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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6:03:00 2004)

。
① 杰罗尔德·F.埃尔金、布雷恩·弗雷德里克斯：“中印边界谈判——新德里的观点”，
载 《亚洲概览》
第 23 卷第 10 期（1983 年 10 月），第 1132—1134 页。
树立独立自主的形象（1980—1982 年）
苏军入侵阿富汗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后果。尤其是莫斯科的行
动，改变了美国认为自冷战以来苏联很少“热战”的观念，并导致了华盛顿
与北京关系的新的发展。当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争吵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的
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于1980 年1 月初预期访问北京，这是美国国防部最
高官员的首次访华，而苏联入侵阿富汗是这次访华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的外
交政策不再把苏美关系缓和置于优先地位。莫斯科不得不为其侵略行径付出
代价。卡特总统从美国参议院撤回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进一步讨
论，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卡特总统还明确强调，波
斯湾的安全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邓几年来的频频游说得到了报偿：
美国改变了所有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立场。同时，美国政府最终放松了向中
国出口各种尖端技术的限制；美国在对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上不再维持等距离
的形象了。由此，中国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政治和战略价值。
然而即使在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情况下，中国的态度仍不明朗。按道理，
反苏战线已把中国拖入了日趋恶化的超级大国的关系中，但中国无意介入美
国和苏联之间日趋紧张的冲突。邓十分清楚，中美关系现在是苏美关系的晴
雨表，中国是这一进程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国领导人认为，凶神恶煞
的扩张主义者苏联，其威胁的矛头首先指向西方和日本，其次才是中国。①
1980 年，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元旦讲话中表达了这种政治
意图。1 月16 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在一个重要
的政策报告中又对这种意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②邓认为，80 年代中国有三
个主要目标：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
二，“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要加紧经济建设”。最
后一个目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虽然邓承认和平的前景仍不明朗（“八十年
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但他仍很乐观：
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
平??
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
国来说，是
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断言，“对国内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未来持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
的”，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的同时，如何避免战争。
反霸统一战线的概念仍很模糊。最后，邓对台湾的措辞虽然是例行公事式的，
但暗示了这个小岛的政治前途可能再次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争斗点。
美国的对台政策使台湾问题扑朔迷离。仅仅在国防部长布朗抵北京前三
天，卡特政府宣布恢复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履行了
暂停一年向台湾出售新武器的诺言，而北京以为美国会在1980 年继续执行这
种政策。相反，卡特政府甚至暗示，美国可能向台湾提供新的战斗机。虽然
北京在当时没公开抗议，但美国政府的这些言行无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破坏
性后果，使北京怀疑美国的诚意，北京原以为美国会支持它孤立台湾的政策。
① 这一看法特别在《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有所反映。见1980 年1 月11 日《人
民日 报》：“苏
联争霸世界的军事战略”。
② 邓在1 月份的论述未见原稿，所有的引文源自“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1980 年1 月 
16 日）， 载《邓
小平文选》第203—237 页。（书中引文有误——译者。）
总统竞选运动也日益临近。对中国人来说，美国选举程序的运行令人迷
惑不解和无法预测。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时期，中美关系远未达到卡特政府
时期的的突破性进展，所以北京很希望卡特连任，使中美关系有一个巩固和
稳定时期。可是，卡特总统日益增长的政治威望，并未给他的连任前景带来
好兆头。像他的前任福特一样，他面临民主党内的重大挑战。
但更多的隐忧来自共和党右翼分子罗纳德·里根的挑战。早在四年前，
里根就差一点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现在他迅速击败了共和党内的竞
争对手。然而，里根也不同于1976 年时的卡特，他的政治态度很明确。一方
面，他对美苏和解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而且醉心于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
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但最重要的是，里根是个反共分子，公开对台湾表示政
治上的同情（事实上，尼克松总统曾派当时的州长里根去台湾，就他1972
年的访华向蒋介石做解释工作，使蒋放心）。里根也对卡特政府不承认台湾
的举动进行了抨击。他在争取提名竞选运动中声称，他打算把美国与台湾的
关系升级，有可能去掉“非官方关系”这块遮羞布。
中国对这种前景放心不下，早在里根被提名前，就开始公开警告这种举
动会带来的后果。当共和党批准了涉及到对台湾关系的党纲时，中国立即认
为这是对它的严重挑衅。于是，里根派他的竞选伙伴、前美国驻华联络处主
任乔治·布什向中国人解释，力图使中国人放心。尽管共和党采取了前所未
有的这一招，但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高级领导人仍在不安地注视着即将到来的
美国大选。中国经过长期努力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处在危险之中，中国不
得不再次估价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新的对
美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不建立在与美国高级官员的亲密与直接的联系上。
1980 年11 月，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彻底击败吉米·卡特，这一结果
确实给北京带来了麻烦。当中国猛烈抨击美国对苏联的挑战无能为力时，中
国人意识到，卡特总统最终对北京采取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是尼克松和福特
所不及的。然而，里根不仅不相信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反而
多次强调要对台湾的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里根就任总统后不到一星期，台
北就重新提出他们对更先进战斗机的长期需求。①美国对台政策最具有说服力
的证据，就是美国虽然不再承认台湾，并承诺与北京保持明确的关系，但它
不愿中断与台湾的非官方军事联系。北京认为，美国的新式武器仅仅是给台
湾壮壮胆，使海峡两岸的统一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因此，美国继续对
台湾承担义务的任何声明以及美台关系从非官方性质的任何升格都严重损害
了北京对美国政策的信任感。这样，很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邓在领导层中
施展影响的余地很有限。
为了证明中国对外政策异乎寻常的变化是正确的，邓把中国说成是落
后、脆弱和极需外援的国家。同时他认为苏联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和咄咄逼人
的，并号召受苏联霸权主义势力威胁的所有国家加强合作，其中包括美国和
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可能在其他问题上过分反对华盛顿，这就给了
美国在不存在共同利益的地区较自由的行动权。因此，作为美国新政府把支
持和发展与北京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的重要标志，美国处理台湾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重要决定（都是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新
① 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台湾行政院长希望里根送新式武器”，载《纽约时报》1
981 年 1 月25 日。
政府逐渐解决：一是向台湾出售新式武器；另一个则是允许中国人购买美国
的武器和防御技术。对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
当美国前总统福特在1981 年3 月底访华时，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当然是里
根政府的意图）：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新式武器，同时允许把美国的武器卖
给中国。①
这样，为了满足台湾对新式飞机的再三要求而不断增加的压力，与里根
政府对华基本政策悬而未决的辩论汇集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不客气地说：同
时向北京和台北出售武器的交易根本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中国出
售武器是不受欢迎的。结果，预期的美国向北京转让机密技术的事被搁置一
边，以待美国澄清它的对台政策。尽管北京处于潜在的危险中，其领导人还
是公开提出，圆满解决中美在武器出售问题上的争执是中国与华盛顿在对付
苏联问题上进一步合作的前提。
与美国的纠葛再次引起1980—1981 年冬春期间长时间的半学术性辩
论，辩论的内容是西化的后果及其危害，以及依靠外国的力量对中国安全和
发展的危险。②虽然这场争论表面上主要集中在对19 世纪那位改革家的评价
上，但毫无疑问，这与中国对经济和技术援助的迫切需要有关。但同时，这
些需求又被对外国势力控制的恐惧抵销掉了。总之，这些争论的内容比较空
洞，那些尖锐刺人的话语使人联想起1973—1974 年的批孔运动中对周恩来和
邓小平的影射批评，或者是1976 年因莫须有的“崇洋媚外”罪名而对邓的责
难。
因此，重新开始的、寓意丰富的辩论并不是一场重大的倒邓运动的前兆。
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他从1980 年以来所进行的影响深远的政治和
行政改革，其中包括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领导人员的变动。①邓小平的
这些计划到1981 年初便停顿下来，主要原因：一是在贯彻经济调整政策时遇
到了新的困难；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保守分子因对邓改革计划的后果产生怀
疑而引起的抵触行为。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邓把华国锋从领导岗位上换下
来。1981 年6 月，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1981 年底，邓又重新
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在1982 年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这种主动权达到了顶点。在这次大会上，改革派牢固地控制了政权。
虽然邓的政治势力在1981 年暂时还比较弱，但这并未使中国的对外政策
受到挫折。然而，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设计师，邓小平因在中美关系
中让步过多而可能受到无言的指责。他极力避免因过分亲近西方而受到谴
责。因而，是邓的政策而不是他个人重新受到检查和挑战。
对晚清政府改革的争论表明，中国的改革要冒风险，即把长期的独立交
回到邪恶的、反复无常的西方人手中。言外之意是，中国的长期政策是满足
① 迈克尔·帕克斯：“福特希望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载《洛杉矶时报》1981 年
3 月28 日。
② 关于这些辩论的典型事例见杨东梁：“‘海防和塞防之争’浅析”，载1981 年2 月10
 日《光 明日报》，
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 年3 月5 日，第3—7页；乔还田：“有关 李鸿章
洋务运动的讨论
情况”，载《人民日报》1981 年3 月30 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态》，1981 
年4 月3 日，第
8—12 页，及乔还田：“不应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 动中抽出去”，载《人民日报
》1981 年5 月7
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 年 5 月15 日，第4—7页。
① 关于此事更广泛的讨论，见H.莱曼·米勒，“中国的行政革命”，载《当代史》，（1
983 年 9 月）第
82 卷第485 期，第270—274 页。
这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和安全需要，避免过分依赖外国势力的危险，因西方在
华利益是自私的，对中国有潜在的危害。但是，恢复孤立的政策并不是解决
问题的办法。在与外界日益增加的交往中，加强中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主
动性，对国家政策和邓本人都是最好的考验和挑战。
就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6 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黑格访问
了中国。中国人很熟悉黑格，他积极参与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早期计划。在
里根新政府中，他和副总统布什一样，是和中国人私交最深的高级官员。黑
格身为国务卿，在政府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控制权问题上，与白宫官员和国防
部进行了充满敌意的辩论，并在辩论中引人瞩目。黑格也以对北京的同情而
知名，他认为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在“战略上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中国
人在参与美国的官僚和政策斗争中似乎不像过去那样自信。
虽然中国人无疑为黑格密切中美关系的主张所鼓舞，但黑格的意见要占
上风还需假以时日。甚至在黑格试图让北京相信美国的意图时——包括美国
政府公开表示，中国在武器控制清单上不再受先前规定的限制，在必要的情
况下可以购买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但是，中国官员还是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和
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
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国内政，售武器给台湾。”①正如一名新华社记
者所评述的，“进一步发展中美两国之间战略关系的关键是停止发展美国同
台湾的超出民间关系的一切行为”。②
因此，中国人怀疑美国人的意图，认为美国人没有合作的动机。在宴会
祝酒辞中，黑格热情洋溢地陈述中国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接着，中国外长
黄华的论调是谨慎而含糊不清的。黄华不仅没有提到“苏联霸权主义”（以
往中国声明中对苏联的标准用词），而且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东和南非问题，
以及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而美国和中国在上述问题上却存在着很
大分歧。①
而且，对于黑格公开要人们注意中美两国可能愿意扩大防务合作范围，
中国人似乎不太高兴。新华社的一篇社论也明确反对黑格关于两国关系向前
发展的声明和里根总统对台援助的新保证。社论声称，“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特别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正如社论进
一步评述的：
美国朝野始终有些人在谋求使台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取得国际地位。??美国朝野至
今还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是讲大局的??中国会吞下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苦丸”。这
显
然是一种被颠倒了的逻辑。②
中美两国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进一步合作似乎受到了损害。在与华盛顿的
关系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开始研究切实可行的政策。
这一转变最显著的标志是7 月中旬邓小平对香港一著名记者的谈话。邓
小平一贯支持中国外交政策中明确体现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其他领
导人也许会怀疑中美关系和解的逻辑，但邓小平也明确表示，他不对美国感
恩戴德：
① 新华社，1981 年6 月10 日。
② “仍是一着死棋”，同上，1981 年6 月10 日。
① 新华社，1981 年6 月14 日。
② “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同上，1981 年6 月19 日。
美国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其实中国无求于人，??只是期望各国通力合作，中国希望中
美关系向前发展，不向后倒退，但这不是片面的。??美国如果真的搞得中美关系倒退，也
没
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倒退到1972 年以前的情形，中国也不会垮，??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决
不
卑躬屈膝，向人哀求。③
所以，中国开始寻求在未来的中美关系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本国的政治地
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有必要调整中国的观点和政策。整个70 年代，由
于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北京不再坚持以前的提法，即赞赏第
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号召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一号召
是切合实际的，不再煽动重新分配地球资源了，而是不断强调需要各国联合
起来，反对苏联的对外扩张。然而，到1981 年夏末，形势又发生了转变，北
京重新开始批评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并再次声明支持不结盟运动。1981
年10 月，关于国际合作与发展的22 国首脑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中国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外交事务）重申了中国对国际经
济新秩序的支持，并进一步断言：“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的争夺，威胁
和侵犯了许多国家的独立和安全。”①至少从赵紫阳声明的意图来看，中国再
次把美国和苏联联系在一起，把它们视为国际安全的威胁者。
实际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北京很清楚，里根政府今后会继续考虑向台湾
出售武器，同时也会增加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但在后一个问题上，中国人小
心翼翼，不表示过分的热情，唯恐被误认为中国默许美国重新向台湾出售武
器。中国政府认为，不依赖美国的政治地位，暗示威胁要对中国不利的行为
进行政治报复，这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和保护。
这种姿态也使中国与华盛顿恢复谈判的大门敞开着。当里根政府对台湾
的防务需要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接近尾声时，中国官员暗示，在协商美国今
后向台湾出售武器时，中国会有某些灵活性。虽然北京不能明确同意美国向
台湾出售武器，但中国人对美国行为的反应受这些事务的范围和性质的制
约。中国也许使自己与华盛顿之间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与华盛顿关
系内在的重要性促使北京不愿把中美关系置于危险的境地。
1982 年1 月，使中美关系朝更积极方向发展的机会终于来了。美国通知
北京，美国同意继续与台湾共同生产F-5E 战斗机，但拒绝了台湾对F-5G—
—一种新的更先进的飞机型号的要求。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通过暗示，里
根政府规定了向台湾出售军事技术的最高限度，使北京能继续在政治上遏制
住台湾。1 月底，中国第一次公开表示，如果中美双方就美国最终停止向台
湾转让武器问题制订一个方案，中国打算同意美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向台湾
出售武器。北京方面声称，非正式的保证是不可靠的：如果没有正式的协议，
当美国向台北交付额外的武器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倒退、甚至破裂。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长期的、紧张激烈的谈判左右着随后六个月的议程，
谈判涉及的内容是如何为今后的武器出售制订一个合适的方案。整个谈判期
间，中方反复警告，中美关系已处在“重要关头”，有“倒退”的危险。虽
然北京从未明确表示，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
③ 见邓在香港的一次会见有关人士的谈话，《明报》1981 年8 月25 日。此次会见发生在
7 月 中旬，但直
到8 月底才见报。
① 引文源自赵紫阳出席坎昆首脑会议后在墨西哥国会发表的讲话。新华社，1981 年10 月
27 日。
双方关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坚持下来了（包括加强防务合作）却是很清楚的。
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发自内心的抨击，特别是在美国
表示继续对台湾的安全履行责任时。台湾对大陆的领导人非常敏感，经常对
他们在私下或公开场合表露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论调充满愤怒。邓小平和
其他高级官员，则对美国的意图保持着警惕和怀疑，这使他们只有很少的行
动余地。
尽管谈判充满着紧张和对峙，但中美两国还是于1982 年8 月17 日达成
协议，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于是，作为中美关系长
期保障的第三个重要文件就这样签署了。华盛顿对北京做了重要的让步和承
诺：
美国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

数量上将不超过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
间
导致最后的解决。①
虽然中美双方官员立即对这个协议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是，联合公
报明确表达了中国人的关心，有助于减缓北京对华盛顿的怀疑，因而为支撑
两国的未来关系建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中美关系不容置疑的损害
仍需一些时间去弥补。
两国关系的长期不确定性和削弱了的信任都使两国（特别是中国）重新
估价中美关系的价值。中国已明确寻求不再依靠与美国亲密关系的对外政策
策略，特别是中国对苏美争霸的立场尤其如此。但是，从中国更为广泛的利
益和需要来说，看不出有什么变化。1982 年4 月中旬，《红旗》杂志上的权
威性评论文章，再次强调了中国加强与西方经济联系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指
出，吸引外国投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以及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都是中
国长远发展计划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然而，正如赵紫阳几乎同时对正在
中国访问的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是
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识，反对霸权主义，寻求持久的国际和平。③
因此，中国试图维护和扩大其对外关系的规模，以此加强中国的实力和
地位。中国重新阐述外交原则的努力似乎与中国对日关系有特别密切的关
系。在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中，日本最赞成与中国保持长期密切的关系。80 年
代初，中国对经济的重新估价，以及中美关系的突然恶化，使东京非常不安，
因为这些事态的发展削弱了日本假设的基础，而70 年代后期的中日合作就是
以这种假设为根据的。因而中国领导人再三试图向日本高级官员表示，中日
关系不会受中美关系中的政治不稳定的影响。
但是，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必然使北京刻意渲染地区政治和安全，包括中
日关系的价值。随着同美国的争吵不断加剧，中国对日本军事实力和政治作
用的顾虑再次加重。1982 年夏，日本文部省试图在教科书中淡化关于20 世
纪30 年代和40 年代日本侵华的用语，激起了北京暴风骤雨般的抗议。从1972
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人在重要的政策声明中首次发出“日本军国主
义复活”的潜在危险的警告。中国人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支持也采取
① 引自美国官方文本《国务院公报》，1982 年10 月，第20 页。
② 编辑部：“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红旗》杂志第8 期（1982 年4 月16 日）
，第2— 10 页。
③ 见赵紫阳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家元首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的谈话，新华社，198
2 年 4 月17 日（应
为4 月18 日——译者）。
了更含糊其辞的态度。虽然日本随后收回了拟议中的教科书修改计划，平息
了中国领导人的愤怒，但这件事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关系。
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中国对华盛顿和日本开始实行双重政策。在政治
方面，中国断然否认与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地区存在明显一致的政治和军事战
略。但这种分歧并不影响中国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因为这些关系对中
国寻求经济、技术和科学发展的愿望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确定了非对抗性的
外交政策框架：为了现代化规划的需要，中国寻求全面的合作，但中国避免
卷入大规模的政治和战略竞争中去，这种竞争在东亚以大国关系为特征。
中国把国际紧张和动荡的局势归因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霸斗争”。
这样，中国仍能自由确定莫斯科或华盛顿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在
这一点上，中国想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多的是假设，而不是
现实。无论是在公开声明，还是在私下表述中，中国继续认为苏联仍是进攻
性的，对中国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随后，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美国可
能对苏联进行更有效的挑战，而苏联也许会减少武力使用，可这一天还未到
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永远不做美苏争霸的马前卒。正如1982 年8 月底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任何
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也不会打‘苏联牌’来
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这一立场正式得到认可。党的主席（不久在新的党章中改为党
的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 年9 月1 日党的代表大会上声称，“中国决不依附
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②至少，从理论上
说，中国完成了向独立自主形象的转变。
这些情形仍使未来中苏关系的性质极不明确。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国其
他高级官员清楚地认识到，与中美之间的分歧相比，中苏敌对是一个长期的、
更难处理的问题。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苏联在整个亚洲
的军事活动，造成对“亚洲和平和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胡耀邦敦促苏联
领导人，“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这对莫斯科履行其改
善中苏关系的一贯保证是一个直接的挑战。③
在1981 年的大部分时间及1982 年间，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莫斯
科唱起了赞歌，它显然希望利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恶化的政治关系。当
莫斯科从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最可怕的恶梦中逐渐清醒过来的时候，苏联领导
人显然采取了积极的办法，向北京暗示其灵活态度。但是，中国人仍心有余
悸，特别是苏联毫不减弱它对阿富汗和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虽然两国在国
家关系方面都已定下了比较适当的调子，但它们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更为广
泛的分歧仍不见减缩。中国特别不希望为了驱使自己突然转向莫斯科而与华
盛顿的关系发生麻烦。
然而，到1982 年秋，中苏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灵活松动的迹
象。中国形式上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向莫斯科表示，中国不再同美国
在明显是由于反苏图谋而产生的政策上进行合作，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关于
① 据新华社1982 年8 月22 日电（应是8 月20 日——译者）。
② 同上，1982 年9 月4 日电。
③ 同上。
武器出售的条约的签订，终止了中美关系潜在的滑坡，北京感到既然与美国
的关系看起来不会再有危险，这就增加了对莫斯科的活动余地。中国人也想
调整好自己，以便仔细观察随着勃列日涅夫日益虚弱而迫近的继承问题所带
来的任何机会。
1982 年10 月，中国人决定探试一下苏联人的意向。作为对前年春天克
里姆林宫提议的反应，中国人建议开始双方副外长级的“磋商”，以讨论中
苏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样，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取消的谈判现在又重
新开始，但谈判主要是在较有希望的政治领域。虽然双方谁都没有预想外交
关系能早早地、迅速地得到改善，但是，中国和苏联外交联系的正常渠道又
建立起来了。11 月，由于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国人（以外交部长黄华个人名
义）能够直接向新的苏联领导人转达这样的信息：北京仍然为更全面地探讨
改善双方的关系敞开大门。
与此同时，中国反复地明确表示，中苏关系的改善决不意味着损害与西
方的关系。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西欧有着广泛的经济和技术联系，这一利害
关系太重要了，不能为了同苏联试探性的、仍然是充满疑问的政治关系去冒
风险。80 年代初的不确定、不稳固状态也一直牵制着北京。但是，与敌对国
家和友好国家有更多样化的外交关系至少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稳定提供了
可能，而这一问题曾如此长久地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困惑。当1982 年即将辞别
之际，邓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如果还不能自鸣得意的话，起码也有理由自慰
了：持久可靠的外交路线如果还没有完全实现，其轮廓也终于依稀可辨了。
中美关系的意义
中国对美国的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亚洲的国际关系，由于摒弃了朝鲜战
争以来支配中美关系的敌对政策，北京开始了进行重组的过程，这一过程比
中苏冲突以来的任何事件都明显地改变了国际秩序。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
命里注定的，中美两国都必须把握住改善关系对他们各自的政治进程的影
响。与此同时，双方又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和解的意义和所取得的成果。
此外，当双方的注意力都从宏大的战略迅速地转向政治较量的时候，中美和
解的设计者们便不能把他们最初的进展维持下去。
最初，毛泽东同意向美国开放。的确，没有他的认可，中美关系的改善
就会碰到障碍或被阻止。但是，毛对这一政策的认同并没有多大保证。他既
不能保护周恩来、邓小平免受“崇洋媚外”的指责，也不能确保他始终如一
地支持与美国的关系，毛深受苏联对中国构成长期威胁的困扰，认为诱导美
国与北京建立关系会使美国提供中国的安宁所必需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然
而，他的愿望并没有全部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毛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的
继承问题，他想限制他的下属，特别是邓的政治权力。因而，向美国开放并
没有完全实现。毛从来就没有完全让中国进一步介入国际事务，他把与美国
改善关系更多地看成是解决中国在安全方面的严重困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
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
中国与西方和解的不平坦的道路，反映了在恢复关系的最初几年，两国
都缺乏能够持久发展的策略，每一方都有自己认为必需的政治要求，而双方
都不能在这些要求上作出让步。两国都在努力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大。但是，
要使这些考虑成为对双方政治体制更多的谅解，是极为困难的。只是到70
年代末，随着邓的第二次复出、地位不断巩固，以及历届美国政府与北京合
作的更为明确的政策，全面外交关系才最终实现。然而即使这种关系也是短
暂的，因为里根政府初期，两国关系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随后又作了重新
解释。
70 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为80 年代更为多样
化的关系创造了条件。第一，由于双方最高层达成了谅解，为双方领导人经
受反复的挑战和压力创造了基础，更重要和更深层的关系最终都建立在这个
基础上。第二，向美国的开放，为中国更为全面地介入现存的国际体系铺平
了道路。中国进入联合国也许是北京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孤立状态后的
必然结果。但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但是，从第一点上看，中国在国际场所的政策安排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分
歧极大。尤其是，北京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主张采取“重新分配主义”
的办法。①只有在中美统一阵线“高潮”的时候，北京才有意在共同反对苏联
的讲坛上，努力寻求与美国政策的共同点。80 年代初，随着对外交政策的重
新估价，北京重新努力绘制它一整套独特的，显然再一次与美国的、尤其在
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上不同的全球战略。
第三，20 年之久的孤立中国政策的结束，为中国更为全面地进入地区和
全球性经济发展敞开了大门。中国除了在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中采用“全
球主义”倾向外，中国的实际行为则表明，它对国家的需求十分敏感。回顾
① 参见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
过去，中国对国外的贷款、投资、技术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要求的不断增长反
映了中国在推动实现它所宣布的政策与其决心抓住每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之
间存在差距。中国显然想得到世界银行的帮助。②但是，如果中美关系的改善
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那么，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几乎全面合作似乎是
极难成功的。这些影响对日本特别明显，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使日本得到最
大好处，它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因此，到70 年代末，中国也开始结束它被排除在东亚经济政治之外的不
正常现象。文化大革命后较长时间的政治动荡拖延了这一结合过程。但是，
80 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全面的关系，这些影响很快就消
失了，与此同时，北京的结论是，中美关系持久的结构不能依赖于不均衡的
战略合作，还要在两个体制之间建立更为多样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及法律制
度关系。
但是，人们在中国体制内感受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大影响。一旦北京寻求
全面参与全球和地区性的政治事务，中国的国际孤立主义的偏颇与幻想便迅
速消失了。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
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一个好汉三个帮。虽然与美国关系
的全面建立并没有解决其国内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关于西方世界经济和技术优
越性的论争，但是，中国已把这个持久的问题提高到国内政治过程中的关键
问题上。因而，向美国开放所标志的既是开端又是终结。
② 见塞缪尔· S.金：“转变中的中国的世界政策”，载《世界政策杂志》（1984 年春季
号）第 603—633
页。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引 言
文化大革命的10 年间（1966—1976 年），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真正有新
意的经济思想或政策。尽管曾经有过一些经济方面的争论延续到并贯穿于文
化大革命期间，但追根溯源，这些争论却产生于一个较早的时期，特别是在
大跃进及紧随其后的灾难时期，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思索，到底是什么
地方出了差错。
截止到1956 年，中国政府完成了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业也实行了合作
化。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管理的工具，是从苏联照搬来的。中国重视
机械和钢铁的经济战略，实际就是30 年代斯大林为俄国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翻
版。
这种计划工具和发展战略的选择，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领导人中存在的一种看法，即苏联代表了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种
现实的、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抉择。中国的领导人虽对苏联的成就也持同样
的看法，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对苏联经济体制的许多特征感到担心。这种担
心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资深的中国领导人中是因人而异的。一些人对这种
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的僵化表示担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识到，中国
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而忽视农业。在某些方面，毛泽东与那些和他关系密切
的人，对苏联制度坚持与日俱增的社会官僚化的含意，对它重视与资本主义
而不是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更一致的价值观的做法，感到颇为不解。
因此，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完成，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调整体
制，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他们凭直觉所认定的。1957 年，
他们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
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构。1958 和1959 年，出现了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尝试。1960 年大跃进失败后，他们又回到集中计
划上，同时加强市场作用、提高个人积极性，这特别体现在农业上，在一定
程度上也体现在工业上。
在50 年代后半期的大多数时间中，那些后来被冠以“左”和“右”或“激
进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尚未清楚地划分出来。一方
面，有些领导人，如陈云，亲自过问经济事务；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多数
党的高级领导人关心的则是在政治上巩固革命成果。由于争论的主要问题，
如合作化的速度问题，既涉及政治，也涉及经济，因而，百姓们所关心的与
高级官员们所关心的，有时却也一致。但是，毛本人对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
并不特别在意。他在1956 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或许与其说是试图深刻
地阐明他个人的主张，毋宁说是集体创作，只是署了他的大名，以使文章更
具权威。
后来，在1958 年，毛亲自介入经济决策之中，对随后20 年产生了深远
影响。用毛本人的话来说：
去年八月（1958）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
??
但是，同志们，1958 年，1959 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大
办钢
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①
如前一段话所示，毛在1958 和1959 年不仅介入经济决策，还将这种做
法的基础建立在他对经济发展相当朴素的理解之上。事实上，大跃进的尝试，
更多地是政治理想，而不是某个人的经济概念的产物。大跃进是一场很长的
群众运动，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促使中国迅速地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关键的投入是人的努力——在土高炉中生产钢材的努力，为灌溉华北干燥的
土地而搬移了数百万吨土石的努力。
对这场群众运动之后的灾难性后果的完善分析，将在本章其他地方加以
讨论。这里，相关的重要方面是，领导层诸位成员对这场灾难的性质得出了
迥然相异的结论。由于1959—1961 年间气候的恶化，更由于1960 年苏联决
定从中国撤走技术专家，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了。因此，那些与毛看法相同的人便会辩解说，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并非不正
确，只是因为贯彻得不力、时运不济以及苏联背信弃义，才导致了暂时的失
败；而另外一些领导人则持异议，他们认为，正是大跃进的观念才是这场灾
难的主要根源。
60 年代初期，由于人们一致认为恢复工作是当务之急，因此，这些观点
上的分歧，对经济政策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到1962 年，由于毛反对农村
责任制，认为它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经济，这时，意见不同的争执的迹象才显
露出来。责任制最极端的形式，实际已被阻止并予以否定，直到80 年代，它
们才再度出现。然而，除了那些遏制放弃合作化的做法的努力之外，毛还把
注意力转投到他认为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民（包括许
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的那些尚未更新的价值观和态度。其结果首先是
改革军队的尝试，接着，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如果毛在60 年代初期也花些时间反思或琢磨一下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这
种结果便几乎不会出现。在毛那个时期的讲话中，除了最能导致这种结果的
内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内容。与毛观点相近的那些人也没能及
时从大跃进中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进而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所以，当1965—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对那些想要提出一个更激
进的新经济路线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方针可言。60 年代初所做的增
进财政指标和财政管理的作用的尝试，被攻击为“利润挂帅”，而作为财政
管理首倡者的孙冶方，也遭到贬斥。但除了大跃进的试验之外，人们几乎提
不出任何经济战略，以取代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政策。不过，也
没有一个人希望重蹈大跃进之覆辙。
因此，自1966 年以来所贯彻的政策，就是自50 年代以来提出的并在60
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1958—1959 年间大跃进方式的某些部分的那
些政策。关于这个战略的性质，无需阅读那些左倾或右倾的领导人的言论，
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此后10 年的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人们便可充分地了解。
领导人中没人力图明确地表述一种战略，这或许是由于日复一日地以某种特
定的方式行动在政治上才会更稳妥的缘故。可是，尽管所制订的政策只不过
是出于短期考虑而产生的，但时间久了，它们便会汇成一种长期的战略。
①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 年7 月23 日，见S.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
民的谈 话》，第
142—143 页。
经济混乱（1966—1969 年）
然而，在把目光转向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发展战略之前，我们必须首
先论及这个观点，即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中国根本就
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战略。当然，政治往往是混乱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在
于，政治是否经常波及到经济，导致工作的中止和更糟糕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产量指数
表 8 （以1966 年为100）
年 份
分 类
1957 1962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5
发电量23 56 82 100 94 87 114 140 237
钢35 44 80 100 67 59 87 116 156
原 煤52 87 92 100 82 87 106 140 191
原 油10 40 78 100 95 110 149 211 530
水 泥34 30 81 100 73 63 91 128 230
化 肥6 19 72 100 68 46 73 101 218
机 床51 41 74 100 74 85 156 253 319
布 匹69 35 86 100 90 88 112 125 129
自行车39 67 90 100 86 97 142 180 30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225 — 231 页。
重要数据是本文分析的基础，列于表8、表9 和表10 之中。这些表格所
提供的信息既清楚，又连贯。首先，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 和1969
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 和1968 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
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 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
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 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
远远超过1962 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尽管各个省份的混乱程度不尽相同，但绝
大多数在1967 和1968 年两年中都经历了严重的混乱。在这个格局中，一个
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上海，这里的工业生产只在1967 年一年中遭到较大程度的
破坏。到1968 年，上海的工业恢复并超过了1966 年前的最高水平。①由于上
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们的基地，他们如果搞了一套更具试验性和潜在破坏
力很大的经济政策，便不会成为意料之外的事情了。不过，我们对上海在1966
—1976 年间的经济情况一麟半爪的了解告诉我们，上海情况与中国其他地区
极其相似。在此期间，上海总的工业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65 和1978
年间为8.3％对10.2％），而这样的结果是从50 年代开始的那个政策的体现，
其目的是将工业从沿海地区迁移开。
表9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产量和投入
① 1966—1970 年间的地区数据必须根据分散的材料重新整理。这里的说法是以R.迈克尔
·菲尔德、尼古拉
斯·拉迪和约翰·菲利普·埃默森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省工业总产值的重新整理（19
49—1973）》一
书中的数据为基础的。
年 份
分 类
1952 1962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5
粮 食
（百万吨） 195 160 194.5 214 218 29 211 240 284.5
指 数91 75 91 100 102 98 99 112 133
棉 花
（百万吨） 1.64 0.75 2.10 2.34 2.35 2.35 2.08 2.28 2.38
指 数70 32 90 100 101 101 89 97 102
生 猪
（百万头） 145.9 100.0 166.9 193.4 190.1 178.6 172.5 206.1 281.2
指 数75 52 86 10 98 92 89 17 145
化总产量0.15 0.46 1.73 2.41 1.64 1.11 1.75 2.44 5.25
肥进口额1.22 1.24 2.73 3.15 4.88 5.21 5.55 6.42 4.94
(百对农民
供应量a 1.79 3.11 8.81 12.58 13.68 10.13 13.61 115.35 26.58 万
吨) 共给指数14 25 70 100 108 81 108 122 211
a.这里的数字是以总重量计数的，而产量和进口的数字指的是肥料。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0 ），第229 、386 页；《中国
农业年鉴》（ 1980 ），第34 、40 页。
全国的农业与工业相比，所受的影响要小一些。1968 和1969 年，粮食
产量下降；1969 和1970 年，棉花产量也下降。猪的头数（通常能从中反映
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情况）在1968 和1969 年也明显地下降了。农业产量下
降，部分是由气候恶化造成的，但1968 年的主要问题是，化肥严重不足，其
供应量下降了30％多。1966 至1968 年，化肥的进口量增加了65％，弥补了
国内化肥生产的急剧下降，否则的话，化肥短缺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这时，
有人担负起责任，以确保农民至少不会由于工业遭到破坏而损失惨重。
表10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运输业和商业
年 份
项目及单位
1957 1962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5
水陆运输
（ 10 亿吨\公里） 181.0 223.6 346.3 390.1 305.0 310.9 375.3 456.5 729.7
铁路运输
（ 10 亿吨\公里） 134.6 172.1 269.8 301.9 226.9 223.9 278.3 349.6 425.6
小件邮寄
（ 10 亿元）
城 市23.84 31.85 33.89 36.28 38.20 37.32 39.35 40.00 60.69
农 村23.58 28.55 33.14 37.00 38.85 36.41 40.80 45.80 66.42
农产品购买
（ 10 亿元） 21.75 21.11 30.71 34.59 34.48 33.82 32.40 34.78 47.86
粮食购买
（百万吨） 45.97 32.42 39.22 41.42 41.38 40.41 38.45 46.49 52.62
对外贸易
（ 10 亿美元）
出 口1.60 1.49 2.23 2.37 2.14 2.10 2.20 2.26 7.26
进 口1.51 1.17 2.02 2.25 2.02 1.95 1.83 2.33 7.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283 、333 、345 、357 页。

到1970 年，工农业不仅恢复到而且超过了1966 年或1967 年所达到的最
高水平，长期以来一直贯彻的方针也恢复了。简言之，工人的罢工、工人与
红卫兵的冲突，用铁路运输将红卫兵带往全国各地串联的做法，只使中国产
量下降了两年，仅仅如此而已，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而在较长的时期里，
出于害怕政治报复，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们遇到新问题和新机会时，应变能力
受到严重的压抑，尽管这些压制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在70 年代后期才充分显示
出来。对此，我们将在以下部分进行系统的论述。总的来说，在第三个五年
计划期间（1966—1970 年），国民生产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①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与大跃进造成的破坏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大跃进之后，粮食产量下降了26％，棉花产量也与1958 年的最高产量相差
38％。②1961 年，私人农业活动事实上被消灭之后，生猪的头数仅是1957 年
最高水平的52％。
关于大跃进及以后的灾难期的工业数据，解释起来较为棘手。不管怎么
说，1961—1962 年这段时间的工业总产量显然要比1958—1959 年间的最高
产量低。由于物价上涨，也由于数据完全被歪曲，1958—1959 年的最高产量
被夸大了。另外，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
业总产量处于同一水平，然而，如果大跃进没发生的活，仅凭早在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便开始兴建的工厂和设备，1958 和1959 年的工业产量也会迅速
提高的。此外，苏联于1958 和1959 年还出借和提供了许多成套的工厂，因
① 例如，被视为农产品中最重要部分的粮食的产量，1966—1970 年年均增长率为4％。而
能直 接反映出工
业部门情况的发电量，在1971 年超过1965 年71％，这说明五年之中年均增长 率为11％。

② 有关农业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4—36、38 页。
此，60 年代初期，工业产量本应不断地迅速增长。但事实却是，工业产量在
1961 和1962 年急剧下降，最早到1965 年才完全恢复。③当然，苏联在发出
通知后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便撤走了技术援助，这多多少少地减缓了恢复的
速度。
从许多方面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程度，最好通过下一
节的表14 和表15 对有关投资生产比（资本—产量的比率）的数据进行比较
就可看出。这些数据表明，巨额的投资仅带来了产量的有限增长，或者说，
根本就没有增长。整个1958—1965 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
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
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 年）的干扰
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
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
是长期追求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
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不能仅凭用军队平息
红卫兵的办法，而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10 年之后
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③ 作为这些论述的基础的工业方面的材料，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
，第 225 —231
页。
工业发展战略（1966—1976 年）
中国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在1953—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
的。苏联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是突击建成的，受此经验鼓舞，中国希望从更落
后的工业基础上取得同样的变化。这个进程的最初几个阶段在《剑桥中国史》
第14 卷中有所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个战略。文
化大革命是否导致了部门重点的转移——例如，从重工业转为其他部门？
对这些问题简明的回答是“否”；50 年代制定的基本的工业战略，在整
个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期始终没有废弃。事实上，1979 年之前，方针并
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而其他方面的变化在1977 年就已出现了。这种政策
上的连续性，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计划制定者有意造成的，还是由于
他们的工作停滞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还是饶有趣味的。有些外
界的观察家走得过远，认为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计划存
在；但是，表11 的数据却表明，计划还是有的，而且除了遭到严重破坏的那
几年外，这些计划与经济成就还是有一定联系的。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
府，尤其是计划制定者们软弱无力，下面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虽有计划，
但因为计划制定者瘫痪了，所以不可能认真考虑发展重点的变化。如果大多
数新观念会受到攻击，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以前怎么做，现在仍如法
炮制。
计划指标的实现情况
表11 （作为计划指标百分比的实际产量）
年 份
项 目
1967 1969 1972 1977 1979 1980
工业总产值
（增长％） — — 65.3 178.8 106.3 145.0
轻工业— — — — 115.7 —
重工业— — — — 101.3 —
钢60.5 83.3 101.7 103.2 115.7 112.5
煤76.3 96.7 106.2 112.2 101.3 93.9
原 油81.6 117.5 101.5 100.7 107.8 100.0
发电量81.5 95.9 101.6 107.1 102.4 103.7
水 泥67.1 — — — — —
化 肥99.5 — — — — —
棉 纱76.9 75.9 103.9 106.9 96.5 110.5
基本建设投资
（预算内） 64.5 86.2 94.0 124.9 116.3 144.9
资料来源：实际产量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225 —
231 页和《中国统计年鉴》（ 1986 ），第246 — 248 页。计划数据来自房维
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1949 — 1980 ）》，第430 — 431 、
451 — 452 、488 — 489 、578 、606 、624 页。
由于在60 年代后期，许多高层的经济领导人要么受到清洗，要么至少从
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他们的再度出山则往往是多年之后的事了，这个事实
使人们愈加注意平时的谨小慎微。据估计，在316 名最高层经济官员中，可
以肯定的是约有1/3 受到清洗，而仅有1/4 的人仍在公共场合露面，或以其
他方式表明他们仍在其位。况且，官职越高，受到清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主管经济的各部委的运行情况，我们仍有必要写一
部有深度的历史，但本章没有余地做此努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经
济机构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领导。如果还有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可以取代那些领
导的话，这些人也差不多不属于在政治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的行列。
在主管经济的各部委中，有1/10 仍被保留下来，他们力所能及地继续开展工
作。如果面临重大变化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的话，最稳妥、也是唯一可行的
办法是，在决定生产什么、在什么地方投资等事情上，继续按先前的路子走。
我们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
确的，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 年林彪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
和1973 年中，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
在高于1966—1969 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 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
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 和1976 年，一些重要的工业
产品有所下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钢和机床；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
量，即使在政治动乱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 年——那年，
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
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 年的情
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度还要低。
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始终如一遵循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业战略呢？它的核心
思想很简单，可以在不破坏其真实性的情况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式描绘出来。
这一模式是由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学家各自独立发展来的，因此，这个模式通
常因其名而被称为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个模式提出了几个重要
的假设。①在这里，我们将不完全展开这个模式，但必须得描述一下，因为，
无论如何，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都毫无保留地在同样
的原则下实行管理。
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念：计划制定者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
是，对生产资料进行投资，还是对消费品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对那些诸如
机械和电力之类能用来制造出其他产品的项目进行投资，还是对那些诸如服
装和食品之类能用于消费的项目进行投资？如果要揭示出这个抉择的深刻意
义的话，下列两个假设都是不可或缺的：
1.资本—产量的比率是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投资量每年都造成产量
同样的增长。
2.对外贸易与经济规模和总投资的规模关系甚小：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
关系甚大，计划制定者就会对消费工业进行投资，然后再出口这些产品，换
取生产资料。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小，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在国内制
造，否则这个国家将短缺造新厂和新设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经济增长将停
顿下来。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越
① 有关这个模式的最优秀的也是相当简明的论述，参见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
理 论导引》，第
110—119 页。
大，经济增长就越快。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要是提高了，消费便会在短期内
遭受损失；但长远来看，消费也将增长得更快，并且最终会超过首先向消费
投入更多资本所能达到的水平。计划制定者不会把最多的投资投向生产资料
的唯一的理由是，短期内消费太低将导致人民挨饿（甚至造反）。
对60 年代和70 年代的中国而言，这个模式中的关键假设是否正确呢？
例如，低下的对外贸易比率或封闭的经济的假设，还是十分接近实际情况的。
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的数据见表12。70 年代后期以前，进口额在国民收
入中的百分比，通常在5％和7％之间上下波动。如果进口的都是需要投资的
产品，那么，鉴于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的投资达到国民收入的30％，中国
将近20％的投资产品仍需向外国购买。①而全部需要投资的产品的4/5 仅须
中国自产。其实，进口的1/3 以上的东西，既是消费品，也是介于消费品和
生产资料之间的中性产品，仅有相当于国民收入3％的需要投资产品要进
口。②
对外贸易所占比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幅员辽阔，而在某
种程度上说，这是由审慎的政策选择造成的。出于人们一知半解的原因，人
口众多的国家的贸易量要比小国低一些（占国民生产量比例而言）。例如，
60 年代中期，印度的进口总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量的6％，日本是9％。与
之相反，较小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进口率则分别为41％和20％。③
但是，如果人们对1977 和1979 年政策的变化及其后果进行讨论的话，
就会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愿意的话，中国的贸易率将会更多。
然而，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却同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制定了最大限度地减少
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的政策，这一政策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在50 年代
就已开始实行。如表12 中的数据所示，外贸比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起
伏不定，找不出一个清晰可辨的趋向。由于严重的混乱造成的直接恶果以及
1959—1961 年的收成不佳，60 年代初和1967—1970 年这两个时期的进口率
处于最低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反对盲目依赖国外产品和技术的言论，在当时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60 年代后期，钢、铜、化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进口达
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和其他消费品进口下降，但这主要是国内收成较好使然。
机械和设备的进口在1968 和
表12 外 贸 比 率
① 如果进口占国民收入5％，投资占30％，而且全部进口是由需要投资的产品构成的话，
那么， 投资的
16.7％将由进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则靠国内自产。
② 中国的数据表明，全部进口的80％是“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数据中包括许多中性
产品， 如纺织
纤维、橡胶等。
③ 这些数据来自霍利斯·切纳里和莫里斯·赛尔奎因：《发展模式（1950—1970）》，第
192— 195 页。
（ 1 ）
国民收入
（ 2 ）
出口
（ 3 ）
进口
外贸比率
项 目
年 份（ 10 亿人民币） （ 2 ）÷（ 1 ）（ 3 ）÷（ 1 ）
1952 58.9 2.71 3.75 0.046 0.064
1957 90.8 5.45 5.00 0.060 0.055
1962 92.4 4.71 3.38 0.051 0.057
1965 138.7 6.31 5.53 0.045 0.040
1970 192.6 5.68 5.61 0.029 0.029
1975 250.3 14.30 14.74 0.057 0.059
1978 301.0 16.77 18.74 0.056 0.062
1980 366.7 27.24 29.14 0.074 0.079
1982 426.1 41.43 35.77 0.097 0.084
1986 779.0 108.20 149.86 0.139 0.19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7 ），第20 、357 页；《中国统计年鉴》

（ 1986 ），第40 、 481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1981 ），
第4 、89 页。
1969 年中骤然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左”派敌视国外技术的缘故，而1967
和1968 年工业遭到的全面破坏可能也是一个因素。①总的来说，1966—1970
年总进口额的票面价值，与1953—1957 年大体相当；从票面价值来看，1971
—1975 年的进口额几乎超过1953—1957 年水平一倍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
膨胀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1966—1970 年的外贸率就大大低于1953—1957
年的水平了，而直到1975 年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简言之，即使在外贸方面，
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保持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制定的封闭的经济战略，而
没有偏离丝毫。
表13 部门基本建设投资（以％计）
① 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的进口额，从1966 年34870 万美元，跌至1968 和1969 年的13
600 万美元和13180
万美元，此后，在1970 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 万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贸易
手册》（1972 年12 月），第25 页〕。
年 份1963 1958 1963 1966 1971 1976
项 目－ 1957 － 1962 － 1965 － 1970 － 1975 － 1980
重工业38.7 54.9 48.0 54.5 52.1 48.0
建筑业3.9 1.4 2.2 1.9 1.7 1.9
地质勘探2.6 1.2 0.4 0.5 0.7 1.3
运输业16.4 13.8 13.3 16.4 18.9 13.5
小 计61.6 71.3 63.9 73.3 73.4 64.7
轻工业6.8 6.5 4.1 4.7 6.1 6.9
农 业7.6 11.4 18.4 11.4 10.3 11.0
商 业3.9 2.0 2.6 2.3 3.0 3.9
教育、卫生等8.1 3.9 6.0 3.0 3.3 5.7
市政公共事业2.6 2.3 3.0 1.9 2.0 4.2
其 他9.4 2.6 2.0 3.4 1.9 3.7
小 计38.4 28.7 36.1 26.7 26.6 35.4
总 计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300 — 301 页。
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中国与早先的苏联一样；遵循着费尔德曼—马哈
拉诺比斯模式中阐述的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则。最大的投资被引到生产资料部
门，而没引向能生产出更多消费品的工厂。在表13 中，项目的分类不甚精确，
但基本信息还是清楚的。全部投资的3/4 用来制造机器，目的是要制造更多
的机器，或用来进行该部门的基础建设。1963—1965 年的生产资料投资额下
降，但这更多地是由于1959—1961 年的危机后恢复工作的需要造成的，而不
是因为长期战略发生了什么变化。在现有的工厂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人民仅
能勉强满足他们最低生存需求的情况下，把大宗资金投入新型的重工业工厂
是没什么意义的。恢复时期结束后，投向生产资料的资金就一下子回到了大
跃进时期的水平。
根据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条战略（它就是根据费—马模式
制订的）不仅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资料工业方面，而且在消费品和人民生活水
准方面，都造成一个高速发展。实际上，这个模式提出的唯一正确的预测是，
投资率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不提高，投资率便会
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有关消费情况的数据将在以后提到，而当
务之急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所期望的、上述模式所预测
的那些结果。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模式本身是不错的，但这个模式发生作用的那些假
设在中国是没有根据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假设—
—一定的投资水平每年将造成相同的生产水平。而事实上，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期，中国的资本—产量比率开始逐渐上升，而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
产量增长却越来越小。
提出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但表14 和表15 中却列举了
一些相关的数据。表14 的统计数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产出比率，但
在这些工业中，这些比率所发生作用的情况应与实际资本—产出的比率大体
相当。表14 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础建设投资和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部门
相关的投资的60％。
表14 重点工业的投资—产量比率
1953 1958 1966 1971 1976 产业
门类
年 份
项 目－ 1957 － 1965 － 1970 － 1975 － 1980
投 资2.978 11.095 6.860 12.939 21.874
产量的增加
（ 10 亿千瓦小时） 32.24 34.1 75.3 75.2 77.25
电力
工业
比 率0.092 0.325 0.091 0.172 0.283
投 资4.661 20.317 9.879 17.308 18.969
钢材产量的增加（百万吨） 6.88 － 7.66 7.55 2.24 9.24
冶金
工业
比 率0.677 － 1.308 7.716 2.05
投 资3.847 14.129 7.4092 1.676 17.846
机床产量的增加（千台） 99.6 － 69.0 116.4 15.9 － 61.5
机器
制造业
比 率0.039 － 0.064 1.36 －
投 资2.968 11.218 4.665 9.074 13.625 煤炭
工业产量的增加（百万吨） 0.011 0.0 0.026 0.063 0.192
投 资9.015 21.708 15.001 31.759 30.245
货运量的增加
（亿吨/公里） 196.0 22.0 236.0 252.0 333.0
运输业
比率0.046 0.987 0.064 0.126 0.091
投 资1.198 4.154 3.884 8.900 13.142
石油产量的增加
（百万吨） 2.94 11.08 31.42 46.72 10.64
石油
工业
比 率0.407 0.375 0.124 0.190 1.24
说明：（ 1 ）全部投资数据以10 亿元为单位。（ 2 ）产量的数据在投资与产出之间以

两年为间隔。为消除某些年与年之间的起伏，这里使用了三年的平均值。因此，
1953 － 1957 年的产量增长，实际上就是1958 － 1960 年与1953 － 1955 年之间
各年的平均增长，等等。1976 － 1980 年的增长就是1980 － 1981 年与1976 －
1978 年间各年的平均增长。（ 3 ）比率获得的方式，是把投资的数字用产量增
长数字去除。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227 － 231 、283 、300 －

302 页。（煤炭工业栏漏掉产量增加的数字，只有投资和比率数－－译者）
表15 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分 类
年 份
积累
（物质产品净值的％）
按1980 年的价格
实际物质产品
净值的增长率
内在资本—产出比率
1953 — 1957 24.2 6.62 3.66
1958 — 1962 30.8 -4.30 —
1963 — 1965 22.7 8.05 2.82
1966 — 1970 26.3 6.50 4.05
1971 — 1975 33.0 5.26 6.27
1976 — 1980 33.2 5.57 5.96
1981 — 1985 30.8 9.95 3.10
说明：物质生产净值（中国的术语叫国民收入值）的增长率的估算，首先是取得部门
通货紧缩的指数，再利用这些通货紧缩的指数，将物质生产净值的时价折算成
物质生产的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6 ），第40 、41 、49 页。
这些比率说明了什么呢？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 年）期间，生
产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期间所需
投资的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近乎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两
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40％。从资
本投下到开始生产需要一段时间。对此间隔时间长短有不同假设。除了通货
膨胀因素外，不同的假设将改变这些结果，但并不改变全部结论。①就付出的
资本而言，中国所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少。表15 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所受到的影
响。
我们在本章后面将对资本—产出比率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探讨。工人物
质刺激的减少和计划不当，只是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条件更差的地方开发新
油田，也可以在地形条件极差的地方修建新铁路。但无论如何，国民收入增
长率明显地下降了，而由于投资率提高，消费资金几乎没有什么可增长的了。
实际和名义工资与农村集体收入
表16 （每年以元为单位）
① 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物价的增长率非常有限。
国家部门年度平均工资农村集体人均收入分配分 类
年 度名义
实际
（ 1952 年的价格）
名义实际
1952 446 446 — —
1953 — 1957 559 522 41.75a 38.8
1958 — 1962 546 461 42.9 35.8
1963 — 1965 651 530 48.7 39.2
1966 — 1970 623 525 59.5a 50.1
1971 — 1975 614 513 63.8 54.4
1976 — 1980 672 529 74.2 60.2
说明：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通过他们的实际工资除以生活费用指数获得。对农村地
区来说，没有任何合适的价格指数，既能排除在购买工业品时价格的变化，又
能排除所配给的实物价格的变化。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使用了普通零售
价格指数。
a.这些数据仅是1956 — 1957 至1970 年的。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 1980 ），第41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 1981 ），第411 — 412 、435 — 436 页。
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也使60 年代后期的消费额进一步压缩；据西方的估
计，国防开支在1965 年为240 亿元，1971 年增至400 多亿元。如果这些开
支大部分投入到军备生产的话，它的增长也将促进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
不管是什么情况，林彪的倒台使国防开支增长到了头。1972 年军费预算减少
了几十亿元；到1979 年中国打入越南，军费预算一直稳定在400 亿元左右。
从表16 的工资和农业收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方面的一些情
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农
村集体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率仅为平均2％以下。由于就业工人在
家庭成员中的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实际上也有所增长。总而言之，在1957
至1978 年间，国民消费量在人口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以每年年均4.5％
和人均2.5％的比率增长着。①年均2.5％的增长率，将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
活水平每28 年翻上一番；与美英19 世纪的水准相比，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很
重大。但年均增长2.5％距年均增长5％的承诺相差甚远，后者似乎是中国参
考50 年代苏联的增长模式提出的。5％的增长率，将使人均消费量在1952
至1980 年之间提高4 倍，实际工资也将走出停滞状态。
① 这些消费估算，是采用中国对实际国民收入指数的估算获得的，去掉供积累使用的资金
，从 而得出一个
消费指数。中国在编排国民收入指数时，使用方法对增长率略有夸大，因而，消 费增长率
也被夸大了。
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 年）
1976 年下半年，毛去世。这以后的两年中，与以前相比，工业政策只发
生了有限的变化。从工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
学习国外的技术和重新依赖物质刺激促使工人农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
效。
然而，在1977 和1978 年，计划制定者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强调点
的变化对工业投资政策的意义。他们这时的想法体现在调整和贯彻毛去世前
制定的“十年规划”（1976—1985 年）之中。①到1985 年，钢产量翻了一番
多，达到6000 万吨，仍然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计划中的120
个大型工程中，钢铁联合企业占了10 个，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占了9 个，铁矿
占了8 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占了10 个，发电站占了30 个，新建货运铁路占
了6 个，重要港口占了5 个。这10 年中，仅其中8 年的总投资额便将“大大
超过”前28 年的投资总额。简言之，这个十年规划简直就是苏联式的对重工
业进行高投资的计划。
起草这个规划时是否经过审慎思考是值得怀疑的。众多重要的计划制定
者仍有待于恢复名誉和给予有实权的官职。统计数据仍然是在地方一级搜集
的，但这些数据并未被反复核对过，甚至数据的编制往往也不是在国家一级
进行的。②
这个计划质量之差从一个地方便可看出：计划把十个新油田——“十个
新大庆”——的指标当作目标提出来。十个新大庆意味着，石油产量将从年
产1 亿吨增至年产4 亿吨左右。这些新油田事实上只是白日做梦罢了。近海
的勘探工作尚未开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个大庆尚未出现，更何
况十个大庆了。这些油田只好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开发了。1978 年初的实际情
况是，中国石油产量正值高峰期，在1982 年，中国至少全力以赴才能维持产
量不下降；但是，规划却是以提高几倍为基础的。中国已经没有大量的过剩
能源可供出口，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它将面临能源短缺的局面。钢铁部门
的计划也比石油部门好不了多少。据西方的一项估算，中国人必须花费400
亿美元外汇，方能实现6000 万吨钢材指标，①或者说，每年要花50 亿美元，
而1978 年全部出口所得只有97.5 亿美元。
这个规划不只是杂乱无章和依据不足，正如已经指出的，经济计划判定
人还决定更大限度地购买国外技术和提高工资与农产品的购价以增加刺激，
但他们对此决定的深远含义尚未能够理解。要大量增加进口，中国要么必须
有效地加强出口，要么必须大量地向国外借款。实际上，借款只是杯水车薪，
丝毫满足不了中国对外汇的需求，只有靠出口了。可是，中国有什么东西可
望迅速扩大出口呢？
① 该十年计划于1975 年夏由国务院讨论，此后，计划草案虽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但
得到了政治局的批
准。毛去世之后，该计划经修改提交1978 年2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参见华国
锋在1978 年2
月26 日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见《北京周报
》第10 期（1978
年3 月10 日），第19 页。
② 就其他方面的来源而言，这个说法是以1979 年江苏省统计厅在南京提供给美国经济代
表团的简介为依据
的。
① 美国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70 年代和80 年代的钢铁工业》。
1977 和1978 年，农业作为中国传统的出口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
中国外汇的一半还要多。但农业是中国拖后腿的项目，政府为城市征收足够
的粮食都很困难，更谈不上增加对外销售了。况且，在富有刺激的新计划下，
国内对粮食的需求比以往增长得更快。降低人口增长虽能以另外的方式起些
作用，但总的来说，中国不能通过出口更多的粮食来满足进口需要。
十年计划的起草者或许希望靠石油减缓一下萧条状况，但如已指出的，
这个愿望是徒劳的。此外，唯有可能的是出口制造品，但出口哪一类制造品
呢？该规划要求生产更多的钢材和机械，然而，中国会成为重工业产品的出
口国吗？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此可能，但更有能力生产这些东西的典型国家
是那些更发达的工业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余的便是消费品
了。消费品是刺激中国的邻国——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以及六七十年代的韩
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出口的驱动力。
中国对物质刺激的重视，也助长了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中更重视消费品的
倾向。如果新增钱币什么也买不到的话，工资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毫无意
义。事实上，货币收入增长，而消费品生产却没有增长，这是反生产性的。
不仅私人消费没有增加，配给已有的产品也得紧缩，不是正式紧缩（发配给
票证）或非正式紧缩（排长队）。
因此，在十年规划的目标和正在出现的外向性的以物质刺激为基础的战
略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随着1978 年的进展，或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意
识到了这个矛盾，或是始终意识到这个矛盾的那些人再次掌权，或是两种人
都有，不论是哪种情况吧，1978 年12 月做出决定：调整工业发展的重心，
至少是暂时地调整。
1978 年12 月22 日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表明了即将到来的政策。
在公报中，讨论的一半以上的经济议案集中在提高农业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
这些问题上。①更重要的是，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陈云在
1961—1965 年期间，是恢复政策的设计者；在更早的时候，他曾在1956 年
中共八大上作过一个重要讲话，提倡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和限制过度的集中
化。②当50 年代引进苏联式的工业战略时，他虽是经济领域的中心人物之一，
但人们都知道，他对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危险作出了敏锐的评价。
1979 年6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新的重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余秋里要求人们重视农业、轻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其作为首要的重点。
就其发生的变化而论，1979 年重工业的计划增长率为7.6％，低于轻工业8.3
％的计划增长率。③重工业的投资也从1978 年占总投资的54.7％缩减到1979
年的46.8％，而全部投资额仍保持在与1978 年相同的水平上。
计划指标并不总能使人们了解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苏联的计划往往要
求人们更重视消费品，但当一年结束时，重工业在资金和关键投入的实际分
配中仍占优先地位。但在中国，重心转移却是实实在在的。
所谓“调整时期”前三年的有关数据列于表17 中。重心的转移表现得十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 年12 月22 日通过）
，《北京 周报》第
52 期（1978 年12 月29 日），第11—13 页。
②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 这些数据来自余秋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 1979 年6
 月29 日， 第1、
3 版。
分突出。在这前三年中，不仅轻工业年增长越来越快，而且重工业的产量在
1981 年实际上也下降了。最有意义的变化，或许是出口的增长。在1952—1978
年间，出口增长率仅为年均7％，而就其实际增长而言，它应该更低。1979
—1981 年，名义上的增长率是原来增长率的4 倍（每年29％），而实际上差
将近1/3（每年18.6％）。①增加的出口中，绝大部分是向国外销售制造品，
其中，纺织品是最大的项目，但绝不是唯一的项目。在出口物资中，“工矿
业产品”份额的数据（不包括纺织品）从1978 到1980 年，从占总出口量的
37.4％升至51.8％，这不仅是由于1979 年石油价格提高的缘故，而且也是
诸如自行车、缝纫机、瓷器甚至机床三类产品出口扩大的结果。②到1981 年，
出口额升至国民收入的9.5％，将近前20 年出口额的两倍。③此外，中国不
仅从日本和西方，而且还决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大量
资助性贷款。通过开放，中国经济已不再是“封闭的了”，中国在制定未来
发展战略方面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
军费开支也稳定下来。与越南的战争，造成1978 和1979 年军费开支的
短期暴涨，但到1980 年这项开支便缩减到70 年代中期的水平。军事现代化
是“四个现代化”中的一项，但花费大宗资金增加过时的坦克和飞机的数量
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改进中国的技术，以便进而能奠定先
进武器体系的设计和制造的基础。这个重心上的明显改变的部分原因，或许
是中国有意识地要沿着它的东亚邻国的发展战略方向进行，部分原因也可能
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仅是投资的效益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可以设法从管
理改革上解决而不致造成工业重心的改变。但管理改革并不能克服这个事
实：中国的能源产量不足以维持一个高速增长的重工业战略。
调整时期第一阶段的经济指标
表17 （1979—1981 年） 单位：增长率（％）
① 我们至今仍无一个合适的价格指标能用来缩小中国这整个时期中的外贸数据。1979—1
981 年间实际意义
上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 卷，第5 页。
② 1981 年中国人改变了划分外贸项目的方式，因而，要得出一个通行的数据，与1981 年
和更 早几年的类
似范畴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③ “国家统计局关于1981 年国民经济计划结果的报告”，《中国经济年鉴》（1982），
第82—83 页。
年 份
分 类
1979 1980 1981
重工业7.7 1.4 — 4.7
轻工业9.6 18.4 14.1
全部工业8.5 8.7 4.1
农 业8.6 2.7 5.7
基本建设投资a 4.2 7.9 — 20.7
出 口a
名 义26.2 28.7 35.0
实 际25.6 20.3 10.6
进 口a
名 义29.6 20.0 26.2
实 际15.7 6.5 — 6.7
a.基本建设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数据以时价计。其他的百分比全部得自不变价格的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136 、 210 、 299 、 357 、
 390
页。
在1952 至1978 年间，能源生产总量每年以10.3％的速度增长着。煤的
生产的增长率较为缓慢，但60 年代和70 年代初大庆、胜利和其他油田的迅
猛发展足以弥补了煤的不足。在1978 至1981 年间，能源总产量的增长实际
已处于停滞状态，这三年中的增长率仅为微不足道的0.2％。早先几年忽视
勘探工作、忽视发展新煤矿，以及忽视修建能将煤运往能够利用它的地方的
铁路，都是造成这个重大损失的原因。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还是继续坚持
以往低效率的重工业战略，1978 年后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只有转向单位产量
耗电量较少的消费品工业部门，并对高效能源设备进行投资。计划制定者还
着手于一项重要的投资方案，开发新的石油和煤的资源，发展一套支援运输
网络；但是，这些投资即使是有大国际能源公司的参与，在80 年代中期以前
也是不能获得多大益处的。因此，调整时期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战
略及其贯彻过程中的错误和低效的最终产物。
加速工业增长（1982—1987 年）
原估计工业调整时期将贯穿整个80 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但结果却是，
只有1981 年一年，总的增长才减到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调整指标（即工
业增长每年仅为 4％）。①到1982 年，中国已处在持续80 年代大部分时间中
的经济繁荣的早期阶段。
由于几个事件的干扰，这个调整计划刚一提出便被废止。首先，在1980
和1981 年已经下降的能源生产总产量，在1982 年恢复增长，而到1984 年，
能源产量的年增长率已超过9％，这个数字可与70 年代初所达到的增长率相
媲美，直到1986 年才降回到仅为3％的增长率。近海地区并无重大的石油发
现，也没有发生使能源产量重新增长的其他方面的突破。能源的增长是大力
发展原煤生产、运用引进的技术从现有油田中开采出比以往所探明的可能性
更多的石油、水力发电的适度发展，特别是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完成的结果。
中国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它所能供应的限度，但这种过度需求是苏
联式官僚指令性经济的一个特征。
表18 外 贸 的 增 长
年 份
分 类
1970 1975 1978 1980 1983 1986
总出口（以百万美元计） 2260 7260 9750 18120 22230 30940
总进口2330 7490 10890 20020 21390 42920
贸易差额— 70 — 230 — 1140 — 1900 840 — 11980
年 份
项 目
1971 — 1978 1979 — 1983 1984 — 1986
出口增长率（以每年％计）
价 值20.0 17.9 11.7
数 量7.8 16.0 n.a.
进口增长率（以每年％计）
价 值21.3 11.2 26.1
数 量12.9 6.7 n.a.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6 ），第481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

统计摘要》（ 1987 ），第89 页；《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84 ），第
4 卷，第5 页。
具有同样或更大意义的是放松了对中国工业外汇的限制。中国扩大出口
的最初尝试，已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在1978 年之后的三年中，出口在名义
上翻了一番多，尽管进口迅速增长，但到1981 年贸易赤字已被消灭，并在
1982 年出现了大量顺差（表18 和表20）。出口的增长是扩大制造品出口和
油价上涨的结果。简言之，在油价下跌以及石油出口随之下降之前，石油出
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 1/4（参见表19）。
除了扩大出口外，中国开始大量向国外借款，并为大规模的旅游业敞开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第23 页。
国门。最初，这些借款来自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采
表19 中国的进口结构
分 类
年 份
总进口
（百万美元）
制造品的
进口（占总
进口的％）
其中重工业和化学
工业制造品的进口
（占总进口的％）
初级产品的进口
（ 占总进口的
％）
其中石油和矿业
产品的进口（占
总进口的％）
1953 1022 20.6 8.3 79.4 0.8
1957 1597 36.4 10.1 63.6 1.1
1965 2228 48.8 17.8 51.2 3.1
1970 2260 46.5 12.8 53.5 2.8
1975 7264 43.6 12.5 56.4 15.0
1978 9745 46.5 10.4 53.5 13.8
1980 18272 46.6 12.9 53.4 25.1
1983 22197 53.8 22.0 46.2 21.2
1986 30942 63.6 n.a. 36.4 11.9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84 ），第4 卷，第9 页；国家统计局：《中

国统计摘要》（ 1987 ），第89 页。
取了援助性信贷的形式。1980 年，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1981 年世界银行同意向中国提供第一批贷款。①此外，中国还决定同意外方
以合资和其他方式直接进行投资。同意合资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必须正式拟
订合资法、新税收法以及能保证将外方投资者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中的可预
测性和稳定性引入其他法律。然而，却没有一部法典能充分保护外国投资者，
使之能避免那种绝大部分投入的资金由国家分配而不是由市场自由获得的经
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可是，日本和美国的公司仍开始大规模地投资，以期在
将来获得利润。但是，直接投资最多的却是香港，而且其投资主要投向与这
块殖民地相邻的广东省。在80 年代初期，基于文化、语言和家族纽带的私人
关系恐怕是更好的保护，比国家不成熟的法律更可靠些，也可避免与政府做
生意的不确定因素。
为中国贸易逆差支付的资金
表20 （所有数据均以百万美元计）
① 哈罗德·K.雅各布森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与基本的国际经济组织”。
年 份
项 目
1978 1979 —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年平均）
贸易差额
逆差（—）或
顺差（+）
— 1140 — 55 ＋ 840 — 1270 — 14890 — 11980
旅游业
的外汇收入263 662 941 1131 1250 1530
国外贷款
的使用n.a. 2718 1065 1286 2688 5015
外国直接
投资的使用n.a. 442 916 1419 1959 2244
外汇
储备一年
终（不包括黄金）
2154n 5079 14342 14420 11913 10514
a.这个数字为1979 年的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6 ），第499 、 530 页；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 1987 ），第80 、93 页。
如表20 中的数据所示，当中国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很小的时候，每年
从旅游业、贷款和直接投资中获得30—40 亿美元。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迅
速增加，1982 年超过110 亿美元，1983 年更超过140 亿美元。尽管借款额增
大，但中国仍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净贷方。由于调整政策，中国投资减缓，
而外汇又如此迅速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积累了多于它能有效利用的外汇。
由于有了积累起来的外汇盈余，再继续维持调整时期的低速增长率的指标，
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工业增长
表21 （1981—1986 年）
分类年份国营工业农村集体工业城市集体工业及其他全部工业
总产值（以1980 年价格10 亿元计）
1981 405.44 60.10 80.04 545.58
1982 434.03 65.90 88.24 588.17
1983 474.78 78.91 100.29 653.68
1984 517.12 111.31 132.02 760.51
1985 584.02 170.28 171.28 925.58
1986 620.13 223.06 187.57 1030.73
年增长率（以％计）
1982 7.1 9.7 10.2 7.8
1983 9.4 19.7 13.7 11.2
1984 8.9 41.1 31.6 16.3
1985 12.9 53.0 29.7 21.7
1986 6.2 31.0 9.5 11.4
1982 — 1986 8.9 30.0 18.6 13.6
说明：“农村集体工业”和“全部工业”的数据，包括“村办工业企业的产量”。中
国的数据通常将村办工业的产量包括在农业生产总值中。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1987 ），第24 、38 页；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86 ），第130 、227 页；《中国统计年鉴》（ 1984 ），
第194 — 195 页；《中国统计年鉴》（ 1983 ），第215 页。
最后，令人吃惊的是，中国领导层竟发觉自己正处在80 年代初期农业繁
荣的时期。在两个极好的年景之后，1980 年一年收成欠佳，但到1981 年农
业产量回升，随后，在1982 和1983 年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关于增长率上升
的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后面加以讨论。这里要提的一点是，农业的缓慢增长
限制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农业是消费品工业投入资金的主要来源。农业出口
是外汇的来源之一，农业进口是外汇的主要用户。例如，中国粮食进口从1979
年的880 万吨增至1982 年的1610 万吨，但1985 年便减至仅为600 万吨。①
仅粮食进口减少这一项便节约了10 亿多外汇。
对经济上这三方面限制放松的同时，又实行进一步下放经济决策权——
包括投资分配——的政策。②例如，在1971—1979 年间，对受国家预算控制
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对不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投资的2 倍。相反，
在1980—1984 年间，对预算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依照预算运行的国有企
业的投资要高40％。③因此，早在1981 年便已开始的重申中央对投资的控制
权的尝试没有成功。
如果中央政府更成功地重申它对投资的控制权的话，我们就很难弄清这
怎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纯利润。中国取得工业迅速发展的成就，部分原因
①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 卷，第118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1987）， 第91
页。
② 巴里·诺顿：“工业财政和计划改革”，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 年
的中国经 济》，
第1 卷，第604—629 页。
③ 德怀特·H.珀金斯：“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经济文献杂志》第26 期（1988 年
6 月）， 表2。
是由于较早放权促成的。况且，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集中在拥
有大型企业的那些部门中。在1982 至1986 年这五年中，工业生产总值增长
的一半以上，是来自集体的而非国营的中小型企业，工业产量全部增长的
1/3，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企业。
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开始于50 年代，但由于大跃进（1958—1960 年）
的失误，它的发展夭折了。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期，中国再度努力发展
农村工业，以向农业提供诸如化肥和水泥之类重要的投入物资；这在有关农
业发展的部分中有详细的论述。然而，80 年代初的农业工业化，与先前的尝
试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新兴的农村工业，大多集中在距大城市较近的农村
地区。最大的自成一体的中心在上海、无锡、南京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大城市
附近的江苏省南部地区。这些新兴工业多数与城市中的大型国营企业有分包
合同关系。重视这些小规模生产，并非意味着这是调整时期重视消费品做法
的延续。重工业方面的投资仍低于先前的水平，但鉴于轻工业增长率降至与
1966—1978 年接近的水平，重工业的产量跃居前茅。（参见表22）
表22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产量与投资（％）
年 份
分 类
1966 — 1978 1979 — 1981 1982 — 1986
全部工业总产值10.2 7.1 11.8
重工业总产值11.8 1.3 12.5
轻工业总产值8.3 14.0 9.1
基本建设的比重：
重工业50.0 40.8 38.3
轻工业5.5 8.2 6.4
住房建设5.7 19.7 19.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6 ），第373 、375 页；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 1987 ），第 65 — 66 页。
1981 至1986 年，中国工业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但这种发展速度难以
持续下去。归根到底，对1984 年和1985 年工业特别迅速发展的限制来自外
汇。在1985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由中央政府支配的那一部分，开始
迅速下跌。只是通过大力扩大海外借款，才使外汇储备没有下跌到70 年代以
来未曾有过的低水平。结果中国外债总额增加了，到1987 年已达200 亿美元。
通过年进口量的大大增长来刺激工业的加速发展，这只是需求方面的问
题而已。而供应方面的问题，则是1981 年后中国出口减缓造成的。1986 年
以后油价下跌，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主要的困难在于，中国没有能够继续
维持以前的制造品出口的增长率。障碍并不在于保护主义的抬头或全世界范
围内的经济萧条，而是价格制度（包括汇率）有利于国货的销售，而不利于
进口货的销售。企业仍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销售获得更大的利润。1985 年，
随着价格调整，中国也开始了货币贬值，这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1986 年，
尽管油价暴跌，但制造品的出口仍提高了45％，或许这使总出口提高了13
％。1987 年，中国的制造品出口再次猛增，进口削减了；尽管工业增长率提
高了，但中国贸易的帐目再次接近平衡。
在迅速增长的时期，工业发展的速度较大幅度地波动一般来说是正常
的。在台湾，70 年代制造业的增长率最低为—6.3％（1974 年），最高为25.6
％（1976 年）。①同一时期的大韩民国，波动的范围在11.6％（1970 年）和
35.7％（1973 年）之间。②日本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长期国际收支顺差以前，
往往在经过了工业的迅速增长之后，便因国际收支紧张而出现一个发展缓慢
的时期。因此，中国工业增长率的起伏，应被视为迅速发展中的相当典型的
伴生物。在大跃进时期，工业生产漫无计划和毫不协调，在两年（1958—1959
年）中增长了110％，最终带来了灾难性结果；70 年代末和80 年代中国工业
运转周期与大跃进情况是毫不相干的。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要求工业年增长
7.5％，③这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年）的指标更加现实。中国无论
实现还是超过这个指标，都依赖于外汇紧张状况的严重程度和经济改革的全
面进展。
改革工业体制
中国为克服能源和外汇方面的障碍以加速工业增长所做的努力，仅仅是
80 年代工业政策的一部分。意义最为久远的变化是在工业体制改革方面所做
的尝试。
中国70 年代的城市工业体制，从许多方面来看，是苏联工业中官僚指令
性体制的翻版。生产什么、投入的资金用于何处，均由中央计划制定者决定。
企业直接从负责分配投入资金的国家机构获得投资。如果需要更多的投入资
金的话，企业要么必须回到计划制定者那里去索求额外的分配，要么不得不
同某些拥有某种特定投入资金的其他企业去进行非正式的（往往也是不合法
的）交易。由于没有投资市场，因而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投入的资金。
投资决策更加中央集权化。某种特殊企业的设立是为了对新型的有生产
能力的工厂进行重点建设；当这些工厂完成后，它们便转化为生产性企业。
基金直接来自与生产性企业毫不相关的政府预算。银行体系的首要作用不是
作为提供投资基金的来源，而主要是监督企业对计划的服从情况。
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从一开始便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决策过分集
中，已被看作造成本章前面所描述的工业效率日益低下的一个原因。80 年代
之前，解决这一弊端的主要办法是把决策权下放到省甚至县一级。但是，这
种官僚指令性体制的基本特征却仍旧未被触动。关键的投入资金仍由政府机
构按计划分配。在这些决定中，市场几乎或者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1979 年，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已开始了改革这种官僚指令性体制的试验。
这些最初的改革尝试涉及这样的措施：允许企业之间在分别拥有对自己所在
地区的市场的垄断权之前，在全国其他地区展开竞争。①另外，他们还试图重
新利用奖金来刺激工人和管理人员，而且一改以往政府计划只重视生产总值
指标的做法，而更加重视利润指标，以此从内部提高企业的效率。
这些早期的变化丝毫未改变中央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制的作用。市场力
量的作用增加了，但仍明显服从于计划。扩大市场作用的努力遭到政治局某
① 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1986），第83 页。
② 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83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第23 页。
① 威廉·伯德等编：《中国近期经济改革：对两个工业企业的研究》。
些成员强有力的抵制，他们在阻止1982 和1983 年激进的改革上取得了一定
的成功。某领导人在这场论战中再次充当了中心人物，不过这时他是站在阻
挡进一步变革的那些人一边的。他看到了市场的作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相
信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制应占主导地位。②
并非是陈云的观点改变了，事实是一个更加年轻、更加激进的改革集团
获得了既有权势又有影响的地位。这个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赵紫阳，他于
1980 年出任总理。1984 年10 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主要是由这
些更激进的改革者起草的。③这个文件为掩饰其全部意图使用了隐晦的语言，
但事实上，它号召大力摆脱官僚指令性体制，各经济部门都向发挥市场力量
的方向发展。
在此后的三年中（1985—1987 年），围绕着适当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
而出现的政治斗争时起时落。主张市场化的那些人在1986 年占了上风，只是
在1987 年胡耀邦被免职以及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者受到清洗时，他们才遭受
到挫折。然而，到1987 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尽管在政治局常委中出现了两
名被认为是支持继续发挥官僚指令性体制作用的成员，但向市场经济方向发
展的改革已回到正轨。
不管支持这个改革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在1984 年10 月的文件公布之后
的那几年中，市场力量的作用被大大地增强了，但市场力量的扩大并未触及
中央计划和指令性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使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率，就须有五个重要的因素：
1.首先，工业的投入与产出必须与市场的购买与销售相适应。早在1985
年上半年，对429 个企业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市场销售量从1984 年占总销售
量的32.1％提高到43.8％。由市场提供给这些同样的公司企业的物资投入，
也从16.4％提高到了27.3％。①这些百分比是大大提高了，但具体统计数据
我们无法获得。
2.企业管理人员必须依据市场规律行事，否则，市场力量将不能使企业
产生有效的结果。到80 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不再像典型的苏联指
令性模式中那样，全然不顾市场机制，一味提高生产总值，这一点已毫无疑
问。企业首次同利润挂钩，这些利润可用来支付奖金、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的
工人福利。②但是，对一个有效的市场来说，关键在于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提
高售价，而不是通过从政府寻求资助来提高利润。
然而，中国的企业仍严重依赖官僚体制提供各种资助。例如，随着最近
的一项改革，税率应按一个固定的比率计算，但在实践中，仍忽视了规定的
税收，而这却可使企业免遭损失。③尽管银行试图提高提供贷款的条件，但企
业仍然很容易以高额补贴的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批准破产法的工作正在
② 例见陈云在1979 年3 月8 日发表的、后重登在《北京周报》上的“计划与市场”一文
〔第 29 卷第29
期（1986 年7 月21 日），第14—15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 年10 月20 日），《北京周报》第27 卷
第44 期 （1984 年
10 月29 日），第1—16 页。
① 《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45 页。
② 威廉·伯德和吉恩·蒂德里克：“中国工业中的部门配置”。
③ 例见安德鲁·G.沃尔德：“企业财政改革的日常范围”，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
《面 向2000 年
的中国经济》，第1 卷，第630—645 页。
做，但到1987 年，这个法律仍处于试行阶段。尽管小型的集体公司往往可通
过或不通过破产法便被允许破产，但事实上，仅有一家沈阳的国营公司被许
可宣告破产。
因此，在80 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对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征兆做
出了反应。与利润挂钩，使他们比在70 年代或更早的时候更加注重市场的力
量。但企业管理人员成功的关键，仍取决于他们迎合高层经济官僚的愿望的
能力。
3.改革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价格能反映出经济中真正相对短缺的情
况。如果价格不正常，投入和产出都不会投到或产自最需要的地方。但是，
在诸如中国这样的体制中，绝大多数的价格由国家制定，因此，进行价格改
革极其困难。国家每改变一次价格，都会造成赚方（产品获得更高价格者）
和赔方（必须支付更高价格者）。赔方竭尽全力，抵制这个价格改革。由于
就中国情况而言，赔方中有许多是为能源及其他投入物资支付更高价钱的大
企业，因此，它们可以向制定价格的官僚机构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在80 年代
初期，物价改动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物价仍稳定在20 年前制定的水平
上。
然而，随着可以越来越多地从市场上获得工业投入与产出，中国人发现
在市场上价格波动所受的抵制越来越小。结果发展出了一套双轨价格体系。
官僚机构分配的货物仍然按照国家制定的旧价格支付，而同种产品在市场出
售，其价格就要由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决定。因此，物价改革的关键在于，扩
大在起辅助作用的市场上物资的范围，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固定的。而
事实上在1986 和1987 年也正是这么做的。市场最终能否制定所有的价格，
抑或国家能否继续在价格制定上起主导作用，这仍是争议颇大的问题。
4.扩大市场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促进生产率的加速发展。但市场之所以能
提高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市场能感受到竞争的力量。如果每个
企业都垄断了自己的市场的话，就不会有任何压力改善生产状况了。在70
年代初期的中国，甚至县级企业都获得对所在地的市场的垄断权。企业之间
的竞争并未集中在市场上，而是采取了赶超国家定额的形式；获胜者可得到
一面红旗或一次到北京旅游的机会。
在80 年代初期，国家行使的企业垄断权开始消失。在商业领域，集体与
个体的零售商直接和国家的零售商店展开竞争，因此，这很容易对已经改善
的工作（更长的服务时间，服务更周到的售货人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生
产那些积压商品的工业企业，也必须降低产品价格，改善产品质量，或者在
产品销售上投入更多的努力。问题在于，许多工业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
大大超过供给。对这些企业来说，几乎没有在竞争中改善生产状况的压力。
即使在质量不高、服务不周的市场上，销售也是自发进行的。增加竞争性并
不仅仅意味着简单地废除国家行使的垄断权，改革还必须通过使管理人员按
上述（2）所描述的市场规律办事，消除需求过大的根源。
5.最后，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需要政府维持一个能为人接受的价格稳
定水准。而什么能为人接受是由政治决定的。在中国，消费者长期以来已习
惯于价格丝毫不提或一年中只提1％或2％。这种稳定性部分地是对40 年代
的恶性通货膨胀所做的反应，那次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并导
致了共产党上台。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很难容忍价格增长。当80 年代价格上
涨时，他们自然而然的本能就是重新控制物价。但面对过度的需求，再控制
物价就造成了排长队现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定量配给，使经济退回到官僚指
令性体制的道路上。1985 和1986 年，中国的问题尤其尖锐。在这两年中，
官方统计的城市生活费用指数分别提高了12％和7％。人们普遍相信，按非
官方统计，物价增长率高得更多。这些增长特别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麻烦，他
们的批评是市场取向改革放慢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改革者来说，解决问
题的办法是，学会运用宏观经济控制，限制过度的需求，提高物价上涨的速
度，进而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
因为改革者尚无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杠杆控制通货膨胀的先例可循。
到1987 年年底，中国工业部门在进一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
在五个因素方面上都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官僚对企业行为、特别是大
型国家企业行为的控制，依然无处不在。也许改革者中没有一个人会设想全
面走向诸如在香港通行的那种自由市场体制的道路。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
认识到，实行一种官僚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的可能性是存在
的，这种体制普遍具备50 年代的日本和60 年代的韩国的体制所具备的那些
特征。中国与其东亚邻国之间依然存在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公有制与私有制
的程度。在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尽管国有企业很多，但工业中占优势的是
私有制。在中国，事实上，所有未与外国企业合资的大型企业都属国家所有，
尚无计划表明要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出售给私营部门。
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前途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和政治局的组成。具
有相同或可能更大意义的则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情况。1986 年有40 万个这
样的企业，它们的产量占中国工业产量的40％。中央希冀通过中央计划的手
段控制这些企业，但却无计可施。实际上，在80 年代中期，这些企业的绝大
多数都在市场上购买投入物资和出售产品。这些公司绝大部分是集体所有
的，但公司中的私有制成分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①只要这些小型部门如此
迅速地持续增长，国家就别指望着退回到像1956—1957 年或1963—1965 年
的那种完全苏联式的指令性体制上去。因此，80 年代中期所进行的促进农村
和其他集体企业发展的尝试，起到了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作用。
① 对截止到1987 年的农村工业化所做的最系统的研究，收在为1987 年11 月在北京召开
的、 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关于乡镇和私人企业的大会准备的论文中。
农村发展战略
1978—1979 年以前中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做出忽视消费品投资的决定，是
因为他们理论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或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的发展模式中的
一些说法深信不疑的缘故。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早些年不担心忽视消费品投
资所造成的后果，还另有别的原因。全部消费品的2/3—3/4 由农业部门提
供。①而就农业而言，中国有一个无需国家大规模对农业基础结构进行投资的
发展战略。
这个农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农民可在没有很多外援的情况下，满
足绝大部分的需求。“自力更生”一词在中国过去30 年中，含义不尽相同，
但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地区，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战略，依此战略农民自己提
供他们所需的大部分投入，不管是劳力、资金，还是诸如肥料之类的经常性
投入。
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构成这种自力更生战略的思想
起源于较早的时期——尤其是在1955—1956 年全国性的合作化运动的第一
阶段，在1958—1959 年的大跃进中则更为明确。这个战略有什么特征呢？尽
管侧重点因时而异，但主要的组成部分在1978—1979 年政策变化之前始终未
变，而某些组成部分即使在政策变化之后依然存在。其主要特征如下：
1.相信中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对发展来说，是一笔可以动员的财富。如
果适当地加以激励和引导，这些劳动力能为自己提供灌溉系统、道路和平整
田地之类的基础建设。关键在于如何提供必要的动力，而“解决的办法”很
多，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鼓励人们为社会福利而忘我地工作，直至调
整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公社，以确保农村建设有益于农民物质利益等等，不一
而足。
2.尤其是在1959—1961 年的歉收之后，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对农业
投入更多的现代化物资，如化肥和机械，但问题仍然是，由谁来提供这些投
入物资。在1966—1976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着眼于农村地
区的小型企业，而不是那些往往由国外引进的、位于城市工业中心的较大的
工厂。
这两个主要特征与70 年代末以前的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有着清楚的关
系。在公众的言论中，往往还提到其他几个重要的特征，但它们与实际情况
的关系还不太清楚。人们强调过减少农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当时
还提出过“以粮为纲”的口号，这导致了对经济作物的忽视，但这个口号没
能坚持始终，只是偶而被提起。按照某些分析者的解释，“以农业为基础”
的口号，意味着在关键性物资的投入与分配上，农业享有首要的优先地位；
但正如前文对投资重点的讨论所澄清的，这个解释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将返
回收入分配和过分重视粮食的问题上，但首先，我们对自力更生战略的中心
特征以及对它们对生产与收入的影响的评价，需要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
基本建设中的劳力动员
① 在70 年代后期和80 年代初期，食品约占农村家庭预算的65％和城市家庭预算的60％以
 上。此外，服
装又占去家庭预算的另外12％—15％，而服装的价值多来自棉花[国家统计 局：《中国统
计年鉴》（1981），
第439、443 页]。
就1955—1956 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和1958 年农村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
的成立而言，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方面的理由是，人们相信，它们的
成立就有可能动员千千万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修建中国缺乏的灌溉系
统、道路之类的基础设施。这个观念并不新奇。西方的经济学家（纳克斯、
米尔德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直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拥有大规模的
尚未开发的农业劳动力资源，这些农民绝大多数以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庄稼为
生。这个主张认为，这些农民能自己解决基本设备（铁锹、运土筐），利用
农闲，从事掘沟挖渠、变多丘荒地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如果适当
地加以组织，这类工作可在不影响中央政府的预算并在短时间中毫不减少农
业产量的情况下进行。印度的社区发展规划和世界性的农村工程项目，都是
以过剩劳动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调动起来的信念为基础的。结果，这些项目
有许多完全失败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或国际援助机构的大量资
助后才得以存在。
然而，中国由于在绝大部分农业用地中废除了私有制，情况便有所不同。
私有制给使农村劳动力自愿从事公共工程项目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因为，从
事这些工作的人往往得不到主要的好处。以一条新建的灌溉渠为例，主要的
受益者是那些在渠边拥有土地的人，他们用水最为便利。但那些从事这项工
程的人，却往往不得不从较远的地方引水，况且，其中许多人是无地的劳动
者或者佃农。他们要么根本认识不到生产力会提高，要么即使住得离水渠很
近，能够使产量提高，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增加部分被更高的费用抵消。
农业合作社及后来的公社的成立，使劳动与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可以
动员全村的人去修建一条水渠，但这条水渠仅能使全村1/4 的土地增产。而
村民（公社社员）将按其完成的工作量得到数额不同的“工分”。增加的产
量并不归耕种较丰产的1/4 土地的那些人，而归全村所有。全部产量，包括
增加的那部分，将在村民中依所得工分多少，按比例分配。①
遵循这个原则，中国在1956—1957 年动员了上千万的农民，而在1958
—1959 年动员的则更多。数量庞大的土石被搬走了，但随后在1959—1961
年，出现了1949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作物歉收。关于大跃进时期的其他许多
方面，人们很难分辨清楚随后的那些灾难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恶劣的天
气，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管理不善，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这个事实——
原先的劳力动员的观念一直基于错误的前提上。由于缺乏明确的评判基础，
一旦再出现大跃进时期的作物歉收，那些仍认为劳力动员是农业发展之关键
的人，便能重申他们的主张。由于将高低不平的干旱土地改造成大片的便于
灌溉的平坦土地的成就，诸如大寨大队和林县之类的地方于是成为闻名全国
的榜样。虽然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说明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期劳力动员
和完成工程的数量但这些东西却是实实在在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工程是
否会对农业生产产生较大的影响。
农业产量的增长率
① 更确切地说，总产量以及由此推算出来的税收、投资、时价和福利基金的定额，由当时
作为 基本核算单
位的合作社或生产队计算。剩余的数额按工分总数均分，以决定单个工分的价 值，而家庭
集体收入是由家
庭的工分总数乘以单个工分价值而得出的。
表23 （以年％计）
年 份
项 目
1953 — 1957 1958 — 1965 1966 － 1978 1979 — 1982 1983 — 1986
粮 食
3.5 0 3.5 3.9 2.5
棉 花4.7 3.1 0.2 13.5 -0.4
油料作物0 -1.8 2.8 22.7 5.7
甘 蔗7.9 3.2 3.6 15.0 8.1
肉 类3.3 4.1 3.4 12.1 9.2
农业总产值
（不包括副业产量） 5.2 0.9 3.1 6.4 5.8
说明：副业产量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工业，它们被从全部总产值中抽掉了；全部数据
被转换成1980 年的价格，而这是从1971 年中国农业总产量数字中得到的价格
指数中得出的； 1971 年的数据既有1957 年又有1970 年的价格， 1980 年的则
既有1970 年的又有1980 年的价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6 ），第130 页；国家统计局：《中
国统计摘要》（ 1987 ），第28 — 31 页。
有关中国农业产量的基本数据参见表23。这些数据表明，1966—1976
年间，生产的增长率可能要高于2％的人口增长率。问题是这种生产的增长
是通过劳力动员实现的，还是由于增加了化肥之类的现代化投入物资的数量
和改良了农作物品种的缘故。有关农业投入的数据，参见表24。
出于农村建设的目的所进行的劳力动员，其意图是增加土地数量，提高
土地质量，以增加作物的产量。但表24 的数据却表明，1965 至1975 年间可
耕地的数量实际上减少了，而水浇地的面积却增加了1000 万公顷，从1965
年占全部土地的32％提高到了
表24 农 业 的 投 入
年 份
分 类
1957 1962 1965 1970 1978 1982 1986
农村的劳动力（百万人） 205.7 213.7 235.3 281.2 303.4 332.8 379.9
农业中劳动力a n.a. n.a. 233.0 n.a. 294.2 320.1 313.1
可耕地b （百万公顷） 112.0 102.3 103.9 101.2 99.4 99.6 96.85d
水浇面积（百万公顷） 27.34 30.48 33.06 36.04 44.97 44.18 44.23
电力灌溉面积
（百万公顷） 1.20 6.07 8.09 14.99 24.90 25.15 25.03
农业使用机械
（百万马力） 1.65 10.29 14.94 29.44 159.75 225.89 284.33d
农业使用电力
（每公顷千瓦） 1.25 15.7 35.8 94.5 253.1 396.9 606.0
化学肥料的消费
（百万吨养分） 0.373 0.630 1.942 3.21c 8.84 15.13 19.35
a.这些数据实际上是泛指农业方面的劳动力的，因此，包括少数非农业劳动者在内。
b.土地数据部分来自机耕或灌溉土地面积以及机耕或灌溉地在全部土地中的百分比。
人们普遍相信，土地数据被低估了。
c.这些数据自包含0.202 的营养成分（ 1981 年的实际营养成分）的“标准重量”的
肥料中得出。
d.这些数据是1985 年的。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 1980 ），第4 卷，第342 — 345 页；国家统计局：《中

