204 页；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
248—249 页。
① 关于吴晗事件，见安：《中国政治》，第195—213 页；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
第5 章； 杰克·格
雷、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危机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第4 章；
李：《文化大革
命的政治》，第1 章；詹姆斯·R.普西：《吴晗：借古讽今》。
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 年9 月—1966 年12 月）”，《联合出版物研究
署》，第42 期，第
349 页；《共产党中国译文集：政治和社会学情报》（1967 年8 月25 日），第3 页。
③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 年11 月10 日。
由戚本禹之类的激进文人所写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对吴晗来说太过分
了。他坚持这一立场而不顾毛对他的直接批评。12 月底，毛谴责彭无视海瑞
和彭德怀之间的类比。彭则找到一些较为勉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说彭德
怀和吴晗没有私交，所以吴晗没有参加任何宗派活动。但彭真还是答应毛：
五人小组将在两个月之内就此问题作出最后结论。
五人小组就此问题至少开了两次关键性的会议：第一次是在1966 年1
月2 日，第二次是在2 月4 日。虽然各种迹象都表明毛对他们的报告一定会
不满——12 月毛与彭真的谈话和康生的多次警告——五人小组还是决定坚
持彭真原来的态度。2 月3 日，宣传部还是两名副部长，姚溱和许立群概括
五人小组多数人的观点起草了一个报告。
这一文件（即著名的“二月提纲”）承认文化领域内存在着资产阶级倾
向问题，但同时强调必须在学术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①提纲意思是说，处理
“像吴晗一类人”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看作政治
问题，将一切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都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应当
使用行政手段来压制；相反，第二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当作严肃的学术问题
对待，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
提纲明确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宣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遵循“百家争
鸣”原则，目标应当是通过多做学术工作来消除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而
不是通过“政治上打击他们（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这应当是一个宽大
为怀的过程，批评者“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最重要的是，提
纲建议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应当“有领导”地“慎重”地进行，而且要
经过“较长一段时期”。
“二月提纲”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毛和依附江青的激进派的观点明显不
同。它故意回避就吴晗是否有意借海瑞来间接批评毛罢免彭德怀的问题作出
任何结论，这样就避开了毛先前明确交给他们的任务。此外，提纲既批评了
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学者的吴晗，也批评了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激进文人。五人
小组虽没有点名批评任何激进的作者，但它指责某些“革命左派分子”的行
为像“学阀”，它甚至号召整顿左派中的错误思想。
2 月5 日，“二月提纲”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行讨论
并通过。彭真和其他成员接着就去武汉和毛讨论此事，不出所料，毛明显反
对这个提纲，因为其中对激进分子措词严厉而对吴晗却未提出明确的批判。
虽然如此，彭回到北京后还是声称毛已认可“二月提纲”，2 月12 日，中央
委员会批准该文件下发。
1965 年秋，姚文元对吴晗直截了当的批判与彭真及中宣部较为温和的态
度形成明显对比。到1966 年2 月，五人小组所拟的“二月提纲”与林彪、江
青联合授意起草的另一文件形成尖锐对立。该文件是2 月2—20 日在上海召
开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此次会议形成了江青与林彪的政治联盟。①像先前
姚文元写的文章一样，此座谈会纪要（即中国人所说的“二月纪要”）是在
毛的亲自监督下起草的，据说经过毛的三次修改，才在党内传达。
①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文 件集
（1966—1967 年）》，第7—12 页。
①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周报》第10 卷第
23 期 （1967 年6
月2 日），第10—16 页。
“座谈会纪要”对知识分子采取的立场与“二月提纲”正好完全相反。
它不仅将中国的文化生活说成是革命的观点与修正主义观点之间的“16 年尖
锐的阶级斗争”，而且声称文化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
政”——这是对宣传部和五人小组领导的尖锐攻击。“座谈会纪要”号召积
极地、大规模地批判这些倾向，而不像二月提纲所要求的那样，以宽容的态
度从学术观点上去批评。
“座谈会纪要”不再理采吴晗与海瑞剧，因为此事所牵扯到的不只是吴
晗，更重要的还有彭真、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以及他们控制的五人小组。
在3 月底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真、吴晗和“二月提纲”，
并威胁要解散五人小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毛以中国古代神话中得到
的生动联想，对康生谈话时说：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应多出些孙悟空（猴王），大
闹天宫。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那么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都要解散。

去年9 月，我就问一些同志，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有可能。②
工作会议召开后，彭真清楚地意识到，再不服从毛已毫无用处。为了尽
一切努力保住自己的职位，他鼓励北京市委加强对吴晗的批判，还开始攻击
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甚至开始准备自我检
讨。根据一红卫兵的叙述，4 月初，彭真还召集五人小组成员、中宣部领导
以及北京市委主要成员在他家里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他动情地说自己在这场
文化领域内的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坚持认为在其余的政治生涯中，自
己堪称楷模。他请求各位同事帮助他：“古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
朋友，我现在盼望得到你们的帮助。”①
但这太迟了。在4 月9—12 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发现自己不仅遭到康
生、陈伯达的批判，也成了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批评对象。书记处决定解散彭
真的五人小组，并向政治局提议组成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使之能更加同
情毛的立场。②在这戏剧性的发展过程中，刘少奇正好不在北京，不合时宜地
去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了，这样就未能带头站出来保护彭真和陆定
一。
政治局五月会议到此为止，两个主要的目标——罗瑞卿和彭真——的最
后命运在5 月4—18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最后决定了，会议最重要的部
分是林彪的即席发言，其主要材料，据后来指控，是张春桥提供的。③林在讲
话中将罗瑞卿的问题与彭真和陆定一联系起来，指责此三人暗中与中央办公
厅主任杨尚昆合谋发动军事政变以推翻毛及其激进的追随者。林演戏般对政
治局委员们说：“你们可能已闻到了——火药味”。
林大谈军事力量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以此来支持他那些异想天开的指
控。他还突出地谈到，在中外历史上，军事政变都非常盛行，每一朝代都发
生过谋杀和篡权，而第三世界自1960 年以来，“每年平均发生11 次政变”。
虽然这些事实是想用来说明林对罗、彭、陆、杨的控告是合乎情理的，但另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 卷，第382 页。
① 安：《中国政治》，第207 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6—247 页；《大事记》第10—11 页。
③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8—249 页；高：《林彪》，第326—345 页；《人民日
报》，1978 年5
月18 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8 年5 月24 日，E2-11。
一方面也反映了林醉心于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林还表示，
他吸取了历史教训并已采取行动：按照毛的指示，已经派遣忠实可靠的部队
进驻广播电台、军事设施和北京市公安部门以防止发生“内部颠覆和反革命
政变”的任何阴谋行动。
同样有趣的是林对毛谄媚拍马，树立毛的高大形象。他一面指控罗、彭、
陆、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一面继续称赞毛的天才，并把是
否忠于毛当作选拔党和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标准。“毛主席经过的比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的都多??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毛主席的话，毛
主席的著作，和毛主席的革命实践都表明他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天才??。毛
主席著作里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讨之，全
国共诛之。”
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并批准了调查罗瑞卿问题的小组工作报告，并指示
在党内和军内传达。会议于5 月16 日发出一通知，后来江青声称是她起草的，
主要讲了文艺界的一些问题。①《五·一六通知》撤消了“二月提纲”，指责
提纲企图“使运动向右转”，混淆文艺界正在讨论的政治问题，妄图通过批
判所谓“学阀”，“将矛头指向左派”。通知谴责彭真，要他对“二月提纲”
负责，决定解散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意
即在毛的领导之下），而不像此前那样，五人小组隶属于中央书记处（意即
邓小平和刘少奇领导之下）。鉴于五人小组的主要成员处理文化革命问题时
反对毛的观点，新的文革小组主要由毛个人的支持者和江青周围激进的文人
组成。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
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成立新的文革小组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批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
同时，“五·一六通知”警告，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可能会遇到与彭真、罗
瑞卿相同的命运。通知指出：
一定要清除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

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

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这样，“通知”表明毛的反修运动大大升级了：从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
的运动扩大到针对全党的运动。
5 月政治局会议为重组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作好了准备。6
月初正式宣布：派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取代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
书记；派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取代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杨尚昆担
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则由汪东兴接替，汪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掌握着
首都精锐的卫戍部队。饱5 月底6 月初罢免了这么多高级领导人，充分表现
了毛在自己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决心，同时也说明了他完全有
能力撤换那些不服从他意志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次改组——总参谋部、
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中宣部、书记处——都壮大了毛的阵营，削弱了抵制
和反对他的力量。换句话说，每一次清洗即便没有平息毛的愤怒，至少也为
他在党内将反修运动扩大化提供了便利。
① “中共中央通知”，见《文化大革命文件集》，《当代背景材料》第852 期（1968 年
5 月6 日），第2—6
页。关于江青的作用，见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20 页。
五十天《五·一六通知》发出了“资产阶级代表”已经“混进党里、政
府里、军队里”的警告，这预示着毛要在全中国对“修正主义”来一次彻底
的大清洗，不只限于文艺领域而是在整个国家机构。在远离北京的华中某地，
毛深居简出，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刘少奇。毛后来说他早已怀疑刘是修正主义
分子，其他激进分子则认为刘就是《五·一六通知》里所说的被培养为毛的
接班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无论刘是否完全意识到毛对他的怀疑，他在1966 年6 月都面临着进退两
难的处境。一方面，如果他要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就必须以最大的热情和最
高的效率来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
央对政治动员的速度进行控制，尤其是在大学校园内，他还要保护自己已受
到损害的政治基础。从刘在1966 年6 月至7 月上旬50 天时间的一系列行动
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摆脱这种困境。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毛不在北京，主
要由他负责党的日常事务。
到这个时候，激进的师生，尤其是北京的师生，都已获悉关于文化大革
命的争论，并且了解到毛对“二月提纲”的态度。这部分是因为一些年轻的
教师本身是党员，可以看到有关文件，如《五·一六通知》，这些文件通常
在党内传达。还有一个原因是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在北京主要的高校派驻了代
表以发动群众支持他们。①
5 月25 日，北京大学的一些激进教授和助教在聂元梓——哲学系的一个
助教——的率领下，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支持“二月提纲”的自
由化政策，压制学生就海瑞事件引发的政治问题举行大辩论。根据文化大革
命结束以后发表的有关材料，聂当时得到了“中央理论调研组”的直接支持，
该组织由康生的妻子曹轶欧领导，曹携“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指示来到
北大。②
毫不奇怪，学校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压制这种行为。在此事上，他们得到
了周恩来的支持。在聂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周就另外派出一个中央工
作组，批评了聂的行为。但是，毛泽东在得知大字报的内容之后，指示全国
报纸、电台在6 月1 日刊登和广播大字报并加上鼓励性的评论。这一决定，
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整个北京大学领导机构的改组，无疑说明作为反修运动一
部分的群众运动是天生合理的。同时，中央宣传部改组之后，对中央新闻媒
体也换上了另一班人马。这样，《人民日报》上出现的煽动性社论也就越来
越多。
由于上述鼓励，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校园里都贴出了师生员工写的大
字报。大多数大字报是有关教育方面的，如招生程序、学期考试、课程设置
等是谈得最多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是指责学校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官员支持
修正主义政策的。这些不满意见的总爆发，就像在北大一样，许多是得到陈
伯达、江青和康生领导的文革小组的鼓励的，是他们进行协调的。没多久，
学校的领导权威就垮台了，学生和教工的纪律观念也丧失殆尽。
这一迅速的政治衰退过程——不同意见的崛起和现存权威的垮台——成
了刘少奇颇为担忧的问题。①在没有得到毛的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决定采取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47 页。
② 北大的事件见《红旗》第19 期（1980 年10 月），第32—36 页。
① 关于“五十天”，见安：《中国政治》第9 章；琼·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第1 章； 洛厄尔·迪
几项措施，希望藉此既能显示他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同时又能将学生运动
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一开始，他命令各大学暂停招生半年，以获得时间对大
学的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重新审查并加以改革。同时，他下令成立了工作组
——大概有400 个工作组，1000 多名组员——并将他们派到大、中学校以及
金融、贸易、工业、交通等政府部门。由于共产党在过去的整风运动中，经
常派工作组，所以刘毫不怀疑地认为他的决定是正常的、恰当的、无可非议
的。
导致刘少奇最后毁灭的并不是派遣工作组这一做法，而是给工作组行动
作的指示。工作组明显被告知，政府机构里有大量的官僚主义的一般干部和
高校里的教职员应当受到批判，甚至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例如，在财政部
据说有90%的干部受到批判；在文化部，工作组被授权可以罢免2/3 的官员
的职务。在大学里，许许多多的一般行政人员和教师受到攻击，开始了长达
10 年的恐怖统治。
工作组也得到指示，在全国的主要大、中学校恢复党的领导，并将学生
运动置于其控制之下。7 月13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回顾了北京市各中学
的文化革命情况之后得出结论：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党支部的领导”和
“增强工作组的力量”。①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用更为直率的语言道出了同样的
观点，他说，“凡是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单位，必须立即派去工作组，把
领导权夺回来”。②
重申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意味着要遣散激进的学生及其教师中的支持
者。国家政策还是允许学生示威、游行、贴大字报，但只限于校内。可是，
许多地方的党委和工作组急于控制学生运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在一
些地方，大字报和游行都被禁止，有些地方则规定，只有经工作组同意后方
可进行此类活动。有些激进的学生被开除出团，部分被押上了批斗会，有的
甚至被送往农村劳改一段时间。由于这一系列严厉措施，工作组在许多大学
恢复了一定的正常秩序。
一部分学生听从劝告停止了政治活动，还有一部分因为种种限制反而加
深了他们的对抗情绪。他们成立了一些秘密组织来与工作组对抗，有的还冠
以“红卫兵”的称号，尽管刘少奇将他们定为“秘密的（所以）也是非法的”
组织也无所畏惧。③另外一些学生组织也在工作组的支持和授意下成立了。换
句话说，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学生运动不仅部分停止，而且剩下的一些积极
分子也分化了。
工作组压制激进派的问题很快就在高层领导中引起较大的争议。7 月
初，蒯大富——清华大学非常激进的学生之一——受到驻校工作组的批评，
这件事成了北京党的高层会议的议题。在那次会议上，刘少奇说蒯是一个惹
事生非的家伙，康生则替他辩护，认为他有权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直到此
时，众人才认识到蒯大富之类的积极分子与康生任顾问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着
直接的联系，而蒯与之斗争的工作组却是根据刘少奇的指令派驻的，更为针
特默：《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批评的政治》，第78—94 页。哈丁：《组 织中
国》，第225—
229 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0 页。
② 合肥电台，1966 年7 月16 日消息。
③ “大事记”，第25 页。
锋相对之处在于工作组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①这样，
刘的政治前途就不可避免地与工作组的举动系在一起了。
在毛泽东看来，工作组正在重犯60 年代早期农村社教运动时刘少奇所犯
的错误。②那场运动是为了反对农村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和资本主义倾向而发动
的。刘的做法是，派遣大量工作组到基层党组织，限制农民参加整党，批判
大批公社干部，削弱高一层领导的职权。在毛的眼里，60 年代中刘在政府机
关和高校的一系列整治措施与过去的错误如出一辙。大批基层干部受到批
斗，群众运动受到限制，完全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于高级官员的
同情态度。
十一中全会
毛对刘少奇主持政府机构中反修运动的表现和对激进学生运动的处理十
分愤怒，因此7 月中旬他突然中断在杭州的停留返回北京。在返回首都途中，
毛畅游长江——这一行动旨在证明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他的身体没有问题。
毛在杭州期间一直在工作（虽然是幕后活动），但这是数月以来第一次公开
露面，因而受到中国新闻媒介前所未有的颂扬。新华社对毛此举的报道开头
为“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继而在讲到汉口一火力发电厂
的一个民兵见到毛主席时，“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
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
的水特别的甜。”然后，世界职业马拉松游泳协会主席邀请毛参加即将举行
的两次比赛。因为据新华社的报道，毛主席的泳速几乎是世界纪录的四倍。①
一到首都，毛就召集了有中央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
会上毛要求撤销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
乱事??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学校的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
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②北京市委立即宣布
从该市所有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并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
小组”取而代之。③
但是北京市委的迅速投降并未使毛平静下来。他开始为召开中央全会做
准备。这次全会是1962 年以来的第一次，将批准已经采取的措施，并使他关
于在中国发动一场反修革命的长远目标的设想合法化。会议在8 月初召开，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可能刚过半数——这反映出党内分歧很
深，会议召开得也很仓促。与会者不仅有非中央委员的党的干部、而且有“来
自北京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代表”，④此外，林彪明显加强了军队对首都地区
重要设施的控制——因而使他加紧了在5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宣布的
对这个城市的控制。即使如此，毛自己后来也承认他得到与会代表支持的人
① 安：《中国政治》，第218 页。
②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安：《中国政治》，第5 章；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
：毛、党 和农民
问题（1962—1966）》；哈丁：《组织中国》，第7 章。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 期（1966 年10—12 月），第149—152 页。

②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26—30 页。
③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0 页。
④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5—257 页。
数刚刚超过半数。⑤
这次人数不齐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三个主要方面作出了决定。人事方
面：同意提升七个毛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抵制他或没有正
确理解其意图的则被降级。全会批准了5 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免除彭真、罗瑞
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职务的决定，以及将彭和陆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刘
少奇由于对“五十天”运动的错误处理，被免除了党的副主席职务，并在党
的排列顺序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代替刘成为第二把手，并且成为
党唯一的副主席，从而取代了刘成为毛的接班人。新的文革小组领导人陈伯
达和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与文革小组关系越来越密
切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被指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盘负责政治和法律事务，这个位置以前由彭真占据。
新进政治局的人不全是林彪或江青的亲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的其他
人事决定似乎反映出毛、林和文革小组与党和军方的妥协。一些与江青、陈
伯达或林彪没有密切联系但富有经验的党和军队的干部，也被补进文革小
组。四个资深的省级领导人——陶铸（新任宣传部部长）、李雪峰（新任北
京市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刘澜涛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三位人民解放军
元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也被增选进政治局，也许这是一种平
衡林彪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面，刘少奇作了正式政治报告，但他的报告在林5 月作的关于
政变的谈话和毛8 月下旬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友好的信面前就显得
黯然失色。这两份材料分发给了大会代表。①全会公报回顾了60 年代初的重
大问题，肯定了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观点，间接批评了跟刘少奇走的一些人。
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体现在1963 年5 月的“前十条”和
1965 年1 月的“二十三条”中）被说成是处理农村组织问题的正确方针。全
会赞扬毛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心和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阶
级斗争的理论。全会也赞同他提出的向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军学
习的号召。
最后，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十六条”表达了毛对这场运动的
观点，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是要：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

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
筑。
主要方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
决定声言，即使这些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党是
否敢于发动群众”，无论是抵制、还是试图控制这场运动都是不妥当的。
“十六条”反映出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十六条”对文化大革
命制造的混乱可容忍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十分含糊不清。另一方面，决定承
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会出“乱子”，但决定又用毛1927 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中的话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
温良恭俭让”。决定也提出了运动的总目标：“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因而决定禁止任
⑤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 卷，第457—458 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1 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何形式的对参加革命的大、中学生的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陶铸的提议，决定也包括了一些明显意在限制
文化大革命行为的条款。①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可能性，禁止
使用强迫和暴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使普通科学家、技术人员、干部以及
乡村的党政机关，免于卷入整个运动。决定坚持文化大革命不能妨碍经济生
产，并且规定即使“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
批判，但未经党委的批准不能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他们。
即便如此，十一中全会的基调与这些正式要求防止出现偏向的警告仍有
明显差距。甚至在大会期间，毛写了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中央全会会议
厅外面，他在大字报里指责“某些领导同志”——很明显，这指的是刘少奇
和邓小平——在“五十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派出工作组
去学校和政府机关。①十一中全会通过决定，撤销了三个政治局委员（总共有
21 个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标志着十一中全会的深刻意
义：毛泽东个人发动的对党的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全面进攻合法了，为了进攻
就需要在更高程度上发动群众和进行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① 《人民日报》，1986 年1 月5 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6 年1 月24 日
，第12— 22 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17 页。
权威的垮台
红卫兵的出现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
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想。这样，全会就
把毛思想中从60 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党本身要对中
国从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第二，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则是
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反对之。
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设想出一个群众参加的机制。
这个机制仅存在几个星期。计划是：在基层单位，从工厂和公社到大学和政
府机关，建立由群众推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它以1871 年巴黎公社为模
式，革委会成员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接受选举人的批评，可随时被撤换。
简言之，他们在由其组成的机构中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文化革命委员会不会取代党委和行政机构。相反，
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多少有点矛盾地把它们说成是“保持我党和人民群众密切
关系的桥梁”。一方面，这些委员会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旧思想、
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决定又强调他们将
仍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从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想具有内在的缺
陷，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会的战斗力。一开始就规定革委会接受党的领导，
使得地方党委有可能与之合作，或者通过确保群众“推选”思想比较保守的
人成为委员会成员而控制它们。规定委员会由推选产生。实际上保证了至少
在大学，委员会代表了日益分化的学生团体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革
命委员会为高干子女所操纵，这不仅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学生中
建立最大的单个组织，而且因为上级党委有可能赞成其同僚的大学生子女成
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只关心他们自己各个单位
的问题，而不是毛主义者有意作为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中心的更广泛的国家
政策问题。
但是另一种群众参加的方式却是立即可行的，这就是红卫兵。就在十一
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之前，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代
表复信，很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一中全会决定连红卫兵的名
字提都没提，但会议大厅里却有红卫兵的代表。与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红
卫兵肯定会超出只关心基层团体事务的范围，向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和批判高
级领导人的方向发展。而文化革命委员会似乎有可能落入党的机构的控制之
下，红卫兵可能更乐意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①
因此，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之内，北京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红卫
兵集会。虽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从未被抛弃，甚至在这一年的后一段时间里还
偶而见诸报端，但很清楚，他们与红卫兵相比已黯然失色了。从1966 年8
月18 日到11 月26 日的三个月中，红卫兵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支援下，
先后组织了由全国各地1300 万红卫兵参加的8 次集会。①有关这些事件的电
① 关于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相互影响，参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 章。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4 页。
影片展现了这些欣喜若狂的年轻中学生的生动形象：一些人泪流满面，高呼
革命口号；另一些人向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他们的超凡人物挥舞着毛主席
语录本。连红卫兵组织的名字都带有军事色彩，如“红旗营”、“三面红旗
团”、“彻底革命团”等等。许多红卫兵身穿军装，毛自己也佩戴了一幅红
卫兵袖章，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红卫兵得到了毛和人民解放军的
支持。文革小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指示授予红卫兵组织示威游行、
使用印刷机械、出版报纸和张贴大字报来批判任何一级党委的权利。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了红卫兵运动招致的许多社会经济的分裂和不满，尤
其是产生了作为中国教育体制成功的标准的阶级背景和学术活动之间的紧张
关系。除此之外，红卫兵的发动还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被国家领导人
号召参与国家事务的激动之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对个人前途产生根本影响
的机遇感；暂停上课和入学考试使数百万大中学生解除了学业负担，而更重
要的是，想周游全国以“以交流革命经验”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被
红卫兵组织所引吸的不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 年代初下放
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他们乘当时混乱之机回到了城市。
但是在1966 年秋，红卫兵运动并未实现毛所预期的目标。一开始，红卫
兵仍沉迷于那些毛主席肯定认为是次要的、甚至琐碎的问题中。他们认真执
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指示。
红卫兵走上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留长发的青年男女被拦在
街上当场剃光头，穿紧身裤的妇女须接爱“墨水瓶测验”：如果墨水瓶从裤
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店主们被迫取下
写有传统店名的牌子，换成更革命的牌子。红卫兵们常常自作主张，更改街
道名称，有时还为改哪个名称更进步而争论不休。一群红卫兵提议改变交通
信号，使代表革命的颜色红色表示“走”而不是“停”。
另一个来自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列了一份有一百个“破旧立新”
的样本的单子，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一些情调。他们让“流氓阿飞”去“剪
掉长发”，“脱掉你的火箭式皮鞋”。他们要求人们戒酒、戒烟，丢弃“养
蟋蟀、养鱼、养猫、养狗这类资产阶级习惯”。他们说，“洗衣店不要为‘资
产阶级家庭’洗衣”，“浴室要把不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服务，不给他们
按摩作为一条规定”。这群红卫兵还要求把他们自己学校的名称“第26 中学”
改名为“毛泽东主义中学”。①
一些红卫兵的活动更不令人愉快。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在中国常常被
视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说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自己的学生骚扰、拷
打或折磨——常常致死。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家常被以搜查“私货”或藏
匿财物为名遭到侵袭和抢劫。艺术品被没收，典雅的家具被毁坏或被涂成红
色，墙壁上刷满毛泽东的语录。一些成分不好的阶级（如地主）成员，被集
中起来赶出大城市。仅在北京大学，一百位教职员工的家被搜查，书籍及其
他个人财产被没收，有260 人被迫在脖子上挂着列有自己“罪行”的牌子被
“监督”劳动。②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却一直持续发
① 《中国大陆杂志选》第566 期（1967 年3 月6 日），第12—20 页。
② 对红卫兵暴力的描述，见戈登·A.贝内特、罗纳德·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
传 记》；肯林：
《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红旗》1980 年10 月19 日，第32— 36 页。

生且不断加剧，在同年早些时候的“五十天”里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对中
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怖统治。
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间的分歧围绕着60 年代初的
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①出身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主张红卫兵运动要
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试图缓和对党的机构的批评，把斗争矛头引向其他目标：
知识分子、学者、前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带有“资产阶级
文化”标签的阶层。
相反，出身资产阶级背景的学生，则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消除60
年代初他们所遭受的歧视的机会，那时越来越注重阶级背景使得他们在大学
招生、入团和入党及工作分配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红卫兵
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证明其参加革命行动的程度将不会受
其讨厌的家庭出身的限制，也使他们有机会向党的机构合法地发泄不满。在
过去“五十天”里遭到压制和处分的毛主义的同情者现在看到了推翻工作组
强加给他们的裁决的可能性。
对北京和广州的红卫兵组织的许多事例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学生运动中
出现的分裂，一份对广州近2200 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占压倒多数的
（73%）干部子弟参加了保卫党的机构的组织，而半数多点（61%）的知识分
子的子女和许多（40%）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尽
管分析有所不同，但同样的数据表明，“保皇派”组织吸引的大部分成员（82%）
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组织则主要从知识分子家庭（45%）吸收
其成员。②
在毛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并不像当时大讲特讲的那样，
参加反修革命运动最激进的学生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代
表。然而，从一种不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内部的分化就
更容易理解了。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
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
党的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的党的官
员的子女。
党的机构的反应
红卫兵运动并未按照毛的意图发展，却陷入混乱、派性和暴力，这可归
咎于许多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十六条”所包含的对群众运动的限制不足以
抵消该文件、党的官方报纸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富有煽动性的言辞；部分
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方式明显偏离了十一中全会最初的设想。按这种发
展，文化大革命不是由革命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是由红卫兵把反对
党的权威作为其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进行。也许最重要的是因为党的决定，
这个决定要发动数百万不成熟的年轻人，在当时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鼓
① 关于红卫兵运动内部的分化，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罗森：《红卫兵的派性》
；安尼 塔·詹：
“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广州学生变化中的看法”，载《世界政治》第34 卷第3 期 （19
82 年3 月），第
295—323 页。
② “中国社会结构的反应”第314 页，表2。
励他们进行反对那些规定得模糊不清的目标的“革命斗争”，并将任何把他
们置于领导或控制之下的企图谴责为“压制群众”。
其他使红卫兵运动出现困难的原因，可在党的机关内部的反对派中找
到。官员们对其成绩要由大中学组织松散、身穿军装、手舞红色毛的语录本
的几伙人来评价的观念只能感到迷惑不解。但显然他们的饭碗已难以保得
住。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公开宣布要解除党内走资派的职务。而且林彪在十一
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同一个问题时，措词更为严厉。林彪说：文化大革命要
依据三条政治标准，“对干部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调整”。这三条标准是：他
们“高举不高举思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有没有革命干
劲”。符合这些标准的将获得提升或保留官职；不符合标准的将被免职，以
便在支持和反对毛的计划的人之间“打破僵局”。①令人惊恐的是，事态很快
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更多行业的人将被卷进来。如上文所述，截止当时，
已有不知多少教师和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拷打、折磨甚至谋杀。党的干部绝难
避免遭受类似的暴力行为。仅在红卫兵运动的头几个月，就至少有一位党的
干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激进学生搞的批斗会上丧命，另一个——黑龙
江省的潘复生——在被绝食四天后住进医院。①
在一些地方，干部可能已注意到党的命令而无拘无束地接受红卫兵的审
讯和批判。但官员们接受审讯和批判的方式总的看来，他们是想尽力拖延、
转变或分化这场运动。②刚开始，一些干部试图完全禁止红卫兵组织，根据是
他们还没有得到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批准。另一种策略则与“五十天”中工作
组采取的方法相似，他们允许红卫兵成立组织，然后对其活动规定严格的限
制，禁止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或者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
然而，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以及赞扬性的社论在中央党报
的发表，很快使得否定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不可能。随后地方干部开始
采取一种更为圆滑的方法。一些人试图牺牲几个下属（用中国象棋作比喻，
中国人常用“丢车保帅”这个习语来形容这种策略）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忠心
耿耿而不会使自己有危险。有些人举行“大辩论”讨论他们的党委是否真正
实行了“革命”领导，但又巧妙地控制会议以确保产生正确的结果。一些人
在墙上刷上毛主席语录以阻止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和标语，因为他们坚信用大
字报盖住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其他人正通过把他们的干部
转移到地方兵营内以躲避红卫兵，因为激进的学生是不得进入兵营的。
然而，省和地方干部的主要策略还是鼓励成立保守的群众组织以保护他
们免遭激进学生的批判。通过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做工作，就有可
能把那些维持现状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学生组织起来，把那些较激进的红卫兵
组织描绘成寻求向党报复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成员。通过工会做工作，地方领
导人还把更为保守的工人组织进“赤卫队”，以保护党和政府的办公地免遭
激进的红卫兵的袭击。这些措施的结果，使起初以大中学校校园为基地的红
卫兵运动，开始向外转向工厂的各级劳动大军。
① 高英茂：《林彪》，第346—350 页。
① 迪特默：《刘少奇》，第132 页。
② 关于党的官员对红卫兵运动的反应，见帕里斯·H.张：“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
中 的生存策略”，
载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第501—539 页； 理查德·鲍
姆：“困难条件
下的精英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挡箭牌’教训”，载斯卡拉皮诺 编：《精英》，第540
—574 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策略得到了有利于党的机构高于文革小组的中
央的一套规章的促进。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五类”——工人、
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
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不仅限制了学生运动的规模—
—在1966 年夏末秋初，只有15—35%的大中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学
生，①但这又自相矛盾地正好把红卫兵成员局限在更有可能保护党的机构的学
生之中。
为什么官员们用所有这些方式抵制红卫兵运动？其答案部分在于，面对
一场他们肯定认为是无政府的和失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有自我保护的欲
望。但是地方和省的官员肯定还认为他们有北京撑腰，而且最好的战略就是
尽力渡过这场运动最险恶的时刻，并希望尽快把这场运动引向结束。毕竟无
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周恩来都没有被十一中全会开除出政治局。刘的确
在排列表上靠后了，但他依然是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邓和周保留了党的总书
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6 月初被任命为党的宣传
部部长，他也试图防止红卫兵运动产生太多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中央领导人，
在他们的讲话中，都积极支持为把红卫兵成员限制在“红五类”家庭的学生
中，保持红卫兵组织的团结和纪律，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激进的少数
派服从较保守派的多数派所做的各种努力。
毛主义者的反应
因此，到9 月底，对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未按初
衷发展已是愈益明显了。对“四旧”批判太多，却几乎没有怎么批判最主要
的官员。只有几个低级别官员被迫辞职。党的机构的主要趋势是躲避、暗中
破坏和应付这场运动。
因此，10 月初，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激进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以牺
牲党的机构为代价而得到加强。这个发展最先反映在10 月1 日国庆节之际的
一系列讲话和社论中，其中大多数社论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笔的。这些
讲话批评了党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
调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保守组织所说的“四
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宣布要推翻对红卫兵组织成员的限制，从而
使出身“坏”家庭成分的激进学生能够合法地参加这场群众运动。
此外，从10 月9 日到28 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对到当
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作出评价，并寻找克服所遇到的阻碍的办法。①
首先，毛和林向代表们再次保证了这场运动的目的，以寻求得到代表们对文
化大革命的支持。他们许诺，只要是欢迎而不是试图躲避群众的批评，大多
数干部是可以“过”文化大革命的“关”的。毛说：“你们有错误就改嘛？
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毛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
认在60 年代初出现修正主义，部分地是他“退居二线”和决定放弃负责日常
① 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5 页。
①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9—262 页。这几个日期与利伯萨尔说的不一样，是孙
敦璠的 说法，见
《历史讲义》，下卷，第255 页。
工作的结果。而且，毛承认他未料到发动红卫兵会产生“大问题”。①
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仍未被宽心，本来预计三天的会议开了两个
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②陈伯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
在60 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
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
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
把‘革命’一词放在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
对党的抵制归罪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
此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 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将大大减少保守的群众组织的影响。③年底，
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的红卫兵组织，
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开中央文革小组，闹革
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
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领为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 年底也得以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攻，放松对
加入群众组织的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
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
力的团体。在11 月和12 月，已允许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
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
工人、农民的有效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
们的“革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甄别群众组织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
友好的红卫兵提供可作为他们用以进行批判的根据的情报。红卫兵代表带着
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派往主要的省城。激进的
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
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邓在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
本，11—12 月，攻击二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 年在审
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 月18 日在中南海会见清
华大学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搞
臭”，“不要半途而废”。①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的
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领导
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
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
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45 页；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第91—97
 页。
②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5 页。
③ 关于十月工作会议以后的事件，见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3 章；迪特默：《刘
少奇》， 第5 章；
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18—129 页。文革升级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发布的中 央指
示中，见“文件
汇编”。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 年11 月—1981 
年1 月）》，第35
页。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 年最后5 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方不同而
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省的领导人尚能牢
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如毛所期望的那样，
不是省地方官员挨整，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①10 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言辞推
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
11 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
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
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而建立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
但出于某些原因，还是愿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
“工总司”，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必然
干扰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了他们的
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往北京以把他们的
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
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激
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总司”而给了曹
荻秋重重的一击，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
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
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在她抵达之
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要求它印发聂的讲话。几
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所致，
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在《解放日报》被占领期间，“赤卫
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从激进派手中重新夺回来。
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
降”，他对他们未作任何更多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应是，两
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①其结果是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
位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
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利
润，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使他们的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 个保守
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呼吁进行了一次总罢工。这加上
包围市政府的战略——以满足各派的要求——导致了上海市经济的崩溃：挤
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12 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
① 这一时期上海事件的材料可见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安德鲁
· G. 沃尔德：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① 沃尔德：《张春桥》，第36 页。
入一片混乱。
夺 权
“一月风暴”
上海的形势是到1966 年底为止中国城市形势最极端的形式的代表。从根
本上来说，三种过程在起作用，它们合在一起，导致了党的权力的崩溃。首
先是发动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这些人对党的官僚机构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这个过程开始是作为北京的毛主义者的一个精心策划的企图，即去组织一支
力量以批评党。但一经这个过程开始之后，它就自发地向前发展，毛主义者
动员的力量引起了一种反动员（一些是自发的，一些是组织程度很高的）来
支持党的机构。
其次，这一发动群众的过程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这表现在党的
最高层领导中已存在激烈的派性。在号召中国的学生（后来为工人）去批判
党内的修正主义时，毛似乎天真地相信他们会作为一支比较统一的力量去行
动——毛自2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津津乐道的这个“民众的大联合”将在文化
大革命的进程中形成。①事实恰恰相反，群众动员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分裂，特
别是把干部家庭的子弟与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分隔开来。把熟练的固定工人
同欠熟练工人和临时工分离开来。
第三，与动员和分化相伴产生的是对党的权威的否定。通过授权红卫兵
去造党内修正主义者的“反”，主张人民只应服从与毛泽东思想一致的党的
指示，毛主义者在事实上剥夺了党的绝对合法性，但又没有用其他任何权力
结构来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取消下边的党组织的合法性又加重了对上层党
的权力的否定。因为被围攻的党组织试图妥善处理群众提出的种种要求以取
悦于每一个人，但最终谁也取悦不了。上海的经验生动表明了当政府无法控
制日益加剧的动员和反动员进程时，就会出现权力危机。
实际上，毛对权力崩溃的反应是授权激进派撇开不信任的（或不服从的）
党委，组织新的政治权力机构取而代之。上海又一次充当了这一阶段文化大
革命的先头兵。②1967 年1 月6 日的上海群众集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
撤销了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由
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府，取代已被推翻的市委。在他的鼓励
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由激进的“工总司”的人马形成的组织发布了恢
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命令：要求把工人们经济方面的不满搁置到文化大
革命的“后一阶段”，工人们留在原岗位；冻结企业和银行基金。与此同时，
造反派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始接管工厂、码头、报纸和其他经济
企业单位。这些行动开始后不久便采取了最后一步：激进派组织宣布新的上
海市政权机关组成，它将承担旧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职能。
在这个月的后半个月里，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得到中国各地的认可。1
月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辛辣的社论鼓励全国的激进组织起来从党
委手中夺权：
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

① 有关毛泽东的思想倾向的论述，见S.施拉姆：“从‘人民群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
”，载 《中国季
刊》第49 期（1972 年1—3月），第88—105 页。
② 有关上海事件的论述，见沃尔德：《张春桥》，第7 章。
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
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
统要
夺回来！①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布的一条指示重申了《人民日报》要人民群
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
分子手里”夺取权力的号召。它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不像十一中全会决议所
说的，只是一场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批判，而是“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②
中央文革小组的目标的激进化是与文革小组人员构成的激进化相伴产生
的。1967 年1、2 月，所有在前一年任命的人民解放军、地区和省的党组织
的代表都被免除了职务——当然是和陶铸一起被免职的，他在作为中宣部部
长在12 月被清洗时就丧失了文革小组成员的资格。这再次意味着，中央文革
小组只反映了与江青、康生和陈伯达有联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
的观点再也不会受高级的党和军队的官员的影响了。
中央委员会1 月23 日的指示还在第二个方面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升级。
整个1966 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多少有点躲避和矛盾
的角色。可以确定的是，它以某些方式积极地站在了毛主义者一边：为江青
攻击现行的文艺路线提供了一个论坛；在1966 年春，通过《解放日报》为激
进观点提供了喉舌；在一些重要会议期间（如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8 月的
十一中全会），保证了北京的安全；向红卫兵提供后勤支援。然而从其他方
面来看它又置身局外，甚至采取了敌对的立场。十一中全会决议特别规定了
军队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管辖，其他指示也显然命令军队在群众组织之间以及
激进组织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冲突中采取“不介入”姿态。在许多地区，军队
还为地方和省里党的官员提供庇护，并动用力量镇压激进组织，起了“防空
洞”的作用。
而后，直到1 月23 日，在毛主义者的联盟中最积极的成分一直是以文革
小组为代表的激进的智囊团和以激进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组织为典型的基
本群众。现在，鉴于在整个秋季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对峙局面和在1966 年底
前后开始出现的权力垮台，毛决定把军队——此乃其政权基础的第三支力量
——更直接地投入到这场冲突中去。1 月23 日的指示（其中引用了毛主席最
新发布的一条“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命令武装部队
取下任何不介入的伪装，不要再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要“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
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从而“决定性地消灭”一切敢于反抗的“反革命和反
革命组织”。
然而，一俟决定了授权群众夺权之后，其他同样重要的决定仍待作出。
谁应夺取政权？谁应行使权力？通过何种组织？也许关于此事最紧迫的问题
是“群众”是否能真正地担当起给他们的任务。1 月22 日的《人民日报》社
论使用的语言及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
义：一种推翻那些篡夺政权后并背离正确路线的人的农民起义。但是中国的
① 1967 年1 月22 日《人民日报》，见《北京周报》1967 年1 月27 日，第7—9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
7 年1 月 23 日，载
“文件汇编”，第49—50 页。
“群众”是分成许多忙碌于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的，而且不谙政治管理，不
是一支能够行使有效的政府职能的统一的政治力量。
这些问题都在1 月底遍及全国的“夺权”浪潮中得到了反映。在一些地
方，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均纷纷声称已夺取政权，并向北京请求支持。在其
他一些地方，党的官员利用友好的群众组织发动后来所说的“假”夺权。还
有某些地方，群众代表进入党政机关办公室，要出用以在官方文件盖印的图
章后再出来，相信占有了权力的象征即意味着夺取了权力。正如周恩来所言，
权力被党“放弃”了，但红卫兵却未能有效地“保留”它。①
这些困难的程度在中国中央的新闻媒介承认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1
月底全国发生的13 起夺权事件中只有4 起得到了认可。发表在2 月1 日党的
理论刊物《红旗》上的一篇重要社论，实际上默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
思想是不切实际的。编者按指出，夺权不应简单地由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而应由其态度足够“革命的”、由“革命群众”代表、当地驻军、党政官员
的“三结合”来实施。群众代表的存在可能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始的民粹主
义精神。但是如编者按所承认的：“只依靠这些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不行
的”，没有“三结合”的其他两种成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能解决好在
他们的斗争中夺取政权和使用政权问题??即使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也不
能巩固政权”，干部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有行政经验，十分了解政策和计划；
军队代表，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三结合”中最重要的部分，将能够保证
秩序和镇压任何对夺权的反抗。②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毛主义者的中枢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新的权
力机构的形式了。在短期内，毛主义者曾几度打算围绕巴黎公社的原则来重
组中国：所有干部通过全体选举，都从普通公民中产生，与普通工人同酬，
向选民定期汇报工作，可随时被免职。这些原则，其关于政府形式的含义完
全不同于经典的官僚机构，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和1917 年之前的列宁所认
可，他们要引入的用以代替这种官僚机构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机构的形
式，用列宁的话说，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独有的”。①
在1966 年，存在时间不长的巴黎公社成立95 周年之际，巴黎公社模式
在中国激进分子中是很时髦的。就在十一中全会之前，2 月份的《红旗》上
刊登的一篇长文，重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并鼓吹其原则适用于中国。会上，
批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规定这些新的组织要体现公社的原则，即使它同
时规定了这些委员会将补充、而不是取代官僚化的党和国家的机构。②
以此为背景，一经1967 年1 月作出要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夺权的决
定之后，激进的中国人又回到巴黎公社模式上去就不会令人惊讶了。2 月1
① 菲利普·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载《中国季刊》第34 期（19
68 年4— 6 月），
第7 页。
② 《红旗》1967 年2 月1 日，第3 期，出自《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0 期，第86 页；
译自 《红旗》（1967
年3 月1 日）第12—21 页。
① 弗拉基米尔·伊·列宁：“国家与革命”。见亨利·M.克里斯曼编：《列宁的主要著作
》，第 290 页。
② 《红旗》1966 年2 月15 日，第4 期，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5 期第137 页，译
自《红 旗》（1966
年4 月21 日）第5—22 页；《决定》摘要见第9 页。关于这一时期巴黎公社模式 的使用
，见约翰·布赖
恩·斯塔尔：“回顾革命：中国人眼中的巴黎公社”，载《中国季刊》 第49 期（1972 年
1—3月），第
106－125 页。
日的《红旗》上的编者按完全重复了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不能
简单地接受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是必须建立新的组织形式的评论，坚持认
为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不能仅仅从现存的党政机构中夺取权力，而必须要建立
全新的组织机构。虽然它对要建立的新的组织形式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指导
方针，但它强烈地暗示要遵循巴黎公社的模式。为了贯彻这一建议，许多在
1 月底新成立的省市政府宣布：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其官员将通过群众选
举挑选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免职。有的地方如上海和哈尔滨，实际上自称是
“人民公社”。
然而，从1967 年初的形势来看，这一步骤与早些时候号召群众起来夺权
一样不现实。以上海的情况为例，一点也没有立即行使巴黎公社式的民主。
在组织公社问题上，张春桥无视直接选举的原则，只应允将来在某个时候“条
件成熟”时举行这样的选举。实际上，上海公社成立后马上就有人抱怨张牺
牲其他组织的利益，偏袒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并动用人民解放军去镇
压反对派。一些人抱怨他忽视了工人在去年12 月提出的经济要求，而他自
己，作为前上海市宣传部部长和现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很难说是一个“普
通公民”了。正如安德鲁·沃尔德所指出的：“尽管上海公社代表了一种乌
托邦的幻想，??支持它的人可能不到上海政治上活跃的劳动人口的四分之
一，其生存主要依赖于人民解放军。”①
在认识到谈论“人民公社”会产生立即实行民主的期望，而这在高度动
员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之后，毛泽东把张春桥和姚文元召回北
京，劝他们更换上海公社这个名称。毛所关心的是忠实地实行巴黎公社模式
会导致政治权威进一步垮台、从“三结合”中排除干部和军队的代表、不能
恢复秩序和镇压“反革命”，以及以后再寻找新的角色来重组中国共产党等
问题。所有这些倾向均被这位主席列为“最反动”之列。②
因此在2 月19 日，毛召见张和姚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禁止在国家、省
和市各级使用“人民公社”一词。③（当然，它仍保留了其最初作为农村最高
级的经济和政治政府的名称的含义。）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委员会恢复使用
了革命年代里的一个名称——“革命委员会”——来描述夺权后形成的“革
命的、负责的、无产阶级的临时政权组织”。这个历史参照名称很适当，因
为40 年代的革命委员会也是群众代表、党的干部和军人组成的作为在刚刚被
红军“解放”的地区的临时政府的三结合机构。但在1967 年使用这个名称也
强调了关键的一点：像它们在延安时代的前任一样，文化革命委员会现在只
被视为在某种更为持久的组织建立之前的临时政府。似乎毛这样做是想用某
些方式降低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很高的群众动员的程度。
1967 年初的第三个紧迫问题是成立这些革命委员会的程序。随着全体选
举思想被放弃，党的机构一片混乱，能在全国基础上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三
结合”中的唯一成份便是人民解放军了。因此，北京批准的程序是：推翻地
方党委之后，地方卫戍部队（负责城市）或军区（负责省）领导将组成“军
① 沃尔德：《张春桥》，第61 页。
② 关于毛的评论，见《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 卷，第451—455 页；《联合出版物研究
署》第 49 期，第
826 页，《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 年2 月12 日），第44—45 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对夺取政权的宣传和报道问题的通知”，1967 年2 月19
 日， “文件汇编”
第89 页；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36—137 页。
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维持秩序，维持生产，并开始挑选群众代表、干部、
军官进入革命委员会。军队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作组，它不仅负责
决定哪些干部能在文革中生存，而且还决定哪些群众组织有资格代表革命委
员会。①
1967 年初推翻党委的行动被中国人自己称之为“一月革命”，国外则说
这等于是武装夺权。但不论是比作一场群众革命还是说成一场军事政变，都
不能正确理解这段时期。一月革命的确卷入了公众的不同政见、群众组织和
1949 年以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对政治的不满。但是，官方的言论还是说，一月
夺权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推翻权威，还不如说是恢复秩序。也应该承认，由
于国家落入军队统治之下，夺权的主要受益者是人民解放军。但1967 年初军
队干预中国政治是执行了北京的文职权力机关的训谕而不是为了对抗他们。
如果说中国1967 年1 月发生的事件可以算是一场革命的话，换句话讲，那也
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如果这些事件导致了军事统治，其结果也是一个文
官集团决定利用军队去推翻另一个集团的反映，而不是一场反对文职权力机
关的军事政变。
“三结合”的主要参加者
作为创建革命委员会的框架建立的三结合机构限定了此后十个月里的主
要问题。在多少行政单位和在什么级别的政府中夺权？在各个革命委员会成
立时，如何在三结合中的三方之间均衡权力？
三结合原则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政治中造成的主要
分歧。在省、市一级，干部、群众组织和军队都竞相代表革命委员会。在北
京，三结合的每一方都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有自己的靠山：周恩来和其他资
深文职干部代表干部的利益；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领导的文革小组代表激进
的群众组织的利益；林彪及其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同伙代表军队的利益。
但如果说这三个独立的系统内部是团结的话，也是不正确的。正像在激
进的和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的群众之间存在着冲突一样，在军队内部，同情和
反对林彪的部队之间也有分歧，在愿意跟着文化大革命走和要抵制它的两派
干部之间亦有分裂。重要的是，这三个组织系统，抑或它们在北京的大靠山，
没有一个能获得或保持住毛泽东的绝对支持。
通过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三个独立系统各自的利益和行为的分析，首先
是从残余的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入手，便于人们去理解在1967 年剩下的时间
里和1968 年上半年发生的事件。到1967 年1 月底，显然中国的每一个党政
官员都面临着激进组织的批判、免职，甚至人身攻击。一些干部已经下台，
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目标，如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以及1966 年底
红卫兵运动的激进化和1967 年1 月第一次夺权浪潮的受害者，如陶铸和曹荻
秋。其他人如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和他的副总理们受到了严肃批评，
但实际上没有被免职。其他地方，大批干部还命运未卜。各级干部都在观望，
看他们是否能被任命到军队扶持下正在组建的革命委员会中，而他们的下属
则保留了职位，其权力虽被削弱了，但没有被彻底剥夺。
如周恩来所代表的那样，干部们所关心的，首要的是减缓文化大革命对
① 哈丁：《组织中国》，第253 页。
党和国家机关的冲击。周在这场运动中自始至终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1）
使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免遭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活动的冲击；（2）阻止
群众组织在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夺权；（3）限制任何群众组织活动的地域
范围；（4）确保正常的生产和行政工作的进行。①此外，周力图保护一大批
高级干部免受红卫兵的攻击。据说在1 月份，他邀请了二三十名内阁部长来
中南海，轮流住在戒备森严的领导人的寓所里，并把许多地区、省和大城市
的第一书记转移到北京，以使他们免遭当地红卫兵的骚扰和批斗。②
尽管干部们在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中国不同
的官僚集团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干部，尤其是低层干部，把文化大
革命视为一次能青云直上的机会，或借机对那些心存芥蒂的同事进行报复。
因而，在一些省、市和自治区，出现了低层干部与激进的群众组织串通一气，
从他们的上级手中夺权的形式。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河南省委代理书记纪
登奎，当然还有上海的张春桥，都是很重要的例子——所有这些人都直接因
为文化大革命而在他们的省里爬上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这就为以后的纷争埋
下了伏笔。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干部，在70 年代后
半期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发生了对抗。
第二个重要的独立系统是中央文革小组和由它发动、保护并在某种程度
上由它指导的激进的群众组织。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目的似乎一直是搞臭尽
可能多的干部，给群众组织以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和自主权，并尽可能多地
让群众代表充实进革命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早在1966 年8 月，文革
小组就开始拟出一份包括中央委员会、省级党政领导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在内的，他们认为是革命年代里的“投降
主义分子”和1949 年以后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1967 年底和1968 年，
这份名单的范围进一步被扩大。例如，据说到1968 年8 月，康生炮制了一份
包括一百多位中央委员和37 位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在内的长名单，要把这些
人开除出党。①此外，中央文革小组顺顺当当地利用红卫兵组织去组织群众游
行，批斗党和国家的官员，从其家宅中强取可用以进行诽谤的材料，甚至对
被他们怀疑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搞逼供信。有时甚至还连及他们的家人、
保姆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②
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活动导致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其他两个独立系统
发生激烈的冲突。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把政治斗争的范围扩大到实际上包括各
级官僚机构的所有官员。而干部们则显然力争把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对象限制
在少数人身上。中央文革小组希望给予激进的群众组织更大的自主权，以从
党委和政府机构中夺取权力，而像周恩来那样的文职官员，则试图把夺权置
于上级权力机关的控制之下，并把群众组织的功能严格限于监督，而不是行
政管理方面。
此外，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与人民
解放军的冲突也开始加剧。1967 年1 月，当夺权刚开始之际，陈伯达就把文
①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见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
”， 载托马斯·W.
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165—312 页。
②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60—261 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71 页。
② 《大审判》一书中这类事例到处可见。
化大革命与40 年代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作了比较。而后，他说，八路军夺取
政权，实行军管，并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夺取权力
的”是“群众”，而不是军队。③因而，毛给予人民解放军在瓦解党的机构、
组织革命委员会中的作用，比中央文革小组愿意提供的要大得多。更糟糕的
是，地方驻军并不总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把群众代表如数安插到革
命委员会，或者不是从它所支持的群众组织中安排进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因
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某些心怀不满的红卫兵组织去攻
击地方军队的司令部，并因此使人民解放军和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关系
紧张。
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个独立系统——人民解放军本身的激烈冲
突。如我们已看到的，军队的地位在整个1966 年和1967 年初稳步地提高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一旦进入夺权阶段，军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就更大
了。其职责不仅是为向党组织夺权助一臂之力，就像1 月23 日它奉命行动的
那样，而且也保证维持以后的秩序。对第二个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在重要
仓库、银行、电台和工厂派驻军队；对春耕实行军事监督；对民航实行军事
管理；以及在那些已经夺权的重要行政管理区域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①在文
化大革命中，共计有200 万人民解放军参与了民事。②
从总体上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似乎只关心一件事：维持秩序和稳
定；防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垮台；进而避免在中国出现易遭外来侵略的
境况。此外，最大限度扩大军官们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影响、增加军
队代表的人数、保护军队免遭红卫兵的攻击与某些军官自己的利益是息息相
关的。
但是，除了这些共同利益之外，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内部的分歧看来与不
同阶层干部内的分歧或这个国家的群众组织内的分歧完全一样大。③有些分歧
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分歧渗入到地方和主力部队之中。主
力部队——包括海、空军和地面精锐部队——装备精良，并且直属中央指挥。
相反，地方部队由装备轻型武器的陆军部队组成，归军区（实际上每个军区
都与省相对应）和大军区（由几个相邻的省组成）指挥，负责广泛的地方性
事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部队更忠实地执行来自林彪的中央指示，这不仅
是因为他们直接受命于林彪亲信充斥的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而且也因为
他们是林彪在60 年代初就开始着手的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地方
部队，其首长往往与地方党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它常常以保守的方式，充当
省、市党的机构的保护人。例如，于尔根·多姆斯的研究表明：在文化大革
命开始时，29 个省军区司令员中，只有5 人支持这场运动，8 个司令员只是
③ 《火车头》，1967 年2 月7 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3898 助（1967 年3 月14
 日），第 4—7页。
① 军队介入不断升级可追溯到中央的指示，见“文件汇编”。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23 页。
③ 见于尔根·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和军队”，载《亚洲概览》第8 卷第5 期（1968 年
5 月）， 第349—363
页；于尔根·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1967—1968）”， 载《中
国季刊》第44
期（1970 年10—12 月），第112—145 页；哈维·W.内尔森：“文化 大革命中的军事力
量”，载《中国
季刊》第51 期（1972 年7—9月），第444—474 页；内尔 森：“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
僚”，载《亚洲
概览》第14 卷第4 期（1974 年4 月），第372— 395 页。
在将地方群众组织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后才在名义上表示了支持，反对的有
16 个。①
军队中的第二类分裂是围绕着个人小圈子而形成的。在共产党革命的后
半期，红军被分成五大“野战军”（原文如此——译者），每一路野战军负
责解放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构成了1949 年以
后很长时间内官员派系的基础。人们普遍认为，在1959 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后，林彪力求巩固他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对他曾指挥过的野战军（四野）
的军官恩惠有加，而对其他野战军军官则进行压制。②林彪事件之后，他被指
控曾收集对其他野战军高级军官的诽谤材料，特别是对聂荣臻、徐向前、贺
龙和叶剑英的诽谤材料，这些人挫败了他建立个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的企
图。③
作为评估三结合主要参加者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在毛与三个独立
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之间时不时地出现的紧张关系和冲突是非常重要的。毛
与党和国家干部的主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所怀疑的修正主义正是他
们，而他指导文化大革命反对的也就是他们。另一方面，毛似乎注意到，担
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干部有经受锻炼的必要，他声称希望这些干部能经受住
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
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1966 年10 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么说），①毛也
保护了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是周恩来，使其免遭红卫兵的批判。
但毛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也有分歧。虽然毛在1959 年选择了林当国防
部长，并在1966 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挑选他做他的接班人，但这位主席显
然对林在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许多观点表示怀疑。1966 年7 月初他在给
江青的一封信中，批评林夸大军事政变和军事力量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历史
上的重要性，批评他抬高对毛的个人崇拜。毛对他的妻子写道：“我历来不
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
人，在我还是第一次”。②
毛对林的很多批评同时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因为在
1966 年中期对毛泽东思想的颂扬和对毛的吹捧问题上，中国的新闻界与人民
解放军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1 月份毛关于上海公社的一些讲话表明，毛很
关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他们要打倒所有的国家干部的
企图。③没有证据表明毛像江青及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党有时准备干的那
样，愿意批准由群众组织动用军队。
如果三个独立系统的任何一方显示出不服从或抗拒的迹象，毛就能用各
① 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
② 对中国军事政治中野战军作用的分析，常见的参考书有：威廉·W.惠策恩、黄震遐：《
中 国的高级指挥：
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也见钱玉生（音）：《衰退的中国革命： 军队中的
不同意见与军队
的分化（1967—1968）》；威廉·L.帕里什：“中国军队政治中的派 系”，载《中国季刊
》第56 期（1973
年10—12 月），第667—669 页。
③ 《一场大审判》，第82—89 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5 页。
②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6 卷第2 期（1973 年夏季号），第96－99 页。
③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 卷，第451—455 页；《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 卷，第
826 页， 《有关
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 年2 月12 日），第44—45 页。
种各样的方法和策略来对付它们。干部最易于控制，因为当时他们的权力基
础最为薄弱。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机构，毛可以允许中央文革小组加强对党和
政府官员的批评，自信这很快就会在激进群众组织的行动中反映出来。更为
特别是的，毛能够确定哪些干部从革命委员会中排除出去，哪些干部要受惩
罚，哪些干部要给予保护。
相反，人民解放军拥有的权力比政府官员大得多，因为军官们控制着有
组织的军队，这对当时中国政权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但军队之所以能受到
控制——部分原因是给予激进群众组织批判军队干部的余地在增加，部分原
因则是可以通过军队指挥系统惩治犯错误的军官。因而在1967 年春，对文化
大革命态度冷淡的五个大军区和六个省军区司令员被免职或调离，在此后的
年月里又有不下八个省军区司令员遭到同样的命运。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
在极端情况下，毛和林可以把军队调到省军区司令员特别顽固的省份。
毛也有种种方法去控制群众组织。他可以对激进群众组织的活动加以限
制，在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走向分裂，以及暴乱眼看就要失控时，他就缩小
他们批判文武官员的活动余地。此外，毛和他的代表还可根据某些组织是否
执行中央指示而将它们定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组织，还可授权地方
驻军去镇压或解散那些被认为是反革命的群众组织。
平衡的演变
由于每个独立系统内出现分裂，三个组织体系之间产生分裂，每个独立
系统和毛泽东之间也出现了分裂。因此，在1967－1968 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是
一件极其复杂的任务。仅有黑龙江、上海、贵州和山东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委
员会在1967 年的头两个月顺利成立。这些省的关键是另外还存在着一个可取
代它们的领导，这通常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市党的机构。党的机构能迅速
填补一月发生的权威崩溃所造成的空白。在其他省，现有的军队和文职领导
分裂了，群众组织里裂痕既深又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时间相当长的
过程，其中包含着持续的冲突和斗争。
1967 年3 月到1968 年10 月这20 个月基本上是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
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在此期间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里每个
组织体系都不时地从其他组织体系挖权力。在此期间毛还有能力维持三个独
立体系之间的力量平衡。毛的决定显然是对干部、军队和群众组织行动的反
应，尽管他从未完全控制局势。这一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通过研
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而得到很好的了解：1967 年2—3 月的“二月逆流”，
1967 年7 月底的武汉事件，9 月初清洗所谓激进的“五一六”组织，杨成武
代总参谋长被解职以及 1968 年夏天遣散红卫兵。
从起源和结果看，这些转折点中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每个事件的发生都
是由于三个关键的独立系统内部及它们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从毛泽
东的角度来看，每个事件都反映出这三个组织系统中有一个或几个是不可靠
的。二月逆流表明党的高级干部仍在抵制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武汉事
件证明高级军官，尤其是地区一级的，趋于同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反
对激进的对手；“五一六”事件和1968 年中遣散红卫兵反映了群众运动和文
革小组的领导人对暴力和天下大乱有特殊的嗜好。
总之，三个事件也产生了统治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的三个组织系统之间权
力平衡的变化。虽然这三个系统开始时都是三结合的平等参加者（至少理论
上是这样），但到1967 年年底，人民解放军的优势显然超过了干部和群众组
织。1968 年夏红卫兵解散，数百万年轻人下乡插队，这些参加者就从中国的
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二月逆流1966 年8 月的十一届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预见到了一场正在兴起然而却受到压制的群众运动。强调发动群众和开展
群众批判（尤其是年轻人），预示着国家党政官员的生活会弄得更加复杂。
但在三个方面作出了有重要意义的限制。第一，“十六条”中列出的干部政
策把严厉批判和宽大处理相结合。十一中全会认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或“比较好的”，并且暗示一旦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接
受了群众的批评”，他们就可以留在或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第二，运动
以党的名义进行，而且将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要不然就由基层党组
织来领导。第三，人民解放军中的文化革命行动将与社会其他部门中的运动
分离，并且置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不是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之
下。
可是，到1967 年1 月底，大量情况表明，文化大革命越过了所有这些界
线，很多高级干部，包括彭真和罗瑞卿，都被激进的群众组织“拘留”，而
没有任何拘留证和其他法律手续。其他人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罗列了他
们的“反革命罪行”的牌子，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街示众。至少有一位
国务院成员、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痛打致死，其他高级干部的肉体受到凌辱。
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到了恶毒的口头攻击。
对群众组织“夺权”的认可和“上海公社”的创立表明，甚至连党的领
导这个原则都正在被抛弃，因为，正如毛自己指出的，在巴黎公社的结构中，
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更有甚者，由于命令人民解放军在“支左”中干预文
官政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波及各级武装部队之中。而且，林彪本人似
乎急切地唆使他在武装部队的追随者，用红卫兵的方式批判那些资深元帅，
如朱德、贺龙和叶剑英，这些人有可能对林彪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发起挑战。①
为了对付这些问题，中央当局在二月里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声明，旨在
控制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混乱。为了政治稳定，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努力。第一，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巴黎公社”的模式期望没有党的领导的直接民主，
只能产生宗派主义和无秩序，它遭到毛个人的否定。革命委员会的模式和为
了“支左”要求人民解放军干预文化大革命的命令替代了“巴黎公社”的模
式——这两种办法都是为了恢复国家的秩序和纪律而提供一种组织体系。作
为落实三结合的一部分，中央的宣传工具开始了一场宣传毛的政策的运动，
毛的政策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犯有错
误”的干部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
第二，毛也进行干预，限制红卫兵组织使用武力和暴力。在2 月1 日给
周恩来的信中，毛批评了那种打着批评的旗号，强迫干部“戴高帽子，油漆
涂脸和游街”的倾向。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一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毛宣布
“我们必须坚持合理斗争，要摆事实，讲道理，并使用劝说方式??卷入打
人事件的任何人都应按法律处理”。①1 月28 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条指示，
① 《文件集》，第19—20、21 页；《大审判》，第160、164 页。
① 《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 卷第826 期；《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 年2
 月12 日），第22
其中也有类似的反对使用武力的命令。据说这个文件是在叶剑英、徐向前和
聂荣臻这样的资深将领的倡议下草拟的，然后经过毛批准。该指示宣布：“不
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不
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②
第三，还力图限制文化大革命对那些维持经济生产和政治秩序至关重要
的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冲击。2 月，命令外边的群众组织离开所有党中央各部
和那些负责国防、经济计划、外交、公安、财政金融和宣传的中央政府各部、
局；军队里的夺权被限制在诸如研究机构、学校、文化机构和医院等这样的
外围机构；并且，七个极重要的军区都“延缓”任何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③另外，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进一步发布指示，要求对所有的秘密文件和档案
保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档案，群众组织用来批判领导人的许多证
据材料都来源于此。①
最后，中央的指示也试图把群众组织可以活动的范围缩小到这样的程
度，即如果这些指示都得到执行，红卫兵运动将会走向终结。群众组织接到
通知，要停止为“交流革命经验”而进行的全国大串联，而且接到了要他们
返回家乡城镇的指示。通知中学生返回学校，重新上课。而且“边上课，边
闹革命”。在“一月风暴”中开始自发形成（或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
励）的“全国红卫兵联盟”变得非常强大，具有难以控制的潜在危险，这个
联盟被当成是“反革命组织”并被命令立即解散。工人队伍中的不满人员，
尤其是合同工、临时工和被调往边疆地区工作的工人接到通知，要求他们留
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人提出的要求留待文化大革命后期解决。②
来自政府和军队系统的一批党的高级干部为这些变化所鼓舞，开始对文
化大革命的总的思想发起冲击。③这些官员包括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元
帅，以及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他们利用周恩来总理在2
月中旬召开的一系列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之机，表达对文化大革
命的不满。这些老干部明确提出了四个原则性的问题，群众运动要不要党的
领导；冲击那么多的老干部是否正确；要不要稳定军队；以及在此基础上，
文化大革命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像这些官员明确表示的那样应迅速结束。
2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内的怀仁堂发生了这几次会议中最
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两派严格地沿长桌的两边排列，
周的左边是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总理的
右边是三个元帅、五个副总理和国务院官员余秋里、谷牧。主管农业工作的
副总理谭震林从桌旁起立，宣布他打算辞职。这一举动只受到陈毅和周恩来
的制止。会议到这时很快转为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页。
② 《文件集》，第54—55 页。也见迪特默：《刘少奇》，第152—153 页。
③ 《文件集》，第56、61、66、71—72、78—79 和89 页。
① 同上，第84 页。
② 《文件集》，第72、82、83、85 和87—88 页。
③ “二月逆流”的叙述来源于1979 年2 月26 日《人民日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 态》，1979
年2 月28 日，E7-20；1984 年10 月21 和22 日《新华日报》中聂荣臻回忆，见 外国广播
信息处：《中国
动态》，1984 年1 月6 日，K21-24。也见李：《文化革命的政治》第 6 章；多比尔：《
文化大革命史》第
5 章。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很快把这次会议的歪曲的记录（后来得到纠
正）呈送给毛泽东。毛对会上所表达的一些意见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否定
他的领导。得知毛生气后，激进派很快就把这次会议说成是“二月逆流”，
并以此作为发动一场把所有尚存的高级干部从职位上清除出去的运动的论
据。
因此在某些方面，中南海的这些会议的结果与大跃进期间、1959 年夏天
的庐山会议相似。就两次运动的时机来说，中国都处在毛泽东发动的激动人
心的群众运动之中。在这两次事件中，运动所产生的对立的结果已经变得很
明朗，并且都在进行限制它们的努力。但在这两个场合，一些高级官员不但
批评运动的过分之处，而且从总体上说，还表示了对运动的某些反对意见。
在这两次事件中，毛都把批评看成是对他个人领导地位的挑战。结果是，两
次运动不但在其反面影响已经明朗后仍持续了很久，而且一些本意在于纠正
那些后果的措施被取消或被搁置。
因此，由于怀疑2 月以前所做的恢复秩序的尝试，“二月逆流”产生了
使文化大革命重新激进化的结果。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是，虽然使用了像“中
国的赫鲁晓夫”、“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定性字句，
但是，还是把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从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小字报转移到了
党的官方出版物上。
假如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刘、邓都是这样，那么，这一举
动就消除了对全国所有干部都应冲击所存有的任何疑虑。与此相关，对党、
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发起猛烈攻击的1966 年的“五一六”通知，
在它通过一周年纪念日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
由于有这些变化壮胆，在整个1967 年春天，激烈的群众组织对许多现存
的政府官员发起了更为强烈和频繁的批判。一个突出的靶子就是谭震林，他
是“二月逆流”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的坦率直言使他成为激进派首当其
冲的打击对象。在怀仁堂的那次斗争白热化的会议上，谭称蒯大富是一个“反
革命小丑”。蒯是清华大学的激进分子，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爱将。据说谭
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许多书面报告，力请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在其
中一份报告中称江青为“当今的女皇武则天”。根据同情激进派的记录，谭
还企图恢复“一月风暴”期间被推翻的农业部官员的职务。
激进派的另一个目标是解除外交部长陈毅的职务。像谭震林一样，陈丝
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尖刻态度。有一份记录，尽
管可能是伪造的，但流传甚广，其中写道，陈毅遭遇到一群红卫兵，他挥舞
着自己的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对付这一局面，他说：“现在该轮到我
发言了，请允许我给你们引用毛主席语录第271 页的一段话，毛主席说过：
‘陈毅是个好同志’。”直到红卫兵打开书才发现，中文版的语录没有这一
页。①
但是，也许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他被激进派认为
是“二月逆流”的“幕后支持者”和谭震林、陈毅等这类官员的保护者。在
北京贴出的许多大字报以冲击谭和陈开始，而以批判周恩来结束。
“二月逆流”就是以这种方式使高级干部日益处于易受攻击的、被动的
地位。确实，毛还定期进行了干预，再次肯定了他那95%的中国干部是可以
①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20 页。
挽救的判断。至少在一个时期，毛和周也想把一些干部从群众批判和肉体打
击中解救出来。周本人受毛的保护，而周则竭力保护像廖承志、陈毅、李富
春和李先念这样的干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多省、市官员被带到北京，
以便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是这样的措施没能保护每一个人，也没能阻止老资格的文职官员的政
治地位的进一步削弱。1967 年夏天某个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软禁。中央
文革领导小组开始攫取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许多权力。激进派继续用“二
月逆流”作为高级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反对毛的
领导地位的证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独立系统里，老一辈官员现在处于
最软弱的地位。
武汉事件1967 年中期，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变化是：在激进的和保守的群
众组织之间，在解放军内部保守和激进的部队之间，以及在“文革领导小组”
和武装部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7 月20 日的武汉事件（在事情发生的当
天之后，中国人称之为“7·20 事件”）为理解这些分裂的发展及其含意提
供了最好的例证。①
人民解放军奉命监督全国省和直辖市一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当时，这
项任务主要分配给了各大军区及其指挥下的地方驻军。许多军区司令员与当
地党的负责人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使得他们倾向于与较为保守的群众组织
站在一起来保护党组织。同样，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倾向把自己置
于与较为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冲突之中，这些激进的群众组织力图推翻一切官
员，他们为了“正在进行的革命”，忽视经济生产。
所以，在2 月间，许多军区司令把中央当局不久前所发布的有关限制“文
化革命”的指示做理由，开始压制最难驾驭的激进组织。在武汉军区，司令
员陈再道作出了许多决定，他首先是使自己脱离“工人总司令部”，然后命
令它解散。人们都知道该司令部是激进组织的联盟，它们一直在从事危害社
会秩序及经济稳定的破坏性活动。
对“二月逆流”的批判给北京和各省的激进派以反对人民解放军“镇压”
左派群众组织的机会。4 月2 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社论，呼吁“正确
地对待革命小将”（也就是红卫兵）。这篇社论是以武汉和成都军区对现状
不满的激进派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同一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
各自发布指示，大大削弱了解放军镇压激进群众组织的能力。①这些指示剥夺
了武装部队宣布任何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以及压制那些批判过军队领
导人的组织和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权力。从此以后，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的权
力只有北京来掌握，而那些被军区司令员们贴上反革命标签的群众组织将得
到宽恕。据说，这些指示是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件事情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毛主义者的联盟之中的这两派之间还有过
一次高度的合作。
由于这些指示大大削弱了人民解放军恢复秩序的能力，它们也就大大增
加了保守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程度。激进派开始从军械库夺取武
① 对“武汉事件”的叙述根据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见《革命史资料
》第2 期，（1981
年9 月），第7—45 页。和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
和省级官员的造
反”，载《中国季刊》第47 期（1971 年7—9月），第413—438 页。
① 《文件集》，第111—112，115—116 页。
器，而在华南，他们从开往北越的军火运输船上夺取武器。与此相应，有些
地方的人民解放军给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武斗事件大大增加，不
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影响经济生产。在武汉，主要的结果就是激进派发
起了一系列的抗议和示威活动，要求扭转这个城市的“逆流”。显然，这些
活动得到了江青本人的支持。
由于4 月初的指示规定，只有中央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参加派性斗争的群
众组织的政治导向，所以陈再道请求会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讨论武汉的形势。根据陈本人的叙述，会议的结论是：武汉军区的行动基本
上是正确的，应该通知武汉的激进派停止对它的冲击。对陈来说不幸的是，
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关该文件的消息就在武汉泄露了出来。这就引起了
江青的不满。她指责陈再道是在利用他的成功搞小动作，同时试图怂恿她废
除这一协议。
在此期间，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5 月中旬，成立了一个
以“百万雄师”著称的保守组织。该组织的计划是保卫军区和大多数老干部。
据陈再道说，在武汉，参加“百万雄师”的人当中党员占85％，而且至少获
得了大多数地方武装的暗中支持。陈宣称，军区司令部在派性斗争中正式采
取中立态度，并且呼吁它们团结起来。不过，对所有卷入派性斗争的人来说，
陈及其部属的真正偏向大抵是很明确的。
于是，第二轮会议于7 月中旬在武汉召开，以求重新解决该城市存在的
问题。从北京前往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中央军委的两位代表（李作鹏和杨
成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两位成员（王力和谢富治）。毛也亲自参加了
几次会议。会上，毛和周都批评陈在2 月份解散“工人总司令部”，并且命
令恢复这个组织。但毛明确敦促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而且否
认有任何打倒陈再道的企图。
随后，周返回北京，留下谢和王向武汉各派传达会议结果。不论公正与
否，这两人拿出来的毛和周的指示是：否定军区司令部，批评“百万雄师”
和支持该市激进的群众组织。为这些变化所激怒的“百万雄师”的代表们猛
烈冲击谢、王下榻的宾馆。然后，有一群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抓住了王力，
把他拘留起来，可能还打了他。谢只是因为他的正式职务是副总理和公安部
长而得到宽恕。
由于周火速赶回武汉，保释王力，并调动大量的海军和空降部队夺取了
武汉的控制权，终于把暴乱压制下去。王、谢和陈再道都离开武汉，飞往北
京。前两人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后者则遭到批判和审问。
像“二月逆流”一样，“武汉事件”的直接后果显然受到控制。激进派
把陈的问题描述成一场兵变。因此，人们以为他将因为其不忠行为而受到严
惩。但是，像谭震林一样，陈再道受到的处分比想象的要轻得多。他被解除
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在其他方面，对他处理相当宽大，而且在林彪倒台
后不到两年便恢复了职务。陈本人把此归因于毛和周的善意。但人们也感到
惊诧，在文革领导小组的手中，林彪对一个完全遭到排斥、甚至不驯顺的军
区司令员竟然会友好相待。
“五一六”兵团的清洗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
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激进派，包括中央文革领导小
组的成员要求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攻击北京和各省的保守派和“修正主义
分子”。7 月22 日，仅在“武汉事件”两天以后，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
的口号。①她那个级别的领导支持席卷全国的武斗，这还是第一次。她的声明
只是使恢复秩序的一切努力复杂化。
这种高涨的激进主义目标包括在中国的外交官、外交部和周恩来。许多
国家的外交官受到骚扰，英国公使馆（原文如此。应为英国驻华代办处——
译者）被付之一炬。一个以前曾驻印度尼西亚名叫姚登山的年轻外交官，在
外交部策动一场夺权斗争，他不仅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毅，而且还意欲指向周
恩来，因为周试图保护陈。②为了批判“陈再道的后台老板”，揪出为了保护
最大多数人而挺身而出的“另一个刘少奇”，③这一时期激进派书写的墙报号
召打倒“旧政府”。激进的红卫兵想把周揪出来“批斗”，公然在办公室把
他堵了两天半时间。
不过，这时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周恩来，而是人民解放军自己。8 月初，
《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号召激进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①人民解放军中可能有修正主义分子，这大概算不得什么新观点。1966
年的“五一六通知”里有这个意思，1967 年上半年的许多社论中也有这个说
法。但“武汉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使得这样一个口号具有爆炸性，而且产生
了许多直接的后果。军区司令员，包括一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冲击：
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长的得力干将黄永胜被激进的红卫兵比作“广州的
谭震林”。②如果再不制止，这样一种提法将威胁到中国军队维持任何一种秩
序的能力。
毛、周和林都反对文革小组的这种煽动，他们有共同的理由：对林来说，
因为它威胁到军队的团结及其合法地位；对周而言，因为它危及他对外交事
务和国务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到冲击；对毛来说，因为它使
中国更加运离他似乎在追求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团结目标。
所以，在8 月底，文革小组重新改组。最激进的四名成员——王力、穆
欣、林杰和关锋——被解职，第五个即戚本禹4 个月后倒台。陈伯达当主编
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向来是文革小组的喉舌，现在被迫停止发行。以1966
年“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五一六兵团”把“二月逆流”作借口，先是批判
余秋里，然后又批判李先念、李富春和陈毅，因而受到控告，所有这一切的
最终目的是推翻周恩来本人。8 月，责令激进派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负责。
③
9 月5 日，中国的全部四个中央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国务院和“文革小组”——联合发出指示，企图结束全国的武斗，恢复人民
解放军被砸烂的权威。禁止红卫兵组织从军队手中抢夺武器，军队不经中央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98 期（1967 年8 月），第8 页。
② 有关这一时期外交部的斗争，参见梅尔文·格托夫：“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
交事务”，载鲁
宾逊：《文化大革命》第313—366 页。
③ 关于这一时期重新复活的激进主义浪潮，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 章，以及多
比尔：《文化大
革命史》第8 章。
① 《红旗》第12 期（1967 年8 月），第43—47 页。
②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07 页。
③ 有关“五一六”兵团垮台的情况，请看《当代背景材料》第844 期（1968 年1 月10 日
）；巴里·伯顿：
“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阴谋：‘五一六兵团’”，载《亚洲概览》第11 卷第11 期（1971 年
11 月），第1029—1053
页。
指示，不得向群众组织转交武器。现在，允许人民解放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
下使用武力，以对付抗拒军队恢复秩序计划的群众组织。①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发表谈话，她设法让自己及“文
革小组”的幸存者疏远与那四个被解职的人的关系。她不点名地提到他们，
把“五一六”组织说成是一小撮企图夺取群众运动控制权的“极左分子”。
她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斥为这些想把中国引向混乱的极左分子设下的
“陷井”。她继续为自己提出的“文攻武卫”进行辩解，同时她认为，中国
目前的形势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尽管她竭力否认自己
对“五一六”兵团负有任何个人责任，但事实上，江青等于被迫发表了一份
表示自我批评的声明。②
8 月的混乱和“五一六”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它把“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旧的政治
秩序的破坏转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创立。9 月，毛泽东根据他整个夏天巡视全
国的情况，透露了他为未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作的“伟大战略计划”。这
个计划实质上是要求结束混乱，在22 个尚未组织的省级单位尽快成立革命委
员会。
到1967 年底，在组织“革命委员会”取得进展的同时，夏天的事件也重
新调整了激进的群众组织和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平衡，形势对后者有利。1968
年春天，正如我们很快就看到的，激进主义最后一次回潮，但它从未达到1967
年8 月的高水准。在群众运动和人民解放军之间，即在继续混乱和政治稳定
的唯一希望之间被迫进行选择的时候，毛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在新的地方
革命委员会中，军队现在能够相对稳定地向着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制度化的方
向迈进。
“五一六”事件也改变了北京的中央领导层中的联盟形式。在中央文化
革命领导小组的所有主要成员中，与“五一六”清洗的牺牲品关系最为密切
的，从而也是受到最严重削弱的人是陈伯达。“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
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的《红旗》杂志的副主编。在60 年代初期北京激进
的知识分子和新闻机构中，他们都与陈有密切的联系；《红旗》停刊只能被
解释为对陈的编辑方针的否定。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削弱以后，陈伯达
便转而寻找新的政治靠山。看来他已选择了林彪。这是一场双方互有所求的
政治联姻。陈伯达能给林彪提供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点缀，而这显然是林自
己在公开讲话中所缺少的。作为回报，林彪可以给陈伯达提供独立系统——
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军队似乎不可避免地从文化大革命中脱颖而出，处
于最有力的地位。1967 年底，陈伯达开始与林彪更紧密地工作在一起，献上
他以前提供给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那种捉刀代笔的服务，这似乎是合情
合理的。
清洗杨成武和压制红卫兵纵使发生了“五一六事件”，但在1968 年春天
和初夏，激进的群众运动还有一次回光返照。解放军领导层内仍有神秘的混
乱，这使激进派昙花一现的复兴成为可能；1968 年3 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和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道被解职。①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026 期（1967 年9 月22 日），第1—2页。
② 同上，第4069 期（1967 年11 月29 日），第1—9页。
① 解除杨成武职务的材料是由事件的参加者包括那些与林彪亲近的人提供的。见考：《林
彪》，第488—
清洗杨成武看来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分裂的一个典型事例：各省激进
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的冲突，以及人民
解放军内各不同野战军派系的代表间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些冲突似乎都在杨
成武的突然失宠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1967 年底以前，杨一直负责解决许多省里的冲突，就像他7 月份那样，
陪毛去武汉完成类似的任务。不论在山西还是河北，杨都支持保守派反对他
们较为激进的对手。在山西，杨拒绝支持激进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反对该省
较为保守的军官们的挑战。在河北，杨支持保守的军事组织和群众组织的联
盟反对一个一直得到谢富治撑腰的与激进派类似的联盟。
更有甚者，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站在周恩来一边，与中央文
革小组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交锋。显然，杨和傅对与周关系密切的一大批军队
干部提供了军事保护。解除戚本禹的职务后，杨鼓动傅崇碧派小队士兵以逮
捕戚的同党为名，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遍翻档案，搜查他们的罪证。
不管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包括江青和谢富治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剩余
成员来说，认为杨正在为控告他们寻找材料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杨成武也卷入了军队内部两败俱伤的斗争。尽管杨与林彪有某些
历史联系，但是，在革命的最后几年他是在军委直属的野战军而不是在第四
野战军工作。杨与包括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内的杨最亲密的助手们的关系是相
当紧张的，而林显然怀疑杨的忠诚。同时，林也把清洗杨成武当成是打击他
自己的对手聂荣臻和徐向前的一种手段，聂和徐曾是杨成武所在野战军的上
司。
因而，杨成武因支持了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陷害，像第一次一样，
第二次“二月逆流”的本意是保护保守力量，尤其是保护高级干部免受激进
派的冲击。他被解职的直接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它能使林彪加强对中央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控制，办公厅负责对武装部队的日常控制。现在林彪能
够把他的五个亲信塞进这个要害部门，这五个人是：吴法宪；黄永胜，原任
广州军区司令员，现在代替杨成武成为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
部部长邱会作；林的妻子叶群。①
激进的群众组织提出抗议，他们宣称新的革命委员会不足法定人数。这
种运动开始回潮，并合法化。这就是杨成武事件的第二个结果。在山西、河
北、山东和广东，暴乱尤为广泛。在北京，清华大学对立的双方以校内建筑
物为工事保护自己，他们在大楼前面设置水泥路障和铁丝网，而且用弩机各
自向仇敌发射砖块。
在广西这样的省份里，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武斗更容易发生。对立的
组织都从开往越南运送军需物资的列车上偷取武器。他们用机关枪、火箭筒
甚至用防空武器互相战斗。人们在香港附近的水域发现了沿珠江漂流而下通
常被捆绑起来的尸体。它们是武斗的牺牲品。
正是清华大学的武斗引起了对群众运动的最后镇压和解散红卫兵。7 月
500 页，在《新华日报》（1984 年10 月9—10 日）和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
84 年11 月5 日聂
荣臻的文章，（第18—21 页），以及在《北京晚报》1985 年4 月12 日及1985 年5 月1 
日的傅崇碧的文
章，（第9—10 页）。也见哈维·W.内尔森：《中国的军事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
研究》，第97—101
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70—271 页。
底，毛命令部分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精锐保安部队——8341 部队，与北京一
个针织厂和印刷厂的工人一起进驻清华。几天后，7 月28 日夜，毛接见了清
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听到蒯大富抱怨：有一只“黑手”把工人派到学校来
镇压红卫兵，毛宣布：“黑手仍没抓住，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我。”毛对红卫
兵搞武斗，而不是进行合理的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
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

