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NewZerg (千金买一醉),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剑桥清朝史卷一 下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Thu Dec  2 12:13:42 2004)

太平天国的失败
保皇派于1861 年9 月攻陷安庆，这非常鲜明地标志着太平天国西线作战
中（它曾经是洪仁玕在1860 年制定的宏伟战略的一部分）的失败。对太平天
国的地位来说，西线战役在某些方面比东进更为重要，它的失败部分是由于
叛军将领之间缺乏配合所致。李秀成（他曾因指挥才干于1859 年受封为“忠
王”）这时更多地关注他自己在长江下游的权势基地，而不是战略全局。这
次指挥上的不统一，仅仅是太平军在杨秀清死后企图重建中央统一领导而遭
到失败的一个方面。洪仁玕一直不稳固的地位，也由于天王当时已不问政事
甚或神智失常而更有所削弱。在战地将领的妒忌和朝臣的诬陷下，他于1861
年初被剥夺了总理朝政的职权。嫉妒和野心也使太平军的权贵变了质，因为
为了满足军事将领的欲求，册封了许许多多“王”，而其中某些人不过是很
勉强地投身于这场运动的。虽然个别叛军队伍仍保持着令人可畏的兵力，但
安庆的失守和中央控制的瓦解业已铸成太平天国覆灭的局面。
太平天国的覆灭最后是由曾国荃对南京的围攻，以及李鸿章对沿海地区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第15—16 页。
② 见迪安：《汉口英租界的建立》，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32（1972 年）第95—
96 页。
和左宗棠对浙江省进行的清剿来完成的。李鸿章从东面横贯江苏发动的强攻
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反映了这位精明而善于应变的首领力求控制上海及
其邻近地区的商业财富，因为这是财富和权力的新的源泉。作为中外贸易的
新中心，上海因人口急剧增长，并有资财雄厚的流亡绅士阶层以及与内地商
业的多方面联系，所以成了一个无与伦匹的军事基地。李鸿章刚就任江苏巡
抚，便立即着手控制关税收入和江苏厘金。这两项贸易税，尤其是江苏厘金，
确实是他以后几年军事行动的财政支柱。李鸿章经过无情的官场斗争后赢得
了对这些财源的控制权，到了1862 年下半年，他不仅能够维持他自己迅速扩
大的淮军，而且 能够为曾国藩那支因欠饷而日渐不满的军队提供大量的经
费。
当1863 年李鸿章的军队节节击破坚守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城镇中的
太平军时，他的军队已经超过了五万人，这就为中国武装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的第一次现代化创造了条件。李鸿章与他的作风守旧的老师曾国藩颇不相
同：曾国藩不让他的湘军采用外国装备，而李鸿章则敏锐地认识到他控制上
海时在技术上得到的意外收获。他不仅从西方购买了大量来复枪轻武器和西
式野战炮，而且雇用英、法两国军官来训练他的军队使用这些武器。到1864
年春，李鸿章的军队已装备了约一万五千支步枪。为了供应这支军队所需的
弹药，还要进行另一项改革：李鸿章从1863 年起在上海、苏州，最后还在南
京迅速建起了生产现代军火的兵工厂。为镇压国内叛乱而在军事现代化方面
所进行的这种种早期的冒有风险的事业，展示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十年的态
势。把现代化装备用于正统的军队，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十年内能够相当成功
地维持国内的秩序，尽管在这个时期中国尚不能建立一支抗御外国侵略的武
装力量。
常胜军自1860 年建立以来，虽然有过连续几次领导危机，却安然无恙地
维持了下来。它的第一任统领华尔与支持他的中国商人及清朝当局的关系搞
得不错。为了显示和加强他作为中国军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华尔被授予了
中国绿营军的管带官阶。1862 年9 月华尔受伤致死。他的继任人是另一个美
国人白齐文，此人桀骜难驯，很少顺从中国方面的意图。他被解职以后，常
胜军改由英国皇家工兵少校戈登（英国驻上海指挥官士迪佛立将军的密友和
亲戚）指挥。他收到了伦敦发来的要他接受中国人指挥的明确指令。上海的
英国当局起初不同意扩大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后来才作了妥协，这样分遣队
的作战范围就从最初防卫上海地区扩大到协同李鸿章的军队到西线攻打太平
军的据点。在这些战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击队证明确是清军手中的得力武
器。 在整个1863 年中，常胜军都在战场上为攻取叛军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
部据守的城镇而冲锋陷阵。在常熟、太仓和昆山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清军空前
地逼近了该地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苏州。1863 年12 月5 日苏州的陷落（部
分得力于守城者有人变节）确是叛军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戈登作战有两个
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由于应用了英国按优惠条款提供的现代火炮，在根本上
改变了迄今为止内战所特有的古老攻坚方式。许多曾经庇护过太平天国文职
政府并成为军事防卫的支撑点的城市，它们的墙垣不再能安全无虞了。其次，
李鸿章在江苏东部战场上的胜利，牵制了太平军防御天京的力量（当时它正
处在曾国荃的围攻下），从而加速了太平军运动的最后失败。
太平军在都城被围和他们长江下游的经济基地业已丧失的情况下，仍狂
热地进行了最后的殊死战。1864 年7 月19 日曾国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杀南
京居民，并纵火焚烧了这座城市。据说约有十万人在最后的这场浩劫中丧生。
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殁了。其余的领导人被穷追不舍，直到捕获处死为
止。逃出来的少数小股部队被赶到广东，第二年也在那里被消灭了。唯一幸
存的力量是遵王赖文光的军队：他这时招募了许多被清朝残酷的“剿捻”战
争弄得无家可归的安徽难民，并按太平军方式对他们加以组织和进行教育，
誓死要继续进行斗争。赖文光和捻军的结盟使太平军的这支残部一直延续到
1868 年。不过作为一个政体和宗教团体，这个运动在1864 年就被有效地扑
灭了。应当认为，胜利者一心一意搞横暴行为，它不仅毁灭了太平军的军政
机构，而且使太平军的传统本身也实际上在剑与火中烟消云散了。
当考察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我们立刻会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完全用纯
军事方面的理由来解释。叛乱在最后三年出现火力方面的差距，但仅归因于
这个因素，还不是令人满意。太平军不乏新式武器。众所周知，李秀成到1862
年已经通过西方商人和投 机家弄到了几千支步枪。然而太平军在战略上的败
局却早在1861 年随着西征最后失败就已命定地形成，这时甚至李鸿章的淮军
尚未建成。同样，也不能把外国军事力量的介入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其中
领导集团的分裂比这些原因都重要：洪秀全在政治上的无能意味着，一元化
的集权只能通过他的亲信之间的竞争才会出现。不过即使根据太平天国内部
虚弱这一说法仍不能充分解释，何以清王朝的保守派人士在如此可怕的挑战
面前而仍能重新控制国内局势。答案只有通过我们重新估价太平军运动的内
部特点以及它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为此目的，我们将太平军
与捻军这支大约同时在北方和中部各省活动的叛乱队伍作一番比较，可能不
无益处。
捻军的组织特点：一个比较
捻军在1853 年以前的历史不大为人所知。然而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它
是由白莲教叛乱的残余人员发起的，但严格地说又不是裔出白莲教派的一个
组织。捻军运动的中心地带是淮北地区，即淮河以北的安徽、河南、江苏的
交界地区。这是一个饱受旱涝之苦的旱地耕作区，在白莲教起事时，这里的
穷人为饥饿所迫大批加入了清朝仓促组成的勇营。当这些人最后被遣散回乡
时，他们既不指望可以找到农业生计，又不甘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便与那
些幸存的反叛者为伍，在当地干起了盗匪营生。①
这个构成早期捻军运动的基础的社会变化过程，今天仍然是关于十九世
纪历史的研究中空白最多的一个领域。现有资料表 明，至少有这样两个过程
应当加以考虑：（1）“捻”这个词在意义上的变化，即它如何从一个表示土
匪组织俗称的普通名词，变成了一个表示认识其集团身分的特殊组织的专用
名词。（2）流窜于交界地区的非法之徒为把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淮北平原
的定居社会所采取的步骤。
当时任御史的陶澍在他的一份重要奏折中揭示了捻军运动在1814 年—
—即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十年——所表现的形式。白莲教的那些四处
星散的余众在河南和安徽交界的统治薄弱地区结成了有组织的帮伙。他们利
用地方官员的怠惰和玩忽职守，得以自由无阻地跨省越界，躲避追捕。这帮
全副武装的盗匪以劫掠、勒索和贩运私盐为生，其行踪所至已远远超出了定
居社会的范围。这种结帮的成员名称各异，或称“剑客”，或称“红胡子”
（这或许因面部涂抹伪装颜色而得名，或许来自剧目中粗暴强横人物的传统
化装）。一个几十人或上百人的帮伙通常被称作“捻子”或“捻”。①
不过，上述地区这些非法之徒的性质正在迅速演变。到1814 年这一演变
过程已经开始，即捻子不再是那些走投无路、一无所有的人们—种单纯的组
合，它已经变成定居社会中有钱有势人家的工具。捻子有许多同当地社会紧
密联系的方式。头目们在集镇开设赌场，把无业游民和亡命之徒集合在周围。
捻子给村社造成的恐怖致使许多家庭以向其头目宣誓效忠的方式来寻求保
护。一个旁观者写道：“族有捻，族幸；家有捻，家安。”②到了十九世纪二
十年代，捻子的下层社会已牢固地植根于当地的宗族制度之中，同时又靠宗
族中有财势的族长们向下延续并向外传布 扩散。①私盐贩子们也有一种倾
向，想寻求安全的寄身之所。因为私盐贩子的头头们不免常被官方追捕者和
敌对者带来的致命危险所困扰，他们便在村落中定居下来，四周筑以土墙，
全副武装，谨防任何不速之客来犯。②
很清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分散的捻子业已与淮北地区许多村社的经
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可能整个整个村落都要以劫掠为生。一个捻子头
目带领村民四出抢劫，然后满载财物归来，掠夺物的一半归首领所有，下余
①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见范文澜编：《捻军》，第一册第309—314 页；江地：
《初期捻军史论丛》，
第1—38 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46—76 页。
① 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摺子》，载聂崇歧：《捻军资料别集》，第5—9页
。
②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第310 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1 第7 页。
② 包世臣：《淮盐三策》，载《皇朝经世文编》，卷49 第4 页。
的一半则由追随者去平分。这样“捻”就有了两个含义：一是指全副武装的
盗匪，一是指以村社为基地的半武装团体。因而它们与南方下层社会中的
“堂”和“股”颇相类似。地方上“捻”的头领与广西三合会的“米饭主”
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地方上有财势的人物，都通过提供另一种
经济地位和新的社团结合形式，把那些靠正当职业无以为生的人聚集到自己
周围。
一个令人费解的重要问题始终存在，即捻子是否能够在总的方面被看成
白莲教的一个分支。通常靠援引陶澍一类官员的叙述来证明捻是白莲教的分
支；陶澍认为“红胡子”就是先前“漏网”的白莲教叛乱者。③不过一直搞不
清楚的是，白莲军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实际是白莲教教徒。白莲教在三省边界
地区的定居集团和本地非法暴徒中曾广泛招募教徒，因此大致上可以说，这
样招来的许多人与白莲教教义及其组织仅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系。如果确系如
此，那么白莲军的残余必定相当庞杂。如果再加上捻子还包括原来反白莲教
的兵勇的资料时，那就很容易看出，白莲教派自身对早年的捻子必然只起过
有限的作用。这一推测有1822 年的一 项记载可为佐证：它说在豫皖地区的
朱凤阁叛乱中，官员们能够清楚地把白莲教徒与捻匪区分开来。①在1853 年
以前的时期，白莲教特有的调和各派教义的宗教和它的启示性的政治路线似
乎是捻军所完全不具备的。鉴于捻军运动的人社会出身大不相同，我们有充
分根据假定捻子和白莲教教徒之间有些交叉情况；但是严格说来，把捻子称
作白莲教教徒则是错误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实际上只存在个别小股的
相当松散的结合，通常称之为“捻”，他们的头子的世界观是世俗的，他们
对共同的出身和共同的命运的认识，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很模糊的。
捻子中联合的最初迹象以及最初萌发共同的政治觉悟是在五十年代初期
的危急年代中出现的。并且就在这时或稍前不久，它们才有了“捻”这一人
所共知的专用名称。1851 年开始了黄河改道这一悲剧性过程，它从山东半岛
南端改到北端，还有殃及淮北广大地区的一连串水灾。虽然直到1855 年8
月才发生大决堤使河水向东北横溢，但从1851 年起饥馑和破产已年年出现。
那些年经济上的绝望加剧了村社之间世仇械斗的地方性隐患，这个情况对我
们了解捻军运动的性质是相当重要的。象南方的三合会那样，捻子也带头在
村寨设防以反对邻近的村落，使自己也能在当时社会生态学中找到安身立命
之处。他们作为地方防御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在1853 年初变得更重要了，因为
太平军这时正进抵长江流域，促使了安徽农村军事化的普遍实现。另外，促
使军事化过程的是淮北村寨拥有许多非法火器，这使地方官员一直皱眉不
已。②现在政府出于防御太平军的需要，对这一军事化行动加以鼓励，从而刚
好扩大了捻子的社会基础，因为需要捻股首领们负责几十个村寨的防务。捻
的村社组织很难同正统的“团”区分开 来，因而这两种组织必须看成同一种
类型：许多村落各各筑有坚固的围墙，在共同防御圈内有义务彼此相助，并
由乡勇把守。称作“团”的这种组织，有许多实际上都由捻领导，或者后来
听命于他们。仍受正统绅士控制的“团”越来越少，而在淮北地区作战的官
③ 陶澍：《条陈缉捕红胡匪徒摺子》，载聂崇歧编：《捻军资料别集》，第6 页；黄钧宰
：《金壶七墨》，
第337 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1 第7 页。
② 陶澍：《筹款饬缴凶器摺子》，载聂崇歧编：《捻军资料别集》，第18 页。
军则普遍陷于怀有敌意而组织完善的民众的包围之中。
虽则捻子的村社基础在不断巩固，但他们把一股股武装捻子合并起来的
过程则是缓慢的，并且是趑趄不前的。继许多地方领袖断断续续作了一些尝
试之后，终于在1852 年由十八名首领带领人马汇集在张乐行的麾下；张乐行
是雉河集（现安徽涡阳）上一名一字不识但颇有势力的地主兼私盐贩子。这
个集团在政府军的攻击下不久便陷于瓦解，张乐行本人则被地方知府任命为
“民团首领”。不过他在名义上归顺政府为时很短暂，在1855 年末到1856
年初他就跟他的同伙着手把分散的捻股集结成一个新式组织。在两个小绅士
的提议下，张被任命为所有捻子的首脑，拥有“盟主”的称号。捻子战士被
松散地编成五个“旗”，每旗约二万人，成为小股捻子的联盟。在后来年代
里，由于一些新的反叛集团的形成并被吸收入股，“旗”的数目增至十二个
或者更多。首领们各自保留了先前的许多自主权，因而张乐行不象是那种权
力业已集中的军队的领袖。不过这种原始的组织结构却容许捻股在广泛范围
内进行合作，以致在随后的年月里竟使战斗席卷了八个省份。
捻子的活动方式是有季节性地搞军事活动。捻旗依靠象张乐行在雉河集
设防的那种地方军事基地，每逢春秋季节都要外出到周围一带进行抢劫，然
后按时返回家乡。他们花很大力量来保卫乡里和建立捻军在邻近地区的新分
支组织的中心。这意味着许多捻子过着两重生活：既与村寨有紧密联系，又
与他们的军事组织有紧密联系。不过另外一些人，例如无家可归的饥民和流
浪的私盐贩，在加入捻军队伍后则必须完全而长期地过军事化生活。
至此，捻军运动不仅体现了更紧密结合的组织，而且还有更明确的象征
性的内容。它的领导集团为了树立能吸引普遍支持的形象，用折衷主义态度
搬用了白莲教的口头传说和太平军的各种象征。张乐行接受了“大汉明命王”
的称号，这个称号不仅是对满族王朝的挑战，而且间接地表明它承袭了白莲
教所崇奉的摩尼教信仰。这可能是为了巩固与各地白莲教信徒的关系所采取
的一种策略，因为许多白莲教信徒这时已是捻旗的成员了。虽则有人认为捻
旗本身的形式可能是从“八卦教”（白莲教的一个派别）的一套做法中借用
来的，不过其实际渊源仍未弄清楚。然而有一点已很清楚，那就是在1856
年以后的几年中，捻军吸收了象征异端传统——其中也包括白莲教传统——
的非常明显的内容。但这是否能够表明捻军此时已在事实上作为白莲教的一
个分支出现，仍是大可怀疑的。甚至在捻军的现阶段，最好把他们理解为从
黑手党那样的地方下层社会生长出来的组织：它在重建和扩充过程中，发现
上策莫过于从一应俱全的传统异端库藏中择取各式各样的象征性内容来加以
发扬。
政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几次剿捻之战，由于内部领导意见分歧
和无能而受到挫败。象袁甲三这种墨守成规和贪污腐败的官员，无论在聚歼
捻军或在重建对捻军根据地的控制等方面，都毫无进展。叛乱者的骑兵到
1858 年已增加到二万多匹马，他们证明甚至比骁勇剽悍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
还厉害；1860 年僧格林沁的北方骑兵袭击了这个地区。作为一名统帅，僧格
林沁证明是一个失败者，主要原因是他不能与其汉族同胞一起共事。虽然他
于1863 年对捻军据点发动猛攻时收复过雉河集并把张乐行捕获处死，但死者
的侄子张宗禹仍保持了捻军的实力，捻军在他的领导下于1865 年包围并杀死
了僧格林沁。对北京来说，失去这位统帅是堪与1860 年江南大营被歼相比的
重大损失。情形也跟1860 年相仿佛，朝廷转而求助于新军。最后击败 捻军
的几次战役所依恃的并非骑兵的突袭，而是稳扎稳打的合围；这一战略就是
太平天国的征服者曾国藩提出来的，他于1865 年出任剿捻统帅（见第八章）。
作为一场叛乱，捻军在政治上对清朝的威胁比太平军要小得多；然而它
们在某些方面却更持久，更不容易被镇压。其持久性主要应归因于它们与地
方社会制度有内在联系。捻军的基础是血亲关系的纽带和村社之间惯有的协
作方式，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能被看作是对帝国正统性的有力挑战，只不过
是对帝国权力的局部抵制。他们肯定不是对正统价值体系的威胁。确实，他
们的社会基础是因袭传统的，与其政治倾向的模糊不谋而合。这样，捻军便
能轻易地与其他叛乱集团合作，但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与太平军不同，捻
军与周围社会的地方非法之徒和叛乱集团融洽相处。他们同幅匪、宋景诗指
挥的黑旗军、白莲教以及敌对的团练组织，能够在特定的基础上互相影响，
从中受益。捻军与太平军曾达成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有理由使太平军为之
后悔。捻军首领李昭寿于1858 年曾带领他的大部队驰援安徽的太平军，但太
平军却不能向他们进行纪律和信仰的灌输。李昭寿本人不久还倒向了清朝。
捻军反抗的漫无目的性，确实可以从其首领们反复无常的行动中看出，同一
个人往往反复变节多次。生员苗沛霖是土豪，他对双方都叛卖，他的长期经
历只有按照两淮地区内战中普遍存在的朦胧的价值准则才可以理解（关于捻
军运动及其结局，更详尽的阐述见第九章）。
太平军叛乱的透视
捻军牢固地植根在农业社会中，受到传统观点的限制。太平军则不是这
样的。首先，这一事实很重要，即太平军的宗教从未成为民众文化的组成部
分。客家人改信基督教和使用暴力打出老 家，其间仅隔六、七年时间。太平
军运动与白莲教和三合会传统有这种显著的差别，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它不仅
作为一个世俗制度，甚至作为一个信仰结构，为什么会如此有效地被消灭。
在确定太平军运动的真实性质时，观念形态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起了主要的
和互为补充的作用。由于客家人毗邻西方入侵地点，他们的村社通过洪秀全
能够接触到一种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起瓦解作用的教义。此外，
这个教义体现了一种不妥协的二元论和一种救赎上帝选出的黎民的启示性诺
言。同样地，在社会方面这一教义被注入种族分化的环境之中。壁垒森严的
客家人抱有茕茕孑立、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完全反映在此时牢牢地支配着他
们的信仰上面。
然而客家人仍然是汉族血族，因此可以有说服力地向汉民族发出驱逐异
族压迫者的号召。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总号召描绘了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派最
后得救的图景。但是关于救世主的宣传和教义的排他性，在中国传统这个背
景中是有些实际困难的。首先，它们妨碍了太平军与其他叛乱集团的合作。
他们所崇奉的纯粹主义和奥秘的思想体系不利于太平军同那些无论怎样反
满，但仍然立足于传统信念和传统组织形式的团体去结成联盟。太平军与三
合会和捻军的关系反映了这种困难。尽管太平军与它们偶尔也进行过合作，
结果都没有形成长期的联盟。在十九世纪中叶，农业中国形形色色的叛乱连
绵不绝，沸反盈天。它们仅能进行一定的战术合作，这一事实使它们很容易
遭到镇压。其次，太平军屏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准则和制度，这个事实使他们
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对太平军来说，城市是清帝
国正统性的象征，也是使他们那些独特的制度能得到培育的温床。农村组织
的各种固有形式更容易被正统的上层人士所利用，他们通过自己的地方团练
竟然成功地对太平军占据的一些中心城市以外许多县的农村保持着控制。因
此，太平军和它力图加以统治的 农村社会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这鸿沟
往往与城乡之间的鸿沟互为表里；这是一种文化分裂的难以理解的怪事，随
着西方势力侵入通商口岸，中国以后的几代人都将深受这种文化分裂之苦。
可是，恰恰是太平军的这些缺陷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太
平军比同时代任何其他叛乱都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对付他们的时代危机，并
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太平天国关于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结构
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的见解，就是针对清帝国后期那些令人瞩目
的问题作出来的真正的反应。由于太平军的这一特有的现象以及太平军产生
的背景，要把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史只归之为王朝衰亡史这一习见的类型，
恐怕是很困难的吧。
（厉以平 译）
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 年）
扩大商业的努力归于失败
俄国是在亚洲腹地进行活动的唯一的欧洲大国，它在满洲这个天地里占
有一种特殊地位。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曾经规定过一条大致的边界，并且在
清帝国和莫斯科帝国之间确立了平等的原则。1727 年的三项初步协定和恰克
图条约，曾使边界线向西延伸，并规定蒙古北部边境上的恰克图和尼布楚附
近满洲边境上的粗鲁海图①为俄国人进行贸易的地点。清帝国的商人和俄国商
人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进行免税的贸易，不过粗鲁海图并未能发展成为一个商
业中心，所以所有合法的私人商业，实际上都是在恰克图进行的。总之，自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俄国便拥有一个双方按平等原则交往的从事中俄私
人贸易的市场。这种条件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想
要在中国沿海取得而未能如愿以偿的。
除了恰克图的贸易外，俄国还可以每三年派一个商队前往北京，不过条
件是该商队的领队得履行中国方面的朝贡礼节，而俄方则获准在北京保持一
个东正教传教士团。除了这些特许权外，清政府不让所有俄国人入中华帝国
之境。
俄国官方的商队并不是有足够的利益可图的。走私的皮毛充斥于北京的
市场。俄国的出口货物绕过恰克图前来蒙古的库伦和满洲的嫩江，而中国的
货物则绕过恰克图运往伊尔库茨克。自1755 年以后，俄国政府不再派遣国家
的商队前往北京。在1768 年，恰克图条约的一条修改条款重申了在恰克图和
粗鲁海图进行的免税贸易，并试图改善有关边境事务的管理。但是困难依然
无法克服，于是清政府便不时中断贸易，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发生在1785
至1792 年。但是，即使在恰克图关闭期间，中俄贸易仍然通过定期集市继续
进行。在十八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以伊尔比特的集市最为重要，它在该世
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遇到了马卡尔耶夫集市（它在1816 年的一次火灾后迁到
了下诺夫哥罗德）的竞争。运往这些地方的货物，有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
洛格达运来的毛皮；有从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里运来的棉布；也有从伏尔加
河各城市运来的皮革。俄国商人将这些货物售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商人，然
后换回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出产的货物。
1792 年，清俄双方谈判再开恰克图的贸易，同意各自根据本国法律惩处
非法越境的人犯，从而清除了一系列枝节问题上的麻烦。但是，为了报答这
次贸易的重新开放，俄方政府必须忍受清帝国的恩赐的口吻，这种恩赐的态
度，在1792 年的恰克图市约中有所反映，虽然反映得相当隐晦。造成清朝与
俄国之间关系恶化的复杂情况依然未变，原因是自从十七和十八世纪以来，
清王朝进行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上使俄国吃了亏，因为征服减少了俄方的贸
易，并在游牧民的心目中确立了清王朝的主导地位。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俄
方还多了一层耽心，这就是英国人在中国所取得的商业成就有可能损害恰克
图的贸易。
大约在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俄国对茶叶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英
① 《俄中条约汇集，1689—1881 年》，（俄文版）第87 页。
国人在广州也需求这种商品），这也促进了在恰克图用俄国毛皮交换中国棉
花和丝绸的交易。不久，茶叶的出口额便 达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额的百分之
四十。其他的中国出口货物有球状烟草（此物在西伯利亚特别行销）、草药、
香料、大黄以及品种繁多的各项奢侈品和工业制品，如磁器、金属制品和玻
璃制品。这种贸易恐怕只是以物易物，不过，尽管清朝作了许多限制，仍然
有相当数量的白银通过恰克图流出了中国。
1800 年，俄国政府试图靠加强官方控制和公布一套《对恰克图关卡和贸
易合伙人的指令》的办法，从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此办法
企图划一价格、调整关税和取缔外国的竞争。欧洲和美洲的商人被禁止在恰
克图的俄国一侧进行贸易，可是外国的制造商们仍然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
重，只有1812 年是例外，当时拿破仑侵入了俄国。从1800 到1824 年是恰克
图贸易的高峰年代，商业总额增加了将近90％，即贸易额从8，383，846 卢
布增加到了15，960，000 卢布。①
到1800 年时，在新疆西北边境，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也进行非法的中俄
贸易。由于俄国商人对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唯一享有贸易权利的哈萨克人的
贸易额一直在扩大，清政府于1768 年曾规定哈萨克人除牲畜外，不得运进其
它任何货物，以此来限制他们携带俄国货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萨克
人的贸易项目又逐渐繁多起来，同时随着违反商业规定的事件日益增加，政
府当局便另谋别法来对付这种情况。俄罗斯帝国的商人们开始自己来做生意
了。最初来到这里的只有鞑靼人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
的塔什干人也参加了贸易，他们每次用两三匹马把小批货物偷运到伊犁和塔
尔巴哈台，并且充当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开始时，新疆地方当局故作不知，
但是过了不多时间便开始向这种商业征税。清政府并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它一直 严密监视着俄方的活动。例如它竟然发现俄方在纳伦河地区内设置了
边境哨所。清当局对此提出抗议，后来清政府和俄方官员在1794 年几经交
涉，俄国人才将几个最易引起反感的哨所拆毁。
1797 年，俄国政府命令该国官员沿额尔齐斯河加速发展与新疆之间的贸
易（虽然这样做是违反恰克图条约的），而同时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
仍在不断发展。中国的汉族商人和清朝的官吏贪婪地购买俄国人的棉布、钟
表、刀和其他杂货，而其中的筒风琴在当时被当作奇珍而大受欢迎。清朝的
臣民愿意出俄国人视为荒唐的高价，用砖茶和锦缎（特别是受到高度赞赏的
和阗彩色棉织物）以及条文规定不准出口的白银来交换这些俄国货物。清朝
的商人欣然同意赊欠，于是俄国的鞑靼人便发了财，新疆也就成了“冒险家
的不折不扣的加利福尼亚州”。虽然出身于欧俄的贸易家也不时来到新疆边
界上，但是，当时因在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做大生意而闻名的只有一个人，
他名叫桑尼科夫，一位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
在进入十九世纪的前后，还有其他一些信基督教的商人和旅行家也来到
了新疆。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亚美尼亚人。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两位阿达拉修教
派的教士在叶尔羌、和阗和阿克苏曾经商多年而未受限制，而设在喀什噶尔
的亚美尼亚人的商会甚至还有它们自己的教堂。来自第比利斯的一位格鲁吉
亚人名叫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曾游历了拉达克、叶尔羌、阿克苏、吐鲁
番和准噶尔，而且大约就在这时，一位德国军官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 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97—1
98 页。
——人们只叫他乔治·吕德维希·封??——则游历了帕米尔诸国、浩罕、
哈萨克草原、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印度的贸易者在新疆经商显然是不受干预
的。
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或比这还早的时候起，主要是由卫拉特蒙古人运来
的俄国货就打进了西藏。在班禅喇嘛赠送给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礼物中就包括
“打着沙皇双头鹰金印的俄国皮革”，而早 在十九世纪初便传说亚洲的俄国
商人在西藏和中亚细亚出售法国布匹。确实，当时俄国在亚洲的政策最重要
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新疆和西藏发展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为此，俄国政
府便于1803 年设立了布赫塔尔马关卡，1804 年又由西伯利亚当局派遣一个
商队前往固勒扎和阿克苏，领队是一位名叫别兹诺西科夫的翻译官，此人当
时假装做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来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1805 年，在普加乔夫
暴乱中被俘的鞑靼人加贝杜拉（乌拜德·阿拉）·阿米罗夫在游历了布哈拉
和印度以后回到了俄国，这使俄国人对遥远的亚洲贸易的兴趣又增添了知识
和热情。①因此就更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印度的渗透会“引起圣彼得堡
一阵忙乱”，而需要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特别司”来处理有关亚
洲各民族的事务了。
在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期间，俄国人的商业兴趣在北太平洋大为扩展，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猎捕者追寻日益减少的皮毛来源造成的。在1799 年，
俄国政府成立了俄美贸易公司，这是“俄国历史中第一个由沙皇批准的股份
有限公司”。②但公司如果要变得有利可图，它必须设法供应它的前沿分站，
扩大皮毛市场，并遏制外国的竞争。因此，圣彼得堡开始又注意黑龙江，使
之可能成为一条把货物从中西伯利亚运往太平洋的路线。
对推销该公司的皮毛来说，中国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场；但在中国，西欧
——特别是美国——的商人保持着竞争的优势，因为 他们可以在五个月内就
把皮毛从西北美洲运至广州。俄美贸易公司的皮毛运往恰克图不但开销惊人
和旷日持久（从阿拉斯加运出皮毛需时两年多），而且俄国人在阿拉斯加和
堪察加的分站对给养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国竞争者可以在业务上
扼其咽喉，即把给养售给公司各分站来换取皮毛，然后运往广州销售。因此，
俄美贸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许甚至可以说，如要取得生存，就取决于它
是否象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能争取清朝同意俄国人通过海路与中国进行贸
易。
根据这个逻辑，圣彼得堡在1803 年知照北京说，沙皇希望派一名使节前
往中国；同年，又派出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两艘轮船在封·克鲁森斯腾的率
领下从喀琅施塔得驶出作环球航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与他同
行的是宫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赞诺夫；后者此行的目的是说服日本人
同意俄国人来进行贸易。但列赞诺夫的使命完全失败。日本人拒绝在江户接
待他，退还了他的礼物，并在打发纳杰日达号离开时命令俄国船只不准再来
日本；于是列赞诺夫单独回国，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载运堪察加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145—147、381 页；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达尼
别加什维里旅行
记》，马鲁阿什维里编；法乌斯特：《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25
—326 页注115；
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30 页；拉姆：《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
》，第51 页注2；
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10（1855 年），第
354—373 页。
② 法乌斯特：《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18 页。
的皮毛驶向广州，以期与涅瓦号在1805 年后期会合。
与此同时，理藩院却答复说，清帝愿意接纳一名俄国使节；于是圣彼得
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试探清朝对俄国人所提一连串迫切要求的反应。戈洛夫
金想说服北京向俄国人开放整个俄-清边界以进行贸易，把俄国在固勒扎和塔
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贸易扩大到额尔齐斯河和布赫塔尔马河会
合处。此外，他还企图使俄国获准在中国内地不受限制地进行商队贸易和取
得在南京的贸易垄断权。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要求，如通过西藏与印度贸易；
俄国的监督官有权陪同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到拉萨朝圣；在黑龙江航
行；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仓库；广州对俄国船只开放（首先从纳杰日达号和涅
瓦号开始）。根据俄国枢密院后来 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说明，戈洛夫金应在纳
杰日达号和涅瓦号驶抵广州前到达北京并正式宣布它们之到达广州，同时解
释它们在广州进行贸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贡礼仪这一棘手问题，特别是叩头的问题，在戈洛夫金到
达清朝京城前就破坏了他的使命。俄国派往北京的使节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属
国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礼。但在1793 年，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俄国主要商业敌
国的大使已经拒绝行叩头礼，可是清帝仍予召见。当时这个英国人在北京要
求取得与俄国人享受的相似的贸易权利（每三年来一次朝贡商队），而清帝
的答复是，俄国人的贸易仅限于恰克图，英国人的贸易就应同样限制在广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时期，清政府当然会担心：给一个欧洲强国以特许权，
其他欧洲列强会起而效尤。自马戛尔尼事件以后，清王朝比过去更热衷于坚
持合乎体统的朝贡仪式，特别坚持叩头的礼节。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马
戛尔尼拒绝行叩头礼后，很可能下决心尽量不使自己降低身分。在俄国使节
到达北京前，清当局要他在张家口对披挂着黄绸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头，
以此来考验他。戈洛夫金拒绝照办。清政府坚持这一要求。戈洛夫金也寸步
不让；因此他除了回俄国外就无事可做。此事发生后，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
互相不愉快地交换了几次照会。
就在1805 年末期间，封·克鲁森斯腾的两艘船只未经通知就抵达广州，
它们在那里顺利地进行了贸易，但在它们离开后，清政府着重重申，它要把
非纳贡性的中俄商业限制在恰克图的以物易物贸易范围内。①封·克鲁森斯腾
回到俄国后，又重复了1787 和1797 年早期探险者的荒谬的主张，即库页岛
是一个半 岛，黑龙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只已不能通航。这种错误看法受到
封·克鲁森斯腾这样一个权威人士的支持，就推迟了俄国向黑龙江地区的推
进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①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败，使俄国只有靠两条在十八世纪争取到的非纳贡性
途径与中国接触：一条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一条是恰克图的市场。沿边境
一带的非法贸易增加了，但恰克图的贸易根据1800 年的《指令》中关于禁止
用现金或用赊欠交易的规定照旧进行。当然，也有违反这项规定的情况，但
俄国政府对违禁者严予惩处，所以一般说来，中俄商业在1854 年前还是限制
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到了这一年恰克图当局才准许俄国商人以金、银购买
中国货物。1855 年，俄国政府仍希望扩大俄国对华的合法贸易，因而进一步
① 材料载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 年）》，第1 册第361—367 页，
及第2 册第599—602
页；这些材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 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82 页
。
放松了恰克图的各项规定。其直接后果是，恰克图的商业交易多少增加了，
但也造成了俄国的收支不平衡，俄国在恰克图的出口继续下降。
如果不提俄国通向中国的另一条非纳贡性途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
团，那就对十九世纪的中俄关系不会有完整的记述。清政府在1683—1685
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国的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组织起来，并把有些俘虏编进
一个满洲镶黄旗旗兵的独立分队后，曾准许俄国每十年依次派一批东正教教
士和学生来到北京，他们于1716 年在北京居住，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
俄国这批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团以懒散、酗酒和放荡而最为著名，但历史文献
可能过于强调了这些消极面，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团的学者，才奠定了
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使俄国政府掌握了有关中国的大部分知识。
到十九世纪初，这个传教士团已有一所寄宿处（只供传教士 团本身使
用）、尼古尔斯基教堂、一所学习汉文和满文的学校和一所学习俄文的满人
学校。①已有八届传教士团在清朝京师驻扎过。第八届传教士团除两名成员
外，其余都已死亡；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在1806 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
导的第九届传教士团。②比丘林与他的前人一样，在北京时相当放荡。有一次，
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届传教士团全体，指责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但比丘林却获
得了扎实的中文知识，并有一批中文藏书。在他的领导下，第九届传教士团
奠定了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且逐步收集了有关中国本土、满洲、蒙古和西
藏等地的材料。第十届传教士团出了达尼伊尔·西维洛夫，他在1837 年在喀
山大学设立第一个中文讲座；还有O.P.沃伊采霍夫斯基，此人是第十届传教
士团中的医生，后来接替西维洛夫的讲座。1830 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
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次年回国时为喀山大学带回了
一批中文、满文和藏文图书；他编的三卷本蒙文词典仍是蒙文词典学方面的
杰作。后来担任该传教士团临时团长和大司祭的圣僧阿瓦库姆·切斯诺伊在
1841 年回俄国后，就成为外交部亚洲司（1819 年设立）的顾问。
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出了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俄国的中国学家，此人名
魏西里夫，他曾是西维洛夫的学生，从中国回国后就成了中文和满文教授（代
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后来在1855 年成了圣彼得堡大学的第一个中文教授。
③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另一个成员，即鲍乃迪大司祭（N.N.卡法罗夫）也成了一
名有成就的 中国学家。他发明了一套俄文拼写中文的体系，并且发表了许多
有关中国主题的重要文章，同时在政治方面也为俄国政府收集过情报。他之
经常在北京，已成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有特殊意义的事，因为那时俄国
正在与中国商谈条约和划分黑龙江和滨海的领土。从1850 年起，每届传教士
团的驻期从十年缩短为五 年，这样就可使更多的俄国学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
手的经验。
① 威德默：《十八世纪俄国的在华传教士团》，第19—20、88 页。
② 奎斯特德的《1857—1860 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10 页注3 说，亚历山大在派出比丘
林之前，曾利用
三名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为他收集情报。
③ 传记载《俄国东方学史概论》，第2 集第232—340 页。（详见1977 年俄文版斯卡奇科
夫的《俄国的中
国学史概论》，此书已译成中文，正联系出版事宜，希望不久可与读者见面。——中文版
编者）
中亚贸易和固勒扎条约（1851 年）①
尽管戈洛夫金的出使失败了，西伯利亚的官员仍设法想在恰克图以外扩
大俄国的对华贸易。最初，他们只谨慎地鼓励在沿额尔齐斯河一带进行非法
的交易和从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此人1807 年在新疆进行贸易）等俄国
的鞑靼人那里收集情报。但到1810 年，中俄的商业在布赫塔尔马已经激增，
连中国的汉族商人也偷偷地到那里做生意；因此西伯利亚当局劝一个名叫奈
尔平的商人派一支侦察性商队前往塔尔巴哈台和固勒扎，商队由象往常那样
充当哈萨克苏丹代理人的译员普京采夫率领。由这次远征得悉，在清朝官员
中也有希望使俄国和新疆贸易合法化的人。
在1810 至1825 年期间，许多商队从俄国到过六城地区，商队中有一些
神秘人物，如打扮成亚美尼亚人的格鲁吉亚贵族马达托夫，打扮成安集延人
的塞米巴拉里斯克商人佩连科夫，以及一个打扮成布尔加尔人的名叫伊萨耶
夫的人。西伯利亚当局说服两名塔什干的和喀山的穆斯林商人组成一支商队
去调查在阿克苏贸易的可能，在1813 年又派出了一支配备有译员布宾诺夫的
商队。这支商队带了价值321，000 卢布的商品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行进
途中得到柯勒克孜人的合作，穿过柯勒克孜领土沿一 条新路线来到阿克苏和
喀什噶尔；他们于次年带回大黄、茶叶、棉织品和锦缎，商品总值达一百万
卢布。这在俄国官员的心目中，树立了新疆贸易有利可图的想法。
佩连科夫和另一个名叫波波夫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在十九世纪第一个
二十五年中与新疆进行了大量贸易，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就是作为波波
夫的代理人而在1821—1824 年与一支商队去喀什噶尔的，他在那里为西西伯
利亚军区进行侦察。在这些鞑靼商人的劝告下，有些柯勒克孜的酋长派代表
去西伯利亚当局讨论归顺俄国事宜。他们受到热烈的接待。①
国际政治日益与俄国对中亚贸易的努力纠缠在一起。最令人注意的“土
著”政治代理人是喀布尔的一个名叫阿哈玛迪（梅第·拉斐罗夫）的犹太商
人，他在幼年是克什米尔的一个孤儿，后被抚养成为什叶派穆斯林，后又在
俄国转信希腊东正教。1813 年，西伯利亚当局派阿哈玛迪与一支商队从塞米
巴拉金斯克出发前往六城和拉达克。在列城，阿哈玛迪向该城高级行政长官
阿克巴·马赫默德汗递交一封要求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后者答应保护俄国贸
易，并写了回信，表示愿意与俄国建立关系。
在1821 年，俄国人又派遣阿哈玛迪在回程中递信给旁遮普的土王伦吉
特·辛格，要求建立友好关系，此信是奉沙皇亚历山大之命写的，由涅瑟尔
罗德伯爵签署。阿哈玛迪在前往克什米尔途中，又在叶尔羌改变了他的宗教
信仰，成了一个逊尼派穆斯林，据说他还“向喀什噶尔的穆罕默德信徒们保
证，任何企图摆脱中国人控制的行动都能得到俄国的支持，甚至邀请该土邦
的继承人访问圣彼得堡，答应后者可带一支军队回来，以收复其祖先的土
地”。但当阿哈玛迪越过喀喇昆仑山时，他因身体暴肿而死 去。柯勒克孜部
落的人掠夺了他的商队，俄国政府在1823 年才知道他的命运。阿哈玛迪出使
的消息也使英国人对俄国在印度边境的野心警惕起来；英国人同时还听到俄