国统计年鉴》（ 1981 ），第185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1987 ），
第17 、19 、36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6 ），第4 卷，第111
页。
43％。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可耕地的数据被低估了，①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可耕地可能是在纯增长。另一方面，水浇地面积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在华北平原上引入机井这一事实，而机井的引入与劳力动员几乎没有什么
关系可言。
农村建设的主要结果，或许不是在丰年中提高平均产量，而是保障农民
在恶岁中免遭旱灾和涝灾之苦。但在1972 年、1978 年和1980 年，旱涝灾害
直接影响的面积分别达到1720 万、 2180 万和2230 万公顷。而仅在1960 和
1961 年这两个灾年中，受灾面积就分别达2500 万和2880 万公顷，这是自1949
年以来受灾面积最多的。②无疑，这些灾害在70 年代造成的后果要比以前小，
所以，一些重要成果被归功于农村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如果把它们
与1956—1976 年20 年中所投入的巨额劳动时间相比，这些成果是微不足道
的。
在如何看待劳力动员对提高农业产量所做的贡献这个问题上，可供选择
的办法之一是，首先不妨评价一下现代化投入物资对提高农业产量的贡献，
然后再对不能用现代化投入物资来解释的其他因素做一个评价。这个方法被
① 《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6 卷第9 页指出“可耕地面积的数据偏低，有待于今后
核实”。
② 这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5—206 页。
冠以“增长计算法”之名而为人所知，它常常被用来估价生产率的提高情况。
③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进行这些计算所需的数据是未经整理过的，而且很可能
是利用那些有争议的假设获得的。然而，表25 中所列的统计结果还是有启发
的。如果将这20 年（1957—1979 年）的劳力动员视为一个整体的话，与化
肥、杀虫剂和改良的植物品种的增多相关的生物学方面的因素，可以对作物
的产量总增长的将近2/3 作出解
中国农业增长情况
表25 （以10 亿1970 年元计）
③ 增长计算法正规地采取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Q=F（L，Ld，K，C，t），这里，Q 是产
量， L 是劳动，
Ld 是土地，K 是固定资本，C 是经常性投入，t 是时间。这里使用的规范形式包 括：假
定恒定的利润，把
与时间相关的方程式转化成一个简单的形式，得出如下公式：dQ/
dt=F/t+F/C×dC/dt+F/L×dL/dt+F/Ld×dLd/dt，其中，化肥是最近投入物资的代表，水 
浇地面积的增长仅仅代
表了土地上的重要变化。
提供的投入物资1965 — 1975 年1957 — 1979
年生物学用品（化肥、改良的植物品种） a 8.35 22.7
在作物种植中使用的劳动和扩大劳动的机器b 3.9 6.6
水浇地面积的扩大c 4.4 7.7
作物产量（ 1970 年）价格总值的变化d 22.0 35.2
其余的所有起作用的因素和生产率的提高
[4-（ 1+2+3 ）]e 5.35 -1.8
a.尽管由于地方条件有些不同，按养分测量的一吨化肥通常能使粮食产量增长10 吨
左右。化肥产量增长的情况从表24 的数据可以得到。为了增加农业产量，化肥产
量增长到了10 倍，而且在1970 年，粮食的平均收购价格提高到216.4 元（《中国
农业年鉴》（ 1980 ），第381 页）。如果假定某些肥料用于经济作物，总额就会
更高一些。
b.这个劳动估算包括了绝大多数以最不可靠的数据为基础的假设。农村劳动力的数字
来自表24 。我们假定了每个劳动者一年中将130 天专门用于种植作物。这个数字
是1957 年的，来自《统计研究》第8 期（ 1958 年8 月23 日），第8 页。最棘手的
问题是，在事先未对农业生产函数作出估算之前，去估算那种劳动的边际产量。一
项中国的调查指出，集体劳动每天的人均（收入）值在1976 年为0.56 元，比1956
年的0.70 元和1957 年的0.68 元有所下降（《人民日报》， 1978 年12 月7 日）。
这些均是平均产量的数据，而既然它们在下降，这种边际产量可能要比平均产量低。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0.50 元的估算作为一日种植作物所耗劳动的边际产量。
c.有关水浇地面积扩大的数据来自表24 。假定水浇地每年比非水浇地能多生产两吨
粮食的话，那么，按1970 年的价格，每吨粮食216.4 元。
d.农业生产总值的数据，在1957 和1965 年以1957 年价格计算，在1970 、1975 和
1979 年按1970 年价格计算，它们都来自《中国农业年鉴》（ 1980 ）第41 页。1980
年作物生产的有关数据，以1970 和1957 年价格计算，这表明作物生产的通货膨胀
扣除率为1.35 ，这个数字与1970 年高于1957 年的1.33 的农民购买价格指数大体
一致。我运用1.35 的数率将1957 年的数据转换为1970 年的价格。1975 年的作物
产量的数字是采取了农业生产总值的70 ％为作物构成的办法获得的。
e.这些数据，是通过从作物生产总值的变化（ 4 ）中减去已被核实的投入物资（ 1 ，
2 ， 3 ）得出的。
释。增加的劳动直接应用于农作物生产，而且，由于使用了节省劳动的机械①
以及增加了使产量增长的水浇地，这些劳动得以扩大。而如早已指出的，水
浇地面积的扩大，绝大部分是通过对动力传动的现代化机井的资本投资带来
的，而不是通过大量的强迫劳役带来的。关于1965—1975 年的数据是不可靠
的，但只是说明与真实情形稍有不同罢了。对这个时期来说，留存下来的东
西至少还是确实的，这意味着增长的农作物产量中有一部分并不是由于现代
① 机械化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主要争论点。机械化的实行部分地是为了克服
劳动力短缺，诸
如在一年两熟或三熟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中收获一季作物并换种另
一季作物。然而，
机械化也被看做是服务于社会政治目的的，诸如：减少城乡之间劳动样式的差别和巩固集
体经济。（拖拉
机尤其在为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有助于补充集体所需的劳动力。）参见本尼迪克特·斯塔
维斯：《中国农
业机械化的政治》。
化投入物资的增加，或庄稼中直接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和机器，必然另有原因。
假设稍有不同，结论也会稍有不同，然而，只有根本性的变化，才能改
变主要的结论。大规模的农村劳力动员的努力，无论其对农作物生产所产生
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是大还是小，都造成现代化投入物资的浪费，致使收
成大减。更具体地说，如果能有效地使用化肥和有关投入物资的话，就会使
产量增长一半多，而且，按照1 公斤养分能生产出10 公斤粮食的规律，它们
能达到预期的产量。否则，肥料被无效使用，造成产量更低，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劳力动员进行的土地改良或许会在提高产量上作用更大。这里所重用的
增长手段，不允许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解释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
这两种解释中，没有一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建设的劳力动员
已被证明是中国达到农业产量增长的一个成功的手段。充其量它只是农业增
产的一个辅助因素。效果不大的部分原因是公社体制存在管理和物质刺激方
面的问题（公社是劳力动员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类型的
农村建设工程，不是能给中国缺少灌溉系统的地区带来改良的灌溉系统的最
适用的技术手段，这也是个事实。华南地区早在1000 年以前便已开始修建这
种灌溉系统，这些系统虽可改造，但这些改造工作所能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
华北地区迫切需要一个更可靠的水源，但是，只在少数几个地区，诸如大寨
和林县所在的太行山脉边缘地区，才有可能仅仅通过劳力动员来显著扩大水
浇地面积。在其他地方，人们不得不更多地利用长江水，这就意味着首先要
清除很多淤泥，而这项工作只有在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方案，在长江上游兴
建堤坝和发展绿地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①或者，就得像人们时时考虑的那样，
必须想方设法把长江水北调，引入黄河。而在任何环境下不略施小计，几百
万农民是决不会携锄荷锹，主动从事这项工作的。
农村的小型工业
尽管现代化的物资投入或许会大大提高农业产量，但在1966 至1976 年
间，这些投入物资至少多数是由农村地区很小的工厂提供的。如前文在工业
战略的讨论中所提及的，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农村工业化
的基本思想起源于大跃进期间。但大跃进的小型工业工程，设计上有很严重
的缺陷。冶炼钢铁的土高炉比比皆是，便是工业重点的选择不合时宜的一个
最好的典型例子。这些高炉与其他大多数公社的企业一样，既费物又费时，
而生产出的价值却微不足道。到1963 年，公社企业的数量从1960 年的11.7
万个减至1.1 万个，而1966 年仍只有1.2 万个。②
然而，1966 至1970 年间，社办工业企业再次处于上升状态，而且还有
许多也属于小型的新兴县级国有工厂加入进来。但是，与早在大跃进时期所
进行的尝试不同，这个方案并非遂领导所愿，建立在某些乌托邦的基础之上。
这个时期的关键性观念是明确的。农业需要现代化的投入物资，但是，如果
这些投入物资要由大型的成套引进的企业提供，将造成国家投资和外汇预算
① 关于华北地区用水问题的讨论，参见詹姆斯·E.尼克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力工程
和水 力资源》；
阿尔瓦·刘易斯·埃里斯曼：“引水灌溉华北平原的潜在费用与收益”；见德怀特 ·H.珀
金斯：《中国农
业的发展（1368—1968）》，第4 页。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7 页。
的大规模转移。而且，高额的农村运输费用，使得将企业安置在既靠近原料
产地，又靠近产品用户的做法合情合理。把石灰石和煤作为投入生产出水泥，
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在中国多数农村地区，石灰石和煤都小有发现，因而，
将水泥厂建在发现地附近，以满足修建水渠和其他目的的要求，还是可能的。
如果工厂不大，当地人只须利用有限的外部的技术监督，便能自建工厂。修
建一个能生产100—200 万吨水泥的大型工厂的抉择，将会导致生产出更高质
量的水泥，但绝大多数的公社要花费两倍或三倍于最初的生产费用，把水泥
运到利用它们的地方。
农业机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把这些小工厂建在靠近产品用户的优越
性。拖拉机和其他机械故障频仍。在工业国家，农民可以到附近的销售者所
设的修理店去更换零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鲜有销售商，而备用零件也不充
足，甚至没有存货。农民为了修理起见，只能将拖拉机远远运到上海或北京，
但这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解决的办法是在公社用户的周围设立修
理单位。但是，大修的能力包括多种最初制造这一产品所需的技术和设备，
所以，把大修单位改造为制造业企业并不困难，而中国所做的就是如此。①
1965 至1970 年，社办小企业的数量提高到4.5 万个，而到1976 年，数
量达10.6 万个，差不多回到大跃进的水平。五种工业尤其受到重视——水
泥、农业机械、化肥、钢铁以及电力。到70 年代初期，中国水泥总产量的一
半，或者说农村使用的几乎全部水泥，都是由小型工厂生产的（见表26）。
几乎一半化肥也是来自小型工厂，这些化肥的构成主要是低质的碳酸氢铵。
在70 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关闭了许多小型企业，而这些都是属于那些浪费原
料且成本高得无法允许的企业。1966—1976 年10 年间决定修建许多工厂，
并未充分考虑它们的经济效益，这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事是，没有几
家工厂是因为低效率而关闭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决定是在高度政治
化的气氛下做出的。①
表26 小 型 水 泥 厂
①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型工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见乔恩·西格森：《中国
农 的工业化》；
卡尔·里斯金：“小工业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季刊》第46 期（1971 年 — 6 月
）；德怀特·H.珀
金斯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小型工业》，美国农村小型工业 表团的报告。
① 对1976 年以后那个时期所做的一项有用的研究是，克里斯廷·汪（音）：“中华人民
共和国 农村的工
业化：文化大革命10 年的教训”，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 中国
》，第394—418
页。
项 目
年 份
小型水泥厂
的数量a
水型水泥厂
的年增长率
小型水泥厂在总产
量中所占的比例（%）
1949 — 38.0 7.6
1953 — 1957 — — 2.6
1958 — 1962 — — 19.8
1963 — 1965 — 77.1 26.8
1965 200 — —
1966 — 1970 — 14.9 39.0
1972 2400 — —
1971 — 1975 — 20.8 53.0
1975 2800 —
1976 — 1980 — 14.8 65.9
1980 4533 — —
a.小型包括县也包括公社一级的水泥企业。
资料来源：高文习（音）：“中国的水泥工业”，《中国经济年鉴》（ 1982 ）第5
卷，第205 页；乔恩·西格林：《中国农村的工业化》，第153 页；美国小型
工业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小型工业》，第86 页。
小型钢铁工业是一个很难遭受关闭打击的部门，其中500 家工厂中有300
家（主要是最小的）被关闭。小化肥厂也颇遭非议，但在多家效率极低的工
厂被关闭之后，这些工厂的化肥产量可以达到其最高水平的3/4。①可是，总
的来看，小型工业仍以迅猛的速度持续增长。到1980 年，共有18.7 万家社
办企业，比1976 年多出8 万家。
原来的五种小工业中，有些（特别是水泥业）在70 年代后期继续增长（表
26）。1979 年，机械和建筑材料（砖和水泥）占了社级企业增长总值的一半
以上，而化学制品和煤又占去13％。②但至少在城市工业中心周围的公社中，
人们日益尝试着把社办工业当作以城市为基地的大型企业的转包者。这些和
其他的变化，造成已经描述过的80 年代发生的小型集体工业的迅速发展。但
80 年代的这个发展，只是中国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与农业发展只有间接的
关系。由于这在工业战略部分早有讨论，因而，有关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① 至少山东省的情况是如此（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工业化”，第413 页）。
② 这些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68 页。
1979 年以后农村政策的变化
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小型工业的持续发展上，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段时
间继续坚持1966 年以来的方向。然而，其他方面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寨
大队由于提出了错误主张，公然遭到人们的耻笑。征派大量劳动力从事农业
基本建设的情况依然存在，但其作用已显然不受重视了。
在80 年代初期的中国领导层看来，中国1977 年全年的农业成就是不能
满足本国需要的，其失误在于计划不周和管理不力，在于农民缺乏努力工作
和发挥积极性的动力。毛及其同僚依靠组织方式上的变化，通过大规模的劳
力动员，以实现农业奇迹；邓及其同僚同样依赖改变组织方式——尽管在类
型上二者十分不同——来提高农业生产率。
第一步是对农副业产品敞开市场，鼓励农民不仅扩大集体收入，而且扩
大个人收入。原则上，自由市场和个人家庭副业在1960 和1961 年便已恢复，
并在此后从未中断。个人的家庭自留地在1960 年也已恢复，60 年代初期面
积还稍有增加，①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保留下来。事实上，各种个体活动
不断受到负责集体生产的农村干部的压制。这些干部的责任是，不仅要保证
粮食及其他集体种植作物的产量和完成上缴指标，而且还要赋予农民社会主
义价值观和劳动作风。个体活动在集体劳动以外的时间进行，这助长了被视
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因此，1979 年以前，个体贸易活动只是小规模的，
个人家庭活动可能也只是为了自家使用，尽管这个说法尚无任何公开的数字
来核实。但到了1979 年，个人活动不再被看作时乖命蹇的必需，而是受到大
力的扶持，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农贸市场兴旺发达，每天都有千百万农民
涌入城里，出售他们自留地上的产品。1964 年，私人收入约占家庭收入的19
％，1966—1976 年间的数字可能更低；但是，根据一项调查，到1982 年，
个人收入可能已达家庭收入的38％。②
到1979 年，集体农业活动的组织方面正在发生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变
化。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特别是在安徽，中国领导层开始了叫做“生产责
任制”的某些尝试。从1962 年起，贯穿整个70 年代，集体的基本核算单位
是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平均有25 户人家。①集体的农作物由队里组织种植，
社员的集体收入主要基于所在队的产量。有些地方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的——大队平均由200 个家庭组成，是公社组织结构中更高的一级单位——
约占不到10％的农村人口。②但就绝大部分情况而言，大队和公社一级仅负
责市场与农村小型企业，而不管种植作物。因此，农业生产的主要单位不大，
但形式仍是集体的。
在某些情况中，生产责任制保留了集体的或以组为单位的农耕，但在其
他情况中，责任进一步下放到家庭中。到1981 或1982 年，在最贫困的省份
中，90％以上的家庭以户而不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负责耕种以前的集体土地，
① 例如，在巴基斯坦代表团所调查的10 个公社中，个人自留地总共占全部可耕地的7.55
％， 而政府的指
标是5％。沙义德·贾维德·伯基：《中国公社研究（1965）》，第35—36 页。
② 60 年代的数字出处见前引书，第40 页。1982 年的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
年鉴》 （1984），
第471 页。
① 这种数字年年都稍有起伏。这里的数字是1965 年的（《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
5 页）。
② 同上。
这个制度在较富的省份中也日益推广开来。在某些情况下，收入仍依赖全队
的成果；而在其他情况中，收入甚至由家庭自身的生产情况来决定。③
到1983 年年底，甚至这些集体农业的痕迹，也大量地从中国农村消失
了。在私人和集体之间划分收入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几乎全部农业生产
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即使“公社”和“大队”的名称也被更古老的名称“乡”
和“村”所取代。农业在经历了1/4 世纪的集体化尝试以后，再次建立在以
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基础之上。④
市场力量在农村地区的作用也进一步扩大。统筹和分配转向市场体制，
在农村地区本来就比在城市工业部门中要简单得多。从一开始，就多数农产
品而言，新兴的市场便已存在，并被允许获得更大的发展。如前所述，这在
1979 年就已经开始了。即使在1979 年以前的集体经营下，就主要作物而论，
市场也起到一定作用。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物的价格偶尔也会变化，
而这些价格变化或许不会像城市地区的价格那样，过多地背离相对短缺的实
际。①或许最重要的是，农业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自然而然地会接与市场需求
一致的方式运作。由于对家庭成员来说，收益越高，便意味着生活水准也就
越高，因此，农业家庭自然地成为收入或利润的增进者。而且，增加利润的
唯一方式是增加产量或降低生产成本。与工业方面情况不一样，没有国家补
助计划或提供赞助的银行家准备帮助那些始终处于亏损状态的农业家庭摆脱
困境。国家只有在农民面临饥馑威胁时，才肯采取措施。最后，当人们对付
的是几亿农业家庭时，要控制几个特定市场的垄断权是行不通的。不管官僚
制度是否允许，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市场运行良好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农村是存在的。然而，这个事实
并不意味着官僚政府对下列改革步骤是心甘情愿的：让相对价格的变化来控
制生产与销售。但是，向市场体制的运动，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所取得的进
展还是要大得多；到80 年代中期，一项决定原则上使全部农产品的买卖都通
过市场进行。国家对农民的强制性的购买额将被废除，而代之以自愿性的合
同。但是在实践中，国家官僚不愿把更多的控制权拱手交出。至少在1987
年年中，合同还不是完全自愿性的。
在那些更不情愿的改革者看来，问题的性质可以通过粮食市场加以说
明。到80 年代中期，由于要提供有关补贴的高额费用，中国政府的压力更大，
被迫减少它在粮食买卖中的作用。城市粮食售价要比付给农民的价格低得
多，如果包括运输和市场买卖的费用，那就更低了，由此而造成的损害大大
地耗费了中央政府的财力。
③ 有关1981 年各种责任制的讨论，参见刘绪茂：“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几种生产责任制
介绍”， 《经济
管理》，第9 期（1981 年9 月15 日），第12—14 页。在凯思林·哈特福德的“社会主 
义农业死了；社
会主义农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中，对这些制度也有大段论述，见 伊丽莎白·
J.佩里和克里斯
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2 页。
④ 关于向家庭农业转变的过程，许多作者曾做过描述和分析。这个过程中较早的部分能够
描 述，这部分地
是以第一手的村庄研究材料为基础的，见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 展：巨变》
。又见戴维·兹
维格：“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反对：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亚洲概 览》第23 卷第7 期（
1983 年7 月），
弗雷德里克·W.克鲁克：“公社体制的改革与乡—集 体—家庭体制的兴起”，见美国国会
联合经济委员会：
《面向2000 年的中国经济》第1 卷，第 354—375 页。
① 然而，与实际缺货市价的背离，依然确实存在。例见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农业价
格”。
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并非是一个容易为人采纳的解决方案。城市粮食价格
会立即迅速上涨，造成影响深远的政治稳定方面的后果。这短期的危险缓解
了，部分原因是由于1982—1984 年粮食获得大丰收。关于这次大丰收，我们
在后文还将提到。由于大量的剩余粮食冲击市场，粮价上涨本应缓和下来。
然而，城市市场粮价在1985 年仍比国家牌价高88％，因此，国家取消粮价
将使价格大增，尽管不会大到88％的地步。①
即使眼下的政治问题能得到处理，从党内保守派的观点来看，还存在另
外一个更基本的长期问题，这个问题与依靠市场提供基本食物相关。在保守
派看来，危险是如果市场不能促进粮食产量达到足够的程度，那将怎么办？
严重的供应短缺，会造成价格迅速上涨或发生更坏的事情，甚至会造成营养
不良，就像1960 年和1961 年中在国内部分地区发生的事情一样。1960—1961
年的那次危机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党内分裂的主要因素，这次分裂就其高潮而
言超过了文化大革命。1985 年，经过连续三次创纪录的丰收之后，这个危险
似乎不很大；但到1987 年年底，粮食收成连续三年没有超过1984 年的最高
水平，因此，保守派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实际情况是，在80 年代中期，中国粮食供给充足；而在1985—1986 年，
尽管人均消费有所增长，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事实上的纯出口国（见表27）。
而且，中国从出口中一年挣得300 亿美元（原文如此，似有误，应为30 亿美
元——译者）。而相比之下，在1960—1961 年所得还不到20 亿美元。1987
年，中国可能以大约10 亿美元的价格进口了1000 万吨粮食。如果中国在1987
年严重歉收，因而，比如说，要以当时的世界粮价进口5000 万吨粮食，费用
将低于60 亿美元，或者说，还不到中国外汇收入的20％。即使世界粮价迅
速上涨（这在中国如此大量购粮的情况下是可能的），中国也有外汇度过这
次亏损，消费不会下降。无论如何，政府对农民可种什么的直接干涉（这是
保守派对危险的回答），是制定一个有效的粮食保障政策的脆弱的基础。政
府规定的粮食上缴额并未考虑天气恶劣的因素。过去，这些定额限制了农民
能力的发挥，不能把粮食作物转换成经济作物，但代价却是农业总产量低了。
如果取消控制，农业总产量几乎肯定要比这高。
粮食进出口
表27 （以年均百万公吨计）
① 如果双重市场（其中一个受控制）被一个单一的不受控制的市场取代，则辅助性市场的
价格 往往就反映
不出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统一市场上的价格将高出过去政府控制的价格水平。 但是，较
高的价格将造成
粮食消费缩减，因此，供求通常能在低于辅助性市场的价格上达到 均衡。然而，要确定所
达到的具体价格，
关系到种种假设。由于这些假设过于复杂，在这个 注脚中我们不能涉及。
年 份进 口出 口纯 进 口
1950 — 1960 0.082 2.273 -2.191a
1961 — 1965 5.932 1.623 4.309
1966 — 1976 5.015 2.772 2.243
1977 — 1978 8.089 1.767 6.322
1979 — 1981 13.203 1.419 11.784
1982 — 1984 13.321 2.135 11.186
1985 — 1986 6.867 9.372 -2.505
a.负号表明纯进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372 、388 、394 、398
页；《中国统计年鉴》（ 1984 ），第397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 1987 ），第90 — 91 页。
中国农业的现实问题并不是面临因天气恶劣或粮价突然下降致使粮食作
物大规模地改为经济作物而造成的那种周期性衰退的危险。如果中国也像日
本、台湾、韩国一样，给耕地以补助，那么它的农业和粮食政策的中心问题，
就是如何满足国民迅速增长的食物需求。中国的东亚邻国日益依靠食物进口
来解决土地问题。例如，韩国在1979 年全国每人年均进口粮食145 公斤。而
对中国来说，如果人均进口也这么高的话，就要从国外购入14500 万吨粮食。
而在80 年代，进口这样多的粮食将大大超过中国外汇支付的能力。
1980 年作物产量下降，而紧接着在80 年代初期就取得了几次大丰收，
这使得这个长期的问题变得令人捉摸不定。这几次大丰收的原因各不相同。
天气不坏有一定的作用。放手让农民自己决定在土地上种植什么，使得投入
物资重新分配给经济作物，这提高了整个农业生产率。但是，粮食产量在1982
—1984 年中也向前飞跃，这表明只要放松对农民的控制，就将产生积极的影
响，这影响还不只局限于从粮食向经济作物的转变。在80 年代，诸如化肥、
农业机械和电力之类的关键性投入物资，也在持续增长着。本章没有余地测
算每一部分对产量增长的具体贡献。一个部分的成效肯定会增强其他部分的
影响。然而，如果不搞责任制，不搞家庭承包的话，毋庸置疑，农业生产的
增长肯定要大大低于1980 年初的水平。
80 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包括农村工业）年均高于9%；农业增
长的这种迅猛势头，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经验看来只是由于拆除了农业
有效生产的障碍后而出现的一次性增长。一旦达到更高的效率水平，中国农
业增长率在1985—1987 年便降回较为固定的水平。此外，更加恶劣的天气有
时也是一个因素。农业产量每年增长5％，按世界标准来看是高的，而不管
怎样，增长越多，便越不同凡响。在东亚，由于耕地增产潜力有限和迅速的
工业化，更低的增长率才是符合标准的。例如，在日本，80 年代初期的农业
产量与60 年代中期基本相同，而人均粮食产量却仅达60 年代中期的一半。①
更为贴切的对比是，在韩国，农业在1965 至1984 年间年均增长4.3％，而
① 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统计年鉴》（1984），第277 页。
粮食却仅以一年1.2％的百分比增长着。①对于台湾来说，在同一时期的增长
率可比数字是2.4％和—0.3％。②因此，对中国来说，农业生产一年4％的增
长率和粮食生产一年2—3％的增长率，可能也算是个成就了。
中国长时期的问题是，对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需求的增长高于3—4
％。例如，在1980—1984 年间，中国对粮食的需求肯定是以一年5％以上的
比率增长的，③而产量增长却达一年6％以上，这就造成了可能使中国在1985
—1986 年成为有盈余的纯出口国。如果粮食产量是在一个持久不变的基础上
一年增长3％，那么对工业化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需求，以现价计，如果不更
高的话，至少也在一年中将增长4％，而中国也将重新变回与其东亚邻国一
样的主要粮食进口国。
因此，责任制和由此产生的农业发展的突飞猛进，使中国得以在短时间
内暂缓这个长期存在的全国性的农业问题。工业化得以向前波动；农村地区
的人均收入，在食物需求未超出国内供应的情况下也能翻上一番。然而，到
1987 年，中国或许已经返回到一个更加正常的方向上，这个方向符合人均耕
地0.1 公项的国情。因而，中国农业的未来选择，可能与70 年代后期所面临
的选择更为类似。实际人均收入增长加快，可能使中国在农业中投入足够的
资金，确保这个部门的增长率足以保持在农业进口更迅猛的增长不超过中国
挣取外汇支付进口的能力的水平上。由于农业投资有这种预期的后果，因此，
与80 年初期发生的情况一样，给农民以物质刺激，使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投资
和其他投入物资，达到最大效果，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做法。
如果走回头路，仍控制农业产量，那也能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对粮食的
过度需求，主要是因为减少了物质刺激，收入的增长明显减慢，所以需求也
就下降了。以鼓励出口战略转为向内，也会达到同样结果。由于不仅粮食进
口而且所有产品进口的增长减慢，全部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减缓下来，这样，
对粮食的需求便能缩减了。另外，国家可以重新实行严格的分配制度，这种
制度即使在收入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也能减小粮食需求。给出了这么多选择方
案，然而毫不令人惊奇的是，至少有些改革者主张更加市场化的改革，鼓励
农民生产，大力促进出口，以满足粮食进口预期增长的外汇需要。①
收入分配
无论1966—1976 年间组织农业生产的方式有多少优点和弊端，人们还是
普遍地相信，这种制度至少减少了农村中的和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人们
担心1978 年以后政策的改变，将会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80 年代初期公布
的数字，提出了有关这两种假设的问题。正如罗尔的评判所表明的，40 年代
后期和50 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造成占农村人口20％的最贫困者收入大增，
① 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75 页。
② 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册》（1986），第65、67 页。
③ 中国人的收入年均增长约为9％。对粮食需求（包括牲畜饲料）的收入弹性的保守估计
可能 是0.6，这
将意味着粮食需求一年中以5.4％的速率增长。假设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就不 同；但是，
要提出一个在这
个时期产生出不高于5％的需求增长率的合理假设，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
① 例如，在1987 年11 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乡镇企业的会议上，杜润生在发言中清楚
地指 出了鼓励进
口的政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之间的关系。
而这绝大部分是在损害地主利益的基础上取得的，地主丧失大部分财产，却
丝毫没有得到补偿。②在1953—1955 年期间继续存在的不平等，是在既定地
区中富裕农民与贫苦农民之间和贫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1955—1956 年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消除了土地占有量上的差别。合作社（以及后来的生产
队）中仍然存在着差别，这是由各个家庭中健康的成年劳力与不从事劳动的
受赡养者（孩子、上年岁的父母和病人）的不同比例造成的。尽管这些差别
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但它们与由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所造成的不平等大不相
同。
对到中国农村参观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任何一个既定的集体单位都
有的相对的平均主义结构。参观者不能或没有看到的是，在地区之间收入差
别很大，集体化对这些差别可能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与富裕郊区的农民
一样，贫困山区的农民也要和本地区的其他贫穷农民结合在一个生产队中。
山区境况较好的农民，尽管收入比全国农村平均收入要低得多，而他们集体
后收入还会有所下降；而郊区不太富裕的农民，尽管收入往往高出全国农村
平均收入一倍，但集体后他们的收入却会有所增长。
对于最终的计算必不可少的数据现在还未找到，但罗尔的数据指出，即
使在1956—1957 年完全受集体影响的情况下，不平等也没有减少多少。①地
区性的差异大到这种程度：集体单位内无论如何缩小不平等，也不足以平衡
地区间的差别。本章的中心问题是，1965 年后采取的措施是否改变了这种地
区悬殊的结果。
农村不平等的缩小，或许是通过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达到的：农村
公社的累进税或许能减少不平等，但中国税制中几乎没有任何累进可言。给
予最贫困地区的福利金也有助于不平等的缩小。尽管我们对中国农村的福利
制度知之甚少，但地区间的相互调拨显然是相当小的。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的
公社，显然可以获得援助；但绝大多数的其他公社却被要求自谋出路。第三
种措施是使农民从最贫困的地区迁往较富裕的地区，但是，在一个几乎没有
新的土地可供开展这项工作的国家中，这个办法势必会在农村导致严重的矛
盾。最后，国家可以把投资和经常性投入指向最贫困的地区，或许国家偶尔
也曾这样做过。但是，由于在许多贫困地区，资金回收率在运转过程中很低，
这种政策经常是以生产率的缓慢增长为代价的。往往较富的地区供水充足，
这为更多地利用化肥和改良植物品种提供了可能。
因此，几乎没有理由要求农村的不平等——尽管与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
国家相比程度要低——在六七十年代减少很多，而且，似乎也找不到多少支
持这种观点的数据。测量不平等的标准方法是用吉尼系数，这个系数的数值
范围是从“0”（完全平等）到“1”（完全不平等）。例如，有关1980 年大
队集体收入分配的数据，提出一个.232 的吉尼系数，这个数字事实上与从罗
尔的有关土地改革之后和集体之前那个时期的数据中得出的.227 的系数完
全一致。①各省的数据表明，各省之间人均农业收入的差异，70％能用人均拥
② C.R.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30 年代与50 年代的比较”。
① 罗尔的数据按地区给出了富裕的、中等的和贫穷的农民的收入。如果假设在既定地区富
裕农 民和贫穷农
民的收入在集体之后与中等收入农民一样，便能得出这个模拟分配的吉尼系数 为.211，这
个系数勉强低于
集体之前（和土地改革后）的那些时期的，277 的数字。
① 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第72 页。
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来解释，这加强了上述结论。②由于各个地区间人均拥有
土地的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在整个60 年代和70 年代中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相对收入也几乎没怎么变。
1978 年后的变化是否改变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人们很难在短时期里
分辨出收入分配的趋势，而且，所能得到的中国数据根本也不适合于这种精
确的计算。但是，城市和运输干线周围已富裕起来的公社，很可能从发展经
济作物和副业活动的良机中获得大小不一的好处。毕竟，贫困的山区既不能
为城市居民提供蔬菜，又不能为城市企业从事分包工作。因此，自由化的经
济控制，或许能在80 年代初期造成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的增长。
然而，当我们转向城乡收入差别情况问题时，自由化的控制与更大的不
平等之间的关系便不十分清楚了。事实上，自由化在一定条件下，能有效地
减小不平等。
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中心特征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实际上是禁止
的。此外，成百万的城市青年被遣送到了农村公社和国营农场。如本章早已
描述的，在同一时期，国家继续源源不断地把投资倾入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
在投资成为日益增长的资金动力时，城市地区对劳力的需求仍在稳步增长。
这个需求可从已是城市居民的人中得到满足，或从那些住在城市附近的公社
中、能经常往来于城市之中而无需城市户口的人中得到满足。结果，在城市
中，城市人口的劳动者与被赡养者的比率稳定地增长着，而对那些在国内已
经是最富裕的公社来说，在城市中工作的机会增加了。如表28 的数据指出
的，工资虽未增加，但结果是，城市里人均消费比在农村增加得更快。有关
郊区公社的类似数据无法得到，但这些数据或许将指明一个相同的趋势。
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消费
表28 （以时价元计）
年份
（ 1 ）
农村的消费
（ 2 ）
非农村的消费
比率
（ 2 ）÷（ 1 ）
1952 62 148 2.39
1957 79 205 2.59
1965 100 237 2.37
1978 132 383 2.90
1980 173 468 2.71
1982 212 500 2.36
1986 352 865 2.46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 1982 ），第7 卷，第28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
计摘要》（ 1987 ），第98 页。
1978 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部分答案是，从乡村向城市移民并不是在
那个时期所制定的放松控制的措施之一。许多被遣送到农村的城市青年，被
② 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第115—119 页。
允许或者已经自愿地返回城市，而到80 年代中期，一些农业人口也被允许迁
入较小的城镇，但是，农村居民仍然不能随意迁往城市。虽然农产品收购价
格的大大提高并未改善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但是，由于城市食物的销售价
格没有提高，因此，对中央政府的预算来说，这个措施的代价太大，不可能
重蹈这个覆辙。①对城市住宅的大规模投资和城市工资的普遍增长，有助于城
市居民保持他们优于农村地区的地位。无论如何，只要中国更贫困地区的农
民离开本地区、迁往城市甚至县城的做法受到阻制，迅猛的工业化便可能伴
生出一个很大的、可能范围很广的城乡收入差额。因此，1980 和1982 年城
乡差距比1978 年缩小了一些，但不应将此视为一个长期趋势的开端。尽管由
于表28 的数据就是如此，以致于从这些估价的微小差别中得不出有力的推
论，但是，这个差额实际上在1986 年已有所增大。
① 这个问题在拉迪的“中国的衣业价格”一文中有更大篇幅的讨论。
结 论
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
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划没有改动的翻
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
—1976 年这10 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
上，自力更生与50 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 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
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在中国农村，政策受苏联影响极小。首先，人们认识到如果农业产量停
滞不前，就是致命的大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农业产量，而不是要不要提高。
而中国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将“实用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观念
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推动了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并进口了大量
肥料。那些与毛观点接近的人搞了大规模的群众劳力动员，还树立了大寨榜
样。他们还力主农业所需的现代化投入物资大部分应由农村地区的小型工厂
提供。
在形式上，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依然沿袭苏联的集中化模式，只是60
年代初期作了小小的修改。五年计划或许始终都有问题，但年度计划依然决
定着一个企业生产什么。重要的物资和设备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进行分
配。工资依据苏联的制度分为八级来支付；而农村集体的收入，与50 年代（不
包括大跃进时期）和60 年代初期一样，是以所挣工分为基础的。
如果形式上尚无不同的话，那么，在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期，在这
种形式的范围内，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苏联的八级
工资制的意图本是提供物质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但中国人以冻结
工资级别和取消奖金的手段，撤消这些物质刺激。在农村地区，政治态度在
分配工分时，往往与所付出的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管理方面，企业
继续接受降低成本和投入的指标，但如果产量指标完成了，这些指标就不必
认真地对待。此外，政治上的考虑常常干扰着评判标准，而在其他国家，这
种评判工作是更加重视技术条件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
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
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
1968 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
增。只要这些投资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
维持增长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
然而，到了70 年代中期，经过20 年实际工资的停滞之后，劳动纪律正
受到破坏；大庆和其他油田的石油产量已达到顶峰，面临着下降的危险。投
资率虽然持续上升，但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则更快。无论由谁来控制政治局
面，由于恣意滥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稳定增长的年月都是快到尽头了。
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清洗，中国在1977—1978 年间的暂时领导
人在一场加速增长的尝试中，进行了明显的外向型转变，鼓励企业大量引进
国外技术；他们还同样明显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反对物质刺激的政策，恢复
了奖金，提高了农业收购价格，全面提高工资。但是，人们仍然重视机械和
钢铁，这种重视与物质刺激和对外贸易的政策不相协调。
在1978 年末和1979 年初，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最终、至少暂时地放弃了
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消费品第一次不仅在国内消费，而且在出口方面，取
得了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它的东亚邻国成功地遵循的
那个模式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改革时期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全面减缓增长速度
以“调整”经济体制的努力并没扩及到1981 年之后，1981 年，工业和农业
的增长速度猛升。降低重工业重要性的做法，也证明是暂时的。在1982—1986
年这个时期，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比率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行的那个水
平上。能源供应的不景气状况结束了，这个关键部门重新恢复了增长势头，
这为再次推动运用能源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是，中国的部门发展战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视扩大出口、
向海外借款和欢迎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向转变，不仅得以持续，而且还
有所发展，并在更多的领域中出现。降低轻工业和消费品重要性的做法更多
地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波浪式的发展意味着，消费品
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资和获得的奖金能买到东西。就部门发展战略而言，中
国迈出了引人瞩目的一步：沿着其东亚邻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的方向
前进。出口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比如说，不如在韩国大，但是，
这种情况更多地是说明中国幅员辽阔，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贸易在大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国小。中国的贸易比率，尽管比韩国或台湾
小得多，但与日本60 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与周围较小的国家相比，中国贸
易的这种比率，是中国之所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注重重工业的一个重要
原因；而相比之下，韩国在60 年代集中发展轻工业，它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部门战略上的这些变化，仅仅是毛去世和1978 年12 月的三中全会之后
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为根本改革以前管
理经济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动。
早在1977 年中央便已开始放松对外贸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得不恢复
控制，因为企业趁机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进口合同。那些已沿续
下来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取消对农村市场管理的控制。紧随其
后的是，农业集体实际上被放弃了，生产责任制推广了，责任制在1983 年达
到高潮。在1979—1983 年这短短五年里，中国已从一个受来自上级的国家定
额和更多地来自党的干部所坚持的那些标语的共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业体
制，走向主要通过间接的市场机制控制的私人家庭农业体制。少数市场限额
虽仍保留下来，但80 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开始取消这些限额。
工业中苏联式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废除的速度比较缓慢，一部分原因是由
于这里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农村中的情况复杂得多。工业体制改革的试验早在
1979 年便已开始。这些最初的尝试，本质上是试图使苏联式的官僚指令性体
制能更好地运行。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了一些改革，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控制有
所放松，以利于竞争；给予各种计划指标的优先地位也得到调整，效益方面
的指标越来越受重视，而产量指标却越来越不强调了。
到1984 年10 月，部分地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党要求在工业部
门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使中
国的工业管理和控制的体制摆脱以往集中化的官僚指令性体制，沿着一个将
市场控制和统筹的方法与关键部门中继续存在的官僚化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
体制的方向变化。至少对某些改革者来说，目标是建立一个市场与国家控制
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60 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搞的市场与国家控制相混
合的那种体制的翻版。然而，到1987 年年底，实际情况与这个目标相差甚远。
在1987 年10 月中共十三大上选出的某些政治局成员，仍然反对经济体制上
的这种巨大变化。同样或更加重要的是，官僚化的控制体制根深蒂固，即使
是最坚决的改革者，在试图铲除这些体制时，也面临着许多阻力。
中国部门战略的转变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已认
识到（虽已延续很长时间）国家的经济资源。农业方面的问题是，如何从一
个非常有限的土地和过剩的劳动力中获得更多的粮食。通过大规模的劳力动
员实现这个目标的尝试失败了。更多地使用化肥和改良的植物品种，只能解
决一部分问题；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投入物资。以家庭
为基础的农业在亚洲其他地方已被证实可有效地使用资源；在中国，这种农
业在1981 年后也被证明是同样地行之有效。
同样地，高度集中的计划与控制体制，对控制与协调几十万个在各种不
同条件下进行生产的小型企业来说也肯定是个效果不佳的手段。维护中央控
制的尝试导致局部性垄断，并导致了若干严重妨碍小型企业发展和效率的其
他措施的产生。一旦这些控制被撤除，这个工业部门便会兴旺发达。
随着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提高了，其提高速
度可与韩国、台湾和日本在以前曾有过的那些发展相媲美。在从1977 至1987
年底这整整11 年中，中国的纯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达8％以上。以人均计算
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即使增长如此巨大，中国经济以人均计，
或许仅相当于60 代中期的韩国和几年前台湾的水平。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仍在
农业之中，而更大比例的人口仍居住在农业地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在80
年代迅速下降了，但还需要10 年或更长时间，这种发展势头才能将绝大部分
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变为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
中国人民已普遍享受了加速增长的第一阶段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由
于农业地区首先经历了经济的兴旺发展，很可能全国范围的不平等现象比80
年代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城市里克服不平等的情况不及农村那么
好，但城市的收入提高了，绝大多数家庭开始购买诸如电冰箱和电视机之类
的耐用消费品。可以想见，基于市场原则的持续的迅速发展，会日益增加不
平等。但在80 年代后期，中国仍然采用高度平均主义的方法分配这些增长的
利益。
因此，到1987 年年底，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并不是它的东亚邻国的翻版。
无论中国的改革者多么努力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这种从苏联式集中计划
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终发展结果，与在东亚其他地方可以发现的、
基于私有制的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制，还是有几分不同。中国与80 年代后期
东亚其他地区出现的城市繁荣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到80 年代后期，中国已从
业已存在数千年之久、70 年代初虽有改善但仍明显可见的贫困的农业经济
中，大大向前跨了几步。
第七章 教 育
学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10 年期间，教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是这场
运动的最终目标之一。然而，运动是从动员老师和学生当先锋的学校中开始
的。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教育范围，建立了教育改革及其他领域改革的舞台。
回顾过去，由于教育作用的双重性常混淆不清，因此，本章主要指出发起这
场运动的动员阶段，和此后旨在使“教育革命”制度化的巩固阶段之间的区
别。①
1966—1968 年的运动可看作是这场大革命的动员阶段，如同其他几次
（从40 年代的土地革命开始）一样，都打上了毛的烙印。这种说法认为，毛
作为发起人，在他脑海里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要保证中国革命沿着他自己
的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沿着党内其他异己分子的路线发展。根据
这种说法，权力之争和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
手段而不是目的。
毛的路线在1958 年大跃进时期已十分系统地采用过了。尽管这次冒进给
经济带来了灾难，但毛不愿放弃其目标。甚至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足以导
致党内领导的分裂，使反对他的意见日益明朗化时，他仍然如此。在他看来，
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不充分，上层建筑领域也还有待革命化。为实现这一
目标，全国上下与其观点相悖的思想以及拥护这种思想的人都有待改造。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如《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9 章所表明）已定下了这些目
标，但与完成这些目标所担负的任务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大革命又继续
担当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未竟的任务。同时，又增加了执政党内权力斗争这
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民主革命开始后，经过28 年（1921—1949）才完成了一
系列革命，后来又进行了17 年（1949—1966）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作为这些
革命的胜利者，发起了这场完成上述目标的运动。①
1966 年的“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

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
域的
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为进行如此雄心勃勃的事业，既要纠正错误的思想，又要夺那些拥护这
些思想的人的权。毛发动了这场群众运动。1966 年6 月1 日的《人民日报》
社论宣称，“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
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那时，毛
操纵着这场群众运动，向“目标”放出了“群众”的能量。他就是用这种方
法在土地革命时期夺取了中国农村的政权。只要旧的政权机构统治着农村，
土地改革就不会取得胜利。同样，在那些反对他的势力被推翻以前，毛的社
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政策也不会成功。不过，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那些反对他
① 这一解释来源见本章第585 页注①，参见后文中朱莉娅·匡（音）：《中国学校中的文
化大 革命（1966
年5 月—1969 年4 月）》；梁恒与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安尼塔·詹： 《毛
的孩子们》。
①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10 月25 日。载于《万岁》（1969 年），第6
58—659 页。
的当权派是他自己党内的领导人，并都曾是整个革命事业过程中的先锋。
这已不是毛第一次发动群众来批评党。但就这些对象的性质和范围说，
这是最大胆的一次实践。这样利用群众有很多相关作用，是打击对象的一种
有效方法；由于允许群众直接参与权力斗争，因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就有
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运动期间自然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成为接替被推翻的
当权者的新的领导来源。总之，这可以使接班的那一代人在毛死后能继续进
行他的革命。
当然，这会产生“过头事情”。但毛泽东早就发现过头事情有一种功能。
所以，只要这些过头事情发生在“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时期，就是可以容
许的。在运动的巩固阶段，当群众痛恨的对象已被打倒，这种过头事情就随
之被纠正，因此，认为运动高潮时期的所有情况到运动后期的温和阶段都会
保留下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毛泽东在以前群众运动中采取的原则，
先发动、促进，而后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采取同一方法。因而，
从1966 年5 月起，他故意使这场运动走向极端。一方面允许运动按其原有的
方式发展，另一方面又操纵被鼓动起来的群众，攻击包括党内最高层领导人
在内的被他指为批判对象的所有反对派。在破坏性阶段似乎达到目的时，这
些过头事情就被纠正。然后，一个新的上层建筑就由一个新的或至少变乖了
的领导班子来建立。
1968—1976 年采取的教育制度变革可看作是这次运动重建阶段的一个
重要部分。因为这些变革不可能在1966 年以前的领导班子下实行。整个教育
制度在1976 年毛死后，又突然被全面地恢复到1966 年以前的形式和结构，
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如此。这些情况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又一个合理证
据，即随着权力的丧失，政策也随之被轻而易举地推翻了。1976 年以后的逆
转情况，似乎最终证实两条路线的斗争确实存在，除非斗争不按毛的条件，
而是按其对手的条件来解决。他曾预言，这些对手需要一百多年，或者再来
几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战胜。在发动红卫兵阶段的第一年年底，他还说过：巩
固这场运动至少要十年。①
① “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 年5 月1 日，载于《万岁》（1969 年），
第677 页。
发动群众
一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标志着遍及全国各
校的政治活动得到了加强。聂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也是北大支持1964 年高
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员之一。她在这次运动中，反对校长兼党委书记陆
平。她的大字报在1966 年5 月25 日贴出，毛命令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然
后又在6 月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字报攻击了北京市委的两位委员
及陆平，批评他们企图以强调学术内容来阻止北大开展文化大革命，限制群
众参加，缩小运动的政治意义。
事实上，那年春天，学校的政治活动仍集中在学术问题上。紧跟毛在1964
年春节讲话中提到的同一斗争路线，批评教育制度的势头日益加强。批判的
焦点还是集中在学校的课程、教材及政治学习上。关于剧本《海瑞罢官》的
辩论，也仍然被看作是学术论战和学生作文的主题，而不看作是批评毛的社
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政治攻击。
聂元梓的大字报意义重大，为这场运动提供了集中的政治焦点。大字报
是在6 月2 日发表的，紧跟在6 月1 日具有同样挑衅性的《人民日报》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
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批斗对象与运动参加者
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不能如期于7 月举行的消息在6 月13 日宣布之
后，学生们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这场运动上来。为使学校能进行文化大革
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新生入学要推迟一个学期。特别是要实行一种新的
招生方式，让大量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走进大学，可这又是一个权力问题。
资产阶级权威决不会做一丝一毫的让步。6 月18 日的《人民日报》宣称：“他
们是不斗不倒的，倒了还想爬起来。因此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是一个
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
党组织想继续控制这场运动。如第二章中所讲，6 月初根据负责党的日
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少平的指示，工作组被派到全国各大中学校。工作组在
大学里起了制造分裂的作用。他们试图抑制运动的发展，限制群众的参与和
防止发生暴力，把活动限制在各校园内。有些地方，工作组想把学校党的领
导人列在运动对象之外。聂的大字报发表后，学校党的领导人即受到攻击。
后来，工作组受到批评，被说成是“矛头向下”，保护少数，打击多数。工
作组还反对前几个星期表现最突出、对工作组企图干涉这场新生运动表示不
满的积极分子。
在六七月间，这种冲突还只是局限于校园里。但是，在全国不同的地方
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对斗争对象的性质也缺乏统一理解。由于运动发展到党
外，发展到反对党组织，因此，由上而下的正常领导渠道被中断了。各省运
动的进展只能根据当地对各种信息的反应，如国家新闻媒介提供的信息，还
通过“北京来信”，或从北京回来的积极分子的报告会这类非正式的传播渠
道得以加强。
在北京，六七月间，学校领导干部戴高帽子在校园内游街，在学校会议
上挨批斗，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在中学，召开批判大会批斗校长
和党支部书记。这是最早的“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
生不同程度的拘禁，还关过“牛棚”。牛棚的含义并不是指“牲口棚”，而
只是一个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对他们的斗争终于结束了。他们被释放
出来后要接受群众监督，被调离工作或“靠边站”，从事某种卑下的体力劳
动。
在运动发展最迅猛的北京，工作组试图遏制和阻止运动的发展，这种行
为最终使他们成为像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类造反派学生的斗争对象，这时有
800 多学生因参加这种活动而被定为“反革命”。①他们自己也受到了管制和
严格的监督，并在群众大会上受到批判。
这一时期，一些无党派学术权威也受到批判并“靠边站”。这些人是不
费劲就能找到的靶子。在运动初期，那些被列为靶子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
的阶级出身不好，就是因为他们在1949 年以前与国民党有牵连，或者由于他
们的右倾思想和死不悔改的行为。这种人常被称为“黑五类”，意即地主、
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黑五类时多时少，这主要取决于他
们所在的社会团体。在后两年中，这些靶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在中国
某些地方，他们是首批“斗争对象”。后来的运动仅仅反对行政领导和党的
领导，而以前人们只知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唯一的斗争对象。
为了控制这场运动，工作组在每所学校都发动一些学生起来领导运动。
他们虽然不能说全部是，但基本上都有很好的阶级出身，也就是工人、农民、
干部（特别是那些1949 年以前入党的）、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这些人被
称为：“红五类”。这些学生和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学生，成了各个学校建立
的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领袖。
7 月底，毛以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离。随后，
他又把6 月10 日至7 月31 日工作组时期的50 天称为“白色恐怖”时期。但
工作组撤离时，留下出身好的学生作为运动的领袖。他们把后来这段时间自
称为“红色恐怖”时期。在北京是人所共知的“红八月”。
工作组撤出后，各种学生组织开始形成。学生在来自中央的各不相同的
消息的推动下自然地作出了反应，他们沿着相应的路线发生了分裂。“保皇
派”或保守派，并没有采取像工作组那样的行动去支持某位学校领导，据推
断，他们也没有去支持刘少奇和党的组织。学校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代表了这
些学生来领导。造反的学生（造反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这种分歧发展
成为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
尽管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绝对的，往往随运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有分裂，有联合，但各地都形成了一种有普遍性特点的参加组织的模式。地
方和军队干部及他们的子女往往站在保守派一边，他们不愿攻击党组织，而
是较积极地反对其他斗争对象。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人，如他们自己所说，
既不红也不白，站在造反派一边。阶级出身不好的人，如参加的话，也倾向
于这一边。这些人更激烈地攻击党的权力机构，而对那些与他们有诸多关联
的对象却不太攻击。那些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分成两派，两边都有参加者。
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他们并不是运动对象，既不是反动学术
权威，也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派系。他们也
① 威廉·欣顿：《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第55 页。
按类似路线分派，并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有时候，比如在北大，学生和
教师开始都参加同一组织。最典型的是绝大多数中学或大学学生有时加入这
一派或另一派，既出于积极性，也出于同情心。比如，北大教授周培源，从
1972 年起与周恩来一起致力于提高大学教育水平，并因此而闻名，在1967
—1968 年间曾积极支持北大的“造反”派。这一派与当时还算“保守的”聂
元梓的红卫兵派是对立的，而后者对党组织的态度要比造反派温和一些①。
阶级出身好的青年控制着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它们形成于1966 年8—9
月。工作组撤走后，批判大会变得更猛烈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
分子的批判仍在进行，而且在批斗过程中，他们常常挨打，有人向他们扔墨
水瓶，还受到其他侮辱。殴打和虐待的情况在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最
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各省的中学里。在“红色恐怖”时期，斗争对象的数量也
有所增加。这时，斗争对象已包括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和其他一些最初未被
列入的人，包括从未被实际列为右派但被认为有右倾思想的老师，或者是那
些家在海外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或者是那些在海外学习过而仍然欣赏国外资
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政治错误。
据作者在香港访问过的前教师和学生说，在大中学校中有大约10％的教
师与一些老同志一起被当作“牛鬼蛇神”对待。在办公室和研究机构工作的
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对待。隐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坏分子也被查了出来。在此
期间，这些斗争对象常常被抄家，因为红卫兵要寻找资产阶级财产和其他罪
证。他们的家属也受到不同方式的羞辱。妇女被强迫在洗衣板上跪数小时，
头发被剃光，要写自白书，还常常挨打。在这一时期，各地都有关于斗争对
象死亡或自杀的报道。
有时那些未正式被定为“牛鬼蛇神”的人也受到类似的体罚。教师也参
加了这场运动——不愿参加这场运动的老师，学生会贴墙报批判他们。所有
教师都要作书面自我检查，分析自己是怎样推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教育路
线的。所有学生都参加这场运动，批判他们的老师，评价老师的自我检查。
对大多数老师来说，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即使没有
严重到要召开群众批斗大会的程度，但也受到进一步审讯。在这些过程中，
如果他们回答问题稍慢些，有时还会挨打或受虐待。
就在这时，由于红卫兵冲出学校破“四旧”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四
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的街道名称被更改，“封建
的”艺术和建筑被毁坏。有些学校非常严格，只允许阶级出身好的红卫兵上
街执行寻找和摧毁“四旧”的任务。但在其他学校，虽然每人分成不同的组，
却都愿与出身好的红卫兵一起出去。而中产阶级的青年则跟他们自己的造反
派一起活动。
也是在8 月，红卫兵及其他一些人开始免费在全国旅行，以“交流革命
经验”。北京的青年走向各省，各省的青年汇集到北京。在北京，他们参加
了一系列大规模集会，毛及其追随者借此机会进一步动员和指导这场运动。
第一次大规模集会是在8 月18 日，毛亲自参加，并接受了一幅红卫兵袖章，
表示他对他们行动的支持。那年秋天，在免费旅行取消之前，约有1300 万青
年人来到北京。正是在这种串联中，来自各省的红卫兵，过去不知道，现在
才知道了斗争对象的真正性质。
① 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第210 页。
秋天，毛及其在高层的追随者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中央文革小
组”，把运动的焦点直接指向首要斗争对象。8 月8 日党中央“十六条决定”
及8 月5 日毛的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之后，这些情况就更明朗
化了。毛的大字报赞扬聂元梓的大字报，批评了在工作组的50 天中试图抑制
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干部，这就直接指向派遣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十
六条决定”指出：“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并指出右派分子和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
运动的对象。但“方针”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
对于主要斗争对象，毛不能单靠那些出身好的红卫兵，因为这些红卫兵
即使不受他要打倒的那些干部的子女所领导，至少也会倾向于保护这些干
部。他们很容易被鼓动去攻击那些级别较低的校长和党委书记；而当矛头明
确指向上边时，他们的作用也会发生问题。因此，从6 月开始，毛便在暗中
支持那些处于守势，还不能与工作组和早期的红卫兵抗衡的造反派。在北京，
为消除他们原先的对立，造反派控制了10 月6 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他们鼓
励每一个人（不仅仅出身好的），都参加到这场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的斗争中来。到1966 年底，随着阶级出身好的人的排他思想受到批
判，忠于他们的势力被削弱，造反派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段时期内，他们似
乎控制了这场运动。例如：有些高干的孩子和其他一些开始时领导过这场运
动的人站到了造反派一边；少数人成为反对现有机构的“极左分子”，另外
一些人由于运动目标逐渐牵扯到自己的家人而退出。
此时运动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允许学生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他
们可以进入机关与那里的当权派进行斗争。于是，运动由学校扩展到工厂和
政府部门；学生也参加了他们的斗争。这时官方禁止逼供信，这在反对学术
权威初期尚未禁止。但新的斗争对象仍然受到殴打和虐待。批斗大会上最常
见的是“坐喷气式”，或强迫被批斗者在会上弯腰站着，人在后面用胳膊架
着他们。
夺权
到1966 年底，最大的斗争对象被揭露出来了：刘少奇是要被打倒的最大
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从学校升级到党中央只用了半年时间。1967
年1 月，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层号召工人和农民加入到知识阶层夺取党和国家
权力的斗争中来。上海市的一月夺权斗争被当作官方的政策而传遍全国，波
及到各级党政机关。造反派与当权派之间的斗争很快在全国各省、市、县以
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进行；结果引起混乱，精心建立起来的深入到每一个
工作单位和行政单位的党组织停止了工作。群众运动迅速扩大，除毛和林彪
以外，整个党的高级领导层以及各地的省级领导都受到了群众的批判。①哪儿
的当权派得不到保护，当权者就会发现他们所受到的是与早先地位较低的和
出身不好的人一样的待遇。这一时期的运动以1967 年4 月由蒯大富及清华大
① 《人民日报》，1966 年8 月9 日。
① 这一时期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的负责教育和文化的部长、副部长名单见朱莉娅·匡（音）
：《转 变中的中
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第157 页。
学的造反派发起的批判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批判大会为代表。在斗争
对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权力之后，漫长的和充满分歧的建立权力机构的过程
开始了。
毛明确鼓励全国青年做他的革命事业的先锋，但要他把党和国家的领导
权交到被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手里，似乎决无可能。然而，毛当初利用群众
不只是要攻击当权派，而且是要真正把当权派推翻。一些人认为，他的这一
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特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当
然，对于一位党的领导人来说，允许非党群众以这种方式来参加权力斗争是
前所未有的。1967 年1 月以后，群众在日后掌权的希望逐渐受到伤害，并产
生了失望。正是这个问题使运动重又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
但是，人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全国已经起来的造反力量在从当权者手
中夺权后，毛究竟打算让他们分享多少权力；毛重建政权机构的计划最终在
多大程度上受到派系斗争和一月风暴后官僚主义的抵制。很可能，毛当初只
想指出大方向，并把群众运动引向那个方向。同时像他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
根据“群众运动规律”，一面沿着那个方向走，一面考虑朝那个方向发展的
细节。因此，1966 年8 月的“十六条”确实号召建立一个以巴黎公社为模式
的永久性的群众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场运动（第九章）。但一
月风暴后，所面临的任务已不仅仅是建立群众组织的问题。因而毛选择了一
条更为“保守”的道路，把反对“极左”路线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工作来抓，
并把这作为将这场运动进行到底的主要动力。①
1967 年2 月，官方的政策转为控制无节制的一月风暴所产生的过头事
情，中央谴责无政府主义，提倡加强革命纪律性，对改正错误的干部实行宽
大处理，毛自己也认为革命委员会比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更适合于作为重
建国家权力机构的形式。新的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是由革命干部、军人和群众
领袖的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组织。在重建过程中，毛还让解放军起主要作用。
第一个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是1967 年初发出的，从春节之后的那一学期开始。
同时，1967 年3 月，毛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
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
批、改的工作。”②
中央这些关于夺权后的指示，给了干部和保守派所需的机会。造反派称
这些后来反对他们的活动为“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层接受了这一
定论。为改变支持当权者的保守势力所造成的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央于3 月
发出警告，群众组织的领袖在革命委员会或文化大革命中的支撑作用不容忽
视，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会被否定。这就掀起了批判副总理的高潮。这些副
总理与周恩来一道，试图在政府各部采取有节制的夺权策略，这就推动了“二
月逆流”。
不过，此后，中央再不让造反群众像1966 年10 月至1967 年1 月发动他
们时那样来控制这场运动了。3 月，命令解放军进驻学校，表明毛要对此加
以控制。此后，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协调和平衡各派力量之间的权力。这些力
量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官员、以林彪为首的解放军，中央文革小组，没有
① 关于极左路线的最著名论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1968 年1 
月的 “中国向何处
去？”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190 期（1968 年 6 月 4 日），第 1—18 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52 期（1968 年5 月6 
日），第 96 页。
参加组织的人员和互不相容的群众组织。在全社会革命委员会中建立的三结
合与毛操纵的这场运动顶峰时期权力的三位一体是相一致的。同样，1967 年
1 月以后群众组织的分化也反映出在权力平衡中各主要派系之间方针的不
同，尽管各自继续宣称他们忠于毛主席。
迫在眉睫的任务很让人为难，对每一个受打击的干部的案子要进行鉴
定，要给他或她的错误定性，对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做出判断。“好”
的干部可以复职，甚至可以成为新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很多权力落到群众
组织手里，因为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于在各学校和工作单
位中分成了许多派别，因此，难题是怎样在这些群众组织之间取得一致意见。
群众对近几个月的冲突仍然记忆犹新，有时很难容忍不同派系的人坐在一
起，在谁当学校新领导的问题上也难取得一致。一个组织支持复职的干部自
然会被其对手否决，其对手支持的干部也会遇到相同情况。随着不同意见的
增多，个别成员可能会退出这一派而参加另一派。
根据3 月7 日毛的命令被派到各校的军代表成为决定性力量，如果不是
特别指派，他们本来是不参加进来的。实际上，他们的任务是要把长期不和
的各派重新组成一个统一的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然后参加组建学校的革命
委员会。当初的目的，是要重建红卫兵组织，以替代从前的共青团。
但是军代表筹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并不值得称
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央的阶级路线保持一致。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
坏分子本人（并不是他们的子女），如果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不肯悔改，就
禁止其参加群众组织，甚至不能重返工作岗位当教师或干部，这一规定并没
有引起矛盾。这些人被归为以前所定的“牛鬼蛇神”之列。他们被遣送回乡，
在群众监督下接受劳动改造。而那些出身好的则应作为学校中新的红卫兵组
织的“骨干”。这一规定却引起了紧张局面。此外，“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
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
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①
军队本身就由阶级出身好的人所组成，在精于世故的城市青年看来，它
绝对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占支配地位的。他们被训练成服从命令听
指挥，不会长时间停留在理智地评判互不相让的中产阶级造反派的革命精神
上。因此，军队支持那些出身好的人，但并不在乎他们属于哪一派，也不管
在此之前他们曾做过些什么。当然，还是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才能成为新的
红卫兵组织的领袖，在干部及其复职问题的争论中也只有他们的话更起作
用。一般说来，出身好的人愿意接受中央对干部宽大处理的方针，故而他们
成为学校中解放军的天然盟友。
中产阶级的学生对这种阶级路线的重新出现十分不满，因为这种路线当
初曾使他们不能充分参加这场运动。现在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他们又一次
被降到次要地位。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被拒绝参加红卫兵组织。正因为如此，
1967 年春天，保守派与激进派才又一次分裂。两派之间的分界线和从前一样
主要是在权力关系上，两边的参加者常常处于同一种境况。1966 年后半年，
由于放宽了参加运动的条件，增加了斗争对象，阶级界限的划分曾发生过变
①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当前正在大专院校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管理规定
（草 案）”，1967
年3 月7 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1967 年
2 月19 日。二者
均被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 期（1968 年5 月6 日），第87、 100 页。
化。1967 年，对象被打倒后，在谁能参加新的权力机构问题上，群众组织又
发生了分歧。
与激进派不同，保守派较愿意与前当权者妥协。阶级背景问题进一步加
强了这种区别，尽管这种区别不总是绝对的。那些“红五类”分子，尤其是
生于当权者家庭的，往往倾向于保守派。尽管任何一个学校都存在着不同的
组织，但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分裂中，这些组织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
在另一边。全市或全省派系的联合，使这种分裂进一步扩大。在北京，保守
的组织把自己与“天派”联系在一起，之所以称“天派”，是因为北京航空
学院的一个组织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与之对立的“地派”，是由北京地质学
院的一个组织所领导的。在广东省，保守派团结在“东风派”周围，而激进
派追随“红旗派”。
但是激进派在权力均衡中不会有主动权，除非官方政策再回到1966 年后
期那样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是不会同意的。
而且，中央的态度是妥协和模棱两可的，官方一方面想要保持“一月风暴”
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要探索一种在中央切实可行的平衡措施。这就使个别
领袖有很大余地在各方面操纵群众力量，直到他们之间发生武斗。对于产生
的分歧，文革小组一般站在激进派一边，解放军站在保守派一边。周恩来表
面上在双方之间斡旋，实际上则倾向于保守派。
在军队最初进入学校对全体人员进行军训时，其目的是要促进联合，加
强纪律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这一目的。天津的延安中学被树为这方
面的典型。①军训可能还做了一件事，即为武斗增加了一个机会。因为正是在
1967 年春季到秋季，很多地区的派系斗争才升级为严重的武斗。现在，运动
参加者把破坏性冲突的矛头直接指向对方。
1967 年7 月发生了武汉事件，地方的保守派绑架了中央文革小组派去的
调查员之后，江青用其著名的口号“文攻武卫”把激进派推上了舞台。此后，
他们盗用部队的武器，不久，两派都有了武装小分队。这一时期激进派情绪
再次高涨，有些组织开始攻击整个权力结构和所有的干部，不管他们是不是
“好”的毛主义者。有些人甚至要求继续彻底重新分配社会政治权力。同时，
他们还攻击政府领导人、保守派群众组织和解放军。
此刻，毛又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干预。8 月初，激进的“五·一六”兵
团被曝光，该组织是受中央文革小组某些成员领导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早
已策划好的反军队当权者的运动被取消。9 月初，江青撤回她武卫的号召。
新措施的宣布清楚地表明运动的巩固价段开始了。秋天，又宣布了重建党和
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工人，而不是学生，被正式称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
学生因犯错误受到批判。春天，他们接到回学校复课的通知。 1967 年底，
毛以同一种调子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目的是缩小斗争目标，重申对干部采取
宽大政策，维护解放军的统一，使不和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才最后形成。各省争权的领袖们，包括解
放军、干部和保守派与激进派的群众组织代表，都被召到北京。在文革小组、
周恩来及军队的积极监督下，他们自己商讨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办法。但保
① “中发 85 号（1967 年）文件”， 1967 年 3 月8 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 
852 期（1968 年5 月、
6 月）。第96—98 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代背景材 料》第
846 期（1968 年2
月8 日）和第854 期（1968 年5 月24 日）。
守派与激进派的分歧并没有因大联合而消失，它们被带进新的执政的革命委
员会。
当时，激进派对由解放军支持的日渐强大的干部—保守派联盟来说，明
显处于守势。中央在1968 年春天发动了最后一场反右倾运动。双方利用从解
放军那里夺来的武器进行武斗，甚至把当地驻军也牵扯了进去。激进的争论
者当时宣称，“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的焦点始终是关于干部问题的两条路线
斗争”。同时，“资产阶级的”干部被复职，而革命干部却靠边站。而且激
进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在被挤出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问题的斗争还在
进行时，有些激进分子就退出了斗争，他们预料他们这一派会成为“为革命
付出的部分代价”。①
1968 年7 月中央发出严禁武斗的命令，毛召集北京的红卫兵领袖开会，
会上他严厉批评他们参加内战。②他们拒绝停止内战，毛遂亲自命令工人进入
学校去阻止战斗。他送给驻清华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巴基斯坦芒果
被作为是毛支持工人进入学校的标志而传遍全国。在学校，他们与解放军一
起制止武斗，并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组织大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学习，
做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是要对这次群众运动作
最后的永久性的结论。
官方指明要正式撤职的对象，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
“黑五类”，如果必要，他们会受到惩罚。可是，每人都要受审查。所有的
老师都要进行最后一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评价他们在运动期间和以前是
否符合现在已拔高了的毛主义的标准。尽管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公平的，但到
1968 年后半年，由于新的革命委员会中既有阶级出身不好的和出身好的，也
有各院校中现有的工人和解放军，因此使新出现的权力均势不可逆转地倒向
保守派干部一边。①
巩固阶段
1969 年 4 月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肯定了这些发展。大会宣称，作为政权
机构的各省革命委员会已胜利建立。但革命还没有结束，因为反对资产阶级
的斗争不会因夺取政权而消亡，还要继续进入斗批改阶段，还要“把上层建
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会议报告强调全国各单位的斗批改应
① “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
于《红色造反者》，
新第2 期（1968 年6 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 期（1968 年9 月 30 日），
第1—2、20—21
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 年），第469—497 页。
① 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
动 的学生和教师
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文化 大革命的
政治》；斯坦利·罗
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维·密 尔顿与南希·达尔·密尔
顿：《风不会减
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1964—1969）》；欣顿： 《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与罗
纳德·N.蒙塔珀
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尼 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珍
妮·多比尔：《中
国文化大革命史》；肯林： 《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鲁思·厄恩肖·洛、
凯瑟琳·S.金德
曼：《在外国人 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安妮塔·詹：“中国社会
结构的反映”，
载于 《世界政治》（1982 年4 月）第295—323 页。
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大批判，清理阶
级队伍，巩固党组织，精简行政机构，让知识分子下去参加劳动。为把革命
进行到底，当前必须贯彻执行毛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布的“五·一六
通知”和“十六条决定”中规定的无产阶级政策。①
因此，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按毛最初制订的路线发展着：先夺取政权，
然后利用它来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他的路线。斗批改的主题是重申群众运动
的必然性，它贯穿于从“十六条”（第一条）到毛1967 年3 月关于派军队进
驻学校以及从九大直到1970 年初的整个过程。教育革命的政策路线作为整个
运动的一部分，也同样一开始就包括在1966 年6 月招生制度改革的决定及8
月的“十六条决定”（第十条）中。
根据这两项政策声明，教育制度应该彻底改革。应设计一种大学和高中
招收新生的新办法，因为现有的办法不能从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固有模式中
解放出来。新的挑选方法应以推荐和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以使工人阶级出
身的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升学。另外，教学、考试及升学等一切安排都要与教
育内容的改革同时进行。学习的时间要缩短，课程要少而精。虽然学生的主
要任务是学习，但是他们也要兼学别样，如工业、农业知识及进行军事训练。
通过这些学习来判断如何最好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材要简化，新教材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写。所有学生，从小
学开始直到大学，都要学习毛的著作。这场更大的阶级斗争范围内的彻底革
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权威在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力量基础，要把精神贵族滋
生地与他们的堂皇气势和世袭宠物一起摧毁。②
①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0 期（1969 年 5 月 9 日），参见
第 904 期 （1970
年 4 月 20 日）。
② 《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18 日及8 月 9 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
毛主义者——红卫兵对教育的批判
这些原则构成这场运动三个阶段（斗争、批判及改革）的基础，在学校
中就是这样开展的。如前面所指出的，党组织当初是想把运动集中在知识分
子问题和教育改革上。①由于运动逐步升级，脱离了党的控制。毛的教育理论
为批判教师及斗争对象提供了基础。在批判斗争对象时言辞变成严厉的指
责，按照官方媒介的争论路线，要“揪出”学术界的当权派和那些为精神贵
族提供滋生地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实际上，当时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已退居幕后，因为红卫兵转向社会，
到处打击当权派。教育改革本身是属于运动巩固阶段的事。因此，不得不等
派系冲突降温。第一次“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是在1967 年发出的。小学在2
月春节后开始复课。中学教师和学生3 月1 日也接到通知，停止外出交流经
验，大学生被命令在3 月20 日前返校。②此后碰到的困难前面已有阐述。
然而，1967 年秋季那个学期，在中央再次号召全国所有学校应立即复课
时，一些派性冲突不严重的中学确实想恢复学校生活的原状。③在军训和毛泽
东思想学习班之间，组织学生批判他们的教材和学校体制其他方面的特征。
1967 年底，第一批高中学生又离开学校，但这次是接受第一次工作安排。1968
年春那个学期，许多学校开始招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批新生。老生
先做新生的班长，然后逐渐被分配出去，大部分在农村或国营农场工作。对
大学生的遣散工作到1968 年才开始。1965 年和1966 年的毕业生在1968 年
得以分配工作。让他们去的地方是“山区、农村和边疆地区”。1967 年和1968
年的毕业班，根据国家政策，要在军队农场劳动一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才分配
工作。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动荡的红卫兵生涯。
但他们给后面的人留下的是对1966 年以前教育制度的详细的带有一定
偏见的批评意见。由于这些批评意见基本上是1967—1968 年遣散阶段的产
物，在重新统一以前，它反映了他们所处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清
华大学，斗士们仍沉浸在争斗中，改革教育的号召遭到两派领袖的抵制。他
们争论说，权力是关键问题，在哪方控制学校的问题解决之前，讨论具体改
革是无任何意义的。
在广东，保守派很快对中央发出的集中进行教育改革的口号做出反应。
激进派起初抵制这一号召，说这是保守派要阻止深入进行大革命的花招。他
们继续专注于其正在丧失的权力争斗。一旦教育改革真正成为下一件要干的
事，双方便想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它。例如，由出身好的人领导的保守派，强
调教师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对1966 年前的修正主义路线负责，他们歧视工
① 这一时期对周扬 1961 年后暗中破坏1958 年教育革命的批判及对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
前部 长张文松的
批判，见《解放日报》 1966 年8 月11 日及《北京日报》1966 年6 月21 日，译 文在《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
（增刊）第155 期（1966 年9 月28 日），第1—21 页。
② 根据1967 年2 月和3 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对三种学校的指示，均译在《当代背景
材 料》第852 期
（1968 年5 月6 日），第62、87、99 页。
③ 《教育革命》，北京，1967 年 11 月17 日，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
第 218 期 （1968
年2 月20 日），第1 页。
人和农民。由中产阶级分子领导的激进派，谴责当权者而不是教师，并把焦
点放在他们主要的竞争对象——干部子女所享受的不公平的特权上。但是，
不管怎样说，这些批判基本上得到了中央路线的支持。因此，从整体上看，
它不仅提供了毛主义者对1966 年前教育制度的详细看法，而且指明了未来的
新方向。
延安经验与国民党遗留的制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被捧为培养大
批革命干部的无产阶级教育典范。1949 年以后，教育战线面临着一种选择，
是沿用延安的经验来改造国民党的教育体制，还是相反。据说毛赞成前者而
刘少奇支持后者。刘与修正主义分子诽谤抗大式教育是“不正规”和“过时”
的，是干部的品德教育班，是不适合全国采用的。
苏联的经验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求助于苏联。教育制度、课程设置、
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一切都照搬苏联的。有些走抗大路线的学
校被重新组成“正规”大学。1949 年以前老解放区发展起来的教育形式也因
此而消失了。
大跃进 1958 年，毛发动了一场教育大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
教育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了，他们所领导的教育制度被当成封资修的混合体而
受到批判。但毛的反对派攻击教育革命中提出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称之为“偏
向”，并在60 年代初开始把教育制度恢复到1958 年前的形式。实际上，1960
年以来并未经毛亲自批准的教育上的每一步发展，都被重新解释为偏离了毛
的正确教育路线，而刘少奇被认为是反对毛路线的领袖。
领导权毛的反对派鼓吹取消学校中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把党降为监督者
的角色。领导权应交回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解放那些戴帽右派；尊重
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的一切知识分子。
教育双轨制自60 年代初以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领导人将注意
力放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因此，他们重视的是各级正规的全日
制学校。大跃进时为发展教育而建立起来的半工半读学校大多数被关闭了，
尤其是在农村。同时建立的校办工厂也被关闭了。但是，当刘在1964 年明白
他不能超越毛改革教育制度的指示时，开始提倡“两种教育制度”，把它作
为战胜毛路线的一个方法。刘（原文为“林”，有误——译者）的策略是在
不改变全日制学校的同时，把毛对劳动锻炼和实践锻炼的要求转到半工半读
上来。其结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双轨”制相同，一种是天才和富人的
教育，一种是工人阶级的教育。
重点学校塔的层级被用以形容这些学校。据说刘拥护具有旧时塔式形态
的教育制度，在塔的顶端是重点学校，每上升一层所容纳的进行研究和思考
的学问人就越少。只有具有最高学历的人才能占据最高位置。与此相类似，
只有相当少的“最好的”学生才能在以前的塔式重点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
环境是新建的且耗资不小。同时，普通学生要在普通学校学习，工人和农民
有时无学可上。
社会成分重点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公开了学生的阶级出身。不同的组织根
据自己的家庭出身将其批判放在不同的方面。但最后结果是相同的：重点学
校中出身于干部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最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
的青年占少数；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几乎没有。这种阶级构成是优秀学业成绩
和好的阶级出身双重标准结合的结果。这个双重标准在1966 年以前的时期内
不同程度上适用于这些学校的招生工作。在大学这一级，1958 年和1959 年
根据推荐制度招收的工农学生被开除或退回，最终被清理。这是因为根据60
年代初更为严格的标准，他们跟不上功课。
教学方法和内容毛以其多次引用的1964 年春节讲话为开头的评论，亲自
为这个领域内的批评定了调子。后来，他也批评了大学教育学究式和不切实
际的性质。他建议包括学校行政人员、教职员工和学生在内的每个人应当到
农村去看看土地和人民。红卫兵批评家详细阐述了这些主题。教学方法以填
鸭式和死记硬背课文为基础，学生们从小学开始起就被锁入考试的生活中。
在此教育制度下，他们必须“关起门来”学习，脱离生产和实践。
学习的目的在政治和实践受忽视的学校，主要目的是学书本知识，学生
们肯定要死抱住分数、升级率和升学不放。这种教育制度以这种方式控制着
学生，并将他们纳入这种制度中。学生们最终被自私的目标所驱动，而不顾
政治或社会目标。学校自身也会是这样。一切策略方式均被用于牺牲低分学
生和提高及格率，为学校赢得荣誉。学校里成立了特殊重点班；学生们按其
成绩被作了不同的安排；分数低的学生被鼓励在毕业之前退学，以便不影响
学校的升学率。这种正规的全日制学校很普遍。因此，学校的入学、考试和
升学制度就伴随着失败升不了学的威胁，这是“资产阶级对教育实行专政的
工具”，还把工农子弟排除在学校之外。这种学校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最
优秀的和最有经验的教师的天堂。这些教师把他们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传给了
以后的各代学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观念上说，这次运动是一条有助于实现缩小城
乡差别的社会主义目的之途径。现实中，则把这次运动用作正规学校制度的
补充。该制度接受“最优秀”的城市青年；那些品行、学习和阶级出身不好
的青年则在上完初中之后被送往农村，结果，甚至连农民都看不起他们。
毛的反应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之后，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了资
本主义复辟的倾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恰好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发展的修正主义倾向相符合，为防止中国改变颜色，毛
发展了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理论及继续革命的政策方针。毛
把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视为“最重要的问题”，并断言中国的年轻一代必须
在阶级斗争风浪里经受革命锻炼。在毛1964 年春节讲话发表的评论以后，他
还亲自发出许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制度，能消灭三
大差别，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城市
和乡村之间的差别。但仅仅改革课本和教学方法是不够的。相反，必须“彻
底批判和消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确立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培养革命事业的
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教育革命是毛最终选择为实现其目
标的工具。①
毛的改造：使延安经验适于全国
① 此评论是由许多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独一无二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官方文本是1967 年
5 月 6 日北京出
版的《教育革命》所载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该篇译文 载于彼得
·J.西博尔特编：
《中国的革命教育：文献和注解》，第5—60 页。亦见于1967 年 7 月18 日、 10 月28 
日、 11 月21 和
22 日的《人民日报》以及欣顿：《百日战争》，第20— 40、139、171—178 页。红卫兵
的变化及地方上的
详细情况见罗森：《红卫兵的派性》第一 部分；斯坦利·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大
革命中的作用：
广州实例》；李：《中国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第78—84、306—308 页。
1967 至1968 年间，官方报刊上搞教育革命的建议如潮水般涌来。大学、
中学和行政区均被要求提出各自的建议。在新出版的毛关于教育的语录汇编
中也同样体现着的毛主义原则的鼓舞下，①它们很快把先前对1966 年以前教
育制度的批评来了个180 度大转弯，变为为改革开出良方。这些良方是暂时
的和试验性的，是为“革命实践中的试验”而提出的。许多建议被选作典型
和样板，这暗示着它们特别为官方所称道。
但这个试验的特点是地方分权和弹性很大，尽管它总是在毛的教育原则
的范围之内。因此，如同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的一样，不可能确定毛打算
把最初提出的最激进的建议保留下来的程度，以及这些建议因70 年代初非常
明显的抵制而逐渐受到破坏的程度。似乎最可能的结论而又是毛的用意的，
仅仅是指引总的行动方向，最初时把它引向极端是为了保证发生他所期望发
生的变化，让运动发展来解决问题，再设想不时通过必要干涉，使发展中的
教育制度能按他所制定的路线发展。
应当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对争斗的红卫兵派别适用的“保守派—激
进派”一词，其意思与这些红卫兵派别使用时几乎完全相反。因此，干部、
军队及工人的“保守派”领袖联盟负责在学校中实行“激进”的教育革命。
与此同时，前造反派和激进派对改革进行保守性抵制。支持新激进派的核心
是中央文革小组（其左派在1968 年被清洗）所遗留下来的人，该小组由江青
以毛的名义领导，后来成了激进的“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一致起来反对他
们的是周恩来支持的及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靶子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
威，即前造反的知识分子，如周培源。
1968 年以后出现的新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官方的统一标
准。在许多方面，其“试验的”性质一直持续到1976 年秋。结果是该制度成
了年年几乎都有变化，细节上各地也不同。这也使观察家们很难区分来自中
央的方针精神的变化与中央之外的变化。然而，这些方针规定了新的教育制
度的基本参数。
领导权和管理权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要搞垮旧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
威的统治。1966 年，教育部和高教部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工作。如果回顾一下
1944 年的延安整风，以前教育官员的权力也曾受到类似的限制。制定教育方
针的职责被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专门的教育委员会所接任。1972 年，国务院下
设科学和教育组。教育部直至1975 年方恢复工作，当时其全部工作人员加起
来仅有大约300 人。
教育的行政管理被分散下放到省和省以下教育局。例如，大学一级由教
育部规定的统一课程、课本和教材都被废弃了，各校设计自己的课程并准备
自己的教材。中小学一级，全国统一的课程和课本也被废弃了，准备这些材
料的责任被下放到省和省以下教育局。省市甚至公社决定学制长短、课程和
学习计划，而以前这是由中央决定的。高等院校入学统考也被废除。大学的
招生权转移到了投考人的工作单位。中学毕业生如未先工作一段时间，便不
能直接上大学，这样，上大学的权力就给予其工作单位了。
在县一级，赋予县教育局的国家教育官员的权力也被下放了。乡村小学
① 例如，《毛主席教育语录》（东方红公社，1967 年7 月）；以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译文 在《当
代背景材料》第888 期（1969 年8 月22 日）。
由公社生产大队管理；现存的乡村国办小学亦要移交生产大队管理。中学也
由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管理责任双轨制。根据该制度，教育领导权由县教
育局和所在地联合行使。例如，国家资金以不同方式在县里各学校之间分配，
然后由地方集体财政补充。在地方投入资金的同时，人事权即雇用、解雇和
调换教职员工的权利也发生了变化。但该权力也是以不同方式被分配的，因
为典型的乡村小学一些教师是通过教育局由国家委派和发给工资的，一些则
是当地雇来的，并从生产大队收入中以工分形式付给报酬。这实际是原“民
办公助”模式的或民办学校模式的改头换面——现在，其性质是集体的，国
家给予帮助。
正规教育官员的起用在各个学校的革命委员会被制度化了。如人们所注
意到的，最先的革命委员会是在干部、群众组织和军队或民兵代表结合的基
础上组成的。一旦使红卫兵这一代退出，军队一般就从学校领导层至少是较
低一级的领导层中退出。其在中学革命委员会中的地位及其作为纪律和秩序
维护者的作用由工宣队继承下来。城市学校里的工宣队直到毛去世后才正式
撤离。农村学校中农宣队更是个形式，往往只是临时的。地方领导权在任何
时候均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公社党组织直接行使。
的确，在70 年代初共产党组织生活恢复后，学校党支部及其革命委员会
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一种统一领导的形式，整个制度从上到下
完全是重复的。正是为了加强教育工作，70 年代初，各级党的第一书记均要
负责教育工作。根据一条材料，毛亲自“建议”，省、地、县级党的书记要
主管教育。①
在各校，领导权的统一是通过在两种机构中同时任职这一常见做法而取
得的。学校党支部的领导成员通常是校革命委员会成员。工宣队队长通常是
党员，并同时在党支部和革命委员会任职，作为该两个机构的工人代表。学
生群众代表不久即被从革命委员会中赶出。红卫兵学生领袖在毕业离校后没
有人接替他们，其群众代表的位置被运动中或以其他方式表现积极的青年教
师所替代。但这些群众领袖很快就被吸收入党，因此，他们以非党员身分呆
在革命委员会里的时间并不长。事实上，建立了许多不同形式的三结合，而
革命委员会总是与党支部紧密结合在一起。
至于干部代表，他们经常是从同一城市或县里的其他学校调来的。这是
为了避免某领导在回到其原来受到群众批判的学校时会发生的异议而这么做
的。不过，干部生活及工作的等级秩序本身从未被打破过。在运动的高潮时
期，当权者蒙受了巨大的人身侮辱，还必须从事卑下的体力劳动。而一旦作
出恢复其职务的决定，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分配给与其原来职务相当的工作。
发生在该制度全过程中的这个过程到1973 年邓小平复出时为止，在全国范围
内被当作样板。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巩固时期受到了比前当权者更为有效的限制。
旧知识分子中那些被视为死不改悔的黑五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打发回
家。每个学校中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是少数，更多的是构成教师“骨干”的那
些人，这在好的重点学校尤其如此。他们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有经验的老教师，
① 教育部高教局代表张学新（音） 1977 年7 月 19 日在北京和作者的会见；以及广东电
台 1972 年8 月21
日的广播，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69 期第5 页。
自己不是地主或资本家，但往往有糟糕的阶级出身或者有某些给其政治履历
蒙上阴影的问题。这些教师主要是那些被委派至新学校或被送到附近农村学
校加强其师资力量的人。他们把自己作为教育数量和质量并重这一新政策的
“牺牲品”。①
在这些改革的影响之下，教育行政管理中至少因此同时发生了三种相关
的变化。其一是教育官僚机构的权力分散；其二是人员非专业化，这是由于
知识分子权威被打倒，由于前当权者的权威现在一部分被来自教育界以外的
领导（即工人）削弱，另一部分被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积极分子削弱。这
个发展被概括为外行领导内行。第三个相关的变化是地方集团特别是当地党
组织对教育的控制加强了。因此，非职业化情况出现时，首先是在当地党组
织领导下采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文化大革命最初看起来旨在减少
党的控制权范围、遵从群众的控制权以来，1968 年以后的变化实际上加强了
地方党组织对教育的领导。
这些变化遵循了延安的改革精神，而其目的是促进适合于各地生活和工
作的一种教育制度的发展，但未确定不同类型的学生之间明确的等级。灵活
性是新制度的特点。在迅速发展和改革的前期，在不断变化的同时，正规学
制或多或少地还像以前一样在运转。而在文化大革命10 年的改革时期，整个
制度被投入运动之中。
中小学这两级的数量和结构变化全日制与半工半读制学校之间的两种体
制的差别被废除了，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和尖子教育，包括重点学校、干部
子弟学校、只招收女生或男生的学校、华侨学校及专为少数民族开办的学校
也被统统取消，大多数变成了普通学校。这促进了共同发展，即全国性的学
校发展计划在这一时期得以持续下去。初中以上入学统考被取消了，学生就
近入学。在小学，努力实现地区内的统一学制，这一工作在此前并未进行。
上述地区主要是指农村。城乡中学教育都有了发展。
人们重温并经常引用毛1944 年的一个讲话以促进农村地区教育的发
展：“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
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①因此，人们不曾努力去完全消除正规
和非正规的区别。现在对“双轨制”的批评不应太从字面上加以解释。国家
教育制度之所以分成固定的知识等级，是由于形势的需要，而不是由于不平
等，也不是由于非正规学校的存在。
如同所指出的，70 年代初普及农村教育的主要方法是改造过的民办公助
方式。发展教育的压力来自上面并经党的领导。但生产大队和公社兴办学校，
雇用足够的当地老师，经常依靠下乡的城市青年补充师资队伍，并提供管理
机构以维持农村学校网。而且，民办公助方式依地区的财力不同及国家教育
预算的大小而差异很大。该方式的变化和差异性质本身就是发展的表示。
因而，对“非正规学校”的偏见，例如 60 年代初地方反对办农中，实
际上一直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民办小学也是如此。正如实际上50 年代后
期兴办的城市民办学校很快不是被关闭便是被并入发展中的国家教育制度一
① 关于在面临强大的反面压力时教师的政治作用及其促进其团体利益时的坚韧精神，见戈
 登·怀特：《党
和专业人员：当代中国教师的政治作用》。
① 原文出自 1944 年 10 月 20 日（此日期有误，应为 30 日——译者）“文化工作中的
统一战 线”，引自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及《红旗》 1971 年第6 期第38 页，《红旗》 1973 年第6 期 第
75 页。
样，似乎有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即农村民办小学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要求
得到国家日益增多的支持。根本没有学校时，问题也就不会产生。但当发展
到学校不仅分布广而且人们普遍接受小学统一学制的程度时——这本身就是
过去30 年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要求平等的呼声便出现
了。人们的这一要求至少是对明显不佳的选择缺乏热情。在中学一级，当地
家庭的开支与收益这个等式更为复杂，农民宁愿没有学校也不要差的农中。
在小学一级，农民愿意支持差的民办学校，但并非不要求增加国家支持的数
额。
因此，在广东部分地区、在福建、在上海郊区，合适的方式可能是“国
家兴办集体支援”。根据采访——主要是这些地区以前的教师所说的，许多
农村小学到70 年代中期已经主要由国家资助。不过，即使在这种学校，也总
是要收学费，这多少会对教育预算起点儿作用。生产大队主要是负责大队雇
用的教师的薪金，补充不足的房屋和设施保养费用。
在北京郊区某公社，据某前任教师说，甚至当地雇用的教师的薪金都是
从国家分配的教育预算中支付的，大家认为小学是“国办”的。这个提供消
息的人说，他一直认为民办学校不过“只是用来为报纸作某些宣传的”。他
和他的妻子两人都在离北京或远或近的几个郊区公社工作了近20 年，从未碰
到一个民办学校。按照更为“经典”的说法，人们的眼光应该放到教育更不
发达的省，如云南和新疆。在那里，人们较容易见到公社和生产大队自己兴
办学校，提供便利条件，并完全用集体收入资助学校。不过，乡村小学最普
遍的方式是在国家资助的更大范围内，将地方管理和资助做某些变动。正是
这一方式和其他旨在提高入学率的措施一起，使得官方声称到文化大革命10
年结束时小学教育“几乎普及”，使95％的学龄儿童（或1.5 亿学龄儿童）
入学。①
被采访人说，初等教育唯一没有得到发展的地区是福建南部的华侨区。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华侨的资助大部分停止时，招生人数不一定下降，但学
校数目却下降了。泉州地区的某些公社，实际上每一乡村都有自己的学校，
近一半学校由东南亚华侨资助兴办和维持。由于来自个人和家族组织的慷慨
捐助，这些学校经常提供免费教学。华侨资助方式持续到1966 年，并在70
年代后期又恢复了。
这些学校被认为是旧私立学校和家族学校的现代翻版，并不被视为民办
或集体资助的学校。这些有外来资助的学校代表一般规律的例外。如果有选
择的话，地方宁愿有完全由国家兴办而不是当地资助的学校。海外爱国侨胞
的资助非常慷慨，据说，他们资助的学校，特别是在1976 年以后的恢复阶段，
有时比地方重点学校装备得更好。
文化大革命10 年期间，农村中学招生人数的主要增长部分也归功于民办
公助方式。一般做法是，根据官方的指导方针，将初等教育从六年减为五年，
然后把为期一、两年的初中班转到现有小学去作为它们的毕业班。不过，在
公社中心区建立的正规中学通常主要是国家出资办的。官方声称的招生人数
的迅速增长（见表29），已被所有被采访者所确认。据广东、福建、浙江和
山东的老师说，各公社正规中学至少必须达到所规定的四或五年制标准。云
南远远落后于这个标准。上海和北京郊区1966 年以前已大大超过该标准，并
① 采访教育部，1977 年 7 月 19 日，也见表 29。
在现有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修建了足够的新学校以达到普及初中教育。到文
化大革命10 年结束时，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已经达到
普及十年中小学教育。
中小学一级的内容和质量随着群众教育的发展，教育质量下降是不言自
明的，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事实上，当地雇用教师、缩短学制（依地方决
定，从中小学共12 年减为 9 年或 10 年）、减少课程这几项因素合起来使
教育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这自然对教育质量有不利影响。这一时期的格言
可能也出自于延安时代：“反对千篇一律”，不必担心“标准不一致”。既
然如此，有的学校当然办得比其他学校要好。影响教育内容和质量的主要变
化如下：
主要用来决定入重点学校的小学入学考试被取消了。城乡中学入学统考
也被取消了；学生就近入学。但凡是在这种学校制度尚未普遍实行的地方，
各学校通常实行入学考试，并将其作为招生的标准。
不仅重点学校制度遭到取消，而且各种形式的所谓“尖子”教育，诸如
把学校的学生按能力分成小组的做法也受到禁止。同样，也禁止让学生留级
的做法，但过去的教师指出，学生留级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尽管这种做法
仅仅根据的是特殊情况，而不是根据规定的程序。
为适应缩短了的学制，课程与教材被压缩、简化和修改了。在此过程中，
越来越多地强调实践知识、政治和劳动课。物理、化学和生物这种课被全部
修改以强调其在工农业中的应用。地理和外语是迅速发展的教育的最频繁的
受害者：教师缺乏，往往不可能开设这些课程。政治课有时和中国语文合并
在一起上，因为它们通常使用同样的教材（毛的著作）。到70 年代中期，中
学生每学年要参加约两个月的体力劳动。因而，每个人实际上都在接受某种
形式的半工半读教育。更早的几年里，学生们经常为兴建新学校和其他的地
方工程而贡献劳力，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劳动上。
为消灭50 年代以来继承下来的“分数挂帅”的方法，改革了教学和考试
方式。教师们要设计更为灵活和非正规的教学和考试方式。所有被采访的人
都报告说，整个时期，期中和期末考试继续进行，但严格的考试生活被有效
地打破了，学生们往往都能通过考试关，一年一年地升级而不论其成绩如何。
但是，如个别学生需要留级，只有学生和学生家长同意这样做才行。①
第三级在第三级应用延安精神有更为严重的后果。1976 年以后就文化大
革命对教育的影响作的最有力批判也在这一级。多数第三级学校至少4 年不
招收新生。教师们被送到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这些学校自1970 年恢复运
转以来，他们才逐渐返回。当然，就像该制度中其他各级一样，同样的原则
对他们也适用。
大学生的课程量从4 或5 年减到3 年左右。课程内容被缩减和简化了，
重点强调实际应用。②甚至那些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期（1974 至1976 年）
雄心勃勃的开门办学教育实验的学校，在校生的课程也表明被减少了近一
半。这些课程变化改变了下述“适用的提法”：不发达国家能否承担得起把
① 也见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
，第二部分。
② 如同其他两级一样，关于高等教育一级的教育革命的建议和文章在60 年代末和70 年代
初 的中国报刊上
有很多。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收集了许多这样的材料并把它们译成了篇幅 很长的名为“
社会主义大学”
的《当代背景材料》丛书，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1、890、 916、923、945、955、975
、996、1007 期。
极少的财力耗费在对尖子一级的最先进培养上；在中国，它被这样的问题所
取代：这种国家完全没有这种培养方式行不行？
但在教育革命的目的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旨在完成整个制度的社会变革。
所有的年轻人在离开中学以后，特别在上大学之前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这
意味着，由于缺乏足够的城市工作，多数城市青年不得不接受在农村的工作
分配。全国入学统考被取消了，正如所提到的，报考人是根据其工作所在地
的推荐而选的。
这些变化对中国知识精英主义传统是明显的打击。其目的是建立结构和
内容上更为平等的高等教育，不仅为工人和农民创造更大的受教育机会，而
且产生出新型工农知识分子。这个目标明显地超出了文化大革命前扩大大学
工农招生人数的目的。重新强调改变教育制度本身的性质基于这样的假想：
受常规教育的工人、农民甚至革命干部子弟通过适当方式的教育，可能与其
他人一样容易进入知识精英之列。
此外，尽管招生方式改变了，以上这些类型的学生可能被大学录取这一
早期的设想看来并不完全正确。①这一结论基于下面的材料，即70 年代初大
学招生人数集中在被送到农村的城市青年中。后来与前农村教师的会见表
明，这一招生模式并未统一遵循。此外，新建成的中学过多，这种做法到70
年代中期开始对农村学生进大学有利。这在恢复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之后
以及在开始关闭新的公社高中之前的1977 年和1978 年就看得很清楚了。来
自这些新学校的农村学生的确能上大学，尽管一般是由不怎么有名的教师培
养出来的。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的子弟似乎在这些农民大学生中占了不适当
的比例。
在精英层，高干——一旦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得到解决——的典型做法
是设法操纵有利于其子弟的入学方式。但白领中间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
内），其子弟在1966 年以前与干部子弟在大学后备军里平分秋色，这时则缺
乏必要的地位优势和好的阶级出身优势。他们的子弟在大学招生推荐制度下
似乎是失败者。②
逆流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动红卫兵，以使其反对派名誉扫地和消灭
他们。更早的群众运动的类似情况已提到过。文化大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靶
子是执政党自身。对毛而言，永远不再需要同声名狼藉的地主阶级进行妥协，
如果必要的话，可能给资本家甚至知识分子保留一席之地。但党的最高领导
不能完全抹掉，可以推测，毛从未想过这么做。因此，“解放”在文化大革
命开始时受到批判的人，1970 年以后就在各级各部门中进行。很明显，其设
想是，这些人（其中以邓小平为最突出）已经经历了再教育和被改造过。
在教育界，情况不是如此，大概到1973 年才变得明朗了。1972 年，周
恩来凭其威信要求提高高等教育的标准。周培源教授1972 年10 月6 日发表
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把这个要求公诸于世，表明他有上层的支持。既然如
此，它不会是无根据的要求。正是在1973 年，提高教育标准的运动加快了步
伐。那年夏天，各省实行了大学入学统考。这一新动向被激进分子视为企图
① 苏珊娜·佩珀：“教育和革命：修正过的‘中国模式’”，载《亚洲概览》1978 年9 
月，第871 页。
② 关于大学招生更进一步的结论来自于香港的采访资料；又见于苏珊娜·佩珀：《中国的
大学： 毛以后的
招生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表13；又见于罗伯特·泰勒：《中国知识 分子的
困境：政治与
大学招生（1949—1978）》。
复辟资本主义，是由学术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动的复辟旧的教育秩序的“逆
流”。
这引发了反潮流运动。此次运动是由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
的一封抱怨1973 年考试不公平的公开信而发动的。斗争后来和批林批孔运动
结合在一起。以后两年，当学生们被再次动员起来在两条教育路线斗争中进
行战斗时，行动主义复活了。宣传媒介在全国突出介绍以张铁生的方式反抗
其教师的学生。
在中学一级，行动主义往往变得具有破坏性。砸学校玻璃是一项广为报
道的消遣。来自一些而不是所有地区的当过教师的人回忆，正规的课堂活动
再次被彻底破坏，随便不上课，以示造反。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开展了雄心勃勃的开门办学和半工半读教育实验，使大部分学生在1974
至1976 年期间的一段时间内有几个月离开校园。
不过，1975 年初，周荣鑫被任命为1966 年以来的第一个教育部长。从
北大年底关于他的大字报上看，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批判教育革命所
推行的极端性上，特别是针对上层。他的观点和邓小平的观点一致，这时也
广为传播并被激进分子贴上“毒草”的标签。然而邓和周的观点本身并不极
端。它们与过去几个发展阶段遵循的关于发展的观点相类似。他们关心的是
标准太低；教育仅仅与现在而不是将来的需要相联系；大学不参与理论和科
学研究；以及只要知识分子还被嘲笑为“臭老九”，就不能好好地工作。①
① 关于70 年代中期的教育的论战，见陈锡恩：《1949 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学术和革命模
式》， 第121—
152 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第188—205 页；尽管周荣鑫患严重疾病。但 还
是被迫在1976 年
1 月离开医院，反复受到审查。他于1976 年4 月12 日一次审查会之后 去世。
否定教育革命
1977 年8 月，就在毛去世一年以后，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
化大革命结束。两个月后（在10 月21 日）宣布恢复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
前10 年产生的教育制度从而被摧毁。但这种全盘颠倒由于来得突然而让人多
少有些惊讶，因为它和在此之前的批判没有直接关系。在1976 年10 月逮捕
“四人帮”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官方在批判时对他们有关教育战线的两项
主要指控似乎遵循了1975 年温和的批评路线。“四人帮”把党的政策推向极
端，并要利用教育作为其夺权的工具。他们的反对派似乎不愿承认他们可能
实际上正以“四人帮”在垮台之前的论战中所使用的方式把两条路线斗争的
现实继续到底。当然，在早期对“四人帮”的批判中，还没有追究文化大革
命或伴随着它的教育上的变化的直接的责任。
但是，在两年内，情况已经变得明朗起来，用在1980 年采访的中国某大
学一位领导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了”。这时，整个十年的正式
问题对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外国人还没有公开。两条路线斗争不再存在，只
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1966 至1976 年“十年灾难”期间受到严重破坏，
现在已恢复到其合法状态。毛由于起了促使灾难发生的作用而受到官方的批
评。刘少奇和所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一起被宣布无罪。至少就不直接与
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言，阶级路线的政策被放弃了，理由是
阶级出身问题对1949 年后生长的各代人不再适用了。敌人还存在，但他们是
新的政治敌人，如死不悔改的激进分子，他们被人们嘲笑为来自文化大革命
时代的“保守的”毛主义的当权者（原文如此——译者）。
教育方面，权力又回到学术权威手中，并集中在教育部领导的国家教育
官僚们那里。教育部的人员到1980 年为止很快从约300 人增至500—600 人，
接近60 年代中期700 人的数字。①大中小学的课程、课本和教材在全国范围
内重新统一了。在教育的重新集权化和把权力交给内行的同时，又宣布了把
党的作用减小为监督者和保证者这一目标。然而，自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入
党的新要求伴随这一新目标以来，学术自主的程度仍不清楚。
内行们在权力由此得到恢复的同时，他们着手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制
度，并决心要对“群众运动规律”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对文化大革命前政
策、结构、名称及象征——甚至在一些其教育价值被颠倒了的最有争议的问
题上——的恢复是系统而全面的。从表面上看，所发生的情况与其说是在实
际上寻找最合理的教育发展形式，不如说是在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经
验。在那10 年里受到批判的每件事情均被宣布无罪，那时提倡的任何东西后
来均名誉扫地，而不考虑“客观”原因和社会原因。情况后来很明显，不论
在批判时对细节多么夸大，的确存在与权力斗争相连结的政策分歧及代表两
种不同发展战略的分歧。
在两者斗争的过程中，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每种发展战略都以自己的方
式发展，对教育发展的普遍问题作出反应，都有自已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社会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试验”，载《现代中国》 19
82 年4 月第190
页。本篇论文及已被引用的关于大学招生政策的专题文章是以作者1980 年在中国三个半月
的研究旅行期间
收集的数据为基础的。材料主要是通过在20 个大学和8 个中学的会见而收集的。由于在教
育部先前订有协
议，问题被官方限制在1976 年以后，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10 年进行正式调查还“还为时
过早”。
但每种战略都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每个问题。看来最好最合理的办法就是，
明智地把它们掺和在一起，这样无疑会有最好的效果。可是，由于政治斗争
如此剧烈，两种战略要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统一，看来似乎不可能。因此，毛
以后的教育部只愿在没有风险的领域和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
小学教育
毛以后的政府公开批评其前任的平均主义思想。新领导人认为，唯物主
义和发展过程的逻辑决定了为保证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牺牲数量，因为
同时要达到两个目的耗费太大，中国经济无法承受。
在小学一级，毛以后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却是在让农业部门
承担损失。教育当局私下对外国人承认（虽然不能在国内公开），农民子弟
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识，多数是从其父辈处学来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
动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农村地区去发展教育。这种“善意忽视”的态
度替代了70 年代初开始的对农村教育的积极推动。
这一新态势因许多有关的发展而加强了。其一是官方提出的想法，即国
家应遵循正规化教育的方向承担对所有农村小学的责任。再就是许多学校为
了服从质量要求并适应劳动和实际知识突然遭到冷遇的状况，停办了各种农
场、车间以及对学校预算也有帮助的项目。最后，农业的新责任制和非集体
化削弱了支撑队办小学的结构。为了对有关关闭和合并70 年代末这类学校的
报道作出反应，1979 年官方澄清说，国家不能立即对所有农村学校承担责
任。因此，地方应在过渡期间继续兴办学校。①
根据在香港会见的前教师的说法，各地正根据“地方兴办国家支援”的
做法通过不同形式继续维持其农村小学。对小学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新的个
人责任制。该责任制导致了失学率的日益增长，这也是中国报刊普遍报道的
一个现象。①据说，这表明农民宁愿让他们的子女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也
不许他们的子女上完小学。根据新近全国重新统一的课程在恢复六年制小学
方面，农村学校也落后于城市学校。
表29 小学和招生人数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8 月12 日；《光明日报》1979 年7 月24 日；长沙湖南电台，1
979 年 5 月29 日
消息，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 年5 月31 日，第4 页；沈阳辽宁广播电 台1
979 年5 月21 日，
《世界广播新闻概要》，FE/6126/BII/8，1979 年5 月26 日。
① 例见《中国青年报》1981 年5 月9 日；《光明日报》1981 年10 月5 日；《广州日报
》1981 年 8 月4 日；
赵紫阳总理也于1981 年底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承认了这个问题。
年份学校数学生人数年龄组百分比
1949 346800 24000000
1965 1681900 116000000
1966 103417000
25
84.7a
1971 112112000
1972 125492000
1973 135704000
1974 144814000
1975 150941000
1976 1044300 150055000
1977 146176000
95
1978 146240000
1979 923500 146629000
1980 146270000
93
1981 894074 143328000
1982 139720000
a ：官方在80 年代初发表的文化大革命10 年统计数字与在其他资料来源中较早提供
的统计数字大抵相同。后来官方编纂中一个混乱的来源是未分清学年和日历年的
区别。表中所见的后来的统计数字和较早发表的统计数字之间的比较，见苏珊
娜·佩珀：“毛以后的中国教育”，《中国季刊》， 1980 年3 月，表6 。一个主
要的未解释的差异出现在1965 年的数字中。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第3 卷第134 页）表明，是682000 个小学而不是所引资料来源给的数
字1681900 个小学，是所招收年龄组的70 ％，而不是84.7 ％。但在校学生人数
和引用该数字的所有资料来源中的人数相同。
资料来源： 1949 至1979 年学校数字来源于《中国百科年鉴》（ 1980 ），第535 页。

1981 年学校数字来源于1982 年同一出版物，第568 页。1949 至1965 年
的学生人数和年龄组来源于《北京周报》5 期（ 1978 年2 月3 日）； 1966
到1981 年的学生人数和年龄组百分比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1 ），
第441 页。1982 年的学生人数来源于1983 年的同一出版物第511 页。
1976 至1977 年底的数字“ 95 ％”以上是1977 年7 月19 日教育部的一个
代表与作者会见时与1.5 亿小学招生数字一起给的；又见《中国季刊》
1977 年12 月第72 期，第815 — 816 页。年龄组“ 93 ％”的数字来源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 卷，第134 页。
这些变化中的政策的最后结果及其官方的设想使小学入学年龄组的比例
不断下降，即从1977 年的“95％以上”下降到两年后的93％。小学数量和
招生人数的下降在官方统计中有记载，见表29。小学招生人数从1975 年高
达15094 万人下降到1982 年的13972 万人。小学从1976 年刚好100 多万个
下降到1981 年的89.4 万个。在1979 至1981 年之间，小学第一年的入学人
数从3779 万人下降到2749 万人。①据说上小学的人中约60％能上到毕业。②
① 1979 年一年级招生数字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 卷，第205 页；1981 年
的数 字来自于《中
早些年的失学率估计数没有得到。然而，应当指出，表里下降的数字应归因
于出生率的下降。在1975 年之前节制生育执行得不平衡。某些地区，尤其是
上海，那时因学龄人口的减少，已经关闭和合并了一些小学。
中等教育
在中学这一级，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仅想过早地普及中学教育，
并要以一种不适宜中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单一化。所以，这
些新的政策就是试图改变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数量和质量的“地位对比”。1978
年以来，中学人数急剧减少是人为的，随之产生一些社会抗议。1965 年，中
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 万人，如表30 和31 所示。1977—1978 学年
的人数是6800 万人。③新政策于1978—1979 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 年一年
里，就造成2 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 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
多万人。据1981 年10 月12 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
—1982 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 年相比，大约减少2/3。1981 年，整个上海
市7.5 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2 万多即最多30％的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升
入高中。①与此相似，北京全部13.9 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5.4 万即39％多
一点的人能于1981 年秋季学期升入高中②。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小，反映
了在这个城市较积极地注意计划生育。
在农村，全国普遍实行的计划是，关闭公社高中，只在每个县保留一个
或几个高中。附属于生产大队小学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计划在每个公社或相
当于公社的地区保留一个初中，因为公社组织被取消了。
当新成立学校的高中部于1979 年开始关闭时，当地出现了各种不满情
绪。一个被采访者描述了在山东一个县的镇子里，开了三次大会来安抚当地
人民的不满情绪的情形。强迫他们接受的教育局的通知说，他们的孩子上大
学机会那么少，却要求为他们的孩子兴办代价高的高中，这是片面的、自私
的。所以，从整体上讲，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必须“牺牲当今一代”。
另外一个被采访者在县教育局公布这一最后决定前，离开了福建一个办
得很好的公社中学。公社社员要求允许继续开办高中班，作为民办学校，雇
用他们自己的教师，而不要永久关闭掉。第三个前教师也是福建人，他把这
种请求说成枉费心机。他解释道，关闭学校是当今“路线”的一部分，只要
教育路线本身不变，只要决定路线的中央最高权力不变，每个地方还得执行。
如表30 和31 所示，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马上将学生按比例从普通学
校转到技术学校，也没有做任何工作使关闭中学与学龄人口的减少相适应。
中等教育的缩减要马上进行，而不考虑人口发展的趋势，也不考虑技术学校
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 页。其他数字的来源表29 中予以注明。
② 张承先：“克服左倾思想影响，搞好教育调整”，载《红旗》1981 年第3 期，第28 页
。
③ 1977—1978 学年的早期数字是：有6890 万学生在普通中学，另有80 万在中专（克拉
克· 克尔等编：
《中国的教育和劳动关系评论（1978 年春）》，第3 页；中专招生名额出自《人民 日报
》1979 年7 月28
日。新的官方数字列于表30）。
① 上海《文汇报》，1981 年10 月21 日第4 版。关于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少的情况，
见1982 年，2 月
25 日《文汇报》。
② 《人民日报》，1981 年11 月12 日。
和职业学校的发展。
表30 中等学校和学生：普通中学
年份学校学生
1949 4045 1039000
1965 18102 9338000
1966 12498000
1968 13923000
1970 26419000
1972 35825000
1974 36503000
1975 44661000
1976 192152 58365000
初中43529000
高中14836000
1977 67799000
1978 65483000
1979 144233 59050000
初中46130000
高中12920000
1980 55081000
1981 106718 48595600
初中41445800
高中7149800
1982 45285000
初中38880000
高中6405000
资料来源：（ 1 ）学校：《中国百科年鉴》（ 1980 ）第535 页；《中国百科年鉴》
（ 1982 ），第568 页。1976 年、1979 年学校的数目与其他资料提供的不
一致，如，苏珊娜·佩珀：“‘四人帮’以后就中国教育的变化进行的一
次采访”，《中国季刊》第72 期（ 1977 年12 月），第815 — 816 页；《中
国经济年鉴》（ 1981 ）第4 卷，第205 — 206 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的发展》第3 卷，第134 页。（ 2 ）学生：《中国百科年鉴》（ 1980 ）第
536 页；《中国百科年鉴》（ 1982 ），第568 页；《中国统计年鉴》（ 1983 ），
第511 — 512 页。
应该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回到1966 年前的12 年学制的过程中，即小学
6 年，中学6 年，后者又分初、高中各3 年。据称，这是必要的，因为新的
全国统一的初、高中课程如按10 年制教学大纲教完，学生压力太大。
因此，从理论上讲，高中学生数量的减少并不标志着总体教育的下降。
假如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能保持的话，大多数人总的来说仍受9 年教育。但
是很清楚，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
人数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 年的1770 万人减少到
1981 年的1410 万人。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 年的4610 万人减到1982 年
的3880 万人。①这样，新的教育发展战略的最终结果是向宝塔式发展：以质
量和数量而言，少数人可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多数年青人实际上受到的教育
更少，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质量要比以前好。
表31 中等学校和学生：中专
年份专业技校和师范职业/农业
学校学生学校学生
1949 年1711 229000
1957 1320 778000
1965 1265 547000 61626 4433000
1976 2443 690000
1979 3033 1199000
1980 3069 1243000 3314 453600
390 职业133600
2924 农业320000
1981 3132 1069000 2655 480900
561 职业213100
2094 农业267800
1982 1039000 704000
资料来源： 1949 — 1979 年：《中国百科年鉴》（ 1980 ），第535 — 536 页；《中国