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
高兴，
你能用这种方式把全国团结起来吗？②
除非红卫兵能把事情办好，否则，毛警告，“我们将诉诸军管（对学校），
并且要林彪实施指挥。”
此后不久，正如毛所威胁的，军官监督下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开始进驻中国的主要大学。8 月5 日，毛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一些
芒果转送给清华的宣传队，代表个人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毛指出：文化
大革命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而不是在学生手里。以此作
为压制红卫兵的理由。8 月中旬，毛发布指示，宣布“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
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几周后，他命令，与“解放军战
士”配合的“工人群众”应领导“无产阶级教育革命”。①
姚文元曾写过论海瑞的文章，发起了文化大革命。8 月底，他又写了一
篇文章，该文实质上突然中止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姚的题为《工
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严厉批评过激的群众运动。文章的作者以此
为基础登上权力宝座。文章说，红卫兵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由于
参与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姚表示：“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
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
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②由于实行
这样的领导，遗留的群众组织被解散，红卫兵的报纸和期刊都停止发行。
到年底，在遣散红卫兵组织的同时，开始了数百万年轻人的上山下乡运
动。12 月，毛又发出了一个指示，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
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到1970 年底，约有540 万青年人被转送到农村。
大部分人在当地农村落户，但也经常安置到偏远和边疆地区。人们对于他们
还能返回老家几乎不抱任何希望。③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 卷，第470 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05 页。
② 《北京周报》第11 卷第35 期（1968 年8 月30 日），第3—6页。
③ 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第57—58 页。
政治体制的重建
随着1967 年8 月底清洗“五一六”兵团和翌年春天遣散红卫兵，文化大
革命的重心从对旧秩序的破坏转变为创立新秩序——从中国人所谓的“批
斗”时期转变为“批改”时期。重建政治体制包括两个方面：完善革命委员
会组织和重新恢复党自身的地位。
这一时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形式上，中国“新”政治秩序的结构与
文化大革命前夕存在的那种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①文化大革命以沿着巴黎
公社的路线，“推翻”官僚机构并建立直接民主的乌托邦式的夸张词藻开始
的。但是，当政治重建的工作实际上已开始以后，重建的蓝图才描绘出来，
而且远不是那么美妙。干部们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他们在那
里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认为这样就能培养他们更为无私和更为有效的
工作方式。人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及其监督下的官僚机构比之以前的机构更加
精悍能干，而且更加忠实于毛主义的价值。而且由于其中包括了少数群众代
表，这些组织被认为更能代表大众利益。虽然如此，重建时期的组织路线在
这两个方面仍然十分明确：政府机构仍按官僚政治路线来建设；中国共产党
仍是一个指导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列宁主义的组织。
新的政治体制区别于以前的政治体制的地方是它的成员而不是它的机
构。军队官员比50 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在级别较高的组织中。老一辈的政府官员靠边站，让位于那些缺乏经验、文
化程度较低、派性观念重而且资历较浅的男男女女，尽管这些人并不比前者
年轻多少。接纳新党员的工作重新开始。而且强调要大量吸收从红卫兵运动
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积极分子和
旁观者之中所造成的冲突尚未解决，结果，党政机构受到了宗派主义的严重
侵染。
毛的“战略部署”
1967 年9 月，毛泽东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制定了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
在为前20 个月的混乱辩护的同时（“不要怕制造麻烦，我们制造的麻烦越大，
越好。”），毛承认，乱子已达到了它的目的，现在应迅速结束。毛告诫说：
“车子开得太快就要翻，因此，谨慎是必须的。”①
毛发现，当务之急是在中国29 个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此时，成立革
委会的进程十分缓慢，令人烦恼：1967 年1 月到7 月底，在省一级仅有6 个
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指示：现在我们必须“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
的‘三结合’”。毛期望这些任务到1968 年1 月能完成。
毛似乎认为两条指导方针有利于其余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首先，毛现
在准备看一看，人民解放军究竟能否主宰这个进程，因而毛愿意检验一下军
队的权威和忠诚，并愿意宽谅它的偶尔的过失。就像他在夏末所说的那样：
“军队的威望必须坚决维护，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任何迟疑。”有一次，毛以
相当宽宏大量的口气提及武汉事件，他接着指出：“军队在首次执行大规模
① 关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机构变迁的叙述和估价，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9章。

①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 卷第1 期（1969 年春季号），第3—12 页。
的支左、支工和支农以及执行军管和军训的战斗任务时犯错误，这是难免的。
当时的主要危险是一些人要打倒人民解放军。”②毛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反映
在他不愿看到翌年春天杨成武解职后，人民解放军成为大批判的靶子。③
第二条指导方针是，毛认识到，如果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来自于广泛的
群众组织，而不是仅仅从那些得到地方军队司令员们支持的群众组织中产
生，那么，就能加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一意义广泛的观念在一份通知中
得到具体体现。这份通知说，解放军应该“支左不支派”。毛的一个指示指
出：“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①1967
年底，新闻界对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发起猛烈攻击，配合宣传毛关于
全国团结的理想。现在，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表现。
1967 年夏天毛巡视全国后，革命委员会分两个阶段逐步建立起来。1967
年8 月到1968 年7 月，18 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最后五个省，如福建和
广西这样分裂很深的省，以及像新疆和西藏这些敏感的边疆地区的革命委员
会是在7 月对红卫兵运动最终压制下去后产生的。总之，革命委员会是在一
系列协商之中诞生的。在这些协议之中，地方军队指挥官和北京的领导人力
求硬把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拢到一起。
由于毛规定革命委员会应当广泛地代表各种观点，因此，革命委员会通
常是庞大臃肿的机构。每个委员会都由100—250 人组成。②不过，革命委员
会的常务委员会是比较有效的机构，通常比文化大革命前存在的类似的党和
政府领导组织还要小。常务委员会的构成随时代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较为
激进的时期任命的群众代表多一些，在较为温和的阶段任命的群众代表就较
少一些。尽管在这一时期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占据了适当数量的
位置（在182 个主席和副主席中占61 个。原文如此，实际是主任、副主任—
—译者），但实权仍掌握在军队手里。23 个主席中，有13 个是部队司令员，
5 个是专职政委。第一副主席中，有14 人是军队司令员，5 人是政委。其余
的都是党的干部，群众代表一个都没有。①
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毛也预言，一旦在全国各省把革命委员会当作
省一级的政府建立起来，就应进行党的重建。从一开始，毛主席就把文化大
革命看成是一个净化党的运动，而不是毁灭党的运动。就像在八届十一中全
会的“十六条”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目的就是用作联系党和
群众的桥梁，而不是使其扮演一个党的替代物的角色。与此相似，红卫兵的
目的就是推翻党内的“走资派”，而不是推翻整个党组织。毛在1967 年初反
对把巴黎公社的模式应用于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党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不明
确。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如果一切都变成了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我们
把党放在什么位置？??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党！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都
② 内尔森：《中国的军事体制》，第83 页。
③ 菲力浦·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载《中国季刊》第
41 期（1970 年
1—3月），第5 页。
① 《解放军报》，1968 年1 月28 日；《北京周报》，1968 年2 月2 日，第8—9页。
②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第27、29 页
。
① 这些数据出自理查德·鲍姆的“中国：醋泡黄瓜的年月”，《亚洲概览》第9 卷第1 期
（1969 年1 月），
第1—17 页。
必须有一个核心。可以称之为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或国民党或一贯道，
但必须有一个党。”②如果党被红卫兵和革命委员会置于一边，那只是个暂时
现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1967 年9 月，毛认为到了考虑重建党的时候了。毛说：“党组织必须恢
复，而且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应该召开。”毛是乐观的，他认为能较快地完成
这一任务：“我看，大约就在明年这个时候（即1968 年9 月）召开第九次党
代会。”③毛把重建党的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谢富治，文化大革
命时期他负责政法工作，也出尽了风头。10 月10 日，姚提交了一个初步报
告，为党的重建设计了一些基本原则。④姚的报告拟定出一个严密的程序，要
求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一个新的党
章。参加大会的代表将与各省“协商”后由中央指定。党代会结束后，就开
始下级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根据姚的报告，各级新党委至少要具体体现“三
结合”的原则，即每一个委员会都由老、中、青；工、农、兵及群众、部队
官员和干部结合而成。
在姚的报告的基础上，11 月27 日，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关于召开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的通知”。12 月2 日，又发布了一个“关于
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机构的意见”的文件。这些文件遵循了姚报告的要点，
作了两个重要补充。第一，“通知”增加了一个决定，它其实从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存在着：现在林彪成了毛的接班人。“通知”宣布：“大
批同志建议，党的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一点要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
议。”
第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通知各级基层党组织重新开始过“组织生活”。
为指导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各省革委会内部成立了党支部，通常，它们被称
作党的核心小组，其任务是开始纯洁党员队伍，开除那些已演变为修正主义
分子的党员，并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中吸收“新鲜血液”。
八届十二中全会
因此，尽管预期在1967 年秋天开始党的重建工作，但直到1968 年9 月
最后一批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一进程才真正开始。不过，
这个重要任务一旦完成，残存的中央领导人就迅速召开了第十二次中央全
会，这次会议于10 月13 日至31 日在北京举行。
像1966 年8 月的十一中全会一样，十二中全会是党中央的一次残阙会
议，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中，只有54 人出席了会议，勉勉强强代表了这个
机构现存委员的法定人数。①此外，像前一次中央全会一样，非中央委员充塞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 卷，第453—454 页。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在民主革命时期一
贯道是一个反动的
秘密会社。
③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 年春季号）第2 卷第1 期，第3—12 页。
④ 关于姚的报告和随后的两个党的文件，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96—301 页
。
① 有关十二中全会的参加者，见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三中全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上，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48 页。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的意
见”，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255—274 页。
了十二中全会。但是，1966 年的特邀观察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革命师生”，
而1968 年的特邀代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各省革委会的代表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即官员。换言之，这些人现在都是文化
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惠者。②
激进派怀着勃勃野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要争取大会承认前两年发生
的事件，并完成最高层党的机构的清洗。与第二个目标相比，他们在第一个
目标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次全会最后的公报赞扬了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
成就，歌颂了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信毛在这场运
动中所作的很多“重要指示”和林的“许多讲话”是完全正确的，并称“中
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会议拥护毛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
的”。会议宣布：“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
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中央全会还放眼于未来，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草
案，并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③
这次全会宣布的最重要的决议大概是刘少奇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在这一议题上，全会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期间，
刘首次在正式公布的文件上受到点名批判——用煽动性的语言污蔑刘。把他
定为“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然而，中央全会会后散发的证明材
料（至少在西方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涉及刘在革命早期的1925 年、1927 年
的1939 年的活动，几乎没有提及他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表现。①这表明，
全会在如何述说刘在1949 年以后的活动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在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文革小组和林彪对1967 年的“二月逆流”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奇怪的是，毛在中央全会的闭幕讲话中对那段插曲所持
的观点比过去有所缓和。现在，毛主席把怀仁堂那次臭名昭著的会议看成是
中央政治局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力，对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意见的一
个机会。不过，全会公报还是把“二月逆流”斥责为对“以毛主席为统帅、
林副主席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攻击”。毛对此袖手旁观。
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除了谭震林已在前一年遭清洗外，激
进派仍没能保证把最积极地参与“二月逆流”的任何一个人排挤出中央委员
会。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全都留在中央委员会。
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但要把邓小平赶出中央委员会，还要把
他与刘少奇一道，永远开除出党。这一建议在毛泽东本人干预后遭到否决。②
除了这几点以外，十二中全会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要决策。全会含含糊
糊地提到将在工宣队领导下进行“教育革命”，但没有说要采取什么特别的
② 十二中全会公报，见《北京周报》第11 卷第44 期（1968 年11 月1 日），附录，第5
—8页。
③ 党章草案的文本见联合研究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1956 年9 月—1969
 年4 月）第235—242
页。
① 指控刘少奇的题目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见联合研究所
编：《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文件》，第243—250 页。
② 关于十二中全会这些方面的情况，见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74 页；聂荣臻的回
忆见《新华日报》
1984 年10 月23 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 年11 月7 日，第20—21 页。

方案。与此相似，全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但没有宣布新的经济计划。文化大革命可能
旨在否定60 年代初期毛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某些经济、社会政策，但全会
表示尚未确立任何新的、可以取代它们的政策。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 年4 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反映了许多相同的倾向。林彪在大会上
作政治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试图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①林彪赞扬了军队和文革领导小组自1966
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不指名地提到了幸存的政府高级干部，又一次批判
“二月逆流”（“这就是1966 年冬季到1967 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是
对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扑”，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关于国内政策，林的政治报告——与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一样——实际上
没有什么内容。报告只是指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
收”、“工业生产??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市场繁荣”、“物
价稳定”，并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
线??出现新的跃进”。报告还宣称，“在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
等部门”的夺权将结束“知识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些
部门的一统天下，但没有说明将有什么新政策出台。报告还用相当篇幅提及
从党内开除一些老党员，吸收一批新党员。但是，对这个即将开始的过程，
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因此，九大对中国政治重建的贡献在于对新党章和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
决议。与上一次在1956 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相比，新的党章强调毛泽东思
想的指导作用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两种提法在以前的文本中
都没有出现过。①另外，入党的机会现在只给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1956 年
的党章向参加劳动、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及承担党员义务的任何人敞开大门。
相反，1968 年的党章原则上把党员的来源局限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军人家庭
出身的人。
不过，新党章最重要的特点是简略而缺乏精确性。新党章只有12 个条
款，所占篇幅大约只有1956 年党章的1/5。新党章没有一处提到党员的权利，
也没打算要详细地阐明各级党委的结构和权力、处分党员的程序、召开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期，及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以前的党章
的重要特点。从党的结构中被撤销的组织有：领导中共党组织的书记处、监
督党的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办公室和负责党内纪律的监察委员会的全部组织系
统。因此，九大所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结构，必
然更加脆弱、更加缺乏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到高层领导人物的操纵。
① 林彪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 卷第18 期（1969 年4 月30 日），第16—35 页。关
于该报告的起草有
不同说法。周恩来在1973 年的十大报告上说，由林彪、陈伯达起草的初稿“被中央委员会
否定”。见《中
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最近，胡耀邦声称，这个报告是由康生和张春
桥起草的。见胡
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第57 页。
① 1969 年党章见《北京周报》第12 卷第18 期（1969 年4 月30 日），第36—39 页。1
956 年党章，见联
合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第1—30 页。
党的九大不仅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看来也为毛以后的时代选举了一
个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林彪作为唯一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
接班人”正式写入新党章，从而确定了他的地位。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167
名委员，在九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仅54 人。一大批没有被任命为革命委
员会委员的省、地级党的领导，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专家，如以前一直在国
务院工作的薄一波、姚依林，此时都被排除在党的精英集团之外。在经历了
一场由激进派发起的旷日持久的运动之后，大部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
一辈文职官员和军官，尽管还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但都丢掉了在
中央政治局的职位。九大最主要的牺牲者是邓小平，他被贬出了中央委员会。
不过，党代会的正式文件仍没有点名批判他。
很清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对
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第一，他们表明了军队突出的地位。对大会记录片的
一份分析表明，在1500 名代表中，大约有2/3 的人身着军装。与1956 年八
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军队代表占19％的数字相比，这届中央委员会中，解放
军代表占了45％。①军队的崛起是靠牺牲文职官员和群众代表而实现的。前
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后者则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益
者。在新的党中央机构里，群众代表最少。的确，只有19％的中央委员“来
自群众”，但是，他们往往都是老工人、老农民，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
出来的年轻的群众积极分子。军官代表数量较大也意味着文职官员的代表数
量下降了，尤其是国务院官员的代表数减少了，他们约占中央委员的1/3。
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和那些政府领导人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人生道路
也不相同，中央委员会构成上的这种变化，关系到文化教育程度的下降和国
外生活阅历的减少。
第二，与第一点同等重要的是，大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权力
分散。1956 年，约有38％的中央委员是省级干部，其余的都在中央党政军各
部委任职。相反，在1969 年，整整 2/3 的中央委员是地方代表。不过，这
种倾向在中央政治局的反映还不太明显。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只有3 人可算是省、区的代表。相比之下，选进九大中央政治局的专职地
方大员有2 人（纪登奎和李雪峰），地方军区司令员3 人（陈锡联、许世友
和李德生）。
第三，从九届中央委员会可以看到，尽管权力还没有转移到年轻人手里，
但却转移到了资历较浅的一代领导人手中。确实，人们讲到九大产生的中央
委员会的一个特点是“年纪不轻经验不足”。170 位正式中央委员中，有136
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担任过中央委员（在279 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占225 人）。但由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约为60 岁，因而，这届
中央委员会比它刚取代的中央委员会仅稍稍年轻一点，而实际上，它比1956
年选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当时的年龄要大。此外，由于地方军队领导人、
第二梯队的地方官员和群众代表充实进中央委员会，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的人的级别明显比上一届要低。
从最后发展的结果看，这届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政治局说明了北京最
① 关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以及与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分的比较分析，见戈登·A
.贝内特：《中国
的第八、九、十次党代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党章纵览及比较分析》；罗伯特·A.斯卡
拉皮诺：“中共
领导层的变化：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比较”，见斯卡拉皮诺：《精英》，第67—148 页
。
高层的权力继续分散。除毛和林之外，25 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与林
关系密切的中央军队官员5 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有关系的6 人；与林彪没有
密切关系的大军区和省军区司令员3 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的高级文
职官员2 人；另有一位用来制约林彪的人民解放军元帅；由于文化大革命而
登上权力宝座的党的中层干部3 人；还有3 位刚过鼎盛期的老资格的党的领
导人。因而，中央政治局的成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幸存者和获益
者之间，军队和运动期间上台的文职激进分子之间，林彪及其在中央军队领
导层的对手之间，以及中央军事机构与各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分裂。
总之，尽管有结束红卫兵运动暴乱的成功尝试，尽管开始了重建中国政
治体制的初步努力，但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留给了这个国家一个捉
摸不定的政治形势。文化大革命后的政策轮廓没有确定：权力在明显代表不
同利益的集团间分割；党和国家的结构模糊不清，而且非制度化。尽管林彪
在名义上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他的权力基础极为脆弱。在此后的两年里，
林企图让军队永久性地支配政府事务，提出了一个他以为会受到广泛欢迎的
政纲。他想以此来加强他的权力基础。但是，这些努力最终导致了林在政治
上的垮台，而且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结 论
我们如何公正地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起因与
发展、后果和影响呢？由于这些事件很复杂，红卫兵出版物提供的资料又不
确切，加之对发生在不到20 年前的事件缺少从历史角度进行总结的材料（如
本文一样），因此我们被搅得混乱不堪，这项工作变得异乎寻常地困难。
自九大以来中国和西方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易走极端，而且不断变化，
我们的分析工作和这些评价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
期，中国把红卫兵运动描绘成一场创造性的和有效的运动，用毛泽东的话来
说，“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那个时代的官方解释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粉碎修正主义，夺
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因而“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
道路大踏步前进”。①迟至1977 年，甚至在清洗“四人帮”之后，中国领导
人继续用热情的语言描述文化大革命。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
说：“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
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确实，华国锋断言，作为继续与党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影响作斗争的方式，
深入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②
然而，两年之后，中国的官方路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79 年中，叶剑
英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最近流行的解释是，
中国从未存在过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对1966 年中国政局的判断“与现实
背道而驰”，文化大革命后期提出的纲领是不切实际和空想的，红卫兵是天
真烂漫和易受影响的青年，受到“野心家、冒险家、机会主义者、政治堕落
者和社会渣滓”的蛊惑。①。1981 年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正式决议谴责文
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②
西方也跟中国完全一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重新评价。70 年代期间，许
多美国人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毛想实现自己愿望的有益的范例，毛的愿望
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公有社会的、平均主义的和大众的价值以及他的
信念：“官僚和现代化不会必然导致生活质量的提高。”据说这场运动的起
因在于毛对社会的“高尚理想”，即“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划分将会变得模糊，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差别将缩小??，而被领导者将更直接地参与决策过
程”。据信，文化大革命将制订出社会经济纲领，防止中国“在官僚主义和
国家主义的泥坑中僵化”。③
随着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更加批评的态度，西方观察家也采取同样的
做法。他们把毛的“狂热”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狂热”相比较，把文化大
① 这些引言源自林彪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 卷第18 期
（1969 年4 月30
日）第21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51—52 页。
① 《北京周报》，1979 年10 月5 日，第15、18、19 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 
年7 月1 日，第14
页。
③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载《威尔逊季刊》，第4 卷第4
 页（1980 年秋季
号），第132—141 页。
革命比做宗教裁判所和大屠杀。这场运动的起因不再追溯至高尚的理想，而
追溯到对6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曲解。从1966 至1976 年的十年
被描述成“混乱和破坏”时期，产生了“这个古国曾经历过的、最有害的极
权主义政权之一”，通过“摧残知识分子，消灭学校，以及??使中国的经
济崩溃，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倒退十年”。④
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有如此急剧变化，这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疑
问，即我们还能不能准确而公正地描述60 年代后期的骚乱事件。然而，目前
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促使我们对这场运动的起源和后果作如下分析。
起 源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责任公正地归因于毛对60 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社会
面临问题的判断。毋庸置疑，毛指出的缺点中有许多确实扎根于耳闻目睹的
现实之中。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变得很腐败和效率低下，国家和党
的高级行政机构人浮于事、业务生疏，沉湎于官僚的日常工作中。大跃进以
后采取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虽然使工农业生产复苏，但这是以熟练工人和不熟
练工人之间、拥有肥沃土地的公社和那些自然界对之不那么慷慨的公社之
间、聪明的学生和他们比较普通的同班同学之间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
间的不平等的加深为代价的。
但是，毛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这些问题。他把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产生
解释为这样一种迹象，即中国正沿着修正主义道路前进，而其根源在于党的
最高领导层中隐藏着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分子”。通过这种做法，毛
把他毕生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关心归纳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毛一生中前
2/3 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反对他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革命。50 年代中期的
一个短时期内，在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后，毛暂时
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现在基本上结束了。但对他来说，长期坚持这样的结论
是困难的。到1957 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他发展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社会主
义阶段，如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继续成为主
要的政治矛盾。而且如果不在1959 年党的庐山全会上，那肯定在1962 年1
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得出结论，认为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在党的领导
人内部本身。
因此，当代的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批评毛下述一点时是不无道理的：
毛习惯于寻找中国社会问题的阶级根源和把党内意见的分歧看作是阶级斗争
的反映。正如一名中国历史学家简洁地所言，“毛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和弊
病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好的标志”。①
毛也深受50 年代后期和60 年代初期苏联发展的影响。面临莫斯科试图
操纵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控制中国经济以及苏联内部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和衰退
迹象，毛推测，苏联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中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
正主义”只能表明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的变质。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毛就合
④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来自中国的蔑视：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亚洲概览》，
第22 卷 第10 期
（1982 年10 月），第934—958 页。
① 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间题”，见全国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
产党60 周年学
术讨论会秘书处编：《党史会议报告集》，第353 页。
乎逻辑地推论，中国也存在相似的倒退危险。
在毛对苏联的分析中，他很强调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政治交班的后果。
尽管毛也毫不犹豫地批评斯大林的缺点，但他仍相信，总的说来，斯大林是
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关于赫鲁晓夫，毛主席得出相反的结论。自
从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来，毛似乎越来越相信斯大林的继承人就是一名修正
主义分子，他的上台使十月革命诞生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成为可能。考
虑到60 年代中期毛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苏联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如1966
年6 月他对胡志明所说的，“我们都是70 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
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我们不得
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②
了解毛在选择接班人过程中对付出现修正主义的战略，对理解文化大革
命的起因和后果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毛的办法是号召中国的大学和中学学
生首先在自己的校园、然后在较高级的党的官僚机构中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
倾向。然而，自相矛盾的是，60 年代中期毛对中国青年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1965 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由于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亲自经历过革命，他
们可能“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
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①但是，毛看来很自信——如同以后的
发展证实的如此毫无根据——依靠青年既有助于锻炼他们，也有助于清洗共
产党。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为整整一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革命经历，
它也同时提供了一种检验老一代共产党官员的革命信仰的方法。
这个战略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毛主义所特有的。首先，这体现了他的思想
中长期存在的平民主义成分：他相信，即使是先锋党也需要通过它所领导的
人民的批评，进行整风和改造；他相信中国的群众应参与甚至是国家的最高
事务。1967 年秋，毛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时，强调这种平民主义理想已
实现的程度：“这种大好形势的重要特征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以往的任
何群众运动从未像这场运动一样得到如此广泛和深入地动员。”②
其次，毛的文化大革命战略也反映了他依靠不可靠的人揭露党的领导人
中阴暗面的倾向。毛故意从那些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仰的集团中寻求对党
的批评，这并不是没有先例。50 年代中期，在百花齐放运动中，他在知识分
子中就采取过这种做法。在60 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动员农民
清洗农村党组织，尽管与此同时，他承认，甚至在较穷的农民中也存在自发
的资本主义倾向。而现在，在60 年代中期，他将动员成百万学生——在最好
的情况下是天真的和未成熟的青少年；在最坏的情况下，用毛自己的话说，
是准备“否定这场革命”的人——向党内的修正主义发动攻击。③
尽管这个战略是毛的特征，但对共产党来说，仍是极不正统的。正如弗
雷德里克·泰维斯指出的，动员学生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
至少与三个重要的党的传统背道而驰：党的领导人不能因政策问题上的观点
受到惩罚，而且即使他们处于少数地位也应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党
的整风运动产生的结果应该是温和的鼓励，而不是“无情打击”；如果允许
② 邵华泽，前引文，第356 页。
① 毛的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1—222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版），第370 页。
③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3 页。
群众参与党的整风，这种参与应该处于正式的党机构或者特别的党的工作组
的坚强领导之下。①况且，通过非正常程序发动文化大革命，面对大多数党中
央领导人的不情愿或反对，毛同时违反了第四条准则：党的集体领导和多数
统治原则。
只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像毛一样独一无二权威的领导人，才能
成功地同时抛弃所有这些准则。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作出结论，即文化大
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
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但是，如果说毛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他不是一个充分的
条件。首先，如同我们知道的，撇开毛自己的个人合法性不谈，他还拥有决
定性的政治资本。这些资本包括：第一，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这种群众支
持包括真心拥护的和机会主义的，热情的和默认的。有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
是出于对毛的忠诚，因为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手中解放了他们的国家。
其他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如同80 年代许多人支持改革的理由一样：他们担心
苏联发展模式会使中国走上僵化、不平等和独裁主义的道路。还有一些人因
对个别干部特别不满而成为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正如一名原红卫兵说的，
中国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上级进行一切报复，从微小的侮辱到重大
的滥用政策”。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群众基础开始解体，因为许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人对这场革命引起的暴力和混乱有了清醒的认识。然而，在1966 年下半年和
1967 年初，毛有能力动员足够的群众支持，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基
础。对这样的结果，中国人民本身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毛也依靠中国领导人内部的政治支持。如同我们在这一章中反复强调
的，毛的资本包括北京和上海的一群野心勃勃的政治理论家和组织者，他们
能更系统地发展毛对中国修正主义威胁的相当不完整的论述，通过操纵大众
媒介提高毛的个人魅力，动员城市社会中的已清醒过来的一部分人，并在一
定程度上引导群众运动的行动。同时，毛也得到人民解放军中重要人物尤其
是林彪和高级指挥官中主要人物的支持，他们在1966 年初向毛主席提供政治
支持，在那一年晚些时对红卫兵运动提供合乎逻辑的支持，在1967 年初推翻
党的权力机构，然后在1967 年年中至1969 年年中之间着手恢复秩序。
但是，党的其他机构因没有更强有力地抵制毛也必须承担责任。现在对
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提法特别强调1967 年1 月以后出现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对毛
的抵制。1967 年的“二月逆流”因是特别增光的事件被挑出来作为中国共产
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懈斗争”的范例。但到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受
到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认可。动员、冲突和混乱的力量已经不可逆转。
党的机构如果能早点以更团结的行动反对毛、而不是赞成他的决定，那
或许能中止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的帮助，1965 年11 月，他让
姚文元撰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广泛印发；1966 年4 月，他参与对彭真的批判；
9 月他对激进学生如蒯大富的辩护和后来在1966 年12 月对文革小组的辩
护，以及没有支持1967 年的“二月逆流”。尤为重要的是，新近发现周是一
个文件的起草人，这是对官僚主义进行最辛辣斥责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导
①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有超凡魅力的毛到继承政
 治》，第3 章。
② 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47 页。
致了文化大革命，而以前认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起草的。①这就让人以为，周
可能确实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官僚主义僵化的危险。或者，周支
持毛是出于个人忠诚或明哲保身。邓小平近来承认，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哪
一种，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民都已经“原谅”了他。①
但是，不应该挑选周作为指责的对象。叶剑英和杨成武参与起草为清洗
罗瑞卿提供法律依据的报告。②1966 年4 月，邓小平似乎与周一起参与对彭
真的批判。而且总的说来，整个政治局都同意撤销罗瑞卿的职务，改组北京
市委，于1966 年5 月清洗党的书记处和宣传部，在8 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
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关于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毛合谋问题，党史的正式决议对此
沉默不语。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更乐意提供材料。如同一位历史学家所说
的，政治局在通过“五·一六通知”这样的决议时并不相信这些决议，或者
甚至是因为感到非通过不可；但是政治局还是赞成毛的决定，因而必须对文
化大革命“承担一定的责任”。③
在解释1966 年春夏党的机构沉默时，中国人强调毛的个人权威对政治局
和中央委员会中其他同事的重要性。这种解释意指毛既在中国群众也在党的
领导人中间享有超凡魅力的地位。这种解释使人进一步联想到，在30 年代后
期和40 年代，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敌我力量极大悬殊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能
力，这种能力使他享有一贯正确的威信，这种威信只在大跃进的灾难中稍被
降低。
近来中国的报道披露，毛事实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在林彪和刘少奇之间选
择一人做他的继承人，而党的许多领导人最初就同意林彪是更好的人选。用
邓力群的话说（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刘少奇的秘书，在80 年代初期负责宣传
工作），毛对林彪的偏爱“不能不说得到党内的支持”。这是因为，与刘少
奇相比，林对毛更为忠诚，似乎对意识形态有更深的信仰，而对军事问题肯
定更加懂行。那时，在越南战争中中国面临美国介入的逐步升级，也面临与
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对抗，党的许多高层领导人显然被这种论据所说服，即
“管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①
正如毛要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负责一样，他也必须对其后果承担大部分
责任。这场运动中大多数最具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暴力、混乱和死亡—
—可以认为是毛所用战略的结果。这结果如果说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料的。
在发动群众时，毛同意使用极有煽动性的语言，把这场运动完全看作是中国
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一场摩尼教徒的斗争。他使中国社会内深藏的
分裂和不满表面化，却没有创设任何机制来组织或引导他释放出来的社会力
量。他似乎预见到一场自我约束的革命运动，但产生的却是一种分裂的和宗
派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毛本人、文革小组、甚至军队都只能进行有限的
控制。他指望党的干部欢迎并支持群众对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批评，而当党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8 月29 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 年8 月
31 日，第 1—4页。
①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平文选》第 329—330 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3、249 页。
③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学习历史决议专辑》，
第159— 160 页；
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378 页。
① 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
的干部试图压制或操纵群众运动以便维持自己的地位时，他感到失望和痛
恨，这就毫不奇怪了。
换言之，毛的战略的缺点是，在1966 至1969 年之间他只进行半场革命。
他未能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来取代他想推翻
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动员的政治资本从破坏性的力量转变成建设性的力
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20 世纪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国革命。1911
年，孙逸仙（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创建有效的共和制度
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中国从而陷入军事统治之下。60 年代后期，毛成功地
从党的机构中夺取了政权，但他未能设计出有效的民众机构取代列宁主义的
党一国家机构。政权再次落入中国军人手中。
在为毛的辩护中，也许最能说得出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时，
毛确实在总体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机构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毛试图
阻止武斗和人身迫害，这在中央的许多指示中很明确，他批准禁止拷打、搜
查住所、抢劫、监禁和损坏个人财产。①他批评扰乱群众运动的宗派主义，要
求革命委员会包括所有互相对抗的群众组织的代表。毛不但反复强调干部中
的大多数是好的，而且亲自保护过许多高级官员免受攻击，这些官员中最重
要的是周恩来。②
问题是这些干预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暴力方面并未取得完全成
功。归根到底，毛能够重新控制这场运动的唯一办法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
而毛拒绝这样做。他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支持这场运动的理论或者
这场运动反映出来的战略。毛也从未抛弃要对许多暴力事件负责的助手。直
到他生命终结，他继续相信文化大革命是确保他死后中国沿着真正的革命道
路前进的一场及时的、必要的和合适的运动。
后 果
1966 至1969 年之间的文化大革命具有某些全是或全不是的特性。中国
社会的重要部分彻底受影响，同时，同样重要的其他国家部门几乎没有触动。
与此相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后果已证明是暂时的，而其他后果在未来几
十年里将继续影响中国。
文化大革命没有对中国农村造成大量损害，而在60 年代后期那里生活着
6.2 亿人。靠近大中城市的为数不多的公社，尤其是那些城市所辖县城郊区
的公社例外。这些郊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活动，比如农民参加公
社和生产队一级的夺权斗争，以及在附近城市参加群众抗议活动。理查德·鲍
姆根据中国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在对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详细研究中证
明，1966 年7 月至1968 年12 月之间有231 个地方发生农村骚动。在这些骚
动事件中，42％发生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
生在距大中城市50 公里以内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骚乱事件发生
在距城市100 公里以上的地方。当然，鲍姆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味着只有231
① 尤其见于1967 年6 月6 日指示，禁止“打、砸、抢、抄、抓”，见《中国共产党无产
阶级文 化大革命
文件集》第463—464 页。近来中国的解释把这个指示归功于毛本人，见金春明： “‘文
化大革命’的十年”，
第164 页。
② 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63 页。
个公社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他的统计资料确实启发我们，文化大革命
的红卫兵阶段除了对中国的主要城市外没有多深的影响。这确实主要是一场
城市运动。①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只受到轻微的触动，那么只有极少数城市居
民未受它的影响，因为这场运动实际上在中国的每一所高中、每一个工厂、
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办公室和每一家商店里进行着。1980 年，胡耀邦在接受
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估计有1 亿人——几乎是城市人口的一半，实际上所
有到了工作年龄的人——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毛主义的运动中受
到“不公正”的对待。将少许一点夸张考虑在内，我们认为胡耀邦说的数字
合理准确地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城市的总体影响。②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中国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1966 年和
1967 年，谷物产量上升，1968 年大幅度下降，但1969 年又恢复到1966 年的
水平。1968 年收成差可能部分与那一年的政治动荡有关，但也表明这样一个
事实，即1968 年的天气比1967 </PGN 年的要坏得多。况且，次年谷物产量
的迅速恢复表明，文化大革命对农业产量只存在有限的和暂时的影响。
在工业中，类似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1967 年工业产量下降约13％，这
是由于工厂和运输线的正常工作遭到破坏造成的。结果，1967 和1968 年国
家收入、支出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急剧下降。但是，工业经济很快恢复。1969
年的工业产量再次超过1966 年的水平，次年，国家收入、支出和投资跟着上
升。①到1971 年初，据西方估计，工业生产已完全恢复，恢复到60 年代初期
规划的增长率水平。②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是
有限的；这些影响肯定远远不如10 年前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严重。但
是，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影响要大得多。③中国的舞台和银幕除了
在江青的支持下写的一小部分“革命”影片、戏剧和芭蕾舞之外，停止上演
任何艺术作品。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不让卖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关闭了。
1966 年夏，大学停课，同年秋季，中学暂停教育，好让学生们参加文化大革
命。尽管次年春恢复了中学教育，但在随后的四年里大学教室仍是一片漆黑。
直到1970 年夏，第一个大学生新班才招收新生，甚至这种做法也被限制在一
小部分高等院校里。
从严格的课程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危害只是温
① 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见鲁宾逊：《文化大革
命》，第 367—
476 页。
② 1980 年6 月21 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0 年6 月23 日，西方有些
解释错 误地把这
些1 亿受害者的责任只归于文化大革命；见《华盛顿邮报》，1980 年6 月8 日。
① 关于工农业产量的统计数字引自（小）阿瑟·G.阿什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和长
期 成绩”，见（第
97 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 卷，第104 页。关于国家
收、支出和投资
的统计数据来自1984 年3 月19 日《北京周报》，第27—28 页。
② 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凯思林·M.麦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国的政治斗争
 与工业增长
（1965—1977）”，见（第95 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以后的中国经 济》第
1 卷，第239—
283 页。
③ 关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制度的影响的讨论，引自玛丽安·巴斯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经济 困难和教育
改革中的政治理想”，载《中国季刊》第42 期（1970 年4—6月），第16—45 页。
和的。危害更大的是1969 年以后实行的政策，使课程政治化，减少教育时间，
要求过长的体力劳动，以及根据阶级出身而不是学术上有无造就前途挑选学
生。另一方面，许多文化和教育机构蒙受严重的物质损失。许多图书馆和博
物馆的收藏品遭到损害、破坏或被分散。红卫兵损害或破坏了大量历史古迹、
宗教建筑和文物。而军队一旦被派往大学恢复秩序，他们就征用学校建筑物
为己有。直到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后果中仍有许多没有得到完全补
救。
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后果是对学者、作家和知识分
子的影响。关于1966 至1969 年间文化界遭受迫害和折磨的人数仍未有确切
的统计数字，但1980—1981 年对“四人帮”的审判提供了一些可作为例证的
资料。这次审判的起诉书说，文学和艺术界中有2600 人、教育部下属机构中
有14.2 万名干部和教师、研究机构中有5.3 万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卫生部
部属的医学院和研究机构中有500 名教授和副教授“受到错误的指控和迫
害”，其中有些人（具体数字不详）被迫害致死。①绝大多数人遭受本单位红
卫兵组织的折磨，有少数人成了江青个人的牺牲品。江青30 年代在上海的经
历有损她的形象，她担心这方面的资料会被她的对手泄露出去，于是组织几
个小组查抄上海作家和艺术家们的家，以便没收有关她过去的信件和照片。
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粗暴对待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政治清洗率极高。在地区和省一级，清洗率达70—80％，6 个大区党委
第一书记中的4 个、29 个省委第一书记中的23 个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在党的中央机构里，清洗率约60—70％，23 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 名、13 名
书记处成员中的4 名以及167 名中央委员中的54 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
难，政治地位丝毫无损。在这场运动结束时，15 名副总理和48 名内阁部长
中只有约半数的人仍留在国务院。①
当然，在整个官僚机构中清洗率并不一样。②关于文化大革命对组织机构
影响的研究表明，某些职能领域（特别是农业、工业、规划、文化和教育）
的人员调整比例比其他领域（如国防、财政和贸易）的人员调整比例要高一
些；可以预料的是，职位愈高，愈有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有点
讽刺意味的是，非党员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损害比党员干部受到的损
害少。参照中国公布的数字，清洗涉及的干部人数大约估计有300 万人，他
们被列为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0 年代后期，他们的名誉得以恢复。这个数字表明，在拥有1500 万至2000
万官员的官僚机构中，多达20％的官员被清洗。
文化大革命不像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和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的大多数受
害者在这场运动中幸存下来，并在毛逝世和推翻“四人帮”以后重新获得政
治地位。但是，中国官僚分子的经历仍是不愉快的。许多人——可能多达300
万人——被送到通常位于农村地区的“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进行
① 《一场大审判》第182、183 页。
① 关于清洗率，见贝内特：《中共第八、九和第十届党代表大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
唐纳德 ·W.克莱
因、洛伊斯·B.黑格：“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载《中国季刊》第45 期（1971 年 1—3月
），第37—56
页；斯卡拉皮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导 层》。
② 理查德·K.迪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杰出人物的影响”，载《中国季刊》第4
2 期 （1970 年4—6
月），第65—87 页。
紧张的思想学习，并与附近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系”。虽然有些干部，特
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觉得这种经历在若干方面有收获，但对年龄较大的干
部、尤其是那些留在干校与家庭分居两地的干部来说，“五·七”干校确是
长时间的身体煎熬。
其他官员经历的命运比在“五·七”干校做定额工作悲惨多了。有些人
被隔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经受严重的心理折磨，目的在于劝说他们“坦
白”自己政治上的渎职行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遭受拷打和折磨。有些人被害
死，有些人死于关押，其他人自杀。1967 年刘少奇被软禁在家中，这一年晚
些时候，他遭到红卫兵的殴打，1969 年死于狱中。贺龙这位中国军队的一名
元帅，软禁在家期间因营养不良而送到医院治疗，而后死于葡萄糖注射引发
的糖尿病酸中毒。①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其他著名的高级官员包括：彭德怀
和陶铸，两人都是政治局成员；两位北京市党委书记，刘仁和邓拓；吴晗，
《海瑞罢官》一书的作者，同时是北京市副市长；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和副市
长金仲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罗瑞卿，原参谋长，曾试图自杀。
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们也受到政治迫害和肉体折磨。有些人，如邓小平的
女儿，与其父母一起流放外地。其他人，如邓的儿子，在红卫兵手中折磨得
终生残废。据说周恩来的一个养女遭到红卫兵的折磨。而其他人因他们是官
员的子女，常常受到尖锐的批判和凌辱。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总数我们不得而知。在起诉“四人帮”时提到
729511 人，受到“四人帮”及其同伙的蓄意“陷害和迫害”，据说其中3.48
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些人包括：河北近3000 人，云南1.4 万人，内蒙古1.6
万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1 万人。②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根据一个消息灵通的
中国人的估计，认为有40 万人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③根据一些特殊省份如
福建和广东的死亡人数做出的推断有些偏高，从70 万人至85 万人不等，这
些数字是根据经受暴力和混乱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推断出来的。有理由
估计，1967 年中国约1.35 亿城市人口中约50 万人直接死于文化大革命。
除了刚才考虑的直接后果外，1966—1969 年的事件也有长远的影响。首
先，红卫兵岁月产生了支离破碎的领导和软弱无力的政治机构的爆炸性结
合。中央和省领导分成几派：资深的党的官员、解放军军区和主要部队的指
挥员、群众代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低层干部。党的权威出现了严重问
题，取代了党的革命委员会只被当作政府的临时机构。文化大革命批倒了60
年代初期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组织准则，但是，新的领导人在用什么取代它们
的问题上又无统一意见。
在随后的7 年半时间里，权力分散形成了格局，主宰了中国政治，直到
1976 年9 月毛泽东逝世。首先，文职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对军队在文化大革
命后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斗争。林彪要使军队控制文官政治，并使其制度化
的努力并不成功，1971 年秋他坠死之后，努力使人民解放军脱离文职事务的
尝试更为奏效。60 年代后期还产生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后的纲领的定义的斗
争，使得想恢复60 年代初期政策的、更为保守的官员与希望对工农业和文化
生活制定一整套更加平等和民粹派纲领的、激进的领导人相互对立。而在党
① 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一书中此类材料随处可见。
② 《一场大审判》，第21 页。
③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在苦海中生存》，第348 页。
的九大选出的政治局里，权力分散十分明显，此后，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官
员（如邓小平）、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如江青），结束文化
大革命的军官（如林彪）和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中层干部（如华国锋），
为继承毛泽东权力而不可避免地展开严重的斗争。总之，1966 至1969 年文
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带来了七八年动荡幅度较小的岁月，只有在1976
年10 月清洗“四人帮”和1978 年12 月邓小平的改革纲领出现时，文化大革
命的影响才被清除。
然而，1976 年秩序的恢复以及1978 年经济政治改革的开始并不标志着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最终消失。当中国进入80 年代中期时，文化大革命两个持
续的后果显著而广泛地存在着。一个后果是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几乎影响
着每一个政府机关、工商企业和党委。派系冲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因夺
权而产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因坚持要广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
下来，并在70 年代中期因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又得到加强。
派系冲突严重削弱了政治机构的效能，因为决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利益
的俘虏。
另一个后果是，60 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任
危机。由于400 多万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是红卫兵——在
1968 和1969 年被重新安置到农村，正常形式的学校教育中止了，这意味着
他们的前途发生急剧而常常是破坏性的变化。尽管到70 年代末，几乎所有人
都回到他们的家中，但是，大多数人无法完成教育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的职
业道路和生活机遇变得更糟了。如此灾难深重的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
发动的，这个事实损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们对
现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党对此又无能为力。
幻想破灭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在不同的青年身上。对有些人来
说，转折点是“一月风暴”后限制和解散红卫兵，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
些一度被告知自己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现在成了这场运动的替罪羊。对其
他人来说，关键事件是在 1966—1967 年“大串联”期间或在随后几个月的
上山下乡期间对中国农村贫穷的发现。有一名原红卫兵经历过这些后觉醒，
1967 年他逃到香港后，在与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发泄他的愤怒和失望，他是
代表整整一代人说下述这番话的。
我无法描述对（1967 年） 3 月以来事态发展方向的愤怒。那些兔崽子们（解放军及他所

在中学里的军训排）把我们全都仍出窗外??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时，我们确实成功地夺
取
了权力。现在，这些杂种们把权力全部抛弃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时期]是另一次扩大眼界的经历。[农民们]无休止地抱怨他们的艰苦生
活。他们说，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极少的粮食可吃??他们感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时
代
也比这好些，那时人们能劳动，节省些钱，用于投资，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喜欢刘
少
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他们节俭的
机会，
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有这种想法。
但
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20 多年。??在短短的1
0
天中，我的世界观受到农民生活和态度的现实的挑战。①
人与人之间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中国
所谓“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中的消极被动和缺
① 贝内特、蒙塔珀图：《红卫兵》，第214—217 页、222—224 页。
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望。人们普遍认为，70 年代
后期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的增多要归因于年轻人中间的这种信任危机以及与之
相结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的松弛。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 年前受过
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
机会。以后，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青的知识分子，在70
年代后期和80 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订毛泽东以后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领
和具体政策。
到了80 年代后期，事实看来是（说来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却是毛
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老干
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旦这场运动结束，这有助于形成进
行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阶层。红卫兵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
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的主张日后转变成具体的改革。而以防止修正
主义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党想抵制政治和经
济秩序的重建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
对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改革不
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
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免疫。当然，从80 年代
的获益来看，当然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似乎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
（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
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
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
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
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
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
文化大革命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 年），中国由于被内部动乱耗尽
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尽可
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
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代替
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
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事实
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①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内部事务上，但文
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国际因素，它的发起时间因中国之外的事态发展而
被推迟，其影响不但被中国的邻国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离北京非常遥远的
国家和外交部门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 年及1969 年以后的战争
威胁而突然发生了转变。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美苏两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
响。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1965 年曾引起中国领导层战略性的争论。这场争
论促使领导层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两派；1968 年苏联对捷克
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沿中国边界集结军事力量的恐慌，
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国军队乘苏联人不备对珍宝岛的袭击。俄国人出人意料的
强烈反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结束。
第三个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高级官员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
人自愿或被迫地对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仅仅是为了有效地参加各派之间
紧张激烈的斗争——这是整个60 年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因此，一旦清洗阶段
来临，他们就使自己易受毛主义者和红卫兵的攻击。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方面面临
的困境，从反面对随后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更为重大影响。不但北
京向世界的全面开放——除外交外，还有经济和体制方面——是从文化大革
命的极端政策中向后退的结果，而且中国与美国的和解（这是70 年代中国外
交政策的基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决策所促成的。因此，尽管这个
时期对过去和未来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言是个例外，但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来
说，它又是一个新的起点。①
最后一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可重新做出评价。
研究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积极，参与得更多。
中国不但在中苏边界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些行动是在中国首都经过深思熟虑
以后决定的），并一直与美国保持接触（讨论越南和大三角战略政治等问题），
而且还继续进行着进出口贸易、对外援助及接待高层次来访者的工作，虽然
① 这个观点来源于托马斯·W.鲁宾逊：“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载唐纳德·
赫尔 曼编：《中
国与日本：新的均势》，第197—268 页；托马斯·W.鲁宾逊：“1959—1976 年 中国外交
政策的调整三部
曲”，载K.J.霍尔斯蒂等编：《国家为何重组：战后世界各国外 交政策的调整》，第134
—171 页。
① 参阅乔纳森·波拉克撰写的本书第5 章； G.W.乔德赫里：《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
 年 以来的中国外
交政策》；托马斯·芬加等编：《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20 世纪70 年代的政 策演变》
；罗伯特·萨特：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其规模已大为减小。中国自我孤立的时期很短。此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
暴力活动和狂热的思想意识向外蔓延，对世界的影响。香港爆发大规模骚乱，
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缅甸和柬埔寨在红卫兵于两国首都引发暴力活动后改
变了对华政策。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围攻，直接针对撤离使馆的俄国外交人
员家属的民众暴力活动，以及中国红卫兵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的滑
稽举动，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感。苏联虽然暂时保持了克制态度，
但从1969 年以后，这些事件造成了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激烈反应——使此
类事件“不再重演”。
不过，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像开始时
表现得那样异常。事实上，它与1965 年以前及1969 年以后北京奉行的外交
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样复杂的各种决定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准则
和“能动变量”是相同的。本章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消失，但实际
上中国对其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仍一一作出反应。
就国内而言，这些压力有三种形式：①政治、人的个性及二者背后的政治
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以前的
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教训”；以及意识形态（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
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
国际压力也有三种形式：美国和苏联——唯有这两个国家对北京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总格局、亚
洲地区体系的状况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利益
和中国国力的增长有关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
交政策表明，当中国共产党决定冒险违背本国政策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基本准
则时，它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① 这一观点出自笔者未发表的手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作用因素与分析水平”。

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我们的研究是在粗线条的年代顺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我们
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修正
主义概念从中苏关系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扩展（特别是在毛
泽东的头脑中）；由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和中国领导层关于如何对此作
出适当反应的争论，使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时间推迟；这些事件与外交政策中
的其他争议问题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影响。每一个方面都是
国际和国内因素复杂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证。
从5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批评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开始，到毛
泽东得出中国也和苏联一样，正在走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之路的结论为止，其间的道路既漫长又曲折，但也是清晰可辨的。①毛认为，
苏联外交政策走上了这样的歧途——对美国实行和平共处、冒险主义和投降
主义和对中国奉行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全面敌视——其原因是以赫鲁晓夫
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蓄意违背了真正的列宁主义革
命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60 年代初，中国在九
篇论战文章中把上述问题都明确地列为克里姆林宫的罪行。②
如果不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后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得出逻辑上的和经
验主义的结论的话，中苏之间的论争会是纯粹的外交政策问题。按照毛的逻
辑，苏联一贯犯如此重大的错误，必定有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实质性原
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并已逐步复辟了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因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性
质的资产阶级团体，具有以垄断国家财产为表现形式的政治集团和帝国主义
的阶级的所有特征。由于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又由于个人
不可能把莫斯科引向资本主义，所以，苏联倒退的原因必定是，在工业现代
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社
会的上层建筑（即俄国过去的）对经济基础的重大影响。由于苏联是第一个
因而也是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就有机会在那里泛滥。若果真如此，
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可能发生同样的倒退，其表现特征在年轻的社会
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虽然其程度要浅得多。具体来说，修正主义的迹象在
中国也该显现出来了，因为到60 年代，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十多年了。
毛泽东一直是个信奉实验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完成上述逻辑推
理（其证据在他的著作及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中央文件中随处可见）后，①即转
入经验主义的领域以求得证实。他自然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并确信他的同事
们——他们负有发展地域广阔且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的重任，而运用的是极
① 1956—1964 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
《中 苏冲突
（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
亚 历山大·达林
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 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 《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世
俗信仰的崩溃》。
② 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 C.欣顿编：《1949—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 献概览》第
2 卷，第1051—1193 页。
① 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
放后毛 泽东的著
作：书目和索引》。
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组织方法——平时的行政方面的、官僚主义的及思想意识
的行为就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这即是说，毛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着修正主义。我们可以从他对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和党的几乎所有领导人（他的妻子江青、林彪以及其他少数几个
除外）的行为的日益不满中，追寻出他的这种看法的轨迹来。①
1965 年初，毛断定只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才能拯救中国和中国共产
党，而且发动得越早越好，以免党内的资本主义势力变得过于强大。毛确曾
准备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大成为文化大革命。②为此，寻找个人的或阶级的
盟友、确认国际形势对中国仍然有利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为实现第一个
目标，毛让自己在党内的可疑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负责推行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以此来检验他们的忠诚；让国防部长林彪负责军队中的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负责编印毛主义语录——“红宝书”，并帮助组建红卫兵；开始
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变成进行阶级斗争的一支特殊力量。③这一切都
需要时间。实际上，1965 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些活动上。
然而，在毛处心积虑决定把中国推向极端的时候，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
险恶了。自肯尼迪政府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南越政府以来，越南的内战日趋激
烈。1964 年夏末的北部湾事件和美国对北越油库和海军基地的报复性轰炸，
使战争进一步升级了。林登·约翰逊宣称不进一步扩大战争，而是要通过谈
判结束战争。因此，他于1964 年11 月当选为美国总统。尽管如此，当越共
军队在波来古成功地袭击了美国顾问的住处并摧毁美国飞机后，美国总统乘
机恢复了对北越更为猛烈的定期轰炸，并增加了美国在南越的地面部队的数
量。轰炸持续不断，美国似已经卷入了越南战争。对中国而言，最急迫的问
题是：华盛顿是否会派美国军队侵入北越，迫使中国政治局像它曾向世界表
示的那样，出兵与美国地面部队开战（像在朝鲜那样）？①
果真如此的话，不管毛认为他关于发动内部革命的想法对拯救中国的社
会主义有多么重要，都必须把这种想法搁置一边。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果
要共同保卫北越，中国需要（如有可能）苏联多大程度的合作。有段时间，
尤其是1965 年2 月美国发动空袭之后，俄国人一直在强烈要求与中国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保卫北越。②如果毛同意苏联的要求（这在当
时的情况下虽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仍足以使中国降低反苏的调门），他
自己贬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和根除中国国内刚刚抬头的修正主义的双重
战斗将遭受严重挫折。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
2— 1966）》；张
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 ·泰
维斯：《中国的
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多雷 尔：“中国文化
大革命发起阶段
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
12 页。
② 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 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 页；
安：《中 国的政
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 页。
③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 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
海一月 风暴》；
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 至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
；托马斯·鲁宾
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② 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因此，毛非常不愿意改变与俄国人的敌对状态，更何况自1960 年以后，
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致力于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65
年初，苏联召集的有19 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因故失败（遭到了中国及其
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抵制），而中国发起的打算排除并孤立苏联的第二次
亚非会议（第二个万隆会议）在阿尔及尔即将召开，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
们的成功似乎已近在眼前。③为此，中国必须既坚持反苏，又援助越南反对美
国。其中的关键有两点：一、得到美国的明确承诺或默许：在继续空中轰炸
的同时，不从地面入侵北越；二、有效地武装越南人，以此抵御美国的军事
压力。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目标。对于美国空袭的升级，中国在外交和军事
上都作出了特别的反应。这导致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①美国的保证就是
从这项默契中得出的。虽然到1967 年才得以完全确认美国不会入侵北越，但
在1965 年夏，这一点就比较清楚了，即美国很可能会把地面行动局限在南
越，华盛顿已理解并时刻留意着中国发出的警告。②武装越南人要花很多时
间，因为中国需在华南新建机场，提高军工生产，把产品运给北越人，帮助
河内进行军事训练，与河内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把配备防空师的解放军的5
万筑路部队派往越南等等。③不过，这些承诺最终都实现了。
当决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以后，毛泽东就信心十足地一边与克里姆
林宫作斗争，一边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了。然而，他的时间表无疑被美国的
军事干预打乱了。本来应该在1965 年夏天就发生的事情（如文化大革命的开
始）直至11 月份才得以发生。内部两个方面和外部两个方面的事态同时交织
在一起，使人们难以按时间顺序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内部，当中国领导层在为怎样对美国的挑战和与苏联签订一项意识形
态方面的和平条约的要求作出最佳反应而争论不休时，毛则希望看到党内的
对手们如何执行分配给他们的实施“二十三条”的任务。④由于同一班人马同
时卷入了两个方面的事态，自然易于混淆甚至中断正常的工作任务。这使毛
更加相信他在党内的对手在为苏联的修正主义事业服务。
在外部，因越南冲突的发生和苏联成功地使河内在中苏争论中回到了中
立立场，反苏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中国率领新近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反对两个
超级大国的努力都遭到了挫折。①此外，1965 年秋，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阿尔
及尔、雅加达和许多北非国家的惨重失败，使人们对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各
国的革命与中国革命并肩前进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发展过
程，这就进一步推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间。
③ 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① 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
院年 刊》第402
期（1972 年7 月），第55—66 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 6 章。