国人和浩罕统治者之间有一项协议，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浩罕统治者“在俄
① 即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译者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 册第602、673 页；第3 册第294—298、425、513、585 
页。
中商队从俄国边境至喀什噶尔的途中穿越其领土时，将提供安全护送队”。①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和俄国相互日益关注对方在新疆和西藏的活
动。在开始时，俄国官员对他们在亚洲腹地的贸易地位具有信心。俄国的海
豹皮、皮毛、绿丝绒、金银色绣花线、布尔加尔皮革、锹、锄、圆木、块糖、
海狸皮和阿斯特拉罕细平布行销远至和阗的市场。但当外国的竞争似乎要危
及俄国的恰克图贸易结构时，圣彼得堡政府的官员们开始大声疾呼，担心英
国人会“窃取”俄国的亚洲贸易。布哈拉的商人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报告
说，英国的暗探已经到喀布尔和“布哈利亚”，已经用赊销方式推销货物，
已经把礼物赠给那里的统治者们，并且留下了武器，其中还有火药武器。俄
国人愈加担心了。清政府的忧虑也日益增加。②
随着1825 年张格尔圣战的爆发，北京采取了各种措施，为的是把英国人
和俄国人排除于帝国的亚洲腹地边境之外。但新疆地方当局并不禁止穆斯林
商人运进俄国货，甚至还准许扮成穆斯林的俄国人通过。而一些欧洲部分俄
国人如鄂木斯克团军医齐别尔什坦（1825 年）和有经验的布宾诺夫（1829
年）都设法进入新疆。鞑靼的代理人如穆罕默德·亚吉布·詹库罗夫和特罗
伊茨 克商人阿卜达尔·瓦利·阿卜杜尔·瓦加波夫（阿卜达尔·瓦哈布）·阿
布-巴基罗夫（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过准噶尔）继续直接和间接地向西伯
利亚军区提供最新情报，就象阿布德·拉赫曼·依善等穆斯林那样；依善在
1833 年提供了一份关于从阿姆利则出发至克什米尔、喀布尔、西部中亚和六
城的旅行报告。
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开始发展了。首先增长的是中国的茶叶出口。
1825 年，有60 普特22 芬特（1 普特等于16.38 公斤；1 芬特等于409.5 克）
的茶叶通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关卡。到1835 年，数量增至909 普特51 芬特。
大黄和硇砂也是重要的贸易商品。从俄国进口的货物中，金属器皿数量也有
增长。俄国的平纹布、黑貂皮和仿制锦缎远销至西藏的羌塘和拉萨，通常从
俄国边境来的商队往南远至库车和阿克苏，携带的货物有平纹布、锦缎、铜、
钢、皮毛和金币银币，从而使阿克苏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成为“交换中国和
俄国鞑靼利亚产品的一个重要大商业中心”。参加俄国和新疆贸易的浩罕人
和其他中亚人与日俱增，因此从布哈拉和浩罕运往俄国的大部分出口货中就
有了中国的产品，而俄国的纺织品也经过安集延行销至叶尔羌。甚至连有些
中国商人也不甘落后，他们显然避开了清朝的边哨，参加下诺夫哥罗德的集
市贸易。①
一般说来，大约到1830 年，清朝商人用白银购买俄国货物相当普遍，但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 册第553 页；第2 册第419—420 页。穆尔克罗夫特和特
雷贝克：《1819—1825
年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第1 册第383—392 页。
② 涅瑟尔罗德致卡普采维奇函，载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3 册第428 页；财政部致西
西伯利亚总督函，
载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3 册第295 页；穆尔克罗夫特：《旅行记》，第1 册第372 
页。
①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12 页（我无法自己去
查阅泽姆良尼津
的文章）；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65—66、68 页；
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4 卷第48 期（1835 年12 月），第
656、658 页；
沃森：《中亚浩罕（古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
第3 卷第32 期（1834
年8 月）第377 页；麦库洛克编《商业航海词典》，第597 页。中国人也提供了材料，如
《中国人马天时
（音）提供的一条自吐鲁番至喀什噶尔的路线》，载《俄罗斯档案》，第10 期（1914 年
）。
此后的贸易即变成以物易物，到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俄国商人开始用白银和
黄金购买中国货，并利用中国人的信贷。在1835—1840 年期间，只有586
普特25 芬特的白银从准噶尔经塞米巴拉金斯克关卡流出。白银似乎已成为支
付鸦片的唯一手段。但这些银子的大部分立刻又流回新疆。到十九世纪三十
年代，小量鸦片烟已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渗入准噶尔，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
圣彼得堡禁止向中国输出鸦片以期打击英国的地位，并在1841 年将这项措施
知照北京。俄国的鸦片贸易是少量的，所以容易放弃，但俄国禁令的有效程
度如何，则不能肯定。这项贸易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甚至还有所发展，因为
有一个目击者约在1850 年报告说，来自俄国的鞑靼商人正在新疆出售鸦片，
换取同样重量的白银。“在商队到达固勒扎和楚呼楚（塔城）时，中 国人会
见了他们；中国人用白银把货全部买下并把鸦片偷运入城。然后这个商人与
携带器皿和元宝的商队不受检查地进了城。”①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通过中
亚还运进了准噶尔。
当然，整个俄国与新疆的贸易按官方现定是违反清朝法律和恰克图条约
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已经如此强有力地控制着哈萨克人，
以致清朝与哈萨克人贸易垄断的门面再也不能掩盖中国汉人和俄国人之间互
相经商这一事实了。因此，北京政府先在塔尔巴哈台，然后于1845 年又在伊
犁，把中国汉人与“哈萨克人”（包括俄国鞑靼人，形形色色的中亚人以及
穿着穆斯林服装的欧洲部分俄国人）的贸易加以合法化，放弃了官办的垄断
贸易性质。但是清当局还是保留了比私商优先购买哈萨克牲畜的权利，此外，
清朝又征收了高得不合理的税额，对俄国货征收8％的营业税，对国外运进
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商品征5％的 进口税。
特别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量和贸易值都增长
了，在1840 年交易总额为367，300 卢布，到1851 年增至834，500 卢布。
俄国方面当时有两个最重要的商人，一个是波波夫的合股人萨姆索诺夫，一
个是原来的塔什干商人，名叫伊布拉金·阿米罗夫，两人都住在塞米巴拉金
斯克。萨姆索诺夫每年向伊犁出口的总值约两万卢布，而阿米罗夫每年运往
塔尔巴哈台的货物约值一万五千卢布。其他许多商人的生意也获得利润，但
即使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总贸易量仍然只有恰克图
中俄贸易量的6％。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非法贸易也
象恰克图贸易一样，主要是以俄国的纺织品交换中国的茶叶（大部分中国茶
叶运往俄属亚洲腹地和伏尔加区）。通过新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其总值在
1842 至1851 年这段时期几乎增长了十倍。
1845 年，俄国外交部本身决定直接调查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的远
景，因此它派亚洲司副司长柳比莫夫（伪装成商人，化名为霍罗舍夫）到塔
尔巴哈台和伊犁。一定是因为柳比莫夫又捏造了一个合法的理由，说他是哈
萨克人的穆斯林代理人，清当局才让他入了境；他注意到英国货在那里占着
优势，而这些货物却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中国沿海。但他又发现，只要
以条约使那里的贸易合法化，俄国在新疆的贸易是有巨大潜力的。他建议，
俄国必须急起直追，因为英国棉布进口量日增；因此在1847 年，驻北京传教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12—215 页；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
地区游记以及俄国
人在印度和中国边境区的收获》，第159 页（所引段落）；库兹涅佐夫：《经济政策》，
第159 页（材料
来自泽姆良尼津）；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 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
第113—114 页。
士团的大司祭波利卡普奉俄国政府之命要求清政府把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
台和喀什噶尔的贸易合法化。在恰克图的中国茶商担心新疆的中俄合法贸易
会损害他们在恰克图的营业，于是说服清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①但俄国人并
不消 极等待，他们已经开始建筑一条从奥伦堡通向伊犁的道路，所以在1848
年和1850 年再次提出申请，要求把他们在新疆的贸易合法化。
如果清朝拒绝把俄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这项贸易无论
如何也一定会继续下去。何况对清朝法律的公开违抗就会使清帝国对新疆北
部的控制濒于瓦解，就会引起其他国家注意到清帝国在其亚洲腹地边境的弱
点。另一方面，如果清朝把那里的贸易合法化，当局就能对它进行管理，可
以重申清王朝的权威。因此，清朝同意了俄国的请求。
1851 年8 月6 日（俄历7 月25 日）科凡勒夫斯基代表俄国，奕山代表
中国，签订了固勒扎（伊犁）条约，条约规定开放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免税进
行中俄贸易，准许俄国人在两城市建立仓库、住宅和各建一处公墓，并同意
俄商在俄国领事管辖下每年留居八个半月（春、夏、秋三季）以销售其商品。
如果一个商人不能在规定期间售完其货物，可以留至销完货物时为止，然后
由领事将他遣送回俄国，但清朝对这种商人不派兵护送，除非他随行时带有
至少十头骆驼驮运的货物。条约规定俄商进入清境得出示俄国当局颁发的执
照，这样就加强了俄国政府对本国商人的控制。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俄商只
有从领事那里取得执照，才能离开市场和不再受领事的监督。两国都禁止商
人使用赊欠方式贸易。
固勒扎条约使中国边境市场的传统稍微现代化了，外来人可以在贸易季
节来到这些市场，但不得长期居留。驻扎俄国领事的措施是一个创举，但他
对俄国臣民的管制则不是新措施；而禁止信用交易之举也不是独出心裁，在
沿海条约之前，这种方式在广州已不断遭到禁止，虽然没有收效。总之，固
勒扎条约无疑因有了南京条约的先例而便利其签订，但其条款仍是按照边境
控制的老传统拟订的。
准噶尔远离中国本土的商品制造中心，相对地说，离俄国较近；因此，
俄国人迅速发展了他们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并于1852 年在这两个地
方建立了仓库；他们在1854 年建设了维尔内城（今阿拉木图）这一俄国与新
疆贸易的重要枢纽。由于圣彼得堡禁止鸦片、黄金、白银、钞票、火药武器、
火药和伏特加酒向中国出口，所以主要以俄国的牲畜、纺织品、金属器具、
珠宝、皮革和皮毛去换取中国的土布和茶叶。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向俄国的
出口货中，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半期，90％以上是茶叶，主要是供俄属亚
洲居民饮用的廉价砖茶。通过新疆边境向俄国出口的其他中国货有纺织品和
粗毛织品，有趣的是，还有阿尔泰山区的皮毛。
俄国人的日益增多，可不是准噶尔的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因为在1855
年，由于一些不能确切说明的原因，有几百名“游民”掠夺并焚毁了塔尔巴
哈台的俄国仓库。新疆当局被认为是破坏仓库的纵容者。俄国在塔尔巴哈台
的贸易因而中断，在伊犁的贸易也有所减少。俄国人要求赔偿损失，于是在
1856 年派了一名信基督教的哈萨克军官瓦里哈诺夫前往伊犁，谈判重开俄国
贸易之事。贸易随即恢复，但赔偿问题仍悬而未决，于是就暂时放到正在中
国沿海进行的中俄条约谈判中去考虑。但清朝最终被迫承认他们负有责任。
① 库兹涅佐夫：《经济政策》，第114—116 页。
根据1858 年9 月9 日（俄历8 月28 日）中、俄在塔尔巴哈台（楚呼楚）缔
结的议定赔偿条约的条件，清朝同意重建俄国的仓库，以550 箱茶叶（价值
305，000 卢布）赔偿俄国的损失。①
俄国政府对固勒扎条约真正感到失望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清政府不愿
意开放喀什噶尔给俄国进行贸易。据说，俄国政府自喀德琳二世执政（1762
—1796 年）以来，“经常注意与喀什噶尔 建立政治的和商业的关系”，①但
六城地区一直被叛乱所困扰，所以清朝不愿意俄国人在那里扩大他们的影
响。但1854 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又给俄国想与喀什噶尔建立贸易关系的
愿望增添了新的因素，因为战争加剧了英俄的对抗。由于英国人日益发展的
海上贸易，特别是在茶叶方面，所以俄国更加希望能够掌握大陆商业的竞争
优势。圣彼得堡尤其担心英国的贸易会从印度通过新疆渗入中国本土的心脏
地区。1854 年俄国人加强了他们对俄清边境地区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的
控制，同时勘探了清朝的边境和记下了通向喀什噶尔的商队路线。1855 年，
那个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西伯利亚当局考察准噶尔形势的詹库洛夫启程进
入六城地区和浩罕。
1858 年俄国人把瓦里哈诺夫派回新疆，这一次他伪装成商人前往喀什噶
尔。他成功地留在那里几乎达半年之久（1858 年10 月至1859 年3 月中旬），
同时又成功地访问了叶尔羌。回国后，他在1861 年发表了一篇内容广泛而详
尽的报道《关于六城的情况》②，从而为俄国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术奠定了基
础。现在的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和人种学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表示
对他的纪念。
到1860 年缔结中俄北京条约时，喀什噶尔最后被开放与俄国通商。克里
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但英俄的对抗却有增无已。
① 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31 页；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
230—233、270—274
页；奎斯特德：《扩张》，第111 页。
① 苏霍扎尼特致西西伯利亚总督函，载马尔古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事迹》，此文收于
瓦里哈诺夫的《全
集》，第1 册第63 页。
② 收于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2 册第265—412 页。
东北满洲的丧失
清王朝继续半心半意地决定保持满洲边境的满族特点，但汉 族移民仍不
断涌进（吉林的人口在1800 至1850 年期间翻了一番）；因此政府考虑到满
洲的资源，就制订了一项满洲移民政策。在1812 年，决定把贫困的满洲旗人
重新从北京移回吉林和黑龙江南部的军垦区。1842 年，政府开始贯彻这一决
定，专门为满洲移民准备了耕地，并准许他们免税五年。不管从哪一方面说，
这一措施对加强边境的满族特点都无效果。汉人移民开垦着土地。汉族商人
到处经商，有的经过批准，有的则没有。一些创业者在那里从事鸦片贸易和
兴办象堡垒那样坚固的高粮酿酒厂等事业，给十九世纪的满洲提供了寻欢作
乐的机会。快到该世纪下半期时，汉族的绅士阶级开始在满洲边境社会发展
起来。①
汉人大批涌进吉林和黑龙江；他们在未设防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买
进了旗人和分散的部落民的可耕地；他们与土著竞相狩猎和捕鱼；他们也大
力发展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到了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时造成了本地满
洲居民的负债和贫困。即使如此，边境的中国化在速度和广度上都不足以免
使最北部的部落区和滨海领土落入俄国人之手。在十九世纪中期，仍只有分
散的清朝臣民居住在黑龙江右岸，居住在左岸的人数则更少。②
在整个十八世纪中，俄国已经稳步地加强了它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地位。
俄国的探险家们在1737 和1738 年已经对黑龙江进行了两次勘探。西伯利亚
史学者缪勒曾在1741 年建议，利用黑龙江航线作为向堪察加提供给养的手段
是可取的。五年以后，白令的助手奇里科夫曾力促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一个港
口。1753 年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米亚特列夫重申了上述两个建议的内容。喀
德琳二世认为获取黑龙江的想法很吸引人，但是1787 和1797 年的 两次海上
航行则引起了一种错误的意见，即黑龙江的河口是不能通航的。在十九世纪
初期，另外两个俄国人曾调查了直至阿尔巴津的河流区，俄美贸易公司也表
示了它对黑龙江潜力的兴趣，①但是戈洛夫金的出使没有取得通航权，而封·克
鲁森斯腾的航行又进一步证实了黑龙江不能通行的错误观念。
可能在1819 年又有人提出了黑龙江的问题，当时俄国政府又派季姆科夫
斯基护送第十届传教士团前往北京；季姆科夫斯基想去购买地图和地图说
明，“以便更好地执行我国政府的意图”。季姆科夫斯基所发表的记载中只
提到与理藩院的一些次要谈判，但他的职责之一可能是了解取得黑龙江通航
权的可能性。②根据俄国在1824 和1825 年与英国和美国签订的条约，俄国人
必须断然放弃在北美进一步南下扩张。因此，圣彼得堡开始以更大的兴趣注
意黑龙江以北的清朝领土，于是在1832 年，拉季任斯基上校奉命去确定哥尔
①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39、83、97 页。
②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00—101 页和第202 页以后；弗拉基米尔：《太
平洋上的俄国和西
伯利亚铁路》，第196 页；科林斯：《1856—1857 年沿黑龙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亚之行
》（查理·维维
尔编），第204 页以后。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8—69、113—114 页；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
的俄国和西伯利亚
铁路》，第168 页。
② 季姆科夫斯基：《俄国使团经蒙古至华旅行记》（封·克拉普罗斯编），第1 册第324
 页；加帕诺维奇：
《俄国在黑龙江的扩张》，载《中国杂志》，第15 卷第4 期（1931 年10 月）第179 页。

比察河下游边界标界的确切位置。1840 年，俄国外交部试图通过在北京的传
教士团与清朝谈判黑龙江的问题，但是北京则坚持尼布楚条约已经了结此事
的立场。
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很少注意满洲边地的发展事务，而清廷的政策依然
反对汉人前来移居，这使得满洲北部基本上无人守护。只有日本政府注意到
了俄国在东西伯利亚行动的必然后果，因为它早在1809 年已派一个名叫间宫
林藏的代理人去确定俄国人不但在库页岛，而且在黑龙江流域的影响和渗透
的程度。③
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陆运输所花的费用和时间，使俄国的恰克图贸易在与
西欧及美国向广州的海运进行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但俄国政府由于相信黑
龙江不通海，所以很少去注意改进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但南京条约改变了俄
国政府的态度，因为欧美的竞争者这时可以比过去更迅速更廉价地运载他们
的货物，而且做生意也方便得多了。相反，在恰克图搞贸易则既慢且费。在
十九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恰克图的贸易总额大致保持稳定，每年约
一千三四百万卢布，但俄国人的利润却受到了大陆远程运输费用的限制。例
如，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恰克图通过陆路运往莫斯科，每普特茶叶运费
达六卢布或更多一些，而它从广州运往伦敦的海运运费只相当于三十至四十
戈比。结果，欧洲货和美国货逐渐在恰克图市场上销声匿迹。中国与欧俄之
间横穿大陆的贸易也受到了损失。中国在恰克图的最大宗出口货是茶叶。中
国进口的俄国毛织品和棉织品的数量日增，因为这些商品甚至在华南也容易
找到市场。另一方面，中国进口皮毛的数量却下降了。由于运费的关系，恰
克图贸易愈来愈限制在中国和俄属西伯利亚之间的交易方面。①
对于西伯利亚来说，对华贸易的潜力似乎特别重要。西伯利亚日益增长
的人口和日益扩大的经济，需要发展相应的对外贸易来推动该地区的开发，
而发展西伯利亚贸易和工业潜力的关键就是黑龙江。俄罗斯帝国科学院的
封·米登道夫在1844 年勘探了黑龙江流域。1846 年，俄国人偷偷地侦察了
黑龙江河口，但没有结果；1847 年俄国政府又直接与清廷接触，要求再增加
三个贸易地。清廷拒绝这一要求，同时又轻率地重申它的旧政策，即反对汉
人移居北满。
到1847 至1851 年期间，由于俄国制品几乎有一半要向中国 出口，所以
圣彼得堡必须认真对待对华贸易。1848 年，俄国政府试图再以俄美贸易公司
的一艘轮船孟什科夫公爵号在中国沿海试一下运气，它载运皮毛驶进上海，
要求准许贸易。清政府拒绝了它，并打发它离去。两年以后，它又来上海，
重提同样的要求，仍遭拒绝。但1853 年另一艘俄国轮船访问上海时做成了一
笔生意，以阿拉斯加皮毛换取给养和茶叶。①
在此期间，积极肯干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进一步推动了对黑龙
江的勘探工作，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为了
军事的安全，因为他和与他抱同样想法的人都关心俄属远东在英国驻太平洋
海军舰队面前所处的脆弱的地位。两个英国人希尔和奥斯汀在1846 和1848
③ 间宫林藏：《间宫林藏的黑龙江探险——东鞑靼纪行》，特别是108—109 页。又见纳
罗契尼茨基：《列
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10—111 页。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05—210 页。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66 页、282 页注26。
年的出现更增加了穆拉维约夫的担心，这两人表面上是进行地质研究和寻找
与考察队一起失踪的弗兰克林船长。当穆拉维约夫获悉奥斯汀打算乘木筏沿
黑龙江而下时，就把他逮捕并带回伊尔库次克。1849 年穆拉维约夫派涅维尔
斯科伊去勘察库页岛北部和调查海峡以及黑龙江三角洲和河口的情况。涅维
尔斯科伊确认黑龙江可以通航，并且证实库页岛不是半岛，而是一个岛。他
在黑龙江一带没有看到清军，断定清政府在这一地区没有行使权力。他推测，
黑龙江下游的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属民，因而他认为他们对清朝实
际上是抱敌视态度的。②英、法和美国的船只出没于勘察加附近和鄂霍次克海
的景象，进一步提高了俄国人进入黑龙江的兴趣。穆拉维约夫争辩说，“谁
掌握了黑龙江河口，谁将占有西伯利亚，至少可以远至贝加尔湖”；同时他
还警告说，如果英国人夺取了黑龙江河口和库页岛，俄国就将失去整个东西
伯利亚。③以 涅瑟尔罗德和财政大臣弗隆钦科为主的其他意见则反对穆拉维
约夫的劝告，因为担心在远东的努力将会分散俄国在欧洲的精力，但最后穆
拉维约夫的论据占了上风。在1850 年，由涅维尔斯科伊率领的第二个勘察队
奉命非常谨慎地（因为事为清廷所关心）设立了两个冬季哨所，一为黑龙江
河口以北的彼得罗夫斯克，一为在上游相距不远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后者的设立显然是违反尼布楚条约的。俄国的军旗升起来了。
涅维尔斯科伊的行动引起了圣彼得堡政府官员的强烈不满，但是狡猾地
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沙皇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声称，“俄
国旗帜一旦在何地升起，就不准落下”。①于是俄国政府宣布尼古拉耶夫斯克
是俄美贸易公司的一个贸易站，在那里移居了一小批俄国移民并建造了碉
堡。俄国外交部希望使俄国的海军地位合法化，它向理藩院递交一份照会说
外国船只威胁着黑龙江河口，因此建议对它实行共同防卫。但理藩院对俄国
的照会置之不理。②
到1853 年，在鄂霍次克海沿海不远的美国捕鲸船增加了俄国人的忧虑；
当人们知道倍理“打开”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时，就更认识到远东的战略重
要性了。俄国的代理人已经广泛地勘探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因此，俄国政
府决定说服清帝国让与从布列亚河至黑龙江河口的地区。因此，它向北京递
交一份照会，要求重新划分边界，但同时又承认尼布楚条约依然生效。清廷
同意之后于次年春天派了一个代表团与俄国人谈判。俄国于是从库页岛越过
鞑靼海峡在满洲沿海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建立了哨所，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上游一百五十英里的 马里因斯克也建立了哨所，
以此加强它的地位；同时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开放南京条约的口岸
让俄国贸易。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伯爵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驶进了上海，次年又
在上海作短期逗留，这使清当局对俄国人的用心感到忧虑。
出国去欧洲的穆拉维约夫在1854 年回俄国，此时俄国正与英法进行克里
米亚战争，所以英法对俄属远东的真正威胁是存在的。总督得知划定中俄的
满洲边界之事时很生气，立刻加以制止，这样就更使北京对俄国的意图困惑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02 页。
③ 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 页。
① 罗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第138 页。
②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31—34、37 页；又见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
省界务交涉》，第
26 页。
不解。鉴于英国拥有威胁俄属远东沿海的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穆拉维约
夫说服沙皇尼古拉一世采取一项积极的政策。穆拉维约夫争辩说，如果俄国
不采取行动，英国人可能夺取库页岛或黑龙江下游。他还得到俄国在北京传
教士团的大司祭鲍乃迪（N.N.卡法罗夫）的支持，后者告诉他：在北京，实
际上已经在议论把黑龙江北岸让给俄国的可能性，其理由是“黑龙江诸地??
根据传统的权利更应属于俄国，而不属于满洲人。”①因此俄国政府得到鼓舞，
相信清朝可能不会反对俄国使用黑龙江，因为这样将会保护黑龙江免遭英国
等外国的侵犯。在同一年，即1854 年，穆拉维约夫派一支军事远征军沿黑龙
江而下以防卫库页岛和黑龙江三角洲，同时知照理藩院说，由于俄国与英法
正在交战，他正派一支远征队去保护黑龙江和沿海区，使之免遭敌人的攻击。
在以往，黑龙江和吉林两地的清朝守军都大大超过了一万人，但随着太
平军叛乱的爆发，清政府抽调这里大部分守军去与叛军作战，结果，在黑龙
江下游和满洲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十分虚弱，已经无力阻止穆拉维约夫为所
欲为了。在瑷珲的守军只有一千人左右，装备极差。“他们大部分拿一根顶
端涂黑了的杆子以 表示是长矛；少数人持有火绳枪，绝
大部分人肩上挂着弓和箭筒。”还有“几门大炮装在做工很粗糙、样子又难
看的大车上”。①
理藩院对穆拉维约夫的照会未予置复，于是俄国的远征军通行无阻地沿
黑龙江而下。但是最后，清政府开始获悉俄国人已在黑龙江下游定居。事已
如此，北京对采取什么行动路线依然迟疑不决，黑龙江的鞑靼将军上奏说，
阻止俄国吞并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汉人移民来填补空旷的黑龙江地区，但这份
奏折未收效。
英国和法国在1854 年对位于堪察加东南海岸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
起牵制性攻击，在1855 年一支英法联合舰队两次企图在阿扬湾登陆，从而证
实了穆拉维约夫的警告。在德卡斯特里斯湾，俄国守军阻止了一次同样的企
图，但英法联合舰队给阿拉斯加的俄国定居点造成了相当的损失，英法军舰
攻击了俄美贸易公司的双桅船鄂霍次克号，迫使该船的水手把它凿沉。俄国
人把自己的一支小舰队藏在黑龙江的三角湾内才使之幸存下来。同时，正在
黑龙江区加固俄国新要塞的穆拉维约夫通知清朝说，俄国已经击退了英法舰
队的炮击，正计划派第二支远征军至黑龙江更下游地方以阻击英法的第二次
进攻。他为了言之有据，声称英国人正在广州和其他地方供给太平军以武器
弹药。使北京政府震惊的是，这一情报与关于英法联军正在积极支持叛乱者
的其他报告不谋而合。
可是北京仍对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提出抗议，并且想到了尼布楚条约，
所以强调必须划定边界。但是国内叛乱运动正方兴未艾，虚弱的满洲八旗军
已无力抗御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了。因此，穆拉维约夫率领的俄国远征军沿
黑龙江顺流而下。在萨哈连乌拉河屯（瑷珲），清当局甚至通过提供给养、
马匹和向导的方式来帮助俄军调动，并且不受任何报酬，因为在黑龙江是禁
止与 外国人作交易的。但是清当局确实接受了礼品，清朝将军富勒洪阿在直
① 《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鲍乃迪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通信》，载《俄国档案》
，第10 期（1914
年）第177 页。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19 页。
接与穆拉维约夫会面时通知后者，今后俄国远征军如无清帝明确的批准，将
不得通过。富勒洪阿在向上级报告时，假装他已坚决拒绝与俄国人合作。①
在马里因斯克，清朝谈判划界的代表团会见了穆拉维约夫，对他所提的要求
大感吃惊，这些要求是：割让黑龙江的左岸给俄国；俄国人保留一切新殖民
地；在黑龙江航行；把受影响的清朝北满臣民移往清境的其他地区。清朝谈
判者提醒穆拉维约夫说，俄国政府1853 年的照会已经承认黑龙江两岸为清帝
国领土，当然，他们还必须把整个问题向北京汇报。
穆拉维约夫在1855 年春夏两季开始向黑龙江北岸殖民，建立了伊尔库次
克村、博戈罗次克、米哈伊洛夫斯克、新米哈伊洛夫斯克、沃斯克列森斯克
和一个在马里因斯克对面岛屿上的哥萨克村，然后上溯黑龙江转回圣彼得
堡，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那里授与他与清政府谈判和再率领一支军事远征
军沿黑龙江而下的全权。②
太平军叛乱不但抽空了满洲边境的旗兵，因而削弱了清帝国与俄国人谈
判时的讨价还价地位；而且叛乱还弄得省库空虚，使政府放松了对吉林和黑
龙江汉人活动的各种限制，造成边境盗匪猖獗，社会秩序瓦解。政府因缺乏
兵员，不得不停止旗兵每年的狩猎活动。政府入不敷出，不能再供养其满洲
旗人，并且很快就拖欠了军饷。
特别在满洲，清廷已取消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才能担任满洲边境将军的规
定，并且在1853 年任命了一名汉族旗人任吉林将 军。政府还改组了吉林和
黑龙江两省的财政。在此以前，中央政府几乎要负担吉林省五分之四和黑龙
江全部的行政费用。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再负担这样的支出了；因此户部将贴
补吉林和黑龙江的责任分摊给其他各省。这项措施收效不很大，因为负分摊
之责的各省经常不能完成任务，结果满洲边境诸省开始自己发展财源，它们
征收新税，开发官办屯田和军垦以支付各项费用，还特设了一种“随缺地”
以补旗兵每年收入的不足。
清政府在1853 年停止发许可证给挖人参的汉人，使人参的收益可用作军
饷，但是它随即准许汉人的私营企业垄断金银矿的开采权，而由官府征税。
政府早在1815 年以同样方式准许采煤，没有发生过麻烦；但是围绕开采贵金
属——特别是黄金——所出现的情况就不同了。在开采黄金的矿工中出现了
那么多亡命之徒，以致政府最后不得不再次取缔对黄金的开采。①
这些措施远不能创造一个安全的满洲边境，甚至也不能作一次强大的武
力炫耀，足以使穆拉维约夫犹豫不决，使清朝赢得时间。清政府显然把征剿
汉人的内地看得比防卫满洲边境更重要。另立王朝的太平天国叛乱无疑具体
化了满洲人的传统恐惧，即汉人可能有朝一日会把他们推翻和赶出中国；但
满洲人所处的地位与处于叛乱时期的任何王朝是一样的，并且作出了任何汉
族王朝都会作出的选择。中国本土这时是满清的心腹之地，所以在必要时，
以牺牲边缘地区为宜。
1856 年，当穆拉维约夫的第三支远征军沿黑龙江顺流而下时，满洲当局
除了掩盖真实情况外，别无其他选择。从此，俄国人以保护该地区不受英法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21 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
尔斯基伯爵》，
第2 册第131 页；参阅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55—56 页。
②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39—54、57 页。
①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37—38、76、89、91、133 页。
的攻击为借口在那里随意出没，其实在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被派出之前，1856
年的巴黎会议已经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移民建立了许多新城镇，开发
了一些大林 区作为耕地。也是在1856 年，圣彼得堡政府没有通知中国就单
方面设立东西伯利亚的滨海省，来管理俄国在堪察加、库页岛（根据1855
年下田的俄日条约，该岛在俄日之间仍未“划分”）以及黑龙江河口所占有
的土地。新省份的首府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正当清政府继续追求把汉人移民排除在北满以外这一目光短浅的目标
时，俄国政府则把俄国移民移居到这个地区，这样，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
北黑龙江流域和滨海的领土上已经大部分是俄国人了。根据俄国的官方材
料，这些地区的总人口约为两万四千人——黑龙江区为8，370 人，滨海区为
15，594 人。其中6，349 人为俄国人；在黑龙江区者为2，950 人，在滨海
地区者为3，399 人。中国人只有约2，400 人——约1，500 人在黑龙江区（主
要在黑龙江-结雅河流域），约900 人在滨海区。到1858 年，有四艘俄国轮
船往返于黑龙江水域，同年俄国海军又从喀琅施塔得增派了七艘。在蒙古和
满洲接壤的俄国边境，驻有16，000 名俄国军队，配备着四十门大炮。①另一
方面，黑龙江的旗兵一直没有超过几千人。例如，瑷珲“有能容纳几千名士
兵的造得很好的营房，但没有看到一名士兵——甚至岗亭也是空的”。②
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使俄、英、法三国都腾出了手来重新在中国展开
活动。不久，英国和法国政府开始计划向清帝国提出要求，以争取修改条约
和同意让欧洲商人按照欧洲的传统做法在 中国沿海经商。英国人和法国人还
向俄国政府建议，俄国应对它们的要求予以合作，但圣彼得堡拒绝了这一建
议，反而宣称它对清帝国既不使用武力，也不进行恫吓。可是圣彼得堡明白，
俄国可以利用英法侵略的事实来为自己取得英、法可能获取的一切贸易权
利，同时还可以重新划定在满洲的中俄边界。俄国政府打算通过外交手段达
到这些目的，于是派普提雅廷从陆路来中国，试图在北京进行谈判，但清当
局先在恰克图，然后又在天津拒绝他入境。但普提雅廷不为困难所阻，他访
问了日本，在长崎和函馆为俄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然后乘船前往香港与
西方盟国会合。他与美国使节一样表现得不那么好战，是战争中的中立观察
者，但却像交战国那样提出签订条约的要求。普提雅廷背着西方盟国，又另
附一份照会，要求把黑龙江左岸和乌苏里江右岸划作边界，还暗示它的要求
得到了欧洲列强的支持。①俄国的这份照会是装在像美国装照会那样的封套中
送交清当局的。
在1858 年天津谈判期间，关于黑龙江和滨海领土的要求，手段高明的普
提雅廷想方设法把其他三国使节完全蒙在鼓里。而清当局希望使西方人互相
① 苏联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1265 全宗，第二卷，第178 宗，第40 张（引自斯拉德科夫
斯基：《商业关
系经济史》，第222 页）。另有较高的数字，见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41 
和145 页）以及
弗拉基米尔的《太平洋上的俄国》（第253—254 页）。又见纳罗契尼茨基的《列强在远东
的殖民政策》第
112 页以及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 册第154—155 页）。整
个满洲的人口数
1842 年被确定为1，665，542 人，1864 年增至2，187，286 人。见赵中孚：《清季中俄
东三省界务交涉》，
第6 页。
② 科林斯：《西伯利亚之行》，第230 页。
①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96—99 页；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
涉》，第58—62
页。
对立，就分别与他们谈判，这样无意中方便了普提雅廷的计谋。结果，他们
给了普提雅廷充当调解人这一角色的机会。
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通过大司祭鲍乃迪通知清帝，声称他这时是唯一
负责黑龙江问题的人，普提雅廷的新职务只是协助调解中国和西方盟国之间
的争端。清帝由于不知道英、法联军对俄国的领土要求毫不知情，并且急于
使有关这些要求的谈判得不到他所认为的英、法炮舰的支持，就委派奕山会
见穆拉维约夫和解决边界问题；这个奕山曾在1851 年谈判过固勒扎条约，这
时是 黑龙江将军。
1858 年5 月23 日（俄历11 日）奕山和穆拉维约夫的谈判刚在瑷珲进行，
后者就提出如下要求：取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居住在这些
地方的清朝臣民重新移居；俄国人在边境河流航行和贸易不受限制（但欧洲
人则不可以不受限制）。奕山不同意，他坚持住在北岸的清朝臣民有永远在
那里居住的权利，并且继续受清朝的管辖。穆拉维约夫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
但他不愿意再事拖延，而以军事行动相威胁。
形势对奕山来说是绝望的。俄国人已完全掌握了黑龙江的北岸。当时半
个中国爆发了叛乱，广州和大沽炮台又被英法联军所攻占，据说他们正在帮
助太平军，而且此时又直接威胁着北京，因此奕山不敢承担引起另一场战争
之责。此外，奕山和北京的官员都不知道俄国人要求的领土有多大，兴安岭
离乌苏里江有多远，尚有哪些内容在尼布楚条约中尚未确定。清帝曾要过这
些问题的答案，但报告到后来才上达，而且里面的措词非常含糊。在1858
年，在清朝看来，东北满洲的价值无非是一块供应宫廷皮毛的狩猎禁地罢了。
奕山同意了穆拉维约夫的要求，在1858 年5 月28 日（俄历16 日）签订
了瑷珲条约，条约有满、蒙、俄三种文本。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领土依然归
俄、清共有，直到两个帝国能够划分一条边界为止。黑龙江左岸的清朝居民
将留居原地（主要在结雅河以南），“归满清政府管辖”。奕山在呈递给清
帝的奏折中，把条约看作是一项批准俄国人移民和贸易的临时权宜之计，并
不是割让清帝国的领土。北京显然也是这样理解的。由于清帝仍感到英法联
军在支持俄国的要求，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在6 月14 日（俄历2 日）同意了这
个条约，并且请俄国政府试图说服英法两国降低它们的要求。7 月20 日（俄
历8 日）奕山为了稳妥起见，又促使穆拉维约夫签订一份正式的附加协定，
重申北岸的清朝臣民将 不迁移。
同时，普提雅廷在鲍乃迪的出谋划策下已在天津进行谈判，企图迫使清
廷割让黑龙江领土，并提出由俄国供应步枪、大炮和军事教官作为报偿。他
向英、法、美三国隐瞒领土要求所取得的成就简直可以说是不同凡响的。有
一次，清政府的谈判者明确地向美国人提起过俄国人的这些要求，并请美国
代表列卫廉向普提雅廷说情，但列卫廉多少有点同情俄国在东亚的扩张，所
以没有充分重视中国人告诉他的事。列卫廉从没有料到普提雅廷竟会在他鼻
子底下为黑龙江领土的要求施加压力，所以他从未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过
清方谈判者提出的请求。后来，清方代表把普提雅廷希望确定俄国边界之事
告诉了英国的译员李泰国，并说普提雅廷希望此事在黑龙江进行，甚至希望
在天津不要提起此事，但李泰国似乎还没有懂得普提雅廷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天津已知道俄国正在要求领土和黑龙江的航行权
的话，他们也会要求同样的最惠国待遇来加强清方的地位。普提雅廷知道这
一点，并且他比其西方同事更了解中国人的办事方式，因此这时完全改变了
腔调，降低了他对黑龙江的要求，并协助清方去抵制英国人。1858 年6 月13
日（俄历1 日）他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规定，要为互相来往提供方便，开辟
条约口岸供俄国人贸易，并且订定“中国和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
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条约没有提
到黑龙江。普提雅廷不知道早在两个星期前签订的瑷珲条约已经确定了大部
分东部的中俄边界。①根据天津条约，普提雅廷实现了促使戈洛夫金在1805
年出使的大部分目的。俄国这时在中国沿海有了商业特权，以此可以抵销西
欧和美国的海运在与俄国的西伯利亚贸易竞争时所占的优势。
6 月15 日（俄历3 日），清政府要求普提雅廷向其他列强就它们所提的
要求替清王朝说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自然的选择，因为满洲人感到
他们直接了解俄国人，而清廷上层有关西欧人的情报在经华南的汉族官僚之
手时已被歪曲；对于这些官僚，北京政府正渐趋怀疑。普提雅廷也确实向其
他列强说了情（这是为了加强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但他没有告诉清方他是
在说情。他在敦促英法联军降低其要求时的主要论点是，各地叛乱正方兴未
艾，欧洲人的压力可能会使王朝垮台。当然，俄国并不希望英国能达到进入
中国所有主要河流的要求，因为这样就会把黑龙江也包括在内，而外国外交
人员驻在北京也会加强英国对清政府的影响而不利于俄国。可是额尔金仍坚
持要求在北京驻外交官和在内地贸易，并且扬言要进攻，通过这种威胁，他
在6 月26 日订立了他所要求的天津条约。普提雅廷继续活动，当他听到英国
的新政府已经指令额尔金不要进攻北京或把清王朝搞垮时，他立即劝清廷废
除对英条约中两条有争议的条款，并重新提出俄方以前提过的关于给中国提
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议。清廷接受了武器，并且还同意接纳少数教官来教授使
用武器和重新设计沿海的炮台。
为了批准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俄国外交部派了一名参赞前往北京，此
人是丕亚罗幅斯奇，他曾在瑷珲担任过穆拉雅约夫的满文译员，但外交部没
有任命他为大使，而让他担任传教士团的团长，地位高于鲍乃迪，结果丕亚
罗幅斯奇发现谈判非常困难。俄国政府感到紧迫，需要在英国人、法国人和
美国人来到北京批准他们的条约之前赶快划定最东部的俄清边界，于是任命
年轻的伊格纳捷耶夫伯爵为驻北京的“政治代表”以接替丕亚罗幅斯奇。伊
格纳捷耶夫于3 月份经陆路启程来华。
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已经在乌苏里江进行勘察和移民。关于这件事的
报告纷至沓来，使北京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它开始更 加深入地考虑俄国的问
题了。理藩院立刻写信给俄国，声称清帝乐于接受船运的枪支，但要求在库
伦卸货。清廷可能想补救他们的沿海防御。在与穆拉维约夫和丕亚罗幅斯奇
谈判时，清政府批准了天津条约，但又对穆拉维约夫侵犯乌苏里江畔清方领
土的行动提出抗议。但当北京最后弄清楚了俄国人不但要继续在黑龙江航
行，而且要随心所欲地上溯松花江，还要渗入乌苏里江流域时，就决定不批
准瑷珲条约。另一项关于不准外国的外交使节根据平等原则驻于北京的决
定，触发了1859 年6 月25 日大沽口的敌对行动，当时僧格林沁的军队击沉
了四艘英国炮舰。这使那些误认为俄国人也参与了大沽口攻击的北京决策者
们又鼓起勇气来反对俄国的要求。两天以后，伊格纳捷耶夫抵达北京接替丕
亚罗幅斯奇，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他的地位较高。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38 页。
因大沽事件而满怀信心的清帝在满洲问题上转而采取了强硬路线，他免
去奕山之职，想试一试新的途径来加强王朝的地位。但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仍
禁止汉人向那里移民，却不知移民正是可能挽救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一个行
动。当黑龙江和吉林当局提议把汉族农民移居到宁古塔、三姓、绥芬河和乌
苏里江等地区以阻止俄国进一步渗透时，政府断然加以拒绝。它只是决定动
员人参挖掘者和当地的部落民来防卫滨海地区，并知照穆拉维约夫，它将坚
持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穆拉维约夫没有为其所动，彼得堡则通知他，如
果必要，可使用军队占领整个乌苏里江和滨海地区。①
当伊格纳捷耶夫停止了在北京的谈判，奉圣彼得堡之命与在上海的英、
法、美三国的使节会合时，他希望学普提雅廷的手法行事。但这时英国人知
道了瑷珲条约，并怀疑僧格林沁在大沽的胜利有俄国人起过的作用。伊格纳
捷耶夫的策略是试图说服英法 联军，声称只有把清政府痛击一顿才能迫使它
屈服。做到了这一步，他就要向清方毛遂自荐地充当调解人，然后以英、法
的炮舰要挟中国来获得俄国所希望的各种特许权。为了这一目的，他与俄国
传教士团通信，从它那里得到消息，然后把这些关于北京形势的第一手知识
告诉额尔金和葛罗，以减轻他们的疑心。通过他的内线情报，伊格纳捷耶夫
首先知道清帝与他的大部分宫廷官员已经逃往热河。他把这些消息告诉了额
尔金和葛罗，因而深得他们的信任，以致连他们从圆明园中缴获的涉及俄国
的外交文件也转给了他，这对伊格纳捷耶夫来说是一笔财富，因为四箱外交
文件道出了丕亚罗幅斯奇在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以外所提的全部额外条件。
英国人在让出文件时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当英法联军仍在北京城外时，伊格纳捷耶夫却进了城，住在传教士团的
所在地。在这里，心急如焚的清当局立刻请他替中国进行调停。他答应调停，
但条件是恭亲王应送他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对他无所隐瞒，以及答应
他前一年提出的一切要求。恭亲王只能照办。10 月18 日（俄历6 日），恭
亲王送给伊格纳捷耶夫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
这位俄国外交家事实上很少出力帮助英法联军去获取它们的条约，也不
去帮助清廷降低联军提出的要求。但就在额尔金和葛罗的鼻尖底下，伊格纳
捷耶夫却从恭亲王那里索取到了他所要求的特许权，因为恭亲王相信了他的
话，即额尔金和葛罗是支持俄国的要求的。当联军在11 月6 日撤走时，伊格
纳捷耶夫甚至还威胁着要把英法军队召回。总之，伊格纳捷耶夫基本上做了
普提雅廷曾经做过的事。在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时，他凭借英法军事进攻的明
显支持而参加到谈判中来，使自己充当调解人，却迫使清政府割让俄军已经
大部分占领的满洲领土，不让其英、法共同谈判者知道这些要求，并且使清
方代表相信联军的战舰和军队支持他的领土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也从伊格纳捷耶夫那里取得了几点让步。伊格纳
捷耶夫同意作出让步的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清朝臣民继续在原地
生活，照常渔猎，但他们不是象瑷珲条约所规定的那样处于清政府的管辖之
下。
中俄北京条约在1860 年11 月14 日（俄历2 日）签订，它给了俄国在瑷
珲条约中寻求的东西，批准并扩大了天津条约，而且把从满洲至新疆的整个