经济年鉴》（ 1981 ）第4 卷，第205 — 206 页；《中国百科年鉴》（ 1982 ），
第568 页；《中国统计年鉴》（ 1983 ），第511 — 512 页。
尽管中国已不再流行说社会主义理想的词句，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
也有人提出了批评。理论刊物《自然辨证法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以
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据目前质量优于
数量的教育政策倾向，作者估计，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 年，年龄6—
18 岁的32200 万名青少年可能会有以下情况：有约2000 万人成为文盲；至
少13300 万人只有小学以下水平；而仅有1000 万人能得到某种专门的中等或
高等水平的教育。他辩称，数量和质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批评目前片面
强调质量的做法。“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改变这一点”，他强调说，
“不要等后代人写历史来总结教训”。①
在强调质量的倾向下，文化大革命10 年间质量的地位被颠倒过来了。起
初，重要的问题是确定普通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比例。事实上，前者总是
占优势的，但据说1∶1 的比例最为合理，因为来自普通中学的毕业生需要2
—3 年的训练，其大多数才能胜任维持他们生计的工作。不过，把普通学校
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3 卷，第205 页；和《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
68 页。
① 宋健：“人口和教育”，载《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3 期（1980 年6 月）
，第1—3页， 译
文在《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77745 期，《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学和军事事务》第178 
卷，第3 期，1981
年4 月3 日，第43 页。
转移为技工学校很快被认为是行不通的。如表31 所示，这些学校增长很慢。
一种可选择的办法是把职业课程引入普通非重点学校的高中课程中。目前正
根据国务院1980 年10 月颁布的教学大纲在这样做。②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
些学校的学生基本上不可能去为升大学而竞争，而向他们提供的实际训练又
不一定有用。中国人立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其他人试图在这
一级学校引入职业训练时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使教师和专业训练计划与学生
毕业后可能做的工作相适应。例如，福建一个中学引进的第一批职业课程之
一是服装加工。有这种技能至少可使他们从事商业，做个体服装制造商或裁
缝。但是，这一地区没有这类工厂，而学生又没有学到加工整套服装的技能。
所以，开这项课程被认为是失败的。
旧的半工半读思想一时以农中形式恢复过，这种学校在70 年代末曾被正
式提倡。一些大学知识分子对农村一致反对这些学校表示真切的惊讶。然而，
地方官员随便地认可了。农民不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也出于20 年前
就有过的类似原因。如果一个孩子进不了县城的正规学校，那么公社的类似
学校也行。由于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发展了，要求进这种公社级中学的人也
增多了。但是，进农中向有经验的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则是一种浪费。学生们
可以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学到很多同样的知识，而与此同时，还能开始挣钱。
已建立的为数不多的这类学校到1981 年正逐渐减少，如表31 所示。
如果说这一战略在农村是失败了的话，那么它支持的城市重点学校或第
三级学校则是它所引以为骄傲的。作为大学后备力量的重点学校已完全恢复
到过去的状况，并得到慷慨的财政预算支持，完善了破旧的设施。受到称赞
的从小学到大学层层建立起来的那些知识“宝塔”，在全国各地恢复起来。
有些城市甚至宣布重建重点幼儿园。新的全国统一的课程和课本，特别在理
科教育方面得到了加强和更新，以便能适应这些学校学生的水平。
现在官方政策明确表示，对接收新生的政策和对不同学生所给予的教育
种类而产生的社会后果不用考虑。企图提拔工、农知识分子的尝试被公然嘲
笑为缩小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的不成熟企图。给予工人阶级的青年以入学资
格照顾的早期做法和后来片面照顾“出身好”的考生的做法都已被取消。现
在每人或多或少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生要进入各级学校的大门，
都要经过统一考试。从这种体制中最能得益的，据说是干部、知识分子的孩
子，现在他们想在重点大学争得一席之地已全无障碍。大多数进重点中学的
学生来自重点小学或普通小学的重点班。在小学里，老师们表示要考虑孩子
父母的情况，因为受过教育和经济上可靠的父母的孩子一般在学校里表现都
比较好。
可是，当地官员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上”存在着对恢复的重点学校的
批评。这就引发了对重点学校的一片反对声，这在1981 年底的报刊上短暂地
出现过。这种评论从本质上说（即使程度不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音的
共鸣。有关这些学校的这种论点，自1976 年以后还是首次出现在报刊上。一
位作者列举了三点原因，建议再次取消重点学校：（1）它们对普遍提高教育
质量起不到作用，因为它们压抑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只使少
数人得益；（2）它们无益于整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因为它们片面强调升
学率，对学习有损害；（3）它们不利于普及教育，因为它们浪费财力、物力。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北京第16 号（1980 年12 月1 日），第493 页。
①但是，公开争论很快就中止了，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
这种突然爆发的对重点学校的反对，是正在发生的争论的一部分。所争
论的问题是：有关“分班制”的做法，或者说，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根据他
们的能力分别施教；由于每一级学校需有升学考试，重新使教育制度采取不
灵活的僵硬做法；为争取提高升学率而随之出现竞争。所有消息来源认为，
填鸭式教学和竞争情况比1966 年以前更为厉害。老师们几乎一致赞成“正规
化”，赞成有明确标准和要求的全国统一教学课程：固定的课程进度，并通
过一整套的小测验、平时考试、期中和期末考试来强化，所有这一切就是要
彻底恢复1966 年前的制度。不过，针对这些细节而进行的争论中的合理教学
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被采纳了。例如，教师们欣然承认，把学生按智力划分成
不同班，使教学较方便，但仅对最聪明的学生有益。因此，如听任这种制度
的缺点泛滥，甚至老师也会有理由批评的。但是，任何纠正措施都要由领导
部门决定，他们有责任制定这一制度的集中统一规则。可以预言，假定两条
路线斗争还存在另一逻辑的话，那就是，纠正措施不会以指责新制度的形式
出现，而是以指责新制度的前身的形式出现。
在答复1981 年12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提出的批评
意见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承认，由于有那么多弊端，升大学的竞争比过去任
何时候都激烈。但他解释说，重要原因是，中等和高等教育比例失调。他回
顾说，当50 年代初期首次采用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时，也没有造成追求升学率
的现象，因为在早先那些年中，甚至还没有那么多中学毕业生能满足大学的
招生人数。接近60 年代，高中教育大力发展以后，升大学的各种竞争情况才
出现。他认为，那时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在30％—40％之间。改变这种
状况的原因是，1966—1976 年10 年间过早普及高中教育。结果每年高中毕
业生中只有4％—5％的人能上大学。这位部长最后说，这一“极其激烈的竞
争”并不是恢复入学考试的结果，而是由于数量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和数量很
少大学招生名额之间空前尖锐的矛盾所致。①
因此，所有争论意见得出同一结论：中等教育的目的是为升大学做准备，
既然只有很小一部分毕业生能继续深造，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缩减中学招生
名额，重新把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根据这一判断，高中毕业生
人数从1979 年的720 万人的高峰降到1981 年的480 万人。在三年内，将另
减100 万人。1981 年接收的高中一年级新生只有320 万名。②
高等教育
不过，在第三级，在所谓弥补文化大革命10 年损失的努力中，这些数目
都在反向变动。那些认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意见受到特
别重视。全国入学总人数从1976 年的56.5 万人上升到1981 年的130 万人，
① 《中国青年报》，1981 年11 月21 日，这个期间的其他批评性评论参见《中国青年报
》1981 年10 月31
日、12 月5 日、12 月12 日；《文汇报》（上海），1981 年10 月21 日和1981 年 12 月
12 日；《北京日
报》1981 年12 月12 日；《光明日报》1981 年11 月7 日、11 月16 日、 12 月5 日；也
见《国际先驱论坛
报》纽约时报发行处，上海，1981 年12 月21 日。
① 香港《文汇报》，1981 年12 月17 日，《北京日报》1982 年1 月3 日。
② 《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8 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 页。
同期高校数目从392 所上升到704 所。③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们认为，像中国
这样规模的国家应有约200 万大学生，这是1990 年的目标。1949 年以来，
中国第一次直接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把其作为获得援助和专门技能的来源。
世界银行给中国提供的第一批贷款是用于高等教育的，用于购置设备，并为
进一步发展全国电视大学网络提供资金。在1978 至1981 年间，有1 万余名
中国学生和学者被派到国外学习和研究，大多数去了西方国家和日本，到美
国的人数最多。①
在这一体制中，其他各级所必须坚持的集中统一的倾向，在高校一级也
是明显的。国家统一的课程由教育部准备。全国的学生和教师都得接受其不
可改变的规程，正如他们在50 年代时首次引入中央统一课程时那样。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9 章中有
阐述）被取消了靠半工半读教学大纲维持的全省分支网络。保留下来的主校
采纳了这种统一的课程及教育部颁布的“正规”农业大学的全日制教学大纲。
同时，大学知识分子从至少老一代认为是被毛主义压抑的30 年中解放了
出来。实际上，所有过去的右派分子和阶级敌人都被平了反，分配了工作。
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而且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条
件很快得到了改善。不过，很多人仍不满足似地回顾他们的过去，看看国外
同行，比比自己，仍不甘心。他们的这些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毛以后领导人
的兴趣是一致的，他们想使西方技术成功的秘诀适用于现代化建设。而他们
初期的努力是巩固某些教育制度的特色，这一制度最早是50 年代从苏联模式
中吸取来的；与此同时，他们试图把西方教育特色尤其是美国教育特色掺到
苏联模式中去。这个有争议的混合物，究竟能演化成什么样的新形象，仍有
待来日决定。
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方式已经不满意或不赞同了，这表现于70
年代后期在现代的口号下而被奇妙地恢复了的一场本世纪初的论战中。所辩
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要有多大变化才能使西方科技满足其经济繁荣的希
望。1983 年，党的领导人十分忧虑地发起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
其目的之一是反对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的一切东西。但在一件事情上，现任
党的领导和大学知识分子是完全一致的：根据延安经验而取得的任何经验应
该坚决地放回到最初产生它们的农村中去。
就业与青年
在农村，年轻人从童年开始就成为劳动力，实际上，他们辍学是为了从
事各种不同的农副业，以增加家庭收入。在城市，这样的机会就不太多。毛
以后的政府在处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方面采取与其前任十分不同的策略。文
化大革命10 年提供了一个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第一个措施是促进中等教育
的普及，当时的原因是担心青年人可能会上街。中国学校当局和香港被采访
者均引用过这个原因，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1978—1979 年首次宣布政策
时，一些地区起先拒绝减少中学的招生名额。第二个措施是文化大革命10
年中采取的把城市青年分配到农村去工作的做法。
③ 《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5—536 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 页
。
① 《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73 页。
为文化大革命10 年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代价的是几百万年轻
人，他们从来就没有与农民结合为一体，即使他们可能学会了与农民一起生
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农村。正是在这批知青中（在文革十年中下乡的），
产生了不同政见的倾向——虽然他们几乎仍然遵守老的毛主义“造反有理”
的口号。这个口号在60 年代后期把他们鼓动了起来。有些人要求社会主义制
度自由化，有些人坚决反对这种要求。
实际上，所有的这一代人都回到了城市，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找到回城市
的途径，但由于1978—1979 年政策的改变，他们仍会被允许返城。他们的返
城引起了一个大量失业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后来允许他们从事个体或集体
经营而逐渐缓解，而以前这是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禁止的。城市的知识青
年以后都允许留在城市。可是，还得寻找办法来处理许许多多在早熟年龄走
出校门，而生活又无多少前景的年轻人的问题。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既降低
出生率，又提高城市就业机会。同时，小学入学年龄在70 年代后期正式规定
为6 岁，但后来，为与缩减中学入学名额的决定相协调，很快改定为7 岁。
这使年轻人“步入社会”推迟了一年。但是，他们的问题依然存在。
据说这些年轻人无视法律的情况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在1983 年下半年
被一场全国性打击犯罪运动暂时制止了。但是，由于没有再给青年下乡运动
赋予政治意义，因此当政府号召城市青年自愿去边疆地区落户时，并没有指
望得到热情响应，这次是号召帮助开发偏远的青海省。碰巧，这一号召与打
击犯罪运动同时发生，大量城市犯罪青年被送往青海以接受改造和教育。因
此，1966 年以前那些决定城市的失败者和落伍者命运的迁移计划所没能实现
的意图，现在立即在恢复实现。大学行政当局1980 年的报告说，甚至在国内
的精英中，说服他们的毕业生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接受毫无吸引力的工作都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以后的官方信条认为，一个人能通过为自己的利益
服务而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这个信条不是没有弊端的。但是，党的领导人不
承认其中有些社会问题是他们自己政策矛盾造成的结果，反而发动反“精神
污染”运动，反对一切机械地照搬西方的东西，并驳斥社会主义制度能存在
异化的主张。
“中国模式”在第三世界的前景
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共同关心和1970 年后中国新的文化大革命
政策的出台，产生了各种“学习中国模式”的国际运动。探讨如何学到中国
经验，并在其他地方得以应用，成了时兴的事情。①一心一意地追求发展经济，
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令人难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不论在国际还是
在国内，富裕的工业和贫穷的农业之间的差别不一定缩小，实际上可能已经
扩大了。一旦发现世界有如此多的人并没有从有关经济增长率的数量假设中
获益，那么这一假设就会有新的含义。因此，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
—1980）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探索更有意义的发展定义和战略上。70 年代要
优先考虑的，是把开发力量集中在农业而不是工业，集中在农村而不是在城
市，集中在采取办法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单单提高国民生产总值
上。
在教育发展领域里，也有类似的轻重缓急重新安排的问题。原先的教育
倾向是把重点转向职业和技术训练。但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特别是在职业
学校这一级，因为很难使职业课程与可能做的特定工作相适应，还因为许多
人认为，职业课程是那些未能进入高校队伍者的次等选择。在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注意力转到教育的失败者问题上，特别是在农村。尽管意识到农
村教育的根本问题主要并不取决于教育，但是，教育者对解决农业现代化这
种如此基本的问题不愿等待，因此，他们着手寻找解决办法，以使教育能适
应发展中的农村地区。“非正规教育”是一种办法，“农村化”的课程是另
一种办法。然而这些解决办法的难题是，这些办法使那些接受这些办法的学
生被限制在这些办法本身造成的隔离区内，并有意使目前劳动分工中固有的
差异得以扩大，还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敢于提出措施的计划者们和大学教师的下一步合理措施，是改革整个教
育制度。甚至对不大胆的人来说，分散性、多样性、灵活性、终生学习都成
了教育发展的口号。其目标是使教育制度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即允许课程
和一个年级按智力划分的班组之间能上下或横向运动，至少使教育隔离减少
到最小程度。因此，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激情试图沿这条路线改革中国的教育。
国际发展社会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个解决办法。但是，由于中国人正表示出
相似的关心，并走着共同的道路，所以有一种感觉，即他们的经验似乎可用
于其他地方。至少有一个国家（坦桑尼亚）正认真地在这样做。在这种意义
上，中国教育并不像公众所认为的，在毛死后只是重返世界其他地区而已。
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经验已经成为有关教育发展的国际争论的一部分，但不
包括要求向中国学习的国家。后来，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拒绝承认有过这种
情况。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怎样忘记过去，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他们能学到的
东西。
的确，学习中国模式的做法在毛死后确实突然中断了。那时，中国人宣
称世界如此认真学习的这种模式是假的。显然是有两种中国模式，而不是一
种；引起国际那么关注的这种模式，还没有机会充分发展就被否决了。这就
使得对中国人的经验进行评估很困难，而且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
习，这些教训有待学者们去估量。但是，国际发展社会的变化无常也许会得
① 例见罗纳法·多尔：《文凭病：教育、资格和发展》。
到原谅。一旦毛以后的领导人开始着手工作——抛去毛主义的战略，从公开
记录中抹杀它的成就，不仅仅否定文化大革命10 年的各个方面——那么，每
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要受这一新的官方路线的支配。当所有其他消息来
源被切断时，甚至抱怀疑态度的人也找不到别的解释。
聪明的是，当世界银行为中国准备第一份国情报告时，它没让自己过多
地卷进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这是绝对必要的。世界银行仅仅重新提供1979
年所得资料，世界银行以统计的术语阐明了的中国教育制度的优劣，也指出
了这两种策略各自该负的责任。这些资料是在1979 年收集的，那时正是毛以
后新的政策要开始实施的时候。中学的缩减和各级优秀重点学校的重建，对
教育制度的影响尚未完全记录。
在小学一级，入学年龄组的净入学率达到93％，中国比其他92 个发展
中国家的平均入学率高30％。全部小学生中45％为女生（不发达国家平均为
43％），这也许表明，入学年龄组的7％中的大多数不能上学。在中学一级，
整个入学率是46％（包括未到年龄和超龄的学生）。与此相比，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这一比例只有26％。在小学一级和中学一级，人数增加最多的是在毛
的战略居统治地位时期，即50 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时期，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
命10 年间。①
中国25 岁以上未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估计为38％。相比之下，其他亚
洲国家“未受教育”的比例是：巴基斯坦，81％；印度，72％；新加坡，48
％；泰国，34％；香港，29％；日本，1％。②
1979 年，全国初级教育的全部经费（44 亿元）中，估计有56.8％从国
家预算中拨出；27.2％的资金来自地方，包括农村的生产大队和城市的企业
单位；个人支出学杂费占15.9％。③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大多数社会主
义国家，普遍是地方和父母承担较多的经济负担。因此，中国过去的民办学
校已得到调整，并在国家支援和指导下向全国推广，以使这样一个农村占优
势的国家达到基本上普及小学。
与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小学数量显示相比较，高等教育却是这样的记录：
中国每1 万人中，只有10.5 个大学生。在印度，这一比较数字是60 个。众
所周知，这个数字与中小学相比，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比例失调的。美国每1
万人中有500 名大学生。然而，中国的小学、中学入学率，在整个70 年代都
远在其他92 个发展中国家之上。在高校一级，入学率在60 年代初期落后于
这些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幅度下降，1979 年仍然远远落在后面。④
可是，整个制度的另一个特征是：人员超编，使用率低，不经济。因此，
中小学教师每星期授的课要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人员少。在中国的小学里，学
生与老师的比例是27：1，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它们的平均比例是38：1
—34：1。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与老师的比例是19：1，其他发展中国家是22：
1 或23：1。在中学一级，每星期教学工作量普遍只有12—13 小时。在高校
一级，这一体制的效率甚至更差，全国的学生与老师的比例只有4.3：1。①
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 卷，第147、152—153、211 页。
② 同上，第3 卷，第135 页。
③ 同上，第181 页。
④ 同上，第135、164、211 页。
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 卷，第150、154、168 页。
因此，扩大高校招生名额和提高初、中等学校教学质量是可通过更有效地利
用现有人员和设备取得的，而不必浪费性地关闭学校和减少招生名额。工作
人员的削减没有根据学生减少的人数按比例进行。因此，到1982 年，学生与
老师的比例更不经济：小学是25.4：1；中学是16.4：1。高等学校的新比例
是4：1。②
毛的战略优势明显在于其有决心、有能力推动农村地区普及群众教育，
并使不同种类的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数量得到平衡。这一战略的特有的弱
点在于对高校领域的处理，农村社会主义者对主管这一战略的西方化城市知
识分子的怀疑，使这种处理的难度增加了。毛的战略的另一个特点是通过群
众运动这个工具来实现的，通过伴随毛战略的动员取得最大的成功。但是，
从克服阻力所必要的“过头事情”来说，这种方法本身的代价是高昂的。同
时，在运动巩固阶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浪费和不满。毛去世后，他的发展
战略和推动这种战略的延安经验，作为教育制度的模式被抛弃了。只有民办
学校模式，作为唯一在农村维持普及小学教育的方法被保留下来，但这仅仅
是容许，而不是欢呼。
1976 年以后，决定着教育制度性质的各种力量的对比情况同50 年代反
右斗争开始以前那段时间相似。那时，苏联式的结构和亲西方的知识界主宰
着正规学校制度，这种制度本身是注意力的焦点。可是这种力量对比仍然与
其所依赖的群众基础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关系。关于关闭学校，以及建立在
毛以后战略基础上的、显示了紧张关系的重点学校制度的精英主义，都遭到
了“社会”抗议，既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农村的。党的领导人本身对他
们政策所鼓励的亲西方倾向毫不担心，并不像他们对“精神污染”所表现的
那么忧虑。
外界观察者只能推测，如毛能设法控制群众运动所产生的能量，并利用
这种能量搞出一种破坏性不大，但有同样明确性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目标的
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许其结果是不会那么令人难忘。然而，由于
“过头事情”的减少，因而付出的代价也会减少，对“过头事情”产生的不
可避免的反抗也可能不会那么过激。
②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514 页。
第八章 文艺创作与政治
自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创作就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文化大革
命不但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表明在这种密切的关系中还可能蕴藏着千变万
化。早些年相对轻松的政治气候，曾使文学一度成为含蓄地抨击时事的媒介，
但到了1966 年，这种政治气候却突告结束。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中国领导人转
而反对一些文学著作和戏剧作品，并且极力要以新的文艺作品来取而代之。
他们对艺术思想的恐惧似乎比任何一个民主政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
有著名的作家都遭到迫害，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帮常常自愿或不自愿地匿
名发表作品的无名之辈。
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来加以解释和描述。其中之一就是
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创作看作是政治对艺术干预的结果：对个别作家进
行猛烈的思想攻击，对文化机构进行彻底改组，甚至解散，使文艺生活几乎
窒息；另一种则是仅限于对文学体系的变化进行研究。这种变化，尽管缘于
政治，但影响文学的风格体系，诸如故事的结构、诗歌的形式以及舞台的套
路。虽然政治对文艺生活的干预与文学体系的变化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
系，但以后还是要把它们分开来谈；事实上，这些事件也可以按年代顺序来
加以区分：思想批判文章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根本弄不清楚文艺创作是否
能满足新制订出来的要求。而几部代表新艺术的样板作品也只是在经过相当
一段时间后才出版，但即使依据当时的新标准，这些样板作品的质量也令人
怀疑。
文化大革命的发端：作家遭受思想攻击，文化机构陷入混乱
1966 年4 月19 日，“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后来正名为“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经过精心策划后，通过《人民日报》正式宣布开始。
1964 至1965 年间，数名知识分子受到批判，其中如哲学家杨献珍、历史学
家周谷城、评论家邵荃麟等。对这些人进行批判，尤其是对思想极为接近中
宣部副部长周扬的邵荃麟的批判，使文化机构受到削弱。
1965 年11 月，姚文元发表文章，辛辣地批判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指责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1961 年曾作为京剧演出）是对毛主义
政策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海瑞是明朝官吏，吴晗在其他的作品中也写过他。
毫无疑问，吴晗是在“借古讽今”，因为他早年的作品已表明他自己是清楚
这种手法的。吴晗笔下的海瑞是清官，他站在百姓一边，要退田与民、为民
伸冤。因此，姚文元说吴晗实际上是煽动解散人民公社。他这一理解并不十
分牵强附会。其他激进的评论家则把海瑞比作彭德怀元帅。彭于1959 年对灾
难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力陈己见，结果招致罢官免职。当然，也有的
观点是支持《海瑞罢官》的。①除了这些政治解释外，还有人认为《海瑞罢官》
颂扬一种刚正不阿的道德观是离经叛道。这一点，在1965 至1966 年上半年
中国报刊发表的关于吴晗的数以百计的文章中，也进行了反复的争论。那种
认为封建社会偶尔也会有清官的观点，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水火不相
容。激进的评论家认为，所谓“清官”，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因为这些人混
淆了阶级斗争，因此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对吴晗的攻击并不只限于《海瑞罢官》，而且还祸及他的其他历史著作
和评论文章。1961 至1964 年间，吴晗与北京市委成员廖沫沙、北京市委书
记邓拓一起为《前线》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定名为《三家村札记》；1961 至
1962 年间，身为《人民日报》前总编、具有相当政治分量的邓拓，发表了题
为《燕山夜话》的一系列类似的文章，后来还重印成五个小册子。这两个作
品都受到了严厉的攻击。1966 年5 月初，攻击的矛头直指邓拓。姚文元在他
的一个小册子里，指控邓拓为了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滥用其作为
《前线》主编和北京市委书记的权力，宣扬“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
这种批判显然与文学关系不大，而更多的则是思想意识和政治上的问题。吴
晗、廖沫沙、邓拓因通过报刊不加掩饰地批评毛主义政策而备受责难。他们
用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文学形式，是鲁迅最拿手的讽刺散文——杂文，而毛泽
东在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使用
杂文。
尽管杂文便于进行隐晦的和公开的斗争，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杂文并不
是主要的文学流派。在吴晗、廖沫沙、邓拓由于政治原因遭到攻击之前，他
们的杂文也不怎么有名。他们被选为替罪羊，是因为通过批判他们的文章，
就可以为攻击北京的党政领导开路，矛头对准的是吴晗和邓拓的顶头上司、
北京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
平，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从1966 年5 月开始，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图日渐昭然，而开创文学创作生动活泼局面却没有什么
起色。
① 詹姆斯·R.普西：《吴晗：借古讽今》，第35 页。
1966 年7 月1 日，《红旗》杂志发表批判文章，一口咬定周扬自1949
年负责文艺工作以来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全盘错误的。周扬被说成是王明一
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周扬的右倾在1936 年已很明显，因为那时他曾表明支
持机会主义者的口号“国防文学”，以反对更能代表无产阶级的鲁迅思想—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据说，评论家们在争论中翻旧帐是司空见
惯的事，但要追溯到30 多年前去发现周扬原来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或更糟的
其他什么，岂不令人瞠目。
评论家们把周扬树为鲁迅的敌人，是为了利用一些作家和读者出于各种
原因对周扬及其负责的文化机构的不满，求得哗众取宠之效。1967 年1 月3
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毛主席过去曾多次训斥过周扬的修正主
义思想，但毫无作用。姚文元认为，周扬必须为其1961 年在某文学杂志上发
表的关于题材问题的文章负责。周的文章认为，文学的目的应是反映纷繁复
杂的世界，并建议不要把所有的生活现象都简单地以阶级斗争来划分。姚文
元把这看作是企图为“叛徒、走狗、流氓、地富反坏右分子歌功颂德”。他
说，1959 年，赫鲁晓夫表扬米哈伊·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时，称赞故事“描绘平民百姓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周扬与赫鲁晓夫正
好臭味相投。按照姚文元的逻辑，周扬自然也认为中国作家应出版类似的“叛
徒文学”。
把周扬和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观念联系起来，这点很重要。从姚文元对
引言和事实的理解来看，其谩骂并不一定站得住脚①，但周扬的确在1962 年
的一次演讲中使用过“全民文艺”这一术语，这自然使人联想到赫鲁晓夫式
的定义：“全民国家”、“全民党”。周扬由于支持邵荃麟的观点，认为动
摇于两个阶级之间、阶级立场不明确的“中间派”，也应成为文学作品描绘
的对象，因而易受到攻击，被指控支持“人性论”的观点，即认为人类的某
些特性超越阶级界线。这种理论不管是在1964 年对冯定的批评中，还是在更
早时候毛的延安《讲话》中都被批判过。
周扬不仅仅是因为对适合文学的题材持不同看法而使他与强硬的“毛主
义”立场格格不入，他还一而再地强调艺术与科学、文学与思想的区别。周
扬对创作和文学的作用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从19 世纪的评论家别林斯基
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苏联文学理论传统，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吸收了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概念，诸如别林斯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观
点。自然，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即遭到炮轰。早在1966 年4 月，后来加
入权倾天下的文革小组的郑季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形象
思维”不能达到抽象归纳，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抵触。①这一点对否
定周扬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郑季翘的文章认为，必须约束作家为了
富有想象力的创作所要求的相对自由。至于其他激进的评论家，则否认作家
可以通过艺术手法接近现实。他们鼓吹一种朴素的与苏联美学相去甚远的唯
物主义文学观念。如果将这种文学观念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必然和恩
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著名评价相抵触。按照恩格斯的评价，巴尔扎克作为作家，
尽管观念保守，但其作品对社会的艺术洞察的结果，却是进步的。
新的、严格的唯物主义文学创作理论强化了对文艺作品的思想审查。任
① 迈其高·克菜尼：《中国文艺与政治评论：周扬的文艺政治观》，第193 页。
① D.W.福克玛、埃尔鲁德·伊布斯奇：《20 世纪的文学理论》，第107 页。
何艺术作品，任何新形象、新典型都被认为是以抽象归纳为基础的，作者再
也无法凭借模糊的比喻或直觉的认识来逃避思想管制。
激进的文艺创作观，大部分是以1966 年2 月林彪和江青在上海组织的部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一份报告为基础的。如果把上海座谈会看作是与北京
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唱对台戏，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对。“五人小组”
1966 年2 月初在北京曾为吴晗一案准备了一份报告，试图把批判引向没有政
治后果的学术争论。②上海座谈会的结果并没有马上发表，直到一年多后《红
旗》杂志才刊登了座谈会的纪要。③
上海座谈会《纪要》总的来说，支持毛在延安《讲话》的原则，但同时
也提出某些方面需要具体甚至是一边倒的观点。延安《讲话》强调文学必须
为政治斗争服务，而现在，政治斗争则被具体解释为一种反对“资产阶级、
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斗争，或简言之是一种反对“黑线”的斗争。
这种斗争被说成是艰巨的、复杂的、“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但对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胜利都是很有必要的。《纪要》否定过去20
年的文艺创作，认为不符合延安《讲话》所表明的毛主义标准；否定不同时
期作家所喜欢的各种文学流派，诸如秦兆阳1956 年提出的“现实主义广阔的
道路”（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邵荃麟在1962 年为之捍卫的“中间人
物”论。
然而，争论尽管没有点周扬的名字，但总的说来，实际已形成了对周扬
的批判。比如，《纪要》猛烈攻击“30 年代文艺”，但当时周扬的政策则是
要尽可能地保持大作家如茅盾、巴金和老舍的传统；《纪要》反对别林斯基、
杜勃罗留波夫以及其他苏俄评论家提出的文学观念，但周扬则极力支持把这
些人的作品译成中文并且吸收他们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的思想；《纪要》不
赞成欧洲、包括俄国的传统名著在中国如此受欢迎，而负责欧洲尤其是俄国
作品的翻译和发行的，又正是周扬，他本人也十分熟悉俄国文学，能阅读原
著。《纪要》认为，斯大林对苏联及欧洲的传统名著的态度也过分宽容，暴
露了《纪要》对外国影响的极端嫌恶。《纪要》说斯大林“对俄国和欧洲的
所谓经典著作都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
上海座谈会明确规定，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题材应是工农兵英雄模范、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解放战争中的一些战役。对文学主题的限
制也十分具体：描写战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
恐怖，以免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描写英雄人物，不要写他们违犯党的纪
律；描写敌人，要暴露其剥削、压迫人民的本质。显而易见，这样做的结果，
是使故事情节一看开头便知结局。
《纪要》谈到诗歌的地方不多，但其中“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
的大量诗歌”，被认为是“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事实上，与叙事
文学、剧作相比，诗歌更不能被看作是传达政治信息的工具。在戏剧方面，
《纪要》为现代革命京剧的出现而欢呼，并提到了其中几出，这在本章后面
的部分还要谈到。同样，题材问题在这里也有决定性意义。1967 年5 月，刊
登《纪要》的《红旗》杂志还在同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毛泽东在1944 年曾
批评传统中国戏剧“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而“人民却成了
② 默尔·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第123—124 页。
③ 《红旗》杂志，1967 年第9 期，第11—21 页。
渣滓”。《纪要》强调革命京剧所依据的正是这个指示。
上海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只是与早期的文学艺术理论相
比，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党从思想意识上对现
实的理解是一方面，文艺对生活的艺术表现则是另一方面，两者之间总存在
着不符。换言之，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党性原则和典型原则之间总有一种
辩证关系。上海座谈会过分强调了党性，以致没有给艺术创作留下多少余地。
这在下一部分将举例说明。
文学体系的变化
由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缘故，同时也由于上海座谈会的缘故，文化大革
命对文学创作是不能容忍的。对吴晗和邓拓的思想的批判，显然就是一种用
来削弱毛泽东和林彪的政敌的政治武器。同样，对其他作家的批判，诸如巴
金、老舍、曹禺、罗广斌、周立波、赵树理、柳青、杨沫、梁斌、吴强、周
而复等，也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这些作家均受到政治审查，常常被看成是
罪犯。巴金的公民权被剥夺，多年来一直被软禁在家，其他作家也都被囚禁
多年。老舍、罗广斌自杀或被迫自杀；赵树理、柳青和吴晗死于狱中；邓拓
1966 年5 月被捕后不久即遭杀害（也有人说是自杀）。不但是作家，另外还
有画家（如齐白石、林风眠）、音乐家（如《东方红》的曲作者贺绿汀——
原文如此——译者）以及一大批导演和演员都受到批判、迫害。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和被杀害的知识分子人数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所以他们所受的
苦难也就无法估量。如果将这些年的恐怖和流血比作苏联30 年代斯大林时期
的镇压和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并不算夸张，只不过中国的迫害速度比较缓慢，
屠杀也不很系统。
然而，文化大革命支持者的生活也并不安逸。他们陷入了派系斗争，时
常不知如何捍卫自己的毛理想，以抵抗现实的需要。1966 年夏天，陶铸不很
情愿地接替陆定一出任中宣部部长，但同年不久即被捕死于狱中，成为文化
大革命的受害者。接替陶铸的是极左派王力，但任期不足8 个月便下台。1967
年9 月，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被任命负责中央宣传领域。令人避之犹恐不及
的文革小组，从1966 年夏开始活动频繁，但一年后便乱成一团：1967 年9
月，其最激进的少壮派王力、林杰、关锋和穆欣被捕；1968 年2 月，一贯利
用义和团起义宣扬对外国人的仇视，以此作为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
斗争的武器的戚本禹受到批判，并从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至此，文革小组
实际上只剩下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此外还有顾问康生。
1970 年，陈伯达因据说阴谋反对毛主席而被清洗掉。
由于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压力，文革小组从来就缺乏权威，不能对文艺
创作进行有效的指导，因此，除了促进现代革命京剧的发展外，它对文艺生
活的干预根本就看不见成效。和别的行政部门一样，文化机构也出现了严重
的混乱。如果文革小组真的希望在文学领域采用大跃进时期的政策，那么，
它显然就无力指挥和监督诗歌创作的另一场群众运动。况且，人们很快就明
白，文革小组要的是权力，而不是思想改革。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文学和
艺术并非是首当其冲的。
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的文化生活几乎停滞不前，这不足为怪。那时，作家
被当作修正主义者或异端分子而遭到批判，而文学故事则往往被认为是作家
政治信仰的表露。作者与故事主人公没有区别，甚至故事里某一人物的政治
信仰都可以直接认为是作者的政治信仰。上海座谈会之后，政治短文和文学
小说之间的明显区别被取消，结果，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提到的“通讯
文学”便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据林彪女儿林豆豆所言，林彪赞扬报告
文学是一种集小说和散文的功能于一体的写作风格，与政治生活更贴切，有
说服力，能在对人民群众进行的现实主义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①林豆豆本
① 林豆豆：“林副主席论写作”，《火炬通讯》（1968 年7 月）。
人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其中有些作品还被译成英文，并于1967 年在《中国
文学》上发表。
然而，报告文学不大适合延安《讲话》以及座谈会《纪要》所反复强调
的要求，即文学“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
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②这种几乎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文学观在文
化大革命的头几年里完全被忽视，作家除了写些对当前政治目的表示积极支
持的作品外，对其他任何题材均不敢轻易动笔。1967 到1971 年期间，《人
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从来没有肯定地评论过一篇现代或古典小说，也没
有肯定地评论过任何一位诗人的一篇诗作。当然，毛泽东的诗是例外。但是，
这些诗尽管在政治论文中常被引用，却从来不会受到文学批评。
1971 年9 月林彪死后，文学创作的局面才有所改观，变化的标志是《人
民日报》于1971 年9 月19 日刊登了郭沫若的几首诗。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966
年4 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开始前，郭沫若受命充当的角色，就是用可怜的
自我批评形式告知全国等待着知识分子的将是什么。他此次发表的诗，主题
是政治的胜利以及由此而赢来的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郭沫若通过对新疆生
活和自然风景的描写，借机激发作家们重新提起他们的笔杆：
云笺天上待诗篇。
一池浓墨盛砚底，
万木长毫挺笔端①
1971 年11 月，郭沫若还发表了一部研究李白与杜甫的著作，旨在鼓励
对古典文学进行更多的研究。尽管郭沫若没有回避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但
其作品得以出版这一事实已意味着恢复了对历史的研究。
1971 年12 月16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讲话：“希望有更多的
好作品问世”，证实了文化气候的转变。毛的干预只能被解释为试图将文学
从被文化大革命拖入的死胡同里解救出来。林彪坠机后，他和江青组织的上
海座谈会的观点不再被采纳，因此极需要重新阐明文艺政策。1971 年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试图填补这一空白。社论强调中国文学的连
续性，认为文学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而文学中的英雄人物都应有无产阶级背
景，从这一方面来说，“革命样板戏”如现代京剧，就值得学习。社论说，
必须继续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肃清“修正
主义文艺黑线的余毒”。然而，仅仅批判是不够的，还应当有新的、富有创
造力的作品问世。因此，凡具有革命内容、形式健康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业
余作者或是专业作家创作的，都应予以鼓励；而只要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为指导，任何文艺流派都可以发展。
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这一条是潜在的严格约束，但社论
对新的文学创作仍是一种鼓舞。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
几个合著或无名氏的诗集出版，诸如《颂歌献给毛主席》、《千歌万曲献给
党》等，这些诗集都保持了大跃进期间所形成的业余写作的传统。如今，诗
人单独出版自己的诗集再次成为可能。1972 年，张永枚、李学鳌、李瑛和贺
敬之（《白毛女》原著作者之一）都出版了诗集。这些诗集在文化大革命前
曾出版过，所以包括了早期版本的一些诗作。毫无疑问，他们的作品对生活
② “座谈会纪要”，第231 页。
① 引自《中国文学》英译文，1972 年1 月第1 期，第52 页。
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乐观态度，但斗争的主题相对不明显，而更多体现的是
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神话。李瑛的作品尤为如此，他极力要把乡村的生活写
成“世外桃源”。①
小说创作的恢复，只有在把虚构的文学故事与政治文件材料区分开后才
有可能。1954 年因猛烈抨击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解析而开始其评论家生涯
的李希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直保持沉默，但1972 年却发表了一篇论述鲁
迅的重要文章。李希凡认为，故事的主人公没有必要就是故事的作者。他说，
鲁迅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并不是发生在鲁迅身上的事。②李希凡的观点不但使
对所谓修正主义作家的批判失去根据，而且对新小说的创作也起了鼓励作
用。小说不同于报告文学，也不同于历史纪实。高玉宝在谈他的小说《高玉
宝》是如何写成的时，也提出了这个观点。《高玉宝》首版于1955 年，英文
版译为《我的童年》。1972 年小说的修订版发行时，高玉宝声明：《高玉宝》
不是自传，我是把它当作小说来写的。高玉宝引用延安《讲话》解释道，小
说所反映的生活应具更高层次，比现实生活更具典型性。③
1972 年出版的小说绝大部分是再版本。李云德、黎汝清、高玉宝以及浩
然的小说均属此列。尽管浩然同时还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金光大道》，
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却避而不谈。事实上，绝大多数在1966 至1976
年发表作品的作家都小心翼翼地绕开1960 年以来的政治发展。1967 年，有
消息传胡万春正着手写一部关于红卫兵的小说和一篇关于上海“一月风暴”
的短篇小说。①但由于官方对红卫兵和上海“一月风暴”的评价不断改变，所
以，这两篇小说最终没有问世，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金敬迈提供了另一个相反的例子。1965 年，他的小说《欧阳海之歌》在
《收获》杂志上发表，同年又出版成书，1966 年4 月，出了修改后的第二版，
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并于1967 年5 月再版。②欧阳海1963 年死于一次
事故，这位军队英雄的事迹是金敬迈这部小说的主要素材。在小说第一版里，
金描写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欧阳海的积极影响，后来他修改了
这一段，加进了涉及毛主席著作的内容，还赞扬了林彪。1971 年林彪失宠，
这种改法又过时了。最后，到1979 年出了新版，但又出早了，它没来得及增
加对已故的刘少奇的赞颂。
《欧阳海之歌》的命运代表了中国小说家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他
们有责任表现社会主义革命中英雄人物的形成，但是一旦进入细节，提及最
新的政治指示和文件，他们就冒着这样的风险：在其小说准备付印时，党的
路线可能已经变化。如果党的路线不因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而变化，或至
少不像60 年代末和70 年代那样变得眼花缭乱，那么，服从党的路线（党的
精神）和艺术概括（典型化）之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就会有所好转。
小说除了要优先反映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历史外，还有其他许多禁锢。小
① 见他的诗“笑”，载李瑛的《枣林村集》第71—73 页；英译本《中国文学》1972 年8
 月第8 期，第33—35
页。
② 李希凡：“旧式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学》1972 年12 月第12 期，第24—32 页。

③ 高玉宝：“我是怎样成为一名作家的”，《中国文学》1972 年6 月第6 期，第111—1
18 页。
① 红卫兵报纸：《井冈山》，1976 年4 月7 日；《北京工人》，1967 年5 月27 日。
② 详细情况见D.W.福克玛：“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文学”，《东西方文学》1969 年第13
 期，第335—358
页。
说是没有什么心理活动余地的，因为小说的主人公都要有几分马克思主义知
识，而马克思主义有使主人公在困难的情况下化险为夷的威力。小说的作者
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性格外露的人，所进入的是一个假想的客观世界，
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去反省和怀疑，因为据说马克思主义能为实现正确的目
标提供正确的指导。如果主人公的动机没有心理条件为基础，作者就必须从
社会和经济的决定因素中寻找动机——总而言之，从阶级冲突中寻找。实际
上，1966—1976 年间的所有小说都是冲突的小说，所有的冲突，根据毛泽东
的说法，归根结底都是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和人性发生冲突的，
因为毛泽东不承认超越阶级差别之上的人性的存在。此外，与自然灾害的斗
争也被当作阶级斗争来解释，因为不同的阶级对灾难会有不同的反应）。
不过阶级斗争可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1）公开的阶级斗争，它的弊端
是从开头就能预知到结局；（2）隐蔽的阶级斗争，它却可能引诱作家以赞赏
的笔调描写阶级敌人，以怀疑的手法写无产阶级英雄；（3）类似阶级斗争，
把斗争变为一种误会，一次考验，一场玩笑。中国作家一直很喜爱这后一种
办法，如浩然，他在作品中用类似阶级冲突的手法描绘出相当于一首文学的
田园诗，一个没有麻烦问题的社会。①
虽然人物刻画的规则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时有变化，但下面的概括是有
根据的：70 年代初，小说中（以及小说外）的阶级敌人以前是一个地主或富
农，一个国民党员，一个书呆子，一个官僚，或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通常他
是一个老头，如果是年轻人，他受了在资本主义旧社会腐化了的老者的欺骗。
阶级亲人是穷人，出身无产阶级，是党委委员，他们与其他进步人士保持良
好关系，并关心别人。
还有下列变化：文化大革命头两年中，一种倾向是把共产党员的党票授
予有缺点的英雄，如1967 年版《欧阳海之歌》中的一些章节。但很快就不允
许了，党员的身分留给了完美的英雄，如同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学习材料也
从文化大革命头几年赞扬有缺点的英雄变为后来几年赞扬完美的英雄。自传
体小说《高玉宝》的作者骄傲地把其中的一章定名为“我要读书”。中国作
家需为某种政治目的而改变敌人和英雄的性格，这使作家的创作任务更加艰
难了。事实上，作家在写小说时便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俘虏，他必须不时修改
写作计划，以适应要他遵守的政治指示。一旦政治形势变化，作者必须修改
作品，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几位作家一样。
长篇小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的要求，而短篇小说和诗歌这样较短的形式
则游刃有余。这种要求也有利于舞台演出：京剧、歌舞及现代话剧，它们都
靠口头表演，因此容易随莫测的政治气氛的变化而作出调整。
① 如“艳阳天”，译文出自《中国文学》1972 年4 月第4 期，第13—28 页。
现代革命题材的京剧样板戏
1949 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京剧现代化的尝试，《白毛女》是（1958 年）第
一批现代京剧之一，它源自一出传统秧歌戏，文化大革命期间，它的情节被
编为一出同名芭蕾舞，并被列入几出“革命样板戏”之列。“革命样板戏”
这个名词是江青1967 年11 月12 日提出的，①她把这一时刻视作与文化部门
在演出传统戏问题上作斗争的一个胜利（虽然事后发现这场胜利付出了很大
代价）。在1964 年6—7 月间举行的现代题材京剧汇演中，彭真、陆定一坚
持仍可上演历史剧。陆定一主张上演那些“好的传统剧目，例如三国戏，水
浒戏，杨家将戏等。也不反对演出一些好的神话戏，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
骨精等”。②在参加汇演的戏剧工作者出席的一个座谈会上，江青的讲话却大
异其趣：
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

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③
这里，陆定一和江青都提到了那些将鬼神拟人化的戏应否上演的问题。
1961 年，吴晗曾从历史观点为上演鬼戏辩护。①
然而，这不单单是岌岌可危的鬼戏上演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神话及传统
道德的价值。在《矛盾论》（1937 年）中，毛泽东曾分析道：“最好的神话
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②吴晗曾引用了这句话。对禁演传统戏的
反抗加强了，这显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人民日报》1966 年12 月4 日
报道，江青对京剧现代化的尝试由于缺少京剧团体的合作而长期受挫，到
1966 年，北京京剧一团、中国京剧院及其他几个剧团并入军队并实行军事化
管理后，情况才得以改变。直至此时，拥有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顾问正式头
衔的江青，才得其门而入，着手实施她的京剧现代化计划。从意识形态观点
来说，这项工作极其重要，但也应该提提数量方面的问题。现代话剧从来没
有像京剧那样普及。1964 年，中国有3000 个专业剧团，而据江青说，只有
不到100 家剧团在演现代戏，2800 多个专演各种传统戏。③
1967 年11 月被江青封为戏剧样板的五个现代题材的京剧剧目是：《奇
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海港》。其中
没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头两个戏的剧本最早完成于1958 年，其他几
个1964 年以后就有了。④不过，在重新改编后的剧本里，舞台上再现了毛主
义的道德观，并试图制造一个毛主义的新神话。
① 参见D.W.福克玛：“毛主义的神话及其在新京剧中的体现”，《亚洲季刊》1972 年第
2 期，第341—361
页。
② 陆定一：“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载《文化战线的一个大革命》，
第68 页。
③ 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 年7 月在出席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国文学》
1967 年8 月第8 期，第120 页。
① 吴晗：“神话剧是不是宣传迷信？”，《中国青年》1961 年第15 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41 页。
③ 江青：“谈京剧革命”，第119 页。
④ 参见赵聪：《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样板戏被拍成了电影，它们是文革期间制作的仅
有的几部电影，
1966 年前拍的电影几乎全被打入冷宫。见保罗·克拉克：“70 年代的电影业”，载于邦
尼·S.麦克杜格尔
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第177—196 页。
除《海港》外，它们的题材都涉及战争和反抗。新的毛式英雄的确切形
象应该怎样，并不是一下就明白了的，剧本经过了反复的修改。《智取威虎
山》剧本1967 年有一版，1969 年10 月又出了一个修改本，它没有提到前一
个版本，这是一个独特现象，好像要有意抹掉历史。《智取威虎山》的剧情
取材于1957 年出版的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是，
在欢天喜地讨论这出戏时，却完全对原小说置之不理，这也许可解释为对剧
本历史的一种否定态度。有一次还以诋毁的态度对1967 年以前该剧本的历史
进行了讨论。在众多剧本的修改过程中，主要人物的形象都曾作了美化，这
一点是很明显的。为了增加可信度，杨子荣最初被描绘成一个带有土匪习气
的人，他哼着黄色小调，和他的对手座山雕的女儿调情。但文化大革命开始
不久，就有人对此作了重新审议，并删去了上述情节。杨子荣原来的形象被
斥为“宣扬刘少奇反革命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军阀主义军事路线的活典型”。
①重新塑造的杨子荣这一角色，为仿造毛式英雄提供了榜样，并被赋予了清教
徒式的面目。
1963 年开始宣传战士模范和工人模范，京剧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道德风
范从这些英雄模范中获得灵感。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是这些模范人
物中的著名榜样，而他们又是从张思德的事迹中得到了启发。在中国，模仿
英雄人物的历史就同儒家学说那样源远流长。纪念张思德就是制造毛式英雄
的肇始，张思德因毛泽东1944 年发表的简短而重要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而
名垂千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篇文章是所谓的“老三篇”之一，并印行
数百万册。张思德是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1933 年参加革命，经过长征，
在执行任务时负过伤。1944 年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突然倒塌而
牺牲。他死于大火。
张思德能作为所有现实和文学作品中毛式英雄榜样的原因，在于他为革
命而尽职尽责，为革命而英勇牺牲。他在军事和生产战线两方面都很出色，
这是典型之处。在张思德身上，人们看到了从事生产的游击战士和随时准备
战斗的工人的形象，很重要的是，他没有看到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他不过是
从不间断的革命连环中的一环，这场革命是永无止境的。1967 年秋，以他的
事迹为剧情，上演了一出名叫《张思德》的戏，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京剧现代戏中的英雄人物，包括清教徒式的杨子荣，都与张思德有许多
共同特征。他们与张思德一样，对毛泽东忠贞不渝，富有纪律性和战斗精神，
毫不利己，坚信共产党一定胜利，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英雄人物是样板戏《红
灯记》里的李玉和。1970 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该剧剧本是根据翁偶虹
和阿甲的老剧本改编而成的，以适应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铁路扳道工李玉
和需将一份密电码送到一支游击队手中，但未能完成任务，他的女儿继承了
他的事业，这样，革命工作没有中断。由这位扳道工的红灯所代表的革命传
统由父亲传给了女儿。他在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为使革命继续进
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出戏没有什么战斗场面，李玉和在日本人的监禁
下顽强反抗是本剧的主题。按京剧套路所要求的传统方式，李玉和受刑后在
舞台上跌跌撞撞，控制着自己的姿势，他的身上血迹斑斑，而其精神却是不
可战胜的。
① 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赞扬杨子
荣等英雄形象的
塑造”，《中国文学》1970 年1 月第1 期，第62 页。
为表现符合毛主义道德规范的英雄，京剧这个形式显然是提供了受人欢
迎的机会，它场面壮观，故而心理刻画虽大大减少但仍引人入胜。在京剧场
面里，有传统的唱段和音乐，有高度表达主题的手势和动作，有武打动作以
及舞台艺术。但是为了表现革命的理想而回到传统的风格，颇有点自相矛盾。
在道德标准上，毛主义和儒家学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很多。儒家学说也
树立楷模，也是教训人的，毛主义和儒学都从空想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
儒家理想中的廉正的清官（如《海瑞罢官》所表现的）是从他们个人的义务
感和诚实感中汲取道德力量的，这与列宁的顺从思想是不相容的——列宁将
革命比喻成机器，人则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一差异可能与当代远为
发达的通讯系统有关（但不能完全这么解释），如果没有无线电和电话，文
化大革命也许不可能发生，这个假定似乎是正确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毛式英雄与儒学以外的传统有关，例如侠客传统，他
们机灵、愚忠、扶弱济贫，这些品格在传奇小说均有描述。一个不同点是，
毛式英雄盼望共产主义社会，而侠客通常忠于被推翻的朝代；另一个不同点
是，如同詹姆斯·J.Y.刘①所解释的那样，侠客一般都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
江湖英雄，自己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干，无须征求他人意见，也不管当权者
持何态度，而毛式英雄符合列宁的比喻，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按最新的
意识形态规定来表现。作为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毛式英雄在制造一个新的神
话方面是不成功的，京剧样板戏的观众们对于倾轧、敲诈、非法拘监、自杀、
暗杀太了解了，他们是不相信那些戏剧化的共产党员的行为举止的。
① 詹姆斯·J.Y.刘：《中国文史中之侠》。
1976 年和“伤痕文学”的产生
1976 年4 月的清明节几乎是专门用来纪念当年1 月逝世的周恩来总理
的。在北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献花圈、发表讲演、朗
诵诗歌，想以此来悼念总理，联想到“五四运动”，这次自发的示威被冠以
“四五运动”之名。但是，工人民兵、警察被用来镇压这场示威，4 月8 日
的《人民日报》称示威为反革命运动。“四人帮”的这个定性直到两年多以
后，即1978 年11 月21—22 日，才被揭发和推翻。此后，过去只能秘密流传
的悼念周恩来的诗集，得以正式出版。
只是在推翻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以后，文化气候才开始有了决定性的
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判、遭逮捕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这又被看作是新
的信号：新政治领导人赞成对文学艺术采取一项不同的政策。
1978 年公开平反的有：艾青（诗人，1957 年遭批判，1958—1976 年被
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周立波（小说家，1966 年受迫害）、周扬（文艺理论
家，官员，1966—1967 年坐牢）、刘白羽（短篇小说作家，官员，1967 年受
批判）、夏衍（剧作家，官员，1965 年受批判）、欧阳山（小说家，1965
年受批判）、王若望（评论家，短篇小说家，1957 年和1962 年受批判、坐
牢）。
1979 年平反的有：陈荒煤（评论家，1966 年遭迫害）、周而复（小说家，
1969 年遭批判）、廖沫沙（杂文家，1966 年遭批判）、刘宾雁（短篇小说家，
1957 年受批判）、丁玲（小说家，1955、1957 年遭批判，1958—1970 年被
送到东北劳改，1970—1975 年坐牢，1975—1978 年在人民公社）、王蒙（短
篇小说家，1957 年遭批判）、吴强（小说家，1968 年遭批判）、阳翰笙（剧
作家，1966 年遭批判）、杨沫（小说家，1967 年遭批判）。
对有些作家来说，平反来得太迟了。1978 至1979 年间，被宣布平反的
已故作家有：赵树理（小说家，1967 年遭批判，1970 年死于狱中）、冯雪峰
（评论家，诗人，1957 年遭批判，1976 年因长期患病而死）、老舍（小说家，
1966 年遭批判，同年自杀或他杀）、柳青（小说家，1967 年被捕，约在1977
年死于狱中）、罗广斌（小说家，1966 年遭批判，1967 年自杀或他杀）、邵
荃麟（文艺理论家、评论家，1964 年遭批判，1971 年死于狱中）、陶铸（评
论家、官员，1966 年被捕，1969 年死于狱中）、邓拓（杂文家，1966 年遭
批判，同年自杀或他杀）、田汉（剧作家，1964 年遭批判，1966 年被捕，1968
年死于狱中）、吴晗（剧作家、杂文家，1965 年遭批判，1966 年被捕，1967
年自杀）。
平反通常是无条件的。邓拓的《燕山夜话》（1961—1962）曾于1966
年5 月遭到最残酷的批判，1979 年，北京出版社重印了15 万多册。其他在
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也得以重新发行。最后，胡风（1955 年被捕）
于1981 年获得平反。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及30 年代的文学作品、欧洲
文学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了。1978 年出版了巴尔扎克、高尔斯华绥、萨克雷、
马克·吐温、莎士比亚作品的译本，这一势头在以后几年里继续发展。
在新作家中，刘心武是第一个尖锐地涉及文化大革命恶果的作家。他的
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引起了全国的瞩目，①它触及了被文化大革命牺
①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 年第11 期，第16—29 页，英译本《中国文
学》1979 年1 月号，
牲了的年轻人的犯罪及犯罪渗入他们正常生活的后果，卢新华是另一位很快
就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在小说《伤痕》（1978 年，也译作《伤口》）中，
他按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后剧烈变化的政治气氛，分析评价了一个所谓
进步的女儿和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的母亲之间的关系。这篇小说获了奖，并
被收入一短篇小说集再次发行。②这部短篇小说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卢新华
的小说成了“伤痕文学”的典型，这是描写正直的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
的文学。这种暴露文学确实具有真诚的激情，但看来它们也服务于一个政治
目的：加强了旨在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后果的邓小平派的力量。加入清算文
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队伍的作家还有：陈国凯、茹志鹃、高晓声、王亚平。
他们的作品也时常影射大跃进。刘宾雁和王蒙是1956—1957 年“百花齐放”
期间活跃一时的作家，现又重新登场，并异常活跃。
偶尔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夸大文化大革命的消极面是否明智？1979
年7 月31 日，李准在《人民日报》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道德败坏和经济
混乱情况的描写要有节制。王若望，这位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在谈到同一问题
时则为揭露文化大革命的伤痕小说辩护。周扬以全国文联副主席的身分支持
王若望的观点。③周扬在度过了10 年牢狱生活后，已恢复了1966 年以前的众
多官衔，但是他的权威已不能同文化大革命以前同日而语了，这不光是因为
他老了，而且他现在也希望与他过去在反右运动中反对过、甚至将他们投入
监狱的作家如刘宾雁（短篇小说家，1957 年受批判）、丁玲、王若望等人合
作。在为王若望辩护时，他解释道，延安《讲话》提供了行动的准则，但不
能作教条的理解。与上海座谈会相反，他强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领导经
济工作，不能违反经济规律??领导文艺工作，也应当按照艺术规律办事，
否则，也会失败。”①虽然周扬没有详细阐述“文艺规律”，但在党性与人物
典型化的紧张关系中，他打算把全部重点放在艺术创作，或者说“典型化”
之上，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了。和周扬一样，其他评论家也都提到了“百花齐
放”时期曾经争论过的问题，旧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有时是被原来的同一个
倡导者——如果他们幸免于文化大革命之难的话。开明的评论家强调艺术和
宣传的不同，并倡导扩大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王若望和秦兆阳是其中
的两位。
1981 年因剧本《苦恋》而引起的争论，在国内和国外都被认为是对创作
自由的一个考验。4 月20 日，《解放军报》指责作者白桦否定爱国主义，对
党的政策不满。白桦和刘宾雁曾是1979 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最大胆的直言者中
的两位，他们悲叹虚伪在增加，不敢相信朋友，不敢保留日记。白桦还赞扬
了独立思考的青年作家的勇气和能力。②两年后，他的作品遭到了批判，在评
价这广泛批判时，不应忽视的是白桦是解放军文化部门的一名军官，这使他
的案件特别微妙。此外，人们从一开始就被告知，这场批判不是一场反对作
家的运动的开端。迟至1983 年7 月，《北京周报》突出报道了白桦在继续从
事创作，最近曾有他的一出戏在北京上演。对白桦的批判不仅显示了创作自
第15—36 页。
② 卢新华：“伤痕”，《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第244—258 页。
③ 周扬的意见见《中国文学》1980 年1 月第1 期，第94—95 页。
① 周扬：“也谈谈党和文艺的关系”，《红旗》1979 年第11 期，第27 页。
② W.J.F.詹纳：“1979 年：中国文学的新开端”，《中国季刊》第86 期（1981 年6 月
），第294 页。
由的限度，而且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两难困境：如何允许中国知识分子有
相当程度的自由，而又不使这种自由打乱以至完全破坏党所喜爱的意识形态
结构。也许，这种两难困境只有到共产党停止对文化生活的监督以至最终解
除党对文学艺术新潮流的责任之时才能摆脱。
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及他们在知识界的代理人日益担心中国知识分子使
用与“公开性”（glasnost）相类似的用语。他们利用邓小平本人对混乱局
势的憎恶，于1983 年下半年至1986 年初发动了短暂但有恐吓性的反“精神
污染”运动，并于1987 年初清理了像作家刘宾雁、物理学家方励之、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苏绍智、大编辑王若水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这场清理是紧随
1986 年学生示威、胡耀邦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之后的事。但是，作家的自由仍
然比1949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至少，文学创作很快就与文化大革命时代
大不相同。虽然社会和政治条件仍决定着文学的主题，但也与文化大革命时
的情况有极大的不同，流行题材很多，有官僚权力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
希望与幻灭、母女关系、父子关系、爱情、艺术创作、贪污、犯罪、裙带关
系等。
由于有了心理描写的新的机会，王蒙（后来当了文化部长）和茹志鹃便
尝试运用意识流的技巧及叙事手法。意识流可以不遵循事件的时间顺序。中
国小说中出现的自我反省，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其重要性估计再高也不算过
分。每人凭自己良心作出决定，而不再无条件服从党的指示。不管这一趋势
的政治前途如何，至少它产生了活生生的、多种多样的文学成果，完全使江
青曾经保护过的十几个样板戏作品黯然失色。
第四篇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和文学
第九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
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了“束缚中国人民
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些绳索代表了四种权力的束缚：
（一）??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

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
——
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
（夫
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①

为取得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努力通过砸碎这些权力的束缚建立起一个农
民支持的政权基础，并且他们在1949 年取得政权后，仍坚持不懈地实现这一
进程。虽然他们所做的努力确实促成了中国农村生活结构的重大变化，但传
统的农民生活方式似乎比共产党指望的更具有弹性，生活方式方面实际发生
的变化也与他们的初衷大相径庭。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44 页。
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1949—1955 年）
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
即使在今天，当中国农民讨论他们村庄的大小时，也通常指有多少户而
不是有多少人，这是把个人主要看作一个家庭（他的或她的）的亲属的长期
传统的结果。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生活单位的家庭，最理想的是一对夫妇和所
有的儿子、儿媳及孙子、孙女几代同堂。然而，实际上，这种大家庭的理想
很少能实现，因为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需要中等以上的家产，并要依赖十分
娴熟的理家经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①比较典型的家庭通常只有一对夫妇
和他们的孩子，可能还包括丈夫年迈的双亲。中国家庭基本的社会结构历来
是家族制和家长制，丈夫比妻子权大，父母权比儿子大，老人权比年轻人大。
把家庭看作凌驾于家庭成员中的任何个人之上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准则。某
种程度上，家庭除在世的外，还包括死去的祖先，由此产生的特定的伦理责
任是基于一种广泛的血缘关系。在这种广泛的血缘关系里，以叔叔、伯伯、
侄子、堂兄弟等为代表的男性通常靠直系的关系形成了家庭中的核心。在共
产党解放中国以前，这个家庭单位的经济基础是一小块土地，拥有一小块土
地是他们的理想，但通常只能租地，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家里吃以外，还拿
到当地市场上变卖，换一些生活必需品。
虽然家庭是农民社会生活的中心，但传统的中国农民家庭生活是不能自
给自足的。许多户农民同住在一个村子里，户与户之间经常沾亲带故，他们
以复杂的方式进行互相协作、互相竞争。①村民们经常到村外去买和卖，借和
贷，为他们的儿子寻媳妇、为女儿找婆家。或是寻找政治保护和求神灵保佑。
这些活动通常集中在一个市镇上，市镇可能是10 个左右村庄的经济和社会中
心。在这样的市镇里，你会发现粮店和木匠铺、诊所和钱庄，以及各种各样
的酒店、茶馆和寺庙。定期地，也许每五天，或者有时每三天或每隔一天有
次集市，周围村里的人们混杂在人群中与来回吆喝的小贩们讨价还价。集市
上，从蔬菜、家畜到衣服和手工农具等东西都可以买卖。
然而，这种本地市场关系从来不纯粹是经济关系，还受习俗的驱使和深
刻在人们心中的人与人交往中的忠诚的影响。台湾的一位农村妇女，在与人
类学家马杰里·沃尔夫谈起农村小店店主的苦衷时，指出：
如果你没有很多钱，开一个乡村小店真很困难，因为当你同辈中认识的所有邻居和所有亲

戚没钱时，他们就来要东西，而你不得不给他们。你知道，有时如果你卖给这个人东西，
他却
不给你钱，当你要他付钱时，他就会暴跳如雷，说你不尊重他，并且跑到周围的人那儿说
你侮
辱了他的家庭。假如你不卖给这些人，他们就对你很生气，但如果你给了，你就不可能赚
钱。
在乡村开店确实很难。②
中国农民经常谈起每天生活所必需的超越家庭关系的一个词“ Kan
ch'ing”，这词的实际意思就是“感情”，这种关系通常的意思是指施恩的
①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请看林耀华：《金翅：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杨庆堃：《
共产主 义革命中
的中国家庭》；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
① 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对中国一个县城的社会生活的研究》；施坚雅：
“中国 农村的集
市和社会结构”，《亚洲研究杂志》第24 期（1964—1965）。
② 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第22 页。
长者与接受恩惠的少者之间的联系。在传统的农村生活中，每份“感情”皆
有所不同，其力量和弹性取决于亲属一方的个人性格和通过各种关系换来的
物质和精神财富精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感情”发展的特定历史。①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中国人生活的这种基本结构在社区安排方面在
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村子的规模和社区固定的方式南北方各不相
同，南方一些地方每个村庄可能有500 户人家（约2500 人），每家都认为他
们是同祖同宗，组成了单一的共同家族，这个家族中的几个长者是正式的领
袖。②而中国北方一些地方的社区可能只有50 户家庭，这些家庭代表几个不
同的家族。市场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方面也不相同。
经济和社会差别的具体情况在村与村、集市区与集市区之间也有很大的
不同。几乎所有的村都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家族土地很多，而另一部分则
很少。那些土地很多的家族自己种不过来，就把他们剩余的地租给那些缺地
的人家。一些地主通过出租土地获得的收入就足以养活自己，因此他们不需
要自己再下地干活。其他不够富裕的地主除了出租土地获得的收入外，自己
也种地。完全靠租地耕作的家庭，常常必须把40％的收成作为租金交给地
主。在大部分村，总有一些无法租到土地的家庭，因此就被迫作雇工。但是
地主与“贫雇农”的比率各地差别很大。在一些土壤非常肥沃的地区，地里
收成很好，拥有土地便成了一项非常赚钱的投资，村里贫富两极分化，一部
分是家产万贯的地主，另一部分是一大群佃农。在土地较贫瘠的地方，有一
小块能养活自己的土地的中农居多，只有少数地主过着表面富足实际贫穷的
生活，贫农和雇农相对也要少一些。同样，有些集市区是由财富的势力相当
的村子组成，而其他集市区则明显不同。③
地多与地少的人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也很不一样。许多有钱的地主已经
离开村庄到了城里。家里没有人来管他们的佃农。因此，往往由当地一些残
酷的中间人来代管，穷人非常恨这些贪得无厌的寄生虫。其他地主，可能还
不是特别有钱，仍住在本村，他们靠血缘关系或者靠强有力的“好感”来管
理他们的佃农，血缘关系和“好感”至少使一部分佃农对这些地主很忠诚、
很尊敬。①
每个社区贫富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并不断在变化。即使在收成好的年
份，许多穷人家庭粮食还是不够吃，更不要说治病和婚丧嫁娶了。农闲季节
家里的一些人能到城里干点手艺活的这种家庭一般能维持生计。三四十年代
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引起巨大的社会变迁，因此，许多地主因战乱、经商亏本、
抽鸦片或赌博而破产。也有许多中农甚至贫农一下子暴富起来（绝大部分是
通过走私鸦片等非法活动发家的）。②
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常常导致中国共产党所称的中国农村“阶级觉悟水
平低”。贫雇农没有充分意识到为了共同利益，需要团结起来反对本村有钱
① 莫顿·弗里德在《中国社会的组织》一书第99—134 页中提供了有关这些忠诚方面最系
统的分析。
② 有关这方面的权威的社会学研究，请看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家系组织》。

③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就有不少人论述这种差别，如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
过渡 初期的中国
乡村》；威廉·欣顿：《翻身：中国乡村革命的证据》；伊莎贝尔和戴维·克鲁克： 《一
个中国乡村的革
命：十里店》、《十里店：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莫顿·弗里德： 《中国社会的组
织》。
① 参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104—109 页。
② 关于这种复杂情况的分析，见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
的地主。的确，当大多数农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阶级分析理论时，都觉得
与自己无关，感到很陌生。这个理论首先包含了一些新术语：乡村社会被分
成“地主”、“富农”、“中农”（以后更进一步分成“上中农”和“中农”）、
“贫农”和“雇农”。虽然村民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当地社区中的经济和
政治差别，但他们平常不爱使用这些词，来明确与有权有势阶层之间的差别。
③甚至当他们学会使用这些词时，他们也不一定认识到他们以前的忠诚是由这
种差别决定的。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根据这种设想，认为人的主要利
益和人的主要义务应该这样来决定。
土改运动的目标是瓦解这种“封建家长式”的关系（地方社会就是通过
这些关系而组成复杂形态的），并以重新组织的、阶级分明的结构取而代之。
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这种简单的划清界线是相抵触的。当土地改革的进程触
及那种生活结构时，它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人类实践经验的类型，而这些类型
与共产党对土地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的官方规定又不完全适合。
土 改
土改的历程各不相同，这首先取决于土改发起的确切时间。在共产党所
称的“老革命根据地”，如陕西延安周围，在20 世纪30 年代中期就已经建
立了共产党，这里的土改是在迫在眉睫的内战烟云笼罩着政治和心理的气氛
下，于1946 年刚过就开始的。指导这次土改的政策是激进的，强调彻底剥夺
富人的财产，鼓励使用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如刘少奇后来所述的
“不加区别的乱打滥杀现象”。①有时一些村民把土改作为清算个人宿怨的借
口，将自己在村里的冤家对头划为地主，而实际上这些人最多只能划为中农。
当“斗争的成果”——重新分配的富人财产——根本不足以使贫农们摆脱贫
困时，贫农们就试图把那些仅比他们拥有稍多一点土地的农民重新划为地主
和富农。②这些漫无约束的农民的激进主义常常由于其摧毁了擅长耕作的农民
从事农耕的积极性而导致经济上的危机。毛泽东1948 年春的一次讲话标志着
激进路线的结束。他指出前一时期的土改路线是基于绝对平均主义的“左
倾”。土改的直接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这就要求土改必须采取“循序渐进、
区别对待”的方法。农民被重新划分了阶级成分，那些曾经被不恰当地剥夺
了财产的人获得了补偿。①
在“老解放区”（像中南部省份湖北和湖南），土地改革始于1948 年左
右或者1949 年初，这是在温和得多的路线起作用后在共产党已有把握将最终
战胜国民党的形势下进行的。群众被较为严密地控制，地主被允许保有足以
谋生的财产，富农则继续拥有其大部分的土地、农具、牲畜。②
在“新解放区”（如南部省份），土改在1949 年之后才开始，它遵循
③ 理查德·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72—80 页。
① 刘少奇1950 年6 月14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上所作“关于土地改革问
题 的报告”，见
《刘少奇选集》，第29—47 页。
② 见欣顿：《翻身》，第280—475 页。
① 见欣顿：《翻身》，第479—508 页。毛的这一讲话发表于1948 年4 月1 日，在《翻身
》一书 中录有其
摘要，第486—487 页。
② 关于该地区土改详情，请看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
力 （1949—1956）》。
1950 年6 月颁布的更为温和的土地改革法，强调保持“富农经济”的必要。
然而到了1950 年10 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开始执行的是一个强硬得多
的土改路线。大约有80 万地主最终作为“反革命”被处决。③
土改通常在村一级开始，随着一个由十多个外来干部组成的“工作队”
进驻而展开。这十多个干部里约半数是熟悉当地情况的农民，半数是城里人，
通常是知识分子，被下派到农村，以证明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在土地
革命的烈火中培养革命精神。一个地区土改的基调，通常是根据工作组在精
心选定的几个村作“试点”取得的最初经验而定。
工作队在最初几个星期里生活在村里，帮助农耕，熟悉本地情况。在附
近城里的上级官员的密切监督下，工作队对村民家庭的阶级状况作一个大致
的估计。阶级成分的划分依据是村民们当时（或土改三年前）拥有的土地数
量以及他们的收入中来自于出租土地及雇工等剥削收入所占的比重。贫雇农
被邀请参加贫农团（贫农团由工作队密切指导，工作队本身由一个党组织机
构严密指导）以帮助决定村民们各应属于什么社会阶级。最初划分的成分可
能根据农民的意见或上级指示而多次修改。
将村民划分阶级是土改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一个人的名字在工作队张
贴于村中心开会处的官方公告中所列的位置将不仅决定他在土地再分配中的
得失，而且决定随后数十年官方对其政治可靠性的评判。在有些场合下，这
一划分甚至可以决定其生死。农民认识到划分谁应该属于什么阶级的过程肯
定是极不精确的，这肯定已引起许多农民的极大不安。
在土改初期，决定谁是地主、富农??的官方标准是模糊不清的。即使
后来一个详细规定如何划分阶级的细则取代了原来那个草略的大纲，大量模
糊不清之处依然存在。一个家庭究竟拥有多少数量的土地？即使丈量可以得
到这一精确数字（由于缺少官方记录，通常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仍须
考虑这些土地中究竟有多少是价值高的肥沃土地，有多少是只能勉强耕作的
土地，从而决定这些土地的真正价值。由于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通常是以小
块形式散布村中，作出这一估价将极为困难。一个人的收入究竟有多少来源
于“剥削”？由于缺少系统的文字记录，这一数字也很难得到。但是，这些
数字很可能决定他被划为富农还是中农。一个家庭的农具究竟值多少？其犁
具是否已破烂不堪到不能使用，或者是还有价值的农具？其水牛或骡子是役
龄将满还是尚可长期役使？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就有可能使他被划为中农或
者贫农。一个看起来富裕的人有多少收入来源于其合法拥有的商业企业，如
一个小药店，又有多少来自于他在村中出租的小块土地？这可能是区分他是
一个地主或者只是一个小土地出租者的依据——在土改的某些时期，这一区
分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①
在政治高压气氛下，没有经验的工作队干部们，他们自己也会处于来自
上级相互冲突的政治压力之下，可能会试图向目不识丁的农民解释这些复杂
的差别。而农民与同村村民的关系有亲有疏，为忠于某一派而不明事理。在
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作出的结论会客观准确而不带感情色彩，事实正是
如此。土改工作队难以避免的错误带来的遗产之一是一系列持久不断的怨
③ 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治》，第29—30 页。
① 目击者关于诸如此类错误的陈述，见欣顿：《翻身》，第280—475 页，以及杨庆堃：
《一个向 共产主
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31—152 页。
恨。这些幽怨成了随后数十年形形色色的个人及政治冲突的根源。举例来说，
如果许多村民认为老王实际上应划为富农而不是中农，如果老王具有全村里
许多村民讨厌的个人性格，村民们就会对老王发泄私恨，而这种发泄就可能
引发或大或小的冲突。或者假如小李被划为富农，而许多熟悉他的人认为他
只应划为中农，那么他的朋友们就会对负责把他划为富农的人永远耿耿于
怀。
准确划分农村人口阶级成分的压力使得在农村基层指导这一任务的工作
队干部们付出了代价。许多干部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真心实意地试图完满
地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不仅要对付当地农民的隐瞒行为和各种伎俩（传
统上这些农民不相信外人），例如地主将财产“赠送”给亲友或将财产隐匿
起来，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像穷人；再如，贫农们说，他们有些日子过得稍好
一些的邻居实际上比表面上更富有，等等；工作队的干部们而且还要对付政
府政策上的变化，诸如这个月说“地主”的界限要放宽些，而下个月则要求
更严格些。有时候，他们还要在自己的良心和政府政策之间取得平衡，不管
他们实际调查结果如何，政府至少含蓄地下个指标，要求在村里一定要划定
若干比例的地主名额。作为经历如此遭遇的后果，有些干部政治上被毁了，
或是心理上垮了，而不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①
阶级成分划定后，土改中的“斗争阶段”也就开始了。最坏的地主——
其中那些曾犯有残酷剥削和虐待佃户罪行的人被称为“恶霸”，另一些人则
称为“土豪”和“反革命”——被带到村民大会上。在工作队的指导下，村
民们开始控诉，有时候是殴打（有时甚至打死）这些从前的地方精英。通常
刚开始时，村民们不太愿意以这种方式批斗地主，或许他们与地主有着血缘
或个人情感上的联系，或许仅仅是出于对这些从前村里的头面人物的尊重，
有时则是担心有朝一日地主会重新掌权。有时基层工作队不愿积极消除农民
的敌意，必须由上级向他们施加压力，以推动农民们参加阶级斗争。一旦阶
级斗争的冰盖被打破，当地积极分子（通常是一些活跃而有政治抱负的年轻
人）便开始出面带头斗争地主，大量的批斗常常随之而来。在酝酿对这些前
地方精英发起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试图摧毁农村中这些地方精英传统
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取得了成功。①
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摧毁中国农村中传统权力结构这一政治性的任
务才是土改的主要目标，然而，在农民看来，土改的主要目标则是经济性质
的。绝大多数贫农参加土改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愿望。在对地主（激进政策时
期还包括富农）进行剥夺后，其绝大部分土地，连同由传统组织如家庭、寺
庙所拥有的全部土地，被重新分配给穷人。这一分配通常是经过谁是真正的
穷人以及谁需要多少土地的激烈辩论之后进行的。如此重新分配的结果常常
是村里每户人家都拥有一小份土地：中农们保有其曾经拥有的土地，地主（那
些幸免于被打死和被处决者）留下与中农相当的财产，富农（至少是在“维
持富农经济”政策时期）被允许留下其大部分土地和牲口，贫农获得与他们
从前曾经租耕的面积相当的土地（实际上常常就是其过去耕作的同一地块），
雇农获得与贫农一样多的土地。②不过，土地重新分配是以村为单位，而不是
① 关于这方面的戏剧性事例之一，见欣顿：《翻身》，第364—368 页。
① 见弗朗兹·舒尔：《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31—437 页。
② 关于各地实际土地分配差异的例子，见欣顿：《翻身》，第592 页，以及杨庆堃：《一
个向共 产主义过
几个村子在一起分，因此，一个富裕村里的贫农最终可能获得比另一个贫穷
村里的中农更多的土地和粮食。
互 助
20 世纪50 年代最初几年里流行的官方口号是“发家致富”——鼓励个
人享受土改的成果。但是，绝大部分贫农几乎没有致富的现实希望，至少在
近期内如此。的确，他们不必再为其耕作的土地缴纳地租，但他们仍然要为
其产品纳税。在50 年代早期，虽然税收政策也同其他政策一样有很大波动，
各地干部收税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农村总的税收负担要比在旧政权下为
重，尽管税收负担比过去要均匀得多。①虽然贫农在纳税后的盈余比在旧制度
下交租后的盈余要多些，但他们仍穷；因为在旧制度下他们贫穷的一部分原
因是要为其耕作的小块土地交租；同时，也因为贫农在经济、社会及个人方
面都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他们缺少农具及牲口，以便能够有效地
耕作其土地，同样更为经常的是他们缺少信誉，借不到钱来改善其农业生产
或者帮助家庭渡过难关。被困于不幸境地而难以脱身的穷人们还常常因为他
们不能适应在村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亲情关系网，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的，而
使他们逐渐疏离传统上将村邻们联结在一起的良好情感这一纽带。有些人的
贫困则是因为家中缺少强壮的劳力，或者是因为缺乏从事有效劳动所需的技
能、积极性、纪律。②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只靠简单地重新分配村中的土地就能解决的，而有
些问题甚至因为土改而变得更糟了，例如缺少农具和牲畜这些有效耕作所需
的最重要因素，土改后农村中为购买农具和牲畜提供信贷的来源几乎完全枯
竭了。过去，主要的信贷来源是本地地主和富农的高利贷（提供信贷实际上
是他们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虽然利率可能会因为借贷人之间有着良好的
私人感情或者借款人处境非常艰难而有所降低。土改后，只要利率适中，私
人借贷在法律上仍然是许可的，但是即使那些富裕农民有钱可以出借，他们
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借钱极其明了地显示了一个人的财富。而在新社会，
这是一桩危险的事，因为新政府没有明确保证这些借款将来必须偿还。①在这
种情况下，穷人的农业生产和可支配收入都停滞不前，贫农和富裕农民的不
平等状况依然如故。有时，这种差距甚至扩大了，以至贫农由于没能靠新获
得的土地生活而开始成为富农的雇工。
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不可能向村民们额外提供更多的土地，以及至少
在目前，也不可能增加资本数量，所以政府主张采取建立互助组这一解决办
法，据认为这一办法可以较好地利用有限的生产资源。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
温和的革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民们被建议以传统的合作形式为基础建
立互助组。在此之前，邻近的家庭已经习惯于根据亲情关系组成小组，在收
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46—152 页：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61、 
90 页。
① 这至少是杨庆堃在《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里的结论（第155—157 页
）。这 一时期税
制的详细论述见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02—143 页。
②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辛格森·昂格尔：《陈村》，第52 页。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47—250 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
过渡初期 的中国
乡村》，第163—165 页。
种等农忙季节里合作安排农事。起初这些新的互助组约由三五个过去农忙时
曾经互相帮助的农户组成，它们基本上是旧式互助的翻版，主要的区别在于
新式互助组的劳动交换较之过去的互助形式有更为正式的记帐程序，并且全
年可进行换工。②
扩大劳动交换的一大传统障碍是如何才能确保平等互利。例如，如果一
个家庭比另一个家庭有更强的劳力和更好的农具，那么为什么这个家庭的成
员要在邻居的田里花上一天，而换取的只是其邻居带上其较粗陋的农具用较
弱的劳力所作的较低质量的一天劳动呢？过去村民们解决或避免此类问题的
办法之一，是将合作互助范围限制在一个相互间有着紧密的亲朋关系、家庭
条件大致相当的小组里，以促进相互信任；办法之二是将劳动互换范围限制
在某些易于监督管理的特定农活上。但是，如果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能
对每家每户就某一共同事业所作贡献进行客观估价，如果有个制度能保证每
个家庭都承担起应作贡献的份额，那么参加合作的户数将增加，劳动交换的
数量和质量也将提高。这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有助于改善那些进行互助合作
的农民的生活。
因此，尽管在共产党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早期互助组与传统的劳动交换小
组很相似，它还是有两点重要的革新：一是有一个官方指定的领导人负责管
理互助组，二是以“工分”制来记录每一个组员的贡献大小，并根据“工分”
计算报酬。一旦有了这两项革新，地方官员就可以推动互助组扩大范围，互
助组规模变得更大，而且由只在收种季节合作发展到全年合作。
不过，扩大互助组规模和功能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农村传统的生活架构，
从而引起紧张和冲突。互助组成员的范围愈是超出邻居和亲情的小圈子，据
以维系组中成员相互信任与理解的纽带也愈是脆弱，对于合理的领导、劳动
分工、生产计划等的意见也愈难达成一致。简·迈尔达尔曾采访过一位农民，
这位农民这样描述了那些困扰着他的羽毛未丰的互助组的冲突：
互助组中有八户，我们拟定了一个时间表，今天为这家、明天为那家干活??。但是，制
定这样的时间表并非易事，为此有着许多争吵。李仲银（音）争吵得最厉害。他总想占先
，因
为谁先耕种常常是重要的。结果我们同意轮着来，可他从未满意过。①
互助组越大，组员们拥有资源的种类也就越多，互助合作的潜在利益也
越大。但是同样，互助组越大，那些拥有较好农具和耕作技术以及具有较高
工作热情的组员们就越有理由担心他们是在贴补那些生产能力差或者懒惰的
组员。政府官员们不得不一再向村民们施加压力（这在有些地方更为成功
些），以抵制所谓“将找将、兵跟兵”的倾向，即家庭境况较好的农民之间
组成互助组，他们排斥家境较差的农民（不过，富农被排除在互助组之外，
政府将互助组作为孤立他们的一种手段）。互助组规模和多样性的扩展为组
内长期不断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互助组内工作种类的增加也可能引发持久的冲突。组员间的劳动类别越
是不同，越是难以确定每一种劳动的相对价值，对于每个人的劳动究竟应得
多少报酬的潜在争议也越大。迈尔达尔曾采访过的那位农民说道：
② 见威廉·欣顿：《身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第76—93 页；维维恩·舒：《
过渡中的 农民的
中国》，第153—191 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 20
3—214 页。关于
共产党时代之前的互助，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117— 120 页。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0 页。
当劳动互助组的头头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每天总有人说“你不公平”，例如有时候