② 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 期（1969 年4 月
29 日）， 第6 页；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 期（1965 年2 月27 日），第17—
 23 页。
③ 《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 年1 月17 日、1966 年8 月12 日。
④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 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
四清： 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① 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 期（1966 年1
—3月）， 第66—67
页。
学者们已经对中国领导层1965 年关于越南战争的战略争论进行了许多
分析研究。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某些结论是可以成立的。②最重要的一点
是，虽然确实发生过争论，但有迹象表明，毛在1965 年夏就可能已经确认：
中国无需担心美国对北越的入侵；传统的人民战争模式是可行的，定会在越
南最终证明它是成功的（虽然增加了诸如防空武器等现代化装备），因此，
北京无须对莫斯科作出重大让步。③
因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出的认真备战（包括平息内部的政治冲突、以
民用经济的受损为代价增加军工生产和军事预算、同意苏联提出的采取“联
合行动”的建议等）的呼吁，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④它背离了政治方向，是
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摆到了次要位置，将使解放军脱
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它充当着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组织指挥部和中国
青年的模范军），并使之仅仅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另外，必须继续把人民
战争理论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少地消耗中国军事资源的
情况下，使中国的敌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最后，争论使毛的对手公开了他们的意见。一派是以罗瑞卿为首的职业
军人，持相对强硬的立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对苏联则主张在实际政
策上（即使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必要的和暂时的让步。另一派是以刘少奇
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
越南战争和增加军事预算会严重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阻止必要的社会经济
改革。为了使介入越南战争一事变得毫无必要，为了恢复苏联的经济援助和
与苏联的大规模贸易，这派人在中苏政策分歧方面显然也准备向苏联作出让
步。两派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向苏联靠拢。但两派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
区别，因而在国内政策孰轻孰重方面意见也不尽一致。毛及其追随者（特别
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来）站在两派之外。他们赞成继续坚决反苏，也
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他们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看得不太重（毛1 月
份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可以为证）。①他们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者——不论在
事实上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改变国内政策的
建议。
毛对付两派人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即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②因
此，他让修正主义者负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工作，让职业军人在党委
会上或在文章中发表意见。由于美国在越南行事十分谨慎，苏联在意识形态
② 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
：《中 国在危机
中》第2 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 节；迈
克尔·亚胡达：
“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 年1—
3月），第32—75
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 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
《中国季刊》第
50 期（1972 年4—6月），第343—350 页。
③ 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 年3 月29 日他对来访的日本
共产 党代表团的
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 页；另阅1966 年8 月
12 日发表的《公
报》，见《北京周报》第34 期（1966 年8 月9 日），第4—8页。
④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１，《红旗》196
5 年第 5 期；《北
京周报》，第8 卷，第20 期（1965 年5 月14 日），第7—15 页。
①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 期（1965 年2 月27 日），第17—23 页
。
② 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 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的争论中未获胜利，以及1965 年秋初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形势发生具有讽刺
性的逆转，③使得中国较容易地解决了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12 月初林彪发
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①是争论已获解决的信号：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
争，也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此后，中国将把外交政策摆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甚至林自己也承认文章非他本人所写，这对中国人
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发表的时机和象征意义比其内容更为重要。文章重申
了中国人关于革命战争进程的信条，把原来的模式从中国农村类推到了“世
界农村”，②但它绝对不是反对发达国家的宣战书。联系中国在第三世界已经
或即将遭受种种失败的国家环境来看，该文更像是坚信最终会获得胜利并恢
复革命进程的政治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文是一篇保守的宣言。③然而，
联系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看，该文的发表表明中国将把力量更多地用于确保
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而不是用于向外输出人民战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共
有两发信号弹：一是1965 年9 月3 日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二是11 月10
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 年和1965
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有关。在受到1960 年苏联顾问的撤离、苏联经
济援助的断绝和“大跃进”及其后“三年自然灾害”萧条期的震动之后，中
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同时，毛左右更为务实的官员们在努力
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1962 年10 月的中印冲突使北京恢复了外交政策方
面的激进主义。⑤不过，此时外交政策的基础已不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
而是增加了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等内容。北京
认为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
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们，也是为自身
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义思想，与向
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
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
确实是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 年到1965 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世界，并
在第三世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①表面看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63 年末到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非洲，1965 年夏又去了一次。②
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中心的对外援助计划，并向外输出军用物资，训
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
③ 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 期（1966 年1—3月）
，第144— 170
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 期（1966 年4—6月），第222—223 页。

①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 卷，第36 期（1965 年9 月3 日）
，第9—30 页。
② 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
189— 204 页。
③ 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④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 年11 月10 日；《
解放军报》， 1965
年11 月10 日。
⑤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22—28 页，第3—4章；J.切斯特·郑编：《中国
红军的 政治》。
① 详细情况参阅纽豪译：《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
北京对 民族解放
战争的支持》。
②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
获得了一些成功），把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
结组织尤其重视，准备在1965 年夏在阿尔及利亚召开把俄国人排除在外的
“第二次万隆”会议。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会议，它更
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第二，中国缺乏推
行其计划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
离国土的地方投入足够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
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
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
全面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
对西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会主
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耍
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
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①
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只
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②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家首脑们的谴责，
被迫在口头上作了让步。1964 年，中国在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
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善战而遭到了失败。1965 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
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
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及尔会议被“无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
周恩来的操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十分不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
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 月末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时宜地被推
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一直未
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③
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
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敌视，使美国在泰
国的影响大为增加。④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只纸老虎。1965 年夏，中
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
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
所作为。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印巴冲突，①更使中国人
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鉴于万事开头难，这些
打击是北京理应承受的。1965 年9 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遭到了更严重的挫
折。当时，受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
①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 卷，第26 期（19
65 年9 月1 日），
第l—11 页。
② 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 期（1964 年4—6月），第174
— 194 页；唐纳
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 卷，第36 期（1964 年 7 月1 日
），第1—9页；
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 卷，第7 期 （1965 年7 月），第
321—332 页；布
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
88 页。
③ 详细情况见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
④ 丹尼尔· D.洛夫莱斯：《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64—1969）》。
① 巴巴尼·森·格普塔：《亚洲的支轴》，第141—241 页。
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
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的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
尼共产党，不长时间就有数十万人死于非命。②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
有严重牵连，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
件发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上消失了），北京的声誉
马上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样，中国的革命政策彻底失败了。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的几个事件典型反映出中国的实力不足，
难以对外国发生的事情进行遥控。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中国的政策都在
当地引起了负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
爆发的话，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
（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
一个从难以为继的外交政策困境中退回来的借口。实际上，正是他在中苏分
裂和国家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
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
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①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
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
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仅有的策略手段——雄辩术——是唯一必要的东
西。
而且，在1966 年初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件对中国的世界革
命政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译者）和中非共和
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
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②第二件，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视为领
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
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卡斯特罗与北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
发现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的小册子）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
使哈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③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苏联
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难
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身为加纳总统的恩克鲁
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④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 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为中国面
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
② 安东尼·C.A.戴克：《“红野牛”精神：处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
 （1959—1965）》，
第479 页；约翰·休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失败的罗曼史”，《时事》第 19 期（19
69 年11 月4 日），
第1—15 页；戴维·P.莫泽戈：《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1949—1967）》，第303 页
；谢尔登·W.
西蒙：《破裂的三角关系：北京、雅加达和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第674 页；贾斯特斯·
M.范德克罗弗：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 《环球》第8 卷，第2 期（1964 年夏），第332—3
56 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 年5 月16 日，见《北京周报》，第21 
期（1967 年5 月19
日），第6—9页；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5 月18 日，
见《中国法律和
政府》第5 卷，第4 期（1969/1970 年冬季号），第42—62 页。
②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 页。
③ 塞西尔·约翰逊：《共产党中国与拉丁美洲（1959—1967）》。
④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 页。
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置这些要求于不顾，奉行他的完
全是按原则判定的最纯洁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
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
1966 至1969 年间，中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
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
把这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程度
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 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能够按照
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即外界不发生任
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外交政策过份注意或者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
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
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
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
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
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
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
期做出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
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
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割裂国内外事态的联系的高潮时
期，二者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
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都反映出它与北京的外交立场、政策和行动的联系，尽
管有时这种联系很间接。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 年
11 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 年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
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
上；领导集团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
新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从1966 年8 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 年夏天动乱达
到高潮——以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在这个阶
段，中国严格按文化大革命的条件对待外部发生的事件；中国的外交行动和
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几乎与中国国内的动乱一样混乱不
堪。当时，中国发生了两个对外交政策影响甚大的重要事件：红卫兵接管外
交部，外交部长陈毅暂时去职；对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粗暴待遇，特别是受
官方指使的对苏联和英国外交官的暴力事件。在北京的政策的影响下，外国
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仅仅是内部动
乱向外蔓延的结果，尽管这种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缅甸表现得比较严重。
第三阶段始于1967 年夏，当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动、实行军
管和解决毛的继承人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及苏联的军事活动直接导致了下
列事件的发生：1969 年3 月的中苏边界冲突；4 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决定
把中国支离破碎的外交政策重新收拢；10 月，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
晤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此外，还最终促成了中美和解。
因此，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结束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
模样。中国不但卷入了与超级大国的纠纷之中，而且，国内事务与外交政策
间固有的密切联系也恢复了。
第一阶段， 1965—1966 年
在第一阶段，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担心三点。第一，如果美国对越南
的干预进一步升级，是否需要中国作出更直接的反应；第二，如何与莫斯科
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第三，如何对待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事件及雅加达
和印尼其他地方的暴民对中国外交机构的袭击。1965 年末和1966 年，美国
大幅度增加了对北越的空袭，并连带轰炸了停靠在海防港口的中国船只及河
内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军事援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①这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北
京的担忧：是否应该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特别是在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中国南
部的情况下。但是，美国竭力不让空袭扩大到中国领空，双方达成了两国空
军不交锋的默契。②不言而喻，只要中国继续向北越提供军需物资、在北越驻
军并建立维修设施，中国人必会处在美军空袭的威胁之下。所以，这个时期
的特点是北京说得多，做得少；随着美军空袭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北京发出
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当美国战斗机侵入中国
领空时它只采取防卫措施而不进行实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定要
拒绝约翰逊政府首次提出的建议：③通过改变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不扩大越南
的军事活动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这些明确的和解暗示不感兴
趣。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一再提出这些建议，加上苏联的军事压力，最后终
于引起了中国的重视。
中苏关系主要受下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苏联在越南冲突中的作用；
二、北越和美国在苏联调停下和解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有多
少）。④考虑到美国已几次试图利用克里姆林宫的调停（虽然这些调停基本上
未见效）把越南人拉到谈判桌边，中国人非常担心苏美会“互相勾结”，作
出与国际缓和有关的决策。美国的几次努力都无结果，因为河内不打算再次
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战争。⑤但这丝毫未减轻中国人的疑虑：苏美两国可
能避开越南问题和战略武器控制问题而达成有关协议，包括取消苏联对中国
的核保护（旨在抗击美国的进攻）的一项广泛谅解。因此，北京继续利用一
切机会攻击苏联：在次数日益减少的中苏双方都参加的共产党内部会议上，
在中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反苏集会上，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中，①一有机会（只
要不引起苏联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中国就直接抨击俄国人。所以，
北京拒绝出席1966 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23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后
来苏联召开的其他会议，并谴责俄国人向其他主要的共产党递交了秘密信
件。北京拒绝苏联在信中对中国的一切指责，特别驳斥了关于中国阻止苏联
的军事设备通过中国领土运往河内（这种指控似乎确有其事）的传言（和苏
联的谴责），并处心积虑地实施了一项傲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明确颁布
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控制苏联船只航行的规定。②虽然北京和河内的关系几
乎完全受美越冲突的制约，但有迹象表明，两国共产党并非真正亲密无间。
河内怀疑北京把阻断苏联的供应当做一种政治筹码，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反
① 《纽约时报》，1966 年7 月1 日，第4、11 版。
②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170—183 页。
③ 《纽约时报》，1968 年11 月1 日，第1、10 版。
④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20—269 页。
⑤ 卡诺：《越南史》，第12 章。
① 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第4 章；外国广播信息处：《远东动态》），1966 年8—
10 月。
② 关于秘密信件及有关事情，参阅“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 期（1966 年
4—6 月），第
216—217 页；关于界河航行规定，见《人民日报》，1966 年4 月20 日；苏联人未 接受
这些规定，如果接
受的话，他们就等于承认中国对所有的有争议的岛屿和这两条界河的 航道都拥有主权。

苏。在武元甲将军已经决定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后，中国还告诉越南人应
该怎样进行斗争（如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河内很难对此表示赞赏。此
外，越南劳动党也不喜欢中共的这种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站在中国
一边而不顾此举会对越苏关系带来多大的伤害。
最后一点，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就知道中国不赞成北越收
复南越，重建一个统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现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共产主义的
印度支那。①中国对东南亚的长期政策似乎是：可以共产主义化，但不能统一。
由于当时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双方把分歧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北京很清
楚，就中国的利益而言，越南共产党的独立性太大。中国人最了解自立更生
的好处，他们在反对俄国人的运动中就很好地运用过这个方针。他们当然不
愿看到这种斗争手段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因此，70 年代中越冲突的种子，
在60 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中就已扎下根了。
②
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被动。北京无力有效地回应印度尼西
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就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说明。1965 年9 月，印尼共
产党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苏哈托政权大肆迫害所有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
分子，允许军队和普通公民发现多少杀掉多少，常常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
③中国当然很尴尬，很痛心，但却无能为力。然而，当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
上并进而波及到中国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员及设施
时，进行合法干预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1966 年春夏，袭击、抄家、强行搜
查、抢劫中国大使馆和一些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使
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活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
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之外，仍然无所作为。当华侨普遍受到迫害
时，中国外交部曾要求印度尼西亚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①
1966 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去接运华侨。中国最后共接回
4000 余名华侨。
鉴于印度尼西亚如此挑衅，中国应立即断绝外交关系。然而，想不到中
国当时会采取那么软弱的政策。在每个阶段，采取断然措施的都是印度尼西
亚而不非中国。只是到后来，在1967 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达到高潮的时候，
① W.A.C.阿迪：“中国与越南战争”，《密宗》第8 卷，第6 期（1966 年11—12 月），
第233— 241 页；
安泰顺（音）：“中苏争端与越南”，《环球》第9 卷，第2 期（1965 年夏季号），第 
426—436 页；哈
罗德·C.欣顿：“中国与越南”，见邹谠编：《中国在危机中》第2 卷，第 201—236 页
；约翰·W.刘易
斯：《中国与越南》，见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简 报》，第53—56 页；劳
伦斯·普拉特：
《北越与中苏紧张关系》，第197 页；罗伯特·A.鲁 本和罗伯特·法雷尔合编：《越南与
中苏争端》，第
120 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莫斯科、 北京、华盛顿与越南的战争”，见阿伦·A.施
皮茨编：《当代
中国》，第14—20 页。
② 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廖广胜（音）：《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国内政治
和外交 政策之间
的联系（1860—1980）》；戴维·W.P.埃利奥特编：《第三次印度支那冲突》中由 萨特、
波特和加雷特撰
写的章节。
③ 唐纳德·欣德利：“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力与1965 年10 月政变”， 《亚洲研究杂志
》第27 期 （1969
年），第237—249 页；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第144—170 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 期（1966 年10—12 月），第193 页；第29
 期（1967 年1—3
月），第196—197 页。
红卫兵闯入并焚烧了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形势才转为对印度尼西亚人不利。
而在1965 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苗头已经显露，加上北京的力量达不到远离
国土的地方，致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状态。在与
苏联、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中，中国唯一可用的选择是，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建
议和北京无发言权的国际事件及决定作一些口头上的反应。
第二阶段，1966—1967 年
在1966 年9 月至1967 年8 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
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就是如
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
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无事。其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与
国内的事态休戚相关。当红卫兵夺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时，
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
行谈判的水平了。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
控制。不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
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全相当
的。1967 年6 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会推行其外交政
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
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初次示威发生在
1967 年1 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①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
向克里姆林宫传授正确的革命方法：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
煽动俄国人，引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
示包扎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在
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②在此阶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
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
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
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
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
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③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
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
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
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 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
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
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
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④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
① 《远东动态》，1967 年1 月30 日。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9 期（1967 年1—3月），第193—195 页；第
30 期 （1967 年
4—6月），第242 页。
③ 同上，第30 期（1967 年4—6月），第244 页。
④ 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第294—295 页。
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①这些行
动在1969 年和1969 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
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
来反对中国；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②但是，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
降至最低点，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有一些改善，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
不很重要了。对中国来说，边界地区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虽然还未公开）。
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③爆发边界冲突的客观
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
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都被要求离开中国。
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
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
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
香港的骚乱
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和必然的
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已变得急于表现满
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
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符合毛所定的易点燃社会经济革命之火的地区的
标准，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过去卡尔·马克思描
述的资产阶级丑恶社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
事情开始于1967 年5 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插手其
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这场纠纷无疑
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
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
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
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有时，一天中就有数百人遭到逮捕。罢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业，后来发展
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还蔓延到了政府部门。
但是，英国政府坚决迎接这些挑战，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载有直升飞机和
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同时，香港的警察（99％是华人）面对袭击没有屈
服，更未加入骚乱者的行列。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秩序的进一步混乱，香港
的危机在7 月份更加严重了。广东地方政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
国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
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
九龙中心地区。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 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
① 《苏中关系（1945—1970）》，第304 页。
② 1966 年9 月至1967 年夏的每一期《北京周报》上至少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③ 托马斯· W.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背景、发展和 1969 年3 月的冲突”，《美国
政治学评 论》第
66 卷，第4 期（1972 年12 月），第1177—1183 页。
炸弹爆炸案。①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中国向港
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示，香港的政权将落到骚
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
其严重程度是20 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的。7 月和8 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
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
（这反过来被用作进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
的借口）。①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
国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在“党
中央”（到1967 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剩的中央政权机关）
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
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②陈毅手中无
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
来。
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得·休伊
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③仅焚烧代办处事件就
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敦没有采取这一理所当然的
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
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
势，亦很少有抽走资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
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
能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
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
观点留有19 世纪的痕迹。
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 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恢
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边界
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
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
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
1968 年夏，伦敦才得以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
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 年7 月），一直到1968 年
底。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压、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名英
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被
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 年7 月被驱逐出境，
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子。但西
① 威廉·希顿：“毛主义的革命战略与现代殖民：文化大革命在香港”。《亚洲概览》第
10 卷， 第9 期
（1970 年9 月），第840—857 页。爱德华·厄尔·赖斯：《毛的道路》第364—375 页；
 《每季大事和
文献》，《中国季刊》第31 期（1967 年7—9月），第212—217 页。
① 《中国季刊》第32 期（1967 年 10—12 月），第221—223 页。
② 后面将更多地谈到姚登山的情况。
③ 《纽约时报》，1967 年5 月25 日；“远东经济评论”，1967 年 8 月 1 日，第 229
 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6 期（1968 年 10—12 月），第 172 页。

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
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
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
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
一些。柬埔寨和缅甸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
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②
在东南亚的蔓延
金边的形势因越南战争而变得复杂起来。西哈努克亲王想利用中国声称
的友谊，阻止越南冲突向西蔓延，尽管北京一直在支持他的反对派武装力量
——红色高棉。中国的目的是不让柬埔寨领导人，过分担心越共利用柬埔寨
领土进行活动；让金边保持对越南的绝对独立；维持红色高棉的活动，但不
把它公开当作中国的工具；支持西哈努克在中苏争论中的中立立场。③北京的
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不但俄国人、美国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
都各行其事，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向外输出已变成了
另一个致乱因素。
1967 年3 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
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资金，公开介入柬
埔寨的内部政治。①西哈努克对这些故意冒犯他的举措不可能置之不理，虽然
他依赖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他被迫采取对策，有效地制止了此类活
动。他还严厉抨击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②
如果中国国内不再生事端，事情本来在1967 年夏即可得到解决。由于外
交部到8 月份已混乱不堪，周恩来不得不对来访问的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
拉亲王说，中国实际上已失去对驻柬埔寨使馆的活动的控制。③此外，中国仍
在支持当时已被西哈努克取缔的高棉—中国友好协会，中国新闻媒介也开始
直接攻击这位柬埔寨元首了。这些行动导致西哈努克明确地指责中国干涉柬
内政。④再加上8 月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及中国人在缅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动，
遂导致西哈努克在9 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虽然周恩
来随后说服他打消了断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两国关系在随
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到
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就会立即使原本不错的双边关系产生破裂。由于仰光奉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 期（1967 年7—9月），第 219—221 页；第
32 期 （1967 年
10—12 月），第225—226 页；第34 期（1968 年4—6月），第192 页；第35 期 （1968
 年7—9月），
第194—197 页；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25—147 页。
③ 罗杰·M.史密斯：《柬埔寨的外交政策》；迈克尔·莱弗：“柬埔寨与中国：中立主义
、‘中 立’和
国家安全”，见A.M.哈尔彭编：《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迈克尔·莱弗：《柬 埔寨
：寻求安全》；
梅尔文·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生存的政治：外交政策相互影响研 究》，第3 章。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77—78 页。
② 同上，第79—81 页。
③ 同上，第121 页。
④ 同上，第121 页。
行不公开冒犯中国的谨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标是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
同时，奠定以后支持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基础，故中缅关系历来很好。因此，
北京能容忍缅甸的中立和不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对本国左倾运动较为严格的
控制和在一些政策方面违背中国的意愿，包括对越南冲突和军备控制的态
度，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和苏联的最佳立场应该是什么等等。只要缅甸政府
能够合作，缅甸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起初分裂为红旗派和
白旗派，60 年代中期亲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国在缅甸就什么也不能
（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国在1960 年与缅甸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1961
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 年，奈温政府因与左派谈判破裂
而大力镇压共产党势力时，中国听之任之；而且，1964 年缅甸政府实施的把
银行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影响到缅甸华侨的利益时，中国也没有
分开反对。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马上不同了。首先，共产党白旗派在内部的
一次暴力冲突和血腥清洗后发生转变，变成了毛主义式的纯政治军事组织，
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式的干部领导。②其次，缅甸在越南冲突、反苏斗争
和对待第三世界等问题上没有紧紧追随中国的路线方针，尽管刘少奇、陈毅
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在1965 年和1966 年先后访问了仰光。③此外，中国驻
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社不但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而且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
许多毛主义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这种做法
把华侨学校的学生变成了外国的红卫兵。最后，随着1967 年春夏中国外交部
的逐步解体，该年早些时候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外交官返回了仰光。
他们公开散发毛的语录即“红宝书”、毛的像章和其他具有煽动性的宣传品。
当当地政府出面干涉时，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①
这些活动，特别是最后一项活动，对仰光民众和奈温政府来说，确实太
过分了。所以，当受中国大使馆支持的学生拒绝按缅甸政府的规定摘下佩带
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时，反华骚乱就开始了。骚乱迅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
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
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甸大使的助手被杀身亡。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与
对香港事件的反应相同（金边的事件此时也都在演变中）。首先，北京于6
月末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的照会，继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这些
要求太苛刻，缅甸政府只能拒绝），然后在缅甸驻华使馆周围举行大规模示
威，最后又经过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②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支持共产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4 章。
② 约翰·H.巴杰利：“缅甸与中国：一个小邻邦的政策”，见哈尔彭编：《对华政策》，
第303— 328 页；
罗伯特·A.霍姆斯：“1962 年以来缅甸的对华政策”，《太平洋季刊》第45 卷，第 2 期
（1972 年夏），
第240—254 页；林恩·B.帕斯科：“中缅关系（1949—1964）”，见安德 鲁·科迪埃编
：《哥伦比亚国
际问题论文集（1965）》；弗兰克·N.特拉格：“中缅关系；友 好时代的结束”，《环球
》第11 卷，第4
期（1968 年冬季号），第1034—1054 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在缅甸的颠
覆活动”，《印
度共产党人》，第3 卷，第 1—2期（1970 年3—6月），第6—13 页。
③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07—108 页。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14 页。
② 同上，第 115—116 页。
党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致使形势全面恶化的话，事情仍然是
可以了结的。北京抨击缅甸政府和奈温本人，号召缅甸人民武装起来推翻现
政府，在本国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北京还让白旗派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③
形势在6 月的最后三天内急遽恶化。这显然是中国外交部内的过激分子造成
的。他们违背（实际上破坏）了中国政府自1949 年以来处心积虑维持的对缅
甸的立场。缅甸政府和人民均作出了相应的反应。7 至8 月，缅甸各地普遍
爆发了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到查封，左翼团体遭到大规模镇压。
缅甸政府还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及亲华分子的舆论攻势，并驱逐了几名中国
记者。④随后，两国不可避免地断绝了外交关系。同年夏，双方各自召回了大
使。一年之后，中缅关系才开始恢复。
外交部走向极端
香港、金边、仰光和其它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
而，如果中国外交部在1967 年夏没有走向极端，外交部长陈毅没有受到人身
攻击，外交部的一些档案没有被人为地毁坏，这些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要
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和后来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就这些事态的
发展加以研究，因为它是中国内部事务和外交实践之间的纽带。
文化大革命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是：工作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革命
委员会和其他破坏势力对国务院各部委正常工作的干扰。但是，这些干扰活
动的时间先后长短各有不同，它取决于各部的实际情况及文化大革命暴力活
动的总体方向和发展阶段。外交部是各部委最晚卷入的单位之一，遭受劫难
的时间也比较短（虽然在1967 年夏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与其他政府机关
明显不同的是，外交部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仍然在运作。但是，它的运
作是妥协的产物。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秩序的
混乱和重新整顿紧密相关。
因此，1966 年夏外交部长陈毅接受了党派往外交部的工作组。不过，他
和其他各部部长一样，把工作组用于维护外交部各部门的完整和免受造反学
生的干扰。①1966 年秋，中共十一中全会正式决定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后，
毛召回了工作组，允许红卫兵在外交部和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
会。但是，陈毅不许红卫兵干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他和往常
一样坚守职责。他和其他各部的头头们都在做同样的努力，都采取了拖延的
办法，希望局势能够好转。②
然而，束缚激进主义的绳索一旦解开就难以再收紧了。到1966 年底至
1967 年初，学生和工人开始到处“夺权”。“一月风暴”有意识地把全国和
大多数政府机关（包括外交部）推进了混乱的深渊。1 月18 日，外交部成立
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始于上年秋天的对陈毅的批判现在变得越来越激烈
③ 同上，第116 页。
④ 同上，第117—118 页。
① 梅尔文·格托夫：“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见鲁宾逊：《中国的
文化大 革命》，
第317—318 页。（以下简称《外交部和外交事务》）
②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18—322 页。
了。陈毅在一次万人大会上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自己承认有“七大罪状”。①
当然，陈和主持这次万人大会的周恩来的想法一样，为的是利用自己的“坦
白”来避免造反派干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并借周恩来的权威和毛泽东的暗
示来保住自己的职位。这个办法很有效，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一些左派被搞
掉了。以后的两月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较为理智的。
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策略到1967 年初夏便不
灵了。首先，中国在这期间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②及各
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显然严重
削弱了北京了解和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但是，此举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外
交部各部门和各驻外使馆（随着外交人员很快返回驻在国）都走向了极端。
其次，1967 年1 月，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军队临时作为一支稳
定秩序和相对保守的力量介入了斗争，在“三结合”（解放军、老干部和红
卫兵）时把有经验且不太激进的老干部摆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到了4 月，军
队就因这种做法（被称为“假夺权”）受到了批评，不得不给造反派更多的
权力。这样，陈毅在外交部再次受到了压力。这次的压力来自“批判陈毅联
络站”。不久，北京举行了反对陈毅的公开游行。1967 年5 月，经周恩来同
意，陈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斗。①
再次，造反派纠集了一些争强好胜的领导干部，共同反对外交部长陈毅。
中国和印尼是1967 年4 月最终绝交的。当时雅加达驱逐了中国代办姚登山。
4 月30 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整个中国领导层的热烈欢迎。此
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在5 月中旬的一次声讨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集
会上出尽了风头。姚回到了外交部后，马上就成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的领袖
人物。陈毅想使中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部资深官员）再次躲过内部暴力活
动的大冲击。②
但是，外交部在部内外造反派的联合攻击下分崩离析了。5 月13 日发生
了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数百名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攻进外交部，打断了部
里的正常工作，殴打官员，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还带走了机密情报。5 月
29 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基本上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上文已
谈到，当时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已急遽恶化，与其他30 多个国
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这种局面主要是1967 年夏外交部的瘫痪和陈毅派与
姚派在部内争权造成的。如果说中国还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也是由于周恩来
的努力。他不但出面与造反派交涉救陈毅的驾（典型的做法是告诉造反派更
全面地调查陈毅的情况，以此来争取时间），而且暂时主管外交部，在自己
的办公室里发指示处理部务。③
但是，暴力活动在1967 年盛夏达到了高潮，因为毛要让全中国人民获得
他认为非常必要的革命新经验。各省都发生了武斗。这从两方面对外交部和
①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2—325 页。
② 当时只有黄华一人未被召回的原因，现在仍不太清楚。也许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国门
之外至少需要留
下一名资深的观察员，尤其是在中国在非洲惹出的麻烦已迫使那里的许多外交 人员撤回国
内的情况下。
①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6—331 页。
② 同上，第332—336 页。
③ 同上，第347 页；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见鲁宾逊编：《中国
的文 化大革命》，
第259—265 页。
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央领导人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
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随者对北京的外交政策造成的问题熟视无睹，让外交
部自己解决内部的纠纷而不给予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汉事件，①造就了新英雄王
力（尽管是暂时的）。他和姚登山一样凯旋而归，回到北京。权力很快冲昏
了他的头脑。他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一。8 月7 日，他发表了讲
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和陈毅发出的最后一击。随后的两周内，造反
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陈毅又一次遭到批斗（在 8 月 11 日和 27 日的
两次批斗会上，他又交待了一系列新“罪行”）。②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
了混乱。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严重恶化，英国代办处被
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做主张给中国驻外使馆打电
报，还“到处作报告制造麻烦”，③俨然以外交部长自居。党中央（即毛和中
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这些过激行动既不愿也无法加以制止，直到8 月底
为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内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终于震
惊了毛派领导人，迫使他们从原来的立场往后退。9 月1 日的一项决定从根
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夺权”；红卫兵不再搞串
连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
通”。④这个180 度的大转弯马上对外交部产生了影响：姚、王及其追随者受
到清理和审查；陈毅恢复职权（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
造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⑤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
伤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
的关系要么已经断绝，要么非常紧张。但是局势已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① 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
中国 季刊》（1971
年7—9月），第413—438 页。
②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47—351 页。
③ 《红卫报》，1967 年9 月15 日。
④ 于尔根·多梅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188—199 页。
⑤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64—366 页。
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 年）
1967 年夏季内乱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没有任何
作为。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悲剧是，1969 年初中国人自己挑起的中苏
冲突本来是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1969 年3 月初的中苏边界冲突引起了俄
国人军事上的强烈反应，使此后十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丧失了主动权。这次冲
突几乎完全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部政治问题和毛自己不明智的决定造成
的。在此，我们先简要论述一下1968 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几件与对外关系有
关的而在时间顺序上并不相联系的事情。
1968 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疏远的一年。尽管官方发布了禁令，
暴力活动仍不断发生，甚至党和政府的重建工作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正式开
始的。①中国实际上已把政策手段的作用降低到了零。北京只能旁观国外的事
态，不时地发表一些评论，并开始恢复与前三年内和中国失和的那些国家间
的关系。对于美国，中国只讲它干的坏事，主要是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作用
有关的一些事情。②所以，中美关系没有任何改善或热起来的迹象。直到1968
年夏苏联人推翻捷克政府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对于越南，北京担心的仍是河内可能会与美国认真谈判，而不利用美国
停止轰炸和提出各种和谈建议并进行会谈的时机部署下一次战役。①尽管有这
些担忧，尽管不同意武元甲的军事战略（春节攻势即是证明），中国仍不断
向北越提供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然而，中越两国不和的证据也在不断涌现
出来。1968 年6 月，越南驻广州、昆明和南宁的领事馆前，均发生了群众示
威，抗议河内（在苏联调停下）接受美国提出的巴黎和谈建议。驻昆明领事
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②
中国人对俄国人仍是谴责不已，新闻媒介在所有的日常问题上对克里姆
林宫的指责越来越多。③至少在此前的两年内，中国没有对莫斯科采取过多的
不适当的暴力活动。1968 年8 月，东欧发生了将对中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
事件（与边界有关的问题将在下文述及）：苏联红军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
此前，北京与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的捷克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距离，因为
① 赖斯：《毛的道路》，第24 和25 章。
② 欣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第4 卷，第425 和439 号文件；《每季大
事和文 献》，《中
国季刊》第34—37 期的有关部分。
① 亨利· S.阿尔宾斯基：“越南危机中中国和苏联的政策”，《澳大利亚季刊》第 40 
卷，第 1 期（1968
年3 月），第65—74 页；陈庆：“河内与北京：政策与关系概述”，《亚洲概览》第 12
 卷，第9 期（1972
年9 月），第807—817 页；G.P.施德潘德：“中国与越南”，《国际 问题研究》第12 卷
，第4 期（1973
年10—12 月），第568—581 页；伊什沃·C.欧嘉： 《中国对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的
变化模式
（1964—1971）》，第23 页；D.R.萨德萨： “中国与越南的和平”，《中国报告》第5 
卷，第3 期（1969
年5—6月），第13—18 页；布 里安·肖：“中国与北越：两条革命道路”，《时事》第
9 卷，第11 期
（1971 年11 月），第 1—12 页；向乃光（音）：“河内与北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
事务》第1 卷，
第4 期（1964 年12 月），第9—21 页；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北京与河内：革命伙伴
关系剖析”《国
际问 题杂志》，第24 卷，第1 期（1968/1969 年冬季号），第65—85 页；姚孟贤（音）
：“中国共 产党
人与越南战争”，《问题与研究》第1 卷，第9 期（1965 年6 月），第1—13 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 期（1968 年 7—9月），第 119 页。
③ 1967 至1968 年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的作者的观察。
捷共奉行的显然是修正主义的改革政策。然而，当俄国坦克出现在布拉格街
头时，中国马上转变立场，支持起这位（已被剥夺权力的）捷克领导人来了
（虽然不支持他的改革计划）。④苏联的军事入侵使中国人大为震惊。在勃列
日涅夫提出苏联有确保其它共产党国家不变颜色的单方面责任的理论为克里
姆林宫的行动辩护以后，中国人就更是紧张不安。如果其范围扩大，显然中
国也会被包括在内。当时，俄国人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马列主
义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的谴责变得十分激烈。①尽管中国关于自己可能会成为
苏联的下一个军事进攻目标的担心丝毫没有根据，但它却成了1969 年初俄国
人血洒乌苏里江冰面的主要原因。按照毛的思维逻辑，残酷的谋杀会使俄国
人措手不及，还可能使他们在进攻中国之前有所醒悟。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和英国驻华外交官受虐待一事的争执仍在继续。1968
年仍然发生了一些事件，尽管都不像1967 年那般严重。②北京与印度尼西亚
和缅甸（尤其是前者）的关系亦是如此（或从外交意义上说，没有关系）。
1967 年末，为报复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驻北京使馆遭抢劫，印尼群众洗劫了
中国驻雅加达使馆，使馆内的20 名中国人受了伤，数名印尼人失去了性命，
其中的几个是被中国人开枪打死的。③最后，双方各自召回了驻对方首都的外
交人员。西哈努克尽管几存疑虑，公开说中国拥有双重动机，但中柬关系还
是有了一些好转。美国轰炸越共阵地和北越在柬埔寨的供应线的决定，直接
导致了中柬两国的初步和解。中国答应“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以帮助柬埔
寨赶走美国人。1968 年初，中国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绝地运往柬埔寨。④
（然而，北京同时也加紧了对反西哈努克的红色高棉的武器供应和军事训
练。西哈努克无力说服北京停止给这些叛乱者提供物质援助。这是他数年后
被赶下台的因素之一。）
1968 年，中国对日本、印度和北朝鲜等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三个亚洲国
家的政策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北京对东京的态度日趋强硬。文化大革命开始
以后，中国经常拘捕和驱逐日本记者，理由是他们对中国国内的事态打听得
过分详细。在1967 年和1968 年下半年，一些日本商人也遭到了驱逐。①其结
果是，前来中国的商人和记者大幅度减少，甚至在广州交易会上亦是如此。
这对中日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1968 年4 月，中国指责东京在致力于用核武
器重新武装自己（后来甚至指责日本和南朝鲜在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以反对中
国）。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犯了根本性错误的最好的一个例子。这些错误是外
④ 参阅1968 年8 月23 日周恩来的讲话：“中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武
装 占领捷克斯洛
伐克”，《北京周报》第34 期，附录，第3—8页。
① 参阅三篇连载文章，见《共产党人》，第6 期（4 月），第102—113 页；第7 期（5 
月），第 103—114
页；第8 期（5 月），第95—108 页；第9 期（6 月），第93—108 页；第10 期 （7 月
），第90—99 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2 期（1968 年4—6月），第189—190 页；第
35 期 （1968 年
7—9月），第193—194 页；第36 期（1969 年10—12 月），第172—173 页；第37 期（
1969 年1—3月），
第165—166 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3 期（1969 年 1—3月），第 178 页。
④ 《人民日报》，1967 年12 月28 日，第1 版；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29—1
37 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 期（1968 年 7—9月），第 196 页。
② 《人民日报》，1968 年4 月5 日，第1 版；1968 年2 月28 日，第1 版；李季银（音
）：《日本 面对中
国：战后政治和经济关系》，第49、163、188 页。
交部保存的中国对重要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档案材料被毁坏造成的。
北京还对印度发起了宣传攻势，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
北京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
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上鼓励印度共产党（当时已分裂为三派）中的亲北
京派放弃走议会道路，改走暴力之路。③《人民日报》在2 月份的一篇社论中
宣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印度的农民革命风暴更猛烈些吧！”
自然，印度政府对内对外作出的反应都很强硬。新德里更加接近莫斯科，决
意把军队建得更强大，以便抗击中国，还进一步限制了喜玛拉雅山边境各邦
的外交自治权。1962 年中国入侵印度以后，中印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变
化。这种变化在1967 年9 月得到了验证。当时，中印两国的正规军曾在锡金
和西藏边界作战一周，双方互有伤亡。这次战斗胜负难分（印度军队的训练
和装备都比以前好），所以北京和新德里达成默契，都没有声张此事。④
1968 年，中国发现北朝鲜的独立性太大，对北京不利，而且平壤有可能
在违背中国意愿的情况下，再次把中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1 月，北朝鲜在
领海以外的水域捕获美国的电子间谍船“普布洛号”，在朝鲜半岛引起了一
场危机。更重要的是，1965—1969 年间，北朝鲜一直在变本加厉地向南朝鲜
渗透，不断在非军事区和南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
使之达到了一直在增长的国民总收入的30％以上。对北京来说更糟的是，平
壤向苏联靠拢过去了，不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这样，而且还接受了苏联大量
的军事援助。而且，中国的红卫兵小将猛烈抨击北朝鲜的“修正主义”，指
责金日成是“百万富翁和贵族”。1968 年，中朝两国正规军之间还发生过武
装冲突。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像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山区那样）在朝鲜人
一直认为属双方共同所有的领土上修筑公路而引起的。①所以，中国人在1968
年和1969 年决定改变这种违背中国利益的倾向。唯一的办法是竭力与金日成
拉关系交朋友；申明同志友谊；支持他对南朝鲜的政策；提供军事和经济援
助；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宽容一些。这一切当然需要时间。此后几年中，中国
一直在修复与北朝鲜的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两国关系的修复
工作至少已开了头。
每年投票赞成接纳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数目的减少和这些年来社
会政治的崩溃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是中国对外关系跌入低谷的最后两个标
志。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北京会在1971 年前好几年就能获得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65 年前的几年中，由于中国对前殖民地国家和它们
加入主要国际组织之事采取温和的政策，投票赞成中国进联合国的国家逐渐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4 期（1968 年4—6月），第192 页；第35 期
（1968 年 7—9月），
第195 页。
④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2 期（1967 年 10—12 月），第 225 页。

① 卡罗尔·贝尔：“朝鲜与均势”，《政治季刊》，第25 卷，第1 期（1954 年1—3月）
，第17— 29 页；
唐纳德·S.扎戈里亚：“北朝鲜与大国”，见威廉·J.邦兹、金泳昆（音）编：《远 东事
务中的两个朝鲜》，
第19—59 页；金日平（音）：“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关系的演变”， 《亚洲研究杂志》
第13 卷，第4 期
（1970 年12 月），第59—78 页；罗伊·U·T·金：“中 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亚洲
概览》第8 期（1968
年8 月），第17—25 页；约瑟夫·C·库恩： “北朝鲜：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中国
季刊》第31 期（1967
年7—9月），第48—58 页； 金钟（音）：《夹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平壤：北朝鲜卷入
中苏争端
（1958—1975）》。
增多。但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增多的趋势。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北京因为进不了联合国，所以常指责联合国
（虽然它已不再支持1965 年印度尼西亚首倡的计划——建立一个针对西方
的“革命性”国际组织）。①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但是，中国的国际
贸易总额下降不多，1965 年是38 亿美元，1968 年是37 亿美元，以后迅速上
升，1971 年达到45 亿美元。②当然，绝对数字并不高，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
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与70 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不同，还未成为贸易大
国。由于某些原因，文化大革命对外贸的影响确实不太大。首先，对外贸易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其次，许多出口工业基本未受文化大
革命的影响或者说受损颇轻。再次，北京的主要出口来源——农业也几乎未
受影响。贸易受到影响，原因主要在于交通和某些特殊的行业遭到了破坏，
而不在于普遍的动乱。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和行业表现得
很突出。此外，贸易总额的下降是由于中国人倾向于保持每年进出口总额的
平衡。所以，当出口下降时，进口亦受到限制。由于粮食进口大幅度减少，
按说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和摄入体内的热量会受到很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
此，因为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未受主要发生在城市的动乱的干扰。
有一项变化值得注意：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的对外贸易从60 年代初
开始一直在摆脱苏联和东欧，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当然美国除外）。
1970 年，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3％，而1965 年只占39％，
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额则从1965 年的30％降至1970 年的20％。这时，中国
进口的工业品和技术的大部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均来自日本和西欧。结果
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逆差，差额部分由与香港和不发达的非共产党国家间的贸
易顺差来弥补。此外，中国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在1970 年末也开始有了明显
的增加。 1970 年，中苏贸易额减至 4700 万美元，但次年又回升到14500
万美元。中国与东欧的贸易没有像中苏贸易那样大幅度下降。
鉴于苏联军队的集结（将在下文述及）和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政治后
果，中苏贸易在1971 年就能恢复正常确实是出人意料的。原因似乎是，中国
对莫斯科及其东欧仆从国愿意提供的东西——主要是民用飞机和机器零件—
—非常需要，而对俄国人的政治和军事侵略进行惩罚的能力却严重不足。这
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北京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怪诞举措——的总方向
是一致的。但其绝对贸易额是如此之小，可以说这个阶段中国的外贸主要是
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只是到后来，中国才把外贸当成了一种主要的政策
手段。
① 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与世界秩序》，第99—105 页。
② A·H.尤萨克和R.E.巴特萨维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贸易”，见美国国会（第92
 届）联合经济委
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估》，第335—337 页。
1969 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 年初，北京决定把长期存在的中苏边界争端推向战争。如果不做出
这个关键性的决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发展可能只会造成不
幸但危害不大的畸变。中国为什么决定发动一次局部战争（尤其是在中国国
力尚弱的时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1969 年3 月2 日乌苏里江珍宝岛
上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①下文试作一些综
合分析，尽管主要的事实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边界事件的发生，大大改
变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整体
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①
中苏边界争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和俄国签订第一批条约的17
世纪。②然而在1949 年以后的几年中，中苏之间无边界争端，直到50 年代末
苏共和中共发生争吵，边界问题才再次凸现出来。因此，边界问题不是造成
北京和莫斯科不和的原因，但边界却常常是表现中苏分歧的地方。另外还有
一些与边界有关的特殊问题造成了中苏关系的紧张，如在某些不动产的确切
位置和所属权方面的分歧；与缔结边界条约的历史过程有关的问题；关于履
约的分歧；边界地区的管理问题，包括界河航行、岛屿和江岸的归属权等争
议问题。③
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军事同盟解体以前，上述问题常
被有意淡化，或者也比较容易解决。中苏分裂之后，此类遗留问题再次凸现，
成为中苏之间主要的分歧问题。1966 年左右军事化倾向的加剧，使人们开始
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边界问题了。这使中苏两国的关系更趋紧张。这些分歧迟
早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唤醒潜藏的种族、历史和本能的互相提防和担忧。
1960 年以来，边界事件日趋增多。俄国人声称，从1962 年夏开始，中
国“蓄意挑衅”的次数逐年增加。到1967 年，边界形势已相当严峻。不但有
报道说1967 年1 月双方在乌苏里江发生了一次冲突，而且俄国人还对中国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疯狂的挑衅行为进行了公开指责。1967 年12 月7—9 日和23
日，以及1968 年1 月末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边界事件虽
然在1969 年3 月2 日发生武装冲突以前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俄国人逐渐掌握
了一种不用武力解决边界纠纷的办法。在3 月份的珍宝岛事件中俄国人就使
用了这种办法。①
这好像证实了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指责只始于1967 年1 月
23 日“入侵”珍宝岛。中国人指责俄国人“撞我渔船，抢我渔网，用高压水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77—1183 页。
① 弗农·阿斯帕图里安：“七十年代的苏联、美国和中国”，《概览》第19 卷，第2 期
（1973 年春季号），
第103—122 页；威廉·E.格里菲思编：《世界与大国三角关系》；迈克尔·塔图：《大国
三角关系：华盛
顿、莫斯科和北京》；罗纳德·J·亚利姆：“三极与世界政治”，《世界事务年鉴》第2
8 卷，第23—42
期；托马斯·W.鲁宾逊：“缓和与中苏美三角关系”，见德拉·W.谢尔登编：《缓和面面
观》，第50—83
页；托马斯·W.鲁宾逊：“战略三角关系中的美国政策”，见理查德·A.梅兰森编：《既
非冷战也非缓和？》，
第112—133 页。
② 安泰顺（音）：《中苏领土争端》。
③ 同上，第58—90 页。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1—1183 页。
龙头喷射我渔民，甚至绑架我渔民”，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抢劫武器弹药，
侵犯中国领空。后来，中国还指责苏联的坦克、装甲车和汽艇侵入中国领土
领水，“强行驱逐我国居民，捣毁房屋，捣坏生产和生活用具”。②这些互相
指责当时还不过是对边界某些地段的划分存有分歧和发现边界是表现紧张关
系的主要窗口的两个不友好国家之间发生的一些普通事件。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双方都越来越严肃地看待对方的行动。1967 年1 月文化大革命的夺
权活动开始后，中苏双方也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活动。为什么会这样呢？
长期以来，中苏双方在边界部署的军队数量大体相当：中国人在东北边
界占优势，俄国人在新疆边界占上风。苏军武器和后勤供应较占优势。1959
年以前，中国人对这种状况既不担心，亦未提出挑战，俄国人也不仗势欺人。
60 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分裂后，双方军队的部署仍保持防御性态
势。由于边界事件在1959 年至1969 年间每年都有增加，双方可能都相应地
加强了边防部队。但在1967 年以前，双方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也未改变传统的军事部署。然而，从1965 年末开始，苏军进入了更高的战备
状态，配备了更多更好的武器，部队人数也有所增加。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
一项新的防务协定，获得了在蒙古驻军和保持基地的权利。①
中国方面没有采取相似的行动。1965 年中，中国人正在进行军事战略的
争论。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权力斗争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到了清洗。由于林彪
竭力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军队的素质，致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此外，越南
战争使中国人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南方。因此，中国人对苏军的所有军事
动作都未作出相应的反应。②
1967 年，因文化大革命而生的边界事件层出不穷，这在苏联人看来成了
越来越不祥的征兆。他们增加了边防军的数量，因而引起了陈毅的公开指责。
③苏联军事集结最重要的步骤是在蒙古领土上部署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到
1967 年11 月，几个师的苏联军队已部署在蒙古的永久性基地上。
这一大规模的集结打破了双方的军事平衡。中国人竭力调整军事部署，
从福州军区抽调了几个师到中蒙边界。北京还开始高度重视边疆各省生产建
设兵团的重要性。④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在考虑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1969 年3 月1 日深夜，大约300 名身着白色伪装的中国边防军和正规军
从中国一侧的岸边越过乌苏里江上的冰层来到珍宝岛，在一片树林中挖好掩
体，架好通往指挥部的电话线，在草垫子上潜伏下来。⑤3 月2 日清晨，珍宝
岛以南的苏联哨所里值勤的哨兵向上级报告了江岸上中国人的活动情况。上
② 新华社消息，1969 年3 月3 日；《人民日报》，1969 年3 月4 日；新华社关于边界冲
突的纪录片的报道，
1969 年4 月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 年5 月24 日，1969 年5 月24 
日新华社电讯，见
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69 年5 月26 日，A1-10；《打倒新沙皇！》，《人民
日报》1969 年3
月3 日，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373 期（1969 年3 月11 日），第17—19 页。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3—1185 页。
② 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第12—15 页。中国人显然知
道苏联在集结军队，
还因此指责了莫斯科，参阅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5—1187 页。
③ 《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6 期，第136 页；《国际共产主义译丛》第852 期（1966 年
6 月23 日），第
13—14 页。
④ 江一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1968）”，《祖国》第59 期（1969 年2 月），第20—
36 页。
⑤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 1187—1189 页。
午11 时左右，二三十名中国人边向珍宝岛前进边高呼毛主义的口号。苏联指
挥官斯特列尔尼科夫率部分人员乘两辆装甲运输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
驶向珍宝岛。抵达该岛后，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几个人走下车来，像往常一样
警告正在逼近的中国人。俄国人按照平常应付此类情况的办法，把自动步枪
挎在胸前，挽起胳膊阻止中国人通过。这时双方发生了争执。中国人列队前
行，看上去没带武器。但当他们走到离俄国人约20 英尺时，第一排的人突然
散开到两旁，第二排的人迅速从大衣底下抽出手提机关枪向俄国人开了火。
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另外六人当场毙命。与此同时，埋伏在俄国人右侧散兵坑
中的300 名中国人也开了火，打了俄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迫击炮、机枪和反
坦克火箭筒也从中国一侧的江岸上吼叫起来。后来，中国人向俄国人发起冲
锋，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最后，苏联人被击败了。（据俄国人说）中国人带
走了19 名俘虏并很快加以杀害。他们还带走了苏军的武器装备（后来进行了
展览）。
珍宝岛以北苏联哨所的指挥官布别宁看到发生了战斗，即率部赶往出事
地点。他乘坐一辆装甲车来到中国军队的右侧，迫使他们分散了火力。但他
也进入了中国人为斯特列尔尼科夫准备的伏击圈。布别宁的装甲车被击中，
他受伤后晕了过去。醒来后他设法爬进另一辆装甲车，继续指挥战斗。此后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后来，俄国人占了上风，一度曾包围了中国人，
最后迫使剩下的50—60 名中国人退回了乌苏里江岸。
3 月15 日的战斗有些不同。①双方的准备都很充分，投入的兵力较多，
损失更大，战斗持续的时间更长。双方都是有备而来。与3 月2 日的冲突不
同，说不清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3 月15 日的冲突的。3 月14 日深夜，俄国
的一个侦察小队潜伏在珍宝岛，引诱中国人发动正面攻击。中国人说苏方在
凌晨4 点左右向该岛和江湾派了“许多”坦克，袭击了中国的巡逻兵。不知
道袭击中国的巡逻兵何以需要如此多的部队。俄国人说他们的两辆装甲车在
凌晨巡逻时发现了一队中国人，据说他们是第一天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上的。
无论起因如何，战斗在上午打响了，中方江岸上的迫击炮和大炮吼叫了起来。
中国此次投入的兵力超过了一个团（约2000 人）。他们冲过冰层攻占了
珍宝岛的一小部分。当俄国人看到中国人冲过来，即从装甲运输车中以机枪
扫射，试图阻止他们前进，但当他们发现中国人较多时，即撤退了回去。（俄
国人报道说中苏兵力是十比一）。中国人的炮火不但轰向苏联军队，而且轰
向乌苏里江主航道以东冰面，试图阻止苏军重型车辆的运动。俄国人采取美
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运用的战术，先让中国人靠近，然后以大量坦克、装甲车
和装甲运输车发起反击。下午1 点，苏军大炮形成猛烈的阻击火网，向中国
江岸上的阵地纵深处猛轰，最远达到了四英里。苏军共发动了三次反攻，三
次都攻破了中国人的阵地。前两次反攻因弹药耗尽而退回，但第三次反攻击
溃了中国人，迫使他们带着伤员和尸体撤回了江岸。晚7 时，持续九个多小
时的战斗终告结束。苏方损失约60 人（包括边界哨所的指挥官）；中方损失
800 人，双方的数字可能都包括死者和伤者。
1969 年3 月边界事件的原因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9—1190 页。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且缺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所以
不可能对中国人在1969 年3 月2 日打响第一枪的原因作出最后的结论。或许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中国的地方局势；中国首都的政治斗争；
外交政策方面的动机。①
就地方局势而言，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中国边界地区的地方指挥官可
能有在边界形势特别紧张时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授予较大军事单位的指挥
官以自由处置之权，是守卫漫长国境线的一种合理的管理办法。考虑到地方
政治形势变幻莫测，特别是1969 年初军队开始在全国行使权力，很可能有性
急的指挥官擅自行动。但是，中方的行动实际上（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是有
计划有准备的。这说明行动是受上级控制的。
第二，3 月2 日发生的事也可能是偶尔在珍宝岛上相遇的普通巡逻兵之
间的局部性冲突。这似乎与一年前中国和印度的冲突相同。如果真是这样，
苏联人就会声称中了中国人的埋伏，以此掩盖其作战失利的事实，中国人则
会闭口不言，希望不要招致俄国人的报复。这实际上是根据统计资料得出的
结论，很难被驳倒。它认为此类事件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终于于3 月2 日在
珍宝岛上发生了。然而，俄国人提供的战斗过程的详细程度，以及他们表现
出的极大的义愤，又不能不使人相信，这次事件确实是经过周密策划的。
第三，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沈阳军区、珍宝岛当地的中国指挥官以
及他们在北京的上级领导之间可能存在意见分歧和通信不灵的情况。沈阳军
区司令员陈锡联可能想对林彪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或者是地方指挥官想对陈
显示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军队通常不会这么做。军队是从上到下指挥系统
十分严密的组织。如果真的发生了此类竭力显示自己克尽职守的事情，考虑
到它给中国带来的可怕后果，那么有关的当事人肯定会被立即解除职务。但
是，就我们所知，没有人因此而被解除职务。
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在国内的政治斗争方面。最大的可能性是，北京
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某些派系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生存而战，因而采
取了极端措施。1969 年初，中国有许多派系在争夺权力，中央文革小组的理
论家，周恩来手下的政府官员，林彪领导的军队，尚存的群众革命组织和—
—借不停顿的动乱来提高自己权威——毛泽东。然而，有动机、有权力、有
指挥系统下达伏击苏联军队的命令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2 人。江青及其追随
者缺乏指挥系统，周恩来不会那么傻，会认为中国能采取这种大胆的行动而
不受到任何惩罚。
林彪确实有许多理由加强自己的权力。他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但他
尚未获得能够帮助他度过继承权力后的危险期的那种支持。另外，他不但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树敌不少，而且未能使大家（毛泽东除外）相信他是合适的
接班人。在应该由军队还是由政府在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始于1968 年9
月1 日）中控制全国一事上，林、周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歧。林也许觉得外
国的威胁会给继续实行军管提供更充分的理由。这样，他长期掌权的可能性
就增大了。中国问题学者可以找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考
虑到随后的权力斗争导致了1971 年下半年林彪的死亡。①
① 此处参考了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90—1194 页及所引用的有关材料。
① 关于林彪失败和死亡的文字材料虽然很多，但有许多是不可信的。这些资料还充满矛盾
，使用的时候应
特别注意甄别，参阅姚明乐：《林彪的密谋与死亡》。这本书基本上是伪造的。较为可信
的是高英茂：《林
第二种可能性是，领导层（毛、林、周、江青）一致认为有必要以边界
冲突来转移民众对国内紧张局势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战争恐慌和由此激发的
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领导层得以完成基于意识形态观念制定的重建中国
的长远规划。这些规划是以前制定的，但被行政官僚们破坏了。显然，到1968
年底或1969 年初，有些人希望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恢复社会秩序。另一
些人则想继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据说它能保
证中国永远摆脱“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两派人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歧，
且相持不下。如果我们假定毛、林和江青赞成走后一条路（周会被迫追随），
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采取一次惊人的突然行动才是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让
苏联人血洒疆场会使大众情绪高昂，还可克服政府官员的拖拉作风。这当然
有前提条件：苏联的确是个纸老虎，换句话说，即莫斯科的反应是有限度的。
如果俄国人反应强烈，其行径可以被当作证明社会帝国主义的可怕本质——
一个国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会发生什么——的最生动的例子。
最后一个方面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动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1968 年
8 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克里姆林宫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宣扬，贝
加尔湖以东红军力量的加强和苏联边界巡逻兵的挑衅行为，都使中国人大为
惊恐。毛和其他领导人也许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尽早采取行动，给俄国
人迎头一击，警告他们不要继续进行军事冒险。中国人不得不冒苏联军事报
复的风险，因为俄国的坦克无论如何都能迅速集结在中苏边界。
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每当中国共产党发觉敌人的优势兵力即将
发动进攻时，其应对策略（这是从上海、江西和延安时期的痛苦经验中总结
出来的）都是：在他们自选的时间和地点先发制人，不但能使敌人措手不及，
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敌人前来进犯。这就是珍宝岛冲突的由来。①
第三，毛也许担心，尽管他让中国人民了解了以修正主义为基础的社会
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但仍需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因为修正主义的毒素依然
没有根绝，依然存在于中国的政治肌体中，为防止其蔓延，还需要打预防针。
这样，中国人民才会永不再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诱惑。制造珍宝
岛事件是为了在中苏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
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上述三种动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和政治斗
争方面的两种动机的综合。后两种动机也是相互关联的，并可作为前三种动
机的旁证。而且，这两个方面都还有另外的证据。就国内而言，没有任何迹
象表明领导层对如何回应苏联的威胁进行过争论。在此之前有过多次争论（最
后一次是前文述及的1965 年的“战略之争”），其中确实有过对这一问题的
争论。它表明各派之间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布拉格
事件后再未发生争论，表明领导层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也许意味着各派之间
的分歧尚不尖锐，也许意味着（这一点更有可能）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外来
威胁的严重性，意识到如果俄国人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中共的统治都
有可能被推翻。
就外交方面而言，北京虽然认为苏联的威胁非常严重，中国应该寻求其
他外国的援助。不论这对中国某些领导人如何难以置信，当时中国所能求助
的国家确实唯有美国。所以，从1968 年晚秋开始，中国谨慎地对1965 年以
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另可参阅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
50—1971）》。
① 威廉·W.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第11 章，
“战略与战术”。
来约翰逊政府经常发出的信号作出了试探性的回应。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
停止了对华盛顿的口诛笔伐，并建议恢复华沙谈判。①1969 年3 月以前，中
美会谈没有取得较大进展。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另一个
核超级大国的利益和政策手段来求得对付俄国人的安全保障。
这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中国
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中国深深地卷入了苏美纷争，
其政策取决于美苏两国的力量消长。当然，这一点是几年之后才变得十分明
显的。在这期间，中国因侵犯苏联和违背本国的利益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它失去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交政策方面暂时获得的行动自由（不管这种自
由究竟有多大）。毛的首要目标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其革命性因毫无
意义的反苏示威和大挖防空洞的活动而消逝了。
缓和边界危机，1969 年
从第二次珍宝岛冲突开始，苏联采用了向中国实行压力外交的新策略。
这个策略把外交和军事压力结合在一起，旨在使中国明白，苏联不但愿意谈
判边界问题，而且希望以边界争端的解决为契机全面改善两国关系。这样一
来，边界地区的压力就有了双重目的：一是解决苏中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二是与北京一起就解决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进行“会谈”。克里
姆林宫认定边界争端的“成功解决”（边界会谈将导致一个谈判解决）是值
得全力争取的，纵然这可能会使其它方面在短期内停顿不前。
苏联人冒险采用了压力外交的策略。外交活动与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以及
制造中国将会遭受更惨重损失的威胁并举。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加强其在整个
苏联—蒙古—中国边界线上的军事力量，以支持新发起的政治军事攻势，防
止第一次珍宝岛事件的重演。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常规部队的绝对优势控制
地区局势，通过各兵种部队（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绝对优势控制战略局势。
这意味着反华的大规模升级。这必然打乱苏联的经济秩序，把北京推向西方。
当时，为了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莫斯科抱有投机心理，认为它可以应付中
国的任何长期性反应以及任何短期性的反苏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现在看
来，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冒险。苏联的边界安全虽然得到了保障，但付出的
代价太大：①引起了中国的担心和敌视；②促使中国下决心实现经济和军事
的现代化，以便与苏联相抗衡；③难以实现签订边界条约的目标；④导致了
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强国结成反苏联盟的危险。
如果没有更确切的资料，对这些军事冲突的严重程度以及它们（作为边
界谈判和中苏关系的压力手段或指示器）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是不可能得
出站得住脚的结论的。不过，从1969 年3 月的冲突到9 月11 日周恩来和柯
西金在北京的会晤，苏联显然一直在利用边界冲突作为向北京施加压力的一
种手段，以求恢复1964 年末中断的边界谈判。自9 月会晤和10 月20 日谈判
恢复之后，双方对发生事件的公开报道大体上能反映出谈判进入了哪个阶
段，而事件发生的次数、地点和规模则能反映出谈判的进展情况。即使在双
方都不公开承认发生了边界事件的时候，双方仍在利用军事冲突来试探对方
的防卫能力和加强己方在谈判中的地位。
① 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1969 年3 月以后的边界事件可分为两类：周恩来和柯西金会晤之前发生
的为一类，会晤之后发生的为另一类。1969 年3 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
苏联即发起了一场反华运动，并输以暗示要进行核攻击，要给中国造成灾难
性的后果。这场运动在8 月末达到了高潮。双方公开承认的冲突发生在6 月
10—11 日，7 月8 日和22 日，以及8 月13 日。①两国政府还指责对方在4
月到7 月间挑起了另外数十次冲突事件。②
公开报道的沿着边界发生事件的地点相当分散：有些在乌苏里江爆发3
月冲突的地方；有些在黑龙江中的岛屿上；有些在中蒙边界，而更多的则在
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区，距中国的核实验基地罗布泊和历史上两国间
的入侵路线准噶尔山口不远。鉴于中国军队专注于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
行政管理事务，鉴于苏联在战略上占有优势，鉴于苏联曾暗示，如果中国拒
绝恢复边界谈判，它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很难想象这些冲突是中国首
先挑起的。在某些时候，不排除有中国军队先发制人以防苏联发动进攻的情
况。③但这绝非中国整体战略的一个部分，因为中国的实力相对而言比较弱。
相反，我们应该看到，1969 年9 月11 日以前是莫斯科使用政治、军事和宣
传手段，迫使中国恢复边界谈判，并教训中国人不要再重演珍宝岛冲突之类
的惊人事件的典型时期。
因此，苏联在采取这些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向中国发出了一系列照会，
表明了它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还建议通过签订一项边界新条约一举解决所
有分歧。莫斯科对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或思想观提出的诘问避不作答，
却始终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照会。苏联在3 月29 日的声明中曾要求恢复谈
判，①4 月11 日又重申了一次。②早在3 月21 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就曾打电
话给中国领导人，但林彪拒绝与他通话。③中国领导人显然担心，如不同意恢
复谈判，苏联必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他们拒不与苏联直接对话。
苏联人继续挑起边界事端，欲迫使中国人坐到谈判桌边，同时试探中国人的
反应。4 月1—24 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当时指定的接班
人林彪在会上说，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建议正在“考虑给予答复”。中国实际
① 6 月10—11 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1969 年6 月11 日；《纽约时报》，1969 年6
 月12 日；《真理
报》，1969 年6 月12 日；7 月8 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7 月8 日；《纽约时报》，
7 月8 日；《真理
报》，7 月8 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消息，7 月10 日；外国广播信息处：《苏联动态》，7
 月14 日，A30-32；
7 月20 日的事件，见《真理报》，9 月11 日；8 月13 日的事件，见《真理报》，8 月1
3 日；《纽约时报》，
8 月14，15，16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 年8 月14 日；《苏联动态》，8 月1
5 日，A1-4；《消
息报》及苏联其他报刊，8 月16 日；《苏联动态》，1974 年2 月28 日，C2-3。
②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5 期（1969 年6 月12 日），第24 页；新华社消息，1
969 年8 月19 日；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9 日。
③ 中共军队历来把先发制人的进攻当作一种实用战术（而不是总体战略）来加以运用，参
阅惠特森：《中
国的高层指挥》。
① 塔斯社消息，《真理报》，《消息报》，1969 年3 月30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
摘》，1969 年4
月16 日，第3—5页；《苏联动态》，1969 年4 月1 日。
② 《苏联动态》， 1969 年4 月14 日。
③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周报》，第18 期（19
69 年4 月30 日），
第33 页。
上是在拖延时间。④
俄国人决定通过1951 年以来每年都要举行的界河航行谈判，试探一下中
国人是否已做好全面恢复边界谈判的准备。所以，4 月26 日莫斯科建议双方
于5 月在伯力恢复这个低级别的会谈。⑤中国人迟至5 月11 日才作出肯定的
答复，建议6 月中旬举行会谈。⑥俄国人于5 月23 日宣布接受中国的建议。⑦
会谈如期举行，但在议事日程方面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7 月12 日苏联人声
称中国人已“断然拒绝”继续会谈。这显然是中国人试图把不平等条约问题
列为会谈内容而造成的。像在1968 年毫无结果的会谈一样，北京希望这么做
能使俄国人拂袖离去。但是，这次俄国人坚持不走，并显然在借助进一步的
军事行动（7 月8 日在黑龙江上发生了一次事件，当时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正
在黑龙江面上“操练”）威胁中国人，在他们发表声明后数小时，中国人就
“决定在伯力，同意继续进行会谈”。①后来，谈判内容大大超过了原先议定
的维持界河航行和制定新的航行条例的范围，双方于8 月8 日分别公布了达
成的一项新协议（俄国人强调它对进一步谈判边界问题有重大意义，但中国
人却淡然处之）。②
这次试探使莫斯科确信，只要给予适度的压力，北京是可以坐到谈判桌
边并签署协议的。苏联使用的主要手段仍是武力威胁。此外，苏联人还坚持
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孤立中国人。莫斯科的对美政策存在固有的矛盾：
一方面继续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在第三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并
加强其战略力量以与美国争高下。苏联立场的这个弱点不久因中美的和解而
暴露无遗。
然而，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拥有重要地位，能够获得盟国对其既定
立场的支持。有段时间，莫斯科一直在努力召集所有支持它的执政和在野的
共产党举行大会，讨论当时意识形态和外交方面的重要问题，像往常一样，
发表一项全体成员都同意作为行动准则的集体宣言。中国当然拒绝参加此类
活动，也未参加1969 年6 月5—17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
代表大会。③会前，苏联人曾向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其他党保证，他们既不会把
会议变成批判中国的大会，也不会宣告把北京排除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然
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的重要讲话却对中国领导人充满了敌意。在
边界问题上，他指责中国蓄意挑起冲突并且把战争看作“积极的历史现象”。
他再次建议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勃列日涅夫对中国“毫无根据的领土要求”
④ 同上。
⑤ 《真理报》，1969 年5 月3 日；《消息报》，1969 年5 月5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
刊文摘》，1969
年5 月21 日，第22 页）。
⑥ 《中国动态》，1969 年5 月12 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17 期（1969 年5 月1
6 日），第21—22
页。中国的照会指责苏联上年未参加会谈，认为中国这次同意参加新一轮会谈是作了宽宏
大量的让步。
⑦ 《苏联动态》，1969 年5 月23 日。中国人于6 月6 日作了答复，见《中国动态》，6
 月9 日；《中国大
陆报刊概览》第4436 期（1969 年6 月13 日），第22—23 页。
① 《苏联动态》，1969 年7 月14 日；《纽约时报》，1969 年7 月14 日。
② 《纽约时报》，8 月9 日，（苏联的声明）；8 月12 日（中国的声明）。
③ 这次会议的讲话和文件的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7 月2，9，16，23
，30 日；《苏联
动态》，1969 年6 月18 日。勃列日涅夫的重要讲话，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
7 月2 日，第3—17
页；讲话摘要，见《纽约时报》，1969 年6 月8 日。
进行了猛烈抨击，并说：“今后发生的事情会表明，中国领导人是不是真的
愿意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①大会通过的正式文件只字未提边界局势或中
国，遵守了苏联人关于不涉及该问题的承诺。②然而，勃列日涅夫会后在“共
产党人”杂志发表的报告中却提到了该问题，声称毛的政策“在大会上受到
了严厉谴责”。③
对于苏联人提出的恢复谈判的建议，中国人经最大限度的拖延之后才作
出了答复。5 月24 日，他们又就边界问题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④声明提出
了中国就一项新条约进行谈判和划定边界线的五个前提条件。这些条件申明
了中国在以后的谈判中的立场，摘要如下：
苏联人必须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如果苏联人承认了这一点，中国愿