清帝国北部边疆向俄国的政治和商务势力开放。经一致同意，清、俄两国的
①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217 页。
特派边境大员将在1861 年4 月份开始划定满洲的新边界，但新疆的划界日期
则有待进一步确定。该条约准许沿整个满洲的中俄边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
免税的物物交易。在喀什噶尔，初步准许俄国人进行贸易，其条件与在伊犁
和塔尔巴哈台者同。俄国可以在库伦和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它们有充分的
外交平等权和对俄国臣民的治外法权。清帝国在俄国也具有同样的特权。有
关边境事务的通信联系可在恰克图同库伦的当局之间以及在阿穆尔区和滨海
省的军事总督同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之间进行，双方通信都根据平等的原
则；如遇重大事务，东西伯利亚总督可直接递文给清朝军机处或理藩院。最
后，在这些有关中俄陆地共同边境的领土、外交和商务协定中，不适用中国
与其他海上强国签订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恭亲王和伊格纳捷耶夫在同一
天在条约议定书上签了字，以表示清帝批准了条约和伊格纳捷耶夫对条约的
承认。
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
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但这是一
个宝贵的教训。一个愈来愈着眼于全中国的清政府汲取了这个教训，于是大
开方便之门，让汉族移民进入帝国的其他边境。以后的中国亚洲腹地的历史
是一个汉族移居、中国化以及原来的非中国人的社会并入大中国的历史。
即使面对着这样的损失，仍不应否认清政府的成就。尽管有 着国内的叛
乱和欧洲人的压力，清王朝仍得以幸存，它的制度也只作了最小限度的改变
而延续了下来。根据清政府所能调动的力量来看，很难想象要它做出更多的
成绩来。
1861 年，清、俄两国的边界大臣根据他们的调查，交换了边界的地图和
详细说明。他们在1861 年6 月28 日（俄历16 日）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使
这些地图和说明书成了正式文件，约记便成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件（与俄国
接壤的新疆边界到1864 年塔城议定书——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时才确
定）。有一段时间，俄国政府中的有些部门还有人大讲要进一步在满洲和蒙
古取得领土的好处，但在7 月11 日（俄历6 月29 日），政府最后拒绝了这
些建议，理由是英、法似将夺取可能会威胁俄罗斯帝国的朝鲜和其他地区，
作为对俄国任何进一步扩张的反应。俄国政府通知驻中国的公使、驻库伦的
领事和东西伯利亚的总督，万一清王朝垮台，“我们的行动方针将是促使蒙
古和满洲的独立”。①类似这种有关蒙古、满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经成了伊格纳
捷耶夫训令内容的一部分，但俄国人同英、法、美三国人士一样，宁愿维持
清王朝的现状。
俄国还坚持重订边境贸易的规定。清政府同意作彻底的审查，因而在
1862 年3 月4 日（俄历2 月20 日），恭亲王和俄国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签订
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1862 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项制度，即对从
恰克图至天津的俄国商队和在蒙古边沿地方经商的俄国商人，由俄国当局颁
发证书，而由清当局予以认可，从陆路运进的俄国货的税比经海路进口的欧
洲货的税低三分之一。
1862 年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 议，以前普提
雅廷向中国提出此议时原是为了对付英、法两国，后来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转
为镇压中国的反叛者了。1858 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鲍乃迪提议给清廷两万支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24—125 页。
步枪、二十门大炮和若干名教官。但清方已对俄国的建议——特别是提供教
官的建议——产生怀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时显得如此犹豫不定，以致
俄国政府虽然决定派几名教官和运一万支步枪经蒙古到清帝国，还决定通过
海路秘密运来五十门大炮，可是自己的军队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维约夫却竟然
在1859 年把整个载运物资截留在西伯利亚。1860 年，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北
京条约批准仪式上，伊格纳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国供应武器的建议，甚至还答
应提供俄国海军支援去镇压太平军。后一建议没有结果，但运送武器的建议
虽几经周折（其中还包括曾国藩提出过反对意见），最后仍被批准；1862 年
夏，两千支步枪和六门大炮终于运到。但当几名俄国教官在恰克图附近开始
训练清军使用这些武器时，英国公使对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它在同年
把他们遗送回国。俄国政府推迟运送它所答应提供的武器的剩余部分，直到
它对中俄陆路贸易的新税率感到满意时为止；最后，由英国人训练的神机营
在1865 年使用这些武器来保卫北京和镇压满洲的盗匪。
在俄国，还酝酿着一些计划，要俄国参加英法联军支持清王朝的镇压太
平军的干涉行动，来抵销英、法在华势力的增长。但俄国与英国冲突的可能
性依然存在，而且俄国还面临波兰的叛乱；因此从长期利益考虑，决定以不
动用俄国舰队为上策。俄国没有干涉。
到1860 年，偷越俄国欧洲边境从海上进入俄国的走私茶叶数量已经增至
其进口茶叶总量的三分之一。由于签订了北京条约，俄国政府就把海上茶叶
贸易合法化，但降低了恰克图的茶叶税，这样就使海上进口的茶叶的税率比
较高一些。此后，俄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大幅度增长，茶叶则是主要的进口
货。俄国船只 从广州和上海载运茶叶和其他中国器物至敖德萨，这种做法有
损于恰克图的贸易。即使以中国国内的运输费用而言，采用这条路线也是比
较合算的，因为从茶园运茶叶至沿海口岸只要约二十天时间，每普特的运输
费用只要一卢布三十二戈比，而运经恰克图则需三个多月，运费则高达每普
特十卢布。①
但是就贸易总额而言，恰克图的中苏边境贸易在整个十九世纪中仍高踞
首位。从长远观点看，新疆的那条路线证明是比较漫长和花钱的，黑龙江和
乌苏里江上日益发展但尚无章法可循的中俄贸易——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在文献中才有统计材料——的重要性似乎依然比较有限。总的来说，在中俄
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俄国人购买茶叶和数量越来越多的生丝。他们以自己
所有的货物（主要是纺织品）进行交换，差额以黄金白银支付。在中国，英
国的毛织品压倒了俄国的布匹。
（杨品泉 译）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32 页；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
关系史》，第268
页。
第八章 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
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十九世纪清帝国的历史看成一个衰落时期。欧洲人取
得了租界和疆土。叛乱损害了内部的安宁。但是在十九世纪清帝国和中国还
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说清帝国这时在衰落中，中国和汉人以及他们的文化
和力量，则正开始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展时期。中国已经同化了它的满洲
统治者。为了战胜叛乱以求存，王朝被迫打破满洲旗人的军事垄断权，并把
军队交由汉人指挥。
在亚洲腹地，十九世纪上半期可以看到的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在这
里帝国巩固了它早些时候的军事成果，只有在六城地区才靠再三使用武力来
取得这些成果。中国本部的人口压力和汉人的贸易主动性冲击着清王朝的使
中国和亚洲腹地隔离的政策。这种冲击是汉人力量增长的表现。政府在十八
世纪首先就青海和准噶尔的移民问题作了官方的特殊规定。它又逐渐地放松
了对蒙古和满洲边境的封闭。隔离政策越来越受到攻击。经世致用论的学者
龚自珍和魏源两人要求充分利用新疆来为中国的无地汉人提供土地。越来越
多的汉人涌向清朝的亚洲腹地，甚至进入象黑龙江和六城地区这样严密封闭
的地区。唯独西藏中部对于中国移民来说是遥远的和没有诱惑力的，所以在
逐渐增长的中国化和汉人 移民的浪潮面前仍然未受影响。
衰落也是有的，但不是表现在中国人的活力方面，而是在亚洲腹地各族
人民的政治命运方面。在蒙古，汉人的渗入使许多蒙古人贫困化。对六城地
区的穆斯林来说，清朝在十九世纪的统治意味着异教徒的统治，意味着战争
以及成千上万的喀什噶尔人离开家乡迁徙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塔什干。在另一
方面，对西藏人来说，清朝的影响看来较为温和。真正的威胁来自印度。拉
萨选择了求庇于清帝龙袍后面的策略。
由于第七章叙述了到1860 年为止的满洲的历史，现在这一章将只叙述蒙
古、新疆和西藏。
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
蒙古僧侣制度的发展和汉人影响的渗入在内蒙要比外蒙更快些。清朝在
内蒙的统治比在戈壁以北更为严密，但是在这两个地区清朝的官员们都越来
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权力。在内蒙，寺院更加集中，游牧
民和中国的经济有较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样的趋势在外蒙也可看到。正如十
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蒙古历史中许多重大发展一样，内蒙开辟了道路，外蒙
跟着走。
内、外蒙古继续为清朝军队提供骑兵。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参与十九世
纪清帝国的战争，但内蒙则参加了中国本土反对欧洲人的斗争。例如土默特
的王公旺钦巴拉（1795—1847 年），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两个著名文学家古
拉兰萨（1820—1851 年）和尹湛纳希（1837—1892 年）的父亲，他曾在1841
年的鸦片战争中战斗过。科尔沁王公僧格林沁参加过1853 到1855 年对太平
天国的战斗，1858 到1860 年对英法联军的战斗，1860 年对北京周围盗匪的
战斗，以及对捻军叛乱的战斗，直至1865 年被杀死为止。
在十九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们。甚
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藏医用汞来治疗
蒙古人中间的性病，但是这种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①肺结核也很猖
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了汉人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满人的观点变
得更像汉人，清王朝放弃了原先阻止汉人商业进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
企图。中国商人在蒙古进行贸易仍需得到许可，但这并不是想要限制汉人在
游牧民中间的商业活动，而是为了提高赋税收入，主要是用它来维持王朝的
蒙古行政机构。应该说汉人的经济渗入对王朝有利，因为它使蒙古人与帝国
的其余部分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与汉人商号关系日益紧密的清朝官吏，坚
定地支持中国人的贸易活动。事实上，人们对汉族商人的不满情绪也有时爆
发，如1829 年在库伦举行的寺院舞蹈仪式上喇嘛们就殴打了若干汉人观众。
对于旗里的王公、寺院和汉族债主强加的苛征暴敛，普通蒙古人是很少
能幸免于此厄的。无力满足这种要求的人们只好逃走，而且这样的人在整个
十九世纪日益增多，但是他们的王公仍然普遍地向旗内臣民索债。旗的当局
抓住这种逃亡者时就对他们施以重罚。例如有一次，六十九个欠债未清的人
被带枷在旗内各帐篷之间周游示众达两年之久。由于枷太宽而不能通过帐篷
的门，所以犯人只好在严冬的露天中过夜。②同样地，寺院对那些未能交足份
额的沙比们也给予残酷的体罚。负债的逃亡者、无法在寺院生活下去的僧侣、
以及其牲畜在奄奄待毙中的牧民，只能以抢劫为生（在十九世纪无法无天的
行为变本加厉），或是到日益发展的商业-寺院-戍军中心去打短工以勉维生
计。在这些初 期的城市中心，特别是内蒙古的边境城镇，以及同样也在库伦、
额尔德尼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穷困的蒙古人变成一种半罪犯
性质的劳动阶级，他们以原始的技艺劳动，或以干粗活、卖淫、乞讨和劫掠
为生。
在寺院中，高级喇嘛和普通僧侣间有巨大的差别。所有参加法事活动的
① 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45—346 页。
②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43 页。
僧侣都接受一份寺院的给养，每个僧侣份额的大小取决于他在寺院教阶中的
地位。在整个十九世纪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的份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悬殊，
低级僧侣们经常发现他们靠份额难以活下去。如果他们接受寺院外的活计，
他们就不能在寺院做佛事，从而往往完全失去他们的寺院份额。为了活下去，
他们乞讨、偷窃或者转回家乡，由家庭养活他们。
大多数蒙古人留在旗内继续做牧民过活，他们发现自己完全受旗的王公
们摆布。普通牧民很少采取行动来对抗沉重的赋税，但在非常的场合也有时
向盟当局提出申述（蒙语称为扎鲁忽），虽然这种申述的提出按规定说是触
犯法律的。偶尔也会发生盟当局迫使一个旗的王公退还非法勒索所得的情
况，但即使如此，原告们通常也总不免要受惩罚，因为臣民是不许背离他们
旗的王公首脑的。因此，原告们总是竭力隐瞒扎鲁忽组织者和起草者的名姓
（他们主要是最底层的、通常又是十分贫困的蒙古贵族，也有来自喇嘛的行
列者）。许多申述书的文本流传下来，成了一种研究十九世纪蒙古社会经济
状况的最重要的资料。①特别有趣的是在车臣汗部都嘎尔苏木布勒旗中从
1824 年持续到1844 年的一场争论。扎萨克都嗄尔苏木布勒从他的臣民那里
征取巨额租税；因此他的臣民反抗，直到盟当局最后裁决反对他为止。然而
与此同 时，申述书的组织者们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①
臣民和他们的王公打官司的案件中最不寻常的是发生在车臣汗部的反对
托克托呼图鲁一事；此人是一个有才能的王公，号称“恐怖脱王”，他是被
废黜的车臣汗桑斋多尔济的孙子。托克托呼图鲁的知识和文化水准远在十九
世纪一般蒙古人之上，他懂得汉文、满文和藏文，曾几次到中国和西藏旅行。
1821 年，他把全旗臣民应该向他交纳的所有贡赋改用银两交纳，在以后的年
代中他试图在该旗搞改良维新。他设立农场以产品供应他的属民并向其他旗
出卖剩余物品。他发展狩猎、渔捞，收集野生植物和蘑菇，以降低使畜群减
少的肉类消费。为了治病，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开发矿泉。他移入汉族工匠来
经营纺织工场并训练蒙古人。他开采金矿、盐和碱。在教育方面，他开办学
校，为他所在旗的不论贵族和平民的所有孩子们提供义务教育，并亲自准备
教学材料。他给乐师和演员实行专门的训练。他为自己的大多数牧民搜集了
关于畜牧业和游牧生活的技术知识，编印成书，加以散发。
当托克托呼图鲁的利益和喇嘛寺庙冲突时，他碰到了麻烦。在1837 年他
搞了一个计划，想将包括一千名僧侣的十一个地方寺院合并成旗的一个单一
寺庙，并且要开办一个砖厂来为新庙宇、同时也为他自己的一座王府制作砖
瓦。但是，习惯于地方寺庙的牧民们不希望废弃它们。下层僧侣中的许多人
为了谋生而住在寺外，也害怕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将会把他们都撤换
掉。高级喇嘛认为搬进一座中心寺庙，将会削弱他们作为地区首脑的权力和
特权。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毫不动摇，他继续进行改造中心寺庙的计划。
就在那一年，喇嘛们和托克托呼图鲁所在旗的许多世俗人士 向旗政府请
愿，要求取消他的合并决定，于是一场漫长的争论从1837 延续到1842 年。
形势一直恶化到在托克托呼图鲁的士兵与抗议者之间爆发了战斗。在新寺院
中发生一场示威运动，僧侣们叫喊：“让我们回家！”托克托呼图鲁不得不
① 那桑巴尔吉日等编：《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见拉西顿杜格的英译本
。
① 见那扎格多尔济：《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第215—223 页；《蒙古人民共和
国通史》，卷2 第
256—261 页。
把纠纷提交给盟当局。事件一拖再拖。此事被提交给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
办事大臣又将它退回到盟里。大胆的抗议者向盟当局提出了一份申诉书，开
列了托克托呼图鲁的四十条罪状。当局的反应是逮捕了呈递禀帖的人们。
盟当局也不高兴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
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相结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显然想要将他所在旗的
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权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对于当局来说，人民的
骚乱比起托克托呼图鲁夺取更大权力的企图是更不合心意的。因此，它增加
了对抗议者的压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消他们的名字，盟当局解决该案时
偏袒托克托呼图鲁，然后把判决送往库伦复审。库伦办事大臣支持盟的判决，
严厉惩办了抗议者，特别是为首的人，但是清朝当局也乘机使托克托呼图鲁
安分守己：他们判处他以很轻的惩罚，解散了他合并起来的寺庙。①然而，这
并没有能阻碍托克托呼图鲁在1859 年成为盟长。
托克托呼图鲁的许多计划在他的时代确是很先进的，但是他没有什么理
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们有分享他的计划成果的任何希望。他的计划是与他
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着十九世纪蒙古人心灵和理想的喇嘛寺院的力量相
抵触的。
十九世纪蒙古地区游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征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
当喇嘛而使男性人口的减少、蒙古人对汉商债务的增 加、清朝对王公们的控
制、城市中心的成长以及普通牧民的贫困化，但最突出的征兆也许是草原上
农业的扩大以及牧场越来越转作农业用途。作为一项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
了汉族农业移民区，为它在蒙古领土上的驻军和驿站种植粮食、饲料和谷物。
这种移民区的规模有限，只占用小量牧场。但当十八世纪时，人数日增的汉
族移民开始非法迁入内蒙草原，他们从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种土地，使蒙
古牲畜的放牧地区慢慢地缩小了。总的说来，用这种方法转让牧场是非法的，
但转让继续进行无阻。汉族商人代王公们偿付欠款以取得土地，并把这些土
地租给汉族农民，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逐渐进行的土地转让过程。这是违
反清朝法律的，但到了1791 年，在内蒙东部郭尔罗斯前旗的汉族移民是如此
之多，致使扎萨克向清朝政府请求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大量山东和直隶农民
的地位合法化。在1799 年，政府设厅管理在吉林当局管辖下的移民，从而最
后接受了既成的事实。1802 年，置厅助理官员负责郭尔罗斯境内汉族移民事
宜，1810 年也以同样理由在伯都讷指派了厅的官员。
到1852 年，汉商已深深渗入内蒙地区，蒙古人已债台高筑，无法清偿。
寺院接管了大量牧地，寺院、商人和扎萨克们将许多放牧地区出租给汉人作
为耕地。人民对于沉重的租税、汉族移民、牧场的缩减、债务和王公们的滥
用权力等等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高。也许是由于太平军起义的刺激，鄂尔多斯
乌审旗持不同政见的蒙古人组成了一种叫做多归轮（圈子）的新型蒙古秘密
团体，来表示他们反对不幸的处境。圈的思想作为一种基层反对运动立刻扩
展到其他旗中。如同上述札鲁忽文书一样，圈子的成员也起草了一份申述书，
他们按圆圈形状签名，使之好象没有人是出头人物。这一次的领导似乎主要
又是来自贫困的小贵族和下层喇嘛。在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目标只针
对汉商和汉族移民以及剥削臣民的各旗王公。在蒙古地区针对王朝的反清情
① 《满洲统治时期喀尔喀简史》，第223—236 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 第26
1—270 页；鲍登：
《蒙古近代史》，第179—183 页。
绪直到 十九世纪末才出现。
在事实的压力下，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事业逐渐采取更为赞同的
态度。1860 年正当王朝将它在北满的无移民的领土抛弃给俄国时，它正式把
蒙古最东部的位于哈尔滨附近的边境开放给汉族移民。
牧场转变为耕地的经济后果仍难确定，但是，特别是在内蒙，牧地缩减
得如此之多，致使蒙古传统的游牧生活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在从前，没有足
够牧场的蒙古人暗地里前往邻近各旗的牧场；没有足够牲畜的蒙古人依靠一
种游牧放债制度生活，即让贫民为富人放牧牲畜。①但是现在当蒙古游牧经济
衰落的时候，不但汉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来的贫困蒙
古人，都开始在草原上从事耕作，从他们所在旗的王公那里或从汉商地主那
里租种耕地；汉商地主是以抵债方式获得农业用的土地的。事实上当十九世
纪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农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误解相反，农业在
蒙古地区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而在十九世纪它的重要性已显著增加，特别
在内蒙更是如此。关于蒙古的农业所知不多，但有些蒙古人在这方面显然取
得了良好的成绩，看起来至少在外蒙，农民负担的赋税要比牧人少，因此农
业生产有时可以得到相当的利润。②但并非普遍如此，因为在1861 年，内蒙
东南的土默特西旗有数千名贫困的蒙、汉农民联合起义，反对蒙古扎萨克和
汉族地主凭借出租土地而强加于他们的沉重的租税和苛刻的条件。起义是夭
折了，但它说明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时内蒙农业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
民对拚命增税的扎萨克们和贪婪的耕地出租者的不满程度。
尽管有这一切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地也正是由于这些苦难，十九世
纪的蒙古人创作了若干优美的文学作品。当然，由于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
因而最流行的艺术形式是由行吟诗人和说书艺人所作的说唱。特别受到赏识
的是所谓“云游僧”故事（badarchin-u-üliger），它是清代由云游僧人讲
述而在蒙古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从中能够看出蒙古人对草原生活
衰落状况的不满。在性质上相类似的是脍炙人口的、多少有点侠义小说味道
的关于传奇式蒙古民间英雄巴兰先格额的故事，他愚弄僧侣、扎萨克和汉商
们。最有趣的是关于生活的“训诫”诗，近似蒙古传统的格言诗，起自十九
世纪；在这同一时期，追求幸运的“祈祷文”、赞词和挽歌（直译为“词”）
仍然都在流行。这些形式和蒙古的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格萨尔汗
传”），是常被背诵或大声朗读的，它们也仍然是蒙古口头文学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为识字的蒙古人创造了许多用蒙文和藏文写的历史作品，以及
相当多的语言学著作，这是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将佛教经典译成蒙文的巨
大努力的结果。至于纯文艺，蒙古读者欣赏僧侣阿格旺·哈依杜白（1779—
1838 年）的小说，其中有些故事公开嘲弄和抨击那些滥用特权和不守清规的
寺院成员。胡力沁·山达哈（1825—1860 年）写诗，特别是挽歌，他不是简
单地从蒙古过去的英雄传说或从丰富的佛教传统文学中，而是从牧民的日常
生活中汲取题材。
还有许多其他作家，但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最不寻常的作家也许是丹津饶
结（1803—1856 年），他出生在内蒙，但却成为外蒙红教的诺颜呼图克图五
世。丹津饶结用蒙、藏两种文字写作，赢得了诗人的声誉，他的若干诗歌一
① 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第272—276 页。
②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6—157 页。
直流传到二十世纪而不衰。他的作品主题经常反映对蒙古社会和经济衰落的
不满，在暴露蒙古僧、俗领袖之间的对立方面是引人入胜的。最值得注意的
是他的音乐剧《月亮杜鹃》，开始作于1831 年。至少早在十八世纪，基 于
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歌剧”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 西藏的佛
教文学，但是《月亮杜鹃》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
古世俗戏剧。戏剧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员反复为世俗观众演出戏剧，为蒙古
地区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剧院打下了基础。①
十九世纪蒙古的小说又因为广泛流传着许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译文而受人
注意，如“潘查丹特尔”故事，但是蒙文译文常常有很大的变化。然而，这
时期蒙古文学中更为重要的外来成份是中国的小说，包括故事和所谓“章回
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译成了蒙文；似乎早在十九世纪初蒙古人就
已读到了几乎所有重要中国小说的蒙文译本。《红楼梦》、《金瓶梅》、《西
游记》和《三国志演义》特别流行。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例如，
在前面已提到的旺钦巴拉之子尹湛纳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在为捍卫清朝
而参加鸦片战争之前，旺钦巴拉已经开始写作一部蒙古全盛时代的历史，他
选择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作为写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 年死去，这部著作
未能完成。尹湛纳希写作了两部蒙古章回小说，他的人物和背景都来自《红
楼梦》，随后续写他父亲的历史章回小说，他象一个汉族学者那样隐居在自
己的领地里完成了它，忠实地保持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叙事形式。这部著作名
为《青史演义》，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版。②
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在蒙古，俗人与喇嘛教会之间的对抗增加了。这
种在内蒙特别强烈的情绪，可以在尹湛纳希的兄弟古拉兰萨的作品中看到：
后者是一个扎萨克，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他挖苦喇嘛以引起世俗读者的反
宗教兴趣。在十九世纪的更 晚时期，一种更深刻地不满蒙古社会秩序的情绪
在鄂尔多斯诗人贺什格巴图（1849—1916 年，此人最初在旗里当法官，但曾
一度与多归轮运动有关系）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
建筑学虽然在本质上和古老的游牧环境不相干，它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却
因普遍建造寺庙而得到推动。蒙古人最初从他们日益相适应的定居社会学习
样式，所以他们建造的寺院不是西藏式的，就是中国式的。在十八世纪，混
合类型的寺庙开始出现，它们是将西藏的和中国的样式或多或少地结合起
来，再依据本地圆形蒙古毡帐的样子建造起来的。在这些合璧式的建筑实例
中间，最杰出的是耸立有弥勒佛巨大雕像的西藏—蒙古型寺院。第一个这种
寺院是十九世纪初在库伦建造的。有一种用藏文和蒙文写成的著作（有印刷
的书籍和手稿两类）流传下来，它们描述了蒙古寺庙的简史并概括了蒙古建
筑工程学的原理。①装饰艺术在十九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绝大部分宗
教绘画和雕刻等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质的。
十九世纪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是处于外来影响的支
配之下，只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学著作是例外。
① 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学遗产》，第74 页。海希格：《蒙古人及其伟大时代的佚文》
，第247 页；海希
格：《蒙古文学史》，卷1 第63、215—217 页。
② 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278—290、307—323 页。
① 谢别迪尔尼科夫：《蒙古建筑学》，第86 页；马伊达尔：《蒙古的建筑学与城市建筑
》，第8 页。
新疆：玛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在1820 年，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龚自珍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主张将新
疆改设行省，另一篇则要求结束广州的贸易。②新疆和广东是清朝臣民经常和
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地方，这两个地区的相似之处在二十年后变得更显而易见
了，因为那时政府把六城 地区的教训应用到了它与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争端
上。
张格尔的圣战（1820—1828 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 年）
1817 年，浩罕汗反复提出在喀什噶尔享受贸易特权的要求，并以要放出
和卓们相威胁。清朝的答复是停止对他的茶、钱赏赐，并撤销他派遣使节到
北京的有利可图的特权。浩罕于是派遣两名使节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浩罕派
遣两名没有司法权限的代表驻在喀什噶尔，简称为“阿克沙哈勒”（直译为
“灰白胡子”，即长者）。清朝再次拒绝，打发使节们回去，并对他们的货
物足额征税；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和巴布顶，
放出了宣称要发起一场圣战的张格尔。张格尔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
组成的数百人的军队，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区。
清朝的军队很快击溃了入侵者，张格尔逃回浩罕时只剩下二、三十人，
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玛赫杜姆的事业仍然活在人们心里。当浩罕在
1821 年再次和喀什噶尔交涉，试图再次取得1809 年的免税常规时，清政府
恢复了汗国的贸易和进贡权利，但不许免税，并且仍然拒绝一名浩罕使节留
驻在清领土内的要求。然而，就在这一年，浩罕的统治者死了，张格尔逃进
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领土上。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达成互利协
定的机会。1824 年，和卓开始以一支有数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队伍骚扰清朝边
境。这时否认了对张格尔的一切责任的浩罕，在1825 年又一次试图为他的商
人取得免交关税的特权，但没有成功。但收获是可观的，因为根据一份俄国
的报道，每天有一百到三百头骆驼从中国本部驮来货物。①
如果不是一个清朝官员的愚蠢，张格尔的圣战也许已成泡影：这官员带
着二百名骑兵在1825 年攻打这个和卓时，没有捉到他，反而屠杀了一处未设
防营地的柯勒克孜妇孺。当这位柯勒克孜首领发现这一暴行后，他召集了两
千名骑兵把清军围困在一处峪谷中，最后把他们全都杀死。张格尔的同盟者
已经击溃一支清军的消息迅速传遍塔里木盆地各城镇。和卓自己“看到中国
人已经多么不得人心”，就通知浩罕汗、乌腊提尤别的统治者、昆都士的首
领、各支哈萨克的头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领们说，这是夺取六城地区的机会。
张格尔逐渐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尔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组成
的超过五百人的军队；军队中还有哈尔查斯人（山区塔吉克人），他们的黑
色服装在西伯利亚引起了有欧洲人在和卓军队中战斗的流言。①
② 《西域置行省议》，见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卷1 第105—111 页；以及《罢东
南蕃舶议》（原文
已佚，见王佩诤上引书，卷2 第643 页）。
① 《喀什噶尔状况》，苏辛编（1827 年），引自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 第426 页
。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4·48（1835 年1
2 月），第660 页；
1826 年张格尔入侵，在进攻喀什噶尔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
扫，并在交战中损失了四百名士兵。当退入牙忽都时，侵略者被清帝国军队
所包围，但是用火绳枪武装起来的张格尔军队突破了包围，人民随着这一胜
利而纷纷起义，使和卓的队伍扩大到大约一万人。②参赞大臣庆祥在此期间组
织了相应的抗御，但是圣战的力量太强大了，清军不得不在喀什噶尔城堡中
设置防御，在那里庆祥处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许多被认为同情侵略者
的城市居民。③市场位于满城外边，这使张格尔能够抢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
贵重货物，同时起事者发泄了他们对汉族商人的愤恨。
在此以前张格尔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将来以分享掳掠物为
酬报（当时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语）；①但把张格尔的军队看作“兵
痞”的浩罕政府，宁愿自己主动参加这场冲突。总之，浩罕汗穆罕默德（旧
译“马哈木”）阿里亲自带领一支八千至一万人的骑兵到来，张格尔骑在马
上和他相会，以表示和卓拒绝承认浩罕统治者是他的汗。根据一个史料记载，
汗的军队“对在据点中的中国将军发动突然袭击”，并“歼灭了中国军队”。
其他史料记载却指出，当汗到达时张格尔自己已经控制了局势；或者说，汗
被告知，张格尔已安排了一个在宴会上杀死他的阴谋计划。汗无法使张格尔
“信赖”；而和卓又妒忌阿里并且“怀疑他不可靠”，就撤军北去。汗对喀
什噶尔城堡进行了几次不成功的攻击，试图用火药炸开城墙。但是守卫者用
箭、滑镗枪、掷石器、大炮（？）和火油来回击。这场屠杀的规模是如此之
大，以致“地脉中沸腾着一条血的河流”。②经过十二天的战斗并失去他的一
千士兵之后，阿里汗灰心丧气地撤走了。张格尔说服了一部分浩罕骑兵留下
来参加他的队伍。
十个星期以后，清朝驻军耗尽了水和粮食；它的指挥者自杀，士兵们乘
着夜色逃走，③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杀，只有四百名东干人或信伊斯兰教的清兵
除外。张格尔进入了喀什噶尔城。英 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的居民也叛乱了。
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夷平了这些城市中的满城，并且派遣使节将俘虏送到布
哈拉、昆都士、巴尔赫、基发等地，在哈萨克人中间示众，以炫耀胜利。
张格尔没有再从浩罕那里取得援助，而东突厥斯坦人却因和卓的事业而
仍然深深地陷于分裂。黑山派出于反对他们的白山派敌手的目的依旧依附清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319、647 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 页。叶尔羌人玛哈本·阿明说有一万二千人，见
戴维斯编：《英
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63 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 页。但需参照玛哈本·阿明的“口头消息
”，见戴维斯编：
《印度报告》，第334 和342 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 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 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
60 页（说汗有“大
约八千匹马”）。沃森：《中亚浩罕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
3.32（1834 年8
月），第375 页；沃森：《浩罕的乌兹别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麦加朝圣记》，《孟加拉亚洲
学会杂志》，3.32
（1834 年8 月），第381 页。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班图索夫编，第115 页。作者将
张格尔和他的儿
子布素鲁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确，但是所述事实是可以清楚辨认的。参见穆罕默德·阿
明所述，见戴维
斯：《印度报告》，第343 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 页说张格尔强行攻取了该城寨。
朝。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试图促使黑山派转变，①但是在别处，特别是在和阗，
他们用他们的转为优越的地位来算老帐。因而，亲清的阿克苏的阿奇木伯克
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亦即在十八世纪曾帮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区的库车鄂对
的玄孙），就派遣密使到和阗去散播不和。伊萨克本人是哈迪里亚派的信徒，
没有发现他与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黑山派有什么联系，②但黑山派的伯克们响应
伊萨克煽动，夺取了和阗的控制权并宣称他们效忠于清帝国。由于大雪阻碍
了满洲人派兵来援，白山派的军队重新恢复了张格尔的权威，只有黑山派的
和阗伯克中一个名叫阿明的人带着两千名属民逃到阿克苏。张格尔在此期间
编造了喀什噶尔的财产清册，把没收来的巨额公私财产的大部分当薪饷付给
了他军队中的浩罕人。他抢掠了伯克们的家，“向富商大量敲榨勒索”，并
“对人民实行暴虐统治”。他纵人大肆屠杀，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
到了失望。
1827 年初，总数为二万二千人的卷土重来的清军，从阿克苏出发攻打张
格尔。荒凉的土地迫使他们差不多要携带人和牲畜 所需的全部粮秣，才能勉
强满足军队的巨大的给养需要。张格尔逃往山区，他的士兵带走了“巨大价
值的资产”，这些都是清军快到来时他们从六城地区居民那里抢来的东西。①
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们一起迁居到浩罕领土内。当清军八千
人在帕米尔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后，政府转而对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进行
报复，并在喀什噶尔安排了一支八千人的驻军，而把九千名军队撤回中国本
土。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编成了。
清朝接着向所有邻近的统治者发出牒文，要求引渡张格尔。穆罕默德阿
里厚着脸皮接连派了两个使者到喀什噶尔去，否认他曾援助过张格尔，并提
出愿意派遣一支万人的军队去捕捉他，假如北京愿意付出费用的话。清政府
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断六城地区的全部对外贸易。
当帝国军队前进时，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级官员考虑在西部六城地区废除
伯克官制，用一种象青海和东部康区那样的土司制度来取代。伊犁将军长龄
提出这样的建议：任命一个羁养在北京的玛赫杜姆家族成员做喀什噶尔统治
者，用以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保护六城地区不受张格尔和浩罕的侵犯。武隆
阿则主张一并放弃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而在它们的东面设
置一道坚固的防线。由于这些建议被认为是失败主义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
委派直隶总督那彦成去管理六城地区，并颁布赏格，对凡能俘获张格尔的人
给予官爵和酬金。控制六城地区是很重要的。在发生麻烦的那一年，清当局
曾发现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加德纳的英国人，他乔装打扮，穿着土著服装，
从巴达赫尚通过叶尔羌进入拉达克。②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363—365 页。
②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 页）说，他称之为库拉塔克“部”的黑
山派是卡达里斯
人，伊萨克和卓（他准确无误地以此名称呼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是他们的首领。这是不
可能的，因为伊
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不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双重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但沃
森似乎可能将伊
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哈迪里亚派两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这是他的名字伊萨克（Ishāq）
一字造成的。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 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载维斯：《印
度报告》，第342
页。
② 阿尔德：《1865—1895 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31 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
和阗纪要》，第
663 页。
1828 年，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派了一名间谍到山中散布清军撤退的假消
息，并收买了张格尔的柯勒克孜族岳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带着五百人回到了
新疆。当和卓发觉到自己是受骗上当时他逃跑了，但这时害怕清朝报复的柯
勒克孜人出卖了他，一个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官员杨芳将
他捕获。张格尔的一部分追随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卓的家
奴——译者）逃到了浩罕。另一些人逃到了拉达克，拉萨的驻藏大臣派遣特
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们，拉达克王即予照办。①白山派认为伊萨克穆罕默德
鄂对应对张格尔的被俘直接负责。作为奖赏，清朝指定他当喀什噶尔的阿奇
木伯克。民间将他依拉克出卖张格尔的故事编成了一首流行的突厥语歌谣。
北京极力把捕获和卓看作一项光辉成就，同时却掩饰只有少数兵力的张
格尔却能困扰帝国的军队逾七年之久的事实。讨伐张格尔之役曾经需要调动
三万六千人的军队，花费了政府一千多万两银子。②事实上许多人相信，张格
尔“失败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清朝的军事力量，而是在于东突厥斯坦白山
派和黑山派的分裂。③清朝的将军们向北京的清帝献俘，政府将张格尔寸磔处
死。长龄传檄谕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张格尔家族的全部成员。但
是勒柯克孜人没有照办，浩罕则以伊斯兰法律为由公开拒绝引渡（张格尔家
族是伊斯兰教祖的后裔）。
那彦成到达喀什噶尔以后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议将犯叛乱罪的人
（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财物加以没收。这些土地每年可收粮五
万六千担，他主张以三万八千担作驻军饷项，其余一万八千担用来提高官员
们的俸禄。
从国内观点看，这些主张不管有多大价值，却从未付诸实施，因为那彦
成的对外事务的建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简言之，那彦成的建议是要完全
停止对浩罕的贸易，直到汗国交出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为止。所有在六城
地区居住不满十年的浩罕人应予放逐，他们贮藏的大黄、茶叶和其他财物应
予没收。在六城地区居住十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应使之归化；应与柯勒克孜
人和解，以便使他们与玛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远。“叛民”的妻子儿女应
发配为奴和流放到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这些措施平息山区来的骚乱，还想使浩罕统治者安分守
己。北京已经注意到，浩罕君主在十八世纪之采用汗的称号是一种僭越，特
别因为在突厥语和满洲语中，“汗”是清帝本人的称号。因此，北京拒绝承
认浩罕统治者为“汗”，继续用早些时候的头衔“伯克”来称呼他。然而，
浩罕的战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国谒见时称呼浩罕统治者为“吾儿”（在亚洲
腹地的词语中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吾臣”，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统治
者继续称自己为汗。此外，在喀什噶尔的每次朝见中，穆罕默德阿里的使节
并未能履行规定的礼仪，也许更为过分的是，在正式文书中他的名字是有泥
金书写的。①
清朝政府立即赞同实施那彦成的建议。那彦成回到了北京。他的继任人
① 彼得奇：《1728—1959 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45、162—163 页。
② 魏源：《圣武记》，卷4 第57 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7 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 页。
①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26—127 页；弗莱彻
：《1368—1884