某人会嚷着“该轮到我了，你没看到我田里的草比他田里的草多得多吗？草可不会轮流长
。如
果今天你们不为我除草，那我可就苦了。”后来，我们选派了一个小组，专门对付诸如此
类的
问题??。但正如我所说，这不容易??，怨怒和争吵有的是。①
要是互助组规模扩展慢些，要是组员能看到他们能从政府所曾寄望的生
产的扩展中明显得益，这种紧张便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在对互助组进
行了数年相当谨慎的试验之后，到1953 年末，政府开始加快建立和扩展互助
组的步伐，而这种扩展只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建立互助
组并非单纯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以便从农村获取更高的农业剩余去支持城
市重工业。②
获取这种农业剩余的办法是1953 年秋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这一制
度取消了农村中独立的粮食市场。粮价由国家规定，每个地方都有交售公粮
的指标。向每个农户下达这样的指标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像互助组这种规模
的团体则是可能的。因此，要求每个农户都加入互助组也就势在必行。在农
民们看来，互助组已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用以强化贯彻政府以极低价格获
取农民辛劳所得粮食的意图。这个办法很有效，到1954 年底，有许多地区报
告缺粮。①
当农民不仅发现他们要在一个新的组织里与那些他们曾不愿与之联系在
一起的人在一块儿劳动，而且发现他们辛劳所得的收入也在减少时，他们的
不满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这时他们不满的焦点常常不是共产党政府，因为至
少在终于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前贫农中间，新政府拥有很大的合法
性。此外，新政府也太过于强大，难以向其公开挑战。这样一来，经济窘迫
的压力造成的常常是互助组成员之间的争执。正如上文引述的那位农民（他
自己就是个互助组领导）的话所示，争吵的矛头常常指向互助组领导和记工
分的方法。“大家总是不满意，总有人指责你不公平和偏心眼儿”。②对领导
和工分的争吵将始终伴随农村向更高级的集体化组织过渡的每一新的步骤。
农村确实在向更高程度的集体化迈进。不管普通农民是否认识到这一
点，互助组只不过是走向彻底集体化的准备。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 页。
②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85，195—245 页。
① 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城的规划与政策（1949—1968）》
，第 138—142
页。
②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 页。
社会改造（1955—1963 年）
集体化
在农村中建立互助组的方法预示了农业集体化的过程。首先是声势浩大
的宣传，以使农民确信新农业组织形式是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然后是在自
愿的基础上建立这种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新形式与农民过去所习惯的形式只
是稍有不同，而且显然符合许多农民的最大利益。接着是那些控制着农村经
济命脉的国家机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农民如果抵制加入新组织，他们
在经济上就将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新组织也朝着有利于国家把农业剩余输
往城市工业的方向发展。许多农民对此感到气愤，但并没有直接抵制，因为
绝大多数农民在还没有完全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经发现他们
被以隐蔽的方法置于一种新的境地。有少数几个确曾抵制的，恭候他们的是
迅速而强大的政治压力。①
第一个集体农耕组织叫“农村生产合作社”，是自愿参加的。虽然如此，
许多合作社的“先驱们”仍是带着相当大的惊恐迈出这一步的。对普通农民
来说，生产合作社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与他们追求的美好安定生活的基础背
道而驰，比互助组的震动大多了。在旧社会，每个中国农民的目标是尽可能
多地拥有土地，正如维维恩·舒所指出的，“在中国农村这不是致富的唯一
方法，但它可能一直是最安全和最光荣的办法，假如这办法成功了，农民富
了，其后代就继承了一份宝贵的家产”。②在新的生产合作社里，农民用家中
最重要的有形财产，他们的土地，换来了一些希望的许愿。山西省长弓村的
农民曾经这样说：“三人一条心，地也变成金”，③逐步完善的合作将促使提
高生产力，并使农民有更多的收入，公平分配。
生产合作社能提高生产力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每个农民一般都有几小
块分散的土地，每块土地用小田埂与邻居的土地隔开。如果所有土地都合在
一块，去掉这些浪费的田埂，成为联成一片的土地，那就可以有秩序地、合
理地耕作了。然而，发展生产力的机遇受一些危险因素所制约。如果合作社
的成员合作得不顺利，比较合理的统一耕作的优势就很容易失去。当然，在
首批合作社里，因合作社组织的规模相对较小，这种危险要小一些。首批合
作社一般只有约30 个农户，通常是村里同姓或左邻右舍组合而成——人们以
血缘关系或长期以来彼此的了解而联系在一起。这种合作社一般都比较成
功，麻烦不多。
合作社建立之初，当局说集体生产会增加粮食，合作社社员将得到一份
公平的收入。这种许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土地较多和耕作能力较强的农户
自然会担心合作社里较穷的人沾他们的光。虽然政府特别希望并鼓励贫农加
入生产合作社，但同时也希望中农参加合作社，事实上，如果合作社想得到
适当的资金和耕作技术的话，就得需要这些中农。把中农早先带到合作社的
① 有关集体化的详尽分析，请看维维恩·舒所著的《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75—317 
页；杨庆堃：《一
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203—237 页；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 义统
治下的广州》，
第146—177 页；欣顿的：《身翻》，第81—166 页中冗长的阐述。
② 请看维维恩·舒的《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76 页。
③ 欣顿：《身翻》，第137 页。
财产总数与其报酬密切结合起来，因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农入社的障碍。
中农加入合作社时，不是把其财产贡献给合作社，而是租给合作社使用。除
了劳动所得之外（通常是采取打工分的办法），合作社还定期地付给他一定
的财产租借费。政府规定租借费总量不能高于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总额，但没
有规定不能低于多少。劳动力和土地股息的收入比率变化很大：劳动力收入
从60%到80%不等，土地股息从 40%到20%不等。起初，为了争取中农参加，
股息收入的比率定得比较高，但不久就被削减。中农们不禁想知道其财产的
股息究竟多久才能付完。政府说付股息就付，全凭它一句话，但政府政策的
主要趋势是推行平均主义。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状况，也真的这样
搞了。对此，中农们反响很强烈，经常对本地官员大发牢骚。①
令中农忧虑的另一方面是他们借给合作社的牲畜和农具的命运。适度的
经济保障的关键不仅是一个人拥有土地的数量，而且要有管用的农具。在土
改中，那些被划为中农的人家通常有一头牛、或一头驴、或一头骡子、或一
匹马，以及可用的犁。富农一般有几头牲畜和若干农具。在财产的再分配中，
中农和富农都设法保住了这些主要财产的大部分。地主则失去了绝大部分财
产，但这些被征用的牲畜和农具仍不能满足众多贫农的需要。因此，绝大多
数贫农和雇农仍然没有牲畜和农具，只好望田兴叹。得到这些东西的那些人
（一般都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或者那些在以后的土改中有钱买这些
牲畜和农具的农户，在经济地位上，逐渐与中农不相伯仲。他们事实上也被
称为“新中农”。那些没有得到这些财产的农户们没有摆脱贫困。合作社对
那些仍很穷的农民来讲，最大吸引力是可以使用牲畜和农具。中农们（和那
些被拒之于互助组门外、现在迫于压力也加入了合作社的富农）最主要的忧
虑是失去他们的牲口和农具。合作社的新章程规定，合作社作为集体可租用
中农和富农的牲畜和农具。可是，那些有牲口和农具的人没法不担心，他们
的财产一旦被借出去，就会被损坏殆尽。合作社社员为了从这些牲口中尽快
地榨干油水，常常超载或打这些牲口，看到自己的牛或骡子负荷过重和被社
员抽打，他们（中农）心里非常难受和愤怒。①
在争取一部分农民在“自愿和互利基础上”加入合作社（第一批加入者
中的许多人是带有某种政治动机的“积极分子”）和最成功的合作社显示出
赢利之后，政府积极稳妥地推动发展合作社成员。发展合作社成员最有效的
方法是抽走农民单干的一切好处。取消私人借贷之后，政府办了信用社，信
用社成为贷款的唯一来源，信用社不贷给农民个人；随着取缔商品自由市场
之后，供销社成了唯一的收购粮食和出售农具的地方，这些都给生产合作社
带来有利条件。粮食定额制度也不利于单干者，对想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和富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 299—300 页，农民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租
息和劳 动两部分；
欣顿：《身翻》，第126—143 页。
① “至于借用的牲口??，主人很可能继续有所有权并负责饲养，合作社使用时要付费；或
者 主人对这些
牲口还得保留所有权，但让合作社饲养，合作社想用时，就有权使用，合作社最 后付给租
金，或者主人把
牲口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在几年以内分期付款。在前两者情况下， 如果一头牛死了或伤了
，主人反而遭受
责备。因此，一次性购买牲口是最好的办法，合作社 成立后一般都这么做。合作社付给农
民征用牲口、农
具以及其他东西的费用，标准相差很 大。”（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
90 页）。关于征
用牲口的价格如何有利于合 作社，请参阅欣顿《身翻》第144—149 页。《身翻》，第14
9—151 页还记述
了农民看到自己 的牲口征用后被超载或抽打后的一些令人伤心的烦恼的故事。
农实行优惠政策。①
因此，由于政府的积极推动，合作社在1954 年和1955 年在规模和范围
上又获得新的进展。那些对合作社不感兴趣的人感到了政府施加的极大压
力，这部分人主要是中农和富农，此外，一些不喜欢或不信任他们邻居的贫
农一旦加入，他们就得一起合作。政府压力是广泛的、复杂的，不单单指一
些来自说得出姓名的官僚或当地干部的、看得见的人格化的压力，它是一种
无法让人直接责骂、反驳或拒绝的压力。由于这些农民是被迫加入合作社的，
对艰苦的劳动缺乏主动性和热情。因此有一种消极的抵触情绪。
由于产量下降，中央一些对此感到忧虑的官员要求放慢合作化的步子，
减少合作社农民上交的粮食。但正如《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2 章叙述的那
样，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主张加速合作化的进程，他们占了上风。因此，不
仅合作化的步子很快加速，而且扩大了原有的规模，其内部机构也进行了改
革，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半社会主义者”，而完全是社会主义者了。
新的“高级合作社”比低级社或原来的合作社要大近十倍，一般要求平
均达到200—300 户（大约1000—2000 人）。所有加入高级社的社员都处在
一个起点上，没有人再从合作社那儿收到土地和农具的租借费。富农和中农
的财产实际上已被充公。在推进这一工作过程中，政府再一次举起了阶级斗
争的旗帜。
如果说加入高级合作社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话，那么有好处的是贫农。
在这场合作化斗争中，贫农充当了英雄的角色，而富农则被当作反面角色。
那些曾反对过征用他们牲口和田地（如摧残其牲口）、或曾经公开抱怨政策
的富农经常在“批斗会”上被惩罚。从这时起，富农加入了地主、反革命分
子和“坏分子”行列，称为“四类分子”——在政治地位上属于最低层，这
些人实际上已丧失了公民权力。不断被“批斗”，而且几乎无法再擦去这种
烙印，这烙印还要传给其子孙（传男不传女）。
中农虽没有被列为贱民阶层，但也不断地被排挤出权力位置之外——此
时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迫切需要重新划
分阶级成分。土改完成后，大多数村民在政府的新阶级划分中掉进了“中农”
的行列，因为大多数（不是所有的）原先的贫农家庭已经有了相当于中农的
土地。在以后紧接着的土改的年代里，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一部分新的中农
分到了牲口，靠庄稼地里的好收成或开小作坊富了起来。然而，其他人实际
上仍很穷。虽然他们也有跟其他中农差不多的地，但缺少牲口、农具和其他
财产，因而无法保障地尽其利。从1955 年起，这些农民都被划为“下中农”，
其政治地位实际上相当于贫农。到50 年代后期，那些政府依靠的对象——好
的阶级，通常被简称为“贫下中农”。①强调从这一阶层中吸收积极分子来巩
固和加强高级合作社。
新的合作社在规模上超过了绝大多数自然村落的联系网络，由此使得农
村的联系变得不方便。在中国南方，一个村子一般有1000—2000 人，这里一
个村子就是一个合作社。而在村子较小的其他地区，合作社由几个自然村组
成。尽管农民们已习惯于被管理——通过这种组织从上头层层管下来——但
他们不习惯在这样大的组织里与其他社员合作一起从事共同的经济活动。各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84—285、299—300 页。
① 参见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
种不同的血缘之间、村与村之间以及邻居之间的公仇和在这种大合作社中不
同家庭之间的个人宿怨损害了合作的基础，破坏了增加农业生产的必要前
提。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高级社仍受到了不少这场农村运动的投机者的欢
迎。许多当地干部，尤其是那些曾经当过贫下中农、在早期的合作社中攫取
了领导位置的干部，都拥护合作社进一步向高级合作社发展。他们觉得依据
一个既不清楚又经常变化的标准付给中农和富农额外的股息，已经成了一件
难以承受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妨碍他们行使权力时，就必须予以解决，他们
决定取消这种做法。此时他们已从负担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比以前大得多的
管理地方经济事务的权力。这种地方干部成了人民政权群众基础的一部分，
毛将此称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①
那些被政府定为贫下中农的有抱负的年轻人自然就形成了那种政权基础
的另一部分。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这无疑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他们有机
会获取村领导的权力。他们所要做的是积极推动合作社化的进程，坚决谴责
富农和其他所有在向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迈进中拖他们后腿的人。但是，对中
农和上中农来说，日子则很暗淡。而那些被划作富农的人，就更惨——他们
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政治权利。
对许多贫下中农来讲，这是个充满未知数的时代。虽然间接地得到了富
农和中农的财产，但他们更多地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们到处受合作社干部
的摆布，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属于别的村、别的家族、别的姓和另
一辈——这些人除他们自己外什么也没有，因此有可能对他们毫无同情心和
忠诚感。然而当这些农民们所担心的问题将要解决的时候，出现了更大的问
题。1958 年，毛主义者的政府开始了大跃进。
在普通农民看来，大跃进初期是好的。大量城里的干部被政府派下来，
开始进驻村里，帮助提高粮食生产，直到此刻，大部分城里的干部受到了欢
迎。他们将帮助农民播更多的种子，打更多的粮食。但许多人涌进农村，问
题也随之而来——此时新出的点子而带来的问题——很多城里人下到村里，
使得村里难以接收。①
城里干部下到农村与政府不断升温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
号同时发生，实现这个口号的方法之一是在农闲期间，组织数以千计的农民
修建堤坝，兴建更新、更好的水利工程。从此，季节性的工作节奏被打乱。
这时候已不存在“农闲季节”，耕种和收割之间不再有空闲时间，以前农民
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在家里放松一下或搞些个人副业。如今一年四季都得参加
集体或公益劳动。每年定期的插种季节到来时，农民们就被要求采用一些新
的耕作和插种技术。他们告诉农民，如果田能犁得更深些，行距密一些，粮
食产量就将大幅度提高。根据“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建立新的村办工业，
如“小高炉”。这些炼铁炉一般技术都很简单，劳动强度很高。②
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新的改革措施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300 页。
① 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 228—229 页。
② 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好的例子，请看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43
—252 页；弗朗
兹·H.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74—482 页，安妮塔·詹、 理查
德·马德森、乔
纳森·昂格尔：《陈村》，第24—26 页；欣顿：《身翻》，第 169—247 页。
力从哪里来？来源之一是农村的妇女，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她们传统上是
不下地的，只被限制在家里做家务和手工活。农村自由市场取消之后，她们
几乎再也无法靠手工纺织为家里增加收入了，但又仍然需要干家务活和照看
小孩。在河南省，当地干部搞了一个公社集体食堂，目的是为了把妇女从锅
台上解放出来，使她们在农业和水利建设中能与男人并肩劳动。年轻姑娘和
年岁大的妇女被安排照看公社的小孩、病人和老年人。家庭生活的节奏从此
改变了。
所有这些活动怎么协调？高级社的规模太小，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解决
的办法是把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搞成更大的合作组织。河南省在1958 年中期
在这方面做了尝试，新建立的组织称之为“人民公社”。这年的8 月，毛主
席视察了河南第一个人民公社，宣称“人民公社好”，在短短几个月之内，
中国的所有地方都建立起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在规模上要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和经济合作
组织。新的公社可能包括10—20 个村，平均总人口约5000 人，一般相当于
几个当地的集市。①这样的大单位在其区域内有很多公共财产——田地、牲
口、工厂，等等。那些农民一直认为不可剥夺的私人财产，如首饰、炊具、
甚至屋里的金属门栓，也经常擅自被拿到落后的炼炉上熔化来生产钢，或者
卖掉为发展新的公共经济提供经费。人民公社空前的规模使得管理成为一个
难题。②公社指挥部是决策的中心，对公社范围内的工程，如如何实施水利建
设或炼钢，或者关于种什么作物，在哪儿种以及怎么种等事项作出决策。然
后，指挥部从公社的各个村中选派排组和队（军事术语，管理公社确实需要
一种集体合作和高度统一的精神）的人去干。总部为数不多的干部，在时间
非常紧的情况下，怎么决定哪些民工干哪些活？由于不可能对这种事情作出
非常准确的判断，因此大量劳动力浪费掉了。指挥部的干部也不可能知道每
个民工所干的工作以及应该付给他们多少报酬，因此每个人得到的都一样。
1958 年秋，在第一个成立公社的热潮期间，为了摆脱剥削，刮起了“共产风”
（村民们现在还这样叫），这种想法叫人难以理解，其后果实际上是爆炸性
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至此，政府的口号
不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
起初，相当多的农民好像欢迎这股共产风。确实，在某些地方，这种狂
热有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上当起义领袖号召农民起来造反，许诺即将建立的新
世界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时的周期性热情一样，在这种情形下，有充裕的食物
经常是人们最主要的梦想，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农民陶醉于这个梦想而幸福
地忘我工作。当所有人不用付钱，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随便吃以后，似乎乌托
邦的理想社会变成了现实。广东的一位农民对看似丰富的免费吃饭制度至今
记忆犹新，“我们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吃得都很胖，
我们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里去吃。”①公社运动的早
期被一些农民叫做“吃光”阶段，因为一个人一天经常要到公社食堂去吃五
① 然而，公社规模不尽相同。参见安炳炯：“中国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变化与连续性”
，《亚 洲研究杂
志》第34 卷第3 期（1975 年5 月）。
② 在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33—270 页和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
形态 和组织》第
464—490 页中作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①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陈村》，第 25 页。
六顿。②
但这种无节制消费的梦想不久变成了一个恶梦。高层领导下达指示，要
求试行不切实际的新耕作方法。那些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地方领导被说成是“右
倾”。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只好谎报，投其所好，上面领导在生产增长
方面想听到多少，他们就报实现了多少。有些革新的结果，如报其密集地插
种，使整块地的粮食都浪费掉。工作安排不合理，因此，在完成一项重要工
作之前，农民经常被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农民们吃光了他们公社集
体食堂的所有粮食，就只好让别的村帮助其解决种子问题。公社化的整个过
程，就如一些农民形容的“太早、太快、太急”。③这股“共产风”导致了社
会的混乱，1959 年十分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混乱。
所发生的饥荒是20 世纪最大的人类悲剧之一。根据最近的统计分析，
1959—1962 年，大约2000 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1960 年死得最多，而
有些农村地区一直到1962 年还有人饿死。这个数字表明在这次饥荒中农村人
口损失要比城市多得多。①
然而，令人惊奇的，几乎找不到有关记载这次人类悲剧所遭受的损失方
面的材料。假如这么严重的灾害发生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旅游者和社会科
学家就会根据所看到的情况大量报道和描述其情形。但是，中国作家在当时
不让报道饥荒，外国记者一般都被拒之门外（这时候极少数来到中国的外国
记者是中国的“老朋友”，像埃德加·斯诺和韩素音，他们相信主人的话—
—虽然有些困难，但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自觉地遮掩这次饥荒的一些情
况）。②在1970 年和1989 年被采访的农民都不愿意谈他们那时候的遭遇。他
们即使谈了，也谈不出更具体的情况。
80 年代，根据临时凑合在一起的目击者的大致回忆，出现了下面一幕在
饥荒中人们吃草根情景。粮食吃完后，农民们开始吃村周围能吃的青草、树
根和野兽。③在一些饥荒特别严重的地方，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四处要饭——
自然，如果附近地方真有多余的粮食，如果那些濒于绝望的人有钱购买，外
出才能解决一点问题。④生产队和大队——这是公社所属单位，是按农民居住
的自然村划分的——把剩下的所有粮食救济那些急需的家庭。大跃进期间，
有些生产队和大队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集体化的最左的指示，或把要在公社
范围内进行一平二调的粮食藏了起来。他们此时的境况要好一些，比那些顺
从听话的大队和生产队能较好地照顾自己的社员。那些有余粮的大队和生产
② 同上，第25 页。
③ 引自安炳炯的“政治经济”，第 634 页。
① 关于在饥荒期间死亡人数的总数，参见尼古拉斯·拉迪：“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
 1965）”，第376
页；彭尼·凯恩：《中国的饥荒（1959—1961）：人口统计和社会影响》，第 89—90 页
。根据拉迪的统
计，死亡人数为1600—2700 万。凯恩的估计是1400—2600 万。我 要特别感谢凯恩所提供
的信息。
② 韩素音是世界性的作家，其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比利时人。她在1980 年的回忆录中
写了 她是如何出
于对祖国的忠诚，隐瞒了饥荒的真相。“我虔诚地、全身心地护着中国，甚至面 带微笑地
向那些外交官和
好刺探消息的记者撒谎。因为只有中国是我的‘心脏’，流淌在我 的血液中，遍布于我全
身的每一个细胞。
我别无选择，中国选择了我。在寒风凛冽、寒冷侵 袭大地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都幸灾乐
祸地威胁中国。
然而，我首先是中国人”。韩素音： 《我的屋子有两扇门》，第296 页。
③ 例见史蒂文· W.莫舍：《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第 50 页。
④ 彭尼·凯恩：《中国的饥荒》，第118 页。
队对外来买粮的人经常毫无顾忌地要高价。①
死于饥荒的人大多数是小孩和老人。成年男人在数量极少的粮食供应
中，占第一优先权。在地里干活这是基本条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能量才能
去种新的谷物。②至少有一个地方，许多妇女不得不离家去要饭——再也不回
到她们的丈夫那儿。③为了节省能量，小孩被迫停课。④《陈村》一书曾引述
了一位农民的大致回忆：“一些人病了，一些老人死了。我们村变得很寂静，
好像所有人都死了。”⑤
当时死一般的寂静可能表示了人们因衰竭而不再活动。共产党宣传说要
有远见，反对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宿命论，宣传说，中国共产党将从根本上破
除农民的迷信，使农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开始时，让人觉得似乎共产党
真要实现这个目标。土改的目标不仅为了土地，而且也是为了自主。贫农将
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意志的摆布。土改开始不久，看起来确实不错，贫农似
乎终于获得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他们参加农会组织，斗地主，分田地。
后来，农民们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加入了互助组。但集体化运动实际
上使他们失去了很多自主权。随着运动的深入，政府逐渐用强制的权力把农
民的生活控制得越来越紧。到了50 年代后期，农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已名存
实亡。⑥如果农会还存在的话，它们也不过充当政府的宣传渠道和完成上级制
定的政策的组织罢了。同时，那些宣传越来越荒唐，政策也越来越多变。
共产党政府的官员能够把农民控制起来，这种控制对农民来说比地主更
令人痛苦。随着公社的建立，农民们看到干部们住在远处的指挥部里发出荒
唐的命令（出于上头很大的压力），这些没同任何“群众”商量过的命令导
致了可怕的破坏性后果。此外，还有些干部拿走农民的个人财产，强迫他们
到公共食堂吃饭。
在公社运动中，农民们经常抱怨公共食堂，以此来表示他们无权的情绪。
他们经常抱怨饭菜质量差，并怀疑厨师和干部多吃多占。他们抗议要在规定
的时间到公共食堂就餐，抗议吃那些不合他们胃口的饭菜。烧饭和吃饭在过
去一直是家里的事情。事实上，所谓一家一户，其定义就是一个有厨房的家
庭单位。饭菜不是在自己家里做的，被迫吃别人做的饭，吃饭的次数、环境
皆由别人操纵，这些在农民心态中，也许就是无权的中心内容。
大跃进的失败越来越显而易见，饥荒也开始横扫乡村，此时农民恨透了
“命令主义”。当地干部天黑以后不敢单独出门，害怕被人打，这成了当时
人们的话题。①然而，农民对他们命运的抱怨极少变成行动上对应对他们这种
状况负责的权力制度的反抗。村里变得“很安静”，抵抗是消极的，表明了
其本身毫无生气，以及当务之急是活下去而不是公共福利。部分原因无疑是
① 在欣顿《翻身》第251—252 页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② 请见凯恩《中国的饥荒》，第 116—118 页。
③ 这个例子出自费孝通在1980 年前后会见开弦弓的几个男人，询问他们为什么离婚的材
料。
④ 威廉·拉夫利所作的统计数字表明，四川南充绝大部分儿童的教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
耽 误了。见“中
国农村生育率的变化：“来自四川什邡县的报告”，载《人口研究》，第38 期 （1984 年
），第370—371
页。
⑤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的《陈村》第25、53 页。
⑥ 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315 页。
① 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55 页。
饥饿引起的身体虚弱造成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无能为力所产
生的精神上的绝望。政府的政策再次教育他们要相信命运。
大跃进是建筑在对人类本性极其乐观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相信中国
人民一旦给予适当的机会，灌输适当的政治思想，就会激发极大的热情为公
共利益而勤奋工作。大跃进显而易见的错误管理方法破坏了寄予希望的一切
基础。即使到1962 年，粮食供应开始有所好转，也很少有农民再愿意好好干，
尤其是如果卖力气干并不比偷懒的邻居多给家里带来好处时。很少有农民再
关心公共利益。在集体田里干活的农民在收割东西的时候常偷偷地给自己留
下一部分。①
勤俭节约
为了缓和大跃进带来的经济灾难，政府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提高农
民的积极性。因此，当饥荒遍及全国的时候，政府宣布了确定新的农村政治
经济秩序的计划，其实质是重新给予农户以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而这些自主
权在集体化的激进阶段已经被取消。这一新秩序体现在1962 年9 月颁布的《农
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中（即著名的“六十条”）。
作为1960 年就已开始的一系列农业改革的最终成果，新的条例在名义上
保存了人民公社制度，但在具体做法上已经作了根本的改变。首先，公社的
规模缩小了，平均大约只有原来土地和人口的1/3，通常接近于传统的区域
集市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公社一级不再负责日常的农事安排，而是负责对
基层的农业计划进行总体协调，以及管理某些企业和公共事业，如中学、医
院、小工厂、修理铺，等等，在村一级经营管理这些企事业是不可能富有效
率的。公社的下一级行政机构是“生产大队”，这是一个大约由200 户家庭
的大村庄或几个小村庄组成的单位，相当于过去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
些生产大队的职则是指导基层民兵组织，维护当地的公共安全，充当基层宣
传机构，负责本地的小学，兴修中型水利设施，调整农民之间的经济规划。
但是对于普通农民的日常经济生活，这种控制是很有限的。平时的农业经营
和集体生产财富的分配，由生产队一级来负责，生产队是个大约有20 户家
庭、100 人的组织，通常是由邻居和亲属组成，其规模和结构形式相当于过
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①
生产队是最基层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是土地、牲畜、大型农具的所有者。
农民无须再听从陌生人的命令，该播种什么，选择哪里，如何种植庄稼，自
己就可以作主。生产队由领导们决策（领导是经过当地党组织的严格考验从
候选人中选举出来），②只要不超出政府的规定范围，能够自行决定如何合理
使用土地和合理安排劳力。相互熟识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勤劳的农民可以自
① 曾被国民党情报机构掠去的并在台湾出版的福建省连江县的一系列档案中也坦率地承认
问 题出自较低
的农民觉悟，参看C.S.陈所著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
① 关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组织和管理的情况，请看安：“政治经济”；约翰·C.佩尔泽
尔： “中国大跃
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 织》；鲍大可
、埃兹拉·沃
格尔合著的《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权》中也有此类 论述。
② 参见詹、马德森、昂格尔：《陈村》，第66—71 页。从采访中国各个地方的人中了解
到，实 际选举的
程度因地而异。
得其乐地享受劳动所得，无须担心本地域外不相识的人来分享劳动财富。社
员们共同分配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所得，因而条件好、又善于管理的生产队的
社员们的所得自然比命运不好的邻队多。较熟练、较勤劳的农民不用再担心
缺少技术和积极性的他人会得到同壮劳力一样多的红利分配。生产队的利润
是通过工分制分配给社员们的，社员们多劳多得报酬。
政府允诺，“六十条”将成为未来30 年农业组织的框架性文件，事实上，
在此后的15 年里，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这是个灵活的框架。新文件明确规定
了生产队领导如何行使权力、安排劳动和取得劳动报酬。政府官员借此得以
允许中国农业朝着类似于私人农业或者半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的方向发展。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政府为了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便以这样一种方式
来制订政策，它使农民觉得仿佛又回到了社会主义以前的私人农业经营时
代。③生产队仅仅负责把大量农业任务分配给小组，这些小组仅由二三户家庭
组成。这些小组只要每年向政府送交定额的定购粮食，就可以随意地安排自
己的工作（即包产到组——译者）。集体劳动实际上意味着处于互助的初级
形式。在一些地方，生产队把农事责任分别落实到了每个农户身上（即包产
到户——译者）。诸如此类，生产队指定每户一小片土地，而每户与生产队
协商达成合同，确定每年以政府规定的低价送交一定定额的粮食。农户想方
设法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只要履行责任完成送交定额粮食就行。超过定额的
余粮，农民可以自留或者以集市价出售。
然而，这并非是真正回归到商品经济制度，因为，当时没有农民出售必
须生产的基本商品的自由贸易市场。政府规定，农民必须“以粮为纲”，不
能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绝大部分田地必须种粮食。农民也不能在自由市场上
出售粮食，而必须以人为规定的低价，交售给政府固定数量的粮食。
但是至少农民不需再和不相干、不相识的生产队农民争执谁挣多少工分
了；也不需要生产队领导来命令每天该干什么。劳动掌握在小部分相关的私
人小组而非大的公共组织手中。仅此就似乎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刺激了农民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随着有限的自由市场的恢复，私人经营范围也越来越扩大，1956 年社会
主义高潮时期砍掉的农村集贸市场，现又恢复了。新的规定允许每个农户有
一小片自留地（土地面积按照家庭的人口数分配，但被指定作为自留地的整
个面积仅占村社土地的5%到7%）。自留地上所种蔬菜，除家庭食用外，可拿
到最近恢复的集市上卖掉。农民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去搞副业了，诸如手艺
活、养蜂或饲养家禽，都能拿到市场上卖掉。有手艺、有干劲又善于管理的
家庭搞私人企业，就能获得整个收入的30%。
诸如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而也造成了农民的不平等并使农
民漠视公共利益。尽管在同一大队，所有家庭所利用的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
而每户的生产能力却有差别。因此，在分散的生产制度下，一些农户不仅完
成定额任务，甚至还有相当多富余供自己使用，而另一些农户——病残户、
不善筹划者、或者懒惰者，在完成定粮之后就所剩无几了，温饱都难以维持。
成功和失败永远取决于他们自己，因此，生产队——传统的邻里或村庄——
③ 佩尔泽尔在其所著的“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中描述道：广东省的生
产大 队是一个负
责把大部分生产任务分派到生产队的小组的组织，小组通常由两个友好和合得 来的家庭组
成。两个家庭中
有一个缺劳力，而另一个则劳力富余。
再次出现贫富分化。农民更倾向于关心自留地，照料自家的猪群，忙于出售
农副产品，农民无心关照整个集体的公共利益。①
至少中央政府领导中的毛主义者是这样看的，并将深切地感到“自发资
本主义势力”在农村复辟了，于是中央政府在1964 年开始改变农村管理和劳
动报酬制度，以利于农村工作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它提议，生产管理的
绝大部分责任应落实到生产队领导身上。抛弃了包产到组、分田到户的做法，
又重新合并成集体耕作的大田。在分配上，工分制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
管是在调动生产队里每个农民的积极性，还是在推进这一集体的平等与团结
方面，工分制都成了越来越重要的方式。而提高农民积极性的代价却是增加
了生产队里的不平等现象。
在“六十条”框架内这些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运动也永远不能产生根
本的平等和十分合理的劳动管理。生产队是基层集体所有制单位，它的规模
被控制在这样的范围内：能与当地农村生活的传统社会伦理、亲属关系、邻
里关系相适应。因而，农村仍存在着相当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生产队之
间比在生产队内部成员之间可能会更大。在同一农业生产地区，如一个队的
条件好，有健康强壮的劳力，又有好领导，自然就比邻队富裕。一个工分值
多少钱是衡量富裕程度的一个指标。由于一个工分能给予社员一份生产队的
红利，利润高的生产队的一个工分就比利润低的生产队的一个工分挣的钱
多。例如，广东省的陈村生产大队，由5 个相邻的高产的生产队组成，1971
年，10 个工分值1.10 元，而由于领导不力、劳动力差而低产的生产队， 10
个工分仅值0.70 元。即便在人民公社时，陈村也比邻村穷得多，然而这个公
社平均生活水准也比中国其他贫穷省份的人民公社高得多。①
尽管生产大队（居于生产队之上的高一级行政单位）能够在学校、小型
工厂、抽水站，诸如此类，投入一小部分物力，动员一些生产队的劳动力投
入，但它要想让农民在大队的工作项目上与其他生产队的人共同合作的话，
进展就很缓慢了。60 年代和70 年代要想动员农民进行公社一级共同项目的
劳动，这种进展就更为缓慢。大部分农村劳动和劳动分工局限在生产队范围
内。
的确，六七十年代期间，“六十条”还是起了作用，农村的社会生活变
得多姿多彩，超过了以往几代人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各
村总是向外面世界开放，村与村因有无数关系而结成当地统一的（虽然是松
散的）市场网络。如前所述，他们常把女儿嫁到外村，又从外村娶回媳妇。
他们定期在附近的集贸市场上和外村人做生意。有时候，他们甚至离开家乡，
移居城市或者土地可能会更肥沃的其他地方。但是，现在许多交换的途径被
取消了。
到1958 年，政府规定，适当限制农民往生产队外流动，除非经特殊允许。
但这并不能立即冻结农村人口，因为随着大跃进时期大规模基建项目的建
设，成百万的农民，大部分是单身汉，作为合同工被带到城市工作。但是随
① 关于这一时期村里不平等的普遍状况，参看詹、马德森、昂格尔的《陈村》，第50—5
4 页。 陈的《连
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提供了县级干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① 《陈村》第247 页注。将此与梁恒的报告相比，1968 年前后在湖南省的一个贫困地区
，10 个 工分仅值1
角4 分。见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2—173 页，关于影响工 分价值
各因素的详细论
述，见威廉·L.帕里什和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 生活》，第47—72 
页。
着大跃进而来的经济滑坡，政府又把劳动力送回农村人民公社，还有城市无
业居民也被送到农村公社。1961 年到1962 年，总计有2000 万人从城市返回
农村。绝大部分人都不愿回农村，而绝大部分农村公社，刚从饥荒的最险恶
岁月中恢复过来，仍面临着痛苦的食物短缺，也不愿接受他们。政府的主要
措施是采取强制手段，强行禁止人们流动，不准迁往他们所向往的地方。整
个60 年代和70 年代，几乎所有人口流动都是从城市迁往农村。农民想从农
村往城市流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想在农村自由流动也变得十分困难。
当地的自由集市是村民和本地区其他居民进行联系的重要渠道，它在60
年代初还被允许存在，但到了60 年代中期，以迅速向社会主义发展为名，自
由集市也被禁止了。村民们通常都是从外村娶进媳妇，同村村民禁忌通婚，
但当政府谴责这个传统为封建迷信时，这种最亲切不过的社会交换形式，在
某些地方也被取缔了。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在中国社会上大
肆宣传，目的是使公民意识到自己是属于国家社会，但是六七十年代农村政
策的一个没有想到的结果却是抵消了这种宣传效果，因为它鼓励当地居民转
向自己依靠自己。①
60 年代中期，政府努力的另一个结果，本想促使生产队的内部机制更加
社会主义化，而随之而起的是爆发了内部无休止的争吵，抑制了农民的积极
性，降低了生产力。这些争端集中体现在工分制问题上。
在50 年代互助组和集体化运动期间形成的工分制度复杂多样。②这个制
度主要分为两大类：计时制和计件制，在计时制中，每个生产队的成员通过
集体讨论，一年一次或两次给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一个定值工分。通常25
周岁至45 周岁的健康农民得到的工分最多。一天的劳动一般定在9 分到10
分，妇女能得7 分或8 分，孩子只有6 分。一个社员想要计算他所挣的工分
数，只要简单地把他或她的工分定额乘以劳动天数就行了。在计件制中，各
种各样的工作都定了一套工分，譬如耕一块特定的田值50 个工分。一个农民
完成一项劳动就能得到很多分。计件制积极地鼓励了个人，同时也使身强力
壮、有雄心的劳动力大受裨益。一人完成个人的工作越快，所挣的工分也就
比其他社员越多。但是，同样的原因，计件制消极地阻碍了社员们的协作精
神。他们刺激了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劳动数量，却忽视了对劳动质量的关注，
同时，他们也鼓励了个人狭隘地关心自己的个人劳动，而忽视了该劳动应如
何和他人的工作相协调的问题。例如，妇女按计件制插秧播种的工作，有时
为了图快，尽可能多插几行，但秧插得太浅，当稻田灌上水后，秧苗根就松
①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生活》，第302—308 页。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生活》，第 59—71 页。另一个关于生产队收
入分配 的问题是
口粮定额的制定。正如帕里什和怀特所述：“粮食分配是与工分相分离的。工分影 响一个
家庭的收入，粮
食分配则影响其支出??粮食分配通常有三种方法，首先是按人头分 配，由各人的年龄和性
别决定口粮数
额。因为这一数额不因该年的劳动而变，这样分配的粮 食被称为‘基本口粮’。这一方法
为每个村民提供
了一定的缓冲保险。第二种方法按照每个 家庭成员当年的劳动量，或更不确切些，按所挣
工分进行粮食分
配。当粮食分配以工分为基 础时（这称为“工分口粮”），能劳动挣工分的人才能分到粮
食。第三种方法
是将小部分口粮 （通常是10%）用于鼓励人们将粪肥交给生产队，这部分的口粮称为“肥
料粮”（第65—66
页）。“基本口粮”的比重越大，一个生产队中消费的平均程度也越高，强壮劳力的劳动
积极 性也越差（如
果这种劳动的唯一动力是经济上自利的话）。随着60 年代后期要求农村更“社 会主义”
化的压力，基本
口粮的比重上升，而工分口粮的比重则下降了。
动了。
另一方面，计时制却鼓励个人关心集体劳动的整体质量，原因是一个人
的工分额部分地有赖于他的整个劳动量。计时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扶助了弱
者，抑制了强者。因为一等劳力和二等劳力差别相对来说很小，不过是一天
9 分和1 角的区别（其实全天仅值5 分或1 角人民币）。计时制也比计件制
更社会主义化。尽管大多数生产队使用计时和计件两种混合制度，然而，政
府提倡提高农村社会主义组织的水平，所以更倾向于计时制。
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分制度是“大寨工分制”。大寨是山西省一个模
范生产大队。从60 年代早期到70 年代晚期，政府一直提倡农民“农业学大
寨”。虽然这件事真相很模糊，但大寨却被公认为是个典型的具有自力更生、
集体团结精神、平等和高度的政治觉悟的生产大队，并因此而闻名。大寨发
展了工分制度，像计时制，赋予每个劳动力一个定值，使男劳力和女劳力之
间的差别很小，但是大寨工分制不仅基于劳动能力，而且基于政治觉悟，是
在一个人完成阶段性工作之后，经过在大庭广众的大会上评论后认定的，不
像以前计时制那样认定。大寨的经验迫使生产队社员们互相进行严格的监
督，要求社员们用无形的尺度评估对方。60 年代末农村政策激进时期，大寨
的经验被广泛推广。但是绝大部分地区推行大寨经验，其结果却是令人啼笑
皆非，引起争执和讥讽。农民们常常因私愤而利用——或者彼此怀疑利用—
—所谓的政治标准给自己的同伴评低工分。有时，工分评值大会通宵达旦却
没能取得决定性的结局。要求高度的“社会主义意识”，这远远超过了农村
居民力所能及的范围，所以政府号召各生产队推行大寨经验不久，大寨经验
就不得不被废除了，至少它的纯洁形式已被取消了。①
从90 年代的高度看，这些失败的教训现在是非常清楚不过了，即使在
60 年代对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毛主义者还不十分清楚的话。农户能自行决定安
排他们劳动的程度越大，他们与数不清的其他人在生产上协作的必要性就越
小；他们获取自己主动创造的劳动所得越多，就会越积极。尽管毛主义者在
60 年代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实情，但他们仍主张，要是农民阶级的信念变
了，农民就会变得更平等、团结，同时更富有生产力。这是60 年代中期把社
会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灌输到农民心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大规模新运
动的理论基础。
① 参见詹、马德森、昂格尔：《陈村》，第91—93 页；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村
庄和家庭 生活》，
第63—71 页。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1963—1976 年）
领导权之争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是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式出现的。
社教运动的目的是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品质。这是在1962 年9 月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中全会上应毛泽东的请求发起的，毛提出，党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位主席担心，如果再不制止，带有旧统治阶级特
点的统治方式就会通过政权本身、地方政府及党的官员的活动在农村重新复
活。①
共产主义运动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培养和训练本地干部上投入了巨大
的力量。尽管诸如农村土改这样的重要运动是由外地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发起
的，但一个工作组的首批任务之一通常是寻找当地的积极分子，他们成为即
将开始的运动的“骨干分子”。②那些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证明自己是忠诚的
和有效的积极分子将被吸收进中国共产党。每一个重要运动——土改、互助
组、合作化、大跃进——都有大批新人入党。不过，中国共产党总是一个高
度排他的团体，而且党员数量即使增加，在总人口中也不占多大比例。土改
后，不到1％的农村人口入了党。到1960 年，这一比例提高到大约2％，到
了80 年代，这一比例稍稍超过了3％。③为了控制当地村社的政治和经济事
务，党的基层干部必须依靠许多非党员本地干部的帮助。而且，为了使工作
富有成效，当地党的干部就得依靠他们自己村社中的人民对他们的普遍尊敬
和忠诚。
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吸收的党员和其他本地领导的社会成分是
有差别的。土改期间，工作组找那些贫农出身的、鲁莽而又大胆的年轻男人
（或许还有几个妇女）在反对旧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打头阵。就是这些人被吸
收进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支持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力量。但是，如果他们要
使像农民协会这样的团体得到农民的尊敬，中国共产党至少也应该罗致（如
果不是正式吸收）一些年龄较大、德高望重、善于妥协和施以小恩小惠来巩
固“感情”的人。这样的领导通常来自中农。这些中农领导干农活一般都比
较熟练，在指导生产时经常显得特别重要。①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的变化，随着“致富和建设家园”的的政策让位
于强调互助和合作化的政策，在早期运动中上台执政的当地领导的大杂烩会
变成实施这些新政策的障碍。因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危及许多中农
的利益，因此，不能依靠有这种背景的干部来执行党的政策。就此而言，许
① 见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59 页；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67
—101 页；詹、
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37—73 页。
② 关于“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的关系的简明分析，见理查德·H.所罗门：“关于积极性
和积极分子：把
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动机与政治作用的毛主义者的思想，”《中国季刊》第39 期（196
9 年7—9月），
第76—114 页。
③ 到1960 年农村地区党员的统计数字，见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371—3
72 页。我还没能
找到此后农村地区党员的精确数字。1982 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在中国10 亿多 人口中
，党员总数3900
万。
① 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95—96 页。
多出身贫农的干部也不能依靠，因为他们利用土改期间取得的地位发了财，
变成了“新中农”。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想执行政策，就必须把他们小心翼
翼地撇到一边。
通常都是通过发动“整风运动”来实现此目的，在整风运动中，干部要
被调查，其胡作非为的事都要查出来，干部被迫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时
以折磨人的群众声讨会的形式进行。只要适当地加以惩戒，一般说来，他们
就会乐意追随党的正确路线，至少暂时会这样。同时，那些年轻的、雄心勃
勃的、在揭露莫须有的渎职行为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本地积极分子都被吸收为
党的新成员。②
土改期间主要是整顿农村干部，特别是惩处年轻的、在自己的工作中没
能严守道德纪律私吞斗争果实或因保护富裕农民而受贿的本地干部。1955
年，在大力推行合作化的前夕，一场反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给那
些支持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村干部打上了反革命的印记。合作化开
始后，农村干部因太同情中农而被迫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跃进开始后，
干部因太谨小慎微、太拘泥传统方式而受到批判。在大跃进之后，他们因为
太专断，把村社饭厅建得太远以及太多的私有财产集体化而受到惩罚——对
这些错误，一般说来，他们的上司应比他们负更多的责任。
除了容易受上级的公开批评以外，本地干部还经常受群众私下里的抱
怨。一个本地干部对威廉·欣顿说：“群众对待你就像背着儿媳过小溪的公
公。他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得到的回报除了咒骂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怀疑他想把儿媳搂在怀里，想拥抱她。儿媳觉得老人放肆无礼，儿
子认为老爹调戏他的新娘。”①
既然这个职务这么让人不踏实和易受批判，为什么一些人还想当干部
呢？官方的回答是，当干部的高尚动机是渴望为人民服务，至少有一些当地
干部，在他们踏上仕途之初，满怀理想致力于提高自己村社的福利。但对一
个雄心勃勃的贫农来说，当干部无论如何是他们在社会上掌权和提高声望的
唯一途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所能捞取的实惠可能超过表面上的风险。
不管怎样，1962 年后，当地干部的品德问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关键问
题。根据1963 年5 月发起社教运动的关键文件即“前十条”，至关重要的不
外是这样的问题，即“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关
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②尽管有点夸张，但这个提
法并非完全不准确。好的本地领导对集体农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集体劳
动应该比个人劳动好，因为集体劳动效率较高，因而对那些参加者更为有利。
但是如果某处的本地干部不诚实，私吞了一些集体财产，或如果他们不公正，
通过分派称心如意的工作和评定高工分照顾亲朋好友，那么，农民的士气和
信心就会下降，随之而来的将是集体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② 对这些运动的生动描述，见欣顿：《翻身》，第319—400 页。50 年代广东省影响到农
村干部的各种运
动的编年史，见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尤其是第109、133 和153 页。
① 欣顿：《身翻》，第157 页。
② 引自鲍姆的《革命的序幕》，第24 页，译文和有关社教运动的其他文献，见理查德·
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
泰维斯：《四清：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于这一时期当地领导理解学习
的特征，见米歇
尔·奥克森伯格：“中国农村的本地领导人（1962—1965）：人品、官职和政治补充”，
载鲍大可编：《中
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155—215 页。
因而，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四清运动”，
以清理农村干部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错误。然而，要
清除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方面的。干部因贪污集体资金和滥用公共财产受到指
控。他们主要因受贿，用公款吃喝旅游而受到指责。他们之所以犯这些错误，
据说是因为，尽管他们出身于贫农家庭，但其思想觉悟受到了旧的资产阶级
和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腐蚀。①
对许多村民来说，“四清运动”看起来像土改运动。它是从村社这个关
键之处开始向外扩展，由外地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村子，他们住在村里并
“扎根”好几个月；找出对现状不满的贫农并从中吸收积极分子；准备告发
当地生产小组和生产队的领导干部，最后发动本地农民在愤怒的“斗争会”
和“批判会”上谴责那些发现有罪行的干部。②
如果严格按照反腐败的规章来办事的话，那么，大多数本地干部确实有
一些胡作非为的罪行。像别人一样，本地干部也从集体获得一份利润，他们
的工分比其他任何好劳力都高一些。他们——和其他许多同乡村民——通常
认为：对他们的辛劳给予非正式补偿，或是因为参加工作会议而有好吃好喝，
或接收一些请求给予特殊照顾的村民的“礼品”，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他
们还觉得非得要给亲朋好友以特别的关照不可。只要这种行为不过分，许多
村民就不会谴责它。但是，现在外地来的工作组要求严格按照法律条款制裁
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因这些坏事受到谴责的干部（工作队通常有一个要抨击
的本地干部的定额，而且要在持续一昼夜的审问中强迫他们坦白）被剥夺了
职务并被迫将他们据说是不正当获得的东西交还给群众。正如土改摧毁了乡
村的旧精英，“四清”到它结束时，也摧毁了新的本地精英。
“四清运动”一个令人思绪不安的方面是阶级斗争思想的复活。据说，
腐化干部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旧阶级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确实是旧阶级的成员，因此，应受到激烈的斗争。但事实上，大多数干
部是贫农出身。如果一个人的个人行为（或者，就这一点而言反映了一个人
的内心意识）现在成了判定一个人是好阶级还是坏阶级成员的决定性因素，
而不是根据一个人客观的社会出身来判定，那么，这就为武断地判定谁是阶
级朋友和谁是阶级敌人的极端专横的做法敞开了大门。武断的阶级斗争逻辑
在“四清运动”中得到了实践，还成了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特征。①
其实，阶级分析的整体含义与农村生活发展中的现实是脱节的，二者没
有联系。在土改中，中国共产党使用了阶级分析这一词汇，在60 年代中期，
它又成了政治术语中的一个主要论题。贴有“地主”或“富农”标签的人现
在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富裕，而且由于他们经常遭到有意的歧视，所以，事实
上他们比较贫穷。而另一方面，许多贫农变得相对富裕了。一个人的兴旺富
裕取决于一大堆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没有涉及官方对阶级剥削的解释。一
旦农业集体化了，经济成功就取决于下列这些因素：一个人有多么强壮，一
个家庭成员的体力能否胜任（当然，反过来，这与一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所
① 参见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1 页；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37—
40 页；马德森：
《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68—72 页。
②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41—64 页。
① 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72—80 页。也见舒的分析：《过渡中的农民
的中国》， 第339—341
页。
在的阶段有关）；一个人与亲属和邻居的关系是不是好（这取决于一个人能
否适应贯穿全村生活的血缘关系网）；政府考察一个人过去的政治关系是否
有利；或一个人有多守纪律、多勤奋和有多少雄心壮志。①上述这些因素加在
一起产生了新的利益集团，而且有时在村民中导致了新的敌对，如果用阶级
分析的观点来看，这种敌对就不可理解了。
村一级通常提到的社会阶级更像是一种新的种姓等级制度。每个人都贴
了一个阶级标签，不是土改时授予的，就是从父系继承的（如果在50 年代初
他还太小而不能得到自己的成分）。尽管这种分类与一个人现实的经济状况
仅有间接的联系，但它是一个人政治和社会地位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如果一
个人是“贫农”或“下中农”，他就有资格被考虑提升为干部并享受政府的
一切优惠待遇。如果一个人是“中农”，极能干又极可靠，他就可能有资格
当小干部，但他通常多少要受点政治责难。如果一个人是“四类坏分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之一，这个人就会永远洗刷不掉这
个污名。这个人就没有权利出席生产小组或生产队的会议（尽管在会议结束
后，这个人会被派去打扫会议室），他在生产小组或生产队选举时不能投票，
他对自己命运的一些怨恨会被解释为反革命行动并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而且没有贫农或下中农与其结婚，除非是这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到了60 年代，这些阶级标签已固定下来。大家都被彻底归了类，谁都甭
想从中有所变动。尽管对约占人口总数6％属于四类坏分子的人来说肯定是
悲惨的，但对大多数被划分贫农和下中农的人来说还是有些安全感的。良好
的阶级成分为后者提供了政治资本的基础，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会丧失的，
除非这个人犯有重大的反革命罪行。但在“四清运动”的理论中，贫农、下
中农以及出身于这种背景的干部由于犯了一些较小的错误，现在就可能会失
去好的阶级成分。在当地的政治斗争中，阶级成分成了致命的武器。①
“四清运动”引起的政治战争不像土改对旧的乡村精英斗争时那样你死
我活。尽管一些本地干部的仕途生涯被打断，还有报道说至少有一些人自杀，
但新精英的毁灭并不像地主的毁灭那样是决定性的。本地干部中的大部分，
除了那些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都能使对他们的指控得到修改，并被恢复原
职。不过，他们受到的惩戒通常足以（至少暂时可以）制止搞特殊关系和私
吞公款。而且他们必须与新的、年轻的干部分享一些本地权力，这些新干部
是工作组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吸收来的。
紧接着社教运动之后四清的下一个阶段更为积极，在此阶段，村民应学
会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并把这些价值观念较全面地付诸实践。就在
1965 年和1966 年前后，对毛的狂热崇拜传入乡村。农民们参加学习小组，
背诵从毛的著作中选出来的一些段落（例如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文章），
学唱革命歌曲，听老农民富有感情地忆苦思甜，并讨论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
重要性。这些（忆苦思甜大会）经常与诸如推行大寨的工分制这样的社会主
义改革联系在一起。②
由于60 年代中期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大公无私、毫不利己”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52—53 页。
① 见理查德·柯特·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尤其是第39—114 页；马
德森： 《中国
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75—80 页。
② 马德森，同上，第130—150 页；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74—102 页。
的新强调或许暂时为大家所乐于接受。总的说来，恰恰是从大跃进后的几年
自然灾害以来，经济增长了。一些资金被用来改良种子和购买化肥。60 年代
中期，农村的许多地方通了电。由当地医务人员行医的农村卫生所广泛地成
立起来。物质生活的质量逐步提高。或许许多农民认为这些改善和提高都是
因为有了毛主席，由于庞大的宣传机构的努力，毛几乎以神化的形象出现在
他们面前。不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信念受到严重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震憾全中国的
大规模社会运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主要由学生和城市
工人组成。但是，城市的不稳定不可避免地扩散到了农村。受影响最大的是
那些与城市联系最密切的农村。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来到郊区农村，而且有
时甚至到较为偏僻的地区传播造反信息。在60 年代初“被下放”的城市青年
受到革命热情的感染，并在所在农村组织了红卫兵派别。企图逃避文化大革
命造成的混乱的城里人逃了出来，去拜访他们在农村的亲戚。①
通常在外来鼓动者的推动下，一些年轻的村民组成了他们自己的红卫兵
组织，但一般说来，这些似乎是对其城里的榜样相当淡漠和无力的反应。一
些红卫兵组织开始在生产队“夺权”，他们接管了官员们使用的办公室公章，
并宣布现在由他们来负责本地事务。尽管对许多本地农民来说这是暂时的破
坏且令人讨厌，但这些事件并没有深刻改变当地的政治形势。村民们没有理
由尊敬干这种事的年轻人或与之为伍。许多公认的本地干部经常仍在处理当
地事务，至少也是非正式的。不过，乡村还是感受到了1967 年发生在较高层
的省、县一级而且有时是公社总部的夺权的影响。当这些单位被红卫兵和革
命造反派的联盟（主要是城市）接管后，乡村和外部世界稳定的政治联系就
被切断，对本地村社来讲，这是一种混乱的且有潜在破坏性的经历。不过，
国家权力崩溃造成地方上不稳定的潜在危险通常并没有变为现实，因为此事
发生时农民正忙于收获和播种，还因为军队采取行动及时重建法律和秩序以
防止发生重大分裂。带来混乱的这种冲击的最重要影响不是政治的，而是心
理的，最终是文化的。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的话，文化大革命强化了农民的传
统思想，即外部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常常害怕、躲避而不是信任那
些陌生人，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因此，文化大革命将社教运动所取得的
进步化为乌有，社教运动曾在农村造就了一批热心公益、具有新道德的社会
主义新人。村民又转回来求助于根植于传统的宗教和礼仪之中的较为古老的
道德和价值源泉。
宗教和仪式
从传统来看，农民对生活意义的想法、感觉，以及对道德规范的根本要
求，都由一种构思完整的宗教系统来解释和证实究竟是否正当。这种神圣看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103—140 页，欣顿：《身翻》，第451—553 页；
梁和夏皮罗：《文
革之子》，第161—188 页；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
，载托马斯· W.
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347—476 页。
法的核心是一个有神、鬼和祖先的圣殿。在农民的想象中，神比生活中的政
府官员形象要大，是天国之君主管辖下的有自己官阶的官员。鬼是附着阴魂
的平民，是死去的陌生人的危险的灵魂，而好的灵魂则是那些死去的、自己
祖先的灵魂。一年之中，以及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农民都要以表现世界观的
各方面的仪式来定期庆祝生活的意义。①
重要的节日如阴历的新年、清明节、中秋节和冬至都集中于为一个家族
死去的祖先上供并庆祝这个家族现在的团结。生丧嫁娶的宗教仪式的规模大
小象征着这个家族的完整和向心力，表明了它与过去的联系和对未来的希
望。象饿鬼节这样的节日，其目的在于安慰那些所有在农村游荡的、危险的
鬼。另外，迷信的农民还经常搞一些日常仪式，以保护自己免受陌生人的充
满敌意的灵魂之侵害。最后，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土地神，在天国官员的级
别中，它是自己本地的守护神，其生日必须庆祝。在宗教方面精于世故的村
民还要抚慰其本地神的上司——附近的城隍——和较高级别的神，它们都定
期巡视本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执政的共产党信奉无神论思想，但古老的
宗教习俗并没有消失。官方对宗教的政策还算宽容。虽然宗教是虚伪错误的，
但只有政治上最危险的、对社会最有害的方面应受到直接压制，其余的宗教
习俗就像经济剥削的苦难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造消失了一样自然衰亡。①在农
村，实际上这意味着，属于大家族祠堂的地产和其他财产应该没收。大家族
祠堂建立了崇拜共同的祖先的制度，它为大的家族集团和家族祠堂的联合提
供了基础，随其而来的是大笔的捐款；还为政治上抵制中央权威提供了一个
道德和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是不能容忍的。但本地的土地爷没有寺庙，它不
可能为村社团结反对外部世界提供一个中心；也没有专职的宗教执事，如萨
满教巫师、算命占卜者和巫医，因为在政府控制下，他们不能独立经营政治
经济实体。但对本家族的祖先在家内崇拜是允许的，对不时打断生活周期的
事情举行传统仪式也是允许的，只要这些仪式不兴师动众、大操大办，且不
破坏农业生产。以驱除恶鬼和带来好运为目的的一点儿私人宗教仪式仍受到
官方的嘲笑，但在实际上并不怎么管，只要它们本质上仍是私人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有一部分对大多数农民产生了直接影响，那就是破“四
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运动。实际上，这是一次对传统
宗教习俗的冲击。红卫兵（主要来自城市）要求毁灭所有的传统仪式目标。
他们强迫农家搬出并毁掉他们最崇拜的圣物，捣毁刻着历代祖先名字的牌
位，这些牌位供奉在正房的祭坛上。他们没收并烧毁了含有宗教内容的旧书
籍，摧毁神象和护身符，至少在一个地方，他们甚至打碎了模具，这是家庭
主妇用来做带有传统的护身符的米饼的。在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反宗教狂热的
重压下，许多农民避而不搞以生丧嫁娶为目标的传统仪式。①
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许多代替旧神的新神和鬼。毛（“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成了一个圣人。他的画像和语录被刻在所有农村的墙上。每家都要买几套充
斥他的语录的红宝书，家里曾经供奉祖先牌位的祭坛现在摆放了数套四卷本
① 对中国大众宗教的规模大小的最系统分析是以台湾的人类学实地调查为根据的，见阿瑟
·P.沃尔夫：“神、
鬼和祖先”，载阿瑟·P.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也见杨庆堃：《中国社
会的宗教》。
① 关于变化中的宗教政策的材料见唐纳德·E.麦克因尼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宗教政策及
其实 践》。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118 页。
毛选。一些地方的村民在开会之前，甚至要握拳宣誓和跳“忠字舞”，这种
舞和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旋律，跳起来很像
弗吉尼亚舞蹈。如果说毛代替了神，那么阶级敌人就代替了鬼。不仅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而且在更早些的运动中，人们打击的对象在官方文献中经常被称
为“牛、鬼、蛇、神”，这个传统的称呼由一些危险的超自然怪物的同义词
构成。新政府的节日，如元旦（在西方日历中）和10 月1 日的国庆节，在其
意义和重要性上都是旧节日的对立物。②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之一是，它提出的新神象征是如此的不可信。
在毛的名义下，一群难以控制的乌合之众大行暴虐。由于获得了现代大众传
播的手段，大部分村民都知道了困扰中国大城市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如果说
这些事件太遥远没能对农民形成一场深刻的道德和感情上的冲击的话，那
么，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在1968 年发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农民
的关系就太密切了，这场运动旨在惩处破坏法律和秩序的人。
清理阶级队伍确实波及了一些农村地区，它要求农民们在同村居民中找
出一个定额（约3％），这些人要对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部分负责。文
化大革命期间肇事者相对少一些的村子也必须捏造出几人。按照毛主义者社
会阶级的理论，阶级出身好的人通常不会搞反革命活动。所以，那些在文化
大革命中制造浩劫的工人和贫农可能不是好阶级的真正成员，而是受到了坏
阶级血统中隐藏的污点影响的人。如果公开的肇事者带有坏阶级出身的隐藏
的污点，那么，这种隐藏的污点甚至会影响那些显然没做过任何明显错事的
人。在广东“陈村”附近地区，至少这是对没有人缘的村民进行政治迫害而
使用的逻辑。这些没有人缘的村民包括爱说闲话的老妇，村民说她们在土改
期间被错划了成分，或是与错划了成分的人有近亲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在文
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以毛主席的名义干的。它导致了正义公理的公然失
败，以至许多农民对毛是光荣的、革命新道德的源泉的说法完全失望。①
随后在70 年代初期发动了其他运动，例如1971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和1973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在毛的名义下发动的，结
果造成了一种印象：政府在农村采取完全不合理的举动。批判林彪运动向人
们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林彪从尊贵的地位上跌下来，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人们被告知，林彪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既然毛的形象已变得如此暗淡，那还
有什么值得人们信任呢？
或许，许多农民通过回到自己的家庭获得了安慰。不管已为人们投身公
益事业打下了多么坚实的基础，不管已为农村社会主义树立了多么好的道德
基础，所有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深深侵蚀了。这是一大讽刺，因为文化大
革命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创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由于害怕因用残存的
传统方式祭拜祖先或进行婚丧嫁娶而受到惩罚，许多古老的家庭礼仪悄悄地
复活了。不过，各家必须谨慎，不要明目张胆地进行这种“封建迷信”，他
们还须临时凑用一些仪式物品，例如用几盘蚊香代替真正的柱香。传统的公
共仪式或许永远消失了。没有对一个家族共同祖先的祭拜。没有对本地土地
神或城隍的有组织的祭拜。不仅因为这些仪式被官方禁止，而且还需要支出
② 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130—150 页；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
》，第169—174
页；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87—297 页。
① 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195—198 页。
一笔公共基金。而公共基金自土改以来就没有了。但是现代公众仪式——庆
贺毛主席，庆贺国家或人民解放军——明显地唤不起人们的激情，而且除了
获得几小时不工作的机会外没有什么意义。尽管（或许是由于）中国共产党
20 年的宣传，农民仍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基本上是在有道德观念的世界
里，不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集体纪律。①
受围攻的农村
除了对农村进行大肆宣传，以图加强农村与国家政体的道德和社会联系
外，毛主义者的政府还从城市派来了数百万年轻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
政府实际上禁止农民移入城市。事实上，跳出农村的唯一机会是参加人民解
放军。然后，这个人便能周游全国，可能有机会学会像开卡车这样的一门技
术，它能使这个人在县城、甚至是城市找到职业。然而，人民解放军只挑选
一些最强壮的、政治上最积极的农村青年。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设立障碍的最终结果是两个独立的、但无疑是不平等
的社会的形成。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工作、社交和文化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差
异。城里人倾向于把农村看成野蛮的、奇怪的和危险的地方，乡下人绝对低
城里人一等。农民倾向于承认其生活低城里人一等。
为了弥合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为了缓和城市过分拥挤引起的人口问
题，60 年代初期，政府开始派少男少女“上山下乡”。首先，这个活动是自
愿的。政府鼓励满怀理想的中学生献身于建设农村这一光荣的工作中去。然
而，甚至在用这些理想化的术语表述时，到农村去的基本思想也承认：这是
一种献身行为，言下之意是农村生活水平比城市低。在这个运动期间，从1962
至1968 年，约有120 万城市青年“下到”农村。1968 年后，这一活动大大
增加了。1968 年到1978 年间，1200 万左右的城市青年被下放，这个数字约
占城市总人口的11％。不过，此时这个运动看不到一点自愿的样子了。①
甚至当数量较小、动机很好的年轻人到农村后，他们的表现经常是破坏
性的。他们对农村生活中的肮脏和不讲究卫生感到吃惊，不能胜任农业劳动，
却坚信自己文化上高人一等。许多城市青年很快就丧失了理想主义并企盼回
家，正如一位前上山下乡的青年在与B.迈克尔·弗罗利克谈话时指出的，想
回到“文明世界”。②对村民来说，城市青年农活做得不够多，养活不了自己，
他们是“饭桶”，是本地经济的一个负担。甚至当他们想为贫下中农服务时，
这些城市青年也因为以恩人自居的态度而招致农民的反感。有时，农民把城
市青年当成是有利可图的人。前上山下乡青年回忆起许多轶事时说，农民侵
吞国家为照顾城市青年提供的款项，挪作本村使用，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农民
对城市女青年进行性虐待的例子，这刺激了农民伤风败俗的丑恶陋习。③
在知识青年下乡活动的最初几年，有时在发展城里人与农民的相互尊重
①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66—272、287—297 页。
① 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详细的研究是：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
青年从城市走向
农村》；也见彼得·J.西博尔特编：《中国城市青年的农村生活：一段社会经历》；詹、
马德森和昂格尔：
《陈村》，第8—11、103—111、231—235 页；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
105—129 页。
② B.迈克尔·弗罗利克：《毛的人民：革命中国的十六个生活肖像》，第48 页。
③ 《陈村》，第51—53 页。
和理解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步；而且城市青年帮助农村提高识字率以及在医
疗保健和新型工具的使用方面发展本地的技术专长。但自从1968 年后大批青
年被派往农村，这些有益的事情就很少能实现了。第一批到农村的许多人是
以前那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他们把自己被派往农村看成是对他们在1966
年和1967 年敢于造反的惩罚。由于没有任何动机使自己融入农民的生活，他
们耗费了农村的资源，抱怨自己命运不佳，挑起事端，有时还从他们寄宿的
村主人那里偷粮食和蔬菜，而且冥想苦思能离开他们所在的农村。①到70 年
代初，政府颁布政策，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中学毕业后可以留在城市；这
就是说其他所有孩子都必须去农村。受教育差的城市人口大量流入农村，经
常超过了农村所能承受的数量。
因此，青年下乡活动不仅没有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总的说来，反而使
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村民们可能把自己的村社看成是城市过剩人口的倾销
地，城市青年可能自认为被抛弃了，“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正如一个
这样的青年所指出的。②城乡之间的敌对增加了。对许多村民来说，外部世界
——城市和政府的世界——似乎必定是弊多利少的根源。
这种感受由于70 年代前半期制定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农业政策而更强
烈。例如，中央政府中的激进派开始发布一刀切的命令，要求各地应种植某
种作物，这完全脱离了经济现实。例如，命令华南的农民种棉花和小麦（基
本的理由是，在苏联进攻时，中国北方种植的这些作物可能会受到危害），
即使这些作物在亚热带气候的华南不能很好地生长。③在60 年代的大部分时
间里，不管存在其他什么问题，政府对农业的做法通常至少是有助于增加生
产的。现在，许多农民又必须适当对待政府日益僵化的命令，这些命令不符
合农民们最熟悉的现实——成功地经营农业的条件。
他们也必须对付日益增加的强征粮食。政府以各种借口，要求农民把较
大数额的粮食以国家规定的人为低价出售，留给农民自己消费的数量极少。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在整个70 年代，农业生产率逐渐下降。
这些惊人的趋势由于村一级小规模工业化的成功而得到部分缓解。到70
年代初期，农民应该“以粮为纲”的口号被修改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在农村组织的公社一级和生产队一级，在政府鼓励下，当地干部建立了许多
小工厂，用于制造和修理农具、制造化肥、加工粮食等。这些工业为本地提
供了受欢迎的新式服务，使公社更加自给自足。工业上的利润也增加了经济
的影响力，公社，尤其是生产队因此而能对自主的生产小组施加影响。新式
企业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型的工作经历，农民用机械工具进行
稳定的户内劳动，而不是靠自己的双手随季节变化在户外劳动。新工业中的
职业是吸引人的，而且把农民的胃口刺激得更大。①
① 许多来自中国官方出版物的文章之译文见西博尔特：《中国城市青年的农村生活》，它
们反映了部分官
员对城市青年较低的思想水平的看法，反映这种基本思想水平丧失的生动例子，见梁和夏
皮罗：《文革之
子》，第189—192 页；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226—235 页； 弗罗利克：《毛
的人民》，第
42—57 页。
② 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129 页。
③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236—243 页。有关类似大错的消息定期出现在19
78 年的 中国刊物
上。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213—223 页；德怀特·珀金斯编：《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的小型工
不过，这些不可否认的积极发展有时会产生农民与国家日益疏远的效
果。当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在经济上都更为自给自足。就改善生活质量而言，他们似乎对政府没有太多
的需要，实际上，政府索取的比给与的更多。
较年轻一代农民似乎尤受这种疏远感的影响。适中的新的经济发展景
象，由大众传播媒介传送的大量信息，至少是小学教育提供的知识以及下乡
的城市青年讲述的关于城市生活享乐的故事——所有这些都助长了无法满足
的奢望。一个广东农民说：“我父母仅想能填饱我们全家的肚皮，我们年轻
人想要从生活中得到比这更多的东西。”②但在70 年代中期农村经济停滞的
时候，更多的只能是想一想而已。
业》；玛丽安·巴斯蒂：“经济决策的级别”，载S.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力、参与和文
化变化》，第159—197
页。
②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25 页。
复旧（1977 年以后）
集体化
70 年代即将结束时，农民的情况发生了突然而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一旦
邓小平巩固了他对政治联盟的控制（这个政治联盟是继毛泽东和他的被免职
的拥护者之后出现的），他的政权就开始发布农业非集体化的命令。
新的农业体制在1979 年12 月后的两年间生效了，但各地执行情况又有
相当大的差异。这个新体制还不是正式的非集体化。农民不能正式拥有土地，
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买卖和租让土地。但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生产责
任“被分散到农户家里”。至少在一些地方，土地根据1949 年前农民的地契
来划分，不过，这一做法受到了官方的批评。①在这种受欢迎的“责任制”下，
每一家农户以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获得耕种一份土地的责任，这份土地
以前是由集体耕种的。在卖给国家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产品后（国家通常
详细规定地里必须种植什么作物），农户可随意处理其产品。这是一种事实
上的租佃，国家现在充当了地主。
新体制也允许农民多留自留地。现在，将近25％的可耕地可以留作自留
地，在这块土地上，农民可以种想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任何东西。随之而来
的是，副业生产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被取缔的农
村市场，带着自50 年代初期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机，现在也获准重新开张了。
城市近郊农民也获准在城里设立“农副产品市场”，这种事情自1958 年以来
一直是被禁止的。生产队仍是拥有牲口和大型农具的单位，生产大队是拥有
大型机械如拖拉机、小型工厂、车间和卫生所的单位。但在一些地方，甚至
连这些公有财产都出租给个人以赚取利润。①个人追逐利润被当作社会主义的
对立面批判了20 多年，现在则成了被赞誉的事情。一个流行的口号是“致富
光荣”。这是一个绝大多数农民欣然接受的政府口号。农村经历了一场巨大
的承包运动，个人首创精神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现在比以前能买
到的消费品更多了，新富裕起来的农民用新式家具、自行车、收音机甚至电
视机装饰自己的家。尽管他们生活在名义上还是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但农
民也许感到现在经济上比从政府开创社会主义道路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自
由。
然而，随这种经济自由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已部分缓和了的许多问题又
重新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了。到80 年代初出现了“新富农”的说法，其中
一些人成了万元户，与解放前旧社会的富裕地主的收入一样多。不过，与旧
的地主统治阶级不同，这些新富农主要不是从地租而是从商业活动中赚的
钱。或许，致富的最快途径是垄断一项重要的行业（如运输）在当地供应。
在公共设施如卡车运输方面的实际垄断权有时可通过与干部们的特殊关系而
获得，这些干部负责给他们发放许可证。与当地干部确立“好感”关系经常
是通过行贿来实现的。有时，本地干部亲自开办有利可图的新企业。所以，
① 于尔根·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笔记（1976—1981）”，《亚洲
研究杂 志》第
41 卷第2 期（1982 年2 月），第264 页。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272—273 页。
随着经济的发展，使本地干部腐败的诱惑也增多了。②
此外，经济自由的好处为老、弱、穷和不走运的人带来日益增多的不安
全感。伴随着致富的新机会而来的是变穷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农户因生病、
计划失当、自然灾害或只是运气不好，他们就无法从承包的土地上打出足够
多的粮食，无法在完成国家定额后还能获得足够的收入，帮助他们摆脱困难
的途径更少了。新体制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一个各自独立的小的承包人
世界里，诸如灌溉系统的维持和发展这样的公共工程将如何管理。①
在旧社会，如果真有对穷人、弱者和老人的帮助是来自构成中国人生活
特征的家庭关系网的话，②那么对村社范围的公共工程的经济支持也是按扩大
了的血缘关系界限来组织的。在新的自由企业体制下，传统的血缘关系、朋
友关系和良好的人际感情有可能替代公社体制下提供的社会福利安排。然
而，正当家庭关系对农民的长远福利比对这一代人的安逸变得更为重要的时
候，政府强制推行了会从根本上削弱农民家庭能力的政策，使他们无力提供
那种福利。
婚姻和家庭
为了理解这些新政策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回顾一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政府的政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新政府的首批法令之一是1950 年颁布的一个
全新的婚姻法，它废除了“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且无视儿童权益的专制
的封建婚姻制度”③。但由于这个法律在农村并没有得到大力推行，所以，它
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基本结构没有产生深刻影响。农民还像共产党上台之前那
样结婚、生育和抚养孩子。
新婚姻法以“自由选择伴侣??及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为
基础，其主要前提是这样一个原则：婚姻是通过两个平等个人的自由选择建
立一个新的家庭，而不是由双方家庭一手包办，根据家庭的整体利益安排子
女的婚姻。尽管根据新的婚姻法，婚姻由男女双方自己作主，但实际上，在
订婚时父母的意见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一点可以肯定，与20 世纪初相比，子女在选择配偶上逐步获得了更多
的发言权。1949 年以前，由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常常是新郎新娘直到举行
婚礼那天才得第一次见面。不过，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父母对
婚姻安排的控制明显地减弱了。现在，即使有时父母主动为子女安排婚姻，
通常也是事先与结婚双方商议过的。青年男女通过一块儿上学或在同一个生
产单位劳动，互相了解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常常自己向对方表露爱慕之情，
尽管随后的发展仍将受到父母的极大影响。这些变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这样一个事实，即婚姻基本上是家庭之间，而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结合。①
新的婚姻法也以“两性权利平等”为基础，不像那些使妇女明显地从属
② 同上，第276—279 页。
① 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第264—265 页。
② 有关照顾老人的安排的详细研究，见德博拉·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中国的老人
与共 产党革命》。
③ 中央人民政府1950 年5 月1 日颁布的婚姻法的译文见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
庭》， 第221—
226 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55—199 页。
于男人的传统习俗。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妇女的地位仍明显低于男人。
婚姻仍是男方的事，女人“嫁进其夫之家”（通常意味着嫁入其他村子）并
有义务为其婆家的幸福做贡献。所以，儿子仍然比女儿更得宠——生儿子称
“大喜”，而生女儿是“小喜”，因为把女儿养大后，她将为别人家服务。
在家里，妻子的地位明显低于丈夫，实际上也低于公婆。尽管妇女像在传统
时代一样，经常最终设法在家里获得不少的非正式权力，但最后的决定权仍
在她丈夫或许甚至是公公手里。
虽然1949 年后的30 年，农村妇女的生活确实有了一些改善，但这些改
善并没有产生或导致传统的父系家长制的根本改变。当妇女在社会主义改造
后被迫下田劳动时，她们获得了一些地位。现在，她们挣得的工分是家庭收
入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妇女在经济上变得更有价值，新郎家付给其未来的
媳妇家的聘礼也有所增加。在家里，男性家长的专断统治似乎有所削弱。然
而，妇女去集体农田劳动得到的工分总是比男人少一些，她们的收入没有分
给她们自己，却给了她们全家，除了做农活外，她们还要做所有的家务活。
此外，农村绝大多数干部是男人。生产队一级唯一的妇女干部通常是妇女队
长。如果丈夫把妻子打得很严重，足以造成严重的伤害，丈夫现在可能会受
到惩处，但丈夫打老婆的事情仍然常常发生。人们认为，丈夫的性不忠远不
如妻子的性不忠那么严重。①
家长制的持久性从根本上在为它的成员、尤其是病人和老者提供福利方
面将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当老夫老妻无法养活自己时，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将
照顾他们。反过来，当儿子和儿媳工作时，年迈的父母会照料他们的孩子。
因此，大家庭的古老理想又复活了，在这种家庭中，已婚的儿子和他们的家
人将共同生活在一个年迈的家长的权威之下。像过去一样，这种理想在大多
数家庭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最常见的模式是：老两口与他们已婚的儿子之一
（通常是长子）住在一起；其余的已婚儿子在离父母的房屋非常近的家中各
自居住。②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在经济状况改善了的今天，与1949 年以前相
比，有更多的家庭生活在大家庭的传统理想之外。③
在社会主义农业体制下，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应受到“五保”的保护：
保吃、保穿、保住、保医疗保健和丧葬费用。每个生产队都应从年收入中拿
出一部分以支付贫困老人的上述费用。不过，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是建立在这
样一种假设之上的：仅几个老人需要五保，因为绝大多数老人有其子女照料。
尽管政府规定他们应受到很好的照料，但是许多农村老人得不到任何一个已
婚儿子的照料，他们生活在可怜贫穷的境地。①
随着70 年代末农业的非集体化，依靠五保的农民的情况甚至变得更加不
稳定。新体制的一些条例规定：应当保证老、弱、鳏、寡和孤儿的生计。但
由于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失去了对农民家庭的许多权力，谁能保证这样的社会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00—221 页；朱迪思·斯特西
：《中国 的家长
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凯·安·约翰逊：《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玛杰里· 沃
尔夫：《把革命
放在次要地位：当代中国妇女》。
②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34—46 页。
③ 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第16 卷第
1—2期 （1983—1984
秋冬季号），第32—45 页。
①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85—95 页。
福利计划最终能有充足的资金呢？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极为关注维护传统家长制家庭的完整，这是很有道
理的。然而，正当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新阶段似乎正给农村带来繁荣兴旺之时，
政府开始通过强有力的行动打破这种完整，这就是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到60 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做
出巨大的努力以限制农村地区家庭的规模（计划生育运动于50 年代中期在城
市开始，但在大跃进中被人口越多越好的教条所中断）。有一些迹象表明：
许多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赞成限制生育。良好的卫生条件降低了婴儿
死亡率。要求妇女下地干活更增加了她们照料大量孩子的负担。由于跳出农
村的机会受到限制，由于用于集体生产的土地不会有什么增加，生许多孩子
将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但限制家庭规模的一些倾向被生儿子的重要性所抵
消。大多数家庭宁愿有两个儿子，以便能至少保住一个，与他们一起生活、
共同工作并在晚年照顾他们。但起码至少要有一个儿子。②
在70 年代初期，由于促进计划生育的政治和技术手段变得相当发达——
国家和省级计划生育委员会可以直接对基层干部（大部分是男性）施加压力，
干部有权对生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实行物质制裁；避孕方法更加有效，并且
形成了由当地卫生所发放避孕用具的更完善的网络——农村的出生率明显下
降。官方有关家庭规模的口号是：“一好，二足，三多，四超”。不论是出
于遵守政府的政策，还是（更可能是）出于对经济收入的考虑，大多数家庭
至少部分地遵循了这个口号，不超过三个孩子，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两个孩子，
特别是如果这两个都是儿子时。但是如果一对有三四个女儿而无儿子的夫妇
继续生育直到有一个儿子时，农民、甚至当地干部中也很少有人反对。
不过，到70 年代后期，鉴于众多的人口给中国现代化造成的潜在困难，
中央政府迅速实施了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严厉政策。在许多地区，政府
全力对付那些违反新政策的人。事实上还有这样的报道。怀孕达八个月之久
的妇女被强迫去做人工流产。也有迹象表明：由于父母担心出现年迈时没有
一个成家的儿子在身旁照料的悲惨结局，溺杀女婴的事件开始急剧增加，尽
管这个关于家庭规模的残酷政策在整个80 年代中期一直实行，但有一些迹象
表明，它是采用一种更灵活的方式来执行的。①
邓小平政权的改革大大拓宽了农村经济和政治自由的范围。除了允许更
多地利用当地市场因素外，这个政权还放松了许多毛时代非常苛刻的政治约
束。大多数地主和富农“摘了帽子”；也就是说，为他们消除了阶级成分的
政治污点并允许他们作为全权公民参加当地活动。②在日益武断的阶级斗争概
念下进行强暴的政治改造的时代已经结束，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一去不
复返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也结束了，从而去掉了压在农村和城市人
民肩上的一大负担。但是，在农民生活的有争议的最重要方面，即家庭生活
的性质中，政治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38—154 页。
① 怀孕很长时间后做流产和杀女婴的提法见史蒂文·W.莫舍在《破碎的大地》第224—26
1 页的描述。不
过，诺马·戴蒙德在“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和非集体化——一篇评论文章” （《亚洲研究杂
志》第44 卷第4
期（1985 年8 月），第785—792 页）中指出：莫舍看到的 发生这些极端行为的地区不具
代表性。
② 根据《北京周报》（1980 年1 月21 日），超过99％的地主和富农被摘掉了“帽子”，
曾有不 下400 万
地主富农，现在仅有5 万“死不改悔的分子”。
结 论
一面推行农村经济自由化，一面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种讽刺性现象
说明，要断定农民是如何评价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复杂的历史性变迁是多么的
困难。对许多农民肯定有好处的大多数变化与那些似乎有坏处的变化紧紧交
织在一起。年轻一代欢迎的变化不一定能得到老一代的赞同；而且，甚至那
些对大多数农民有利的变化也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少数人有害。
从农村经济史中可以找出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例子。根据1978 年中
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字，自50 年代中期以来，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增长。
①但是，即使村民可得到的平均粮食总数没有增加很多，经济发展却给许多村
社普遍带来了根本的物质利益：良好的公路、一些电力和大众信息传播、新
的卫生所和改善了的健康状况。农村人口增长虽然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经
济问题，但它却是物质生活改善的一个标志。而且作为在这里叙述的30 年历
史的结果是：这些物质利益在村民中间比革命前分享得更公平了。
在土改时期，大多数村民是贫农，因而他们有理由感激对村社的经济进
行改造。但如果在土改时期，他们的年龄大得足以参加这项运动，那么他们
也会记住60 年代初期的大灾荒，那时，政府为创立社会主义的一种激进形式
而进行大错特错的尝试，其结果是：如此众多的人遭受苦难，甚至死亡。他
们也可能考虑这些问题：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他们得为集体的事业多
工作多少小时，妇女如何不得不离开家庭去干农活，而且农闲季节如何不得
不献身于集体举办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他们会惊诧：从额外的劳动中获
得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给城市，又有多少浪费在错误指导下的农业规划中。
然而，总的来说，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一代有更多的感激。中国共产党经
济发展战略的一个代价是限制城乡之间流动。年老一代的许多农民，由于祖
祖辈辈生活在本地的村社，对能否迁到城市不太关心。但年轻的农民，特别
是当他们从报纸和收音机以及现在日益增多的电视机中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
界后，他们可能感到沮丧。1979 年在一所农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仅
6％的学生想当农民；在一所城市小学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0.5％
的学生想当农民。①随着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日益增多，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意识
到地区之间和乡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而且来自较贫困地区的那些人会惊奇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平等。
不过，从大部分农民的观点来看，政治领域的好坏比例比经济领域成本
与利润之间的平衡更为含糊不清。现在农民不必像在30 年代和40 年代那样
感到害怕，那时，他们常受到当地恶霸地主的胁迫、凌辱和剥削，或受到土
匪恶棍的抢劫盘剥，或被入侵的军队杀死。共产党政府给他们带来了至少比
那时多的秩序和稳定。土改期间，共产党把贫农和雇农组织起来参加群众运
动，打倒当地农村最大的剥削者。尽管中国共产党相继剥夺了农民协会的权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 页的统计曲线表明：从1956 至1958 年粮食产量大约增
长50％， （当
然，大跃进期间有一个陡降，随后在60 和70 年代有一个持续的回升），同时，中国的人
 口大约也增长了
同样的百分比。
① 陈月芳、张百川和余团康：“小学生的志愿和学习兴趣一览”，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
和人类 学》第16
卷第1—2期（1983—1984 年秋冬季号，）第145—158 页；蓝成东和张崇举：“当 年高中
毕业生的志愿
和爱好：上海三所高中一览”，译文见同一版本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 学》，第159—16
9 页。
力，但它仍继续组织贫下中农，至少让他们讨论如何处理当地事务。虽然新
体制一点也不民主，但贫下中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式、更有组织地参与
决策，管理当地的村社。②
此外，管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基层干部几乎全都来自他们管辖的相同
的乡村或小村庄。他们容易受到邻居和亲戚的各种非正式的社会监督，甚至
在他们因有腐败迹象而受到上级领导的审查时，也是如此。尽管有这些缺点，
村民们还是有了比革命以前更负责任，而且总的说来更诚实、更守纪律的本
地领导。正是这样一种体制，可能使村民对日常生活的集体监督意识比以前
更多了。
但不管本地干部对村民有多同情，他们只有受到上级党的领导的严格审
查后才被提拔，并仍受党和国家官僚组织机构的巨大权力的支配。由于政府
不断改变其政策，对农民来说，这样的政府似乎是危险的和反复无常的。传
统上，农民学会躲避政治，让本地名流调解纠纷和维持秩序，并对政府官员
敬而远之。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与他们息息相关。50 年代，政府的经济政
策引起大规模的饥荒；60 年代和70 年代，由于对阶级斗争不切实际的想法，
政治运动毁灭了他们的前途，有时夺走了无辜的生命。
尽管政府的宣传充斥农村，试图为它的政策辩护，并给农民一种参与了
超越他们本地地区界限的政治事业的感觉，而且把以下作为其最大目标：试
图从根本上将农民意识改造成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农民的
心态在许多方面对政府政策持怀疑态度，并且仍然紧密集中于村社和家庭生
活。可以肯定，一些农民，例如当地党的干部和复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比
起其他人来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熏陶更系统，因而
有时会使他们对自己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有一点粗略的了解。年轻一代，其
中大多数到现在已至少完成了六年的小学教育，对政府意识形态的基本信条
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但是，甚至连这些人最关心的也仍然是
农村生活，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他们几乎无望离
开农村，因此，也无法直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中央政府仍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但强大的实体。这里所叙述的30
年历史中的某些时期，至少对贫下中农来说，政府似乎是一个本质上仁慈的、
包含着一个几乎神圣的道德承诺的实体。60 </PGN 年代中期，许多农民敬畏
毛，甚至把他作一个神来膜拜，就像在以前的时代对待皇帝一样。但文化大
革命的破坏性政策及其后果似乎抹去了中央政府的神秘色彩。到70 年代中
期，政府在许多农民的心目中变成一个危险的、外来的、爱管闲事的力量。
50 年代末期，政府还能通过干预农村生活为其冒进的“大跃进”政策激起至
少一阵短促的热情爆发，而在70 年代末期，它主要是通过撤消对地方经济的
控制来激发农民的热情。
农民对他们社会生活方式中的变化的评价可能会产生一种积极与消极判
断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比起由关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评价所造成的张力要
小，因为他们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毕竟不像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产的变化那
样急剧。与50 年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估计正好相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
改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家庭的结构，或解体村社生活的传统组织结
构。当共产党为紧紧围绕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态学的集体农业建立新的组织结
② 这是帕里什和怀特的观点，见《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327—328 页。
构时，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最为成功。当他们确实试图解体一些传统社会
生活的基本模式，尤其是当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结果造
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同意大体上保留这些模式。
所以，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传统家庭仍是最重要的道德、感情和经济表
现形式。血缘关系仍是父系的，家庭住地仍是父家的，而且家庭仍是夫权制。
老人仍与成家儿子中的一个住在一起。儿子们仍然承担着照顾年迈父母的义
务，而且实际上至少在一般情况下都屈从于他们的权威。几个已婚儿子及其
家庭与他们的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并吃同一锅饭，这样的大家庭至少
在一些地方甚至比过去更为普遍，而且由于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可
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对年迈夫妇至少有几个已婚的儿子，他们住在邻近的
独家小院，但仍常常地陷入瞻养父母和在经济上互相合作的关系中。
把出自同一个祖先的数百家纠合进一个正规组织的共同宗族已经成了历
史，他们共有的财产和祠堂都被共产党政府没收了，而且他们的权威遭到压
制。但甚至在共产党掌权之前，这种家系组织就已开始衰落。①然而，即使在
今天，远亲关系在由“感情”形成的特别的人际关系网中也还起着重要的加
固纽带作用，正是这种关系网构成了各种地区联盟和合作的模式。
进入80 年代后，最具社会破坏性并且令人不满的、政府要改变社会生活
的尝试是它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过，要评判这个计划的效
果仍然为时过早。发生在农村家庭中的大部分持久的变化并不是由于政府直
接的压力，而是由于农村生活中不断变化的机会结构而逐步产生的。父母包
办婚姻不再多见，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在学校或生产小组有更多的机会接触
未来的配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现在她们的田间劳
动具有了更重要的经济价值。这些变化可能会受到大多数年轻一代的欢迎；
而且这些变化还不足以强烈和迅速到严重冒犯老一代的程度。一些年轻人确
实希望农村家庭生活中发生更迅速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她们的负担只是有
稍许的减轻。虽然她们希望减轻负担，但是她们似乎并没有形成能系统地促
进其地位改善的思想方式和组织形式。
因此，无论好坏，毛在20 年代发现的束缚农民的至少三条“极大的绳
索”，现在仍然粗壮而牢固。旧的政治权威的束缚已被解放，但取而代之的
是强大的新束缚。家庭生活的束缚仍然很紧。而且妇女仍然束缚于丈夫的权
威。第四条绳索——传统宗教的束缚又怎么样了呢？
西方对这个题目研究得很少，尽管作为官僚体制下政治秩序的神圣化
身，旧神的许多权威似乎已经消失。大的神庙（就像台湾农村中常见的那些）
都消失了。不再有为纪念这些圣物而举行的繁杂而豪华的公众庆祝活动。在
文化大革命前夕，政府试图用崇拜毛来代替崇拜传统的神。但对毛的狂热崇
拜失败了，而且官方的政治性庆祝在农村几乎没产生多少感情上的共鸣。然
而，农民神圣的祖先仍受到纪念和崇敬。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或藏起来的
祖先牌位现在又被重修或找了出来。农民仍然庆祝用以纪念祖先和维护其子
孙团结以及他们家庭命运的主要节日。尽管萨满教僧和占卜算卦者已被取
缔，但政府在70 年代末就注意到，其中一些人仍在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①至少还有一些鬼怪，作为由从事这种宗教活动的人所引出的代表险恶、异族
① 见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第191—196 页。
① 理查德·马德森：“宗教和封建迷信”，载《清风》第110－196、217—218 页。
和非理性的传统象征，尽管是非法的，但似乎仍然没有消失。
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中国共产党1949 年夺取了政权以后，它就从一个控制全国广大农村地区
的运动而形成了中央政府，不得不处理城市中心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当然，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并非是农村乡巴佬：在1927 年揭竿而起之前，他们之中大
多数人都曾有过城市生活的体验。尽管如此，把城市纳入新政府的规划之中
也不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因为这些城市不仅曾是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中心，
而且也是上个世纪外国势力在中国影响和渗透的焦点。由于城市具有世界主
义特征，这就很难把它们改造过来，使之适应中国新统治者的民粹主义思想。
当时，一些城市精英和外国人都自命不凡地认为他们的地位不会受到任何威
胁，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既不会经营发电站，也不精通对外贸易之道，更无法
处理城市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依靠他们依靠谁
呢？
事实证明，这种狂妄自大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从根
本上改造城市机构和社会生活。改造城市的记录说明，共产党人的努力有成
功亦有失败。在短时期内，新政府的成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克服了
许多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改变了不少不可改变的行为方式。但是，在长
时期内，管理中国城市生活的困难又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和危机，单凭组织
技巧和追求理想的热情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在以后城市发展过程中，民众
早期那种好感逐渐烟消云散，当市民们回顾以往30 多年的历史的时候，留下
来的是耿耿于怀的惆怅和失意。
想把剧烈的社会变化给人类所带来的影响表述得一清二楚，恐非易事，
尤其在当代中国问题上更是如此。人们的感觉往往会囿于主观王国之内，对
过去发生事件的记忆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甚至面目皆非。多数可资参考的材
料也难免存有偏见或缺乏典型性。而且，城市情况又千姿百态，各不相同。
身居北京和上海的人，其经历就与在广东和重庆的人不同；城市居民和县城
及城镇相比，悬殊就更大了。知识分子在观察问题时的角度与干部、工人、
学生和士兵不一样；有海外关系的人、基督徒、穆斯林、经过长征的老战士
和家庭主妇的经历也不可与其他的城市居民相提并论。此外，由于1949 年以
后的中国政策多变，又搞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许多人遭受打击，这些人
的经历也千差万别——在校学生，或是在不同的时期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又被
隔离了一年或二年的人，也往往有着迥异的生活经历。因此，一般的叙述（像
本文一样）是不可能全面详实地介绍这色彩斑斓的城市生活的。但是可以讨
论一下中国人城市生活的总的趋势和印象，把焦点对准大城市，偶尔也看看
城市社团的各种反应。本章是描述群众感情的，重点不在于介绍那些受过高
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们的反应，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老
百姓”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件，换言之，从城市平民，如工人、店员、学生、
技术人员等其他普通居民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城市的历史的变迁。①
① 这一章使用了多种有关城市生活的资料。首先是通过对几个现已离开中国到香港的人采
访 得到了最初的
印象，特别是通过最近出版的一本由马丁·金·怀特和威廉·L.帕里什写的 专题著作《当
代中国的城市生
活》。其次，获益于一些个人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中国人，也 有外国人。他们在过去的3
0 年中曾生活在
城市地区。以后，在合适的地方将引用他们的资 料。另外还有一些补充材料，如中国的报
纸、短篇小说、
剧本和有关中国的第二手文学作品。 在这章里论述的许多问题上，几个资料看法是一致的
，但也有不少观
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就城市来管理城市。虽然多年来有过几次重要
起伏，但城市某些总的方向和政策仍清晰可辨。中国的城市看上去具有许多
消极的特征：它们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市场交换基础之上；刺眼的
不平等、惊人的浪费、贫困、乞丐、失业以及贫民窟恶劣的居住条件；极易
爆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受教育和其他方面享受种种特
权；外国势力和文化影响高度集中；城市官僚专横腐败，对平民的需要麻木
不仁；犯罪、卖淫、吸毒以及黑社会敲诈勒索猖獗；城市不关心农村的需求；
到处充斥着实利主义、玩世不恭和异化了的人们。
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特征，而不单纯是从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问题。中国新的领导人想摆脱上述种种城市罪恶，重建
新型的城市——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的、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的）、
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结合的、经济上可靠的地方；减少犯罪、
腐败、失业和其他城市顽疾。
他们还期望调整城市发展方向，为农村地区服务，缩小“城乡差别”。
这些努力就意味着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特别要控制大城市，主要是沿海城市
的发展；同时，鼓励内地的小型和中等城市的发展。①
中国新的领导人希望实现这些目标的进步过程，能造就一代参与奋斗、
有忍耐性、乐观和勇于牺牲，为改变国家面貌做出贡献的公民。对中国城市
社会的主要特征评估尽管是否定的，但如将中国共产党简单说成是“反城市”
的就十分错误了。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承认中国城市具有双重性——它是许
多社会罪恶的中心，同时也是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必不可少的中心。打个比
喻吧，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宰杀“会生金蛋的鹅”，而使之成为社会
主义的天鹅。如上所说，尽管取得了开始的胜利，改造、利用和控制中国的
城市仍非易事。
点是凭印象得出的和有 争论的。作者感谢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在他们的帮助下，作
者才得以完成本
章的写作。 同时，也感谢斯蒂芬·乌哈利、唐纳德·克莱因——以及与我一起完成以后各
卷的作者，感 谢
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但不是所有意见皆能吸收的。
① 中国跟许多殖民地社会不同，城市人口不是集中在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港口城市
，中 国中小型城
市分布得相当均衡。通商口岸条约时代确是不合比例地产生了这些以外贸为主 的城市，特
别是像上海这样
的城市，因而中国共产党希望调整这种状况。参见克利夫顿·潘 内尔：《现代中国城市发
展》，第91—
113 页。据1953 年人口普查表明，有13.2％的中国 人口为城市居民，其中有不到8％的城
市居民生活在其
最大的城市上海。（低收入国家的典 型数字在大约20％和40％之间。）参阅莫里斯·厄尔
曼：“大陆中
国的城市（1953—1959 年）”，载杰拉尔德·布里斯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第
81—103 页。
早期年代（1949—1956 年）
由于过去国民党统治最后几年城市的秩序普遍混乱，因而（共产党）巩
固对城市地区的控制和赢得民众支持的工作比预期的要顺利一些。下面的故
事已人所皆知了——（国民党）官方腐败、昏庸无能、野蛮残暴、通货膨胀
失去控制、犯罪和其他乌烟瘴气的混乱情况，所有这一切便把国民党因抗日
战争胜利而获得的“天子”般的特权扫得荡然无存。从1948 年中国共产党进
入城市起，城市里的情绪不定，但总的来说是希望有个改变和改进。多数国
民党的忠实拥护者、许多担心失去一切的人和有能力逃跑的人纷纷到了台
湾、香港或海外其他地方。一些财产较少办法不多的市民则逃往山中避难，
他们害怕新的统治者——谣传说中国共产党实行共妻、破坏家庭、强迫穆斯
林吃猪肉和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另外一方面，一些市民，特别是学生和激
进的知识分子，则急切地等待着机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然而，大
多数市民不愿意走极端，他们怀着无可奈何和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期待着新
统治者带来的变化。许多人觉得，新的统治者不可能比国民党还差劲。即便
是如此，他们也还是担心，不知未来的变化将对他们和他们亲人产生何种影
响。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城的时候，一般的反应是锁上大门，关上窗户，
把传家之宝埋在地下，他们认为一场掠夺怕是在劫难逃。许多市民从紧掩的
窗户缝里偷偷向外窥视那些进城的军队。一、二天后，一些人鼓起勇气，小
心翼翼地走出去，他们看到了外面的变化，感到了安全。
中国的市民们在短暂的恐惧之后，都发现了惊人可喜的现象。中国人民
解放军显然训练其部队在进城时，给市民留下良好印象，特别是在夺取大城
市时更应该谨慎。市民们对已经被打败的国民党军队蛮横无理和缺乏纪律的
行为已司空见惯，现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形象。在这
个时期，到处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轶事和看到解放军战士有礼貌地问路，
帮助市民干家务活，当市民送给他们食品或其他物品时，拒绝接受或是付钱
给市民，个个还是干体力活的能手，市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甚至一位在中
国呆了23 年，后被囚禁又驱逐出境的坚决反共的美国牧师在谈到这一时期时
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和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军队。”①然而，市民对解放
军的反应不是完全一样都深怀敬意，几乎与此同时，有关挖苦农村新兵的“乡
巴佬”故事也开始流传起来。其中最有趣的，讲的是一位新兵把西式的抽水
马桶当成洗谷机的笑话：这位新兵第一次接触西式抽水马桶时想，这是什么
玩意儿？大概是用来淘米的吧！于是，他把自己干粮袋里所有的米都倒了进
去，“一冲了之”。的确，农民出身的士兵与他们所处的城市环境形成的反
差很大，以至于一位在中国最大的国际都市的记者把这种现象比喻为“火星
人在上海”。②这些故事和谣传大概能帮助人们了解占领军是用心善良的，即
使是一帮质朴无华的士兵。
由于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采取了其他措施，所以城市过渡得以顺利完
成。尤其重要的是初期在“新民主”的口号下，推行了宽大政策。尽管国民
党到处散布谣言，说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新政府的牺牲者流下的血
① 马克·坦南：《无密可保》，第64 页。
② 罗伯特·吉莱恩在与奥托·范·德·斯普伦克和迈克尔·林赛合著的《新中国：三家说
》中 使用了这个
词，见第84 页。
迹，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再使平民大众相信，只有一些组织，特别是与国民党
要害人物有直接联系的组织才会成为专政的对象，广大民众在新社会都能各
得其所。开始，这些允诺似乎是兑现了，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很多非共产党
著名人士和一些有名的国民党告密者以及其他敌对的人物都得到了宽恕。当
然，后来这种宽大政策逐渐消失，但此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城市地区业
已得到了巩固。
对新政权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们从亲身参加的种种新鲜事物中所得到
的迷惑不解的感受。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骨干企业的工人
开始投身到一系列新奇的活动中去。频繁的会议、政治学习、定额的体力劳
动和运动动员大会——这便是新兴政权的特点和标志。人们被迫去熟悉那些
他们原本非常陌生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而且还有
康德和黑格尔。他们被组织在一起，讨论进化理论，接受人是由类人猿进化
而来（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不是新观点，但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就很有
点振聋发聩了）的观念。这时，有一系列的成语和政治术语必须得掌握。满
怀激情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的写日记时尚，在学生中间方兴未艾。年轻人，
特别是参加示威和游行的年轻人，学会并且表演表达丰收喜悦的“秧歌舞”
成为时髦之举。曾经一段时期，他们站在平房顶上富有激情地宣讲最新事态
和报道新闻。
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在等待愿意的人去参加。1949 年新兵被组成“南下工
作队”，开赴南方，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进入其他城市，帮助建立起当地
政权。学生和其他人组织起来，投入清理城市阴沟、整修贫民窟地区、修理
河道防护堤岸和其他改善城市环境活动的热潮中。随后，大批高等院校学生、
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在早先已动员好的干部们的带领下，奔赴定点农村，用数
周的时间去视察农村土地改革进行的情况。有组织的市民们同通货膨胀展开
斗争，他们在全市动员积极购买公债，警惕投机商人。与此同时，戏剧团也
组织起来，演出揭露旧的婚姻传统弊端的短喜剧，帮助宣传新的1950 年婚姻
法。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扫盲队，教他们的邻居学文化。1950 年底中国参与朝
鲜战争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类似活动——卖公债、给在前线的战士写信交
“笔友”、组织戏剧团到工厂和矿山巡回演出爱国短剧。在这期间，甚至连
和尚和尼姑都被动员起来，加入了爱国游行的行列，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他们
在行进的队伍中，出现了与整个气氛不协调的场面。
对这突如其来的各种新的活动，反应不尽相同。有人怀疑许多活动是否
有价值，例如，这几年学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走出教室而没有能在学校里学
习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些新活动，引起了朋友间和家庭里相当激烈的冲突。
例如，一些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女儿）想加入南下工作队或是解放
军后，感到非常着急和气忿。还有一些家长在儿女们用新的婚姻政策来反对
他们包办的婚姻时，感到难以接受，沮丧至极。
并非所有的变化都受欢迎。例如，官方决定，所有的狗必须从市区内消
灭，随之派出专人在大街上见狗就杀，使得狗的主人苦恼不已，而当局并没
有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①一出控诉人民痛苦生活的革命剧《白毛女》引
起了极大的反响，无论在哪里上演都是人山人海，但是在这期间上演的一些
① 对灭狗事件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包括环境卫生问题、狗携带病菌和喂狗浪费粮食以及堵
住狗 嘴满足人类
等。后来，养狗又蔚然成风，导致了1983 年在北京进行了新的灭狗战役。
改编过的传统剧目，则遭到人们的反对。德克·博德曾记下了在北京期间的
头一年第一次演出传统剧时的情景，观众高喊着“清除封建制度的残余”并
拒绝离开剧院，当一位官方发言人出来安抚他们的时候，观众向他扔西瓜籽。
②起码在开始，许多市民发现接受新的行为方式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积极参
与而不是避开政治；直率地对他人提出批评而不是把冲突隐藏在和谐的表象
之下等等。
另一方面，许多市民发现这些新活动非常有益，令人振奋。对学生、年
轻的干部和一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市民来说尤其如此。威廉·休厄尔还描
述了当时参加一项世俗的甚至是卑下的——城市阴沟清理——工作时所产生
的兴奋情绪：“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一起干活时的兴奋、充满了成就
感、喧闹声和色彩纷呈。”①休厄尔还叙述了他在四川教书时的一件事：当大
学里的工人和服务人员与全体教师和管理人员在一起讨论政治和学校管理问
题并参与决策时，他们表现出极大的满足。他写道，玩麻将的人、爱唠叨的
老太婆和学校里看大门的人都在新的政治活动中成为极富热情的参加者。他
发现，“新生活道路所产生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是它给本毫无色彩的生
活带来了欢乐。”②
新政府所造成的积极印象，不单是它发动人民参与了众多的新的活动，
而且还有其他的因素。特别是新政府办事时说话算话和效率很高给人以深刻
印象。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而成了慢性病的一些问题迅速得到了控制和消灭
——吸鸦片、乞丐、卖淫、扒手、秘密社团敲诈勒索等等。处理这些问题所
使用的战术是一个模式。首先，在一个时期内宣布宽大政策，使那些沾有上
述恶习的人到当局自首并表示悔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相互揭发，
当局认为已获得了他们足够的证据时，便会突然禁止他们进行的活动。乞丐
和娼妓被集合起来分配去作“诚实的劳动者”或是被送回乡下老家。如果再
有人因参加已禁止的活动被抓获，他们就会遭到逮捕和监禁，负隅顽抗者将
被处死以警示后人。在一、二年内，这种战术曾带来了戏剧般的变化。
政府的效率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显而易见。对新政府如何管理复杂的城市
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快便发现电、煤、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比过去
都更有保证。通货膨胀似乎难以克服，但是到了1951 年，尽管中国参加了朝
鲜战争，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控制。在大城市，一些贫民窟得到了修整，新
的工人公寓楼开始拔地而起，有效的城市管理环境开始形成。针对“压榨”
（轻微的行贿受贿）而开展的战役揭开了序幕，要求收据的规定和强有力的
检查制度迅速改变了过去的交易方式。那位英国观察家评论上海政权更迭之
初所产生的影响（也许言过其实）时说：“在上海，5 月24 日你可以向任何
人行贿，但在5 月26 日你就不会贿赂任何人了——一百多年来这恐怕还是第
一次。”①强制性规定百货商场的收费标准和严令禁止收小费也同样有效。就
连被观察家称之为中国最底层的“粗鲁的三轮人力车夫”的态度也发生了改
② 德克·博德：《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第235 页。
① 威廉·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100 页。
② 同上，第107 页。政权的变化事实上并未给学生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在玛利亚·严（
音） 的《宏大的
园地：红色中国学生生活写照》中可以看出，新政权对改变学生生活明显缺乏热 情。尽管
如此，通过严的
叙述（主要是北京大学），人们还是不难发现，大多数学生对给他 们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是
充满热情的。
① 戴维·米德尔迪奇，转引自诺埃尔·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59 页。
变——以前为了争顾客而彼此反目，或是为讨价还价而争论不休；现在大伙
轮流接客，并接受了统一的收费标准。1951 年燕京大学的一位教师记录了这
种明显的变化：“我们终于有了期待已久的政府，这是一个不仅会说而且脚
踏实地办事的政府。”②一位英国传教士教授也同样感受深刻，“北京的生活
效率普遍提高??对于一个深谙旧中国生活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相信。”③
对新政府日益增强的敬意，不但来自于其高效率，而且新干部的作风让
人佩服，他们被认为是努力工作、很少腐败、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平易近人。
这个时期的惊人的记录，是发现干部们在办公桌前勤勤恳恳，而不是打瞌睡；
他们往往工作到深夜；他们也参加政府规定的各项新的闹哄哄的活动——政
治学习、集体唱歌等等。在早些年，老干部仍过着早年供给制生活，不领取
月工资，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们看上去似乎光服务而得不到物质
利益。一位英国观察家曾有感于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在北京火车站碰上一
位来自天津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后来他了解到，这位官员在火车站等了整整
一个下午也没能买上车票，最后只得买站票返回天津。这位观察家（奥
托·范·德·斯普伦克）写道，“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拒绝利用职务之便，
甚至可以通过最简单的办法——将几个乘客从火车里扔出去就可以搞到座位
——这是世界上向平民大众展示他们是什么样的领导人和公仆的最好的宣
传。”①
甚至高层领导人也努力把他们自己扮演得生活艰苦朴素和平易近人，尽
管他们的许多活动是鲜为人知的。但是他们通过巡视农村和工厂、做规定的
体力劳动和定期会见“群众代表”便能加深给人的印象。在50 年代末期，许
多在首都工作的年轻干部都对国家高级官员同年资较低的同事一起跳舞、游
泳和以当时流行的方式参加其他休暇活动留下难泯的记忆。拉尔夫·拉普伍
德总结了这些干部得到的肯定印象：“不计报酬地工作便是人民政府能成功
地动员起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参加有效行动的秘密武器??”②
这种观点是同1949 年以前的官员作了比较，包含了一些夸张成分，其实
新干部对野心和私利不是毫不沾边的。我们掌握的这些年新官僚机构中的情
况，也给我们画出另外一幅不尽相同的图画。一位随同南下工作队到武汉的
干部描述他的同伴在办公室的空间和家具间玩起“游击战”，另有人刻划官
僚机关内部勾心斗角，发牢骚，对国家政府现状表示不满。③此外，供给制的
存在，并不意味着干部生活在平等待遇的基础上。供给制是分等级的，单是
进餐就有三种规格，坐车也有级别等等。因此，人们对地位的竞争，决不会
漫不经心。不过，由于早些年的一系列干部整风运动，起码大多数城市居民
相信，干部中腐败和纪律问题一露头，新政府就会毫不留情地严肃处理的。④
就总体而言，对新的领导人员的印象是值得肯定的。
在早些年，民族感情的凝聚力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43 年，外国人在
② 转引自拉尔夫·拉普伍德和南希·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9 页。
③ 同上，第124 页。
① 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8 页。
② 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1 页。
③ 刘少通：《走出红色中国》，第109 页；参见埃斯特·周英：《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
》。
④ 对这些早期的整风运动见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精英人物的训练：整风的强迫
与 说服的方法
（1950—1953）》。
中国享受的治外法权终结，但是直到1949 年，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外国人拥
有的权力和影响还很大。几年之后，西方人的影响便大大削弱，一部分被苏
联人的影响所取代。开始，至少在大城市，外国人曾获益于全面的宽大政策，
当局出于城市形势的复杂性和采取外交承认的考虑，举止谨慎。但从一开始
变化已显露端倪——过去用英语书写的城市的标志和官方的通知变成了中
文；在制成品上印刷的商标也同样发生了；法庭审讯和其他官方文书也都用
中文书写。外国人被告知，只要他们不违反新政府的法律和各项政策，他们
就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们不知道这种允诺的真实性有多大，因为
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当时的气氛。许多外国人被迫离开，或是被
捕最后被驱逐，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偏执狂使得留在那里的人无法再过舒适
的生活。一些想离开的外国人，遇到了官僚主义设置的障碍，让他们耐心等
待。这也是中国的新统治者有意向他们显示，中国人才是他们自己土地上的
真正主人。
1950 年以后，全国掀起削减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影响的运动。好莱坞的
电影受到了批判，后来遭到禁演，苏联和中国的电影取而代之；西方人的服
装和西服受到批判，旗袍和其他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中国服饰也遭到了批
判；开始流行中国式的服饰：各种各样的制服大行其道，其中最有名的是中
山服、解放服或叫列宁装，以后又流行所谓的毛式短上衣。在很短时间内，
人们把高跟鞋、皮货、美国兵剩余下的夹克和其他过时的东西包包扎扎收藏
起来或变卖出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一批批蜂拥而来的苏联游客劫走了），
化妆品从女性的脸上消失，有些人因为穿了“资产阶级的”服装而受到批评，
但许多人则认为这是新社会的风尚，他们自觉自愿地跟上了前进的步伐。在
政治学习会上开展自我批评，那些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被迫承认他们有“美
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的感觉，并发誓要改正这种错误的观点。
反击外国影响的措施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许多西方人拥有的商业被迫
关门或被接管，一些受外国人资助的医院、学校和其他组织都被收归国有，
在所有的组织中，中国人都要起主导作用。1950 年起，政府成立了“中国基
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发起“三自”运动，旨在使基督教会割断同
外国的联系和接受政府的领导，如果他们还想在中国生存的话。在有的情况
下，使用了极端的战术，煽动对外国人的敌对情绪。在许多不同的城市里，
天主教修女们曾办起了育婴堂，收留那些被遗弃的婴儿和孤儿。1950 年以
后，这些育婴堂被指控玩忽职守甚至暗杀和肢解中国人的婴儿。报纸印发了
耸人听闻的照片，画面上是发掘出来的据说是被害者的骨头，那些修女被拖
进体育场，站在充满愤怒的暴民们的面前，接受批斗。①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西方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急剧减弱。一位印度观
察家评论说，英国在1952 年时对中国的影响已退回到110 年前的鸦片战争之
前，在香港拥有基地和一些领事，但是没有常驻北京的大使。②对这些年来针
对西方的攻击，有种种不同的反应。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其他同外国人保持
长期接触的人感到非常恐惧，有的人被监禁或被处死。但就一般的市民特别
是那些没有从外国人那里得到多少好处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市民而言，
① 有关此类事件的叙述，如1951 年的广州事件，请阅坦南：《无密可保》，第26 页。在
上海， 发生了天
主教徒反对强制性同梵蒂冈断绝关系的抗议，在其他地方一直持续到 1960 年。
② 弗兰克·莫里斯：《毛的中国的报告》，第170 页。
他们对这种变化感到自豪。他们看到自己的政府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
能够勇敢地面对外国人并且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权。朝鲜战争加深了人们
的这种感觉，这个时期，市民们满腔爱国热忱，对自己的祖国在现代化的联
合国军队面前的表现感到无比的骄傲。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治上的团结，经
济建设上的初步成就，并对外国势力和特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打击，所有这
一切都激发起民族自豪感，政府则尽最大努力来扩大和增强这种自豪感。
诚然，这些年也是仿效苏联模式、“一边倒”的几年，但是苏联的出现，
似乎无损于新的民族自豪情绪。有的中国人怀疑苏联人的动机，怀疑苏联
1945 年后从满洲撤走工业设施等行为。他们觉着彻头彻尾地照搬苏联模式—
—在学校里用苏联的五分等级制代替沿用了多年的百分制——并不是一个好
主意。但是政府强调，苏联的建议和专家是应邀来中国的，而不是强加给我
们的，学习苏联“老大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来看，“苏联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
公众对于成千上万像潮水般涌进北京友谊宾馆和其他类似机构的苏联专
家看法不一。年龄的差异是产生这种认识区别的重要原因。那些当时还是青
年学生的人回忆说，他们被那个时期翻译过来的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里的男女
英雄们所鼓舞，一些人还给自己起了俄罗斯名字，并和苏联的笔友建立通信
联系。当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许多人痛哭流涕。不少中国成年人也同
苏联专家建立了个人关系，因为他们对苏联政府早期执行的一些措施，比如
不允许到中国观光的苏联专家顾问乘坐人力车等，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但
是许多年龄较大的中国人，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看着那些出
出进进的苏联客人。尽管采取了一些公共关系措施，但是，中国人还是很快
就发现，许多苏联客人看上去有相当多的“资产阶级”情调——他们的服饰、
行为、携着妻子，特别是他们对旅游、购物和闲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①人们
发现有些苏联专家非常傲慢和总爱提要求，他们认为，中国人全盘接受他们
的建议和以苏联人的方式去做事是很自然的。总之，许多被苏联老大哥派到
中国来的代表，其所作所为实在是与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相距甚远。
尽管苏联人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正如一位中国人曾把一些苏
联人称为“无产阶级的王子”，苏联仍没有像西方那样被认为是对中国主权
构成威胁的国家。因此，新政府并没有因为与苏联结成的关系而影响它巧妙
利用人们的爱国感情这方面。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记者，（此君1952 年后被
监禁了几年，直到1957 年才被允许离开中国），看了1956 年10 月1 日的游
行后写了下面一段回忆：“我必须承认，我几乎被那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感
情噎死——我从未感到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如此的骄傲。”①
然而，对于新政府的支持，恐怕没有什么影响比经济安全和经济条件改
善更重要的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执掌政权
的。由于通货膨胀，一杯咖啡在上海的价格超过300 万元（这是被认为是“防
止通货膨胀”的新“金元”），四川一个看门人的月工资，只够往欧洲发三
封航空信。②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只是变化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也许新
① 有关这部分生动的描写，请参阅米哈伊尔·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

① 埃里克·乔：《男人必须选择》，第223 页。“无产阶级的王子”的说法也来源于上书
，第234 页。
② 关于咖啡的价格，参见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34 页。看门人的工资，参见休厄尔
：《我 在中国的
日子》，第38 页。
政权采取的一个更为重要步骤是加大了流动的机会。死了和走了的人，需要
有人替代，处于蓓蕾状态的官僚机构需要增添职员，即将到来的工业化需要
技术人才，这就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个人进修活动——短期的训练课程、“革
命大学”、干部学校等等。全日制学校也迅速扩大，由于学校实现了国有化，
学费大幅度削减，所以在大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小学注册人数几乎满员。这样，
许多有志的年轻人认为是政权的改变才使得学校的大门向他们敞开。农民也
加入了社会流动的大军。当局在50 年代不断做出努力，试图把那些来自农业
地区的盲流，引回到他们乡下老家，但是在接近50 年代末的时候，这些努力
并不十分成功。在此期间，许多农民挖空心思在城里找到了落脚点，并加入
了城市工人的行列。①
不仅就业机会增加，在国营企业（甚至在一些大的私人企业）里工作的
人在工资、工作条件和小额优惠等方面也逐渐实现了标准化和制度化。起初，
政府在提高工资问题上犹豫不决，开始是鼓励工人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后来
又迫使工人以满足于他们的低工资来确保商业的稳定。但是，市民们对在食
品供应和分配制度方面的改进和努力降低价格，印象极佳。有了这些固定的
工资收入，他们就可以购买高质量的粮食（稻米、小麦，而不是玉米和大麦），
其他食物如鱼类也比40 年代末买得更经常了。随着1956 年整个工资待遇的
提高，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自信心也增强了。②另外，小额优惠制度也得到了
完善，其中包括医疗保险、伤病工资、产假工资和退休金等等，这些措施给
大多数在职人员提供了安全保障，须知他们以前对这些社会保险措施闻所未
闻啊（虽然这些优惠并没有照顾到所有的劳动力方面）。总之，在这个时期，
人们对生活条件将会改善和流动机会将会增加都普遍持乐观态度。
自相矛盾的情况发生了，不断改善的经济条件和小额优惠政策的逐渐扩
大，居然发展成一种中国共产党政策明确要避免出现的趋势：与使革命走向
胜利的农民相比较，市民的特权地位不断增长。在城市里，由国家负责提供
“一揽子福利”待遇，社会主义从而被认为是前途光明的：但是在农村，提
供任何福利的负担，最终都不是落在国家而是落在集体和农民自己的身上。
结果经济改善的情况比城市少得多。总体而言，1949 年以后，中国城乡差别
在收入、获得消费品、文化娱乐和有保障的工作以及福利待遇等方面逐渐扩
大，使得城市居民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活的优越；也使农民越来越羡慕城市
生活。也就只有在住房方面，农村居民有一定的优势，到70 年代末期，典型
的农民居住面积扩展到平均约为每个市民的3 倍。①但是即便如此，绝大多数
① 有人作过估计，在1949—1957 年，有2000 多万或更多的农民流入城市。参见小野家悦
造： “中国城市
人口地区分布”，《发展中的经济》第8 卷第1 期（1970 年）第92—122 页。最近 的中
国统计数字表明，
这几年有1850 万流动人口。参见张泽厚、陈玉昆：“人口结构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
1981 年第4 期，转引自利奥·奥林斯：“中国的城市人口： 概念、密集和影响”，载于
美国国会联合经
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 卷第279 页。
② 一位西方人曾努力核实官方的报道，说城市生活水平即使与30 年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
提 高。参见布鲁
斯·雷诺兹：“上海产业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1930—1973）”，载于克里斯托 夫·豪编
：《上海：一个
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① 据1982 年公布的数字表明，每个农民平均居住面积为10 平方米。（参见《北京周报》
，1982 年，第20
期，第8 页。）几年前的1978 年，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 平方米。 参见周
京：“九亿中国
人的住房”，载《北京周报》，1979 年，第48 期，第18 页。
市民仍可用很少的钱来付房租——通常是他们收入的5％或者更少——而农
民在投资住房建设时，只能掏自己的腰包。
当然，也有人倒霉的，以前的城市精英们就失去了很多利益，有的甚至
丢了性命。不过，由于几个因素的作用，人们头脑中并没有因这而改变了机
会确有改善的印象。例如，那些失利者比起得利者在数量上还是占少数，况
且他们那部分利益早已引起了别人的不满。在不少情况下，他们虽摔倒，但
不很痛——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资本家根据官方对他们资本的估
计获取利息（在多数情况下，资本家还有满意的工资），原来薪金丰厚的人
仍拿“保留工资”，保留工资比新的标准工资要高。收房租、拿版税和其他
非工资收入的取消是一个渐进的而非突然的过程。
在50 年代，或许最重要的事是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代在不同程度上都
从新的机会中获得益处。尽管官方偏爱工人和农民，但是新政府同样急需高
技术人才，因此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城市学生，被鼓励钻研学业，在新社会
里能担任好的工作。只要他们愿意遵循新政策，在形式上批判他们父母的“资
产阶级”价值观念（只要他们的父母没有介入严重的政治斗争），他们就可
以从事高尚的职业，并有光明的前途。在50 年代，社会上人际关系注重阶级
背景的风气还没有渗透进学校里，学校里注意阶级出身还是后来的事。那时，
学生之间建立友谊的基础是相同的年级，或个人的兴趣爱好相投，而不是后
来那种以阶级背景和政治因素来取舍朋友，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人感到为
了一个有希望的机会需要进行非常紧张的竞争。在50 年代一段时期，事实上
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比当年毕业的高中学生还要多。①到了60 年代，在理论上
被称为“坏阶级”（资本家、商人等等）家庭出身的子女，平均来说，仍然
比工人家庭的孩子更有前途。②
30 年之后，许多市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觉着值得留恋。秩序恢复了，
外国的特权结束了，经济条件正在逐渐改善，政府看上去富有效率且关心人
民，就连犯罪的危险也大大减少了。尤其是那些当时还在学校里读书的人，
回想起来那些令人激动和有意义的事——刻苦学习，振兴中国，从事业余爱
好，徒步旅行，阅读苏联和中国的英雄人物小说，加入宣传队到农村和工厂
巡回演出，把他们在学校里取得的成就和喜悦带给他们的父母。这是一个十
分乐观的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创造许多奇迹，城市居民，尤其年轻人
能实现生活中许多美好的理想。
然而，如果要说城市居民从起初对新政府的怀疑、观望一下子变为对新
政府无限的热情的话，这也失之偏颇。从一开始，起码有不少人对新秩序的
一些方面就感到是不祥之兆。例如，新政府对人口采取了比其前任更为高度
严密的组织和控制措施，渗透到了市民私人生活之中，对市民施加了更大的
压力来改变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私人关系。在起初宽大政策之后，这种严密的
组织控制措施逐渐升级和有区别地进行。新政府执政后几天，新闻控制和审
查制度就生效了，但是美国电影一直上演到1951 年。大学学生立即组织政治
学习、劳动和上街游行，他们仍可以选择自己宿舍的室友和想学的专业。到
① 根据罗伯特·泰勒：《中国的教育与大学招生政策（1949—1971）》，第3 页，从195
3 年到1956 年，
大学里实际可容纳的学生人数高于应届高中毕业生15％。
② “资产阶级”的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继续得到好处的事例，参见怀特和帕里什：《当代中
国的城 市生活》，
第3 章。
了1951—1952 年度，学生住宿就统一安排，专业成为强制性的，一年后，建
立了大学统一招生和统一分配制度。新政府执政的头几周内，国营纺织厂的
工人成立了由官方发起的工会，但对那些小厂子里的工人和从事手工业劳动
的工匠以及小商贩的管理非常松散，直到50 年代中期才组织起来。在城市家
庭生活中，开始变化不太大，可是到了1954 年，成立了标准的居民组织——
居民委员会，并开始对每个人的活动施加影响。①
虽然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是渐进的，但是到了50 年代中期，新的组织体
制开始出现，这就使得比从前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控制和动员市民。1949 年之
前城市里的集团——同业公会、同乡会、小集团、秘密社团、街坊协会等等
或被取消，或加以改造。取代它们的是一个新的在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城
市基础结构。城市的每个街区，都成立了在政府官员和警察局领导下的居民
委员会。委员们既组织有益的服务活动，如打扫街道卫生，设立修理自行车
的小摊和急救站，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进行控制——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
会，检查没有注册的个体户或不正常的活动，进行夜间安全巡逻，后来发展
到说服一些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村和限制他们多生育。新的组织体制的
另一个主要支柱，是工作单位。工作单位组织本单位人员的生活（包括上班
和下班后的生活），并视此为己任。大的单位不仅为他们的人员提供住房、
医疗和其他服务，而且还组织政治学习，管理业余活动，同意结婚或是离婚，
监督释放了的罪犯，并参加类似于居民委员会的其他各种社会控制的活动。
除了单位和居民委员会，许多市民还受一系列新的“群众组织”的监督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工商会、作家协会和独立基督教
协进会等。这些组织监督每人工作和业余时间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
品是通过这些新的官僚体系发放，而不是由市场发配或由个人或由几个人自
愿结合的组织去搞。例如，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作都是由官僚机
构分配，基本上是终身就干这份工作。劳动力市场开始消失。这个时期的城
市生活形式发生了一个转变，即开始实行严格的配给供应制（由单位和居民
委员会管理），购买基本食物和生活消费用品都受到控制，住房由单位或城
市专门机构负责，私人行医被取缔，市民们对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新的官僚机
构的依懒性越来越大。其他地方的官僚制度一样，执行的结果是个人常常失
去了自己喜欢有的东西。例如，当配偶们发现他们被安排在不同的城市工作
时，他们不得不忍受两地分居的苦楚，每年只有在一次很短的探亲假时才能
见上一面。
城市组织机构的转变，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中国城市的市容和声
响开始发生变化。商业的官僚化和标准化，使那些曾给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带
来生机和色彩的贸易和商贩们——沿街叫卖的小贩、修锅补盆的工匠、代写
书信的先生、雕刻印章的艺人、走街串巷兜售小玩意的商人等等——逐渐消
失了。由于国家接管了向城市居民提供需求的责任，也就没有必要再用鲜艳
的色彩标志和各式各样的号子或大声叫卖来吸引顾客了。
地位等级制度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城市精英、资本家、商人和知识分
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小商贩和从事宗教及其他仪式
的专业人员等的处境也在下降。身居要位的高官（高干）和军官控制着新的
等级制度，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地位居其次，但处于那些官僚权贵的
① 关于这个渐进的变化，在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中有生动的描述。
牢牢控制之下。工人、技术人员和其他与工业生产有关系的人威信上升，而
其他一些被社会所遗弃的团体（阶级敌人、阶级成分有问题的、被控对象）
落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你在新的城市等级中处于何种地位、收入多少和有无
大学文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官僚的头衔和党票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什么
单位和行政“系统”工作也很重要，其重要性几乎同这垂直的等级制度中的
位置不相上下。一些大型的和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如军队和铁路，能给他们
的职工提供更多的利益和特权，规模小、联系范围小的单位如小学或是街道
工厂，就很难满足其成员的需求。所以，一个人在新城市结构中地位如何，
要看他的单位怎样、头衔有多大。
到1956 年，中国的一些难驾驭的城市，逐渐都控制在新的官僚制度之
下，对此曾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惊慌失措了。熟悉1949 年以前城市生活的观察
家们都知道中国城市行为方式中长期存在的无足轻重的弊病，如不遵守交通
规则乱穿马路、在街上随地吐痰。在新政府的控制下，这些似已荡然无存，
他们无不感到震惊。1955 年，在北京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曾预言，“这可能
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把计划生育作为强制性措施的政权，可以肯定，这些
规定将会被普遍接受。”①
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说这个时期发生的理论上属最主
要的变化（1955—1956 年城市经济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过渡）在某些方面是虎
头蛇尾。国家对原材料、市场、信贷和其他方面的控制逐步加强；1951—1952
年五反运动对资本家和对社会主义持非议的人的恫吓；1955 年镇压反革命运
动；工会和党控制的工商业联合会在组织上施加压力——到了1955 年所有的
这些使城市出现了一种局面：城市资本家和商人几乎没有自治权力和活动余
地。是年后期，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运动加速发展时，基本上未遇到什么抵
制，一切都比原计划进行得迅速。在个别地方速度更为惊人，1956 年1 月，
北京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运动已经全部完成，前后历史仅仅10 天。
然而，社会主义过渡运动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组织系统存在着严
重的弊端。例如，动员人们进行变革很容易，但是要使新建立的组织机构富
有成效地进行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加速社会主义过渡，在许多方面成了
“纸上成功”——工厂和商店的资本和存货清单还没有开列出来，新的簿记
制度还没有建立，缺乏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会计以及其他使社会主义
企业运转所必备的条件。因此还需要几个月的工作来清理这些混乱状况，然
后现实方能接近运动口号提出的要求。
党在进行运动时所使用的动员技巧是令人折服的，但带来的变化却是毫
无意义甚至有害的。例如，在1956 年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之后的生产运动“小
跃进”时期，人们自力更生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热情被激励出来了，结果出现
了所谓的新发明“双轮双铧犁”和一项控制生育技术——要求妇女吃大量的
活蝌蚪。两者都未取得成功。虽然这两项发明很快就被抛弃了，但是，这种
体制敢于置民众的疑虑于不顾并使用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继续蛮干的劲头却
未收敛，而在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更变本加厉地显示出来，造成了更大规
模的灾难。
① 无名氏观察家引自罗伯特·吉莱恩：《六亿中国人》，第295 页。这位观察家描述了居
民委员 会如何确
定生育名额、做说服工作和“监视那些已婚夫妇”，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前 身）在农
村如何分配避孕
用具和如何在农业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再生产的任务。所有这些 说法在70 年代都灵验
了。
当局说，为了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就需要有高度组织形式的生活，大
多数中国人赞同这种论点。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市民服从要求苛刻的当局日
益加紧的控制，而当局却不受公众影响的左右。人们发现，许多人不得不改
变自己珍爱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以免与新当局的要求发生冲突。赌博、参加
基督教会的活动、阅读西方小说、请人算命、祭祀祖先和其他许多活动都变
成了有疑问的事情——他们是不是违反了新规定？中国人好幽默，但是当局
在涉及到他们的想法和计划时，是毫无幽默可言的，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小
组批判会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时不能说句俏皮话或开个政治玩笑。如今不只
是像1949 年前一样，须防范几个告密者，现在除了极少的几个知心朋友和家
人之外，对任何人也不能说句不该说的话。（然而，这种对人们相互交流的
压抑，主要是在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工人和其他社会地位较低的人
相对要好一些。工人不会被怀疑有异常的想法，即使有，他们也很可能会被
谅解，因为他们受的教育程度低。）
诚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已认识到他们必须适应新统治者的种种狂想
才行，抛弃佛教是如此、蓄留起辫子是如此；搞“新生活运动”也是如此（这
是30 年代国民党发起的促进道德复兴的运动）。1949 年以后情况不同之处
在于，要求改变的范围更大，为达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组织渗透更深。在建
国之初，一位老教授曾向威廉·休厄尔吐露，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因为中
国人不会当殉道者。“我们向竹子学到了诀窍，风来时他们弯下腰；当风停
息后，它们又挺得笔直了。”①但是，还过了不到一年，这位教授就因不能适
应新社会导致精神错乱而自杀了。
最初的宽大时期结束后，官方控制加紧，扩大了对个人和团体实行高压
统治的范围。在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对胡风反革命
集团运动和挖出隐藏着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大批的人被卷入政治斗争，遭
到逮捕或是被杀害。前国民党官员及其支持者、秘密社团和宗教首领、资本
家、包工头、外国和本国的牧师、腐败的干部、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黑
市商人和那些仅仅是在公共场所批评新政府的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
政治危机之中。监狱里塞满了被捕的人，临时凑合起监狱来关押过剩的犯人，
其中很多人被杀害或是消失，从此杳无音讯。②这个时期每次主要的运动，都
引起那些成为或害怕成为斗争目标的人自杀的浪潮。尽管新政府的官员们一
再让人们消除疑虑，说政府欢迎批评，镇压手段是用来对付一小撮阶级敌人
的，但是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决不能对新政府有任何不满，如果有人不信，
那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新政府实施严密的组织控制和大范围的镇压，但它也做出了许多成就。
市民对这两者思想中是如何进行平衡的呢？对此有迥然不同的反应，一些集
① 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53—54 页。
② 对中国在1949—1952 年枪毙人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出入较大。（没有单独城市枪毙
人数的 估计数字，
农村土改运动中枪杀的人数较多。）有人认为数万人（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 览》，第
146 页），有的
认为有80 万人（到1953 年，出自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1957 年 的讲话《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转引自《纽约时报》，1957 年6 月13 日，第 8 页。），还有一说是200 万（
莫里斯·迈斯纳：
《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第81 页。）；有 500 万之说（雅克·吉勒马：《执政的
中国共产党（1949—1976）》，
第24 页。）；更有1500 万 或更多之说（坦南：《无密可保》，第159 页；理查德·L.沃
克：《人类的代
价——共产主义 在中国》，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的报告，第16 页）。