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

俄国人据说是通过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中国领土，“原则上”必须归还中国。做到了

这一点，就“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苏联人必须停止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包括炮火轰炸和核攻击。双方均不将边界实际

控制线向前推进。至于边境河流中的岛屿，双方以主航道中心线（河流中最深处线）决定
其归
属权。
在明确划定界线之前，一方居民在另一方领土上“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生产活动”（
如
珍宝岛等岛屿上的居民和帕米尔地区的牧羊人等）不受干扰。
声明还说，如果苏联同意这些条件，中国就恢复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平
等的协定。前两项条件正是造成1964 年谈判破裂的原因。如果莫斯科同意了
第一条，就有可能得归还17 至19 世纪俄国占领的大片中国领土，或使克里
姆林宫一开始就白白地丢掉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砝码。第二条也许具有
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俄国人不可能归还如此大面积的领土）。由于边界的
划分从未达到让双方均满意的程度，也由于1917 年以前俄国人确实占据了中
国所宣称的是属于它的大片领土，如果苏联同意这项条件，不但会把对这个
问题的所有决定权送给北京，而且还得把诸如黑瞎子岛一类的大片土地还给
中国。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是伯力的天然屏障。鉴于
苏联一直拒不接受中国关于这段边界的划界建议，中国在声明中提出举行谈
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就显得不太严肃。此外，后三项条件的目的在于保卫中国
领土，防止苏联的进攻。这将使俄国人无法保卫本国的领土，使之免受中国
人在珍宝岛上发动的那种突然袭击，将迫使莫斯科承认，迄今由苏联控制的
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还将使中国人像过去的许多年中一
样，继续在苏联领土上四处活动，因此（在新的紧张环境中）而使发生军事
冲突或宣传战的可能性大增。
不过，中国人毕竟稍稍开启了恢复谈判的大门。苏联人看重这一点，所
①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7 月2 日，第12 页。
② 《真理报》，《消息报》，1969 年6 月18 日，第1—4版。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69 年8 月
6 日，第14—24 页；《苏联动态》，1969 年6 月18 日。
③ 《共产党人》第11 期（1969 年7 月），第3—16 页（引文在第4 页）。（译文见《当
代苏联报刊文摘》，
1969 年9 月3 日，第3—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 年5 月24 日，见《中国动态》，1969 年5 月26
 日；《中国大陆报
刊概览》，第4426 期（1969 年5 月29 日），第23—36 页。
以没有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在1969 年6 月13 日给中国的照会中，①苏联在
拒绝中国五项条件的同时，对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作了详细的阐述，建
议双方在两三个月内举行会谈，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苏联的这种克制态度
在照会中表现得很清楚：
苏联方面赞成下述各点：〈1〉对边界线上没有争议的地段，双方申明一致意见，并以条

约文本为基础，经共同协商，就边界线的勘定达成一项谅解；〈2〉对发生了自然变迁的地
段，
双方可以根据已有的条约，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线进行划
分；
〈3〉双方签署共同认可的文件，把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
关于条约，苏联坚持的是“信守公约原则”，而对边界线的勘定，则把
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变迁部分和对已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上。中国对条约坚
持“情势不变原则”，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对边界的划分，也同
样注重已发生的自然变迁——当然是有利于中国的——变迁。①
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它们源于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立场，
更源于俄国人的军事优势），谈判并未马上恢复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中国人
拖延策略，且不愿与苏联人面对面进行谈判，莫斯科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
让问题继续悬而不决，或者迫使其有所进展。由于1969 年春末夏初边界事件
仍持续不断（这显示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危险性），也由于边境河流航行谈判
已表明中国人可以被推到谈判桌边，所以莫斯科决定通过集结军队、蓄意扩
大边界冲突、威胁使用更严厉的暴力手段和要求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
行谈判，以迫使北京就范。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1969 年夏，但直到9 月初，
中国人仍不屈服。就在这个时候，胡志明逝世了。他在遗嘱中特别要求俄国
人和中国人了结他们的分歧，他在河内的葬礼可为中苏双方代表提供一个中
立的会面场所。莫斯科马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北京不愿在整个夏
季都遭受军事打击和核威胁以及中国国内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与苏联会
谈。所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碰到参加葬礼的苏联代表团之前，
就从河内回国了。①
然而，俄国人还是给北京送去了明确的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在
从河内回国途中（他的飞机已降落在苏联的塔吉克共和国），接到了莫斯科
要他前往北京与周恩来会晤的电报。9 月11 日，这两位政治家举行了历史性
的会晤。②曾竭力避免与俄国人见面的中国领导人明确表露了他们的不快：会
晤只持续了不到三个半小时，而且是不顾苏联人的反对在北京机场而不是在
市内举行的。此举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蓄意侮慢是一脉相承
的。然而，二人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苏联一直寻求的目标：恢复边界谈判，停
止边界冲突。虽然双方都未正式公布机场协议的内容，但据半官方消息透露，
① 《真理报》，1969 年6 月14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7 月9 日，
第9—13 页）。这
是苏联回复中国5 月2 日的声明和6 月6 日的抗议（《中国动态》，1969 年6 月9 日）的
一份照会。
① 信守公约原则是“有义务执行公约的国际法原则”，意指签约各方必须守信履约。与之
相对的是情势不
变原则。国际法中的这个原则是指，当事人只有在“情势不变”，即环境无实质性变化的
情况下才守信履
约。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2、13 日。
② 同上。显然，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充当了调解人。罗总理扬·杰
奥尔盖·毛雷尔
奉命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然后前往北京，在柯西金抵达北京前数小时会晤了周恩来。
柯西金提出了下述建议：③
1.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
2.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3.在边界地区的某些地点建立非军事区。
4.恢复边界谈判，以已有条约和边界现状为谈判的基础，对边界线进行调整。
5.恢复边界居民的迁移活动，特别是苏联工人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黑龙江沿岸地区的迁

移活动。
对苏联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胜利，因为苏联对要谈的问题和谈判的基础
作了详细的阐述。不过，前三点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在何处建立非军事区及非军事区面积的大小问题将使
双方产生争议，中国人将利用这些问题阻止或拖延有关边界问题的实质性会
谈。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终于同意恢复谈判作为消除苏联的威胁的一种手段，
而这也正是俄国人所希望的。
9 月11 日机场会晤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有益的变化：苏联人停止了对
中国人的抨击；①边界事件未再发生；②贸易谈判得以恢复；③此外，两国都在
采取步骤互派文化大革命初期召回本国的大使。不过，中国人还在拖时间。
恢复谈判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人们甚至不清楚中国人在北京是否同意了柯
西金的建议。况且，即使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的解释也会是大相径庭的。
事实上，除9 月11 日发表了一份简短的无具体内容的公报之外，④没有迹象
表明双方达成了协议，甚至没有就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身为新闻记者的苏联间谍维克多·路易斯于9 月17 日在伦敦《新闻晚报》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出了苏联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暗示性
③ 《世界报》（巴黎），1974 年11 月10—11 日。后来，周恩来讲了他对机场会晤的意
义的理解（双方未
签署文字协议）。在周看来，双方达成了如下共识：〈1〉在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争端之
前，维持边界地
区的现状；〈2〉双方尽量避免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并撤走边界线附近的军队；〈3〉双方
通过协商“重新
划定边界线”，周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见《纽约时报》，1973 年11 月24 日（周
与C.L.舒尔茨伯
格的会谈）；《共同社消息》，1973 年1 月28 日（周与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会谈）。关于
机场谅解的执行，
周和柯西金的看法不伺。第一，周认为，只有在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重视之后，谈判才
能够开始并持续
下去，才能最终获得结果。第二，双方对“现状”一词的解释不同。柯西金认为“现状”
指的是双方都不
再侵犯边界，而周认为它不但指不侵犯边界，而且意味着边界地区的军事平衡不发生重大
变化。第三，双
方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柯西金显然认为它指的是双方军队均撤出某些已发生冲
突或可能会发生
冲突的地段。周（可能知道柯西金的解释，也可能不知道）认为它指的仅是苏联军队撤出
那些有争议的地
区，即中国提出主权要求的那些苏联领土。这些分歧是双方难以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7 日。
② 同上，1969 年9 月19 日。
③ 1969 年9 月25 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格斯·霍尔由河内返国途中
拜会勃列日涅夫
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告诉霍尔，柯西金向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与边界有关
，其二与外交代
表须保持在大使级有关，其三是要扩大贸易规模。另据报道，10 月初贸易谈判已在进行，
参阅《苏联动态》，
1969 年10 月3 日，该处转述的是一位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实际上，
贸易谈判可能在8
月份就开始了，见《中国动态》，1969 年10 月7 日。
④ 中国方面发表的公报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这不是事实。它说明北京
是被迫接待柯西
金的。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98 期（1969 年9 月18 日），第25 页；《远东经济
评论》，1969 年9
月25 日，第759 页。
恫吓。文章特别提到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内涵——断言苏联有“权”单方面
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也提到了对罗布泊核基地动用核武器的可能
性。这是双方未达成协议的证据之一。证据之二是中国人在东京会见了当时
的全苏工会主席谢列平。①谢列平说：“中国人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看上去
是积极的”以及“我们希望谈判??得以恢复”。这表明中国人尚未接受苏
联的建议，甚至在9 月30 日尚未给予莫斯科正式的答复。据驻莫斯科的外交
官报告，北京甚至在10 月1 日的国庆节之后仍未作出答复。②
这时轮到中国人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恢复谈判了。他
们分别于9 月18 日和10 月6 日向俄国人递交了正式信件（在此期间，苏联
显然作过答复，但内容一直未披露），③最后又于10 月7 日和8 日公开发表
了重要声明。在10 月7 日的声明中，中国宣布两国政府已同意恢复1964 年
中断的边界谈判。声明还说，中苏两国将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谈判（高于莫
斯科最初提出的谈判级别）。声明还明确指出，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是
由俄国或苏联违背“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所造成的。对
此，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交换的中国地图上（未公开出版）有详细的标示。
10 月8 日的声明驳斥了苏联6 月13 日的照会。④不过，在声明的最后，中国
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北京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
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而言，前三项原则与上文述及的中国政府在5 月24
日的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后两项原则重复了柯西金9 月建议的许多
内容。这首次表明，中国人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不过，这些原则也显现出了中苏之间的两点重要分歧。
第一，中国人想以重新划定两国边界全部走向的新条约代替过去的所有
“不平等条约”。这与他们在1964 年的立场没有区别，但与苏联的建议相去
甚远。苏联建议对现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但不同意在新条约签订之前取
消所有旧条约并承认其“不平等”的性质。第二，中国重申了原来的主张：
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撤出一切有争议的地区，如中国人所说的俄国
人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那些地区。苏联人显然不可能同意这个条件，
因为它威胁到了伯力和其它重要地区的安全。
然而，苏联对中国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69 年 10 月 20 日，谈
判终于开始了。这样，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两国又同意——主要
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了。对中国来说，谈判的恢复至少
可以部分地减轻苏联的军事压力。现在看来，1969 年北京显然根本不打算达
成任何妥协性的协议，即不符合它所阐述过的诸项“原则”的协议。参加谈
判的苏联代表团于10 月19 日抵达北京，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
另有成员七名。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也另有成员七名。①
① 路透社消息，1969 年9 月30 日；《纽约时报》，1969 年10 月1 日。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10 月4 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 年10 月7 日，见《北京周报》第41 期（1969 年
10 月10 日），第 3—4
页；《纽约时报》，1969 年 10 月8 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 1969 年10 月9 日，见《北京周报》第41 期（196
9 年10 月10 日），
第8—15 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17 期（1969 年10 月10 日），第30—39 页。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 10 月 8、19、 21 日；《真理报》和《消息报》，10 月19 
日（见《当代苏联报
刊文摘》，1969 年11 月12 日，第15 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23 期（1969 年
10 月24 日），第
1969—1975 年的中苏边界谈判
中苏谈判开始后，公开报道的边界事件减少到每年一至三次，而且严重
程度大为降低。①总的来说，中苏双方在 1969 年9 月以后都严密防守边界线，
同时也采取严格措施预防地区性冲突的突然发生，防止因冲突升级而使用杀
伤力更大的武器或者投入大量的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投入的都是受
克格勃控制的边防军，中国投入的则是生产建设兵团。②1969 年3 月以后，
双方沿边界地区部署的军队数量显然有了大幅度增加，但公开报道的冲突事
件却明显减少了。这表明双方心照不宣或明确同意了1969 年10 月8 日中方
提出的建议：在共同划定确切的边界线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停止向争议地区派遣军队。③
在进一步研究谈判的各个阶段以前，我们先简单考察一下伴随谈判而来
的一系列事件的总趋势。北京协议的达成、双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和边界谈判
的开始，导致了边界地区的沉寂。双方似乎都不希望时常与对方交战，虽然
偶尔也发动一些有预谋的袭击以探测对方的抵抗能力。每一方都指控另一方
的这种行动——苏联人指责中国人在离中蒙边界仅数米远的地方进行军事演
习，中国人则指责俄国飞机常常侵入中国领空数公里——但双方的反应都不
激烈。双方都同意不报道可能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消息。例如，据传1974
年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却未见报道。同
年11 月，莫斯科和北京都否认西方关于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战斗的报道。①
30 页；第4524 期（1969 年10 月27 日），第27 页；《人民日报》，1969 年10 月21 日
；《北京周报》
第43 期（1969 年10 月25 日），第4—5页。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9 日；1970 年11 月19 日；1972 年12 月11 日；《明报
》，1970 年1 月19
日；《新时代》第36 期（1973 年），第19 页（指责中国在中蒙边界举行了151 次“军事
演习”，蓄意进
入蒙古境内15 至20 公里不等，开枪射击牛羊群，肆意辱骂边防战士，散发小册子等宣传
品），《共青团
真理报》，1972 年1 月12 日（见《苏联动态》）；《洛杉 矶时报》，1972 年12 月11 
日；《苏联动态》，
1972 年12 月12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 年9 月19 日；《土库曼火花报》，1
974 年2 月15 日
（见《苏联动态》，1974 年2 月15 日，《苏联分析家》，1974 年11 月28 日，第2 页（
刊登了一位前苏
联公民对中蒙边界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描述。双方均未公开承认这次死伤人数很多的
战斗）；《每日
电讯报》，1974 年12 月17 日（见《苏联动态》，1974 年12 月17 日；戴维·弗洛伊德
报道说11 月份在
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冲突，但中苏两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见《中国动态》，1974 年12 月
19；《苏联动态》，
1974 年12 月19 日，尤睦佳·泽登巴尔（蒙古共产党领导人）：“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
会主义社会”，
《远东问题》，第4 期（1974 年），第6—29 页。他在文章中宣称，“成群的中国士兵超
过边界，砍伐树
木，在森林中纵火，还把感染上严重传染病的牛群赶到蒙古境内”。《远东经济评论》（
1974 年1 月28
日，第18—19 页）详细报道了1970 年 6 月2 日、1971 年5 月26 日和1973 年4 月20 日
中国侵犯中蒙边
界的事件。
② 1969 年 3 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组建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特别在内蒙古和东
北地 区），成员
均是原来城市里的红卫兵。
③ 这项“建议”只是重申了前5 个月中中国政府在几份照会中所持的立场，与苏联的建议
实际上没有差别。
中国后来又提出，两国军队均先从边界线附近后撤一定的距离，欲以此作为达 成协议的先
决条件。
① 《每日电讯报》，1974 年12 月17 日；《真理报》，1974 年12 月20 日；路透社和法
新社消息，1974
年12 月17 日，（见《中国动态》，1972 年12 月18 日）；塔斯社消息，1974 年12 月1
9 日（见《苏联动
态》， 1974 年12 月9 日）。
还发生了一些与边界紧张局势有关的特殊事件：1974 年，驻北京的两名
苏联外交官以间谍罪被逮捕并驱逐出境；②一架苏联直升机及机组人员被中国
扣留，俄国人声称该机是在执行医疗救护任务时迷失航向并耗尽了燃料；①
夏季枯水期，苏联禁止中国船只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在伯力附近的通江（苏
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航行；②海南附近发生的一次海运事故；③双方在签
订年度航运协定方面动作迟缓甚至无所作为等。
更广泛些说，双方都在本国境内采取措施发展经济，增加人口，投资扩
建基础设施，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忠诚，从核心地区向边疆地区派遣大批
主要民族的居民（中国尤其如此）。苏联政府给愿意到边界附近定居的人发
放额外津贴以资鼓励。苏联开始修筑贝加尔湖至黑龙江的铁路，在界河中以
前无人居住（或偶尔有人居住）的岛上建立集体农庄，千方百计证明争议地
区历来居住着目前属于苏联的民族，还把许多边界城镇的名字改得更斯拉夫
化。④
苏联人显然还怀有把新疆变成蒙古那样的缓冲国的强烈野心。一直有报
道说苏联当局组织了一个本身拥有军事力量的“自由土耳其斯坦运动”（应
为“东土耳其斯坦运动”——译者），其成员均是1962 年伊犁骚乱时逃离新
疆的人。该运动以阿拉木图为基地，由久经考验的原维吾尔族领导人祖农·太
② 新华社消息， 1974 年1 月19 日，见《苏联动态》， 1974 年1 月23 日；《纽约时报
》，1974 年1 月
20，21，24 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 年1 月23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974 年1 月
25 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 年1 月25 日；《经济学家》，1974 年1 月
26 日，第43 页。
中国人声称他们“捕获”了在北京城外的一座桥下向一名中国人提供间谍器材的两名苏联
外交官。那个中
国人坦白罪行后，中国即驱逐了那两名苏联外交官。苏联方面接着也驱逐了一名驻莫斯科
的中国外交官。
中国指责苏联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参阅《阿特拉斯世界报刊评论》，1975 年2
 月，第15—20
页（转载了《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① 苏联直升机于3 月14 日降落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国领土上，《真理报》，1974 年3
 月21 日 （见《当
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 年4 月17 日，第3 页）。中国人把该直升机放置在新疆的 哈巴
河县（《北京周
报》，1974 年3 月29 日，第5 页），指责俄国机组人员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此后，双
方进行了一系列
交涉。苏方力求直升机和三名机组人员安全获释，而中方则利用此事大事宣传，把它当作
迫使苏联停止此
类活动的手段。当中国人威胁说要审讯机组人员并把他们押往全国各地示众时，苏联曾呼
吁国际红十字会
进行调解，参阅《纽约时报》，3 月20、23、28 和29 日；5 月3、6、9 日；《苏联动态
》（刊登了大量苏
联方面的消息），3 月29 日，C1； 4 月5 日，C1-2；4 月29 日，C1—2；4 月30 日，C
1-2；5 月3 日，
C1-2；5 月6 日，C1；5 月7 日，C6-7；5 月13 日，C1-10；5 月16 日，C5-6；5 月23 
日，C1-2；6 月10
日，C1-2；6 月24 日，C1；6 月28 日，C1-2；8 月8 日，C1－4；11 月4 日，C3-4；《
中国动态》， 6
月24 日，A4；《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74 年4 月1—4日，第65—66 页；《经济学家》
，1974 年6 月
22 日，第27—28 页；《每日电讯报》，1974 年6 月26 日。
②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 年6 月12 日，第4 页）转载了5 月24 日《真理报》的
消息。
③ 新华社消息， 1971 年4 月18 日（见《中国动态》，4 月19 日，A1）。据新华社报道
， 1971 年3 月31
日，苏联摩托艇“欧内斯特·台儿曼”号撞沉了一艘中国渔船，造成了11 人死亡11 人受
伤的严重海难事
故。中国人说那艘苏联船没有积极搭救30 名幸存者。俄国人则称（3 月31 日塔斯社消息
），那艘中国渔
船在行驶中没有开灯。
④ 《纽约时报》， 1970 年1 月 28 日， 2 月2 日，8 月3 日； 1973 年3 月8 日、 2
5 日，8 月5 日；1975
年4 月4 日；新华社消息，1973 年3 月6 日。
也夫①将军领导，在70 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后来，苏联对该运动的支持大为
减少，因为中国政府派大批原来的红卫兵到新疆，使汉族居民的数量猛增到
了500 多万（新疆总人口近1000 万人）。②俄国人指责中国强行同化边境地
区，特别是内蒙古地区（据说在内蒙古平息了一次暴动）的少数民族。中国
还把15 万余名原来的红卫兵送到黑龙江省扩充生产建设兵团，并开始大规模
的考古活动以证明边境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③
第一阶段，1969—1970 年
举行秘密会谈是双方议定的恢复谈判的条件之一。因此，人们除知道那
些明显的事实谈判未达成协议，未取得进展外，看不到有关谈判进程的任何
官方资料。不过，根据大部分来自中国方面非官方的消息、笔者与参加谈判
或与谈判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谈话记录、新闻报道以及苏中两国国内政治和外
交政策的动向，我们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勒出谈判进程的轮廓。例如，
1969 年9 月以后，中国领导人显然不顾内部的反对，很快做出了回到谈判桌
边的决定。④后来，随着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矛盾斗争的曝光，国内的反对来自
何方就清楚了。此外，谈判开始尚不到一个月，北京就向外界透露谈判陷入
了僵局。11 月6 日，中共控制的香港《大公报》称，“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
进展并不顺利”，苏联人未接受中国的“原则”（特别是未撤出“有争议的
地区”）。文章说，苏联方面试图扩大会谈的范围，把全面和解和“其他目
标”包括进来，而且在陈述其主张时“仗势压人”。文章还说，如果俄国人
停止这项妨碍谈判的活动，双方是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的。①最后一点无异于
承认，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力量大体平衡以前，中国不可能与苏联
签订边界条约。由于苏联一直保持着军事优势，此后15 年中两国未达成协议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的打算是，保持苏联人对谈判的兴趣，让谈判持续下去，或从另
一方面来说，不让莫斯科发现谈判无所进展，从而找到中断谈判和发动军事
进攻的借口。不过，在谈判仍在进行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并不打算改变对苏
联领导集团及其各项政策进行宣传攻势的总路线。因此，中国人是在走钢丝。
莫斯科可能随时中断谈判，而北京为了保持对内政策的一致性和发展势头，
只能继续对俄国人进行口诛笔伐。中国代表团显然得到了毛的指示，既不同
意莫斯科的建议，也不在诸多的“原则”问题上让步。所以，中国人只能就
① 祖农·太也夫，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民族军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 译者
②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马可·波罗会承认毛的新疆”，《纽约时报杂志》，1969 
年11 月 23 日；《纽
约时报》，1970 年3 月3 日，7 月5 日，8 月16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 年1 月1
6 日，第46—47
页；《纽约时报》， 1973 年8 月5 日；1974 年1 月3 日；塔尼亚·雅克：“东土耳其斯
坦还是‘新疆’？”，
《自由电台研究》，1975 年3 月7 日。
③ 《纽约时报》，1973 年 11 月 8 日；《苏联动态》，1974 年6 月18 日，C1—2；《
远东经济评论》，1971
年1 月16 日，第47 页；1974 年4 月8 日，第5 页；《中国动态》，1975 年3 月 19 日
，E5－6。
④ 《纽约时报》，1960 年10 月12 日。
① 这篇文章的译文见《中国动态》，1969 年11 月6 日。其他分析，见《纽约时报》，1
1 月6 日和20 日；
《洛杉矶时报》，11 月7 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 年11 月13 日，第334 页；《华
盛顿邮报》，1969
年11 月21 日。
一些非实质性的问题做些努力。其一是军事平衡问题，但这需要时间，特别
是在解放军卷入了行政管理事务和已显端倪的毛、林冲突的情况下。其二是
努力缓和与美国的冲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越南战争、外交承认以及中国
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上的冲突。其三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第三世界国
家的反苏联盟，或者至少阻止莫斯科组成这样的一个反华联盟。北京试图在
维持谈判进行的同时，在上述问题上都取得进展。我们只有记住这一点，才
能理解1969 年以来在谈判中发生的许多事情。
中国人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减少对苏联的口诛笔伐。而且，1969 年10
月20 日以后的一个月中，他们还多次直接抨击了苏联对边界问题的立场。①
由于与会者在公共场合的姿态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秘密谈判的进展情况，
所以，库兹涅佐夫及其副手于12 月14 日借口要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他是
委员之一）而离开北京，使会谈“暂时中止”是毫不奇怪的。②同时，苏联人
对谈判未获进展公开表示失望，指责中国人应对此负责，并恢复了对中国领
导层的直接攻击。③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汇报说，双方甚至未能就议事日程达
成一致意见。中国人希望谈判内容仅限于边界问题，而苏联人则想扩大范围，
讨论中苏之间的所有分歧问题，并通过在贸易、文化和外交代表的级别等方
面的成功进展，最终订立一项边界条约。④库兹涅佐夫还说，双方共会晤了
12 次（约一星期一次），他本人一直是北京的大字报攻击谩骂的目标，东道
主还禁止他进行社交活动。⑤
1970 年1 月，中国公开承认谈判开始不久即陷入了僵局：⑥中国提出的
在新条约签订之前，莫斯科承认已有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的建议，遭俄国
人断然拒绝，后来提出的苏联人在谈判取得进展以前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
其命运亦是如此。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与美国在华沙的接触——开始了通
往1972 年2 月发表《上海公报》的漫长而又微妙的进程；中国还采取了亲日
政策，试图借此摆脱与最重要的非共产党周边国家之间在外交上的隔绝状
态。
1970 年1 月2 日，库兹涅佐夫返回北京（这次未带副手、边防军司令瓦
金姆·A.马特洛索夫少将）。①1 月14 日，谈判再次开始。②但是，由于双方
在周恩来—柯西金协议（如果真有的话）的解释、会谈的范围和议事日程等
问题上分歧太大，谈判很快又陷入了僵局。③据说库兹涅佐夫曾表示愿意把乌
① 《华盛顿邮报》， 1969 年11 月21 日；《洛杉矶时报》，1969 年11 月24 日；《远
东经济评论》，1969
年12 月4 日，第484 页；《北京周报》第49 期（1969 年12 月5 日）。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12 月21 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12 月31 日。
⑤ 同上。
⑥ 《远东经济评论》，1969 年12 月25 日；1970 年1 月9 日（译文见《中国动态》，1
970 年1 月 9 日）；
《洛杉矶时报》，1970 年1 月9 日；《金融时报》，1970 年1 月15 日。
① 《纽约时报》， 1969 年 12 月 30 日； 1970 年 1 月 2、 3 日；《中国动态》， 
1970 年1 月2 日；《中
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574 期（1970 年 1 月 12 日），第43 页；《真理报》，1970 年
 1 月 3 日；《北京
周报》第2 期（1970 年1 月9 日），第31 页。
② 《纽约时报》，1970 年1 月14 日；《华盛顿邮报》，1970 年1 月2 日。
③ 《纽约时报》，1970 年3 月8 日。
苏里江上的许多岛屿（包括珍宝岛）移交给中国，还愿意商讨中国提出的帕
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以便清除缔结一项全面的边界条约的障碍。④作为交
换，中国应该放弃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观点。但是，中国人拒绝让步，坚持要
俄国人按北京的理解来执行九月协议。3 月中旬，莫斯科公开承认谈判已经
陷入僵局，并警告说，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库兹涅佐夫将被召回苏联（即
被低级别的谈判代表取代）。⑤这时候，又出现了发生边界冲突的传言。⑥苏
联不得不发表正式声明，否认将要对中国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⑦
这时，双方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高潮。中国希望借大声疾呼苏联的进攻迫
在眉睫来防止它的任何进攻，苏联则肆意污蔑毛本人的过去。莫斯科警告中
国不要借污蔑和中伤谋求苏联在谈判中作出让步，北京则在纪念列宁诞辰一
百周年的一篇重要社论中，指责勃列日涅夫奉行的是希特勒式的对华政策。⑧
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弗拉基米尔·斯捷帕科夫是负责攻击中国和毛泽东的人。
苏联任命他为驻华大使。这是对中国莫大的侮辱，⑨（后来北京宣布不接受他，
他的任命被撤销），勃列日涅夫还就此发表了公开讲话。①
在双方的互相攻击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于1970 年4 月22 日
返回莫斯科，待了17 天。②返回前，他显然为打破僵局做了进一步努力，接
受了中方提出的把〔苏联〕军队撤出“争议地区”的建议。③未经证实的报道
称，苏联在接受此建议的同时，仍拒不同意中方提出的维持边界地区的军事
现状的要求，并坚持要双方集中讨论具体的领土纠纷问题，而不是笼统的“不
平等”条约问题。当中方拒绝了苏方的建议后，库兹涅佐夫便启程回国了。
尽管他打破僵局的努力失败了，尽管中国人在列宁的诞辰纪念日对苏联进行
了猛烈的抨击，库兹涅佐夫还是于5 月7 日回到了北京。但是，谈判没有取
得丝毫进展。1970 年6 月20 日，库兹涅佐夫被送回莫斯科，④据说他是生了
病。不管怎样，他以后再未去北京。双方的宣传攻势逐渐减弱了。不过，莫
斯科于5 月18 日曾对北京进行过猛烈抨击，以回击4 月26 日中国对勃列日
涅夫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在攻击中国人的同时，只把边界争端视
为全部中苏分歧的一个方面。 ⑤此后一段时间内，中方那种大张旗鼓的攻击
也停止了。
④ 《纽约时报》，1970 年3 月1 日；《中国动态》，1970 年1 月13 日；1970 年1 月1
7 日。
⑤ 《纽约时报》，1970 年3 月20 日。
⑥ 同上，1970 年3 月1 日。
⑦ 1970 年3 月14 日的《纽约时报》转载了《真理报》的消息（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
摘》， 1970 年4
月14 日，第19 页）。
⑧ 《真理报》，1969 年3 月17 日；《纽约时报》，1969 年3 月20 日、4 月1 日、15 
日，5 月3 日； 《人
民日报》，1970 年4 月25 日。
⑨ 《纽约时报》， 1970 年5 月3 日。
① 《真理报》，1970 年4 月15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 年5 月12 日，
第1—4 页）。
② 伦敦《泰晤士报》，1970 年4 月22 日；《纽约时报》，1970 年5 月7 日。
③ 《洛杉矶时报》，1970 年4 月16 日。苏联武装力量似乎接受了中方单方面撤军的建议
，因为他们可以
轻而易举地重返这些争议地区，也可以在不出兵的情况下，通过空军和炮兵的火力 控制这
些地区。
④ 《苏联动态》，1970 年7 月1 日，援引6 月20 日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的消息。
⑤ 《真理报》，1970 年5 月18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 年6 月16 日，
第1—7 页）；《纽
约时报》，1970 年5 月10 日。
柯西金对第一阶段九个月的谈判做了总结。6 月10 日，他在最高苏维埃
的“选举演说”中，指责中国奉行的政策是“不让我们双方总体关系的正常
化得以实现或是在北京的边界谈判取得进展”。不过，他又说：“尽管北京
的谈判十分复杂（这是中方设置障碍造成的），苏联仍打算继续谈下去，以
便达成一项符合苏联、中国和全世界利益的协定。”①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
波德戈尔内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类似的谈话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谈判完全破裂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军事防卫力
量仍然虚弱和外交活动仍无头绪的时候，遭到苏联的进攻。莫斯科也不希望
谈判破裂，因为在迫使中国人回到谈判桌边的过程中，它已耗费了如此大量
的精力和外交声望。此外，对莫斯科和北京来说，谈判破裂只会进一步加大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的，而且战争一旦发生，双方都会遭
受惨重的伤亡。所以，双方竭力维持谈判的进行。他们又采用了上一次的办
法，先进行每年一次的界河航行会谈。6 月，双方同意在7 月10 日开始会谈。
②这次会谈很快就因双方在程序问题和一些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困
境，六个月后便告结束。即使到这个时候，中国人也拒不承认签署了一项新
的年度协议，而只是（和以前一样）声称在会谈记录的一份“摘要”上签了
字。③
第二阶段，1970—1973 年
俄国人的下一个招术是更换首席谈判代表。1970 年8 月15 日，苏方派
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接替库兹涅佐夫。这表明苏联准备打
持久战。此外，谈判的外交级别也降低了。伊利切夫原是苏共的宣传专家，
苏联可能指望他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责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①苏联还
收回了对斯特帕科夫的驻华大使任命，代之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瓦西里·S.
托尔斯季科夫，中国方面则提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驻莫斯科大使的任命。②
11 月底，这几个人分别赴任了。③最后，两国边界省的官员签署了一项在黑
龙江两岸进行贸易的地区性协定。④这些行动表明，两国都不愿看到双边关系
恶化到除了兵戎相见之外别无选择的地步。在进行了18 个月的谈判之后，双
① 《纽约时报》，1970 年6 月11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6 月18 日，第4 页。

② 《中国动态》， 1970 年7 月1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7 月9 日，第4、16—
17 页； 《纽约时
报》，7 月11 日；《真理报》，1970 年7 月11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
0 年8 月11 日，
第15 页）。
③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 年12 月22 日和24 日；《纽约时报》，1970 年12 月2
1 日和25 日；《中
国动态》， 1970 年12 月24 日；《北京周报》第1 期（1970 年1 月1 日），第7 页；《
真理报》，1970
年12 月20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 年1 月19 日，第26 页）。
① 《远东经济评论》， 1970 年7 月23 日；《洛杉矶时报》，1970 年8 月16 日；《中
国动态》，1970 年
8 月17 日；《北京周报》第32 期（1970 年8 月7 日），第8—9页；《真理报》，1970 
年8 月16 日（见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 年9 月15 日，第8 页）；《纽约时报》，1970 年8 月16 
日。
② 《纽约时报》，1970 年7 月3 日、8 月16 日。
③ 《真理报》，1970 年12 月3 日，见《苏联当代报刊文摘》第2 卷第48 期（1970 年1
2 月29 日），第
32 页；《纽约时报》，1970 年11 月19 日和24 日。
④ 《纽约时报》，1970 年9 月24 日。
方于11 月23 日宣布签署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⑤
1970 年秋，伊利切夫显然曾向中方建议，以8 月莫斯科和西德签订的条
约为蓝本，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关于这项建议，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
它很快即被中方拒绝了。⑥12 月3 日，伊利切夫飞回苏联，中国驻苏大使刘
新权也于是日在莫斯科拜会了库兹涅佐夫。⑦直到最高苏维埃会议（伊利切夫
是代表之一）结束后，伊利切夫才于1971 年1 月14 日回到中国。⑧这一次的
谈判情况仍未透露，只知道伊利切夫、托尔斯季科夫、周恩来和姬鹏飞（他
是外交部代部长）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未报道详情的会谈。苏方认为这次会谈
很重要，在《真理报》上做了报道。4 月，伊利切夫和托尔斯季科夫返回莫
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四大，于4 月19 日回到了北京。①好像是为了表明谈判处
在停滞不前的境地，苏联代表团被准许参加了每年一次的外交使团在中国的
参观旅行。本来中国是把苏联代表团排除在外的，因苏联公开提出抗议，中
国才允许他们参加。②
后来的事实表明，有两个因素使中国不可能签订一项边界条约。较重要
的一个是，毛—林间的权力斗争已到最后关头。根据林彪死后对他的指控，
他反对毛把谈判作为防止苏联进攻的手段的策略，不同意毛的反苏军事战
略，甚至希望在边界问题上与莫斯科全面妥协。这些情况使中国根本不可能
在军事或政治上有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来面对苏联。所以，中国在国内政治
秩序得到恢复以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实际上，中国的国内局势直
到1971 年底和1972 年初仍未见有好转的迹象。这时候，由于中美关系发生
了巨大变化，中国人发现把谈判拖延下去对中国更有利。这是边界条约难以
签订的第二个因素。1971 年夏，当时实际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享利·基辛格
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秘密前往北京，商定了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
统的访华事宜。
这些事件使中国难以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如果中国人能够把中美两国
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搁置，并开始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北京即
可拖延与莫斯科的谈判，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止。在
美国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这是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新关系的标志
——之前，中国人不会设法让边界谈判取得进展。1971 年秋冬的几个月中，
边界谈判处于停顿状态。①
1972 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970 年曾提出过
⑤ 同上，1970 年11 月24 日。
⑥ 《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10 月10 日，第4 页；《自由中国周报》，1970 年10 月
25 日。
⑦ 转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见《中国动态》， 1971 年1 月15 日；《真理报》，1970 年
12 月 3 日。
⑧ 《真理报》，1971 年1 月15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3 卷，第2 期（1971
 年2 月9 日）。
① 《真理报》，1971 年3 月24 日；《中国动态》，1971 年4 月19 日。
② 《真理报》，1971 年2 月20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 年3 月23 日，第2
0 页；《基 督教科
学箴言报》， 1971 年5 月29 日；《中国动态》，1971 年5 月24 日；《真理 报》，19
71 年5 月22 日，
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 年6 月22 日；《纽约时报》，1970 年5 月22 日。
① 宣传攻势仍在继续，参阅1971 年7 月1 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亚历山大罗夫”的文
章（见《当代苏联
报刊文摘》，1971 年10 月5 日，第1—5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1 年3 月18 
日；9 月30 日；
《国际事务》（莫斯科），1971 年11 月，第17—24 页。
此建议并遭中国拒绝的情况，就是这次透露出来的。②1972 年3 月20 日，伊
利切夫返回北京。这项建议显然是他回京后再次向中国代表团提出的。③1971
年12 月6 日开始的边境河流航行谈判未达成协议，于1972 年3 月21 日暂时
中止。④中国方面更换了首席谈判代表，以级别稍低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接替
了乔冠华。⑤苏联代表团无事可干，又对中国的一些城市做了一次访问旅行。
⑥9 月，伊利切夫回国“度假”， 10 月17 日才回到北京。⑦双方的宣传攻势
在这一年渐渐停了下来，虽然还不时看到中国的攻击言辞，听到苏联否认或
指责中国人的言论。所以，1972 年对中国和苏联而言，都是等待观望的一年。
1973 年，谈判仍然处于停顿状态。北京发现可以和以前一样，继续借助
拖延谈判来推迟解决边界问题。此外，谈判大厅之外的事态对谈判进程的影
响更为重大。1973 年8 月，中共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该会召开
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复杂矛盾，又一次使中国未能团结
一致反对苏联。虽然莫斯科的权力斗争没有北京激烈，但克里姆林宫对外交
的注意力已被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华盛顿的高峰会
谈。水门事件、与欧安会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是年晚些时候两个超级大国
之间在应付中东战争时产生的危机等。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影响最为重大的
也许是越南战争：1972 和1973 年，由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脱出身来，由于
中美和苏美和解都取得了进展，莫斯科和北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略三角
关系的美国方面。最后一点，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北京才开始认真对待加
强中国边界地区军事力量的问题，更换了一批军官和政治干部。苏军的大规
模集结——为此中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使军事力量更趋于平衡——也是刺激
中方推迟达成协议的因素之一。
这样，俄国和中国都把赌注押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苏冲突的
影响上。莫斯科很想与华盛顿和解，原因之一是为了孤立北京，或者至少防
止新出现一个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中美联盟——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广泛的
反苏同盟的中坚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就是将来——
不管是多么不现实——建立这样一个联盟以对抗苏联。
因此，中苏谈判在1973 年也未取得进展。苏联对中国的批评随国际形势
和中国对苏联的抨击程度的变化而变化。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谈开始时，
② 《真理报》，1972 年9 月23 日；《纽约时报》，1972 年9 月24 日。
③ 他返回了莫斯科，以免与尼克松同在北京。
④ 《纽约时报》，1972 年3 月27 日和5 月各日；《真理报》，1972 年3 月21 日（见《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2 年4 月19 日，第18 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 年3 月27 日。中国方面对
伊利切夫返回北
京一事未予报道。《中国动态》，1972 年3 月22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2 年4 月1
 日，第4 页，1972
年4 月8 日，第9 页。
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 年8 月26 日。
⑥ 《苏联动态》，1972 年5 月1 日；《纽约时报》，1972 年5 月1 日；《中国动态》，
1972 年5 月 2 日。
⑦ 《北京周报》第31 期（1972 年8 月4 日），第7—9页；《真理报》，1972 年9 月30
 日，见《当代苏
联报刊文摘》，1973 年10 月25 日，第16 页；《苏联动态》，1972 年10 月17 日；《纽
约时报》， 1972
年10 月18 日；《中国动态》，1972 年12 月15 日。
① 《纽约时报》，1972 年8 月8 日，9 月6 日，11 月9 日，12 月22 日；《基督教科学
箴言报》， 1972
年8 月26 日。
莫斯科停止了对中国的攻击谩骂，试图促成反对美国的中苏联合阵线。②中国
指责莫斯科正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③柯西金对此予以否认。《真理报》发
表了“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对中国的指责进行了反驳。6 月14 日，勃列
日涅夫又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遭中国人拒绝。（苏联领袖哀叹
道，中国人“甚至懒得作出答复”）。①
1 月5 日至3 月5 日，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例会，但和
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②苏联代表团又在中国各地游历了一圈。③7 月19
日，伊利切夫回国度假并接受指示。但这次他在国内整整待了一年。④所以，
谈判实际上在1973 年年中就中断了。
中国人似乎没有为这个危险的信号而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他们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重申，只要苏联不使
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中国愿意解决边界争端。周对中苏关系的评论意味
深长，表明中国已不再担心苏联会马上发动进攻；相反，中国警告西方，俄
国人目前正在“声东击西”。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周声称北京愿意在和平共
处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其中可能包括边界争端的解决。⑤10 月底，在周
会见C.L.舒尔茨伯格时，⑥在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发给最高苏维埃（不是
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贺电中，中国方面都重申了这些观点。⑦
第三阶段，1974—1975 年
1973 年年中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谈判的第二阶段就结束了。直到
1974 年6 月20 日他回到北京后，谈判的第三阶段才开始。①1 月，北京驱逐
了几名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人；3 月发生了直升飞机事件；中国在离南越不
远的西沙群岛采取了军事行动；双方还在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上发生了争
议。由于上述事件，当时的中苏关系已进一步恶化。前两件事显然是造成伊
利切夫1974 年初无法返京的原因，因为他在莫斯科参与了使直升飞机和机组
② 《纽约时报》，1973 年2 月25 日。
③ 《洛杉矶时报》，1973 年6 月6 日；《真理报》，1973 年6 月2 日（见《当代苏联报
刊文摘》，1973
年6 月27 日，第4、12 页）；《苏联动态》，1973 年 6 月1 日。
① 《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1973 年9 月25 日；《经济学家》，1973 年9 月29
 日，第42 页； 《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 年10 月2 日；《国际事务》 （莫斯科）第5 期（1975 年5 月
），第 37 页。
② 《中国动态》，1973 年3 月9 日；《纽约时报》，1970 年3 月9 日。
③ 《真理报》，1973 年5 月1 日。
④ 《纽约时报》，1973 年7 月20 日。他是1 月13 日返回北京的，见《纽约时报》，19
73 年2 月 25 日。
⑤ 《北京周报》第35 和36 期（1973 年9 月7 日），第23 页。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评论
，见托马斯·鲁
宾逊：“1973 年的中国：复活的左倾思想威胁着‘新事业’”，《亚洲概览》（1974 年
 1 月），第1—21
页。
⑥ 《纽约时报》，1973 年10 月29 日。
⑦ 同上，1973 年11 月11 日；《真理报》，1973 年11 月10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
摘》，1973 年12
月5 日，第6 页）。
① 《洛杉矶时报》， 1974 年6 月26 日；《纽约时报》，1974 年6 月26 日，30 日；《
苏联动态》， 1974
年6 月25 日；《金融时报》，1974 年6 月26 日；路透社消息，1974 年6 月26 日； 《
中国动态》，1974
年 6 月 21 日；《世界报》（巴黎），1974 年 6 月27 日。
人员安全获释的努力。②第三件事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因为它是中国总的边
界政策的体现。③最后一件事则促使伊利切夫回到了北京。
1974 年5 月22 日，苏联外交部就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
题给北京发出了一份照会。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在西南面把黑
瞎子岛与大陆分隔开来，是这一三角形岛屿的一个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形
成了该岛的另两条边，伯力在两江交汇处的江岸上，与该岛的东北角隔江相
望。苏联在照会中认为两国应以水道而不是两条大江为界。④照会对中国提出
的在（夏季）枯水期水道不能航行时，中国船只可通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
汇处的“要求给予有利的对待”，但首次提出中国船只每次通过前均须预先
通知。照会称苏联方面有权这么做，其根据是“中俄条约的有关文件”，可
能是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有关文件。①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苏
联的观点，②但是他们无法在枯水期驾船驶过流经伯力的江面，因为1967 年
以后，苏联在通江和黑龙江的分岔处一直配备有炮艇。③苏联人此时提出这个
问题，其动机是很明显的：促成直升飞机机组人员的获释，促使中国人同意
全面恢复边界谈判；反驳中国援引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原则而提出的黑龙江
和乌苏里江上大部分岛屿的主权归中国所有的主张；④迫使中国签订一项新的
界河航行年度协议（界河航行谈判已于3 月21 日再次停止，无任何成果）。
⑤
苏联此举至少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边界谈判于1974 年6 月底重新开始
了。一个月后，谈判仍无进展，伊利切夫离京返国。后回京不久又于8 月8
日启程前往莫斯科。⑥考虑到过去的谈判一无所获，我们有理由相信，谈判从
② 《真理报》， 1974 年5 月 3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 年5 月29 日，第
15 页）；《纽 约
时报》，1974 年3 月21，24，29 日；《经济学家》，1974 年1 月26 日，第43 页；《苏
联动 态》，1974
年6 月24 日。
③ 《纽约时报》，1974 年2 月9、10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 年2 月15 日；
琼·里奥洛特：“苏
联对西沙群岛争端的反应”，《自由电台快讯》，1974 年2 月11 日。自1959 年和1962 
年的中印边界战
争以后，这是中国首次动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在莫斯科看来，这件事说明， 一旦军事形
势对中国有利，
中国就会使用武力，为所欲为。
④ 《真理报》，1974 年5 月24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 年6 月12 日，第4
 页）；《纽 约时
报》， 1974 年5 月24、25、28 日；《苏联动态》，1972 年5 月23 日。
① 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现代中国》。第1 卷
第一期 （1975
年1 月），第116—126 页。
② 《纽约时报》，1974 年5 月28 日，6 月1 日；《中国动态》，1974 年5 月31 日；《
北京周 报》第23
期（1974 年6 月7 日），第7 页。
③ 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第122 页。
④ 《纽约时报》，1974 年5 月24 日。马克斯韦尔的观点（看上去合理但缺乏有力的证据
）是， 莫斯科“坚
决要按沿中国一侧的江岸划定界线，意在以此为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换取中国人 在与之相
关的另一个问
题，即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为界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⑤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5582 期（1974 年4 月2 日），第33 页；《中国动态》，
1974 年3 月 25 日；
《远东经济评论》， 1974 年6 月3 日，第14 页。
⑥ 《纽约时报》，1974 年8 月19 日，10 月 2 日；《真理报》，1974 年 8 月 19 日（
见《当代苏联 报刊
文摘》， 1974 年9 月11 日，第16 页）；《苏联动态》， 1974 年8 月19 日；《中国动
 态》， 1974 年
8 月19 日；《真理报》， 1974 年 10 月1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4 年10 
月23 日，第7 页）。
此以后不会再恢复了；由于北京把谈判作为对付苏联的权宜之计，故危险期
度过以后，谈判有可能被完全放弃。8 月，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
亚解放30 周年纪念大会，柯西金、李先念——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之一——和
余湛都到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想乘此机会居中斡旋，但他们所能做到
的仅仅是促成双方徒具形式的握手而已。⑦
然而，11 月6 日中国人又把谈判的大门开启了一道诱人的缝隙（或者也
许是苏联人通过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劝诱活动使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天，
中国为庆祝“十月革命”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贺电。在这份不太引人注目的
贺电中，中国指出：
中国政府一再建议双方真诚地进行谈判。??首先需要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武力
的条约，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后通
过谈
判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着重号为作者所加）①
为什么这时候中国人同意了苏联人在过去三年中提出的建议呢？我们可
以做出下述几种解释。
第一，中国人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否严肃，还不十分清楚，
因为这一条是连带其他建议一同提出的，都不是新东西；某些建议（如苏联
撤出北京声称其拥有主权的那些地区等）过去已遭莫斯科拒绝，现在也不可
能被接受；而且所有这些建议——包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内——都是作为
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提出来的。第二，由于中国在此之前拒绝了苏联的所
有建议，所以需要策略地重申本国对边界问题的主张；提出订立互不侵犯条
约的建议是作为夺回一直掌握在莫斯科手中的外交主动权的一种手段。第
三，有迹象表明，中国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更多地是为了引起华
盛顿而不是莫斯科的注意。中国人发现，美国人只想让中美关系处在互设联
络处的阶段而不想进一步改善，因为当时华盛顿在北京和台北都驻有大使级
的外交代表。毛泽东向苏联迈出一小步是为了让华盛顿知道，美国不能指望
借中苏冲突来迫使北京改变反对美国承认并保护台湾的一贯立场。北京似乎
是在告诉华盛顿，中国和美国一样，也可以利用国际政治的大三角关系新格
局为本国谋求利益。
致使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的这些原因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但是中国争
取主动权的作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至少对莫斯科
来说是如此。开始时，苏联的反应很谨慎，态度不明朗。①随后则是坚决拒绝。
11 月26 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兰巴托解释了中国11 月份的电文不值得苏联作
出积极反应的原因：
实际上，北京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苏联边防军撤出一些所谓的“争议地区”。这些地区

本来属于我国，中国领导人对此提出了领土要求，并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北京公开
声称，
只有在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会同意举行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立场是
绝
对不可接受的。②
⑦ 《纽约时报》，1974 年9 月3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 年8 月26 日；《中
国动态》，1974 年
8 月23 日。
① 《曼彻斯特卫报》，1974 年11 月8 日；《中国动态》，1974 年11 月7 日；《纽约时
 报》，1974 年11
月8 日；路透社消息，1974 年11 月8 日。
① 《纽约时报》， 1974 年11 月9 日。
② 《真理报》，1974 年11 月27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 年12 月25 日，第
1—6 页）；《纽
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在致中国的一份正式照会中说：
你方在今年11 月6 日的贺电中表示要解决中苏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先

决条件。这是中国领导人以前所持的立场的重复，当然不足以作为达成谅解的基础。③
后来，苏联的反应发生了变化。1975 年2 月初，莫斯科派伊利切夫来到
北京，边界谈判再次开始。④苏联的目的在于察看中国的立场是否真的发生了
变化。对中国的电文，他们私下里的反应不同于公开的反应。⑤另外，周恩来
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关于边界问题的说
明，有寻求和解的倾向。周对莫斯科数次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和以互不侵犯
的原则为基础的条约作了区分，据称，后者是1969 年他和柯西金机场会晤的
成果。虽然周和往常一样把它与苏联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联系了起来，
但他确实呼吁俄国人“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
些骗人的花招了”。①莫斯科听信了周恩来的话，派伊利切夫到北京观察情况
是否确有变化。
事实上，情况并无多少好转。中国人表示要审讯苏联直升机机组人员。
若果真如此，必会招致苏联的严厉报复。②12 月，《历史研究》杂志复刊，
其中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了苏联的边界政策，要求俄国人撤回驻在蒙古的军
队，停止在边界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减至1964 年的水
平。③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正式把反苏主义列为中国外交政
策的主要内容。④莫斯科则继续展开对北京的宣传攻势，指责中国没有对苏联
的一系列建议作出反应，并谴责中国领导层以毛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
和国家的指导思想，⑤还呼吁中国人朝边界问题的解决迈出“真正具有建设性
的步伐”。⑥
尽管如此，伊利切夫和新上任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他接替了生病
的余湛）还是于1975 年2 月16 日举行了会晤。⑦除了程序和外交礼节问题外，
苏联可能还想把直升机机组人员和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航行问题引入
议事日程，因为这些问题已对边界问题的谈判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干扰。然
而，谈判和前几年一样，不易获得进展，故苏联代表团不久（4 月份）又游
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 年11 月27 日。在此之前，莫斯科曾通过匈牙利
的新闻媒介表示，
它将拒绝北京的建议，见《苏联动态》，1974 年11 月15 日。
③ 《真理报》， 1974 年11 月25 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4 年12 月18 日，
第1 页）。
④ 《纽约时报》，1974 年2 月13 日、18 日；《苏联动态》， 1974 年2 月12 日；《中
国动 态》， 1974
年2 月12 日，；《每日电讯报》， 1974 年2 月13 日。
⑤ 直到2 月份谈判才恢复，因为中国忙于筹备1 月份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① 《北京周报》第4 期（1975 年1 月24 日），第25 页；《华盛顿邮报》，1975 年1 月
24 日；《远东经
济评论》，1974 年1 月31 日，第14—15 页。
② 《苏联动态》，1974 年10 月15 日。
③ 《历史研究》1975 年第1 期。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北京周报》第4 期（1975 年1 月24 日），第12 
页。
⑤ 《真理报》1974 年2 月22 日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 
年3 月19 日，第
1—5页。
⑥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 年3 月19 日，第5 页；《纽约时报》，1975 年2 月23
 日。
⑦ 路透社消息，1974 年2 月17 日；《金融时报》，1975 年2 月19 日；《中国动态》，
1975 年2 月18 日。
览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①1975 年中，人们甚至不清楚，这种时断时续的谈
判是否仍在继续。
这样，自1964 年双方初次会晤后的12 年中，边界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
进展。争端的解决实际上取决于谈判大厅以外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毛泽东的
长寿和中国关于继承人问题的政治斗争格局。不过，1969 年以后的几年时间
并未白白流逝。中苏双方都明晰对方的立场，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双方
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但至少在随后的15 年中，这种结局没有出
现。
① 《苏联动态》，1975 年4 月30 日。
附 录 中国和苏联的军事集结（1969—1975 年）
上文已详述了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外交活动。无论这些活动多么重要，但
与军事集结活动比较起来，它们都不过是次要的。正是苏联军队大规模的迅
速增加，才引起了中国人对苏联入侵的担忧，并严重破坏了70 年代初苏联国
内经济，而且把北京推入了张臂以待的美国人的怀抱。但是，中国后来增加
了兵力，足以使俄国人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付出惨重的代价。人民解放军虽然
不可能阻止红军攻占大批领土，但到70 年代中期，中国已集结了大量的地面
部队，开始以军为单位在边界附近部署起来了。另外，中国还部署了少量的
战术和战略核武器发射装置。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70 年代初的实力
不平衡。
苏联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向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进攻，推翻中国
政府或夺占中国领土。苏中两国都希望确保边界不受对方掠夺性的破坏。双
方的军事集结计划都比较有理智。双方均改变了对美国的立场，使华盛顿缓
和了与苏联的关系，结束了越南战争，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接触。
莫斯科对中国在珍宝岛上采取的行动确实大为吃惊，认为它是文化大革
命的狂热气氛和毛泽东个人的背信弃义造成的。所以，克里姆林宫决定派重
兵驻守中苏（和中蒙）边界，使中国再制造1969 年3 月发生的那类边界事件
时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并通过要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的威胁手段，迫使中
国领导人恢复边界谈判。为此，苏联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从15 个非满员师
增至40 个师，后来更超过50 个师，还让部队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备状态。①
苏联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补足了边界地
区各师的兵员；经常在水陆边界线上巡逻；加强了在中国核弹射程之内各城
市（这样的城市逐年增加）的民防措施；②开始实施一项大规模建筑永久性后
勤供应基地的计划。③
虽然俄国该项计划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中国人却认为它具有威胁性。由
于北京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苏联人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也由于北京须
① 《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10 月24 日，第4 页；《中共研究》第3 卷第7 期（1969
 年7 月），第9 页；
《纽约时报》1969 年8 月7 日；《经济学家》，1969 年9 月21—22 日，1970 年4 月12
 日；《远东经济
评论》，1970 年4 月30 日，第112—114 页；《纽约时报》，1970 年7 月22 日；《远东
经济评论》，1970
年9 月4 日，第359 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 年1 月4 日；亨利·布拉德舍：“蒙
古的苏联化”，
《外交事务》第5 卷第3 期（1972 年7 月），第545—553 页；《经济学家》，1972 年5
 月6 日，第49 页；
《纽约时报》1972 年9 月11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 年9 月10 日、14 日；F.O
.米克舍：“苏联：
红色中国——在俄罗斯东部地区看世界第三大国”，《国防与经济》，1974 年10 月，第
424—428 页；《世
界报》（德国）1969 年7 月10 日；《洛杉矶时报》1969 年9 月13 日；《纽约时报》19
69 年11 月30 日、
12 月30 日，1971 年10 月7 日，1972 年5 月6 日、9 月10 日，1974 年2 月24 日；《
世界报》（巴黎）
1970 年9 月5 日；《航空航天技术》，1974 年5 月20 日，第64 页。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8 月16 日、10 月28 日、12 月7 日，1970 年7 月22 日；《远
东经济评论》，1972
年2 月26 日，第18—19 页；《红星报》，1970 年3 月5 日，第4 版；南斯拉夫通讯社消
息，1971 年2 月
17 日（见《苏联动态》，1974 年5 月9 日，R6—7）；《苏联动态》，1974 年6 月17 日
，R19—22；《每
日电讯报》1974 年6 月15 日；《巴尔的摩太阳报》1974 年8 月5 日；《明报》第103、
104、105 期（1974
年7、8、9 月）上刊登的黄辰时（音）等人的文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5 年4 月2
3 日。
③ 《纽约时报》1970 年2 月3 日、5 月19 日，1971 年11 月1 日；《苏联动态》，197
4 年3 月20 日，V1。
对苏联军方的能力和战术（常常是进攻性的）做出判断，所以它不得不增加
军队的数量，调整其部署，并改进其装备。这很快就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
价：文化大革命的期限被迫缩短；解放军必须既承担行政和工业企业的管理
工作，又负起训练和保家卫国的职责；不得不把对巴基斯坦和北越等盟国的
支持放到第二位，而把抵御苏联的威胁放在第一位；为避免两面受敌，不得
不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作出让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虽不及苏军的先进，
但在数量上与苏军不相上下（尽管他们直到1972 年，即苏军开始集结后的第
四个年头，才向边界地区增派了大批军队）。①他们增加军事预算，②派大批
城市青年前往北方和西部各省，补充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③强化民兵组
织，④开始进行应急性的民防活动，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在各大城市大挖防空
洞的活动，⑤对省界作出一系列的行政调整——包括把内蒙古的很大一部分划
归邻近各省（据说是为了防御）。①到1974 年，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1969—1976 年军事力量的不平衡。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计划，不过其主
攻方向已有变化。这表明苏联的威胁增大了，而美国的威胁减小了。为抵御
苏联的威胁，中国特别重视短程和中程导弹，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地半坚固
的地下发射基地中，放弃了原定的部署洲际导弹的计划。中国仍在继续实验
和生产核武器。由于原来就有喷气式轰炸机，加上生产能力有所增加，故而
中国的空中运载力量有了很大提高。②由于此类飞机散布在离中苏边界较近的
① 《中共研究》第3 卷第7 期（1969 年7 月），第9 页；《纽约时报》1969 年7 月6 日
，8 月17 日、30
日，9 月12 日，11 月30 日；《经济学家》1969 年9 月21—26 日；《纽约时报》1970 
年4 月12 日；《远
东经济评论》1970 年9 月4 日，第359 页；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国防与经济
》（1974 年10
月）；《世界报》（德国）1969 年7 月10 日；《纽约时报》1972 年7 月25 日；《每日
电讯报》1974 年7
月15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 年11 月7 日。
② 《红星报》1972 年2 月25 日，第3 版（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4 卷第9 期〔19
70 年3 月29 日〕，
第1—4页；《纽约时报》1972 年2 月26 日）；《新时代》（莫斯科）1972 年11 月30 日
，第16 页；《远
东经济评论》，1972 年8 月5 日，第23—24 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 年3 月23 
日；《中国动态》，
1973 年12 月13 日，A4—6；《远东经济评论》，1974 年3 月11 日，第33 页；《中国动
态》，1974 年4
月8 日，A12—13；《苏联动态》，1974 年7 月16 日，C1。
③ 据1970 年10 月17 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第35—36 页）报道，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
有60 万人，内蒙
古有20 万人，黑龙江有20 万人，青海有10 万人；《纽约时报》，1969 年7 月6 日，11
 月7 日，1970 年
1 月28 日，3 月1 日，7 月22 日；《中国动态》，1969 年9 月30 日，G1；《北京周报
》，1972 年6 月23
日，第22—23 页，1973 年6 月2 日，第14—15 页；《远东经济评论》，1975 年3 月26
 日，第5 页。
④ 《纽约时报》1969 年7 月6 日，11 月30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 年1 月16 日
，第46—47 页；《中
国动态》，1974 年5 月23 日，K1—7；《每日电讯报》1974 年7 月15 日；《中国动态》
，1974 年8 月5
日，K1、L1；《远东经济评论》，1974 年11 月29 日，第30—32 页；《中国动态》，19
75 年2 月2 日，
第61—62 页。
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 年11 月16 日；《纽约时报》1969 年11 月21 日，12 
月28 日；《远东经
济评论》，1969 年12 月4 日，第485—486 页，1970 年1 月22 日，第4 页；《纽约时报
》，1971 年1 月
4 日，6 月5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3 年4 月9 日。
① 《纽约时报》1970 年6 月21 日，7 月5 日、20 日；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
1972 年1 月22 日的
《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了许多细节；《纽约时报》1973 年7 月5 日，1974 年1 月2 日。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3 日，11 月2 日；《红星报》1970 年1 月21 日，第4 版
；《远东经济评论》
大约200 个中国空军基地中，即使苏联先发制人，亦不能确保彻底摧毁中国
的报复能力，确保苏联的任何一个城市（或一小部分城市）不被中国摧毁。
因此，到70 年代中期，沿边界地区核力量的不平衡已得到了部分的但意义重
大的弥补。
对苏中两国军队部署的详情，我们很难作出描述与估计，因为详情是双
方都严格保守的秘密。部队的构成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据说到1975
年苏联共调集了45 个师的地面部队，其中包括驻在蒙古的2—4 个师和隶属
于大贝加尔湖军区、可以迅速增援边界地区的一些师。这些部队中，只有大
约1/3 处于最高战备状态。但是，考虑到苏联自1969 年以后在后勤供应、建
筑和武器装备的贮存方面投入了巨量的财力物力，调集的部队肯定远远超过
45 个师。中国方面的情况大体相似。到1975 年，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约有
50 个师，兰州军区有15 个师，新疆可能有8 个师。和苏联一样，并不是所
有的部队都承担了守卫边界线的任务，不过，遇到紧急情况，更多的部队会
被迅速从其他地区调往前线。两国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军队以应付其他地方
的事态发展：苏联要关注东欧、西欧和中东；中国要留意南亚、台湾海峡和
朝鲜。两国（特别是中国）还保留了大批部队以担负国内的任务。因此，在
不知详情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双方的军事力量做出准确的估计。
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和中国军队的部署计划，也是导致莫
斯科和北京采取不同战略的重要因素。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的人
口大都集中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又由于这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距中苏边
界不远，所以莫斯科不得不把大部分部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在铁路以南靠近边
界的地方。北京当然把这种部署视为对新疆、甘肃、内蒙古和黑龙江的一种
威胁。由于俄国人在北方除了冻土带和冰（或者滨海地区的海水）之外，别
无退路，所以莫斯科只能采取这种策略：防止中国军队入侵，拒绝中国提出
的双方军队都撤离边界线的建议。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对海参崴和伯力而言尤
为突出，伯力与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岛屿隔江相望。
中国军队不敢过于靠近边界，因为如果靠得太近，就有在新疆、甘肃和
内蒙古的沙漠中被苏军摧毁或包围的危险。此外，中国的居民绝大多数都生
活在离边界很远的地方。生活在边界附近的是少数民族，他们与苏联一侧的
居民有血缘关系。他们（如新疆的哈萨克族）试图与对方重新合并。中国的
战略和军队的部署情况是：主力部队留在后方保卫重要城市（如北京等）和
军事基地（如罗布泊和双城子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射基地等）；向边境地区迁
徙大量汉人以监视和压制少数民族，这些汉人同时又是阻挡苏军进攻的准军
事人员。他们通过散布各地的农业移民，形成了一道抗击侵略者的长城；一
旦苏军入侵中国，军队和人民（大部分是公社社员）将联合起来，利用正规
防御战术和游击战术（即“人民战争”）来抵御俄国人。随着移民活动的发
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军队可能推进到了距中苏边界更近的地方。
1972 年2 月26 日；《经济学家》1972 年5 月6 日，第49 页；《纽约时报》1972 年9 月
10 日；《基督教
科学箴言报》1973 年9 月14 日；《世界报》（巴黎）1970 年9 月5 日；《洛杉矶时报》
1974 年6 月21
日；《经济学家》，1973 年8 月4 日，第36 页；《文学报》（苏联）1974 年5 月15 日
，第9 页（见《苏
联动态》1974 年5 月21 日，C1）；《苏联动态》1974 年8 月7 日，C1—2；《纽约时报
》1974 年9 月29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4 年5 月6 日，第30—34 页；哈里·盖尔伯：“核武器与中
国的政策”，第
13—17 页；拉尔夫·克拉夫等编：《美国、中国与军备控制》，第140—143 页。
与此同时，边防部队增加了具有挑衅意味的巡逻和监视活动，这也许是为了
预防入侵或对苏联可能的进攻给予警告。
中苏两国战略的中心是双方均拥有大量的核武器。莫斯科的核武器很
多，足以对中国的任何入侵活动给予严惩。然而，1969 年的边界冲突发生之
前，这仅仅是一个背景因素，而且，即使在1969 年以后，核武器的使用在通
常情况下也并不是一种可行战略，只有在最严重的关头方可使用。尽管可以
谈论苏联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和实验场所、火箭
和核武器贮存处及空军基地，但实际上这是不大可能的。①不过，一旦苏联的
地面部队全面展开，中国军队的整个防线就会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受到威胁，
因为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当时，
苏联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几乎所有的核武器和导弹基地、空军基地、
海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包括首都北京在内。数以亿计的
人将遭到灭顶之灾，其中包括邻近国家的许许多多人。但是，由于核战争会
使邻国遭殃，加上苏联因此将会在战略上远逊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肯
定会形成反苏联盟，上述惨景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中国人必须高度
重视这种可能性，并相应地调整其军事和外交立场。
北京还得面对另外一些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苏联可能介入中国国内为
争夺毛的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支持军方的某一派别，帮助建立一个亲苏联
的政府。如做不到这一点，苏联军队也可能乘领导层争夺继承权时期中国虚
弱之机，侵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疆、黑龙江等边界省区。虽然苏联方面
认为不存在这些可能表1
中苏两国军队的数量（1969—1971 年）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3 页。
军队总数陆军总数师总数边防军
年份
(百万） (百万)a （个）
步兵师机械化师空降师
（万）
苏 联
1969 — 1970 3.30 2.00 147 90 50 7 25
1970 — 1971 3.30 2.00 157 100 50 7 23
1971 — 1972 3.38 2.00 160 102 51 7 30
1972 — 1973 3.38 2.00 164 106 51 7 30
1973 — 1974 3.42 2.05 164 107 50 7 30
1974 － 1976 3.52 2.30 167 110 50 7 30
1975 — 1976 3.58 2.32 166 110 49 7 30
变化+0.28 +0.32 +19 +20 -1 +0 +5
中 国
1969 — 1970 2.22 2.50 118b 108 8 2 30
1970 — 1971 2.78 2.45 118 108 8 2 30
1971 — 1972 2.88 2.55 120 110 8 2 30
1972 — 1973 2.88 2.50 130 120 8 2 30
1973 — 1974 2.90 2.50 130 120 8 2 30
1974 — 1975 3.00 2.50 136 119 11 6 30
1975 — 1976 3.25 2.80 142 125 11 6 30
变化+0.43 +30 +24 +17 +3 +4 +0
a ：包括防空部队。
b ：只包括主力部从各师，不包括地方部队各师。
资料来源：《军事平衡》（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年刊）和笔者1974 — 1984 年间与美