年的中国和中亚》，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1—222、第366 页注11
1 及112。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和叶尔羌办事大臣壁昌在1828 年着手行动：没收安
集延商人的大黄和茶叶，把他们从六城地区赶走。在准噶尔地区，官府也驱
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满城，与回城离得较
远，但在英吉沙尔、叶尔羌及和阗，商业区仍旧留在城外。只有在喀什噶尔，
清政府方将商业区安置在满城之中。
非浩罕人为了商业事务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许布哈拉人经由巴达赫尚
和喀尔提锦来喀什噶尔，但是，当局对外国人课以重税，以维护一种新的官
铺制度的利益。旨在开辟财源以供养新疆驻军的官铺是仿效政府垄断对准噶
尔地区的哈萨克人贸易的办法建立起来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国人——包括柯
勒克孜人在内——优先进行贸易的权利。但是，清朝给予柯勒克孜人一份从
安集延人那里没收的大黄和茶叶，用以保持他们的好感。一所官办茶局（创
始于1826 年）于1828 年在古城开始顺利地向陕西私商运入准噶尔地区的各
类茶叶征税。然而到1829 年末，官铺在六城地区引起的不满和困难多于收
入，因此当局废除了这些官铺。
其他为驻军而开辟财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了扩大和改良六城地区耕地的
方式。张格尔的圣战中断了前此为东突厥斯坦日益增长的人口而开垦未经灌
溉的土地（“死地”）的努力，1828 年六城地区的严重粮荒使得大量建议涌
向清帝面前。松筠主张在东突厥斯坦开展军屯。长龄建议把所有从叛逆者那
里没收来的土地上的佃户转为国家农户，使之为驻军生产粮食。武隆阿和署
理陕甘总督鄂山极力主张从中国内地招徕移民。虽则这一意见预示着将来的
趋势，但却是同清朝将汉人和亚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长期实行的政策背道
而驰的；因此，新疆当局不得不满足于灌溉计划、已增加的户口登记数和税
收。但是，六城地区的人口因圣战而减少了，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那彦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贸易的措施，从根本上打击了汗国的财富和力
量。浩罕已经获得了对喀什噶尔的东西方商队贸易的控制权，并以损害塔什
干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扩大了这种控制，它又一直在寻求柯勒克孜和哈萨克
同准噶尔地区的商业贸易，还想控制印-俄贸易的东方路线。
“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狐皮和羊羔皮有东、西两种商路： 一是经由
西边的一条迂回路线，通过喀布尔和巴尔赫到布哈拉，然后运到浩罕；①一是
由夏季线和冬季线这两条东边路线通过拉达克到叶尔羌的市场，浩罕商人就
在叶尔羌购买这些货物。清政府是否曾经允许商队享有通过帝国领土的特
权，这还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国力图垄断新疆的对外贸易，所以为
了防范这种企图，它正式拒绝批准浩罕商队经拉达克去印度。因此，浩罕商
人只好在色勒库尔和叶尔羌购买印度货物，把它们经过浩罕运到俄国市场去
出售。叶尔羌于是成了印俄贸易的一个中心。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够将他们购
买的货物经由自己的国土运到俄国的好处，但是汗国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叶
尔羌或色勒库尔购买印度货物，也不能阻拦这些货物运往伊犁或塔尔巴哈台
再往前运到俄国领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许浩罕商品通过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因而在浩罕
引起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是两年经济困难。清政府对于浩罕高级官员的恳
求书信无动于衷。但在此期间，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区和汗国加紧
控制新疆贸易的一个机会。白山派在喀什噶尔的势力仍是如此强大，浩罕的
① 沃森：《乌孜别克地区纪要》，第376 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 第426 页。

贸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实际上在六城地区处于支配的地位。只要有玛
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会闹事。“浩罕如狼，东突厥斯
坦人如羊”。况且，在被驱逐和没收财产的浩罕商人中间情绪激昂，特别是
当柯勒克孜人带着他们被没收的大黄和茶叶出现在浩罕市场上时更是如此，
而柯勒克孜人却夸耀说，这些东西是“大清皇帝”送给他们的礼物。②
1830 年秋天，浩罕汗带着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 些安集延人、
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尔亡命者组成的军队，侵入六城地区。然而，在
跨过清朝边境以前，在乌什地方，决定让汗留在浩罕，①张格尔的大哥穆罕默
德玉素普被指定为名义上的统帅。真正的指挥官是浩罕汗国的高级官员哈
克·库里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里夫阿塔利克。跨
过边境后侵略者分兵三支，几乎同时包围和攻打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
羌三地。清朝驻喀什噶尔的戍军本已缩减，现在又被攻其无备。玉素普进入
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长官（阿奇木）。喀什噶尔地区的
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苏（虽然他们中约一千人在喀什噶尔的满城中避
难），甚至白山派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响应侵略者要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但
是，这次侵略并非搞复辟，其性质马上变得很明显，因为玉素普本人没有行
使什么领导权，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满城外面向清当局申述说：侵略
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处理无罪的商人引起的；他们要求恢复贸易和发还被没
收的财产。
在叶尔羌，壁昌在城内只带有清兵五、六百人，还有大约四千五百名本
地民军，但是他有较多的时间做防御准备。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贩都搬入满
城，把市场的摊子和建筑物烧个干净，什么也没有给侵略者留下。在和叶尔
羌地区伯克们慎重计议之后，壁昌派遣他的军队出外封锁通向叶尔羌的主要
战略据点。他配置一千名本地民军防守回城和满城；他从所辖地区各个据点
集结军队，同时又派出四百名清军在叶尔羌东门外把守。逼近叶尔羌的侵略
军大约有步、骑兵七千到一万人。②清守军用大炮轰击他们，杀死了三百多人，
侵略者终于撤走。在作第二次尝试时他们 再次被击退，这时他们已经听到清
援兵正从阿克苏开来的消息。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只留下刀朗
人，他们试图以玉素普的名义召集一支叶尔羌土著的军队。然而，叶尔羌主
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数居民宁可逃走也不愿参与白山派的事业。因此，
刀朗人抢掠城镇和乡村，在纠集起一支千人的队伍之后，对叶尔羌进行了第
三次和第四次攻击，但都被壁昌的军队击退。
与此同对，在喀什噶尔的札隆阿却无法迫使和卓停止围攻。在喀什噶尔
和英吉沙尔，如同在叶尔羌一样，侵略者从未能攻克满城，但是他们控制着
这个地区的全部乡村和城镇。
突然传来消息说浩罕和布哈拉之间出现了风波，还说浩罕国内需要军
队。安集延人因此抛弃了玉素普而转回浩罕，带走了许多俘虏和战利品。浩
罕人将他们俘虏的“中国人”勒逼为奴隶，浩罕汗还将其中一些人作为礼物
送给彼得堡的俄国沙皇。甚至在白山派势力最大的喀什噶尔地区，浩罕的柯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8 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3 第28 页（1831
 年，3 月2 日）。
① 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第117 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179 第17—19 页（1830 年12 月20 日）。佐口透：《十八至十
九世纪东突厥斯
坦社会史研究》，第477 页；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9 页。
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组成的军队贪婪成性，所以使得许多历来和白山派联
合的人感到恐惧和痛苦，转而和清朝当局合作。白山派的事业在六城地区已
经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随者除了跟着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岭逃回浩罕
之外是别无长策了。在清朝援兵从阿克苏到达以前，大约有二万名东突厥斯
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干。①玉素普继续住在浩罕，直到1835 年死去为止。②
浩罕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六城地区是偏僻的，难于保卫的，而且依赖
国外贸易。独立的、靠近高大绵亘的山脉而又以它 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
地区取得一种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让步，它要无休止地进行骚扰。在1830
年的侵略中清帝国失去了它讨价还价的地位，同时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失
去了六城地区人民的忠诚。只有浩罕得到了好处。
1831 年，满洲人扬言要组织一次惩罚性的远征。据说这消息吓得浩罕沿
着边境建造堡垒，还派使节去俄国请求军事援助，俄国人闻讯甚至拒绝浩罕
使节入境。①事实上，浩罕人建立了一些据点，但它这样做的目的是扩张主义
的，是为了控制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并向他们征税。浩罕和俄罗斯帝国之
间可能进行的任何商讨看来不会是由于害怕中国而激起的。浩罕已在六城地
区暴露了清朝的虚弱，因此，熟悉新疆情况的兵部尚书松筠建议，取消对浩
罕停止贸易的禁令，允许东突厥斯坦当地人象以前那样和安集延人通婚。他
认为，只有当地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足，六城地区才能够安宁。
当被任命为六城地区钦差大臣的长龄在1831 年到达喀什噶尔时，署理阿
奇木伯克作霍尔敦台吉②领着“二万大小不等的”喀什噶尔人对他郊迎十里，
感谢皇恩浩荡，誓不追随叛乱者。长龄然后从清朝驻军那里获悉，浩罕接连
派来三名使者说，“五年”的中断贸易引起了困难，他们抱怨清政府的没收
和驱逐出境政策，并要求恢复贸易。长龄将此事向清帝报告，也许北京这才
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彦成的政策惹起了战争。
长龄留下浩罕使节一人，派遣作霍尔敦台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作霍尔
敦原是喀什噶尔征税人，土鲁番首任扎萨克额敏和卓的后裔。当张格尔发动
圣战时他离开六城地区曾前往浩罕、彼得 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经由
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在固勒扎他曾晋见伊犁将军，声称曾被拐骗为俘
虏，清朝于是指定他为喀什噶尔的土著帮办大臣，然后任命他为阿奇木伯克。
作霍尔敦的旅行使他通晓中亚的贸易活动。在和浩罕的谈判上，长龄不可能
派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①
长龄在开始时曾直接坚持要浩罕交出1830 年侵略的魁首，将全部战俘放
①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4、376 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4 第38 页（
1831 年4 月5 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83 第2 页（1836 年6 月14 日）。他死的时间被记为阴历六月
。由于《实录》
记叙条目的时间是阴历五月，胡他死的时间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 年）。参看佐口透
：《社会史研究》，
第408 页，这里也说是1836 年。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0 页。
② 关于这个名字，见西蒙诺夫等编：《苏联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文献抄本汇编》，7.25，
第5014 号。佐口
透把Zuhur ad-DīnTājī写作Zohr al-Dīn（《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86—492 
页），这是不可能的。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325—326 页）声称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乌兹
别克地区纪要》中
说，作霍尔敦是作为“从北京派去的使节??谈判和平”的，见第375 页。1835 年的中国-
浩罕协定的轮廓
可能是在这一次拟定的。也见《大清宣宗实录》，卷195 第12、15—16 页（1831 年9 月
28 日）；卷197
第19 页（1831 年11 月3 日）。
回本国，但是北京对于艰苦的谈判没有思想准备。甚至不等到汗国回答，皇
帝已允许重开新疆与浩罕的贸易，豁免关税，并且指示长龄放弃引渡要求和
不再强要二万东突厥斯坦流亡者回来，“以示大方”。②在1831 年底，两国
之间的贸易恢复了。
确切地说，作霍尔敦在浩罕的谈判看来未曾公开发表过。浩罕和六城地
区当局交换了几次书信，在1832 年达成协议，清朝允许“旨在经商”的浩罕
臣民“自由来往”于六城地区，并且允许“托钵僧”入境，但是与以前一样，
没有北京明确的批准，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中国本部，甚至对使节也是如此。
政府用银子赔偿了浩罕商人被没收的财产，对浩罕商人豁免关税。作为报答，
浩罕愿意将清朝的战俘遣送回国，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时汗国将阻止玛赫杜
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领土。长龄报告说，浩罕的统治者自愿抱经盟誓，“永远
翊戴”。清朝当局作为戒备，还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尔“请求帮助”，
使之在浩罕汗国“侵犯时能帮忙维持中国西部边境的和平”。但是布哈拉艾
米尔“婉言谢绝了要进行 任何干预”。①
根据长龄的建议，清朝在1832 年对所有各国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贸易的
商人一律豁免关税，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②这是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
象：曾经威吓满洲人的浩罕商人，现在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也为了禁止浩罕
人利用一种关税特权去垄断贸易。
浩罕派来一名商人头目，他将八十余名喀什噶尔战俘释放回国，并带来
一百余名安集延商人。新疆当局不许地方官员干涉浩罕与喀什噶尔的商业事
务，并且命令喀什噶尔商人对“夷商头目”公平定价。1832 年末，清朝用银
两赔偿浩罕商人全部被没收的茶叶，并且叶尔羌的参赞大臣花了一万余两银
子解决了浩罕人的土地要求，尽管外国人购买土地始终是不合法的。清朝根
据那彦成的建议驱逐了居住在新疆不到十年的安集延人，付给赔偿的土地就
是属于他们的。③
六城地区的骚乱已表明，清朝在塔里木盆地西端的驻军远远不够用。因
此政府把参赞大臣衙门和塔里木盆地的统帅部从喀什噶尔迁到叶尔羌，这是
六城地区的主要城市：它很漂亮，多舞女和乐师，一个访问过叶尔羌和孟买
两处地方的浩罕人认为，叶尔羌可以和孟买媲美。它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在喀
什噶尔、英吉沙尔、巴尔楚克（即玛喇巴什，它的战略重要性终于得到了承
认）与和阗地区之间相互援助。在1830 年入侵期间壁昌将叶尔羌商民移入满
城，这一行动已被证明在阻遏侵略者方面是如此有效， 因此某些人关于在六
城地区商场周围建立城堡的建议就被认为没有必要了。
政府任命壁昌为叶尔羌的首任参赞大臣。在新疆南部防区的六千名士兵
之外，清朝增加了三千名从伊犁来的骑兵和四千名从陕甘绿营调来的士兵，
再把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每处一千士兵计算在内，南部防区总兵力达一万五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199 第18 页（1831 年11 月27 日）。
①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6 页；《大清宣宗实录》，卷207 第26 页（1832
 年4 月13 日）；
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 第378 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09 第18 页（1832 年5 月11 日）。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
亚与和阗纪要》，
第661 页。那里的“十二年”显然是“二年”之误。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14 第19 页（1832 年7 月18 日）；卷215 第2—3页（1832 年
7 月27 日）；卷
26O 第15 页（1834 年12 月15 日）。
千人。迟至1835 年这些军队中没有一个东干人，因为政府害怕一旦发生叛
乱，作为穆斯林的东干人可能参加。①后来政府改变了关于这一政策的想法。
为了应付增加军队后的费用和口粮，北京削减了各省绿营饷粮的百分之二，
以便每年能多筹银三十余万两。
然而，政府认为各省的分摊只是权宜之计，它继续努力从当地收入中寻
求维持六城地区驻军的办法。为此目的，按照长龄的建议，北京中止了满人
的隔离亚洲腹地的长期实行的政策，迟至1831 年已许可汉族平民由中国本部
迁到六城地区。允许移民接受抛荒地和被没收的土地，开垦死地，甚至也可
当东突厥斯坦人农庄的佃户。1832 年出现了第一次移民浪潮，在喀什噶尔地
区的喀拉科依和巴尔楚克附近建立了汉人居民点。北京一度仍为六城地区土
著居民的态度感到忧虑，在1834 年甚至撤销原议，命令汉人居民点解散。但
于明年在汉人移民尚未迁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决定，恢复移民。
从1834 年起，北京鼓励穷人从中国本部向新疆迁移，特别是移到六城地
区。汉族移民的核心开始形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仅叶尔羌就有二
百名定居的汉族商人，还有许多其他时来时去的人。那里有一个东干商人团
体和一些汉人工匠。汉语现 在和突厥语同样“通行无阻”。①
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 年）
浩罕努力要继续控制新疆的对外贸易，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汗国
已经基本控制了从塔什干和突厥斯坦城市进入新疆北部的草原商队的贸易，
以及所有通过它自己领土的商务活动。仍在浩罕控制之外的有准噶尔人同俄
罗斯帝国的交易，有从巴达赫尚到色勒库尔的商队贸易以及从拉达克到叶尔
羌的商队贸易。“由于中国政府的猜忌”，浩罕“不能”通过清朝领土与印
度“直接来往”。对于浩罕商人们来说，“通过西藏（拉达克）”去印度的
道路是“被禁止的。”②
1833 年，浩罕派了一名使节（额尔沁）“照料”贸易，并要求它有权在
叶尔羌和其他城市任命自己的政治和商务代办，授权他们向所有来到六城地
区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征收关税。这等于要求垄断贸易，所以北京不愿意答
应。清帝以只恢复成例这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同意在叶尔羌和其他地方设立浩
罕的商务代办（商头），但不准浩罕向其他国家的商人征税。
在清朝的记载中，甚至使节本人也承认这个要求是愚蠢的。③但是浩罕的
军事扩张立刻促使北京采取一种较为和缓的方针。一支五百余名柯勒克孜人
的浩罕军队侵入色勒库尔地区；一名浩罕使节谒见伊犁将军要求清朝把所有
哈萨克人赶出卡伦，以便浩罕能向他们征税；浩罕同时明确声明它正在向帕
米尔柯勒克 孜人征税。①这些柯勒克孜人的地位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过，但是
① 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377 页（据说总共有二万名步兵，其中一万名驻在
喀什噶尔）。沃森：
《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655 页。
① 《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 页；《乌兹别克纪要》，第376 页。
② 《乌兹别克纪要》，第376 页。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35 第22 页（1833 年6 月2 日）；卷238 第4 页（1833 年7 
月20 日）。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325 页。（此书将清朝政策的改变归因于浩罕对哈萨克
人和柯勒克孜人
控制的扩大）；《大清宣宗实录》，卷261 第11 页（1835 年1 月1 日）。
他们和哈萨克人——其中某些人同时承认浩罕、俄国和清朝的权威——一起
至少是被当作藩属的。
浩罕要求驱逐哈萨克人一事，是对王朝在新疆统治他们的权力的公开挑
战。伊犁将军拒绝将他们赶出卡伦之外以免使之落入浩罕税收官之手。诚然，
在清朝看来卡伦全然不是国境线，只不过是一条深入新疆边境之内一百余英
里的军事防线。由于浩罕未能就范，北京就援引它不干涉尼泊尔内政的先例
（1814—1816 年），完全否认它对卡伦之外浩罕-哈萨克关系负有责任，并
且警告说，它将不为那些逃避浩罕赋税而进入卡伦之内的哈萨克人提供保
护。对于那些在1832 年和外国商人同样得以豁免进口税的柯勒克孜人，清政
府也同样对待。政府不打算保护柯勒克孜人使之不被帕米尔的浩罕所吞并，
而1835 年的中国-浩罕协定将立即给予浩罕向清朝国土上的柯勒克孜商人征
税的权力，从而使浩罕汗处于“对柯勒克孜人负责”的地位，还使他必然“将
柯勒克孜人置于隶属的地位”。②
色勒库尔虽在卡伦之外，却是叶尔羌地区的一部分，而且是和印度、阿
富汗斯坦进行贸易的主要中心，浩罕通过占领色勒库尔用军事压力来支持它
提出的向六城地区外国商业征税的要求。当浩罕军队进入色勒库尔时，浩罕
的使节已经出现在叶尔羌；因此谈判立即重新开始了。几个月以后，在1834
年的夏天，浩罕从色勒库尔撒退了。然而，浩罕这时向北京派了一位名叫爱
连巴 依的使臣（他后来被称为爱连拍迪沙），重新提出汗国的要求，即在喀
什噶尔派驻享有领事权和向六城地区所有外商征税权力的代表。清朝的官方
报道没有提到任何要求，也没有提到政府的最后的妥协。所有清朝的资料都
说爱连巴依使团的前来是为了感谢清帝豁免浩罕贸易的关税的，又说它释放
了若干战俘回国，并在京师呈献贡物和上了奏折。北京命令色勒库尔的阿奇
木伯克加强防御工事，但是浩罕在帕米尔的力量不断增加。汗国的军队在同
一年占领了喀尔提锦。
按照清朝的记载，爱连巴依的第一个要求是浩罕应和那些有权每年入贡
的六城地区的伯克们一样，按照同样的条件，一年一贡。其他被提到的要求
是赔偿、释放战俘回国和某些优惠条件。浩罕还要求清政府对六城地区外国
商业豁免关税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商人在内。浩罕使节
主要和理藩院打交道，但是也到以前帝国在六城地区的钦差大臣长龄家中去
看望。长龄拒绝了爱连巴依的礼物，只接受了一些葡萄，皇帝提醒他：“人
臣义无外交。”①
在回答爱连巴依的请求时，清帝同意让浩罕每年派遣商队从喀什噶尔经
过两个月的旅程②来北京进贡。其他要求则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处理，但爱
连巴依被告知：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在叶尔羌的贸易不关浩罕的事情。③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44 第18—19 页（1833 年11 月30 日），第39—40 页（1833
 年12 月9 日）；
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 页；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 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2 第21 页（1835 年2 月15 日），第24 页（1835 年2 月16
 日）；也见第27
页（1835 年2 月19 日）。
② 《乌兹别克纪要》，第376 页。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他说在
叶尔羌和北京之
间正常的旅程是“六个月”。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54 第5—6页（1834 年8 月9 日）；卷257 第8—10 页（1834
 年10 月22 日）；
卷260 第15—16 页（1834 年12 月15 日）；卷261 第35—36 页（1835 年1 月21 日）；
卷262 第20—23
使节在1835 年回国。清朝的资料没有叙述爱连巴依在离开之前已将1832 年
的谅解变成 与清帝的直接协定，并加以扩大，迫使清帝承认浩罕派遣使节到
北京来的真正的目标，即：
（1）浩罕有权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政治代表（即阿克沙哈勒），并在乌
什土鲁番、阿克苏、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派驻商务代办（也称阿克沙哈
勒），他们受喀什噶尔代表的管辖。
（2）这些阿克沙哈勒应有领事权力，对来到六城地区的外国人有行使司
法和治安权限。
（3）阿克沙哈勒有权对外国人运入六城地区的全部货物征收关税。①一
份浩罕的资料甚至主张要求更大的特权：“隶属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
阿克苏和乌什土鲁番的商人们的扎卡特税（天课）、察台〔蒙兀儿草原〕的
赋税、伊犁地区的赋税、莫卧里亚〔准噶尔？〕一直远至希齐札尔地区的赋
税??都在穆罕默德阿里汗的权力控制之下”。②清当局在六城地区对浩罕的
这种让步不包括克什米尔人（这个概念包括巴尔提人）、巴达赫尚人和那些
在叶尔羌贸易的布哈拉人。这些人归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阿克沙哈勒管
辖，不属于浩罕阿克沙哈勒的权力范围。③
清《实录》没有提及这些情况。事实上，清朝记载中唯一提示爱连巴依
为之进行谈判的要点的史料是叶尔羌参赞大臣的一件复奏，其中说，从1832
年起，克什米尔人和巴达赫尚人一直与 浩罕人享有同样免税的权利，因此爱
连巴依的要求“实属贪诈”。除了把它归之于贪婪成性之外，关于浩罕不仅
在清朝领土上征收关税，而且要求把克什米尔和巴达赫尚的商人归入汗国的
阿克沙哈勒能向他们征税的外国人之中，这件事在《实录》中并没有线索可
寻。①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为以后西方与北京之间的不平等
条约铺平了道路。清帝此时已经给予了全部治外法权，就象他不久就要在沿
海给予贸易飞地以治外法权，和达赖喇嘛政府将在1856 年对待西藏的尼泊尔
那样。只有这样说才恰当：在中国穆斯林边境上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治外法权，
因为商人自治在穆斯林中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在宋代，福建刺桐（泉
州）的阿拉伯商人归他们的头人管辖。欧洲贸易列强之所以要在亚洲要求治
外法权，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到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治外法权条
款的鼓舞。在十六世纪的卡利卡特，土耳其商人便有自己的头人，甚至连当
地的商人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头人，如同从开罗和红海来的商人那样。在卡利
页（1835 年2 月15 日）。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325 页（将特许权的赢得特别归功于爱连拍迪沙），第
341、401 页；玛
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5 页（也提到爱连拍迪沙）；参看贝柳
：《喀什噶尔史》，
载福赛思：《1873 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185 页；还可参看和卓巴哈杜尔汗的报道，见
沃森：《乌兹别
克纪要》，第375 页，以及沃森的《朝圣记》，第381 页。
② 《Ta＇rīkh-i sihgārī》，无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馆东方8156 号（完成于1874 年
），错误地把权力归于阿
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 卷第9 张。
③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6、9、136—139、174
 页，注23，这里
对俄国过去作家的批评没有考虑到1834—1835 年事件。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5 第7 页（1835 年5 月5 日）。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
史研究》，第495—496
页。
卡特又有一名高居于全部外国商人之上的头人，他实际上管理和惩罚他们，
不受政府法律的干涉。远在十七、十八世纪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航运业统治
马六甲以及亚洲最南部和东南亚诸港口以前，这些地方也盛行同样的情况。②
即使在六城地区，清帝对爱连巴依的让步也许不过是对已成惯例的事态的一
种官方认可而已。这样做就简化了有关北京对外贸易的行政和政治问题。
从中华帝国的观点看来，天子对普天之下拥有最高权力，所以治外法权
丝毫没有损害清帝的主权。同样地，浩罕在清帝国境 内对其他外国人实行管
辖，或是汗国有权向非浩罕人征税，这也无损于清帝的主权，尽管这后两种
让与（它们是清朝体制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的有趣标志）在政治上是不可取
的。浩罕取得的让与权并不比俄国人已在恰克图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那些权
利更大一些，浩罕并不坚持要求民族平等的原则。
中国与浩罕的1835 年协定为六城地区的外国人贸易树立了新的样式。浩
罕的阿克沙哈勒们从浩罕统治者那里“承包”他们辖区的岁入，他们享有对
汗国臣民的完全管辖权，并用有利于穆斯林的新税率来取代旧关税，但进口
税已普遍降低。原来牲畜按价征税％，丝织品和毛皮征税％，其他货
物也征％，现在阿克沙哈勒们从穆斯林那里是按价征税％（这是伊
3
3
5
3
1
3
1
2
1
2
斯兰法典规定的税率），从非穆斯林（“基督教徒”）那里征收5％。从六
城地区向浩罕出口是免税的。①柯勒克孜人象外国人一样，
向六城地区输入的货物要给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付税％。2
1
2
在叶尔羌，清朝任命了其他两个阿克沙哈勒，一个代表巴达赫尚的统治
者，另一个代表克什米尔。巴达赫尚的阿克沙哈勒事实上按照承包赋税的条
件从巴达赫尚政府那里得到他的职位，就象他的同事从浩罕得到职位那样。
在扎巴德（巴达赫尚的首都）的商人们一年一度带商队来到叶尔羌，在那里
他们用奴隶、宝石换取银锭（元宝）以及茶叶。有些布哈拉人和其他民族也
在叶尔羌冒充巴达赫尚人，于是便受他管辖并向他纳税。
克什米尔的阿克沙哈勒对于经过拉达克而来的商人有审判权和征税权，
他完全是清朝当局加封的，只在名义上代表克什米尔 政府（臣属于旁遮普的
锡克王国）。实际上，他并不为克什米尔或拉达克政府征税。清当局选择了
一个叫喀西姆阿里和卓的人担任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他是一个在叶尔羌建
立了长期商务联系的阿姆利则商号的代理人。和克什米尔的贸易（首先去列
城，然后到印度、旁遮普、巴尔提斯坦或克什米尔）是由马帮运输的，主要
包括来自中国本部的银子、小量金子、上好茶叶、丝、钢铁和药材，以及从
新疆或是经由新疆从俄国或西部中亚来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毡、丝、驼绒羽
纱、羊皮、马匹、绿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锦缎、天鹅绒、细平布、大
麻汁和烟草。这些东西主要用来交换披巾、绣花制品、漂白布匹、鸦片和皮
革。除由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管辖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国商人都
归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员继续称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为“安集延商务监督（胡岱达）”，
② 皮尔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统治者：对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反应》，第17—18 页。

① 瓦列哈诺夫：《全集》，卷2 第401、680 页。
将所有在六城地区的外国商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除外——称为安
集延人，以此来贬低对浩罕所作的让与权，从而想给人们以没有任何变化的
印象。但是，侨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达到数千人，喀什噶尔于是便和浩罕之
间通过马匹、骡子和骆驼增加了贸易，输入布匹、鸦片和其他东西，输出纯
银、磁器、箱茶和砖茶。在对外贸易中，清朝的臣民（其中多数大概是东突
厥斯坦人）仍然遵从以前的进口税率，即牲畜纳5％，丝和毛皮纳10％，其
他货物纳5％。因此这个协定进一步不利于本地的进口商，六城地区的关税
衰落到实际上没有岁入的地步。①
由于清朝在1832 年已经停止了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政府 以为这就解
除了为在清朝境内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证的责任。叶尔羌当局将他们的管辖区
域收缩到以卡伦线为限（这远在帝国境界之内），而将商路的安全推给浩罕、
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统治者。“被错误地称为柯勒克孜人”的乾竺特、什
克南以及瓦罕的强盗们越入清境，开始出没于喀喇昆仑山脉和叶尔羌河之间
的地区，掠夺商队，“绑架并贩卖男人、妇女和儿童，用暴力劫取畜群”。
甚至商人也变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强盗们将他们带到巴达赫尚和西部中亚，
卖作奴隶。作为对清朝终止治安力量的反应，浩罕和巴达赫尚政府对沿路他
们自己的商队提供保护，但无论是锡克人或是拉达克人，都没有为列城-叶尔
羌路线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护措施。①
虽然喀喇昆仑以东的盗匪活动远在南边，对于浩罕-喀什噶尔贸易活动并
无多大影响，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汗仍乘机侵犯清朝在色勒库尔的领土，将浩
罕的势力扩展到帕米尔。在张格尔圣战失败后不久，色勒库尔的阿奇木伯克
已经请求新疆驻军前来帮助抵抗由巴达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屡
次发动的奴役和掠夺的远征。“突厥中国的中国政府”（英属印度对新疆当
局的一种称呼）没有采取行动，而且，在沿贸易路线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
后，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袭击使得色勒库尔帕米尔草原的柯勒克孜
人难以生活下去。色勒库尔要求浩罕保护，结果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色勒库尔，
劝诱塔哈尔满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数帕米尔草原的柯勒克
孜人迁移到浩罕境内去。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盆地。因
此，色勒库尔的大部分实际上变得渺无人烟了。
当1834 年浩罕人从色勒库尔撤走和中国-浩罕协定缔结之后，新疆当局
重申他们在那里的管辖权，但在1835 年和1836 年浩罕军队再次侵入色勒库
尔，带有大炮和两千名兵士。汗重新提出他有权向六城地区所有外国人征税
的要求，并试图在色勒库尔向来往于巴达赫尚和叶尔羌之间商路上的客商征
收关税。色勒库尔采取武装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区当局警告浩罕说：皇上
可能愤然再次断绝贸易。但是将它的霸权扩展到帕米尔的浩罕，占领了色勒
库尔地区的“回庄十四处”的一半以上，并派遣武装分队进入达尔瓦斯、什
克南、乾竺特和瓦罕。浩罕武装继续袭击各处，但终于遭到奕山（他是皇帝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341 页；也见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2 页
），他说商人是
从安集延城来的；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 页；瓦里哈诺夫：《全集
》，卷2 第357
页。但可参阅阿赫麦德·沙的另一种不同的说法，见《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
程》，第382 页。
① 戴维斯编：《印度报告》，附录100 第29 页；附录24 第193—196 页。穆罕默德·阿
明：《东突厥斯坦
史》，第346 页注。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1 页
。阿赫麦德·沙：
《旅行记》，第347 页。
的侄子，当时在六城地区协助政务）坚决领导下发起的反击。
此后，新疆当局试图把清朝对色勒库尔的义务降到最低限度。色勒库尔
的首领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但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军队，结果是
通过与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统治者联姻的办法来解除盗匪的袭击。由于巴达赫
尚对叶尔羌的贸易要经过色勒库尔，所以巴达赫尚的统治者也沿着色勒库尔
道路给予某些援助；他是完全能够这样做的，因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属地。
色勒库尔的首领“吞并了叶尔羌的皮尔河、良戛尔河、听杂阿布尔河和巴巴
扎河诸流域”。①
与此同时，浩罕允予防止将来对清朝边境的侵犯。很可能，内部问题或
布哈拉侵略的威胁迫使它搁置在色勒库尔向外国人征税的要求。但也可能是
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丧失了1831—1835 年得到的利益。确实，汗
国的恭顺立即受到考验， 因为鸦片输入新疆的数量激增，并且经过哈密及嘉
峪关进入了中国本部。1839 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扩展到新疆。在乌鲁
木齐，当局逮捕了有关的商人和消费者。在六城地区，清朝立即没收了克什
米尔、巴达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六万两鸦片。大多数鸦片是克什米尔
人输入到叶尔羌的。例如，1840 年，当局仅从一个叫卡里姆·阿里的克什米
尔人那里就没收了九万七千九百两。但是，鸦片也经过浩罕运至喀什噶尔，
大约也在此时，当局从喀什噶尔的外国商人手中没收了二千二百六十两，从
和阗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没收了五百四十两以上。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对于此事
是不会愉快的，但是汗国并未以中断和好相威胁。①
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万一将
来在中国鞑靼地区发生任何叛乱”，浩罕汗将有义务给清朝以援助。②在六城
地区签订的这一“不平等条约”制度看来终于产生了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长期
努力以求的安定局面。
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理解，清政府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处理渴望贸易的
浩罕人的成功的政策，为几年以后清朝处理渴望贸易的英国人的问题树立了
一个最近时期的榜样。与英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开始于1834 年的虎门交火，在
无结果地拖延了几年之后（这与前几年浩罕侵略六城地区和袭击色勒库尔的
事件在新疆一拖几年是极其相似的），北京撤换了海岸的军事长官，指派奕
山前去，使他能在多事的沿海运用他在新疆取得的经验。政府还派杨芳作为
奕山的助手：这个官员曾在1828 年俘获张格尔，并在1830 和1831 年打浩罕
的战役中效过力。1843 年署理两江总督时 受命开放上海的壁昌，就是1830
年叶尔羌的保卫者。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几起。
当实际的军事考虑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时（如同1831 年对付浩罕的战略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7 第19—20 页（1835 年7 月16 日）；卷283 第2 页（1836
 年6 月14 日），
卷291 第25—27 页（1836 年12 月23 日）；卷292 第3—5页（1837 年1 月9 日）。纳里
夫金：《浩罕王
国史》，第164 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12 页注，第32
6—334、345—
348 页。他的报道和清朝有关色勒库尔首领们的编年资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① 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22—223 页；《大清宣宗实录》，卷33O 
第29—30 页（1840
年3 月2 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93 第23—24 页（1837 年3 月2 日）；卷298 第31—32 页（
1837 年7 月30 日）；
卷301 第8—9页（1837 年8 月5 日）。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5 页。参看沃
森：《麦加朝
圣记》，第381 页。
形势那样），清朝在1842—1844 年对沿海贸易列强所给予的让与权是可以拿
来和1831—1835 年对浩罕的让与权相比的。它们有以下这些相似之处：
（1）治外法权，即外国有权指派领事管辖自己的公民。
（2）赔款，尽管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仍用银子偿付了被没收的鸦片。清
廷曾用银子付给浩罕人以补偿他们非法获得的土地。
（3）“公平正规”的关税以及和海关的直接关系。1843 年的税则所作
的让与比起清朝对浩罕的让与要适度得多，因为在六城地区清朝对所有外国
商人一概免税，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浩罕并不需要去要求和征税机关
直接发生关系，因为在六城地区的外国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税务机关打交
道。废除外国商人进口货物的关税甚至使这种要求成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国待遇。人们猜测，中国人过去的行为启发了义律船长想获得
任何别国可能获得的一切特权。①巴麦尊子爵已把这个想法作为璞鼎查在商谈
南京条约时的几个选择之一，后来最惠国条款即包含在1843 年的虎门条约
中。最惠国条款决非承担法律义务的一种让步，它纯粹是表示中国长期实行
的“一视同仁”的政策：中国利用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个外国强国取得
高居其他国家之上的领导地位。在清朝看来，和欧洲人订立的协定，至少就
最惠国条款而言，其与中国原则妥协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 年给予浩罕的特殊
地位与之妥协的妥协程度要小得多。
（5）废除公行垄断，以及允许中国臣民与外国商人之间有发生商业关系
的权利。在六城地区，外国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买卖，不受任何公行
之类垄断机构的牵制，他们也能雇用仆人、翻译、买办，租用房屋、营业处、
货栈等等。
在中国与西方协定中的其他条款还反映了沿岸贸易的特殊状况。“中英
两国及其君主的地位绝对平等”，这个原则事实上并未被浩罕所坚持，因为
在中亚主权国家之间，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种基本的条件；不过清朝也没有
强迫过浩罕使者履行藩属进贡的全部礼仪，而且清帝国早已承认了与俄国平
等的原则。
对照清朝在亚洲腹地的经验，它在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方海上列强达成的
协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那种意义。最重要的是，清朝认为这些协定不是
新的发明。英国的海军力量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旷世所无，但是缔结的条
约不足以证明清朝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常被征引的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
出：“直至1839 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
国；自从1860 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来往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
家；这当中的二十年是一个摩擦时期”。①考虑到清朝政府对小小的浩罕作出
了重要的让与，对马士的观察最可能的解释是，在这二十年中，中国仍未认
识到它已相对地衰落下来。正如阿瑟·韦利所恰当地叙述的那样：“满洲是
一个征服种族，所以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在二百年前用来征服中国的武
器，现在已经过时了。”②
① 在费正清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他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第260 页）
中也清楚地谈到：“最惠国条款发端于清帝国想对所有非中国人显示一种高于他们的一视
同仁的愿望。”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卷1 第337 页。
②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85 页。马木留克人有类似情况，参见戴
维·阿亚伦：《马
木留克王国的火药与火药武器：对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挑战》。
在北京看来，1842—1844 年条约的唯一真正新情况是把它们应用于中国
本部。在亚洲腹地有共同边境的两个伟大的非汉人 帝国的君主——满洲人和
莫斯科人——之间讲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治外法权在六城地区是完全
可以被接受的，臣属于清朝的说突厥语的穆斯林在那里是和来自中亚西部说
突厥语的教友同仁做买卖。但是，要在沿海一带允许施行象国家平等这样一
种非中国的原则，确实将会引进一项中华帝国迄今仅限于在亚洲腹地推行的
政策。在中国本部以内，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边疆政策作为整体来说并没有被系统地作过任何研究，但是很清