团对这个新秩序显然反感，惶惶不安。但大多数市民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受到
威胁，有不少人甚至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人认为有必要加强
组织的严密管理。难道实现街区的安全、稳定货币、建立统一强盛的国家不
需要付出这些代价吗？同时，政府也相当成功地使市民相信，绝大部分镇压
是有选择地针对那些的确是罪有应得的人的。许多人认为，清除社会渣滓是
一件好事。当局大讲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秘密社团头目和天主教修女的
邪恶行为，手段十分高明，在市民中果真产生了敌对，当局又巧妙地利用了
当时业已存在的忿恨情绪。
在这个年代，即使没有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城市居民，也有一番不寻常的
经历。对有些人来说，父母被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房：对有的人来说，心爱
的老师成了1955 年肃反运动的对象，随后就消失了；对有的人来说，老朋友
在新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自杀了。①这种个人的曲折经历，引起了他们对新社会
性质的痛苦的反思。他们对新社会抱有乐观态度，愿为之献身，但从此产生
了隐隐不散的怀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找出适当的理由来消除人们思
想上的混乱。正如毛泽东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普
遍的混乱之中，某些错误就在所难免。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合适的解释是（独
裁政权惯用此法）——“如果毛知道就好了”。官方的政策和领导是英明和
仁慈的，但是，那些显然缺乏训练和不守纪律却在贯彻政策的基层干部出了
“偏差”，他们滥用权力，而犯了大量错误。市民们希望在每次大的运动过
后的总结检查阶段，能够改正以前不公正的行为。所以，尽管这些年运用了
大规模的镇压措施，许多市民还是认为这个时期是相当乐观甚至是宽大为怀
的。他们认为，大多数的镇压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错误不是
全局性的，是执行有问题而造成的。所以，在这些年由于官方的镇压而导致
的个人的痛苦，还不足以削弱新秩序带来的公众的积极参与和乐观情绪。
① 雪莉·伍德（在《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07—108 页中）提到，“在上海，几乎每个人
都说， 解放后，
他们曾同那些被镇压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点关系，政府对‘反革命’的镇压 … …
 使一部分人陷入惊
恐之中。”
中期年代（1957—1965 年）
早期年代的生活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一直到1952 年这几年是充满新奇和
混乱的时期，搞了几次运动，社会从而井然有序地运转，人们学习了新的规
矩。从1953 年到1956 年，是结束朝鲜战争和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
期，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动员有效地学习和工作来帮助国家进行经济建
设上来，“超出课程之外”的各项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1957 年，以及随后
而来的大跃进，发展速度又开始回到运动动员阶段。中国陷入了先是政治而
后是经济的危机之中。不过，早年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仍在相
当广阔的范围内继续下来，使政府能够相当成功地度过了难关。
1957 年一系列事件使人们感到心神不安。首先，中国人开始注意到了
1956 年发生在东欧的动乱，同年，有人知道了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罪恶
的秘密报告。起码他们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忧
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些捉摸不定。然而，大多数人对中苏冲突的最早迹
象都不甚了解，仍对两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深信不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接着发生的反右运动可谓击中要害了。
人们对1956—1957 年的自由主义化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对它进行公开批评，有
不同的反应。在早些年的运动中，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遭到严厉的打击，
使人们谨慎小心，但同时不少人总的来说对自己周围的社会和个人生活还是
相当满意的。经过了几轮温和的批评之后，1957 年春天，终于爆发了涉及面
广、人们情绪高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评运动，这次运动由重要的
但是涉及面有限的一些城市社会部门发起——知识分子、学生、“民主党派”
成员和专业人员。这些人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亲密盟
友，他们认为自己的荣誉和自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他们的批评意见形形
色色，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知识分子与专业范围内的自治同党的控制的关系
等方面。由于这些批评开始在黑板报和国家的报纸上逐渐登载，使那些大多
数没有参与的市民以一种迷惑的态度袖手旁观。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允
许甚至鼓励这种直率的批评感到不可理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人气愤
的腔调感到震惊。1957 年6 月，当政府发动了反右运动进行反击的时候，声
称“群众”要求那些爱挑剔的人闭嘴这一说法并不全错。城市地区的许多非
知识分子（甚至一些与知识分子合作的人）的确感到这种批评太过头了，对
革命带来的进步和社会凝聚力构成了威胁。
在党的反击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的同时，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对于那些
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来说，反右运动预示着一次不祥的变化。在前些年，他
们全都参加批判会，意识到针对各种组织的斗争与压制，但是现在，他们第
一次被动员参加对他们自己同学的或多或少的生死斗争。他们原是集中精力
进行学习和参加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只是偶尔被政治干扰（1955 年的肃反运
动就是在暑假期间开始的，当时卷入的主要是老师），现在他们发现，他们
的精力都集中在政治斗争方面了。让同学们相互告发的压力特别大，许多学
生感到非常苦恼，“指标定额”使他们必须给一些同学戴上“右派”的帽子，
即使他们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
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太愉快的。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被带走从事体
力劳动——不仅是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单位。①
一些被认为是不太严重的右派，被送到劳动营去接受再教育，他们还可以留
在所在学校或是工作单位，或是被调到一些不太敏感的地方去工作。但是，
他们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一位移居外国的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
仍然到办公室上班，但是没有人跟他们说话，也没有人和他们在同一张桌子
前就坐，‘右派’分子们也彼此互不交谈。以前的熟人在街上碰上他们，便
把头扭向另一个方向，他们别指望有人来访、有电话找他们和有他们的信
件。”②在这样的气氛中，即使人们承认有必要反对那些提意见的人，保卫中
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时也还会有另外的想法。
1957 年，开始了“下放”运动，把许多干部调到小镇或是农村工作。在
大批的被调往下面参加运动的人中，起码有一部分人习惯认为，这次下放是
暂时的，这是一项要求所有有官僚思想的人定期下放做体力劳动和做卑下的
工作，使思想得到“净化”的总政策的开始。许多不太重要的右派也自然在
运动的旗帜下，被送往农村。对于那些已经看到生活和事业有了改进的城市
人来说，深知政策如此灵活，有朝一日也可能向其他方向发展，即使你没有
犯任何政治错误也难保不会被下放，所以他们感到了威胁。
然而，1957 年还发生了其他许多事件，前几年的乐观主义因此而得以延
续。在这一年里，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许
多新建的工厂开始上马。猪肉涨价和棉花供应短缺，曾是“百花齐放，百花
争鸣”运动批评家指责经济没有改善的论据，但是政府接二连三地公布统计
数字，证明情况却与此相反。大多数城市居民接受了政府的观点。他们的生
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新的学校开学了，越来越多的小说和翻译著作出版了，
总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前进中。
从公众对次年起始的大跃进的反应，可以看出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在继
续发挥着作用。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用15 年左右的时间赶超英国，迅速进
入共产主义的富裕社会这一前景，激发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丰富的想象
力。此时许多更多更新和更激烈的活动又开始了，更刺激了这些饱满的热情。
1958 年春天，开展了一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的战
役。一队队满怀热情的参加者，比赛看谁上缴的死苍蝇多；他们站在高高的
屋顶和围墙上敲打着锅盆和其他能发出噪音的东西，使麻雀不能停落，最后
麻雀只有累死掉下来。①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其他
人操作着著名的“土高炉”，读着由当局准备的专业指导小册子，使用着原
始的工具和原材料（包括垃圾桶、平底锅和栏杆），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钢铁
① 在此期间，一位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印度人称，该社的500 名职工中，有30 个被划
成右 派：有四、
五个严重的人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参见奥姆·普拉卡什·曼彻：《在毛的中国的 五年》，
第31 页。在北
京大学，有500 名学生和100 名教职员工被划成右派。这个数字超过 了整个大学总人数的
7%。参见乐黛
云（音）和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 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102—
103 页。
② 穆富胜：《百花运动的衰落：毛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第173 页。另见莫里斯·威尔斯
：《叛 徒：一个
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12 年》，第100 页。
① 1949 年以后，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进行消灭苍蝇和其他害虫的运动，但是1958 年达到
空前 的规模。当
然，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消灭了太多的麻雀而造成的灾难——昆虫猖獗到无法控 制的地步
。所以臭虫取代
了麻雀成为被列为消灭的主要害虫。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大夫曾告 诉外国人，1949 年前
后城市最惊人的
变化是1949 年后彻底消灭了苍蝇。参见威廉·凯森 编：《在中国的童年》，第189 页。

生产的市民们建起了原始的砖炉，开始出产质量很差的钢锭。在北京，各行
各业的人被集合起来加入了极其劳累的、24 小时不停的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人
流，以惊人的速度，仅用了10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好几万人被动
员去首都郊区，通过手工劳动建设十三陵水库，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给参加
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亲自参加了定额劳动，起码是短暂地参加了这些劳动。
其他城市也同样搞起大型工程（虽不及人民大会堂宏伟），并搞起了植树造
林、建厂房及其他群众劳动大军参加的工程。
这也是农民大规模流入城市的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扩展，向城市
移民的控制暂时放松，一些雄心勃勃的城市企业积极从农村劳动力中招工，
从而导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规模的努力付诸东流。1958—1959 年间，估计有
2000 万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特别是在内地新兴的工业城市尤为如此，引起了
城市人口的拥挤并对城市造成严重压力。①
大跃进初期的许多事件同50 年代初很相似，组织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不
同工作单位、不同行业的人紧密地即便是临时地汇集在一起，他们起到了动
员的效果：“在场外旁观的人”也参加进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家庭妇女来说，
她们在动员下走出了家门，组织了缝纫组、加工工厂和参加其他经济生产活
动。为了便于她们参加工作，还开设了幼儿园、食堂、洗衣房和其他减轻家
务负担的设施。随后，开始在城市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城市公社—
—与当时正在成立的农村公社相呼应，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其结果并没有对
公众的意识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公社似乎仅仅意
味着那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由街坊四邻们管理，而不是由中国的领导人设
想出来的那套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单位进行综合管理。（1960 年以后，放弃了
创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但是这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都保留下来了。）
大跃进又要求人们改变生活习俗，又回到了50 年代初期时的情况。艰苦
朴素的风尚受到赞扬，“资产阶级”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受到批判。老百姓开
始意识到，当局对那些祭祀祖先、举行铺张浪费的婚礼、以及继续以传统的
方式庆祝中国的节日的人都表示不满。这个时期，开始劝说城市居民接受火
葬，并对想要进行传统葬礼的人设置重重困难。（许多棺材店和墓地被关闭；
但即便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一些坚决的市民能设法搞到棺材
并把死者运到农村去土葬。）这时期，各方协同努力，取缔了私有企业最后
的残余势力，对流动在大街小巷的小商贩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也就在此
时，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张春桥声称，官僚主义和不公
正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应重新实行供给制度。①（革命前酬劳官
员的制度）
对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大跃进最主要的是要加
快工作步伐。在建国之初，在苏联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被照搬过
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己的斯达汉诺夫。现在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又
更加紧推行了一些竞赛措施。工人被动员起来保证完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指
标，在经常出现的生产高潮阶段，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天或更
长时间，以令人担忧的高速度进行着。机器在超过其三、四倍负荷中运转着，
机器和它们的操作者都绷紧了弦，走向其极限。即使非体力工作者也受到了
① 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第93—127 页。
① 见张春桥的文章，载1958 年10 月13 日《人民日报》。
影响。作家、记者和其他搞文字工作的人，都决心超过他们以前的工作量，
保证完成多少数量的写作计划。一批批学生马不停蹄地编写自己使用的、适
应新时代要求的教课书。许多人睡在工作单位，一周回家一次，与家人作短
暂的团聚。学生把这一时期描绘成要求不断变化、活动难以预料的时期——
突然宣布去农村劳动，又一声令下回学校学习，而后学习又被打断，学生被
动员起来参加游行示威，或是“向党交心”，净化思想。在整个社会，各种
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活动充满了日常生活。
对于这场波及全社会的高速度运动，反应有好有坏。许多人，特别是在
年轻人当中，发现气氛令人振奋，获取丰厚物质财富的前景已经稳稳呈现在
地平线上，令人陶醉。以前的学生这样记录下他的体会：“我第一次被卷入
了这种令人迷茫不解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无法逃避的，但也并不是一点意
思也没有。一切都是变化莫测的。”②堪至那些被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
人，反应也是积极的。一位曾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的美国人记述了他的想法：
“到周末，我们浑身上下满是污秽；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我感到十分疲
惫，全身疼痛，极其厌倦。但当时的气氛却很好——一个大家共同的热烈气
氛。这种场面也帮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参加此等劳动的意义。”①然而，
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年岁较大的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技术专家——他们
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这些人对如此高的速度和为此创造发明持怀疑态
度，他们能预见到会发生质量问题和工业事故，工人也会嘟嘟囔囔发牢骚（如
此发展经济当然会带来这些问题）。总的来说，大多数市民起初是愿意把大
跃进设想为有益的，并希望它取得成功。
当然，结果并非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从1959 年到1961 年进入了经济衰
退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 年食品供应急转直下，大食堂的定量减了，全
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饿现象。工作单位不仅取消了高速度，而且被迫削减工
作量和减少其他活动，以便有更多的休息。考虑到人的能量有限，工间操、
军事训练和其他活动都被取消了。在此后危机中，城市组织开始试制了一些
食物代用品——例如，用海藻作为原料，从中提取一些有营养的特殊液体，
虽然它不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口味。另外，人们体重普遍下降，终日处于困倦
和饥饿之中，发病率和病假条猛增。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回忆当时长沙的情景
时谈到：“我所知道的许多老人和几乎所有的儿童患上了‘水浮肿病’，即
浮肿病，我们的身体肿起来，退不下去。我们无精打彩地步行上学，等到了
学校已是筋疲力尽。熟人相见，大伙相互挤挤彼此的腿，看看肿胀得怎么样
了，再检查一下彼此的皮肤，看是否变黄了。”②对食物的需求成为让人着迷
的头等大事，有个人说，这段时期他在天津，每天早上3 点就得起床，为的
是在排得很长的队中挤个位置，希望买到运到城里来的蔬菜。①农村的条件更
加严重，这个时期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大多数发生在农村。这种情况下，城市
② 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思想革命》，第43 页。另见包柏漪：《第八个月
亮》，第 57 页。
① 威尔斯：《叛徒》，第103 页。
② 梁恒和朱迪·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 页。
① 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5—76 页。作者把她的篮子放到路边，然后回家睡觉，
六点再 起来返回
路边等待。在路边放个空篮子，不用去照看，就算是排队占了位置，可见当地社会 秩序还
是很好的，有些
人记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例如，北京的学生被迫吃春天 的树芽充饥。见斯文
·林奎斯特：《危
机中的中国》。
享有的特权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正如我们那个来自长沙的小伙子的父亲对
他所说：“你是福气好??生活在一个省会大城市，党和毛主席从粮仓里给
你们弄来食品。农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②
人们对是否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遭受同样的苦难，有种种不同的想法。
很显然，一些高级干部和其他人继续享受许多优惠——在食堂的“小灶”里。
他们能得到较多较好的食物，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奢侈的宴会
等等。一位观察家讲道，“在困难时期，厨师和高级官员是中国唯一能保持
体重不减的人。”③因此，有相当数量的人开始发牢骚。但很多中国人还是被
知识分子和一些高层人物同其他人一起同甘共苦所感动。在“三年困难时期”
就要结束的时候，一场小运动使他们更是深信不疑：一些组织的领导干部在
他们的下级面前公开检讨，他们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自己和家属搞到了
额外的食物。许多人相信，比起1949 年以前来，这次起码是一起挨饿的。中
国共产党注意了对那些利用职权吃得好的人进行惩罚。
大跃进失败的后果，不仅仅是饥饿，还有其他副作用。经济被迫进入紧
缩时期，削减指标，一些小型工厂关闭，职工解散。工资开始冻结（除了少
数例外外，工资一直冻结到1977 年）。原来国营企业里的一些职工，看到工
厂的经济前景暗淡，干脆辞掉工作，到集体企业干活，集体企业的利益分配
原则似乎允许多挣一点。当局也被迫取消了对私人企业活动的种种限制，允
许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马路边上的裁缝和卖小吃的摊主们重新开张。城市
移民的限制大大加强，据估计，大约有2000 万刚刚招募来的城市工人被强制
送回农村。①几年前，业已控制了的犯罪和黑市交易，以及乞丐等其他现象现
因城市经济恶化又故态复萌了。
对于大跃进的失败，同样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当然，有些对新秩序本来
就不满和一些对新秩序持怀疑态度的人，把这种危机看成是制度有缺陷的迹
象，因为这种制度没有能够使错误的政策受到制止。一位经历过这个时期的
苏联观察家，提供了一个与毛之后的领导有共识的评论：
人们可以把毛统治中国时的行为方式比作一个喝醉酒的司机开公共汽车那样：酩酊大醉的

巴士司机把他载满乘客的车子开到了一条陡峭弯曲的山路上。许多乘客都意识到每时每刻
都存
在着危险，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让司机靠边，由他自己来负责把这辆车开到安全地带。②

当然，中国领导层内部也开始承认这个问题，但在新闻媒介中仅仅是隐
讳地批评毛。（彭德怀起码是直率地试图使这个司机清醒过来，结果导致了
彭在1959 年被清洗。）那时，给公众的解释却是很不一样的。以官方的观点
而论，大跃进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由于恶劣的气候，苏联在1960 年背信弃义
撤走了专家和援助计划，基层干部的盲目冲动，结果导致了这场突然发生的
灾难。
作出有把握的判断是困难的。但那时，如果不是大多数城市居民，起码
是许多人都接受了官方的大部分观点。俄国专家突然撤走，就很容易被理解
成苏联背信弃义，许多地方气候确实恶劣，基层干部的狂妄自大和瞎指挥的
② 梁恒和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 页。
③ 威尔斯：《叛徒》，第94 页。另见伊曼纽尔·约翰·赫维：《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
》，第79 页。
① 这个数字见曾志先（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转引自一篇未发表的论文
，见奥 林斯的：
“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第279 页。
② 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第211—212 页。
例子也确实不难发现。与此同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层内部已经有人对毛提出了批评。当然，他们知道林彪在1959 年代替
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是，至少在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对彭批评大跃
进政策的详细情况，并不都是十分了解的。有关彭对毛的不忠和同情苏联的
谣言，又把这个问题搅混。即使在60 年代初，当邓拓、吴晗和其他党内的高
级知识分子开始出版他们对毛进行婉转批评的作品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
意识到毛就是被批评的对象（假如他们读过的话）。
或许最重要的是，市民们总的说来相信官方的解释，不管解释如何难以
令人置信。他们竭尽全力建起的幢幢高楼大厦和大型水库竟是官方巨大失误
的组成部分，这种想法太让人痛苦了，同样，如果要说毛不仅难免犯错误而
且有可能把中国带向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这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在内心深
处，大多数市民依旧感谢发生在50 年代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善的变革，不愿
意相信曾经使中国“站起来”的领导如今应该对“三年困难”负责。因此，
对许多市民来说，尽管大跃进危机带给他们难忘和痛苦的经历，但却不能泯
灭他们在新秩序下建立起来的信心。①
还应该注意的是，中苏关系破裂（大跃进危机使关系破裂公开化）所引
起的焦虑不似1949 年后抵制西方而造成的那么多的不妥和担忧。其部分原因
是由于依赖苏联的时间比起早些时候与西方接触的时间要短。事实上，这次
对苏联的抵制并不是那么全面。即使同盟关系破裂了，许多引进来的思想和
机构仍然存在。数以千计的被送到苏联学习的中国人，的确发现他们所掌握
的专业知识有些已经不太需要了（俄语很快在中国失宠），但他们并不需要
像以前许多在西方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那样斥责他们以前的生活和活动。因
此，他们的事业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另外，中国公众对苏联人一直就有某
些看法：苏联专家狂妄自大和资产阶级化，赫鲁晓夫像个乡下佬似的粗鲁同
毛的老谋深算形成对比，苏联的援助并非像他们说的那样慷慨和不附带任何
条件。中苏关系破裂时，利用中国公众对苏联人的恶感是轻而易举的事。所
以，当形势发生了反对苏联这一转变的时候，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公众反对或
是不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终于摆脱了从属于外国势力的
最后一点残余。
1962 年以后，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城市条件似乎也回到了大跃进以前时
期的样子。市场供应提高，就业问题得到了改善，1963 年进行了部分工资调
整——特别是提高了那些工资级别较低的阶层的人的收入。犯罪问题、投机
买卖和黑市交易似乎再次减少了，市民们觉得社会治安也得到了改善。在这
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件——例如，1962 年中国取得了
对印度的边境战争的胜利，1964 年中国得到了法国的承认，同年，中国的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虽然生活依然是一场斗争——大跃进时期大多数被动
员走上工作岗位的妇女现仍继续她们的工作，不仅是出于社会主义的义务，
而且也承认是生活所必须的——但是未来的前景似乎渐渐明亮起来。
这几年，政府对修补被破坏了的士气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这种努力采取
了政治学习和宣传的形式，最终归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这场运动
① 斯文·林奎斯特使用了“日环食”这个词语来概括三年困难时期的情绪，表达了中国人
的普 遍感觉：太
阳（即好时光）将会再次到来，人民可以期待并计划未来的普遍的感情。见他的 《危机中
的中国》，第35、
116 页。
在有些地方引发了自土地改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冲突；但是在城市，只是为了
加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进行的比较温和的努力。为此开展了各种各样
的活动——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搜集整理足以说明共产党的统治带来了翻
天覆地变化的家庭历史和工厂历史，听饱尝苦难的老工人和老农民忆苦，推
广在人民解放军中使用的政治工作制度等。①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一
种思想深入人心，那就是如果中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那么三年困难时期的
痛苦会更深，每人分摊的痛苦会更不平等，许多城市居民倾向于接受这种观
点。第二个主题是（1962 年之后这个主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潜伏的阶级敌
人企图伺机颠覆社会主义，他们必须被镇压下去。开始，人们对谁是城市范
围里的敌人这个问题感到相当的模糊，但是，他们逐渐被所有的“忆苦”活
动说服了——过去，老地主和国民党分子是卑鄙的人。
然而，在恢复和改进的气氛下，隐藏着一些不祥的倾向，其中最重要的
是人口问题。在充满乐观主义的50 年代，婴儿出生率大幅度增长，学校迅速
增加，另外，许多农民家庭举家从农村流入城市（之后不是所有农村来的人
都被赶出了城市）。到60 年代初，大批大批的应届学生从城市中学毕业，但
是，在经济领域和高等教育方面的紧缩措施，使得能够接纳他们的地方受到
了限制。正如我们提到的，在50 年代，曾有一段时期，高等院校招生人数比
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多；到1965 年，仅有4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能进入
高等院校深造。①
这种人口形势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
有鉴于当时的学校制度，这意味着进入质量高的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竞争
就非常激烈，因在这些学校里就读的学生，比其他学校里的学生有更多的机
会考上大学。由于进大学机会的相对减少，中小学里竞争的气氛愈演愈烈，
由于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断变化，围绕竞争本身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又增加了。
对学校等级、考试分数、政治表现和阶级成分的强调不断变化，今年与明年
就不一样，学生按条件最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的，但条件变了，那些把自己
的战略建立在学习成绩基础上的学生发现，由于格外强调政治标准，他们上
大学的机会正在减少。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阶级出身和其他政治
因素现在成为友谊和学校小派系形成的主要因素。当时的教育政策事实上把
学校分成三类：重点学校、国家开办的一般学校和民办学校，这些学校都招
收城市的学生。在这种制度下的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学校中的气氛是不同
的，普遍缺乏竞争性。这些学校里的学生考上大学的机会很渺茫，充其量只
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些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纪律也明显的差劲。①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教育领域里已冒出一种变化无常的现象，
很多有理想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感到心灰意懒。很多人眼
看着兄长姐姐就在几年前轻而易举地考上了大学并得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① 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死于一次事故。他死后留下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他为其他战
友所 做的好事和
他对毛主席的忠诚。1963 年以后，他的行为成为学生和其他人效仿的榜样，他 成为最受
官方推崇的英雄。
雷锋的日记在他死后，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出版。参见威尔斯： 《叛徒》，第127 页。

① 数字引自斯坦利·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载《现代中国》，1982 年1 月，
第8 卷第 1 期，第
11 页。
① 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请参见苏珊·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
略》， 乔纳森·昂
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罗森：“中 国教
育改革的障碍”。
而自己的前途却变幻莫测，因此特别感到痛苦。一位年轻妇女在回忆她当时
极度痛苦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才14 岁，我的生活就定型了。今后的日子，
就是在三年后当一名小学教师，每月挣32 元钱。我毫不迟疑地开始重新设计
我的未来。”②
对于大多数没有指望上大学的城市青年人来说，考虑将来的工作更为现
实，但就业形势也同样捉摸不定并且有很强的竞争性。50 年代形成的工作统
一分配制度，是以经济将持续蓬勃发展并能给新的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前
提的，但是，这种期望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受到了阻挠，由于控制非常严格，
国营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招收新职工，每年都有成批的学生离开学校，但是并
没有足够的新的岗位容纳他们。（50 年代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人都是相当年
轻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每年因退休而腾出来的位置数目很小。）即便是农
村人口被严禁流入城市，仍然没有多少空余的工作岗位。有些毕业生被安排
了工作，但其他毕业生则得返回家中，等待将来或许能给安排个工作。这些
年轻人由城市居民委员会监督管理，有时他们参加一些建筑或运输方面的临
时工作，虽然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最终还是被安排了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但是
失业的人数在逐步扩大。这些没有被分配工作的年轻人被称为“社会青年”，
他们被认为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难题。居民委员会试图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
习，参加一些“健康的”活动，不时催促他们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然而他
们的人数迅速膨胀，处理他们的问题也就更加难。所以，同50 年代的乐观主
义相比，城市里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在60 年代发现，竞争十分激烈，竞争
条件又不断变化，想在此形势下计划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
对于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来说，其境况稍好些，但是气氛同以前不大相
同。在大跃进之前，大家感到新的机会是对每个人敞开的，那些学习勤奋并
运用于实践的人可能会在工作上得到提升，换一个更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每
隔几年就可以在工资方面得到晋升，到了60 年代，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大
多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干同一种工作，工资冻结在同一水平，尽管当
时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他们已经在为能否养活越来越多的一大家人而殚精
竭虑。虽然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相当稳定的，也可从中得到皮毛的实惠，
但他们仍然觉着向下降的可能性比向上升的可能性要大。随着经济走出紧缩
阶段，他们承认，他们的命运已经和单位未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努
力和贡献不会使他们的境况发生多大的改变。的确，由于无法摆脱的政治运
动仍在继续，阶级斗争一再强调，他们还是不得不担忧，是否会因为一句没
有留意的言辞或行动而把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种气氛既未能产生多少英雄事迹，也没有使人们去钻研业务。在控制
日益严格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工作单位中，人们趋向明哲保身，只求保住自
己位置。开会时要注意留下好印象，同上级要搞好关系。总之，努力避免得
罪任何人已蔚然成风。在这样的结构中，那些感到遭受虐待或凌辱的人还不
能轻易地发牢骚或是一走了之，只能把怨气埋在心里，等到能够发泄的时候
再一吐为快。1966 年，这样的时刻来到了。
② 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1 页。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 年）
在60 年代初，几乎没有市民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动乱的苗头。后来
发生了一些事，如党内知名的知识分子发表讽刺性文章和篡改指导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指示，这些事被认为是其他人对毛权威的进攻。但当时的市民，
如果确实已注意到这些事件，他们也会把它们看作是中国政治潮流中的正常
现象。即使对吴晗、邓拓和其他人的攻击到1966 年初逐步升级的时候，大多
数人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理由。过去的历次运动常常是发生在文化
领域，然后波及到其他部门，市民们个个身经百战，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一次
不同于以往的运动，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以往的经验会在他们今后的日子里一
无用处。只是到了1966 年夏天，北京市市长彭真遭到清洗，红卫兵在北京举
行大规模的集会和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到他们
要参加新的运动了。而后，市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观察事态的发展，既感到
兴奋，又觉得忐忑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①我们的目的旨在评论
文革对人们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
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多方面。不论这场运动是否如口号所言已“触动人们的
灵魂”，很显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全新的令人产生强烈情感
的经历，成为市民们感觉的一部分——红卫兵在全国各地串联，揭露当权的
领导人滥用职权和卑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瘫痪了，抄家搜寻隐藏着的与毛
主义纯洁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标志，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在愤怒的人们
面前示众和丢脸，谴责17 年来的许多文艺政策和作品，红卫兵投入到了夺权
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许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甚至
坦克，军队干预了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同以前的
情况一样，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
对于许多城市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起码开始时是这
样。他们不必再在激烈竞争的城市工作等级制中苦苦寻觅未来的机会，发现
自己在更大更重要的舞台上扮演着新型的革命先锋作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
犹豫不决，甚至开始时有点担心，对他们自己的老师和党的领导人所犯下的
“罪行”半信半疑，许多人很快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报酬令人激动。他们
不必整天再去学习，也不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他们通过在全国各地串联发
挥着新的作用，在国家领导人面前游行，去那些他们慕名已久的风景点去观
光，频繁地同其他年轻人交流思想和经验。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学校，起
草新的规章和制度，使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忍受羞辱，搜查机密档案，出版
未经审查的小报。他们可以随便闯入别人的家里，执行搜查“四旧”的东西
和参加其他“共产风”的活动——赋予一些街道和组织以新的更革命的名称。
要求每个地方都张贴毛的画像和语录，毁损古代庙宇等。一些青年人甚至换
了自己的名字，如把“梅花”改成“卫东”或“文革”等。红卫兵开进了工
厂、办公室和其他机构。为了他们的革命，他们随意改变宗教信仰，在有些
情况下，他们甚至参加了当地的“夺权”斗争，大概最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
毛特别选中了他们在建立一个更纯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中起主导作用。
他们从一个曾被高度控制的政治新手，转眼之间进入了自由和权力的王国，
① 参见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本卷第2、4 章。
在中国社会里获得一个有价值的地位——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似乎以经不再存
在了。在这种狂风暴雨式的气氛中，年轻人的热情一旦释放出来，要收就非
常难了，这一点已经不再有怀疑了。
然而，这些事情的展开，对不同年轻人有不同的影响。1966 </PGN 年已
出现了派系间的分裂，导致了在1967 年和1968 年的暴力对抗，以后这种敌
对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总的来看，阶级出身比较好并掌握了学生领导权的
年轻人，倾向于组织比较保守的派别；而那些“中间”阶级（例如，小资产
阶级和专业人员等）出身的，则倾向于组成激进的派别。后者认为文化大革
命是证明他们的革命气概和对那些在学生集团内部曾对他们称王称霸的人进
行报复的大好时机。奇怪的是，这场冲突造成的社会分裂正如1957 年“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导致的社会分裂一模一样，尽管在这次运动中所使用
的手段和其结果有明显不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靠边站
了。因为他们看到即使他们参加了运动，也不会有机会让他们证明自己，也
无法避免麻烦事。①由于派系间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城市状况日趋恶化。单位
和居民区的巷子里都竖起了大门，设立了警卫，以防受到外面的冲击，即使
到市场去采购，弄不好就会被派系间的交叉火力击中，或被流弹打死。在这
种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害怕和家长的恳求，从战斗中退出来，把
战场留给双方那些勇于献身的参加者。
在工作单位，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骚乱，大多数“出身好”的人组成了
保守派，打上中间标签的人组成了激进派，少数出身不好的人则试图置身于
两派斗争之外。在单位里，派系之间还有其他的划线标准，如，年轻人对岁
数大的，临时工对正式工，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等，使得冲突复杂化了。
②单位里发生的冲突比在学校要相对缓慢一些，因为成年人更关心生产的消长
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单位里实际上长期存在着不满情绪，现在文化大
革命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在单位里发生的一些
冲突比起学校来更激烈，也更难以解决。在单位里由于起码需要保证生产，
至少是断断续续的生产，因而派系斗争形势很尴尬，工作上要相互合作，吃
饭时彼此避免接触，工作结束后，彼此进行恶毒的攻击，即便如此，一些成
年人起初对文化大革命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
对特权；但是当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的时候，他们比年轻人退得更快，许多成
年人撤回到家中，瞧瞧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无秩序状态，思考着这一切对中国
的前途将意味着什么。
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政治后果是多方面的。起初，这场运动带来了空前的
自由。虽然一系列事件是由上面指挥的，但没有受到严格控制，中国共产党
瘫痪了，崭新的、相对自觉成立的造反组织成为政治角色。中国政治局面变
了。俱往矣（暂时的），那些严格组织起来的、强迫别人赞成现行政策的政
治学习小组！代之而起的是，人们可以随意阅读官方的或是红卫兵的报纸，
对各种活动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是否参加，调查生活和查阅个人的档案材
料以及参加其他一些自己认为是有益的活动。通过这些经验，他们了解了被
① 参见安妮塔·詹、斯坦利·罗森和乔纳森·昂格尔：“学生与阶级斗争：广州红卫兵冲
突的社会根源”，
引自《中国季刊》（1980 年9 月）第83 期，第397—446 页。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
治》；戴维·拉
道克：《中国青少年的政治行为》。
② 例见马克·布里奇和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
革后情况的分析》。
隐瞒起来的权贵们的特权，官僚的腐败和相互倾轧，还有其他一些弊病。当
他们四处串联的时候，在相当自发自愿的气氛中学习到了其他人的经验；他
们对那些农民、临时工和许多人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同
官方宣传画上所描述的实在是天壤之别。不同派系间热烈的辩论和同朋友夜
半长谈，使人们更深刻地思考这个社会。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相当普遍的反
应，是他们感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太幼稚和容易上当受骗，但是，现在他
们的“眼睛已经睁开了”。这是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一种反作用，即利用人
们盲目的信仰最大极限地进行了动员，结果却使人们觉醒并形成自己独立的
见解和意味深远的怀疑主义。
文化大革命也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思想状态。在这之前，大多数人
觉得自己是受到信任的，不会有问题的，尽管他们承认官方的控制太严，对
待阶级敌人太残酷。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后进行的一些运动（例如，1968—1969
年、1970—1971 年，为进一步清除“隐藏的阶级敌人”而搞的清理阶级队伍
和“一打三反”运动），使安全感和信任感逐渐让位于一种觉得当政者武断
专横、惶惶不安的感情。阶级斗争范围逐步扩大，许多原本认为自己会免除
政治危险的人，突然发现他们成为攻击的对象。例如，对许多干部和知识分
子来说，蹲“牛棚”（在单位临时建起来的监狱）的经历，目睹一位父亲被
押到群众大会上挨批斗时的情景，以及自己被强迫搬出宽敞的住房住进狭窄
的茅草棚里，这一切使他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谓的政治牺牲品是个什
么样子。由于斗争范围不断扩大，就连那些普通工人和商店小职员也开始日
益担心自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①
不但政治受害者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而且规则似乎越来越武断和无法预
测。有的人在组织里花了多年时间，同领导建立起信任关系，但是，突然之
间领导倒了，下面的人便失去保护。政治的激进化，意味着过去人们曾以其
指导他们的生活的规则和程序不再有效，在政治的海洋里人们感到茫然不知
所措。在这种形势下，有可能讨好新的领导而获得安全，但由于北京的政治
冲突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一个颇具风险的战略。有些人希望赌注下对
了并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运动中去，还有一些人则以请病假或以其
他方法“中途退出”，也有人淡泊地面对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
这些年政治上的觉醒和受害者的不断增加同其他一些因素结合在一起
（如林彪的死亡），增加了人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怀疑和不信任。领导人的行
为同过去的10 年或是20 年前相比到底变化了多少，谁也说不清。但是，人
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情况在恶化。领导人艰苦奋斗和大公无私的形象，开始
被另外一种情感所代替，即权贵们关心维护自己的权力犹胜于关心造福社
会。他们不仅能够而且也急于通过使用他们的权力和“后门”等手段，为他
们自己和朋友以及家属谋取利益。新的领导人关心建立他们的地位和特权，
正如被他们取代了的那些人一样，当老干部们恢复了职务的时候，他们似乎
一心想着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种种特权，并且等待时机，报复那些曾经折磨
过他们的人。因此，文化大革命增强了人们对官僚主义者骄横的敏感性，但
在克服官僚主义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50 年代说干
① 一些中国资料表明，有将近1 亿人程度不同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品。我们自己的研
究结 果则认为，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城市地区由于政治问题而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超出总人 口的5%。
参见怀特和帕
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9 章。
部的模范行为是促进民众对新的政治制度产生敬意的主要因素，70 年代，对
于干部所作所为产生厌恶，表明人们越来越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幻想破灭。
政治领域混乱一团，经济状况也不断恶化。毋庸置疑，一部分人从中得
到了好处——一些临时工在1971 年转成了正式工，派系斗争中的胜利者被封
官加爵，有些军人挤进了市政府机关，有些军人把他们农村的家属办进城市
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医院里，一些护士干起了医生的活，卫生员干起了
护士的活，而医生则不得不去清理便盆和擦玻璃。在这十年中，对于一般的
市民来说，前景不妙，由于政治上的错误而被降级和受处分的机会比以前增
加了。给职工的奖金和其他额外津贴变成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的干脆
被取消了，这样就打击了那些勤奋能干的人的积极性。工资晋级仍然被冻结
着，只是在1971—1972 年对那些低工资作过一些调整，因此，在长达15 年
甚至更长时期里，人们用同样工资来维持家庭的需求。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上有几部分人清楚看出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那些
与海外华侨有关系的人在住房、获得消费品和其他方面都失去了很多特权，
有时受到恫吓不敢去领海外来的汇款。许多有政治问题或是家庭出身不好的
人被赶进了狭小拥挤的小屋或被停发工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注销了城市
户口，全家被强制迁回他们的农村出生地（在许多情况下，有些人从未在那
里居住过）。①到了70 年代，有一部分人取得了部分他们失去的东西，但其
他人又倒霉了。例如，军队开始交出政府和文职机构的领导权，官方的政策
要求从农村招募来的军人在复员后必须返回当地村庄，不能在城里安排工
作。
除了前途不妙外，许多市民明显感到这些年的市场供应和生活水平在下
降，一些诸如收音机和手表等东西似乎比以前更容易买到，但是这并不能使
人们对食品匮乏的不满得到补偿：食品的种类越来越少，定量越来越紧，采
购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使人垂头丧气。一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
曾对当时的景象作过如下描述：
在革命混乱的年代里，可以得到的生活原材料一点点减少。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饭桌

上只有米饭和一个用花生油稍微炒一下的蔬菜，??情况同饥荒不同，大米还有供应，但是
想
达到均衡饮食的标准已经是不可能了??几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整天都在为吃
饭
发愁??研究如何使用肉票的最佳方案，成为家里每天谈话时的主要话题，一谈就是几个小
时。
②
一位曾在1975—1977 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学生，记述了当时在购
物时最常听到的四句话：“没有了”、“卖完了”、“明天再来”和“对不
起”。③住房紧张也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因为50 年代初兴建住房的势头未能
保持下来。尽管加强了对农村向城市移民的限制，也无济于事。老房子一部
分坏了，人们只得挤在更小的居住面积里凑合，那些想要新房的人得等好几
① 中国的资料表明，在 1966—1976 年，有 1300 万城市人口被以这种方式下放到农村。
参见卡 姆·温·詹
和徐学强（音）：“1949 年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重建基数”，《中 国季
刊》（1985 年12
月）第104 期，第606 页。
② 鲁思·埃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女
人在 中国》，第
209、283—284 页。
③ 贝弗利·胡珀：《北京内幕：一个人的报告》，第78 页。
年。①
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分配制度趋
于公平。在收入和获得消费品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②然而，这种变化带来的
社会效果并不像中国改革家们所预期达到的平均主义那样健康。当“馅饼”
越来越大，每个人得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所得部
分大得不成比例的时候，平均分配才是最容易的。社会底层的人们感到兴高
采烈的时候，而上层人物也不感到不快，这正是 1955—1956 年向社会主义
过渡时使用的战略。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 年中，情况并非如此。对于城市居
民来说，“馅饼”在一天天缩小，要实现平等，只有削减各特权集团的利益，
使他们的生活接近其他市民的水平。这样，利益受损的集团感到不满意了（完
全可以理解），而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也未看到如何提高。作为一种推行
平均的战略，它肯定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增加社会平等并未能取得有意
义的效果，因为在许多市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分配制度本身就不如过去平
等。③那些工作更努力和贡献更大的人并没有发现这种分配上的变化使他们的
工资袋充实了或是使他们能得到更多的消费品——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
那些有关系的人能够“超越这种制度”：他们能得到耐用的消费品、公费医
疗、住房和其他一般人难以得到的紧俏物品。在当时供应紧张的条件下，每
个人被迫去发展各种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有的人能“走后门”，他们比
其他人更成功些。显而易见，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在玩这种游戏时，肯定要比
一般的市民强，对中国权贵们的不满也会随之增长。
在这些年，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最严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他们
处在世界的顶峰；但是到了1968 年，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再获天恩。大多数人
不是被匆匆撵到了农村就是被下放到边境地区安家落户，成为农业劳动者。
在以后10 年里，有1700 万城市青年经历了这样的命运。上山下乡虽在当时
是光荣的使命，而且政府继续以此作为处理城市过剩“知识青年”就业问题
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事实证明，就社会而言，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极
大的代价。许多城市年轻人发现他们难以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所以不
久就开始违反规定，跑回城市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他们已经被注销了
户口，不能再被合法地雇佣或得到日常生活必须品的供应，他们不得不依靠
家庭和朋友，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在70 年代初期，这些返城的青年是制造
城市犯罪的祸首。这些年轻人在城市系统中没有一席之地，在许多情况下，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忿怨不已，这些都促使他们成了胆大包天的犯罪分子——
对他们的控制比起对一般市民来要困难得多，甚至比控制城市的农村盲流都
困难。由此而产生的大量问题使得当局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更改过去的计划，
① 一份在1978 年对中国的192 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每个城市的住房面积在1949
 年 以后下降了
20%——每人从4.5 平方米下降到3.6 平方米。参见周：“九亿中国人的住房 问题”，第
8 页。其他一些
材料以1952 年为例，说那时人均占有住房面积仍有4.5 平方米， 参见周叔莲和林森木：
“谈谈住房问题”
《人民日报》， 1980 年8 月5 日，第5 版。
② 对这种平均分配努力的效果，在怀特和帕里什的书中有详细描述。参见《当代中国的城
市生 活》第3—4
章。
③ 应该记住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区别。平等是分配方面的绝对差异。但是公平是指人们是否
得到 应该得到的
东西（按当时的标准的水平）。这样，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制度可能被认为是更 公平的，
也有可能是不公
平的。
甚至在毛去世之前就着手改变——提供更多的资金来安置青年人，特别是把
送青年人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制度改为年轻人轮流到农村接受锻炼的制度，
在农村干了几年的青年，如符合条件，就可以返回城市并给予安排工作。
除了以前的红卫兵之外，其他人也受到了变化莫测的形势发展的影响。
他们的弟弟和妹妹在这种学校制度下成长起来，其前途并没有什么保障。随
着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他们很清楚他们不可能从中学直接上大
学，其中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将送往农村。由于不再强调成绩，每人每年自动
升级，学生学习成绩和在学校表现与来日的工作安排没有什么联系，因而城
市的学生感到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再努力学习，或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无
论他们的表现如何，对于他们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其结果，是使那些
仍然在校的学生逃学旷课和违法乱纪的增加了。家长非常担忧他们的孩子表
现如何，但对于怎样才能使他们的后代遵守纪律，却又感到不知所措。有的
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忽然提出一条希望能够奏效的战略，培养他们体育或是
音乐方面的专长，就有可能使他们对城里某个工作单位有吸引力。但是对于
多数人来说，规划未来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请教算命先生或
是寻找其他的神秘的答案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未知的将来。在人们普遍焦虑
不安时，社会权贵们却能够给他们的子女在城里安排工作，或者把子女从农
村“挽救”回来送去参军或上大学，这就加剧了人们对当权者的不满情绪。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城市的社会秩序，但是如上所述，1969 年大动乱
阶段的结束并未能使社会秩序恢复到以往那种程度。黑市交易、非法买卖和
投机倒把猖獗。在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上小偷肆虐，晾在外面的衣服及放在
外面的自行车稍有不慎就会不翼而飞。人们在晚上独自行走时比过去更加害
怕，一些耸人听闻的传说如抢劫、强奸、谋杀更令人毛骨悚然。也许最使人
胆颤心惊的是犯罪集团或“黑社会”开始在大城市出现，他们的犯罪方式同
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样——占据地盘，制造土武器，同敌对的集团进行火并。
城市居民们越来越害怕到这些黑社会活动猖獗的地方去，他们也同样担心自
己的孩子会受到这些黑社会势力的影响。比较而言，中国城市犯罪率比世界
其他一些国家低得多，然而，中国的市民们已感觉到他们在50 年代曾引以为
荣的高度的社会安全和公共纪律现在已是荡然无存了。
城市秩序的其他方面也下降了。随手乱扔垃圾和在大街上吐痰的现象比
以前更常见了。尽管广泛宣传毛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是商店里营业
员和饭店里招待员的态度却越来越差。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
那样乐意给老人让座，汽车和火车也不如从前准时了，甚至连苍蝇、老鼠和
其他城市害虫也都“杀回来了”，而在10 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这些害虫曾得
到较好的控制。也许有些看法不太确切，仅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一
种怀旧之情，但它的确表明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看法：城市制度垮了。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加强无产阶级文化的巨大努力（官方说是无产阶级
文化，但未详细解释其定义）。这种努力渗透到了市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红卫兵造反揭开了运动的序幕，以后几年的政策，又使这种压力得以
保持下去。首先，这个政权不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因此，许多早年允许的表
达形式、风俗习惯和文化物品，现在都被禁止了。①
① 一个生动的百名被放逐的红卫兵的名单被译在《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1970 年春
夏季 号）第215—217
页上（材料来源于1966 年9 月北京的一份红卫兵文件）。
1966 年红卫兵破“四旧”期间，许多家庭的珠宝、祖传的神龛、圣经、
老式的衣服、香水、古书和一些传家宝都被没收了。就连那些没有被抄家的
人，也由于担惊受怕而将他们的门神、外国书籍、古典油画和其他容易引起
麻烦的物品毁坏或是埋藏起来。这时候，在很多地方，即使连养金鱼、养鸟
和其他小宠物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家里显
要的位置张贴毛的画像，并用毛的语录作为家庭的主要装饰。在一些单位，
人们每天早晨给毛跳“忠字舞”，回电话时先说“毛主席万岁”。②在文化大
革命初期，人们走在大街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勒令停下来，如果他们的穿戴
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式样，就会被剪掉头发，撕烂衣服。在有的单位，淋浴室
甚至洗衣间和其他一些服务设施都被认为是过分地迎合了“资产阶级”的个
人需要而被拆除。
书店和图书馆急忙把新近定性的禁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电影公司的影片
和剧团也受到了同样剧烈的冲击。一些庙宇被损坏，寥寥无几的基督教堂被
关闭，那些希望以任何方式参加宗教仪式的虔诚的教徒们，只有偷偷地在自
己的家中秘密地进行。许多娱乐性的活动，如跳舞、郊外野营和一些业余爱
好俱乐部都被怀疑有“资产阶级”倾向而遭到大规模的削减。当局还试图通
过鼓励人们在传统节日加班，并禁止人们吃月饼、焚香、赛龙舟和其他一些
因节日而举行的仪式，来阻止人们对传统节日的庆贺。在大城市里，火葬开
始越来越普遍，只有在小城镇和农村仍然实行土葬。其他一些民间活动仪式
也都受到了影响——豪华的结婚筵席、身着西服的结婚照以传统的哀悼仪式
等，在这些年都在禁止之列。女佣人、武术专家、魔术师和其他一些行业的
人都发现，他们的职业因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所以都成了问题。
在大城市里拥有不动产的私房主被迫交出他们的契约，然后开始为他们的住
房付房租。小规模的有执照的小商贩和个体工匠前几年是可以经营的，现在
又一次被禁止了；甚至一些集体企业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能给职工发放
奖金。70 年代对人口出生率开始进行严格的控制，人们生孩子和使用避孕物
品都要经过检查，以防止城市家庭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到1977 年一个家庭
只能生一个孩子。（事实上，大跃进失败后，在1962 的城市地区就推行计划
生育，特别从1970 年起在对计划生育的宣传和组织等方面都加强了。）
1976 年前的一段时期，虽然有些限制开始有点松动，但文化大革命对大
众文化产生的效果就是破坏以前的风俗习惯，要求遵循经允许的、范围有限
的行为准则。人们在官方不断变化的要求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新
的控制措施如此之多，不少人仍感到懊恼，他们眼睁睁瞧着传家之宝被砸烂，
再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去求神拜佛，再不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举行各
种婚礼或是丧葬仪式。另外一个结果，是使人们的文化和娱乐生活近乎于枯
竭状态。人们没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被强制性地反反复复参加
一些范围很窄的活动，最典型的是组织人们翻来复去地看革命样板戏。
在有些情况下，被允许的活动也很少，那就意味着组织的活动确实不多
了。而在过去，单位还经常在庆祝国庆节时给大伙发点好吃的东西，组织各
种体育比赛，举办舞会和其他许多娱乐活动以示庆贺；到了70 年代，有些单
② 克劳迪·布罗耶利、杰奎斯·布罗耶利和伊夫林·奇尔哈特：《重新看中国》，第204
 页。可 能在1952
年已经提到，拉弗尔·拉普伍德曾赞许地提到此事（参见《中国革命纵览》第81 页）。在
国民党的统治
下，学校的学生在早晨要向孙中山的画像鞠躬，新政权没有对毛泽东 采用这种崇拜仪式。

位在这样的重大节日只让职工听个报告，然后就让大伙回家了。学生们也发
现，他们的课外活动和有组织的假期活动同过去相比少得可怜。娱乐活动上
多变少而产生的奇怪后果是：市民们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越来越退回到自己
的家中和亲近的朋友的小圈子里，而不像激进派们希望的那样投身到大规模
的集体事务中去。
所有这些变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人
们明显感到紧张。年轻人参与了红卫兵的活动，父母为他们担忧，甚至吓得
心惊肉跳。在有的情况下，这些活动使年轻人同他们的父母发生了直接的冲
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到他们自己的家里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谴责
他们的父母甚至同他们断绝关系。有时，对不同的派别的同情或是政治观点
上的分歧，也造成了夫妻间关系的紧张，有的甚至导致了离婚。以后，家长
们因无力帮助孩子们免去农村或是不能帮助孩子们计划生活，又感到痛心疾
首，家家都在为那些在农村的孩子们能否在这几年中料理好自己的生活而担
忧。许多成年人也被迫离开他们的配偶和子女，被送到劳改机构或是“五·七
干校”进行“改造”。
尽管有不少高喊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浮夸之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个时期
的家庭的关系和彼此的热爱还是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例如，家里有
一个人遇到了麻烦，全家人能休戚与共分担厄运，他们面对歧视，全家人抱
成一团，同仇敌忾，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时期娱乐活动贫乏也加强了家庭成
员之间的关系。关系网和“走后门”的重要性，也鼓励着人们依靠亲属，而
不去遵守官僚的规章制度。或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严重的破坏和生活贫困使
人产生了寻找盟友和寻求保护的需要；但是由于政治风向的不断变化，许多
以前的同盟者不在了或不再可靠了，在处理各种变化无常的生活时，人们比
以前更越来越多地依懒于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这期间，许多家
庭都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日益密切，家庭也更有力量和更加稳固。然
而，尽管各个家庭全力以赴，他们还是发现一些重要的家庭目标是难以实现
的。使家庭更加富裕，家庭成员能生活在一起，看着儿女们建立家庭并开创
自己的事业，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庆祝家中喜事——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希望有
的家庭目标，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这些非常基本的家庭目标都经常被挫
败，难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亲属关系遭到严重的损害—
—城市居民和他们的农村亲戚之间的关系。为对付城市生活的压力，一个人
当然首先要靠自己的家庭，住在本城其他地方甚至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也常
常给予帮助。许多市民都能讲一些这样的事：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如何寄来
了“小心轻放”的包裹，里面装满了那里供应比较丰富的物品；通过他们在
那个城里的个人关系请专家大夫动特殊手术或是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但由
于当时的其他一些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对移民的限制，城里禁止
土葬，禁止祭祖，工作紧张以及工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等原因——使得
中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①一个人同其
故乡的纽带关系，同农村的密切联系，是以前传统的中国城市的显著特点，
① 这种差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城镇”，载《当代城市研究
》1983 年第10
期，第9—20 页。有关1949 年以来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隔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苏 拉米
斯·海因斯·波
特：“现代中国社会秩序中农民的地位”，载《现代中国》1983 年第9 期， 第465—499
 页。
但是在革命后30 年来，这种特点越来越不明显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
子，1952 年一位观察家在上海曾写道：“当阴历新年就要到来的时候??几
乎所有的老人们都走出乡村，肩上扛着年货，到城里去看望他们的子孙。”②
这位观察家提及的这种走访活动，常常要持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城乡亲戚
之间相互馈赠食品、礼物和其他人们喜闻乐道的东西，但是到了70 年代，这
些现象就很难再看到了。
1976 年毛去世时，许多重要的支持政府的力量都被侵蚀了，各地政府的
不满情绪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积聚起来。这时期严格的政治控制使得这些不
满隐伏下来，但是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动乱纷起，一些罢工活动、退伍军人团
体的抗议以及发生了其他的类似事件。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问题成堆，1976
年的几个月里，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再加上毁灭性的唐山大地
震，更加剧了人们对未来前途的忧虑。
② 伍德：《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49 页。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1977 年及1977 年以后）
随着毛的去世和一个月后毛的激进的支持者“四人帮”被捕，中国领导
人在工作中不能不感到危机。危机来自多方面：人们工作不积极，党的权威
被削弱，权贵们搞特权遭人民憎恨，供应匮乏又怨声载道，青少年犯罪不断
上升和其他紧迫问题。后来改革开始。改革采取旨在处理这些危机的多种方
式：揭露和谴责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削减把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
计划，逐步建立各项法规，对西方贸易和接触实行新的开放政策，放松了对
通信、文化和私人企业活动的控制，努力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和复
兴可预见的机会结构，重新强调尊重知识分子以及努力降低阶级斗争的重要
性。总之，一种痛苦反思中国缺点的气氛取代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种革命
的自满热情。
在经济领域，毛去世后，食品和工业制品供应方面都有改进，人们的抱
怨减少了。1977 年以后工资增加了几次，工资长期冻结的局面宣告结束；体
力劳动者又可以通过奖金和计件工价等方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加快了城市
住房建设，给那些住房条件恶劣，早该分房的人解决了住房问题；总的来看，
这些变化是受欢迎的，虽然期望得到的东西很多，一时还难以得到充分的满
足。
在恢复和提高社会地位方面，大批曾遭受污辱或被降级的人得到了平反
和提升，许多有技术的人重新找到了更适合他们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工作。海
外华侨和知识分子等恢复了他们往日的特权，有的人甚至由于补发工资或房
租，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横财（事实上，这种补偿从1977 年就开始执行了）。
加速为送往农村去的青年在城里安排工作，对城市应届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
村去的压力有效地取消了。由于恢复了考试竞争、重点中学、从中学保送上
大学等制度，城市青年们感到，要想以后获得一份光宗耀祖的工作，现在主
要必须清除一系列影响成绩提高的障碍。表达个人的喜好和事业上的理想不
再受到责难，有极少数的人甚至可以准备重新出国深造。以前绝对禁止私有
企业和限制集体企业的做法业已否定，人们开始大量地以私营方式开饭馆和
做其他服务行业的生意，集体公司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出来，吸收了绝大
多数还是第一次谋职的城市青年。这些变化以及在城市里农民“自由市场”
的重新开放，给原本单调的城市生活注入了些许生机。
一些其他因素使市民们对眼前的变化并没有像当局希望的那样感到心满
意足。比如说在1979 年之后，肉类、蔬菜和其他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政府
控制物价显有难色，引起通货膨胀新高潮，使许多市民感到纳闷，他们增加
了的工资究竟能使他们多买多少东西。尽管那些获得平反和恢复先前地位的
人欣赏这种改进，但他们主要的情感往往依然是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感激之情又被怨恨冲淡。同时，由于变化缓慢和官僚们在这些变革问
题上无休止的争吵，许多人又感到着急和愤怒。
基本的问题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早该获得这些改善了，但是在
实施这些改革措施中，有一部分人受到青睐，获得了实惠和特权，其他人却
没有，从而引起更多的妒忌和怨恨。1977 年以后，人们在单位里花费了无数
时间开会讨论谁应该长工资，谁应该得奖金，有时一些没有被评上的人甚至
在同事和上级面前声泪俱下，向他们诉说如果这次他们落选，今后生活将会
如何艰难。那些不在评选之列的人当然不会心甘情愿，有时他们会以别出心
裁的方式来表达肚子里的怨气，比如在工厂烧热水的锅炉工，用停止供应热
水的办法来告诉其他人，他们对生产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因此，相当数
量的市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从这些变化中得到足够的利益。在当时怀
疑一切的气氛中，认为官僚和知识分子比一般老百姓得的好处多的观点被广
泛接受了。之后，当局要“砸破铁饭碗”以提高企业效率，解雇或开除那些
素质不高和调皮捣蛋的工人，这些都使工人感到了威胁。
对于那些工作还没有着落的年轻人来说，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更是心急
如焚。逐步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起码使他们不再担心会被流放到农村。
但是大部分过去积极要求下放到农村的人仍然被困在那里，他们对自己的命
运感到伤悲，当1978—1979 年“民主运动”爆发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溜
回城市并参加示威游行。即使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发现，他们大多数
人都只能在集体或是新恢复的私营部门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收入微薄，没有
名气，几乎没有额外的收入，更谈不上什么前途了。因此，一些年轻人虽然
从农村返回了城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因为不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实现
自己的理想而感到怅然若失。由于被困在不体面的工作岗位上影响一个人的
一生——不仅在收入方面，而且还在住房、找对象和其他方面——有些年轻
人干脆拒绝接受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而甘心待业，寄希望于最终能考上大学或
是重新能被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
改革后的学校制度，使大多数城市学生一心想上大学，然后在当时中国
号召的“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一名倍受尊重的专家。①但是，正在变化中
的人口形势，使得这种竞争比过去更加白热化。1965 年，超过40％的应届高
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在1953—1956 年曾达到100％），到70 年代末，
能够顺利上大学的不足4％。②所以在毛泽东以后发生的变化恢复了一个清晰
的机会结构，同时也给人们以想象和希望，但只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而
已。1979 年以后，当局开始着手处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如把一些普通中学
改造成职业或技术学校，鼓励父母提前退休以便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接替。
然而，如何安置大批失望了的城市中学毕业生（现在称之为“待业青年”而
不是“知识青年”或“社会青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70 年代，市民们感到前途暗淡，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诠解为什么官方
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取得不同寻常的成功。这期间，在有的城市出生率下降到
千分之十。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成功应该归功于计划生育运动本身。文化
大革命的混乱秩序使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挫折，1970 年以后，这项政策逐步走
向严格，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小孩，并为实施该政策而建立了严格的奖励和
处罚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时甚至连妇女的月经期都受到了单位和邻居的监
视。但是官方的这种要求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城市的出生率从60 年代初
就开始下降，到1971 年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此时官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① 参见法新社报道，北京，1979 年2 月4 日，载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
 年2 月 6 日。
① 例如，一位到中国访问的人在观看一场音乐演出的时候，发现女主角用歌词表达了她希
望把 她红色的花
朵敬献给的人：“多少年来我们赞美工人和农民而忽视了科学家，我留着这些，准 备献给
那些努力学习将
来成为科学家的孩子。他将领导中国的现代化。”W.E.加勒特： “中国著名景点”，载《
国家地理》杂志
1979 年第156 期，第548—549 页。
② 最后一个数字转引自罗森：“教育改革的障碍”，第11 页。
正出现方兴未艾的势头。③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孩子所面临的未来茫然不可预
见，再加上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短缺，以及由于女性普遍都有工作而加重了抚
养孩子的沉重负担，使得生育两个或只生一个孩子能被许多市民接受，因此，
甚至在政府对他们提出这种要求之前他们就已经这样做了。①
在任何复杂的经济生活中，都存在这样的难题：已有的物质产品和机遇
与人们的愿望之间很难完全一致。在中国，这种悬殊的差别所带来的后果，
尤其令当局感到棘手。例如，长期被抑制的需求更刺激了愿望的增长，其增
长速度之快使当局很难满足其要求，原以为作了一些改善能使大家感激涕零
的，但由于水涨船高的原因，人们感激的程度减少，甚至没有了。另外，个
人有了表达自己志向的新的机会，也可以倾吐自己的苦情和同情别人的遭
遇；这样市民就知道原来有如此众多的人跟他们一样都有被剥夺感。社会主
义的性质使得这种情感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就应
该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所以当他们感到本应得到的被剥夺了的时候，他
们就责备国家，而不去怨天尤人，叹息自己命运欠佳，或埋怨自己本领不济
或是其他什么“外部”因素。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志向受挫本身并不能产生反抗和革命，但是由于
人们倍受挫折和对权贵们特权的不满，要说服他们勤奋工作和驯服听话就甚
不容易了。今天，中国当局或许同意了观察家R.H.托尼在1932 年所作的结
论：“中国的政治势力就像中国的河流一样。对河堤的压力已经很大，但却
看不见；只有等到洪水决堤的时候，才看到压力何等之大。”②
对毛泽东以后政治领域的变化也可作与此相同的评论。政府试图翻开新
的一页，从而使个人重新感到有了相对的安全，不再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相信政治机构的公平和效率，尊重共产党当局和国家。但是，这时期引进的
一些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起了相反作用。对当局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所实行
的镇压和其他错误的揭露，不断增长的言论自由和对政府公开的批评，这两
者结合在一起，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腐败，并在
交流中发现不少人也赞成这样的观点。对中国政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成为一股潮流，制定法规、整党及新的规章制度和程序皆不能阻止这种潮流
扩展。70 年代后期和进入80 年代以后，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普遍出现了当局陷入危机的迹象：政治性小册子的发行量减少到最低限度，
学生对要求他们上的政治课极其反感，在年轻人中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他
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普遍产生怀疑，对权贵们的“特权”表示愤怒。迈克
尔·林赛早在1950 年就注意到，在中国政治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
方面是理性的思考，良好的管理和对普通人的尊重；另外一方面是盲目信奉
③ 例如，参见朱迪恩·班尼斯特提供的关于上海的统计数字：“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
率和 避孕措施”，
载《中国季刊》，1977 年6 月第70 期，第268 页。整个国家的情况，请查阅安 斯利·J
.科尔：《中国人
口的急剧变化（1952—1982 年）》，第5 页。
① 例如，根据对中国两个城市市民时间的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夫妇每天在家务活方面
花费 的时间比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要多。另外，在家务活上花费的时间与孩 子多成正
比——没有孩子
的妇女平均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为3.4 个小时；有一个孩 子的妇女每天要花费4.3
 个小时；有两个
孩子的妇女则要花费4.7 个小时。参见王雅林和 李金荣：“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载
《中国社会科学》
1982 年第1 期，第177—190 页。
② 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10 页。
教条的官僚政治，蔑视个人??中国发展的道路可能因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
位而完全不同。”①到1979 年后期，许多市民遗憾地发现上述第二种倾向在
中国政治中占了上风。
1979 年之后，政府对这诸多问题的一个反应是再次处置持不同政见者—
—逮捕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取消了宪法中的“四大自由”，组织对那些偏
离正统路线太远的作家的批判。对有些市民来说，这些行动证明了当局更感
兴趣的，与其说是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不如说是维护其对人民的
控制。在这方面，由于1957 年以来的变化，公众对官方镇压措施的支持与反
右运动时相比要弱得多，一部分市民不顾批评会受压制的漫长历史教训，仍
激烈地发表批评意见，这说明人们已经感到因发表不同政见而沦为政治的牺
牲品的可能性似乎比过去小了。
政府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举行无记名
投票直接选举地方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其他方式。但是，在70
年代发展起来的怀疑主义使许多城市居民怀疑这些机构能否拥有和能够拥有
多少自主权，把坦率批评当局的人选进这些岗位后共产党能否容忍。由于市
民们经历了这些年来的许多事件，所以许多人都恢复了过去对政治的传统观
点——政治是个不可预知的和危险的领域，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卷入。结果是
政治气氛发生了重要变化。市民急切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比以前少
了。在50 年代和60 年代初期，人们竞相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些被认为在
政治上“落后”的人常常处于遭受污辱的危险之中，而到了70 年代末，感到
孤独和被人看不起的恰恰是这些积极分子。官方的政策帮助促成了这种局
势：官方赞美专家们的贡献和威胁要降那些文化水平低的干部的级。但是在
这过程中，他们又制造了一群心怀不满的人——数以千计只凭政治积极性为
自己赢得名声，结果感到他们地位受到威胁的人。在80 年代初，至少部分强
调加强政治工作和“红”的美德，也许对这些人从感情上来说是一个安慰。
由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到了毛泽东以后时期还在延
续，这使人们感到担忧。的确，逐步结束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计划和允许满腹
牢骚的青年返城但又不能安排他们的就业，可能又加重了城市犯罪问题。1979
年以后，由于新的新闻政策允许对主要犯罪案情进行报道，加之对执行新刑
法所作的广泛宣传，人们感觉到的犯罪危险或许比真正的犯罪率还高。人们
留恋过去的好时光，那时候他们能在夜间独自一人无忧无虑地散步，公共道
德水准极高。在毛泽东以后时期，这种怀旧情感依然很强烈。
1976 年之后，人们对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倾向，总的来看大多数人采
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前10 年对文学和艺术非常荒谬可笑的控制以及强行用
刻板的社会主义清教徒式的习俗进行统一，不仅使文化生活不能满足城市居
民的需要，而且强迫市民取消了怀有情感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当种种限
制在1976 年稍稍放松之后，效果很大，变化明显。新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层出
不穷，虽然按国际标准还不够大胆，但是显然已经冲破了原来的条条框框。
爱的感情，既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也非十恶不赦的坏人，各种悲怆的结局—
—这些和其他因素都推动了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书店、电影院和舞台上
开始出现斑斓的色彩——许多禁书和新作品问世。西方著作被允许引进的规
模之大为过去30 年所未见。外国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外国的电影和电视节
① 材料来源于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130 页。
目也可以公开上演，外国电台的广播也可以再次合法地收听（虽然台湾电台
和香港电视节目仍被排除在外）。对于城市群众来说，实现由《红色娘子军》
到《大西洋底来的人》（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的转变是个令人惊叹的变化。
在被忽视了的单位，文化和娱乐生活也重新开始受到重视——学校课外
活动丰富多采，单位的聚会和社交活动增加，等等。宗教活动也开始被当局
再次容忍，朴素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也得到了恢复，有的家庭又重新养起了
小动物，还有其他一系列曾被禁止了的民间活动都开始复活了。在家庭仪式
方面，有的市民迫不急待地利用对自由主义放宽限制之机，在结婚典礼或丧
葬时大肆挥霍浪费并举行一些复古的仪式。总之，随着人们从过去那种僵化
死板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当时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出现了一种好
像一切都“变活了”的趋势，而且不出所料，这种转变很快便会引起官方的
注意，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变化走得太远了，官方劝阻举行豪华的结婚筵席或
效仿西式风尚及毛泽东以后时期出现的现象。自由化的趋势并没有扩展到所
有的领域。如前所述，就在这个时期，老百姓传统的多子多孙的愿望受到极
其严格的限制，当局实行了奖罚分明的措施强制性推行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
孩子的政策。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受到广泛的欢迎。一部分变化是人际之间那
种极端偏执和小心谨慎情况有了缓和。偏执和谨慎是以往紧张的政治局势造
成的。但是，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政策允许很多家庭把他们的子女从农村“领
回来”；使大批被强制性工作安排而同其配偶分居的干部夫妻团聚，俩人并
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大批曾被污辱的人得以平反昭雪，并可以着手修补被破
坏了的亲属和朋友关系；那些在政治压力下被迫离婚的夫妇破镜重圆，甚至
出现了一个复婚的小高潮。此时，在许多方面，市民们都可以感觉到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恢复接近正常状况。当然，人与人相互接触和联系的恢
复在某些情况下，起了使人们交流怨言和痛苦经历的效果，对政府当局来说
这种变化的含意就变得忧喜参半了。
在毛泽东以后时期，开始重新评价城市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长期
以来控制城市发展特别是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
功。虽然没有系统发表城市人口的统计数字，但是很显然，在共产党统治下，
城市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总人口增长的速度。1953 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3
％，1964 年上升到18.4％，1982 年上升到20.6％。①而且鉴于城市地区本身
有特许权力的性质，如果不是那些年对农村流入城市移民的严格限制和把“过
剩”的城市居民放逐到中国的农村地区的话，城市的发展速度一定还会更快。
虽然有的城市如北京和武汉等发展迅速，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人口
增长速度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控制，所以它的“老大哥地位”——它在城市总
人口中所占比例——事实上下降了：1953 年为8％，到1982 年下降到4％。
①
① 这种比较只是一个近似的比较，因为城市人口的确切统计数字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城市
的疆 界也在变化
之中（虽然这些关于城市地区的数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它并没有把城市周 围的县级
地区算进去）。
这里的数字均来源于厄尔曼：“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第 81—103 页；《北
京周报》1982 年
第45 期，第21 页。
① 实际上，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人口随时都在波动——从1949 年的440 万增加到19
53 年的620 万；
1958 年达到720 万；1971 年降为570 万；1982 年则又增加到630 万。参见班 尼斯特：
《上海的人口死亡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城市发
展的控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些代价的一部分是几年中成千上万的人被
迫离开城里家庭而产生的愤怒和痛心，以及那些最终返回了城市的人生活遭
到的破坏。但是官方和政策也并没有达到其促进城乡结合的目的。到了70
年代末，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同农民发生了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别比1949 年之前要明显得多，被剥夺了种种城市里才可能有的机会的
农民常常对城里人抱着一种不满和轻蔑的态度。②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以
后时期的领导人发现，中国的城市在刺激经济发展和革新方面，没有起到他
们应该起到的促进作用。虽然这些领导人没有拆除反对农民永久性向城市移
民的障碍，但是他们采取了步骤加速城市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创造力，称赞大
城市的主导作用，使许多中小型城市对其周围的农村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这
些措施表明，他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以前的政策防止了中国会像发生在第三
世界其他地方很普遍的城市无计划的蔓延和过度城市化等问题，或许由于同
样的原因，他们也阻碍了整个经济的推动力，不仅仅损害了城市。究竟城市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起什么作用，仍将是今后有争议的一个热门课题。
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第259—260 页。另见《中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主要数字》第
14—15 页。显而
易见，这些城市的人口统计数字有时会使人误入歧 途，因为他们忽视了相当一大批在六七
十年代进入城市
干“临时工”的农村人。在80 年代， 这些为数众多的没有户口的农村人住在城市里，往
往一呆就是很长
时期，现在已经成为官方 讨论的一个潜在问题。
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79 年粮食收购价格上涨和农村组织和政策自由化，长期以来形
成的 趋势扭转了，
至少暂时扭转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额在1979—1984 年的增长速度比同期城 市居民的要
快。
结 论
到了80 年代，中国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创立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的、平均
主义的、艰苦朴素和生产性的城市社会的设想已出现了偏差，其结果是市民
们远非像当局希望的那样都能够积极参加和投身到建设之中。50 年代成功地
开创了一个新的城市形式，但是20 年过去之后，人们不得不痛苦地对其错误
进行重新评价，并努力寻找使城市摆脱困境的新答案（或恢复旧答案）。
中国在进入80 年代之后，城市人口的情绪也不是千篇一律。多少年来世
事和政策几经巨变，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生活经验，几代人的经历迥然不同，
不同经历的人对毛泽东以后时期城市的发展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无法
在此对这些差异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是起码可以尝试勾划出其粗略的轮廓。①
对于那些60 多岁，特别是那些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人，他们有一
种普遍的失落感，即为大家所注目的日子到此结束了。他们中有的人能够过
着富裕悠闲的生活；也有的人回忆往事徒增伤悲，认为自己大部分才智在新
社会消耗殆尽；还有些人则是苦了一辈子。进入80 年代以后，四个现代化和
未来对他们吸引力也不大，他们像其他社会里的老人一样，只是从家庭和朋
友那里得到一点简单的乐趣，安度晚年。虽然很少有人能像传统上大多数人
孜孜以求的那样无忧无虑地走完他们最后的路程——例如，他们大多数人得
帮助儿女们照料孩子，做点家务，以便让儿女们更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工作中
去——但是，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险和乐趣仍是很多的。大多数城市老年人都
有退休金，享受公费医疗，同一个城市孩子生活在一起，由孩子照料并负责
他们的后事。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与邻居和以前的老同事的社交往来
（政府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和职业流动的限制加强了这种关系）。因此，尽管
有许多例外，但总的来说，城市老年人和比他们年轻的人相比，倾向于安于
现状。通过下面一段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毛逝世的反应的叙述，可以印证我们
以上提出的论点：
老人们总把现在跟过去相比，过去的中国到处是疾病和饥馑、成群的乞丐和失业的游民。

尽管供应不足，还有腐败现象和政治上的不完善，但大多数老人都认为，毛主席的社会主
义给
他们带来了比较好的生活。对他们许多人来说生活改善很小，但这关系不大。他们对毛充
满感
激之情，当得知毛逝世的消息后，他们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悲痛欲绝。①
80 年代初，那些当时40—50 岁的人，大多数是受所谓“辉煌岁月综合
症”影响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数人在1949 年后不久就走向成熟并开始工作，
并且被卷入到这个时期乐观主义的洪流之中。当时他们认为新政府残酷无
情，要求严厉，但是这个政府创立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并为人民带来了比
过去好的生活。他们为当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使自己的理想服从于国家
大目标；但是现在许多人感到幻想破灭了。他们现在置身的社会，并不是他
们当年努力工作而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他们为发生的错误感到痛苦。在物
质利益方面，他们这代人也感到愤愤不平和失望，但同时，大多数人并没有
与这种制度一刀两断。风华正茂时代不平凡的经历，又使他们对过去怀有深
深的眷恋之情，他们思念过去的一切并想着什么是本应该发生的事情。因此，
① 有关年轻人中年龄的差异问题，请参见托马斯·B.戈尔德：“中国的年轻人：问题和计
划”， 载《问题
和研究》1982 年第18 卷第8 期，第39—62 页。目前的讨论受到了戈尔德文章的 影响。

① 参见粱和夏皮罗：《文革之子》，第263 页。
虽然他们对现在的趋势和官方的说法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许多这个年龄段
的人仍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①
在80 年代初，那些30 来岁的人对各种问题别有一番看法，尤其是那些
红卫兵出身的人更是如此。同样，他们也是在一个充满乐观主义和革命热情
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比起其兄姐来，他们经历了一场更为激烈的竞争。
由于他们难忘早年的乐观主义和信念，他们1966 年以后的生活现实却是对他
们最无情的打击——派系间的暴力冲突，农村的流放生活，在受教育和婚姻
方面的失望，以及最终虽返回城市却干的是城市里最没有地位的工作。他们
这些人普遍感到被人欺骗了，进而对他们生活中的制度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
态度，并敢于批判这种制度。尽管其中有一些人的运气不错——上了大学或
是在国营单位里有份有保障的工作——但对这制度也敬而远之。1974 年著名
的李一哲在大字报上发表的一席话，或许是对他们这种情感的最生动的表
述：“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
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
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②
在70 年代和80 年代初结束学业的年轻人又展示了另外一幅不同的画
面。他们在被破坏了的教育制度和经常发生运动的经历中，与比他们岁数大
的那批人不同，他们没有被灌输进去多少乐观主义和信念之类的东西，况且
那年头不断变化的标准和不可预见的事情的发生，使他们中许多人学会了对
竞争对手进行恫吓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由于这个年龄段的人
起初的愿望就不太高，因此，他们的失落感和不满与那些岁数较大的人相比
就明显要少一些。但与此同时，政治口号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感召力了，
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获得消费品和在某种程度上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更有兴
趣，他们的表现使那些岁数大一点的人感到震惊。这些年轻人中许多人对政
治漠不关心，与其去抗议，不如躲得远些。①
最年轻的市民，是那些在80 年代仍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政府努力通过
重新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和灌输道德教育等方式“拨乱反
正”，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可以达到的目标和机会。这种努力将会取得多大的
成功，政府将如何为他们成年后提供更好的生活才能满足这一代人的期望，
尚未可知，仍有待于观察。
在文化大革命后对过去的30 年重新评价时，首先一个问题便是过去到底
错在哪里，一般人分析认为，应该谴责激进分子，特别是毛泽东，因为他发
动了文化大革命（和在此之前的其他错误导向的运动），破坏了人们正常的
生活，摧毁了人们的希望。通过对以往城市状况的回忆，我们不难发现，这
种分析实在是过于简单了。推动或是打击了公众对于政治制度热情的因素是
非常复杂的，而非这种观点所能一言以蔽之的。
1949 年后，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当局设想以加强组织制度的密度和对理
① 约翰·赫西对许多他在中国遇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衷心地向往中国光明
的 前途”感到吃
惊。参见“一个未被捕的记者：回到家乡”第3 部分，载《纽约人》1982 年 5 月24 日，
第61 页。反映这
种感情的有关个人的叙述，请参见乐和韦克曼：《走进暴风 雨》。
② 引自林一堂（音）搜集的：《他们如是说：当前中国的地下出版物》第17 卷。
① 赫西（《一个未被捕的记者》，第65 页）把这些人描绘成具有“平淡无奇的、拐弯抹
角的、 冷嘲热讽
的和乳臭未干的”特点。
想信念的灌输为出发点，就能成功地解决城市问题。这种假设忽视了这样的
事实：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志向构成对政府当局的不同反应。1949 年初的
中国城市居民已经不是“一穷二白”、准备吞噬领导意志的大众了，他们抱
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价值观念和志趣，这些价值观念和志趣使他们对新制度抱
有各种期望，其中包括希望国家强盛和政治稳定、经济有保障、平等和机会；
关心控制犯罪、卖淫和其他社会罪恶；急切希望政治上获得安全和信任；希
望能有丰富的文化和娱乐消遣活动；渴望有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完成和保
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50 年代形成的相当高度的乐观主义态度和信
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愿望在1949 年以后实现的比
以往任何时期都充分得多。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新政府采取了大量
的行动和计划的结果。后来这种美好感情给破坏了，同样是因为人们日益感
到这些理想不再可能实现了，日益感到政府的做法应当受到责备。
然而，这种感情的变化，不纯粹是激进政策和错误导向的运动的产物。
其中导致这些变化的有些因素，诸如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和官僚结构老化问
题，都是在乐观的50 年代发生的事件触动下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其他有
问题的政策——例如冻结工资或限制人口流动——也不单纯是激进的运动刺
激的结果。另外，有些激进的事虽被毛泽东以后时期的领导人谴责了，但在
当时还是很得人心的——例如，1957 年对右派的镇压，大跃进初期的总动员
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官僚主义特权的打击。
此外，认为50 年代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到80 年代完全消失了的观点有失
偏颇。尽管在早些年，许多城市居民历经了苦难和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支持
政府的强大力量仍然存在。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有对统治者表示尊敬的传统，
对新政府也抱一定程度的“假定政府是无辜”的希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仍然有千百万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在干部和体力劳动者中——认为虽然遇
到了不少困难，但由于革命，他们的生活好多了，比以前更有保障了，他们
依旧希望带来这些改善的政治制度能处理好中国的新问题。那些享受公费医
疗、购买新电视机、看着他们的邻居组织起来打扫卫生消灭苍蝇，或是安排
他们的子女接自己班的城市居民仍念念不忘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最后，还有一个对当局支持的主要力量同其他力量一样还没有受到侵蚀
——对国家的强大和独立自主感到骄傲。在许多方面，80 年代世界舞台上的
中国，与50 年代相比，她更强大更有力量，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念念不忘国
家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和被出卖的历史，作为后代，他们对中国强盛的每个迹
象都感到由衷的自豪；无论是其驻联合国代表富有成效的演讲，还是外国元
首怀着尊敬的心情到北京朝圣，或是中国人在国际排球锦标赛上取得胜利（与
此相反的另外一面，则是做中国人的羞耻感和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当中
国人感到中国的一些决策失误或被外国污辱时，他们感到羞耻）。
也应该注意的其他一些方面是，在中国政治的激进阶段，人们的民族自
豪感比其他温和阶段都要强烈。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国进行了成
功的（普遍看法是这样）反苏斗争，结束了外交孤立状况，恢复了在联合国
的席位，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大批的外国领导人——从理查德·尼克松到
其他第三世界革命家——访问中国。毛泽东以后时期，中国仍然相对落后于
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而且越来越明显；中国失去了对柬埔寨的庇护；同越
南人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比较不成功的边境战斗；整个国家又陷入新的来访
者浪潮中，来访的外国人不再是来寻求革命的真理，而是来要中国让步、从
中国攫取利益的（这是自革命以来从不曾允许的）。①如果强烈的爱国主义仍
是人们支持政府的关键因素，那么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就会使当局恢复
公众对它支持的努力遭到破坏。
毛泽东以后时期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中国共产党的臣民”
展现出来的、一旦被破坏就难以再修复的问题。他们要重建50 年代的乐观主
义精神和赢得公众的支持。但是，那时赖以产生这种气氛的条件已经不可能
再恢复了——受教育的人不多，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
作人员，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人们记忆犹新等等——因此即使恢
复以前政策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是加强组织纪律性还是进行新的思
想教育运动，亦都将于事无补。只有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想法满足城市居民
的基本价值和需求，才有可能克服革命成功以来的30 多年中积累下来的各种
危机。这种努力在90 年代和以后更长的时期，将是一场对中国的精英们的技
能的挑战。
① 外国人获得的新的利益，不仅是可以在中国直接投资和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且还将
著名 的海滨避暑
胜地北戴河工人休息的地方变成了接待外国人的宾馆。1978 年以后，在报纸上 可以看到
一些对新的开放
政策表示反对的争论：例如，19 世纪西方化的中国人是好还是坏； 指控由于外国的影响
而使犯罪增加；
偶而还发生了一些更强烈的事件——中国人殴打外国 游客或向外国游客脸上吐唾沫。请参
见加勒特：“中
国著名景点”，第552 页。在80 年代中 期，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曾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事件
，起因于在一场
足球比赛中中国队输给了香 港队以及在中国市场上被认为是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日本商品泛
滥成灾。
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
社会主义文学的建立（1949—1956 年）
文学创作的组织
1949 年7 月2 日至19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三个月之前，有650
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①毛泽
东、周恩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这显示了他们对发展新型的社会
主义文化和建立必要的指导机构的高度重视。这一组织后来（1953 年）被命
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由这一组织协调。这个
联合会成立40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即1966—1976 年中断了10 年）以来，共
创设了10 个分支机构，其中包括：作家协会（成员包括小说家和诗人）；戏
剧家协会（因为它也吸收演员和剧作家，所以是最大的协会）；此外还有电
影家、舞蹈家、美术家、曲艺家、民间艺人、儿童文学家和杂技家协会（最
后一个协会直到1979 年11 月第四次文代会才成立）。
尽管中国文联在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1949、1953、1960 和1979 年）
负责全盘工作，但作家协会对新文学的指导和发展工作起了核心作用。该机
构最早可追溯到老舍、郭沫若和其他优秀作家在1937 年成立的一个爱国文艺
团体（“抗战文协”——译者）。现在它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讲坛，经常在
全国各地举行讨论会。对文学、艺术理论和政策的研讨，可以发表在中国文
联出版的《文艺报》上。中国作协也创办了像《人民文学》这样的一流杂志，
发表代表国家水平的创造性作品。作协还制定刊物的编辑方针，开展与其他
国家的作家、学者的交流活动，帮助和扶持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家，派他们
去有关单位搜集素材，为他们提供出差条件，等等。
1949 年，中国文联的首任主席是诗人兼剧作家郭沫若（1892—1978 年），
他出任此职直到去世。其后由第一副主席、小说家茅盾（1896—1981 年）继
任。他死后由早年的第二副主席、评论家周扬（1908—）接任。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一个主要报告中，①周扬把作家们在解放区所取得
的成就称为“一个伟大的开端”，这是他引用毛泽东在1942 年5 月发表的《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话。周反复强调毛的主要观点：文学艺术既
是打击阶级敌人的武器，又是社会主义者建设国家的工具；应向广大工人、
农民和士兵提供“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作家或
艺术家有责任“消除与人民大众的觉悟之间存在的差距，使自己成为群众的
一员”。艺术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立场观点，必须歌颂他们的
劳动和斗争，并教育他们。艺术标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像国家生
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必须优先考虑文艺的政治标准。
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华北地区迅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文学面貌。周扬
在一个报告中宣布了作家们创作的统计数字：在创作的177 篇新作品中，101
① 参看《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这是为第四次文代会编印的文件（草案）
，对组 织问题提
供了权威性资料。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69—
99 页。
篇涉及战争题材，41 篇反映农民生活，只有16 篇描写工业生产（现在这应
该走在前列）。
周扬的报告还提到，这些作品的作者们已经成功地摆脱了“五四运动”
时期知识分子的狭窄道路，首先使用了大众语言。这方面赵树理（1906—
1970）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个别成就若与民间文化形式的艺术觉醒相
比就微不足道了。“扭秧歌”（一个新歌剧，唱腔以“插秧歌”旋律为基础）
和民间小曲，都是民间艺人喜欢的形式。新年来临时，他们在村庄、部队驻
地或工厂表演，能即兴发挥，创造出新的表现方式。
对已取得的成就给予适当的表扬之后，就该提醒今后如何进行了。传统
歌剧形式大受欢迎实是一个威胁：不健康的价值观和习俗要顽固存在下去。
戏剧改革必须着手进行。作家们必须创造出新形式来歌颂逐渐涌现的社会主
义新人（男人和女人）的形象，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在趣味性和感染
力方面不再超过正面人物。尽管必须提高创作和评论的水平——“我们还是
不能忽视农村”——因为根本任务还是要为一向缺乏文化的人提供大众的文
学和艺术。为此，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指示全国主要城市组建作家、艺术家
分支机构，仅仅数月，不少于40 个作家、艺术家的组织便成立了。
第一次文代会的主题之一是对战争年月在上海或重庆度过，迄今还不是
延安共产党机构中一员的作家们表示欢迎，欢迎他们参加到人民共和国行列
里来。然而这些男女作家们几乎没有人认为新的文艺方针适合于创造性的工
作。身兼作协主席的文化部长茅盾，放弃小说创作，而当文学评论家，评价
每一批小说技术上的成就，对人物塑造和写作风格提出意见。巴金（1904— ）
1949 年以后再没有写出新的优秀小说，而只写了几篇关于朝鲜战争的作品，
使用了太多的夸张手法，以致于读起来毫不真实。沈从文（1903—）处于矛
盾之中，以前他写的农民生活的小说极其生动，无人出于其右，但是，他对
新时代的农村却生疏了，不能按照要求去歌颂社会主义农村的改造。终于，
沈从文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从事对中国古代纺织品和服饰的研究；有关这
方面的著述到了70 年代后期才得以问世。而直到1981 年，沈从文那些四五
十年前写的小说才不被批判，重新得到肯定。
诗歌
许多早已成名的诗人，战时和战后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度过的，随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作品与新时代的精神相一致。其中
最突出的是郭沫若。他在50 年代出版了几本新诗集。郭沫若恢复了30 年前
曾使他诗名陡增的热情奔放的特有的顿呼法风格，昂扬亢奋地赞美新时代的
各种成就和期望：比如水库、桥梁、周恩来万隆会议的成功以及英国在苏伊
士危机时的恶劣表现，等等。郭沫若的诗作过于简单肤浅，而且越来越变得
感情外露。《百花齐放》（1958 年）是他近年来诗歌创作中这方面毛病最明
显的例子，那时正是“反右运动”致使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方针毫无
成效的大跃进时期。此后，郭沫若除了偶尔和毛等国家领导人友好应对时写
点古典格律诗外，很少写诗。冯至（1905—）早在1941 年就以富有哲理灵性
的“十四行诗”而闻名，这些恬静的沉吟风格与新时代的喧嚣很难协调一致，
他便通过描述那些土改工作中涌现的民间传奇和日常生活中的短小抒情诗，
寻求新的表现手法。当他把自己和矿井的钻机融为一体的时候，偶然间，一
个新的强有力的隐喻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经济萌芽的心脏和地表上的人
们的心脏何等相似：
山沟里的溪水日日夜夜地流，
铁轨上的煤车日日夜夜地运行，
一百五十公尺下的煤层里，
电钻的声音日夜不停。
溪水两岸是一片欢腾的市声，
到处是妇女的笑语、儿童的歌唱，
可是人们听不见地下的电钻，
像是听不见自身内跳动的心脏。①
在40 年代没有哪位诗人能比臧克家（1905—）更尖刻地公开鞭笞社会的
不公正。②尽管臧克家也写颂歌，但50 年代他的诗仍然回溯过去，控诉旧社
会的黑暗。比如他那首《有的人》把最伟大的讽刺作家鲁迅和那些“为了自
己活就不能让别人活”的人作对比。袁水拍（1919—1982）的《马凡陀山歌》
鞭挞内战期间的国民党人，同时，这些诗也保持了他的讽刺性的诗体。但是，
后来袁水拍的目标转向了海外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对新生共和国的敌
视。
像卞之琳（1910—）和何其芳（1912—1977）这样有成就的诗人，在1949
年后主要转向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只是偶尔动笔写诗。何其芳是一个来自
解放区的有声望的作家，地位显赫。他1954 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复强调继
承30 年代现代诗的形式和格律的必要性。那些正处在自由体和民歌体之间犹
豫不决的诗人们受到文章的激励，纷纷进行“自由体四行诗”和其他形式的
探索，这些形式通常都是押韵的。
与这些人相比，艾青（1910—）50 年代已成为一个很活跃的新人，他出
访并赞美苏联，哀挽广岛悲剧，还把维也纳比作
像一个患了风湿症的少妇，
面貌清秀而四肢瘫痪，③
还写了他所出访过的拉丁美洲国家革命初期的热情。解放前艾青是左翼
诗人中的一员主将。1942 年在延安讲话时期与丁玲等人一起受到批判。他那
时期的作品初看起来相当单调，没有夸张的笔法，没有顿呼，着重于叙述和
详细的描写。他的作品集中表现中国大地的富饶和人民的贫困，对比强烈。
他诗里强烈、粗糙的措辞与他要表达的思想十分相称。50 年代初的作品中，
他顺从上级意图，试写以民歌节奏为基础的结构很紧、分成几节的诗，但诗
人抗议的战斗精神在选择主题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诗集《海岬上》（1957）
收入许多首自我意识浓厚的诗作，中心思想是将诗人自己比喻成捍卫自己独
立，捍卫自己说话权利的卫士。他的心有如一颗“珍珠之母”，慢慢地产生
了他的信条的珍珠；他的人格像一块礁石，稳固地迎接浪涛的一次次拍打。
在一首写于“百花齐放”期间的寓言诗里，艾青把诗人比作黄鸟。在麻雀的
① 冯至：“煤矿区”，选自《十年诗抄》。引自S.H.陈：“隐喻与中国诗韵的意识”，见
西里 尔·伯奇编：
《中国的共产主义文学》，第52 页。
② 参看作者的“零度生活”（1947 年），一首描写旧上海贫民区冻僵的儿童尸体的诗。
或看许 芥煜编：
《20 世纪中国诗歌选》，第289 页。
③ 节选自张钟等编的《当代文学概观》第 3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年。——译
者）
展翅鼓噪下，作为批评家的喜鹊啄击黄鸟，但是，黄鸟毫不气馁，依然歌唱。
另一首诗（1956 年），艾青因为里面有对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煤山树上上
吊自杀）的同情，而受到批评。由于艾青坚持个性独立，不妥协于以前对他
的攻击，还由于与“丁玲集团”过从甚密，使得他在1957 年的“反右运动”
中，被树为一个突出的靶子。两年后，艾青就被送到新疆一个偏僻地区，直
到1975 年才被允准返回。艾青有20 多年在诗坛上销声匿迹，是中国新诗遭
受到的最痛苦的事件。
1949 年，在53 种重印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有两部叙事长诗，
是40 年代新诗的代表，对以后诗的创作有重大影响。第一部是田间（ 1916
—）的《赶车传》。田间的诗艺原来是模仿“新月派”的，作诗讲究标准化
的韵律规则。但在苏联革命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影响下，田间作诗改为分行
断韵。《赶车传》大概有1.2 万字，说的是车夫的女儿如何从恶霸地主魔掌
中解放出来的故事。在以下段落中，车夫为了偿还地主的债务不得不以女儿
作抵押。直接、浅显的现代口语是此诗的基本语言，诗句按平衡对称原则构
思得很巧妙，类似于古典民歌风格，有力的节奏高潮由谚语引出：
谁能猜，谁能猜
穷人的车呵
装的泪载的仇
好比包着的大雾
又淋的暴雨
蓝妮虽上车
人也哭车也哭
在不平的路上
哭声四面传来
车儿和蓝妮
滚来又滚去
路呀，好难走
难走，好难走
走呵也是愁
不走也是愁
真是冤仇一日结
千年难割断！
20 年后，田间在另一首代表作《铁大人》（1964 年）中表明他已从铿锵
有力的“击鼓式节奏”转向更加固定的句法结构。《铁大人》告诉人们
要对修正主义和阴谋破坏者继续保持警惕，这些人（用诗里的话说）会
扮成狐仙来麻痹公社的保卫者：
狡猾的狐狸你别妄想，
别想叫我放下枪。
你就是个大狐狸，
你想拉我下泥塘。
我为革命流过血，
我为祖国负过伤。
我还为公社植过树，
如今梨花开满树成行。
明月要把红心赏，
大树应作社中梁。
你别想来诱惑我，
刀口上的蜜糖我不尝。①
这首诗特有的节奏令人想起诗人李季（1922—1980 年）。李季是湖南一
户穷苦人家的儿子，是他写了第二部引人瞩目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
该诗有近400 行对句，每行大概是7 个音节。评论家周而复②把李季这部诗的
出版描述为：“无疑，这首诗开创了中国新诗的一个新纪元，作者李季并不
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也不是一个诗人，只是生活在人民大众中的普通一员，
热爱文学的一员??这是一首真正来自人民内部的诗，想人民所想。诗的语
言也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源自最可靠的人民大众的核心。”
《王贵与李香香》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特点是，每一组对
句中先是一个比喻，然后是一个陈述，例如：
山丹丹花开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接着，与此并列的数句之后：
地头上沙柳绿蓁蓁
王贵是个好后生
人物形象对应着众所周知的有浪漫色彩的事物：
隔窗子了见雁飞南
香香的苦处数不完
人家都说雁儿会带信
捎几句话儿给我心上的人：
“你走时树木才发芽；
树叶落净你还不回家。”
年轻情侣罗曼蒂克的欢悦情调足以抵消诗文中的粗俗和韵味的不足。《王
贵与李香香》继承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类传统爱情歌谣的写法，而为
大众所喜爱。
李季后来还写过很多叙事诗，如歌颂玉门石油工人的诗。1958 年，他写
了一部叙事长诗《杨高传》，讲述一个贫苦的放羊娃如何向一个盲人歌师学
习民间歌谣的故事。盲人歌师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杨高
传》的许多章节涉及到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英雄事迹，但这不影响杨
高后来参加土改运动，成为一个革命英雄。长诗的最后一部分描写杨高来到
玉门油田的故事。诗人擅长描写地下储藏的石油波澜起伏的景象，以及处理
叙事诗行的跳跃。李季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急于让人一目了然，这就导致诗
句在具体事物的描写方面显得苍白无力、琐碎杂乱。但是，李季可能依然是
新中国具有最为广泛的读者群的诗人。后来，李季担任《人民文学》和《诗
刊》两家刊物的编委，在促进新诗的大众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50 年代初，邵燕祥（1933—）是广播电台的一名年轻记者，他以第一个
① 见《诗刊》1964 年第 7 期，第 4—7页。译在许芥煜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
，第 708— 712 页。
② 周而复：《新的起点》，第120 页。
五年计划期间热火朝天的建设为题材作诗、作曲，高度颂扬工业战线的建设
者。在诗集《到远方去》中，邵燕祥描写了一批赶赴遥远的建设工地的城里
青年：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乱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谁都不会落空①
此外，孙友田（1936—）这位淮南煤矿的诗人描写了工业战线建设者的
形象，从而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李学鳌（1933—）则在1956
年出版了诗集《印刷工人之歌》。
农民题材的小说
前些年，赵树理（1906—1970 年）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得到高度评价，并
有许多作家纷纷模仿。1943 年，赵树理发表了《小二黑结婚》，用直率简单
的方法描写农村男女青年婚姻自主。小说中的青年人要克服保守的父母的压
力，破除农村迷信，其活生生的代表分别叫“三仙姑”和“二诸葛”。赵树
理创作这篇小说时有意识地吸收了他的家乡山西山区农村民间艺人的说书艺
术，用语朴素、简单，并尽量使用符合人物身分的语言，善于制造悬念，阐
说情节的发展，以保证吸引读者，他的小说以娴熟的写作技巧，即刻抓住读
者的兴趣。赵树理这种小说写法虽然开始时只在局部地区取得很大的成功，
但是很快，许多地方的记者都有意识地把赵的手法当作新时代作家的榜样来
学习。他的小说不属于都市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传统，而是真正具备农
民背景的创作。的确，赵树理本人来自农村。赵树理在文学上很快声誉鹊起，
无疑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党的宣传工作者，其作品坚持了毛泽东1942 年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继《小二黑结婚》之后不久，赵树理又发表了小说《李有才板话》，这
无疑是作者最心爱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李有才板话》的开场白中，很明显
地流露了赵树理在他所选择的社会总体环境的制约下独有的、具体而简明的
手法：
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

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都是一道斜坡。西头住的都是
姓阎
的；中间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本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
，日
子过倒霉了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第1
页）
因为当地统治者姓阎，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乡村歌师李有才编了一
段快板讽刺统治者，并教育村民，向党的新政权指出他们的错误：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
① 邵燕祥：《到远方去》，第65 页。
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
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第3 页）
赵树理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李家庄的变迁》（1946 年）。这部小说表现
了地主（以李如珍为代表）与受压迫农民（以张铁锁及其追随者为代表）之
间反复交错的拉锯战。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 年代山西北部的一个乡村。在这
部小说里，作者原来擅长的幽默风格变得冷峻起来，叙述也经常客观冷静：
在共产党武装镇压最严厉的时期，地主李如珍被挖出双眼、砍断双手，太阳
穴直冒鲜血，乃至人民群众对他采取了五马分尸的酷刑（尽管后来党组织知
道后曾经批评过这种报复手段）。反动派狡猾的诡计，以及生动地描写农民
日益自信他们的力量，加上赵树理经常使用活泼的语言，使这部小说在50
年代初非常畅销。直到丁玲和周立波更成熟的农村小说出现以后，赵树理这
部小说的地位才被取代。
1955 年，赵树理响应领导关于合作化运动的号召，用他最富于雄心的著
作，再次显示他善于接受艰巨任务的能力。尽管我们可以从他的《李有才板
话》或他的短篇小说《登记》、《传家宝》等反映农村生活变化的尤其是反
映农村妇女的小说看出，这并非赵树理的专长。《三里湾》描写一个遥远的
北方农村新生的农业合作社建设一项水利灌溉工程的故事。村民们在干部带
领下，采用了新方法，克服了唯利是图的包工头和自私自利的中农分子设置
的种种障碍，从而使他们受到现实的教育。在这部小说里，赵树理重新捡起
了早期作品中的幽默风格，尤其表现在描写青年人温柔的爱情追求方面。但
从总体上看，赵树理的涉及面太广了，《三里湾》显得不够紧凑。最为遗憾
的是，他的《灵泉洞》始终未能完稿，该书的第一部分于1959 年首先发表。
他的这部作品描写山西乡村人民在1940 到1941 年间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四处
抢劫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故事，这代表了作者回到了早期拿手的写作风格。
作者从往昔陈旧的军事题材中，从容地呼唤英雄形象，挖掘丰富的乡村文化，
用令人轻松而不是粗野嘲弄的笔法处理小说中的巫术、迷信成分。
60 年代，赵树理仅仅写了少量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随后，文化大革命进
入高潮，他受到公开批判，赵树理在愚昧的动乱中惨遭迫害致死。
丁玲（1907—）在1948 年出版了一部反映土改的著名小说《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该小说荣获1951 年度斯大林文学奖。40 年代末，土改运动随着
共产党军队横扫华北大地而蓬勃发展，这时，丁玲的那部小说才由原来粗糙
的、公式化的框架发展成宏篇巨著。小说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教育农民
清楚认识到地主就是他们的剥削者。地主在富农中寻找联盟，寻找易受他们
欺骗的追随者。他们的诡计欺骗了幼稚的干部，但到最后，村民们在经验较
为丰富的外来干部的帮助下取得了进步，识破并阻止了地主的反动计谋。
丁玲凭借她所受的几年训练，成为一名作家，她早期的小说是富有浪漫
色彩的独白，延安时期，她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暴露社会，这使她在40 年代初
期遇到麻烦。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
合（尽管从未承认过这一点）的创作手法，给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提供了一个
成功的范例。比如丁玲用的是田园诗般的优美笔调，描写受到人们高度赞美
的苹果园：闪光的露珠晶莹透明，村里的顽童光着屁股无忧无虑地玩耍??，
丁玲诗意化的语言足以驱散任何理想化的怀疑。丁玲在这部小说里，用较短
篇幅勾勒了顽固的地主钱文贵，他的侄女儿黑妮和程仁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
关系。程仁以前是钱文贵的帮工，也是黑妮的情人，现在，他是农协主席，
威信渐长，钱文贵企图通过黑妮引诱程仁。顾涌是一个勉强接受共产主义改
造的中农，但最后，他却向人游说尊重他好不容易得到的农民身分。这部小
说的反面人物很有意思，但没有正面人物形象那么光彩。比如，小说嘲讽一
位教师的无耻，这位教师喜欢替地主拨弄是非、贩卖谣言；又如那个傲慢自
大的文采，他向人证明他所学到的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荒唐的，不适用
于他所面对的客观现实。
另一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也发表于1948 年，作
者周立波（1908—1979）是位老党员。小说的标题指的是毛泽东曾经用来形
容觉醒的农民运动席卷中国大地的景象。周立波曾经翻译过肖洛霍夫的《被
开垦的处女地》，《暴风骤雨》模仿了该书的写法。当然，周立波本人也从
未自诩过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作家。《暴风骤雨》尽管很翔实地描绘了农民
生活，这表明他细致地观察了实际生活，但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还是缺
乏丁玲小说人物的深度和细腻。作者较满意的作品是他晚期的《山乡巨变》
（1955 年），小说描写了 50 年代中期湖南的一个乡镇为成立农业合作社而
展开的斗争。但是，周立波把笔墨着重于性格坚强的硬汉，以及他笔下人物
的婚姻关系上，这使他遭受了批判，给他带来了痛苦。但是，正是他这种对
于人性基本因素的细致关注，才使得人们深信，《山乡巨变》是新时代最成
功的五、六部长篇小说之一。
战争小说
在西方现代文学看来，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宣告
了赞美战争勇士的终结。而恰恰相反，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小说根本没有
显示出对战争厌倦的迹象，中国作家不知疲倦地讴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领
导者在抗日战争、国内战争、朝鲜战争时期的勇敢、智慧，讴歌他们如何痛
击敌人，歌颂军民一家人的鱼水之情。
《新儿女英雄传》是夫妻作家孔厥和袁静所著，他们早在1947 年就写过
反映农民和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受难者》。但是，文学上的长期合作并不
能阻止他们50 年代初期的离异。
19 世纪满族文人文康写过《儿女英雄传》，那里面试图教育青年人通过
尽孝道才能建功立业。而孔厥和袁静笔下的人物是“新”英雄。主人公牛大
水和他的妻子杨小梅，以及他们的同志受新道德（即对国家、对党的忠诚）
而非旧道德的影响。八年抗战影响了生活在湖北鄱阳湖畔的人们，小说的主
人公就是八年抗战的中心人物。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共产党的抵抗规模如何逐
渐扩大，从袭击被溃逃的国民党遗弃的小股部队，发展到攻击敌汽艇、占领
敌碉堡，乃至最后对城墙环绕的城市发动全面进攻。小说揭示了这样的道理：
随着对革命新道德的不断认识，革命胜利果实日益扩大。小说有点说教的味
道，但是，作者娴熟的叙述技巧引导读者的兴趣，而把说教的功能掩盖了。
孔和袁后来写的一部反映朝鲜战争的小说《生死缘》，由于重复自己而
证明是失败的。
第二部表现共产党抵抗作用的小说《吕梁英雄传》，也是一部影响很大
的合著之作。作者之一的马烽（1922—）是延安培养的部队作家，在50 年代
以短篇作品多产达到其创作顶峰。《三年早知道》、《饲养员赵大叔》是他
最好的小说，表现了学习合作化秘诀的农民的活生生的形象。
另一位作者西戎小马烽一岁，尽管其文学成就不如马烽，但经历基本相
同。《吕梁英雄传》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别具一格的语言，符合老式草莽英
雄传奇的传统，所以，立即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全书由100 多个章节组成，
虽然其中的很多章回可以自成体系。但是，小说的背景都发生在山西的山区，
而且都围绕着一个村庄的民团活动而展开，从而使整部小说统一起来。《水
浒传》是这种生动活泼的传奇写法的开端，《吕梁英雄传》继承并发扬了这
种中国民族文化的特点，显然可以看成是较好地符合了毛泽东1942 年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要求：作家要写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40 年代和50 年代初，战争为短篇小说和长篇作品提供了大量素材。刘
白羽（1916—）原来写类似小说的报告文学，此时，他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创
作。最近，他写了一篇关于华北油田的小说。但是，纵观他的作品，其中大
部分英雄人物是与军人——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兵—
—作斗争，而不是以大自然为对手。因为他是部队的一名重要的文化工作者，
他这样写符合他的身分。也许是因为他太关注部队生活，刘白羽多产的作品
描写的大部分是不怕敌人枪弹的那种喜剧性的英雄形象。其中最有名的作品
是短篇小说《火光在前》（1952 年），该小说描写内战中抢渡长江的战斗经
历。不久以后，刘白羽转向写朝鲜战争。但是，也许还是杨朔（1913—1968
年）的《三千里江山》更能代表这段历史的小说创作，这可又是一部短篇小
说。这部小说以刻划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火车司机吴天炮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中
心内容。
这些作家所面临的技术性问题是，应该多围绕战争场面的急剧变动来
写，从令人兴奋的战斗而不是孤立的游击战，到描写大规模的战役。1951 年，
柳青（1916—1978 年）写了《铜墙铁壁》，小说写的是建造粮仓，而不是写
某一个英雄人物，作者试图在小说中解决上述问题，但总的来说，尝试是失
败的。小说写到青年干部史铁夫被国民党抓到后，叙述的思路才清晰起来。
从这以后，小说转入粮库的背景。作者描写抵抗和逃亡的惊险故事也变得流
畅了。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成功地设计了一列给前方部队运送军火的列车，
大胆地想象列车藐视隐蔽的敌机投下的炸弹。但是，可能由于要为志愿军战
士树碑立传，小说几乎没有尝试在战略部署方面花大量笔墨来刻划战争场
面。
从这一方面看，1954 年出版的杜鹏程（1921—）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
达到了新标准，至今仍是战争题材的优秀小说。小说描写主角周大勇是一尊
带着“一双炯炯有神眼睛的铁铸塑像”。1947 年，国民党发动大规模攻势，
企图占领共产党的政权所在地延安。周大勇便出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共
产党主要的战略家在小说中出现，最著名的就是脾气倔强的彭德怀。主人公
所受的政治教育是他对最高指挥部真实的战略意图的认识不断提高的关键。
在共产党守卫部队暂时撤离延安时，周大勇大胆地装出假象，引诱国民党主
力部队，脱离了增援部队。周大勇的鲁莽导致他几乎绝望。不过，这也使他
逐渐认识到，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不能脱离整个战略部署。幸好，在周大勇暴
露薄弱点、敌人将要围攻之前，敌军被牵制住了。与对日本侵略军的零星骚
乱相比，共产党现在面对的是能把数以千计的部队一次性投入战斗的敌人。
周大勇战胜了创伤和疲惫，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差些把他的小股兵力击溃的强
大的敌军，他的胜利被牢牢地置于红军从防御转向进攻，乃至最终取得全面
胜利的那种铁一般的宏大的整体框架之中。
1959 年，彭德怀由于直言上谏、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而被贬职。杜
鹏程和他那气势磅礴的小说连带遭殃，《保卫延安》成为禁书，1963 年被勒
令销毁版型。尽管杜鹏程以后还继续写关于公社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
但是，他再也没有尝试写作像《保卫延安》那样的大部头作品了。
工人题材的小说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以后，新文学出现了大量以工人、农民、军人
为主题的作品，其中，工人题材的作品出现得最晚。除了巴金描写煤矿生活
的《雪》（该作品深受左拉《萌芽》的影响）、张天翼（1906—）和其他作
家的一些作品以外，以前几乎没有工人题材的小说。小说家们从苏联文学中
找到了这种样板，比如格拉特科夫的小说《水泥》，还有厄普顿·辛克莱，
他们在30 年代就驰名中国。
在以中国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第一部重要的作品是草明（1913—）
所写的《原动力》。草明是广东主要作家欧阳山（1908—）的妻子。解放后
的恢复时期，草明曾在东北地区的水力发电厂和钢铁厂从事过政治思想工
作，她的工作为她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尽管草明在《原动力》里把老工人老
孙放在笔墨的中心，但她还是把建设水电站本身当作该书的一种群体形象，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撤离时捣毁的工厂像一片废
墟，遗弃在东北冬季严寒的天地里。当工厂修复后，发出隆隆之声，重现出
它的活力时，草明写了好几段文字，深情地歌咏工厂的变迁（如第九章，写
妇女们在湖边采花时工厂成了田园牧歌式背景的一部分）。
一开始，老孙就显示了英雄人物的品性，如奋不顾身地从冰封的池塘抢
捞出宝贵的油料。老孙既坚韧不拔，又机智乐观。小说中有一段小插曲表现
老孙的交际手腕，甚至有点“狡猾”——他哄骗当地农民交回他们偷来的屋
顶铁盖板。被任命为厂领导的王运明是一位有事业心的干部，他运用群众路
线，意识到要信任这位老工人，而不是殷勤的工会主席及受日本教育的技术
专家，从而使自己受到了政治教育。根据毛泽东后来所用的语言，与这些人
的紧张关系是非对抗性矛盾，是先进的工人阶级自身内部的矛盾。但是，这
一充满戏剧效果的情节主要还是从与国民党故意破坏捣乱的对抗性矛盾中产
生出来的。这些冲突表明《原动力》属于早期的工业恢复阶段的小说。
草明早期写过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而继《原动力》之后，她又写
了《火车头》（1950 年），题目喻指马克思主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小说反映的是火车上的工人和干部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1959 年，草明又写
了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歌颂大跃进的大炼钢铁运动。不过，后来的这些
小说大不如《原动力》影响巨大，《原动力》有不少模仿者。柯岩1954 年发
表了《王青春的故事》，虽然小说中的英雄，即这部虚构的自传体小说的主
角是老孙的晚辈，但这部小说重复了通过生产过程的考验使政治觉悟不断提
高的主题。雷加（1915—）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1954 年）探索了与《原
动力》类似的主题，只是水力发电厂的背景换成了造纸厂，再有，这时的工
人们要克服他们与党干部之间的官僚障碍，还要应付复杂的机器和人民的（阶
级）敌人，雷加这部小说是他《潜力》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以前，雷加也写
过许多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说。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的颁布，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生
产成为人们引以为骄傲的地方。来自东北“钢都”鞍山的一位小说人物王青
春是一位建设者。但铸造厂的工人形象更为突出，这就是继《原动力》之后
又一部反映工业方面的重要著作《百炼成钢》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于1957
年发表，作者艾芜（1904—）是解放前具有左翼倾向的一位多产作家。艾芜
在这部作品里显示了他的创作技巧，尤其是为了适应读者的趣味，作者有几
段文字详细地描写高炉的操作过程，说明其中的问题。主角秦德贵是一位炼
钢工人——工业骄子，工业题材小说没有哪一个形象超得过他的魅力。小说
一开头，就有秦德贵一个特写镜头，他利索地脱掉带着火焰的石棉手套出现
在高炉口边。那时正值反对“又红又专”的当口，秦不如他的授业师傅袁廷
发熟悉业务，也没有他那么强的竞争意识，但他比袁要“红”，他受为国家
进步事业献身的思想意识的支配，而不是因为个人虚荣或物质刺激。他所取
得的真正成绩不像他的同志们那样表现为一心要打破钢铁产量的纪录。因为
他的工作是在领导干部的指导下解决厂里的主要问题。这种矛盾就是，一方
面提高生产，另一方面是工厂和工人的福利。这些两难的要求使小说的情节
固定在一系列真实的问题上，人们不会对这些问题提出疑问。但同时，掩盖
了适合小说情节的破坏者的捣乱企图，而这就削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1958 年，主要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又写了长篇小说《在
和平的日子里》。和《保卫延安》相比，被列为工业小说的《在和平的日子
里》容量要小得多。这部作品的背景是发生在四川省的宝成铁路施工，但实
际上，这是杜鹏程描写战争小说的一种继续。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战斗英雄，
为了适应和平和重建的需要，这些人相应地成了该小说的主角。阎兴天生是
一位领导，他成功地赢得了群众的意志。而梁建在战争年代能出生入死，但
在长期的和平环境影响下，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意识。
梁建因为悲观主义而消沉颓唐，但阎兴却每每在艰难困境中显示出力
量，由于他没有用什么浮夸的、感情奔放的语言，杜鹏程发挥了他描写与自
然力量抗争的野外背景的优势（就像他在战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他写作
中的浪漫热情使人想起了罗曼·罗兰。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中（工人们手挽手
正在抢运大袋水泥），他写道：
阎兴感觉到：狂风抽打工人们，好像在激发人们无穷的力量！浪花拍击工人们，好像要使