国、中国和苏联官员的谈话记录。
性，并马上否认有任何发动进攻的意图，但中国人只能从最坏处做准备，因
为他们估计到了苏联军队的实力，且有猛烈抨击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诸项政
策的传统。因此，正是强大的苏联军队部署在中苏边界附近的核力量，迫使
中国加强了边界防务，在70 年代初增加了国内常规武器和中短程弹道导弹的
生产份额，把解放军从政治经济部门的行政管理事务中解脱了出来，部署在
更靠近中苏边界的地方，还中断了红卫兵的革命活动，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分
派到了边界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
到1975 年，中国在弥补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
把一个步兵师改建成了装甲师。这至少表明北京有进行此类改建的生产能
力。北京拥有充足的核报复能力，足以威慑苏联先发制人的进攻，并可威胁
到苏联欧洲部分的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在内），因此，中国原来微弱的威
慑因素已经发展为以分布在各处的地下掩体的导弹（弹头瞄准苏联国土）为
基础的威慑战略了。
中苏两国军队构成和部署变化情况，详见表1 和表2。①
表1 显示了两国地面部队的总数和构成。1969—1975 年间，中国陆军的
① 这些资料出自1968—1975 年间的《军事平衡》（年刊）和1969—1975 年间的《战略研
究》（年刊）。
这两份刊物都是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
数量大幅度增加，大约增加了30 万人。地面部队从118 个师增至142 个师，
净增24 个师。1975 年以前增加的人绝大多数是从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行政
管理事务中脱出身来返回部队的官兵。这批官兵有将近20 万人。仅此一点就
可看出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卷入国内非军事性事务的程度有多深。此
外，官兵返回部队的时机与外国旅游者观察到的解放军在工厂、事业单位和
行政机关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
苏联军队部署和构成情况的变化也可从表中看出来。1969—1975 年间，
中苏两国军队数量的变化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中国相比，苏军总数净
增27.5 万人，而陆军又净增32 万人，摩托化步兵师从90 个增至110 个，净
增20 个。这些新增的部队都用于抵御来自中国的威胁。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
的数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与中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当然，不同之处是苏
联的这两种部队原来就比中国多得多。这表明苏联的工业基础更雄
苏中两国军队的部署（1969—1976 年）
表2 （以师为单位）
苏 联
苏 联苏 联苏 联苏联远东地区（包
年 份东 欧
欧洲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括大贝加尔地区）
1968 — 1969 22
1969 — 1970 32 60 8 19 28 （蒙古2 ）
1970 — 1971 31 60 8 21 37 （蒙古2 ）
1971 — 1972 31 60 8 21 40 （蒙古3 ）
1972 － 1973 31 60 8 21 44 （蒙古2 ）
1973 — 1974 31 60 5 23 45 （蒙古2 ）
1974 — 1975 31 63 5 23 45 （蒙古2 ）
1975 — 1976 31 63 6 23 43 （蒙古2 ）
变 化-1 +3 -2 +4 +21
中 国
中苏边界
年份福建
广州
武汉
海南
西南
地区
西藏
北京
东北
内蒙古
兰州新疆
整个
中苏
边界
1969 — 1970 28 25 3 12 3 32 11 4 47
1970 — 1971 28 25 3 12 3 32 11 4 47
1971 — 1972 28 25 3 12 3 33 11 5a 49
1972 — 1973 25 17 3 12 8a 40 15 10a 65
1973 — 1974 20 17 3 12 8a 45 15 10a 70
1974 — 1975 25 17 3 12 6a 50 15 8a 73
1975 — 1976 25 18 3 12 6 55 15 8 78
变 化-3 -7 +0 +0 +5 +23 +4 +4 +31
a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这几个年份的《军事平衡》把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的部队数量合

并列出。此表假定比率和前几年的一样，即西藏3 个师，新疆4 个师。
厚）。苏联边防部队增加了大约6 万人，这些人可能都被用于巡逻中苏边界。
不过，苏联边防部队的总数约有30 万，与中国边防部队的总数相等。总之，
中苏两国军队新增加的人数是大体相等的。考虑到双方都把对方的威胁看得
十分严重，而双方军队新增人数都不很多就显得有些奇怪了。这也许表明，
双方战略的实质都是防御。两国军队增加的人数大体相等表明，莫斯科和北
京都意识到，一方大规模扩军会使另一方急起直追，从而促成一场双方都得
付出极大代价的军备竞赛。
双方军队在边界地区的部署情况，可作为这些结论（有少数例外）的佐
证。表2 显示的是1969—1976 年间，每年驻守在有关地区的中苏两国军队数
目的变化情况（以师为单位）。原来，中国在北京、东北、内蒙古、兰州和
新疆等边界地区部署的军队比苏联在远东部分和南部有关地区（如土耳其斯
坦地区）拥有的军队要多。到1968 年，中国在这些地区有47 个地面师，苏
联在上述地区可能有22 个师（远东部分15 个，南部有关地区可能是7 个）。
表2 清楚地表明，70 年代初苏联军队的集结速度非常之快，而在同一时期，
中国军队只略有增加。到1973 年底，苏军的集结已大体完成。此后增加的主
要是后勤供应部队和武器装备，此外还提高了现有战斗部队战备状态的级
别。中国军队到1973 年才开始大举增兵，在18 个月中从47 个师增至70 个
师，1975 年中达到了78 个师。中国军队动作迟缓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的政
治斗争和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直到1971 年底林彪的问题解决之后，毛及其
追随者才得以调集部队，更换将领；①直到1972 年初尼克松访华后，北京才
感到南方的安全有了保障，可以把驻守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前线的主力
部队调到北方了。1972—1974 年间调兵活动比较频繁，在这之后的两年中，
中国只向边界地区调遣了8 个师的地面部队。这期间，中国还通过扩建生产
建设兵团、训练更多的民兵和加强民防来弥补不足。
虽然通过这些统计数字和部队的部署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到1975 年中苏
两国在边界地区的军队数量大体相等，但我们不能就
表3 苏联和中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1969—1976 年）
① 如要了解详情，可参阅托马斯·W.鲁宾逊：“1972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在不稳定的政
治环境中的发展”，
《亚洲概览》1973 年1 月；鲁宾逊：“1973 年的中国”，《亚洲概览》 1974 年1 月。

苏 联
年 份
洲际
弹道导弹
中、短
程导弹
潜艇发
射的弹
道导弹
图-20
图-95
米亚-4
图-16 图-22
地对地
导弹a 合计b
1969 — 1970 1050 700 159 150 600 150 900 3709
1970 — 1971 1300 700 280 140 550 150 900 4020
1971 — 1972 1510 700 440 140 500 200 900 4390
1972 — 1973 1530 600 560 140 500 200 900 4430
1973 — 1974 1527 600 628 140 500 200 900 4495
1974 — 1975 1575 600 720 140 500 200 900 4635
1975 — 1976 1618 600 784 135 475 170 1000 4782
变 化+568 -100 +625 -15 -125 +20 +100 +1073
中 国
年 份
洲际
弹道
导弹
中程导弹短程导弹
潜艇发
射的弹
道导弹
伊尔-28 图-16
地对地
导弹
合 计
1969 — 1970 - - - - 150 - - =150
1970 — 1971 - - - - 150 10-20 - 120-160
1971 — 1972 - 约20 - - 150 约30 - 200
1972 — 1973 - 20-30 15-20 - 200 约100 - 335-350
1973 — 1974 - 约50 20-30 - 200 约100 - 365-370
1974 — 1975 - 约50 20-30 - 200 约100 - 370-380
1975 — 1976 2 约50 20-30 - 300 约60 - 432-442
变 化+2 +50 +30 - +150 +60 - +282-292
注：以1975 年为例，如果苏联把核武器总数的20 ％用于对付中国，可得出下列数字：
洲际导弹329 枚；中短程导弹125 枚；潜艇发射弹道导弹175 枚；米亚-4 型飞机27 架；

图-16 型飞机95 架；图-22 型飞机34 架；地对地导弹200 枚；合计总数985 枚（架）。

a ：地对地导弹数采用的是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数字。这些导弹掌握在地面部队手中。

除了地对地导弹之外，还有战术核弹头，但因没有准确的估计数字（国际战略研究所估
计1970 — 1971 年有3500 枚，其中可能包括900 枚地对地导弹），所以没有列入表内。

b ：合计总数不包括苏联的任何战斗轰炸机（如米格— 17 ，米格— 19 ，米格— 21 ，
米
格— 23 等等）。这些飞机都有运载核武器的能力。据估计，这些飞机和中国的同类飞机

一样，其职责是空中拦截或给予非核性的空中支援。
此得出结论，认定两国军队的构成和火力强弱也是相等的。表3 罗列了中苏
两国军队拥有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数目。苏联的核武器运载工具远远多于中
国，核弹头也比中国的多。虽然苏联得保留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用于遏制美国，
或者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战争，但所剩的用于对付中国的
核武器仍然非常之多。这意味着（假定每个运载工具运载的核弹头平均超过
一个）苏联拥有非常可怕的破坏力量。到1975 年，中国拥有大约430 件核武
器运载工具（不包括米格-19、米格-21 和F-9 型战斗机，它们是用于拦截、
侦察和战术支援的），而苏联则拥有4735 件（不包括数量很大的喷气式战斗
机，其中很多是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只要把其中的20％用于中国战场，也
有大约950 件之多。苏联拥有强大且分散的防空系统，足以拦截和摧毁中国
的大部分伊尔-28 和图-16 型飞机。还有一点，苏联的每个地面师都拥有核武
器，如地对地导弹或小型的班携战术核武器。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
1970 年苏联拥有此类核弹头3500 枚。假定这些核弹头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
例和红军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例（1975 年166 个师中有43 个师用于对付中
国，约占26％）大体相当，那也有880 枚之多，更不用说莫斯科在常规武器、
火炮、装甲车和战场上的机动性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了。因此，到1975 年为
止，苏联的军事力量一直占有很大的优势。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为继承权而斗争（1969—1982 年）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引 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规划中国未来的一种尝试，它的方法是改造中国
人民的性格，以实现“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①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
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②，这些所谓的苏联式的修正主义
分子，用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腐蚀群众，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通过进
行一场针对这些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群众将会实现自身的解放。通过教育、
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接受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将自觉地形
成对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抵御力。
毛泽东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
更加平均主义、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
会里，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主要的是因为内在的指南——毛泽东思
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
着。
文化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毛泽东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而在解决这个
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毛泽东之后，谁接班？假如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人（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接了毛主席的班，那么中国就会“改变颜色”。
因此，中国不仅要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指导，还必须“培养千百万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①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新的领导人将会在斗
争中产生，并经受锻炼，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有朝一
日将在他们手中大放异彩。
在过渡时期，毛泽东不得不清洗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安排一个他能
够绝对信任会坚持他的路线，并继续传下去的新的接班人。因此，他进行了
本书第二章“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所描述的党内斗争和清洗。1969 年春天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的胜
利，大会按照他的指示，通过了他个人选定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但是，
这又导致了一个新的谜一样的难题：毛泽东之后，哪一种政治力量掌权？是
由业已混乱一团、大批党员已遭迫害的党统治中国，还是由同样具有光荣革
命传统、在三年文化大革命中逐渐崛起、成为国家控制者的另一种力量——
军队来统治中国？这是一个与亿万中国人关系重大、极端重要的结构性问
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极少数领导人之间以斗争方式解决的。
他们在自己的家里谋划，在中央会议上交锋，以这个派别或那个集团在斗争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联合研究所：《中国共产
党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文件集（1966—1967）》，第42 页。
② 同上，第45、46 页。
①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
路线》第477 页。
这是1963—1964 年中国共产党为批判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所发表的九评中的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
评。这些文献对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夜所关注的问题，是十分关键的。
中失败，最终形成了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
中国政治的军事化
1969 年4 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林彪个人和人民解放军的
一次胜利。1966 年8 月十一中全会上林的地位已经仅次于毛，九大又肯定了
他的这一地位。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规定他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主席的
一位亲密战友获得这种殊荣，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①林彪在军队中的同
事，如第二章所指出的，在这次大会上十分突出，中央委员会里，军队代表
由19％增加到45％；②在九大之后的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
中，进入政治局的现役军人人数也显著增加。③
林彪和军队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革命一个合乎逻辑的顶点，
实际上也符合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权力更迭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往往
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当政治控制由于经济灾难的影响而垮台的时候，起义便
爆发了。以暴力对抗暴力的结果，导致了政府高层的军事化。最后，某个更
具雄才伟略、雄心
表4 1969 年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政治局委员名单
① 实际上，这在各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只有中国共产党曾把接班人写进党章
。没有公开出版
的周恩来在九大的讲话中对林彪的过分吹捧，证明了林彪的新的地位；周的讲话收在一个
16 页的（九大）
大会讲话汇编中，被迈克尔·舍恩哈尔斯译成外文并加了注解。 一位党史学家称，在任命
九大主席团时，
毛提议由林当主席，他当副主席，这只受到了林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干扰。 这位党史
学家还说，毛早
在1956 年初就有意提议林做他的接班人。似乎在1956 年9 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投票时，
毛只差一票就是
一致通过了。据确认，毛没有投他自己的赞成票，也没有投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赞成票，而
是投了林彪的票！
见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载《教学参考：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
学习讨论会（下）》
〔以下称《教学参考（下）》〕，第40、42 页。作者非常感谢米切尔·舍恩哈尔斯让他使
用这两条资料。
② 参考第二章。鉴于中央领导班子里的每一位老同志在他革命生涯的某个时刻实际上都参
加了武装斗争，
因此计算中央委员会里的军队代表人数，常常是一个占多少比例的问题。《中国历史季刊
》（第39 期〔1969
年6—9月〕，第145 页）估计约有40％的军队代表；高英茂〔《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
72—1973 年秋
冬季号）第8 页〕则估计约有38％；而根据多姆斯的估计，八大中央委员中，解放军代表
占40.3％，九大
占50％，参考于尔根·多姆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210 页。
③ 参考表4。
姓 名职 务
政治局常委（按职位排名）
毛泽东（ c ） 主 席
林 彪（ c ） 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未按职位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陈伯达（ c ） 文革小组组长a
周恩来（ c ） 总 理
康 生（ c ） 文革小组顾问
政治局正式委员（未按职位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 群（ b ） 解放军文革小组
叶剑英（ a ） 元帅
刘伯承（ c ） 元帅
江 青（ b ） 文革小组副组长
朱 德（ c ） 元帅
许世友（ b ） 将军，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
陈锡联（ b ） 将军、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委会主任
李先念（ c ） 副总理
李作鹏（ b ） 将军、海军政委
吴法宪（ b ） 将军，空军司令员
张春桥（ b ） 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
邱会作（ b ） 将军，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姚文元（ b ） 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黄永胜（ b ） 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董必武（ c ） 国家副主席
谢富治（ a ） 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纪登奎（ b ） 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李雪峰（ a ） 河北省革委会主任
李德生（ b ） 将军；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汪东兴（ b ） 中央警卫团首长
实际地位排名
毛泽东
林 彪
周恩来
陈伯达
康 生
江 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说明（ 1 ）：（ a ）在1968 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增选进政治局。
（ b ）在1969 年九大后增选进政治局。
（ c ）在1956 年和1958 年八大的两次全会上成为政治局成员的。
（ 2 ）文化大革命前政治局23 名成员中有14 名落选。
（ 3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政治局16 名新成员中10 名是军人。
（ 4 ）新的政治局25 名成员中， 12 名是军人，其中10 名是现役军人。与1956 — 195
8
年的政治局相比较，那时26 名成员中只有7 名是军人，而现役军人只有2 名。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文职委员占76.3 ％，解放军占23.7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文职委员占52.5 ％。解放军占47.5 ％。
（ 5 ）文化大革命前在省里任职的政治局委员有3 名，在这届政治局中有8 名。在第
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各省委员占37 ％；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占58.6 ％。
勃勃的起义领袖，有时是一位农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贵族，乘机用暴力推
翻旧的王朝，并消灭其他起义领袖，建立新的王朝。而那些在开国皇帝夺取
政权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们，在新王朝里，就会掌握重要的职位。①
通常，新王朝取代旧王朝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的
时期，但表面上却是干净利索地选定某年为新天子登基的开国元年，君权就
此交替。这种做法掩盖了战乱的实质。这一点，在清朝走向衰落以至最后灭
亡的相当长时间里，以及随后几个政权的争夺权力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这场长时间的斗争，以1949 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标志达到顶点。
在清王朝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被英国人打败之后，几十
年里，满人同时受到了外国侵略和国内起义的困扰。清王朝的最初反应是按
照传统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相当无效的。地方勤王大
员因此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的武装，以此来补充无能的帝国军队。①最后，清
王朝开始实现国防近代化，这方面的成功，促成了新军的创建者袁世凯的崛
起，使他成了政权经纪人和政权执掌人。作为政治权力的经纪人，他导演了
1912 年的末代皇帝退位，同时，作为政治权力的所有者，他支配了中华民国
初年的中国政治，②军人执政的时期开始了。
袁世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妄图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但仅做了83 天自称
的皇帝便一命呜呼。此后，中国便进入军阀混战时期（ 1916—1928）。在这
① 有关西汉取代秦朝的情况，请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 卷第110—127 页；隋唐变迁，
则可参考《剑桥中
国史》第3 卷第143—168 页；元明变迁，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7 卷第44—106 页。

①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4 章。
②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383—388、529—534 页，以及第12 卷第4 章。
个时期里，无论袁世凯从前的部下还是他的竞争对手，都未能取得足够的优
势，替代袁世凯的角色。③北京政府已名不副实，政府控制权又走马灯似地从
一个军阀转移到另一个军阀手中。那些曾经密谋推翻清王朝，接着就被袁世
凯排挤在一边的革命党人，由此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
就会一事无成，或受制于军阀的不可靠的支持。就在那时，孙中山开始转向
莫斯科。1924 年，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的军事助手蒋介石建立了黄埔军
官学校，以培养忠于国民党的革命军军官。④
如果孙中山不是在1925 年过早逝世，改组后的国民党就可能发展为一个
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能使它的军队为其革命目标服务。他逝世以后，国民党
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由于蒋介石握有军权，他很快取得了这
场斗争的胜利。当蒋于1928 年建立国民党政府时，虽然国民党在其中发挥重
要作用，但军队却是政权的最终力量来源。①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共产
党的军官和干部参加北伐，使蒋介石得以取得打倒军阀的战争的胜利。但是，
当蒋在1927 年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毛泽东同当年的孙中山一样，清醒地
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没有前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②在井冈山根据地和江西苏区，他和他的同志们创建了革命军队，并形成革命
战争的战略，依靠这些，20 年后，他们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③
在共产党领导的、后来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存在
着根本的区别。毛坚持认为，党应该指挥枪，而枪绝对不能指挥党。④人民解
放军不能再是另一支军阀部队，甚至也不能像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模式（即
军队占支配地位的党军关系模式）那样，而应该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为实
现党的革命目标服务的革命军队。
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在战斗最激烈的关键时刻，当生死取决于
军事指挥员的决心时，党领导军队的理论原则就难以付诸实施了。⑤如果谁像
毛泽东那样，既要依靠将军们支持来夺取政权，又过分强调要将军们服从，
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①确实，毛泽东的政治权力出自枪杆子；他的方法是保
持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因为从1935 年直至他逝世的40 多年时间里，他一直
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③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6 章。
④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540 页。
① 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224 页。
③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3 卷，第4 章。
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224 页。
⑤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明显违反了毛确定的避免没有胜利把握的大的攻
势的 原则。在彭
的回忆录中，他承认没有同中央军委协商就考虑该战役，包括过早地进攻，是错 误的，但
他同时引用了毛
的一份电报，作为毛同意发动该战役的证据。当事情过去1/4 世纪 的文化大革命中，彭仍
然在这个问题上
受到猛烈的批判，似乎当初发动这场战役，违背了毛 的意愿，或者至少违背了他更高明的
判断，他的同意，
可能仅仅意味着以此维持一个团结的 门面。有关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思想，请参考《毛
泽东选集》第2
卷第180—183，227— 232 页；有关彭德怀的观点请参考他的《一个中国元帅的回忆录》
第434—437 页。
① 参见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
 1945）》，第68—71
页。
而且，当将军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打下江山以后，怎能拒绝他们分享胜
利果实呢？当然不行。50 年代中期，当高岗谋取毛的接班人位置时，他就努
力寻求那些他认为在解放后的权力分配中所获甚微的将军们的支持。②虽然高
岗失败了，但党的领导层却从中获得了某种信息。林彪，一位似乎已经被高
岗的观点所吸引的军人，很快被提拔进入政治局。1956 年八大以后，十大元
帅中有七人进了政治局。③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对毛的大跃进路线明确提出
挑战时，军队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证实。彭愿意出头可能归因于
许多因素，但它的意义在于，只有军队的现任首脑——国防部长具有这样的
结构性权力基础，去发动进攻，非难主席的能力和权威。毛一直以为，军队
是自己的稳固堡垒，彭却从这里发起突然袭击，使毛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
伤害。这一点，可以从他猛烈的反击中衡量出来。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当他
最后把问题上升到要求大家在他和脾气暴烈的国防部长之间做出选择的程度
时，才终于迫使其他元帅接受了彭的辞职。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虽被贬黜，但解放军在政权中的地位却提高
了。林彪取代彭担任了国防部长。林从30 年代初开始就是毛的信徒，这使主
席更加坚信军队对他和他的思想的忠诚。当林彪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
向军队发行第一套毛语录的“红宝书”时，人民解放军被称为榜样，甚至是
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榜样。①
这样，当毛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党的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他
可以相信，另一个主要的革命机构将会支持他。后来，当红卫兵发现打倒省
里领导人比预料的要困难时，毛又能够号召人民解放军支左。而当因胜利而
得意洋洋的红卫兵陷入内讧，发生武斗，中国的许多城市成为武装冲突的战
场时，1967 年夏天，陈再道将军弹压了武汉的武斗。虽然陈将军本人因此受
到纪律处分，但极左派干部也被清洗了。一年以后，毛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
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基础被瓦解了，林彪和他的将军们在九大取得胜利的道
路畅通了。②
对毛来说，问题仍是十分明显的，即使他在同事们中说苏联攻击中国是
“军事官僚专政”简直不值得一驳。③在其一生中，他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
导；但在他逝世以后，前景却是军队将支配党。共产党可能走国民党的老路。
他能接受这种前途吗？
②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2 章。
③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通过长期战争夺取政权，他登基后不久，很快就谨慎地授予所有
大将 以尊贵的爵
位。见《剑桥中国史》第7 卷，第105 页。
④ 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7 章。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2 章。
③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请参考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95 页。
林彪的覆灭
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九大应该标志着恢复正常状态：毛的“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
内乱得到控制。早在1968 年10 月，毛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
胜利”。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林彪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
大胜利。”④谈到前途时，林彪说，要“继续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⑤，也
就是建立一个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对胜利者（如果不是对受
害者）来说，当他们能够最后重写历史时，文化大革命到此便应该结束了。
1969 年这一年，原预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新的开端，就像20 年前的
解放那样。
但假如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它本应预示的平静却是短命的，就像
人们用这一名称所形容的1934 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那样。既然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精英们之间决定谁有权塑造未来的权力斗争，它就远未结
束，而且实际上不久就发生了更危险的转折。斗争将在三个领域展开：党的
重建；国家机构的重建；以及外交事务。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斗争背后，是
林彪权力上升召致的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党的重建
由于所有正当组成的基层党委都遭到破坏，参加九大的代表恐怕只能通
过地方革命委员会和“造反派”组织“协商”产生，①或简单地根据上级的指
定。②既然解放军控制着革命委员会，③军队代表人数在九大急剧增加，就没
有什么好惊奇的了。随着许多解放军干部在九大上得到提升，地方党的建设
过程反映军队占优势的现实，就更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早在1967 年10 月“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批示中，毛就指示，党组织应
该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号召开始党的重建工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
他重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号召。虽然中央领导人希望从基层开始重建，1970
年又大力宣传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以及上海国棉17 厂的整党经
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①但各地的党组织仍然难以建立起来。
到1969 年下半年，整党重点转到县市一级，但即使在这一级，进展也十
分缓慢。1969 年11 月到1970 年11 月，全国2185 个县中，只有45 个县建
立了党的委员会。大概认识到从基层建党的做法已经失败，中央领导人指示
先在省一级建立党的委员会。1970 年12 月，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第一个建
立了中共省级委员会，华国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到1971 年8 月中旬，全国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党的委员会，解放军在其中占有明显重
④ 《当代背景材料》第880 期（1969 年5 月9 日），第37 页。
⑤ 同上，第34 页。
① 这里指那些蓝领工人的组织，红卫兵组织已经被解散。
②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59 页。
③ 在21 个省革命委员会中，有20 个省革委会的头儿是军队干部。见多姆斯；《中国国内
政 治》，第205
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610 页。
要的地位。29 个省委第一书记中，有22 个由解放军将领担任；各省级党委
中62％的干部是军人。②
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报道，在党的重建过程中，清除了大批老干
部，同时接纳了大批具有破坏性的“造反派”分子。1968 年5 月发动了继续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虽是清除极左派分子，但据说网撒得
太宽，无辜干部也遭到打击。③毛对运动的发展趋势很不满意。看来他本是希
望对有经验的干部进行再教育后恢复他们的名誉，重新起用，以此作为恢复
秩序和凝聚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林彪和军队显然没有接
受毛的指示：要他们帮助重建文职官员的党，使党恢复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
④早在最后几个省委组成之前，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解放军要像控制省革命委
员会那样控制省委。而且，林彪也表明他要控制省和国家的核心组织。
重建国家结构
1970 年3 月8 日，毛提出了他的重建国家结构的意见。他提议召开第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和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再设国家主席。第
二天，政治局同意了毛的意见，并在3 月16 日确定了有关四届人大会议和修
改宪法的几项原则，送交毛审阅，得到了他的赞同。3 月17 日召开中央工作
会议讨论和充实业已同意的事项。但不久林彪亲自参与了有关设置国家主席
问题的争论。4 月11 日，他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并请毛担任国家主席，否
则“就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①而在1959 年，毛泽东就把此职交刘少奇
担任。毛泽东很快拒绝了这项建议，并在4 月12 日告诉政治局：“我不能再
任此事，此议不妥。”在4 月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又引用公元3 世纪
三国时期的一个历史故事进行类比，第三次明确表示他不会担任国家主席，
并且主张不再设置国家主席一职。
然而林彪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活动。他在政治局的两个军队里的
盟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是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5 月中
旬，林让他们在宪法修改草案里写上国家主席一款。尽管7 月中旬毛第四次
表示反对，指出不可因人设事，林的夫人叶群在幕后仍不断要林的支持者们
提出设国家主席。叶抱怨地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表
明如果毛继续拒绝担任此职的话，林彪对国家主席一职有兴趣。
为什么毛在党章里正式确定的接班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抗他呢？为什么
林要求得到国家主席这样一个没有实权的礼仪性职位呢？须知当国家主席的
威信并不比他在党内的地位高到哪里。菲利普·布里奇海姆认为，新宪法将
使林彪在政府中的位置低于周恩来，周是总理，而他只是副总理、国防部长。
而且，这暗示毛正在仔细考虑确立林、周联合领导来接他的班，这使林彪很
沮丧。②我们也可以认为，毛曾经担任过国家主席，给这个职位抹上了一层光
辉，从而使它成为比总理更高的职位，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
② 参见多姆斯：《中国国内政治》，第215 页。
③ 赫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608—611 页。
④ 利普·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灭”，《中国季刊》第55 期（1973 年7—9月），第4
29—430 页。
①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92—394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
3 页。
② 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灭”（英文版），第432—433 页。
席的经历也已经表明，它意味着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曝光，并保证了值得重
视的知名度。
不管怎么说，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在这件事中的行为，关键是反映了一
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他的性格和疾病所造成的相对孤独，又可能加剧了这种
不安全感。①早在1966 年他就已经作为毛的主要伙伴出现，但他仍然要求得
到从来没有给予刘少奇的保证，在党章里确定他为接班人。现在他又希望当
上国家主席，寻取进一步的保障。撇开个人心态不说，这种不安全感可能部
分地源于一种担心，即他的权力上升的方式是不合法的，而且他同辈的领导
人中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对此忿忿不平。如果他对毛的支持充满信心，
这也倒无关紧要。但毛曾向他建议，既然他（林）也老了，他也应该有一个
接班人了，张春桥将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对此他实在感到不安。②林彪覆灭
以后流传出来的文件表明，他似乎已经把毛看成一个随时准备在他最亲近的
伙伴背后捅上一刀的人：
今天他用甜言蜜语诱惑你，明天就会捏造罪名置你于死地。??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
（你是否明白）那些他最初支持的人，谁最后没有被他宣判政治死刑？??他以前的秘书，
不
是自杀就是被捕。他的少数几个亲密战友或可以信赖的助手，也都已经被他送进监狱。③

那么，为什么林彪胆敢公然反抗毛呢？可能他认为主席会宽恕；可能他
想利用这个问题试探一下毛对他的态度；也可能因为那些聚拢在他周围的军
方伙伴，使他感到自己现在已强大到足以迫使毛让步；毕竟，由于红卫兵的
得势，毛曾经依靠人民解放军，但后来将军们对局势的忧虑，又促使毛对他
们进行了压制。难道将军们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不能用来促进国防部长的
利益吗？
进一步说，在林彪追求国家主席一职的过程中，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盟
友陈伯达，毛长期的意识形态顾问和一段时期的政治秘书。①陈从1966 年春
天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起，就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这证明了他和主席的
亲密关系。不久他就擢升到中央领导层的第四位，紧靠毛、林和周恩来之后，
从九大上摄制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地位。然而一年以后，在多年忠诚地为毛服
务之后，陈却选择支持林彪，向毛反复讲的观点进行挑战。
一种解释是，1969 年下半年解散中央文革小组，剥夺了陈在九大后的群
星中的明星地位，他可能已经感觉到反对极左派的运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②
同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结成的支持毛的同盟，由于1966—1969 年所发生
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已经瓦解了。这可能使陈伯达感到孤立。上海左派张
① 参阅张云生：《毛家湾纪实》，书中随处有这方面的描述。从 1966 年8 月19 日到19
70 年11 月17 日，
张一直是林彪的秘书之一。林似乎怕光、风、水和寒冷，怕出汗。他不爱洗澡，不 吃水果
。他坚持他的居
室保持恒温摄氏21 度，上下不超过半度。（叶群喜欢她的居室温度在 摄氏18 度！）但是
，就林彪行使他
的职责来说，他的条件最差的方面，是他没有能力或者不 愿意阅读文件，因此他的秘书不
得不在送到他的
办公室的大量文件中，进行挑选和概括，使 他能在30 分钟内阅读完毕。同上，第8—12 
页；王年一：《大
动乱的年代》，第373—375、 377 页。
② 《大动乱的年代》，第387—388 页。
③ 高英茂：《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87 页。这些话可能由林彪儿子所写
，但明 显反映了
更成熟的人的知识和经验。
① 有关毛泽东有恩于陈伯达的情况，参见怀利：《毛主义的崛起》随处可见有关描述。

② 布里奇海姆：“林彪的覆灭”，第 432 页。
春桥、姚文元，通过江青（毛的夫人）这条线同毛联系；确实，年轻的姚似
乎已经取代陈伯达，成为毛宠爱的文件起草人。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
姚，甚至江青都曾是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在筹备九大时，陈最初
被选为林彪的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人，张和姚做他的助手；但当陈不能及时
完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草案时，张和姚取代了他的工作，康生负责监督。康长
期以来一直是毛在内部安全领域的助手，与江青是同乡，并有密切联系，陈
伯达似乎已对康的这种联系怀有妒忌心。①
另一方面，林彪以解放军为基础，巩固了他的地位，似乎不再需要左派
的支持了。确实，林彪和他的追随者，同江青和她的追随者逐渐分化为两个
互相对立的集团；虽然林可能对他的位置是否安全可靠长期以来一直抱有担
忧，但他似乎绝对相信短期内可以支配江的集团。可能陈伯达远瞻未来，认
为他最好的前途，是像他过去为毛服务那样为林彪服务，②当然，这个决定对
陈个人的生涯是灾难性的。
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斗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达到高潮。1970
年8 月23 日到9 月6 日，会议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毛又一次卷入一场与一
位国防部长的斗争，虽然这次他对自己的力量无绝对把握，也不能肯定这位
部长是否敢于在这个阶段冒直接对抗的风险。
会议召开的前夕，8 月22 日，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
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了全会的主要议题。毛着重强调了加强团结、
避免宗派活动的必要性，这是他每次剪除反对派之前的习惯性动作。③但林彪
和陈伯达再次提出保留国家主席职位，要求毛担任这一职务。毛又一次拒绝
了这个建议，并一针见血地说谁想当国家主席谁就去当。④
第二天，全会正式召开。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
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没料到，在没有事先向毛打招呼的情况下，①
林彪（在开幕式上——译者）突然插入长篇讲话。强调在新宪法中把毛的伟
大领袖、国家主席、最高统帅的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
里的指导地位，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非常重要。他暗含着威胁：反对设置国
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②
像过去一样，林彪强调毛的卓越天才和伟大作用，以表明他的忠心，从
而实现他自己的目的。甚至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似乎就对这种策略有所
① 参见仲侃：《康生评传》，第15—16、146—147 页。关于陈伯达对康生的妒忌，请参
阅张云 生：《毛
家湾纪实》第190—192 页；关于陈在九大上的问题，请参阅该书第210—211 页及 王年一
的《大动乱的年
代》第387 页。根据该书的介绍，陈伯达发了脾气，并继续进行他的 起草工作，但经过几
次修改，最后毛
采用了张—姚的草案。林彪似乎仅仅对毛介入并最后确 定的报告有兴趣。
② 1980—1981 年冬天审判时，陈伯达说，仅仅是在他“意识到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权力斗
争之 后，才开始
同情林彪”；参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16 页。关于两个对立的集团 的发展和
他对林彪集团的
信心，参见张的《毛家湾纪实》，第382—389 页，和王的《大动乱 的年代》，第 382—
388 页。
③ 参见毛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参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
源》， 第2 卷，
第220 页。
④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3—614 页。
①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第348 页。
② 同上，第614 页。
警觉，并且为此感到不舒服。③但255 位中央委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实
情，他们以为林彪是代表中央领导在会议开幕时为会议所作的基调演说。因
此他们几乎不可能表示反对。林彪夫人叶群，则要求林彪在解放军里的盟友
吴法宪、李作鹏以及后勤部长邱会作，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并在他们军种、
部门的中央委员中进行游说，以取得足够的优势。林彪在解放军的另一位支
持者，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北京接到电话，被通知了林的策略和措施。④在
23 日晚政治局举行的讨论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修改第二天的日程
安排，以便大会能够听到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对它进行讨论。那天晚上，没
有经过正式同意，陈伯达就忙着起草新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一款，收集论天才
的语录。⑤
毛是否参加了8 月23 日晚的政治局会议，尚不清楚。很可能没有参加。
也不清楚吴法宪的建议是否被采纳，第二天上午，全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
但8 月24 日下午，在就其行动计划进行密商后，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
作鹏和邱会作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赞
同林彪的方针。他们向会议散发恩格斯、列宁和毛有关论天才的语录，以支
持林的观点。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说，谁要是反对毛担任国家主席，谁就
是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天才的说法。他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被印成简报，四
处分发。分组会议上没有人提议林彪为国家主席。①后来据说毛深谙林彪的目
的是让中央同意在新宪法中保留国家主席，如果毛坚持拒绝担任这一职务，
就由他自己担任。②真是这样的话，全会开幕前毛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
话，可能是故意告诉林彪，他只不过是自己不想担任这一职务，并非真的反
对设置这个职位。这样，林彪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从中得到鼓励，从而刺激他
们提出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而这就会为他们准备足够的绞索。
林彪的支持者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很快由江青和张春桥报告给了毛，
他十分重视并在8 月25 日迅速采取了行动。后来毛泽东说，他的夫人江青在
这次反对林彪的斗争中立了大功。随着红卫兵上山下乡和内乱得到控制，除
了上海之外，江和张的政治基础被瓦解了，因此他们可能再也不愿意看到林
彪已经令人生畏的权力、地位进一步膨胀。确实，处于现在的形势下，他们
要继承毛的政治遗产，只有摧毁林彪的地位。早在分组会议上，张春桥已经
同吴法宪就林彪的纲领发生了冲突。③
毛肯定已经意识到，林的支持者们行动如此迅速，如果他再不表明自己
的态度，全会就可能在被瞒骗的情况下支持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甚至张春
③ 参见1966 年7 月8 日毛给江青的一封信，该信收在《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3 年夏
季 号）第96—99
页。那年年底，林彪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中以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阶 段为主题，吹
捧主席为“当代
最伟大的天才”，要求每个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 要用99％的精力学习和领
会毛主席的著
作；参见《问题和研究》第8 卷第6 期（1972 年3 月），第 75—79 页。
④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4 页。
⑤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1—562 页。
① 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0 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
简介》， 第562
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8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第614 页。这些
讲话的摘要，参见该著作第614—615 页；王：《大动乱的年代》，第398— 399 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5—616 页。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6 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2 页。

桥的紧密追随者，他在上海的副手王洪文，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上海
的核心小组会议上，热烈地，或说是天真地颂扬林彪的基调讲话，还准备在
华东组的会议上重申自己的观点。①因此，8 月25 日毛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这是一次扩大会议，可能是为了让江青、张春桥等毛的支持者与会。会议决
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登载陈伯达令人生气的讲话的华北组简报，责
令陈伯达检讨。②
8 月31 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为反击定了调子。在这个文
件中，他揭露自己以前的意识形态顾问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谴责他谣言
惑众，诡辩生非。毛的这篇文章，为在分组会议上批判陈伯达、吴法宪和林
的其他支持者们提供了重磅炸弹。③但只有陈伯达被罢了官，这可能是因为可
以放心地谴责他为林彪理论观点的代言人。可能更重要的是，陈伯达下台，
不会像解除林彪的一个军事盟友的职务那样，对林彪构成直接的威胁。毛了
解林彪的实力，而且如同他后来承认的，他也没有做好与林彪对抗的准备。
他私下对林彪说，他的副手应该受到保护，但随后又把这番话告诉了其他领
导人。④
即使这样，林彪已经获得了确切的信息。在短短的两天半时间里，⑤林彪
争夺国家主席一职的努力就宣告失败，这令人生畏地表明了毛控制党的精英
人物的力量。因此，在9 月6 日全会结束后离开庐山之前，林彪总结了教训
后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①
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
在党的建设和重建国家结构两方面的争端基本上是权力斗争。在毛和林
之间似乎还有过一场政策争论，虽然中国的有关材料对它甚少关注：中国对
美国开放问题。既然本书其他部分已经讨论这个问题，②这里仅仅大概描述一
下。
导致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中美关系的惊人转折，其根源已经人
人皆知。1969 年3 月，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两国
关系急剧恶化。这明显地引起了北京的关注：莫斯科是否正在将迄今为止的
一系列小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尤
其是8 月在新疆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摩擦，谣言开始从东欧方面流传出来：苏
联人已通知他们的盟友，它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
击”。
9 月11 日柯西金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的短暂会晤，在某种程度
上缓解了紧张局势，但很明显中国人仍然把危险看得十分严重。乌苏里江摩
①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 页。在毛干预以后，王迅速改变调子，转
而批评 陈伯达。
②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2 页。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6 页；毛的讲话全文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第 403—404
页。
④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350 页。
⑤ 即从8 月23 日到8 月25 日中午；《“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 页。
① 参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 页。
② 参见本书第5 章。
擦发生的当天下午，北京的报纸就把它与1968 年夏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的行动进行类比，苏联人用勃列日涅夫主义为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辩
护，该主义主张苏联可以推翻任何一个它不同意的共产党政府。中国领导人
面临着在新的环境里如何实现国家安全的问题。
有人认为，珍宝岛冲突是由中国人的一场伏击战挑起的。它是由林彪故
意制造的，以引起边境的关注，从而促使参加中共九大的代表们认识到英雄
的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性，证明它现在在党内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①不管这种
说法是否正确，毛和周恩来从边境冲突中所汲取的教训正好相反：苏联在边
境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②而从边境冲突的情况看，如果苏联发动更
大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军将难以有效地保卫祖国。因此北京接受了尼克松
政府的主动表示。对华盛顿开放，使苏联不能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因而可
以减少苏联侵略的危险性。实际上，甚至在中美建立联系以前，尼克松就已
经表明，莫斯科不能设想美国会在苏联侵略面前保持善意的中立。③最初，中
苏关系破裂的很重要原因，来自中国人对苏美缓和的不满；苏联人和美国人
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中国人开始谴责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修正
主义；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防止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修的修正主义。中
国人以意识形态的原则为重，而不以现实政治为然。所以毫不奇怪，中美关
系的突破是需要中国人费番口舌作出解释的。④
中美关系改善在林彪看来像苏德条约在亚洲的翻版，他对此十分厌恶。
他可能认为，如果中国确实不能单独顶住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进攻，那么与
修正主义的苏联达成妥协，不是比与帝国主义的美国达成妥协要好？林彪在
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他后来被斥责为“孤立主义”
和“大国沙文主义”，⑤反对与美国或苏联建立任何联系，⑥认为中国有足够
的实力保护它自己。毛告诉尼克松和其他外国客人，林彪反对与美国建立联
系。①
如果毛的话真实可信，那么很容易理解他的动机。在中国被孤立、受到
威胁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权力就会大大膨胀。当国家处于危险状态时，
由一位伟大的革命元帅接毛的班，就无可争议了。而和平与外交艺术（周恩
来的所属范畴）的地位就会下降。
对林彪不幸的是，毛感到必须用外交手段争取时间。10 月7 日，新华社
发表消息，中苏边界谈判即将举行。然而，毛仍然对苏联人存有戒心，10 月
① 一位参加珍宝岛冲突的29 岁的指挥员孙玉国，由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介绍到九大，
受到 了毛的激动
人心的欢迎；参见毛在九大上的简短讲话，该讲话收在“九大主要讲话汇编”中， 现藏在
哈佛费正清中心。
② 例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报道的一名参加了这场冲突的中国军官的估计，“中国对1
969 年珍宝岛之
战的看法”，载《中国季刊》第56 期（1973 年10—12 月），第734 页。亦见本 书第3 
章。
③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4 页。
④ 例见在昆明军区内部传阅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收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
策》 第115—145
页。
⑤ 《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第132 页。
⑥ 参见本书第3 章。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1 页；1972 年7 月28 日《纽约时报》引用的布里奇海
姆的 “林彪的覆灭”
第441—442 页中的一段话。也可参见本书第5 章。但林彪的秘书证实，他后 期实际上对
外交政策没有什
么兴趣，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29—333 页。
中旬政治局决定迅速提高警惕。1969 年10 月17 日，显然是根据毛对国际形
势的冷静分析，林彪发布“一号通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
状态，城市开始进行疏散。
林彪当时在苏州休养，住在蒋介石夫人以前的别墅里。根据曾把林的命
令给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林彪秘书的回忆，国防部长所关注的是，因
为苏联谈判代表团的到来，中国放松警惕，苏联人可能正在准备一场突然袭
击。在黄永胜收到命令前两个小时，毛看来也收到了等待批阅的这份“一号
通令”，他显然没有撤销这个命令。后来林的命令遭到谴责，可能至少部分
是因为苏联人、美国人以及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反应，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担
忧；这个明显的备战措施，可能被苏联人用作在边境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
借口。在林失宠以后，毛能够就这个他自己引起的行动责怪林彪。①
边界谈判于10 月20 日如期开始。同时，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在20 年的
敌对和猜疑之后，双方都十分谨慎，亨利·基辛格后来称这段时期的谨慎接
触为“复杂的小步舞曲”。②到1969 年底，美国人明白，他们发出的信号和
暗示产生了效果。1970 年，在林彪谋取国家主席的同时，中美联系升级，到
1971 年4 月21 日当周恩来邀请基辛格访问北京时，③林彪和平夺权的道路已
经走到尽头，他被推上了一条更危险的道路。
“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决定武力夺权是由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
的，但促使他那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可能是庐山会议后毛发起的针对他
的同党的毫不宽恕的运动。1970—1971 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林彪肯定已经
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就完了。毛的行动看起来像是挑衅性的，
似乎他希望迫使林彪采取鲁莽的行动。如果他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就会自取
灭亡。
全会以后批判陈伯达的运动采取以下几种形式：首先，陈伯达自我检讨，
并且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质，1970 年11 月至1971 年4
月逐渐展开。同时，号召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向他们推荐了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的六部著作和毛的五篇文章，要求他们通过学习，提高识别唯物
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能力。事实上，毛是在打击林彪，因为，林彪过去不主张
①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16—323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
表》，第 372 页。
张的描述使人们清醒地看到，中国领导人中有些人在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时， 是多么
轻率。这道疏散
命令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动机：把那些对林彪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的高 级干部遣送出北京。
好几位元帅被沿
着京广线疏散：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 去开封，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
杭州，朱德和原
计委主任李富春去广东省从化县。这其中 有些人在不久前的庐山会议上曾联合反对林彪；
除了李富春之
外，所有人都是林彪运用军事 手段夺权的潜在障碍。关于疏散过程，请参考聂荣臻的《聂
荣臻回忆录》第
三部分。叶剑英 因为调查陈伯达的任务，不久返回北京。新华社有关中苏谈判的报道，引
自基辛格的《白
宫 岁月》第186 页，也可参考本书第3 章。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7 页。
③ 同上，第193、684—703、714 页。基辛格推测，当中美关系正在改善时， 7 月2 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
的战斗机试图在中国海岸线100 英里以外拦截美国侦察机的行动，可能反映了 北京的内部
权力斗争；同
上，第697 页。鉴于林彪与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密切关 系，这可能是一个合理
的推测。
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也简化为背诵语录。叶剑英在福
建、广东和广西调查了陈伯达的材料，以确定他的罪行。陈的罪行为发动一
场整风运动提供了借口，而这场整风明显是用来削弱干部对林的忠诚的。①
毛后来形容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②。“抛石头”指铲除林彪的同盟。在庐山，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
和邱会作，他们应该向中央作检讨。全会结束那天，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机场，
林彪与他们三人及黄永胜合影留念，与他们及叶群商议对策，拟定了稳住吴
法宪，保住林彪和黄永胜，为了应付周恩来的命令，作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
的策略。③但是当书面检查于下个月放在毛的案头时，他对批阅的每份检查都
写下了不满意的批语。1971 年1 月9 日，军委召开有143 名成员参加的会议，
尽管毛一再严厉批评，林的同党仍既不批判陈伯达，也不进行自我批评。毛
对此极为不满，命令将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作废。最后，在4 月29 日召开的
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
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主义和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①
“掺沙子”，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九大当选
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张才千将军，于1971 年4 月7 日被任命为军委办
事组成员，以抵消黄永胜和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的权力。毛已经采取了其他
组织措施，以保证对人事和宣传的控制。1970 年11 月6 日，成立了中央组
织和宣传组，直接对政治局负责，领导和监督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
民日报》、理论杂志《红旗》、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其他一系列
机构。该小组组长为康生，成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李德生
将军。康生随后因病退出，李德生于1971 年1 月担任新成立的安徽省委的第
一书记，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同僚留下负责，接管了曾经被陈伯达所把持的
宣传王国。②这样，从红卫兵运动结束以来，他们实现了对一个主要的国家权
力领域的控制。③
“挖墙角”，指改组北京军区。在与他的国防部长紧张对抗不断升级时，
毛必须确保控制首都的部队对他而不是对林彪的忠诚。1970 年12 月16 日，
他提议召开华北会议，讨论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什么允许陈伯达成为他们的
太上皇，既然中央没有授权于他。这种谴责也许有点道理——人们很容易把
书生气十足的陈伯达看成林彪的代理人，而不是某支部队的幕后操纵者——
但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听从陈伯达的命令，可能仅仅反映了任何一位明智的党
① 中共中央第一个反陈文件于1970 年11 月16 日发布，列举了他的主要错误事实：反党
，假 马克思主义
者、野心家和阴谋家。1971 年1 月26 日，中央又发布了陈在整个生涯中的“罪 行”材料
汇编。2 月21 日
和4 月29 日，中央发布两个通知，指出了批陈整风的具体实施方 法。见郝和段：《中国
共产党六十年》，
第617—618 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6— 409 页。有关叶剑英的调查情况，
见《萦思录：怀
念叶剑英》，第265、294、301—304 页。
② “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 卷，第3—4期（1972—197
3 年秋 冬季号），
第38 页；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 页。
③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350 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9—620 页；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史讲义》， 第302
页；《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 卷第3—4期（1972—1973 年秋冬季号），第38 页。
②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226 页。
③ 赫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8 页。
的干部都会表现出的，对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常的尊重；很难想象会有
人对陈伯达这样的高官的身份提出疑问。不论毛本人如何蔑视规矩，任何一
点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却都可能被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70 年12 月22 日，华北会议宣布开始，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表面
上是要批判陈伯达及其在华北地区的追随者，但实际上，在长达一个月的会
议期间，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林彪的追随者，北京军区司令
员和第二政委；38 军（它被认为忠于林彪）也被调出了北京地区。①
“571”：林彪的未遂政变
根据后来的证言，林彪于1971 年2 月携夫人和儿子视察苏州期间，授意
制定政变计划。政变计划是以他儿子林立果为首、以空军为基地的几个较低
级军官具体负责制定。促使林彪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毛在最近的军委会议
上谴责了林彪同党的立场，以及北京军区的改组。林彪将对此作何反应？他
显然认为以攻为守是唯一出路。
林彪夺权斗争，除了不合时宜，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权力。
尽管他身为国防部长，但他没有依靠负责解放军各部门的政治局盟友。根据
1980—1981 年审判林彪那些幸存的支持者时出示的证据，不管他们在其他方
面做了什么坏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没有参与谋杀毛的任
何阴谋活动。②
林立果在空军的正式职务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关键职
位，所有文件都要经过这里——同时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他担任这些职务，
完全是由于林彪的影响。根据他的上司吴法宪在1980 年审判中的证词，从
1970 年7 月6 日起，“空军的所有事情都向林立果报告，所有事情都得经他
处理，听他的命令。”③
林立果建立了他的阴谋小集团（参见表5），定名为“联合舰队”，该
小组最初是吴法宪授权林立果成立的一个调研小组，绝大多数成员是人民解
放军空军的军官。林立果的“司令部”人员，除了他自己之外，全部来自控
制华东的南京军区。
1971 年2 月，林立果带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于新野到杭州；而后又将另
一位副主任周宇驰自北京召到上海，从3 月20 日至24 日在上海与他们及空
4 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召开秘密会议，根据他父亲的命令，多次
密谋。
从他们讨论的情况看得出林氏家族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他们认为出击的
时机几乎成熟；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会使文职领导人得以巩固他
① 同上，第618 页；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 页。
② 参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17—125 页。有关林彪政变阴谋的材料从各种
渠道汇 集起来，
但实际上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描述，由胜利者写的或基于他们提供的证据写的。关 于一位
接班人死亡这样
重大的事件，有许多理由说明证据一定得经过加工处理的。一旦某一 天中共中央内部档案
开放了，不能保
证不出现另一种解释。为了解剖当时中国政治的实质， 似乎仍有必要对流行的最可信的说
法进行探究。任
何经过修改的描述可能都强调了，中国的 命运是由极少数铤而走险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庭
的野心和阴谋决
定的。
③ 同上，第93 页。
们的地位；毛正采取利用一派打一派的习惯做法，逐步用张春桥来抵消国防
部长的权力。①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似乎仍未
排除。另一种可能是被人抢班。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九届二中全会及随后发
生的一系列事情，有些密谋者仍然认为在未来三年内这是不可能的。但林立
果至少明白这种前途的危险性：“任何事情都难以预料。毛主席威信高，只
要毛主席说一句话，任何人都可能被赶下台”（实为“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
下台”——译者）。于新野提出异议说，林彪是毛个人选定的接班人，林立
果提醒他刘少奇也曾享受同样的荣誉。②
林彪的第三种选择是“提前”接班。他们考虑了两套方案：搞掉林彪的
竞争对手，主要是张春桥；搞掉毛泽东本人。密谋者们对后一套方案没有感
到什么不安，只是担心如何向全国解释，不产生消极影响。周宇驰建议，谋
害毛泽东的罪名可嫁祸于他人，甚至嫁祸江青，但他补充道，从政治上考虑，
林“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后议定：争取和平（过渡）接班，作好武
装起义的一切准备。①
表5 林彪集团：同党和同谋者
① 高英茂：《林彪事件》，第90—91 页。
② 同上，第92 页。
① 高英茂：《林彪事件》，第92—93 页。
林彪a
叶群a
同党
政治局成员
黄永胜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b
吴法宪 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b
李作鹏 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b
邱会作 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b
其他
郑维山 （北京军区代理司令员？）
同谋者
“联合舰队”
林立果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a
王维国 空4 军政委南京
陈励耘 空5 军政委浙江
周建平 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
江腾蛟 人民解放军前南京军区空军政委b
周宇驰 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北京c
胡 萍 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北京
关广烈 人民解放军0190 部队政委
李伟信 空4 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
刘沛丰 空军机关党委办公室a
鲁 珉 空军作战部部长北京
王 飞 空军副参谋长北京
于新野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北京c
a 在蒙古摔死。
b 1980 — 1981 年受到审判。
c “ 571 ”计划失败后自杀。
林立果决定将政变计划定名为“571”，在汉语里“571”是“武装起义”
的谐音。毛的代号为“B-52”。在最初讨论时，政变计划仅仅是逮捕张春桥、
姚文元，谋害毛的计划似乎是那天晚上由周宇驰设计的，①可能是针对毛主席
在南方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
1971 年8 月中旬至9 月中旬，毛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短暂巡视，他
主要访问了武汉、长沙和南昌，接见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
苏和福建各省党、军负责人，②和他们进行了谈话，他把林彪的同党在九届二
中全会上的行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与同刘少奇、彭德怀、
高岗和其他被打倒的领导人的斗争具有同样的性质。主席的任何其他行动，
都没有他的这些讲话如此深思熟虑，使得林彪惊恐不安。
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着重谈了他的追随者在九届二
中全会上的表现，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突然袭击和地下
① 高英茂：《林彪事件》，第93—95 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1 页。
活动”。当他谈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时，
谁都能明白他实际上指的是谁。他最后提到林彪的名字时，更多的是悲哀而
不是愤怒：“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他当然要负一些责
任。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人呢？”③但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是不会被假象欺瞒
的。
毛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什么，林彪一家是十分清楚的。同
样令人感兴趣的是，主席在他的谈话中，明显表明了他进行这场针对他自己
选定的接班人的斗争的原因。一方面，他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送交
部队党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他以前提的：“全国学人民解放
军”，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④军队控制国家政权所构成的威胁，
促使毛做出了以上选择。
主席一定明白他的谈话很快会传到林彪那里，他也打算这样做。事实上，
他的谈话于9 月6 日被报告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李又分别告诉了总参谋长黄
永胜、后勤部长邱会作。黄永胜立即用保密电话通知了叶群，她当时正与林
彪、林立果在北戴河度假。两天后，林彪签发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
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同日，林立果飞回北京，为谋害毛泽东进
行最后安排。①
从9 月8 日到11 日，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讨论了在毛专列北上回
京途中谋害毛的一系列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 的火
车；二是用100 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炸毁火车必经的桥
梁；四是从空中轰炸火车；或者，用手枪面对面谋害毛泽东，这样虽然缺少
戏剧性效果，却可能更可靠。②
实践证明，所有这些计划都是无效的，当林彪的同伙正在估摸毛的行动
时，8 月底主席在南昌听到风声，林彪可能正在筹划什么阴谋。③因此，在返
回北京途中，毛采取突然启程、缩短停站时间等策略，出人意料地迅速离开
上海，于9 月11 日开始返回北京，在阴谋者没有准备好以前，专列通过了他
可能遭拦截的各个地段。④9 月12 日下午，列车停在北京附近的丰台车站，
毛借停车机会把在京的军政高级官员找来，在车上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晚
上毛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①南巡顺利结束。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改变行
程是因为得到了有关阴谋活动的情报，更不用说细节了。也许是长期游击战
争中养成的求生本能，促使他这样做的。不管他南巡的动机如何，这一行动
促发了中国人现在所称的“九·一三事件”。
③ 高英茂：《林彪事件》，第57—61 页。
④ 同上，第64 页。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6—97 页。根据后来采访林彪女儿林豆豆所获得的
大量材料，黄永胜
于9 月5 日电话通知叶群。但既然黄永胜打电话时林豆豆不在北戴河，而审判时又出示了
电话记录，所以9
月6 日似乎更可能是黄永胜打电话通知叶群的时间，参见“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
，《华侨日报》
1988 年6 月15 日第3 版。可是，大陆最近出版的一本史书称，林立果是由参加毛于9 月
5 日深夜召集的
会议的一位与会者直接告知的；见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1 页。
②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7 页。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 页；“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
④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79—380 页。
①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9 页。
九·一三事件
当林立果获悉毛逃脱谋杀的消息时，他立即决定加速实施林彪和叶群此
前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筹划谋杀计划
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决定9 月13 日早晨8 时离开
北戴河，南逃广州，与林彪的高级军事盟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
邱会作——以及林立果的密谋助手在那里会合。在北京安排妥当后，林立果
乘坐一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的机场所在地山海关。当时中国
只有很少几架三叉戟，为了让他的父母顺利出逃，②他通过在空军系统的支持
者，秘密搞到了这架飞机。要不是她姐姐林立衡的干预，他可能已经成功了。
很多人都知道，林立衡昵称豆豆，林彪很喜欢吃豆子，因而给女儿起了
这个小名。豆豆与林彪关系很要好，与她母亲叶群却搞得很僵。叶群对她很
粗暴，她和弟弟也不喊她妈妈，却都叫叶群“叶主任！”③在被弄得发狂的情
况下，豆豆开始怀疑叶群是不是她的亲生母亲，以致于不得不把当年在延安
为她接生的大夫找来，证明叶群确是她的生母。①有一次，豆豆想自杀，叶主
任听到消息后说：“让她去死”；没有人把豆豆想自杀的消息告诉林彪。②
9 月6 日，借口她的父亲生病，豆豆的弟弟把她从北京接到北戴河。她
到达后，林立果向她通报了毛南巡的情况，告诉她这意味着林彪处境已十分
危险，并披露了他们设想的三种方案：谋害毛；在广州另立中央；逃往苏联。
豆豆与弟弟争论了两天，拒绝了所有上述三个方案，建议林彪像朱德一样，
从众人注目的政治中心位置退下来。③
根据豆豆的描述，她考虑的只是父亲的安全。她布置服务人员偷听林彪、
叶群和林立果的谈话，以了解他们想干什么；9 月8 日，她弟弟去北京后，
她把情况报告了8341 部队。8341 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番号，该部队的一个
分队布置在她父母的住处附近，用以在任何情况下确保林彪的安全。④尽管豆
豆及时报告了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怀疑副统帅林彪，尤其是叶群事先
不断散布豆豆因为谈恋爱精神不正常等流言蜚语；确实，她很快就要正式订
婚了。⑤因此，没有人敢相信那耸人听闻的消息。
②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1—383 页。
③ “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 年6 月14 日。根据一条公认可
疑的信息，林豆豆
于1941 年出生在苏联。当时正是林彪在苏联养伤三年的最后一年；参见姚：《毛继承人的
密谋与死亡》，
第130 页。
① “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 年6 月14 日。可能正是以这个故
事为依据，雅普·冯·吉
内肯断定豆豆是林彪第一个夫人刘小萌所生，叶群和林彪直到1960 年才结婚；《林彪沉浮
录》，第263、
272 页。叶群嫁给林彪的时间有待确定；见克莱恩和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
1921—1965）》
第1 卷，第567 页；但40 年代中期在延安居住过的一个人确认，林彪和叶群是在那时结婚
的。有关豆豆在
林—叶家庭中的不愉快生活，请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256—292、429 页。尽
管张对叶群的行
为进行了批评性的描述，但他断定，为叶群工作比为江青工作要稍好一些；同上，第429 
页。
② 《华侨日报》1988 年6 月15 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6 月15 日和16 日。
⑤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 页。
9 月12 日下午，在林立果从北京返回以前，林豆豆的订婚仪式已经开始。
到来后，他告诉姐姐他是专程赶来参加订婚仪式的，但他随即匆匆离去，与
他的父母进行密商。他的举动引起了她的怀疑。大约在晚上10 时20 分，豆
豆亲自向8341 部队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汇报了情况，这次，
这位首长立即报告了北京。①
当周恩来在晚上10 时30 分接到报告时，他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将
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他立即打电话向吴法宪和李
作鹏查询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与此同时，叶群在接到林立果系统的人报告说周恩来正查询三叉戟飞机
下落后，故意在电话上与邱会作夫人闲谈了一个小时，试图以此消除怀疑。
晚11 时30 分，她打电话给总理，告诉他林彪一家想离开北戴河，去一个温
泉疗养地。当总理问她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时，她答道是空中动，但尚没有
安排飞机。周告诫她，最近天气不好，他将与吴法宪讨论有关事宜。②
叶群刚放下话筒，周立即又打电话给吴法宪和管山海关海军航空兵基地
的海军负责人李作鹏，命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不要动，要动的话，
必须有周、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在北戴河，
叶群在与周恩来通话后，立即采取行动。她与林立果一起，喊醒吃了安眠药
睡下的林彪，告诉他有人要来逮捕他。他们焚烧了文件，然后钻进汽车，驶
往机场。8341 部队警卫人员过于胆小，没敢拦住他们。对叛逃者幸运的是，
李作鹏篡改了周恩来的指示，告诉山海关基地，只要周、黄、李、吴四位首
长有一个同意，三叉戟飞机就可起飞，而李自己批准起飞。夜里12 时32 分，
林彪携带他的夫人和儿子起飞了。①
大约午夜时分，周恩来得到报告，林彪一家坐飞机跑了。听到这个消息
后，周立即命令吴法宪：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并派一位助手去吴
的司令部监视吴法宪。②随后，周驱车前往中南海毛的住处，向他简要汇报了
情况。当雷达显示林彪的飞机即将越过国境线进入蒙古时，吴法宪打电话请
示是否打下飞机，周请示毛，据说毛意味深长地回答：“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都是没法子的事，要他们去吧！”③由于不了解林彪行动的详细情况，为
了毛的安全，周立即安排毛离开住处，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毛才命令周恩来召集在京的高级官员，召开一次政
①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386 页。另一种说法是豆豆在大约晚上
8 时30 分报告了
警卫团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参见“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
侨日报》，1988
年6 月16 日。王：《大动乱的年代》，第427—430 页，记载了9 月11 日和12 日林立果
的未婚妻张宁所
目睹的有关事情。
② 于南：“周总理处置‘9· 13’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经过”，《党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第59 页；王：
《大动乱的年代》，第431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 页；高和严：《
“文化大革命”
十年史》，第386 页；《华侨日报》。《华侨日报》1988 年6 月16 日认为是周给叶打电
话。
① 《华侨日报》，1988 年6 月16、17 日；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 页；
《中国历史上的
一次大审判》，第99 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7—391 页。根据王
的《大动乱的年
代》第432 页的说法，飞机要起飞，还必须得到毛的批准。
② 《党史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59 页。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没能阻止林立果联合舰队的
一些成员乘直升
飞机逃跑；《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9—100 页。
③ 参见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3 页。
治局会议。这最清楚地显示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方法。会议在凌晨3 时举行，
但毛没有出席，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由于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的背叛对他
的沉重打击，不得而知。周恩来向与会者通报了毛昨天下午返回首都以及林
彪出逃的有关情况，告诫他们要对发生任何事情做好准备。④直到9 月14 日
下午，周才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获悉，林彪的三叉戟飞机于9 月13 日凌晨约
2 时30 分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8 男1 女全部摔死。⑤
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描述提出疑问，集中
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林彪夫妇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往南飞呢？该文认
为，林彪一家并没有立即放弃原先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毕竟，
他们只要飞8 个小时，就可以实现该计划。文章指出，这架三叉戟飞机在空
中飞了近两个小时，而这样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到温都尔汗要不了一个小
时，因此，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 分钟时间，然后掉头返回山
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为什么林彪一伙放弃南逃
计划不得而知，但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
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①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解放
以来对毛的权力及其人身安全最危险的威胁解除了，波拿巴主义的幽灵从此
驱除了。
林彪覆灭的影响
林彪之死，使毛和周得以顺利清洗他在政治局中的军事盟友。9 月24 日
上午，周恩来召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
委李作鹏，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到人民大会堂，宣布解除他们的
职务，要他们进行彻底的自我检查，四人离开时都已被捕，并将最终接受审
判。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幸存者也得到清除。
虽然人民解放军失去了它在文职官员领导班子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它的
崇高形象也受到损害，但这远非人民解放军在文官政府中结构性支配地位的
终结，党政部门中的重要军事作用仍然在运行。十大元帅之一、周恩来长期
的盟友叶剑英，主持改组后的中央军委，负责调查林彪在各大军事单位的活
动，①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他对毛和周的忠诚是可靠的，但他毕
④ 《党史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59 页。这篇文章部分目的在于辟谣——周只是在飞机
即将越过国境线
时，才从毛那里获得林彪出逃的消息。一些学者提供的一个嗅觉欠佳的观点认为，毛似乎
故意放林彪逃走
的态度，表明中国空军夜间作战能力太有限，以致于无法迫降叛逃飞机。
⑤ 同上注。
① 参见《华侨日报》，1988 年6 月17 日。一种解释是三叉戟飞机没有直接飞往蒙古，而
是转了几个弯，
以避开拦截。另一种说法是由中国一位前国家安全官员向一位学者透露的，当时周恩来成
功地劝说飞行员
返回中国领空，但这个飞行员随后被林立果枪杀，林立果接替了飞行员，但他不能很好地
驾驶飞机，致使
它坠毁。另一篇由一位自称“了解内幕的人”撰写的著作提出了一种更耸人听闻的说法：
9 月12 日，林彪
在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宴会后返回途中，8341 部队根据毛的命令，在北京郊外设置埋伏，用
火箭射击汽车，
搞掉了林彪。参见姚：《毛继承人的密谋与死亡》，第16 章。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 页；《萦思录》，第305－308、346 页。有关
林的高级军事盟
友的清洗，参见《党史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59 页。
竟是军队的代表。②汪东兴是8341 部队的负责人，对主席更加忠心耿耿。他
主要是一位国家安全官员，而不是军队的一名军官，③但他的确不是文职干
部。与林彪相比，在毛还政于民、重建文官政府的不断努力过程中，将忠诚
地支持毛。
军队干部在省级地方政府中的权力继续得到维持，这可由政治局内的三
位将军仍然继续担任省级最高领导职务这一点反映出来：许世友，江苏省革
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李德生，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
都坚决站在毛一边。
比较难估量的是林彪覆灭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
的时候，当毛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从而获得了更换一位领导人所需要的广泛
支持时，刘少奇被搞掉了。甚至刘少奇原来的秘书邓力群后来也承认，1966
年时，他也感到毛的接班人应是一位既能处理党务又能处理军队事务的人，
这样一种看法可能是对的；而且他证实这是当时党内一种普遍看法。④林彪是
一位真正的革命英雄，无疑也是毛长期以来的信徒。主席认为林彪是比刘少
奇更合适的接班人这样一种估价，可能招致刘少奇在党内的追随者的反感，
但却可能在政界的更大范围内，为人毫不置疑地接受。
但实践证明，这位“最好的学生”不仅不合格，而且，如同周恩来将要
在1973 年党的十大上所披露的那样，甚至阴谋暗杀毛主席本人。①毛怎能在
这样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识破他呢？他于1966 年写给江青的、表达对林彪的
行为的忧虑的信件，很快在党内公布，②但这并没有为毛挑选这个危险的人物
作为正式指定的接班人的失误提供辩解，相反使得这种失误更加突出了。难
道主席不能在那些数十年来一直在自己身边的人中，辨别出叛徒和假马克思
② 在毛泽东1971 年夏天南巡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在8 月28 日的讲话里，提到1
935 年他与张国焘
的斗争中叶剑英对他所表示的忠诚。要求大家对叶剑英这种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立场坚定的
精神表示尊敬。
这段评价，可在毛泽东讲话的一个未经删改的手稿中找到，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
，它既表明毛泽
东永远不忘一恩一怨，也表明叶剑英在这次毛处理军队有关领导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十
分感谢迈克尔·舍
恩哈尔斯提请我注意这段讲话。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2 卷，在为“汪”姓将领写传记时，没有列入汪东
兴。
④ 参见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该文
收在《党史会议
报告集》第153 页。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教学参考》（下）
第42、43 页对这
个问题也有类似描述，说明邓力群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根据后一篇文章，当刘少奇在八届
十一中全会上遭
到批判时，必须在政治局常委里找到一位新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因为也受到批判，被排除
在外；陈云，则
因为最右；朱德，因为他太老了；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对他不满意，而且周自己过去也常
说，“我这个人
是不能挂帅的”，这样，就只剩下林彪了。谭：同上，第42 页。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6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 页；也可参见该书注释（43）。在林彪
死后，毛公布这封
信如此方便，以致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
这种怀疑，一位
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 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致于
毛决定不将它公
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
珍贵了，不能用
这种方式毁坏；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
，公布的是这个
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在《教学参考》（下
）中的描写，第
41 页。这段关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有趣的轶事，最初是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注意到的。