楚，在沿海政策与亚洲腹地政策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比历史学家
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杨芳、龚自珍、魏源等这
些十九世纪初的经世致用论学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问题的初步经
验。
圣战的继续
以七和卓闻名的七个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员住在浩罕领土上。
他们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希克汗、巴布顶之子倭里汗、张格尔
之子布素鲁汗、卡塔汗之子爱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鲁汗的一个堂兄
弟，人称铁完库里和卓。虽然卡塔汗和倭里汗是主要的领导者，但玛赫杜姆
家族的宗教继承权似乎已从张格尔传给他年青的儿子布素鲁汗。在十九世纪
三十年代初经过印度去麦加途中的东突厥斯坦人报告说，在新疆的清朝统治
日益丧失人心。这种情况显然继续存在，①但是只要浩罕为了享有它的贸易利
益而要保持和平，那么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许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扎，浩罕的阿克
沙哈勒开始被指派驻在伊犁。准噶尔当局不能获得足够的布来使官方的哈萨
克贸易垄断保持在一个满意的水平上，于 是便放宽限制，允许汉商参加更多
品种的货物的贸易，开始是在塔尔巴哈台实行，后来在1845 年时也在伊犁实
行。准噶尔居民一直在某种程度上负担着六城地区的军费，在十九世纪三十
年代又遭受严重的粮荒。因此，政府努力增加准噶尔的农田，并且着手实施
各种增加那里收入的计划。由于中国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缩减因驻军给
养而输到新疆的白银数量，从前的障碍开始崩溃了。北京以越来越大的决心
努力劝诱汉人移居新疆，耕种交纳租税的土地。1835 年，政府答应汉商的要
求，让他们带家属定居在喀喇沙尔。
最初并没有很多汉族移民被吸引到边远的六城地区来。他们就是到了那
里，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汉族移民和当局之间发生了几次事件。1837 年，
在喀什噶尔地区的清驻军派出士兵烧毁了汉族移民房屋和抢劫他们少量财
物。在巴尔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致在1838 年移居者竟不顾军
队的制止，弃地而逃。政府没有钱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
供种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区的伯克们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给予擢升
作为回报。在伊犁，布彦泰将军委托因积极反对鸦片而被黜的林则徐在1844
年整顿移民事宜。1845 年，清朝中止了对新到六城地区的汉族移民豁免地税
的规定，提高了准噶尔地区移民的赋税，而且传令嘉奖林则徐，允许对那些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 页。
为开垦新土地作出贡献的失宠官员缩短流放期限。在1845 到1848 年之间，
在六城地区（不包括喀喇沙尔地区）开垦了将近八万英亩（约五十二万五千
亩）农田。其中四分之一是汉人完成的，其余则由东突厥斯坦人完成。①
1839 年开始，政府还用汉族移民来补充六城地区的驻军，允许以移民志
愿者来补足缺员的部队。由于士兵得随时被征召作 战而使军垦趋于衰落，
1843 年军队开始放弃农地，让位给平民移民来耕种。在1845 年以后，六城
地区换防的士兵得到准许作为农民和他们的家属一起留在那里，政府又命令
所有获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应送往六城地区从事农业。这些措施使减轻中国
本部的人口压力有了一些希望。它们加强了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的存在；它们
使六城地区更充分地和清帝国的其余部分融为一体。
一方面北京因从中国本部流出白银支付驻军的饷项而发愁，一方面还要
为白银从新疆流出国外而感到困恼，这种情况更由于在沿海偿付鸦片的白银
损失而加重了。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流出白银的情况还不算严重，但是从六
城地区外流的情况却是严重的。张格尔的圣战和1830 年浩罕的入侵已经引起
了物价暴涨。铜钱不足和大量清军的来到（部分军饷是用从中国各省拨来的
白银付给的）降低了白银折换铜钱的比价。在1827 年兑换比例已跌到每两八
十蒲尔，①并且在准噶尔地区产生了影响。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外国人利用
这种低价买了大量白银运往国外。
当局试图铸造一种新的六城地区纯铜蒲尔来对付通货膨胀，它仅重一钱
五分，但有“当十”字样。他们把这种蒲尔的官价定为十个杂铜标准伊犁钱，
并且允许新蒲尔与旧的同时流通。当局擅自决定一个新蒲尔可换两个旧蒲
尔，虽然价值五个伊犁钱的旧蒲尔每个重一钱二分，这样折换是不成比例的。
这种新货币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铜币数额，使军队可以在军饷上增加铜钱对
银的比例。从1838 年起，阿克苏的造币厂甚至进一步降低了铜币的重量，把
铸造的新蒲尔从一钱二分降到一钱。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新增的铸币，再加上白银普遍流出清帝国境外的
情况，使下跌的银价恢复了元气。在1845 年，兑换 率提高到每两白银换四
百蒲尔。此后，新疆驻军的饷项主要似是“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货币”。
在叶尔羌市场上，白银从原来一锭（50 两）换三、四百腾格（一万五千至二
万蒲尔，约九百至一千二百印度安那）涨到换一千腾格（五万蒲尔，约三千
安那）。①
清朝对六城地区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强了，但是在中亚已开始感觉到英
俄之间的对抗；1841 年有谣言说，正在和中国以及阿富汗交战的英国将一个
玛赫杜姆家族成员召到了喀布尔。东突厥斯坦人的愤怒情绪和圣战精神在潜
滋暗长。1845 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袭击英吉沙尔的郊外，一个名叫阿瓦斯的
喀什噶尔铁匠率领一支五百人的造反队伍在索胡鲁克闹事。汉族移民帮助恢
复了秩序。布彦泰报告说，柯勒克孜人的袭击是在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和
喀什噶尔等地有影响的阿訇们的鼓动下进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动的后面有玛
①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79—80 页。
① 曹振镛编：《钦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 第22 页；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
上半叶清政府在
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49 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19 第19 页（1845 年8 月20 日）。戴维斯：《印度报告》，
附录24 第191 页；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 页。
赫杜姆家族，特别有布素鲁汗在活动。在次年（当时有喀什噶尔发生饥荒的
报告）所作的更为深入的调查断定，七和卓并没有和暴动发生关系。②
名义上由年青的胡达雅尔汗统治、但是事实上因领导分裂而受到损害的
浩罕，又故态复萌，在1846 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国的旧要求：向巴
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和所有拉达克商人（推依博特——“西藏”）征税，
另外还要求向一个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内的柯勒克孜部落征收地租。此后不
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袭击了六城地区的卡伦，然后越帕米尔逃向什克南。什
克南的统治者阿布都热依木送来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详的和
卓，大概是一些白山派。①北京还是不愿满足浩罕的要求。于是，第二年即
1847 年（在这一年，最后一部分哈萨克大帐正式并入俄国），浩罕发动了白
山派圣战，卡塔汗和倭里汗领导了对六城地区的侵犯，名为七和卓之战。一
支由喀什噶尔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组成的浩罕军队袭击在明约洛卡的清军，迫
使他们退回喀什噶尔。在那里，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动百姓向玛赫杜姆家族
的军队打开回城，当时三千名清军困守在满城之内。倭里汗前往攻打英吉沙
尔，但失败了。谣言说，七和卓已和英国人取得谅解，②但是喀什噶尔人对张
格尔的失败以及1830 年浩罕的抢掠记忆犹新。虽然有许多人参加了七和卓的
军队，玛赫杜姆家族的事业一般来说在人民中间的反应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陕甘总督布彦泰克复失地，并以奕山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
带领数千军队由阿克苏出发；一支三千人的援军由甘肃进入新疆，户部拨饷
银一百万两。当奕山于秋天到达叶尔羌前，和卓们曾进攻过这个城市，但已
被赶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尔。奕山的优势火力连战皆捷。围攻英吉沙尔的玛
赫杜姆家族的军队甚至未及交战就望风而逃，所有侵略者随即放弃喀什噶尔
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样跟着一起逃走的有他们招募的喀什噶尔新兵和成群
结队的同情者及其家属。
清帝国的军队再次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但是豁免了喀什噶尔地区的赋
税。一支来自伊犁和乌鲁木齐的2，360 人的军队加强了喀什噶尔的驻军。枢
纽之地巴尔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与和阗各条道路的总汇，
清朝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 Shahr），与老回城分开，屯驻一万五千
到二万名用步枪 武装起来的步兵。每当西部各地区需要军事力量时，首先就
从那里调派。由于入侵而加强了的东突厥斯坦人和汉族移民之间的敌意，暂
时终止了向喀什噶尔地区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实行它的移
民政策。1848 年初，惧怕失去贸易权利的浩罕，派来一名使者否认它对七和
卓的入侵负有任何责任，并表示继续对清朝皇帝“恭顺”。北京除了接受这
种辩解之外也别无良策，从而再次确认了浩罕的全部权利。①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415 页；卷3 第152 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17 第
2 页（1845 年6
月6 日）、12—13 页（1845 年6 月13 日）、21 页（1845 年6 月25 日）；卷432 第22
—23 页（1846 年9
月17 日）。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28 第19 页（1846 年5 月18 日）；卷432 第8—10 页（1846
 年9 月1 日）；卷
433 第17—18 页（1846 年10 月13 日）；卷434 第5 页（1846 年10 月26 日）；卷436
 第17—18 页（1847
年1 月9 日）。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 第152 页。
① 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348 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51 第20 页（1
848 年2 月29 日）；
卷453 第7 页（1848 年4 月9 日）。
清朝当局——特别是喀什噶尔和叶尔芜的阿奇木伯克们——与浩罕的阿
克沙哈勒之间仍“不相合”，后者将“他们所受虐待的怨言”传回浩罕。在
喀什噶尔东北约四十里的阿斯图（下）阿尔图什——也叫阿尔泰（金山）阿
尔图什——清朝的地位特别脆弱，因为存在着对官方的诛求的愤慨情绪。阿
斯图阿尔图什也被认为是十世纪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历来
传说把伊斯兰教传入东突厥斯坦的成就归功于他，玛赫杜姆家族则宣称是他
的后人。这个朝圣的重要地方的护陵人米尔·阿赫麦德·谢赫据说是六城地
区仅次于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
罕能够在他的帮助下搞一些活动。1852 年，倭里汗、卡塔汗、克希克汗和铁
完库里和卓带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军队，袭击阿斯图阿尔图什附近，
进而侵犯乌什土鲁番卡伦，一直到清军把他们打跑为止。有一个时期当局拒
绝恐吓，封闭了喀什噶尔-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尔外
国商人征税的权利。②
在叶尔羌则笼罩着全然不同的气氛，那里黑山派占上风，和讨厌的对外
关系没有联系的克什米尔和巴达赫尚商人支撑着该地 区的经济。印度北部的
古拉布·辛格1842 年对拉达克的统治建立以后，克什米尔的披巾商人告诉叶
尔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叶尔羌所产“土鲁番的”（乌什土鲁番的）和
“库车的”羊毛在质量方面与拉达克羊毛相等，或者超过了它。叶尔羌输出
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运往克什米尔。作为交换，鸦片输
入（清朝当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长，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成为贸易的主
要项目，总计每年至少一万六千磅，价值达一万二千英镑。因为叶尔羌每年
输出到列城的货物值一万八千英镑，并不足以抵补每年由列城输入的价值二
万一千英镑的货物，所以叶尔羌商人要用白银支付超过部分。和准噶尔地区
对俄国的贸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区对印度的贸易出现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战以后，收支差额开始改变了。白银和其他中国本土
出产的货物原来是叶尔羌-列城-印度贸易的主要商品（茶、丝、宝石、黄金、
基连和贵重药材），现在不再大量运来六城地区。因而，在五十年代叶尔羌
向列城出口的货物缩减了，输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区的本地产品，主要是披
巾羊毛和大麻汁。
叶尔羌的对外商业开始衰落了。沿着商路的盗匪增加了。强盗们出没于
叶尔羌-列城的诸商路上和通往巴达赫尚的道路上。商队开始武装来往，但不
时被一百到二百五十人组成的袭击队伍所击败。虽然贸易衰落，但据1853
年访问了叶尔羌三个月的英国代理人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赛义德和
卓说，“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是普遍满足和中意的。在乡下除了土地税之外
没有其他赋税，土地税约当生产物的十分之一”。在满城中大约有六、七千
清军，但是他们“和农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没有交往”。①
英国和古拉布·辛格（1846 年印度政府立他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王）
两者现在都在探索增加他们对叶尔羌贸易的方法。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软
弱而无效的”努力想劝说叶尔羌的官员们给他以在实际和名义上管理克什米
②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 页。瓦里哈诺夫
：《全集》，卷2
第345、670 页；阿赫麦姆·沙：《旅行记》，第349 页。
① 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6—67、69、190—192 页；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
史角度看拉达克》，
第245、253 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8—349 页。
尔阿克沙哈勒的权力，因为后者“不听来自查谟的命令”。但是大王在六城
地区的影响“不够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职而另委他人”。大约在1856
年，古拉布·辛格又转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去为他（大
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征税之事”，但是阿克沙哈勒却答复说，古拉布·辛格
必须首先为路途上商队的安全提供保证。1857 年古拉布·辛格死后，他的儿
子兰比尔·辛格派遣另一个代表前往叶尔羌继续提出他父亲的创议，但是清
朝当局将代表阻拦在城外的一个卡伦上“达六月之久，以后又将他不体面地
赶出叶尔羌”。①
英国人自己只限于收集情报，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然而在1856
年，两个欧洲探险家封·什拉琴威特两兄弟赫尔曼和罗伯特经过喀喇昆仑隘
口进入和阗河流域，并由七名叶尔羌人陪同。这两兄弟看到这些牧羊人是用
俄国枪武装起来的，就在到达距额里齐两、三天行程的地方后带三名和阗人
一起往回转，因为他们担心会与清朝边境官员发生纠纷。什拉琴威特家的第
三个兄弟阿道夫在次年进入六城地区，被当时暂时控制喀什噶尔的倭里汗下
令杀死。
和平静的叶尔羌相反，喀什噶尔和库车两地区的叛乱情绪在沸腾。1854
年，一个叫沙木蒙的人宣称他是张格尔之兄玉素普的后代，在喀什噶尔地区
罕爱里克庄领导一次叛乱。在库车，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居住在一个城子里，
穆斯林劳动者对于官员的暴 虐感到愤怒。①帝国的代表在1855 年未经任何审
问或经他上司的同意便处死了大约三十人。象阿斯图阿尔图什一样，库车也
是一个朝圣要地，是阿勒沙德·阿丁（兴旺时期约在1350 年）的陵墓所在，
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卧儿人改信伊斯兰教，又是库车和卓们的祖先，这是
与玛赫杜姆家族没有关系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一个单独的分支。地方上针对
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强了这些护守陵墓的库车和卓们的政治上的潜势力。
在同一年，一个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 KhwājaIshān，由此名字可
知他是个宗教领袖）的浩罕人，前来煽动阿斯图阿尔图什铜矿工人的不满情
绪。当阿斯图阿尔图什的穆斯林捕获十三名潜入者并将他们递交清朝驻军
时，他失败了。紧接着倭里汗和铁完库里和卓派遣数百军队进入六城地区，
但是清军的枪声迫使他们退了回去。②
1857 年，库车居民心中郁积的愤怒引发了一场人民暴动。清朝迅速恢复
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区当局不和）利用这种不安的
气氛派倭里汗和铁完库里进入清朝边境。入侵者和阿斯图阿尔图什的人民联
合在一起向喀什噶尔进军。铁完库里利用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
广泛散布说：“以前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其他人引诱铁完库里的叔父张格
尔，使之被捕并处死。现在伊萨克的儿于爱玛特和穆罕默德充当 喀什噶尔的
阿奇木伯克，倭里汗是前来报仇的。”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们和贸易团体以及
① 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9、88、193—196 页。
① 陈庆隆：《从1828 年暴动到阿古柏时期的新疆史》，第39—40 页。陈在这篇博士论文
中所写的日期（1854
年8 月30 日）系1854 年10 月21 日之误。奕��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
1896 年序，卷1
第11 页），以及《大清文宗实录》，卷228 第22 页（1857 年7 月16 日）。
② 佐口透在《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16 页）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 Huo-ch
o I-shan）转写成“Yusan？
Khwāja I-shan”。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n，显然是Husayn 的突厥化，这可以从基
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编
《维吾尔文-俄文字典》（第287 页）得到证实。《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 第
3 页。
察尔虎特人集合起来支持入侵者。阿奇木伯克爱玛特逃入满城。叶尔羌参赞
大臣庆英立即向伊犁、乌鲁木齐和喀喇沙尔求助，亲清朝的穆夫提们发出“法
帖万”（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说：可兰经的法典（沙里阿特）要求穆斯林
杀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们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丧失了信
仰（伊玛尼）。①
在此期间倭里汗攻下英吉沙尔的回城，周围地方的城镇和乡村就与入侵
者共命运了。当倭里汗派遣大约七千人分两路攻打叶尔羌时，庆英的士兵迫
使和卓的西路纵队撤退，但是东路纵队却对回城发起了突袭。在这时黑山派
的徒众远多过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另一支穆扎德派的地方
领袖（一个名叫阿卜杜尔·拉赫曼·哈达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随者。老百
姓和克什米尔商人就协助驻军抵抗入侵者，结果，倭里汗的军队未能得逞。
在战争中受害最大的也许要数东干人了，他们受到双方的猜疑，因为他
们中有许多人信奉另一种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里甫·彼尔（死于1555
—1556 年或1566 年，葬于叶尔羌）的乌瓦依什亚派，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
伊犁的东干人和塔兰奇人中间。例如，倭里汗的党羽也把东干人以异教徒论
处而杀害他们。从处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个伙伴的方式中还可以看
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倾向。叶尔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个东突厥斯坦人，他
只不过被关了禁闭。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一个印度人”，被卖给
一个叶尔羌人为奴，价值二十五卢比。布哈拉 犹太人摩拉达为了活命而改信
了伊斯兰教，并获准与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狱，第四个伙伴是一个西藏人，
因为属于中国“种族”而被处决。①
不久清朝援兵从巴尔楚克前来迎击侵略者，此时包围叶尔羌的入侵军已
达数万人。②清军获胜，打垮了侵略者，击毙约七百人。叶尔羌在被困约七十
天以后被解围，英吉沙尔在被围百余天后也得到解围。在喀什噶尔，倭里汗
的军队没有交战就逃走了。他的占领为时不到四个月。
清朝传令嘉奖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里克的土拉吉尔钦察
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后代，因为他协助平定了骚乱，并对倭里汗的同情
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其余的人当中，当局处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
护陵人米尔·阿赫麦德·谢赫和他的长子。表面上是因为谢赫参与了暴动（他
将女儿嫁给倭里汗），但是伯克们还要抢夺他的财产。他们没收了他的财产。
其他谢赫们开始生活得比较安分了。③由于和浩罕的贸易在战争期间已经中
断，这时伊犁将军札拉芬泰也力主让安集延商民迁到喀什噶尔城外为他们建
造的特设市镇上，就象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哈萨克贸易所作的措施那样。
但是，军机处、户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对给浩罕人以这种小小的不便，
因为害怕它会引起进一步的麻烦。
然而在庆英建议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里汗作为恢复贸易的一个
①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0 页；《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
方略》，卷4 第
13 页。喀西达关于倭里汗入侵的报道，见罗斯编译：《喀什噶尔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
7、14 页；羽田
明：《倭里汗之乱的一件史料》，载《冢本博士纪念论集》，第65 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341 页注3；赫尔曼·封·什拉琴威特-萨孔伦斯基：《
印度和亚洲高原
旅行记》，卷4 第282 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5 页。这个数字似乎高了一些。
③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345 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
》，第331 页。
条件。1858 年浩罕答复说：“倭里汗闹事后，曾派人挡路，禁人附从。又将
倭里汗拿禁。如准其通商，即将逆首罪名 照经典自行惩办。”①清政府承认
它在新疆的地位软弱，认为立即重开贸易乃属稳妥之举。因此，虽则安集延
商人是1857 年入侵的积极支持者，但他们未受损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事实上是自由的——阶级。在
1858—1859 年，当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达喀什噶尔时，约有六千名安集延
人（不包括察尔虎特人）前来欢迎他。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据说约占本地人
口数的四分之一，即约十四万五千人。其中甚至包括俄国鞑靼人也被官方认
为是安集延人，但他们在私下和“中国人”交往时并不隐瞒自己的血统。
喀什噶尔人移居西部中亚者也很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有二百多名玛
赫杜姆家族的成员住在浩罕和马儿亦囊。大约有五万户喀什噶尔的移民被称
为塔合里克，住在安集延、沙里罕（新近由乌马儿汗建立的，几乎专供喀什
噶尔移民居住）和卡拉苏周围的农村中，另有许多人住在城镇里。在塔什干
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约住有五万六千名喀什噶尔移民。几乎所有这些
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从清朝统治之下和从对玛赫杜
姆家族的历次入侵之后进行的报复之下逃出来的。②
1858 年，一位新统治者马尔拉汗在浩罕即位，1859 年，他根据1835 年
中国-浩罕协定的规定派遣了汗国每年一度的贡使（从浩罕人的观点来看，这
是“礼尚往来”的活动③）。汗的主要目的是推卸他自己对入侵六城地区（这
一侵略发生在他的前任胡达 雅尔汗统治时期）的全部责任；所以使者米尔扎
阿布都剀里木带着马尔拉汗的信，“责备”六城地区清朝当局“软弱和怯懦
得可笑，因为他们在现场可指挥大批中国军队，但竟被一个盗匪所吓倒”，
此盗匪即指倭里汗。
那一年，作为一种经济措施，清朝停止从六城地区伯克们那里接收贡品。
因而，当浩罕使者到达叶尔羌时，参赞大臣裕瑞“害怕这种来往的影响会传
到皇帝那里”，托辞不让浩罕人前往京师。然而，使者决心要前往北京传递
信件。参赞大臣因此“将整个使节团（包括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和二十四名
同伴）送到靠近叶尔羌的古勒巴格（中国城），并在那里将他们暗害”。为
了给他的行动辩护，裕瑞编造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浩罕使者在叶尔羌回
城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殴打人民，强奸本地妇女，最后并侵犯参赞大臣的衙
署。裕瑞宣称，浩罕人在那里拔出武器，刺伤了十三个中国士兵，而米尔扎
阿布都剀里木和全部他的人在战斗中被杀。浩罕终于向伊犁当局说明了事情
的真相，后者向皇帝转呈了此事，裕瑞即被撤职。
清《实录》只记述了裕瑞所说的情节。如果没有英国代理人叶尔羌人穆
罕默德·阿明的报告的话，人们就会对清朝关于浩罕随后派来一名使节为米
尔扎阿布都剀里木不可理解的举止道歉一事的记述信以为真了。①
①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 第24 页。《大清文宗实录》，卷267 第5 页（
1858 年11 月18
日）；卷247 第13 页（1858 年4 月16 日）。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 第394、602 页；卷2 第343—344、369 页。《乌兹别克
社会主义共和国史》，
卷1 第662 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351 页。
③ 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 页。
①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2 页（Abdul kim〔‘Abdal-Qā
’im〕必然是‘Abd
al-kārīm 之误。Qāim 不是真主的九十九个名字中的一个。清朝的资料是阿布都剀里木
A—pu—tu—k’ai-li当
浩罕的使者在叶尔羌被谋杀之后，浩罕和六城地区的贸易衰落了。一
些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有军队在边境外边活动，而 1860 年在英吉沙尔地区，
当局不得不驱散由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领导的一次示威，并把他关入狱中。1861
年，在中国西北部穆斯林中间日益动荡的背景下，圣战的趋势再次取得势头。
米尔·阿赫麦德·谢赫的次子阿布都热依木和布素鲁汗的一个儿子发动了一
次约有二百名士兵的远征队进入喀什噶尔地区，然后倭里汗和阿布都热依木
又领导了一次兵力达三倍以上的入侵。清朝的火器和大炮占有优势。清帝国
的军队俘获了阿布都热依木，并杀死了四百名白山派军队。但是倭里汗逃进
了山中。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权威之间仍未取得平衡。圣战仍然在继续。六城地
区是清帝国最虚弱的赘疣。它有一个动荡的过去，还可以预言会有一个动荡
的将来。
mu）。参看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25—526 页。佐口透的叙述是以清朝
资料为依据的。
西藏的隔绝和印度的压力
1815 到1862 年这段时期实际决定了拉萨的哪些属地将留在中国的势力
范围之内，哪些属地将落入英属印度支配之下。英国的侵略性并不次于俄国，
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阻碍。
1792 年并入清帝国这件事将西藏和英属印度隔开，但是象俄国人在新疆
一样，英国也利用“本地的”代理人渗入尼泊尔、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山和喀
拉昆仑山的诸西藏属国，为东印度公司寻找贸易的机会。这些最早的代理人
中有一个名叫阿卜达哈迪汗的人，曾于1795 年带着印度和英国制品被东印度
公司派到尼泊尔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报告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对西藏
贸易的兴趣。
1810 年，一个名叫吉尔曼的商人派遣另一个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
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样品，这种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垄断的，并
且是对十九世纪大部分英-藏政治有相 当影响的一项商品。披巾用羊毛①有两
种：一种用驯养的山羊毛，一种是更加珍贵的野山羊毛、野绵羊毛和其他动
物的毛。虽则在拉达克出产小量披巾羊毛，但大部分是来自西藏的日土和羌
塘。根据条约的要求，西藏的生产者只将羊毛运到列城，再由克什米尔和中
亚的商人继续全部转运给在克什米尔的纺织业。破坏这一垄断贸易便要以没
收论处，它的规章严厉到甚至把六城地区质优价廉的披巾用羊毛排挤出了列
城市场。当拉达克政府听说吉尔曼的努力后，它宣布凡是破坏垄断的人此后
都将处以死刑。
少数英国人亲自暗地里探索贸易的机会。1811 年，托马斯·曼宁前往拉
萨，甚至设法谒见了达赖喇嘛。威廉·穆尔克罗夫特和H.Y.赫希在1812 年
进入西藏，远至噶大克，穆尔克罗夫特还派他的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去六
城地区搜集有关贸易的情报。但是这些人只是作为个人独自去的，因为印度
政府虽则并不阻止这样的探险，但它害怕触犯清政府，所以拒绝给探险家们
任何官方文书。但是由于1814—1816 年英尼战争和英俄商业竞争的结果，英
国官方的态度开始改变。因为受亚洲俄国商人已在西藏活动的谣言的刺激，
英国挑选了库茂恩和加瓦尔（菩提亚人在这两个地方的北部边缘居住）作为
直接与西藏贸易的良好路线。②然后，在结束英尼战争的萨高利条约中，英属
印度并吞了库茂恩，并且确定加瓦尔和西姆拉两个山地国家作为印度的保护
国。现在，英国的领土首次和清帝国的领土在西藏接壤。1816 年东印度公司
的韦布上尉和西藏官员之间在新边境线上的接触，增加了英国打破西藏孤立
状态的希望。
英国击败尼泊尔并在加德满都重新派驻一名使节之事使北京放心不下，
因为尼泊尔人在最后尝试争取清朝援助时，曾向清朝谎报说，英国人命令尼
泊尔将它献给清朝的贡赋转交给印度政府，还要求自由通过尼泊尔领土去西
藏。为此北京派了赛冲阿钦差大臣带领一小支军队去西藏探听究竟。赛冲阿
了解到事实以后，拒绝支持尼泊尔，他只是希望印度政府“应考虑”中国和
① 克什米尔地区出产的披巾特别著名，它是用西藏和拉达克东部高山地区山羊的下腹部细
毛制成的，三个
织工编制一条普通披巾需时三个月，贵重的披巾需一年多时间。十八世纪时，克什米尔披
巾行销印度、中
亚、俄国、伊朗等地。十九世纪中叶，远销欧洲国家。——译者
② 莫拉爵士的密信，引自拉姆：《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 页注2。
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从加德满都撤回使节为宜。当英国人答复说，
如果北京愿意派遣一位中国的使节到尼泊尔去防止英尼争端发生，他们乐意
照办，这时赛冲阿却将事情搁置下来，而在1817 年回到了中国本部。①
英尼战争的另一结果是英国与西藏的属国锡金发生了接触。1817 年，英
国签署了英锡提塔利亚条约，将尼泊尔在1792 年从锡金夺去的领土还给它，
并且宣布对该国拥有最高权力，包括对锡金的外交关系负责。但是无论拉萨
或是北京都拒绝承认提塔利亚条约的合法性。
英尼战争和英国宣布对锡金拥有最高权力，这成了西藏对外政策的一个
转折点。作为清朝属地的西藏却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表明它是享有特殊地
位的。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属，这些藩属是中国政治势力范围的次要部分，但
它们本身不是清朝的领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国形式上的属国。在十八世纪，
拉萨政府对扩大与英国的接触表现了一些兴趣，班禅喇嘛通过询问1774—
1775 年东印度公司的使节乔治·博格尔关于英俄关系的问题，已经有意地扩
大了让英国人观察西藏的条件。在西藏并入清帝国后，英国人看来一定会先
成为一股有希望抵消清朝影响的力量，但1817 年以后，尽管汉族人数在青海
和东部康区继续增长，人们已经很清楚，清朝对拉萨的权力不大，它几乎完
全不干预西藏的内部事 务。清帝扮演了佛教保护人的角色，他对寺院作一些
布施，旨在维持现状。寺院和世俗官员们从西藏作为清朝藩属的地位中所得
到的商业利益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茶叶贸易方面。因此有理由认为，拉萨不
想将一种遥远的、松弛的与和谐的清朝统治去换取一种较近的、更有力的和
文化上较少共同点的英国统治。
清朝对英国侵略尼泊尔和锡金的反应是如此消极，以致拉萨不敢指望清
朝的保护。清驻军的士气低落，数量也太少，不足以应付严重的危机。满族
士兵已婚娶西藏妇女，她们靠丈夫的微薄薪饷很难生活，何况薪饷又不能经
常送到驻军手里，因此清朝驻藏官员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西藏政府寻求财政
援助。士兵们被迫用其他工作收入来补充他们微薄的薪饷。西藏面对英国的
影响只能自己保卫自己。西藏人封闭了锡金这条英国和驻藏大臣联络的路
线。从1818 年起，企图经过苏特里杰河流域或库茂恩隘口进入西藏，已成为
“正在山地休假或上班的英国官员们喜爱的运动”，但是西藏边境官员有礼
貌但又坚定地封闭了他们的道路。①拉萨开始编造清朝在西藏如何强大的神
话，想用这种托词说明，阻止英国直接与雪山之国交往的是清朝，而不是西
藏自己。
印度政府决定实行一项谨慎的政策，这政策被诸如东印度公司的军马司
主管人威廉·穆尔克罗夫特②这样一些人视为过分胆小怕事的一种举动。印度
同中国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为繁殖马匹问题感到苦恼，为了军用他们也被
迫输入马匹。因此穆尔克罗夫特终于得到印度政府的勉强允许，让他越过喜
马拉雅山（由他自己负责和自费进行，没有任何授权或政治任命）去寻求中
亚的马匹以供次大陆驯养之用。在印度的许多人对此行很感兴趣，希望他能
弄清楚英国在山那边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尔各答的帕 尔默公司和克鲁坦登
公司将价值约三千镑的货物委托他经管。
① 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89—94 页。
① 拉姆：《1767—1905 年通向拉萨之路》，第62 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三十四译为“木尔齐喇普”。——译者
穆尔克罗夫特和乔治·特雷贝克于1819 年出发，在1820 年到达列城，
发现拉达克的对外关系即将改变。直到1819 年为止，拉达克是西藏的一个藩
属，但也向克什米尔的阿富汗人交纳第二等贡赋，即给他们以用益权。在一
种不严格的意义上说，拉达克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名义上隶属于中国”。①
然而在1810 年，锡克人征服了克什米尔，并要求拉达克将克什米尔的用益权
转交给他们。但是在穆尔克罗夫特的煽动下，拉达克王转而向英国人表示忠
诚。印度政府怕触怒锡克人，就申斥了穆尔克罗夫特，拒绝了拉达克的归顺，
并将此事通知锡克政府。锡克人放下了心。拉达克承认锡克人享有用益权并
开始向他们交付贡赋。但是拉萨则把穆尔克罗夫特的未经授权的努力看作英
国扩张主义的更进一步的证据。
穆尔克罗夫特继续留在拉达克直到1822 年，他试图通过代理人米尔·伊
沙塔拉劝说叶尔羌当局允许他进入清朝领土。列城的一些贸易人士可能已被
英国将通过列城到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前景所吸引住。一个叶尔羌的忽禅商
人为他在俄国时听到的关于英国商人的叙述所打动，他帮助穆尔克罗夫特解
决财政上的困难；另一个著名的纳赫什班迪教团成员和卓沙尼牙孜在叶尔羌
有许多支持者，他给予了穆尔克罗夫特必不可少的帮助和忠告。但是克什米
尔人害怕东印度公司将会妨碍他们对披巾羊毛的垄断，在叶尔羌有说服力地
说明他们的立场，因此尽管穆尔克罗夫特声称曾有一个英国人已在大约二、
三十年前进入过叶尔羌，但清当局仍宣布英国无在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先
例，拒绝了他申请护照的要求。穆尔克罗夫特经过克什米尔和喀布尔前往中
亚，1825 年死在安德胡伊。①
虽然穆尔克罗夫特未能完成买马使命，但他的努力大大刺激了英国的兴
趣。特别是他激起了英国的商业竞争感，因为他揭露了俄国代理人阿哈玛迪
（见第七章），他报告说俄国人每年参加噶大克的集市，他断言，“相当大
一部分”披巾贸易是“通过布哈拉和叶尔羌两地而同俄国进行的”。②其他几
个欧洲人也从印度进入拉达克。穆尔克罗夫特曾在那里遇到匈牙利学者、伪
装成亚美尼亚人的亚历山大·肖马德科洛斯；1821 年，亚历山大·杰拉德上
尉进入拉达克，想要西藏批准他访问玛那萨罗沃池③，但未获成功。但是印度
政府的态度是避免和西藏或清朝当局发生官方接触，而英国人则把全部希望
寄托在加入横贯喜马拉雅山的贸易，特别是披巾羊毛的贸易方面，库茂恩和
加瓦尔对此贸易似已打开了一条通路。
在锡克人征服克什米尔的后果中，有一次饥荒使许多克什米尔织工流亡
到英国领土上，尽管仍有垄断，小量披巾羊毛还是开始从西藏渗漏了出去。
英国人想要扩大这种供应，并开辟从六城地区和西藏经过列城移往克什米尔
的贸易。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 页。
① 穆尔克罗夫特：《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卷1 第47—5
0 页；黎吉生：《西
藏简史》，第72 页；拉姆：《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第39 页，特别是注2；库
兹涅佐夫：《清
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75 页注28。参阅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与探险史
》，第31 页，
他无批判地遵循古伯察的主张；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03—212 页，
他论证穆尔克罗
夫特在十余年后死于西藏之说不可信。
② 穆尔克罗夫特：《旅行记》，卷2 第164 页。
③ 即冈底斯山附近的玛法木错湖。——译者
西藏向拉达克输出的商品包括西藏本地的产品和来自中国本部再加转运
的商品。由牦牛商队从拉萨运到列城的中国转口商品主要是砖茶（每块重八
磅），也有丝、绒、缎和银元宝。西藏产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其次是羌塘绵
羊、硼砂（银匠和黄铜匠需 要）、硫黄和黑盐。西藏自列城的输入品包括棉
布、披巾、印花棉布、铜包的锡器皿、匙子、印度和欧洲的制造品、干果和
谷物（这些东西主要来自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列城也和叶尔羌有相当可观
的贸易，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虽然有拉达克的垄断，但叶尔羌、和阗和大帐
哈萨克人的披巾羊毛越来越大量地运到了列城市场上。披巾羊毛的价钱不断
上涨，到三十年代，拉达克禁止从六城地区进口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英国努力挤入这种贸易，最初是成功的。拉达克的垄断垮了。西藏的商
队开始到英属印度的巴什哈尔去。但是英国并不是拉达克贸易的唯一觊觎
者。1822 年，锡克人把一个印度多格拉人古拉布·辛格提升为查谟王，1834
年古拉布·辛格派遣他的将军佐拉瓦尔·辛格带着一万名多格拉军队去征服
拉达克。有个冒险家乔治·亨德森博士在多格拉人之前曾偶尔游历列城，使
拉达克人能够诡称，英国使节已经前来接受拉达克在十余年前通过穆尔克罗
夫特即已提出的效忠。然而英国人相信多格拉人的侵略只会使更多的西藏羊
毛转到印度；因此他们揭穿了拉达克人的欺骗，再次使多格拉人安下心来。
尽管冬季的条件有利于拉达克，但他们的过时的武器是不能和佐拉瓦尔·辛
格的武器相匹敌的，后者在1836 年曾对锡克人夸下海口说，如果锡克人“愿
意下令征服中国国土，他能马上点燃战争之火，向中国国王挑战”。①拉达克
人在1837、1838 和1839 年接连进行反抗，直到1840 年在佐拉瓦尔·辛格征
服了巴尔提斯坦以后，多格拉人才完全确立了他们对拉达克的统治。从理论
上说，什么事情也没有改变。多格拉是锡克王国的一个部分，后者在拉达克
继续保持名义上的用益 权；而拉萨继续收取拉达克的例行贡赋。但是锡克对
查谟地区的统治充其量不过是有名无实的。①古拉布·辛格计划恢复拉达克的
贸易垄断。他甚至用停止拉达克历来向西藏一年一度的贸易使团提供惯例的
膳宿和运输的办法，来向拉萨的传统地位挑战。
由于拉达克在混乱中，西藏商人日益避开列城，而把货物输出到巴什哈
尔，这个地方变成了印度和西藏贸易的主要干线。结果，供应克什米尔织工
的羊毛大减，以致几乎危及该工业的生存。在此期间英属印度自己横贯喜马
拉雅的贸易多亏鸦片的输出而扩大了，作为非交战国的印度商人将鸦片运到
列城，以便让克什米尔人——甚至还有一些印度商人——再向叶尔羌输出。
大量来自旁遮普的鸦片，必然是完全通过锡克人和多格拉人之手的。小量鸦
片是取道巴达赫尚到达叶尔羌的，也有一些由尼泊尔商人和在西藏冒充“尼
泊尔人”的印度人经手，通过尼泊尔运到拉萨，在那里鸦片完全是供清朝军
政人员消费的，尼泊尔人和西藏人并不是使用者。
为了沿通过列城的传统路线重新恢复西藏的披巾羊毛和茶的输出，并进
而控制这条路线，古拉布·辛格派遣佐拉瓦尔·辛格在1841 年入侵西部西藏，
① Sohan Lāl Sūrī，‘Umdat at—tawārīkh’，引自B.S.辛格：《查谟之狐》，第
28 页；也见第204 页注39。
关于征服，见鲍宁：《对小西藏的征服》，载《伊斯兰世界杂志》，卷11 第6 号（1910 
年6 月）第2O7—231
页。
① 参见胡希旺特·辛格：《锡克人历史》，卷1 第279 页，及卷2 第21 页。他提出克什
米尔织工的困难和
锡克人的积极性是多格拉人扩张的原因。
堵塞了渗入英国领土的贸易的漏洞。英国人既担心清朝将会因多格拉人的入
侵而谴责他们，也害怕多格拉-尼泊尔人可能结盟（也许是因为清朝的怂恿）
而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正在与阿富汁和中国交战而腾不出手来。有了这些考
虑，再加上他们想恢复西藏贸易的愿望，导致他们给锡克人送去一份最后通
牒，命令多格拉人撤退。锡克人把这话传给古拉布·辛格，但是在他能够和
他派往西藏的将军联系以前，西藏人在没有从无能的清朝驻军取得援助的情
况下就打垮了几乎被寒冬 消灭的多格拉军队，并且杀了佐拉瓦尔·辛格。拉
达克立刻发生了起义，西藏人于1842 年侵入拉达克，重新确立了他们在那里
自古以来的权力。但是古拉布·辛格赶派援军而至。西藏人退却了，比拉萨
军队较为现代化的多格拉军队水淹靠近拉达克-西藏边境的西藏人营地，弄潮
了他们的火药，使他们的枪毫无用处。多格拉人击败了西藏人，但是双方都
已筋疲力尽而准备和解。
1842 年10 月17 日，多格拉人和西藏人在列城缔结了和约，重新确立了
拉达克对西藏披巾羊毛的垄断，确认了传统的（但仍未立界限的）拉达克-
西藏疆界。多格拉人放弃所有对西藏的领土要求，西藏人承认多格拉人在拉
达克的统治地位。多格拉人的印度教王国名义上仍然依附于锡克人，西藏是
清朝的藩属，但是西藏人和多格拉人实质上都作为主权国家行事而缔结了一
项国际协定。清朝无所作为，只是默认这一既成的事实。拉达克仍继续派使
团前往拉萨进贡；多格拉人恢复了对西藏每年派往列城的政府贸易代表团提
供象征性的膳宿和运输；西藏人则承认多格拉人拥有拉达克；列城对拉萨的
贡赋减到了惯例水平；纳贡是为了取得拉达克对西藏披巾羊毛贸易垄断的确
认。拉达克和巴尔提斯坦自此正式成为锡克王国的一部分。拉达克脱离了中
国的政治势力范围，变成了印度次大陆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事实，再加上清朝驻军的可怜状况，降低了清朝在拉萨眼中的
威望。当白莲教叛乱者1822 年从四川侵入甘肃东部时，青海湟中地区的二十
三个藏族部落拿起武器从和硕特部那里夺回了以前藏族在青海湖的牧地（和
硕特部早在十六世纪初就已经占有了这些牧地）。同年，长龄率领下的清军
获得暂时胜利，但是藏人再次打破了和平。“一个漫长的破坏和屠杀的时期”
跟着发生了，主要的煽动者之一是东科尔寺的文殊师利呼图克图。① 1829
年，拉萨派遣它自己的军队去青海湖恢复秩序。1835—1838 年西藏军队也和
拒绝向达赖喇嘛政府纳贡的波密统治者作战，并取得胜利。西藏人驱逐多格
拉人一事因此也必须通过其他西藏军事行为的背景来观察。
然而，由于害怕英国人，拉萨政府继续加强清政权的保护假象。1830 年，
西藏人因发现一个带着英文书信和地理情报笔记本的克什米尔代理商阿赫马
德·阿里而感到惊慌，这个人承认他是为印度政府来刺探情报的。此外，印
度政府在1820 年击败缅甸人时，强取了缅甸人在阿萨姆的有争议的“权利”，
其中包括与阿萨姆平原和西藏边界地方的部落之间一系列模糊不清的关系。
1835 年英国曾迫使拉萨的藩属锡金割让大吉岭，1841 年他们开始吞并阿萨姆