人们的情绪更加昂扬！电光闪闪，好像在给工人们照路！①
新戏剧
50 年代初期，许多城市的旧剧院修葺一新，新剧院平地而起，表演学校
纷纷创办，古装传统戏剧作品得以编辑和再版。周恩来这位古装戏迷对此给
予了强有力的支持。1952 年，第一届地方戏剧艺术节在北京召开，20 多种传
统剧目重新上演；1957 年举办的第二届地方戏剧艺术节增加了上演的剧种。
对剧目进行了联合审查：凡淫秽台词和姿势一律禁演，所有上演的京剧和其
① 《在和平的日子里》第93 页；引自迈克尔·戈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工人形象（19
49— 1964）”，
第96 页。
他传统曲目，其内容如果被判定为过于迷信或“封建的”，也一律禁演。
然而，改写比彻底禁演更习以为常。一出戏因改写而得救的有趣的例子
是《白蛇传》，它已被大剧作家田汉（1899—1968 年）作了较大的检查和处
理。传统的剧本并无隐晦之处，但总的来看，白蛇虽然以人体的妖魔之美出
现，但显然贴有邪恶的标签，最终被方丈法海的佛力给镇住了。田汉的剧本
把角色颠倒了过来，改为法海及其迷信的妖术被挫败，剧终时白蛇在暮日之
中消失（这是被解放的妇女的缩影）。白蛇和侍女小青蛇这一对，由于将其
原来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修改为变成只是赞颂女性之美，必然失去了某些戏
剧效果，但该剧通过了审查，得以继续上演。1956 年，经过删节，剧情更显
紧凑的苏州昆曲《十五贯》也作为“推陈出新”政策的优秀成果，受到了热
烈欢迎。
50 年代初，有两部剧作以20 年代以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话剧形式反映
了当代社会问题。杜印（1916—）等人在1951 年写的《在新事物的面前》考
察了一位身为沈阳一家炼钢厂厂长的转业军人干部与他所必须依靠的能使钢
厂恢复运转的技术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夏衍（1900—）在1953 年写的《考
验》与该剧题材相类似但却更为复杂。夏衍曾经是30 年代左翼剧作家的主要
组织人，写过几部战时的剧本，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夏衍的
“工业”剧本《考验》以“三反”运动为背景，尤其在那位西方培养的工程
师同官僚管理的斗争中，表达了对他的同情，并通过该剧，较为克制地发出
了在使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给予理解的呼吁。
1954 年，曹禺（1910—）写了一出与上述剧作主题相近的话剧《明朗的
天》，描写了北京一家美国人创办的医学院里，人们如何逐渐克服自身接受
美国科学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位公认的剧作家宋之的（1914—1956
年），以其描写朝鲜战争的《保卫和平》和描写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春苗》
（1956 年），而对50 年代的话剧做出了贡献。
陈白尘（1908—）也属于中国的老一代剧作家。50 年代末，他写了几部
讽刺美国“纸老虎”的剧本，但此后过了几乎近20 年，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逝
世之后，他的下一部剧作《大风歌》才在 1977 年问世。
1954 年，夏衍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四年以后，他把茅盾在1932 年
写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改写并拍成了很有影响的电影。
1963 年，代沟成为两部剧本的主题：一是陈耘等人的《年轻的一代》，
二是丛深（1928—）的《千万不要忘记》。代沟是当时十分要命的问题：担
心青年人身上的革命精神会逐渐失掉，他们不太明白为他们曾付出了多大的
牺牲，在新社会里极易不知不觉地堕入资产阶级寻求自我的危险。一个特别
棘手的问题是，他们不情愿去农村。在这两部剧作中，思想变修了的青年主
人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严重错误之中而不能自拔，然后在引导下认识到了错
误。
在30 年代的小说中，很少有比老舍（1899—1966 年）的小说读来更脍
炙人口的了，尤其是他1933 年写的讽刺小说《猫城记》，以及1937 年写的
名著《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描写的是一个农村小伙子在腐朽、受压迫
的北京街面上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悲惨故事。中日战争期间，老舍作为国统
区爱国作家组织的一名领导人，炼就了运用民歌和短剧作为宣传工具的本
领。1949 年以后，除了那部我们可视为未完稿但却令人悦目的自传体小说《正
红旗下》之外，老舍没写任何新小说。这本写于60 年代初的小说，直到70
年代末才得以出版。然而，老舍的确在剧作家这门新行当里获得了惊人的成
功。他的20 多部剧本中，《龙须沟》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最早获得成
功的剧作之一，但1957 年问世的《茶馆》虽然最初反应冷淡，但如今被认为
是他最好的剧本。后来，《茶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且于1979 年赴欧洲巡
回演出。老舍以其对北京的风情，尤其是对城里穷人生活的十分的熟知，为
上述两出话剧增添了激情，剧中妙语连珠。“龙须沟”是一条臭水沟的雅称，
由于旧的腐败政府的忽视而造成的恶臭冲天是对生活在沟边的穷人命运的不
折不扣的象征。然而这种惨景并没有使市政当局对这些栖身之地免征“卫生
税”。共产党政权成立后，排掉了沟里的臭水，修建了排水道，居住在上面
的人们开始了生产活动。这个城市恢复了活力的心脏地带呈现出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类似这样的新旧社会的对比还贯穿于老舍的后一个剧本《全家福》
中：民警为了使一个在旧社会因各种原因失散的家庭重新团圆而不遗余力。
话剧《茶馆》通过对北京一个茶馆的老茶客生活的三个阶段的描写，准
确地追述了这个“旧社会”的衰落。这三个阶段是：1898 年（第一幕），满
清没落的年月；1916 年（第二幕），北京控制在军阀手里；1946 年（第三幕），
国民党人无望修补战争的创伤。随着时代的变迁，茶馆发生了许多变化，一
个变得越来越显著的特征是：一组告诫“莫谈国事”的字幅。如果在第三幕
（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中愤世嫉俗的人想象第四幕会写人民共和国时期，
茶馆里会出现更尖刻的字幅，这就不在老舍所能写的范围之内了。然而，在
文化大革命到来时，老舍作为一名具有顽固不化信念的资产阶级作家而受到
严厉的攻击，一般都认为他是因被红卫兵恶棍们殴打致死的。①
① 保罗·巴迪：“死亡与小说——谈老舍的自杀”，载《译丛》第10 期（1978 年秋季号
），第5—14 页。
（更确切地说，老舍是投湖自尽的——译者）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6—1965
年）
小说中的批判现实主义
刘宾雁（1925—）和王蒙（1934—）在读者脑海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两人都是在1956 年中到1957 年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推
出对官僚主义进行大胆批评的作品而一举成名的。两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
20 年没有发表作品。而且两人都是在推翻“四人帮”后，又拿起笔杆从创作
生涯曾经中断的地方继续前进。刘宾雁主要是记者，仍在喷射他的愤慨。王
蒙则早在他22 岁时写的一篇小说中，就表现出他敏锐的洞察力。他现在被认
为是中国最有成就的短篇小说家。
刘宾雁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类型，这一类文学作品或是揭露性的，或是
歌功颂德的（这居多），允许使用事实材料，并且不拘泥于形式，虽然它应
该是有很大一部分“逐字逐句”的对话。他的第一篇作品是《在桥梁工地上》，
由于它达到一种空前坦率的程度（对1956 年4 月来说）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作品中，桥梁工地上的工程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两人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
都有赫赫战功，但都安于现状，因循守旧，在任何困难面前，总是将他们个
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者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的一些细节作了详尽陈述：在
他们的墙上有一个意见箱，但是箱子上的锁锈死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工
程师被调离工地，而当报道者，即文章中的叙述者与他的老朋友工程总指挥
阔别数月之后再次造访他时，发现他的管理方式没有一丝一毫的改进。
《本报内部消息》是一篇更长的报告文学，1956 年6 月和10 月分成两
部分发表。①这篇作品揭露编辑们对真相的歪曲和压制，他们或自高自大，或
麻木不仁，主要是些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者。故事视线中心是个年轻女记者
能否入党问题，而这个问题最终仍未解决。看来她如要想入党就不能不对当
地矿山及其他地方的情况作出肉麻吹捧的报道。“原来他是这么个主意！为
了入党，倒可以不来维护党的利益！为了入党，倒要压制自己的意见！”（第
21 页）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1956 年9 月，②跟刘宾雁的报告
文学一样，都是刻画官僚政治的惰性的，但它是一篇更具匠心的作品。文章
主线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相当隐晦，不是一眼能看穿的。在当时以
爱情为主线本身就是富于革命性的；周扬曾经否定了爱情作为一个重要主题
的可能性：
在新的农村条件下，封建的基础已被摧毁，人民的生活充满了斗争的内容。恋爱退到了生

活中最不重要的地位，新的秧歌有比恋爱千万倍重要，千万倍有意义的主题。③
批评家黄秋耘在这同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归纳了当代作
家表现出来的几种爱情类型：
??“见面就谈发明创造”式的爱情，“扭扭捏捏、一笑就走”式的爱情，“我问你一个
① 《人民文学》1956 年第6 期，第6—21 页，第10 期第48—59 页。
② 同上，1956 年第9 期，第29—43 页。
③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第20 页。
问题，你爱我不？”式的爱情，“由于工作需要而屡误佳期”式的爱情，“三过家门而不
入”
式的爱情??（最后一种类型原指的是一个古代神话中的英雄，他为了大众幸福而怠慢了他
的
妻子）。④
林震和赵慧文的关系是“新来的青年人”里的故事线索。林震原是学校
教员，调入一个工厂党委组织部工作，他从那位幻想破灭的领导、与丈夫分
居的妻子赵慧文身上得到了鼓励和支持。故事很巧妙地把两个年轻人拉在一
起，他们的接近成了冷漠无情、索然无味的党的官员活动天地里的一块绿洲，
在这个天地里剔着牙齿的党的官员使人想起30 年代张天翼笔下的那些小无
赖；在这个天地里组织部长也承认他干枯、乏味，缺少情趣——“据说，炊
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饭菜是他们做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
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励我们??”（第
40 页）——在这个天地里，一个党委组织委员在和林震的第一次谈话中显露
出他的厌烦和嘲讽态度：
“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你们发展了几个人？”
“一个半”
“什么叫‘半’？”
“有一个通过了，区委拖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批下来。”（第31 页）
总之，王蒙的故事勾画出一幅干部均已卷入的画面，如此逼真，使人信
服。参加争论的所有的人——干部、工人、管理人员，工长——在这种或那
种偏向之间踩着钢丝。
1957—1958 年中其他有影响的小说也被抨击为异端、修正主义甚至资产
阶级的东西，因为这些小说很明显是干部文学，是为知识分子写的而不是为
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它们包括《美丽》（丰村），《来访者》（方纪，1919
—）。在丰村的故事中，“美丽”指的是当今青年的思想，对工作的献身精
神及自我牺牲精神。但小说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干部为了加班加点工
作，而不得不放弃谈恋爱找对象的故事。方纪的“来访者”是一个被他唱大
鼓的情人弄得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要伤感得多的人物。这篇故事
和唐代一个著名的罗曼史《李娃传》有相似之处。《李娃传》的主人公因长
安名妓之故赶考落第，断送了仕途前程，但他仍得到名妓的帮助。方纪笔下
的年轻助教则企图自杀，转而向党组织求援，向一个无动于衷的干部记者倾
诉他的往事，最后以接受劳教结束。这两篇小说不仅都以个人的爱情悲剧为
中心，而且在背景中它们都刻画出官僚作风的冷漠，在方纪的小说中甚至还
有昔日烟花巷里的鸨母、掮客在新社会的残留。
替以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代表的作品进行最有力辩护的是秦
兆阳（1916—）的文章。这篇文章出现在小说发表的同一月份里，即1956
年9 月，是以“何直”这一假名发表的。①这是一个宣言，此等宣言为数不多，
被要求有更多创作自由的作家举为旗帜，一直举到60 年代中期。它也同样多
被好挑毛病的党的辩护者们所引用。青年作家刘绍棠（1926—）响应了秦兆
阳的主张，受到严厉的批判；秦兆阳本人有更强大的根底，他当时是首家全
国性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一名编辑。这两个人口头上都说了些要贯彻毛
泽东1942 年在延安对作家们所做的指示，刘绍棠将毛的基本原则复述如下：
④ 黄秋耘：“谈爱情”，《人民文学》1956 年第7 期，第59—61 页。
① 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 年第9 期，第1—13 页。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作家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过去、现

在，以至无穷远的将来都同样具有最根本的指导意义。这些原则和定理，是不容许修正或
取消
的，而且也是无法修正和取消的。②
但是毛的教导被曲解了，秦兆阳认为正确理解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是
1934 年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对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作真实的，历史的具体的描述，其中的

真实和历史的具体必须与思想改造和劳动人民的教育任务结合于社会主义精神之中。③
像刘绍棠所评论的：
如果不认为生活现实是真实的，并且写作本身应该关照：现实底“革命发展”的话，就会

迫使作家们去粉饰生活而忽略生活真正的特征。按照“革命发展中的现实”原则，作家们
就不
应该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问题或者刻画那些被忽略的社会层面，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
可以
解决的事情，可是，牵涉到现实主义时，“现实”的意义何在呢？
毛的指示很多地方得助于瞿秋白和瞿秋白对苏联模式的解释，由于机械
运用苏联理论和生硬执行毛的指示，近几年教条主义盛行，单调和矫揉做作
的文学作品充斥文坛。秦兆阳呼吁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代替“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只是重复了胡风的理
论文章中的基本原则。胡风（1904—）刚于一年前成为那场最严酷的运动的
牺牲品，运动的结果是将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并将他逐出文学舞台。现
在秦兆阳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更诚实、更持批判态度，同时更富人情味的现实
主义，胡风的很多理论原则又重新出现了。更诚实意味着描写非真实的社会
主义天堂的夸张成分将会减少。更多批判的精神意味着允许在文学作品中反
映和剖析新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人情味”的名义下意味着个人可以抒
发感情，可以对现实的各个方面发表看法，而不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
过去的某些文学模式在胡风以及像秦兆阳那些人的理论文章中频繁再
现，这些人在百花齐放期间试图扩展写作范围，而不局限于狭窄的正统思想
领域之内。高尔基和鲁迅是引用得最多的，肖洛霍夫次之，而讨论仍然集中
在胡风的两位偶像身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一位是旧基督教的保皇党
人，一位是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却都构成了19 世纪现实主义的
基石，这就雄辩地说明了应把艺术家与特定的政治活动分开来。当时理论界
和批评界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艺术家的自主问题，他们需要的创作时间，他
们对思想改造的恐惧，他们对被摆布的反抗。一个作家可能受到的琐细的清
规戒律的约束情况，可以从姚雪垠（出生于1910 年）讲述的一桩趣事中窥见
一斑：
我曾经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一个次要角色是一个落后工人，因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和

嫉妒心理，看见别人装错齿轮，自己不管，影响了机器的正常运转，出版社编辑同志认为
工人
不会这样的，要我把这个工人改成特务，我不同意，这部稿子就压下来了。①
中国的读者或许应该感激此等“编辑同志”，他们拒绝发表也许正促成
了姚雪垠决心投身于远离当代生活的题材创作，即一部宏伟的、多卷本的关
② 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 《文艺学习》1957 年第5 期，第7—10
 页。译文 见聂华
苓编：《百花齐放的文学》第1 卷，第63—71 页。
③ 见杜威·W.福克玛：《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影响（1956—1960）》，第116 页。
① 姚雪垠：“打开窗户说亮话”，《文艺报》1957 年第7 期，第10—11 页，译文见聂华
苓编： 《百花齐
放的文学》第1 卷，第81—96 页。
于推翻明朝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63 年开始出
版，最近几年连续再版仍受欢迎。
革命浪漫主义：大跃进时期的诗歌
对要求自由的呼声反击最猛烈的文字，有些来自李希凡（1927—）和姚
文元（1930—）。李希凡因于1952 年批判俞平伯（1899—）而成名。他指责
俞平伯对19 世纪的古典名著《红楼梦》作了“资产阶级”的阐释，这一中伤
酿成了政府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控制的第一次重要运动。姚文元要晚一些，
1965 年他把吴晗（1909—1969 年）的《海瑞罢官》定性为难以令人接受的对
毛本人的讽刺文学，从而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名主要鼓动者出现。后来姚因
是千夫发指的“四人帮”成员而遭人唾骂。发表正统路线的主要声明的任务
留给了周扬，他于1958 年3 月发表了一篇权威性的概说。②
周扬提倡的新公式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
是毛泽东的理论。周扬一提出，郭沫若立即表示欢迎。按照这一公式，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就成了强制性理论，大家对现实只能抱乐观的、向前看的态度
了，对刚刚掀起的大跃进来说这不失为一句极好的文学口号，大跃进也是把
那些没有被划成右派而实际上已经保持沉默的作家如刘宾雁、王蒙等搞得无
所适从的极好方法。
大跃进的总口号是“多、快、好、省”，这是各个生产领域的指导方针。
夏衍为他的同行们将这句口号改了一下，要求“写得又快又好且适于上演的
大量的剧本”。①各类作家宣布创作定额来响应这一口号：巴金在一年时间内
承担了一部长篇、三个中篇再加上一本译著的任务。田汉宣称他将写十部戏
剧和十个电影剧本。这些计划无一完成，茅盾为他的短篇小说划了一个一万
字的最适界限，并要写五千到六千字半小说性的“报告”。②为凑指标，小小
说受到青睐。
在写万首诗、唱万首歌的口号推动下，诗歌领域率先完成了大跃进的创
作指标。
自18 世纪以来，五言或七言押韵的四行诗在中国诗坛占据了一个颇为荣
耀的位置。在1958 年的大跃进年代，五言和七言是创作高产诗的理想工具，
它能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
花生壳，圆又长？
两头相隔十几丈，
五百个人抬起来，
我们坐上游东海。③
夸张到这等程度就变成了喜剧了，但当形象引人瞩目时仍然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② 周扬：“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8 年第5 期，第2—14 页。
① 夏衍：“多、快、好、省，量中求质”。同上，1958 年第6 期，第26 页。
② 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 年第6 期，第4—8页。
③ 引自赵聪：“1958 年的中共文艺”，《祖国周刊》1959 年第26 卷第9—10 期，第43
—46 页。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①
不仅仅是大丰收（不管是已收获的还是希望的），而且发电、油井、钢
厂、森林和渔场保护部门，以及每个生产领域都在这些“新民歌”中被赞美
得无与伦比。“新民歌”是毛泽东提倡的，广大民众也蜂拥而上，彼此赛诗。
其精华部分被选进郭沫若和周扬命名的《红旗歌谣》中而备显尊贵。
“写万首诗、唱万首歌运动”本身或许并不夸张，因为那时确实创作了
大量诗歌。这运动力图将全国推进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因为那时每个人
不论男女，都成了诗人。举办诗会，优胜者获奖。模范工人用同志们写的赞
美诗装饰他们的车床。据称光是在上海，就有20 万工人参与了文学活动，创
作了500 万篇作品。
通过对红花、红太阳、“愚公移山”、万众一心重整山河的描绘，诗歌
创作的浪漫主义渐渐达到一个高峰。诗人和劳动人民融合一体，成了一个巨
人，一个高耸入云的普通人：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
我来了！②
按郭沫若对“社会主义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结合”③这一形式的注释，浪
漫主义达到一个新的巅峰。激情的文字所创造的美境使人们眼中见到的现实
难免逊色了。
大跃进时代的夸张当然不只限于那些新一代年轻的通俗诗人（经常是失
误的），甚至在卞之琳这样的大诗人极有分寸的想象里，修建北京城外十三
陵水库的挖土工也成了巨人：
“你这是干什么
一铲又一铲？
二十五万亩水浇地，
要在我掌心里涌现！”①
对“新民歌”的这种贡献使卞之琳得以在这个紧张的时代里有了一点机
动余地，从而可以和何其芳及其他人一起，反对那些将这种简单的小诗尊为
新诗的唯一形式的人的论调。何其芳在50 年代主张，除了自由、松散、叙述
式的诗体外，还要发展格律形式严格的诗。何和卞都不是高产诗人，但何是
从40 年代解放区来的，政治地位无懈可击，这使他颇具分量。
50 年代早期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在开发西部疆域中一大批年轻诗人从云
南和西藏高原，从新疆和内蒙的草原和沙漠中涌现出来，他们将那些广漠的
① 郭沫若、周扬：《红旗歌谣》，第218 页。
② 同上，第172 页。
③ 郭沫若：“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译者），《人民文
学》1959 年第1
期，第4—9页。
① 卞之琳：“动土回答”，《诗刊》1958 年第3 期，第10 页。由劳埃德·哈夫特译，译
文在许 芥煜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第380 页。
疆土、个人领悟的激情都化成了高度浪漫化的抒情赞美诗。公刘（1927—）
生于江西，1956 年他迁居北京时拿柔弱的南方与坚硬的北方对比道：
绿色的南方向北方送礼，
礼物是水稻、树苗和我的歌曲。
于是在匆忙中，我失落了叶笛。
但北方递给我唢呐，
并且说，“这是你的武器！”②
公刘因领导改编云南撒尼族的口头叙事诗《阿诗玛》为汉文版而成名。
阿诗玛是一位撒尼族姑娘，她因勇敢追随她的恋人而死在狠毒的头人手里，
她的不朽形象鼓舞着当地人民寻求解放（当然最后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这一故事被改编成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
梁上泉（1931—）是四川人，他现在仍居住在四川。在50 年代中期服完
兵役后，他参加了内蒙古战斗的尾声——他的诗完全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视点
出发：
牛羊儿似珍珠，
颗颗闪光耀；
蒙古包似花蕾，
朵朵欲放苞。
台上烽烟不再起，
眼望彩虹心含笑。①
高平（1932—）有一首关于一个藏族女孩的长篇叙事诗。地主为了除掉
她，派她去找寻根本没有希望找到的羊群。（结果迷失在大雪纷飞中——译
者）她的故事是以第一人称追溯直到她的死亡，随着她不幸的命运背景渐渐
明朗而感人至深。诗中对话简洁，俨然是田间10 年前写的叙事诗《赶车人传》
的风格。
当少数民族开始有了他们自己能用汉文创作的作家，像藏族诗人饶阶巴
桑（1935—）和蒙古族短篇小说家玛拉沁夫（1930—）后，他们借鉴当地的
色彩的兴趣就少了（虽然剧作家曹禺写《王昭君》时，曾为内蒙古的绚丽色
彩所吸引，《王》剧应官方之约写成于1978 年）。
大跃进对这些年轻诗人来说只是浪漫的乐观主义的一种延伸，1959 年梁
上泉在抒写公社的果林时将大自然人格化，这是大跃进诗中常见的：
河有多长，果林就有多长，
站在河岸就像仪仗队，
迎接汽轮往高山上开，
投给客船以果实。②
跟大多数人相比，梁塑造的形象更为精致，并且他的对比有特别敏锐的
眼光。对革命者来说，塔是迷信的产物，是压制力量的象征，压制了某种圣
者的遗迹，（像杭州著名的雷锋塔那样，压着一个被囚禁的仙子）梁上泉在
他的诗《黑塔》中把这种建筑描写成一个小镇的主要特征。而这个小镇现在
② 引自张钟的《当代文学概观》第63 页。
① 梁上泉：“长城内外”，《山泉集》第76—78 页。译文在许芥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
的文学》 第181
页。
② 梁上泉：“彩色的河流”，《诗刊》1961 年第6 期，第16—17 页。
建起了一个发电站：
我望着，我远远地望见，
又一座黑塔与它并排高站，
近看才知是火电厂的烟囱，
不息地吐着墨一样的浓烟，
暗夜在地上绘出繁星般的灯火，
白昼在天上绘出黑色的牡丹。①
大跃进时代出现的雄心最大的诗篇之一是阮章竞所写，并从1958—1963
年经五年修改的《白云鄂博交响诗》。阮1914 年生于广东，但他是由于一首
关于大西北三个备受蹂躏的农妇“翻身”的长篇叙事诗而成名的。这就是《漳
河水》。早在50 年代初这首诗被誉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的后继者。而
《白》诗与早期的成功之作是不能相比的。它的主题，即克服蒙古牧民们抵
制工业化的迷信保守倾向，对过分浪漫化的叙事细线来说是太沉重了。而更
糟的是，诗的开头是草原牧歌式的幽美，接着讲一位先人曾以鲜血去换取珍
贵的水的粗犷的英雄行径，又讲老牧民保护神圣的泉水的决心——所有这一
切使读者也觉得为开发矿藏而将水源破坏实在可恨，直到最后我们也远不能
相信草原将“跃进到钢铁时代”——诗作者（兼宣传家）没有使我们相信他
已摸准草原主人（牧民们）的心事。
小说中的英雄和中间人物
大跃进时期的短篇小说中最受青睐的一个模式，是说明如何引导个人主
义的农民或工人消除思想障碍，相信集体努力会迅速提高生产的过程。作家
或是主要叙述者，重访一个村庄或是工作点，惊异地发现一个典型的革命劳
动者，正是两三年前那个头脑守旧、固执己见的人，并通过一系列倒叙了解
到他这一转变过程。大量这类故事中因其幽默魅力而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
马烽写的《三年早知道》，“三年早知道”是那个精明的农民赵的口头禅，
他想对互助组的养猪业作出贡献，于是在途中埋伏下一只奖得的猪，等候邻
村的公猪经过。而邻居家用以遮盖的杂草堆太小了，于是他的计谋暴露无遗。
赵的“成就”奖可悲地灰飞烟灭了，他受到教育而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
故事结尾他变成了一个模范，阻止他的伙伴们掘沟使邻村的水改道以供他们
自己使用。
另一种对比是以英雄的现在与不幸的过去相比，从而表明模范工人在社
会主义时代不可抗拒的劳动热情。工人作家费礼文（1929—）在他的小说《船
厂追踪》中写到两个模范工人，他们回忆起在解放前夕破烂不堪的船厂所受
到的虐待，如今，即使拼命工作了一晚上之后他们仍然如此急迫地想返回到
打铆工场，其中一个被党支部书记反锁在老工人休息室里，那只有跳窗逃跑
才能继续他那已经遥遥领先的劳动额了，这种理想化的行为模式在这类小说
中被竞相模仿，其可信度并不高，而更重要的是船厂的厂景，他散发着现代
化大工厂迷人的魅力，巨大的汽轮船体在黑夜中隐约可见，被高空中铆工们
的电筒突然照亮。
战争词汇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大跃进的迫切心态。最下层的劳动者变成了
① 梁上泉：《开花的国土》，第67 页。
生产“大队”里（此字英文亦作“旅”解——译者）的“战士”，“精锐”
工人们组成“突击队”，他们在与自然力量斗争时是“白天宣战”。而真正
的战争继续为这一时期的英雄小说提供着素材，无论是纪念红军自己或是在
过去年代好战的工人和学生的革命战斗。葛琴写的《海燕》，刻画了1926—
1927 年的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个年轻的女革命者形象。它采用电影剧本的结
构，但并不乏充满激情的段落：
一阵密集的骤雨般的枪声，在铁路两侧的工人们手中发射出来。这神圣雄伟的枪声，它骄

傲地震动着人心，震动着黑暗中的天空和大地。可爱的人们，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中勇敢
地前
进。①
新社会里缺少令人满意的反面人物。这就迫使小说家们不仅转向战争主
题，而且转向1949 年前党的地下斗争。两部重要的长篇小说运用这类素材导
致两种大相迥异的结局。第一部《青春之歌》，作为小说及电影它对年轻人
都构成非凡的吸引力。这是杨沫（1914—）1958 年写成的，她在她的女主角
林道静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浪漫希望。这个女孩在30 年代早期由一个耽于空谈
的学生成长为一个谨严的地下工作者，对她的情人（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的一
个崇拜者）渐渐增长的轻蔑主宰着她的生命和行为，她先后热烈地献身于两
位党的宣传工作者。《青春之歌》的风格和氛围很让人想起五四时期的左翼
作家，例如胡也频（原文如此——译者）。女主人公受到的囚禁和拷问（她
精神成长的巅峰状态）甚至也被高度浪漫化了。
第二部反映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重要作品是《红岩》，由罗广斌（1924—
1967 年）和杨益言（1927—）写于1961 年。它与《青春之歌》的反差是明
显的。杨沫的作品在出版后不久的一场重要讨论中受到批评，因为她的理想
化的重要女主角的资产阶级立场，尤其是她的想法、语言，她整个的对革命
行动的思考，都和群众的生活有着差距。杨沫令人感动地响应了这一批评，
在修改版中加进了新的篇章，其中女主角林道静很不协调地被“派下去”—
—她在一个地主家以教师身分开展工作。和农村生活这种理论上的合并，最
终并没有减轻我们如下感觉：作者和她的主人公都是透过五四知识分子玫瑰
色的镜片来看待学生运动、党的地下工作以及整个革命进程的。
而与之相对，《红岩》则和理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规定相距甚
近。它基本上是纪实性的。罗广斌和杨益言没有写过别的小说。他们于1959
年写成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烈火中永生》是写重庆郊外中美
合作的一家集中营里的政治犯，以及像他们本人一样的地下工作者的亲身经
历。时间是最紧张的内战后期，当时国民党正在抗战时的陪都作困兽犹斗。
罗和杨据说花了10 年时间将他们的回忆录改编成小说，并将300 万字的草稿
最后润色成大约40 万字的《红岩》本文。错综复杂的叙述关涉到犯人们对剥
夺、审问、诱惑和拷打的反抗，以及他们坚持不懈并最终成功地与监外的党
的地下组织和当地的解放军部队取得联系。《红岩》提供了一系列坚定的男
女革命者的群像图而并非只有一个主人公，也写到动摇分子和变节者，以及
奸诈而绝望的国民党秘密组织的官员们。此书宏大的篇幅和严酷的主旨通过
一系列强化写成的高潮场景而得到好评：许云峰在他单独监禁的牢房呕心沥
血地挖掘越狱的地洞，直到他英勇就义；江姐面对高悬的丈夫血淋淋的头颅，
镇静地开展她自己的工作；华子良为保持自己传递消息的角色而装疯三年。
① 葛琴“海燕”，《人民文学》1958 年第3 期，第31—50 页引文见第44 页。
《红岩》是对那些在20 多年的地下斗争中献身的无数共产党人的感人至
深的纪念。它也许比其他共产主义文学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作为电影和舞
台剧，它具有最广泛的知名度。它所记叙的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使它完全可以
跻身于中国散文史诗的传统行列。
在所有那些力图反映中国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伦理的小说中，柳青写于
1959 年的《创业史》最具可信度。这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而第二卷的第一
部分直到1977 年即柳青去世的头一年才出版。柳青的身分是无法指摘的。他
于1916 年生于陕西，20 岁加入共产党，1938 年奔赴延安。他发表过短篇小
说，1947 年写成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这是以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农
村的互助组的发展为背景的。柳青在内战中的经历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铜
墙铁壁》打下了基础。这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石得富来自农村党组织，无论
是国民党的严酷囚禁还是大规模战役中的英勇经历，都无损于他对农民兄弟
们的忠心耿耿以及他和他们的紧密联系，从而树立起了一个崭新的游击队英
雄形象。
这种英雄模式在《创业史》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它基本是梁生宝的故
事。这个青年农民对社会主义合作化意义的认识越来越高，对合作化给陕西
农村带来的好处看得越来越清楚，于是他成了一个带头人就是很自然的结果
了。梁生宝的魅力是此书成功的关键。他或许是个英雄，但他是个含蓄地表
现出来的英雄。他是被慢慢地、而且是间接地通过他父亲梁三老汉充满批评
的口吻介绍进事件中的，生宝总是先于自家财产而考虑集体利益，梁三老汉
顽固的个人主义思想便受到公然冒犯。梁三老汉自身就是个引人注目的形
象，他长期冥顽不化但最后转变成为关心集体、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新形象，
并且作为合作化带头人的父亲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在60 年代中期一场大
讨论中，这个“中间人物”被频频引用，因为他占据了柳青太多的注意力，
但是这些要求将重点更专一地放在正面的英雄身上的批评家们，他们没有欣
赏到这个乖戾的父亲作为一种烘托对那个“社会主义新人”——他的儿子梁
生宝的价值作用。
慢慢地出场，而后笼罩在一束并不显眼的光束中，并在为合作社一次出
差途中显示出他的节俭，梁生宝在小说结尾因另一项任务而不在场并且同恋
人分了手，她怀疑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太强而不适于结成一项成功的婚姻。
《创业史》中的一个中心情节是梁生宝组织的到山上砍竹子编扫帚的远
征故事。当时正值农闲，而合作社需要资金；但是对梁生宝来说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次证明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的价值的机会。当他率领的人自动团结起
来搭成一间草棚时，他在想象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信心：
大伙这种亲密无间，乐乐和和的情绪，深深地感动了年轻的领导。生宝精神非常振奋，并

不是因为自动要求他领导的人对他服从，而是他又从这种现象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以前
，他
以为要改造农民，好嘛，在近几十年内，准备着年年冬季开通夜会吧！现在，他看出一点
意思
来了，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组织起来吧？要组
织起
来改造吧？（第403 页）。
在整部《创业史》中，柳青关注的是，梁生宝本质上是个普通人，这位
可信的英雄从日常生活体验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书本上的多得多。正是因为我
们可以贴近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所以读者更准备接受柳青自己热情洋溢地抒
发的对华北平原美丽田园的玫瑰色未来的幻想。居于英雄和坏蛋之间的“中
间人物”，对外界观察者来说他比前二者更像人，他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常常
增加了作品的可信程度。他不会恶毒地阻碍人性向前发展，也不会暗中破坏
革命——他并不是个坏蛋——但他将个人的舒适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因而落
后于英雄人物，换句话说，就是那种中不溜的人，好几百年来已在生活中和
文学作品中为人们所熟悉。
在意识形态专家看来，这种人已从中国基本上消失了，而代之以周扬所
称的“新时代的人物”：
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偏见的作家总是认为：我们所描写的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是不真实
的，只有灰色的“小人物”或者卑劣的反面人物才是“真实”的。他们的论据是：每一个
人都
有缺点和毛病，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隐藏着光明和黑暗的斗争，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内
心的
复杂性”。我们反对把人物的内心简单化。新时代人物的内心生活，正是最丰富又最健康
的。
他们知道应当如何对待劳动，对待友谊、对待爱情，对待家庭生活，他们当然也有苦恼和
内心
的矛盾，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犯这样或那样的错失；但是他们总是努力把共产主义的
思想
和道德作为他们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①
茅盾站在相同的立场上：
选择题材中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社会意义，能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在人物刻画方面，要舍

弃修正主义者按人物的本来面目描写的原则；人物身上的缺点必须表现为暂时的，可以改
正的，
如果无法改正，那就属于阶级敌人特有的注定要失败的象征。社会阴暗面要描绘成让读者
明白
这是消灭反动势力和解决矛盾冲突中不可避免的②
因此当邵荃麟（1906—1971 年）、秦兆阳以及其他一些人紧接着1962
年8 月份在大连召开的一次讨研会，提倡更多地关注中间人物以提高生活的
真实性时，他们被指责为倒退甚至是反革命活动，企图从献身于“共产主义
思想和道德”的英雄人物身上转移注意力，而这类英雄人物，现在据称在总
人口中占压倒多数。批判提倡中间人物主将们的文章一直在1964 年晚期的
《文学报》上连载，而且势头越来越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时所
有的这类讨论当然不合适宜了。
陈登科（1918—）是个出生于农民的作家，他在抗战和内战的故事中认
识了人生。他的长篇小说《风雷》（写于1964 年）是关于50 年代中期将合
作化强加给一个落后的村子（就在陈的家乡安徽省）的一部作品，叙述最为
大胆，充满暴力。克服农民对合作化的抵制也是白危（1911—）写于1959—
1963 年的《垦荒去》的主题：在这篇小说中，河南省（作家1950—1954 年
曾在此工作）黄河泛滥成灾，留下大片荒地，党领导下的农民就是与这些荒
地作斗争的。
孙犁（1913—）在50 年代后期和60 年代初期因他的关于生活的短篇小
说而倍受欢迎，这些小说描写老少两代人对合作化的不同态度，这多少有点
赵树理方式。
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工厂和矿山的生活始于职业作家草明、艾芜以及其他
一些人，但到了50 年代后期从工人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写工业题材的年轻作
家。唐克新（1928—）因为是无锡人，其作品（大多是短篇小说）是写纺织
工人的。纺织厂也许缺乏一种由鼓风炉或煤矿产生的高度戏剧潜力，相对来
说又小又旧的生产规模（至少是老式的纺织机）在工人中产生了一种持续的
①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艺报》1960 年第13—14 期，第15—3
7 页。
②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 
年第8 期， 第8—36
页。（原文只是茅盾文章的局部概要，而非节选。——译者）
相互作用，在唐的作品中这些工人永远是嘻嘻哈哈、互相轻侮，但是到最后
都互相激励着改进态度，提高生产率。《沙桂英》是一篇中篇小说，写的是
一个模范青年纺织女工的成长过程。她的名字取自对评书和传统戏剧的爱好
者来说很熟悉的古代女英雄穆桂英。沙桂英以对集体利益的无私奉献争取了
一个落后同志，她和她换织布机，情愿用差一些的机器工作（后来她进行了
修理）。她的高度政治良知让一个单相思者、男性沙文主义者邵顺宝感到羞
愧，当然，经过她的责任感的灌输，他接受了批评。
胡万春（1929—）和唐克新联系很紧密，像唐克新一样，他的大部分作
品仅限于短篇小说（虽然他也写过剧本和电影脚本），并且在文化大革命那
些年里仍然活跃于上海。胡的背景是机械行业和钢厂，他的大多数小说都取
材于此。他是个出色的文体家，能将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现象加以提炼，使
用到作品中，他最好的一些作品关注到老工人，像《晚年》（发表于1962
年）中的顺发，他退休以后产生无用之感，而当他认识到他的工作对社会进
步的贡献时感到一阵欣慰。胡笔下的年轻徒工身强体壮，有饱满的革命热情，
但头脑容易发热；而那些老练的工人师傅则有一副令人敬重的尊严，因为他
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有一种责任感。因此发表于1958 年的短篇小说《步高师
傅所想到的》的结尾，当炼钢老师傅的生产纪录刚被他的徒弟超过时，他感
到的只是满足：
天亮了，红通通的太阳，放出了万道金光。从那轰鸣着机器声的轧钢车间里，又传出了咚

咚锵锵的锣鼓声。原来杨小牛乙班的全体工人，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人们是这么高兴，
这么
有劲，生活呵！在奔腾地前进！①
金敬迈发表于1965 年的《欧阳海之歌》，现在也许可作为文化大革命狂
热的不祥前兆来读。这位年轻战士为阻止一场列车事故而献出了生命。这种
真实生活中的英雄行为被说成是他在旧社会不幸的童年以及毛泽东思想对他
培育鼓舞的结果。但是令人困惑不安的是：只有病态般的视死如归，不畏牺
牲，才是成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必由之路吗？作品明显地暴露出“三位一
体”创作公式的弱点，这一公式是领导提出思想内容，群众提供生活素材，
而作者贡献写作技巧。
60 年代的诗歌
毛泽东曾在延安《讲话》中提倡发展“民族形式”。1960 年，在一篇重
要的政策性报告中，周扬描述了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在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一方面继承和革新我国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使它们

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使各种形式和体裁的新文艺具有更耀目的民
族特
色。②
毛本人可以作为所有诗人的典范：要用群众语言进行创作，但又坚持彻
底的传统古典诗词的风格。当然，毛可以这样创作，只是声明一下他自己的
诗不能真正算作对新文学的贡献。作诗填词只是他的爱好，而不必当成榜样
去效法。然而请不要过于相信这句话：毛毕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传统
的形式中融入了新的主题和意象，这就给其他诗人指出了一条道路，诗人们
① 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第96 页，引自戈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工人形象》，
第265 页。
②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第15 页。
也很快效法起他来。毛最好的诗写于建国前，像《长沙》、《雪》等，但直
到1957 年除夕①才在《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公开发表。我们可以用《游泳》
一词来说明他的成就，这首词是为庆祝他1956 年畅游长江而写作的：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②
《游泳》一词严格地按照“水调歌头”这种古典词牌对音节和韵律的要
求填写，运用了一首三世纪的民间小曲，提到新省会的建立和历史上被形容
为“天堑”的长江。龟和蛇是长江两岸两座山的名字，它们都在武汉市；“神
女”显然是指公元前三世纪的一首赋中一个帝王的情人，“子”就是孔夫子
了。毛整首词驳斥的正是孔子的时间不变的观点（原文如此——译者）。通
过运用巧妙的反语，毛把三峡水库和武汉新大桥这些今天的成就与古代引喻
揉在了一起。从中可以看出它象征了毛的个人成就：铁腕使他跨跃时空，统
一了全中国，并带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
像毛这样投入古典诗词创作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中，陈毅大概要算最严肃
的一位了。他曾是名叱咤风云的战将，后来任外交部长。他是位为人熟知的
人物：1979 年沙叶新创作了一部诙谐的喜剧《陈毅市长》，颇受群众欢迎。
它刻画了陈毅担任上海市长①期间那足智多谋的形象。1979 年出版了他的包
括150 首诗的诗集。尽管他对传统风格的诗的技巧驾驭得不如毛那么娴熟，
也不如毛那样高瞻远瞩，但他的诗的确比朱德、董必武的生动。
60 年代，郭沫若转向了古典诗的写作，以便与毛和诗。其实，对许多作
家来说，古典绝句确实是简洁的，它的魅力是难以抗拒的。甚至它也吸引了
① 1957 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游泳”，选自《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① 沙叶新还是早在1979 年早些时候的《假如我是真的》一剧的作者之一，本章后面还要
讨论 当时对他的
争论。
像萧军这样以现代写实散文而著名的作家。早年，他因与党的领导发生抵触，
在延安时期就被逐出了文学界。但是，在那些受屈辱、遭放逐的岁月中，他
始终保持着自己精神上的独立，在下面这首绝句中，他通过老虎这一象征表
达了自己的信念：
虎啸山林百兽惊，
旷野独行月色昏，
饥寒刺骨雄心老，
决不摇尾媚他人。②（未注明出处，按英文译出——译者）
毛新旧兼容的主张明确地体现在戈壁舟的诗中。戈壁舟1916 年生，从
50 年代起就成了著名诗人。1962 年他发表了4 首《新北邙行》组诗，北邙是
洛阳附近古代陵墓的所在地，也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传统的供人凭吊的处所。
但是，这组诗歌中却丝毫不含悲哀的意思。第三首末尾是这样的：
在这新洛阳市里，
旧洛阳哪里去寻！
彩霞里伊水似凤舞，
白云中洛河如龙腾，
看茫茫绿树大海，
排排烟囱森林，
座座工厂似战舰成队，
成队的战舰呵，
开始了万里航程！①
60 年代初期，抒情诗人们的整体创作成绩不如他们之前的50 年代前辈
们那般绚丽多姿。革命显然还没有消除阶级特权，诗人们可以歌唱新社会的
喜悦，但必须牢记还要挫败可能会再次造成威胁的反动力量。1964 年，陆鲁
琪（1931—）写了一首组诗《重返杨柳村》，（组诗在那时十分流行）其中
有一首叫做《算盘响》，诗中描绘了一本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革命帐本。诗人
所听到的响声不是拥挤在一处的牲畜发出来的，也不是公社丰收装运粮食时
发出来的，而是打算盘的响声。这里，算盘象征着对旧社会苦难的累计，也
象征着和地主“清算”血债的战斗。而现在算盘的作用也“转变”了，不是
用来收租子而是用于算工分。②
严阵（1930—）最初以《老张的手》一诗获得赞誉，这首诗集中描写了
一个寸地全无的农民的一双手，生动地表现了他的“翻身”。他先是为地主
种地，随后拿起了讨饭碗，再后来在革命中扛起了枪，又参加了修淮河挖新
渠的工作。最后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叩响了大地的门环”。
1961 年，严阵完成了诗集《江南曲》的写作，它表现了农村富于诗情画
意的美好生活，严阵将农村生活理想化了，使人想起旧戏中富于浪漫色彩的
华丽词藻。然而到了60 年代中期，他那微笑着的原野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
冬天：
雪原上的松柏林：我赞美你，
你绿得浓郁啊，你绿得坚强。
② 萧军1981 年8 月访问伯克利时，将写有此诗的一幅墨宝送给了作者。
① 戈壁舟：《北邙新诗四首》，《人民日报》1962 年3 月24 日，译自S.H.陈的《隐喻与
意 识》第44 页。
② 参考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728 页上的译文。
深山里的腊梅花：我赞美你，
你开得热闹啊，你香得久长。
赞美啊，枝条正在雪下生添新绿，
赞美啊，根须正在泥里孕育芬芳，
冰块下，激流正在日夜欢笑啊，
天空间，春雷正在云霞里蕴藏，
谁说冬天是风雷的世界呢？
不，风雷只是冬天的一种现象。①
写这首《冬之歌》时，严阵正经历1959—1961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他通
过吟咏1 月盛开的腊梅，赞美了人民那坚韧的耐力，而不像10 年前那样歌咏
红牡丹，那时几乎是遵命而作。
郭小川（1919—1976 年）40 年代在延安时就开始了诗歌创作，到60 年
代，他成为主要诗人之一。郭小川尝试过的诗歌形式和主题非常广泛。他1959
年创作的《望星空》节奏强烈、深刻感人，但却被攻击为有极端个人主义倾
向，其实他的诗的主题通常是大众化的，比如他1963 年用“新辞赋体”创作
的《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这片土地哟，一直如大梦沉沉！
几百里没有人声，但听狼嚎、熊吼、猛虎长吟；
这片土地哟，一直是荒草森森！
几十天没有人影，但见蓝天、绿水、红日如轮。
??
哦，没有拖拉机，没有车队、没有马群??
却有几百亩土地——在温暖的春风里翻了个身！
哦，没有住宅区，没有野店，没有烟村??
却有几个国营农场——在如林的帐篷里站定了脚跟！①
这首诗共有17 小节，由大段隔行押韵的排比句组成，有力地表现了诗歌
的内容，讴歌了那片严峻、荒凉却又值得奉献的土地。
郭小川是一位认真投入的多产作家。对他来说，大海提供了象征着人民
群众革命力量的丰富隐喻，这在他的同时代人来看也是一样的。在《致大海》
一诗中，他对大海的呼语带有某种对词语的硬性注释：
我要像海燕那样，
吸取你身上的乳汁，
去哺养那比海更深广的苍穹；
我要像朝霞那样，
在你的怀抱中沐浴，
而又以自己的血液把海水染得通红；
我要像春雷那样，
向你学会呼喊，
然后远走高飞去吓退大陆地上的严冬；
① 引自张钟等编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第74 页。
① 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第3—7节，译文在许芥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
》，第685 页。
我要像大雨那样，
把你吐出的热气变成水滴，
普降天下，使禾苗滋长
使大海欢腾??①
郭小川较为著名的诗有：创作于1955 年的组诗《致青年公民》；创作于
50 年代末期的《将军三部曲》以及《甘蔗林——青纱帐》，在后一首诗中，
他极其娴熟而自如地运用风景对照描写手法，列举了祖国南北发生的社会主
义变化。
和郭小川一样，贺敬之（1924—）的诗歌创作也显示出苏联诗人马雅可
夫斯基的影响。他直到现在仍不断创作“楼梯式”风格的诗（即形式上不断
反复，诗行短小）。早期作品中，他则采用“信天游”对句的形式，这种形
式是由民歌借鉴而来的，李季创作《王贵与李香香》时最先采用过。贺敬之
的诗比郭小川的更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1956 年，他创作了《回延安》，这
一主题在当时十分流行。他于1963 年创作的《雷锋之歌》，讴歌了这位勇于
牺牲的模范战士，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最好学习教材。这首诗在
当时各种风格类型的大量诗篇中十分突出。
郭小川和贺敬之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保持了那种无懈可击的热情，或许正
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相当贫乏的时期，仍能继续成功地创
作。
李瑛（1926—）在他创作的大约20 个诗歌集子中，讴歌了30 年部队生
活中的那些战友们，赞美了他游历过的大好河山。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
来投笔从戎。在借鉴中国传统古典诗词时，他不是醉心于其中的引喻或过时
的修辞风格，而是学会诗人用训练有素的眼光去发现新鲜的意象。《边寨夜
歌》一诗用的是唐代神圣的主题，李瑛可能是希望求助于杰出的诗人李白：
边疆的夜，静悄悄，
山显得太高，月显得太小，
月，在山的肩头睡着，
山，在战士的肩头睡着。①
尽管李瑛和其他诗人一样，也感到有义务去写具有明显爱国主义、反对
帝国主义主题的诗歌，但是他的创作主题更普遍地却是写战士的日常生活，
抒发看到日出的欢乐（像戈壁上的“雉鸡的翎羽”），或是描写海岸堤坝下
那汹涌奔腾的大海。他总是从小的事物落笔，为一盏了望灯、一棵枣椰树，
或是一排防风竹篱，然后通过想象点出风景的神韵来。在坚定的浪漫主义到
来之前，李瑛的诗也可能沉缅于感伤主义之中。他赞美一位炊事员走路比鹿
轻，起得比鹰早，然而在诗的末了几行，他因结尾几行大胆描绘炊事员的形
象而获盛誉：那位炊事员挑着烧早饭的水桶，一个水桶里盛着红太阳，另一
个水桶里是蓝色的小山。
闻捷（1923—1971 年）是写边塞风光的诗人，1954 年，他创作了《吐鲁
番情歌》，他后期的诗歌创作于60 年代。这一时期，严辰（1914—）在他的
诗中也热情歌颂了祖国大地的美好。在毛以后的时代，他担任了《诗刊》的
主编，成为新诗最有影响的倡导者之一。
① 引自张钟等编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第82 页。
① 引自张钟等编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第55 页。
历史剧——一种表示抗议的工具
中国戏剧爱好者曾津津有味地讲述一件轶事，这件事能够说明传统戏剧
形式大受青睐的程度以及它对新话剧发展的阻碍。话剧刚出现，还是新生事
物时，有一次，一位剧作家去参加他自己创作的话剧的首场演出，但他迟到
了，可他发现虽然演出已经开始，却仍有一群人在剧场门厅里闲荡。他问他
们为何不入场，他们说：“噢，演员们还没演戏呢，他们正站在台上闲聊”
——显然，缺少音乐、歌曲、舞蹈动作的东西就不会被看成是戏剧。
人们曾经认为戏剧的形式是中国舞台上的精华，这导致了“革命现代戏”
的发展，它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最高的表演形式（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成果）。
这些作品的真正开先河之作是《白毛女》。
迅速的作曲配乐的采用，使这种宣传形式很容易鼓动农民观众反对地主
阶级，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构成了30 年代以来解放区文化生活的一个特征。
《白毛女》是超越这一传统、最富雄心与创见的一部作品，这一整出戏都是
根据40 年代初发生在河北的真事写成的。它由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共同创
作，并在贺敬之的领导下修改定稿，这出戏后来成为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头几
年最受欢迎的舞台剧之一。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姑娘被恶霸地主抢去，后来逃了出来，在山洞中躲
藏了很长时间，以树根野果充饥。穷困的生活使她浑身长出了白毛，迷信的
村民们昏暗中遇见她都以为撞上了鬼。直到八路军解放这里之前，地主一直
利用“鬼”，以达到他那无耻的目的。姑娘以前的恋人跟着八路军回来了，
他勇敢地站出来，驱除了“鬼”，找回了失去的爱。姑娘在剧中的结束语里，
喊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正义终于胜利地回来了。
歌剧《白毛女》在1951 年赢得了斯大林奖，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白毛女》
的故事被改编成现代芭蕾舞剧，并搬上了银幕，而不是“样板歌剧”了。
田汉创作的《关汉卿》是解放后上演的新戏中最感人的一出戏，同时也
是最直露地要求给艺术家以自主权的一部作品。田汉在长达30 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是位多产作家，他还担任着戏剧家协会的主席。在《关汉卿》一剧的创
作中，他对主题的选择是高明的。13 世纪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关汉卿是当
时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剧作家。现在他被誉为具有戏剧表演和创作才能，对艺
术有着深厚学术研究的民间艺术家。关汉卿可能行过医，当过演员，除此之
外，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然而重要的是，他在多部戏中，都表现了鞭笞肆
虐的富豪恶霸，保护受压迫妇女的立场。
田汉创作的《关汉卿》从本质上来说，表现手法尽管是高度现实主义的，
但是，其中又包含了很多像传统戏剧一样的快速变换场景的因素，带上了大
量的历史色彩，添加了一些戏剧《窦娥冤》中的表演片断。县衙门被描绘成
一个倒扣着的碗，真理之光丝毫也不能透射进来，官吏们充耳不闻百姓的冤
屈，这个年轻的寡妇被处决时，天气显现出反常现象（时值盛夏，突降大雪
——译者），表明苍天也认为她是无辜的。田汉充分重视这些剧情，围绕当
时蒙古封建领主对这出戏中直露内容的限制，田汉在他的剧中组织了情节的
主要矛盾。关汉卿接到命令，必须修改自己的剧本，以便在某位大臣面前表
演时少一点攻击性。但关汉卿拒绝修改，他的演员班子也支持他进行勇敢的
抵制。威胁和惩罚都不能使关汉卿屈服。田汉的这出戏最终以关汉卿被放逐
为结尾。田汉给《关汉卿》以及另一出戏《谢瑶环》设计的结局预示了他自
己的命运：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死于狱中。
1961 年发表的《谢瑶环》是田汉根据一部名叫《女巡按》的民间舞剧改
编成的京剧。这部戏发生在唐朝武则天女皇统治时期，剧中，武则天被描写
成一位受蒙蔽的统治者，她言路闭塞，过分宠信野心勃勃而又暴虐成性的大
臣。谢瑶环作为武则天的钦差大臣，被派往地方上去安抚农村刚刚兴起的暴
乱，这些暴乱是由那些大臣以及他们在地方上的爪牙的压迫行径所引起的，
谢瑶环临死前提醒武则天皇帝要警惕大臣们所掌握的破坏性权力。
由于《谢瑶环》明显涉及到即将出现的毛领导的失误，这出戏被当作当
代戏剧中的“三株大毒草”之一而遭到批判。另两株“毒草”是孟超编写的
发生在宋代的鬼魂剧《李慧娘》，以及在《谢瑶环》前一月发表的《海瑞罢
官》，它是由以历史学家而闻名的吴晗（1909—1969 年）创作的，这出戏是
所有这些作品中争议最大的。吴晗从1949 年起就极少发表作品，大跃进中他
还受到了冲击。他认为要树立一个反对滥用权力的榜样，海瑞这个历史人物
是一个最好的“古为今用”的典型。海瑞是16 世纪一个学者型的官吏，明朝
时有许多反对暴虐、仗义直言而牺牲生命的监察官、地方官和其他一些公职
人员，海瑞是他们当中十分突出的一位。他第一次上书劝谏皇帝，就被判处
死刑。这段故事早已被上海的演员兼剧作家周信芳改编成了新历史剧。吴晗
按照传统公案剧的方法塑造海瑞。剧中，一开始海瑞新被任命为地方官，来
审理告老还乡的太师之子犯下的行凶夺财案，海瑞站在受害农民一边，拒绝
了太师的贿赂和威胁。地方豪门及其同党施展阴谋诡计，迫使海瑞被罢官解
职。在戏的最后一场，海瑞一直等到快马来报，罪犯已按他的命令被处决了，
才将官印移交给他的继任者。
从形式上来说，《海瑞罢官》是标准的京剧，在九场戏中都有一些受人
欢迎的老套套。例如，海瑞的老母多次重复孔子关于“德”的训戒。这出戏
和那些反对虚假、暴虐的戏（如田汉的《关汉卿》）不同，刚上演时并未引
起太大的波澜。然而它最终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种命运是批评家
姚文元强加在它身上的。姚文元从1965 年下半年开始了阐释这出戏的工作，
从一种先验的结论出发，这出戏被读解成替彭德怀元帅翻案的辩护状，彭德
怀元帅因为反对大跃进而遭降级并最终被清洗。那么海瑞就是彭德怀，而把
土地还给农民就是主张解散人民公社，而在这一切（戏中强烈地暗示过的）
的背后是被蒙骗的皇帝——毛泽东本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台湾的新作家（1966—1976 年）
革命样板戏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是位演员，她致力于戏剧振兴。 1964 年6 月到7
月间，在一次当代主题的京剧汇演中，江青作了一个发言，她批评传统戏剧
“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①而这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
的垃圾必须要从舞台上清除掉，让位于表现当代主题的作品，另外还要从传
统戏剧中、从西方流行的歌剧和芭蕾舞中尽可能地吸取音乐和舞蹈的营养。
自60 年代初起，出现了五出所谓的“样板戏”。《海港》是五出戏当中唯一
一出非军事题材、具有严格当代主题的作品。它描写了与海港上的破坏者进
行的斗争。《红灯记》和《沙家浜》是五出戏中最受欢迎的。它们的故事都
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前者讴歌了铁路工人的英雄主义，后者讲述了一个茶
馆的老板娘帮助抗日军队的故事。其余的京剧（最早的那一批——70 年代初
期又产生了几出）有《智取威虎山》，写的是1946 年一个解放军小分队攻占
匪巢的故事。还有一出是《奇袭白虎团》，是有关朝鲜战争中的故事。按照
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不断创新的观念，样板戏经过了反复的修改。从早期版
本到后来版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反面角色被脸谱
化，灰色调完全从英雄身上消失，再也不存在任何资产阶级的痕迹。《沙家
浜》中的主角本来是茶馆的老板娘——地下党员阿庆嫂，可在作品的表演中，
重点越来越落在郭建光和他所带领的解放军（原文如此，应为“新四军”—
—译者）战士的身上。郭建光在舞台上跳跃、造型时，他那令人目眩的白制
服震慑着人们的双眼。
尽管样板戏充满了善与恶简单化了的表演，配乐也是为纯粹的艺术家所
反对的柴可夫斯基式的，道具和灯光效果过于精致，但它还是产生了短暂的
戏剧性的光彩，实现了真正的大众化，然而由于一再重复表演而削弱了它的
影响。阿庆嫂是成熟的女演员想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为了打消别人怀疑她
实际上是与共产党联成一气，她声称对所有的茶客皆一视同仁，包括忠义救
国军军官刁德一。“人一走，茶就凉”，阿庆嫂一边唱，一边恰到好处地将
狼狈不堪的刁德一手中的剩茶倒掉。她最精彩的片断出现在达到高潮的很长
的第七场。伪军拖出一个老村妇，要把她当成共产党的奸细枪毙。忠义救国
军军官们一直千方百计想揭开阿庆嫂那漠不关心的假象，这时候，他们盯着
阿庆嫂——很快她就将暴露共产党员的身分了。然而沉默了片刻，她忽地站
起来，“司令！”阿庆嫂开口了，他们等待着，但是阿庆嫂非常轻松自然地
接着说道：“我该走了。”反面角色的阴谋破产了。不久，他们特意留下老
村妇的命，以便控制她作为诱饵，好抓住那谜一样村庄中其他的共产党员。
张永枚（1925—）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够创作的极少几位作家之一：他
在1974 年发表的长诗《西沙之战》得到了江青的首肯。张永枚长期创作军队
生活的诗歌，将革命热情融入作品之中。早在50 年代初，他就创作了一首有
关士兵传奇故事的诗（即《骑马挎枪走天下》，这是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歌），
诗中，描写了同志情谊，军民“鱼水”关系以及朝鲜、越南战场上战士们英
勇抵抗的事迹。
① 江青：“谈京剧革命”，《中国文学》1967 年第8 期，第118—124 页。
浩然的小说
至少对局外人来说，70 年代的中国文坛除了修改革命现代京剧以外，唯
一的创作就是浩然的短篇小说了。这位作家如此之多产，以致有人怀疑说“浩
然”不过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写作班子的共同笔名罢了。不错，“浩然”正
是梁金广（1932 年生）的笔名，他所写的关于农民生活的小说是与赵树理、
柳青这样的主流作家一脉相承的。
像抢救一匹瘦病马、修理一辆小推车这种事情，浩然也能够写成短篇小
说（《一匹瘦病马》、《车轮飞转》）。写前面这篇小说时他运用了一个程
式——这个程式虽非他首创，但他把它发展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叙述者
——一个干部或者一个记者——重访一个村子时发现一个大有进步的变化，
这里就是一匹毛色光滑、漂亮无比的拉大车的马。令叙述者大为惊讶的是，
这正是他上次来访时所看到的那匹可怜的劣马。接下来通过倒叙讲了一个青
年社员不让公社的宝贵财产受损失的奉献故事。当然，最后不仅是马得救了，
更主要的是，主人公和他的同伴也上了一堂生动的自力更生的课。《车轮飞
转》也表现了同样的主题，但叙述的方法用的是“递进”——一种在中国小
说的抒情传统中所惯用的方法，微末琐事，层层累积，终臻浓重效果。发生
在小推车修理过程中的小插曲似乎琐碎至极，对话也只有透过学校操场上少
年的喧闹才偶尔听到一两句。但是最后，在两个青年恋人与劳动环境之间建
立起一种令人信服的关系。浩然曾用一个吃甘蔗的小孩来描述对他的短篇小
说的阅读体会，那是说，你嚼的时间愈长，就愈有滋味。
从1956 年发表第一批短篇小说至今，浩然的小说已愈百篇，收入多个集
子。但他最知名的还是两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一部是写于1964—1966 年的三
卷本《艳阳天》，一部是写于1972—1974 年的两卷本《金光大道》（与柳青
的《创业史》有许多共同之处，这部书也和《创业史》一样原打算写四卷，
但没有能完成）。这两部小说讲的是农村合作化的曲折历史，但在时序上正
好相反：《艳阳天》的故事的发生限制在1957 年夏天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正值夏收，进步的贫农起来斗争，挫败中农、富农等乡邻不顾公社利益试图
自肥的阴谋，这里浩然的方法是全景式的，许多性格鲜明生动的男女老少形
象纷纭杂呈。《金光大道》故事结束的时候正是《艳阳天》的开始，前者大
体上讲的是50 年代初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战胜贫穷，克服战争、饥荒和地主破
坏所带来的恶果；这一切努力时而显得凄婉，但最终却显出英雄（主义）来。
这部作品在时间跨度上更大（像柳青的《创业史》，有一个革命前的序幕），
浩然更着力于展现一组先进的代表人物及其胜利的过程，或者一组落后的代
表人物及其失败的过程。这部作品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服务于“路线斗
争”，以“三突出”为结构原则。“金光大道”当然是社会主义者的道路：
为相互的利益团结一致，为公众的利益自我牺牲。小说再现了高大全及其同
伴这样的最贫苦的农民与地主、富农以及对地富分子怀有同情的误入歧途的
农民之间的对抗，后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路线甚至不能使他们自己致富。
“三突出”是那时为艺术创作所设定的一个公式的简称，这个公式受到文革
领导人的赞赏：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
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一样，高大全得到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干部的引
导，也从对毛主席著作的如饥似渴的学习中得到教益。不过，作为文革年代
里意识形态强化的典型产物，《金光大道》也遍布着伟大舵手的黑体字的语
录。高大全比梁生宝更类型化：心理上更坚强，道德上更富于自我否定，革
命热情的火焰熊熊燃烧。他鹤立鸡群，明显地突出于同伴之上，那些同伴可
能更激进，但缺乏头脑；或者更谨慎，但少了魄力，一句话，高大全是个完
人。唯其完人，却也因此少了人情味儿。早在《艳阳天》里浩然就已露出好
走极端的苗头：“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不错过宝贵的夏收季节，党支部书
记肖长春中止了寻找他的年幼的儿子的工作——他的儿子被一个蓄意破坏的
过去的地主劫持了。《金光大道》里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形夸张，时而失实。
当高大全只手挽救倾覆的马车，伸出膝盖抵住，让同伴把接榫扳回榫窝，又
大无畏地冲下山道的时候，他就从一个可信的英雄降为民间传说中那个大力
神保罗·布尼安了。
《西沙儿女》写于1974 年，在这部关于海南岛渔民民俗和渔民战斗业绩
的中篇小说中，浩然发展到抽象的抒情浪漫主义的程度。批评家对此不能接
受，他们把它看成是对江青的阿谀逢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浩然也就
失去了他作为中国最多产小说家的地位。
但是很难想象浩然不会卷土重来。在讲故事的绝对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
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
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
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
水般出自浩然。他在《西沙儿女》中的主要艺术（区别于政治的）缺点是他
写了他所不熟悉的题材；华北平原的农民生活才是他亲切熟悉的，深切体验
过的，也是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出来的。
台湾新小说
作为一种历史的讽刺，正值大陆文学受到严酷压制之际，台湾文学却蓬
勃发展起来。在台湾发表作品的作家（包括不在台湾居住的作家，如：张爱
玲、白先勇长期居住在美国），没有受到既定意识形态的控制，因而，他们
从本民族的文学遗产中汲取精华的同时，也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从各个时
期不同的艺术思潮中吸取养料。他们之中一些卓越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优秀作
品是大陆现在活着的作家至今仍无法超越的。从1980 年开始，已经有一部分
作品陆续在大陆出版，当台湾作家先进的创作技巧和大胆的社会批评态度被
大陆作家发现后，将对大陆作家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今后发展的最有兴趣的
事情。
张爱玲（1921—）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开始她的创作生涯的。她的
一些极其精美的短篇小说收集在她的小说集《传奇》里。1952 年，她离开大
陆去了香港，创作了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它们都是在1954
这一年写成的，在这里，张爱玲表现了从共产主义“新”道德中醒来的痛苦，
这种觉醒在时间上却早了几十年。虽然这两部作品也可以称得上是力作，但
从艺术水平来讲，却无法与其1943 年的作品匹敌。《传奇》依然占据着张爱
玲和她的读者们的心。
《传奇》中的《金锁记》描写了一个大家庭衰败、堕落的历程，故事的
背景与张爱玲自己在上海和天津的家极为类似，她曾在那里度过了她悲惨的
童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七巧是一个被卖给一个富贵人家的残废儿子作妻子
的女孩儿，在这个封闭、幽暗的大家庭里，在瘫痪不起的丈夫身边，她葬送
了自己美妙的青春和生活的热情，变得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痛苦，甚至染上
了鸦片瘾，最后，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变态地）寻求报复。且不说这篇小
说在文体上的简约精致，单就其在感觉想象上的丰富、精微和在对人物行动
观察上的敏锐深入来说，也是十分令人称道的。
自从1955 年移居美国之后，张爱玲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基本上是过
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1967 年，她用英文出版了《The Rouge of the North》
一书，它是对《金锁记》的基本叙事主题的回复和扩充，1968 年，经过翻译
和润色后在台北出版，中文名为《怨女》。
张爱玲认为罪恶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会根深蒂固，受扭曲心理驱使而
变得更为复杂。她之所以精心地对《金锁记》的故事进行重写和扩充，就是
要揭露这深重的罪恶。
自从18 世纪的《红楼梦》之后，中国的小说还从没有如此深入地揭示过
这一主题。《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正是张爱玲艺术灵感的主要源泉。
1949 年以后，台湾真正杰出的小说并不是很快就涌现出来了。有一个人
也许作了一点贡献，他就是杨逵。他的小说以揭露日本占领期间的社会现实
而闻名，但1949 年他因批评国民党而被关进监狱长达12 年之久。70 年代中
期，他重新开始发表作品。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作家，他被当作台湾“乡土”
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另外，姜贵（1907—）1957 年发表的《旋风》和陈纪
滢（1908—）的《荻村传》也以他们对几十年的动乱的生动描述引起了人们
的瞩目。这些动乱最终以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
朱西宁（1926—）是一位颇有天赋的作家，自从50 年代以来，他一直在
不停地发表作品，创作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曾在
军队服役多年，他的作品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了人们在道德上的两难困
境，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铁浆》创作于1961
年，他在这里描写了一个英雄部落的首领，他为了迎接敌手的挑战，以一种
惊人的方式——喝下熔化的铁水而自尽——来展示他的英雄气概。在小说的
叙述中，部落首领的壮烈牺牲成了英雄价值的象征和抗议现代入侵的宣言。
他的另一部作品《破晓时分》发表于1963 年，在这里，他讲述了一个中世纪
的中国故事（即《十五贯》或称《错斩崔宁》——译者），但他以一个善于
进行哲学反思的叙述者代替了传统的“说书人”，从而大大改变了故事的叙
述结构、叙述角度和主题内涵。但朱西宁对口传下来的优秀故事仍十分喜爱。
另外还有一位酷爱故事的作家，他就是司马中原（1929—）——这是一位天
生会讲故事的人。这两人年龄相仿，作品的基调也相似。
白先勇生于1937 年，他是白崇禧将军的儿子（白是国民党最有实权的军
事领导人之一）。这就无怪乎他会在他那些最感人的作品里（如《梁父吟》）
描绘了这位英年已逝的将军的悲怆，和当他回忆往年戎马生涯时为接受别人
敬礼而将老态龙钟的躬背挺直。1960 年，他与王文兴（生于1939 年）一起
创立了深具影响的《现代文学》杂志。这里发表的作品使中国的小说在艺术
上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白先勇的贡献是尤为突出的（唯一可以与之
媲美的是张爱玲）。他将现代反思手法、时间的结构安排、叙述方式的多样
变化与他在选材和艺术趣味等华夏文化精髓方面的娴熟技巧融为一体，这是
他的突出贡献。他的早期作品《玉卿嫂》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蕴含在他全部创
作中的几个特点：叙述者的观察、理解力是敏锐的，但却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这篇作品里是通过一个男孩的追忆），描写下层人物（这里是一个青春
已过的女仆）的深层情感；由极度的性激情而突变成骇人的暴力。白先勇最
著名的作品是1971 年出版的《台北人》（小说集），其中，《永远的尹雪艳》
是第一篇由台湾介绍到大陆的作品，登载在1980 年的《当代》上。我们很容
易明白这其中的原因：美丽的尹雪艳在精心的保养下青春长驻，而那个丑陋
的大亨吴先生则眉毛都快掉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在新发迹的台北又
重现了资产阶级上海堕落生活的丑恶本质。
除一些短篇小说外，王文兴只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但每部都引起了一
阵轰动。《家变》创作于1972—1973 年，这部作品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革
新，语言上也打上了明显的作家个人风格的印记，没有明白确定的结尾，而
这正蕴含了作者的深意。全书分为157 个章节，其中一些章节只有几行字，
作为对范晔（书中主人公——译者）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印象式记叙。全书
的主要部分是表现范晔对其父由崇敬到鄙弃的转变过程，巧妙的穿插部分则
逐渐使我们明白范晔的父亲其实是被他的残暴虐待赶走的，而范晔对其父所
做的一次失败的追寻则出于一种复杂的心理动机：好奇和悔恨。这部作品曾
因其违反传统道德而不被接受，而在很多情况下，读者对其写作形式的抗拒
同与对其道德含义的抵触同样强烈。这一时期，王文兴受到詹姆斯·乔伊斯
的很大影响，因而在作品中很自然地显示出乔伊斯的风格：语言的高度自觉，
雕琢语句并创造新词，对语音字形和超句法结构进行试验。这个过程一直延
续到他1981 年创作的另一部作品《背海的人》，在这部小说里，他用了一大
段对于猥亵情景的描写作开头（可能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把那些不想成为超越
性文学的读者的人赶跑），并且，在接下去的文字中也继续这种暴露性的描
写以构成一个失败的、一个比《家变》中更虚无、更充满道德焦虑的世界。
陈映真（1936—）是在台湾出生的作家，他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他为数不
多的创作实绩（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这部分是由于他对作家自由精神的
英勇捍卫——为此，他曾被关押长达7 年之久（1968—1975 年），此后还进
一步遭到骚扰。陈映真生长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他的作品里也多次出
现基督的形象，以在这个充斥暴政的世界里增添一种殉道者的神圣气息。他
是在大学里学英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禁止离开台湾。
他写的都是一些平凡的、朴素的故事，有时带有一点讽刺的笔调，但大
多数的时候是充满深深的同情的。他笔下的人物也大都是些不幸的、无家可
归的人，他写他们面临的失败、忍受的痛苦和最终的死亡，并试图揭示出关
于生存的某些真理。他把他的主人公们置于难于应付的社会环境之中，因而
使他们显得有点狡猾，带一点通俗喜剧的色彩。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会有无
缘无故的死亡发生，而直到故事的结尾也将看不到什么出路存在，小说提出
的理论、试想可以给人以巨大的鼓舞，但落实到具体实践上则显得有些抽象，
无法贯之以行动。陈映真的代表作是《将军族》，它的力度是本世纪中文短
篇小说中没有几个能望其项背的。《将军族》描写了两个乐师——一个年迈
的大陆人和一个年轻得足以做他的女儿的妓女之间崇高而纯洁的爱情。1967
年出版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描写了另一段绝望的爱情——在一个黑人美国
大兵和一个与他一起从越南逃走的酒吧女招待之间，作品表现了屠杀者和被
屠杀者，女友和母亲以及无辜的越南孩子之间相互怜悯而又相互憎恨的情
感。
对台湾虚伪政治的强烈反对和他在作品中对台湾当代社会深层问题的一
再揭示，自然地把他推向了“乡土”文学运动的前沿。“乡土”文学运动兴
起于70 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在推进严肃的中文创作方面与“现代主义”
文学运动展开竞争。陈映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运动的理论领袖。
聂华苓（生于1926 年）、於梨华（生于1931 年）和陈若曦（生于1938
年）这三位著名的女作家也是身居美国，但仍在台湾发表作品的作家。聂华
苓和於梨华已从事创作多年，她们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受挫”是
她们作品里经常表现的主题，不管受挫的是少女的愿望还是少妇的雄心。於
梨华曾被当作是“无根的一代”的代言人。聂华苓一部最重要的创新之作是
她于1976 年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它描写了一个中国妇女的痛苦经历，她
在本国连年战乱的颠沛流离中丧失了本真的自我，又在加利福尼亚遭受了如
当年唐纳会（Donner party，中国19 世纪众多涌向美国的华工中的一个组
织）般悲惨的命运。
陈若曦在1967 年随丈夫回归大陆以前已是成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在大陆
7 年中（这正是文革开始的七年），她报效祖国的梦想彻底化成了理想幻灭
的痛苦。离开大陆后，她于1976 年创作了著名的《尹县长》（短篇小说集），
首次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向外界揭示了文革期间中国人民所受到的压抑、迫
害。
“乡土”文学运动在70 年代蓬勃发展起来，创作出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
作品，尤其是在小说方面，它显示出的原始的创造力和强健的生命力给读者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乡土”作家，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在台湾出生的，沉
醉于活生生的台湾乡村或小镇生活，而避开那些流亡、怀乡等创作主题的作
家。陈映真自然是属于这类作家，黄春明（1939—）、王祯和（1940—）和
王拓也在此列，并且取得了更显著的成就。他们深入、细致地表现了那些生
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目不识丁者、耳聋口哑者、一无所成者所忍受的痛
苦和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当然，也有他们的幽默：黑色的幽默或荒唐的滑
稽。黄春明的讽刺文体具有寓言的力量，如1975 年创作的《小寡妇》，它描
写的一个精明机灵的商人有一天忽然灵机一动，想开一个酒吧，在这里，未
婚少女可以将自己假扮成年轻的寡妇，穿上古典的服饰并效仿古代美女那样
优雅的举止，以刺激那些兴趣麻木的顾客。这是中国传统的卖淫方式进入到
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绝妙的象征。王祯和最著名的小说是1966 年创作的《嫁
妆一牛车》，它讲述的是一个绝妙的古老的故事：妻子与人通奸。可怜的聋
车夫万发为了一辆牛车将自己奇丑无比的妻子让给了一个比他有钱但却在胳
肢窝下长满癣的令人作呕的人。王祯和在作品里使用了大量的土语方言，常
常多得不得不用脚注来加以解释。这大大增加了他作品的现实感。比起黄春
明和王祯和来，王拓的作品在思想意识方面更大胆泼辣，敢作敢为，1979 年
12 月“高雄事件”之后，他与杨青矗等人一起被捕。杨青矗的作品与黄春明
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描写了穷人如何因贫困而坠入卖淫、堕落乃至杀人的深
渊，但他的作品带有更多的左拉式的性和暴力的成分。
恐怕在所有的海外作家中，没有一个像张系国那样继续被中国人的身分
问题苦苦纠缠，难以解脱。张系国1944 年出生于重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
育的数学家和工程师。他不仅创作小说，并且因对文学形式的探索和具有现
代写作风格的熟练技巧而出类拔萃。他创作过短篇小说、散文和长篇小说，
其中最著名的是1975 年创作的《棋王》。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些处于政治两
难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在朋友的信义和爱国的原则之间进行抉择，对20 世纪
后半叶做个中国人的含义进行苦苦的思索。
台湾新诗
尽管久居香港，余光中（1928—）仍是台湾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于
1954 年参与创立的蓝星诗社，是 1948—1949 年陆续来台的大陆作家中率先
促成现代新诗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的诗社之一。蓝星诗社具有唯美主义倾向和
浪漫主义色彩，这些特点也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固有的，并在“五·四”之
后经徐志摩和其他一些新月派诗人的改造而进入到现代诗歌创作之中。不过
余光中从他创作的早期开始，就跨过了几个重要的艺术过渡阶段。他是一个
多产的诗人，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着试验、探索。他努力运用大量的艺术技巧
驾驭那些丰富的感性想象。1964 年，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从而奠定了他
在读者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尤其是在那些青年读者中，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
诗歌是关于浪漫爱情的。6 年后，他又出版了另一本诗集《冷战的年代》，
在这个诗集里，他表达了对处于世界列强中的中华民族的命运的关注，并宣
称他信奉主观抒情主义，以此来抗拒现代工业社会和它带来的战争对人的精
神、理想的摧残。题为《莲的联想》的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几个典
型的艺术特点，在他的所有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已经进入中年，还如此迷信
迷信着美。
对此莲池，我欲下跪，
想起爱情已死了很久。
想起爱情
最初的烦恼，最后的玩具。
想起西方，水仙也渴毙了：
拜伦的坟上
为一只死蝉，鸦在争吵。
战争不因海明威不在而停止。
仍有人喜欢
在这种火光中来写日记。
虚无成了流行的癌症。
当黄昏来袭，
许多灵魂便告别肉体。
我的却拒绝远行。我愿在此
伴每一朵莲
守小千世界，守住神秘。
是以东方甚远，东方甚近。
心中有神
则莲合为座，莲叠如合。
诺，叶何田田，莲何翩翩。
你可能想象
美在其中，神在其上。
我在其侧，我在其间，我是蜻蜓。
风中有尘，
有火药味。需要拭泪，我的眼睛。①
纪弦（1913—）从30 年代起就在戴望舒等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下在大陆开
始诗歌创作。他是台湾现代派诗歌的理论倡导者和亲身实践者，并在1956
年正式宣告了台湾现代诗社的成立。与蓝星诗社不同，纪弦和他的同仁们十
分重视西方文化的影响，大胆使用“晦涩”的意象，宣称新诗乃是“横的移
植”（从西方）而非“纵的继承”（从古典传统）。并且要求诗从歌词的状
态、过时的节奏和严格的韵律中解脱出来。纪弦对于诗坛强烈的震动冲击可
以看作是痖弦（1932—）和洛夫（1928—）所创作的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先声。
痖弦于1957 年创作的著名诗歌《深渊》，是一首长长的关于现代社会弊病的
总汇，读起来就像是一首中国的《荒原》。痖弦还时常热衷于讽刺，这表现
在一些描写城市（如罗马、芝加哥）的诗歌中，虽然他并不一定到过那些地
方。
虽然郑愁予（1933—）与现代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他的作品偶
尔也确有费解之处，但与现代派诗歌不同的是，他的诗歌中有着一种超常的
明朗、宁静，充溢着一股浓郁的古典风情。虽然他算不上是一个高产诗人，
但他那些令人迷醉的爱情诗却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和热情的崇拜者。比起
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诗人来，老诗人周梦蝶（1920—）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
较小，他和郑愁予一样，从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得到了大量灵感。他明显地
受到了佛教的强烈影响，用禅宗中“悟”的方式触及了一些先验的命题和神
秘的情境。
叶维廉（1937—）和杨牧（本名王靖献， 1940—，创作前期曾用笔名叶
珊）都侨居在美国，但仍不停地发表诗作。叶维廉的诗是很学院化的，颇有
T.S.艾略特（叶曾翻译过他的诗作）和埃兹拉·庞德（叶曾研究过他的作品）
之风。他于1960 年创作的《赋格》，是对人被放逐后的孤独感和怀旧感所进
行的一次高度抽象性的探寻，强烈的情感和音乐感冲破经过千锤百炼的严整
措辞而喷发出来。台湾是杨牧的故乡，他那些如山水画般的诗歌和他在创作
中对台湾民俗和传奇故事的偏爱都流露了他浓郁的乡情。他的诗剧《吴凤》
就是以台湾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为主人公的。
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引进的过程中，一些追求者逐渐走上了一条偏
路，他们征引一些鲜为人知的西方经典，并且吸收、运用的方式也是纯粹个
人化的。这种偏激的方式在70 年代初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反对者要求诗
歌能更直接地表现宽广的现实生活，少一点对个性的开掘，多一点公众性内
容。1977—1978 年的“乡土”文学运动正是这股浪潮的自然顶峰。吴晟（1941
① 余光中自译诗，引自齐邦媛等编的《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1
03—104 页。
—）是“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诗歌领域的代言人之一。吴晟一直生活在农
村，乡村生活和家庭背景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一种尺度，使其成为衡量现代异
化生活的参照系。1974 年，他借用母亲的语气，用新鲜而朴素的话语写下了
如下的诗行——《泥土》：
日日，从日出到日落
不了解疲倦的母亲，这样讲——
清爽的风是最好的电扇
稻田，是最好看的风景
水声和鸟声，是最好听的歌。
不在意远方城市的文明
怎样嘲笑，母亲
在我家这片田地上
用一生的汗水灌溉她的梦。①
① 译文在朱莉娅·林的《中国现代诗》。
毛以后的时代
“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和新浪漫小说
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打开了各种文学创作的闸门。四、
五十岁的作家打头阵，但很快又被更年轻的男女作家所取代。短篇小说一再
走红，成为受欢迎的形式，充斥着各种新的国家级的和地方性的杂志。饥渴
已久的读者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讨论，因为新的小说、戏剧或电影一个接一个
地引起轰动。
人们所关心的三个领域很快就形成了。首先是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谬
的道德世界，以及它留在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灵上深重的、也许是难
以根除的伤痕。其结果是产生了“伤痕文学”。这个名称得自一位二十多岁
的年轻人卢新华于1978 年秋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这是关于一个积
极的女青年的悲伤的故事，她不能同她的母亲，一个在“四人帮”时代受到
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和解。
随着反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义愤心情开始减退，作家们意识到应
该更深入地检讨50 年代末期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全过程，检讨整个当代长期
存在的弊病和不公平。随着永远是绝对真理的领袖神话的破灭，这一切如今
反映在“暴露文学”中。1979 年夏天开始了一个异常的开放时代，第二年作
家们便赶紧描绘腐败的官僚制度、伪君子和恶霸，使用了40 年代以来中国文
学领域中所未曾使用过的方法进行谴责和讽刺。
毛以后的时代的作品的第三个重要主题是个人生活的价值、爱情在社会
生活中的恰当地位、对爱情的否认带来的危害——这一切首先是小说、传奇
文学（介于道德情节和狂想曲之间）和大量令人难忘的思想深沉的故事、诗
歌和戏剧等所提出的问题。
“伤痕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实际上是宣言，就是刘心武（1924—）（刘
的出生年代似有误——译者）的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 年11 月）。
刘心武所宠爱的主角是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高中教师，在刘心武后来的几
篇小说中同样出现了这一人物。《班主任》中这位教师讲述了一个故事，这
个故事本身虽然平淡无奇，但却简练地烘托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年轻人。一个
是“四人帮”时代遗留下来的失足少年。这位教师不顾同事们的种种猜疑，
帮他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失足少年，而在于那位抱有成见的
团支书的思想：她思想上不能容忍的程度比这个不可救药的少年自暴自弃思
想更甚。她过于积极和幼稚，动辄将她从未读过的文学作品说成是黄色书籍。
与之正面对照的是第三个学生，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使她在动乱年代能
继续从书架上拿到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从而得到健全发
展。
刘心武已成为正在涌现的青年作家的雄辩的发言人。在1979 年11 月召
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他用演讲令人感动地介绍了一百多个在1966—1976
年10 年中丧生的作家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人被暴力夺去了生命：
当年的左联五烈士，他们被杀害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
们当
左派杀的，他们牺牲得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是并不痛苦的；而我们现代所悼念的这一
大批
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
阶级
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是当
成
右的势力来残害的，那些没能等到粉碎“四人帮”便牺牲掉的文艺烈士们，他们的灵魂一
定受
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着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
么在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
，却
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
就有
人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
你看
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迸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
准备
了吗？”①
刘心武对于短篇小说技巧的驾驭能力提高极快。1979 年6 月他发表了《我
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揉
合成为一个读者难以忘怀的画卷，一个才智过人但却遭受灾难的离经叛道的
人的肖像。这篇小说的一个中心形象，是主人公保存在桌子里的一张女人照
片——他同她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当一个好管闲事的同事发现了这张
照片并公诸于众时，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个女人后来拜访了他——
显然他在保护她，使她免遭政治攻击。刘心武将这个隐藏的照片形象令人瞩
目地比喻成这位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农民可以拥有自己耕种的自留地，
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自留地，一个自主的心灵角落，一个精神上
的栖身之处？在中国的传统中，这是一个具有潜在爆炸能量的概念。
知识分子代替了前10 年不可替代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的主人公形
象，成为许多“伤痕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有缺陷的和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
自60 年代中期销声匿迹以来又第一次与大家重新见面。好人仍遭受悲剧性命
运。所有结局通常都是乐观的；然而表现手法多少有点程式化，离不开对革
命光辉前程的信念，而触及现实的程度不如后来很快出现的作品，即被称为
“暴露文学”或被一些敌对的批评家称之为“绝望文学”的作品。曹冠龙（1945
—）的小说《三个教授》涉及的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但其色调
十分阴暗，因而仍可划在“暴露”一类。这篇故事几乎具有博格斯式的错综
复杂，讽刺了对才智的摧残。三教授之一的学生在狱中自杀了，这个男孩已
完成的论文被没收，锁在一间上了新式锁的房子里。这位教授在机械方面的
天才使他得以破解这把锁的奥秘。他坐在那间屋子里，沉迷于学生的论文中，
边读边修改，直到“他们”进来将他逮捕。这篇小说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特色
（正如其他一些青年作者的著作一样）是对科学术语的想象性使用：教授的
大脑全速运转时好比显像管上的荧光屏。作者还详尽地描述了他用以开锁的
复杂途径。
另一个例子是刘庆邦（1951—）的《看看谁家有福》，超出了1966—1967
年十年浩劫的时间范围，直接揭露了1959—1961 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
村的饥荒。一面描写农民们的煮饭锅被送进了小高炉后，如何为寻得一口粮
食而不顾一切，一面鞭笞干部的昏庸无能和冷酷无情。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两个“修正主义”作家刘宾雁和王蒙，
自从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引起了最大的关注。刘宾雁1979 年的“报告文
学”《人妖之间》是一个暴露“四人帮”时代盛行的腐化堕落的极好例证。
但是刘宾雁的奉献精神和勇气显然在于他坚持认为这种腐败仍然存在。刘宾
雁笔下的罪恶之“妖”是王守信，一个“四人帮”时期的女干部，通过敲诈
① 刘心武：“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上海文学》 1979 年第12 期，第80—85 页。由海
伦娜·科 伦达翻
译，译文在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编的《80 年代的中国文学》第137—138 页。
勒索、造谣惑众、拉拢引诱、行贿受贿等各种手段，爬上了东北一个煤炭公
司的经理和党委书记的宝座。凭借这一基地，她建立了一个金钱和政治权力
的私人帝国。刘宾雁的控诉不只限于1966 年以后，他还描绘了早在“三年自
然灾害”时期，在人民吃树皮的时候，干部的孩子却在大街上把肉包子扔给
狗。刘宾雁的矛头也不只是对准一个妇女，因为他简略地勾画了形形色色的
谄媚的阴谋家。刘宾雁的最新作品更加注重语言的精炼、结构的精巧，而其
基调也许变得更为刺耳了，这导致了1986 年他被开除党籍。
王蒙作为最多产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出现在文坛上。他出任文化部长
的几年中，为使邓小平政权迎合男女文人的需要做了不少工作。王蒙主要关
心的仍是做官的道德，一个官员通过仕途生涯来维护统一，以及一个知识分
子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时期的浩劫之后，为保持和重新获得革命信仰
而进行的斗争。由于他乐意进行技巧革新的试验，因而他的作品列在当前中
国小说的前沿。在他著名的小说、1956 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中，
作者与主角之间就已存在相当可笑的距离：虽然当年王蒙才22 岁，但他不切
实际的成分显然比“新来的青年人”要少得多。因为王蒙脱离了天真的自叙
传，所以他最近的小说如《布礼》就具有特殊的力量。这篇小说中，一个地
方官员描述了他自己对党的态度的发展轨迹，从最初充满热情，中间成为右
派和劳改犯所经历的痛苦，直到最近重新入党；在《夜的眼》中，一个知识
分子在离开城市20 年后重新回来时，面临着“走后门”的腐败问题。《悠悠
寸草心》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技艺娴熟的理发师，他想“为党服务”却受到挫
折，高傲自大又刚愎自用的干部压制了他的报国之心，人们肯定会想到这也
是作者自己的遭遇。王蒙这三篇小说均发表于1979 年。
王蒙在他的小说中巧妙地设计出乐观的结局（虽然这些结尾有时被看成
是硬凑上去的“光明尾巴”），因而他在许多争端和指责（指责他是消极主
义）中挺住了。
在一个更加强调描写真实、反对特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运动中，
蒋子龙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他完全是一个主流作家而不是一个修正主义
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76 年（原文如此，实际上比这要早——译
者），远在刘宾雁和王蒙这些被标上“右派”的作家允许发表作品之前。蒋
子龙是毛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工人作家，他的主人公不屈不挠地排除困难进行
生产。这些困难可能产生于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专家、自鸣得意的干部，或者
是极左分子，视当时意识形态的气候而定。但是蒋子龙已为自己的放胆直言
拓开了一块地盘，他的小说也可能为领导们所接受。他1979 年的小说《基础》
描述了高级干部一个个推诿责任，甚至拒不承认一个沉重机器的水泥基础已
经破裂、动摇，完全不能用了。诚实的老班长鼓励他的钢铁工人拆除基础，
以便重建，但是工人们因为停工待料而虚度了几个月时光，他们的兴趣仅仅
在于假日为加班费工作。最后，一个女青年积极分子成功地使工人们投入行
动，但这也是在她对下列事件表示了令人痛苦的忧虑之后工人才动起来的：
中国不能在生产和技术上赶上资本主义国家。
作家茹志鹃（1925—）在1958 年写作了脍炙人口的小说《百合花》，这
篇小说以极其感伤的笔调描述了内战中一个负伤死去的战士。令人难忘的显
然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青年女干部被压抑的性意识。茹志鹃对暴露文学的贡
献之一是1979 年发表的《剪接错了的故事》，这篇小说批评了大跃进的浮夸
风和后来的掩盖手段。
新创刊的地方文学杂志不同程度上鼓励了作家的创作勇气：其中安徽和
广东最倾向于支持作家放胆直言。1979—1980 年发表的小说倾向于使大众深
切地认识到已经发生的错误，而这种细节的描述则是前些年所不曾见到的。
地下的或“非官方的”杂志，在1979 年“北京之春”时期大量产生。这些杂
志也发表一些作家如诗人黄翔的抗议和警告。在1976 年以前的年代里，黄翔
被人揭发说他将手稿藏在一个蜡封的塑料包中，当政治气候转变、可以发表
的时候便熔蜡取出他的作品。①在这些短命的杂志上发表的、躲过了出版审查
机构审查的小说中有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苏明的短篇小说《可能发生在
2000 年的悲剧》是一支政治狂想曲，它断言一代人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灾
难将再次降临。《在废墟上》虽然有力地唤起人们记住刚刚过去的年代所遗
下的荒原，但仍在结尾时通过其主人公，一个老练的教授对历史作出的长远
的透视而展现了希望的光辉。
“暴露文学”的其他主要作品有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小说以
一个新囚犯来到劳改农场开头，以全副武装的卫兵结束：玉兰被无辜者的鲜
血染红了。刘真的《她好象明白了一点点》暴露了60 年代早期的山村贫困引
起的饥荒；竹林的《生活的路》报道了1975 年农村存在的行乞现象。这个时
候，高晓声的小说虽然充满机智和热情，却传达了村民生活的阴郁凄惨，他
的主人公为改变贫困的生活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显然前景暗淡。《李
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是他最为有名的小说中的两篇。
有些小说使用一种框架，请读者通过这个框架去品味他对残酷现实的觉
悟，居然与一位高级干部对残酷现实的认识十分相似，而这位高干渐渐发现
这些苦难正是他自己过去的行为所造成的。钱玉祥的《历史啊，你审判我吧》
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另一些小说则把两代人并列在一起，描绘了老干部和老
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已使他们的青年继承者失望了：陈村的《两代人》和金
河的《重逢》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这个主题。
纪念文人的文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年来唯一允许的纪念主题
是鲁迅，但在1979 年大量涌现了对黑暗的十年中遭受迫害的作家表示敬重的
文章。邵荃麟及其妻子受到他们的女儿的纪念。邵荃麟是提倡小说描写“中
间人物”的主要倡导者，他在60 年代中期成为教条主义批评家的主要攻击目
标。大量的这类文章中最为人欣赏的是巴金怀念他已故的妻子的作品。
对浪漫的爱情故事的偏爱只是一个征兆，预示着人们再次关心小说、故
事对个人生活史的评估。谌容（1935—） 1980 年发表的小说《人到中年》，
表现一个女眼科医生，如今因为心脏病突发和精神崩溃，自己也躺在了病床
上。通过她的回忆和思考，小说加深了当时的内省基调。充满强烈感情色彩
的散文传达了医学的浪漫；作为纪念品的是一个戏剧性的眼科手术；但是小
说表现的基调是极度紧张、过度劳累、官僚主义的挫折和缺少报酬等感觉。
谌容故事中的主角，一些年纪稍大的知识分子，背负起社会的重担，但却很
少得到承认，很少受到注意。一个同事的出国移居计划赢得了更多的同情而
不是批评，事实上这位移民从机场的来信完全破坏了故事欢乐的结尾（一个
老农民的治愈）。
女作家张洁（1938—）于 1980 年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由于勇敢
地肯定了浪漫的爱情而受到欢迎，但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她遭到攻击，说是
① 见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以后的中国》。
行为放荡，道德不容。这个故事由一个女孩对她母亲的悲惨回忆构成。她母
亲同一个平庸的丈夫结了婚却爱上了一个老干部，老干部保护了这位革命烈
士的遗孀，但却没有同她结婚。他们的浪漫史就这样保留着一丝缺憾。
有两篇小说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在“人性”幌子下
过分渲染了个人的或感情上的满足。《第二次握手》是青年作家张扬的作品。
它在60 年代末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但到了1979 年，作者从反党罪的监禁中
释放出来以后此书才得以出版。这是一部关于著名的进步科学家“永恒的三
角”爱情生活的无害的狂想曲。“第二次握手”意味着重新解放，意味着现
代化，意味着对老式的言情小说之类“长时间阅读的书”的需求。
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于1981 年出版，这部小说在小说技巧上更
为时髦，虽然同台湾、日本或西方世界的小说相比，其内心独白、梦境等“创
新”，其象征和引喻的繁复使用实际上显得更为平淡。这本书许多地方涉及
到围绕出版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性”的爆炸性主题的手稿而展开的斗
争。这个主题也是长期压抑的知识分子何荆夫的信条。何荆夫是孙悦的情人，
孙悦则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她对过去20 年的回忆，表现了对阶级斗争是通
向未来的钥匙这一概念的极度幻灭，主张和呼吁回到更为人道的价值观。
抗议的新诗人
在近年来所有的旧体诗作者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无题诗，这种传统的
五言四行诗于1976 年4 月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悼念三个月前
举行了葬礼的周恩来。当时一首优雅而精致的悼念诗引起了周恩来的敌人（臭
名昭著的“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注意，这首诗也反映了他们在周恩来死
后的表现：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虽然《天安门诗抄》①中的诗歌大部分都使用现代语体和通俗的民歌形
式，但另一些如上面引用的这种类型的诗歌却发挥了它们传统风格的作用，
更加强了毛自己诗词给人们的教益：古诗词形式在新社会里远未过时。
新诗人在暴露文学中起了一定作用。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
正如题目所暗示的，鞭笞了为个人目的而滥用职权的行为。韩瀚、雷抒雁和
女诗人舒婷都写了使人耳目一新的具有浓厚个人情感的诗歌；一些成名诗人
如艾青和白桦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重新归来，对任何专制压迫的复辟提出了严
厉的警告：
真理怎么能是某些人的私产！
不！真理是人民共同的财富，
就像太阳，谁也不能垄断。②
最为极端的形式回归是回到惠特曼式的散文诗风格，使用无韵的、复杂
的，但有节奏的分行形式。毕塑望在《只因》中使用了这种形式，为女干部
① 诗集由一群教师以童怀周的集体笔名出版于1978 年。
② 白桦：“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张志新唱了一曲挽歌。张志新在1975 年被残酷地处死，这一事件成为“四人
帮”帮凶的重大罪行（在被带到刑场上之前，她的喉咙被钻了一个洞，（原
文如此，实际是割断喉管——译者）不让她喊叫；据说一个卫兵见此惨状当
场晕倒了）。
以北岛（赵振开，1949—）和顾城（1958—）为首的80 年代早期的青年
诗人，在关于“朦胧”的论争中成为主要目标。（朦胧对于训练有素的诗歌
之耳和诗歌之眼来说意味着含蓄之美，但对几十年来献身通俗化语言的批评
家来说，则是一定程度的不必要的猜测的困难。像北岛的《雪线》这样的诗
歌自然令人想起19 世纪法国象征主义或30 年代中国象征主义诗人：
忘掉我说过的话
忘掉空中被击落的鸟
忘掉礁石
让它们再次沉没
甚至忘掉太阳
在那永恒的位置上
只有一盏落满灰尘的灯
照耀着
雪线以上的峭崖
历尽一次次崩塌后
默默地封存着什么
雪线下
溪水从柔和的草滩上
涓涓流过①
这些青年诗人是怎样接受他们前辈的直接影响的，这一问题仍有待讨
论。
自1976 年以来出现了许多女诗人，包括舒婷，她的《赠别》令人想起冯
至的十四行诗的那种安详的沉思，但却流动着一股清流，力图再现往日的美
好；梅绍静的《问》是对那些承受了20 年沉默的人提出来的，他们像牡蛎一
样蜷缩在自己营造的重壳里，或者像蚕一样为造丝而受煎熬。
诗人雷雯1979 年12 月发表的作品则表达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幸存者所必
须的坚韧意志：
菱
没有自己的泥土
因此
它用那带刺的果实
保卫
艰辛的生活①
一位至少最初是以诗而成名的作家现已转向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徐迟
① 译文见邦尼·S.麦克杜格尔：《太阳城的提示：北岛的诗》，第73 页。（见《北岛诗
选》，新 世纪出
版社1988 年第2 版，第100 页。——译者）
① 雷雯：“小诗一束”，见《诗刊》1979 年第12 期，第56 页。译文见W.J.F.詹纳：“
1979 年：中国文学
的一个新起点？”载《中国季刊》第86 期（1981 年6 月），第274 页。
（1916—）已将报告文学变成一种有趣的诗歌性散文样式。1978 年的《歌德
巴赫猜想》和一些其他的作品描述了数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的生
活和成就，对科学的小说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那些创造科学知识的
人偶然的乖僻行为辩护。
新话剧
可能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非常过分地将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强行塞进观众
嗓子之故，因而人们转而钟情于话剧。也许这个转变是真正现代化的一个组
成部分，或者仅仅是由于新一代的剧作家和戏迷认为这个更富当代意义的名
词更合胃口。无论出于何种原因，60 年代早期引起争论的话剧是披着历史剧
的外衣，而70 年代后期的话剧则垄断了新爆发的舞台活动。
“四人帮”的倒台，同讽刺他们滥用权力的戏剧在舞台上的出现，中间
只有短暂的一瞬。《枫叶红了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四人帮”追随者企图破
坏一个研究所的工作的讽刺剧，这个研究所的成员哀悼毛逝世的同时，仍全
身心投入重新开始的科研工作，以纪念毛。更为感伤也更受大众欢迎的，是
1977 年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这出戏的戏剧高潮是舞台上收到了来自病
床上的敬爱的领袖周恩来的电话。1976 年4 月天安门广场的拥护周恩来反对
“四人帮”的示威也是宗福先1978 年创作的《于无声处》的主题。赵寰等的
《神州风雷》（1979）中，周恩来被搬上了舞台。朱德是这出通俗道德剧的
另一个主角，反面角色是“四人帮”成员们。
1979—1980 年，倾泄了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之后，一大批对仍然存
在的专权进行更深入中探索的新剧又出现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邢益勋的
《权与法》。这出戏上演于1978 年5 月，揭露了一个如今已恢复了权力的以
前“四人帮”的受害者。这个人成功地掩盖了他20 年前犯下的罪行，包括因
用救灾款而导致许多人的死亡。人物的现实主义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同情，他
们在他们自己和先辈们所开创的制度下，悲叹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赵国庆的《救救她》探讨了新近认识到的少年犯罪猖獗的问题。在一个
干部子弟的引诱下，女主人公成了一个持枪流氓集团的成员，并且有了一个
私生子，而她以前那个老实的男朋友在最后一幕又忠诚地接受了她。
1979 年的戏剧《假如我是真的》，①标题表达了情节本身讽刺的循环：
假如年轻的主人公确曾是高干的儿子，而不只是一个冒名的顶替者，那么他
就能享有中国官僚主义的下属们持续不断的谄媚而给予他的各种特权。这出
戏比它的模特，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更入木三分。它只上演了为数不多的
几场，也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内部演出，并且当年年底便被禁演了。苏叔阳
1980 年的《左邻右舍》虽然由于对追求个人享乐的干部进行讽刺而仍然有着
广泛的影响，但却更加显得不关痛痒。这出戏通过1976—1978 年国庆节对北
京一个四合院的冲击而展开，表现出作者对老舍及其《茶馆》的借鉴。
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部电影本，讲述犯罪行为——强奸和谋
杀——被保护高级官员的军队所掩盖。李克威的《女贼》是另一部描写青年
人的电影，这些父母受迫害的子女或受到被引诱的受害者与社会发生了冲
突。同《假如我是真的》一样，这些电影在1980 年2 月北京的一个大型讨论
① 沙叶新等创作，又名《骗子》。
会上讨论过，在这次讨论会上胡耀邦作了一个关键性的发言。大家都同意，
作家不应忽视社会难题的长期性，但他们应该认识到旧社会残余对造成这些
问题的影响，应该关心突出新社会的积极力量，这样就能产生新的面貌。总
之，作者应该考虑他们作品的效果。
在大量新的通俗戏中，许多都探讨了长期遭到压制的罗曼蒂克的爱情主
题。田芬和钱曼兰1980 年的《她》突出了成年人追求爱情和婚姻这样一个诚
实的主题。《她》重新肯定了一个年轻寡妇追求幸福的权力，她一直孝顺地
侍候婆婆；而男主人公则不顾自己家庭的反对去追求这个寡妇的爱。这一类
戏剧坚决主张表现个人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完全不同于那种统治舞台多年
的宣传口号式的自我牺牲主张。
附 言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张弦1980 年一篇小说的题目。可把这种措辞看
成是对中国过去30 年看法的象征，这是四十几岁或更为年轻的作家们的观
点。他们自1976 年以来就已统治了中国文坛。从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
话》，到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82），这类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它们常常实质上或样式上是自传性的，重新肯定了个人的价值，特别是
妇女的价值，她们需要关怀，需要爱。
在这30 年中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已为中国乡村的文化沙漠储存了一
种肥料。它提供了英雄、主角模式以及实际的社会主义课程。获得公认的少
数成功作品——《红岩》、《创业史》以及少数诗歌和戏剧——不断重版，
反复肯定。同时，作家们力图沿着现代主义方向改进技巧，并在他们的作品
中正视新社会生活的真正难题，但他们的努力继续被泼上冷水。1981 年对白
桦《苦恋》的攻击，是毛时代终结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创造性作品的大批判。
周扬再次成为制定文艺政策的决定性人物①。虽然胡乔木在1981 年底否定了
毛的文学原则与当前社会状况的相互关系，但他重新强调了党的一贯思想：
作家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②
讽刺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借他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之口对苏联作
如下评说：
苏联的历史实际上（而不只是显然）是一部有关代表大会、会议、计划、义务、起坐、征