主义者吗？
可能同样具有破坏力的是，林彪的覆灭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充满
着类似传统中国政治里的背叛和阴谋，充满大量明显类似皇后和太监、官员
和将军的传统礼节。难道文化大革命要实现的纯洁政治就是这个样子？文化
大革命初期的骚乱和清洗，可能使毛绝大多数最亲近的同事的幻想破灭了，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覆灭，使这种幻灭感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③在毛
泽东逝世后，他的接班人拨乱反正时，这将是政治冷漠的一个根源。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 页。作者那些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幻灭感的中国
朋友，也向作者
表达了这种观点。
“四人帮”的兴衰
接班人问题
这时，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建高级领导层，特别是选择一个可靠
的接班人。他曾经希望建立一套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程序，以避免其他极权
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就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那
样。但他的几次努力都失败了。50 年代，他设计了“二线”机制，使他的同
僚有机会在一线锻炼、曝光，而他自己在二线进行控制。刘少奇代替毛担任
国家主席，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在刘少奇下台后就不存在了；
同样地，他培养的“最好的学生”的模式也随着林彪坠死而失败了。①主席将
如何解决“毛之后，谁接班？”的问题呢？更关键的是，他将如何解决“毛
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林彪覆灭以后，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进派，文革中的幸存
者，文革的受益者。激进派是原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极左派的余党，就是
他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到1967 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利益迅速分化，
构成了矛盾，但在重要问题上他们仍然保持一致。随着林彪及其集团的瓦解，
以前的林江联盟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谢富治。谢富治原来
不属于核心集团，但由于他担任公安部长，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当文化大
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对核心集团就十分有用了。康生，由于他日益恶化的健康
状况，似乎越来越扮演一个名义上的角色；谢富治死于1972 年。这样，就剩
下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幸存者指那些高级官员，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
但他们都一直与毛泽东进行合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代理国家主
席董必武以及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三位老帅。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周、李
和叶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他三位之所以留在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几
乎在任何情况下对毛都是忠诚可靠的；确实，刘伯承虽然智力超群，但眼睛
失明，没有政治活动能力，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对革命元勋的优遇。
林彪事件以后，毛似乎感到有必要加强同这些幸存者的关系，因此同意
为一批高级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这些官员在文化大革
命之初，曾对此提出过尖锐批评，即所谓“二月逆流”，并因此被打倒，现
在把打倒他们的罪责全部推给了林彪。当其中一位元帅、前外交部长陈毅于
1972 年1 月逝世时，毛出人意外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高度评价了这位老
帅。①
一件将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平反昭雪。1969 年10 月，根据林彪
的疏散命令，邓和他的一部分家眷从北京转移到江西省，在一个县的拖拉机
① 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接班人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北京
的交接班”，《纽
约书评》第35 卷第2 期（1988 年2 月18 日），第21—22 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 页。毛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1972 年1 月10 日
陈毅的追悼会，
并在追悼会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却反对他。有关的描写
，请参见张玉凤
写的11 篇文章：“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1988 年12 月26 日至1989 年1 月6 的
《光明日报》。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厂担任钳工，每天工作半天。当林彪覆灭的消息传来时，他在1971 年11 月
和1972 年8 月两次给毛写信，请求允许他为党和国家再做些工作。在收到第
二封信后，毛对邓小平的革命功绩作了赞许的批语，同意他返京工作，1973
年3 月，有关他返京的手续办完，邓小平返回北京。②至于邓小平第二次崛起
的原因及其后果，本章后面将要探讨。
第三种势力是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由于他们的上司遭到清洗，同
时也由于他们控制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期复杂政局的能力，他们在中国
政坛上逐渐上升。林彪覆灭后立即涌现出来的这些官员主要是军人：许世友、
陈锡联、李德生和汪东兴；但其中也包括一位文职官员纪登奎，他参与了对
林彪余党的清洗，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地位。①
毛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三组人中，显然没有一位合适的能够捍卫
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接班人。无疑，周恩来是毛属下最高级的官员，如果主席
认为他是自己合适的接班人，他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而且能得到广泛赞同。
但是，毛不准备把他的极左纲领委托给任何一位幸存者。而且，不能想象周
会比毛长寿。1972 年5 月，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他患有癌症。②
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余党，显然是毛寻找一位可靠接班人的地方。但主席
一定早已意识到，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接受一位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曾经煽
起暴力冲突和流血，挑起动乱的人，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文化大革
命的受益者中，也没有谁具有崇高的威望，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主席的认
可。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毛采取了非常措施。他把一位基层激进派成员像坐
直升飞机似的，迅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王洪文，在林彪覆灭时年仅36 岁，
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保卫干部，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支持张春桥、姚文
元，因而迅速崛起，到1971 年他已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左派大本营上海
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上海警备区政委。①1972 年秋天，王洪文被调到北京，
10 月，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0 寿辰的宴会上公开露面，令中国
地方官员们大惑不解。②1973 年5 月，根据毛的指示，他又引人瞩目地进入
② 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
十年》，第624 页。
有关邓小平居留江西期间更详细的描述，参见裘之倬：。“邓小平在1969—1972 年”，载
《新华文摘》1988
年第4 期，第133—155 页。1972 年8 月3 日邓小平的信的复印件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
图书馆。在这封
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指出，没有这个“无比巨大的照妖镜”，就无
法使林彪和陈伯
达这样的人暴露原形，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推荐给我的这封信，是吹捧和自谦的结合，
也反映对林、陈
事件的个人看法。
① 有关纪在清洗林彪余党过程中的作用，参见1998 年6 月18 日《华侨日报》。有关纪在
毛的 庇护下逐渐
上升的描写，参见王灵书：“纪登奎谈毛泽东”，载《瞭望》（海外版），1989 年 2 月
第6—13 页。
② 有关在5 月发现癌症的描述，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4 页。《
不尽的 思念》，
第583 页，提供了早期癌症的有关信息，描述了毛命令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 责周的
治疗。《周总理
生平大事记》第494 页，却仅仅提供了发现癌症的年份。
① 有关王洪文的生平，参见丁望：《王洪文张春桥评传》，第49—134 页。也可参见高和
严： 《“文化大
革命”十年史》，第442—448 页。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 和安
德鲁·G.沃尔特：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描述了王洪文崛起时期的有关事件， 但对王本人描述较
少。
② 据在场的作者所见，在北京王洪文与要人们如年老的和身体健康的周恩来、李先念、外
交部 长姬鹏飞等
一起握手时，官方并未能说明王洪文担负什么职务。有趣的是，在为西哈努克亲 王举行的
一次宴会的同样
政治局。同时进入政治局的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两位受益者：湖南省委第一书
记华国锋（他似乎在清除林彪余党的过程中崭露头角）；③以及北京市委第一
书记吴德。④
很显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激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
37 岁的王洪文，英俊潇洒，是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
和工人。激进派希望通过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红卫兵运动瓦解而消失
的热情，同时，王洪文的无产阶级出身，也可以用来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
而且，不管他在上海扮演了什么角色，没有一位将军可以就1967 年和1968
年全国性的城市无政府状态谴责他。
1973 年8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被选举担任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从而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物。⑤这样，后来
的“四人帮”的第四个成员出台了，他的脱颖而出完全由于毛和周恩来的推
荐。王洪文仅仅只有六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经历，却要他赶上像周恩来那
样的经历了大革命、国内战争、外敌入侵、党内斗争的60 年风风雨雨的老同
志，并且与他们进行抗衡，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另一场毛主义者
将遭受失败的政治赌博。
周恩来的反左攻势
当王洪文到达北京时，他的激进派同僚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处于守
势。他们从林彪及其军事集团的毁灭中获得了利益，搬掉了他们继承毛的衣
钵的一个主要障碍；但林彪的行动玷污了左派的事业。他所招致的一些耻辱，
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盟友。
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
的长达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1 年12 月，他要求国
家计委官员努力消除工业管理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经济秩序和责任心。
由于受到左派的威胁，工厂管理者长期以来不敢维持生产秩序和纪律。但是，
在周的推动下，由国家计委制定的管理规定，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否决，因此
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虽然没有统计数字证实，据称这些规定对工业生产
无疑具有有益的影响。①
在农业方面，周恩来指示，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习大寨经验，
使人惊奇的场合（1973 年4 月12 日），邓小平也是初次露面，回 到公开的生活中，见约
翰·加德纳《中
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2 页。
③ 参见丁望：《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第77—80 页。
④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 页。
⑤ 中国人对王洪文直线上升的惊愕，不禁使人想起，当1988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副总统
布什 挑选41 岁的
普通参议员丹·奎尔做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时美国政治家和报刊舆论所表现 的难以置信。
而且，丹·奎尔
一旦当选副总统，并不像王洪文那样仅仅拥有潜在的权力。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 页；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注释 本》第
414—416 页；这些年钢产量数字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33 页载， 
1969 年是1330 万
吨，1970 年是1770 万吨，1971 年是2130 万吨，1972 年是2330 万吨，1973 年是2520 
万吨，在这几年（包
括林彪的垮台）比以前大幅度增长。又见阎方鸣和王亚平： 《70 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
的冒进与调整》
（1985）第55—60 页；对于1967—1968 年后文 化大革命对工业的轻微影响的分析，见本
书第6 章。
只有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做法。②这种平
均主义的一个内容是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换成生产大队。在大跃进后可怖的
荒年里，对农民最重要的是如何刺激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决定将生产队作
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最小的、最基层的组织，
是农村中最具凝聚力、最和谐的集体单位。在生产队一级核算，意味着收入
在生产队里进行分配。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转移到生产大队，在贫队和富队
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这就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引起不满。从1968 年开始，
激进派号召向大队核算转变，但这种做法在周恩来反击以前，已于1970 年被
制止了。①农村激进主义的另一个标志是要收回农民的自留地，这个方面，他
们似乎也早在林彪覆灭以前的1970 年就往后退了。②统计表明，在1971 年
“九·一三事件”后，统计表明，粮食产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农业生产也没
有普遍发展。③
然而，1972 年可以称为周恩来年。文化领域出现松动，在周的鼓励下，
一位著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要恢复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虽然这篇
文章没有能够在激进派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遭到张春桥和姚文
元的反击，但毕竟最后还是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④在1972 年5 月20 日至6
月底于北京召开的有300 多位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上，
周深化了对林彪的批判，并且赢得了毛的坚决支持。⑤但是，周恩来没有能够
摧毁左派，因为说到底，激进派仍然得到毛的支持。到1972 年12 月，毛泽
东感到反左浪潮走得太远了。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烈要求下，他最后裁定，
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①激进派抓到这根救命稻草，重新开始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 年8 月24—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② 1981 年决议《注释本》，第416 页。
① 参见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1968—1981）》，第57—60 页和第5 章
；还可参 见他的
“政策执行策略：中国农村的政策‘风’和大队核算（1966—1978）”一文，载《世 界政
治》 1985 年1
月，第37 卷第2 期，第267—293 页。
② 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第57—60 页和第6 章。
③ 1969—1973 年粮食产量统计数字：1969—210.9 万吨；1970—239.9 万吨；1971—25
0.1 万吨；1972—240.4
万吨；1973—264.9 万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3），第158 页。

④ 1972 年是周恩来年这一估价，出自拉斯兹洛·莱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
1921－ 1985）：
自画像》，第355—356 页。该书讨论了本章涉及的有关问题。周试图利用这个机会， 彻
底驳斥他在1932
年曾经叛党的说法，这种说法看来是在康生和江青唆使下精心罗织的。 虽然他四处散发毛
对他表示信任的
简短讲话，几乎直到他逝世为止，“四人帮”仍继续利用 这项罪名攻击他。参见《关于国
民党造谣诬蔑地
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党史 研究》1980 年第1 期第8 页；伍豪是周恩
来当时的化名。
参见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 年》，第626—627 页，该书讨论了周培源论教育改革的
文章；默尔·戈
德曼：《中国的知识 分子：建议和异议》，第162—166 页，讨论恢复科学研究的尝试。
有关周无力控制
《人民日 报》的情况，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203—204 页。
⑤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 页。
① 有关这项在政治上必要、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的重新评价，参见王若水的10 篇系列文
章： “从批‘左’
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载《华侨日报》1989 年3 月12 日—21 日。
在会议筹备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受中央工作会议委托，负责起草
十大的三个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草案。②这表明激
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十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
告。尽管九大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报告和新党章
仍然反映了九大的路线，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用王洪文的话说：“四年多
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③自然，林彪
的名字在新党章中被划掉了，但激进派不会抛弃这个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三
年的理想和成就的文件，相反，他们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新党章的
总纲部分加进这样的语句：“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④无法了解
他们是否企图使周恩来说类似的话，但在周的报告中，确实没有发现这样的
观点。⑤
新党章增加的其他内容，反映了激进派关注的其他问题：批判修正主义；
反潮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坚持党对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不允许压制批评。①
在十大结束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了
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选举结果反映了激进派的复活，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成员大大增加，九大时5 位常委，现在增加到9 人。9 名常委中，毛
泽东、王洪文、康生、张春桥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坚决支持者；朱
德（86 岁）和董必武（87 岁）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没有什么政治影响，
他们当选为常委主要是满足那些怀旧的高级官员，但（假如与他们协商）他
们几乎肯定会支持毛泽东；随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是一匹黑马，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对激进的要求态度暖昧，可以算作激进派的机会主义的
支持者。这样，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代表了稳健派的声音。
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如华国锋、吴德、陈永贵（斯达汉诺夫式的农民，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此可以想象他们
会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李先念、谭震林等高级干部，在周恩来短暂的反
左期间，经过周的努力，得以重新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未能返回政治
局。
当激进派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在十大上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便秣马厉
兵，准备向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周恩来总理本人发动攻势了。
“批林批孔”
1974 年1 月18 月，毛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 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2 页。周恩来在报告中实际上使用了
同样的 语言；同
上，第9—10 页。
④ 同上，第45 页。
⑤ 威廉·A.约瑟夫认为，周的报告中含有微妙的暗示，林彪实际上是极左而非极右；参见
他 的《评1958—1981
年中国的极左思潮》第138—139 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可以设想，周 在王和张向他呈
送报告草案之后，
他曾修改过。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7、48、50、52、55 页。
②根据一份材料的记载，最初允许进行这种看来稀奇古怪的联系的，是1973
年8 月毛对清华大学一个学习小组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指出可以将批
林批孔结合起来进行。①但是，清华大学的学习小组肯定已经从毛在1973 年
3 月召开的、旨在批判林彪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启示，毛在讲话
中认为既需要批判林彪，也需要批判孔子。在5 月和8 月的两首诗中，毛泽
东强化了他发出的信息。毛写这两首诗意在批评中国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郭沫
若，因为郭沫若称赞儒家，谩骂儒家的主要反对者，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
皇。②中国人常不适当地把毛比作类似秦始皇的开国皇帝，③而秦始皇是遭到
中国历代历史学家辱骂的专制统治者。
到8 月，毛的讲话肯定已经在政治鉴赏家中广泛地传开，激进派控制的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位广东教授撰写的文章，提出了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
的一些主要观点，其中包括与当代中国政治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观点。他引用
了孔子的《论语》中的一段话：“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虽然转弯抹
角，却明白无误地批判了周恩来重新起用一些高级干部的措施。使人产生这
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周的姓氏的缘故，他所批判的一位公元前12 世纪最伟大
的政治家周公，正好与周恩来同姓。④（原文如此——译者）。
当这篇文章在中国上下讨论的时候，江青跑到清华，组建了一个班子，
为全国性的官方批判运动提供理论武器。⑤该小组由前中央警卫团、人民解放
军8341 部队政委迟群领导。迟群当时是
表6 1969 年4 月—1973 年8 月领导班子的变化
② “林彪与孔孟之道”，参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16 页。

① 乐黛云、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323 页
。
② 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8 页。毛在他与一位神秘的来访的
埃及领 导人的谈
话中，把孔子和秦始皇帝进行了比较；同上，这里我不能引用有关资料。毛习惯于 用郭沫
若的诗作陪衬来
赋诗填词；例如可参考《中国文学》1976 年第4 期，第43—44 页、 48—50 页。但在《
沫若诗词选》中没
有收集毛泽东答郭沫若的任何一首最近的诗。
③ 《彭德怀事件》，第36 页。
④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57 期（1974 年1—3月），第207—210 页。周
恩来就他 长期以
来一直主管的外交事务发表的讲话，在毛的提议下，1973 年11 月受到政治局的批 评，当
然使“四人帮”
以为他们的机会来了；王：《大动乱的年代》，第417 页。
⑤ 乐和韦克曼：《走进暴风雨》，第323 页。清华在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核心作用，以
及江青 与这所大
学的联系，表明她最初可能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指示的。
中共九大中共十大
原政治局成员获得提
升或新入选政治局者
毛泽东 常委毛泽东 常委
林 彪 常委周恩来 常委、副主席
周恩来 常委王洪文 常委、副主席（新入选）
陈伯达 常委康 生 常委、副主席（提升）
康 生 常委叶剑英 常委、副主席（提升）
叶剑英李德生 常委、副主席（提升）
李德生（候补委员） 朱 德 常委、副主席（提升）
朱 德张春桥 常委（提升）
董必武董必武 常委（提升）
江 青（女） 江 青（女）
叶 群（女） 刘伯承
刘伯承许世友
许世友陈锡联
陈锡联李先念
李先念姚文元
李作鹏纪登奎（提升）
吴法宪汪东兴（提升）
邱会作韦国清（新入选）
姚文元华国锋（新入选）
黄永胜吴 德（新入选）
谢富治陈永贵（新入选）
纪登奎（候补委员） 吴桂贤（女）（候补委员） （新入选）
李雪峰（候补委员） 苏振华（候补委员） （新入选）
汪东兴（候补委员） 倪志福（候补委员） （新入选）
赛福鼎（候补委员） （新入选）
说明：两次大会中只有主席和副主席排了名次，其他人皆按姓氏笔划排列，九大以后政
治局的名次重新进行了排列，以便于表明1969 年至1973 年之间政治局领导成员
的变化。
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同时负责首都另一所重点院校北京大学的教育改
革。他的助手是谢静宜，也来自8341 部队，曾做过江青的秘书（原文如此，
实际上，谢在文革前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中——译者），后来调到清华
大学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①
1973 年秋天，迟群和谢静宜组织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12 位（后来
增加到32 位）学者，专门进行研究，撰写文章，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为
了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去进行历史类比。这个理论批判队伍被称为北大—
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简称“梁效”（两校）。梁效成员搬进专门的办公地点，
配给特供伙食，从事收集材料的工作，而这又常常是根据江青授意进行的。②
① 《走进暴风雨》，第303 页。有关江青和这两人之间的谈话记载，参见王：《大动乱的
年代》， 第479—489
页。
② 同上，第 323—326 页。乐对这个批判组的了解很多，因为她的丈夫汤一介是梁效班子
的 12 位学者之
他们成为“四人帮”在全国上下建立的帮派体系的核心。③1974 年1 月18 日
发布的文件，是“梁效”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这标志着官方的“批判林彪，批判孔子”运动（“批林批孔”）的正式
开始，它由江青和王洪文一手策划，1974 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为大张旗鼓地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预示着它的到来。④这看起来像是不断深
入的清除林彪在党内和军内的支持者的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实际上这场清除
余党的运动后来被称为“读书班”，由王洪文负责，企图乘机控制军队。但
由康生起草的这个社论，真实目的在于搞垮周恩来，这从上年8 月第一个借
口出台时，就已经昭然若揭了。⑤
1 月24 日，据说未经毛泽东批准，但可能得到毛的首肯，江青等人召开
了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第二天，又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
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和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在会上
作了讲话。①随后，他和她的大批判组四处活动，甚至插手高度保密的军事机
构，发表讲话，或如后来人们描述的那样到处“点火”。②这场“批林批孔”
运动控制了全国城乡各单位的政治行动，批判文章充斥了新闻媒介。③
批判保守势力的复辟是这场运动的一个主题，强调在要求前进的人和企
图倒转历史车轮的人之间，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④另一个主题是在儒家和为
秦始皇服务的法家之间进行比较，⑤正是法家向秦统治者证明了实行严刑峻法
的必要性。他们可能希望通过这种类比，进一步深化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在
大量的讲话和文章中，周公的罪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⑥
不管这场喻古讽今的大批判对活着的周的心理影响如何，由于身患癌
症，总理的身体日渐衰弱，最后不得不中断工作，同意手术。⑦ 1974 年 6
一。
③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194 页。
④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5 页。
⑤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16 页。有关“读书班”目的的描述，
参见 《萦思录》，
第295—296 页；关于这些学习小组，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曾请我注意参阅《中 共中央党
校年鉴》（1984）
第4 页，该书认为它们没有什么野心勃勃的目标。有关康生的作 用，参见仲：《康生评传
》，第310—311
页。默尔·戈德曼认为周恩来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批林批孔运动，参见《中国的知识
分子》，第166—176
页。梁效的一位主要成员曾声称， 他从来没有写过或领导写过有意针对周恩来的文章。

①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9 页；《大动乱
的年代》， 第
489—494 页。
② 乐和韦克曼：《走进暴风雨》，第325—327 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第496— 497 页；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4 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58 期（1974 年4—5月），第407 页；同上，第
59 期 （1974 年 7—9
月），第 627—630 页。
④ 同上，第58 期（1974 年4—5月），第407—408 页。
⑤ 同上，第408 页。
⑥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9 页。
⑦ 周坚持要在得到毛的批准之后，再去做手术；参见《不尽的思念》，第583 页。关于他
1975 年3 月写
给毛、详细报告他的健康状况、请求允许他第三次做手术的信，参见《周恩来书信 选集》
，第633—635
页。
月1 日，他离开中南海办公室，住进首都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
18 个月。⑧从那时起，他主要是为了重大政治目的进行出击，⑨才偶尔离开医
院。但如果激进派认为他们长期以来穷于对付的对手将要消失，并为此洋洋
得意，他们的满足只是十分短暂的。周身患绝症，促使毛着手解决一个重大
政治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令他的激进的追随者沮丧透顶。
邓小平的复出
毛必须找到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主席认为大
乱达到大治，可能也为全国性的动乱激动不已，但他同时清醒地认识到，需
要一种稳定力量，以避免全面的混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甚至在更早些时
候如大跃进时期，周恩来一直发挥这样的作用。虽然他为应付局面（或是为
应景）仍可从病床上挺身而起——最值得一提的是，1975 年1 月13 日他离
开医院，在四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但他已不可能为
处理国家每件重大事务而长时间地辛勤工作了。
对毛来说，不幸的是，王洪文令他大失所望。王在上海工作时，毛以为
他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现了一些政治技巧。①但王并不具备这些技巧。更重要
的是：尽管王洪文地位很高，实践证明他不过是江青和张春桥手中的玩物，②
这就破坏了他作为一种独立的新生力量的可信度。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的历史学家另有所图，但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证据，即在“批林批孔”
运动期间，王洪文和江、张靠得这么紧，以致于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他不是
接替周恩来的合适人选。到毛开始警告王不要与江青拉帮结派时，已为时太
晚了。③
至于江青，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代表毛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外，中
国2000 多年延续下来的男人当权的政治文化，以及植根于这种文化的偏见，
使她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充满了障碍。毛意识到，作为一个妇女，江青是一个
政治包袱。因为妇女统治违背了儒家的父系继承制度，因为她们所谓的错误
行为，女性统治者的历史都受到男人历史学家们的谴责。从1974 年起，江青
一直试图改变西汉吕后和唐代武则天女皇的反面历史形象。吕后、武则天，
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向来是历史学家主要的攻击对象。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虽然江青和她的上海帮仍然在推动和维护文化大革
命的目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段时期里，毛不时对他们提出批评，表
示不信任，显出一种分离的倾向。婚姻冲突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根据特里尔
的记载，1975 年江青搬出中南海（中国领导人住在里面），搬进了钓鱼台国
宾馆。特里尔的材料说，这是她和毛泽东之间政治上发生了分歧，而不只是
⑧ 《周总理生平大事记》，第504 页；《怀念周恩来》，第585—586 页。
⑨ 周因为情感原因也至少离开过医院一次。1975 年 9 月，他在北京饭店最后一次拜访了
他 20 年的理发
师；《周恩来传略》，第184 页。
① 王洪文最引人注目的失败——1975 年未能平息杭州武斗，恢复社会秩序，此类事情还
会继 续发生；参
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4 页。
②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 187 页。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8 页。
感情纠纷。①毛也要人产生这种印象。1974 年3 月20 日他对江青说：“不见
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
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1974 年7 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在他
们的同事面前第一次公开批评其夫人的政治行为，把她和她的盟友称为“四
人帮”。他告诉大家，江青“只代表她自己”，她“有野心”，“想当党的
主席”。②但在中国政治圈子里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是，江青之所以搬家，是
因为她对毛泽东个人生活中某些事情的不满，江青对此曾大发雷霆。然而，
还有另一种说法，不管江青对毛泽东这些生活中的事情怎么看，她实际上早
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搬出了毛的住处。似乎确切的是，在政治上毛和江青仍然
互相需要，不管他怎样责难她，他坚持强调她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③一位中
国观察家提供的一项证据表明，毛对“四人帮”的攻击是为了解除他们敌手
的武装所放的烟幕的一部分，暗示他与他们已分道扬镳。果真如此，那么他
主要想蒙骗的是邓小平。
1974 年 10 月 4 日，毛再也不能忽视周恩来患病可能造成的影响，提议
邓小平接替周总理的位置，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政府日常工作。这样，发
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两个主要受害者之一即将重新获得管理中国的权力了。王
洪文的直线上升已经够异乎寻常的了，但重新起用邓小平却更令人大感意
外。然而从上一年年底以来，邓小平这颗政治明星正在重新上升以及上升的
原因，人们都是很清楚的。现在的问题是，人民解放军在政权中的作用如何。
在1973 年12 月12 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谈到，他希望将
各军区的司令员对调，以剥夺他们长期形成的军事控制和联系能力以及他们
最近一段时期获得的党政职务。他抱怨说，政治局不管政治，军委不管军事，
明显地暗示军队不要干预政治。为了减少将军们对这些提议的不满，毛做了
两件事：他提议邓小平进入中央军委，担任总参谋长；他说林彪粗暴对待人
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他受了林彪欺骗，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不管这种解
释是否使将军们感到满意，但毕竟他道歉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毛如愿以偿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同一天，
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原文为“重新在中央
军委起重要的政治作用”——译者），并决定他进入政治局。交易的成分显
而易见。作为对将军们放弃政治权力的回报，他们得到许诺，权力将交给一
位可靠的老同志。邓小平宣布，所有八个军区的司令员都将在10 天以内到他
们的新岗位去报到。①令“四人帮”感到不快的是，1974 年4 月，邓小平被
挑选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向来自世
界各国的代表介绍毛的三个世界理论。
毛重新起用邓小平，削弱了“四人帮”潜在的最强大的对手——军队，
“四人帮”至少可以因此得到一些安慰。但当毛在10 月透露他准备让邓小平
管理国家时，“四人帮”慌作一团，积极采取激烈的行动，试图使毛放弃他
① 特里尔：《白骨精》。
② 同上：第324—325 页。威特克：《江青同志》，第476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
十年》，第 637—638
页。
③ 特里尔在《白骨精》中记述了这一情节。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86 页；有关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分析，参见该书第57 
页。关 于邓小平
的命令，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97 页。
的打算。10 月18 日，王洪文秘密飞往长沙去见毛，①通过王洪文和其他使者，
“四人帮”诬蔑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在医院里与邓小平秘密筹划，首都现
在的气氛大有1970 年庐山会议时的味道。毛拒绝了他们的抗议，表扬了邓小
平的能力。当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于12 月23 日和王洪文同机飞往长沙去
见他时，主席重申了他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提出要执行他早先的建议，任命
邓担任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为了维持政治平衡，任命张春桥
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副总理。1975 年1 月8 日至10 日，在
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十分警惕的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
正式通过了上述任命，并且作出了更令人震惊的决定，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
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②这样，毛生平最后一个大的运动的舞台搭起来了。
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一年
1975 年1 月，在邓小平接管党政日常工作时，他并没透露出他的想法。
③难道他会相信毛已放弃了文化大革命并允许他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夕曾推行
过的那些更为理性的政策吗？
这里有某些鼓励性暗示：对像他自己一样的人即使不恢复原职的话，也
进行了平反；在毛的支持下，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
提出了长远的经济规划和以后众所周知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①更为重要的是，毛号召要安定
团结，并批评了“四人帮”的宗派活动。同时，毛似乎想要在文化界恢复更
为宽容的政策。他主张恢复周扬等一些官员的职务，并告诉邓小平文艺应“百
花齐放”。在毛的鼓励（也许是领导）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叶剑英、
李先念在5 月和6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提出的论断——即第
十一次“路线斗争”正在进行，新的领导人犯有实用主义的错误。王洪文一
直是个随风倒的人，这次他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回上海呆了几个月。但他的
三位同志仍顽固地保持沉默。②
邓奋力解决一些紧迫问题。③首先是军事问题。这是毛召邓复职的一个主
① 有关王洪文去长沙见毛泽东的描述，见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 卷，第196—20
3 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7—639 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第530— 537
页。大陆近期的历史学家们不肯就张春桥如何被任命之事表态，也许他们是想避免把他 们
关于毛在此时恢
复邓的工作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设想弄得一团糟。关于毛重召邓 的目的、在中国目
前仍很流行的一
种替代解释是，他想用邓顶替周恩来。据此情形说明，毛 担心周可能比他活得长；这位总
理患了癌症，但
据说主席也在1972 年底患了严重的中风，这 使他相信他可能先死。毛提名邓可能部分是
因为他认为他是
“四人帮”不那么难对付的一位 对手；也可能考虑到他俩早些年的密切关系——邓在毛处
境非常困难时仍
对他忠心耿耿；关 于毛、邓之间的关系，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第
140—145 页。
③ 郝梦笔和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39—640 页。
① 周在1964 年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时，他并没有提到毛的支持。参阅加德纳：《
中国政 治和对毛
的继承》，第67 页。
② 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45—647 页；房维中主编：《中华
人民共和 国经济
大事记（1949—1980）》，第544—545 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2 页。政治 
路线斗争当然是
党内争论的最严重的形式：林彪事件已被列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清除刘少奇 是第九次。

③ 关于邓小平从 1975 年 1 月到 10 月（从10 月开始，邓不能行使有效的权力）这段时
期的活 动，可参
要动机。在《邓小平文选》中重新发表的邓在1975 年的8 次讲话中，有3
次是谈军事问题的。在他正式担任军事职务后不到3 个星期，邓就对人民解
放军机构臃肿、预算庞大、效率低、无纪律、干部队伍中存在帮派主义等提
出批评。他强调人民解放军需要服从党的政策。在以后的一次讲话中，他在
所列的军队的缺点中加上了自负和惰性。④
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工人的骚乱。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州、南京、南昌和其
他地方的铁路工人罢工和阴谋破坏活动，这显然是“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左”
倾分子煽动的结果。4 条主要铁路干线交通中断，引起了巨大的经济混乱。
邓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恢复了秩序，同时也恢复了中央的控制①。王洪文一直
未能解决杭州左倾分子挑起的冲突。邓就出动军队并逮捕了肇事者。②
在寻求解决经济方面根深蒂固、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方法时，邓召开了会
议并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制定了三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加快工
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8 月18 日公布）；《关于科学
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胡耀邦、胡乔木和其他人起草，9 月26 日公布）③；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邓力群起草， 10 月中旬公布）。④
在左倾分子要求实行更加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的煽动下，这一年的六、
七月份在华中、华南地区爆发了罢工浪潮。这个关于工业的文件解决了这次
罢工浪潮的根源。⑤文件谈到“一小撮坏人在”‘造反’和‘反潮流’的旗号
下阴谋破坏工作”；也谈到了管理“混乱”；生产力低下、质量低劣、保养
费昂贵、生产成本高、故障频繁；特别是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工业问题严重。
⑥在这一文件提交给国务院时，邓在批示中强调要支援农业，引进外国技术，
加强工业研究，恢复管理秩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实施规章制度以及恢复
物质刺激。⑦一个月以后，在讨论《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时，邓反复
强调要加强培训，提高教育水平，提拔更多的学有专长的领导，花更多的时
间进行科研活动（这就暗示在政治上少花些时间）。①
正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文件对左倾分子进行了全面抨
击，大量地引用了毛的早期著作来阐明不能因强调革命而妨碍生产的观点：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
鬼话。一旦抓了革命，生产就自然地并毫不费力地提高了，这只是那些纵情
阅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0—641 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1—13、 27—42 页。
① 于尔根·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过渡时期》，第127 页；房维中主
编： 《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41—543 页。这些铁路干线是：天津—浦 口；
北京—广州；陇
海线（连云港—天水），联接沿海的江苏和西北的甘肃的主要东西干线； 和联接杭州与南
昌的浙赣线。
② 约翰·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4 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的分析，参阅肯尼思·利伯撒尔：《中国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
政 治》，第33—49
页。
④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0—555 页。
⑤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28 页。
⑥ 齐辛：《“四人帮”案》，第246、 247、 257 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43—46 页；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
，第 550— 552 页。
① 齐辛：《“四人帮”案》，第 287—295 页。
于神话的人才相信的观点。”②难怪江青公开指责这三个文件为：“三株大毒
草”，而《总纲》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③
江青在农业问题上也与邓进行了交战。在9 月15 日至10 月19 日召开的、
有3700 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她号召回到1958 年大
跃进高潮时期的公社理想上去，并强调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另一方面，
邓回顾了60 年代初期，那时利用各种刺激鼓励农民的积极性。④
另一个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为当代政治目的服务的古怪例子是，江青在
她的大寨讲话中通过贬责一本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男主人公来影
射邓小平。她宣称，“必须认真阅读这本书，看清这个叛徒的面目。??宋
江那个人搞了许多两面诡计”⑤“??宋江架空了晁盖，难道刚才没有人想架
空主席吗？我认为有几个。”⑥尤为独特的是，这种《水浒传》比喻并不是她
的思想，而是来源于毛对宋江的投降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批判，“四人帮”中
老练的辩论家姚文元迅速抓住了这一主题。⑦
在邓小平当权的一年中，毛的行为是矛盾的。①他支持邓的措施，保护它
们免受“四人帮”的攻击，但同时又提出了他自己的“左”倾思想，并允许
张春桥和姚文元宣扬他们的“左”倾思想。他反对工资差别、接劳付酬和商
品交换。他说，在这些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1949 年以前的中国差别不大，
只是所有制发生了变化。由于受到毛的讲话的鼓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33 条语
录。他们精心挑选了那些能说明他们自己观点的评论。②在毛的许可下，张和
姚都写了主要的注释性理论文章，以论证他们自己或毛的观点：论阶级斗争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性；论商品交换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危险
性；论物质刺激鼓励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令人担忧的崛起；论向集体所有制
更高阶段进而向国家所有制推进的紧迫性，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③
毛的模棱两可可能反映出他已丧失了决断力。这是理智和感情的真正矛
盾。这也可能是他身体日渐虚弱的表现。从1974 年初到1975 年8 月，即在
毛接受摘除白内障手术时，他已不能看书了。由于他的机要秘书生病住院，
毛不得不依靠他的年轻女秘书张玉凤给他读官方文件和报纸。1975 年底，毛
患了帕金森病，已说不出话了，甚至在会见某些外国要人时，只能靠写或发
出只有他的随从能理解的咕噜声与他们交谈。根据张的回忆：
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

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
讲话、
② 同上，第227 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6
 页。
④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29—130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大事记 （1949—
1980）》，第552—553 页。
⑤ 《中国历史研究》第12 卷第1 期（1978 年秋季号），第55 页。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4 页。

⑦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3—574 页。关于《水浒传》事件的详细论述，
参阅戈 德曼，《中
国的知识分子》，第201—213 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8 页。
② 同上，第644—645 页。
③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型和表情上进行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
障碍
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
困难，
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①
毛的左倾侄儿毛远新似乎在1975 年9 月底从东北调到北京，充当主席与
政治局的联络员。他也反对邓。毛远新像埃古（莎士比亚剧作《奥赛多》中
的反面人物——译者）一样，歪曲邓的报告并把他对邓对文化大革命忠诚的
怀疑都送进主席的耳朵。他找到了一位富有同感的倾听者。②
所有这些因素也许会有助于改变毛的态度。但考虑到毛与邓交往甚长，
毛在1973 年就天真地认为这位从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人物已改变
了他的缺点，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假设是，毛提拔邓小平是一个
策略，其目的部分是为了蒙骗军队以更有效地解决“毛之后，哪一派统治？”
的问题；部分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解决“毛之后，谁接班？”这一问题。他在
1975 年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表示他已改变了他在“毛之后，怎么办？”这个问
题上长期坚持的观点。
周的逝世和邓的下台
甚至在1976 年，1 月8 日周恩来逝世以前，批判邓小平政策的浪潮已逐
渐兴起。“四人帮”可能觉察到主席对邓的容忍正在消失，于是决定发动一
场运动打倒他。正如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初战战场是知识界一样。
一位清华大学的党员干部（或许受到邓的支持者的鼓动）两次写信给毛，
诉说了“四人帮”在那里的忠实追随者迟群和谢静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毛
把这视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11 月3 </PGN 日，迟和谢公布了毛支持他们
的复信，这标志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①他们还抓住这次机会攻
击教育部长周荣鑫，因为周应邓的要求，坚持恢复教育标准。②文化大革命尚
存的遗产（或称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之一即一种平均主义的教育制
度——它强调更为简单和实用的课程，以便让工农兵更容易上大学——在毛
和“四人帮”看来正处于危险之境。③
11 月，在毛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
宣读了毛的讲话要点，然后将《要点》传达到各省的高级党员干部。毛的讲
话和随后颁发的拥护毛的讲话的中央文件的要点是：从7 月到9 月，政治谣
①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罗斯·特里尔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第395
—397、 400—401、
411—413、417—418 页追溯了毛在1976 年夏接见连续来访的外宾时所表现出来 的日益恶
化的健康状况。
②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26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第 648—649
页，有报道说毛远新到1975 年12 月就不与他的伯父在一起了，但另有迹象表明， 直到毛
逝世，他一直留
在毛的身边。
① “反击右倾翻案风”，参阅郝和段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 页。
② 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 75—76 页。关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发展
的详细 分析，请
参阅第7 章。
③ 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包括：江青的革命京剧；农村“赤脚医生”（或护理人员制度）
；“五 ·七”干
校（干部要花数月，有时数年时间在那里进行体力劳动）；大寨大队的集体主义竞 赛。参
阅1976 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 要肯登攀”。

言四起，有人企图分裂最高领导层，攻击文化大革命，力图翻案。④毛有效地
从邓那里收回了他的权力，并使当时的运动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
正在此时周恩来逝世了，这突然引发了一场将在年内波及整个中国的政
治危机，几个月来，周一直不怎么活跃，但在他活着时，他是理性和克制的
象征：不管国家变得如何混乱，在某个地方，总有人试图恢复秩序，并保护
人们免受文化大革命的最坏影响。早在20 年代初，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时
就和周在一起。他在周逝世4 年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人们对周的态
度：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十

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
“文
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
民原
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他
保护
了相当一批人。①
周在逝世前一直担任总理职务。现在选择接班人，不可能再推迟了。邓
是当然的候选人。周选择邓本来暗示着他依然愿意保留一位温和派人物掌
舵。尽管“左”派对邓的复旧主义政策的批判浪潮日益高涨，但他还没有受
到公开的羞辱，还让他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②
但是毛必定已估计到，如果让邓继承周的衣钵，这实质上将使邓的地位
在他本人逝世后变得不可动摇。现在必须打倒邓，否则他最终将除掉那些想
真诚地保护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人。同样的论据也妨碍了叶剑英、李
先念等其他主要幸存者来继承周的职务。
最有可能当总理的激进候选人是“四人帮”中最有能力的成员、位居邓
小平之后排名第二的副总理张春桥。但毛很久以前就已确定周的接班人不应
是个激进分子。一位激进的总理不但不能维护毛主义，而且会突然引起敌对
反应，导致人和纲领的废弃。
因此毛不得不选择一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可能毛的精明设想是，这
样一个人会非常感激毛并一定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个受益者或许也
想在领导层中保留一个激进分子，以便平衡老干部对其地位的威胁。这样，
这支纯洁的毛主义火炬会在政治局里继续燃烧，即使不在它的鼎盛时期。
毛选上了华国锋，其原因尚未被人所知；也许毛在选择合适的继承人时
又犯了错误。华作为一位官员，在毛的家乡湖南省的工作很早就受到了毛的
注意和赞赏。①也有人认为华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洗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另一位
潜在的候选人纪登奎也是如此。华在一年前的四届人大就任公安部长。毛可
能认为这一职务会给这个未经考验的继承人奠定必要的权力基础。在1 月21
④ 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49 页。
①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303—
312 页。有 人说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请参阅周：《历史在这里沉 思》
，第1 卷，第
57—58 页。
② 邓的讲话刊载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66 期（1976 年6 月），第420
—424 页。
① 见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恽赛充（音）：“华国锋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的岁月（1949—
1966）： 一位政
治多面手的成长”，载《中国季刊》第69 期（1977 年3 月），第29—34 页。
日和28 日，毛通知政治局，华应担任代总理并代替邓主管党的日常工作。②
毛又命令文化大革命的一位军队的受益者陈锡联代替邓的盟友叶剑英主持中
央军委的工作，这可能是为了防止华受到包抄。③隐密的反邓运动得到了加
强。
“四人帮”的策略
“四人帮”对华国锋的晋升十分恼怒，尤其是张春桥——他显然对总理
一职垂涎已久。④这导致他们犯下重大的策略性错误。大概，这一错误使他们
在毛死后保留权力的微小希望也化为乌有。他们没有与潜在的同盟者合作，
而是全力以赴，夺取权力。
此时政治局的政治形势对“四人帮”是有利的（见表7）。文化大革命
前老干部中的幸存者处于守势，他们在管事的政治局委员中为数不多。由于
邓小平和叶剑英已靠边站，王洪文和张春桥是本可以利用他们在政治局常委
中的有利地位联合华国锋控制党的。华在此关键时刻本会欢迎这种支持的，
特别是因为它会得到毛的赞许。“四人帮”的天然盟友是像华一样的受益者。
他们相对年轻和活跃；而且，正如毛可能已觉察到的，因为他们获得权力的
方式不同，他们会遭到幸存者的怀疑，同时他们也怀疑幸存者。而且，这些
受益者包括军界和政界的要人，他们在任何摊牌中都将是重要的同盟者。这
些人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中央警卫部队（即人民解放军8341 部队）
司令员汪东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①
表7 周恩来逝世后政治局的政治形势
② 为什么要“代理”呢？可以想象，这是出于礼仪上的原因：直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
华为 总理以前，
不能正式称华为总理。但当他在4 月获得总理头衔时，那也不是某种宪法程序的 结果。毛
可能意识到，王
洪文没有受到考验就被提拔担任高级职务，这是一个错误。所以毛 要试用华一段时间以尽
量减少损失——
如果华被证明是同样无能的话。或者毛可能想以此 暗示邓不是永远被开除而是暂时靠边站
，从而避免老同
志的反对。后一个假设也许可以解 释：毛在攻击邓时，为什么谨慎地说邓的罪行是属于人
民内部矛盾，可
以得到解决。参阅郝 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0 页。
③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9 页。根据这一论述，在叶
剑英生 病期间，
由陈锡联代替叶，但由于我看到的其他论述（例如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 六十年
》第649 页。高
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 页）都没有把它当作 一个动机来提，人们
必须假定它是由
叶对毛有关华的决定的愤怒引起的一种政治病。可以肯 定，叶身体一直很好，他参加了1
 月15 日举行的
周的追悼会。
④ 关于张春桥对他个人所受挫折的反应，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第575— 576 页。
① 这些人作为激进者的同盟的恰当性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邓小平在毛死后重新掌权时
坚 持要他们辞
职——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三人和纪登奎一起被称为“小四人帮”。
职 务（文革）激进者（文革）受益者（文革）幸存者
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
王洪文
张春桥
华国锋邓小平
叶剑英
朱 德
政治局委员
江 青
姚文元
李德生
陈锡联
纪登奎
汪东兴
吴 德
陈永贵
李先念
刘伯承
许世友
韦国清
政治局候补委员
吴桂贤
倪志福
苏振华
赛福鼎
说明： a.康生和董必武在1975 年去世。
b.朱德和刘伯承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在政治上已不活跃。
c.不清楚是何原因， 1975 年1 月在接管这个国家时，李德生“请求免去”他所
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参阅《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第391 页。在内战时期，李一直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一位
司令员。1982 年，他为一本描写他们辉煌的军事业绩的书写了序言；参阅杨
国宇等编：《刘邓大军征战记》，第1 — 4 页。
但由于没有毛来进行严格的日常控制，“四人帮”又不能忍受任何妥协，
反而使他们天生的好战态度放任自流。直到最近一向习惯于充当主席的守门
人和代表的江青，①她不甘于为一位政治暴发户充当二把手。早在前一年秋天
学大寨会议上，崛起中的华国锋想与江青一起努力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江
青就开始攻击华胆怯，称华为“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②现在，“四人帮”
不但没有重新估价在华担任代总理以后他们的地位，反而加快了他们反对华
的行动。③这样就使华不得不寻求幸存者的支持。于是，相互依赖的现实戏剧
性地展现在了人们眼前。
“四人帮”不满足于驱邓损华，他们公然蔑视公众对周恩来的感情（他
们必定了解公众对周的感情）。这位总理逝世时没有发布公告说明他将被火
葬，也没公布追悼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但消息一传出，约有100 万人伫立在
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公墓的大街上，许多人手捧白色的纸花表示哀悼。在
一个地方，群众纷纷拥上，阻止了送葬行列，要求按中国的习俗将周土葬。
只有在周的遗孀邓颖超从车上下来，向群众说明火葬是周的生前愿望之后，
送葬行列才得以继续前进。④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全国各地发生的情况表
明：周是深得人心的，而他的敌人是不得人心的。⑤
“四人帮”的反应不是暂时有所收敛，而是公然反对对周的悼念。虽然
① 齐辛：“文化大革命”，第191—192 页。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0 页。
③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76—577 页。
④ 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第8—9页。
⑤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2—586 页。
周没有被点名批判，但他们通过控制新闻媒介限制人们公开表达对周的哀
悼，并同意对周的政策进行大肆攻击。⑥3 月25 日，他们终于出格了。由他
们控制的上海一家大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文章，毫不置疑地把周恩来称
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南京，发生了由学生带头反对“四人邦”
的强大抗议活动。但是，新闻媒介没有报道此一事件。学生用沥青把标语写
在火车车厢上，消息就传到了北京和其他城市。①此后，在首都的心脏，即天
安门的毛的巨幅画像的正前方发生了支持周、邓，反对“四人帮”的更加激
动人心的示威。“南京事件”正是这一示威的序幕。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
清明节是中国人怀念祖先和扫墓的传统节日。几年前，中共为了消除迷
信，将这一天变成了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于是，北京人民利用这一机会来
悼念中共最伟大的英雄并借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3 月19 日，北京牛街小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
摆上了第一只花圈。4 天后，一个自安徽来的人放上了第二只，并附有悼词。
这两只花圈很快就被警察移走了。首都公安局的首脑隐晦地发出了信号：“花
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3 月25 日拂晓，一所中学送来了一只花圈，没
过多久，一些工人送来了纪念匾。3 月30 日，出现了第一个人民解放军的花
圈。这些纪念物没有再被移走，首都人民深受鼓舞。②
3 月30 日以后，纪念碑下的花圈越来越多，与北京市政府的命令背道而
驰。一队又一队，一个单位又一个单位，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广场，送来了花
圈、悼词，还朗诵着他人的悼词。清明节即4 月4 日这一天，刚好是星期天，
大约有200 万人到过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部分全部被花圈所覆盖，在它的周围， 花圈摆了
一圈又一圈。大多数花圈都是自制的，上面扎有寄托哀思的白纸花，周恩来
的像片贴在中央，旁边挂着两根丝带，写有悼念的文字。许多花圈上还别有
颂词和诗歌，还有一些则张贴在纪念碑上。正是这些悼文成了人们关注的焦
点，他们挤在一起，急于了解别人是否也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情感。①
有些纯粹是悼念总理的：
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
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他富有全中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他的坟。他把
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谁？他是谁？
⑥ 高皋和严家其：同上，第 581—582 页。
①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86—597 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
共产党 六十年》，
第652 页；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60—164 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98—599 页。
①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15—136 页。加赛德是一个会说汉语的英国外交官，他于
1976 年 1 月来英
国驻北京大使馆，亲眼目睹了这一系列悲哀的事件。中国有关这些事情最完整和最 生动的
描述或许是高皋
和严家其所著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第598—637 页； 4 月 4 日到过广场的大致
人数也来源于此
书的第611 页。本文作者4 月1—4日虽在北京，但文 中的叙述主要来源于前两种资料。

他是总理！是我们最敬爱的总理！②
怀有这样的情感当时非常普遍，但人们最热心诵读的还是攻击“四人帮”
的诗篇。其中有些比较隐晦，有些则一目了然：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若有人反总理，
如同狂犬吠日
——梦想！③
面对这些口诛笔伐，“四人帮”暂时认识到了现实。他们与政治局里的
文革受益者们合谋采取强硬手段。本来，政治局在4 月1 日的会议上已经认
定南京事件是分裂分子和邓小平的支持者制造的。根据这一否定性的判断，
北京的警察在4 月2 日和3 日开始采取行动，企图阻止悼念者，搬走花圈。①
4 月4 日晚，当清明节即将到来时，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形
势。政治局主要成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一些老革命家以及支持他们的
许世友将军都未参加，②邓小平当然也不可能参加了。“四人帮”和文革受益
者们完全控制了会议。华国锋谴责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挑动者，说有些诗是
对主席的直接攻击，很多是攻击党中央的，很恶毒。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
则认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并说1974—1975 年邓小平就为此做了大量的
准备工作。他说，“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③江青问中央领
导人的安全是否有保障，为什么还不将对手们抓起来。④
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和文革受益者们继续合作的基础变得更为牢
固了，双方都感到了威胁，他们的主张遭到人们唾弃。如果华国锋的论断是
正确的，即毛泽东本人也成了一些悼念诗文攻击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他们分
享权力的基石已经动摇。⑤毛尚在世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么他死后又会发生
什么呢？这样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支持周恩来的高潮至少也说明人们不再
把毛当成指引未来的、独一无二的、神一般的领袖了。另外还有一条道路，
他们选中了这条路，即他们也反对毛选中的接班人。人们对周的敬意表明他
② 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17 页。
③ 萧兰：《天安门诗抄》，第 29—30 页，选的这一段只是这本诗集中的一小段，当时广
场上张 贴着许多
类似的诗文。可参见两卷本的《革命诗抄》，后来童怀周选编成《天安门诗文集》出 版。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2 页。
② 同上。
③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1 页。
④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19 页。
⑤ 对毛和他的“封建式”崇拜的最明显的动摇不能不提到秦始皇，人们常将主席与他相提
并论： “中国已
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引 自加赛
德：《活跃起
来！》，第127 页。
们想要邓小平来接替他的职务，那天晚上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清楚，邓小平重
握大权就等于是他们的灾难。
这样，就有必要迅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毛远新将会议结论向他的伯
父作了汇报，并且得到了毛的认可，于是，警察很快就开始行动。至4 月5
日凌晨4 时，广场上的花圈和诗文全被清除了；滞留广场看诗文和守护花圈
的人被逮捕。①5 时左右，王洪文来到天安门广场，就白天如何行动对警察作
了指示。②
当局采取行动的消息迅速传开，人们开始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向广场汇
集，这时的行动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但是有一群人——10 个中学生于早上
6 点钟来到广场准备敬献花圈，没料到他们的去路被挡住了，纪念碑周围站
满了军人和民兵，说纪念碑要清理。③一个8 时左右到达广场的外国人说，广
场上有一万人，冲着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④
下令群众解散却又不解释为什么移走花圈，这激怒了在场的人们。警方的一
辆面包车被掀翻，车里的人因说人群是被“阶级敌人”利用误入歧途而被迫
道歉。一个激进分子（可能是清华大学的旁听生）在一旁指责送花圈是悼念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他很快就被揪了出来并且被迫离开。午后不久，有
好几辆警车被焚毁，一个警察指挥部遭到袭击并被付之一炬。⑤
下午6 时30 分，吴德通过广场上的喇叭发出呼吁，要求群众离开广场。
⑥大多数人散去了，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只剩下几百人还滞留在广场。⑦到了
晚上9 点35 分，广场上的灯光突然全部打开，一片通明，扩音器里播放着军
乐，集结在天安门后故宫里的工人民兵、公安人员和卫戍部队突然出现在广
场，他们手持棍棒开始殴打群众。至9 时45 分，大打出手的场面结束了，受
伤的群众被带走受审问。①
当晚召集的会议上，政治局作出结论，认为这一“事件”是“反革命暴
乱”。4 月7 日，主席听了毛远新关于此事的报告之后，下令将《人民日报》
关于整个事件的报道和吴德当时的讲话一起发表。邓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但
允许他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知邓当时还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就在当天，
他被人民解放军神秘地转移到了南方某安全地。他在政治局里的盟友许世友
和韦国清控制着那里的驻军。②
4 月7 日，毛作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决策：命令立即将华国锋提拔到
①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1 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21 页。
③ 同上，第622 页。
④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1 页，加赛德：《活跃起来！
》，第129 页。
⑤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29—131 页。
⑥ 广播讲话内容见高和严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29—630 页。
⑦ 同上，第633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 页提到有388 人被捕。加赛
德的《活跃起来！》，
第132 页说约4000 人在吴德讲话后仍留在广场，这也是估计数。并非警方记录。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 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第634—635 页。
加赛德引用当代一些非共产党的报道，指出有100 人被杀，《活跃起来！》，第132 页。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2 页。我尚未发现有任何中方的资料
以证实邓的安全
是怎样保护的。
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上。③或许是因为形势太危险不能再耽搁，或者
是华已经受住了毛的考验；无论如何，毛最后决定了他的接班人。3 个星期
后即4 月30 日晚上，毛听了这位新的第一副主席汇报全国形势后，对他说：
“你办事，我放心”。④这句话后来被华当成护身符。实际上，华的生存能力
并不见得比前三任接班人强，只是毛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了。
毛的逝世
对于大多数迷信、讲究传统的中国人来说，1976 年是充满凶兆的一年。
周恩来于1 月去逝，接着，89 岁高龄的老革命家朱德于7 月逝世，在早年艰
苦的环境中，正是由于他对毛的忠诚才确保了军队服从党的领导。过了3 个
星期，华北煤城——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达24.2 万多人，重伤16.4 万
人。①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一方面是由于极左分子煽动反对邓小平引起的，另
一方面则是公众对邓遭清洗感到愤怒引起的。铁路运输再次发生堵塞；钢产
量在1976 年的头5 个月比预定指标少了123 万吨；化肥、棉纱和其他主要工
业产品的产量也迅速下降，导致国民财政收入减少了20 亿元。年度计划的各
项指标不得不重新修改。②
在自然灾害、政治动乱和经济崩溃同时发生的时刻，精英们也逐渐认识
到毛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结。③在邓被撤职却还未彻底垮台的形势下，“四人帮”
这样做很明显是合情合理的；巩固与政治局中文革受益者们在天安门事件中
结成的联盟，以确保安全渡过前面几周的危险风暴。但是，在7 月的全国计
划工作会议上，他们攻击华国锋，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很显然，他们已
决定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与文革受益者们对抗。8 月，随着毛的生命日近
尾声，他们自1967 年以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上海民兵开始进入戒备状态。④
将军们也开始动起来了。王震将军劝说身为政治局成员的老帅叶剑英与
“四人帮”作斗争。叶的老友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将军也经常与他联系。叶
还与其他政治局成员，包括华国锋及其他遭“四人帮”冷遇的文革受益者们
一起磋商。叶又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
也作好了战斗准备：
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着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
的江
山被这四个人毁灭，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
如果我们赢
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
国外找一块
庇护地，以待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
、南京军区。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 页。
④ “你办事，我放心”，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 页。
①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68 页。
② 同上，第567 页。有关拥邓的群众运动的报道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
史》，第641—
659 页；对左倾分子骚动的分析见前引书第662—676 页。
③ 有关毛在春节前后病情恶化的报道，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④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4—655 页；高皋和严家其：《“文化
大革命”十年史》，
第678—679 页。9 月上旬，江青再次来到大寨大队，这时突然接到北京来的急电，告知主
席病情恶化，据
说她并未马上动身，而是继续与卫兵和身边的医护人员玩扑克；高和严，前引书，第691 
页。
如果再拖下去，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①
但是叶还要等一等。他对王震说，毛没死就采取行动不恰当，②他以“投
鼠忌器”③这一成语来解释为什么要再拖一段时间，意即他不愿毛还在世时，
就把他的妻子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这样会使毛受辱。毛于9 月9 日午夜过后
10 分钟去世，叶剑英准备行动了。④
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
目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过在广东另
建一个中央的计划，邓小平下台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区里，实际上，整个中国
革命的历史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教训：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应另找一个
安全据点。他们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江青及其同党过于得意忘形了。由于毛的支持，他们扶摇直上，很快地、
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大权；在毛的默许下，他们目空一切，大发淫威。他们每
个人都滥用特权——中共曾发动一场革命来消灭的东西。但是，正如米洛
万·吉拉斯所说，特权是官僚独裁制度的派生物，不可避免。①在一个世纪以
前，这些人就可能是宫廷里的一个阴谋集团，利用与皇上的亲密关系，高高
在上，却不知圈外的权力现实。
与宫廷阴谋集团不同的是，“四人帮”在上海有相当大的权力基础，他
们本可到上海暂时退避一段时间的。然而相反，他们显然以为与毛关系密切，
是政治局常委，又控制了新闻媒介，这些加在一起足可以使他们具备夺取首
都的权力的条件。因此，他们倾全力于夺权目标上。毛刚死，江青在黎明前
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毛的丧事安排并不关心，而急于马上将邓小平开除出
党。②
“四人帮”的行动计划似乎是三管齐下：坚持他们继承毛思想的权利；
控制党中央；准备武装对抗。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各主要新闻机构很快就大
肆宣扬据说是毛的临终嘱咐的重要意义：“按既定方针办”。如果不这样做，
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
大学说”。③显然，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任何逆转反邓运动方向、或（这更可
① 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0—141 页；引语的来源不甚清楚。加赛德也并未探
讨邓提 到的“国
外庇护地”的含意。（本段引文无法核对——译者）
②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343 页。以前，叶和聂都被授予元帅衔，
但文革 前在林彪
的领导下，军衔都被取消。
③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脉络”，载1986 年10 月《党史通讯》。
④ 在毛弥留之际，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一个接一个地与毛作最后的告别；见范硕所著“暴风
雨般 的十月——
‘四人帮’覆灭记”，载《羊城晚报》1989 年2 月10 日、2 月19 日，被翻译转 载在外
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态》第17 页。
① 米洛万·吉拉斯：《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剖析》，第42—47 页。特里尔花了很大篇
幅论述 江青的特
权生活，并将她与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皇后相比较；见《白骨精》第317—323 页。
②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 页。
③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6 页。根据文革后的有关报道，1976 
年4 月 30 日，毛
的确对华国锋说过“照过去方针办”；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 页。
有人分析了这两
怕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通过新闻界，“四人帮”制造了对他们有利的政治气氛，这可以动摇下
层干部对首都力量平衡的判断，④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真正接管了权力。毛死
后不久，“四人帮”就想方设法维持他们对省级机构的控制。王洪文在中南
海设立了自己的值班室，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各省委下达指示，要求凡有
重大问题都要与他商量。①9 月12 日起，“四人帮”组织人马发表文章，向
政治局施加压力，要求任命江青为毛的接班人。②在毛的追悼会上，拍下了许
多别有用心的照片并公开发行，使人们以为江青就是毛的接班人。③
“四人帮”篡权的步伐更紧了。9 月19 日，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华
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和张春桥——召开紧急会议，她和毛远新要参加，但
不让叶剑英参加。会上，江提议授权毛远新整理他伯父的各种文件，目的是
要找或者至少要“发现”毛的最后遗嘱，以利于江青夺权。最后通过表决决
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毛的所有文件。④
9 月29 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江青和张春桥企图强行讨论江青今后的作
用问题，他们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意见（即毛远新应当返回辽宁的本职
岗位），提出反建议——授权毛远新为下一次中央全会准备政治工作报告。⑤
然而“四人帮”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毛远新只好返回辽宁，领导权的
问题暂被搁置了。⑥
“四人帮”的第三项措施是准备武力对抗。上海民兵（约10 万之众）都
发放了武器，并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建立了秘
密联系。王洪文及其同党在与下属们的谈话中都充满了火药味。①
10 月2 日，毛远新引起一阵恐慌。他命令[（沈阳部队）——译者]一个
装甲师开往北京；沈阳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立即命令该师停
止前进，返回原地。②尽管文化大革命变化万端，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军
事指挥系统的忠诚丝毫未变，“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根本打不进去。
种说法的不同，认为“四人帮”的说法表明要遵循他们代表毛所提出的 某些政策，或者要
按他们能在毛的
文件中找到文字根据的某些政策办；而华国锋的说法仅仅 是含糊的连续性。见加德纳：《
中国政治和对毛
的继承》，第111—113 页。
④ 各省报立即开始转载毛的临终嘱咐；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
335 页。
① 作为政治局常委，王这样做是否真的如后来所说的超越了他的权限，这一点仍不很明确
。两 年前，王就
曾试图将上海的干部安插进中央和政府部门，到底取得多大进展，不甚清楚；见 仲侃：《
康生评传》，第
316 页。
② 《康生评传》，第334—335 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3 页。
③ 拉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1985）》，第385 页。亲眼目睹9 月18 
日葬礼的 叙述，
见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7—149 页。9 月下旬，一份声称是毛遗嘱的油印本流 入
香港，根据该材
料，毛在6 月份曾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让他们在其死后帮助江青 “举起红旗”。见
丁望：《华主席》，
第112 页。
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 页。另一说法提到江青和毛远新曾强迫毛的秘
书交出 一些文件，
只是在华国锋干预之后才归还；见丁望：《华主席》，第111 页。
⑤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 页。
⑥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 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5—666 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
，第214— 215 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 页。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对“四人帮”搞军事政变也许有些夸大其
辞。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他们也应该想到以上海的民兵是无法与占绝对优势
的人民解放军相抗衡的。上海可能成为他们最后的堡垒，但绝对成不了延安
式的走向胜利的跳板。实际上，江青及其同党们一直呆在北京，这就给人们
一个印象：他们是在自欺欺人，以为即使毛死后，政治也不会有反常现象，
斗争仍将按文化大革命制订的规则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是靠文化大革命规
则爬到顶峰的。但是，他们的庇护者死了，而与他们作斗争的是一批为建立
新中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些人革命时就没有尊重过任何规则，需要时
能迅速无情地采取行动。
或迟或早，这样的行动都将发生，原因就如邓小平在他南方藏身之地所
说的。叶剑英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
总理的职务，他必须担当一关键角色。叶发现华有些犹豫不决，华原打算通
过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与“四人帮”的争端，但是看到9 月29 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的对抗，又得到叶的承诺——如果他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叶和其他老
同志将支持他——之后，华认识到，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已不合时宜。③
紧随着江青与王洪文的挑衅性的讲话之后，《光明日报》10 月4 日发表
了一篇意识形态上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文章，根据一种说法，正是这篇文章最
终导致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①由于“四人帮”要其追随者们 10 月 9
日听好消息，人们普遍担心他们正在策划某种行动。颇为吃惊的叶剑英急忙
隐蔽了起来。10 月5 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
在地西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未叫“四人帮”参加）。会上一致同意把江青、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汪东兴和人民解
放军8341 部队负责具体执行。10 月6 日逮捕了“四人帮”，当江青在住处
被捕时，她身边的服务员朝她吐口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②
③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4—345 页。
① 文章是由梁效班子中的两个人写的，显然是在《光明日报》编辑的催促下写成的。作者
之一 说，文章是
事先并未与“四人帮”商讨而仓促成稿的。尽管如此，它却足以使政治局委员之 一的陈锡
联立即从唐山返
回北京与叶剑英进行磋商。
② 对于“四人帮”被捕时具体情况的描写没有一致的说法。根据范文“‘四人帮’覆灭记
”第 21 页的描
写，（可能是由华国锋）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校 订和研
究在天安门广场
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议案。王洪文、张春桥作为政治局常委理当出 席，他俩于上午8 时来
到中南海的怀仁
堂。而姚文元则以他是全国头号宣传家，如果毛选出 版前需作最后修改或修饰，显然需要
他去执行，以此
为借口也邀请他出席。当他们每人到达 后，华国锋向他们宣布：中央认为你们犯下了不可
饶恕的罪行，并
决定调查你们的问题。调 查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意译）。于是汪东兴的手下押走了他
们。与此同时，
江青和毛远 新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被捕。
空 位 期
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清洗后不久，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宁和稳定。必
须重新向党、军队和人民保证：动荡的年代已经结束，国家正处于坚定而温
和的领导之下。必须使人们有继往开来这样一种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
优先要解决的是那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成领导层分裂的问题，
即：“毛之后，谁接班？”幸存的领导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认为，仅仅3
年时间，由于死的死，被打倒的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已从十大任命的25 人减
至16 人，再在政治局剩余的成员之间进行新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不论才干
如何，华国锋披着合法的外衣，并拥有任职权。他是主席选定的，他占着职
位，并且领导组成了反“四人帮”的阵营。9 月7 日（原文有误，应为10 月
7 日——译者）中央发布了由华国锋继承毛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的消息。由于华国锋还保留着总理职位，他就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
二人的接班人。由于身兼这两个人的职位，他似乎已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
然而，他将发现，职位固然带来了威望和特权，但权力却要有更深的根基。
在就新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政治局还须摧毁国内激进派的基
地。幸运的是，上海竟然是一只纸老虎。由于失去了全国性的领导人，“四
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举棋不定，竟然被一些极易识破的计谋引诱到北京，
从而彻底崩溃，丝毫也未能实施他们要战斗到底的威胁。结果是，只有持续
一周的轻微武装抵抗。政治局派出两位候补委员苏振华和倪志福去控制那里
的局势；许世友取代了不可靠的丁盛，重新临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以便
为政治家们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援。①上海问题解决后，就该由华国锋在全国行
使他的领导权了。
华国锋的困境
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其标志是毛和周
传给他的互相矛盾的遗产。一方面，毫无疑问，毛希望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
成果能够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损害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那个人的
地位，并在实际上否定那个使华国锋从相对默默无闻达到今日显赫名声的整
个时期。华国锋合法地位的唯一根据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确保
只有他控制着毛的遗产。10 月8 日，中央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在华
国锋的指导下编辑出版。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决
定违背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历时已27 年的准则，即不仿效苏联形
式，不以修墓和重新给城市和街道命名的做法来表达对领导人的尊敬。①华国
锋毫不怀疑毛对自己的持续影响力；他，可能还有他的那些文革受益者的同
事们，试图把毛对这个国家的持续影响力镌刻入大理石中。
华国锋的护身符是毛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句不时重复的话。然而，
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表述毛主席纪念堂的象征意义：毛
① 高皋和严家其：《“文革命”十年史》，第703—708 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
产党六十年》，第
657 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5 页。多姆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 治》
第138 页的叙述
中认为曾有过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5 页。
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与此相适应，华国锋批准了汪东兴提出的似乎为毛泽东
思想具体定调的准则，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
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的目的是阻止对毛泽东晚
年的行为提出质疑，这有助于众所周知的“凡是派”成员上台。②况且，对毛
个人崇拜的维护为对华国锋本人个人崇拜的产生提供了依据和正当的理由，
如果这位名气不大的接班人想在党和人民中间树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做法是
极为需要的。③
但是，华国锋和“凡是派”想披上毛的保护衣这种尝试已经受到在中国
南方的邓小平的保护人的挑战。在致华国锋的一封信中，许世友和韦国清质
问，对毛泽东的缺点只是不提是否可取，而这些缺点是人皆共知的；信中说，
毛对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支持缺少合法性，接班人的合法性必须由中国共产
党中央全会确定；信中明白地暗示，如果毛强加在邓身上的错误定论不撤销
的话，他们将在中央全会上对华国锋提出挑战。①
华国锋进行了反击。在1977 年3 月10 日至22 日召开的、讨论粉碎“四
人帮”以来的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反
复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准则，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声称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正确的。在努力为继续执行左倾政策辩护时，
华国锋甚至谴责“四人帮”是极右分子（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也曾
使用过这一策略）。
华国锋开始受到党内老同志的责难，著名的有陈云。几十年前直到文化
大革命，陈云就是政治局常委和该机构的前辈。陈云和另一名批评者王震把
重点集中在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和第二次恢复邓小
平的名誉和要求。他们宣称，这是大家的一致要求。华国锋可能会感到惊讶，
这难道是叶剑英许诺的老干部对他的支持，作为对他领导反“四人帮”斗争
的回报？无论如何，华国锋拒绝了陈云和王震的要求，甚至不许把他们的发
言打印在会议记录中。②
这次工作会议的材料中没有提到叶剑英或李先念加入了老同志批评华国
锋立场的行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感情很复杂。对一名像叶剑英这
样的政治局常委来说，在一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官员面前正式批评这个精英会
萃的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是非同寻常的。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
国锋怀有某种程度的忠诚，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华国锋既是毛泽东也是他
们封授的。叶剑英和李先念毫无疑义地支持1975 年期间邓小平所做的一切事
② 首次披露于1977 年2 月7 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中；
《中共党 史大事
年表》，第406—407 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 页。
③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 页。中国出版界大量出版关于华国锋的书籍和小册子。
根据S.施拉姆1984
年撰写的作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索引中，约有300 种关于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书籍
和小册子，根据
施拉姆的判断，这只是全国出版的此类图书和小册子的一小部分；S.施拉姆：“‘经济挂
帅？’三中全会
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政策（1978—1984）”，《中国季刊》第99 期（1984 年9 月），第41
7 页。注1。这时，
华国锋最受人喜爱的宣传照片是他和毛在一起——可能是已故的毛主席说那番不可思议的
祝福词的时候。
有些观察家发现，华国锋改变发型以使自己像毛泽东的样子。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并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6—147 页。
② 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671 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
407—408 页。陈
云发言的要点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7 页。
情，但在1977 年，他们对邓小平的复出抱着矛盾的心理。如果邓小平不复出，
他们作为政界元老控制中国的政局，指导华国锋；如果邓小平复出的话，他
们至少得把部分角色让与邓小平。而邓小平将对他们采取何种态度呢？他会
不会觉得他们像周恩来一样，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去而做了一些他们
感到遗憾的事、说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话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像
宽恕死者一样宽恕生者吗？
然而，叶剑英和李先念正确地估计了党和军队中感情的力量，意识到，
毛泽东逝世后，坚持反对邓的复出将是困难的。他们大概也知道，邓小平可
能比华国锋更有能力驾驭文化大革命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众望所归。几
年来左倾分子煽动起来的政治混乱、宗派斗争和无纪律状态再次对经济造成
损害。罢工、蓄意破坏和铁路交通再次瘫痪被广为报道。1976 年国民经济计
划完成情况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在文
化大革命最后3 年，即1974—1976 年期间，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为：钢2800
万吨，工业产值1000 亿元，国家收入400 亿元。①华国锋号召实现“大治”，
但事实上只有邓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忠告过华国锋，抵制邓对他
来说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最好的做法是让邓保证，他将既往不咎。1977
年4 月10 日，邓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批评“两个凡是”，并提出使用“准确
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随后，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
看他，其中一位可能是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试图在文革受益者们即“凡是
派”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与邓达成一项妥协。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想与
他们妥协，并指出，如果“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恢复
自己的名誉和为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即使毛泽本人也从未说过他讲过
的话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和列宁也没有。①
邓的这封信从未发表过，因此无法确定当时的传闻，即在这封信还是以
往的通信中，邓是不是表示过，他愿意拥护华国锋继续做党的领导人。②
这样的某种保证似乎是可能的，否则“凡是派”就没有理由同意让邓出
来工作。如果邓做过某种保证，这可能是为什么这封信没有收在《邓小平文
选》里的原因：这与华国锋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
无论怎么理解，这封信使邓得以出席7 月16 日至2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
十届三中全会，并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
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华国锋的职位得到正式
追认，他还固执地坚持对“两个凡是”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可见到的邓讲
话的文本表明，他重申要完整地看待毛泽东思想，但这一次，他很谨慎，没
有正面抨击“两个凡是”。在他下次抨击之前，他得准备抨击的依据。相反，
他提倡毛的一句旧口号——“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成了后毛时代邓小平政
①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73—574 页；多姆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政
府和政治》，第140—142 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51—52 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
年》，第671 页。
②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74 页。关于在跟华国锋谈话中邓表示对他的拥护，见1
976 年10 月26 日，
华国锋看望邓小平和在医院中的刘伯承的手稿备忘录，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收藏。我感
谢迈克尔·舍恩
哈尔斯使我注意这条材料。
策的精髓。③
在这次全会妥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8 月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这一次轮到华国锋谨慎了，他不再坚持“两个凡是”，也没有重申天
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批评毛或否定文化大革
命，否则会损害他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以一大段热情洋溢的颂词开始，歌
颂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接着重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成就、党的十大（在
这次大会上华国锋被选入政治局）路线的正确性以及坚持阶级斗争和在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他还令人寒心地宣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
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①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号领导人出现，排在华国锋
和叶剑英（他作了关于新的党章的报告）之后。邓的简短闭幕词是另一篇仅
有的、公开发表的讲话。他称华国锋是“我们英明的领袖”，但没有仿效华
颂扬文化大革命。他避开争论，号召恢复诚实和埋头苦干、谦虚谨慎、艰苦
奋斗，当然还有实事求是。但他也不得不妥协，表示支持“抓住阶级斗争这
个关键环节”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现行路线。这些教条后
来受到中国党史学家的斥责。②无怪乎邓没有把这篇闭幕词收入他的“文选”
中，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闭幕词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很重要。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一个领导层中，左倾分子被清洗出去，但左倾
的受害者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在党的十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中，有1/3
的委员可能因为同情左倾而落选，其中75％以上系群众组织代表。另一类很
可能是左倾分子的人，大多是新近入党的，也损失惨重，人数减少70％以上。
政治局也是一个妥协，但力量对比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文革受
益者，26 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6 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赵紫阳当选为政
治局候补委员，获得了初步的立脚点，后来他成了邓小平改革纲领的先锋。
在新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邓是后来严厉批评华国锋和“凡是派”的唯一成
员；华国锋则得到“凡是派”主要拥护者汪东兴的支持；汪东兴因反对“四
人帮”有功和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 部队首脑所拥有的权力而受到人们的
赏识；华的共同保护人李先念与叶剑英站在一起。①
华的“大跃进”
华国锋曾考虑过“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华的设想而言，它似
乎是60 年代中期激进主义和50 年代中期经济学的结合，是难以实现的。可
以肯定的是，华的双份遗产中更为人普遍接受的部分是周恩来交托的中国四
③ “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源于汉朝；《邓小平文选》，第55—60 页；《中共党史大事年
表》，第409—410
页。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2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1—195 页；郝梦笔、段浩然：
《中国共产党六十
年》，第674 页。有报道说，邓小平原计划作的关于实事求是的报告由胡乔木起草，但是
，当邓小平被委
派致闭幕词时，聂荣臻上交了胡乔木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但没有作为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供了这条材料。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27—236 页。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政治局构成
的更详细的分析，见多姆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0—151 页。
个现代化。除了最狂热的左倾分子之外，其他所有人都能团结在这个目标周
围。而华国锋确实设想了一个成功的发展计划，以便为许多人闷在心里的问
题提供答案，即华国锋有什么权利位居最高职位。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省里
的官僚经历虽无大瑕疵，却也平淡寻常；他年纪较轻从而没有成为红卫兵打
击的第一批省级官员；当形势转变再次需要有经验的干部时，他又比较走运；
当林彪事件在领导层中留下较大的权力真空时，他因有足够的资历而被调到
北京；当王洪文使毛失望时，他由于有足够的能力和比较左倾而为毛泽东所
接受。没有人能指责华运气好。但是，当中央还有比他资历更深和更高明的
人可用时，难道是他的经历使他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来领导毛和周之后的中国
吗？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可能并不这样看，因而华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对华而言，不幸的是，他的承诺超过了实际能力。在1978 年2—3 月举
行的新的（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总理把他宏伟的
十年规划（1976—1985 年）公诸于众，这个规划周恩来在1975 年第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最后一次报告中预示过。这个十年规划的目标是，到
1985 年，钢产量达到6000 万吨（1977 为2370 万吨），石油产量达到3.5
亿吨（1977 年为9360 万吨）。华国锋要求在剩下的8 年时间里，建设120
个大型项目，14 个大的重工业基地，基建投资相当于前28 年的基建投资总
和。这个规划没有考虑到60 年代的教训和70 年代的经济损失。①如同本卷第
6 章中所说，这个规划未经深思熟虑，缺乏精确的资料。想象中赖以扩大生
产的油田原只是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华的“大跃进”规划严重依赖机械进口，
外汇开支庞大。华不仅没有继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毛的狂想。他非但没有
给自己带来荣誉；反而把中国引向另一场经济灾难。这也会被人用来反对他。
三中全会
邓小平反击华国锋和“凡是派”的方式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的神
秘性质。在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中，华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人，而邓不是。“凡
是派”当权，而邓的拥护者们并不掌权。然而，在1977 年7 月的十届三中全
会到1978 年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段较短的时期内，权力关系发生
了变化。变化的办法似乎是通过报刊动员高层人物的舆论。
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应为
特约评论员文章——译者），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
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
教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 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
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
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②这篇文章也许是胡福明自己想写
的，但刊登出来的文章却以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的两位理论家的意见为
基础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深化。①这篇文章抨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①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95—596 页。
② 见S·施拉姆采访胡福明的报告，载于施拉姆所著“经济挂帅”一文中，《中国季刊》
第99 期，第417—419
页。
① 例如，胡福明的原标题是“实践是真理的一个标准”，被修改为“实践是所有真理的标
准”，而最后刊
登时又改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曾详细调查过这篇文章产生
的过程，1989 年
基础，而无论是林彪、江青还是华国锋表述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都认为，
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也不应该篡改。
令华和汪东兴烦恼的是，这篇文章很快刊登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
报》上，成为点燃如火如荼的全国性辩论的火花。②6 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邓自己也参加了辩论，当时他再次声称需要“实事求是”。③
邓机敏地运用毛著作中的引文，证明这个原则并不意味着反对毛，恰恰相反，
它要恢复主席本人最优秀的传统和实践。④邓并以夸张的词藻得出结论：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