平原，但西藏的另一个藩属不丹声称阿萨姆应该归它所有。1844 年，英国人
迫使沿不丹东部边界的西藏达旺地区的首领们放弃对卡里阿普拉沼泽地的权
利，而他们每年则取得五千卢比的补偿作为代价。其中只有五百卢比交给达
旺寺院（哲蚌寺的一所附属寺院），其余部分都送往拉萨的哲蚌寺。换句话
① 施拉姆：《甘藏边界的土族》，第三部分。文殊师利呼图克图=东科尔寺呼图克图=察罕
诺们汗。
说，英国人承认他们是侵犯了拉萨的领地，从那时起直到1888 年，当英国人
完成了对阿萨姆-西藏边境部落的吞并以后，他们继续在门隅、珞瑜及下察隅
等地蚕食西藏领土。由于拉萨和不丹的政府都怀疑锡金国王是英国人的爪
牙，拉萨撤销了他在西藏领土上的若干传统的放牧权利，不丹人试图暗杀他。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拉萨政府的官员们需要促使清政权作出有力的姿态
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当1844 年噶厦以及甘丹寺、哲蚌寺和班禅喇嘛联合起
来发起一场反对摄政策满林的政变时，这几方就要求北京干预。皇帝派遣因
在鸦片战争中搞所谓“两面派”而被充军的琦善前去处理，当琦善到拉萨时，
对摄政以拷问相威胁，除非他承认滥用权力。策满林从1819 年起摄政，谣传
说曾连续谋害了他照管下的三个达赖喇嘛。在琦善建议下，北京 将摄政充军
到满洲，但是拉萨的形势是一触即发，因为民众意识到清朝控制的软弱无能，
对北京干涉和处理达赖喇嘛政府首脑一事深为不安。策满林出身的色拉寺的
僧侣们拿起武器反对清朝当局，痛打他们在摄政房子里发现的两个噶厦成
员，并释放了囚禁中被罢黜的摄政。可是，摄政自信在北京能为自己辩白，
就告诉他的支持者返回他们的寺院，但在北京他没有能证明自己有理而被流
放到黑龙江。至少在表面上，“帝国的权威仍是不得抗拒的，每个人必须对
它服从。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当琦善试图惩罚色拉寺的僧侣时，西藏政府立刻把此案从他手里拿了过
去；在康区的一场辩论进一步证明了清朝在西藏的权威的表面性。1844 年，
察雅（乍丫）的两个孪生活佛拒绝服从西藏第三大城察木多（昌都）的帕巴
拉活佛的权威。争吵在1846 年演变成严重的武装冲突，察木多活佛向清朝请
求帮助，但在各地区首领中激起了反清情绪，其中一个首领由于对北京卷入
拉萨的政变感到不满，拒绝为前往西藏的清朝换防军队提供搬运夫役。只是
当拉萨提高了察雅喇嘛的地位后才使争吵停止，这就重新肯定了西藏人的权
威，而且在实际上，奖励了康区反清示威者的那些象征性的领袖人物。①
1846 年英国对西藏隔绝状态重新施加压力。英国制服了锡克人，使古拉
布·辛格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王，并承认他对拉达克的所有权，它行文
给拉萨的办事大臣宣布英国对多格拉王国的宗主权（特别是对拉达克披巾羊
毛的垄断权），鼓励印度-西藏贸易，要求组成联合的多格拉-英国-清朝边界
委员会来确定拉达克-西藏的边界。信的内容还通过香港直接告知清政府。 可
是西藏政府不打算让清朝与英国联系，自己也不想在此活动中碰运气。当拉
萨在1846 年从西藏驱逐遣使会的教士噶哗和古伯察时，它不准让他们取道印
度离境。英国的边界委员在1847 年勘探了边境地区，但是清朝的边界委员一
直没有到来。
此外，拉萨有意坚持1842 年的多格拉-西藏条约把西藏政府的贸易限制
在拉达克一线，以免和英属印度发生纠缠。这在最初能使古拉布·辛格为自
己保留大部分披巾用羊毛，但是他的“灾难性的捐税”和他的官员们的瞎指
挥，几乎在1849 年使克什米尔的纺织业陷于停顿。事实上，有如此多的披巾
工人开始离开克什米尔，致使多格拉政府在1851 年发布命令禁止他们移往国
外。结果，虽则多格拉政府阻住了叶尔羌的“上好的”“土鲁番”羊毛流入
印度，但是羌塘的西藏披巾羊毛开始再一次供应生活在这一英国领土上的织
① 彼得奇：《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4 页；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80 页；铃木
中正：《围绕西
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32—342 页；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54 页。
工。①
从菩提亚人的观点看来，拉萨仍然保有特殊地位。西藏政府每年给锡金
王一笔谷物、盐和茶的津贴，以补偿他在1849 年因抵制英国侵略所造成的损
失；1853 年，西藏官员和拉达克官员们再次确定了拉达克在西藏的贸易垄断
权，并且缔结了加强列城进贡使团和拉萨贸易使团每年交易的正式协定。不
丹虽然是一个有独立对外关系的完全主权国家，也每年派贡使到拉萨去。②
在门隅、珞瑜和下察隅，效忠于拉萨和效忠于英国当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菩提亚人心目中仍是模糊不清的。虽然英国人已发觉他们的佛教山地诸国
对双方都表示忠诚，但宗教的和世俗的义务是如此紧密相联，除非他们直接
同北京和拉萨就此事进行谈判，就几乎无法把这些义务弄清楚。
由于哲蚌寺和达旺主要头人之间的争端，英国与西藏的直接 谈判在拉萨
的倡议下事实上确已进行，因为达旺主要头人在1852 年没有将卡里阿普拉沼
泽地的赔偿中应给哲蚌寺的一份送给它，并且逃进了英国人境内。当拉萨派
遣一支军队到印度边境时，英国同意每年送偿金给西藏，西藏则应以赦免叛
变的头人作为交换。但是英国人没有能将1853 年的谈判扩展到其他问题上，
也没有提出要在将来进行其他直接接触，而它和尼泊尔之间的纠纷立即强化
了拉萨的孤立隔绝政策。
在1840、1842 和1846 年，尼泊尔曾请求北京给予支持以反对英国，但
是北京执行的是它的“一视同仁”政策；所以当1846 年拉纳（昆瓦尔）家族
的忠格·巴哈杜尔夺取了政权，他便转而采取亲英的政策，甚至撤销了1847
年尼泊尔每五年一次派往北京的贡使。然而在1852 年他恢复了进贡使团，这
个使团带到中国的鸦片差不多价值三十万卢比，享受外交特权的免税待遇。
在使团于1854 年转回加德满都时，带回了太平军起义的新闻，忠格·巴哈杜
尔认为加强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的时机已经到来（更有利的是因为英国正专
心致力于克里米亚战争）。在向北京提供反对太平军起义的军事援助遭到拒
绝之后，尼泊尔于1855 年侵入西藏，它的异想天开的借口是要从西藏人那里
得到尼泊尔为准备援助清朝的军队而花费的费用。忠格·巴哈杜尔还责备西
藏人破坏尼泊尔人的贸易权利，并提出了一系列过分的要求。没有清朝援助
的西藏人进行反击，战斗陷于僵持的困境。1856 年缔结了结束战争的塔帕塔
利条约，它无疑和1835 年的中国-浩罕协定很相似，它规定：免除关税；在
拉萨驻扎一位有治外法权的尼泊尔官员；特别是在尼泊尔人和所有其他居住
在西藏的外国人之间发生争执时有裁决权。尼泊尔人可以和西藏妇女结婚。
与六城地区的察尔虎特人一样，这样的婚生男孩被认为是尼泊尔人，女孩则
被认为是西藏人。拉萨同意每年付给尼泊尔贡赋一万卢比。
西藏和多格拉人签订的条约已经有损于清朝的威望，但西 藏-尼泊尔条
约则使北京感到加倍丢了脸。在尼泊尔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关于和平问题的
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说加德满都只和西藏人争吵，尼泊尔并不想反对清
朝。但是条约中的称谓敬语把尼泊尔王和清朝皇帝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
为了挽回清帝的面子，原文被修改成为他将“象过去一样受到尊敬（或尊
重）”。又对条约措词作了进一步修改，将尼泊尔为西藏防御提供军事援助
的“义务”限制在西藏受到除中国皇帝之外其他统治者的军队侵略时才适用，
① B.S.辛格：《查谟之狐》，第160 页；戴维斯：《印度报告》，第52 页。
② 拉姆：《近代不丹》，第52 页。
然后驻藏大臣才在条约上盖了印。但是北京指令这位驻藏大臣对条约的不敬
之词假装痴聋，以免有损“国体”。①
西藏人再一次孤立无援地保卫自己的领土，但是，尽管清朝在这一过程
中陷于某种困境，由于西藏人害怕英国人和尼泊尔人，他们还是继续向北京
当局表示忠诚的。1861 年，拉萨加强了继续托庇于清帝国的决心，因为在那
一年英国侵略锡金，强迫签订了英国-锡金的通朗条约，使这个国家成为英国
的保护国。但是无论拉萨或北京都没有承认这个条约，在英国军队撤退后，
锡金统治者继续从拉萨接受封赏。②
在1862 年，拉达克、锡金和不丹仍然是西藏的藩属，但是从喜马拉雅山
的另一边看来，不丹是独立的，拉达克和锡金由于条约规定是英属印度的属
国。拉萨是清朝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尼泊尔进贡。尼泊尔是清朝的属国，但
在政治上与印度政府联盟。
在内部，西藏是安定的。青海湖的骚乱已在1854 年被镇压下去。昌都地
区一场把波密统治者牵连进去的严重混乱，已在1859 年被制止。西藏的作家
和画家断绝了外界影响而单纯地仍按自己的传统进行工作，继续从事各种形
式的文学、哲学注释、 校勘学和宗教画。但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有新鲜的或革
新的内容。唯一值得注意的新成分是从中国本部来的，因为在十九世纪汉族
文化的影响增加了，并在西藏的图画、室内装饰、服装和烹饪中反映了出来。
但是即使在这里，汉族文化的输入成分只是影响了西藏的上层阶级。①对于最
普通的平民来说，中国本部仍是遥远的地方。
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决未占压倒的优势。在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西藏人出于自身的原因仍然宁愿加强清帝国的象征性权威，并
使它看起来好象是名实相副的。
在十九世纪开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个藩属的历史彼此之间
大异其趣。蒙古地区在清朝统治下衰落了，但保持着安定。新疆虽然境遇较
好，然而有叛乱。西藏的内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权力的影响。造成这些
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
同。
在蒙古地区，清朝的目标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目的，即改造游牧民，使他
们不能威胁中国。在这方面，满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却付出了很大的
代价，从满洲地区到准噶尔地区的蒙族人口都减少了，牲畜和领土也减少了。
在新疆，满洲人只要求相安无事以及对清帝形式上的恭顺。但这些是不
可能达到的，因为东突厥斯坦人是一个远伸到四面八方的广大伊斯兰文明的
成员，而中国对这些地方全然没有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国的基础
——皇帝的最高权威——挑战。清帝不是一个喇嘛教徒，却能做喇嘛教的合
法保护人而进行统治；但他不相信伊斯兰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这种作
用了。好几个世纪以来六城地区一直是“伊斯兰之家”。它的居民负 有进行
圣战的义务。由一个非伊斯兰教信仰者来进行统治，只能暂时地被接受。接
壤而非中国军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对短暂的和平相处也是一个障碍。为了它
自己的商业利益，浩罕汗国使喀什噶尔保持一种连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虽然
① 罗斯：《尼泊尔：生存的战略》，第115、117 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
史》，第329 页。
② 拉姆：《中印边境争议的渊源》，第24 页。
① 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 页。
张格尔的圣战有大量自发的造反成分，但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其他
大多数骚乱基本上都是发端于浩罕。加之，六城地区的传统领袖都是穆斯林。
北京没有能够如同团结达赖喇嘛和蒙古诸汗那样将他们并入清朝的体制。玛
赫杜姆家族出没在帝国的边境。即使作为纳赫什班迪苏菲派来说，他们的教
义也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与此同时，别处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领袖们也
在从事圣战，例如反对锡克人和印度的英国人，在高加索反对俄国人；而且
他们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奥斯曼帝国、西部中亚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扩
大政治影响。
在西藏，清帝的愿望是使自己成为黄教（蒙古人也属于黄教）的保护人。
西藏人对此是欣然从命的，因为在佛教徒看来，保护人是从属于僧侣团体的，
这样一来，每一边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于对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
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军事力量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因此满洲人
并未采取行动去削弱达赖喇嘛统治他的宗教国家的权力。正好相反，他们加
强他的权力。在整个十九世纪达赖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萨去
努力排斥外国影响和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
物质利益在三个藩属的政治行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虽然真正受苦难的
蒙古人也象东突厥斯坦人那样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不幸
归咎于此），但他们仍在等待运转时来。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辈，但
他们的叛乱似乎并不是由于任何相应的经济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业经济和
寺院在清朝统治下明显地繁荣，但是没有什么根据认为这是拉萨政府要坚定
地依附清帝国的主要原因。
尽管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是表面的，但对于保证来自中国本部的不断
增加的汉族移民——他们移住在内蒙、整个新疆及西藏东部边缘——的安全
来说，仍是足够强大的。从整体来看，尽管有叛乱和欧洲人的侵略，以及满
洲人的命运日益不济，但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段时间
仍是清帝国力量的伟大时期。
（陈高华 译）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清朝获胜的原因
1864 年7 月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时，中国士
大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已在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
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
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
这样的事例不过荦荦数端而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常引用的这类事例
中，有规模巨大的安禄山之乱被扑灭后肃宗在位时（756—772 年）的唐代中
兴。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八
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南北朝（317—589 年）的军事-贵族文化，但
是清末的士大夫尽管身受一千多年越来越无价值的书本文化的影响，却能消
灭太平军。另外，唐代的中兴出现了实际上独立的藩镇，而清帝国政权却能
经过叛乱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总督和巡抚在治理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
回旋余地，但是仍要继续依靠皇帝的恩宠以保持禄位。唐肃宗曾从中亚的回
鹘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样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间接
的援助。唐朝虽然能指望用中国的优越文化去威慑甚至同化异族援助者，可
是十九世纪中国面临越海而来的外 国人，他们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拥有比
中国自己的文明还要高明的物质文明。
任何中兴的主要事件都是军事性质的，即必须打败叛乱者。
第六章曾经着重指出，清朝的胜利是由于：第一，中国的上层人士把王
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们能用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时武装来维
持地方秩序。
虽然团练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组织才可能取得
最后的胜利。这种新型组织就是勇营，它是帝国的半正规军队，在当时是一
大创举。①最早和最重要的这类军队虽然在湖南组成，都称不上“地方军队”，
因为它很快就被调出省外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规模与勇的规模不同，后者
一度发展到十三万六千人。虽然团练和勇的饷银主要都由绅士筹措，但湘军
的饷银则由帝国在省库内拨付。曾国藩打算从湖南的上层人士那里筹款，但
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国授权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拨付的饷银，以及朝
廷批准出售功名、官衔甚至官职的所得来资助他的大军。他的经纪人跋涉数
省以兜售北京为此目的而颁发的“执照”。②曾国藩在建立他的军事统一组织
和训练制度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管理经费和给养的机构。杰出人物如罗泽
南、胡林翼和刘蓉（1816—1873 年）等人把谦恭的、但又义无反顾的儒家思
想付诸实践，从而使他们自己也具有曾国藩那种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坚定
① 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 第1 期（197
3 年5 月），第1—52
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军制，1850—1860 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8
 第2 期（1974 年），
第122—161 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第13、17 页；卷3 第2、7、25、41 页；卷4
 第1、7、15 页；
《奏稿》，卷2 第10、21、27—28 页。
决心。
曾国藩：考验中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是关于万物各安其“分”的程朱学说。就人而
言，每个人的“分位”存在于等级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国制度和家庭内部的
等级地位之中。曾国藩与桐城学派的学者一样，也强调要关心人的福利，但
仍认为“伦纪”甚至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书信中，
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认为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如果忽视了“殊”，“其
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①
曾国藩不但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实践家（如主张黎明即起，按时练字，
熟读经史和写反省日记等），而且对行政问题也有广泛的兴趣。他对经世致
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赖“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制度而言，他倾向于保存
清朝政府的和社会的惯例，包括各种礼仪在内。他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
现贺长龄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综核名实”。不过，他又遵循桐城大师
的主张，强调只有具有正统学识根底和有修养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习
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②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
才》中主张，只有“贤且智者”的出现，才能使急剧形成严重危机的世风日
下的形势得以扭转，并认为只靠几个视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的领导和榜
样，也能改造整个一代人的风气和习俗。他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
但他在翰林院进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1764 年）所著的《五礼
通考》那样的综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导行政实践和社会实践。他提出的唯一
意见是增写关于论述诸如盐的专卖、河道管理和货 币政策等事务的经济这一
节。①由于理学总是有“内”“外”——即本质和功能——之分，所以曾国藩
认为，清朝的制度虽然在道德和礼仪这两方面没有缺点，但在实际执行方面
能够——而且应该——有所变通。他在1851 年8 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前
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②
1853 年1 月曾国藩被任命为负责湖南省地方防务的钦命大臣后，他对文
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深为震惊和感到痛心。但他除了竭诚领导以外别无良策；
曾国藩出于对理学的信仰，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真正改变摆在王朝面前
的命运。他说：“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之中，冀
其塞绝横流之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③于是曾国藩决定应用其经世致用术
的两个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质，又要注意他们的组织能力。他在选
用将领时特别强调候选人要具有“忠义朴诚之气质”。他宁愿要学者来当将
领，要求需用之人选必须具备“血性”和“廉明”的品质，这甚至比要求他
们具备军事经验的心情更为强烈。他要农民出身的“纯朴”的人来当下级军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 第6—8页；《家书》，卷1 第59 页；又见《杂著》，
卷2 第58 页。
② 同上，《书札》，卷1 第1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 第4 页；卷2 第2 页；《年谱》，卷1 第17 页。
② 沈陈汉音（音）：《1840—1852 年期间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27 第1 期
（1967 年11 月），第61—80 页，特别是第71 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第1 页。
官和士兵。④
为了管理他的陆军及其附属水师的粮饷，曾国藩经清帝的批准成立了一
个官僚机构。虽然他在一开始没有被封为钦差大臣，但他是领有钦命的。⑤
这使他有足够的权力，可以给官员颁发札委和授给他们委员的头衔。曾国藩
还在他的大本营中设立一个“参谋部”，即绿营的营务处。在湘军进驻湖北
然后又进驻江西 后，不管曾国藩的大本营设在何处，都在附近城镇设立粮
台，以监管船运粮食。此外，在前沿阵地还有管理饷银和弹药的机构。①
曾国藩非常注意被委托办事的人的品质。他选拔一名对水战有一定经验
的下级绿营军官杨岳斌（1822—1890 年）和与地方防务有过短期关系的生员
彭玉麟（1816—1890 年）来指挥他的水师。尤其是彭玉麟，他证明是一名勇
猛、正直和谨慎的儒将，所以深合曾国藩的心意。曾国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
幕友来为营务处、粮台和各种特设的局办事，这些人名义上是他的“食客”，
并从他私人俸禄中支领酬金。曾国藩以善于把精干之士招进幕府和量才使用
他们而著称。他常常任命幕友至营务处或某个粮台任职，这样就把“食客”
转为有委员地位的政府官员并付给官俸。曾国藩的心目中也需要以不贪赃、
有实际才能而为人称道的“正人”来充当这样的管理人员。但实际上，他伤
感地发现，他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放宽他的品行标准。他只有对手下
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才能彻底维持湘军的战斗力。但对这些挽救其战
斗力的办法，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难得给予承认的。
事实上，湘军的战斗力大大地被许多赞美它的编史者们夸大了。诚然，
湘军在1854 年10 月攻克武昌之举，遏制了太平军企图巩固沿江所有城市的
战略锐气。而1854 年12 月在湖北边缘的田家镇击溃庞大的太平军水师的战
绩也显示了曾国藩水师的质量。但当曾国藩沿江而下远征江西时，他被断然
阻挡住了。至少他的一半水师被围在鄱阳湖达两年多之久；而且尽管湘军中
最精锐的部队回师防守，太平军仍于1855 年4 月重新攻占了武昌。曾国藩仍
继续被围在南昌，而由胡林翼（当时的湖北省代理巡 抚，后来又实授巡抚）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指挥大部分湘军作战。到1856 年6 月，当驻在南京以
东并由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崩溃时（见第六章），湘军在江西和湖北同时也
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只是由于南京发生内讧而消除了太平军施加的压力，
才得以避免一场灾难。除了湘军的水师以外，它的各支部队当时大部分被打
垮，虽然胡林翼成功地集结了他的兵力，而在1856 年12 月又攻占了武昌。
也出现了湘军暂时恢复元气的时期，它在两三年内扩充到四万人左右。
它尽管遭到几次惨败，但到1859 年中期仍能肃清江西和湖北的太平军。军队
的规模已经扩大，同时基本上还保持着它的组织形式，可是曾国藩却不得不
放弃他在选用军官方面的原则。象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杰出的儒将已在战斗
中丧生。曾国藩和胡林翼所依赖的新将领再也不是能实际指挥战斗的儒家人
物了；剩下的几个儒将驭将比带兵更为内行。在营一级将领中，读书人已不
再占优势。这时大部分指挥营的将领只勉强认识几个字，但其中有些人甚至
④ 同上，《书札》，卷2 第24—25 页；卷3 第11 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43—
244 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 第41 页。
① 关于其分布状况，见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74 页。“私人”一词是有
争议的，因为委员
不象幕友，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被擢升为统领。①经验证明，执行前线任务需要读书人所缺乏的精力，而在文
盲和半文盲中，却有具备卓越战术才能的勇将。原为曾国藩水师下级军官的
鲍超，在1855 年被胡林翼提为统领，带领三千名新兵。据说他只会写自己的
名字。鲍超与其他两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毕金科和朱洪章就成了曾国藩最器
重的统领。朱洪章自称是一个在下令屠杀数以千计的敌军时难得眨眼的人，
在十三四岁时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未满二十岁就参加了勇营。②
象鲍超和朱洪章等人虽然善于指挥作战，但容易娇纵他们的官兵。湘军
的军纪不断败坏。每当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 使不是滥杀，也总是掠
夺。1858 年7 月当曾国藩服父丧十五个月后复任时，他发现湘军的行为如此
之坏，以致地方的团练也常与他们作战。其弟曾国荃返任得更早，他从湖南
带来的两千名士兵在粗野的、但有作战经验的营级将领带领下，1858 年9 月
在江西吉安的一次重要战役中赢得了胜利。但在胜利时，他的部队变得那么
难以驾驭，以致它不得不立即被解散而代之以新兵。1858 年末三河镇之役遭
惨败后（儒将李续宾和曾国藩另一个弟弟死于此时），湘军又设法进入安徽。
但此时曾国藩所率各营实际上大部分由新入伍的官兵组成，他们被象朱洪章
那样久经沙场的粗野将领所带领。尽管曾国藩宣扬爱民（他在1858 年末亲自
写的军歌以此为歌名），湘军原来的良好风纪似乎再也没有恢复过。
在此以前，曾国藩已经写出他的主张，认为理想的军事将领应“不汲汲
于名利”。但到了1856 年，他发现大部分湘军军官“皆不免稍肥私橐”。他
所能做的就是但求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①到了
1859 年，曾国藩几乎要把将官划入衙门胥吏和差役这一类儒生认为不得不容
忍的无德之人之列。他这时认为，中国古代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肯定已被
历史学家理想化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象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非凡的儒将，
“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即使他的最优秀的将领，也只有在让他们
看到建议擢升其绿营军阶的奏折时，或者在他们预期掠夺战利品的前景特别
有利时，才肯卖命。他写信给胡林翼表示了他的极端实用主义，当时他认为
最好的办法就是学“老僧不见不闻??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②这就是以我
佛的智慧来补 儒家经世致用之术的不足！
清帝国的政策：向同治时代过渡
从1859 至1861 年这三年，人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的兴起，同时也看到
清朝对欧洲人的政策从敌对转向妥协，这部分是由于在随着幼主登位而产生
的权力斗争中，宫廷决策人有了变动的缘故。
在向同治年间过渡的时期，任用汉人担任省的要职这方面的政策可能没
有发生什么变化。清朝的统治者已经非常信任他们的受过严格教育的士大
夫。据报道，咸丰帝在他深为尊敬的教师杜受田（1787—1852 年）的推荐下，
①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06—107 页（又第55—64 页所列之表）。
② 朱洪章的回忆录《从戎纪略》，很可能是通过他人笔录写成的。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第24 页；《家书》，卷5 第39 页。
② 同上，《书札》，卷5 第3、5、17、24、30 页。关于曾国藩的财政措施，见胡林翼：
《胡文忠公遗集》，
卷15 第20—22 页、25—26 页；卷30 第9—10 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1 第
53—54 页；卷
13 第35 页。
选择了信仰理学的汉族诗人兼政治家祁寯藻（1793—1866 年）担任领班军机
大臣。①虽然祁寯藻在1855 年退隐，但他的许多意气相投的好友在京师仍身
居高位。他在军机处的继承者文庆是一个颇有阅历的满人，此人自1853 年以
来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并推荐过胡林翼为湖北省巡抚和骆秉章继续担任湖南
省巡抚。1856 年文庆去世以后，清帝愈加听信肃顺（1815？—1861 年）之言，
后者是平日陪侍清帝的最能干的宗人。肃顺是清帝另一名宠爱的皇亲端华的
兄弟，他在1854 年起开始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和工部侍郎。他在担任包括理藩
院尚书在内的一系列要职后，在1858 年末又任户部尚书。肃顺为人骄横恣
肆，但对汉族文人则颇具爱才好士之风，并且任用了郭嵩焘和王闿运等湖南
才子当他的幕僚。曾国藩在1860 年夏季被授予两江总督之职，就是出于肃顺
的保举。②
肃顺一意孤行，急于想纠正政府中各种臭名远扬的弊端。他与其说是一
个儒家，不如说是一个法家；他的作风严厉。1858 年后期，在北京发现了一
起举人考试贿赂案。清帝在肃顺及其同僚的建议下，下诏把一名满族高级主
考官及六名被指控的同犯处以极刑。行刑后的八个月，即在1859 年11 月，
肃顺对发行钞票的官办银行进行了调查，此举再次震动了北京的官场。纸钞
与声名狼藉的大额劣质咸丰铜钱，是清廷谋求解决其财政危机的无可奈何的
办法之一。肃顺把数十名被控贪污的户部胥吏连同许多经官方批准经营的银
行主关进狱中。他因此以勤奋和意志坚强著称。但当时在北京的郭嵩焘后来
指出，肃顺的行动还算不上彻底的改革。他认为，清政府的主要缺点在于官
场讲究排场以及政府政策的颟顸。他断言某些不法行为是难以避免的，这使
人想起曾国藩议论他的将领的一些话来。他写道：“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
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①
肃顺任理藩院尚书时，已经继承了明清帝国的政策，即凭借天子的威严
作为主要支柱，以确保中国对亚洲腹地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因此，要清帝与
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他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从所有迹象看，
肃顺是要求废除1858 年天津条约中某些条款和鼓励僧格林沁加强大沽湾防
务的那个非正式的王公集团的幕后策划者（见第五章）。他在处理外交政策
时，与他处理户部的贪污胥吏一样僵硬，这可从1859 年7 月，即僧格林沁在
大沽炮轰英舰后一个月，他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捷耶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
不但拒绝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而且还拒绝接受瑷珲条约草约，该条约
已在1858 年由黑龙江的满洲将军谈妥，并规定割让黑龙江以北的土地。
当1860 年8 月僧格林沁的部队被第二次英法远征军击溃后，肃顺及其同
僚感到必须接受在北京开辟外国使馆区的要求；但即使在面临灾难之时，他
们对谒见清帝不行叩头礼这一问题仍 不肯让步。于是下令对英法军队进行一
场讨伐性的战争。清帝国军队很快被联军的火力击溃，但肃顺这时与清帝正
在前往热河行宫的途中（从北京出发，路程一般为六天）。恭亲王与唯一没
有随驾离京的军机大臣文祥则留下与欧洲人谈判。
在热河时，身为内务府大臣和户部尚书的肃顺取得了实权。虽然除了让
恭亲王及其同僚开始履行1860 年10 月和11 月签订的北京条约外别无选择，
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07 第19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9 页）引用了王闿运和薛福成的记载。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 页。
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在热河的宫廷中作出。英军和法军撤离北
京后，他们仍有约六千名留在大沽和天津。经过这场战争，北京的官员就这
样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而滞留在长城以外热河的朝廷则怀恨在
心。随着新条约的履行，热河和北京之间的观点分歧不断扩大。
1861 年1 月，清帝批准新设处理西方关系的总理衙门，并于3 月31 日
正式成立；两星期后，英法两国大使抵京驻扎。按照条约，虽然镇江上游的
九江和汉口要等太平军被镇压后才得向外国船只开放，但恭亲王为了使欧洲
人在内战时支持清廷，却奉命于1860 年12 月将这三个商埠全部开放。显然，
太平军和捻军对王朝的威胁要比英国人和法国人更大；甚至俄国人也暂时得
到了满足。恭亲王和文祥奉诏要发还原来天主教的财产，并要在新商埠开辟
时在那里安排外国租界。为了执行1858 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外国海关督办管
辖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商埠。1861 年1 月的上谕批准了江苏巡抚兼代理通商
大臣薛焕的建议，让已在1858 年被提名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正式就任。
李泰国在当额尔金勋爵的翻译时采用恫吓策略，故清朝官员十分痛恨他，可
是实际上李泰国是英国公使卜鲁斯提名的，虽然1858 年的通商章程已经规定
外国政府不得干预税务司的人选问题。恭亲王和文祥认为任命李泰国是有利
的，因为北京在1861 年初又处于财政危机之中，户部的库银已减少到三十万
两。虽然向外国船只征收的贸易税的百分之四十用作对英法的赔款，但人们
仍然认为，欧 洲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力图增加关税收入，并且新财源将
比中国各地关卡的预计收入更大，因为后者“往往以多报少，隐匿侵蚀??
无从彻底清查”。①在1860 年期间，李泰国已经在英国占领的广州以及汕头
设立了新的海关。他不久以健康为理由请假回英国；临时代理他的赫德（1835
—1911 年）继续拟订进一步的章程，并在其他商埠设立新海关。
咸丰帝不愿看到所有这些现实，特别不愿看到欧洲军队仍在天津留驻，
所以他一再推迟返京日期。他再也不能回京了，因为他在1861 年2 月患了重
病（可能是肺结核）。他在夏初时稍有好转，但在8 月20 日病情突然恶化。
在两天后去世之前他一度苏醒，但时间短得只能立下两道遗诏：其一是立他
的五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另一纸是授权四位侍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和
景寿，都是宗人）和在热河的四名军机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前四人所受
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顺治帝未成年时多尔衮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
熙帝未成年时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可以推测，这八人在怎样抬高他
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
位较低的宗人，决没有资格当摄政。）然而这八人对自己作为“顾命之臣”
的身分信心十足，以致他们以幼主的监护人自居，并且指望代他来作决定。
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
法地启用通常代替“硃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的固有的
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咸丰帝去世后留下了
二十五岁的皇后钮古禄氏，她为人随和，没有野心。但这时的天子载淳的生
母却是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1835—1908 年）。按照规矩，8 月
22 日的诏令 晋封叶赫那拉以及位居其右的东宫钮古禄为太后。八名谘询大
臣在谒见两位太后时，提出此后他们起草的一切敕令和诏书，都要由两位皇
太后加盖她们掌握的御玺来批准。但叶赫那拉过去曾为先帝整理过奏摺，因
①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 第3 页。
而她们坚持要先看过一切草拟的敕令、诏书以及奏摺，才能在任何文书上加
盖御玺；而且由谘询大臣提名的高级官员任命事项，也必须要经过她们的批
准。这八名谘询大臣勉强同意了。但两位皇太后并不公开上朝听政，她们只
召见这八个人。
这种做法并无错误，因为在此以前的清史中，从没有皇太后上朝听政之
事。但在以前的朝代中都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中国的传统是可以援引的。
北京的官员这时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使两位皇太后实际执政，或者按照历史
上常见的做法实行“垂帘听政”。①恭亲王无疑是幕后人，他最后获准前往热
河行宫。当时在热河的军机处的一名官员写信声称，恭亲王设法晋见了两位
太后，并缓和了她们对欧洲人的恐惧心理。②9 月14 日，即恭亲王启程回京
后第三天，一名御史向热河奏请两宫“垂帘听政”，另外应指定一、二位亲
王来“辅弼政务”。八大臣大为激怒，就草诏谴责上奏折的御史，并且宣称，
在清代从未有太后垂帘听政之例。叶赫那拉氏反对这份诏书，但拖延了—天
半后仍同意在上面加盖了御玺。
肃顺及其同僚显然认为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们宣布，护送先帝灵
柩的皇族送殡队伍于10 月26 日启程赴京，新帝将于11 月11 日登基。肃顺
可能已与满族将领胜保取得了秘密谅解，后者已于9 月18 日来到热河，此行
名义上是来祭奠清帝的。胜 保是1860 年夏在与捻军交战时奉召协助保卫北
京抗击英法联军的主要将领。他虽然被欧洲人打败，但仍在北京周围拥有重
兵。很可能他在耍两面手法，曾答应要支持八大臣；但时机一到，他就背叛
了他们。
两位皇太后陪同幼帝于11 月1 日回到北京。恭亲王立刻被召见；两位皇
太后次日又召见恭亲王、桂良、文祥和大学士周祖培，交给他们一份据说是
醇亲王奕訢（咸丰帝的异母兄弟，并娶了叶赫那拉氏的妹妹）起草的诏旨。
诏书指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僭窃帝权，欺骗先帝，并在外
交政策方面提了错误的意见。据说召见正在进行时，应该陪同缓慢行进的灵
车的载垣和端华突然出现，他们高呼“太后不应召见外臣！”但他们被恭亲
王的卫士拘捕。当晚，在离京不远的送殡行列中的肃顺也被醇亲王率领的军
队所捕。11 月7 日经两位太后指令召开了京畿官员的会议（包括内阁和六部
九寺的高级官员以及翰林和御史等），会上提出应把载垣、端华和肃顺凌迟
处死。次日，降旨谴责他们伪称先帝任命他们为皇太子的咨询大臣，肃顺曾
打算在两宫之间搬弄是非，并且他有一次曾经自己坐上过御座。建议的处分
随即被减轻，载垣和端华被“赐死”，肃顺被斩首——都立即执行。对其他
五位大臣则建议充军流放，但其中大部分人被减罪，只受到革职处分。
11 月2 日，即两位皇太后回京后的次日，收到了两起要求她们秉政的奏
折。她们立即要原来斟酌八大臣罪行的那个集团来安排皇母的“垂帘听政”。
她们授予恭亲王“议政王”这一显赫称号，使他在政体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这个称号原来是在1622 年由满洲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封给身为八旗领袖而又
是自己的儿子和宗人的，自乾隆（1736—1795 年）以来还没有被使用过。①
① 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 第50 期（1
960—1961 年）。
② 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 第1 期第3—4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
档案，中国部分，
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 页。
① 吴秀良：《1693 至1735 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 页。
这时 又授予恭亲王这一特殊荣誉，却不去考虑原来的用法了。此外，恭亲王
又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但叶赫那拉氏设
法保持了皇太后对诏书和钦命的最后决定权。她们不但掌握御玺，而且还在
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员听政，也就是行使了摄政权。有关“垂帘听政”
的条例已在11 月9 日的诏令中作了规定。例如，甚至关于军事的奏折，也必
须先由太后们细读后才交由议政王和其他军机大臣酌办。只有在召见中得到
指示后，大臣才能起草清帝批示。当接受省职的官员按常规上朝见驾时，两
太后与幼帝一起坐朝，她们坐在幼帝宝座之后的八扇黄色薄纱屏风后面。
11 月11 日幼帝即位，改新年号为同治。汉学家兼外交家威妥玛写道，
根据文祥的说法，同治是《书经》中的“同归于治”之简称，从字面上看，
它指的是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共同回到（或恢复到）井井有条的状态”。两
宫于12 月2 日初次临朝。一个在宏伟的金銮宝殿内下跪的官员仰面看到幼主
高高在上，坐在巨大的御座上，左侧站着恭亲王，右侧是已成为御前大臣的
醇亲王。但特别令人生畏的却是御座后面那座几乎是透明的黄色屏风。①
叶赫那拉氏在今后的四十七年中将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对清朝来说
幸运的是，叶赫那拉氏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恭亲王开始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政
策方面有了较大的行动权。所有记载都说恭亲王（1833—1898 年）为人腐化
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决定他职责范围内的许多任命时接受贿赂。但是他
年轻果断，尤其乐于采纳一个有真知灼见和忠于职守的满族政治家文祥（1815
—1876 年）的意见。文祥是一个在满洲的穷官宦之子，中过进士，在十九世
纪四十年代中期在工部开始他的仕途生涯。他办事周密谨慎；他在1853 年由
于偶然的机遇，得以在负责北京军事 的一些王公麾下工作（当时正值太平军
北伐）。这种优点和经历使他的才能得到几名达官显宦甚至肃顺的赏识。他
青云直上，不断擢升，在1859 年终于升为军机大臣和户部侍郎。1860 年9
月清帝离京时，他奉命担任代理步军统领，留守北京，并在和议中当了恭亲
王的助手。他证明是清朝新外交政策的真正制订者，而且西方官员把他描述
为总理衙门中的“干员”。政变后，他又成为军机处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
他善作妥协的才能，以及他的勤恳和正直，他不但不断地几乎受到恭亲王的
完全信赖，而且也得到慈禧的高度器重。
恭亲王和文祥不得不去安抚京师官场中的一派官僚，他们虽然同意与卑
鄙的欧洲人达成妥协，但仍继续专门在政策和用人方面大唱道德高调。尽管
对内战争和对外求和需要实用主义，但依然存在咸丰在位头两、三年开始时
的那种风气——尊敬那些对宋代理学有特别造诣的官员。咸丰帝经他尊重的
老师杜受田的推荐，把湖南的老年学者唐鉴（1778—1861 年）召到北京：唐
鉴因替那些忠实地遵循朱熹学说的清代学者辩护而闻名。后来，持同样见解
的两名大学士翁心存（1791—1862 年）和贾桢（1798—1874 年）虽然没有决
策权，但在京畿官员甚至省级官员中仍有影响，因为他们常在会试中担任考
官，声称有许多及第的士子是他们的“门生”。由于两位太后的权力要依靠
儒家的“孝道”，所以她们在1861 年至1862 年特别容易同样大唱咸丰初期
的道德高调。政变后不久，蒙古血统的著名理学家倭仁几乎立即被任命为都
察院的左都御史。次年，他被提升为大学士，同时担任清帝的老师。与倭仁
同样以程朱理学造诣著称、并以个人道德楷模闻名的李棠阶（1798—1865
① 见翁同龢目击的记载，《翁文恭公日记》，辛酉（1861 年），第118 页。
年），①也放弃了河南的隐居生活而担任都察院的都御史和军机大臣。
虽然新的同治统治至少需要正统的学说来装饰门面，但恭亲王和文祥最
关心的却是王朝面临的军事威胁。此时威胁与其说来自欧洲人，倒不如说来
自太平军和捻军。早在1860 年秋季与欧洲人议和时，他们已经在考虑（不过
很谨慎地）在欧洲列强中是否有一两个国家可能会帮助清廷与叛军作战。他
们接受了伊格纳捷耶夫关于向清廷提供步枪、大炮和教官的建议（第一次提
于1858 年），但条件是训练不得在北京进行，而是把选好的旗人派往恰克图
受训。他们对清廷是否也应采纳伊格纳捷耶夫建议派一支俄国小舰队去协助
攻打南京一事犹豫不决，但他们对此机会颇感兴趣，因而建议清帝将此事交
曾国藩及其他官员酌办。但曾国藩等人反对此事；同时英国公使威妥玛也警
告恭亲王和文祥，说任何派兵进入中国内地的欧洲强国可能再也不会撤走。
不过此事提醒了这两个满族政治家可以用一支归清廷拥有的西方造的炮舰舰
队去炮击太平天国的京城。1861 年6 月，法国公使馆又重提了在天津的一名
法国海军中校提出的建议，表示法国可以协助清廷购买这样的舰队。但恭亲
王和文祥没有接受，反而采纳了李泰国和赫德拟订的有关英国炮舰的计划。
在卜鲁斯知情的情况下，赫德向总理衙门提出，有十二艘轮船，所费不到一
百万两银子，可以通过对鸦片增收海关关税和在销售这种毒品时征收货物税
的办法来筹款购买。赫德还保证船只可由汉族甚至满族海员来驾驶。①1861
年7 月，热河的清廷在批复总理衙门的劝说性的奏折时，批准了这个计划。
为了筹措足够的创办经费而拖延了一段时期以后，赫德在1862 年初才写信告
诉李泰国进行购买舰队的事情。这样，就产生了在次年造成外交危机的著名