服新的领域、新的部门、游行、奖章、鼓掌、民间舞蹈、欢送典礼、欢迎仪式等等，简言
之，
就是在苏联官方报纸、杂志、小说上所能读到的一切，或在苏联电视上看到的一切，以及
其他
等等的历史。有些苏联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在大众信息媒介、教育、规劝和娱乐中。但
所有
这一切却是无形的非历史背景的苏联真正的历史。对于没有受过苏联生活方式这所大学校
教育
的外来观察家来说，所有一切似乎都是谎言、煽动、形式主义、官僚政治喜剧、宣传，实
际上
这一切却表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血肉，实际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而那些一切似乎是
痛苦
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实际上只不过是这个真实过程的微不
足道
的外壳。①
自从毛时代结束以来，这个“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
考的东西等等”的外壳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越来越自我显露了。无论是新作家
还是老作家都不断地突破主题和技巧的边界。一直在加强控制的过程现在已
经放慢了，虽然尚不清楚这个过程是否已经被逆转过来。共产主义统治下的
文学从强加给它的不可忍受的重压下生存下来了。它反映了新社会缔造者的
许多梦想，如今，在它走向现代主义世界的缓缦进程中，将会开始观照现实
的更大部分。
①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 年第11—12 期，
第8—26 页。
②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载《红旗》第23 期（1981 年），第2—22 页
。
①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光辉前程》，转引自克莱夫·詹姆斯：“黑暗中的笑声”，
《纽约书 评》，
1981 年3 月19 日，第20 页。
第五篇 分离的省份
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 年）
1945 年10 月25 日，国民党将军陈仪在台北接受日本投降，并出任台湾
省主席。他控制的这个地区，其历史与中国其他地区差别甚大。中国人在台
湾定居较晚，是在16 世纪和16 世纪以后，当时一些福建人移居台湾。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①日本人统治台湾的50 年期间台湾物质条件与
台湾人民态度的诸多变化，对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台湾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日本人早期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偶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中建立法律和秩
序。日本人首先采取军事行动，随后建立广泛的警察机构和行政、法律制度，
以保障台湾社会的和平与安定。日本统治者非常严厉，有时甚至是独裁，但
他们在台湾创造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环境。这种情况与20 世纪
前叶中国大陆由于内战、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日本军事入侵而形成的局势
截然不同。
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台湾人
民。但是，其发展过程却使台湾人民的生活稳步提高。到1945 年，台湾人民
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大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例如：30 年代初期，台
湾拥有2857 英里铁路，而整个中国大陆只有9400 英里。台湾的发电量与整
个中国大陆的发电量几乎相等。①日本人大大改善了台湾的公共卫生条件，扩
大了初等教育，修建港口与公路，并开始建立工业基地。他们通过土地勘察、
明确土地所有权，革除了大规模逃避土地税的旧习，从而理顺了公共财政，
并为后来国民党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日本人通过扩大灌溉设施、
引进新的耕作技术、组织农业协会，使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台湾人虽然为他们在日本统治下取得的物质成果感到高兴，但对日本人
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极为不满。台湾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以及行政、管理、
技术等部门的高级职务均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台湾人中能够受到小学以上教
育的几近于无。②台湾活动分子为争取在台成立代表政府，并在日本国会中增
设台湾代表，进行了长期斗争，但直到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止收效甚
微。一些日本自由主义人士同情台湾争取政治代表权的愿望，但是，日本统
治集团的主流认为只有当台湾人在语言、文化和对天皇的忠诚等方面完全被
日本人同化时，才能给台湾人以同等的政治权利。极端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则
断然拒绝这些殖民地的臣民可能被同化并且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看法。
1945 年战争结束时，台湾人热烈欢迎把日本人赶出台湾，赞成台湾归属
中国，认为他们将继承被充公的日本财产，继任原先由日本人担任的职务。
① 台湾人大部分为福建省南部移民的后裔，讲厦门方言。一小部分为广东人的后裔，讲客
家话。这两部分
人通常统称为“台湾人”。台湾的“大陆人”系由1945 年以后由大陆移居台湾的中国人组
成。他们讲多种
方言，但其共同语言是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国语。1982 年，台湾总人口为1800 万，
其中200 万为“大
陆人”及其子女。台湾总人口还包括约20 万当地部族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山区，其祖先在
中国人到来之前
即定居台湾。他们与马来人有血缘关系，操多种语言。
① 乔治·H.克尔：《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与地方自治运动（1895—1945）》，第185 页。

② 同上，第177 页。
但他们看到台湾被一些新霸主接管了。这些新霸主的的确确是中国人，但操
不同的方言，经常看不起甚至歧视当地人。他们大失所望。1947 年台湾人的
愤懑情绪统于爆发成为暴力行动，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成
了国民党面临的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
自中华民国政府1949 年撤到台湾以来，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台湾的历
史贯穿着三条主线，即要求台湾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斗争；
努力发展经济；在情况不断变化的压力下调整内部政策。美国在1950 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作出了对台湾安全的保证，20 年中，这种保证为台湾进行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庇护。但是，在1971 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实行开放政策及中华民国失去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台湾人民对美国保证
的连续性日益感到怀疑。美国从广泛的地缘政治因素出发，认为1972、1979
和1982 年美国为维持与10 亿中国人民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而在台湾问题
上对北京所做的让步是必要的。可是，这些让步引起了台湾的不安，尽管美
国对台重新作了安抚。北京关于如果台湾回归祖国将允许台湾政治上自治的
承诺，对台湾政府和人民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台湾政府和人民认为，只有继
续保持其单独的地位，才能更好地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台湾的经济发展是过去30 年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这是人们公认的事
实。其发展之快，是由诸多不寻常的因素结合而形成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
比较发达的基础结构；拥有成千上万的来自中国的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技
术人员、商人和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前15 年获得的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政
治稳定；上层官员愿意听从专家的意见。进入80 年代，台湾已接近发达国家
的地位，其人均生活水平在亚洲名列前茅，其经济发展成果已使广大台湾人
民普遍地得到益处。
台湾没有武装暴乱和军事政变的困扰。自1947 年台湾起义以来，极少发
生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那种政治动乱及其他社会骚乱。面临来自北京
的威胁，自身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两个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
——的统治的合法性为众所公认，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有助于政治稳定。批评
家们曾指责台湾的政治制度僵化和不民主，反对大陆人通过国民党一党专
权，反对取缔反对党，反对继续实施军事管制、逮捕政治上的反对派并限制
新闻自由。但是，多年来台湾的政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数以万计的台湾
人加入了国民党，台湾人在党政部门也可担任要职。独立的政治家参与了地
方和省的选举，有时还在一些重要的竞选中击败国民党的候选人。自1969
年以来，国家选举机构不断增选新成员。虽然仍禁止谈论某些敏感问题，但
近几年来允许新闻界争论的问题的范围已有所扩大。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
政府内部和政治反对派之间都造成一种共识：政治改革必须加速进行。
当蒋介石于1950 年3 月1 日在台北重新出山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时，形势
是严峻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防务崩溃之迅速比毛泽东预期的还快。由于
国民党驻济南部队司令投降，山东省1948 年9 月失守。紧接着，国民党驻满
洲（东北）的精锐部队亦被围歼。共产党的军队迅速包围了北京和天津，同
时集结部队在南京以北进行了对胜负具有决定意义的淮海战役。此一役，国
共双方共投入兵力100 万人。1948 年12 月，徐州要地失守，打乱了国民党
防御的阵脚，整个长江暴露于共产党的攻击之下。1949 年4 月，南京失陷。
上海、汉口在5 月失守。广州也于10 月失守。仅仅一年的时间，几乎整个中
国大陆都落入了共产党手中。国民党政府先从南京逃到广州，再逃到重庆，
尔后又到成都。最后，于1949 年12 月逃至台北。
军事上的失利使人们对国民党货币丧失信心。纸币贬值。到1948 年夏，
纸币价值仅仅相当于其印制成本。1948 年8 月发行新币“金元券”，金元券
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数以千计的充满信任的公民依法将手中的黄金、白
银和外汇兑换为“金元券”之后，“金元券”很快也变得分文不值了。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使得国民党上层要求蒋介石退位和同共产党谈判
的呼声越来越高。1949 年1 月，蒋到其故乡浙江省奉化隐居，形式上将政府
移交李宗仁。李成为代总统。然而，蒋并未辞去总统和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在隐居期间，他继续干预国家事务，并着手准备在台湾建立最后的立足点。
蒋在隐退前不久，还亲自委任其亲信——50 岁的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任命其子——40 岁的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
任。1949 年2 月，蒋没有通知代总统，直接饬令中国中央银行总裁将政府的
黄金储备悄悄地转移到台湾。1949 年5 月，蒋亲自赴台，并在台修建了一幢
住宅。他由中国大陆到菲律宾和南韩访问期间，曾多次在该处居住。1949 年
12 月，蒋最后一次离开大陆，是在共产党占领成都之前不久，由成都飞往台
北的。
当蒋介石重新出任总统（代总统李宗仁拒绝赴台，逃往美国）时，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已在策划进入南中国海的海南岛和上海东南75 英里的舟山群
岛。上述两地分别于1950 年4 月和5 月为中共占领。“解放台湾”已被宣布
为中共1950 年的主要任务，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负责此项任务。对蒋
介石来说，在军事上唯一可以夸耀的是：1949 年10 月共产党军队在攻打厦
门外海之金门岛时作战失利，损失惨重。
蒋介石难以从美国得到什么援助。蒋夫人赴美寻求30 亿美元的援助，并
要求美国委派一高级军官来指导制订战略和供应计划，历时一年未果，于
1950 年1 月返台。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台湾的战略后果极为关
注，但不愿从其他更重要的地区抽调兵力来加以阻止。美国政府内外进行了
一场激烈的争论，有影响的共和党参议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向台湾提供
军事援助。但杜鲁门总统鉴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表现不佳，予以否决。1949
年12 月，国务院向美驻外新闻官员发布了一个机密备忘录，通报他们台湾可
能失陷，并指导他们如何应付此事，以使美国利益少受损害。1950 年1 月杜
鲁门总统宣布：
美国现时不想从福摩萨获取特权或在福摩萨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打算出动武装部队来干预

目前形势。美国政府将不奉行可能导致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方针政策。同样，美国政府也
不向
福摩萨提供军事援助和建议。①
蒋介石在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干涉均无指望的情况下，迫于中共入侵的
威胁，积极加强台湾的防务。首先是改组从大陆撤到台湾的80 万杂牌军队，
清除共产党的渗透。1949 年12 月，他任命受过美国教育的前上海市长吴国
桢接替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让陈集中精力进行军队改组。陈遣散了数万名
超龄和低能的军官，将部队兵员削减了2/3。之后，蒋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
并委任受过美国教育、曾指挥美训新1 军在缅甸和东北作战、又在台湾任编
练司令的孙立人将军为陆军总司令。
蒋介石认为在大陆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
① 《国务院公报》，1950 年1 月16 日，第79 页。
控制并进行政治教育的机构。为此，他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
任主任，并在每个部队设置政治军官。同属蒋经国督导的保安机构以“共产
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了数百人，其中包括副参谋总长及其夫人。由于搜捕间
谍和改善武装部队的组织指挥，台湾防务大大加强了。但是，并没能解决其
缺乏武器装备、弹药和物资供应的问题。②
② 关于对40 年代末期和50 年代初期台湾情况的估计，参阅约瑟夫·W.巴兰坦：《福摩萨
：美国外交政策
的一个问题》；弗雷德·W.里格斯：《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福摩萨》；董显光：《蒋介石
》；鲍大可：《共
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20 章：“海岛避难”；艾伯特·雷文霍尔特：“今日福摩萨”
，载《外交事务》
1952 年7 月，第30 卷第4 期，第612—614 页。马克·曼考尔编：《今日福摩萨》（出自
《中国季刊》专
刊，1963 年7 月—9 月，第15 期。
巩固基业（1949—1959 年）
美国的干预
国民党在聚集力量对付共产党进攻的时候，碰上了好运气。杜鲁门总统
改变了其撒手不管台湾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认为，1950 年6 月对南
朝鲜的入侵是苏联支持的，目的是扩大苏联统治范围，此后苏还可能在美国
及其盟国所设置的包围圈上的薄弱环节进行试探。总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允许台湾为共产党集团所控制是轻率的。而且，他如果继续拒绝共和党参议
员支持国民党保卫台湾、防止中共进攻的要求，他所需要的两党对美在朝鲜
军事干预的支持将会减弱。因此，杜鲁门总统宣布：
共产主义势力占领福摩萨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执行合法的和必要的任
务的部队构成直接的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7 舰队防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由于采取
了此
种行动，我呼吁设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反对大陆的空中和海上作战活动。第7 舰
队务
必要使这一点落实。福摩萨的未来地位须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得以恢复、与日本和平解决
问题
之后再确定，或由联合国考虑予以解决。①
中共武装力量中，海、空军力量甚小，难以对抗第7 舰队。他们不再准
备入侵台湾，开始加强海岸防务，并将其军备重点转向朝鲜边境。美国为台
湾提供军事保护之后，台湾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对其前途又看到了希望之光。
美国立即制订了军援计划，增加了经济援助，这使国民党的士气更加高涨。
朝鲜战争是美国对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的转折点。种种迹象表
明，中苏合作关系密切，美国希望一种中国式的“铁托主义”能在中国大陆
发展起来的幻想开始落空。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 年11 月派遣“志愿军”跨
过鸭绿江，给战线过长的美国及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这进一步加强了
1950 年2 月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苏联人开始以大量现代化自动步枪、火炮、
飞机、坦克、舰艇，有系统地装备中共武装力量。同时，他们还制定了大规
模的经济援助计划，以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在美国人看来，50 年代初期，中
苏联盟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对其周边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构成了
威胁。中共与美国军队在朝鲜开战，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一场恶毒的反美宣传运动；在美国，参议员约瑟夫·R.
麦卡锡肆无忌惮地攻击共产主义，掀起了一系列恐共仇共活动。
全球冷战愈演愈烈。在朝鲜已发展成为热战。这种情况改变了美国政府
和美国人民对台湾的态度。美国政府已不愿再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台
湾，认为台湾是正在迅速发展的西太平洋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台湾位于美
国北方盟友日本与南朝鲜以及南方盟友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
间，战略地位重要，对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展具有重要作用。道格拉斯·麦
克阿瑟将军1950 年夏访台后，提出了一个使人难忘的观点——台湾是“不沉
的航空母舰”。为了把台湾正式纳入美国发起的安全体系，并制订一个稳定
的长期的对台经济与军事援助计划，美国于1954 年12 月与中华民国签订了
共同安全条约。
同中华民国建立正式的防御同盟，给美国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美国的
目标与其盟友的目标不同。蒋介石的目标是反攻大陆，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
① 《国务院公报》，1950 年7 月3 日，第5 页。
恢复国民党的统治。蒋的军队占领着许多靠近大陆沿岸的岛屿，作为国民党
决心重返大陆的政治象征。但是，美国不愿支持此类冒险行动，美国所关注
的仅限于台湾和附近澎湖列岛的防务。因此，在履行条约时，谨慎地局限于
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务。在签约后的一次换文中，中华民国同意除“显属行
使固有自卫权力之紧急性行动”外，台湾只在与美国“共同协议”的情况下，
才会从台湾、澎湖或其他沿海岛屿出动军队。①
国民党对沿海岛屿的占领，使美国处于尴尬的境地。丢掉一个较大的岛
屿对其盟友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美国政府并不希望承担保卫这些
易受攻击的岛屿的义务。1954 年9 月，在签订条约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猛
烈炮击了最大的海岛——金门。1955 年1 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栖部队
占领了浙江省沿海的大陈岛。因为这些岛屿位于台湾的空中支援范围之外，
国民党在第7 舰队的援助下，撤走了他们的驻军。为了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
攻击其他沿海岛屿，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5 年1 月下旬要求国会通过了“福
摩萨决议案”。该决议授权总统，在他认为保证台湾和澎湖防务所需要的时
候，可以动用美国武装部队保卫台湾和澎湖以及“友剥控制的该地区有关阵
地和领土”，防止武装进攻。②
其后3 年，台湾海峡再未发生严重的冲突。1955 年8 月，美国响应周恩
来总理的建议，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华民国强烈
反对中美会谈，担心背着它达成某种交易。但是美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特
别是要争取释放关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公民。由于在会谈中达成了一
项协议，大部分被关押的美国人被释放了。但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
举行外长会议、取消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和交换记者等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中
华人民共和国拒绝了美国关于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建议。会谈于1957
年12 月暂时中止。
1958 年8 月，毛泽东决定考验一下美国帮助中华民国保卫沿海岛屿的意
志。他这样做可能是受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世界形势发展趋势的鼓舞。世
界形势的发展使毛于1957 年访问莫斯科时宣布“东风压倒西风”。8 月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炮兵对金门进行了大规模轰击，首次切断了该地的供应
线。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决心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该岛，甚
至不惜使用核武器。第7 舰队集结兵力，负责台湾的空防，并开始为中华民
国运输舰护航至金门外3 英里一线。在一个月之内，封锁被打破。炮击之后
不久，恢复了大使级会谈。会谈中虽没有就美国的停火建议达成协议，但是
炮击却减少了，只在单日进行象征性的炮击，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停
火，并显示其能够随意阻止或允许对金门恢复供应。①
1958 年沿海岛屿危机对美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
的影响。它表明了美国不允许金门被占领的决心，美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
成功地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其切断该岛供应线的企图。在战斗过程中，
国民党为其军队获得了先进的武器，主要为金门配备了8 英寸榴弹炮，为空
军配备了“响尾蛇”导弹。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以及美
国国内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盟国对美国政策的反对，该危机使美国与中华民国
①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250—253 页。
②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257 页。
① 关于对1954—1955 年与1958 年沿海岛屿对抗形势的具体分析，参见J.H.卡里基：《中
美危机的形式》。
的同盟受到极大的压力。据国务卿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拯救金门的
斗争中，不得不使它同国会、同盟国的关系紧张，几乎达到破裂的地步。蒋
介石极力反对美国为实现沿海岛屿与大陆之间停火而作的努力，因为停火将
削减这些岛屿作为反攻大陆跳板的象征性价值。实际上，杜勒斯劝蒋将其守
岛部队削减1.5 万人作为增强海岛守军火力的交换条件，并发表一项声明，
表示中华民国收复大陆的主要手段将是通过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
使用武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切断台湾与沿海岛屿联系的做法是否明智的问题，作
了重新考虑。在华沙会谈中，美国强烈要求为这些海岛建立一个特殊政权。
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的舆论均赞成台湾军队撤出这些岛屿，以减少该地区发生
冲突的危险。但是北京赞成蒋介石“一个中国”的主张，对国际上支持台湾
独立势力的增长感到震惊。因此，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改为单日炮击时，对
“台湾同胞”广播说他要他们能够向沿海岛屿运送足够的补给品，以便长期
驻守。1958 年12 月，陈毅外长对驻京外交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
或者一下子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或者维持现状。
美国一面在安全方面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一面在外交上支持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
事国之一。50 年代初期，美国对联合国成员国的影响很大。1950 年1 月，美
国在安理会组织力量击败了苏联提出的一项驱逐中华民国的决议，苏联代表
退场，声称只要中华民国代表还留在安理会，苏联就不参加。朝鲜战争爆发
时，苏联代表缺席，因此使安理会有可能通过了谴责北朝鲜入侵和呼吁联合
国成员国援助南朝鲜的决议。1950 年7 月，苏联代表重返安理会，进一步设
法争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但未获成功。1951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武装干涉朝鲜之后，美国能够使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中华人民共和
国谴责为进攻驻朝联合国军的侵略者。其后，在50 年代，华盛顿年年都怂恿
联合国大会通过“不考虑”任何改变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朝鲜，严重地妨碍了她争取恢复联合国席位和获得
国际承认的努力。在美国，1954 年成立了一个“百万人委员会”，动员公众
舆论支持中华民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该委员会包括许多国会成员。每
年美国国会都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
1950 年1 月，已有26 个国家（大部分是苏联集团和中立国家）承认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但在其后五年，再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之，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
显然已具备了被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通常所需的条件。许多国家政府本想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保持外交关系，但后两者都不愿容忍双重承
认。由于必须做出抉择，许多国家在放弃中华民国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它们或者不愿得罪美国，或者其领导人反共情绪强
烈，或者它们希望联合国带头。中华民国本身则积极争取支持，特别是争取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支持，邀请它们的领导人正式访问台湾。
50 年代末，台湾中华民国的前景比10 年前大有改善，已不再仅仅是一
个没有国际支持、面临崩溃的、被围困的逃亡政府。它同美国有正式的防御
条约，得到大量的美国军、经援助。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保留了其在联合
国的地位，建交国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多。台湾虽然对美依赖甚深，但却
不是美外交政策的被动工具；台湾利用50 年代的冷战气候，通过外交活动，
在美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它雇佣美国公共关系机构来宣传它的事业。“院外
援华集团”系由死心塌地反共的出版界人士、商人、国会议员组成，它不断
强调支持反共的台湾作为反对中苏集团的全球斗争中的重要成员。台湾在华
盛顿官僚中也有赞助者。这些官僚与不断增加的对台军、经援助计划有利害
关系。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东亚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加强台湾的力量，使台
湾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是不无道理的。1954 年法国人在奠边府的失败
和印度支那的分裂，使中苏集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对东南亚其他地区构成
了威胁。美国没有在台湾建立可与美在冲绳、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相提
并论的军事基地，只在台驻有一个“斗牛士”导弹部队，这种导弹能够打击
中国大陆上的目标。美国还花费2500 万美元改建了台湾中部的公馆机场，作
为B—52 战略轰炸机紧急备降机场。1959 年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发生了理论和
政策分歧。这些分歧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只不过是中苏合作大厦中的一条小
小裂缝。很少人预见到这条裂缝将会很快扩大起来。①
防务现代化
台湾军事当局鉴于不必再为应付迫在眉睫的进攻而进行紧急战备，在美
国帮助下，开始实施一项长期的军事现代化计划。首要的改革是以现代的招
募与人事制度取代部队忠于长官而不是忠于军队的传统制度。为各军种建立
了新的军事学院训练年青军官，实行普遍的两年或三年兵役制，保障了足够
的年轻兵员，从而使来自大陆的年老、病残兵员退出现役。由美援基金赞助
成立了退役军人职业援助委员会帮助退役军人寻找职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
现代财政制度，结束了指挥官克扣部分士兵薪饷的陋习。组建和扩大了后备
力量。这种后备力量由服完现役的年轻人组成，每年征召复训一次。为了提
高专业技能，削弱高级军官谋求政治影响的倾向，并为年轻有为的军官开创
前途，参谋总长和各军种司令每2—3 年更换一次。由联合勤务部门统管各军
种财政和采购事宜，并管理兵工厂和军械仓库。
美国军援顾问团负责执行军援计划，并向中华民国武装部队提供建议和
训练。首批人员由一名少将率领，到1960 年已增加到2000 人，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之一。该顾问团监督用现代化自动步枪、卡车、通讯
装备、火炮、坦克、飞机、雷达、驱逐舰及其他海军舰艇重新装备台湾武装
部队。数以千计的军事人员到美国受训。到50 年代末，这支由大陆逃台的涣
散不堪的败军已被改造成为一支拥有60 万人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虽然在数量
上不如海峡对岸的敌手，但却是值得夸耀的。在1958 年的海岛危机中，中华
民国的F-86 战斗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米格-15 战斗机作战，击毁率为8 比
1。
政治上的巩固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失
① 关于五六十年代美国与中华民国关系的发展，参见拉尔夫·N.克拉夫：《岛国中国》；
福斯特·雷亚·杜
勒斯：《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
》；庄宏达编：
《中国与台湾争端》；卡尔·洛特·兰金：《在中国任职》。
败。①共产党在组织技能和宣传技术上，特别是在农村，都优于国民党。当蒋
介石将其政府撤到台湾时，他知道必须优先建设一个更有效的政府和政党，
恢复士气，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和派别之争。②蒋介石威望下降，但他通过其亲
信仍能控制主要的政权机构，如国家财政部门、各安全机构和军队中的精锐
部队。由于副总统李宗仁和其他政治对手不在台湾，蒋的任务容易多了。没
到台湾的要人包括：一些投降共产党的军阀和高级陆军将领；蒋的亲戚宋子
文和孔祥熙等人，他们有钱，在美国、香港或欧洲找到比台湾更安全的避难
所。一些由大陆跑到台湾的高级政界人物由于他们与地方政治基础的联系被
切断，财源被卡，大部分人只好仰仗政府和国民党来维持他们的地位和生计。
台湾的条件在许多方面有利于国民党重整河山。台湾幅员小，日本人为
其修建了许多铁路、公路和电站。农业高度发达。经济虽在二次大战期间遭
到破坏，但已很快恢复。文化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大陆。台湾社会秩序井然，
组织良好，没有盗匪和军阀部队的骚扰，也不像大陆大部地区那样经常遭灾。
共产党地下势力不大，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的工作比大陆任何一个省都要容易
得多。1946 至1950 年期间，200 万难民逃到台湾，加重了台湾的负担。但是，
难民中有数以千计的训练有素和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高级官员，他们填补
了遣返回国的日本人留下的空缺。这些日本人曾占据了台湾所有重要职位。
国民党把它的政府结构不加改变地从大陆移来。它是以中华民国缔造者
孙中山提倡的、由传统中国政治观念与西方政治观念相结合的三民主义为基
础，依据1946 年南京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包括：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
副总统和修改宪法）、立法院（通过各种法律）、行政院（执行法律）、司
法院（解释宪法并享有最后裁决权）、监察院（负责监督政府官员）、考试
院（负责对文官考核）。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与监察院的代表于1947 年和
1948 年由中国各省选举产生。上述机构许多成员未到台湾，但“动员勘乱时
期”采取的紧急措施使那些逃台成员的任期得以延长，因此这些机构在缺员
的情况下能继续工作。
蒋介石既是国家总统，又是执政党国民党（孙中山于1919 年在原先几个
革命党的基础上创建的）的总裁。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由于其他有势力的党
魁未到台湾而得到加强。1950 年他得到党最高执行机构的赞同，展开清党运
动，清除动摇和不忠于党的分子，为召开1952 年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准备。1952
年党代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另有两个小党：中国青年党
和民主社会党，它们与国民党一起到的台湾，但均系小党派，无甚影响。台
湾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一党制，不允许建立新党派。因此，台湾要实施新政
必须先改组国民党。
蒋介石重新出任总统时，对政治稳定最严重的威胁除了共产党之外，就
是来自大陆的200 万难民与600 万台湾本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人虽然
讲中国方言，并保持着他们来自大陆的祖先传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但是，
日本人50 年的统治使他们养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来的大陆人的意识。他们会说
① 关于50 年代和60 年代的政治形势，参见克拉夫：《岛国中国》；丘宏达编：《中国与
台湾问题》、《中
国与台湾争端》；道格拉斯·H.门德尔：《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彭明敏：《自由的体
验》；保罗·T.K.
西编：《现代台湾》。
② 蒋的目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样板省，作为收复大陆后进行建设的坚实基础。参见董显光
：《蒋介石》，
第490 页：布赖恩·克罗泽：《丢掉中国的人》，第353 页。
日语，有人在日本留过学。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日本音乐、报刊、电影
和其他民间文化的影响。台湾人曾希望自己在管理台湾方面比日本统治时期
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他们看到日本人撤走后遗留下来的位子被大陆人占据
了，而许多大陆人只顾没收日本财产中饱和私囊，对建立公正有效的省政府
不感兴趣。对此，台湾人感到沮丧。
1947 年2 月28 日，台湾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发展成为动乱。动乱中，
大陆人遭到很大伤亡。整个岛上的台湾人迅速地组织起来，要求国民党省长
陈仪将军进行改革。①陈先采取顺应群众的姑息手段，待从上海开来的援军抵
台后，对台湾人进行了残酷镇压，打死数千人，包括起义中的一些领导人。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罚了陈，将陈撤职。但是“二·二八事件”造成了
台湾人对大陆主子的经久不减的恶感。有些台湾人逃到香港，在香港组织了
台湾独立运动。这一组织不久分裂成亲共派和反共派。亲共派迁到北京，主
张“解放”台湾，台湾归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共派迁到东京，主张台湾独
立。
除了大陆人的贪婪和“二·二八事件”引起的仇恨之外，大陆人和台湾
人之间还有更根本的分歧。蒋介石及其同僚的长远目标是从共产党手中收复
大陆，台湾的建设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台湾人主要关心台湾的安全与繁荣。
他们对收复大陆不感兴趣，可能只希望多数大陆人在收复大陆后都回家去。
在大陆人看来，国民党政府原先是在大陆成立的，应是收复大陆的主要责任
者。因此，国民党政府必须在联合国保持其中国合法政府代表席位，代表全
中国人民，而不仅仅是代表台湾人民。省和地方政府可以主要由台湾人组成，
但是如全国政府也主要由台湾人组成则将削弱收复大陆的理论基础。台湾人
自认为是台湾人口的主体，不甘心在全国政府中被贬到次要地位，因为有关
他们命运的重要问题都是由全国政府决定的。
在40 年代末和50 年代初，国民党政府采取了许多缓解大陆人与台湾人
紧张关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无一是纯粹为了这个目的，
但多年以后，它们共同作用，取得了这种结果。
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措施大概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实行的土地改
革。土地改革对台湾经济的大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最初进行土改主要是
为了政治目的。国民党领导人很清楚共产党在大陆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贫农对
地主的不满情绪的。陈诚在主持台湾土地改革之后写道：
允许佃农和长工在地主的剥削之下呻吟，不仅是个土地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和政治

问题。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然会影响局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生存。①
土地改革时，台湾5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台湾
人。土改中，迫使地主将土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土地卖给佃农。这样，为
① “二·二八事件”后，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统计。外国观察家最翔实的描述是
乔治·克尔的《被
出卖的福摩萨》第14 章“三月屠杀”。克尔系美驻台北副领事。他估计大陆人死亡约30—
100 余人，台湾
人死亡人数可能像福摩萨作家经常使用的数字那样约2 万人。然而，克尔说：各方面都夸
大自己的伤亡数
字。他在《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中写道，至少有1 万福摩萨人被杀死或监禁，数千人被
迫逃往海外。另，
维克托·H.李估计死亡“数千人”（“台湾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引言”，载于李所编《台
湾的前途》第2
页）；约翰·斯里明的《青梅竹马》第133 页说是“7000 人”；道格拉斯·门德尔：“1
 万至2 万人”（《福
摩萨民族主义政治》第37 页，援引卡尔的数字）；林天奔（音）：“2 万人”（“黑色的
1947 年3 月”）。
① 陈诚：《台湾的土地改革》，第21 页。
数比地主多得多的佃农买到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土改
的结果使乡村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在大陆搞土地改革没有成功，而
在台湾却成功了。究其原因有：地主与实施土改的官员没有政治联系；台湾
农村没有内战和共产党的渗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已建立了精确的土地档
案。
土地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大陆
人和台湾人都有益处。虽然大陆人为自己保留了政府、国民党、国营公司和
军界中的高级职位，但城乡的土地所有权主要在台湾人手中。他们因土地价
格上涨和私营企业（主要为台湾人所有）的发展而获得益处。经济利益在某
种程度上抵消了台湾人因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采取措施增加台湾人在地方和省级参政的机会也有助于缓和台湾人的不
满情绪。例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在乡、县、省各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这
些协会为农民提供了多种服务，如贷款、储蓄、销售农产品、卫生服务、调
解纠纷、供应日用品等。日本统治时期，各级农民协会的理事都是由日本官
员指派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变了这种做法。规定协会会员中凡农业收入占
家庭收入一半以上的均有选举权，协会理事通过选举产生。这样，国民党政
府帮助大批台湾农民家庭不仅获得了耕田，而且能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组
织中起更大的作用。
国民党还改进了省和地方各级的选举方法。日本人不允许设立全岛范围
的选举机构。地方行政官员是指派的，地方议会半数议员也是指定的。蒋介
石则决定县、市议会以及县长、市长均由普选产生，从1950 年开始实行。1951
年县、市议会选举了省议会。但在1959 年之后，省议会也由普选产生。在地
方和省级选举中，所有20 岁以上的公民均有选举权。
省和地方选举打开了台湾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渠道。由于禁止成立新政
党，大批台湾人参加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不得不提名台湾人为
候选人，以便争取台湾人聚居的选区的选票。地方党部帮助有野心的台湾人
树立威信，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授与任命权。这些人如果在地方选举部门表现
良好，有时还可向上爬，在省政府甚至全国政府中谋得职位。他们虽然不能
成立自己的政党，但他们可以无党派独立人士的身分与国民党候选人竞选，
有时还能当选。国民党候选人有党的基金和组织帮助竞选，而某些独立人士
尽管受到诸多限制，却可以呼吁台湾人反对大陆人所控制的国民党，从而获
得胜利。省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在其后全国机构的补选中对国民党和无党派
政客以及对选民都是宝贵的。
为逐步消除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国民党还采取了其他措
施，如在学校教育中通用国语；中学和专科学校招生以及文官的招募均实行
公平考试制度。国民党曾经试图在大陆推广国语，因日本入侵和内战而没有
实行。在台湾推广国语比较容易。从1946 年起各学校均用国语教学。到50
年代末，年轻的一代多数会讲国语。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语言障碍逐渐消
除。
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认为使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对家庭的未来至
关重要。进中学和专科学校求学要通过统考。考生进名牌学校还是普通学校，
要依考试成绩而定。考试是极公正的。一个孩子能否考上学校或攻读自选的
专业均取决于考试分数，而不靠其父母的地位。文官考试也是如此。因此，
虽然早些年大陆人的子女由于在大陆受到较好的教育曾占有一定优势，但当
考生都是台湾学校1945 年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时，这种优势就消失了。台湾人
感到在政权方面受歧视，但他们有平等地接受教育和考取文官的机会，这就
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大陆人和台湾人在学校和政府机关中一起学习、工
作，也有助于消除隔阂，增加交流。
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引进了民主程序，但这并没有根本改
变它独裁的性质。中央政府仍受蒋介石严格控制。这种做法起到了安全阀的
作用，因它为许多台湾人提供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蒋于1954 和1960 年
连续当选总统。他诡计多端，通过高级军、政官员的任命来平衡各派势力，
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1949 年实施军事管制，军事法庭可对被指控从事颠覆
活动的人进行秘密审判。由于美国卷入，担心共产党进攻的恐惧消失，使台
湾保安措施有了某些放松，但是保安机构仍很活跃。省主席吴国桢认为台湾
的气氛使人窒息，因此他于1953 年辞职赴美。吴致函国大和蒋介石，谴责台
湾缺乏民主，特务横行。武装部队总司令孙立人将军于1955 年被撤职并被软
禁，罪名是有些心怀不满的军官居然在阅兵时上书蒋介石，孙对此负有责任。
经济稳定
当蒋介石1950 年重新出任总统时，台湾的经济由于受到一系列打击，十
分脆弱。①在日本统治下，台湾经济是外向型经济。1937 年出口占其生产的
44％，主要是加工食品，几乎全部输往日本。二次大战结束时，台湾受台日
航线中断的影响，农业生产下降到1939 年水平的一半。台湾工业的3/4、发
电厂的2/3、交通网的50％均被美国轰炸机炸瘫。由于美国驻日本占领当局
的命令，台湾失去了在日本的传统市场，因此转而与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关系。
但是，到1948 年，台湾对遭受战乱困扰的中国大陆的贸易仅达台湾战前外贸
额的1/4。1949 年上海陷落，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出
口市场。1949 年台湾当局发行新币，以黄金和外汇为十足准备，并与美元挂
钩，而同大陆国民党货币脱离关系。然而通货继续膨胀，因为台湾银行为满
足极为巨大的军费开支而印发纸币。此外，台湾物价从1946 年起平均每年上
涨一倍，1949 至1950 年度则上涨500％。
台湾经济尽管在40 年代发生了金融危机，并遭到严重损失，但仍拥有很
好的基础，到50 年代又得以复苏和发展。台湾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拥有
人力资源。从亚洲标准来看，台湾公共卫生条件良好，人民教育程度高，农
民技术好、生产力高，同时还有一支小而精的工人队伍。30 年代，日本人即
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日本市场的需要，除在台发展食品加工业
外，还发展其他工业，建立了纺织厂、自行车厂、水泥厂、化工厂、纸浆与
造纸厂、化肥厂、炼油厂、铝厂和钢铁厂等。中国大陆逃台难民中有许多管
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员，取代了约3 万离台返日的日本人的职位。电站、
铁路和公路建设适当，一旦被战争破坏的部分得以修复，即能支援农业和工
业重新发展。
① 关于50 年代至70 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发展最新和最全面的分析，请参见沃尔特·盖伦森
编： 《台湾的经
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中华民国战后的经历》；尼尔·H.雅各比：《美国对台湾的 援助：外
援、自助与发展
之研究》；T.H.沈编：《农业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台湾经验》； K.T.李：《台湾经济发
展的经验》；简·S.
普赖拜拉：《台湾的财富、发展、稳定与公正 的社会目标》；以及雪莉·W.Y.郭：《过渡
中的台湾经济》。
到1950 年，工农业发展势头明显见好。工业与农业分别于1951 年和1952
年达到战前最高生产水平。美国决定保护台湾的安全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台湾当局采取了限制金融的措施；从1951 年开始，大量美援商品抵台。由于
这些因素，通货膨胀才有可能得到控制。到1953 年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已降
到19％，1954 至1960 年期间年均在9％以下。
1949 年开始土地改革，主要农作物的地租由50％降至37.5％。土改对
农业生产和工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创
造了必要条件。在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政府向农民出卖了大量从日本人手
中收回的公地。第三阶段于1953 年完成。在此期间，地主除保留3 公顷水稻
田或6 公顷旱田外，必须将其余田地卖给政府，由政府转卖给佃农。地主得
到的补偿是：获得为期10 年的实物（大米或甘薯）公债和在四大政府公司（没
收的日本财产）中分得股份。佃农买田的钱分10 年付给政府。
土地改革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势力，使台湾农村实现了耕者有
其田。多数农民人均有2 公顷以下的土地。这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劳
动积极，投入也多，农业生产率普遍提高。土地改革还削减了地主的财产，
因为政府购买他们多余的田地时，购价低于市场价格，给他的公债利息也低
于市场利率。土地改革还把四家大公司变成私营企业，使地主成为股东。
在台湾实行土改，并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是由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
会协助进行的。该委员会成立于1948 年，由美援款项资助，由三名中国专员
和两名美国专员领导。蒋梦麟任联合委员会主席多年。蒋系著名教育家，曾
任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部长。沈宗瀚为中方专员，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
李登辉亦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衔，是该委员会农业经济专家（李在此之后任
台北市市长和台湾省主席，1988 年蒋经国去世后任中华民国总统）。该联合
委员会不算中国政府的正常机构，薪金高，能招聘到特别能干的农业专家。
联合委员会有双重作用：代行中国政府农业部的职能；作为美国援助团的农
业分支机构，负责将美国对台经援的1/3 用于发展农业。这几乎占台湾接受
美国经援期间（1951—1965 年）对农业净投入的60％。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
员会进行了广泛的农村建设活动，包括改良农、畜品种，兴修水利，水土保
持，改善农业组织、农业财政与农村卫生，进行农业研究等，被称为发展中
国家中推进农村全面建设的楷模。①
在土地改革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制订的农业发展计划的共同促进
下，从1952 至1959 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超过了同期人口增长率（3.6
％）。畜牧业生产增长了73％。美国经援（每年约9000 万美元）的1/4 是
以提供剩余农产品的形式给台湾的。这样，台湾不仅有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人
口迅速增长的需要，还能改善人民的营养状况，保证当时台湾主要出口物资
农产品的出口。
农业也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征收土地税（收缴大米）；以低于
市价的价格征购大米；实行大米、肥料的实物交换计划。化肥由政府独家经
营。用化肥换大米是政府的一项巨大收入，可保证对军政人员的大米供应，
也可在市场上出售，以稳定物价。政府对主要粮食的控制使当局能保证对政
府雇员的粮食供应，防止米价上涨和商人囤积居奇。
① 关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的情况，参见约瑟夫·A.亚格尔；《台湾农业的改革：农
村 重建联合委员
会的经验》。
台湾在早期即强调发展农业，使工农业能平衡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中
是不多见的。虽然为了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农业也受到“压榨”，但其交换
条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对农业极为不利。土地改革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为工
业生产中的非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过去的地主由于不能再兴办农
场，也开始向工业投资。
台湾当局早期作出的其他经济决策，对50 年代经济均衡发展也有重要作
用。50 年代初，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国营公司（主要是化学、化肥和石
油公司）占工业生产的56％。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不再扩大国营企业，上述企
业保持已有的水平，而将资金用于扩大基础建设，并创造条件发展私营工业、
生产消费品，以替代进口消费品。据此，政府开始投资扩建乡村公路网，改
善铁路交通（铁路密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增加电力生产，以满足未来对
电力不断增长的需要。
由于采取措施鼓励发展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工业生产逐渐由出口
食品加工业转向生产纺织品、橡胶和皮革制品、自行车、木制品等国内市场
消费项目。生产这些商品需要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低，因此可以由经验不
足的台湾人办的企业生产。为此，台湾人在大城市四周或小城镇兴建小厂（可
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50 年代，由于工业下放，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的
速度相对减缓。由于公共汽车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许多新工人宁愿住在农村，
乘车去城镇工厂工作，也不愿迁入城市。“以工兴农、以农促工”的格言，
正付诸实践。
50 年代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0％。到50 年代末，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
业已发展到饱和程度。进口的消费品在全部消费品中仅占5％。在某些方面，
生产能力已大于实际需要。这时政府需要决定是否将重心转向生产原先进口
的耐用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还是出口已在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经过一段
犹豫，政府选择了后者。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台湾已明显地增加了工业产
品的出口。1952 年，92％的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只有8％为工
业产品。到1959 年，工业品的出口已上升到总出口的24％。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外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为工业品出口的迅速发展打开
了大门。台湾工业得以从主要利用国内原料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转向利用
劳动密集工业加工进口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①
1960 年的台湾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它的农业不是现
代化农场与大批落后农民并存，而几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多数受过教
育，生产技术较高。它的工业没有搞国营重工业项目，而是集中力量进行基
础建设并创造有利气氛，鼓励私营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乡村
和城市工业平衡发展，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蒋介石及其同僚（包括严家淦、
蒋梦麟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技术专家）为六七十年代不寻常的经济增
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1960 年还没有人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经济起飞。金门冲突记忆犹
新。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的11％。大陆中国粮食短缺，加之乌托邦式的大跃
进失败、苏联专家撤离，这些使台北又有了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像杜勒
斯国务卿所说，可能真是“一个瞬息而过的而不是永久的阶段”。蒋介石和
① 参见K.T.李1969 年写的文章：“公共政策与经济发展”，载于李：《台湾经济蓬勃发
展的 经验》，第
30—73 页。
许多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依然认为台湾建设的目的是准备有朝一日群众起来反
对共产党统治时为收复大陆提供机会。
经济起飞（1960—1970 年）
国际地位
1961 年，自从周恩来要求联合国驱逐中华民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的席位已经过了10 年多了。联合国成员国中反对搁置中国问题的越来
越多。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同意就中国席位问题进行辩论和表决，但他们提
出一项议案，规定中国席位问题必须由2/3 的多数通过才能解决，并动员成
员国支持此一议案。在整个60 年代他们借此议案成功地保留了中华民国在联
合国的席位，继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但国际上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一再下降。这个趋势只是因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引起恶感而暂时中止，
然而不久又重新恢复。1970 年，驱逐中华民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案
在联合国表决中首次赢得简单多数，但因未获得2/3 的多数而没被通过。
整个60 年代，中华民国除争取保留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外，还在争取国际
承认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较量。它邀请许多国家的要人访问台湾，观
察台湾的进步，并于1961 年制订了派遣技术人员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主
要帮助它们发展农业。到1970 年，它在23 个非洲国家中派有702 名技术人
员（包括短期和长期工作的），在11 个亚洲和拉美国家派有111 名技术人员。
此外，它还在台湾为发展中国家训练了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中华民国的富
有想象力的外交使它同相当多的国家保持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由于拥有控制着大陆中国的王牌，仍缓慢地走向胜利。法国、加拿大和意
大利先后于1964 年和1970 年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0 年，已有
53 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有68 个国家仍然承认中华民国。
60 年代期间，中华民国能够保持其国际地位主要靠美国的政策。美国在
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它每年都投入大量政治资
本劝说其盟友和友好国家支持中华民国的地位。但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如
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在此问题上同美国背道而驰，说明美国影响在减弱。
而且，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也在逐步变化。到60 年代末期，没有几个美
国人不认为中苏分裂是真正的、严重的，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中苏之间的论
战愈演愈烈。苏联人在中苏边境驻扎了重兵。1969 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
敌对情绪爆发，在珍宝岛（达曼斯基岛）发生了军事冲突。50 年代的两极世
界消失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在已经出现的多极世界中，美国迫切
需要同苏联的强大对手发展关系。
由于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美国官方未及时认真考虑改变对华政
策问题。台湾虽然不是美国的永久军事基地，但在越南战争中却是有用的辅
助基地。美国在清泉岗（原称公馆）机场驻有1 个C—130 运输机联队和1
个KC-135 空中加油机中队。该机场的跑道是50 年代美国出资扩建的，供美
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驻菲律宾的美国第13 航空大队的2 个分队也驻在台
湾。台湾是西太平洋除日本之外最好的维修基地。美国战斗机、坦克、装甲
人员输送车均在台湾进行大修。到60 年代末期，美驻台军事人员（不包括家
属）近万人。这样，台湾在美国作战方面的实际价值、美国政府忙于进行一
场日益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局面等，种种因素导致
美国推迟重新考虑中国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之间大量具有实际价值的关系也在四下辐射。整
个60 年代里，美国继续向台提供军援，至60 年代中期总额已超过30 亿美元。
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F-86 战斗机已由F-100、 F-104 和F-5 战斗机所取代。
中华民国获得了C-119 运输机，并获得特许与贝尔直升机制造公司联合生产
军用直升机。奈克—大力神和隼式导弹加强了台湾的防空能力。台湾还得到
了新型驱逐舰和登陆艇，增强了其向沿海岛屿运送补给的能力。更多的坦克
和榴弹炮也已运抵台湾。台湾还发展了军工生产，到60 年代末已能生产M-
14 步枪、机枪、炮弹、迫击炮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数千名军人曾到美国受训。
美国在1965 年逐步结束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从1951 年起美共向台提
供了14 亿美元的经援。台湾已能在经济上自立。美国官员宣称台湾是从美国
经援计划“毕业”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而自豪。美国实业家认为台
湾是一个宜于投资的地方，到1968 年底，23 家美国企业在其台湾的工厂中
雇用了2.2 万多中国雇员。两家美国银行在台湾设立了分行。数以百计的美
国牧师，因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而定居于台湾。美国的大学同台湾的大学建
立了各种交流关系，每年美国大学都招收数千名台湾毕业生。
经济发展
台湾60 年代的10 年是经济全面突飞猛进的10 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从
50 年代的年均2.7％，猛升至60 年代的5.8％。工业品出口的增长是高速度
发展的主要原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农业生产从1960 年占国内生
产净值的33％降至1970 年的18％，而工业生产从25％升至35％。工业生产
中，国营部分所占比重从1960 年的48％降至1970 年的28％。而同期私营部
分由52％升至72％。对外贸易从1960 年的4.61 亿美元猛增至1970 年的30
亿美元。工业产品在外贸中所占比例从1960 年的32％跃升为1970 年的79
％。
台湾在利用进口原料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商品，促使出口迅速增长
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度发展，这决不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政治稳定，
一贯强调发展50 年代开创的农村经济、采取促进出口的外汇、金融与财政新
措施等诸多因素结合的结果。
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虽较50 年代有所减缓，但发展势头依然良好。3.6％
的年增长率仍然超出人口增长率。由于工业化影响和政府于60 年代初期实行
的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率由1960 年的3.5％降至1970 年的2.4
％。鉴于台湾的可耕地几乎已被全部利用，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靠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通过改良品种、增加劳力，特别重要的是增施化肥，农作物单位
面积产量有了提高。大米在农产品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因为农民增加了
更有利可图的产品，如水果、蔬菜和牲畜等的生产，而群众由于收入增多，
也要求增加食品的品种。
60 年代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为20％，为50 年代的两倍。其产品主要是纺
织品、木制品、皮革制品和纸制品，是当时台湾出口活动中的尖刀商品。在
60 年代后半期，电子器材地位上升，外国制造商开始在台湾建厂，利用台湾
廉价的受过简单训练的劳动力为他们的制成品生产部件，运到其他地区组
装。台湾建立了出口加工区，可免税进口原料，由台湾劳动力加工而后出口。
这进一步促进了外商在台湾设厂的积极性。
台湾工业迅速发展有以下原因：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城乡收入不断提
高，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作为出口市场的补充；储蓄增长，
50 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至10％，到1970 年升至近30％。招工容易，
农村收入增加（增长速度比城市稍慢一些），都与台湾工业布局比较分散有
密切关系。1956 至1966 年期间台湾工人分布情况表明，台湾16 个最大城镇
的工业工人占总人口的32％，并呈下降趋势。而农村中的工业工人由总人口
的47％增至52％。①由于工业布局分散，到1972 年，农户一半以上的收入来
自非农业生产。储蓄增加，银行存款额大幅度增长，为迅速实现工业化提供
了资金。这是群众信心提高、收入增加的反映，也是中国人攒钱备用的习俗
的表现。1958 年沿海岛屿危机的结局表明，台湾不会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军事进攻。60 年代期间，政府已采取措施，使通货膨胀率降至每年2％—3
％。银行存款利率提高，经济生机勃勃，失业率低，群众对个人前途比50
年代更有信心。
1965 年美国终止对台经济援助时，曾引起政府官员的不安，但实际上对
台湾经济发展未产生不良影响。1968 年援款虽然用完，但外国私人投资却有
增加，其规模超过了过去美援提供的每年9000 万美元的数额。到1970 年台
湾已积累了6.27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5 个多月的进口费用，完全有资
格从外国银行按商业利率获得贷款。
政治稳定
60 年代，台湾的政治体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蒋介石1960 年重新
当选为总统，1966 年连任，1969 年又再次被选为国民党总裁。他不时重申中
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表示决心光复大陆。1947 年和1948 年在大
陆当选并尚存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仍然继续履行他们的宪法
职能。政治稳定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经济发展为群
众提高生活水平带来机会，从而又有助于维持政治的稳定。
虽然台湾的政治体制未变，但政府的施政重点却毫无疑问地出现了微妙
的变化。那些把台湾主要当作光复大陆基地的人们，他们的权势在下降；而
那些主要关心台湾本身发展的人们，他们的影响却加强了。重返大陆的希望，
在1961 至196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时，曾昙花一现。为了
利用大陆可能出现的叛乱，蒋介石曾命令部队作好战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则
增兵福建，进行对抗。约翰·肯尼迪总统曾以公开的方式，并通过华沙的渠
道，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反对在该地区使用武力，并且不会支持中华
民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后，除偶然发生过对大陆小规模的袭扰之外，中华民
国的战备完全用于保卫台湾及沿海诸岛。专家治国论者关心台湾的经济发
展，他们的计划和政策日益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光复大陆的希望虽日趋渺茫，但大陆人统治集团并未因此动摇其继续掌
权的决心。他们仍然控制着国民党内的高级职位、安全机构、武装部队以及
财政和经济各部。为了对付来自共产党方面或台湾独立运动方面的威胁，他
们有选择地实施戒严令。有一位叫雷震的大陆人，是政论杂志《自由中国》
半月刊的编辑，曾企图组建由大陆人和台湾人共同参加的反对党。此人于
① 见古斯塔夫·拉尼斯：“工业发展”，载盖伦森：《经济增长》，第224 页，塞缪尔·
P.S.何 （音）的
“台湾农村的非农业部分”，载《世界银行就业和农村发展研究》，第32 卷。
1960 年被判处10 年徒刑，罪名是隐瞒编辑部内的一名过去的共产党员，未
向当局报告。台湾领导人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国民党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
国民党的党员人数在60 年代末已接近100 万。该党在维持台湾的政治稳
定上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一个主要职责是设置和控制公众辩论的限度，手段
是利用自己的宣传媒介，并监督私营媒介，超出规定限度的便加以取缔。该
党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1964 至1968 年进行的选
举中，该党候选人当选率达78％至92％。该党通过中国青年团（前身是三民
主义青年团）、农民协会、工会、渔民协会、合作社及妇女团体，在政府和
人民之间沟通联系。在校园内，党的官员密切监视着学生的言行。
随着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过去，大陆人同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开始缓和。但是，台湾人对大陆人专权行为的抱怨并未消失。1965 年，国立
台湾大学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制传单，号召台湾人奋起反抗，
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此人及另两名同谋者因此被判处8 年徒刑，之
后被减刑，并逃离台湾。台湾独立运动继续煽动台湾独立。其活动主要在日
本和美国进行。但该运动力量弱小，且受内部派系斗争困扰，在台湾本土影
响不大。1965 年，曾在11 年前被东京的一群台湾流亡者任命为“福摩萨共
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托马斯·廖（廖文毅），脱离该运动并返回台湾，之
后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归台湾。
以外国为基地反对国民党的运动，之所以未能在台湾产生大的影响，部
分原因是岛上安全机构的有效控制，虽然这种控制本身也引起了台湾人的不
满。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得益于经济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为大批
台湾人提供了就业和经商的机会，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台湾籍
商人正同官僚机构中的大陆人发展关系，双方对维持政治稳定都有共同的利
益。此外，台湾籍从政者正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政治参与。虽然他们组织反对
党的权利被剥夺，但却更加策略地以独立人士的名义提出候选人，同国民党
候选人竞争。高玉树（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台湾籍工程师，
他在1964 年的选举中智胜国民党，第二次蝉联台北市市长。在同年的选举
中，独立人士还赢得了基隆和台南两个城市市长的宝座，从而使台湾五大城
市中，有三个为非国民党人担任市长。为了在未来的台北市市长选举中不出
现同国民党竞争的局面，蒋介石于1967 年将该市定为“特别市”，直属行政
院领导，并指定高玉树为首任委任市长，从而巧妙地将台湾人的不满化为乌
有。1969 年，台湾籍从政者首次获得了参加全国性竞选的机会。情况已很明
显，由于在大陆当选的代表的死亡，全国由选举产生的一些机构的委员人数
在迅速减少。因而，国民大会选出了15 名新代表，立法院选出了11 名新委
员，监督院选出了2 名新委员。这样，在60 年代，台湾人通过商业上的成功、
选举上对国民党的挑战以及直接加入国民党等方式，在大陆人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扩大自己影响的途径。
在整个60 年代，蒋介石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自1938 年以来是党
的首脑，自1948 年以来是民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掌握着任免
全部高级军政官员的大权，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最高决策人。他以传统的儒家
方式实施统治：家长作风，远离群众，对群众施恩并要求群众对他本人效忠
相报。他个人生活俭朴，也要求下属节制。蒋在60 年代初已年逾七旬，其继
承人的传闻集中在副总统陈诚和蒋的儿子蒋经国两人身上。蒋经国当时是台
湾安全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此二人在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均不乏大量的支
持者。蒋介石对此事不表态，相反却抓紧权力不放，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拥权
过大。1965 年陈诚去世，终年68 岁，从而消除了蒋经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1964 年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出任部长。陈诚死后，普遍认为他正被
培养为蒋介石的继承人。
社会变革
随着60 年代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教育、都市化和劳动力组合方面，也
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人的教育程度长期以来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
位有关。他们习惯为自己的孩子——特别是男孩，谋求最好的教育。在台湾，
早在1950 年，相当数量的女孩也接受教育。当对，女生占小学人数的1/3
以上，占中学人数的1/4。但在大专院校中，仅占11％左右。到1960 年，女
生人数的比例在小学上升到将近50％，中学上升到34％，高等学府上升到
23％。在60 年代，由于收入增加，父母竭力为自己的孩子谋求更多的教育。
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970 年，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比例略有下降，但接
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却成倍增长。文盲在6 岁以上人口中的比例从
27.1％下降到14.7％。女生人数在中学生中的比例达44％，在大学生中的比
例达36％。1968 年，免费教育从6 年延长到9 年，这是中学入学人数增加的
原因之一。
大学毕业生大批聚集美国进行深造，每年去美人数平均为2000 至3000
人。其中很多人在美国定居不归，因为在60 年代，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
才，特别在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在美国就业的机会很多。这个时期赴美国留
学的人，仅有约5％回归台湾。这种“人才外流”利弊都有。它使台湾失去
了政府花了大量投资培养出来的人才。但另一方面，台湾不可能吸收这样大
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他们都能在自己所学专业的岗位上工作。一群受
过高等教育而又未充分就业，并且不满现状的过剩的年轻人，可能制造政治
问题。去美国留学，使台湾的许多优秀大学生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而不是
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那样，把精力转向搞政治骚动。而且，在美国受
过良好训练的中国人日益众多，是个人才库，他们同在台湾的家庭仍保持着
联系，当台湾的工业和科研进一步发展后，他们仍可回台工作。
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台湾正变得更加都市
化。在60 年代，大城市人口增长87％，城镇人口增长73％，而同期全台湾
人口仅增长35％。关于台湾都市化对社会的影响，迄今还未彻底加以研究，
但从现有资料即可得出某些结论。①台湾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不像其他许多
地方那样，是由于农村人口增长对土地产生压力的结果。因台湾的农业增产
已大大抵消了农村人口的增长。这种人口的流动，似乎更多的是由于城市工
商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不是逃避贫困。都市化带
来了劳动力组合方面的巨大变化。在60 年代，农、渔、林业的雇用人员仅增
长16％，而商业、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口却分别增长43％、82％和
115％。台湾的城乡差别较小，因此这种人口流动对家庭生活和传统价值观所
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重。台湾是个小岛，公共汽车和火车
① 参见埃米莉·马丁·艾亨、希尔·盖茨编：《台湾社会的人类学》；詹姆斯·C.熊（音
）等 编：《台湾
经验（1950—1980）》。
运输方便，因此去城市的移民较易同他们在农村的老家保持联系。许多移民
在城市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农村。有一份研究材料断定，进入台湾最
大的几座城市的每4 个移民中，有3 人离去。②由于有收音机（平均每10 人
拥有1 台）和全岛范围发行的日报，城乡居民在了解信息方面已无差距。在
60 年代，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发行量迅速增加。
② 小奥尔登·斯皮尔：“台湾的都市化及人口移动”，载熊等人编：《台湾经验》，第2
81 页。
新的挑战（1971—1978 年）
到了70 年代，台湾在敌对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受到自40 年代末以来最严
峻的考验。它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它还必须搞好从蒋介石
统治到一位新政治领导人统治的过渡。台湾接受了这些挑战，并继续发展和
繁荣。这证明台湾杰出的领导人在过去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是正确的。
外交上的挫折
1971 年7 月，华盛顿令人吃惊地宣布：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打算访问
北京。对台湾来说，70 年代就这样不祥地开始了。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事务
顾问亨利·基辛格曾断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有助于解决不得人
心的越南战争，并使美国在对苏联的缓和攻势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他
们正确地断定，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舆论已经转变，将会支持他们的行动。
美国国会未按惯例作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这是20 年来
的第一次。尼克松总统也不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虽然他的外
交代表也在为台湾在联合国保留一席之地而活动。但就在联大就此问题进行
紧张的辩论时，他却派出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这表明他并不真正坚持保
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 年10 月，联合国通过表决，决定接纳中华人
民共和国，驱逐台湾。之所以驱逐台湾，是因为北京坚持如果台湾仍为联合
国成员，它将不参加联合国。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之后，大多数与它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同它断交，并转
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带头这样做的国家之一便是
日本。日本领导人对于尼克松总统未事先同日本商量就决定改变对华政策，
感到十分震惊。1972 年9 月，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台湾断绝外交
关系。到1977 年，同台北仍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仅剩下23 个。台湾丧失在
联合国的席位之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便于将其逐出其他国际组织。仅仅
数年之间，台湾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国际官方机构中的席位，而要保留在国际
非官方组织中的地位也何等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决心制止台湾政府宣
称代表中国，而且拒绝国际社会将台湾看作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对北京领
导人来说，“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一样，都是不能容许的。
台湾同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关系断绝之后，被迫采取异常的办法以维持国
际交往。由于出口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对外贸易对其生存至关重要。
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 年，台日贸易占台出口的12
％和进口的42％。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东京和台北双方都希望维持密
切的实质关系。正如日台外交关系中断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对自由民主党
内的同事所说：“日台之间存在着强大而深厚的关系。因此，即使外交关系
中断，双方的行政关系必须受到尊重和珍惜。只要他们不触犯维护日中关系
的根本原则，我们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保持日台之间的行政关系。”①
在日台断交3 个月之后，双方即同意作出非官方的安排，以取代外交关
① 1972 年10 月1 日《朝日新闻》。
系。②日本建立了一个由一名前大使领导的交流协会，在台北设有事务所，而
台湾也成立了亚东关系协会，在东京、横滨、大阪、福冈等地设有办事处，
由国民党一位中央委员担任会长。两个协会的成员多是现任或已退休的外交
人员，但以私人身分任职。虽然他们没有亨受给予外国外交官的全部优惠及
豁免权，但仍充分享受特殊的待遇，以便他们能够完成通常由外交使团执行
的任务。日台之间的贸易继续进行，没有发生中断。1972 至1979 年，台湾
从日本的进口总值增长4 倍，而对日本的出口增长6 倍。日本在台湾的投资，
在停滞一年之后，又恢复向上发展的势头。
1974 至1975 年，由日台双方国家航空公司经营的航线被停止一年多，
这是对日台实质关系唯一严重的一次干扰。其原因是日本外相大平在宣布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航空联系时，涉及对中华民国国旗的轻蔑处置，从而台
北命令双方停飞。外国航空公司迅速填补了由日航及华航经营的这条航线，
因此双方的空中运输并未中断。经过交流协会同亚东关系协会长时间的谈
判，并且由大平的继任宫泽喜一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了安抚性的谈话之后，
华航及日航的子公司——日本亚洲航空公司，终于恢复了这条航线。
为了促进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台湾建立了“中国外贸发展协会”。这
是强制各出口商捐助而成立的民间组织，它在国外的办事处有各种不同的名
称，这取决于驻在国的政治态度。在有些地方，当使用“中国”字样可能带
来麻烦后，该办事处就取名“远东贸易服务中心”办事处。由于在多数国家
都没有领事官员，台湾想出许多办法，为那些希望访问台湾的外国人提供签
证。例如在西德，人们可以从“台湾旅行社”获得“推荐函”，以此在台湾
入境时换取入境签证。在东京，亚东关系协会提供的签证上盖的印章是：“中
国大使馆，汉城，韩国”。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签证由华航发放。由于同许
多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致使台湾在解决那些需要由政府出面解决的问题
时，便感到更加棘手，在国际上采取行动时也产生不便和出现迟延。但所有
这些，都没有严重妨碍台湾同其他国家保持实质关系。台湾同其他国家的这
种实质关系，使得它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继续繁荣发
展。
当然，在这1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继续同它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贸易
伙伴——美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在70 年代，台湾同美国的贸易，占台湾进
口的22—27％，出口的34—42％。1972 年2 月，在上海发表的经过仔细斟
酌的联合公报中，美国同意进行具体协商，以促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正常化；但是，对何时和在何种条件下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并未作出承诺。
美方称，它对海峡两岸中国人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
场，不持异议。美国重申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兴趣，宣布随着
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设施，直到全部撤出
台湾。该公报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暂时将台湾问题搁置一边，以便发展相互
间的各种关系的象征。1973 年，两国在对方首都成立了联络处，使发展双边
关系的工作有了执行机构。台湾政府和人民对该公报以及互设联络处感到震
惊，预感到这是他们今后前途的凶兆。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美国在发展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同时，加强同台湾的经济联系。
② 戴维·纳尔逊·罗：《非正式外交关系：1972—1974 年日本同中华民国的情况》，具
体叙述 了日台建
立特殊机构取代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也可参阅克拉夫：《岛国中国》，第7 章。
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不久，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即去台湾，向当地的公
私项目提供长期信贷。到1975 年，该行在台湾的贷款和信贷保证已将近20
亿美元，是该行除在巴西之外投放资金最多的地区。1973 年，美国在台北成
立贸易中心。美国私人投资继续涌入台湾。1972 至1975 年，加入台北“美
国商会”的美国公司从60 个增至200 个。从1971 至1978 年，台湾从美国的
进口总值增长6 倍，向美国的出口增长5 倍。1978 年，美台双向贸易额达74
亿美元，而美中贸易额当时才11 亿美元。
在美台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军事关系却在改变。美国为履行《上海公
报》的承诺，逐渐撤出在该岛上的军事人员，使其从1972 年的1 万人减少到
1978 年底的750 人。1974 年，美国国会悄悄地撤销了1955 年的《福摩萨决
议案》。台湾虽仍继续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但须以信贷或现金购买，而不
是以赠送的形式进行。美国继续帮助台湾改善军火工业，特别是批准诺斯普
拉公司从1974 年起，在台湾合作制造F-5E 战斗机。
70 年代，台湾大学毕业生继续流向美国，但返回台湾的人数在增加。特
别是70 年代末，高级专业人才在台湾就业的机会增多；而在美国，因经济衰
退，工作机会减少，回归的人更多。许多父母送孩子去美国留学，不仅是为
了学习和改善经济条件，也是为了当他们的孩子在美国获得永久居住权或加
入美国国籍之后，一旦台湾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些孩子可以为他们提供
出逃的去处。因此，他们申请在美国享有永久居住权的“绿卡”，“绿卡”
成为这些人的珍贵财产。
经济上的压力
台湾经济经过了20 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在70 年代首次遭到严重的衰退。
在这10 年的前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3％。但是，这种高增长
率因石油价格猛涨而迅速停滞下来。因为台湾完全依赖进口石油，油价上涨
对其打击特别大。1974 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1.1％，工业生
产20 年来首次下降4.5％，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扬47％。但是，在对付这次危
机上，台湾显示出它特殊的灵活应变能力。“十大建设”（本节以后将予以
讨论）在70 年代初即开始进行。虽然当时有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认为在
过热的经济中，政府不应投入太多的资金；但是，为了抵消私营工业生产下
滑带来的影响，这些工程被证明是有益的。1975 年初采取断然措施，当年的
通货膨胀率便下降到5％。纺织业因国际市场萎缩受到打击，大批年轻纺织
女工失业而回到他们的农村家园。这些工人虽然没有失业保险，但家庭代替
了这种保险。1975 年，经济逐渐恢复，达到4.5％的中等增长水平，之后几
年又进一步回升。从1976 至1979 年，平均年净增长率达12％。
70 年代，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放慢，平均年增长率为2.3％。大米生产持
平，增长主要来自蔬菜、水果和畜牧业。农村收入与城市相比，一直呈下降
趋势。政府为维护农村收入的增长，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政策。1973 年废除了
大米换化肥的做法，从而使化肥降价，并得以大量使用。政府不但取消了以
低价强制收购大米，相反还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以此作为对米农的补贴。
这样，政府放弃了过去为了工业而榨取农民资金的做法，转而像最发达的工
业化国家那样，对农业实行补贴。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补贴使大米大量过
剩，成为国库开支的很大负担。但为了缩小城乡在收入上的差别，防止农民
政治不满情绪的增长；这样做是必要的。到1970 年，农业工人的数量已饱和。
农村劳动力的日趋短缺，刺激了机械化的发展。投入使用的动力耕作机、拖
拉机、联合收割机、稻米干燥机、动力喷水机的数量，相当迅速地增加。但
是，由于农场规模小（平均每户仅约1 公顷土地），难以单独投资搞机械化，
使机械化进程受阻。为了推进机械化，政府在农民中间促进多种形式的合作，
但收效不大。这样，到70 年代末，政府需在诸多相互矛盾的目标中作出困难
的决策：是否仍以家庭农场为标准单位，如何以机器代替日益紧缺和昂贵的
农业劳动力，如何避免大米极度过剩和国库的沉重负担，如何缩小城乡收入
上的差别，以及如何保持台湾的基本粮食品种自给自足。
在70 年代，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慢了下来，但仍然取得了年均增长
15％的突出成就，虽然其间1974 年是下降，1975 年增长较小。这种增长较
50 年代快，但比60 年代末期慢。工业生产中，私营部分对公营部分的比重
一直持续上升，但这种增长势头到70 年代宣告结束，公私营部分的比例大约
稳定在19％：81％。这种变化反映出：在基础工业及私营企业无力投资的大
型项目上，政府须作更多的投资。政府投资的“十大建设”，包括台中新港
的修建、苏澳港的扩建、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以及一个新的国际机
场、一个联合钢铁厂、一个大型造船厂和几个石油化工厂的兴建等。
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从1971 年的39 亿美元猛增到1979 年的310 亿美元。
其中工业品的比重从1971 年的81％逐渐上升到1979 年的91％。台湾的生存
仍然依赖对外贸易。为了同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等）竞争，台湾政府认识到需要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
术水平。70 年代，台湾开始将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变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工
业。本地制造的机器设备日益取代过去的进口产品，资本货物开始向东南亚
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台湾领导人力图将主要是一家一户经营的小规模企
业转变为大型现代化企业，从而在高技术产品上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采取
的措施是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下更多投资，政府要作更多的干预。
政治过渡
1972 年，蒋介石以85 岁的高龄再次当选总统，任期6 年。但他的健康
日益衰退，已不能参加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时，培养蒋经国为其继承人的工
作早就开始了。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3 年之后，于1972 年出任院长。作
为行政院长，他实际上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但在重大问题上他仍请示他父
亲，以尽人子孝道。1975 年，蒋介石去世。副总统严家淦按宪法规定继任总
统。严是个专家治国论者，没有政治背景，蒋经国遂成为真正的领袖。蒋介
石死后不久，蒋经国即当选为国民党主席，1978 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蒋经国执政后，台湾政治体制的独裁性质并没有立即改变，但蒋经国的
工作重点和统治方式，与其父迥然不同。他谋求在官僚体制的范围内，建立
较明确的责任制，而不太强调派系背景和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经常到岛
上各地旅行，身穿运动衫和宽松裤，直接倾听士兵、农民、工人和渔民的意
见。这种做法与其父高高在上的儒家作风大相径庭。他大张旗鼓地发起反腐
败运动，使一些高级官吏被定罪伏法。他曾经当过21 年的“中国青年团”的
领导，因而仍然对青年工作感兴趣，并重用年轻人。尤其重要的是，他采取
一系列措施，改善台湾人的地位。他任命台湾人为行政院副院长、省长和其
他高级官员。他特别关心农业改革，其目的在于提高几乎全部是台湾人的农
民的生活水平。“二·二八”事件已过去25 年，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
已趋成熟。尼克松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改变，在台湾不论对大陆人
或台湾人，都是很大的冲击，使他们认识到彼此携手合作以对付来自大陆严
重威胁的重要性。
70 年代，戒严令继续执行，其他形式的政治控制也未放松。但蒋经国受
到高层领导人中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影响，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放宽政治活动和
言论自由。1971 至1972 年，在国立台湾大学的知识分子中间，政治讨论活
跃，并见诸报端。这次讨论涉及到诸如学术自由的限度、治安警察的作用以
及收入分配等敏感问题。台湾政府和国民党对此作出谨慎而有效的反应，使
这次讨论重新回到他们认为恰当的限度之内。有一家叫《台湾政论》的月刊，
曾大胆引用一位在国外的反国民党知识分子的话说，台湾人民的选择只有两
条，一是推翻国民党建立独立国家，一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实行统一，
两者必居其一。该杂志仅出版了5 期，1975 年便被停刊。其编辑次年以煽动
叛乱罪被叛处10 年徒刑。有些问题在台湾仍被列为禁忌。①
70 年代，许多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必须进行政治变革的压力。由于在
大陆选出的全国代表机构里的委员亡故很快，更加突出感到必须重新考虑以
下问题，即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些机构必须在全中国都有代表性。1972 年
和1973 年，新增选了少数国大代表、监察院和立法院的委员。但这仅是权宜
之计，对于如何长期解决这一难题，并未找到办法，只得将其束之高阁。台
湾籍的从政者谋求在现有体制下，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更大的势力。
因此，地方性的政治活动变得更为活跃。他们以各种花招争取流入城市的大
批移民。这些移民已不再被原来地方以政治忠诚和义务所束缚。教育程度的
提高使群众关心选举活动。富裕的台湾籍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投巨资
为某些候选人竞选。在1977 年的省级和地方选举中，无党派候选人首次在全
岛范围内进行合作。有些人公开警告国民党，不允许他们操纵选举。在中坜，
当一名国民党官员涉嫌在选票上搞鬼之后，一群暴民骚乱，纵火焚烧了警车
和消防车。政府平息这次骚乱时表现得十分小心。无党派候选人赢得了1/5
的席位，多于他们在1973 年选举中获得的席位，但少于此前有几次选举中所
获得的席位。台湾的第三和第四大城市——台南和台中，都由无党派人士当
选市长。无党派从政者因这次选举结果而欢欣鼓舞，他们认为这是向较为民
主的制度迈进了一步，虽然微小，但很有意义。
文化和学术生活
自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从中国大陆移植到台湾的中国文化经历
了巨大的变革。来自西方的新苗被嫁接在中国的砧木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
杂种。新的技术发展以及大规模的教育，产生出一种大众文化。它几乎立即
传播到全岛，并日益紧密地同世界文化潮流结合在一起。虽然官方竭力鼓励
追求传统的中国文化，但其崇拜者的队伍却日益缩小。
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努力影响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曾受到各种反对
力量的冲击。为了反共求生，台湾当局企图利用文化，并争取知识界，为其
① 关于70 年代初的政治趋势，请参阅马黄（音）：《台湾知识分子骚动：要求实行政治
改革 （1971—1973）》。
反共服务。例如早在1950 年，政府即建立文学奖，鼓励作家生产“反对集权
主义和共产主义，捍卫人类自由的，有积极意义的文学作品”。①许多作品，
特别是50 年代的作品，带有明显政治色彩：需要用最重的笔把共产党大陆描
绘成漆黑一团；需要避免可被认为对台湾政府有颠覆作用的主题。30 年代中
国的主要作家几乎全是左倾分子，他们仍留居大陆，其著作在台湾被列为禁
品。
台湾领导人将台湾描绘成珍藏中国传统文化的场所，宣传中国共产党人
反复灌输外国思想，正在摧毁中国文化。而大陆在反右斗争中残酷迫害知识
分子，搞文化大革命，以及扫“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大量毁坏书籍和艺术品
等，证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指责言之有据。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强调中国传
统文化十分重要。这不仅为了尽量划清他们同共产党人之间的界限，增加台
湾对海外华侨的吸引力，也是为了强调他们对“一个中国”的保证。
为了使台湾人认识到他们属于中国文化，政府禁止进口日本出版物及电
影片，不允许地方电台播放日本歌曲。并在学校课程中增设中国历史及文明
史，反复灌输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诸如尊敬父母和尊重权威等。60 年代，
台湾政府修建了“故宫博物院”，这是一个精致的展览馆，从大陆带来的大
批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珍品都在此展出。政府多次主办在台湾的艺术家的传
统中国画和书法展览，以及中国古典音乐表演。军队支持四个独立的京剧团。
这些京剧团不仅为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武装部队服务，也为公众演出。①
学术生活仍由“五四”运动时代的幸存者们领导。罗家伦负责文史馆的
工作，开始编辑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傅斯年在1919 年也是北京大学的
学生领袖之一，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在大陆时领导过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该所现已迁到台北郊区南岗的新址，与其他研究所成了近邻。
它所公布的当时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档案中有关帝国主义战争及中国国
内运动情况的文件，对全世界的历史研究工作都有裨益。
大陆的某些大学在台湾重新成立。北京的清华大学和上海的交通大学在
新竹重新成立，并在该地为新竹科学工业场提供理工方面的援助。政治大学
和中央大学原在南京，现分别重新安置在台北和中坜两地。东吴大学的校友
们在台北建设了一座新的东吴大学。罗马天主教会过去曾资助过北京的辅仁
大学，现又在台北建立了一座辅仁大学。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在台中
创办了东海大学。在台北过去的帝国大学，变成了台湾最有声望的最高学府
——国立台湾大学。以上仅是台湾105 所高等院校中的一小部分。1987 年，
高校学生共有44.3 万人。
台湾政府力图将岛上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反共队伍，以保
卫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同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
涌入的思想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冲突。官方认为，台湾既是中国传统的贮藏所，
又是自由世界的堡垒。为了从美国继续获得对台湾生存至关重要的支持，台
湾当局在自由问题上虽耍些花言巧语，但也给予知识分子一些自由，且不允
许两者之间出现太大的差距。台湾当局的上述政治需要，加上社会的迅速现
代化，使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文学、音乐、戏
① 齐邦媛等编：《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2 卷，第1 页。
① 参见伊尔姆加德·约翰逊：“台湾的京剧改革”，载《中国季刊》（1974 年1—3月）
，第57 期， 第
140—145 页。
剧、艺术和舞蹈上，更广泛地应用西方的主题和艺术形式进行试验。
台湾文化变革最大的特点是大众文化的传播。这种集新旧为一体的文化
因得助于现代科学技术而兴起。半导体收音机很早就出现了，其数量很快成
倍增加，使全岛千百万人能听到新闻广播、京剧及通俗音乐。之后，立体声
唱片或录音带（多是非法翻录的，并且很便宜）开始普及起来。到1980 年，
台北的许多出租汽车司机都在车上装上了磁带收放机，以便他们能欣赏自己
喜爱的音乐。台湾著名歌星演唱通俗歌曲的磁带，是中国大陆城市中年轻人
渴望寻觅的对象。
政府经营以及私营的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日益增多。这些影片供台湾
放映，并在香港及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华侨中散发。到70 年代末，台湾制片
厂年产影片150 到200 部，主要是历史片、功夫片、爱情片及喜剧片。就质
量而论，台湾片不及日本最好的导演导制的影片，但上座率却很高。到80
年代初，电视已成为接近公众最有效的手段。1979 年，台湾电视机总数已超
过300 万台，约每5 人1 台。①台湾电视节目受美国的影响，也结合变革后的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播放新闻和文娱节目。节目包括杂耍、台湾剧、日间播
放的连续剧、历史剧，以及一些教育和公众服务影片。全岛3 家电视台靠广
告收入维持。到1979 年，播送的节目几乎全部是彩色的了。
过去30 年来，台湾发行的日报数量没有大的变化，仍然保持在30 家左
右。但是，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生活的逐渐富裕，特别是自1965 年以来，受
欢迎的日报的发行量大幅度上升。为了使岛上各地的报道迅速传送，安装了
高速印刷机和传真排版机，从而使报纸的印刷能满足需要。到1980 年，全岛
四大日报（私营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台湾时报》以及国民党办
的《中央日报》）的发行量将近300 万份。台湾全部日报的总发行量为400
万到500 万份，平均约每4 人有1 份日报。①各大报都预订了国际主要通讯社
及台湾中央社国际部的新闻稿，因此这些报纸登载相当大量的国际新闻。《中
国时报》和《联合报》还设有文艺副刊，为在台湾的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重
要园地。《联合报》还在美国出版美洲版，供当地华侨阅读。
文化生活还有其他方面，从台湾传统的“拜拜节”（在整个农村中大宴
敬神，并伴有戏剧和木偶表演）到艺术家和作家种种标新立异的试验（如西
方的抽象派艺术及象征主义、存在主义作家的写作方法）。当前正风行振兴
中国民间舞蹈，并使之现代化。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舞蹈团——云门舞蹈团，
将中国的和现代的舞蹈技巧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已在美国和欧洲演出过。
自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成立以来，在该地产生的中国小说已经历了很大
的变化。②50 年代，长短篇小说皆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共作品，或是来自大
陆的作家怀旧和逃避现实的作品。50 年代末，夏济安曾评论说：“过去10
年在台湾发表的长篇小说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一部作品是严肃或诙谐地描写
工农生活，或教师、政府职员等小资产阶级人物生活的。其实这些作家本身
就属于上述这些人，例外的几乎没有。”③
但在1960 年，一群有才干的年轻大学生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们
① 《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80 年）》，第595 页。
① 许绰云：“文化价值和文化的连续性”，载熊等人编：《台湾经验（1950—1980）》，
第24 页。
② 参见珍妮特·L.福洛特编：《台湾的中国小说：批评的观点》。
③ 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1917—1957）》，夏济安的附录，第511 页。
利用这份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或翻译介绍一些西方的现代作家，如卡夫卡、
戴维·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乔伊斯、萨特、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和
斯坦贝克等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批年轻人不得不舍弃曾吸取过西方文
学技巧的30 年代中国文学主流派，而重新使西方的现代思想适应中国小说的
创作。他们作品中的佼佼者，如白先勇的《台北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
平。他的作品，以及他的同事王文兴、陈若曦和欧阳子等人的作品，打破了
50 年代的旧框框，使台湾文坛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但是，有人却批评这些作
家，说他们只关心形式而忽略内容，也说他们对当前台湾人面临的问题，缺
乏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索。①
70 年代，台湾小说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台湾出生的作家关心穷苦人
民，特别是农村的穷苦人民和社会上被欺凌的人们的生活。这些写所谓乡土
文学的人，如陈映真、王拓、王祯和、杨青矗和黄春明等，在他们的作品中，
使用了不少台湾方言，描写来自农村的“小人物”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快速
变革中所遇到的苦恼。这些作家中，有人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陈映真因
“颠覆活动”罪被判7 年徒刑，王拓和杨青矗因与1979 年12 月高雄暴乱有
牵连，1980 年被判12 年徒刑。
在台湾，如同在其他地方那样，通俗小说作家的作品远比“现代派”作
家和“本土派”作家的作品畅销（“现代派”作家力图以革新的手法，在自
己的小说中使用西方的文学技巧；而“本土派”作家则关心现代化对社会最
低层人们带来的影响）。最突出的例子是琼瑶。她已写出20 部长篇小说，其
中大部分已拍成电影。她写的爱情故事有美满的结尾，从而赢得了大批读者。
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63 年问世，迄今已再版30 次。①
台湾文化存在着三种趋势：为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奋斗，知识分子为
创造独特新颖的文艺作品而努力，以及现代群众文化的出现。所有这些趋势
在大陆也可以察觉到，但却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不管在中国，或是在台湾，
孩子们不再单调地背诵儒家名篇，或花长时间用毛笔练写书法。很少有官员
能赋诗作画。古典文艺也多被送进博物馆而无人问津。但是，大陆较之台湾，
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即它拥有如长城和故宫等著名的历史古迹。大陆的考古
工作者还在不断发掘古代的珍宝，包括蔚为壮观的西安秦始皇陵墓（兵马
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压制的传统通俗文艺——京剧、杂技、木偶剧以
及街头卖艺的吞剑表演等，在70 年代末迅速复苏，使长期患娱乐饥饿症的群
众十分高兴。由于北京政府强调保护文物，院校又培训了年轻的杂技演员、
民间舞蹈演员、京剧和地方剧种演员，对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通俗娱乐活动
又全面放松限制，这样，台湾宣称只有它才是中国传统唯一保护人的说法就
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在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台湾的传统大众文化已在步步
退却。台湾的大众文化已日益国际化和商业化。在大陆，人们要求翻译西方
国家的书籍，播放极受欢迎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年轻人对来自台湾和西
方的音乐很感兴趣。这说明，大陆的人们希望接触早已席卷台湾的世界文化，
至少在沿海城市是如此。
① 利奥·李欧凡（音）：“台湾文学的现代派和浪漫主义”，戴福洛特：《台湾的中国小
说》，第 6—30
页。
① “台湾文学的现代派和浪漫主义”，第22 页。
在台湾，有志于进行严肃的文艺工作的人们，在发挥自己的才能方面，
比在大陆的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以现领导人规定的办法，
迫使文艺“为人民服务”，使人们的创造性受到束缚。台湾与此相反，国民
党虽限制接触敏感问题，但并不强迫作家只搞一种模式。党的官员可能不理
解或不赞成抽象派艺术，但画家和雕塑家仍有自由去进行试验。这些年来，
台湾艺术家和作家的创造在生动和技巧方面有了进步。
到1980 年，有些台湾小说已在大陆出版。同时，二三十年代大陆的一些
伟大作家，如鲁迅和老舍，他们的著作虽仍在官方禁忌之列，但对那些知道
何处有香港非法出版的版本的人而言，不难获得他们的著作。因此，在80
年代初期，大陆和台湾双方已开始互补而共同得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动倡议
尼克松总统在1972 年访华及《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
倍努力使台湾政府和人民确信：“解放”台湾不可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言人告诫说，美国不可靠，并号召台湾当局就国家统一问题同大陆进行谈判。
北京过去发出这种号召时，几乎完全针对在台湾的大陆人，现在却开始注意
台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很清楚，大陆人在台湾政府中的统治地位
终将结束，占人口大多数的台湾人必将取而代之。他们认为，到那时，台湾
领导人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70 年代初，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几批海外华侨，包括在台湾出生的华侨。
他向他们保证，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其生活水平将不会降低，而
且台湾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造将逐渐进行。他邀请台湾的人们到大陆访问，
亲眼看看大陆的情况。他还强调台湾人在“解放”台湾中的重要作用。在这
类会见中，周恩来和邓小平均强调，为了实现统一，需要长时间的耐心工作。
但是如果和平方式失败，他们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局在向台湾人民努力发出呼吁时，明显地缓和了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
认为该运动的领导人虽然固执，但还可挽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注意做台湾当地人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大陆人。
它向这些大陆人保证，不管过去的罪恶多大，只要现在为台湾回归祖国工作，
他们将获得宽恕。它邀请他们公开或秘密地来大陆访问。它释放了几百名已
关押25 年或更长时间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相当一批在60 年代捕获的特务分
子。如果这些人愿意，还允许他们去香港或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呼吁，同过去一样，对台湾影响不大。1976 年，行政院长蒋经国在立法院说：
“我们的态度是：决不同共产党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①在台湾，几乎没
有人（不管是大陆人或是台湾人）认为，在北京控制台湾后，他们个人会从
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害怕，台湾的生活会降低到大陆的水平，而且
他们会同样遭受强加在大陆中国人身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控制。大批美国和
日本的华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向他们传达了在大陆的见闻，但与他们
在台湾相对舒适的生活相比，大陆的情况对他们没有多大吸引力。
① 《中国动态》，1976 年9 月20 日，B1。
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台湾
1977 至1978 年，美国驻台北大使曾预告台湾领导人：美国政府正准备
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如此，当1978 年12 月15 日吉米·卡特总统
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此决定仅提前数小时通知蒋经
国），台湾政府和人民仍感到十分震惊。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
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决定从1979 年1 月1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同时废除同
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从该日起的一年内终止同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在4 个月内撤出在台湾的所有剩余军事人员。经华盛顿和北京同意的联合公
报宣布：美国将与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及其他非官方的关系。美国也承
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一
项单独声明中称：美国继续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感兴趣，并希望中国人自
己会和平解决此问题。中国政府则宣布，台湾回归祖国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
内政。在宣布关系正常化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透露，
中美两国政府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存有分歧。在会谈期间，美国曾表示，
将继续向台湾供应数量有限的防御性武器，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同意。
台湾政府官员对上述关系正常化协议立即进行了尖锐的谴责。12 月底，
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访问台湾，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华盛顿和台北
的关系问题。当他的代表团抵达时，愤怒的群众高喊侮辱性的口号，并冲破
警察的保护圈，以棍棒击打代表团的车辆。蒋经国要求，在终止外交关系后，
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之间的关系，遭到克里斯托弗的拒
绝。因为，美国政府已保证，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
美国国会议员们对行政部门事前未同他们充分磋商而表示不悦，对政府
草拟的未来对台湾关系法也表示不满。他们对该法案进行了反复修改，于
1979 年3 月底予以通过，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①该法案遵照卡特政府
在与北京谈判时同意的，即未来同台湾的关系应是非官方关系的原则，并规
定建立非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在华盛顿和台北设办事处，以处理双
方的这种关系。该法案还提供法律根据，即按照美国法律，继续将台湾作为
一个法律实体对待，并在改变之前，使双方现有的条约和协议继续有效。还
作出规定，允许美国官员暂时脱离其官方职位，以民间身分去美国在台协会
任职。
但是，对国会中设计此法案的主要负责人来说，该法案关键的规定着眼
于，当其共同防御条约终止之后，台湾的安全仍然有保障。该法案明确指出，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期望台湾的前途以和平方式决定，
而对于以和平方式以外的方式决定其前途的任何做法，美国都将严重关切。
该法案还表示，美国有意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国有意保持自己的能力，
① 该法案的原文及对该法案的分析，请参阅丘：《中国与台湾争端》；其他分析参阅鲍大
可： 《美国的武
器出售：中国—台湾缠结》；罗伯特· L.唐恩： 重大的忧虑：进入80 年代的美 台关系
》；威廉·金特
纳、约翰·F.科珀：《两个中国问题：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国—台湾 问题》；埃德温·K
.斯奈德、A.詹姆
斯·格雷戈尔、玛丽亚·张霞：《与台湾关系法和中 华民国的防务》。还可参阅1980 年
6 月给美国参议
院外委会的报告：《与台湾关系法的实施： 第一年》；美国参院外委会、国会研究所、国
会图书馆1980
年6 月发起的专题讨论会：《台 湾：美中关系正常化一年后》；1980 年5 月14 日美国参
院外委会东亚及
太平洋事务小组的 听证会：《与台湾关系法的疏漏》。
以抵抗任何人凭借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手段，危害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
会、经济制度。
台湾当局对于美国大幅度改变对台政策后可能出现的影响，虽然仍十分
焦虑，但对《与台湾关系法》却表示欢迎，并开始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他
们成立了一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作为美国在台协会的非官方的对应机
构，以行使过去由他们的驻美使馆和各领事馆执行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
强烈抗议《与台湾关系法》，认为该法违反了关系正常化协议的规定，构成
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是，他们表明态度并记录在案之后，并未纠缠下去。
1979 年和1980 年，他们开始同美国建立广泛的关系。
1980 年下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关切美国同台湾的关系。美国飞机
公司同台湾讨论可能向台出售一种先进战斗机的要求，得到卡特政府的批
准；同时，美国在台协会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签订协议，规定相互给予对
方几乎相当于外交使团享受的各种优惠和豁免权。这些事态发展使中国感到
不安。在1980 年的竞选中，罗纳德·里根总统发表了亲台湾的讲话，其中包
含有意使美台关系“升格”的内容，使北京更感惊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正
式声明和公开评论中，开始提醒华盛顿，中国从未同意美国继续向台湾销售
武器。因为荷兰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中国领导人为强调反对外国向台湾提
供武器，于1981 年3 月将同荷兰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1981 年秋，他们
警告华盛顿：除非美国规定出停止向台出售武器的时间表，否则中美关系将
恶化。
经过长期反复谈判，双方终于在1982 年8 月17 日达成一个措词严谨的
联合公报。鉴于自1979 年1 月1 日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采取和解政
策，以及在本公报中，中方重申和平统一台湾是其“基本政策”，美国在公
报中表示，美国不想执行对台湾武器销售的长期政策，美对台的武器销售在
性能和数量上都不会超过近几年来的水平，美将逐渐减少对台的武器销售，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使这个问题得到最后解决。①台湾官方尖锐批评这个公
报，认为它违反了《与台湾关系法》的文字和精神。虽然美国决定延长合作
制造F—5E 战斗机的协议，以便能再生产60 架该型飞机，在一定程度上使台
湾安静下来；但对于美国拒绝向他们出售更先进的战斗机，他们表示遗憾。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欢迎该公报的同时，宣称“笼罩在中
美关系上的乌云还没有全部扫除”。该社论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自己的
诺言，实实在在而不是敷敷衍衍地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使这个问题
“早日彻底解决”。②
北京—台北的相互影响
美国同意逐渐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时，十分指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建议。北京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宣布停止
向沿海岛屿发射散发宣传品的炮弹。从60 年代初以来，一直是每逢单日发射
这种宣传品。大陆的电视台还首次播放了一部显示台湾风景区和闹市情况的
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媒介不再称台湾领导人为“蒋帮”，而代之
① 联合公报全文见1982 年8 月18 日《纽约时报》。
② 1982 年8 月18 日《华盛顿邮报》。
以“台湾当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呼吁台湾批准同大陆通商、通航、通邮
和实行人员往来，并称中国尊重台湾的现状，将采取合理政策解决统一问题，
以使人民免遭损失。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甚至
保证说：在统一之后，台湾将享受充分的自治，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
度以及武装力量。邓还对这些参议员说，只有在台湾当局无限期拒绝谈判，
或者苏联进行干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
1981 年9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关
于统一问题的全面的九点建议，让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武
装力量，享受“高度的自治权”。他说，中央政府将不干涉台湾的地方事务，
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叶还许诺
不侵犯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权和外国投资。叶也答应向台湾提供经济援
助，并在大陆的全国性政治机构中，为台湾官员安排领导职位。他呼吁国共
两党代表会晤，以便就统一问题深入交换意见。①
和过去对付北京的提议的做法一样，台湾当局断然拒绝了叶的建议，重
申他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谈判、不接触的政策。他们将叶的建议描绘成主
要针对美国的宣传，其目的是想说服美国：台湾不需要美国武器。他们指出，
叶在建议中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竭力反对
台湾为这些武装力量从美国或其他地方获得新的武器，这两者之间是矛盾
的。他们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有诚意的谈判建议，应该秘密提出，而
不是通过公开的宣传媒介。在台湾政府内部和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恐惧是：假
如台湾当局开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该岛的归并问题，他们将处于危险境
地，最终将导致台湾为北京所控制，并在台湾强制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他们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许诺缺乏信心，因为即使年迈的邓小平有诚意，
也不能保证他的继承人会履行他的承诺。北京拒绝答应不对台湾使用武力，
更增加了他们的担心。
虽然谈判的道路走不通，但在1979 至1982 年间，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
之间各种形式的非官方接触却在稳步增加。1978 年之前双方微不足道的双向
贸易，到1981 年发展到约5 亿美元（主要通过香港进行）。在国际奥林匹克
委员会（之后扩大到其他国际体育联合会），双方达成妥协：大陆体育组织
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而台湾的相应组织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
会”。从而使双方的运动员都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台湾和大陆的科学家日
益频繁地在国际会议上会晤。双方在美国大学或其他地方学习的学者和学
生，也走到一起相互了解。虽然台湾政府仍然禁止台湾和大陆之间直接通邮，
但亲戚之间通过在香港、美国或日本的亲友交换信件，已变得日益平常。台
湾少数人甚至到大陆探亲而未被政府拘捕，虽然他们这样做如严格按照法律
规定是非法的。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人们对海峡两岸的情况正在形成更加
现实的看法。
政治上的紧张和经济上的衰退
台湾原拟于1978 年12 月举行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选举。反对派政客在
1977 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成功之后，在行动上更加放肆，并显得更有信心。
① 叶的声明全文见1981 年10 月5 日《北京周报》第24、40 页。
他们在全岛范围内更紧密地协调行动，并提出废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和增
加民选官吏等更大胆的要求。就在选举即将举行的前几天，美国意外地宣布
同北京关系正常化，使政府推迟了选举。在美台中断外交关系之后的紧张气
氛中，政府以涉嫌通共罪，将一名台湾籍的反对派政客和他的儿子投入监狱；
对于参加游行、抗议这次逮捕的一名非国民党县长，也给以撤职处分。
国民党内保守分子的势力暂时上升，他们要求在国家危急关头加强团
结，因而公开辩论敏感问题的势头受阻，但这种势头又很快恢复。1979 年2
月，政府受具有自由思想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影响，取消了已实行一年的对新
杂志不予登记的禁令，使新的政治性杂志很快出现。这些杂志在观点上从鼓
噪反共的《疾风》，到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美丽岛》（福摩萨杂志），应有
尽有。中间派的杂志受到国民党内的温和分子和走中间道路的反对派政客的
支持。一场活跃的政治大辩论很快展开。这场大辩论公开讨论了敏感问题，
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评论家们提出了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的广泛而具体的
建议，并要求有组建反对党的权利，同时猛烈批评国民党。
以立法委员黄信介为首的一批著名的台湾籍反对派政客赞成《美丽岛》
观点（该杂志自诩为“台湾民主运动杂志”）。《美丽岛》集团的主要目标
是：由台湾人选举成立自己的新政府，并且暗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国
——虽然它不敢这样公开宣布。该集团在台湾各地迅速建立起10 个支部，每
个支部由当地一位著名的台湾籍反对派政客领导，并开始举行反国民党的招
待会和集会。这个集团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影子政党。这个集团在反国民党方
面是团结一致的，但内部组织松懈，纪律涣散。它成了强硬派《疾风》的主
要攻击目标，被毒骂成亲共分子。由于它组织的集会规模日益扩大，气焰更
加嚣张，因而遭到不仅是国民党内台湾籍政客的批评，也受到温和的台湾籍
反对派政客的非难。后者认为，刺激国民党摊牌是不智之举。
1979 年12 月10 日，双方终于进行了摊牌。在高雄，由《美丽岛》集团
组织的游行发展成为暴乱。为此，该集团有14 名领导人被捕，其中8 人（包
括立法委员黄信介）以煽动叛乱罪被控，并被判处12 年徒刑到无期徒刑。①
这样，政府一下子就消除了台湾籍反对派中极端分子的主要骨干。回顾起来，
很清楚，《美丽岛》集团过高估计了公众的支持，过低估计了政府的决心和
能力。政府决不允许任何政治集团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煽动群
众情绪，反对国民党。虽然大多数台湾人赞成台湾人在政府中应有更大的影
响，但许多人不同意《美丽岛》集团所采取的方式。台湾人和大陆人的一致
意见是：应该有秩序和逐渐地进行政治改革，而不是同执政党进行大规模的
对抗，因为这种对抗只会危害政治稳定、公共秩序和几乎所有人皆已得益的
经济增长。
高雄事件及其以后对一些人的定罪，引来了一段对政治言论严格控制的
时期。立法院通过了新的选举法。该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防止选举活动中发生群众混乱，但仍允许有可能获胜的反对派候选人参加竞
选。按照新的选举法，1980 年举行了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选举（原定1978
年12 月举行，被推迟），1981 年又举行了省级和地方选举，均能顺利进行。
虽然在省级和地方选举中，候选人花的钱比过去哪一次都多。这种收买选票
的做法，在宣传媒介中曾遭到猛烈抨击。
① 约翰·卡普兰：《军事法庭上的高雄被告》。
从1979 年开始，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也使台湾遭到损失。但美国中断同台
湾的外交关系对台的经济并未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1979 年，台湾的国民生
产总值增长8％，1980 年增长6.8％。1979 年，新的外国投资额达到创记录
的3.29 亿美元，1980 年又猛升到4.66 亿多美元。台湾在争取外国贷款上毫
无困难。1980 年，台湾向美国、欧洲和日本银行共借贷12 亿多美元。台湾
的长期外债总额仅为50 亿美元，其偿债率仅约6％，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异
常低的。外国银行都渴望在台湾开设分行，而政府不得不在每年批准一定的
数量，以抑制竞争。1980 年，有8 家外国银行在台北设立分行，其中5 家为
欧洲银行。到1981 年初，共有23 家外国银行在台湾设有分行。
1980 年，台湾同100 多个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总额超过390 亿美元。经
济政策的决策人强调对西欧的贸易，部分原因是使台湾的贸易伙伴多样化，
但也是为了增加欧洲人对台湾的了解，以便将来争取他们政治上的支持。台
湾同西欧贸易的增长率，高于台湾全部贸易的平均增长率。1980 年，欧共体
各国超过日本，成为台湾的第二大市场。台湾还一改过去严格的反共立场，
于1979 年解除了不同5 个东欧国家直接贸易的禁令，并允许同其他东欧国家
进行间接贸易。
回顾与展望
1949 年以来，台湾的历史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对外是在巨大的威胁面
前，为生存而斗争；对内是使一个农业社会现代化。
由于台湾同大陆之间有100 英里之遥的海峡相阻，加上美国的支持和保
护，台湾的生存才有了保证。只要美国第7 舰队承担防止入侵的任务，台湾
海峡这条海上屏障就能成功地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同时，一个海岛
防止渗透和颠覆，要比大陆的一个省容易得多。即使在1979 年底美国同中华
民国的安全条约被终止之后，台湾海峡由台湾的50 万美式装备的部队防卫，
也是一个难于逾越的障碍。在安全条约终止之后，美国继续是台湾新式武器
和军火备件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不仅在防御上给予台湾极其重要的支持，而
且多年来维护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在经济上向台湾提供了对其经
济腾飞非常重要的援助。美国给予台湾人民喘息的机会，而台湾人民很好地
利用了这个机会，从而到70 年代，当美国为了照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立
的关系而减少对台湾的支持时，他们更加自信，自立能力也更强大。
台湾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荣昌盛。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50 年代的
约200 美元，猛增至1982 年的1800 美元。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
中，台湾大大地走在前列。它与南朝鲜、新加坡和香港一道，被称为西太平
洋的“四小虎”。在发展中国家中，它们以经济的高速发展著称，而这种发
展主要依靠对外贸易。这些国家加上日本的榜样，可能是中国在邓小平的领
导下，决心扩大对外贸易和使用物质刺激，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部分原因。
但是，台湾异常快的经济增长，是由本章前面的部分讨论过的许多因素决定
的，不是都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抄袭的，例如：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相对
发达的基础；从大陆汇集来的大批有经验的行政管理和技术人才；美国早年
给予的大量经济援助；土地改革；重视教育；60 年代初，当世界贸易空前迅
速发展时，决定转变以出口带动工业增长；对私营企业的鼓励；保守但灵活
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领导人依靠有才干的技术治国专家。
只有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进步；而政治稳定也
要有可观的经济上的进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
逐年提高，而且有信心使自己的孩子今后生活得更好时，他们就不会轻易被
革命的花言巧语所煽动，去参加对抗或使用暴力，以强制手段进行政治变革；
大多数群众就会同意政府强调法治秩序和实行逐步、渐进的变革。台湾的政
治稳定，还有一些因素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合法性被接受；
国民党实行坚定但适度压制性的统治；被广泛认为是对更加压制性的大陆共
产主义制度的威胁。此外，早先规定了地方选举，大批台湾人加入国民党，
任命台湾人担任政府和党内日益高级的职务，也有助于缓和大陆人领导层同
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
80 年代，虽然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放慢，但台湾仍然扩大了自己的出
口，并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到1987 年，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上升
到5000 美元，外汇储备猛增至惊人的760 亿美元（这仅次于西德和日本）。
由于美国对台湾贸易出现大量赤字，双方的贸易摩擦开始增多。在美国的压
力下，台湾勉强同意减少贸易壁垒，使台币对美元升值。台湾面临几个严重
的经济问题，特别是需要尽快将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较高技术的产品，以
保持对其竞争者的优势。也需要使其银行体制现代化，以刺激国内投资。台
湾面临的超量出口、储蓄和外汇储备等问题，与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
截然相反。台湾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正为此作出必要的调整，前景看好。
为了对付日益富裕的中产阶级及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压力，蒋经
国于1986 年宣布有意废除戒严令，解除对成立新政党的禁令，并允许办新的
报纸。1979 年高雄暴乱被关押的多数反对派领导人被释放。其中有些人成了
新建立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的领导人。对政治言论的控制也大大放松，
政治生活较前活跃。因各种问题而上街游行已司空见惯。到90 年代初，1947
年和1948 年在大陆当选的几乎所有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都将
去世或退休，届时他们的职位将被台湾人民选出的较年轻的从政者所接替。
国民党可能继续保持其支配地位，但将面临民主进步党和其他一些新政党日
益剧烈的挑战。
民主进程不可逆转，它将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走上国民党和政府的高层
职位，正如台湾当地人李登辉那样。1988 年1 月蒋经国死后，他立即就任总
统及国民党代理主席。领导层的“台湾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新的领导人
是否会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而宣布台湾独立。为防止分裂，中华人民共
和国以使用武力相威胁。这对台湾独立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因素。但较大的可
能是：台湾以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不明确的身分，继续存在下去；
而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贸易及其他形式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在蒋经国于
1987 年决定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探亲之后，这种趋势日益发展。
假如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缓和，和平共处的稳
定局势不断发展，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危险就会下降。美国根据1982 年8
月中美联合公报的规定，减少向台湾供应武器，将不会从消极方面影响到台
湾的安全。可是，不管何种原因，假如这种趋势出现逆转，则不但中国的两
部分，还有美国，都将面临困难的抉择。
后 记 统一的重任
在第14 卷中，我们说过，只有在一个世纪之后，才有可能就中国共产主
义事业提出全面的看法。为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后一卷写结束语是件冒险的
工作。但是，我们的著述既已涉及现实状况，如果不提出一些当代的看法（即
使这种看法可能只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笑料），似乎过于怯懦。
我们在最后这两卷的导言（即14 卷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中指出：
“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10 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50 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
10 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①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
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
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 年）的混战
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
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一旦统一实现了，就建立官僚政府加以维护。②政府因
有全国统一的象征——皇帝，而顺利行使其职能，因有全国统一的社会意识
形态而合法化。政府又是意识形态的保护者。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可被视为另一个统一的“朝代”。他
们拥有“帝王”式的主席、“帝王”式的政府和“帝王”式的意识形态。然
而，他们的成就，对当代人来说，虽然十分惊人，但与秦（公元前 221——
公元前 206 年）、隋（公元 589——617 年）相比却相形见绌。秦朝结束了
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成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帝国。隋朝，在历时三个世纪的
分裂之后重建了秦汉制度，使统一再次成为政治组织的准则，并延续了1300
年。而毛及其同僚在近40 年的混乱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功绩与汉、
唐、清等朝代（均较快地接管了政权）更为相似。
不管其成就多大，共产党要求统一，就得到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的支持。
国民党显然希望在它的旗帜下统一中国，没有一个人对统一这个古老的理想
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经历了1916 至1928 年军阀割据之后。的确，如果统
一使改朝换代合法化（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共产党成功地统一了中
国大陆（蒋介石从未做到这一点），它就获得了传统的“天子”地位。
许多中国历史书中都承认并推崇中国争取统一的政治斗争。①但是，从今
天的角度来看，在共产党统治40 年后，中国人这一历史性成就的消极后果已
开始显露出来。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治理中国众多的人口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按照
传统，皇帝对臣民的生死和思想拥有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帝王文官制度的
框架只能对法治和经济保持一般的和表面的监督。特别是在18 世纪人口爆炸
之后，它完全依赖地方豪绅对社会进行具体监督。地方豪绅赞成政府要求稳
定的意愿和儒家的意识形态，但帝王统治模式允许广大群众有不同的习俗和
信仰以及经济活动的自由。共产党却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这种平衡关系。
共产党在执政前的数十年中，已在毛的领导下被磨炼成控制和动员群众
的有力工具。“中国共产党幸运的是，现代运输和通讯工具以及火力和警察
① 参见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载于《剑桥中国史》第14 卷。
② 同上。
① 参见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载于《剑桥中国史》第14 卷。
网络的发展，使新的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各种手段来控制国家，并曾一度控
制着中国社会。”①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深入到各个最偏僻的农村。
中国共产党虽拥有高超的组织和技术手段，但这并不使它与传统的政权
机构有何区别。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生气勃勃的改造自然的强烈
要求。这种与顺其自然的传统截然不同的社会气质的变化可与秦、隋时期的
改革性突破相媲美。过去的政府旨在维持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而现在共产
党则决心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而且还要高速度地实现这一目
标。
中国由于具备有利条件，在经历了数十年分裂后，到1957 年已根据其既定目标建立起一