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
际出
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
们引
导到什么方法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
和革
命的失败。⑤
在这个阶段，这场斗争远非赢定了的。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初期，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发表过讲话，但两人都没有赞扬邓的真理旗帜。①6 月24
日，《解放军报》发表拥护邓的文章，《人民日报》马上转载。这篇文章是
在罗瑞卿的指导下准备的。②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罗瑞卿被免去总参谋长职
务，但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返中央委员会；如果在高层人物中
都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罗瑞卿，那无疑会使许多高级官员投到邓的一边。
确实，从这时起，辩论热烈起来，到9 月中旬邓小平在东北的一次讲话中恢
复了对“两个凡是”的攻击，③（而在6 月份当华和叶剑英在场时，邓避而未
谈这些事）。其时10 个省已开会表示支持邓的立场。④也许使“凡是派”气
馁的是，典型的文革中幸存者李先念已暗示，他准备抛弃华，支持新的路线。
到11 月，所有省和大军区的领导人都倒向邓一边。也就在这个时候，最初由
邓于两个多月前提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1 月10 日在北京举行。⑤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如何恢复农业和制订1980 年经济计划。但是陈云
2 月3 日，他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提交了这个课题的研究报告。
② 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0—683 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政府和政治》，
第187 页。据舍恩哈尔斯说，胡福明听到主要政治家的消极反应后，变得如此忧虑以至不
承认与这篇文章
（在内部通报上报道过此消息）有关联，因为这篇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由于罗瑞卿的干
预，胡耀邦两名
助手中的一位写的补充文章刊登在《解放军报》上；这是罗瑞卿1978 年8 月去世前最后一
项重要的政治行
动。
③ 《邓小平文选》，第127—132 页。《人民日报》编辑胡绩伟因转载这篇文章受到该报
前任主编吴冷西的
斥责，而胡乔木因胡耀邦属下的行为而指责了胡耀邦。因而邓小平的干预是决定性的进展
，胡绩伟在《人
民日报》上给以大力宣传；舍恩哈尔斯研讨会。
④ S.施拉姆：“经济挂帅？”，第419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132 页。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6 页。
②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 页。迈克尔·舍恩哈尔斯告诉我，《
解放军报》上的
文章是第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
③ 《邓小平文选》，第141 页。
④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7 页。
⑤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683、 686—687 页。当时邓小平正
在东南亚访问，
会议开始时不在。
再次带头，很快把会议转变成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全面辩论。他要求公正
地恢复薄一波的名誉（他的革命经历已被玷污）；为已于1966 年底倒台的陶
铸恢复名誉；为于1959 年被免职、并在60 年代后期受到公开批判的彭德怀
恢复名誉，以及应该承认康生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对“凡是派”而言，
陈云具有挑衅性的建议是他坚持天安门事件的积极性质应予以肯定。⑥
陈云的发言引发了一阵拥护性发言，著名的有谭震林，他要求重新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事件。⑦华显然已预见到这次冲击的发生，并很快使
自己适应了这种情况。11 月15 日，宣布北京市委重新确定天安门事件“完
全是革命行动”。次日，华亲自为首次正式批准发行的《天安门诗抄》一书
题词。对南京、杭州和郑州的类似事件也早已作了重新评价。①随着“凡是派”
立场的退让，就不必奇怪他们也准备同意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
誉了，大多数受害者的命运并不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华和“凡是派”来说，更危险的挫折发生在12 月18 日至22 日召开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全会的目的是使11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正
式化。在全会上，一批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入选政治局，他们人数之多足以使
领导层中的人数对比对邓小平有利。陈云官复原职，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
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一个新机构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纪律检
查委员会负责清洗党内的文化大革命左倾分子。②其他三位邓的拥护者胡耀
邦、王震和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也被选入政治局。另外，9 名资历较深的受
害者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2 月25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重新设立处于萌
芽状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
厅主任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办公厅具有书记处的职能。③汪东兴和
“凡是派”的其他成员仍保留其在政治局的职位，但对他们而言，这次全会
是不祥之兆。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代表的路线明确抛弃左倾主义及其变
种，“凡是派”的困境更加突出了。“两个凡是”被否定了。阶级斗争不再
是“纲”，四个现代化处于优先位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被丢弃。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本
人的时机还未成熟。①但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标志着中国过去十年的政
策有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措施，不再执行华国锋顽固坚持的农业集体
化政策。如同上文已指出的，在有关农村社会主义问题上，华与“四人帮”
只存在步调上的分歧，而没有目标上的差异。甚至在“四人帮”被清洗后，
⑥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8—210 页。
⑦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9 页。
①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00—201 页；北京市委声明的文本在“每季大事和文献
”中，《中国季刊》
第77 期（1979 年3 月），第659 页。
② 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说，他痛恨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
卖灵魂陷害同志
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
不能轻易信任”；
《邓小平文选》，第160 页。
③ 关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以及产生这些成果的一些事件的详细摘
要，见中共中央
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74—280 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60—161 页。
华国锋仍坚持大锅饭，如提倡生产大队核算、限制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
到1978 年年中，华地位削弱，②这些政策开始受到责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否
定了华国锋的纲领和大寨模式。为了调动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三中全会恢复了60 年代初期的政策，并搭起一个框架，作为中国农村彻底重
建的开端：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

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杜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
分配”
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
业和
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要坚
决实
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③
甚至在工业领域，华的纲领也没有得到批准。引人注目的是， 他的十年
规划没有被提到。相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的影响再次明显可见，
三中全会要求更平衡和更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华所主张的大规模投资重工
业。①华在6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作报告时不得不宣布，三
中全会以来国务院重新研究决定在1979—1981 年期间对经济进行“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而不再追求他一年前所赞成的头脑发热的速度。②
民主墙
华国锋和“凡是派”在三中全会上的失败主要是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即
那些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和军官组成的“沉默的多数”）成功动员的
产物。但这次工作会议和全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首都出现了公众对
邓路线强有力的支持，对天安门事件影响仍记忆犹新的领导层不能不受此形
势影响。
天安门事件表明，在50 年代初期就受到灌输的国家纪律由于文化大革命
而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毛曾宣称，“造反有理”。1976 年4 月5 日，首都
成千上万人起来造反了，反对毛为他死后选定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社会纲
领。70 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发生了罢工、怠工和纯粹的流氓行为。这表明，
不只是政治上已经觉醒的首都居民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已受到严重削
弱。
毛的逝世以及那些希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的逐步崛起，在首
都又激起了一场支持这一进程的新的群众活动。天安门事件是公众为邓和他
所坚持的路线平反而进行斗争的第一幕。其后插演的幕间节目是吴德市长下
台。吴德对镇压天安门抗议者负有重要责任，在经受了历时18 个月的报界隐
蔽抨击和大标语公开攻击之后，吴德终于在1978 年10 月被撤职。③民主墙算
是第二幕，但这一次由于邓本人的反对，帷幕提前落下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个星期后，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长安大街（经过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63—164 页。
③ 引自“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7 期（1979 年3 月），第170 页。
① 同上，第169 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9 期（1979 年9 月），第647 页。
③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94—196 页。
天安门，离广场不远的一条宽阔大街）的一堵墙上。①这张由一名技工张帖的
大字报，点名批评毛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早些时候另一张大
字报称邓为“活着的周恩来”，并谴责当局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第三张攻
击“一小撮高层人物”（显然是指“凡是派”）阻碍对这一事件的所谓反革
命性质的重新评价。
支持邓、反对“凡是派”、批评毛成了许多大字报的主题。它们肯定使
邓和他在工作会议中的支持者有一种满足感：即在此关键时刻他们获得了民
众的支持。但这些写大字报的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他们就发行小册子、
报纸和杂志；或立讨论组，“如人权同盟”和“启蒙社”。在第一张大字报
贴出的一个星期内，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阅读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而且积极
地争论问题，甚至与外国人一起讨论。11 月26 日，美国报业辛迪加专栏作
家罗伯特·诺瓦克带着人们给他提供的问题，准备第二天采访邓小平。27 日
晚，诺瓦克的同事，多伦多《环球和邮政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弗雷泽向听
众们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邓已告诉诺瓦克，民主墙是件好事，“大混乱爆
发了”。但是当激动的听众听到邓在预测事件的前景时说，民主墙上所写的
东西并不都正确时，他们激动的心情又平静下来。②
民主墙是一种比天安门事件更为深刻的现象。后者是对毛和“四人帮”
的愤怒的短暂爆发；大多数诗词是悼念周恩来或谴责江青的。另一方面，在
民主墙，中国的年轻人（主要是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的蓝领阶层）③对广泛的
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尽管他们经常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天真，但他们明
显地对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可能性极为热心：
五届人大开红花，
起草人民新宪法。
八亿人民齐欢唱，
同心建设新国家。
先烈鲜血没白流，
换来今日新宪法。
保卫民主和民权，
促进四个现代化。①
邓小平接受诺瓦克采访时的谈话表明，邓对这场民主运动的最初反应大
体上是肯定的。就在那次采访的前一天，邓曾告诉一位日本领导人：“写大
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群众就
要让他们出气！”②不幸的是，关于这场运动，邓小平很快觉察到民主与四个
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而且，不管他最早的反应如何，他发现民主墙在他当时
① 以下对民主墙的简要概括主要根据加赛德就亲眼所见写的报道：《活跃起来！》，第2
12—298 页；加
拿大新闻记者约翰·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03—271 页；戴维· S.
G.古德曼的《北
京街头的呼声：中国民主运动的诗歌与政治》中的分析和诗词。加赛 德和弗雷泽与这场“
民主运动”的参
加者有多次接触。
② 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45 页。
③ 这是对一位中国参与者的分析。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141 页。此人于
1979 年5 月被
捕，他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并指责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运动。
① 李宏宽（音）：《宪法颂》，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70 页。
② 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47—248 页。
的政治斗争中与其说是一种有利条件，不如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种矛盾在于，政治大辩论可能失控并削弱他声称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的安定团结。他肯定记得，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年轻人大串联的时候，
中国的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中国的经济遭受了10 年中最严重的挫折。问题
的棘手之处在于，由老干部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构成的“沉默的多数”（邓
在与“凡是派”的斗争中主要依靠他们的支持）对于对他们的权威和地位的
新威胁感到不安。他们不愿看到推翻“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又以某种新
形式出现。
在邓于1 月28 日至2 月4 日访美之前，由于担心引起不利的舆论宣传，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邓在国外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解放军在2 月中旬
至3 月中旬的中越边境战争（邓十分关心的一件事）中没能给越南一次令人
信服的军事教训，邓在此后的地位也许被削弱了。有报道说，在3 月中旬，
邓还告诉他的高级同僚，镇压民主运动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可以镇压反革
命，也可以限制阴谋破坏活动，但回到压制不同观点和不愿听取批评的老路
上去，将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①但他同意服从多数意见，并于3 月底宣
布四个现代化要求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
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②邓在阐述提出这些标准
的必要性时所作所为的讲话令人想起了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时毛的所作所
为。邓说：
有些坏分子??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
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
和社
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煽动

下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
“中
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
人干
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③
《探索》杂志的编辑、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魏京生指责当权者抛弃了
“民主保护者的面具”。3 天之后，北京当局颁布条例限制民主运动，第二
天，魏被捕。在1979 年10 月的审判中，他被判处15 年徒刑。④1980 年召开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同年2 </PGN 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对宪法中保障公民
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利的条款作了修改，删去了毛提倡的进行大辩论和贴大字
报的权利。①此时，民主运动已告结束。
华国锋下台
中国党史专家正确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它是1949 年以后这个历
史时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华国锋有足够的机智或灵敏的话，他本
来可以与那些在民主运动问题上反对邓小平的老干部形成共同的事业。也许
① 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72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81 页。
④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257、262 页。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第169 页。
正是担心真会这样，邓才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策略。但事实上，华和“凡是派”
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不能自拔，因此即使有这种联盟，也不过是短暂的成
功。
结果，华孤立无援，眼巴巴看着一个反“凡是派”联盟在最高领导层中
形成了。在1979 年9 月25 日至28 日召开的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被提拔为政
治局委员。前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他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继邓小平和刘
少奇之后职位最高的受害者）也回到了政治局。另有11 名杰出的老干部重新
进入中央委员会。
在1980 年3 月23 日至29 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上，邓实现了更大的突破。
华在“凡是派”中的支持者——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和陈锡联（即“小四
人帮”）被免去一切党政职务。来自大寨的模范农民领袖陈永贵（他被认为
无能但没有恶意）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提升为政治局
常委。胡是邓的忠实追随者，他在50 年代一直担任共青团书记。现在他被选
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自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撤职后，这一职位一直空
缺。新建立的书记处几乎由清一色的邓的支持者组成。最后会议同意，对文
化大革命中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所有指控都是错误的，应
为他平反。②
邓的下一个步骤是要消除“凡是派”在国务院的影响。根据五中全会的
决议，1980 年4 月，副总理陈锡联和纪登奎被撤职。但是要免除华国锋的总
理职务则较困难。邓主张党政分开，并建议除华之外，一大批老干部（包括
他自己）辞去副总理职务，这样也可使国务院成员年轻化。尽管邓要消除两
个机构重叠的愿望是真诚的，但这一策略本来就骗不了人，更不用说华了。
华本来可以利用其军委主席的职位去寻求军队的支持；但一则关于华在1980
年5 月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简短报道表明，他原来可能希望
在共同坚持毛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忠诚的纽带。①但是即使军队将领们开
始对邓的某些政策感到不安，他们也不可能选华作为他们的领头人。
在8 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每年召开的人大会议因此推迟到月底召开）
之后，高层领导同意由赵紫阳来接替华的总理职务。邓小平、李先念、陈云
和其他三位老干部适时地辞去了副总理职务，陈永贵也被免去了副总理职
务。②新任命了三名副总理，其中包括外交部长黄华。至此，所有文化大革命
中的受益者都被清除出国务院，国务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害者的
天下。③
下一阶段就是败坏华的声誉和撤除其保留的职位。在11 月至12 月召开
的政治局会议上，在一大批高级干部的请求下，华的履历受到了无情的审查。
会议肯定了华国锋在帮助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所立下的功劳，但指责他
② 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81—289 页。
① 华强调道德价值与物质刺激并重。参见“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83 期（
1980 年 9 月），
第615 页。
② 邓与其他五位老干部辞职的通告与陈永贵辞职的公告是分开的，措词也稍有不同，这表
明， 陈是不体面
地离开，而且不是光荣引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文
件汇编》，第
175—176 页。
③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3—175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
六十年》 （下），
第705—709 页。
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没有纠正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甚至他在表面上已纠正
的错误也再次被指了出来。
华一直坚持使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他未曾主动去修补文化大革命造成
的破坏。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继续发动反邓运动，拒绝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为此，他再次受到攻击。他对匆匆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
集》第五卷的决定负有责任（这两件事可能得到叶剑英和李先念的同意）。
他因阻碍对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进行平反而受到指责。在对待毛问题的态度
上和在支持“两个凡是”中，他一直是“固执己见”。他对前两年经济上的
盲进及其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很大责任。①总之，这次会议认为华“缺乏党的
主席所应具备的政治和组织才能。人人都知道，他本不该担任军委主席”。②
由于受到了全面攻击，华请求免去他所有的职务。但考虑到礼仪的需要，
或许为了给叶剑英留点面子，③华没有受到致命的一击。在中共六中全会作出
正式决议之前，他不会被免除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然而，尽管到1981
年6 月底，他还一直保留着他的头衔（1981 年6 月底以后，他被降为党的副
主席），但他的职位却立即由别人取代了：胡耀邦任党的主席，邓小平任军
委主席——大家都认为他早该担任军委主席职务了！
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召开，④华保留其中国
高级领导层中名义成员身份的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约18 个月。但在1982 年
9 月，华国锋被降为中央委员。他从前的合作者汪东兴降为中央候补委员的
最后一名。华的时期正式结束。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709—710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
共党史大 事年表》，
第438—439 页；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90—291 页。
② 引自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6 页。
③ 正如我已指出的，叶对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保留华的领导职务和在1977 年劝说华
重新 承认邓的领
导职务负有某种责任。1981 年6 月六中全会开会时，叶剑英没有出席，表面上 说是生病
了，但他写信表
示同意这次人事变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一份正式的党的报告书认 为有必要发表这封信的
摘要，以免人们
对他的缺席产生误解。见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 重要会议集》（下），第293 页。

④ 多姆斯指出，1980 年2 月的五中全会曾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即在1982 年十一大
的五 年任期结束
前召开。他认为原先预期召开的时间是1981 年年初，但由于在对毛的评价问题 上和行政
改革上出现分歧，
会议被迫延期。这样，十一大任期仍按期结束。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
183 页。
邓小平的纲领
毛之后，谁接班？
1978 年12 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清楚地表明，无论华国锋的头衔多么耀眼，
他只是一位临时继承人，毛的真正继承人将是邓小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邓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本人的行为造成的。假如在周生病时毛
不把邓召回，那么在总理缺位时，邓也不会成为统治中国的一位显要人物。
假如在周死后毛不再将邓打倒，那么邓也不会成为替代文化大革命的新政治
秩序的象征。当然，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组成的“三驾马车”本来可
能具有更强的优势，从而使那些愤怒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不得翻身。
邓获得权势的令人注目的特点在于，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对他的权力进
行有名无实的肯定。在叶剑英不再当毛死后的权力经纪人后很久，邓仍坚持
在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上位居叶剑英之下。①没有迹象表明，邓在任何时候
想过要攫取党的主席、总书记或总理职务。相反，他却迅速地把他预期的接
班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给他们职位和职责，以便使他们能获得经验和尊敬。
这是毛曾提到过但从未付诸实施的一种接班人培养方法。
邓自我克制的主要原因是他决心避免给人以他想扮演毛一样的角色的印
象。的确，为了防止任何人企图继承毛的地位，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
取消了党的主席一职。另外一个预防措施就是期盼已久的对毛的重新评价，
其目的是通过冷静地估价毛的功与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功与过，使
毛那种神一般的形象非神秘化。中共在对待毛的问题上比苏共对待斯大林问
题显得更有勇气。据报道，1956 年赫鲁晓夫在作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
有人指责赫鲁晓夫也是个同谋犯，并大声叫喊：“同志，当所有这一切发生
时，你在哪里？”而当毛的过错最终被罗列起来时，邓作为一个受害者，没
有理由害怕发生这样的问题。
然而，比起1/4 世纪以前的赫鲁晓夫，邓更有理由谨慎从事。无论中国
人可能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多么偏激，赫鲁晓夫一直认为苏共还有尚
未受到玷污的列宁的形象可资利用。对于中共，毛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如
果不谨慎处理对毛的评价，两个形象均可能受到损害，这对党的合法性将造
成无可估量的影响。
此外，即使在指责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中间，也有许多人想使毛得到保
护，使毛的一些行动得到肯定。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不想过分地谴责
这个曾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人，也不愿过分谴责他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作用。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多地谴责林彪和“四人帮”。从1980 年11 月20
日至1981 年1 月25 日，中国当局对还活着的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们进行了一
次纽伦堡式的审判。
这次审判公开了许多他们所犯罪行的证据。据估计，差不多有73 万人受
到诬陷和迫害，其中，近3.5 万人被“迫害致死”。大多数被告温顺地承认
了他们的罪行，并与法庭进行了合作。另一方面，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
① 叶在给六中全会的信中，虽建议政治局常委前三名的排名顺序应是胡耀邦、邓小平、叶
剑英， 这就颠倒
了他与邓的排位。这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在叶所保护的华国锋下台后的一种现 实主义
的考虑。但邓却
让叶的名字仍然排在他前头。
保持沉默；江青则为自己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她反复声称她只做了毛要她做
的事。①
这个审判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使那些受害者看到迫害他们的人已蒙受
耻辱和惩罚，甚至使某些人能够在公开场合谴责他们。但是，江青的证词说
明毛是罪魁祸首，党将不得不寻找某些手段与这一事实达成妥协，以避开对
他们进行追根究底的谴责，因为追根究底对幸存者也极为不利。最初曾有迹
象表明，毛将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罪”，但后来并未成为事实。
那个时期人民解放军的行为受到了肯定。邓确信不切实际的历史学家损害不
了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重要地位。①
因此，邓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人员的初
次讲话中，就坚持认为最核心的第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
想的旗帜。??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②
3 个月后，当邓发现刚起草的决议草稿在这一问题上讲得不够充分时，
他说：“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的调子“太沉闷”；“单单讲毛泽东
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③在此后的意见中，他强调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
政治问题。对毛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
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邓在此暗示人民解放军也
可能通不过。④
成千的官员和历史学家进行了一年多的讨论之后，这一决议于1981 年7
月1 日在中共六中全会上被通过——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建立60 周年。它直
言不讳地将文化大革命归咎于毛：“1966 年5 月至1976 年10 月的‘文化大
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
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①在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所有罪行和错
误后，决议补上了邓坚持要加的东西。它指出，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
倾错误终究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在他的晚年混淆了是
非，错误地认为他的“左”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保护过一些干部，批斗过林彪、揭露过江青，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02—103 页。关于受害者的具体数字见第20—21 页
。对这 次审判的
一篇很好的分析（附有摘要）收在戴维·邦纳维亚：《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 一书
中。关于审判过
程的官方的全文本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特别法
庭审判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江青的表现可参见第117— 121、194—199、 227—241、 2
96—302、341—
347、 399—414 页。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0—18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76、278 页。
③ 同上，第282、283 页。
④ 邓在这里指的是：在人民解放军士兵们读到邓在接受一位外国记者采访时对毛的有关评
论 时，他们表示
认可。即：人民军队密切关注着外界舆论对毛的评价。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2 页。
② 将毛描述成一位悲剧性英雄是对中共在1956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对斯大林的提法
的重 复。事实上，
这一概念是一种突破。迄今为止，苏联和中国都曾像摩尼教徒一样强调善与恶、 黑与白的
简单并列，不允
许作模棱两可的区别。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要么全面洗雪自己 的罪名，要么被指控为
一名反动分子或
反革命分子，这种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评价模式对 政治和文学都有相当的意义。
并执行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而受到了表扬。③决议最后指出，虽然毛在文化
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
远远大于他的过失”。④
在解释毛为什么犯错误时，决议取得了邓所想要的平衡。随着毛的威望
的提高，他逐渐骄傲起来并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他的同事没有采取防范
行动，结果党的集体领导被削弱了。没有把党内民主加以制度化；制定的法
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模式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
都有它们的影响。⑤对毛的评价听起来是正确的，但是在解释在无产阶级专政
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下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或使法律受到尊重这一问题上，邓
的决议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赫重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多少。
如果邓不想放弃他曾协助创建的这一制度，他本人将尽力从毛的领导中
吸取反面教训。然而，虽然他放弃了毛的头衔和个人崇拜，但他仍没有处理
好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倾向。邓曾教训华，职位并不能带来权力或权威。
现在他本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推论：简单地放弃头衔并不能推掉权力和权
威，而党的决议也不能驱除帝王的传统。尽管他坚决地声明，他每年只参与
一两次关键决策，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尽管他已放弃了日常的行政工作，
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把他看作最后的决策者。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代际问题。在斯大林以后的俄国，只有幸存者
和受益者仍活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以后的中国，许多毛的受害
者（他们也参加了长征）仍还活着。①他们重新上台，没有因毛的错误而受到
玷污，反而由于他们的革命成就而受到表彰。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邓选他们
为他的接班人）这样的人不可能获得像邓那样的合法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关系问题。邓在党和军队里有一张由朋友、同
事、熟人组成的关系网。这些人对于邓成功地推行政策至关重要，胡耀邦，
在较小程度上，还有赵紫阳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关系网，但他们在权力和威望
方面不能与统治中国的盟友相提并论。
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个突然出现的派系斗争的问题。在毛逝世后初期，
这些重掌权力的受害者一致认为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撤掉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
益者，并摒弃那个时代的政策。在这一任务将要完成时，原先的联盟在下一
步该如何走的问题上开始分裂。以重新复职的两位德高望重的“文革”受害
者陈云和彭真为例，邓并不总是同他们有一致的看法。假如邓能退休，他的
同伙也都退休，让胡和赵去应付他们自己的那一代人，那么接班问题本可以
比较容易解决。但由于邓的老战友不愿离开政治舞台，邓只得继续留下以防
他们利用老资格干扰他的传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个才干问题。邓小平无疑是出类拔萃的领袖，即
使在老一辈革命者中，也是如此。但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能证明自己是同样
杰出的继承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谁将统治中国，
共产党还是人民解放军？
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1—42 页。
④ 同上，第56 页。
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8—49 页。
① 如果布哈林被允许活下来的话，到斯大林死时，他只有64 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
时，邓 已74 岁了。
毛之后，哪一派统治？
1980 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在总结华的缺点时，更多地考虑的是他作为
军委主席的权力，而没有考虑他领导中共的权力。然而，在一个党指挥枪的
国家里，党选出的任何领袖本应自然地受到将领们的尊重。显然这并不符合
华的情况。1976 年华成为军委主席，据推测，这是因为当时那位当然的候选
人叶剑英元帅坚持这样做，并站在华一边，授予他权威。当邓在1977 年年中
作为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重新掌权时，这些将领们可能更
不大理睬华了。当邓1980 年下半年出任军委主席时，他们的天下似乎重新做
了正确的安排了。
邓也许已感到他除了担任毛的头衔中的这一头衔之外别无选择，但他这
样做引起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它使军队将领们认为他们有权只受国
家中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指挥，他们不受各级官僚的干预而与最高层有着直线
联系；虽然国防部长对总理负责，总理又对党负责，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
为所有的大事都在军委讨论解决。因此它证实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民
解放军是一个分离的机构，只是将领们需要协调一致。
邓的目标是要恢复军队的纪律，结束军队不愿服从命令和执行中央制定
的政策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1975 年就提出了这些问题，但他现
在承认这些问题尚未解决。①他有理由认为只有他才能管好军队。从他遇到的
困难来看，也许他是正确的。这些问题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机制上的问题。
1980 年5 月对刘少奇的平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一举动动摇了发
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理由，因此也是对毛的直接否定。军队将领一直要
求维护毛的声誉。叶剑英和许世友（许在1976 年曾保护过邓）没有出席为刘
少奇平反的追悼会，以示不满。①1980 年底和1981 年初两次大幅度地削减军
事预算也激怒了这些将领。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一场思想教育运动，部分原因
可能是为对上述事件作出反应。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将领要想
反对由邓和那些改革者所竭力倡导的更宽松的政治气氛，因为这种宽松的气
氛侵犯了军队的特权。部队作家白桦被确定为批判对象，就是为了告诫所有
的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
面对人民解放军明显的愤怒，邓决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中删掉批评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但这并没
有平息将领们的不满情绪。在1982 年9 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解放军报》
发表文章，攻击“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的个别负责同志”支持资产阶级
自由化观点。邓对这种公然违反军纪政纪的行为迅速作出了反应。十二大闭
幕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韦在1976 年也曾保护过
邓）和海军司令员二人都被解职了。②
邓显然认识到人民解放军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机制问题。他试图
解决但没有成功。在1982 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新的国家宪
① 《邓小平文选》，第29—30、97—98 页。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1—172 页，多姆斯认为，至于许，
他因没 有被任命
为国防部长或总参谋长而深感愤怒，这也许是他在此时作出这一行为的另一动机。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8—182、185 页。
法中，包括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人大常
委会负责并指导人民解放军。根据彭真在全国人大的讲话中所作的解释，“在
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会改变。《序言》
里明确肯定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③
彭真没有明确指出的是，《序言》中没有谈到作为领导机构的党的军事委员
会。那么，党的军事委员会与这一新机构是什么关系呢？
党的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对正在酝酿中的事提供了重要的暗示。这
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历史，指出某些时期它是党的机构，而
在另外一些时期它则是国家的机构。两种形式的军事委员会都是合法的。在
谈到成立这一新的国家机构时，作者断言，军事委员会将作为党的机构继续
存在。然而，其含意是：断绝中共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联系，并像在其他大
多数国家一样，使人民解放军只成为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已经到
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的惯例，因此没有什么可
担心的。①为了获得双重保证，邓除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外，也担任人大军事
委员会主席，从而使这一新机构获得了合法性。
如果邓的目标是为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打下基础，那么他并未取得成
功。这个新的委员会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使军队不再隶
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而隶属于全国人大的一个委员会。但是似乎没有任何
将领准备把它当作军事委员会的替代物加以接受。相反，正当邓和他的同事
们力图全面削减行政开支时，国家却存在着两个相同的军事委员会，——两
者都由邓小平和杨尚昆（作为常务副主席）领导。
甚至当邓在1987 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最终决定率所有的老同志从政
治局退下来的时候，他仍不能辞掉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章规定，军事委
员会主席必须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邓赞同修改党章，以便让他继续留任。②
邓让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担任军事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
中央军事委员会仍将被保留下来，而新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则形同虚设。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历史证实了这几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已牢固地保持
了它在中共机构中的地位。在邓的领导下，文职人员将逐渐控制人民解放军，
特别是在1985 年9 月举行的几次主要的中央会议期间，他巧妙地安排几乎所
有将领退出政治局并果断地减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后。但是
军事委员会问题表明，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仍要按照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
件实施：即必须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必须由邓来领导，
时间越长越好。也许只有当那些参加过革命的将领们由于退休和死亡退出人
民解放军，并且长征成为一段历史而不是一种记忆时，邓以后的一代中共领
导人才能取得对军队的领导权，并使它在国家体系中起着常规作用。到那时，
可以认为，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期间它是夺取胜利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它是权力的来源①——仍将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人
③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94 页。
① 阎景堂：“中央军委沿革概况”，载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下），第5
67—587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5 页。
① 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建议党的九大应宣布为非法
，也 有人提出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被认为已不存在。邓对此非常气愤。可能因为他意识到这种 提法意味
着正式承认人民
解放军是十年动乱中唯一起作用的革命组织，而且也承认在中共 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存在
，在中共没有统
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会起什么作用，将取决于中共的纲领和政策。
毛之后，怎么办？
人民解放军将领们的保守主义是邓小平在振兴中国的运动中不得不考虑
的一个因素，因为邓的改革纲领不仅向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的极左路线提出
了挑战，而且向毛和他的同事们在50 年代照搬苏联模式时所奉行的所谓“中
国化的斯大林”路线提出了挑战。不仅如此，改革还放松了中央的控制并允
许更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但这种宽容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维护法律
和秩序的人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
本书第6 章详细论述了经济改革及其影响。①邓废除了1958 年大跃进期
间建立的公社制度，自50 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来第一次将生产的主动权交还
给农民家庭。政府也许会声称没有进行任何意识形态的变革，因为土地名义
上仍由集体所有，它只是承包给了农民。农民能自由选择种植方式，自由雇
用劳力帮忙，在农村自由市场上自由出售部分产品。②但农民也许担心他们新
获得的这些自由可能因为政策再来个180 度的变化而被突然夺走。但事实
上，私人耕作已得到恢复，甚至在那些农民不愿丧失集体农业安全感的地方
也是如此。③
正如第6 章所说，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由于国家提高了收购价格而得到
了支持，它对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政治含意也是极为重要
的。由于8 亿农民中大多数已与邓的改革纲领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保
守思想之风从北京冷冷地刮来时，他们就要发抖。但是，甚至像陈云那样的
中国领导人也曾支持60 年代初期所进行的短暂的农业责任制试验。很明显，
没有一个北京政界人物对这场农村新政提出挑战——除非它的经济合理性大
大变弱，或它对农村和地区平等的消极影响引起阶级斗争的严重危险。
农村干部起初对他们的新任务和被削弱的控制权深感不快。④但是当他们
开始利用他们的政治本领和政治关系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并通过充当经济人
角色来增加其收入时，他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新政对他们也是有利的。⑤从长远
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对共产党的意义比最初对老干部的不信任感重要得多。
这些充满活力的富裕农民（往往是从前的干部）被捧为模范，并被吸收为党
员。有时，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和嫉妒。①但是只要这种发展党员的政策不变，
那么共产党将由一个贫穷农民党转变为一个富裕农民党。这对阶级态度和意
治中国的时候它统治着中国。见《邓小平文选》，第 290—291 页。
① 关于早期农村改革的各种形式，可见凯思林·哈特福德：“社会主义农业死了；社会主
义农 业万岁！：
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 治经济
改革》，第31—61
页。
② 参见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风中的农村市场和交换”，载佩里和汪编的《毛以后中
国的政 治经济改
革》，第83—109 页。
③ 哈特福德提出，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欢迎摧毁公社制；同上，第138—139 页。
④ 参见理查德·J.莱瑟姆：“农村改革对基层干部的影响”；同上，第57—73 页。
⑤ 这一评论是根据作者本人和其他人在中国的观察和交谈所做。
① 关于进行的一次讨论参见伊丽沙白·J.佩里：“社会骚动：增长中的怨言”，戴约翰·
S.梅 杰编：《中
国简况（1985）》，第39—41、45—46 页。
识形态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中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掺进“致
富光荣”的成分。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过来又将使中共继续避开阶级斗争，
把经济发展当作它的主要目标。
正如德怀特·珀金斯所指出的，工业改组和市场改革的复杂性给邓小平
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更为重大的问题。不像非集体化那样，采取一个单一的
步骤就能取得不可否认的经济突破。相反，城市改革会给许多人造成损失：
由于更大的自主权让给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官员们丧失了权力；国营企业的
经理羡慕“集体”和私营公司享有更大的自由；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在追求效
益的改革中惧怕工作艰苦，就业没保障；他们甚至羡慕非国营企业的工人和
乡村农民收入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学生）因改革引起物价
上涨而受到损害。
可以隐约看到的改革纲领对中共的正统观念也有一种根本的威胁。党员
干部被告知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必须接
受教育，获取知识，以便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共党内“红”（政治热情）
与“专”（专业技术）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过去往往偏重于“红”，
而现在则似乎已偏重于“专”了。
这对大约50％的党员干部是个潜在打击。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入党的，主要擅长于政治煽动。但这也给共产党自身的作用打上了一个问号。
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中共关于其先锋作用的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
态。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
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
到的。但是，如果现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求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
么作用呢？
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几乎超越自然
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①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打击。邓小平宣
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
能解决问题。②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在似乎只有
以它的能力和成功来证明它是合理的，而且由于毛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不少问
题，它的基础是不稳定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对信仰和精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它声称能解释世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官僚精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推崇
也岌岌可危。
改革者试图把党政职能分开，这使党的作用日益削弱。③把党政职能分开
的目的，据说是要党的干部集中精力处理全局性的原则和路线问题。地方政
府官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并不都是党员）无需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在工作将
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但在一个全部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老党员并参与政治局或中央委员
会议事的国家里，“纯粹”的党的官员的作用是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当
然，他必须开动党的机器，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已让位于经济发
① 参见乔治·厄本编：《毛主席的奇迹：忠诚文学概要（1966—1970）》，第1—27 页。

② 参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72—174、179—181 页。其他三项
原则是 社会主义
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③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03 页。
展的时代里，它的作用也是不用确的。①胡耀邦在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忽视了
党政职能的分离，似乎想要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权对国家生活中的所
有方面发表意见。他多次出国访问，仿佛他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②
1982 年召开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
范围内活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党的权力。胡耀邦在报告中解释这一“极其
重要的原则”时说，现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
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③党章的一条条款本身不算什么保证。但是三中全
会以后强调法治（——它是对这些精英们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
状态的反应），并通过了各种法律法规，至少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党的无限权
力最终会危及每个人。④
对党进行正式限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官
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
，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
，以
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
法，
等等。
根据邓的说法，这些行为“不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
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
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在中共党内并不是新鲜事，它至少可以追溯到40 年代
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以解释为毛为激发
群众纯洁的革命热情而力图摧毁官僚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尝
试。邓的方式更少具有破坏性，他想激发群众，但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而
不是制造革命。为此，党员干部再次被推到一边。
尽管对党的权威有这些限制，但普通农民、工人、管理人员，或知识分
子在共产党官员面前仍谨慎行事。习惯于服从和对受苦的记忆抑制了过分地
考验这种新的宽容的任何尝试。官僚们也许处于守势，但他们仍有很大的权
力。
那也许是历史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定论。1982 年召开的中共十二
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权威的削弱，随后实行的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意识
形态力量的衰落，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搞活城市经济的尝试——所有这一切
显示了社会对国家的潜在作用。这个潜在作用可能比从前中国统一在一个强
① 这种困境大致上与西欧民主国家中党的官员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在野时期，党作为党的
生命力显得突出。
因为它是国家中用以发动“阶级斗争”的煽动性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罢黜 现政府。如
果策略是成功的，
并且党的领导人成为政府部长，那么党的作用将大大地减弱， 因为它的领导人将集中精力
管理国家并保证
经济的繁荣。从那时起纯粹的党的官员将起着 次要作用，很少干预政府政策，但同时要求
普通党员保持对
政府政策的忠诚。
② 在1981 年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即在胡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短暂时期内，
这也 许有某些道
理。但在1982 年9 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职被取消，胡专任总书记之后，这 就没有
道理了。我使用
“形式上”一词，是因为最终的权力当然是在邓手上，不管他名义上 的头衔是什么。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9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强调法治引起了不少问题。关于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R
.兰 德尔·爱德华
兹、路易斯·亨金、安德鲁·J.内森：《当代中国的人权》。
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10 页。
大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任何时候都大。毛曾一直强调，坏事能变成好事。在1989
年的天安门示威中，这些萌发的社会力量最终对国家权威的统治提出了挑
战。
第五章① 对美开放
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中，对美开放可说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毛执政27
年间所采取的主动外交行动中，中美和解最能表明他欲确立中国在世界上大
国地位的决心。就近期意义而言，中美关系的恢复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
期中国在国际上的隔离、孤立处境；而其长远意义则是结束了中美间外交长
达20 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恢复，北京在70 年代和80
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将是很困难的，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从1968 年开始出现中美和解的迹象起，毛就对和解的进程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接近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他对中国长期加入现行
国际体制是极其不情愿的。战略与政治上的需要使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和
好，特别是要与美国及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和解。由于心理上
和政治上的原因，毛难得承认他所采取的行动是虚弱无力所致，甚至不承认
中国及其宿敌同样在谋求和解。因而毛从未充分认清中国与外部世界广泛联
系的重要性。毛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所以他一直支持其文化大革
命的盟友进行反对那些比较愿意使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参与国际事务的
领导人的斗争。
由于那些力图执行毛的外交政策指示的领导人忙于解决中国内政的一些
危急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波三折极不顺利。国际局势的动荡也干扰
了中国的外交进程，致使中国虽然卸掉了以前外交政策所积累下来的沉重包
袱（特别是与越南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与美国和日本的长远关系
问题。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更迭的影响；领导人的更迭屡屡妨
碍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由于中央没有明确一贯的外交政
策指示，70 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在飘忽不定中发展。只是到了70 年
代末，客观的需要和邓小平在国内政治上的复出才使近10 年前便开始的中美
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圆满结束。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似乎不是双方精心计划的产物，而是中美
政治制度不断斗争和经常对抗的结果。当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后的邓小
平试图恢复自中国内战以来即近乎中断的中美关系时，头几年只是试探性
的，极其脆弱。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设计者是少数高层领导人，因此较易
取得最初的突破，但同时也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极易停滞不前，或
发生逆转。毛的日益衰老，周恩来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加上尼克松总统政
治地位的脆弱，使早日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与
周恩来都未能见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实现；理查德·尼克松则因一些与
此没有关系的事件而被迫下台，眼看着吉米·卡特夺去了自己巨大外交胜利
的荣耀。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两次被毛赶下政治舞台的邓小平与20
世纪意识形态最强烈、长期以来主张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的美国总统罗纳
德·里根一起制订了双方安全目标并非一致的中美关系的原则。
是何原因促使中国要与美国恢复关系？北京领导人是怎样争论这一政策
的？出于何种愿望有关领导人才主张建立中美友好关系的？这些愿望是否已
实现？中美和解的进程对中国后来看待外部世界有什么影响？这些变化对中
国内政有什么影响？最后一个问题，向西方开放是否标志着中国真的与过去
① 本文中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反映兰德公司及其任何一个政府资助单位的看法。
作了历史性的告别？抑或仅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不会持久的紧急需要才这样
做的？在谈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简述一下该时期制定外交政策的特
点及其对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政治进程与中国的外交政策
对美开放反映了长期以来的战略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北京的
安全考虑。下述三点变化特别重要：（1）由于美军在越南的数量逐渐减少，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相应缩减；（2）与此同时，苏联加紧在亚洲部
署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3）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
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
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
化。在此情况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孤立、仇外状态就几乎是不可避免
的了。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北京的反应，还必须考虑到负
责中国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在考虑到的众多内部因素中，有
三点最为重要。第一是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
中国官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与西方和解的进程。从60 年代
末开始对中美关系和解的重新研讨，到70 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初步突破，到
70 年代末中美全面外交关系的建立，再到80 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再度疏远和
重建，他们一直掌管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其他老资格的官员，特别是极
少数高级军事战略家以及外交部内与周恩来长期共事的少数人员，也都在幕
后对中美关系和解的进程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毛、周及其后的邓对中国政策
拥有最后决定权。
1949 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领导人至高的职权与外交政策高度
集权的特点密切相关。虽然其他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有贡献，但是
很少有人说自己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大政方针”的制定。比如，在外交与
军事事务上，只有毛的名望在他去世后的10 年中仍旧保持着光彩。正如1981
年6 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所肯定的那样：
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

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
霸的
重要思想。①
看来没有理由对这些评论提出疑问，毛的言行在超过1/4 世纪的时间里
主宰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其中包括指导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恢复；周的声望在
国际上同样很高；而（从某种更具随意性的政治角度看）邓小平对中国外交
政策发展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
而在与美国官员的交往中，每位中国领导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就中
国官员而言，个性与政策问题是合而为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说，中美
关系最初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亨利·基辛格、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建立起来的
那种个人与政治的和谐一致；但是这种和谐一致却从未在邓小平与基辛格之
间得到发展，特别是当中美外交政策出现分歧的时候更是如此。邓小平明确
表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比赛勒斯·万斯好；其部分原因是这两位美国高
级外交官的不同政策倾向，同时也是因为他俩截然不同的个性。从一开始中
国高级官员就注重并着力与美国历届政府中的某一官员建立较密切的个人关
系。如果缺少这种关系，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或进一步恶化。理查德·所罗
门抓住了这种个人之间交往的实质：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6 月27 日）第41—42 页。
中国人与人打交道的最基本的特点是，首先设法认清外国官员中谁同情他们的事业、在他

们的对手中培养一种友谊和责任感，然后，通过各种计谋来利用这种友谊感、责任感、自
疚感
和依赖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①
80 年代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以后，这种现象在维持关系上就不常见了。
第二个因素是外交决策的不稳定性。尽管极少数官员决定了中国外交政
策策略，但是他们的决定仍要受到中国官僚体制中当时进行的更为广泛的战
略和政治论争的影响。②在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也是与在国内政
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相关联的。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周的采取积极外交行动
的主张是与他重建中国党政机构的工作密切相关的。而那些对中国同时反对
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动最高兴的人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最少。③
尽管有时难以看清这种相关联的政策立场，但周和邓在特定情况下的重要政
治地位是明显地影响着他们的外交决策的权能的。
这种相关联的特性还表现出了体制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体现了个人权
力之争。官场上有句经典格言：“你的立场取决于你的地位。”像对美开放
这样具有戏剧性的政策变化，对官场上的政治组合和有限的财富的分配有着
实质性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国防部长林彪。他的政治权力和对财富
的拥有权实际上直接随着中美关系突破的进展越来越小。关于林彪权势在国
内的丧失与毛、周同美国成功地建立起关系之间的某些联系，将在下文探讨。
第三点是个人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不是既定外交政策的明确一贯
性。政策的争论仅仅是中国政治进程中固有的激烈的个人权力斗争的一种手
段。政策上的分歧虽然曾影响过这种权力斗争，但与政治体制中的宗派倾向
相比一般居于次要地位。④这种现象最典型的事例是70 年代初期和中期为继
承毛的位子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四人帮”对周、邓以及其他官员的攻
击以意识形态为掩护，但实际上是在毛暮年为争取政治优势而进行的一场重
大权力斗争。
中国人多次否认派系或权力斗争与外交政策有任何联系。这种否认反映
了中国在审查其国家安全战备问题时所存在的固有的微妙性与神秘感。如果
让人知道主要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意见，就会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
削弱中国的谈判地位。所以说，“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个人
之间的斗争，并不涉及到全球战略问题。这似乎有悖于毛、周倡导的地缘政
治逻辑。遗憾的是，毛在与西方发展关系时在国内政治上表现出的反复无常
矛盾心理使中西关系正常化进展甚微。
因此，上述三点在不同时期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毛认识到了与
美国建立关系的必要性，从而为中国全球战略制定了新的方针。毛尽管愈来
愈孤独、衰老，但在中国外交事务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威望与权威则是毫无异
议的。然而这位主席对外交关系的兴趣愈来愈小了，因为他在考虑过世后会
产生的政治反响。周恩来身体的日益虚弱意味着毛将不会再有可信任的副手
来负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因此外交政策便成了邓小平与江青各自领导的敌对
集团之间进行的广泛权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60 年代末那种极度孤立
① 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2 页。
② 参见理查德·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③ 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④ 卢西恩·W.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
和仇外状态已经结束，但是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仍在影响着对外关系的发
展。70 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与国内敌对势力之间的互相斗
争一直交织在一起。因而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外交活动时断时续，
一直处于探索状态。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事态发展的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先
回顾一下促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进行战略思考的有关事件。
通往北京之路 （1968—1972 年）
如前所述，对美开放起因于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重新评
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传出有关中国内部对美、苏的看法的争论情况；①
但是北京的领导人似乎在忙于处理当时正在进行的派系斗争及其所造成的混
乱局面，尚无暇对中国的安全状况作出明确的评估。只是到1968 年8 月苏联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才注意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同时出现了
下面三种情况：（1）中国党政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建；（2）美国国内不断高
涨的厌战情绪预示着美国将从越南撤军；（3）苏联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不断
集结军队，心怀叵测。
（毛提到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问题和中国针对苏联的仇外情绪引起了苏
联的恐慌），苏联1965 年初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部署。早在1966 年初，
中国发言人就注意到了苏联在原来防卫力量较少的中苏边境的增兵活动。苏
联增派地面部队是准备使用的，首先是进行带有挑衅性的边境巡逻。入侵捷
克斯洛伐克和随后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著名的“勃列日
涅夫主义”）使苏联有可能发动针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威胁
性的、讨伐性的军事进攻。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周及其他中国领导
人开始将苏联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帝国主义
的国家，认为苏联很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
在此情况下，周开始重新考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大敌人”
的概念的后果。尽管中国在其声明中仍然强调美苏之间的所谓“互相勾结”，
但是，苏联直接的军事挑衅与美国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显然是大不一样的。
虽然莫斯科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反对中国，但是中苏之间漫长的
边境线，使中国极易受到攻击。1945 年的满洲之战，使苏军总参谋部十分熟
悉中国境内一些可能发生战斗的地区的地形。另外，苏联还掌握所有中国武
器体系运作的详尽情况。尽管苏联东部地区远离其军事供给线，但是不久苏
联的后勤供应能力便会得到改善。更为可怕的是，1969 年夏苏联人已在从东
欧到中亚一线重新部署了轰炸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些部署可能是在作袭
击中国核设施的准备。①美国主要依靠其部署在远离本土几千英里外的空军和
海军力量“遏制”中国；而苏联则有其固有的地理优势，它的军事力量（包
括地面部队、空军和核武器）就部署在苏联本土上，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北
京新兴的战略武器都构成了长期的直接威胁。
这些潜在的危机导致了1969 年冬的边境流血冲突。这次冲突是因争夺乌
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而发生的。正如第三章所述，3 月的敌对行动很可能是中
国方面首先挑起的；中国人似乎想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警告苏
联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危险。然而，苏联方面随后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莫
斯科苏军总参谋部的公开警告，使大规模毁灭性的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8
月末，在新疆发生的争端以及苏联官员私下做出的有关可能对中国发动惩罚
性战争的不祥暗示，表明情况越来越糟。北京的官员看来是真的担心莫斯科
会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了。
① 如果想看被夸大了的这些争论的话，请参阅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
略三 角关系的起
源》，特别是第30—66 页。
① 艾伦·S.惠廷：“中美缓和”，载《中国季刊》1980 年6 月第82 期，第336 页。
中国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的不断升级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反应：（1）
在近期，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以控制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2）从长
远考虑，在不过分惹恼莫斯科的前提下于中苏边境部署大批装备精良的军事
力量；（3）主动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包括直接向华盛顿作出某种表示。
这三方面的工作在同时进行，然而第三条，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条“腿”却行
动得最为缓慢。
1969 年夏是中国最有可能受到苏联突然袭击的时期，但是直到1971 年
春末，北京才明确表示准备接受美国的高层使者。为什么时间拖得这么长？
首先，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想重新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最初表示没有迅
速作出反应。1968 年11 月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准备来年2 月
底恢复与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更重要的是，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有兴
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但6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中却缺乏这一点）的基础上与华盛顿达成协
议。尼克松新政府虽然同意了北京提出的谈判时间，但是尼克松总统原先的
对华看法减少了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1969 年1 月24 日，中国一位
低级外交官在荷兰寻求政治避难；中国为此提出了抗议，但是一直等到2 月
18 日（预定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前两天）才宣布不参加谈判。一直到1970 年1
月华沙谈判才得以恢复。
尽管中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比较明显，但是美国对中国最初的和解表
示却未能积极响应，从而妨碍了1968 年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积
极外交政策的实施。①10 月19 日，中国打破了对美越巴黎和谈长达5 个月的
沉默，第一次含蓄地声明支持美越通过和谈结束战争。11 月底，北京重新发
表了毛泽东在1949 年3 月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有段引人注目的话
是：“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
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此外，北京将美国描绘成一副孤独、衰败的景象，并发表了尼克松宣誓就职
的演说词以资证明。
然而1 月底，毛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露了面。中国高层领
导人的大型聚会表明上层可能存在着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是国内外
事态发展造成的。当中国取消即将开始的中美华沙谈判时，它的外交政策已
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人员的叛逃被说成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严重
反华事件”，尼克松与林登·约翰逊被视为“一丘之貉”。对美国的评价重
又强调了美苏“勾结”；而这一点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不怎么提了
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所倡导的强硬外交政策的特性。
随着1969 年初中苏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中国外交政策短暂的缓和趋势停止
了。中国越来越立足于战争了，其突出表现是沿中苏边境集结军事力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认真地在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和外交政
策做出广泛的重新评估。①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及其亲信完全控制了军事指
挥部门，实际上在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取代了其他几位尚健在的元
① 关于引入的此种讨论的更详细的分析，见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① 此部分是以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的一些访谈和出版的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描
述 为基础的。参
见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载《昆仑》1985 年9 月第5 期，特别是 第140、1
42 页；以及军事
科学院叶剑英传记写作组：《叶剑英传略》，特别是第271—272 页。
帅。最大的牺牲者是陈毅，他是外交部长，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
他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仍是中国军事事务上的一个骨干。1968 年后期，国内
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中国外交政策又开始趋于正常。中苏边境冲突爆
发以后，周恩来立即将能起主要政治、战略作用的陈毅放到真正能起积极作
用的位子上。
3 月5 日发生了第一次珍宝岛事件，周恩来命令陈毅召集一次国际形势
特别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在此之前，
毛泽东显然已提出要成立类似的组织，只是中苏冲突促使其立即诞生罢了）。
在外交部官员的参与和协助下，讨论会从1969 年3—10 月总共召开了23 次
会议，向党中央提出了许多重要报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苏联是否有
向中国发动直接军事进攻的能力和意图，另外尚有美苏是否会互相勾结共同
反华的问题。陈毅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仍然是首要的，实际上是否
认了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据称，陈毅是与会者中第一个作出这一判断的
人，其他人后来也同意了他的观点。陈毅元帅给毛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激烈
的边界冲突使中国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外交姿态，首先应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
华沙谈判。一年多之后中美会谈终于得以恢复。
尼克松政府公开声明美国不会参与苏联威慑中国的图谋；显然北京领导
人受到了这一声明的鼓舞。此外，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发出信号，有意与北京
打开关系。1969 年8 月1 日，尼克松总统（当时正在巴基斯坦访问）向巴基
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表示他有意与北京打开关系，并要叶海亚·汗把他的意
思转告中国。①然而，中国人由于起初未能与美国取得政治上的突破，所以没
有很好地直接利用美国政策立场的这一转变。对中国人来讲，避免战争的关
键所在是与莫斯科会谈；因此，北京很快就邀请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
在参加完9 月份举行的胡志明葬礼后访问北京（柯西金接受邀请时，已准备
返回莫斯科了，但还是接受了邀请。这表明局势是非常紧张的）。周恩来与
柯西金达成了10 月份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中苏关系的严重危机期总算
过去了。尽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什么突破，但是正常的政治、外交接触的恢
复却避免了最糟糕的事情的发生。尼克松政府尽管当时对中苏对抗的危险十
分敏感，并开始了对中国政策的重大变革的探讨，但也只是才开始寻找与中
国对话的渠道。
不过，虽然尼克松政府不断表示有意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但1969—1970
年美国的政策中仍然有着许多不利于中国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东西。在
1969 年11 月尼克松和佐藤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日本第一次公开声明对台湾
和南朝鲜的安全负有责任。该公报很难使北京相信美国有与中国和解的意
图，也使北京在1972 </PGN 年以前一直警惕并抨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威
胁。尽管尼克松表示有意从越南撤军，并鼓励其亚洲盟国对自己国家的安全
负起更大的责任来；但是美国在越南却越陷越深。1970 年5 月美国侵入柬埔
寨；1971 年初南越侵入老挝。这些侵略行动无疑拖延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
程。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对北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除非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十
分明朗了，否则中国人不想破坏与河内的关系。
再者，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中国外交机构依旧处于混乱状态。直到1969
年5 月，北京才开始在一定的限度内重派驻外大使。周恩来只有少数几个忠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0—181 页。
于他的人可以使用。外交部长陈毅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能够重新起用的其
他高级官员又正忙于党政机关各部门的重建工作。大多数在40 年代即熟悉美
国、并与美国官员打过交道的人（特别是乔冠华和黄华）在其政治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被指派处理事务。有关的人员再多，他们的政治权力再大，对中美
关系正常化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周和毛本人才能保证政策的实施。
从中共九大结束到林彪死亡这段时间内的政治组合情况一直是十分微妙
的。林彪及其亲信直接控制的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当时最强有力的机构，而军
队又拥有独立的运输与通讯系统。林彪及其同党在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中占
有极大的优势，任何有悖于他们利益的重大决策都很难实施。当中苏边界谈
判于10 月份恢复的时候，林彪及总参谋长黄永胜便发布了一号通令，声称其
目的是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这些活动很可能是林彪个人
搞起来的，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林彪想借此巩固对军队的控制和强化对
政治权力的把持。①一号通令不仅使所有的部队处于戒备状态，还使林彪将其
他大多数元帅疏散出北京，名义上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实际上则是将他
们排挤出决策圈子之外。人们不清楚当时政治局是否仍在正常发挥作用。毛
对林彪及其军事小集团的怀疑已相当严重，他搬出了中南海，很长一段时间
里住在北京他认为更安全的地方。①
由此看来北京认为对中美初期的接触要绝对保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两
国参与谈判官员人数少对保证谈判的成功是重要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
依靠常规的官方渠道将使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而周则可能把对常规官方渠
道的依靠视为其政治生存的一种手段。
中国人从来没有正面详细报导过林彪反对中美和解的情况，他们主要指
责他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和后来叛逃苏联的罪行。②官方在提及林叛逃时，也没
列出林与苏联有什么直接联系的证明，只说林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只有
周一些婉转的讲话和毛的比较具体的言论可以证实林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
说法。周在其1971 年4 月21 日的信中突出表示北京欢迎美国派遣特使；他
说之所以拖了3 个月之久才回复尼克松总统1 月初的信主要是“因为当时的
形势”。③基辛格推测周恩来是指2 月份南越对老挝所采取的行动，或是由于
北京当时正在寻找与华盛顿联系的更安全的渠道；而更为合理的解释应是毛
与林之间日益紧张的冷淡关系。随着冬末林政治状况的不断恶化（林彪开始
失去国防部长的权力），1971 年春，中美和谈的速度在加快。尼克松访华期
间，毛进一步指出，“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
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④
其他证据也表明，中国军方在对中美和解开始阶段是持反对意见的。据
基辛格回忆，1970 年7 月有两架米格19 飞机企图“拦截并想击落”一架在
离中国海岸数百英里以外的上空执行例行收集情报任务的美国飞机。中国空
军进行此类拦截活动已达5 年之久。①由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指挥的空军已坚定
① 《聂荣臻回忆录》第865—866 页。
① 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72 页。
② 华方（音）：“林彪流产的反革命政变”，载《北京周报》1980 年12 月22 日，第19
—28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14 页。
④ 同上，第1061 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7 页。
地站在文化大革命激进派一边，击落美国飞机很可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
程出现偏差，至少会拖延时间。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几周后，总参谋长黄永
胜在庆祝1971 年建军节的重要讲话中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
击，说美国与苏联一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红旗》杂志在发表黄永
胜讲话的同时，刊登了一篇为对美开放进行辩护的权威性的文章。该文对美
国和苏联的威胁作了明确的区分，与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的论点截然不
同。②周恩来（在黄永胜发表讲话时正接见詹姆斯·雷斯顿）说黄永胜总长的
讲话并不反映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强调中国愿意进一步改善与美国的关
系。③叶剑英元帅是唯一一位公开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军人，7 月初，他曾
到北京机场迎接基辛格。
然而，说林彪为了与周恩来的联美政策相抗衡而采取了“亲苏”立场似
乎令人怀疑。林彪死后，一份党内文件曾引用了林彪的一句话（可能只是句
气话，而不是有意识说的）：“如果周恩来能邀请尼克松，我就能邀请勃列
日涅夫”。④1973 年8 月中共召开十大，周恩来在报告中谴责林彪及其同伙
“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⑤但这些
指责并没提出林彪等人从事积极亲苏活动的“证据”来。如果说有什么证据
的话，可以列出这么两条：人民解放军在中苏边境进行挑衅性的巡逻及后来
全国总动员令的下达。1969 年夏和初秋，战争谣言四起，形势十分紧张；在
这种气氛中，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使林彪获得最直接的政治利益。直到9 月周
恩来在北京机场与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谈后，特别是双方决定恢复1964 年停止
的中苏边界谈判后，中苏紧张局势才得到缓和。是毛和周，而不是林认识到
了无限期地立足于战争所存在的潜在危险。
林的最大问题是他与毛的关系。1970 年末、1971 年初，他意识到主席对
他越来越失望，并获得确切消息：毛已做出要将他赶下台的决定。如果说存
在什么林彪与苏联“狼狈为奸”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的不
可饶恕的政治变节了。后来对他的大量指责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指责并没
说到点子上。确切地说，所谓的林彪亲苏倾向主要表现在他背信弃义和在广
东组建独立的军事基地，正如一份内部文件所说的那样，林彪要“南逃广州，
另立中央，??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①如果林
彪在1971 年9 月真的能到苏联，他的背信弃义对莫斯科最高层来讲是宣传与
情报上的一大胜利。然而，此事没能成为现实。
林关于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方面的“两大敌人”的观点，既有其政
治上的考虑，又有其制度上的考虑。作为60 年代后半期的国防部长，林大大
地增加了中国的军费开支，这表明中国在南北边界线上加强了抵抗军事压力
的能力。1965—1971 年间，中国国防开支每年平均增加10％；考虑到文化大
革命期间的经济状况和混乱情形，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这些军费开支主
② 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编：“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
红旗》第 9 期（1971
年8 月2 日），第10—17 页。
③ 《纽约时报》1971 年8 月4 日。
④ 斯坦利·卡诺：“林彪据信已死”，载《华盛顿邮报》，1971 年11 月27 日。
⑤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 年8 月24 日所作）。