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事件。
恭亲王和文祥继续对欧洲人采取安抚的姿态。新开辟商埠的地方官员可
能会拒绝与西方人及其领事合作，但北京总是对他们施加压力。①除了由江苏
巡抚当时兼任（后来由两江总督兼任）的旧“通商大臣”外，又添了一名主
管华北三个新商埠的新通商大臣。新大臣崇厚经清帝批准，安排士迪佛立将
军麾下的英国军官对一些驻津军队以及由京来津的精选旗人进行训练。在
1862 年，已有数百名旗人就这样学会了使用西方小型武器，并在回京后不久
就组成了一支由清帝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神机营的核心。文祥一度任负责该
营的官员，后来又亲任该营七统领之一。由于某种原因，神机营的规模一开
始限制在六千名士兵以下，而天津的训练计划也只维持了四、五年。
清廷必须确保欧洲人不去帮助太平军，因此朝廷打算在贸易和传教等争
议方面让步。由于中国一方的坚持，天津条约在开辟牛庄和芝罘的条款中，
已经禁止外国船只进行大豆和豆饼的贸易。因为这是江苏和浙江出海帆船在
东北的大宗贸易。但西方的船主及其代理人闹着要参加这项贸易，于是在
1862 年1 月总理衙门就顺从了卜鲁斯关于撤销这一禁令的要求。此外，经过
了几次早期激烈的反教会暴乱后（包括1861 年11 月的贵州教案和1862 年3
月的江西教案），朝廷颁发了一分布告在全国广为张贴，强烈呼吁要公平对
待传教士及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见第十一章）。可是在1862 年夏递交给法国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特别是卷2《书说》。
① 赫德的中文申请书及备忘录都保存在《海防档·购买船炮》中，特别是卷1 第10—18、
21—22、76—77
页。
① 迪安：《中国和英国：1860—1864 年的商业外交》，第3 和第6 章。
公使的一分“保护教民章程”中，恭亲王和文祥设法写进了如下的条款，即
应警告教会不得“干预地方公事”②——希望用这个办法在条约的约束下尽量
保持中国行政权力的完整。
外国武装和太平军的失败
1862 年淮军的出现标志着曾国藩的军事体系扩展到了上海地区。与湘军
相比，淮军实力较强，这不但是由于淮军官兵的质量较高，而且他们还拥有
西方的枪械弹药。在淮军最初的十三个营中，有八个营实际上是从湘军调来
的。调来的湘军将领中有两人证明是特别值得器重的，一个是程学启，此人
原为太平军，在安庆投降了曾国荃，另一人是木匠出身的湖南人郭松林。已
经证明是当时清朝最优秀将领之一的刘铭传（1836—1896 年），原来是个私
盐贩子。他和其他淮军将领曾经带领的一批骁勇的士兵来自合肥附近多山的
西乡，那里是一个宗族观念很强的地区。①李鸿章麾下更为粗鄙的将领证明比
一些儒将更适应于使用西方武器。早在1862 年6 月，程学启已经把他的一支
部队改建成拥有一百支滑膛枪和步枪的“洋枪队”。到9 月份，淮军至少已
从洋行购进了一千件这类小型武器。但洋行不能迅速供应大炮。在1862 年整
整一年中，刘铭传迫切地搜求西方大炮，但毫无所获。但到了1863 年中期当
淮军因从安徽征募士兵和吸收投降的太平军而增加到四万人时，它确已掌握
了许多现代的大炮，还至少有一万支步枪。刘铭传还雇了几名法国炮手，此
外还有约二十名西方人在淮军“洋枪队”中当教官。
虽然淮军终于掌握了一些西方武器，但它在早期进攻敌人城镇时得到的
最大帮助却是由常胜军中外国军队操纵射击的大炮（常胜军中还有比淮军射
击技术高明的中国步枪手）。虽然英国人 在1862 年5 月后一般地说避免直
接参战，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就是身为清廷军官而这时听
命于李鸿章的华尔。华尔虽然年轻鲁莽，却显然具有聚集约一百四十名外国
军官在一起共事的领导能力。海军中将何伯一度对华尔怀有敌意，这时也给
他提供包括攻城大炮在内的枪枝弹药。华尔用他与商人杨芳共有的汽轮运输
他的步枪手，此举也有助于李鸿章在1862 年7 月和8 月迅速取得胜利。李鸿
章向曾国藩报告时写道：“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①
同时期，李鸿章已经接任了薛焕的职务，在1862 年4 月份任代理江苏巡
抚，12 月任该省巡抚。在7 月份，他从吴煦（在12 月份前仍为布政使）那
里接管了厘金税。当清帝国的海关税收用于维持保卫上海的英法军队和维持
常胜军时，李鸿章接管后增收的厘金税收却使扩充淮军和支援曾国藩及曾国
荃有了可能。与薛焕不同，他不主张鼓励欧洲人扩大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
他知道上海的洋人中间讨论的一项建议，即邻近该商埠周围的农村应归外国
租界当局管辖。李鸿章忠于清帝，同时对他称之为“中国”或“中土”这一
政体的尊严也非常敏感。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无论军事如何紧急，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 第28 页。
① 小野信尔：《论淮军的基本性格》，载《历史学研究》，第245 期（1960 年10 月），
第27—30 页。刘
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 期（1970 年）
，第14—22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第54 页。
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助??既输下气，且张骄志。”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
鸿章最先使用了“自强”一词。
李鸿章虽然希望避免欧洲人进一步插手战争，但仍很珍视常胜军的援
助；这支军队虽然由西方人率领，却有效地置于中国人的指挥之下，这件事
是值得详细说明的。历史上不乏“蛮夷将领”为中华帝国军队效劳的先例；
以华尔为例，使他欣喜的不但是经济的报酬，而且有绿营副将的军衔，此事
说明欧美 的属员是可以归清廷节制的。华尔在1862 年9 月死后，准备让其
继承者白齐文率领常胜军进攻南京的计划虽经曾国藩和清帝的批准，却未能
实现。因为白齐文与杨芳为了财政事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对南京的远征不
得不取消，最后由戈登来率领这支华洋合璧的队伍。李鸿章理解，这支队伍
的外国军官决不可能被中国人指挥。于是在1863 年1 月中旬，他与士迪佛立
将军取得一致意见，准备任命就要退出英军现役的戈登为绿营的总兵和常胜
军的副管带，与一名曾与华尔共过事的绿营将领共同指挥。李鸿章保证定期
支付常胜军官兵饷银以及英国人供应弹药的费用。但他坚持常胜军应从四千
五百人减至三千人，戈登应受李鸿章个人指挥。李鸿章答应英国人提出的一
个重要条件是，如果调动常胜军越出上海周围三十英里，要事先取得英国当
局的同意。可是在2 月份，当李鸿章要常胜军去围攻上海华北三十英里以外
的太仓时，他压倒了士迪佛立的反对意见。戈登在1863 年3 月开始指挥常胜
军。虽然李鸿章立即要他进攻苏州和更远的地方，但英国人并没有反对。
常胜军的大部分军官是习性粗暴的美国人，他们对戈登的约束，深为不
满。至少爆发过两次哗变，骚乱则是时有所闻。但戈登个人骁勇善战。他给
其他部下的印象不亚于华尔，并且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战术家。他接收了华尔
的那艘浅水明轮铁炮舰海生号(它船尾的转动炮床上装有能发射三十二磅炮
弹的火炮)，此外，他还有新式的英国大炮。从1863 年1 月起，淮军就一直
企图解救在常熟被忠王部队围攻的太平军降军，常熟离苏州北面仅三十英
里，是粮食供应的主要基地。直到4 月份戈登带了榴弹炮和科赫恩迫击炮赶
来时才解了围。淮军当时正在围攻通往苏州的战略城市太仓。5 月份，戈登
乘海生号赶到，经过四小时的炮击后轰开了太仓城墙，使程学启的士兵占领
了该城。所以李鸿章成为西方技术的坚定信仰者是不足为奇的。他得意洋洋
地写信给曾国藩 说：“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
无敌。”①戈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回顾说，“人们原来期望不会有那么大的破
坏”；但他认为他的战斗会加速使苏州投降，从而及早结束战争。②
“中国的戈登”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体现在他身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
英雄主义。他对镇压太平军战争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的炮兵与李鸿章的淮军
一结合，就把忠王的大批部队牵制在苏州周围，这些部队本来可用来大举进
攻南京外面的曾国荃部队的。
实际上，曾国荃的士兵差一点遭覆没之祸。他率领了两万名士兵已在
1862 年5 月末来到离南京南面仅几英里的突出地带。但太平天国的京城由于
其坚固的城墙和堡垒而无法攻破，又由于它周围有河流山岗而难以使之孤
立。忠王已于6 月份撤离上海返回苏州，准备在南京发起反攻。反攻在10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第52 页；卷2 第47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 第16 页。
② 引自史密斯：《华尔、戈登和太平军叛乱》，第246 页。
月份开始，当时他带大军从苏州赶到，后面又紧跟着来自浙江的军队。曾国
荃的部队由于遭到一场严重的瘟疫和不断受到挫折而元气大伤，到1863 年1
月已濒于崩溃。但忠王因出于对苏州地区的关心和对皖北粮食供应的需要，
对这次反攻一直不能全神贯注。③他带了饷银和粮食在1863 年7 月中回到南
京，并在一个多月内，以自己的“洋枪军”不断打败曾国荃。但在9 月中旬，
他匆忙赶回苏州，这次他留在那里直到11 月末快要陷落之前。如果没有戈登
及他的大炮，淮军不可能那么快威胁苏州，因而忠王后来在著名的“自述”
中不断详细谈到“洋鬼子”大炮造成的可怕后果，这些话并非夸大之词。④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湘军和淮军有了戈登的援助，竟使清朝 不需要有损
于本国主权完整的外国援助就能对抗太平军。1862 年和1863 年春，随着捻
军在山东和河南威胁的增长，清廷越来越急于要把太平军赶快打败。1862 年
6 月，在卜鲁斯的敦促下，总理衙门得到清帝的批准，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在
上海训练中国军队。7 月，李鸿章勉强将薛焕的一千多名残兵转交英国人，
另外交给法国人六百名。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不要扩大这类计划，因为担心
欧洲人会逐渐侵犯清朝的权力。按照李鸿章的主意，11 月份的一道谕旨要求
这类计划应着重“练将”，因为“统带（华兵）不可久借外人”。①晚至1863
年3 月，士迪佛立将军在安庆访问曾国藩时，他建议把英国人在上海训练中
国军队的数字增至一万人。士迪佛立盘算使用这一万人配合李泰国正在装备
并预期在夏末到达的舰队一起攻打南京。李泰国本人早在5 月份就已返回，
他与李鸿章商讨财政问题时，透露有六百多名要为清廷效劳的英国官兵，将
随同八艘炮舰前来。李鸿章立刻注意到这与1862 年初经曾国藩修正的赫德的
最初建议有出入：原建议提出，这支舰队将主要由湘军水师驾驶，英国人只
是提供训练和援助。李鸿章警告总理衙门说，李泰国为人骄横、险恶和狡诈。
但问题在于北京是否迫不及待地要取得胜利，以致会听任李泰国和士迪佛立
为所欲为。
6 月初，李泰国在北京拿出了他与已经脱离英国皇家海军来指挥中国水
师的阿思本海军上校签订的一分契约，这使恭亲王和文祥大吃一惊。根据契
约规定，清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达给李泰国”时，阿思本才服从，另外，
李泰国“如对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满时，可以拒绝下达”。李泰国除了提出这
份既成事实的契约外，还提出要求说，他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得亲自接受海关
关税收 入，这项税款在此之前都是送交海关华人监督指定的“海关银行”的；
此外，他不但应负责从关税收入分配经费给这支新舰队，而且还应分配给一
切外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包括戈登的队伍在内。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
李泰国威胁着要撤走海关的一切外国工作人员。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要求中写
道：“为什么总税务司要为地方官员征收关税？”总理衙门行文通知李鸿章，
认为李泰国的用意是“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①
李泰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运气大大好转了。此外，
他习惯于与何桂清和薛焕那些没有骨气的官员打交道，却不了解已涌现出来
的一批新型的地方行政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不但拥有精兵和具备进取的思
③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 册第2136 页。
④ 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41—42、45、46—47 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188 页；《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 第13
—14 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156—158 页。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
80—82 页。
想，并且还得到朝廷的信任。李泰国谋求取得卜鲁斯的支持，因为后者认为
如果能从地方拿走关税收入和外国训练的军队，清朝的中央政府定会从中得
利。因此，卜鲁斯在1863 年6 月16 日向总理衙门建议：1、“帝国政府应〔通
过李泰国〕自己来掌握关税收入”；2、由戈登等英国军官带领的中国军队在
与省抚共同作战时，“不应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②卜鲁斯的建议遭到恭亲
王的断然拒绝，因此，这位公使就到蒙古去“游山玩水”，把谈判之事交给
李泰国和赫德自己去进行。在赫德的建议下，拟订了一套章程，内容是任命
阿思本为“帮同总统”，隶属于曾国藩任命的中国水师总统麾下；两名水师
总统都归曾、李二人管辖。这些规定得到清帝批准，但李鸿章抱怨说，如果
舰队由六百名英国水手操纵，中国的管带就不可能真正进行指挥。曾国藩也
写信给恭亲王说，除非中国人能实际操纵舰只，否则就难以学会使用它们。
但总理衙门对清廷的这种名义 上的控制似乎已经满足，虽然还不是心甘情愿
的。它在8 月份知照李鸿章道，除非在阿思本到达前能收复南京，否则“迟
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难谕禁”。既然谕旨已经规定舰队归曾、李二人指挥，
因此总理衙门希望他们二人能设法进行控制，并从李泰国和阿思本手中收回
原属自己的权利。①
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许将不得不设法满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为湘军在以
后许多个月中还不能收复南京。但阿思本在9 月随同舰只到达时，对自己只
成为一名中国人的“帮同总统”大为不满，而对究竟谁掌握实权则毫不考虑。
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国的煽动，采取了僵硬的立场。10 月18 日，阿思本限
总理衙门在四十八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的契约，否则他将“立即解散舰
队”。到了20 日，当总理衙门未予答复时，卜鲁斯写信给恭亲王，说他得先
请示伦敦，才能让清政府接管舰队——这样就出现了使炮舰落入别人手中的
可能。但文祥相信，真正不愿冒险看到舰队落到太平军之手的人却是卜鲁斯。
于是他请美国公使蒲安臣设法调解，他宣称清廷宁愿“退到长城以外”，也
不愿接受阿思本的条件。②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舰只退回英国，在那里出售。
总理衙门给李泰国和阿思本以丰厚的补偿，但解除了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之
职而让赫德接替。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被推迟了，但也避免了外国人在中国军
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国同僚程学启不要处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他认
为这是违反文明战争常规的行动），虽然这个要求屡次遭到拒绝，他仍继续
援助淮军。有八名守卫苏州但决定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被李鸿章处决，戈登认
为这有损他的荣誉，因为他曾 在一次私人会见中似已保证过他们的安全。他
一怒之下几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鸿章，但被赫德等人劝阻，他们说李鸿章没有
“事先策划”此事，于是戈登又为李鸿章上阵作战。①但是常胜军内部的军纪
这时已经败坏。它协助围攻了几个城市后（最后一次是在1864 年5 月围攻常
州），戈登和李鸿章一致同意予以解散。不久伦敦也送来了同样内容的指令。
戈登愉快地接受了绿营的提督军衔，但他仍拒绝了清帝赏赐的一万两纹银。
在此期间，1862 年5 月收复宁波的战绩是欧洲人和该商埠一个“夷人专
②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3 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203—204 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 第
5 页。
②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7 页。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32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 册第106 页。
家”双方主动努力的结果。宁波道台张景渠在1861 年12 月太平军攻占该商
埠时已经乘一般法国船只逃往定海，据说还携带了大量海关库银。他组成一
支三百名士兵的小部队，命名为“绿头勇”（后又称常安军）。此外，在其
麾下效劳的还有布兴有，此人是著名的广东海盗，已被提为绿营游击，并指
挥着八十艘海盗船和大批“广勇”。②5 月10 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乐德克上
校宣称外国船只遭到太平军炮击，于是就指挥得到两艘法舰支援的四艘炮舰
炮击宁波，这时这支临时由各方拼凑而成的军队就已准备投入行动。大约三
百名英军和七十名法军将大炮架在城根；太平军在猛烈的炮火下撤离该城。
英法军队和中国的勇军进了城门，为张景渠前道台掠夺和占领该城；张景渠
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资助进一步的中西联合作战。
李鸿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数百名华尔的常胜军去守卫宁
波。■乐德克的军官也着手训练“绿头勇”，这时它终于发展成有一千名士
兵的队伍。同时一名法国海军上尉在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的帮助下组成一
支中国分队，名叫“花头勇”，又 称常捷军，外国人则称他们为“法华军”。
这支部队很快就扩充到两千人，甚至一度到三千人。①到1862 年12 月末，这
几支部队在海军少尉德克碑指挥下夹攻制酒的绍兴城，并于3 月15 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欧洲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因为他担心会造成喧宾夺主
的后果。②新任宁波道台拨出关税款项，但只计划供给约两千名中国士兵和一
百五十名欧洲军官之用。与华尔和戈登的军队一样，许多外国军官以及他们
带领的中国兵主要关心的却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掳掠财物。
左宗棠还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们训练的华人作为自己部队的助手。1863
年夏，当德克碑难以从绍兴绅士那里收回某些曾经保证给他的部队提供的巨
额“债款”时，杭州的富商兼银行家胡光墉（1825？—1885 年）安排他与左
宗棠进行了一次会晤。胡光墉自1862 年以来就当了左宗棠的买办，为他采购
给养。胡光墉所作的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
条件来为他效劳。虽然左宗棠最后升为闽浙总督，三十二岁的德克碑还不过
是一名绿营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礼而与他握手。德克碑在第二次晋
见时，则“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在攻城时，德克碑的大炮与戈登的大炮一样，是无价之宝（特别是在1864
年3 月31 日收复杭州前三日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约三十五英尺的关键性缺口时
更为如此）。③德克碑得到御赐的一万两纹银和提督军衔回法国，以后由日意
格接替他担任法华军分队的指挥，但在1864 年10 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将
它解散。
强调西方对清廷征战的援助并不是否认曾国藩所起的主要作用。总的战
略是曾国藩筹划的，他个人指挥的军队守卫着从皖北到江西诸城市组成的一
条漫长的弧形地带，这对全力围攻南京的后勤供应体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湘军中如朱品隆和唐义训等将领在曾国藩的监督和鼓励下取得的战绩，对稳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2 册第1057—1061 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
·奏稿》，卷2 第
3—4页。
①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 册附录，第166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 第30 页；卷4 第44 页、46 页。
③ 同上，《书牍》，卷6 第12 页、35—36、47—48 页。又《书牍》，卷7 第15—16 页
；《奏稿》，卷7
第35—36 页；卷8 第40 页。
定南京前线也是必不可少的。1863 年6 月，鲍超这名猛将横扫南京对面的长
江北岸，占领了毗邻九洑洲（这是天京赖以从挂着外国旗帜做生意的许多帆
船那里取得供应的来源地）的江浦。当6 月30 日占领九洑洲时，南京与它最
大供应地之间的运输线从此被切断了。①这次立即向北京报告的胜利，可能促
使总理衙门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政策。同时，李鸿章购买
的汽轮也在把大批弹药和步枪运给曾国荃。
在1864 年7 月南京失守后还幸存的太平军将领中，除了参加捻军的赖文
光外，实力最强的要数李世贤和汪海洋；后者是安徽人，当时还只有三十多
岁，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参加太平军，一直在浙江作战。李、汪二人
分别经过江西进入福建。1864 年10 月，李世贤占领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
在那里雇了十六名外国人帮助训练他的部队使用西方武器。李鸿章奉清帝之
命派了八千名淮军在郭松林率领下前往漳州，部队中还有英国教官训练的步
枪手。左宗棠则在福建北部设立了大本营以监视其他太平军的动向；他指令
由福建的海关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男爵训练的中国军队协助进攻漳州，该地
在1865 年5 月中旬被收复。②李世贤和汪海洋这时在广东会师，但是出现了
一场不幸的内讧，李 世贤在8 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杀。汪海洋在1866
年1 月1 日战死。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
①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 册第2242 页）引曾国藩之言。关于南京陷落详情，
见戈登记载，大英
博物馆52 号和392 号文献，1864 年6 月30 日；又英国海军部，125/105 号，李致金斯顿
函，1864 年7 月
29 日。关于掠夺情况，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3 册第1887—1888、1919 页。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 册第2300 页。
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
收入的窘困和文官政府
太平天国战争使士大夫制度的政府经历了一场严厉的考验。即使充分利
用了帝王的权威，也不能确保军事上的胜利。后来，随着从造反者那里收复
了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就必须把民政恢复起来。复兴的问题紧接着一次次的
胜利而出现了。而儒家的经世致用之道再一次要经受考验。归根到底，在进
入战后时期的地区，行政的首要任务是哪些事情呢？究竟哪一方面更为紧迫
——是帝国政府的安定的社会秩序和财政要务呢，还是迅速恢复农村的生
活？假定少数几个政治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他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太平天国
叛乱前地方政治的习俗和制度？
曾国藩到达南京后只有八天，就已经决定解散他指挥的全部十二万名湘
军（但不包括左宗棠的部队）。早在1864 年8 月14 日，大约二万五千名曾
国荃最精锐的军队连同其将领一并退役，可能他们已经掠夺了足够的财富，
说什么也要解甲归田了。①剩下的十二万人分期退役，大部分在1864—1865
年进行，有的在1866 年退役，因为还需要这些人来守卫安徽江西地区，以防
止太平军残余死灰复燃。
从自己解散湘军这一点来看，曾国藩显示出他没有追求个人权势的野
心。他还认为，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另一部分湘军将有足够的力量去对
付仍在帝国其他地方肆虐的叛乱。但不管怎 么说，曾国藩的决定是由于以下
两个痛苦的现实造成的：他的军队的军纪进一步败坏了，同时他发现非常难
于及时筹措足够的饷金按期发给军队。自他担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以来，
他有权处理大量财政收入。但他的支出却增加得更快。在1862 年，对驻安徽
的湘军饷银的发放有时拖欠八个月；而在1863 年末，驻南京地区军队的饷银
被拖欠了十六个月。①同时，许多已经取得绿营的总兵或提督军衔的统领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想“肥私囊”，而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军队正在变成老百姓的
祸灾。鲍超麾下经常打胜仗的军队更是臭名远扬。即使象不识字的朱品隆和
唐义训等曾国藩的贴身将领，也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曾国藩获悉朱、唐二人
虚报他们所辖各营兵员名额，要对他们的部队作彻底的核查，但却找不到一
名将领愿意出头去干这种有损友情与面子的事。此外，将领们常常争吵不休。
朱品隆与唐义训除了放任士兵肆意掠劫城镇的店铺住家外，还被发现犯有曾
国藩认为是不可宽恕的罪过，即甚至在面临全军惨败时也不互相支援。②对这
类行为的失望心情以及南京发生的屠杀，使曾国藩对是否值得保持他的官兵
队伍产生了怀疑。
曾国藩保卫从皖北到江西这条漫长战线的行动以及他指挥的围攻南京之
战，使他的财源非常拮据。长江流域各省许多地方的农业已经遭到破坏，唯
一大量而且可靠的收入是厘金税——内地过境税或货物税（见第六章）。湘
军将领偶尔也接管了民政并设立厘卡，不过地方官员一般禁止他们这样做。
但是考虑到征税机构的“中饱”以及各省的财政需要，即使厘金税也不是取
①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04—207 页。
① 《曾国藩未刊新稿》，第214 页。
②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98 页注5；第199 页注1 及3。《曾文正公全集·批牍》，
第30—31 页。
之不尽的财源。胡林翼在1855 年当了湖北省巡抚后，为了与贪污作斗 争，
也学唐代政治家刘晏（715—780 年）的著名税收制的榜样，只用文人当厘金
税的税吏。1860 年，曾国藩决定采纳同样的政策，委任绅士来当地方厘卡的
税吏。他希望在这一社会集团中，会有“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的人。①为了吸收这种理想的管理人员，他依靠他部下中表现出有能力和有主
见的幕僚做基础。例如，曾国藩特别信任李鸿章的哥哥、一名应试中选的贡
生李瀚章（1821—1899 年）。李瀚章早在1854 年在湖南当了一名代理县官
以后，就为曾国藩效劳。他担任过湘军粮台的主要官员，曾国藩赞他为人正
直、灵活，办事一贯谨慎。1860 年6 月，当曾国藩上疏清廷，要求把江西全
省的厘金税拨给湘军时，他保举李瀚章任省内两大厘金局之一的负责官员，
同时兼任江西南部的一个道台。
但在1862 年，原江西省的一名知府沈葆桢经曾国藩保举被任命为该省巡
抚，当时沈葆桢出于责任心，认为必须把江西省的防务需要放在更优先的地
位。他不愿把该省厘金税的全部收入移交给曾国藩，也不愿把那部分折征的
漕粮所得提前分配给曾。曾国藩不得不求助于清帝，希望沈葆桢能拨更多的
款。江西省虽然没有满足曾国藩的愿望，但从1860 年中至1864 年中确实为
湘军提供了八百五十万两纹银，此数大致相当于这四年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军
队全部上报收入数的一半（也就是说，不包括胡林翼和左宗棠指挥的以及分
配在广西和贵州两省服役的几支军队的上报收入）。②江西提供的税款对曾国
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上海区的大部分厘金收入主要被李鸿章用作淮军
军费。李鸿章除定期给曾国荃运送大批弹药外，只能从他的厘金收入中每年
约抽三十 万两纹银给曾氏兄弟。
曾国藩的厘金税制扩大到两江辖境以外，1860 年夏，他得到湖南巡抚骆
秉章的同意，在长沙成立东征局。曾国藩的一位绅士出身的老友黄冕被任命
主持局务。他在1855 年曾协助制订湖南省的厘金税制。东征局当时得到湖南
巡抚的批准，对盐、茶和其他主要商品增收厘金税五成，特别用于曾国藩部
队的需要。此事于1861 年1 月上报清帝，从这时到1864 年中期为止，这四
年多中用于该省征募新兵的费用以及拨给曾国藩作军饷的湖南厘金税款共达
二百万两。1862 年4 月，清帝批准曾国藩的请求，把广东省的厘金系统扩大
供湘军使用。于是在广东北部的韶关和广州设立新的厘金局，这两个机构的
办事人员都从曾国藩的大本营中抽任。①这种跨省的措施只是因为曾国藩得到
清帝的支持才得以实现。
但是曾国藩的厘金系统必然会碰到传统的人员培训和根深蒂固的陋习等
方面的明显缺陷。就象大部分将领重视军衔和财富更甚于慎独德行那样，少
数具有理财能力的文人也被发现缺乏献身公益的精神。虽然曾国藩继续对黄
冕和李瀚章等人的廉洁深信不疑，但在1860 年中期随着他控制的厘金系统迅
速扩大，他不得不把他了解的那些才干胜于清廉的人派进厘金局。早在1861
年春，曾国藩手下的厘金税吏及其将领的贪污已恶名远播，曾国藩自认，胡
林翼两次写信责备过他，说他“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正之气”。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 第35 页。
② 庞百腾：《太平军叛乱后期江西省的收入和军费开支》，《亚洲研究杂志》，卷26 第
1 期（1966 年11
月）第63 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19、127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 第40—41 页；卷18 第38—40 页。
曾国藩辩解的唯一理由是战争形势紧急，而他能使用的只有这些人，别无其
他选择。1862 年，左宗棠写信给曾国藩说，不幸的是，他也发现那些能实干
的人格外贪婪。曾国藩答复道：“鄙意好利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
屏斥。” 他哀叹道，“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①
曾国藩认为，厘金税之所以腐败，并非全是他下属的过错。因为他的助
手充其极只能在地方绅士中选用比较廉明的人，这些人不仅愿意屈尊俯就，
而且还有足够的才干设法征收大量税款。李瀚章在江西的经验使曾国藩相
信，只有地方上那种追逐私利的小绅士才对经管厘金税卡感兴趣。曾国藩断
言，“江西厘务，立法不为不密；只因各卡贤员过少，遂觉前此之成法皆虚”。
尽管他信仰程朱的道德学说，但到1863 年时却无可奈何地退而承认，在教育
儒家君子时，应考虑到“利”。他痛感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儒生中
鲜有谈“利”之风。曾国藩发现自己与南宋的实用主义者叶适（1150—1223
年）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写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②
曾国藩与归他管辖的三省巡抚，有责任监督地方的吏治，包括征收田赋
和司法行政，并且还要在经济和道德风尚方面医治地方上的战争创伤。在皖
南曾国藩进行指挥的第一个大本营所在地，他发现城乡都遭到彻底的破坏。
“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在1860 年夏，
他感到应“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都不可偏重”。③可是军情非
常紧急，所以曾国藩必须更加全力以赴。虽然非常需要恢复被破坏地区的经
济，但也必须尽快恢复征收田赋，这不但是为了满足军事需要，也是为了使
北京宫廷能取得它需要的经费。对一位钦命大员来说，国计毕竟与民生一样
重要。在缴税方式方面，不应只由肩负厘金税重担的商人来表示臣民的忠君
爱国之心，大小地主在 一旦土地有收成时也应同样报效。此外必须采取行动
来加强正统的伦理教育以及文人的道德观。应把谥号授予为王朝殉难的义士
和为贞操殉节的烈女。
曾国藩认为在地方上实施良好的吏治的关键也在于“贤且智者”，这与
他的信仰是一致的。虽然他不象胡林翼当过府县的亲民之官，却没有忽视下
层衙门的根深蒂固的弊病。他也深知：地方县官常常巧立名目征收苛杂；上
面的省级官员又对县官提出各种要求。但他认为，如果使贤明当道，这些陋
习是可以改变的（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曾国藩对胡林翼任湖北省巡抚
时的政绩非常赞赏。该省在1856—1857 年肃清太平军时，胡林翼获敕让他自
己选用代理知县补缺，而不是由北京朝廷按常规选任知县。胡林翼在一封信
中写道：“办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①
从1857 年起，对田赋和漕粮（折征）的征收已在湖北省大部分地区恢复。
胡林翼不断写信给州县官员，告诫他们要按规定税率公平地向所有地主征税
和贯彻“寄抚字于催科”这一传统的格言。这种貌似矛盾的说法也可自圆其
说：既然税收为国家所必需，则在征收过程中只有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才
能保护人民的福利。清廷自十八世纪以来已经制定了较轻的土地税税率，但
① 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83 页；又见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第340、360 页。
②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第360 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 第8 页；卷12 
第31 页。
③ 同上，《书札》卷6 第36—37 页；卷7 第7 页。
① 《胡文忠公遗集》，卷14 第4—6页；卷23 第8—10 页；卷59 第31 页；卷63 第19 页
；卷65 第3—4、
5—6页。
是浮收在这时常较正规的赋税重得多。有些浮收，如火耗和某些与漕粮有关
的征收，是得到清帝批准的，但有许多项目则为“规费”，它们从未被正式
规定，但却是包括县衙门在内的地方各级官府的必要收入来源。有的浮收干
脆被称为“陋规”，它们有时尚可被辩解为官方支出的必要补充，但经常成
了税吏纯粹为私利而进行的一种勒索。
胡林翼特别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有足够权势能把衙役拒之门 外的所谓
“大户”通常能免缴浮收，甚至免缴正规的赋税。大部分田赋实际上落到了
“小户”身上，这些通常是平民身分的小地主防止额外课税的最好办法是贿
赂胥吏衙役以换取较轻的税额，或者去寻求绅士（他们通常为了从中获利，
包揽了小土地主赋税和浮收的缴纳）的帮助。胡林翼把小户的苦难主要归之
于衙门胥吏差役，这些人与权势者相勾结，但对农民却冷酷无情，恰似禽兽
之于“周围民居所在啄食之也”。他要县令对违法衙役严惩不贷，直至将他
们撤职或拘禁。但胡林翼也了解“陋规”常常是上面压力的结果，这种压力
不但来自知县，而且来自府道。他在1857 年的奏折中写道：“欲禁浮收，当
先革冗费”。他确实下令废除了数十种长期在许多省成为定例的小额冗费。①
但胡林翼自己承认，湖北省的许多地方继续在搞枉法徇私的活动。
曾国藩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几乎就立刻物色能代署知县的贤员，以便
在安徽树立清廉的榜样。他请他的朋友们择才，“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
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他因公务繁忙，无暇亲自过问，就把选用皖南代
理官员之事交由有举人功名的学者和湘军统领李元度去办。他告诫李元度
说，“与民更始，庶几渐有转机”。曾国藩在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勉强合作下，
还想更换皖北的大部分官员。他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一一皆请
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鉴于还有战争的紧急任务，看来在
曾国藩自己的幕府中被认为适合当地方官或可调任地方官的人为数甚少。
曾国藩显然坚持他的“人存而后政举”的信仰。②然而要举者是何政？曾
国藩似乎把重振儒家守则放在比复兴经济更优先的地 位。他在1860 年7 月
署理总督时就向两江各省的官员和文人颁发文告，敦促官员要克勤克俭，并
请绅士保举有才之士为政府效劳。他强调地方官员的紧急任务是提供救济，
但不是给予农村居民，而是给落魄绅士和文人的家庭，特别是给予那些其家
属因战争死亡的人。曾国藩任总督后的第一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设立忠义局。
他请官员和文人向局提供殉国者的事迹，加以核实后上报清帝，以便能获准
立碑和祠祀。
曾国藩在1861 年9 月收复安庆后，确实与绅士们一起主办过济贫事业，
给充斥在街头的难民施舍钱粮。但同时又在附近确有收成的农村每亩地征钱
四百文，以应付紧急的军需。他还优先重新开办敬敷书院，这是为应乡试的
士子在安庆设立的学术机构。①
曾国藩这时向三种人发出一系列恳挚的劝诫，他们是州县官员、委员（曾
① 《胡文忠公遗集》，卷23 第5—8页；卷60 第25 页；卷61 第23 页；卷64 第18 页。
又见卷23 第3、
6—7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 第29、35、37—38、41—42 页；卷7 第1—2页；卷8 
第47 页；卷8 第
25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6 第23—24 页；《书札》，卷7 第9 页；《年谱》，卷
7 第20 页。
国藩称之为“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和绅士。②官员们应“以重农为第一
要务”，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受害最深，更因为“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
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地方官员应尽量减轻农民
赋税，减少徭役，帮助治水，甚至帮贫苦农民购买牲畜。州县官应俭朴不肥
家私；他们应停止向上司送礼，这样就不需要再征收某些浮收了。州县官应
迅速公正地解决诉讼，不惜严惩“恶人”。他写道，这是“不得不刑恶人以
伸善人之气也”。但曾国藩没有强调也要严惩衙门胥吏差役。他在谈到他们
时，只说州县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以
为其部属树立榜样。
曾国藩对绅士，特别对那些组织地方团练并在开征维持它们 的捐税中从
中渔利的人，责难最为严厉。虽然湘军在早期已经吸收了一些团练，但他对
它们是否有用则非常怀疑。他在1861 年写道：“弟在军数年，一无所解，唯
坚不信团练。闻人言团练大捷破贼者，则掩口而笑，掩耳而走耳。”他这时
警告绅士，不论谁利用团练局向“愚懦”榨取钱财，将严惩不贷，“虽巨绅
也属可诛”。在当时的一封信中，曾国藩含糊地提出，“古来保甲之法”足
以维持地方的治安。但没有详细谈到怎样恢复此法。①
虽然曾国藩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但因显然全神贯注于
军事和财政问题，无力再兼顾吏治。他对“成法”坚信不移。他希望任地方
官的正人能“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但他对他治下的
新任州县感到失望。他在1862 年初写信给安徽巡抚李续宜时承认，他选用的
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曾国
藩这时感到选用地方官的标准应予放宽：“中材”对事也许无大妨碍。他又
准备了另一份候补官员的名单，要李续宜与他一起向清帝保举，以接替一些
在职官员。但新名单证明同样令人失望。1863 年夏初他向郭嵩焘承认，自他
任总督以来，“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他又告诉郭嵩焘，他已上疏要
求十六名新获进士功名的人为江西的州县官员。②显然他又恢复了传统的观
点，认为那些通过最高级科举考试的人可能会成为最优秀的地方官。
农业税的恢复
虽然曾国藩力图继续相信贤人的影响，但他偶尔也考虑到制度调整之
事，即在受战争创伤的省份恢复征收田赋的同时，减收 课税和浮收。幸亏有
佃农和自耕农等黎民的勤劳，所以有一些地方的农业恢复得比预料的要快。
官绅进行了一定的帮助；已经知道他们分配过家具和纺织工具，甚至鼓励从
其他省份移民到被破坏的土地上重新安家。曾国藩估计，江西1862 年的秋收
可能达到正常年景的七成，而在安徽，大约不到五成。①清帝一般会批准一名
总督如下的意见：在新收复区至少在一年内全部或部分免征田赋和漕粮。但
北京要立刻在长江流域诸省恢复征收漕粮。虽然用船沿运河北运漕粮证实已
行不通了，但朝廷希望至少把应缴的稻米折钱征收，以便在上海购米海运至
② 同上，《杂著》，卷2 第50—51、53—54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 第3 页；《杂著》，卷2 第54—55 页；《书札》，卷
7 第7 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 第25 页；卷10 第11—12 页；卷12 第5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 第12 页。
天津。征收漕粮的需要自隋朝（589—618 年）以来早有先例，可是因长江下
游诸省本身紧急的军事需要而受到了挑战。不可能全部放弃征收农业税。但
对太平天国以前若干年的抗租暴动所留存的记忆，以及太平军在一些地方的
田赋问题上采取的开明态度，都表明必须减轻农民的负担。②
在1855 年至1863 年期间，长江各省的官员对田赋问题考虑采取三种办
法。（一）由于农业税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根据法定税率征收的田赋和漕
粮，而是所加的浮收，所以要减轻赋税必然要涉及到削减这些不合规定的浮
收。北京预期收到的那部分赋税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浮收除了少数事例外都
由省的或地方的政府使用，并由地方官员及其下属得益。（二）必须禁止区
别对待大户和小户这种长期以来视为惯例但仍是不合法的偏袒，这不仅是为
了公平，而且也为了安抚大部分纳税人。（三）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这两处
较小的地区深受战争之害，但每年负担的漕粮份额却特别重。自道光以来，
这两个地区的税额实际上只上缴了一 部分，清帝也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批准免
征。所以大量减轻这两个地区分担的税额不会使北京真正受到损失。
省级官员按照这三种办法主动采取了行动。在湖南，经左宗棠建议，巡
抚骆秉章早在1855 年初秋决定对田赋和“折征漕粮”作新的估算。新税率各
县不同，是经过知县和推选的地方绅士共同商定的。新统一规定的田赋税率
加上浮收约比原来总税率低二成，而折征漕粮加上浮收不到原来的五成。为
了能够减低税率，骆巡抚取消了许多归地方各级官员所有的津贴。他还要县
令与德高望重的绅士讨论节制包揽（即包征）之法。“许地方公正晓事士绅
条陈积弊，设局稽查。”衙门的吏役以及衿棍从此不得包揽完纳。①从1855
年起的几年中，湖南每年征收田赋和漕粮的总收入（包括浮收在内），与战
前相较，据推测减少了四分之一。幸亏有了厘金税，该省仍能支援曾国藩进
行战争。
胡林翼在1857 年秋季着手搞减税，作为他整顿湖北省的活动的一部分。
由于战争和洪水造成的破坏，他要求让一批县暂时免除田赋和漕粮的份额。
但对三十三个应照常征缴漕粮的县，他争取清帝的批准进行一次大改革——
大量削减极重的浮收和取消名义上有数十种他称之为“浮费”的收入。这里
面包括过去巡抚本人、布政使、督粮道以及府道都享受的津贴。他还认为，
只有官僚机关和基层机关的弊病得到纠正，“刁绅劣监”才不会再要求分润
从包揽完纳中取得的好处。这些无耻的权贵也真能以揭发县衙腐败为手段来
进行威胁，从而迫使知县及其下级默认他们包揽赋税的作法。在太平军叛乱
之前，湖北省大户用米缴纳漕粮，小户则按过高而不合理的米折银和钱折银
的折算率缴现钱。现在所有的户都按照以钱计算的统一税率用现钱来缴纳，
但胡林翼却不得不依靠知县们来约束吏役以使新税率真正得到贯彻。湖北省
的督 粮道及其助手到各个县，先与知县和地方“绅耆”协商，把每地米价和
银-钱折换率以及州县衙门的财政需要等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决定一项新的当
地划一税率。大部分县每担米应缴的新税率在铜钱四、五千文之间，而在以
前，各种税款合计有时高达一万二千甚至两万文。
胡林翼完全相信这种“中饱”之款可以为政府所有或留在百姓手中。①
②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载《清华学报》，卷10 第2 期（1935
 年4 月）。
①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2 第19—21 页。又《骆公年谱》，第38—39 页。
① 《胡文忠公遗集》，卷23 第3、5—8页；卷26 第1—6页；卷31 第8—10、14—17 页。
又卷23 第6—7
他有时采取有力措施来推行新规定。在1858 年初，他解除了一名容许征收浮
收的知州的职务。但看来他更多的只是严词训诫地方官员，要他们保持警惕
和严惩违法的吏役。他说过一段有代表性的话：“州县亲民之官，一吏胥之
不能制，即不免于率兽以食人，尚何能与民众分忧耶？”在此期间，湖北的
许多地方恢复了正规的田赋。胡林翼之信写于他在1861 年9 月末死去之前不
久，这说明“陋规”仍在该省地方行政中盛行。②
1860 年后期，曾国藩向江西当局建议，田赋和折征漕粮都应当在次年恢
复。代理布政使李桓因此开始与地方官员协商；1861 年9 月，他起草的章程
被曾国藩批准。该省与湖南湖北一样，许多上级向县摊派的费用都被取消了；
但全省的田赋和漕粮却被订成统一的新划一税率，这又是与湖南湖北不同
的。当曾国藩写信给李桓和江西巡抚时正对胡林翼之死深为悲痛，他似乎已
决定在江西省进行田赋改革。他希望新税率会在百姓之间产生新的印象，从
而使他们能“踊跃输捐”。但他担心由于这项计划“不利于官”，官府会多
方加以阻挠。他决心要弹劾那些“违抗新章” 的州县官员。①
虽然曾国藩作出这种告诫以纪念胡林翼，但江西省地方官员德才俱劣，
所以他怀疑浮收是否真能大量削减。但在1862 年，当为人非常谨慎负责的江
西知县丁日昌提出了减轻地方官员负担的具体措施以答复曾国藩的问题时，
曾十分高兴。他与新任巡抚沈葆桢联名上疏并得到清帝的批准，取消江西州
县亏空的高达二百余万两的巨额应缴税款（此款的大部分事实上在出现亏空
时每年已由江西省府向北京垫交）。曾国藩和沈葆桢还为该省在1861 年遭太
平军侵袭的地区争取到了削减田赋和漕粮的负担。
尽管这些措施能使江西的知县们办事更加方便，但曾国藩发现在以后两
年中他们的负担并未大大减轻，其中有些人为了完成任务还陷入困境。这部
分是由于白银贬值，而在1864 年的规定中改铜钱为征税单位前，白银是江西
省征收农业税的法定通货。1863 年6 月，曾国藩在描述江西局势时说：“州
县之入款顿绌，而出款则不少减。牧令深以为不便，而绅民于大减之后仍尔
催征不前。”②1863 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
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
这时曾国藩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减少江苏省漕粮份额（还有法定
税率）以及把一个浮收份额特重地区的负担予以减轻的建议。他支持这个主
张，不过鉴于最近江西省税制改革的经验，他对诸如浮收等有关问题仍然犹
豫不决。
当淮军在1863 年春季已经巩固了松江区并迫近太仓时，对许多达官显绅
来说，早就需要进行的财政改革的可能已经在望了。自从明初以来，苏松太