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成平手，中国的民
族自
豪感和国际威望有了巨大的增长。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制度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比较平稳的方式进行了改造。②

在国外，特别是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引起了人们
的畏惧。
但是，在头脑发热、盲目追求某种目标的时候，成功的工具也会成为破
坏的武器。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备受压迫的农民训练成为战绩赫赫的战士，将
小土地所有者变成集体农民，但也可动员他们投入使数百万人丧生的灾难性
的大跃进运动。③只有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受严格控制的国家中，才可
能发生这样一场可怕的全国性灾难。
如果说大跃进突出了改革目标与动员本领相结合的消极面，那么，文化
大革命则暴露了新发现的由中央直接向全国灌输意识形态教育的灾难性后
果。帝王时代的儒家学说渗透到民间基层时已不可避免地会掺杂别的内容，
而纯正的毛泽东思想却可以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散发数以百万计的“红
宝书”直接传播到全国各地。
文化大革命也突出地显示了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帝王象征的
权力。过去的皇帝主要依赖理智的朝廷命官和豪绅来扩大和维护民众对他的
敬仰，而朝廷命官和豪绅都有自己的全国和地方议事日程。但是，对“帝王”
式主席的崇拜却是由毛与狂热的红卫兵和机会主义助手直接联系而培育起来
的，并通过他们和新闻宣传机构广为散播。在毛及其思想的名义下，无数暴
行得以发生，整个国家可以被推到无政府状态的边缘。
传统上强调统一，动用传统的政治工具——帝王、官吏和意识形态教育
——来维护统一，并使之与现代宣传和组织相结合，再加上改造社会的现代
目标，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到1976 年毛逝世时已昭
然若揭。上述因素结合在一起其威力之大已多次使中国经济上濒于崩溃和政
治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
1978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
再次出山掌握最高权力后，他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至少已记取了一些教训。
他没有放弃统一的思想，因为统一是共产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目标。他也没有
放弃改造社会的希望，因为改造社会是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但是，他确
① 注释内容原文缺。——译者
② 弗雷德雷克·C.泰维斯：“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载《剑桥中国史》第14 卷。
③ 参见尼古拉斯·拉迪：“困难重重的中国经济（1958—1965）”，载《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 罗德里
克·麦克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
确实实地改变了传统政治工具的作用，节制使用那些曾使传统政治工具起破
坏作用的现代技术。他试图削弱“帝王”象征的重要作用，本人不担任党和
国家的正式最高领导职务。他与毛不同，真心实意地扩大他所选定的接班人
的权力。他削弱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并鼓励把社会从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创
的官僚统治束缚中解放出来。
长期以来，毛不断批评官僚，特别是当他感到他们企图束缚自己手脚的
时候。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是在压制人民而不是解放人民。邓似
乎与毛有同样的看法，但他主要指党的控制对经济的扼杀作用。他削弱了党
的作用，把农民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城市中鼓励发展私营企业。他否
定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后已在不断减弱），提出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宣传媒介不再主要是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
但是，毛、邓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刻分歧：毛看来喜欢“乱”，而邓却痛
恨“乱”，特别是他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国动乱和个人悲剧之后，更
是如此。像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家一样，他追求和平与秩序，并把国家团结
视作必要的前提。
然而，邓的改革计划破坏了原有的保证安定团结的象征与工具，也没能
提出新的代替措施。社会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活动，并从80 年代中期开始
提出新的要求。当时，国家只有一件保证安定团结的工具，即中国人民解放
军。
1989 年年中天安门广场事件，暴露了中国改革计划中的政治真空。它把
一个继续存在的根本问题展现在试图把中国引入现代世界的中国政治家面
前：在允许人们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以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同
时，如何维护10 亿人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像他们之前的儒家一样害怕宗派主义，并曾镇压过地方主
义。这是他们维护统一的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欧洲没能保持或恢复罗马
统一不是失败，而实际上是实现欧洲多元化前程的关键。吉本在分析西罗马
帝国失败的影响时指出了这种益处（对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经
验）：
欧洲现在分裂为12 个强大（虽不平等）的王国、3 个令人尊敬的政治实体和许多较小的

独立国家。政府官员因统治者增多也相应地增加了??。由于恐惧与羞耻的相互影响，各种
暴
政受到制约。共和制国家社会秩序良好，局势稳定。君主制国家或者吸收了自由的原则，
或者
采取了温和的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缺陷最多的宪法也引进了一些荣誉感和正义感
。和
平时期，如此众多的活跃的国家之间的竞赛，加速了知识和工业的进步。战时，欧洲各国
军队
在适度的和非决定性的斗争中得到锻炼。①
吉本进一步指出，欧洲在旧帝国分崩离析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独立的小
国，而正是由这些国家组成的欧洲政治体系保证了欧洲现代化的自由。国家
之间的对立竞争与均势比帝国时期那种沉闷的、死气沉沉的单调一致状况好
得多。人们经历了20 世纪的大屠杀，对吉本18 世纪关于“适度的和非决定
性的”战争的轻描淡写心寒胆战。但是，吉本关于不重建罗马帝国对欧洲人
有利，因为它打破了单调沉闷的局面并鼓励有益的国际竞争的满怀信心的论
断，适合当今的情况，特别适合中国的情况。
在当今这个民族主义时代，特别是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时代，没有一个
①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的衰亡》，第2 卷，第95 页。
中国政治家敢设想解散这个已有2000 年历史的国家。但是，北京的政治家们
必须承认，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机构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许多中国和外国
观察家已告诉他们，不允许思想自由市场的存在，就不可能走向商品自由市
场，不建立政治交流和参与的渠道，就不可能调动经济上的主动性。
在这个发展的尖端问题上，历史可以提供若干启示。台湾和新加坡成功
的历史表明，在商品交换社会中，强有力的、支持商品交换的政府可以维持
政治上的控制而同时允许并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在香港，中国企业家已经证
明，他们甚至可以在一个允许发展贸易但持袖手旁观态度的外国政府控制
下，求得迅速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了5 个经济特区和14 个对外贸易开放口岸，这
表明了大陆经济改革者的诚意。政治上可能采取什么样的相应措施呢？这个
世界上人口最多、政治历史最久的国家如何改造其政治体制呢？ 20 年代，
有人曾考虑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到1990 年，在台湾、东欧乃至苏联，政党
的独裁统治都在变化。
当然，管理三条“小龙”的操华语的官员们只需考虑其域内远较大陆为
少的人口，而且他们管理的公众主要生活在城市，是从事商业而不是仍然以
农业为主的偏僻农村中的居民。这更说明中国共产党如果想不使中国的现代
化计划走向失败，就迫切需要寻求分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形式，不能再允
许中央独裁之手扼杀人民的才智。
毛和邓对此各有各的理解。1957 年7 月，毛号召他的同僚“创造一个又
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作为中国建设的基础。在1978 年12 月具
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上，邓重申了这一号召，并更具体地阐述如下：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

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这种情况
不
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②
邓看到了中国和欧洲的不同，以及中国的巨大幅员和以农业为中心的经
济给他和他的同僚带来的束缚：
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
、
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
多的
自主权。③
当然，难就难在这里。“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是无疑是理想的。但是，对一个拥有10 亿多人口的政治实体来
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要使思想得到发展，这样做也是不利
的。在国家和党、警的强制下的“统一认识”是无效的空门面。这里，统一
这个概念只能是自我拆台，是无法实现的。
本卷中的主要论述截止于80 年代初期，以便提供一些历史背景。80 年
代初期是充满希望的岁月，人们真正感到在邓的领导下，已有了新的开端。
中国人民开始显示，他们愿意，也能够利用新的自由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但是，中国领导层内关于统一和多元化的争论仍在继续。整个80 年代，
① 引自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287 页
。
②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55、156 页。（中文版为134 页——译者）
③ 同上，第157 页。（中文版为135 页——译者）
邓全力支持经济多元化，并使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鼓励经济多元化。
但是他对外国影响腐蚀中国政治统一的状况日益感到不满。因而他采取行
动，对被他自己的改革调动起来的正在发展的社会势力，重新从中央加强了
政治控制。1983—1984 年他采取了短暂的行动。1986—1987 年，他采取了更
严厉的措施，1989 年夏甚至动用了军队。
毛和邓都没能使中国既保持统一，又同时享有自由。镇反运动、反右斗
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等悲剧就是足够的证
明。总而言之，就中国领导人而言，统一及作为其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秩序似
乎总是更重要的，而自由及其造成的失控则是太危险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承担的维护统一的重任是中国人民日益沉重的负担。
如果说在人民共和国40 年的历史中有一条有历史意义的教训而需要记取的
话，那就是，若干世纪以来把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必须作根本的
改变。否则，正在发展中的、日益自信的社会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
使这一制度完全崩溃。在90 年代及90 年代之后，只有实行多元化，才能维
护统一。
附录 会议与领导人
正式的a 高层党的会议
表32 （1966—1982 年）
会 议 名 称地 点时 间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北京1966 年8 月1 — 12 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北京1968 年10 月13 — 31 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1969 年4 月1 — 24 日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北京b 1969 年4 月28 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1970 年8 月23 — 9 月6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1973 年8 月24 — 28 日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北京bc 1973 年8 月30 日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北京1975 年1 月8 — 10 日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北京1977 年7 月16 — 2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1977 年8 月12 — 18 日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北京b 1977 年8 月19 日
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北京1978 年2 月18 — 23 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北京1978 年12 月18 — 22 日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北京1979 年9 月25 — 28 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北京1980 年2 月23 — 29 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北京1981 年6 月27 — 29 日
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北京1982 年8 月6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1982 年9 月1 — 11 日
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北京b 1982 年9 月12 — 13 日
a.正式会议是用来区别其他高层会议，如经常于中共各届全会前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或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目录可参看利伯撒
尔和迪克逊编写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86）》。
b.一中全会通常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以便正式选举新的政治
局及其他中央机构如书记处等的成员。
c.这份资料中注明是8 月31 日，但其他资料上是8 月30 日。资料来源：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由中央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
料室编辑。
党的领导
表33 （1965—1969 年）a
职 务
文化大革命前夕
1965 年
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 年8 月1 — 12 日
中共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
1969 年4 月1 日— 24 日
毛泽东b 毛泽东b 毛泽东b
刘少奇c 林 彪c 林 彪cf
周恩来c 周恩来周恩来
朱 德c 陶 铸陈伯达
陈 云c 陈伯达康 生
林 彪c 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
委 员邓小平d 康 生
刘少奇
朱 德
李富春
陈 云
董必武董必武叶 群f
彭 真陈 毅叶剑英
陈 毅刘伯承刘伯承
李富春贺 龙江 青
彭德怀李先念朱 德
刘伯承李井泉许世友
贺 龙谭震林陈锡联
李先念徐向前李先念
李井泉聂荣臻李作鹏f
谭震林叶剑英吴法宪f
中央政治局
委 员e
张春桥
邱会作f
姚文元
黄永胜f
董必武
谢富治
续表
乌兰夫乌兰夫纪登奎
张闻天薄一波李雪峰
陆定一李雪峰李德生
陈伯达宋任穷汪东兴
康 生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e
薄一波
a.某位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罢黜的确切日期，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的。
b.中共中央主席
c.中共中央副主席
d.总书记
e.除了毛和林彪，中共九届代表大会后的政治局成员中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也容易确定，其

他如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
f.林彪和叶群在1971 年9 月13 日逃离中国时因飞机失事而丧生。李作鹏、吴法宪、邱会

作和黄永胜于1971 年9 月24 日被逮捕。
党的领导
表34 （1973—19982 年）
职务
中共第十届
全国代表大会
1973 年8 月24 — 28 日
中共第十一届
全国代表大会
1977 年8 月12 — 18 日
中共第十二届
全国代表大会
1982 年9 月1 日— 11 日
毛泽东a 华国锋al 胡耀邦b
周恩来c 叶剑英c 叶剑英
王洪文cd 邓小平c 邓小平
康 生c 李先念c 赵紫阳
叶剑英c 汪东兴ck 李先念
李德生cf 陈 云bc 陈 云
朱 德e
张春桥ed
董必武e
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
委员
邓小平fc
续表
韦国清韦国清万 里
刘伯承乌兰夫习仲勋
江 青d 方 毅王 震
许世友刘伯承韦国清
华国锋许世友乌兰夫
纪登奎纪登奎k 方 毅
吴 德苏振华邓颖超
汪东兴李德生李德生
陈永贵吴 德k 杨尚昆
陈锡联余秋里杨得志
李先念张廷发余秋里
姚文元d 陈永贵宋任穷
陈锡联k 张廷发
耿 飚胡乔木
聂荣臻聂荣臻
倪志福倪志福
徐向前徐向前
彭 冲彭 真
邓颖超b 廖承志
胡耀邦bjl
王 震b
中央政治局
委 员
彭 真i
吴桂贤陈慕华姚依林
苏振华赵紫阳ijm 秦基伟
倪志福赛福鼎陈慕华
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g
赛福鼎
a.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76 年9 月9 日去世。华国锋于1976 年10 月7 日成为主席，

但在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1 年6 月27 — 29 日）上被胡耀邦所取代。
b.总书记，这次会议废除了主席这一职位，总书记正式成为党的领袖。
c.中共中央副主席。
d.“四人帮”于1976 年10 月6 日被逮捕。
e.这些成员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
f.邓小平是在1973 年12 月被重新选进政治局的，并在十届二中全会（1975 年1 月8
—10 日）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取代了李德生的位置，后者
仍为政治局委员。
g.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只有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候补
政治局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
h.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年12 月18—22 日）上增补的。
i.十一届四中全会（1979 年9 月25—28 日）上增选的政治局委员。
j.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 年2 月23—29 日）上增选的政治局常委。
k.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免职的。
l.在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 年6 月27—29 日）上胡耀邦取代了华国锋。华国锋降为
副主席。
m.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副主席。资料来源：王健英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 年，北京；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
六十年》（下）。
国家领导人
表35 （1965—1983 年）a
职 务1965 年1975 年1978 年1983 年
国家元首刘少奇李先念
国家副主席b 宋庆龄
董必武
乌兰夫
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b 朱 德朱 德叶剑英彭 真
总理周恩来周恩来c 华国锋d 赵紫阳
林 彪邓小平邓小平h 万 里
陈 云张春桥g 李先念h 姚依林
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h 李 鹏
贺 龙陈锡联纪登奎i 田纪云
陈 毅纪登奎余秋里
柯庆施e 华国锋c 陈锡联i
乌兰夫陈永贵耿 飚
李富春吴桂贤陈永贵h
李先念f 王 震方 毅
谭震林余秋里王 震h
聂荣臻谷 牧谷 牧
薄一波宋 健康世恩
陆定一陈慕华
罗瑞卿王任重jh
陶 铸陈 云jh
副总理
谢富治薄一波j
姚依林j
姬鹏飞
赵紫阳jd
万 里
杨静仁j
张爱萍j
黄 华j
a.这些任命是在第三届（1964 年12 月21 日—1965 年1 月4 日）、第四届（1975 年1
月13—17 日），第五届（1978 年2 月26 日—3 月5 日）、第六届（1983 年6 月6
—2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分别做出的，在这些会议之间进行的免
职和增补都有注释。
b.遵照毛泽东在1970 年提出的意见，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颁布的新宪法中被取消了。
c.周恩来于1976 年1 月8 日逝世，华国锋于同年2 月3 日成为代总理，4 月8 日《人
民日报》公布了决定：华国锋不再是代总理，从此行使总理职权。
d.华国锋的总理职位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被赵紫阳取代。
e.1965 年去世。
f.李先念是1965 年当选的副总理中历经文化大革命唯一在位的，其他人的正式罢免
日期很难确定。
g.1976 年10 月6 日被捕。
h.1980 年9 月辞职。
i.1980 年4 月被免职。
j.王任重，在1978 年12 月被任命。其他人的任命时间是：陈云、薄一波和姚依林在
1979 年7 月，姬鹏飞在1979 年9 月，赵紫阳和万里在1980 年4 月，杨静仁、张爱
萍和黄华在1980 年9 月。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次会议文件汇编》；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各章书目介绍
第一章 1949 年至1976 年的毛泽东思想
这一章是1987 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4 卷中有关1949 年前的毛泽
东思想一章的续篇，对1949 年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由于许多决定性的文章无
法得到而长期没有进展。那些在中国发表的文章通常都经过大量的修改以致
很难从中追溯其最初的说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量以前未发表的文
件被广泛传播，但直至今天，尚没有一个中文原版的1949 年后毛泽东著作的
综合版本能与在日本发行的、20 卷本的毛泽东早期著作的汇编相匹敌。（有
关这个由竹内实指导编写的1949 年以前毛泽东著作汇编的详情，请参看第
13 卷中截至1949 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献。）
由官方在1977 年出版的包括1949—1957 年间著作的《毛泽东选集》第
五卷，（同时有英译本）是经过多方筛选的。现在已经因在编写过程中受极
左思潮影响而停止发售。1980 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央
文献研究室奉命出版几本专题资料汇编，包括书信和一些在报刊上发表过的
文章。但直到1987 年，被认为非常完整的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第一卷才开始有
限地发行（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1949 年9 月—1950 年12
月）。这卷覆盖时间仅包括一年零一个季度却长达784 页的文稿足以向人们
显示要完成截至1976 年的文稿的编辑工作将需要多么大的劳动量，花费多么
长的时间。
同时，德国、美国、日本的学者们为了分别用德文、英文、中文编辑出
版毛泽东的著作，在毛去世不久便开始搜集有关的材料。最初的一批人在赫
尔穆特·马丁的领导下，用了几年的时间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参看原文
《毛泽东》）。然而，他们的高效率却得到了相反的酬劳。当他们的最后一
辑将要出版时，一大批新材料如洪水般涌来。这一方面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
官方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编辑物在海外更加广
泛的传播。在这种新形势下，德国的版本虽然仍旧有用（特别是因为它包括
许多中文原文作为附录），但却已显得过时而无法令人满意。
相反，由竹内实和中村公义带领的一批日本学者却决定放弃继续编写
1949 年10 月以后中文毛泽东著作汇编的努力。因为所有关键的手稿和文件
都在中共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要与之竞争是毫无希望的。（当然，这时的情
况与《毛泽东集》中所涉及的时代已大不相同。那时，毛的许多文章在写出
后便立刻发表了，因此可以在许多图书馆里找到。）
美国的一批学者，在高英茂的指导下，努力尝试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出一
条中间路线。他们编辑的文稿第一卷（包括截至1955 年的文章）目前已经问
世。[参看《毛泽东文稿（1949—1976）》，由迈克尔·高英茂和约翰·K·龙
（音）编写，第1 卷，1949 年9 月—1955 年12 月）]他们正在努力翻译所有
新出版的中文材料，把它们收进这套汇编中，或者收入按年代编辑的部分，
或者收入一个最后的增补本中。
但是，就目前来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
够完整和实用，而在近期内出现令人满意的版本的希望也很微小，在大多数
情况下，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有兴趣的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的专家和机构根据
他们自己的观点所做出的选择。
大量十分有用的、但不是最好的红卫兵材料的译文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
在1974 年以《毛泽东思想杂录》的书名出版，共两卷。最近出版的一个重要
文集，收集了20 余篇新近得到的非官方资料，书名为《毛主席的秘密讲话》
（1989），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辑。一卷
的毛泽东于1956 年—1971 年的谈话和信件的书在1974 年用英文出版，书名
为《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美国版名为《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由S.R.
施拉姆编辑。还可参看杰罗姆·陈编辑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1970）
和由莫斯·罗伯茨翻译的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的论点汇编》（1977）。
在西方人对毛的思想的阐释中，由约翰·布赖恩·斯塔尔所著的《继续
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是一部概述。它具有把毛从1920 年到1970
年所写的一切都看作一个整体的倾向。它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分析毛的思想，
认为毛的整个生活和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弗雷德里克·E.韦克曼
在他的《历史与意愿》一书中同样把“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与其后期思
想相联系，但不像前书那样过于简单化和不加鉴别。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
阿瑟特·科恩所著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71〔1964〕）强调了毛泽东
的思想中的斯大林主义根源。詹姆斯·熊（音）的《思想与实践》则强调了
毛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虽然他把毛泽东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独
特的中国模式这一点与西方通用的系统教义大相庭径，并因此引起争议，但
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是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富积极意义的工作之一。这
可参看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 年修订本）。另外，在
迪克·威尔逊所著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1977）一书中可以看到对
毛泽东在各方面的贡献所进行的一系列虽不太成熟、但却是有益的评价。
在最近出版的关于1949 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有两本文集或许是
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
邦思想》（1982），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毛倡导的社会目标是禀承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却不是。迈斯纳认为毛
在大跃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动有着深刻的、积极的历史影
响。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但迈斯纳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进
行论证。另外一本是邹谠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1988），
书中进行了更客观、更审慎和深刻的分析，其中大半涉及毛晚年的理论和政
策。
许多有关毛的思想的最有趣和最新颖的著作目前出现在中国国内，那里
原文的准确程度和学术独立性都有了很大改善。官方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
价包括在1981 年6 月27 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当然，其中某些方面涉及
毛的思想。但是，要使中国学者在几年的时间里脱离过去的框架是不容易的。
不过这些束缚还是不断遇到挑战或被给以非常灵活的解释。这种灵活性在《毛
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的文章中很少看到。该杂志在成都出版，处于杨超的影
响之下。杨是毛在延安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活跃分子，也是该小组成员中目前
尚健在的唯一一人。另外一些不太正统的解释也在公开发行的文章中出现，
如在由苏绍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
论问题》（1982），最初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1978）几乎发表于毛
在世的年代。像由萧延中编写、由李锐撰写序言的《晚年毛泽东：关于理论
与实践的研究》这一类的著作，是决不可能在毛在世时出版的。在内部还发
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分析文章，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刊物《文献和研究》
上以及其他内部刊物上等。确实，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毛晚年的文章，其资料
很多来源于这些内部刊物。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事实上，像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机构一样，中国官方的出版事业也在文化
大革命的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什么新书出版，实际上，所有专业
性杂志都停刊了。甚至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有几个月暂停出版。
国家的宣传机器的确仍在运转——主要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和《北京周报》这些刊物和宣传机构进行了大量论战性和言过其实的宣
传，这些思想贫乏的文章的绝大部分都被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了英文
并发表在他们的三份杂志上，这三份杂志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
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此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设有机构不
断监听和翻译中国国家和各省的电台广播，并把结果记录在外国广播信息处
的《动态》和《世界广播概要》上。
中国的中央当局试图通过发布一系列中央指示和传播国家领导人的重要
讲话来维持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秩序，大部分这种指示和讲话都通过内部渠
道传达，但是有许多被红卫兵组织公布出来，然后被外国研究机构搜集在一
起。其中有用的纲领性文件有《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
—1967）》、“有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集”、“外传的中共
领导人1966 年7—10 月的讲话和言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最重要的
讲话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由杰罗姆·陈编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
《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由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同人民的
谈话（1956—1971）》。这些资料都被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
尔按目录分类并编制了索引收进《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目录和索引》中。
由迈克尔·高英茂编辑的《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一书包括一个
类似的林彪讲话选集。
非官方出版的过多的报纸、杂志弥补了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们都是由
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中央及各省领导
的极富煽动性的谴责；对1949 年以来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评论；文化大革命
的年表以及对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中派性斗争的感情激动的叙述。某些红卫
兵出版物还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当然，红卫兵传播
媒介的准确程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如果使用谨慎，它们仍然是一种无法
估量的研究工具。
由于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国内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数量很少，因此，有
兴趣的学者必须依靠在中国以外保存的资料集。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
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
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并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
代背景材料》中。对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献指南是李翔云编辑的《红
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
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目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
物目录》及由汤逎文和马惟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原始资料》。
自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覆灭、华国锋去职以后，人们试图对文化
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作一次广泛的评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又
出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些新出现的资料中，有对
“四人帮”和林彪的支持者进行审判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 年9 月—1981 年1 月）》。同样重要
的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包括在官方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该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颁布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机
会，如：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秘书处编辑的《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写的《学习历史决议
专集》和孙敦璠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1976 年以来，一批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
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特殊的细节。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详
细叙述了他在1967 年7 月武汉事件中的经历。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之一聂
荣臻的回忆录在1983—1984 年出版，也揭示了许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
历。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讲述了她父亲在1967
至1973 年间受管制和在国内流放的情况。一本对周恩来进行广泛赞扬的《周
恩来传略》由方钜成和姜桂侬撰写。对康生进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
撰写的《康生评传》。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
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据，一些故事集披露出运动对个人生活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这包括陈若曦的《尹县长的处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其他
故事》；佩里·林克编的《顽固的毒草》和《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
百花齐放（1979—1980）》；海伦· F.绥和泽尔达·斯特恩编写的《毛的收
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对所谓“北京之春”运动的抗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写的分析文章，
都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解释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思
路。王希哲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对该次运动进行了最无情的谴责，
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官方的解释。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撰写的一本有趣的文选
于1986 年春天在纽约出版，书名是《知识分子》。
在中国之外，文化大革命曾经是一系列的次生文学的题目，这些作品有
很多被詹姆斯·C.F.王（音）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书目注释》一书中所
引用。最早的著作由西方记者和政府官员所写，很多成书于香港。虽然这些
著作不具备事后认识和观察的便利条件，但它们大部分最能代表中国观察家
的思想。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两份香港的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由
L.莱德尼神父编撰；《中国新闻概览》，由英国政府出版。更为详细的、相
对来讲更全面的当代的评述有罗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毛的大革命》；
斯坦利·卡诺的《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和爱德华·E.赖斯的《毛的道
路》。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由美国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布里奇姆所编
辑、收在《中国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发展”，“毛
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和“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
所有关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评论，其
中最好的是帕里斯·H.张的《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二次编辑）；于尔根·多
姆斯的《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共
产党（1949—1976）》和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有趣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尚付缺如。例外的是琼·多比
尔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来
写的。此外还有更客观一些的，由李翔云（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
个案研究》以及安炳炯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动力学》。
虽然该书主要是关于60 年代早期的情况的，但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
的详细评述。
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对该运动在某些具体的地方和单位开
展的方式进行考察，对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主要省市展开时的典型事例进行研
究。这方面的成果有：维克多·福肯汉的“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
加德尔·福尔塔多的“黑龙江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66—1968）”；
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保罗·海尔和威廉·希顿的“内蒙古的文化大
革命”；维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各省的
文化大革命》及安德鲁·G.沃尔德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对在特殊的基层单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动的比较分析研究有：马克·J.
布里奇和戈登·怀特所著的《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顿的《百日
战争》；戴维·密尔顿和南希·戴尔·密尔顿所著的《风不会减弱》以及维
克多·倪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考察积极投身于这个运动中的个人。令
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章通常也是毛传记的结尾，但却只
有很少的著作把视点集中于毛在该运动中的作用上，更多的则是对其他领导
人的描述。如对周恩来，可参见鲁宾逊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由
托马斯·W.鲁宾逊撰写的文章“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关于刘少奇，可看
洛厄尔·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革命》；有关文化革命人物江青的最
著名的两篇传记是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和罗斯·特里尔的《白骨
精》。此外，几部关于当年的红卫兵的回忆录也已出版，包括戈登·A.贝内
特和罗纳德·N.蒙塔珀图的《红卫兵》；高原的《生来红：文化革命记事》；
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以及肯林的《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
年轻人的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最深的三个社会集团是被当作运动目标的党和国家
的干部，作为打击武器的红卫兵和主要的直接受益者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官
员试图在红卫兵的扫荡中逃生的描述与分析可看帕里斯·H.张的“省级党的
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和理查德·鲍姆的“困难条件下的精英
行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对党政中枢构成的影响有以下文章和著作：理查德·K.
迪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精英的影响”；唐纳德·W.克莱恩的“国
务院和文化大革命”；查尔斯·纽豪瑟尔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共机器的影响”
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的省的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关于中共九大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变动的分析可看唐纳德·W.克莱
因和洛伊斯·B.黑格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中
共领导层的变化”。
关于对红卫兵运动及致力于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下
列著作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安妮塔·詹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帕里斯·H.
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想》；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
京和国内外的新左派》；斯坦利·罗森的《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
命》；马丁·辛格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与文化大革命》。托马斯·P.伯恩斯
坦的《上山下乡》描述了当年的红卫兵在1968 年运动结束后被送往农村地区
的情况。
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有以下著作：钱玉生
（音）的《衰退的中国革命》；于尔根·多姆斯的“文化大革命与军队”和
“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的作用（1967—1968）”；哈维·W·内尔森的“文
化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
其他社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影响较小，如关于农民的可看理查
德·鲍姆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关于知识分子的可看默尔·戈德曼的《中
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安妮·F.瑟斯顿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见
的创伤”。
最后，还有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它们考察文化大
革命的起源，评价它的结果，从更加客观的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确定它的地
位。一般来讲，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覆灭之前所撰写的著作对文化大革命
有更多的同情，自那之后的著作则更具批判性。理查德·鲍姆和路易斯·B.
贝内特编写的《中国在骚动：文化大革命透视》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其他
值得注意的阐释性文章有安炳炯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对政治秩序的寻求”；
约翰·伊斯雷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革命的不朽》；莫里斯·迈斯纳的文章“列宁主
义和毛主义”；S.施拉姆的“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理查德·所罗门
的《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邹谠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的政
治制度”。约翰·刘易斯的《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权力》一书中的三篇文
章同样很有价值，它们是：伦纳德·夏皮罗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的“在
极权主义领袖之下坚如磐石的党的作用”；许华茨的“在美德统治下”以及
S.施拉姆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中的党”。
第三章 中苏对抗
除了正式的（经常是宣传性的）官方声明，从当时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
两个机构外交部和中国共产党得到的原始资料十分有限，因此，除红卫兵的
材料之外，专家们只能主要依据讲话、官方报纸的评论、政府出版物透露的
消息、宣传小册子以及对电台广播的监听——所有这些都必须谨慎使用，因
为首先，不同文字间的分析技术不够完善，其次，在这一章的事例中使用的
是非中文材料，大部分是英文和俄文的一手或二手资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文材料取消了限制，诸如回忆录、可靠的中国方面的分析资料及内
部材料等仍见得不太多。但愿这种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会改变。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需要使用所有可能的资料并附加一些辅助材
料，即：在中国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导论，再结合以外部来源的资料。人
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中寻求逻辑上的一致性。由于在这一章的事例中大
部分材料都不是中文而是俄文的，很多重要时期的材料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便
得到了，因此审慎地筛选和压缩将会得出比较满意，有时是决定性的结果。
红卫兵的材料目前全被图书馆控制着。参见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红
卫兵出版物》（23 卷并8 篇附录），美国主要的大学研究图书馆都有大量中
国资料集刊（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执安
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它们都有自己的目录索引，国会图书馆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借助正式的中国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北京周报》、《世界知识》、《红旗》杂志，然而，目前
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美国政府出的译文集《中国动态》，由国外广播信息处
出版。（总的来说，英国刊物《世界广播概览：远东》并不能与《动态》完
全重叠，两种刊物需相互补充。）没有《动态》，撰写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
著作均会感到相当的不便并留下很多空白。当然，也还需其他美国政府的译
文集作为补充。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译文集》（根据题目附有不同
的小标题），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及与此相关
的较次要的资料集，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出版到1977 年9 月30 日。
苏联的资料与中国官方资料一样有其局限性。这包括俄国的《真理报》、《消
息报》和塔斯社。对苏联资料来源的必不可少的参照是外国广播信息处的《苏
联动态》和《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有一些中国文件集包括中国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方面的主要公报和声
明。它们是：哈罗德·欣顿编的5 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
（还有两卷增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1929—1984）》）。约翰·吉廷斯编
的《中苏争论概观》以及詹姆斯·T.迈尔斯编的2 卷本的《中国政治：文件
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权威的《现代中国社会》（由施坚雅主持编写）
却未收进中国外交政策的条目。
一些中文的研究著作、回忆录和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文集在1980 年开始
出现。这包括高皋和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
郑德荣等编的《新中国记事（1949—1984）》、《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当代中国外交》；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一些英文杂志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也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季刊》，它有一个季度年表和文件表，按照国家和专题对中国的外交
关系进行观察。同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问题与研究》（台北）、《亚洲概
览》、《共产主义问题》、《远东经济评论》、《时事》（香港，1961—1972
年）、《当代中国》（1974—1979 年）、《中国大陆评论》（香港，1965—
1967 年）、《太平洋事务》和《中国新闻概要》。非常有用的还有韩国杂志
《中苏关系》，它有一部分内容是英文的。还有两份台湾杂志经常包括一些
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信息，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它们是《大陆中国内幕》
和《中共研究》。最重要的俄文杂志是《远东问题》，它主要研究中国问题。
其他有关的俄文杂志有《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共产党人》和《国际事
务》。还可参看内部年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该年鉴资料由莫斯科东方
研究所的中国科编写，其中经常包括一些关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洞察与分
析。
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献为数不算多。一些特殊题目的原始资料只有在
国会图书馆的计算机复制服务处能够得到。但必须注意在关键词句上不要探
究和解释得过宽或过窄。托马斯·W.鲁宾逊有一部未发表的著作《中国对外
关系文献目录（1949—1975）》，它有3637 个条目；并有作者和题目的双重
索引。另外还有杰西卡·S.布朗等编的《中苏冲突：历史文献目录》。更近
期的英文著述资料有《外交事务》，著作有《近期国际关系丛书》，系列文
章有《政治学ABC》和《有关中国问题的博士论文》。《亚洲研究杂志》确
实在它的年鉴文献中编列了中国外文政策的资料栏，但内容每年出入相当
大。在苏联方面，《斯拉夫评论》出版了一个年鉴文献，但有着同样的局限。
幸运的是，俄文材料的索引很完善。首先，有V.P.朱拉夫勒瓦的《中国文献》
年鉴。它是由P.E.斯卡奇科夫编写的早期的一份同名的传统年鉴的补充（但
那份年鉴至今仍未作为单独的一卷出版）。除此之外，还有《远东问题》杂
志的评论专栏，《人民中国》年鉴、《亚非人民》杂志以及正式的俄文著作、
文章和重要的报纸（《当代苏联报刊文摘》上附有《真理报》和《消息报》
的英文索引）。
关于中苏关系的著作数量相当大，大多数是对基本政策的分析。下面所
列的只是使用原始资料及分析质量很高的著作。遗憾的是，篇幅有限，因此
只能容纳与本章所涉及的时期有关的著述，且对每个大的领域只能收入一部
典型著作。
奥顿·安布罗兹的《世界权力的改组》；安泰顺（音）的《中苏领土争
端》；鲍大可的《中国和东亚的大国》；罗伯特·博德曼的《英国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1949—1974）》；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的《苏中关系
（1940—1973）》； O·埃德蒙·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重大比赛”》；
丹尼斯·J.杜林的《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赫伯特·J.埃利森编的《中
苏冲突》；戴维·弗洛伊德的《毛反对赫鲁晓夫》；雷蒙德·L.加特霍夫编
的《中苏军事关系》；哈里·格尔曼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
乔治·金斯伯格和卡尔·F.平克勒的《中苏领土争端（1949—1964）》；约
翰·吉廷斯的《中苏争论概观》和《世界与中国（1922—1972）》；托马斯·M.
戈特利布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的派系和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威廉·E.
格里菲斯的《中苏关系（1964—1965）》和《中苏分裂》；梅尔文·格尔托
和汪永木（音）的《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莫顿·H.霍尔珀林编的《中苏关
系与军备控制》；哈罗德·欣顿的《熊在门口》及《三个半大国》；G.F.赫
德森、理查德·洛温撒尔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中苏争论》；C.G.雅
各布森的《毛以来的中苏关系》；杰弗里·朱克斯的《苏联在亚洲》；基辛
研究报告《中苏争端》；米哈伊尔·A.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
家》；肯尼思·G.利伯撒尔的《70 年代的中苏冲突》；阿尔弗雷德·D.洛的
《中苏争端》；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莫斯科》；乔纳森·D.波拉克
的《联盟政治的教训》、《80 年代的中苏冲突》及《中苏敌对与中国安全之
论争》；托马斯·W.鲁宾逊的《边界谈判和中美苏关系的前景》及《中苏边
界争端》；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的《中俄战争》；格雷特津·安·桑德勒
斯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眼中的苏联形象（1949—1979）》；哈里·施瓦
茨的《沙皇、大臣和政委》；巴巴尼·森·格普塔的《70 年代以后苏联同亚
洲的关系》；理查德·H.所罗门等编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核对
峙与亚洲的安全》；罗伯特·G.萨特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外交政策（1966
—1977）》；罗杰·斯韦林根的《苏联和战后日本》；唐纳德·B.S.扎戈里
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肯尼思·G.韦斯的《炮舰里产生的力量：
中苏危机中的美国》；艾伦·S.惠廷的《中国威慑微积分学：印度和印度之
那》；理查德·威奇的《中苏危机的政治》；迈克尔·B.亚胡达的《中国在
世界事物中的作用》；唐纳德·S.扎戈里亚编的《苏联在东亚的政策》、《中
苏冲突（1956—1961）》和《越南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虽然关于这个题目的俄文书籍经常是宣传性的，但也有几本杰出的分析
性的作品问世。另外，一些关于中国其他方面的俄文材料表面上似乎与中国
对外政策无关，实际上却包含着相当有用的资料。由于俄国人倾向于不直接
说出其真正的兴趣所在，故下面所列著作虽从标题上看并不明显，但的确是
与该题目相关的。
O.B.鲍里索夫的《中国70 年代的对内对外政策》；O.B.鲍里索夫和B.T.
科洛斯科夫合著的《1945—1970 年的苏中关系梗概》；费德尔·勃拉茨基的
《毛泽东：一幅意识形态和心理肖像》；L.P.德留辛的《毛主义的社会政治
本质》；K.A.伊格洛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1967—1981）》；
V.G.吉尔布拉斯的《中国：危机在继续》；B.N.戈尔巴切夫的《中国军队的
社会和政治作用（1958—1969）》；L.M.古德什尼科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政治结构》、《中国：社会与国家》、《中国：寻求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与现实》、《中国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1979）》；
L.S.丘扎基里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运动（1949—1966）》；M.I.
马卡洛夫等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雷莎·米洛维茨卡娅和尤
里·西姆尤诺夫合著的《苏中关系简史》；G.N.莫斯克的《中国军队：毛主
义者冒险政治的工具》、《危险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发展
中的问题和矛盾》、《苏联中国问题研究的题目》；A.M.鲁缅采夫的《“毛
泽东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政
策》、《外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S.L.齐赫文斯基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在》；
O.弗拉迪米洛夫和V.伊亚赞切夫合著的《毛泽东：一幅政治肖像》及B.扎尼
津、A.米洛诺夫和伊亚·米哈伊洛夫合著的《论中国的发展》。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以前，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只是为了搞到资料。因为只有
十分有限的中央报纸和杂志、数量很少的公开讲话以及个别流落到香港的难
民可资询问。一些省内报纸的复印件被偷带到香港，省里的电台广播与北京
的电台一样受到监听。即使这些简单的传递工具也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释读
和甚至更多的翻译工作，但它毕竟是一个容易掌握的资料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类资料被一大批新的和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补充，它
们大部分由那些搜查被罢黜的官员的红卫兵所披露。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迄
今未发表的毛的讲话集，这类材料令人迷惑地使用同样的题目，最常见的是
《毛泽东思想万岁！》它们的译本以不同形式出现，最著名的是S.施拉姆的
《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美国版名是《毛泽东同人民的谈
话》）；杰罗姆·陈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由联合出版
物研究署出版的两卷本的《毛泽东思想杂录》以及有争议的《中国的法律和
政府》（1.4，9.3，9.4，10.2，10.4，11.4）这些选集明显地被不同的机构
收集到一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新版本仍旧在中国不断出现。结
果导致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写的一套新译
本《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的问世。一部1949 年以后毛的著作全集正在由高英
茂和约翰·K.龙（音）编辑并整理，该书名为《毛泽东文集（1949—1976）》，
第1 卷已经出版。但是，这些文集中的大部分材料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
期，1966 年之后的讲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68 年夏天红卫兵上山下
乡之后才解禁。
其他大部头的、由红卫兵出版的资料是报纸。这些刊物经常对当时及文
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事务进行倾向性极明显的评论。但它们已被李翔云精心整
理后收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书中。还有，这些材料只包括到1968
年夏天这个时期，在那以后，虽然中国公开了关于林彪事件的内部文件，但
资料来源明显地减少了。另外，70 年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增多，导致了一些目
击者的报道。如罗杰·加赛德的《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尽管书名
如此，但仍包括从1976 年1 月开始的一些事件。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大批关于1969—1976 年的新材料才得以
面世。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尽管官方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有限制，但仍出
现了一些综合性的评论，最可靠和最全面的是王年一的《（1949—1989 年的
中国）：大动乱的年代》。作者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显然掌握着一般人
无法得到的材料。一部更早的非常可信的著作由政治学家高皋和严家其（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原文如此——译者）撰写，书名为《“文
化大革命”十年史》。该著作在出版前夕被查禁，最初的版本在香港发行，
但最初的天津版的版本在西方也流传很广。作者感到只利用公开的材料局限
性太大，但却又因其他材料使用不当造成一些错误而受到指摘。第二版显然
接受了批评进行了修改。第一版的英译本在台湾出版。在一般的西方著作中，
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内政（1949—197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政府和政治》把广泛地描写和对特殊事件的严密分析结合起来。《中国共产
党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一幅自画像》由香港时事通讯《中国新闻
分析》的长期编辑在对中国进行了多年观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还有一些中文的文章选集，涉及不同方面的问题、事件或文化大革命的
经历。周明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 年纪实》共6 卷。第一卷论及
那十年中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及其命运，包括一些幸存的亲属所写的文章，其
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的孩子。第二卷涉及那段历史本身的一些事件，如1965
年武汉的武斗、1967 </PGN 年的“二月逆流”和1971 年的林彪事件。第三
卷重又描写个人的命运，如一些级别较低的高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同样有这
些人的亲属所写的文章，如陶铸的妻子。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
是一本文章集，由党的资深历史学家撰写，论述这10 年中的主要事件，其中
包括与本章所论及的时期相关的有趣资料。《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
命”史论集》由谭宗级和郑谦编著，是同样类型的著作。
更全面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材料现在已可以从各省的出版社得
到，大部分是重复的，但在一些有趣的题目上作一番浏览还是值得的。这样
你可以看到表面上在某处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在其他地方都并非如此。例
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看来似乎是第一
部这样的著作。它透露了1959 年在庐山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之间，还开了
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彭德怀受到了批判。所有有关这个范围的著作都被
当代的作者研究过，最全面的、有准确的资料以及会议参加者名单的著作是
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该书第二卷包括1949 年以后的
时期，同样非常有用的是稍后党的历史学家中的老前辈胡华的《中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
1981）》是在中共成立60 周年之际由中共出版的文献，作为对文化大革命及
其以后年代的评价和总结。对于它的解释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以上两本书都是确定
官方对重大事件态度的基本读物，与胡华的著作一样，后者在公开发行之前
在西方也有内部版本流传。
另一类有价值的资料是编年史，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料的重复，同时
包括颇有用的主要会议和事件的概要。这些重要的材料包括：解放军政治学
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中共党史大事年
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房维中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大事记（1949—1980）》，该书吸引的人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范围。
另一类作品致力于单个事件的描述，包括党代会、人代会等。这些会议
都有官方出版的文献，如《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关于林
彪事件的文件从来都不是官方发表的，但是在西方也有汇编和译本，如高英
茂编的《林彪事件》；另有一部中文的分析著作是于南的“周总理处置‘九·一
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由荷兰记者雅普·冯·吉内肯撰写的一部
西方评述性著作是《林彪浮沉录》；更近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译本，是以林彪
女儿的陈述为基础的，原文是《华侨日报》上的连载文章“生活在历史阴影
中的林豆豆”（1988 年6 月14—23 日）；另有谭宗级发表在《教学参考》
（下）上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华侨日报》上还有另一
篇由王若水撰写的连载文章“从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描写
了林彪从一个极左的样板转变为极右派的道路。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的活动被它某位成员的妻子在乐黛云和
卡罗林·韦克曼所著的《走进暴风雨》中进行了描述。该书是一部极其吸引
人的著作，它叙述了1949 年以后的全面清洗，全书从一个背离了党的路线从
而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的角度来进行描述。在1976 年4 月的“天安门事件”
后为纪念周恩来所作的诗被收进《革命诗抄》和《天安门诗文集》中，还有
一个英文版本的由萧兰编的《天安门诗抄》。官方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
正式文本可以参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中国还出版了较短
的中、英文版本的《历史的审判》、《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审判》。戴维·邦
纳维亚的《北京裁决》中有译成英文的实况广播报道的摘录。正像其题目提
示的那样，约翰·加德纳所著的《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一书讨论了许多
这类的事件，默尔·戈德曼在《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详细论及了知识分子
的内讧。戴维·茨威格的《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叙述了“四人帮”为在重
要的中国政治舞台制订一条极左路线所进行的活动。这部书是第一批从漫长
的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受益而写成的专题著作中的一部。
以上提到的胡华也是大部头系列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主编。该书
30 多卷在他去世前已成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概要，每一卷包括至少12
个已去世的党的领导人的传记。通常是把早期的烈士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爆
发前仍健在的国家领导人混合编排在一起。
自从这些丛书的第一卷于1980 年出版以后，有关人物生平的专著、对某
位领导人的回忆文章集和他们的著作选都陆续问世。其中有许多比胡华的丛
书中的短文更为详细。虽然有些很明显是杜撰的，包括许多令人怀疑的谈话
记录，但总的来说还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这章所涉及的时期，到目前为
止最重要的是《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周总理生平
大事记》；关于周的还有《不尽的思念》。关于其他人的有《邓小平文选（1975
—1982）》；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南枝的《叶群野
史》；朱仲丽（前高级官员王稼祥的遗孀）的《女皇梦：江青外传》；叶永
烈的《张春桥浮沉史》；仲侃的《康生评传》；林青山的《康生外传》；薛
冶生编的《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萦思录：怀念叶剑英》；《聂荣臻回忆
录》（下）。关于个人的文章通常先发表在期刊上，然后才被收进各类书籍
中。《新华月报》和《新华文摘》有专栏重登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
西方关于中国领导人生平的详细著述要少得多，这类书包括户西恩·派
伊的《毛泽东：领袖人物》（这是一部心理分析的作品）；迪克·威尔逊编
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在毛去世后不久，一系列由著名专家撰写的
专著陆续出版。它们有：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及《白骨精》（关于江
青的）；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该书主要根据江青会见作者时的
自述写成；罗杰·法利格特和雷米·考夫的《康生及其在中国的秘密工作（1927
—1987）》；丁望的《王洪文、张春桥评传》和《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
领袖》。
很明显，仅仅依靠中文（和西文）的著作是远远不够的。关于党史的中
文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很多曾属于内部刊物，但由于目前可以得到复印件，
因此也很有参考价值。如《党史研究》（1980—1987 年）曾经是内部刊物，
现在已用《中共党史研究》的刊名公开发行（1988 年—）。此外还有《党的
文献》、《党史通讯》、《文献和研究》、《党史研究资料》、《内部文稿》、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在以上杂志及文选上刊登的文章偶尔在其他刊物上
也可看到，最著名的是由朱成甲编辑的3 卷本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但是，接触这些更秘密的材料并未使人们忘记这样的事实，即重要的文章经
常在定期刊物上出现。
目前在中国的各种刊物中出现这样多的材料，以致一批较年青的西方学
者在蒂莫西·奇克的指导下编辑了《中国共产党研究通讯》（1988 年秋—），
以便在这个领域中向大家通报出现的最重要的新材料。这份杂志是那些寻求
及时接触有价值的新资料的人所必读的。希望当代中国的权威人物们注意到
这份杂志并意识到在开放的年代“内部”已经成为完全过时的分类方法，对
于哪些资料是真正需要保密的这个问题将会出现一种更现实的看法。
在那些更加普及的西方杂志中，《中国季刊》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
志》刊载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较多。《中国季刊》的“每季大事和文献”
栏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台北的《问题与研究》经常最先登载重要的共产党
文件的译文。
在中国出版物中，对文化大革命后这段时期的政治进行严密分析的著述
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在1976 年以后的年代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仍健在并
主管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当代资料的性质与过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都不同。这类材料汗牛充栋，著作和期刊的出版都出现了空前的爆炸，官方
出版物更趋真实，更少宣传性，同时可以把它们与公开表达的各种观点进行
对照。此外，中国政治进程的透明度也比过去高得多，因此，对上层争论的
详细报道很快就会在香港刊物《争鸣》和《九十年代》等上面出现。
另一方面，内容集中于毛以后时代的编年史是很重要的。著名的有李盛
平和张明澍的《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黄见秋、孙大力、魏新生、
张占斌、王洪模等编的《新时期专题记事（1976 年10 月—1986 年10 月）》；
李永春、史远芹、郭秀芝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
一部极有价值的编年史的西方译本是肯尼思·利伯撒尔和布鲁斯·J.迪克森
合编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86）》。
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外，已经被引用的还有一部主要的文
献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 卷）。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
段历史时期的、由西方人编的文献集是约翰·P.伯恩斯和斯坦利·罗森的《毛
以后的中国的政策冲突》；以及肯尼思·利伯撒尔、詹姆斯·唐和恽赛充（音）
编的《中共中央和政治局文件》，该书解释了这类文件是如何产生及传达的。
西方对邓小平改革运动的报道数量惊人，从一般的著作、专题文章到记
者的分析等应有尽有。在综合性的著作中，最好的有鲍大可和拉尔夫·N.克
拉夫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戴维·M.兰普顿编的《毛以后的中国政策的实施》；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
里斯廷·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邹谠的《文化大革命与毛
以后的改革》。一部十分有用的背景材料是一年一本的《中国简报》，由亚
洲协会中国委员会出版。专著有戴维·S.G.古德曼的《北京街头的呼声》；
埃利斯·乔菲的《毛以后的中国军队》；肯尼思·利伯撒尔和米歇尔·奥克
森伯格的《中国政策的制定》，该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过
程中及其以后的能源工业。琼·C.奥伊的《国家和当代中国的农民》，该书
从50 年代中期写到80 年代末，同茨威格的书一样，也是得到了这个时期之
后农村研究的一些资料才写成的。
许多西方报社驻中国的记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或像美国记者那样，在文
化大革命后，很快接受有关中国的训练或很快了解中国的情况。在早期报道
性的著作中，最优秀的有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
的真相》；戴维·邦纳维亚的《中国人：一幅肖像》；福克斯·巴特菲尔德
的《中国：生活在苦海中》；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杰伊和林达·马
修斯的《十亿：中国记事》；菲利普·肖特的《龙和熊》；史蒂文·W.莫舍
的有争议的《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这本书是根据一个人类学博士
生的报道写成的。这个博士生是那些1979 年1 月中美复交后第一批到中国农
村考察的美国学者之一。西蒙·利斯是一位学者兼随笔记者，他的作品交织
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尖锐的评论和对许多关于中国的西方著作中的空话的揭
露，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的阴影》、《毛主席的新衣》、《破损了的偶像》。
第五章 对美开放
虽然有大量的第二手资料，但人们对中共九大和十大之间的中国外交政
策仍然研究得很不够。主要的障碍来自资料方面：现有的资料难以对这个时
期中国的决策过程作出全面的描述。中国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幕一直十分
敏感。这些禁忌近年来已有所缓减，人们已经能够和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官员
和研究机构进行较密切的接触了。但是，对于外交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对于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领导层斗争激烈的时期），现有
的历史资料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然而，由于官方越来越鼓励人们做整理档案的工作，中国的研究人员已
经编成了更全面的中国外交史（包括本世纪70 年代）的档案资料书籍。这些
活动的高潮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出版。这本书简要叙述了这个时期的外交
事件，具有权威性，尽管它没有透露政策制定方面的情况。此外，高级官员
的一些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对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较深入
的重估，尽管还不十分详细。其中有：《聂荣臻回忆录》；铁竹伟：“陈毅
在‘文化大革命’中”（见《昆仑》）；叶剑英传记编写组：《叶剑英传略》。
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埃德加·斯诺与中国高级官员的谈话记录也是
珍贵的资料，它们都完整地发表在斯诺《漫长的革命》一书中。
美国官员们关于本世纪70 年代中美关系的著作也使学者们获益匪浅。这
些著作包括：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亨利·基辛格：《白
宫岁月》、《动乱年代》；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米歇尔·奥
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见《外交事务》）；理查德·H.所罗门：《中
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资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中共主要
的新闻媒介，特别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关
于重要的外交政策声明，《北京周报》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恢复了1966 年中断的探讨外交事务的重要期刊的出版工作。这
些期刊包括《世界知识》和《国际问题研究》，这两种杂志都是由外交部出
版的。要探讨外交政策的发展动态，美国政府出版的外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态》和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世界广播概要：远东》是两种基本的参考
资料。美国政府出版的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的系列期刊中也有一些极为重要的
文件和资料。
此外，邓小平的讲话（包括一些评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都收录
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流传到台湾或西方的中国内部文件和
领导人的讲话可作为这些资料的补充。虽然有时候人们对这些材料的可信程
度有争论，但其中的许多材料还是提供了发生重大政策冲突时的重要情况。
收录了这些文件的两部书籍是：陈庆编：《中国与第三世界》；高英茂编：
《林彪事件》。反映中国内部对敏感的外交问题进行争论的讽刺文章是另一
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虽然有些学者怀疑其价值。关于此类资料的解释，请参
阅肯尼思·G.利伯撒尔：“讽刺文章中反映出的外交政策争论（1973—1976）》
（见《中国季刊》）；哈里·哈丁：“中国全球姿态中的内部政治（1973—
1978）”，见托马斯·芬格等编的《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
尽管资料有限，学者们还是写出了关于某些具体事件和某些时期的一些
专著和一些重要的多卷本著述。关于多卷本著述，特别请参阅约瑟夫·卡米
莱里：《中国的外交政策》；戈兰姆·W.乔德赫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
哈里·哈丁编：《80 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塞缪尔·金（音）编：《中国
与世界：毛以后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
迈克尔·亚胡达：《孤立主义走向尽头：毛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促成中美和解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之后
北京改变了安全计划。关于这个论题，参阅约翰·W.加弗：《中国决定与美
国和解（1968—1971）》；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
冒险》；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
的起源》；梅尔文·格托夫和汪永木（音）：《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萧铮
和迈克尔·魏图恩斯基编：《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政策深意》；理查德·威
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许多单卷本和多卷本专著还对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
的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这些专著有：赫伯特·J.埃利森编：《中
苏冲突》；班宁·N.加勒特和邦尼·S.格拉泽：《战争与和平》；肯尼思·G.
利伯撒尔：《70 年代的中苏冲突》；乔纳森·D.波拉克：《中苏敌对和中国
的安全之辩论》、《联盟政治的教训》；杰拉尔德·西格尔：《毛以后的中
苏关系》；道格拉斯·T.斯图尔特和威廉·T.托编：《中国、苏联和西方：
80 年代的战略和政治面面观》；苏吉（音）：《苏联对中国的想象及其对华
政策（1969—1979）》；罗伯特· G.萨特： 中国外交政策：毛以后的发展》；
艾伦·S.惠廷：《西伯利亚的发展与东亚：威胁还是承诺？》。
与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研究得还很不够。然而也有一些
成果，参阅罗伯特·E.贝德斯基：《脆弱的协定：1978 年中日和平条约的全
球透视》；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中国与日本：新的经济外
交》；罗伯特·泰勒：《中日轴心：亚洲的一支新生力量？》。关于中日关
系的重要文章，有新木内江藤：“日本和中国——一个新阶段？”（见《共
产主义问题》）、“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见《亚洲概览》）；良清国分：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政治”（见《中国季刊》）。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特别是中越关系的恶化）的有关资料既丰富又详细。
特别引人注目的著作是纳严·詹达：《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另阅
张保民（音）：《北京、河内、华侨和处在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柬埔寨》；威
廉·J.杜克尔：《中国和越南：冲突的根源》；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
罗伯特·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关于70 年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再次出现的意义，塞缪尔·S.金的《中国、
联合国和世界秩序》一书作了详尽的研究。关于对70 年代中国外交政策中经
济方面的评析，参阅鲍大可：《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经济》；艾伦·S.惠廷《70
年代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有关80 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著述是与改革本身同步的。关于文化
大革命时期（1966—1977 年）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
步。论述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文章和书籍确实很多，但论述当前中国经济
的著作却不得不依据数量有限且可靠程度大有疑问的资料。事实上，西方关
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集中在对农业、工业、国民总
产值和其他许多项目的重建成就的估计上。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也不乏有价
值的著作。对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有价值的英文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德
怀特·H.珀金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之研究：概览”（见《亚洲研究杂
志》）一文中的书目索引。
从1979 年开始，中国政府又恢复了对官方统计资料的公布和出版。这项
工作已中断了将近20 年，这期间中国把所有的经济资料都当作国家机密。
1979 年统计工作的规模很小，进入80 年代以来，规模就越来越大了。最有
用的资料是国家统计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该年鉴始于1981
年，以后每年一版，收录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不但有80 年代的，而且有更
早时期的。198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共1029 页，而50 年代的主要统计资
料《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只有200 余页，且开本要小得多，二者
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有数十种各部门的专门统计年鉴（如《中国农业
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如广东统计局的《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许
多专项研究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
1985）》。
除这些统计资料外，依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英文著作也越来
越多，有一些实地调查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这些
合作项目的两项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陈毅远编的《中国的工业改革》
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编的《中国的乡镇企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在依据新获得的材料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的各种研究中，对中国农
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据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改革前后农村的研究，参阅
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对1949 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进
行的较广泛的经济分析（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参阅尼古拉斯·拉迪：《中
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
村的发展》。仅依据80 年代新获得的资料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的研
究成果很少，较卓著者是巴里·诺顿的“三线：在中国内地保卫工业化”（见
《中国季刊》）。
有一些综合性的论文集集中讨论了80 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成就
的有关问题。此类著作有：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面向2000 年的中
国经济》（2 卷）；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
政治经济改革》。目前出版的许多论文集是中外经济学家合作的结晶，其中
最有用的是布鲁斯·L.雷诺兹编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经济学杂志》
专刊）。世界银行大约每隔四年推出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综合性著作。德怀
特·H.珀金斯的“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见《经济资料杂志》）一文从
总体上分析了中国的改革活动，文中附有很多书目索引。
80 年代与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不同之处是，80 年代中国学者的经济研究成
果越来越多了。这些成果有的发表在数十种经济学杂志上（其中许多杂志在
1979 年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些发表在各种报纸上。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
导报》在组织文章辩论经济改革的争议问题方面尤为活跃，读者群很广。然
而，此类文章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虽然其中的一些被译成了英文以便让其
他国家的读者阅读。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译文集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编辑、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的改革：挑战与选择》（布鲁斯·L.·雷
诺兹写了引言）。该公司还定期出版名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专门刊登经济
论文译文的杂志。
最后，还有一类讨论中国经济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观上主要是写给生意
圈中的人看的，但其中亦有论述当前人们普遍感兴趣的经济问题的文章。这
类著作中较著名的有美中贸易委员会出版的《中国贸易评论》和日本海外贸
易组织出版的《中国通讯》。着重讨论贸易问题的一本有用的论文集是尤金·K.
劳森编的《美中贸易：问题与前景》。
第七章 教 育
本章是《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4 章和第9 章的续文。那两章中所述的
资料和研究方法是笔者在此处提供资料和进一步评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材
料。总的来讲，官方的中文报刊杂志仍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某些变化值得
注意。从50 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限制报纸在境外发行，使香港联合研究所
剪报的用处减少了许多。不过，联合研究所的剪报一直保持到了70 年代初。
最后，当该研究所于1983 年关闭时，始于1950 年的剪报全部移交给了香港
浸礼会学院图书馆。此外，红卫兵编印的大量非官方出版物记录了1966—
1968 年间发生的事件，并对“文革”前几年的事情做了重要的回顾。然而，
当红卫兵“复课闹革命”后，他们的独立出版活动就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1966—1976）中，地方政府的报纸一直在出版，只是在1967—1969
年动乱最严重的时期在各地曾有过简短的中断。
不过，这些出版物在境外的发行仍受到严格限制。所以，1969—1976 年
间，外国人所能接触到的中国新闻媒体基本上限于“两报一刊”。这些都是
由毛的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出版物，作为建立中央政府在红卫兵群众运动阶
段结束以后谋求建立的新秩序的舆论工具，它们拥有绝对的权威性。《人民
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加上紧紧追随它们的《光明日报》
和后来的《学习与批判》，是“教育革命”试验及1968 至1976 年间发生的
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偶尔也有地方出版的研究刊物被带出中国，例如广东
师范学院出版的《教育革命》和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的《教育实践》等。
这就是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口述历史方法流行的客观环境。当时，学术
界和其他行业对中国的兴趣都很高，在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采
访离境的中国居民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一种办法。在那些年中，这些采访活
动主要由在香港的美国教授和研究生们主持，他们以成立于1963 年的大学服
务中心为主要研究基地，该中心是从中国大陆迁来香港的。正如在第14 卷的
书目说明中指出的，主要依据口述资料写成的关于教育的书的作者是斯坦
利·罗森、苏珊·舍克和乔纳森·昂格尔。他们三人都是在大学服务中心开
始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的。
1976 年以后官方出版物的激增和向境外销售限制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前10 年文件资料的匮乏。目前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香港的大学服务中
心于1987 年获得的大批省级报纸。1987 年后，该中心已不再是独立的研究
机构，但它的图书馆座落在香港中文大学，仍然是收藏中国国家级和省级报
纸最全、查阅最方便的地方。实际上，各省从1949 年一直到今天出版的报纸
该图书馆都有。这些报纸收藏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10 年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
源，亦可替代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早些年间的剪报，因为（据出版的索引介
绍）那些剪报的来源——各省的报纸很不完备。此外，这些报纸收藏还优于
中国本土的报纸收藏，原因有二：一是它们很容易借阅，二是中国的图书馆
没有把如此大量的报纸收藏在一处供人使用。
1976 年之后，关于教育、青年和科学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也极为丰
富。到80 年代中期，花费笔墨集中讨论这些主题的报纸主要有：《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教育文摘》、《教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
年报》、《科技日报》、《科学文化报》、《两用人才报》（专登军队教育
方面的消息）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选编有一些与上述主题有关的系
列专集，收录的与教育问题有关的文章虽然不很完备，但很有利用价值。
主要的刊物有：《人民教育》）、《教育研究》、《高教战线》（80 年
代中期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
《教育与职业》、《教学通讯》。各省市都有这些专业报刊的复印资料汇编
本，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教育有关。北京、上海和其他许多省市还出版自己的
刊物，如《上海教育》、《山西教育》和《福建教育》等。这些省市级教育
刊物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刊登的主要是与教学有关的消息，面向的是教师。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出版的学报。这些刊物所登的学术
论文的面非常之广，主要讨论教育问题的是师范院校出版的刊物，如《北京
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大增的同时，各个翻译机构译
出的成果却日趋减少。各个方面的主题（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主题）的译文
数量都减少了。美国政府主要的翻译材料（报刊概览、报刊摘要、《当代背
景材料》和附录）都于1977 年并入了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这
份刊物简要摘发每天的重大新闻。据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讲，决定合并的
原因是（决定是他们于1976 年做出的），当时把持中国官方新闻媒介的“两
报一刊”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成了多余之事。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中国问
题专家在预料事情的发展方向一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这个决定
今天看来是个错误。合并计划刚执行完毕，中国的出版物就如雨后春笋般大
批出现了。这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资料进行整理。这种需要于1979 年导致原
来的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变成了出版系列专业丛刊的机构。1979—1987 年
间，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国广播信息处联合出版的《中国报告：政治、社
会和军事事务》中译载了关于教育和青年问题的文章。80 年代中期，联合出
版物研究署各类丛刊进一步专业化。以1987 年为例，有三种丛刊译载有关教
育问题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地区报告》、《中国——红旗》和《中国—
—国务院简报》。科技文章的译文由一份专门的丛刊发表。然而，遗憾的是，
1977—1979 年间，这些丛刊对教育问题的兴趣虽然极高（当时毛主义的实验
正在被推翻），但当教育制度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后，讨论教育问
题的译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结果，大约从1980 年开始，想要单纯
依靠英文译文对教育战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的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对
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中国教育译丛》是一份很好的杂志。1977 年前，它由
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77 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这份杂志
一年出四期，译文的面虽然不宽，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外，中国方面可能仍对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政治模
式和公众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包括中国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别是，外国
研究者感到惊讶的、能提示当代中国的情况的变化，就是那里发生的政治事
件的反映，其结果与对中国人自己一样令人感到冷讽挖苦。所以，尽管自1976
年以来我们通过亲身体验和出版物对中国的了解有了大幅度增加，但目前有
兴趣的英文读者所能看到的资料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不过，这类英文资料也
许足够了，因为有兴趣的读者群本身已经减小了。中国先是作为敌人，后来
又作为新朋友，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以各种形式持续了30 年。
但到了1980 年，原来的倾向性已经过时，后来的新鲜感已开始消逝。1976
年后重新推行开放政策的中国自认是一个贫穷落后、寻求西方援助、谋求让
西方社会接受的国家。就引起人们的好奇这一点而言，作为友好亲善的第三
世界国家的中国与70 年代初期使得观察家们以同情的心态观察其革命实验
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就同要在该领域吸引公众更大的兴趣一样，学术研究为得到鼓舞也花费
了许许多多的精力。1945 年以后的冷战造成了这样的心态：开始是竭力证明
中国是亚洲的头号共产党敌国，后来则竭立证明中国不是头号敌国。到1980
年，这两种任务都成为过去，没有与之相比的新任务出现。这些变化和另一
些事情促成了40 年代末以来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现史无前例的沉寂
状态。学者们争相寻找采访对象，了解某项政策在某市或某村的实施情况及
发现一些新文件即可引起轰动的日子突然间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也不仅仅是
获得的“内部”文件太多和潜在的情报提供者的人数太多以致于败坏了胃口
的问题。人们对许多论题的研究和探索仍很不充分，尽管可供研究的资料比
以前多得多。
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所有这些研究政治和各代人的倾向的中心。50
年代的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课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发展有关的课题很快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此后，这些
课题一直引人注目，因为毛的“教育革命”深深触动了世界各地那些极想知
道中国的实验能否大规模推广以及会留下什么样的教训的人的神经。然而，
当毛以后的中国政府无条件地自动放弃那些实验时，早先为革命运动说好话
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记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所以，学者们和公众对教育问
题的关心程度大为减轻。毛的继任者是否能长期把教育从中国国内对公共政
策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是，目前的事态发展有效地
抑制了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经验的广泛兴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
代和历届中国政府都通过夸大本朝的成就和诋毁前朝的政绩来强调自身的合
法性。但到80 年代末，人们普遍缺乏兴趣和好奇心去证实新政府就与教育有
关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而对本届政府和以前的毛主义者的政府发表的声
明。结果，中文资料查阅环境的改善所造成的综合运用文件和实地调查资料
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领域里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后，除上面已提到者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造成对中国教育研究的落
后现状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得到“解放”有关，他们以前被
当作革命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敌人而处在受怀疑的地位。他们被“解放”后还
出现在国际学术界，作为各国学者的朋友和同事对中国教育作权威性的演
讲。但是在这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外国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些中国知
识分子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了，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专门的教育问题的观
点和著述与毛以后中国政府的倾向性完全一致，使人难以分清他们是学术研
究人员还是中国政治圈子中的人物。把教育置于中国的传统环境来观察，人
们也许会认为，知识分子官僚化的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帮助新政府重写历史。
把教育置于1949 年以来的历史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被平反的知识
分子阶层是革命的受害者，就承担的义务和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又是文化大
革命以后的新秩序的忠实同盟者。也许，还需好多年才会使每个人从1949—
1979 年动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只有到那时，中外学术界才可能重新获得培
养研究教育问题的新一代学者的必要的见识和动力。
第八章 文艺创作与政治
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特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命运）
的资料可分下述四类：（1）中国出版的汉文资料；（2）国外出版的汉文资
料；（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4）国外出版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资料。
1.第一类除小说、诗歌、杂文、戏曲剧本和评论之外，还包括官方和非
官方的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显示文化界动态的重要官方
文件；红卫兵自编自印的小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谣言，不可尽信，只能使人
们对“革命气氛”产生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术刊物的数量
大幅度减少，70 年代才逐渐恢复出版。
2.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汉文资料很有价值。开
始时，这些资料的出版是为了参加“两条路线斗争”。例如，1967 年6 月香
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皮小册子——《刘少奇语录》，与《毛泽东主席
语录》唱对台戏。然而，严肃可靠的研究著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
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的长处在于它刊登重要文件和报告的官方译本。
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份著名刊物是《有关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
件汇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出版的《中国文学》（只在1967 年有过短暂
中断），是对我们的论题极为重要的一份刊物。毛泽东逝世之后作家和艺术
家得到平反的情况，不但见于中文报刊，而且常出现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
上。
4.除香港的联合研究所出版的英语刊物和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只
偶然涉及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之外，欧洲和美国还出版了大量的
文章和书籍。不过，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
有些目击记是欧洲人写的，出版很快；有些是中国人写的，主要是80
年代出版的。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报告是1968 年在
《新世界》月刊上出版的，该书的德文译本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
在德文中，作者的名字被拼为A.N.Schelochowzew。和这个阶段苏联的其他
出版物一样，本书的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但它对文化大革命初期
的描述是准确且相当可靠的。V.A.基维佐夫、S.D.马尔可夫和V.F.索罗金合
编的《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1949—1979）》一书也充满着攻击之
词。泽罗克霍夫契夫和马尔可夫还出版了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
的著述。荷兰外交官D.W.福克玛的《来自北京的报告》是根据亲身经历集中
描述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本书。法国外交官让·埃曼写了《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一书。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合写的《文革之子》一书，根据
亲眼所见的事实描述了一位12 岁即成为红卫兵的中国青年的兴衰荣辱，是一
本很有价值的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乐黛云向卡罗林·韦克曼讲
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侥幸生存下来的经历，后者据此写成了《走进暴风雨》。
在学术研究著作中，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书很出色，
它对1960—1980 年间的政治史和知识分子史作了全面且可靠的概括性论
述。在这本书之前还有许多著作，如理查德·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
的政治文化》；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罗克珊·威
特克的《江青同志》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资料，它主要是依据江青对作者的讲
述写成的。
论述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较少。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从当
代中国小说看现实生活》一书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许芥煜的《中
国文坛》既有分析研究，又有访谈记录。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西方社会
学家注意到“伤痕文学”现象以后，出现了论述这一文学现象的著述，此处
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戴卫·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霍华
德·戈德布拉特编：《80 年代的中国文学》；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
瓦格纳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文集：1978 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鲁
道夫·G.瓦格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和政治》；杰弗里·C.金克利
编：《毛以后的中国文学和社会（1978—1981）》；迈克尔·S.杜克：《繁
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
第九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
1949 年以前，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是在中国进
行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西德尼·甘布尔、莫顿·弗里德等西方人搞的，而大
部分是由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这些才华横溢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搞的。这
些学者的著作，著名的有西德尼·甘布尔的《定县：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社
会》；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
林耀华的《金翅》。这些著作对了解共产党夺取政权前10 年中国农村生活的
经纬，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新政权压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
究，其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理论。除此而外，对像费孝通这样的极出
色的学者也进行了悲剧性的迫害；压制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际
间的了解。关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经历的完整材料，外国人简直一点也得不到。
中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志，经常以丰富的、引人入胜的
章节来描述一个村庄、公社或县。可是，这些文献通常发行量非常有限，在
中国境外是见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可以买到的中文文献，或者是在外国的图
书馆里可以借到的中文文献，主要是有关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言辞对其进行赞扬
的。它们被现实的政治路线所渲染，以致于没有多少普通农民对这些事件的
真实想法的第一手可靠资料。例如，60 年代和70 年代期间，大量的报刊文
章和书籍赞美山西省的一个生产大队——大寨，这个生产大队被认为是经济
上丰产且具有革命精神的样板。这类著作中一本用英文写的优秀代表作，名
为《大寨：中国农业的旗手》。但是，到了70 年代末，邓小平及其伙伴们推
翻了毛主义者以后，官方出版物宣称大寨的成功是虚构的，把大寨的英雄式
的领袖陈永贵贬称为骗子。
通过对一份《连江文件》的研讨，可以得到其使用的丰富的、直言不讳
的资料的线索。该文件是一份有关福建省在大跃进以后的问题的地方报告，
被台湾的文化特务搞到了，这类文献通常对外国人是保密的。这些文献现在
已经被译在C.S·陈编写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书中。
然而，在这期间，即50 年代、60 年代和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
出版的，而且能在西方找到的中文报纸、书籍、期刊，还是提供了大量线索，
说明中国农村正在干什么。从5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中期，在西方的中国专
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筛选和解释这些线索。采用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关于农
村生活的报告，最成功的是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
织》；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理查德·鲍姆：《革
命的序幕》；维维思·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杨庆堃：《共产主义
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杨的两本著
作把共产党执政前夕在广东一个村庄进行的人类学分析和对50 年代发表的
关于农村生活的谨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从6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中期，采访了从中国去香港的移民。移民的谈
话越来越多地补充了从中国官方出版物中获得的线索。然而，使用这种方法
去认识中国农村生活的演变过程固然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大部分移民是来
自中国的城市，而不是来自农村。因此，当西方学者写到农村生活时，他们
使用的资料充其量不过是二手资料，是那些市民（通常是来自广东地区）凭
记忆叙述的农村生活。这些人在农村只度过一段时间（常常是不自愿地被下
放到农村去的）。在60 年代中期到60 年代末，有许多主要是依靠这些采访
材料写成的著作，约翰·C.佩尔泽尔的“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
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则是这类著作的佼
佼者。到70 年代初跑到香港来的人多了，这些人都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探
寻这些人的住址和采访他们的方法都精细了，因而获得了一些极有参考价值
的材料。威廉·L.帕里什及马丁·金·怀特的《现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
使用了量多质优的社会学分析，描绘了一幅广东省农村地区社会连续性和变
迁的复杂图画。安尼塔·詹、理查德·马德森和乔纳森·昂格尔的《陈村》
以及理查德·马德森的《一个中国农村里的伦理和权力》，使用了来自广东
同一个村子里的移民们的叙述，从而构成了一份那个村自1950 年到1980 年
的上下连贯的社会历史。
此外，有些外国人由于有特殊关系访问了中国农村，目睹了农村的生活
情况。他们的丛书又补充了那些从外部了解中国的专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
作。其材料经常缺乏科学的分析，加之他们信仰中国革命而担负的政治义务，
材料就蒙上了浓厚的色彩。不过，其中最好的著作也生动、详细、真实地叙
述了农村的生活，甚至这些叙述并不符合作者对社会主义的期望。而这类著
作中最出色的是威廉·欣顿的《翻身》和《身翻》——山西省“长弓村”盛
衰兴败目击记。这类书的其他著作还有：杰克·陈的《福星高照的一年》；
伊莎贝尔和戴维·克鲁克的《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以及简·迈尔达
尔采访柳林农民的录音——《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简·迈尔达尔和
冈·凯斯勒的《中国：革命在继续》；简·迈尔达尔的《重返一个中国村庄》。
到了1978 年，中国小心翼翼地开始允许专业社会科学家到农村去进行科
研工作。他们去了以后的第一批成果是史蒂文·莫舍的《破碎的大地：农村
的中国人》，这是史蒂文在广东一个村庄里呆了一年的研究成果，但是却引
来了非议，因为中国人指责作者使用了不道德的研究方法。戴维·茨威格的
《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1968—1981）》，是在南京附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
础上写成的。爱德华·弗里德曼、保罗·G.皮科韦兹及马克·塞尔登的《中
国的村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河北省研究了八年的基础上写成的。在离他
不远的的地方，西德尼·甘布尔也在为其《定县》而进行实地考察。《华南
的代理人和受害者：农村革命的帮凶》一书，则是海伦·绥在广东进行研究
之后写成的。
对系统了解人民共和国农村生活更具长远重要意义的是，80 年代社会学
作为合法的学科再次在中国学术生活中出现，速度虽然慢些，但很稳健。费
孝通再次披挂上阵，重新去开弦弓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这里是他1939 年出版
的经典名著《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基础。一系列文章已源源不断地刊登在《社
会》等杂志、刊物上，这些皆是费孝通和其他中国农村社会学学者研究的成
果。费孝通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已译成英文，刊登在费孝通的《中国农村特写》
一书中。
关于中国人口统计学及农村经济的大量统计数字将会涌出，社会学家和
研究中国农村的其他学者将受益匪浅。直到80 年代初，根本找不到准确、详
细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字。在此以前发表了经过编纂的统计数字，不过这些
数字皆属于“社会科学小说”特征的一类。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
共和国头十年的统计数字，《伟大的十年》便是一例，〔译本1974 年由华盛
顿州立大学（东亚研究项目）发表〕。就像处理科学小说一样，真正的事实
可能埋藏在想象的叙述中，需花大力气才能把有用的事实挖掘出来。
由于中国在80 年代推行改革政策和对西方开放，搜集统计数字和公开发
表许多统计汇编的工作也专业化了。1982 年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进行了全
国范围的人口统计。人口调查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对研究农村人口发展趋势
的学者非常有用。人口调查的资料译成英文发表在《1982 年中国人口普查》
和《新中国的人口》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每年发表“中国人口
年鉴”。
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由薛
暮桥主编的《中国经济年鉴》（附1949—1980 年经济统计数字）。此后每年
由中国统计资料及咨询服务中心发表一本《中国统计年鉴》。自1981 年起还
发表了《中国经济年鉴》。绝大多数省份也发表各自的经济年鉴，西方主要
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都有这些材料。
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自1949 年以来，用中文写的有关城市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一般作品实
为凤毛麟角。不过，有两份主要的中国城市规划的刊物《建筑学报》和《城
市建设》刊登关于城市政策和城市某特定地区进行改造的文章，能提供不少
信息。此外。有关官方城市政策和计划的作品、文章也很多。参见：赖志衍
编的《接管城市的工作经验》；刘少奇等的《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政策》；卢
蕻的《论城乡合作》、《论城市关系》、《祖国新型城市》；武汉市城市规
划设计院：《城市规划参考图例》。还有几本有关几个特殊城市变迁的著作。
参见老舍：《我热爱新北京》和《肇家浜的变迁》（肇家浜是上海的一个贫
民区）。自1979 年以来，几种新社会学杂志开始发表关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带
有资料的经验主义研究。可特别参见：《社会科学战线》、《社会》和《中
国社会科学》。还有一本中国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及一本西方翻
译过去的刊物《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不时地发表有关城市社会模式的
有意思的文章。
西方学术界对1949 年以前的中国城市组织和社会生活也有许多有益的
研究，这些研究为了解1949 年以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其中特别重要
的著作有：施坚雅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
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威廉·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
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团（1796—1895）》；
西德尼·甘布尔的《北京：社会概览》；乔治·凯茨的《丰收的年岁》；奥
尔加·兰的《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爱德华·李的《现代广州》；莫顿·弗
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H.Y.洛的《吴的历险记》；罗兹·墨菲的《上
海：开启现代中国之门的钥匙》和艾达·普鲁伊特的《韩的女儿和尹老夫人》。
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集中在1949 年以后个别城市的变迁。可特别参见：
埃兹拉·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林恩·T.怀特第三的《在上
海的经历》和肯尼思·利伯撒尔的《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
也可参见克里斯托弗·豪编的资料丰富的会议文件集《上海：一个亚洲主要
城市的革命和发展》。总的说来，有关1949 年以后中国城市组织结构变化的
最出色的研究成果还是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
（第6 章）。约翰·刘易斯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关
于城市组织和发展趋势的会议文件汇编，一直收集到文化大革命。马丁·金·怀
特和威廉·L.帕里什的《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就中国城市是以什么
方式组织起来的，以及中国城市的独特的社会生活类型问题，提供了一部社
会学研究的概览，其重点集中在70 年代。盖尔·亨德森和迈伦·S.科恩的《中
国的医院》一书，则呈现给读者一副人种分布的肖像图和对武汉一所医院的
社会生活模式的分析。
一些专题论文和论文集论述了1949 年前后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城市地理
和城市规划等。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的《满清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城市网
络》；C.K.龙（音）和诺顿·金斯伯格编的《中国：城市化与国家的发展》；
莫里斯·厄尔曼的《1953 年和1958 年的大陆中国城市》；罗兹·墨菲的《正
在消失的毛主义幻想》；劳伦斯·马和爱德华·汉顿编的《现代中国的城市
发展》；埃德温·温克尔和珍妮特·卡迪编的《中国的城市规划》；以及理
查德·柯克比的《中国的城市化》（也可参见：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
城市》）。劳伦斯·马也提供了一份同一个主题的、非常有用的书目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和城市规划》，并参见利奥·奥林斯关于中国官
方城市人口统计混乱的讨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的《四个现代化下
的中国》第一卷中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和柯克比的《中
国的城市化》。
一些刚刚引用的成果涉及到限制人口增长的努力的效果，这个效果也是
一些专题论文论证的中心。例如田心源的《中国的人口战》；托马斯·伯恩
斯坦的《上山下乡》；以及朱迪斯·班尼斯特的“上海的死亡率、出生率及
避孕措施”。有关城市就业问题的有查尔斯·霍夫曼的《中国的工人》；克
里斯托弗·豪的《1949—1957 年中国城市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现代中国
的工资类型和工资政策（1919—1972）》；以及托马斯·罗斯基的《中国的
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关城市的社会管理问题在下面这些文章中提到了：约
翰·刘易斯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艾米·威尔逊、西德尼·格林布
拉特和理查德·威尔逊编的《中国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和社会控制》；以及杰
罗姆·艾伦·科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
（特别是第2 章）。
还有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居住过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以
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他们当时生活情况的生动画面。
材料特别丰富的是德克·博德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伊曼纽尔·约
翰·赫维的《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贝弗利·胡珀的《北京内幕》；米
哈伊尔·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拉尔夫和南希·拉普伍
德的《中国革命纵览》；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斯文·林
奎斯特的《危机中的中国》；鲁思·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的《在外
国人眼里》；罗伯特·罗的《逃出红色中国》；彼得·卢姆的《1950—1953
年的北京》；包柏漪的《第八个月亮》；威廉·休厄尔的《我在中国的日子》；
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的《思想革命》；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
条街道》；埃斯特·周英（音）的《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玛丽亚·严
（音）的《宏大的园地》以及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的《走进暴风雨》。
M.伯纳德·弗罗利克的《毛的人民》一书中的一些描写和陈若曦的《尹县长
的被处死》中的虚构故事，描述得同样栩栩如生。众多记者的报道对于评论
中国城市在特定时代的环境同样有用，例如：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
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在苦海中生
存》；詹姆斯·卡梅伦的《红衣官员》；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罗伯
特·吉莱恩的《六亿中国人》；弗兰克·莫里斯的《毛的中国的报告》；弗
雷德里克·诺萨尔的《北京快讯》；鲁思·赛德尔的《丰盛之家》；威廉·史
蒂文森的《黄风》和罗斯·特里尔的《铁树开花》。画册和导游书也对中国
的首都有出色的描绘，例如：胡佳（音）的《北京今昔》；奈杰尔·卡梅伦
和布赖恩·布雷克的《北京：三个城市的故事》；弗利克斯·格林的《北京》；
藤彦太郎的《北京》和奥迪尔·凯尔的《北京》。
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
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资料是发表的书籍（小说、剧本、短篇小说集、
论文、理论著作及诗刊）和文学杂志。最近几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
其他出版社发行每个年度的获奖作品选集或者其他新的文学作品选集。在毛
以后的时代，期刊如雨后春笋。早期创刊的杂志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
现又复刊的有《人民文学》（刊载创作性作品）、《文艺报》（理论性探讨）、
《文学评论》（发表评论文章），它们都倾向于代表自己既定的观点。在发
表新作品方面更勇于冒险的是《收获》、《十月》、《当代》；特别是省级
办的刊物，像广东的《广州文艺》和《书评》，湖北的《湖北文艺》、《长
江文艺》，辽宁的《鸭绿江》，《安徽文学》和《上海文学》。有关剧本方
面的专业杂志包括《剧本》、《戏剧报》和《上海戏剧》。电影方面的有《中
国电影》。新诗的主要期刊是《诗刊》、《星星》和《诗探索》。《文艺学
习》、《文艺研究》和《读书》刊载重要的评论文章。上海图书馆编辑的《全
国报刊索引》是一份期刊索引，每月出版一期，包括文学杂志。上海的《文
学报》则是一份时事通讯周刊。一些大陆的地下出版物自1980 年开始被台湾
翻印成丛书——《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由台北的中国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
出版。
密切注视中国文学发展情况的香港刊物包括《九十年代》、《动向》和
《明报月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通讯》。
关于当代文学的论文时常出现在《亚洲研究》、《中国文学、论文、文章和
评论》、《当代中国》和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台湾的新作品主要发表在
《纯文学》、《中外文学》、《现代文学》、《台湾文艺》和《幼狮文艺》
等主要杂志上。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许多现代大陆作品的英译本。该社《中国文学》
每月还刊载新的翻译作品。这本杂志的索引（包括1976 年以前的）已分别由
汉斯·J.欣鲁普和唐纳德·吉布斯出版。由已故的许芥煜主编的两本重要的
文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聂华苓两卷本
的《百花文学》则是一部记述1956—1957 年那个极重要年代的，集创作、评
论和理论诸论题、作品为一书的很有益处的集子。霍华德·戈德布拉特主编
的《80 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部关于“第四届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的文
件集。毛以后时代的创作成果被翻译并发表在迈克尔·S.杜克编的《当代中
国文学》上；李怡编的《新现实主义》；佩里·林克编的《玫瑰与刺》、《顽
强的毒草》；斯蒂芬·C.宋（音）和约翰·明福特主编的《高山上的树木》；
以及海伦·F.绥（音）和泽尔达·斯特恩主编的《毛的收获》。齐邦媛出版
了两卷本的《台湾当代中国文学选集（1949—1974）》，收集了各种文体的
台湾文选，并将其翻译成英文。
蔡美西（音）的《当代中国小说和短篇小说（1949—1974）：书目提要》
用途很广。包括更多的书目提要材料的书是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会为1979
年底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
陈若曦的“民主墙与地下刊物”则提供了一份1978—1979 年间地下文学的细
目。《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和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学家的昨天》则是两本有
助于研究的传记辞典。
两部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主要的新著，已由几个大学的学者组成的写作组
编纂而成，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年以后部分）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分别出
版，书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两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已由北
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 年出版。林曼叔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
内容截止到1956 年。在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中，作者对大陆的一些
主要作家没有表示同情。科林·麦克拉思的《现代中国戏剧》中的后几章，
提供了自1949 年以来这一时期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一本更早、更详细的研究
成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杰伊·莱德的《电影》一书主要讲
的是1949 年以后的电影。朱莉亚·林的《当代中国诗歌》是对大陆诗人的研
究。
有关评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是张钟主编的《当代文学概观》、《中国
当代文学作品选讲》（1980 年整理收集），以及有关毛以后时代的新作家的
《文学评论丛刊》第10 集（《当代作家评论》专集）。夏志清在《新文学的
传统》中对当代台湾作家提出了个人见解。何欣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趋兆》
也包括了台湾小说。叶维廉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和尉天聪主编的《乡土
文学讨论集》则是两本重要的评论论文集。
历次学术讨论会的内容已经汇编成评论性的论文集。较早的见西里尔·伯
奇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较近年代的著作包括：沃尔夫冈·库宾和鲁
道夫·G.瓦格纳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判文集：1978 年柏林会议论文
集》；邦尼·麦克杜格尔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
—1979）》，文章来自1979 年在哈佛举行的会议，以及杰弗里·C.金克利编
的《毛以后：中国的文学和社会（1978—1981）》（是1982 年在圣约翰大学
举行的会议论文选）。1979 年在得克萨斯大学举行的关于台湾小说的会议论
文收集在珍妮特·L.福洛特编的《台湾的中国小说》中。
一些论文对1949 年以来的大陆文学形式也进行了探讨。亚罗斯拉夫·普
鲁赛克的《解放后的中国文学及其民间传统》是对早年使用民间形式创作的
一种有益研究。D.W.福克玛的《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的影响》和默尔·戈
德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持不同文艺见解者》两书都记载了50 年代的主要争
论。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分析了主流小说的重要作品，而迈
克尔·戈茨的“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工人形象（1949—1964）”是一篇未发表
的论文。迈克尔·S.杜克的《繁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则分析
了最近的作品。关于作家个人的最出色的研究是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
理论家姚文元（“四人帮”成员）则是拉斯·拉格瓦尔德的《作为文学评论
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的主题。
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 年）
台湾作为1885 年后中国的一个省的10 年历史，在《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中作了评鉴，对精力充沛的、主张现代化的巡抚刘铭传（1885—1891
年）领导下的台湾税制改革和西方化建设项目作了详细介绍。作者K.C.刘教
授和R.J.史密斯教授引用了威廉·M.斯派德尔、郭丁一（音）、伦纳德·H.D.
戈登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1949 年以前的台湾历史的第二手英文资料
是：詹姆斯·W.戴维森的《福摩萨岛》；W.G.戈达德的《福摩萨》；乔治·W.
巴克利的《殖民地的发展与台湾的人口》；以及乔治·H.克尔的《福摩萨》；
薛光前编的《现代台湾》涉及到1949 年以前的台湾历史。谢觉民的《台湾—
厄尔巴—福摩萨》（1964 年出版），虽然现在过时了，但仍不失为一本出色
的地理学著作。
日本从1895 年以后统治台湾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1945 年以来的历史
当然受日本统治时期的影响很深。《剑桥中国史》没有涉及日本殖民主义统
治下的台湾，这可以理解，但也令人遗憾。《剑桥中国史》没有一卷追溯20
世纪初叶中国人在日本帝国范围内的生活经历。虽然近数十年来日本对其帝
国的研究已拓宽了，使用了许多材料，问题也讨论了，但比较而言对这个问
题的研究还不够。中国历史学家应该从中找到更多的机会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位研究1895—1945 年时期台湾的主要学者是拉蒙·迈尔斯，他写了不
少关于台湾作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以及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农业经济的
文章。此后又由他和马克·R.皮蒂编了一本专题论文集《日本殖民帝国（1895
—1945）》，还有14 位撰稿人参加编写，皆来源于1979 年的一次研讨会。
这本论文集主要讨论如何集中探讨日本的动机、管理、经济动力以及关于朝
鲜和台湾的历史编纂工作，但是若干章节提供了不少资料，并引用了已发表
的关于台湾历史几个特殊方面的材料。请参见陈青直（音）写的第五章（“帝
国的警察和社会控制系统”）；陈以德写的第六章（“统一帝国的尝试”）；
塞缪尔·何保山（音）写的第九章（“殖民主义与发展：韩国、台湾和广东”）；
敏行沟口和有三山本写的第十章（“台湾和朝鲜资本的形成”）；以及拉蒙·H.
迈尔斯和山田三郎写的第十一章（“帝国的农业发展”）。一部开拓性的专
著是帕特里夏·楚鲁米写的《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1895—1945）》。
收录了636 条1945—1979 年间出版的有关台湾内容的文献目录，请参见
1980 年第3 期《台湾近代史研究》杂志。英文出版物请参见J.布鲁斯·雅各
布斯、琼·哈格和安妮·塞奇利合编的《台湾：一本包罗万象的英文出版物
文献目录》，布鲁斯·雅各布斯为其写了引言。
对1949 年以来台湾发展的研究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研究相比
较，成果要少得多，虽然台湾大部分课题的研究资料更丰富，更容易得到。
欧洲和日本学者很少有人对台湾产生兴趣，这个领域全由美国学者垄断了。
而且，美国学者的成果高度集中在美国对华政策因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而造成
的难题上。
研究台湾的作品题目，除美—台关系外，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经
济建设上的成功，台湾被视为一个样板，为了可能将其经济政策应用到其他
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对其进行研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约瑟夫·A.亚格尔写
的一份见识广博的研究报告《台湾的农业改造：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经
验》。1950—1979 年间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准进入中国大陆，他们只得去
台湾作实地考察，并发表了许多著作。70 年代台湾的诗歌、小说引起了比较
文学学者越来越多的注意。比较而言，对台湾军事部门及政治演变的基础性
研究，就几乎等于零了。另外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自中华民国失去了在联合
国的席位，并与大多数国家断交后台湾对外关系的情况。
研究台湾的重要原始资料来源，是台湾当局和省政府各机构发表的数量
众多的出版物。最有用的刊物包括：《中国年鉴》（政府新闻署）；《统计
年鉴》（预算、会计、统计总署）；以及《台湾统计资料册》（经济计划与
发展委员会）。台北国民党总部也发表有关国民党的资料。报纸很多，特别
是《中央日报》（国民党党报）、《中国时报》（私营）以及《联合报》。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在美国有中文版。政治刊物如《时报周刊》、《八
十年代》、《深耕》以及《黄河》等，刊载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当前政
治形势的分析与看法。由于作者不得不回避敏感的问题，如蒋经国的接班人
问题、对北京的政策问题，政治分析发表以后还必须采访台湾消息灵通人士
加以补充。无以数计的经济、文学及其他专题的期刊，皆垂手可得。
美国对台政策方面的原始资料有《美国对外关系》丛书的中国卷（现已
出到1957 年）、 中国白皮书》（1949 年，斯坦福大学1968 年以上下两卷
重新发表），以及每月一期的美国《国务院公报》。国会不时举行对华政策
听证会，提供了很珍贵的材料，特别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对外
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可资使用的回忆录有：哈里·S.杜鲁门的《面临
决策的一年》（1955 年）、 《考验与希望的岁月》（1956 年）；迪安·艾
奇逊的《欣逢肇始》（1969 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受命变革（1953
—1956）》（1963 年）和《缔造和平（1956—1961）》（1965 年）；小阿瑟·M.
施莱辛格的《一千天》（1965 年）；西奥多·索伦森的《肯尼迪》（1965
年）；以及罗杰·希尔斯曼的《推动一个国家》（1968 年）。《纽约时报》
和《华盛顿邮报》是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华盛顿特区国会季刊公司出版的
《中国与美国的远东政策（1945—1967）》（1967 年）和《中国与美国的外
交政策》（1973 年）包括了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总结，使用非常方便。986986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和《亚洲华尔街杂志》周刊经常刊登有关台湾
的文章。《远东经济评论年鉴》和《亚洲概览》每年1 月份和2 月份发表的
年度调查文章，皆对台湾上一年的发展情况作一总结。《中国季刊》和《亚
洲研究杂志》有时也刊载关于台湾的文章。
《人民日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台政策和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发表看
法的原始资料。最重要的社论和政府的政策声明用英文登在《北京周报》上。
华盛顿特区外国广播信息处出版的《中国动态》则是最重要的英文资料，内
有中国广播内容的译文。中国杂志如《世界知识》、《国际问题研究》等刊
登关于台湾和美国对台政策的文章。北京办的香港报纸，如《大公报》和《文
汇报》亦是如此。
全面探讨台湾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关系史的书几乎没有几本。最全
面的要属拉尔夫·N.克拉夫的《岛国中国》（1978 年）。丘宏达编的《中国
与台湾争端》（1973 年）以及《中国与台湾问题》（1979 年），包括了台湾
早期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章节，并汇集了很有价值的文件。以上这三本书
都特别强调了美—台关系。詹姆斯·熊（音）等编的《台湾经验（1950—1980）》
（1981 年）摘录了许多书和文章里的有关内容，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文化价
值、教育、社会状况、法律与正义，以及防务政策等问题。乔云万（音）编
的《台湾的未来？》（1974 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台湾，而维克托·H.
李编的《台湾的未来》（1980 年），包容了美国华人的一场辩论，对台湾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关系的看法五花八门。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台关系书籍，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福
斯特·雷亚·杜勒斯的《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
罗斯·Y.凯恩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威廉·J.巴恩兹编的《中
国与美国：寻求新的关系》；鲍大可的《对华政策：外汇决定》和《美国武
器出售》；拉尔夫·N.克拉夫、罗伯特·P.奥克斯南和威廉·瓦茨合著的《美
国与中国》；杰罗姆·科恩、爱德华·弗里德曼、哈罗德·欣顿和艾伦·S.
惠廷合著的《台湾与美国的政策》；理查德·穆尔斯廷和莫顿·阿布拉莫维
茨合著的《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前驻中华民国大使卡尔·L.兰金的《在中
国任职》；邹谠的《金门纷争：毛、蒋和杜勒斯》；拉蒙·H.迈尔斯主编的
《两个中国》；埃德温·K.斯奈德、A.詹姆斯·格雷戈尔及玛丽亚·张霞（音）
合著的《与台湾关系法和中华民国的防务》；罗伯特·L.唐恩的《重大的忧
虑》；威廉·金特纳与约翰·F.科帕合著的《两个中国问题》。J.H.卡利基
的《中美危机的模式》剖析了1954—1955 年和1958 年在沿海岛屿的对抗。
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分析，请参见尼尔·H.雅各比的《美国对台湾的援助》；
陈诚的《台湾的土地改革》；沃尔特·盖伦森编的《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结构
变化》；约翰·C.H.费、古斯塔夫·兰尼斯和雪莉·W.Y.郭合著的《公平发
展》；杨懋春的《台湾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效益》；安东尼·Y.C.顾（音）
的《土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T.H.沈（音）编的《农业在发展战略中的
地位》；A.詹姆斯·格雷戈尔与玛丽亚·张霞、安德鲁·B.齐默尔曼合著的
《意识形态与发展》；简·S.普赖拜拉的《台湾的财富、发展、稳定与公正
的社会目标》；李国鼎的《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经验》；雪莉·W.Y.郭的《过
渡中的台湾经济》。同样有兴趣的是劳伦斯·J.劳（音）编的《发展模式》。
关于台湾政治发展的主要著作是：乔治·H.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
彭明敏的《自由的体验》；道格拉斯·门德尔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
马黄（音）的《台湾知识分子的骚动：要求实行政治改革（1971—1973）》；
阿瑟·J.勒曼的《台湾的政治》；J.布鲁斯·雅各布斯的《在一个农村中国
文化环境中的地方政治》。上面提到的丘宏达编的两本书和薛光前的一部著
作中也有台湾政治发展的章节。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是约翰·F.科帕与乔治·P.
陈的《台湾的选举》（1984 年）。亦请参见《中国季刊》第99 期 （1984
年9 月）的台湾专刊。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包括：埃米莉·马丁·艾亨和希尔·盖茨编的《台
湾社会的人类学》；迈伦·L.科恩的《团结的屋子，分裂的屋子：台湾的中
国家庭》；伯纳德·加林的《台湾的新星：一个变化中的中国村庄》；沃尔
夫冈·L.格里奇丁的《1970 年台湾的价值体系》；伯顿·帕斯特纳克的《两
个中国村庄的亲戚关系和社会》；理查德·W.威尔逊的《学做中国人》；理
查德·W.威尔逊和艾米·A.威尔逊、西德尼·L.格林布拉特编的《中国社会
的价值变化》；诺马·戴蒙德的《昆沈：一个台湾村庄》；以及托马斯·B.
戈尔德的最新成果《台湾奇迹中的国家与社会》。
有关蒋介石的传记，请参见董显光的《蒋介石》；布赖恩·克罗泽的《丢
掉中国的人》。
关于军事能力，请参见斯图尔特·E.约翰逊、约瑟夫·A.亚格尔的《东
北亚的军事平衡》和威廉·H.奥弗霍尔特的“东亚的核扩散”。
戴维·纳尔逊·罗的《非正式外交关系》是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后唯一探
讨台湾的国际关系的专著。丘宏达与冷少佺合编的《中国： 1911 年辛亥革
命后的七十年》里有一章探讨从1949 年到1981 年台湾的国际关系。
台湾的主要文学作品是：齐邦媛等编的《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
—1974）》（第一卷：诗歌和随笔；第二卷：短篇小说）；维维安·苏林（音）
编的《同根生：现代中国妇女故事》；黄春明（音）（译名为霍华德·戈德
布拉特）的《一个堕落的坏女人及其他故事》；约瑟夫·S.M.劳和蒂莫西·A.
罗斯编的《台湾的中国小说（1960—1970）》；珍妮特·L.福洛特编的《台
湾的中国小说》，包括对台湾主要作家的评价和台湾小说的趋向。也可参9889
见西里尔·伯奇在本书第11 章中对台湾新小说和新诗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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