①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 年第34 号，载高英茂编：
《林彪 事件：权
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113 页。
要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和在中国内地建设新的军事设施上；这表明当时中国军
事权力机构承担了更多的作战责任。②很难断定林是否欢迎这样的外部军事压
力，也很难断定他是否希望中国在同时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中处于孤立
与易受攻击的状态。然而，林确实是这种形势下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国内的
混乱和来自国外的威胁使主席感到林及其军事力量不可或缺。1969 年制定的
党章规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人民解放
军的势力也进一步加强。这样，林彪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然而，中国政治进程的变化——可能主要是年迈的毛主席对林彪的野心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使形势急转直下。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在林成为毛的法定继承人之日开始，毛就想除去林了。①尽管对林后来的
政治失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说他想谋害毛，其实，所有这些说法
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对权力的不懈争夺。
说林反对与美国改善关系便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在正常情况下，作为
军事长官的林对与长期的对手和解，是应该十分谨慎的。当毛和周开始主动
表示与尼克松言和时，美国尚深陷在越战之中，这对中国安全形成了严重的
威胁。但是，这时候是不正常的时期。林成了毛的接班人后，毛决定重新组
建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受损的党和政府仅力结构。这些决定对周及其政治伙
伴非常有利，而对林的权威和长期的政治地位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林
对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颇感不安，因为他肯定中国与华盛顿的
和解是动摇他政治权力的步骤之一。
1970 年8、9 月间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加强了对林的攻击，与此同
时，他对美国的态度也日益好转了。10 月1 日，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在周
恩来的陪同下与毛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他们
在一起合影留念。这不仅是一个美国公民第一次享此殊荣的问题；毛借此首
次公开表示有意改善与美国尚处于试探阶段的关系。②周与尼克松政府的初步
联系（1970 年12 月—1971 年1 月）表明林同毛一样是赞成与美国进行高层
接触的，①但是，林在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周在1971 年5 月末
的信中邀请基辛格秘密访问，同时邀请尼克松随后公开访华，信中只说是得
到了毛的赞同，并没有特别提林的名字。②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话，1971
年7 月9—11 日基辛格首次访华期间，周恩来的行为便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当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向中国高层领导人赠送礼品的时候，周代表中国领导层
向他表示了谢意，但是没有提及林的名字。③事实上，林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和
解进程中的多余人物。自从中苏冲突开始以后，林就很少参与制定中国许多
重要的外交政策了；这说明他的政治地位在迅速下降，1971 年9 月他不光彩
地叛逃苏联时就全完了。
林似乎完全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孤立政策和敌对思想；这与1970 年初已发
② 有关详情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的防务开支〈1965—1979〉》
，第2— 4 页。
① 有关党的文件汇编，见高英茂：《林彪事件》。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8—699 页。毛泽东和斯诺的合影直到1970 年12 月26 日
毛生日 那天才刊
登在《人民日报》上。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01、703 页；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4
7 页。
②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51—552 页。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7 页。
生变化的形势很不相宜，当时苏联被看成是头号敌人，美国是第二号对手。
后来一篇文章评论道：
林彪说什么“我们同帝、修、反没有共同的语言，要同他们划清界线，要同他们斗争，要

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流合污”。??对敌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战略思想是：团结一切可以
团
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集中主要力量，去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四面
出
击”还把马列主义者所制定的许多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思想践踏得一塌糊涂。??实行“四
面
出击”的结果，自然是造成到处树敌，使我们濒于孤立的处境。④
正如一份阿尔巴尼亚的文件所述，与美国和解标志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外
交政策的终结：
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国加入了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阵线和竞争者的行列；

中国在想要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尼克松的访问为中国开辟了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和解与
联合
的道路。同时，??与美国结盟标志着中国领导层已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马
克
思列宁主义运动，脱离了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①
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美开放结束了中国对内对外长达10 年之久的意识形
态僵化状态。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和解进程中对美开放的重大步骤。中国外交
政策摆脱了僵化的教条状态；主要的受害者是林彪。
中国的资料只附带提了一下北京没有得到回答的1968 年末的那个建
议；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回答，显然拖延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些资料还对
1969 年北京对苏联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严重担忧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而尼
克松和基辛格却常被描述为急切盼望中国人邀请他们访问北京的人。埃德
加·斯诺说， 1970 年11 月初周恩来对美国的意图提出了怀疑：
[周]回忆说，1969 年尼克松刚上台时，他声明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并且想与中国谈判。

尼克松还进一步表示，如果华沙地方不合适，和谈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回答说，这样很
好。
讨论台湾问题，尼克松本人来行，他派使者来也行。然而，尼克松对此没有作出反应。继
而在
1970 年3 月发生了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国人据此认为对尼克松的言行不能太认真了。②

但是，这个月底尼克松的另一封私人信件又使北京受到了鼓励，但是否
作出反应仍有疑虑。12 月中旬，毛对埃德加·斯诺说：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
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
解决，
在暂时。??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
，
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①
与此同时，毛还非常关注尼克松访华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谈到尼克松
可能的中国之行，主席特意向到1972 年是否要举行总统选举？然后他又说，
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名特使来，他本人在1972 年初以前似乎不宜来北
京。”②在中美最初进行试探性接触的时候就出现了“谁需要谁”的争论。首
④ 张明养：“林彪和‘四人帮’极左外交路线剖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
980 年第 2 期。
① 1978 年7 月30 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载外国
广播 信息处：《东
欧动态》，1978 年8 月1 日，第17 页。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1—12 页。除第一句以外，引文的其余部分都在
被中方 认可的原
文中删除了。
①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 年12 月18 日）。也见斯诺：《漫
长的革 命》，第
171—172 页。
②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82—183 页。
先，北京不希望以需要者的身份出现；是美国想进行这样一次会谈，也是美
国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
这种自信充分地显示在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夕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
中：
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访问，??使美国对华政策破了产??。苏修利用美国侵略越南的时
机，极力扩张其在欧洲与中东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同中国改善关
系，
以便与苏修相对抗。??由于尼克松内外交困，所以，他强烈要求访华，他来时，不得不带
些
东西来。否则，他会发现他回国后无法向国人解释清楚。③
因而，周对国人说，尼克松急切地、严肃地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而毛
和周认为，他们只是顺应美国要建立这种关系的热切愿望，而且声称，尼克
松不应空着手来。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尽管中国人说是尼克松政府（更不用说追求总统
职位的许多民主党人了）急于要求得北京之行的准许的，但是中国自己的动
机却是掩盖不住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周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
最坦诚地公开讲述了对美开放的正当理由：竟不含糊地区分了两个超级大国
对中国威胁的程度及其对北京安全考虑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名义上是在评价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但是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
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差别做了区分却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文章
的作者认为，无产阶级应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
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作者还指出，“毛主席制
定的对敌斗争策略原则是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①
中国人与尼克松政府私下达成的谅解依然是个让人琢磨的问题。许多观
察家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了使中国人支持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政策，曾就
一些重要问题向中国提出过私下保证。②十有八九，台湾问题算是其中之一。
1970 年末，毛告诉埃德加·斯诺：“除非尼克松想谈台湾问题，否则他就不
能来”。③（毛的原话是：“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
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译者）的确，美国驻华沙大使沃尔特·斯托
赛尔在1、2 月份已经向北京转达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重要让步，美国保证
减少（并暗示要最终撤出）其驻台湾的兵力。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说斯托赛
尔与中国代办雷阳在1970 年的两次会晤是“非同一般的”。奥克森伯格说：
“美国第一次承认，这是一个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和平解决的问题。而中国人
则放弃了他们以前的立场：即问题不解决，关系就不会改善。”④作为这种保
证的回报，中国人对基辛格和尼克松发出了访华邀请。①但是，美国当时主要
关心的是越南问题，尼克松政府竭力想使中国至少悄悄同意不再插手美越冲
③ 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党内报告”（1971 年12 月），参见陈庆编：《中国与三个
世界》，第 137—138
页。周的报告由台湾渠道获得，看来是一份可靠的真实的文件。
① 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
》杂志， 第9 期
（1971 年8 月2 日），第14 页。
② 例如，西摩·赫什的《权力的代价：尼克松当政时期的基辛格》。
③ 引自上书第367 页。
④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载《外交事务》第61 卷第1 期（1982 年秋
季号）， 第177
页。奥克森伯格的评论根据的是大量有关这一时期中美谈判所得到的记录。
① 西摩·赫什：《权力的代价》，第361 页。
突。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国人开始敦促河内在保证南方西贡当局不受触
动的情况下与华盛顿达成和解。②越南外交部发布的白皮书声称，北京劝告河
内“抓住有利时机，首先解决美军撤出越南的问题，并注意解决美国战俘问
题。推翻西贡傀儡政权要从缓而行。”然而这份文件表明，中国有其明确的
解决问题的次序：
1971 年7 月13 日，中国高级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须）说：在与基辛格会晤期间，印度支

那是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基辛格说，美国将这个问题与台湾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
。美
国声称，只有美军撤出印度支那以后，美军才会撤出台湾。对中国来说，美军撤出南越比
中国
进入联合国更重要??。
1972 年3 月初，??中国领导人的一位代表解释说，要使中美关系得以正常化，使远东
局势得以缓和，就必须先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不要求先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
是个
次要问题。③
越南坚持认为中国人口是心非。越南外长阮基石说：
尼克松访华以后，毛泽东告诉范文同总理，他的扫帚要想打扫干净台湾还不够长；我们的

扫帚要想将美国人扫出南越也还不够长。他要阻止我们重新统一，迫使我们承认南越傀儡
政权。
他为了美国而牺牲了越南。④
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北京向河内传达了美国的警告：如果越南拒绝美国
的谈判建议，战争就有重新升级的危险。①中美和解首先最严重地损害了中越
关系；这使越南后来认为，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对减轻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
政治压力是至关重要的。
1971 年春，中美进行着高度秘密的正常接触；中苏边境的严重危机已经
过去。尽管冲突的爆发仍然没有完全排除，但是爆发的可能性已很小了；这
主要是因为军队对中国内政的影响消失了，文官权威恢复了。由于中国所受
到的压力减弱了，而尼克松又切望在1972 年大选之前使中美关系有所突破，
毛和周认为他们比以前更强大了。
然而，当尼克松即将来访之际，国内的对立再次干扰了中美关系。江青
及其同伙清楚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总统访问会给周恩来带来政治机会，据说
他们公然反对这位总理一手掌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②在11 月基辛
格第二次访问和1972 年1 月亚历山大·黑格先遣访问期间，激进派可能曾提
出他们有权指导与尼克松会谈的要求。他们反对的不是中美和解本身（特别
是因为毛在和解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而是反对总理独掌中国外交政策的大
权。黑格访问北京期间，激进派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美帝国主义”的文章。
看来周对这篇文章的发表很生气；他说这篇文章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指示，
并不反映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周把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所带来的损失限制
在了最小范围内，但是林彪死后4 个月中，激进派的阻碍作用又表面化了。
② 同上，第375—376 页。
③ “过去30 年越中关系真相”（1979 年10 月4 日），国外广播信息处印：《亚太动态
》（增刊）， 1979
年10 月19 日，第22 页。
④ 见阮基石1982 年3 月6 日接受阿姆斯特丹《民族报》采访时的谈话。报导见外国广播
信息 处：《亚太
动态》，1982 年3 月17 日，第2 页。
① “越中关系真相”，第22—23 页。
② 上面这段话中的消息是由一位了解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中国官员给作者提供的。
江青用革命现代舞剧招待尼克松一行，表明她赞成对美开放。这也许是周的
有意安排，让激进派表面上介入中美和解的进程。
尼克松访问期间所下的赌注太大，不允许有任何失败。从1972 年2 月
21 日周在北京机场柏油路上迎接尼克松总统的那一刻开始，实际上就保证了
尼克松访问的成功。虽然美国不能保证毛会与尼克松见面，但尼克松到达北
京的第一天晚上，中南海便发出了邀请，这使美国人大为释怀。第二天，《人
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对这次访问的赞扬。美国记者注意到，周恩来
在参加完宴会后亲自校对了校样。毛说他在1968 年就“投过你（尼克松）的
票”，1972 年仍投他的票。由于毛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幕后，所以尼克松的
访问表明了周的成功。
尼克松访问期间，双方都十分关心起草一份确定指导未来中美关系的广
泛原则的文件。1972 年2 月28 日发表的《上海公报》就是这样一份精心拟
定的文件。公报同时发表了各自国家的方针政策。①对中国人来说，公报有四
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双方保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
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第二，共同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
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第三，共同反对“任何大国与另一
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反对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第四，美
国方面关于对台政策的一段长篇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要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
虑到
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
随着
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尽管美国在支持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态度暧昧，但是尼克松政
府决定不支持中国和台湾统一的主张。美国的两位政策分析家在其早些时候
出版的著作中提到，美国的立场是“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①周同他的助
手们（特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毫不妥协。为了避免
僵局以及保持1970 年初在华沙曾私下表明的立场，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得不同
意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观点。
这样，中国人感到在会谈中赢得了一大胜利。他们在公报中只作了最小
限度的让步；而美国则面临微妙的任务；即作为执行一项最终撤出台湾的长
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实现其减少驻台美军的承诺。在至关民族利益
的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他们没有为了中美和解而出卖原则。然而，毛和周同
意了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与台湾的分离状态。
中国人认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比立即解决台湾问题更重要。基辛格在其回
忆录中说道：与美国可靠的关系改变了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使
中国免去了两面受敌的危险，迫使莫斯科重新考虑是对中国施加压力呢还是
公然进攻中国，并使北京不再担心莫斯科和华盛顿会互相勾结实施反华战
略。②1971 年8 月，美国又私下保证，如果苏联把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
① 所有引言所用的文本见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中美关系和全球舞台》，第
296— 300 页。
① 理查德·穆尔斯廷、莫顿·阿布拉莫维茨：《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的政
策制 定》。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65 页。
而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升级为武装冲突的话，美国将给予中国军事援助。③
尽管这种可能性与基辛格所讲的相差甚远，但却使北京更加相信华盛顿是把
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的。
无论就所做的还是就所说的而言，中美和解对地区安全的意义也是十分
重要的。当尼克松总统表示无意威胁中国时，毛回应道：“我们既不威胁日
本，也不威胁南朝鲜。”④这些谅解不仅使美国部署的反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减
少了，同时表明中国默认了美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也默认了
美日共同安全条约。后来透露出的消息表明，中美关于日本作用问题的争论
非常激烈。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无论就个人还是就政治而言，北京都十分
讨厌日本佐藤政府；这不仅仅是因为佐藤同情台湾，还因为1969 年11 月发
表了尼克松—佐藤联合公报。这位日本首相在公报中首次声称：“大韩民国
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还说：“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
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①美国应允日本在该地区扩大防御作用的前
景使中国感到很担心，因为正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的中国在与美国建立
互相依赖的关系之前，可能要面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
因此，周和毛曾竭力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澄清日本在该地区的安全作用。
对北京来说，一个与美国结盟的日本当然比独自起防御作用的日本要好多
了；那怕这种防御作用要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根据尼克松后来的披露，双
方就安全保障条约是否合宜问题有过“艰苦的谈判”。尼克松说：“我们告
诉他们，如果你们试图阻止我们保护日本人，我们就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中国人则说：“我们不希望这样。”②我们无从证明这些讲话的可信度；但是，
这种直率的交谈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一再发出“日本军国主义
复活”的警告了。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上海公报》中要提及中国反对“日
本军国主义复活和向外扩张”和支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
了。③
尽管存在着争议和不确定性，1971—1972 年中美关系的突破还是使中国
在中美关系方面的投入得到了较大的收获。尼克松的访问也为加速改善中日
关系铺平了道路。但直到佐藤下台，北京才表示有兴趣全面恢复与日本的外
交关系。①一位以前曾极其仇视中国共产主义的美国总统的访华极大地提高了
北京的声望；而一位曾经是中日战争中的一名步兵的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就
更具有深远意义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毛和周解决了林彪的问题；1971 年10
月25 日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而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苏联孤
立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极大地提高了。所付出的最大
的政治代价是北京与其共产主义世界的长期盟国（特别是越南和阿尔巴尼
亚）的关系（疏远）。然而，与地拉那关系的恶化只是个小小的代价；而北
③ 同上，第906、910—911 页。
④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在上书第1061 页有记录。
① 引文见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战后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85 页。
② 尼克松的评论表明的日期的是紧接着他在1975 年辞去总统之职以后。这些资料引自赫
什： 《权力的代
价》，第380 页。
③ 引自所罗门：《中国因素》，第297 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美国“对其同日本的友
好关系 给予最高
度的重视”时，中美上海公报中并没有提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① 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第106—111 页。
京谋求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虽然可能河内将其忠诚转向莫斯科，但与美国密
切关系却是件无价的大事。对美开放起初只是顺应60 年代末形势的深刻变
化，但这一进程的开始却影响了整个东亚局势的发展。
停滞与动乱（1973—1976 年）
1973 年初，展望中美关系似乎很乐观。尼克松总统取得了1972 年11 月
大选的巨大胜利；1973 年1 月23 日，美越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这些不仅
预示了中美关系将稳步发展，也缓和了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显然，这与美
国人从台湾撤军有关）。中国多半期待着美国在尼克松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
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并在北京建立美国大使馆，然而不知道是否有美国官员
曾对此作过明确的表示。②另外，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不再会有越战的干扰。尽
管河内领导人十分怀疑中美两国在以牺牲越南利益和使柬埔寨的战争继续恶
化为代价而互相勾结，但是这一地区的前景总的来说比以前乐观了。
1973 年2 月基辛格的访华证实了这种乐观情绪。①毛和周对基辛格的热
情接待说明19 个月来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了巨大进展。中国领导人由于对中美
关系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就广泛的战略和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人进行
了讨论。出乎基辛格的意料，周提议在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在两国全面建
立外交关系以前作为大使级的代表。尽管周以其娴熟的外交技巧向世人宣
称，这个提议来自美国；但是中国人已决定尽快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然而，1973 年初的乐观情绪是短暂的。数月时间，水门事件的危机困扰
着尼克松，使他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并于1974 年8 月辞去了总统职务。
毛个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会使在职的美国总统下台，
真不可思议。后来在与访华的泰国领导人克立会谈时，毛说他正在琢磨美国
的科技发明（比如磁带录音机），并且坚持说他难以理解为什么尼克松在白
宫用了录音系统便被说是犯了罪。②毛除了对美国法律程序不甚了解之外，还
很可能怀疑是那些反对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美国人在政治上找尼克松的麻烦，
因为他们希望中美关系进程出现偏差。
然而，并不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国内
正在酝酿着的政治风暴也严重地束缚住了北京在外交政策执行方面的手脚。
造成这种不稳定局势的直接原因是周恩来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1972 年尼克
松访华时，周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并婉转地向尼克松与基辛格提及自己
的健康状况。③周由于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正在不断恶化，所以急于要解决他拟
议中的三大政治问题：扩展中国的外交活动（包括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国
内转向实现经济现代化；全面重建党政权力机构。其中第三个问题最重要，
争议也最大，因为要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一批高级官员“翻案”。首
先要为邓小平翻案。1973 年2 月，邓小平返回北京，4 月首次在外交场合露
面。不管邓小平复出的原委如何，毛与周的继承权这一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紧
迫了。
② 有关后一个问题的证据含糊不清。据一位参加了与中国人的讨论的美国人说，邓对基辛
格说 “美国欠中
国一笔债”，因为尼克松在1972 年时曾承诺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前完成中 美关系
正常化进程。所
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11 页。
①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4—71 页。
② 1975 年7 月10 日《纽约时报》。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 7 页。一位奉命为周写传记的中国人断言，
在尼克松 访华期
间，周的癌症就已十分严重了。作者们进一步声称，1966 年以后，周就一直因心脏 不好
而被困扰。方钜
成和姜桂侬：《周恩来传略》，第115—116 页。
外交政策（特别是与华盛顿的关系）与继承权的斗争有什么联系呢？即
使回顾历史，也很难弄清那时令人震惊、极富个人色彩的政治状况。解释不
清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76 年初周去世之前一直不愿采取影响邓小平第二次
下台的果断行动。1973 年2 月这位主席在与基辛格会晤时说，中美的贸易状
况是“令人遗憾的”，但称赞了联络处的开设。基辛格回忆道，毛还承认“中
国??必须向外国学习”。①在11 月份与基辛格的另一次会晤中，是毛而不
是周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而中国人实际上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期限。
毛当时说：“我认为，我们目前不统一台湾也可以??，世界上的事情不用
办得太快，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②基辛格把他与毛的这次非常详细的谈话
看成是他任国务卿期间保留下来的“中美关系的圣经”。③最后，毛警告说，
中国女人“会带来灾难”，基辛格对她们要小心。④
几周后，江青及其同伙便发起了反对周、邓以及与西方和解政策的非常
规的战斗。1973 年底周已从中美关系的进程中退了出来，把中国的外交政策
交给了身体健康的邓小平。基辛格注意到，在后来的会谈中与他谈判的中国
对手一次也没有提到周的名字，只提了主席的指示和讲话。总理的退出看来
既有健康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由于周的有限精力集中到了其他事务上，所以
他几乎不再参与外交事务了。
除了中国的政治动乱以外，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计划使中美关系的改善
更加困难。当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开始重新评估其长期战略目标的时候，
周恩来和毛开始怀疑美国可能认为与苏联的关系更加重要，从而越来越忽视
中国。尽管华盛顿不断向北京保证将向中国通报美国全球战略的各个重要方
面，但是早在1973 年2 月初周就说美国很可能将“苏联这股祸水东引”。①
当逐渐失势的尼克松不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特别是当他寻求与苏联保持
并加强合作时，这些怀疑就更加严重了。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没有给中国人做什么保证。
基辛格坚持与苏联缓和并没有损害美国的外交形象。北京领导人认为，
基辛格努力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表明美国一直在幻想着软化苏联的实力，
也说明美国根本不考虑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关系对中国安全的影响。1974 年11
月福特与勃列日涅夫的最高级会晤突出表明美国根本不重视中国的利益。苏
美不仅就新的战略武器控制条约达成了初步协议，而且在海参崴（符拉迪沃
斯托克）举行了会晤：这显然表明美国默许和承认了苏联对有重兵驻守的一
直有争议的中苏边境地区的战略要求和政治要求。翌年夏，在赫尔辛基签署
的东西方协议使中国人更加不安，因为这些协议使西方接受了战后欧洲的分
裂现实，使莫斯科得以抽身在政治上干涉亚洲事务。
毛和周对基辛格提出警告是很客气的；但邓小平却没有同样的克制。1974
—1975 年间，邓小平的政治地位稳步上升；他的直率性格加深了与华盛顿的
分歧，据说基辛格认为邓是个“讨厌的小个子”；而邓同样、甚至更加蔑视
他的对手。这种互相敌视还表现在邓的助手与其谈判对手交换意见的时候。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67、69 页。
② 同上，第692 页。
③ 同上，第697 页。
④ 同上，第68、694 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52 页。
中美高级官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就像其建立起来那样很快就消失了。1972 年毛
知道尼克松访华将有助于他连选连任；而邓却没有向福特总统发出访华的邀
请，反而有意识地邀请了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基辛格的主要政治对
手）和民主党的重要政治家访问中国。1975 年底，福特访华，但成果甚微，
只进行了正式的官方的针锋相对的会谈。
然而，这场斗争的发起人是毛和周，而非邓。①1973 年初，当基辛格希
望与莫斯科就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进一步谈判时，周便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怀
疑。在这位总理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并指导一个联盟，以限制苏联
的野心，使莫斯科难以让西方国家具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基辛格希望苏联会愿意认真地进行谈判；周对此嗤之以鼻。毛同意周的
观点；并强调指出，在苏联势力不断发展而不是削弱的时候，虚假的缓和是
危险的。基辛格则认为，越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而中
国除了依靠美国来限制苏联的袭击外则别无选择。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私人
信件中说，美国可以“既有茅台，又有伏特加”。他认为，如果由美国来左
右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得不到解决。
基辛格的过分自信来源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节制和准备公开承认美国
东亚地区的安全部署。②1973 年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没有提及危言耸听的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幽灵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双方早期讨论的一个主要问
题。相反，这位总理着实称赞了一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同样，毛指出，美国军队在亚洲的部署“太分散了”。毛与周的意图十分明
显：通过承认美国的地区安全作用和警惕苏联的帝国主义计划，北京希望尼
克松政府能够认清加强与北京的密切关系要比注重与莫斯科的不稳定的、带
有危险性的和解好得多。
另外，基辛格还夸大言辞，说1973 年将是“欧洲年”，这就是说，美国
对各地区和各国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不是权宜之计。基辛格讲话中流露出
的一种霸气，视中美关系如草芥。北京对此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尽管北京仍
准备寻找机会与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但基辛格的话使中国人专就中美分歧
展开了争论。
周是表示不同意美国战略思想和决定的第一个人。这位总理又回到了
1972 年毛与尼克松会谈时提出的问题：即苏联长期战略的重心问题。毛虽然
自认十分担心苏联在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但坚持认为莫斯科的首
要战略目标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苏联针对中国的军
事力量在不断增加，但到70 年代的增加的速度开始减缓了：这表明莫斯科在
中苏边境部署军队的能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安全保证（与
美国发展关系的动因）的需求就不太急迫了。1973 年5 月周第一次指出，苏
联的突然袭击已被制止住了。①
苏联军队集结速度的减缓使周得以重申毛的观点，说苏联军事威胁的主
要目标是西方而非中国。毛最担心的事一直是苏美和解可能使苏联对中国增
加其政治、军事压力。由此产生了三种结论：第一，是否全部解除苏联对中
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北京并不十分看重；第二，北京强调欧洲不断增大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7—70 页。
② 同上，第56、67 页。
① 马奎斯·蔡尔兹：“同周恩来谈话”，载《华盛顿邮报》，1973 年5 月26 日
的军事危险，希望华盛顿与莫斯科把注意力集中在远离中国国土的地区；第
三，北京强调其与第三世界拥有共同的利益，认为第三世界是反对两个超级
大国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
周在1973 年8 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很精辟地阐明了中国
对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看法。②这位总理试图避开来自敌人和假定的盟友的双重
挑战。谈到莫斯科时，他说，中国尽管“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历
史证明，中国“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更不用说独“吞”了。
70 年代初中国官员曾不祥地说过，“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
的安全”（这一声明使用了不规范的数学表达法，多说两倍以上的数目）。
而现在则说区区百万大军不足以入侵和征服中国。一场苏联侵华战争制止住
了，那是因为没有人会重犯30 年代日本人致命的战略错误。谈到两个超级大
国时，周说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
因此，任何反对中国的活动都是为了牵制对手，而不是为了征服中国，因为
“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周还强调说，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
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中国主张建立“反对超级大国的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统一战线。
周尽力将中国与争权夺利的大国分开，以便有效地避免对中国的压力和
威胁。在美国与其对手苏联的竞争中，中国不想被美国利用——正如毛早先
所说的那样，“站在中国肩膀上与莫斯科打交道”。①同时，周抨击了认为超
级大国的紧张关系已趋于缓和的观点，认为苏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持久的—
—这反映了两国的“争霸野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有
一天会导致世界大战”。中国不在此列，因为中国在本质上不是帝国主义的，
而且也不是“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中国将站在一切受压迫的国家一边，
置身于超级大国竞争之外。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说法都有其现实意
义。通过不参与（至少是口头上的）超级大国间的争斗，周尽量不引起左派
的批评。左派认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会破坏中国的意识形态准则。
“四人帮”对周与邓的怀疑与仇视越来越重，但是，他们只能暗地里攻
击中美关系的改善。由于毛个人对中美和解的赞同和林彪不光彩的死亡（更
不用说中国在与西方的关系中获得的战略利益了），使这些激进派很难对中
美关系进行正面攻击。然而，周与邓都极易受到间接的批评。与西方不断加
紧的接触使中国卷入了“大国政治”的漩涡，从而危及了中国对第三世界的
立场，破坏了中国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相信了美国在遵守《上海
公报》中确定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忠诚和友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江青和
她的同伙支持仇视外国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潜伏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之
中。
中美关系的停滞不前并没有妨碍邓小平采取与西方和解的主要行动。要
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他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这种批评显示
了他的勇气。在与美国公开或私下解决棘手问题时，邓小平从来没有被指责
为“对美国软弱”过，他的国内政策含有希望西方广泛参与中国现代化的成
分；这使他的政治对手得以攻击他为了迅速发展经济而出卖国家的独立与主
② 本章节周的评论出自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 年8 月
24 日），《北京
周报》1973 年9 月7 日，第 22 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763 页。
权。然而，指责美国软弱与姑息退让的是邓而不是激进派。苏联断言：国际
安全的需要使中国必须尽快发展经济与技术；邓认为，中国要摆脱衰弱和落
后必须不断把苏联的这一说法放在心上。
由于没有受中美间政治问题的干扰，中美两国的贸易在70 年代初发展很
快（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农业歉收）。70 年代中期，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减少；
这使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粮食数量骤减；与此同时工业品的贸易额仍很低。虽
然华盛顿在向北京转让西方先进技术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日本仍是中
国工业设备和整座工厂的主要供应者。迅速增长的石油生产使中国石油出口
日本的数量上升，偿还了这些设备所欠下的债务。但是，这些却使邓小平遭
到了左派的攻击。
尽管有些严厉的批评；但邓仍然继续挑美国外交政策的毛病。毛使邓接
受了他的政治开放方针；他曾直率地对基辛格说：“他认为美国未能有效地
制止住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①这位主席晚年的思想一直很矛盾；他想反苏，
而不愿付出意识形态上的代价。1975 年1 月，毛没有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周则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在会上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
措施。同时，毛却私下会见了保守的巴伐利亚领导人弗兰茨·约瑟夫·施特
劳斯，此人以反苏而闻名。毛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明显地表明了他的矛盾行为。
毛认为，苏联的扩张与国内修正主义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没有必要区分
孰轻孰重。
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没有必要的办法和领导能力去巩固、完善两国
的关系。邓指责基辛格和其他美国官员对苏联的不断挑衅所表现出的软弱，
以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无能。但是，他避免提及他自己的不
利境况。70 年代中期，派系斗争剧烈，邓没有赢得谈判突破的政治自由。毛
极为衰弱、变化无常；周自我引退，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活动，而邓则在全
力对付着他的政敌。
由于与美国的关系毫无进展，中国人便无意看好美国的力量了。1973 年
石油危机后尼克松总统在政治上的失势；苏联在第三世界发展了势力；西贡
政府的垮台：所有这些使中国人认为美国并非是坚强、可靠的伙伴。特别是
在1975 年4 月南越政府倒台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虽然中国领导人一直
在期待这一结局，但这件事使他们更加相信美国是消极被动的，它在战略上
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说，与美国发展亲密关系对北京来说虽然是重要的，
但其价值已大大降低了。
1976 年1 月周逝世、4 月邓第二次下台后，中美关系突破的前景黯淡无
光了。为了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福特总统不愿意为同中国和苏联建
立密切关系而冒犯、疏远保守势力。任何进一步削弱美国与台湾关系的行动
都会严重损害福特与共和党右翼的关系。为此，福特总统选择了不改变政策
的方针。这种方针却遭到了北京重新得势的左派的攻击。7 月，副总理张春
桥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全然不顾周和邓先前实施的外交政
策，尖刻地指责了美国对台的政策，甚至警告说中国很可能对台北动武。当
两种政治制度均面临继承人问题时，张春桥的讲话明显地反映了中美关系的
滑坡，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0 页。基辛格并未注明毛的那次谈话是在哪一天，但却
暗示是 在1975 年
底他几次会见这位主席中的一次。
1976 年9 月9 日毛的逝世和10 月份“四人帮”的被捕并没有立即改变
上述形势。新近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党和国家高级职位的华国锋同时担任了中
共党的主席和总理；但他缺乏决定外交政策的威望、经验和政治权力。这一
年中国的政治变化太大了，不可能采取大胆的战略行动。华当政期间，各派
都在起作用；而在排除“四人帮”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是包括叶剑英
在内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在国内而不是国外；而中国刚
刚从几个月前的政治与天灾中恢复过来。推动中美和解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并
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新上台的领导难以作出决断。毛死后苏联断然拒绝中苏
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也表明了当时的形势：世界秩序静止不变。
1976 年 11 月，北京全然不了解的一位民主党人当选为总统；这又引起
了新的不稳定。虽然70 年代中期中国与尼克松、福特政府的关系愈来愈坏，
但中国高级领导层对美国官员（特别是对基辛格）是非常熟悉的。水门事件
已使中国人开始研究美国的宪法程序；总统选举也已使他们对选举进程的千
变万化有了认识。由于两种制度和解的缔造者们都已退出了舞台，中美关系
进入了一个不稳定、需要重新调整的时期。
通往正常化之路（1977—1979 年）
新总统的当选既给北京带来了忧虑，也带来了希望。一方面，吉米·卡
特总统不必背上最终困扰着尼克松和福特的国内政治负担；另一方面，这位
新总统对中国人还是一个未知数，因而，北京不得不与基本上不相识的美国
高级官员开展培养个人关系的艰苦工作。与此同时，1976 年是中国一个不寻
常的年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华国锋出
人意料地出任总理和党的主席；唐山大地震；“四人帮”的垮台，等等，反
映了中国政治与人事的巨大变化。中国需要喘息的时间。
不过，到这年夏末，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中国的政局已开始趋于稳
定。1977 年8 月，虽然名义上由华国锋主持了党的代表大会，但是，邓小平
的复出更引人注意，邓是在刚刚举行的十届三中会全上恢复职务的。华为中
美关系加了温，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现存的军事威胁的消除如何使情况变得
有利起来，华还引用列宁的话提醒他的同事：“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
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
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
条件的。”①
如果北京领导人曾希望卡特政府迅速行动，那么，他们的期望很快成为
泡影。尽管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优先考虑的重要政策。但是，在新总统上任伊
始的议事日程中，其他问题更为重要。一位参加过这一时期有关中国问题政
策制定的政府官员说：1977 年，卡特政府“忽视了中国”。②确实，此时，
美越关系的正常化是更优先考虑的政策。当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显然
是向中国人传达卡特政府有意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国人强烈反对
美国提出的在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以及万斯坚持的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的
主张。③尽管国务卿重申了《上海公报》，并保证从台湾撤走美国的剩余部队，
但是，外交部长黄华却认为，这些保证只是应付中国再三主张的实现全面外
交关系的三个条件的外交辞令。④中国方面提出的三个条件是：华盛顿停止承
认台北为中国政府；废除美国—中华民国共同防御条约；撤出美国在台湾的
余留军事人员。同样，邓小平（在万斯到达北京的前几个星期刚刚复职）指
责美国采取的新立场从福特政府的保证中退却了，卡特政府仿效“日本做
法”，这种策略使东京在正式承认北京的同时，与台北仍保持密切的非官方
关系。正如万斯所说：“看来中国人并不准备认真谈判。”①
中国人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当卡特总统有意将万斯
之行说成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时，北京的高级官员（包括邓）很快予以否认。
在万斯访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发表了一些傲慢的言论，对美国关心他们“台
湾的老朋友”表示不满，声称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仍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
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将“逼使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台湾这么一大
①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北京周报》 19
77 年8 月 26 日，
第60—61 页。
②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4 页。
③ 同上，第182 页。
④ 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第82 页。
① 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第82 页。
批反革命分子”的存在，意味着国家统一“非用武力不可”。②看来，中国对
他们在台湾问题上所表现的灵活性特别生气。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邓
“由于新近复职，他的权力仍在巩固当中，因而不能贴出‘灵活’的标签来，
美国必须毫不含糊地切断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对中国这一原则，他不能容忍
有任何误解”。③
同样明显的，中国人很快又重新对福特当政期间首先发起的缓和运动进
行攻击，这意味着国务卿万斯是对苏联采取“姑息”政策的拥护者之一。根
据中国一份权威性的估价报告，苏美关系的改善，既加强了苏联的力量，又
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西方又出现了类似30 年代的绥靖主义思
潮。??当代的绥靖主义者也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妄图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
东方，引向中国。??用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这种虚妄的‘预
见’来吓唬苏联。??只要看一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拼命散布‘缓和’幻想，
竭力鼓励西方的绥靖思潮，就可以明白。”①
与同福特政府打交道的初期一样，北京决定在卡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
竞争对手中选择已占优势的一方。1978 年冬，中国曾两次向国家安全顾问布
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中国人求助于世界观
与他们较为接近的官员”。②
邓十分了解布热津斯基与万斯明显的个性差异及政策倾向。华盛顿政策
制定者中间的分歧既反映了美国官方的不一致，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与苏联
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万斯国务卿认为，美国有必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掌
握平衡”。在万斯看来，与苏联搞好关系，以及签署长期拖延的第二次限制
战略武器协议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认为，致力于与中国战略合作会激
怒苏联，甚至有可能使美苏关系更为紧张。③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特别是前者）不同
意万斯的观点。在国务卿看来，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认为在关系正常化之前，
各种“加强安全”措施（军事人员的交流，向中国转让技术，通过第三国向
中国出售武器装备，以及其他方式的合作）只会警告而不会激怒莫斯科。由
于苏联在第三世界不断取得进展，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争辩说：“与中国
的关系有助于向苏联显示，他们的主张是不容易如愿以偿的，也是要付出代
价的”④
围绕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与资本主义世界保
持更加密切的技术和经济联系。在1978 年2 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华
②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一位高级领导人说，中国对卡特关照台湾‘很不高兴’”，
见《纽 约时报》
1977 年8 月30 日；路易斯·博卡迪：“邓说万斯之行使正常关系受到损害”，见 《纽约
时报》1977 年9
月7 日；“中国高级领导人断然反对台湾与美国协调一致的做法”，见 《华尔街杂志》，
1977 年10 月3
日；“中国副总理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叫嚷必然 要使用武力”，见《华尔街杂
志》，1977 年
10 月4 日。
③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2 页。
① 任谷平：“慕尼黑的悲剧与当代的绥靖主义”，载1977 年11 月26 日《人民日报》。

②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3 页。
③ 见万斯：《艰难的选择》，第120—139 页。
④ 引文源自1979 年10 月5 日布热津斯基给卡特总统的备忘录。布热津斯基在《权力与原
则》 第566 页中
曾引用。
国锋提出了十年发展规划，包括建设120 个大型工业项目，估计需要投资6000
亿美元，其中约600—700 亿美元用于购买进口的技术与设备。①尽管后来的
结果表明中国的目标大大超出它的国力，但是，这项规划的目标意味着北京
将向国外越来越多地寻求它的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1978 年2 月，中国
便开始与日本签定了200 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其他方面的发展推动着中美关系的进程。美国在阻止苏联势力渗入第三
世界方面不断受挫，使布热津斯基更加积极地制定有关中国的政策。与此同
时，邓的权力也在不断巩固。中越关系的迅速恶化又提供了行动的契机。1978
年5 月，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中越关系几乎破裂。晚春时节，越南驱赶
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中国后来断绝了与越南的所
有经济与技术联系。7 月末，中国发表声明说：“在越南当局每一个反华步
骤后面，都有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莫斯科需要的是，争霸
东南亚和亚洲的‘前哨’。??为了迂回包抄欧洲，孤立美国。”②美国对苏
联侵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顾虑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担心联系在一
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终于开始形成，其中包括美
国。
中国的政策假定美国实际上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温和力量：??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
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美国）当
前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苏联决
定??削弱和排挤美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势力。??③
同时，布热津斯基在与邓的讨论中坚持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卡特总统
“已下了决心”，这表明美国愿意就这一问题与中国进行会谈，寻找一个中
国可以接受的方案。卡特总统受国家安全顾问访华成功的鼓舞，于6 月份决
定，到这年年底大力推进与中国全面的外交关系。作为附加的结果，到10
月中旬，他中止了使美越关系正常化的所有计划，以便不致使中美关系正常
化进程复杂化。虽然卡特政府没有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人，但是，正式的通
知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美国与河内的谈判已经失败，而与北京的会谈却已取
得进展。
中国已经取得重大的突破：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
美国人再三声明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准备使自己与中国的安
全与发展目标更为一致，替中国向美国的盟友说情。作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
它有意修改协定，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包括可能的武器销售和她的欧洲盟
国拥有的相应设备。为了进一步表明愿意为中国作出努力，布热津斯基还私
下敦促东京尽早批准拖延已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①，该条约中反对霸权主义
的条款有使日本与中国的反苏战略保持较为密切的一致的含意，而许多日本
人不愿这么做。然而，中国发展的经济机会，华盛顿对条约明白无误的偏爱
以及苏联对日本外交的强硬态度，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势头，同时邓也
① 理查德·鲍姆的“引言”，见理查德·鲍姆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
第4— 6 页。
② 《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从越南当局反华看苏联的战略意图”，载《红旗》第8 期
（1978 年8 月1
日），第101—104 页。
③ 《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载 1977 年
11 月1 日《人民日报》。
①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216—218 页。
表明愿意听从劝告，无限期地拖延钓鱼岛问题的解决，这一领土争端曾使中
日关系恶化，并有可能使这年春季签订的条约归于失败。中国向日本表示，
中国不再恢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而不把日本说成是敌手，也证明中
国对日本确有诚意。由于中国最终愿意接受最后文件中较为温和的语言，和
平友好条约终于于8 月签定。②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与美国和日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中所作的努力，得
到了巨大的回报。尽管有旁证表明，邓似乎能说服他那些疑心重重的同事，
美国对华政策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很难断定其他高级官员的不满和猜疑
程度。例如，华国锋就十分不满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决定，尽管这是
中国领导人缺乏灵活性的问题。虽然邓的决策余地仍有限，但这也是中国谈
判人员想要传递的信息，即他们将不顾国内辩论的扩大。
中国最终愿意接受美国与台湾未来关系比较含糊的框架，其中包括美国
声称的它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与北京的公开抗议不符）。美国不指望也
没有得到中国人对这些协定的明确的赞同或认可，但是某种程度的忍耐是外
交惯例。况且在关系正常化最后会谈的几个月前，卡特政府拒绝了台湾求购
新式飞机的几次要求，限制台湾只能购买编制内飞机的数目。卡特总统还向
北京表示，保留继续“向台湾出售严格选择过的、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的武
器的权利”。①
北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规定感到欣慰，虽然近期美国不会终止向台湾
出售武器，但是美国的决定暗示，它准备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是有质的限度的。
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出售另外的
武器，而只能出售所规定的武器。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打消了中国和
平解决台湾的意图的宣布，但双方默默的克制（中国人在其政策中声明并减
少了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美国人则诚心诚意地保证限制军事武器的出售）
表明了中美政策不言而喻却很重要的联系。中国人似乎想说服台北的领导
人，他们不可能从卡特政府那里得到广泛的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会
取消其援助的。由于中国减少在福建省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对台湾做出政治
姿态，中国也期望美国尽早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在12 月中旬中美关系正常
化时，华盛顿单方面声明，保留继续向台湾有限度地出售防御武器的权利，
这似乎是暂时保全面子的姿态，这是美国提出的一年内暂停武器销售的结
果。
邓曾说过，那个时期是对北京有利的时期。中国的克制态度，呼吁爱国
主义和国家统一，最终希望将台北带到谈判桌上。1978 年12 月15 日发表的
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的措词，又增加了中国人的这一乐观思想。
公报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
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明确承认
中国地位的语言取代了《上海公报》中的含糊词句，所有“与台湾的商业、
文化、贸易以及其他关系”都将“通过非官方途径进行”。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台湾宽宏大量和几乎仁慈的未来政策的动机是不
② 本节所引用的更为广泛的讨论，见丹尼尔·特雷蒂亚克的“1978 年的中日条约：钓鱼
岛事 件的前奏”，
载《亚洲概览》第18 卷第12 期（1978 年12 月），第1235—1249 页。
①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7 页。
① 见所罗门：《中国因素》，第300—302 页。
言而喻的。1979 年1 月1 日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不再承认台北政府的那
一天，中国开始向台湾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
标志着大陆对台湾占领的金门和马祖岛海岸炮轰的结束，并保证“我们的国
家领导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
尊重台湾现状??，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②这些声明和其他声明表
明中国对美国倾向于和平解决台湾未来很敏感，但这些声明强调北京的信
念，即“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和重新统一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③
邓认为，与台湾相关问题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安全的增强和他本人的国内
政治地位更为重要。邓说中美两国都“从全球的观点”出发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与1972 年毛泽东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谈时所表达的观点一致。④当中美
关系首次获得重大突破时，国家安全原则便决定了这一进程的方向和势头，
这一原则允许让步和冒险，否则要实现它是极为困难的。在邓看来，美国决
策中布热津斯基比万斯占上风是中美关系的最好保证。与基辛格不同，布热
津斯基实际上没有与苏联领导人取得相类似的谅解的意图。这对伙伴即中国
的脆弱和需求与美国总统热望建立与众不同的全面外交关系之间的合作已经
开始，拥护更密切的中美关系的人在各自的政府中取胜。
1978 年12 月中旬，即将宣布中美建交之际，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在国际上的胜利也在这次全会上充分反映出来，中国政治的潮流决定性地
偏向邓小平一边，他的经济改革和重新调整，以及把他关键性的政治搭档（包
括胡耀邦）安排进政治局的计划现在得到了认可。新上来的党的副主席陈云
及时压缩了1978 年春由华国锋提出的宏大的发展计划。不过，外交政策的突
破与其说是邓的国内政治力量加强的源泉，还不如说是一种反映。卡特政府
的建议及让步对促进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邓在国内地位
的巩固使他拥有这种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双方就不能达成共识，也就不能
发生1979 年1 月邓那次极为成功的美国之行。
中国对越战争
邓试图立即考验这种新的关系。在邓1 月份访问华盛顿和东京期间，他
非常关注中越边境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1978 年12 月初，《苏越和平友好
条约》签署。随后，河内于12 月底侵占了柬埔寨。这证实了中国关于“大小
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意图的断言。由于中美建交协议的缔结和《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的批准，邓更无顾忌地表示中国决心“给越南一次教训”。在没有
获得华盛顿或东京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准备对越南发动一次进
攻。
这次战争始于1979 年2 月17 日，到3 月15 日结束。时间不长，但伤亡
惨重。它使中美开始和解以来长期潜伏着的中越关系的恶化达到了极点。自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河内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与越
南的利益开始发生分歧。尽管北京在70 年代初仍试图与河内维持着在几十年
反西方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和私人联系，但越南的需求愈来愈被置于
② 《北京周报》1979 年1 月5 日，第17 页。
③ 引文源自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签署之际中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见所罗门：《中国因素
》，第 304 页。
④ 见邓小平1979 年1 月5 日会见美国记者时的谈话，《北京周报》1979 年1 月12 日，
第17 页。
中国更广泛的安全考虑之下——这种考虑始于与华盛顿的关系。1974 年1
月，中国突然夺取了当时由越南占领的南中国海（即中国南海——译者）西
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然而这无助于消除河内对北京更为长远的意图的疑
虑。这样，越南战争后争夺东南亚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就实实在在地展开了。
名义上，这场斗争的焦点是柬埔寨。①红色高棉武装在1975 年春取得了
胜利，并迅速而残忍地推行一种可怕的原始农业共产主义制度，对柬埔寨社
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最终导致了近100 万柬埔寨人的死亡。红色高棉
的极端仇外行动主要针对越南人，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决心使用一切
可能的手段根除越南的影响（包括现实的和想象的）。红色高棉需要外部支
持，这不可避免地使它与北京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70 年代中期北京残余的
激进主义和潜在的排外主义与正在柬埔寨实行的教条式共产主义极为相称。
因此，北京的内部斗争在印度支那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后果，这表现在中国愈
来愈支持金边的极端主义政府。“四人帮”倒台后，形势仍未好转，因为缺
乏经验的华国锋很快就与红色高棉签订了重要的、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协
定。
的确，中国和柬埔寨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人们所推测的一致性外，双
方都强烈地敌视越南。1977 年党的十一大之后，邓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在寻
求平衡（如果不是协调的话）北京与从前的河内盟友的政治和安全需要方面，
他并没有表现出周恩来的灵活或敏锐。越南在1975 年取得全国胜利后，就认
为没有必要与中国保持先前的关系了。尽管直到1977 年底或1978 年初，越
南倒向莫斯科还是态度暧昧或可以逆转，但趋势已很明显：越南试图与苏联
结成联盟，（包抄中国），以减少来自北方的强大邻国提出的挑战。而且，
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使越南能筹划推翻波尔布特政权，并在金边建
立一个亲越政府。
到1978 年春，北京和河内为避免双方关系出现严重破裂所作的一切努力
已告结束；双方领导人都一心一意地寻求必要的外部支持以实现他们的长远
目标。邓对越南的反感似乎是强烈的，而且几乎是本能的。其他中国高级领
导人对河内公然违抗中国并与莫斯科结盟的企图公开表示强烈的不满。同样
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越南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盟友，因为在河内几十年的反西
方战争中，北京给河内提供了大量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而越南准备对这
种援助抹黑。无论如何，越南对中国华侨的迫害也许是对中国最严重的冒犯：
在对所有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上，河内公开对北京的领导人提出挑战。
到1978 年秋，越南已开始精心策划对柬埔寨的侵略。河内可能估计到，
采取强有力的突击行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仅能引起北京间接的政治报复，特
别是在越南与苏联签订条约之后。这样，莫斯科的安全保证与其说增加了河
内的勇气，还不如说消除了河内的疑虑，因为它们将可能是警告中国不要对
越南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
在与河内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邓为取得中美关系突破所做的努力就
显得特别迫切。他很有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美国蒙受耻辱的国
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中获得补偿。尽管没有必要取得华盛顿的明确支
持，但与美国建立相当密切的关系，可以防止苏联领导人因北京对它的新条
① 关于对这方面的全面论述，参见纳严·詹纳达著：《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和罗
伯特 ·S.罗斯：《印
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约伙伴采取行动而向中国报复。
因此，1979 年2 月中旬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是对中美新关系的第一次重大
考验。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卡特总统通报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布热津斯基所谓的苏
中之间第一次“代理人的战争”非常短暂，持续不到20 天。①邓不愿使苏联
介入一场有限的冲突，因此他不想或不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美国已承认中国，
并不积极反对北京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似乎就是足够的支持。事实上，根据
邓的观点，北京对越南的进攻履行了中美“反霸”协议中中国的义务。两国
都必须采取相似但又互补的措施惩罚“大小霸权主义者”的侵略行为，这样
就使他们更广泛的战略计划复杂化。在邓看来，中国的对越战争只有放在全
球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北京已承担责任，否则，
这责任会由美国来承担。
中国的战略思想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和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通过强调
反越军事行动方面的统一战线以及突出河内与莫斯科的互相勾结，北京扩大
而不是减弱了苏联在东南亚的利益和介入。虽然中国的直接军事目标是有限
的，但战争以后河内对莫斯科的依赖明显增加。在几个月内，苏联军舰开始
定期使用越南在金兰湾的海军设施。自从赫鲁晓夫在1954 年将旅顺和大连港
归还中国以来，莫斯科首次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前沿基地。具有讽刺意义
的是，中国的行动有助于实现中国的预言：即苏联将在东南亚寻找一个据点，
以完成它早先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所取得的突破。
至此，中国已制定印度支那战争的路线，它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在不可预
测的将来对东南亚政策的性质。中国试图把抵抗越南占领柬埔寨的、各种利
益根本不同的力量联合起来，包括由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力量、宋双领导的
反共残余分子以及被推翻的红色高棉组成的不可靠的联合。在中国看来，只
有建立由“爱国力量”组成的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才能瓦解越南征服柬埔
寨的长远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北京试图通过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
那些最有决心抵制河内的国家进行密切合作，动员国际力量反对越南的占
领。
对越南在柬埔寨行动的国际性谴责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和
外交机会。①自从美国撤离南越，特别是西贡政权垮台以来，北京试图扩大与
东盟国家的联系，并使东南亚各国领导人放心，中国与残余的共产党游击队
运动的联系是暂时的、无关紧要的。然而，由于许多国家对中国在这一地区
的长远意图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不敢相信北京的保证。尽管东盟国家中
极少对越南表示特别的同情，但北京准备对越南使用武力使许多国家深感不
安，他们确信中国正在这一地区扩大它的政治和安全利益。
然而，中美和解和越南的入侵使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更加高大。虽然美
国没有在政策上与中国进行广泛的协调，但是华盛顿认为北京的政治和外交
干预大体上是对美国利益的支持。美国不体面地从越南撤离，此事离现在太
近了、太令人痛苦了，以致美国不可能重新直接干预该地区的安全。美国的
克制政策使中国承担起东盟国家、特别是泰国安全的间接保护人的角色。仅
①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09—410 页。
① 关于对这一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参阅张保民（音）：《处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柬埔寨
》，特 别是第
113—133 页。
仅在几年前，这种角色的转换是不可想象的。邓和其他领导人许诺，一旦越
南进攻泰国边境，中国将给予泰国军事援助。
对中国来说，更加艰巨的任务是要这一地区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声明
反映了中国支持东盟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真诚愿望，而不是以越南为代价
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他们对这一地区没有长远的野
心，他们只是试图迫使越南吐出其侵略果实，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
的柬埔寨。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承诺仍表示怀疑，但北京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
进展。在1981 年7 月联合国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会议上，中国坚决支持
东盟国家，使这一进展达到了顶点。中国联合泰国和新加坡，组成一个外交
“统一战线”，阻止了除社会主义集团外对由越南扶植的政府的广泛承认。
中国在东南亚也成功地孤立了越南。与此同时，北京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
联系以及外交透明度大大地增强了。因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对越南
的惩罚性战争有助于为北京创造更大的长远政治机会。
然而，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的对越战争留下了令人忧虑的遗产。邓宣
称中国对越战争已取得了圆满胜利，但这似乎不符合事实。战争造成的人力
和物力损失远远超过原来的估计，从而损害了中国军队的声誉。越南在毗连
中国的北方省份重新部署大量前线战斗部队，而对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
却没有起到明显的牵制作用。同样，中国的军事压力并没有迫使河内重新估
价它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而且，战争的最大后果是，越南在安全方面更加依
赖苏联了。
事实上，中国（而不是越南）不得不调整它的政策。由于1978 年底无节
制地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中国的税收负担已很重。中越战争中更新所损耗
的设备的费用更使中国的预算来源几近枯竭。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以及过分
注重形象的外交政策加重了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中国潜在的负担和危险。当初
与美国和日本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所带来的喜悦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
加冷静地估价与两国关系的潜力，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潜力。早在1979 年2
月，中国官员就私下通知日本公司由于预算的限制，中国不可能及时履行建
造工业工厂的合同。由于对越战争的代价已完全清楚，因此需要大量缩减基
本建设和购买技术的资金。这一问题马上成了决策议程的中心内容，从而导
致6 月份宣布实施为期3 年的“经济调整”政策。①
中苏关系的迂回曲折
虽然华国锋因在 1978 年制定雄心勃勃的《十年发展规划》而首当其
冲，受到了最主要的批评，但此间邓的政治威信也受到损害。 1979 年4 月
初，卡特总统签署了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一法案所包括
的条款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台湾的安全）大大超过了卡特政府原来所期望的
以及中国原来所预料的范围和程度。①早在3 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就在私下和
公开的声明中警告说，该法案“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这对中
① 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取消与日本建造工厂事件”，《中国季刊》
，1986 年 3 月第
105 期，第23 页。
① 原文见所罗门的《中国因素》第304－314 页。
美两国刚建立的新关系是“很有害的”。②4 月份在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
邓重复了这些警告，并提醒他们，该法案实际上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失去
效用。③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全面恢复以及中国对越南的强硬外交都没有导
致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更广泛的亲北京倾向。甚至在默许中国今后在东南亚
的军事行动方面，华盛顿的官员们仍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种默许只
能进一步激化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此外，卡特政府竭力达成第二阶
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邓和其他领导人强烈反对这一条约）表明，卡特政府
优先考虑的是制定美国自身的政策，而不是巩固与北京的关系。
因此，与美国的这种新关系似乎是喜忧参半，它很可能损害邓的政治声
誉，如果不是他的领导地位的话。邓比其他高级官员更热衷于发展与美国的
关系，包括与西方开展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在取消或延期与外国公司
签订的合同以后，这些机会似乎是靠不住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和西
欧公司由于合同被取消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尽管它们在中国较早地获
得了立足点）。而且，邓对南部邻国的好战姿态与他希望在少受苏联压力干
扰的情况下实施发展计划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建议恢复与苏联的谈判。1979 年4 月3 日，外
交部长黄华通知苏联大使，中国打算使1950 年签订的为期30 年的《中苏友
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黄华强调了中国的“一贯主张”，
“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
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①这样，中国主动要求就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
进行不附带条件的谈判，这与1969 至1978 年之间的边界谈判不同。
尽管在70 年代中期北京和莫斯科都定期地努力减少或至少控制边界的
军事紧张关系，但是两国都不愿给对方的友好表示以回报。在中苏关系的原
则上，莫斯科赞成比较宽宏大量甚至有点夸张的提法，但中国发言人反复表
示不能接受这些提法。即使边界谈判仍不定期进行，但由于双方提出的要求
和条件相互冲突，这使得他们进退两难，一筹莫展。中国的建议更为慎重和
有限，最引人瞩目的是，1975 年12 月中国送回一架苏联直升飞机的全体人
员（1974 年初，这架飞机因迷失方向进入中国领空。中国外交官承认，原先
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要释放他们）。但是，这样
的善意姿态是罕见的，即使有的话，一般只在中等外交级别上进行，没有来
自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表示。
因此，外交部的主动做法必然反映上级的决定：即试探一下与莫斯科改
善关系，或至少为更广泛地讨论国家关系开辟渠道。确切地说，这与毛去世
后不久中国断然拒绝莫斯科的主动步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60 年代双方
关系恶化以来，大门至少第一次微微开启了。
河内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可能使邓意识到，需要适当缓和与苏
联的紧张关系。然而，由于经济倒退、中越边境战争以及领导层内对中国“民
主运动”的日益不安，邓出乎意料地在政治上处于守势，因此邓更有可能同
意那些外交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削弱了他旨在加强与西方安全合作的计划。①
② 《洛杉矶时报》，1979 年3 月25 日。
③ 《纽约时报》，1979 年4 月20 日。
① 《北京周报》1979 年4 月4 日，第3—4页。
① 在1981 年初的一次会见中，邓承认“我们，包括我自己，对经济建设一直过于乐观”
。引自 良清国分：
事实上这种通过与莫斯科谈判来稳固中国的安全情势的尝试明显带有党的副
主席陈云（他是经济调整政策的主要制订者）的印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期间，陈就强调中国在购买外国设备方面“必须逐步走”，明确反对《十年
发展规划》中包含的过热的建设速度。②同样重要的是， 1979 年4 月中旬，
中国宣布恢复已去世的外交部官员王稼祥的名誉。1962 年，王稼祥和陈云一
道主张中国应缓和与它的外部敌人的紧张关系，以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
决国内经济危机上。
如果中国愿意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那么莫斯科似
乎必须对北京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即使谈判会引起越南的猜疑，中国愿意
讨论重大问题还是明显地对莫斯科有利，因为这也意味着中美和解是不稳定
的，有其局限性。但在1979 年12 月中苏谈判开始时，邓小平再次掌握中国
大权，因此北京立刻指责苏联在谈判中缺乏诚意。事实上，邓起初可能对这
样的谈判表示默许，因为他相信莫斯科在关键问题上会固执己见，毫不让步。
然而，由于那个月底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使谈判无限期地被延期
了。
甚至当邓同意进行中苏谈判时，他仍继续试探与美国发展更为全面的关
系的可能性。在4 月份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首次提出与华盛顿进行
公开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包括访问军港，购买美国武器（包括先进的战斗
机）以及（颇具讽刺性的）在中国领土上用美国监测站以核查苏联执行武器
控制条约的情况。③ 邓认识到这三项建议都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并具有敏感
性，特别是在《与台湾关系法》通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邓也知道美国的政
策仍继续阻止向中国出售任何军事武器。而且，中国在大量削减预算的同时
不可能大规模地购买武器。但是他们的大胆建议意味着他想做中美关系中异
想天开的事。美国是否认为中国如此可靠和重要，所以应向它提供很敏感的
技术、甚至主要的武器设备，或至少表示它愿意考虑这种可能性？美国是否
充分注意到它的战略地位的削弱，而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看成是美国战略
利益的一项重要收获，即使它使苏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严重复杂化？
邓明确表示，他愿意考虑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他没有提出与美国进
行更具约束力的防务合作的方式。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人——尤其是那个与华
盛顿关系最密切的人——会感激和屈服于外国势力，特别是那个仍被指责为
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然而，如果美国让中国获得如此敏感的技术，那么这
意味着美国愿意把北京看作是一个准同盟者，同样，这也表示华盛顿不再试
图在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
邓充分意识到他的主动做法将对当时卡特政府中激烈的官僚争斗产生直
接影响。针对国务卿万斯的反对，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
反复要求总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政策，并且如果西欧向中国出售武
器，美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由于伊朗局势日益不稳，苏联愈来愈介入
阿富汗和南也门，华盛顿的观念发生了变化；1979 年5 月初，卡特总统向北
《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第39 页。
② 同上，第23 页。
③ 杰伊·马修斯：“中国为美核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提供便利的资料”，1979 年 4
 月 20 日 《华盛
顿邮报》。
京建议，建立一种他简称为“萌芽阶段的美中军事关系”。①尽管卡特政府在
如何制定这笔交易的长远方针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邓有理由得出结论：
美国的政策正在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改变。
可是，北京也似乎对苏联扩张的可能性感到真正的忧虑。由于巴列维国
王被推翻后西南亚局势日益不稳，中国愈来愈担心苏联会在波斯湾和印度支
那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一直在警告，苏联可能在政治地缘上分
两路向西南亚和东南亚进军。他们断言，如果莫斯科控制了重要的战略要道
和交通线，那么，它将在经济上控制西方和日本，不提中国安全的本意似乎
是可以理解的；北京认为没有必要让人们注意到它自身的脆弱性。邓在私下
的谈话中更为直率。在邓看来，美国对驱逐巴列维的人的反应还远远不够，
他怀疑美国有抵制莫斯科在地缘政治上稳步前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北
京不能确信美国能否被当作抵消苏联力量增长的砝码。
到11 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淡景象，
他认为，西南亚日益加深的不稳定“也许甚至会触发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
抗”。令人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理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全
球性质，但这位评论员同时又警告说，在形势要求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时，
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图与苏联修好。他得出结论，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
际步骤不断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扩张计划，反对绥靖主义政策，在必要时对侵
略者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①评论员的可怕估计似乎同样针对那些仍想与莫
斯科和解的中国领导人。
1979 年 12 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充分证实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 月中旬，
在一篇关于苏联入侵的权威性评论文章中，《人民日报》观察员将苏联的行
动归咎于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和美国人的忍让退缩。②不过，这位观察员希望
苏联的行动会促使西方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提出更有力的挑战。基于这种推
测，美国过去的行为一直摇摆不定，但苏联昭然若揭的侵略行为肯定会改变
美国的看法。正如《红旗》进一步指出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
疯狂性和冒险性??得到了新的证实，再也不容人们置疑了。??那种把现
在的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什么‘鸽派’，并把维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这个
‘鸽派’身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①
这些警告似乎是既说给国内人、也说给西方人听的。中苏第一轮谈判于
1979 年12 月初在莫斯科结束，双方同意来年春天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然
而，到1980 年1 月19 日，——即苏联入侵阿富汗后3 个多星期——外交部
宣布北京不准备继续谈判，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谈判是不合适的。某
些中国官员似乎仍不愿放弃与莫斯科的谈判机会，他们认为这次入侵是一种
软弱无能和孤注一掷的行为，而不是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战略意图的一部
分。可是这种更为温和的观点明显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
争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进行，它预示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应
① 卡特总统的话引自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21 页。
① 所有引文出自评论员文章：“当前战争危险与保卫世界和平”，《红旗》1979 年第 1
1 期，第 53—58
页。
② 观察员文章：“警钟敲响了”，《人民日报》1980 年 1 月15 日。
① 本刊评论员：“反面教员在给大家上新课——评苏联侵略和占领阿富汗”，《红旗》，
1980 年 1 月16
日第2 期，第46—48 页。
对越南和苏联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扩大与美国的合作似乎非常迫切；
对苏联和解和灵活性的暗示等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国和南亚
由于莫斯科的入侵，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变得灵活了。从60 年代中期起，
北京已把对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独立上。1965 年和
1971 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两次边界冲突，均败在占绝对优势的印度军队
手下，但巴基斯坦却从中国得到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其中包括大
规模地重建其武装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却不拒绝与印度改善关系。但是，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苏联与印度关系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以
及 1971 年 8 月签订《印苏条约》以后，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更加困难
重重了。此外，中美关系的和解，又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苏联
和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冲突而逐渐定型。由于巴基斯坦在推进中美关系
和解进程中所起的神秘而又卓有成效的作用（包括向北京传递尼克松政府最
早的信息，以及基辛格利用巴基斯坦作“掩护”而秘密访华），这一格局更
加稳固了。
尽管如此，北京仍抱有希望，以促成巴基斯坦与印度关系的发展，而这
在后来成了中国与新德里恢复关系的基础。①纵观整个70 年代，印度对北京
的评论就不那么尖刻了。两国关系在中断了14 年之后，1976 年双方又重新
交换了使节。印度的政策不再放任扩大与苏联的关系，为新德里和北京之间
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可能没有投入过分的
热情，但是，他们也不想阻止它。 1979 年初，印度外交部部长 A.B.瓦
杰帕伊访问了中国，这是近20 年来中印两国之间的最高级接触。
然而，瓦杰帕伊访华期间，正值中国进攻越南，这使新德里很不愉快地
想到了1962 年北京与印度的边界战争。部分是因为表示对河内的支持，但也
因为北京仿佛漠视了印度人的感情，访问还未结束，瓦杰帕伊就一气之下离
开了中国。中印双方没有机会认真探讨有关边界纠纷，以取得相互谅解。改
善中印关系的进程遂告中断。
1979 年12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使中印关系在短期内得到改善更是
困难重重。新德里不愿强烈谴责苏联的行动。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大大加剧
了苏美在南亚地缘政治中的争斗，也使北京和新德里的对立形势越来越紧
张。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北京进一步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既支
持伊斯兰堡面对苏联潜在威胁的决心，又为阿富汗境内的抵抗力量开辟了一
条军事援助的通道。为了使中印关系有可能发展，消除主要在政治和军事上
存在的紧张关系，进行适当的外交往来，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但在那个时
候，这些东西都非常缺乏。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和解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着的，特别是80 年代初，
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使印度摆脱与莫斯科过分牵扯的关系。1981 年4 月，
中国提出为改善中印关系进行谈判，北京的积极姿态促成了这年6 月黄华访
印。黄华的印度之行，是20 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的首次访印。同年12 月，
① 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亚科夫·Y.I.弗尔茨伯格：《中国的西南策略：包围与反
包 围》，第63—85
页。
双方在北京开始了边界谈判。在这次谈判以及1982 年5 月中印在新德里举行
的第二轮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都反复重申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尽
管如此，由于没有以前的冲突，谈判中的攻击也显得更有意义。①中印不太可
能出现公开对抗的关系，但是，苏联不断介入阿富汗，以及印度继续关注中
巴关系，严重地束缚了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
--
http://photog.sa20.com/upload.iforum.php/D06C6277-FC03-06AB-0B15-AD4B68AEBC0A.jpg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http://bbs.hit.edu.cn·[FROM: 202.118.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