道分担帝国漕粮数量之大很不成比 例。这里面积约四千平方英里，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人口大致为一千万，分布于三十一个县，它得天独厚，盛产米棉，
虽然它每年米的收成很可能超不过湖北湖南两省中的同类地区。但在十九世
纪初期，根据漕粮税制，苏松太被规定要提供年征大米总数的32.7％，即全
页；卷31 第9—13 页；卷60 第23—24 页。
② 同上，卷26 第1—3页；卷31 第15 页；卷60 第27—29 页；卷61 第9—10、12、21—
22 页；卷63 第
18—19 页；卷64 第19—20 页；卷89 第5、15—17、23—24 页，以及其他各处。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 第8、16—17 页；卷9 第8—10 页。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28 第35—44 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 第
33 页。
国法定总数五百二十万担中的一百七十万担。①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由于从南
宋到明代这段时期中不幸的历史发展变化造成的——向在国有土地上耕种的
佃户征收的租，在土地转到私人手时转变成税；明代开国皇帝根据租率向江
南几个府开征实物税，但遭到那里激烈的顽抗。虽然向苏松太开征以白银缴
纳的税在清初已经稍减，但漕粮份额的严重不公平的现象从没有改正；它们
的负担至少是近邻常州府的三倍，而后者也盛产大米，并且同样靠近运河。
从明代到清初，苏松太道规定的漕粮份额甚至很少缴足一部分。只是从十八
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当长江流域特别繁荣时，它应缴的漕粮才
相当及时地全部上缴了。但自从1833 年的大水灾和大饥荒以来，江苏省不得
不以天灾和歉收为由，每年请求清帝部分豁免负担的漕粮。
很明显，到十九世纪中期，这种税制不能再长期推行了。这时，苏松太
道已成战争的关键地区，最后说服北京改变这种不现实的税额的时机到来
了。早在1863 年2 月，松江知府方传书要求李鸿章奏请大量削减苏松太的税
额。②苏州人冯桂芬在1862 年4 月就进了李鸿章的幕府并且长期以来主张改
革苏松太的财政，他实际上一直就此事在给李鸿章出主意。减低过高的赋额
显然是可取的。各方许多人都表示支持。1863 年6 月，北京的两名官员在同
一星期奏请减赋，但回避了与漕粮一起开征的浮收（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这
一有分岐的问题。这两人就是潘祖荫和丁寿 昌，前者是苏州人，任光禄寺卿，
其祖父当过军机大臣；后者是苏北人，任御史之职。同时曾国藩和李鸿章就
苏松太负担的份额问题于6 月27 日联名上疏。新任江苏省督粮道的郭嵩焘以
及该省巡抚李鸿章本人都推测，清帝可能在太仓和苏州尚待收复和需要民众
支持之时批准减赋，而不会拖到战后的将来。
但在上海进行的讨论实际上超出了负担份额的问题。冯桂芬和郭嵩焘曾
请教过的前苏州知府吴云也强调同时减收浮收的必要性。浮收项目在苏松太
地区为数极多，其中既有为“耗米”和漕运征收的合法浮收，也有一些违法
项目，它们或入衙门吏役（这些人负责征收漕米及其折征的现钱）之手，或
入仓吏、船户或旗丁等人的私囊。在大户中较正派的人最多只缴纳规定的浮
收，那些狡猾的大户则与衙役串通，使其地“注荒”而逃避一切完纳（甚至
连漕粮也不缴）。“以江苏大户之众多，其力足以陵压州县，州县不敢校也。
一切浮费皆取给于小户。”①
冯桂芬和吴云生动地描述了小户的苦难。有些小户认为明智之举是向包
揽税赋的人——如衙役或“刁生劣监”——行贿，这些人能把小户重新划分
为大户，使他们免缴赋税。“于是大户日益增，小户之困日益甚。”而孤立
无援的农民土地所有者则倍蓰加算沉重的浮收，并以折磨和拷打迫使他们缴
纳。有人弃地外逃，有人则可能聚众抗税。
吴云和冯桂芬都认为这种局势不能容忍，至于怎样补救，两人则不一其
说。吴云认为，规定的沉重份额一旦被减轻，一切就会顺利。在战后的恢复
时期，“每邑延请公正绅士出为襄理，官绅合力，可期弊绝风清”。换句话
说，他希望派地方上流绅士中较正派的人来抵销“巨室土豪”和衙门吏役的
影响。
① 欣顿：《中国的漕粮税制》，第92 页。
② 《江苏减赋全案》，卷5 第25 页。
① 引自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246 页）中郭嵩焘之信。
冯桂芬则坚持，衙门吏役在浮收中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所 以他们必然
要进行勒索。他认为，实际从漕粮中贪污的所得，绝大部分落到了他们之手，
其数十倍于州县官员，三至五倍于地方绅士。他还坚持，只有清帝批准的浮
收才应予保留；而如果漕米改由海运，连这些浮收也可以减轻。①他为李鸿章
和曾国藩起草的奏议的第一稿，强调了一切非法浮收应予取消，“大小户名
目”应予禁止。冯稿从李鸿章转到曾国藩那里，但郭嵩焘私下警告曾总督说，
要完全平均征税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他很现实地承认了衙门吏役的实际存
在，而清朝的官僚机器也正是靠了这些人的歪门斜道才得以维系于不坠。“无
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今将立法制，垂久远，而必取州县之吏，
束缚之，困苦之，亦非与民求安之道也。”②
曾国藩很快把郭嵩焘和冯桂芬二人的观点加以折衷，主张把主要力量放
在减轻规定的赋额方面。曾国藩也持郭嵩焘的现实态度。他在6 月2 日复信
郭嵩焘时提到了江西的经验，那里由于大量减征浮收，致使“州县穷苦异常，
而民仍征输不前”。经验迫使曾国藩实际上放弃了桐城学派的基本信仰（即
适当的领导和学者的努力可以移风易俗）。他这时承认，吏治中的一些倾向
确实已不能纠正。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
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
者耳。”③曾国藩感到冯桂芬的奏稿“陈义过多”，其中建议裁减浮收一节“断
不可遽奏”。他劝李鸿章，即使苏松太地区的浮收在将来得到核减，“浮收
竟可不必入奏，不必出示”。 他还建议各县征收浮收可按该县风俗人情而为
之制。“大户名目可革则革，办法不必一律，减法不必一价，但使小户实有
所减而已。”①
曾国藩的这些折衷说明了联名奏议的最后内容。奏议的唯一提议是把苏
松太道的“浮赋”减到该道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实际缴纳漕米数量较大的七
年的平均数字，即定额的一半左右。据说，核减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医治
松江和太仓的战争创伤和鼓励民众支持清廷即将进攻苏州之战。显然出于冯
桂芬的劝告，李鸿章决定在联名奏议后加一“附片”，建议如果裁核苏松太
的赋额，还应“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同时还要“革除大小户名目”。
李鸿章与曾国藩还有不同之点，他建议设局来为苏松太的漕粮定出适当的浮
收额，由“绅衿平民一律完纳”。②
使许多人惊奇的是，清帝分别在7 月9 日和18 日两道上谕中迅即批复。
第一谕表达了对苏松太纳税人的同情，下令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并命曾、
李二人考虑取消浮收、陋规和包户的措施。第二谕是根据户部对丁寿昌御史
的答复作出的，它原则上同意（细则尚待拟订）把苏松太的漕粮份额在原来
规定征收额基础上减少三分之一，同意负担份额较轻的常州和镇江两个府减
少十分之一。把核减浙江省三个府过重的漕粮负担之事交左宗棠办理。清帝
重申了他经常反复提起的格言，即财政政策应“上顾国家之本计，下悯百姓
① 吴云：《两罍轩尺牍》，卷5 第13—15 页。冯桂芬：《显志堂集》，卷5 第36—37、
43—44 页；卷9
第21、23 页；卷10 第104 页。又卷4 第11—12 页；卷9 第12—13、19—20 页；卷10 第
7—10 页。
② 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246 页。
③ 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247—248 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1 第34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 第33、34 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 第56—65 页。
之余生”。③
不幸的是，进一步的斟酌引起了争论，因而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改革。为
苏松太减赋而设立的局于1863 年8 月在上海成立，冯桂芬任委员。但江苏省
布政使兼该局的当然负责人刘郇膏却反对彻底检查战前的税制。刘郇膏是河
南人，得过进士，曾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连任苏松太道三个县的知县，熟悉
当地情况。他和冯桂芬都认为减赋三分之一为数太少。冯桂芬劝李鸿章再上
奏本，要求把原来的漕粮份额再减一成。但刘郇膏出于某种原因，强烈地坚
持应把以白银缴纳的规定的田赋减二成或二成五为宜。他虽然也要求减税，
但念念不忘的是减税在衙门胥吏中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他坚持要保留官府簿
册上登记的五十多种土地的等级，簿册上每种土地各载有一种税率。冯、刘
二人对浮收问题也有分歧。冯桂芬坚持，通过海船运输的漕米数量必然越来
越多。海运比腐败的运河运输的费用要低得多。当刘郇膏明显地考虑到苏松
太州县官员的利益而提议增加一千文“运输津贴”的浮收和一千文“杂费”
时，冯桂芬大为愤怒。他与几个绅士朋友强烈地抗议，因为他们担心刘郇膏
会把增收这些浮收的内容塞进曾国藩和李鸿章准备上呈的第二个奏议之中，
从而抵销了减赋的好处。冯桂芬本人从未为维护县的定制而提议过任何规
定。他直率地引用过一句古代的格言：“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
弊将若之何？”①
冯桂芬的建议得到苏松太区一些知名绅士的支持，这些人都拥有大量的
地产。由于地主要依靠他们佃户的劳动，所以象潘曾玮（1819—1886 年，道
光时期军机大臣潘世恩的幼子）那样的隐退官员并不一定同情为了微利与衙
役又倾轧又勾结的小绅士。此外，在冯桂芬与潘曾玮那样有名望的绅士和几
十万属于苏松太小户的自耕农两者的经济利益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②
李鸿章以他一贯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冯、刘二人的观点兼收并蓄。最迟
到1863 年12 月当他的衙门搬到已被收复的苏州时，他要冯桂芬起草第二份
准备与曾国藩联名的奏议。此奏遭到当时任布政使的刘郇膏的严厉批评，但
曾国藩并不是一点也不同情冯桂芬的。①刘郇膏受命重新起草，但他到1865
年6 月9 日才送上来，这时曾国藩已经赴山东剿捻去了。
在此期间减赋之事无独有偶。负担漕米份额分外沉重的第二个地区是浙
江省富饶的杭嘉湖道。这里有着与苏松太同样的历史背景（原来的租率都已
经改为税率），它负担的漕粮份额在十九世纪初也高达一百一十万担。但早
在1823 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要豁免一部分份额。与苏松太一样，有权势的地
方也搞“注荒”，地方官除了向小户加征浮收以弥补大户逃避的完纳外，别
无他法。沉重的浮收中包括运输费（1852 年后浙江漕米开始通过海路运往北
③ 《江苏减赋全案》，卷1 第1—4页。
① 《显志堂集》，卷4 第9 页；卷5 第11—12 页；卷9 第1 页。洛日乌斯基：《1863 年
苏松太减赋问题
及其后果》，第186—200 页。又见《显志堂集》，卷4 第11—12 页；卷10 第7—10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
僚函稿》，卷3 第27 页。
② 吴云：《两罍轩尺牍》，卷5 第11、16—17 页。《显志堂集》，卷5 第44—45 页。顾
炎武及以后的作
者估计苏松太区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是佃农。假定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那里的总人口数为
一千万，至少一
定有二十至三十万自耕农，也许更多。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 第11、26 页；卷5 第1、8、12、36 页；卷6 第4
—5页。《李文忠
公全集·书札》，卷12 第33—34 页；卷13 第7—8、11—12 页。
京时，已被核减）。自耕农有时在所谓“包户”的帮助下也取得大户的名分，
这与苏松太的情况一样。②
在1863 年大部分时期中，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设大本营于严州，
向杭州的进攻进展缓慢，所以杭州到1864 年3 月31 日才被收复。十天之前，
李鸿章的部队已经收复嘉兴，但湖州到1864 年8 月才攻取，那是南京失守后
一个多月的事了。对清廷答应核减杭嘉湖漕粮份额之举，左宗棠的第一个答
复颇有卓见地说明了漕粮为什么象苏松太那样已成为民众暴乱的常见的原
因。自耕农在应缴的每担漕米外，通常至少还要另缴八、九斗。 他说：“竭
小民终岁之力，徒为胥吏中饱、衿棍分肥之资。”①
1864 年11 月，左宗棠报告了关于他设立一个制定章程的局所拟定的新
漕粮之事。他指望把规定的份额减少三分之一。每亩地的税率也作相应的调
整。这项工作较苏松太所进行的要简单得多，因为只需把土地分成九等。左
宗棠还打算解决浮收问题。他知道地方政府的开支必须有来源，所以提出了
一种规定的浮收，名叫“运费”。这项运费是在清帝批准的漕米浮收之外以
运输名目另外征收。左宗棠暗示，县令可以视情况需要使用附加的“运费”
收入，不用说明用途。但他规定的“运费”不高，对每担应缴的漕米只收八
文，这比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向杭嘉湖征收的海运特别费用多四文半钱。②与冯
桂芬的意见不同，左宗棠不认为他征收的“运费”会引起更强烈的贪婪。他
认为制度应“因俗”制宜，这点与曾国藩是一致的。结果，户部提出减赋三
十分之八，此议在1865 年5 月被清帝批准。在杭嘉湖恢复征收糟粮的工作落
到了新任浙抚马新贻身上。负责征税的局拟订的税率表比左宗棠设想的要
高，从1865 年秋季开始按新税制征税。③
同时，关于苏松太漕粮的争论仍在苏州继续进行。该城最有影响的绅士
学者可能是潘曾纬，他力图说服布政使刘郇膏接受冯桂芬的观点，但没有效
果。在北京当官的苏州府吴江人殷兆镛在1865 年5 月中旬曾上疏，列举江苏
省税制的弊病，其中不但攻击了李鸿章严厉的厘金税赋，而且还攻击了似乎
与田赋一起恢复的沉重的浮收。④
曾国藩和李鸿章1865 年6 月9 日的第二次奏章，要求把苏松太以及常州
府和镇江府的规定田赋核减二成。它还提出应把上述地点的漕项核减二成；
漕项是经过清帝批准的浮收，它征收白银，并且是以运输漕米的名目开征的。
一份附片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当苏松太根据临时税制恢复征收田赋时，凡是
“火耗”浮收都已被核减一半。对大小户也不再作区分，并且今后不管是官
是绅，凡再进行包税者，都将受严厉惩处。①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第二次奏议可不象他们前一次的要求，它直截了当地
被户部拒绝。1865 年8 月的一道上谕宣称，由于运输漕米需要漕项，核减这
项收入只会引起地方征收数目不等的“津贴”。②随着太平军的消灭，朝廷不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1 第40—41 页；卷7 第42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7 第41 页。参阅吴云：《两罍轩尺牍》，卷5 第22—25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1 第43 页。
③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的田赋问题》，第456—457 页。
④ 《显志堂集》，卷4 第10 页。殷兆镛：《殷谱经侍郎自叙年谱》，第54 页。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8 第60—66 页。
② 《江苏减赋全案》，卷1 第5—6页；卷2 第29—33 页。
打算在农业赋税方面让步了。
李鸿章的所谓腐败的厘金税制被殷兆镛激烈攻击，特别使李对他的理财
名声不安。作为两江代理总督，他通过江苏代理巡抚刘郇膏在苏松太地区核
减了诸如火耗、耗米和银钱折换差额等浮收。但在1866 年当李鸿章离开南京
去征剿捻军以后，刘郇膏指令，按照新税率对苏松太自耕农应缴的每担漕米
增收八百文浮收。③这等于恢复已经取消的额外负担。代理巡抚做的事也许是
势在必行的，因为他不管出于合法或非法的目的，必须去弥补那些已被取消
但又需要用来维持地方官府的陋规。此外，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第二次奏议已
被驳回，苏松太的正规税额依然过于沉重。随着长江地区的安全有了保证，
朝廷不大愿意在那里进行田赋改革了。
③ 《显志堂集》，卷4 第12 页。
捻军战争及其影响
捻军对华北的冲击
虽然太平军的失败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安全，但另一叛乱集团捻军的力量
却在逐渐壮大，它使华北本身面临巨大的威胁。清廷对捻军之战分两个阶段，
每个阶段所投下的镇压力量之大都不亚于对太平军的征剿。第一阶段包括到
1863 年初的十年，在此期间，捻军取得了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块农村根据地，
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在这十年，捻军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
了各地的叛乱。在捻军战争的第二阶段，一支经过扩充并且战术越来越精的
捻军骑兵从1864 至1868 年在整个华北平原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战争。捻军问
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捻军已有约三十名首领（其中许多人是私盐
贩子），这些人率领的相当庞大的部队，主要是从自己的宗族或农村老家组
织起来的（见第六章）。大部分领袖似乎是来自二十世纪称之为“中农”的
家庭。只有很少不重要的捻子拥有较低的功名。这些流窜的部队使用了土炮
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强了。有些州县官员甚
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捻军自以为他们是仁义之师。1855 年夏末，“盟主”张乐行（1811—1863
年）在雉河的集市上张贴告示，尤其攻击当地府县为钱财而把百姓刑讯致死，
说他们“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被保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捻军文献表明，他们并不仇视满洲人，也不仇视白莲教主
张的千年至福说。捻军自视为“义军”，而义军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
的军纪而不是靠神的力量，来致社会于安宁——“救我残黎，除奸诛 暴”。
①传统的中国价值标准遭到象征性的和实际行动的攻击。在产生许多捻军领袖
的亳州和蒙城地区，清朝官员发现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的一些庙宇近来被大事
修缮，庙内只供奉盗跖（春秋时期的著名盗寇，中国文献称他为“举世大盗”），
因而大为震惊。但捻军军纪都禁止擅自掠夺村庄和强奸妇女，犯者处死。许
多领袖显然都拥护“劫富济贫”这句传统的绿林口号。②此外，人们都盛传，
许多下层捻军头子宁死不愿出卖战友，甚至牺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当时
在安徽指挥战争的儒将袁甲三（1806—1863 年）见到捻军视死如归的情景感
到惊愕。他说：“每遇行刑，谈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恋骨肉之情。”
他的儿子袁保恒写道，捻军“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义”。③这种有骨气的态度所
表现的力量，无疑是捻军能吸引那么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们在1855 年后能成功地控制着安徽西北那么多村社，这必须归因于清
帝国鼓励团练自卫组织在华北采用的出人意外的形式。在广东、湖南或江西
省，上层绅士常主动组织团练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东和直隶等省则不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1—23、26—27 页。关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者发现
的告示，见附录，
第241—243 页，此告示最先发表于《进步日报》，1951 年2 月3 日。
②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5 第31—32 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跋，
第244—245 页，
特别是第六条。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重印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1 册第
323 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2 第40—41 页；卷5 第31 页。袁保恒：《文诚公集
·奏议》，卷1
第4 页。
同，显贵士绅很少真正愿意亲自采取这样的措施。很明显，异端的白莲教传
统在华北农民中的影响，比三合会在广东或湖南农民中的影响要广泛得多。
农村的动乱非常普遍，所以拥有大量家财的显贵士绅都不愿把武装和不可靠
的人安置在周围。华北的大绅士非常愿意住在城市，在城里兴办城团或练勇。
①
由于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只从事旱地耕作，农村或市镇最宜于建
立周围有沟壕的圩或寨来保护自己免遭骑兵的袭扰。围墙很结实（一般只高
七、八英尺），可以用砖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除非放下吊桥，否则不易
越过约十五英尺的深沟。圩寨内部权力往往集中在团练首领之手，他们通常
是大宗族的成员，但其身分甚至不一定是小绅士。一个圩寨团练领袖的称号
为团总或团长，而指挥一批团练的将领被称为练总。当时一名有见地的作者
曾这样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择诸少年豪侠习技击，而以一人总其事，谓
之练总，每秋熟时，练总率队刈获，与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产。”②
团练头子的这些行为在某些方面与捻军的头目相似。
皖北的清军将领发现农村的团练并不是补充人力的方便来源，这并不令
人奇怪。他们组织的大部分团勇都是城市贫民，这些人中间的异端影响并不
是根深蒂固的。在1854 年，河南的乙未进士和深受曾国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
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国藩在湖南的作为，即吸收农村人力组成一支新的帝国军
队。他从农村民团中选人，组成各有七百人的五个营，每营各有自己的响亮
的名称：“忠仁”、“忠义”、“忠礼”、“忠智”和“忠信”。但这五个
营在蒙城附近第一次征剿捻军时遭到惨败。袁甲三不得不把这支三千五百人
的军队“暂时解甲归田”。此后，他主要依靠由清帝调归他指挥的绿营军以
及察哈尔和满洲的少数骑兵。③
1856 至1859 年的三年中，捻军巩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间的地区、
清军只能守住亳州、蒙城及太和三个主要城市，捻军农村根据地约四千平方
英里。村长都放弃了以前的民团官衔，改称“圩主”。捻军在自己的组织内
称村社领袖为“堂主”，军事头目为“旗主”。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层的等级
政治。只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称号前冠以“大”或“小”字，来主要表示所掌
握权力的大小。①捻军“旗主”定期召集亲捻军的村社领袖开会。各人要保证
本村社为征讨提供人马。征战的全部缴获在事后进行分配，捻军头目得其中
的大部分（有人说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给每人一份，每匹马得两份。然
后为“装旗”而聚集欢宴。聚会时设台演戏，摆宴庆功，接着可能又去进行
冒险活动。
研究1863 年以前捻军的最严谨的史学家江地认为，捻军领袖各自为战，
这反映了这个运动内在的不团结现象。各大首领都选择具体地区进行冒险活
① 邓永康：《1853—1863 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从忠君到叛乱》。又见李棠阶（1882
 年）和孟传铸（1910）
著作，转载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6 册第171—172、300—303 页。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 第1 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3 第40、51、55—56 页；卷4 第12 页；卷8 第2、
4、14—15、19—20、
36、42、51 页；《函牍》，卷1 第9、12、16、19、27 页。
① 商人之子柳堂对捻军的家庭生活、捻军的道德以及纪律和组织作了详细叙述。此人于1
858 年在雉河附近
被架走；见范文澜编：《捻军》，第1 册第348—355 页。
动。张乐行尽管称为“盟主”，不但只能控制极少数头目，而且在1856 至
1862 年这六年中他宁愿留在捻军根据地以外；我们只知道，他仅在1858 年
回老家逗留过短暂时期。
张乐行不但希望夺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够做到这点，象这样的人在捻
军领袖中为数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许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说明：他与
龚得（传奇式的捻军领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却是卓越的战略家）选择了与具
有围城战丰富经验的太平军结盟的道路。张乐行自己的部队在1857 年3 月1
日设法夺取了淮河的要冲三河尖。此时正在为巩固自己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而
斗争的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立即访问了他。张、龚二人为太平 军守卫
淮河以南约五十英里的六安达九个月之久。但在1858 年中，张乐行及其盟军
在太平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怀远以及洪泽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镇
（它们控制着来回于苏北和安徽之间的私盐贩子必经的水道）。张乐行可能
在1858 年至1860 年初期控制这个地区的时期发了大财。他从太平军那里取
得“征北主将”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到1861 年才得到“沃王”爵位，这时他
仍占有淮河的一个主要城市定远。张乐行从皖北保护了南京的外围，对太平
军来说其贡献是非常宝贵的，虽然太平军仍公开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贡献。李
秀成在1864 年的“自述”中抱怨张乐行“听封而不能听调用”。①
虽然捻军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军合作，却在地方团练领袖中树立了反
清叛逆行为的榜样。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绅士和恶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
在1863 年死去前，终于在淮河中部地区指挥了一支甚至比捻军还强大的叛
军。苗沛霖是捻军根据地正南的凤台的一名生员，在1856 年崭露头角而成为
该地的“联总”，并且很快争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征税（包括田赋和厘
金）的大权。他在清廷和捻军之间采取了骑墙姿态，拥有足以威胁利诱许多
圩主与他结盟的财富和力量。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团练局”。他象捻军一
样，对支持他的军队标以各色旗帜。到1857 年，苗沛霖已“连圩数十，拥众
数千”。于是他决定与清廷的将领（尤其是胜保）交往。他受封负责四川“川
北道”后，就排挤捻军，自扩地盘，并帮助袁甲三。但苗沛霖对袁甲三保举
他为有名无实的名誉布政使之职表示不满。1860 年10 月前后当他知道咸丰
帝已逃往热河以及太平军已占领江苏省东南部大部分土地时， 就自认为是富
饶的两淮区的主宰。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抚的信中声称：他手下有编成
“五旗十四营”的练军十万人以上；他打算占领巡抚的行营所在地寿州；他
要求，“两淮盐卡，霖请私焉”。①12 月份，他夺取了淮河的官船，公开表
示对清廷权威的藐视。1861 年3 月，他写信给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表示
友好。经与袁甲三和安徽巡抚的长期谈判，他获准管理淮河的厘卡。但他在
1861 年10 月还是占领了寿州。
在这一年更早的时候，苗沛霖已经接受太平军新封的“奏王”爵位，并
且已经停止与捻军作战。但清廷自湘军在1861 年9 月夺取安庆后，已经时来
运转。1862 年3 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胜保的“友情”，并在5 月
初再次反对太平军和捻军。5 月15 日当毫无戒心的陈玉成经过他的寿州的新
根据地时，在城门口受到隆重的欢迎，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员。张乐行虽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特别是第130—134 页。又见第97、105—107 页。在军机
处档案中发现的
张乐行的檄文和“自述”（1863）收于《光明日报》（1962 年10 月10 日）马汝珩和刘守
诒的一篇文章中。
① 张瑞墀：《两淮勘乱记》，载范文澜编：《捻军》，第1 册第288、291 页。
是盗匪，但至少始终如一，苗沛霖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一个毫
无原则的武夫，能随时与任何人结盟，并以制造分裂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当张乐行和龚得沉溺于淮河的城市时，捻军其他大首领却留守着老巢，
不时骚扰邻近诸省，特别在最初就向河南远征。由于他们部队的骑术不断提
高，又不善于围攻有高大的砖石城墙保护的城市，所以就满足于掠夺繁荣的
集市。可是，捻军运动恰恰在集市这一层结构上，才能够蔓延扩大。潜藏的
心怀不满的集团早就存在了，如集体抗税的农民、匪帮和异端教门。对捻军
侵袭所造成的动乱，官府督办的民间地方武装是可以对付的。特别在河南，
地方的自卫组织有时称为“联庄会”，它们的领袖是农民土地拥有者，不受
官方和绅士的监督，因而其形式与典型的团练不同。在1853 年太平军北伐时
期，联庄会已经兴起。但当太平军 的威胁刚消除，它们就转脸反对地方政府，
要求减征赋税和浮收，并杀害前来“催税”的衙役。被武装起来对付太平军
的村民，常进县城攻打监狱。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种“抗官杀差”
的行动扩大到了河南二十多个县。
捻军在1855 年搞联合组织后的第一次远征是入侵归德周围的富饶的河
南集市。在归途中，他们的战利品（包括马匹和装在大车上的财物）组成的
车队长达许多英里。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捻军的远征渗入河南中部并迫
近黄河。到1859 年10 月，“皖匪”（捻军的另一别名）已经离河南省府开
封不到三十英里。1861 年9 月，他们迫近古都洛阳。①这些长途远征主要是
骑兵袭扰，通过夺取（甚至购买）官马，又反过来壮大捻军的骑兵。
捻军对河南境内的侵扰不但鼓励了抗税，也助长了盗匪活动。许多地方
的盗匪也普遍自称为捻，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组织起来的集团。1856 年，在
河南中部横跨六个县的角子山中，五股捻军组成了大联合，开始时不到二百
五十人。他们的头目中有的有着吸引人的外号，如“张蝙蝠”、“于和尚”
和“李大黑脸”等。他们护送私盐，常常光临集市的富户抢劫和吃喝，有时
态度并不凶恶。一年之内这个联合即达到一万人，根据地约有三千平方英里。
不久约有八百名逃亡的矿工由于正被官兵追捕（因为要他们再为已经关闭的
银矿干活），也加入了这伙农民出身的盗匪。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角子山
各股盗匪未能取得安徽捻军的帮助。官兵在1858 年击败了他们。
1860 至1861 年，河南爆发了一次由陈大喜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捻军运动，
此人原来是官办乡勇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在老家 汝阳当地方团练头目时，
加固了自己的圩寨，然后开始抢掠附近的集市。到1861 年年中，汝阳与附近
三个县的几百个圩寨已经效忠于他。陈大喜在很大程度上幸亏拥有数千名骑
兵，所以经得起官兵的一切攻击。他自由地在各州府之间流窜，并接受在河
南省的安徽捻军的援助。他与张乐行的侄子和未来的捻军大头目张宗禹建立
了牢固的友谊，并在1863 年与后者联合。
捻军还重新激起了隐忍待发的白莲教式的不满情绪。1858 年，在安徽西
北近河南界的颍州（今阜阳）首先爆发了这样的叛乱：有一个名叫王庭桢的
人自称“顺天军师”，在那里“以妖言布散”，其徒众“服色诡异”。在河
南东部的一些村庄和集市中出现了一支约有五千人的教派军队，里面还有穿
鲜红上衣的骑兵，这些人手舞“飞刀”，号称无敌。但在1858 年4 月，这次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99—101 页；关于捻军的各次战斗，见第188—238 页
大事记。尹耕云等
编：《豫军纪略》，卷2.2 第8 页；卷2.4 第1 页；卷6.2 第13—14 页。
不到五个月的起义被德楞额率军打垮。
1861 年，一次具有白莲教传统的新的教派叛乱在归德以东约十五英里的
一座圩寨要塞中爆发。为首的名郜永清，出生在一个信奉邪教的家庭；他父
亲和祖父都因行左道旁门而被处决。他此时预言“大劫”临头，但他扬言他
能帮助其信徒脱灾免祸，因为他代表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他的信徒中，有
的是河南的盗匪，还有一人是安徽的捻军首领刘玉渊（刘狗）。郜永清准备
围攻归德，但强大的地方官军反而攻破了他的坚固的根据地金楼寨，他也被
杀死。但郜永清弟兄的遗孀郜姚氏仍按照白莲教的传统方式继续叛乱。金楼
寨被收复，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直到1862 年3 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镇压
下去。①
虽然捻军从1855 年起已经激起了河南的几次起义，但他们发现难以大批
进入山东，这是因为在皖、苏、鲁交界区集结着袁甲三等人率领的清军。但
在1860 年10 月，据说有七万人连同一万多匹马分多股突入山东省，席卷了
四个府，掠夺了二十个县，自西南端的曹县起，往北几乎远达黄河新河道的
各地。①在运河以东，这些安徽的掠夺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强烈的抵抗，但
大批人马围攻了宁阳和郓城，这两个重要城市在侧面护卫着鲁南运河的战略
要冲济宁。
1860 年更早的时候，清廷任命户部侍郎杜■为负责山东地方防务的特派
大臣，与顺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职务一样。但山东出现的危机以及直
隶南部盗匪猖獗的局势，促使清帝在11 月5 日（这时甚至在英军撤离北京之
前）特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以尽快对付山东和河南的捻军。12 月中旬，这
位蒙古亲王率领三千五百名骑兵、两万名八旗军的步兵和五千名绿营军开到
济宁。但在12 月26 日的第一次作战中，他的军队在济宁以西约三十英里之
处被击溃。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捻军威胁着省府济南，并且往东进入山东
半岛而到达商埠芝罘附近。钦差大臣没有追击他们，因为他必须对付一些发
展迅速的地方叛乱。小土地拥有者在山东农业中占统治地位，异端的教派和
盗匪反抗官府的传统十分强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区或住在因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初黄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泽地带的农民在战术上是机动灵活的。农民的
不满可以很快地被煽动起来，因为山东的赋税已经增加，可是收成则由于自
然灾害而减少了。②
以济宁以东不到三十英里的邹县为中心，又爆发了一次有宗 教背景的顽
强的叛乱。几十个山村早已成了白莲教残余的避难地。首领名宋继朋，他的
故乡是白莲池。他的教派公开以文贤教这一名称作掩护，吸收了许多不识字
的教徒，他们口头上传布佛经咒语和经文。宋继朋以能治病闻名。他们在夜
间集会中，宣讲和奉行秘传的礼节。1853 年后的一段时期，他通过其信徒（其
中有两名小绅士，一个是廪生，一个是监生）控制了许多民团组织。宋继朋
宣布其年号为“天纵”，对其教派的头目都封官赐爵。后来，当他们被清军
① 关于这些叛乱事例，见《豫军纪略》，卷3.3 第2—4、16 页；卷3.4 第2、4 页；卷3
.5 第6 页。又见卷
4.9 第1、6、10—11 页；卷4.10 第1—3、21 页；卷4.11 第4—6页。又见卷2.3 第1—2
、3—4、5、7 页。
又见卷2.5 第1、3—4、5 页。
① 奕訢等编：《剿平捻匪方略》，卷85 第1 页。
② 见景甦与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特别是附录1 和2。李文治编：《
中国近代农业史
资料》，Ⅰ（1840—1911 年），第337 页。《临清县志》，卷1 第14—15 页。
俘获时，许多教徒公然向他们的无名众神祗求取保佑。他们“多长发被面，
引出骈斩，犹喃喃讽经，合掌而拜”。①
1861 年1 月邹县的教派叛乱者被打败，但宋继朋未被俘获。他作了投降
的安排，却没有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保留着自己实力而投降的地方叛
乱者那样在帝国的军事官僚圈子中得到一官半职。不久，他带领四千人去围
攻邹县，但又遭到惨败。他经过居间调停又获准投降。他重新加固了他的要
塞，储备粮草，并在周围的山冈上建立了望哨。1861 年9 月他又叛变了，据
说到1862 年6 月他拥有十万人之众。
另一个集团名长枪会，把它说成一个各股匪首的同盟最为恰当，虽然里
面有许多人也是在山东西南击退入侵捻军的练勇。的确，捻军入侵的经验已
在前几年促使这些练勇首领甚至在黄河新河道以北自己组成捻军式的组织。
他们也把自己的部队编成旗，把控制的地盘归“堂主”管辖。在头目之中，
至少有一位名叫郭秉钧的生员。但曾当过衙役的刘占考被公认为“河朔盟
主”。长枪会在1861 年11 月被彻底击溃以前，会员约发展到五、六万人。
有 些头目到河南参加捻军；其余大部分人不是投降，就是被杀。①
在1860 至1862 年，山东还出现了一次在黄河以北爆发的八卦教（白莲
教）叛乱。主要头目是临清人张善继，他父亲因信仰异端而被发配新疆，其
母有着同样信仰，把他抚养成人。到1860 年张善继率领着一支称为五旗的军
队，每旗都标有不同的图案。对每个教徒都分发证明身分的小标记，这些教
徒的几百个家乡村庄都被命名为白莲社。官方的报告还指责张善继僭号，罪
大恶极。②五旗叛乱在1861 年3 月爆发，据说在邻近直隶省的四、五个县中
有兵力五万人。北京迅速作出了反应。胜保将军于6 月份被派至临清，其精
锐部队初胜数仗，但在7 月份被张善继亲自率领的八卦教军队打败。于是胜
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乱首领投降，但不改编他们带
领的队伍。7 月末，他接受了据说有两万人之众的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的投降。
宋景诗胆略过人，武艺出众，使他成了五旗军中三个独立建制之一的黑旗军
的首领。他此时转过来与旧战友为敌了。在压力下，张善继撤出山东前往直
隶，在8 月份被俘和处决。新首领是一位妇女，名程五姑，她在9 月份战斗
中丧命。12 月份教徒们在宽大的条件下全体投降。胜保鼓励叛乱的骑兵组成
新营，归他自己节制。其他人被发给“免死牌票”。③
当捻军的侵袭使白莲教死灰复燃时，他们还特别在山东激起了许多分散
的抗税运动。清帝在1860 年重申鼓励兴办团练之 举，使各村庄有了力量①
最近的研究充实了济南的史学家们所编的一张抗税事件表，研究表明，到
1860 年9 月为止的七年中，已知山东省只有六起抗税事件，但在1860 年10
月捻军大批入省后的十五个月中，至少有十八起官方记载的这类事件。这些
① 管晏、赵国华等：《山东军兴纪要》，卷19A 第1—2、4、8 页。我在这方面的研究，
得到过邓永康《1853—1863
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一文的教益。
① 《山东军兴纪略》，卷19A 第7 页；卷11A 第4—5页。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
近代史资料》，
第1 册第264—265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5 第12—14 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13A 第9 页；卷12 第5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1 第6—7
页。
③ 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传说：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一个插曲》，载《中国论文集》，1
8 期（1954 年12
月）第134—139 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3C 第1、7—8页。
①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5 第9624 页。
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该省北部和中部的六个府征收漕粮和有关的浮收引起
的。1862 年一名衙役所发的怨言反映了这些事件的暴力气氛：“自办团以来，
役莫敢出距城三里有年矣。”②这十八起事件中，至少有九名绅士参加（进士
一名、武举一名、贡生二名、生员四名和武生员一名）。
其中一名绅士抗税者是一个有着正义感但又妄想称帝的生员，此人名刘
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1860 年末，他亲笔书写并张贴了数百张招
贴，敦促同村人只按规定税率交纳漕粮，拒缴浮收。刘德培被捕，旋即逃出，
并在非官办的民团内任头领。1862 年初他因提议组织民团抗击捻军而得到新
知县的赦宥。他很快控制了县城，没收了衙役的财产，并抢掠了其他县的集
市。他以厚饷组成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分隶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将军指挥。
他亲自率领第六旗，旗上有龙凤标志。1862 年12 月，他自立为“大汉德主”。
城内的学宫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几间房间作“军机处”。一个小型的官僚机
器形成了，里面至少有两名学者，即一名生员和一名举人。③
面临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的众多自立为王的起事，钦差大臣僧
格林沁亲王成了一个忙人。1862 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在河南和安徽进行征
剿，并在捻军根据地正北的亳州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涡河两岸的
捻军开始投降。他在清帝的催 促下向南挺进，在年底遭到张乐行和其他捻军
首领的猛烈抵抗。据说在一次大战中约有二十万捻军参战，但最后是张乐行
在雉河集附近被围。被认为是信仰白莲教的捻军首领刘玉渊战死，有几名大
首领投降。①张乐行在1863 年底被俘。
捻军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领，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
几个重要城市。但山东局势是如此严重，对直隶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清
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东。僭号的刘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单中是第一名。僧格林
沁率领步兵三千和骑兵四千到达淄川，在靠城墙处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垒，并
用重达五千斤的大炮轰击建筑物和街道。8 月初，刘德培从挨饿的城市带三
百名士兵突围，但被赶上，他自尽而死。②
王朝所器重的这位将领又转向了白莲池的邹县教派叛乱者，在那里他显
示了围城战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继朋的要塞周围构筑壁垒，然后于9 月间进
行全面攻击。防守垮后，随之是对约三万名教徒的一场屠杀，宋继朋本人也
不能幸免。亲王然后又去追击宋景诗，后者在1863 年5 月又叛变了官军，并
召集他的七千名黑旗兵在堂邑县他老家附近构筑要塞。当时这一地区的一名
学者写道，村庄中留下的壮丁很少，据说由宋景诗指挥的响马“不特不掳掠，
反以财物与之”；这与1951—1952 年北京学者所访问的当地老农的证词是一
致的。③僧格林沁在开始时被打败，但随即使用了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钦命派
遣的一营外国人训练的军队——天津洋枪队，才解除了危局。宋景诗的部队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22C 第11 页。
③ 《山东军兴纪略》，卷20A 第1—3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 册第35—36、58、6
7、71、92—96、
117—118 页。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22—223 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20B 第4 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 册第92、122 页。
③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 册第201 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9C 第8 页。巴特菲尔
德：《宋景诗的
传说??》，第140—143 页。江地：《1865—1866 年的捻军战争》，（载《历史教学》，
天津，1954 年
11 月，第36 页）所引杜松年（举人，1849 年）关于宋景诗和捻军的评述。
在 10 月中被击溃，宋本人失踪，以后只是在谣传和传说中才重新提到他。
这位蒙古亲王在完成了保卫山东和直隶的主要任务以后，随即在11 月经
河南前往安徽去对付那个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苗沛霖在1862
年5 月投诚，但当他的恩主胜保因渎职和行为不检而在1863 年初被撤职时，
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稳了。1863 年5 月苗沛霖孤注一掷，再次叛变，他占领
了淮河边的几座城市，并且围攻在原来捻军地盘中心的蒙城。安徽和河南省
的几支军队参战，由僧格林沁的骑兵主攻，苗沛霖在1863 年12 月初被击败
并战死。
战争的第二阶段
1864 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现了一支新的捻军，其战斗力之强以及战术之
精，竟使到湖北、皖南和山东追击它的僧格林沁连吃败仗并最后丧了命。捻
军的力量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1865 年至1866 年，甚至用现代武器装备的
李鸿章的淮军，在几次大战中也被新捻军击溃。
学者们认为发生这一惊人变化的原因，是在1864 年春，一支试图解南京
之围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军参加了捻军。1864 年3 月，这些太平军和捻军的
首领决定组成四支别动部队，每队由捻军和太平军将领联合指挥。主要的一
支入侵湖北的军队拟定由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国“梁王”
封号的张宗禹联合率领。江地和罗尔纲都认为，正是太平军的影响才使捻军
从此由正规的和永久性的（而不是“亦农亦兵”的）军队组成，并且这些部
队还有了更集中的领导和捻军得以闻名的高超骑术。①但是正如 张珊所总结
的那样，这个假设势必被合肥历史讨论会上提出的有着充分文献根据的观点
所修正，因为张珊指出，赖文光的残余部队人数很少，而且骑马也从来不是
太平军的特长。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捻军的旗制在1863 年后还继续实行，而
且持续到捻军运动结束时为止，而太平军一套组织术语显然没有被捻军和太
平军的联军所使用。①
不管怎么说，捻军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经常流窜，因此不得不
特别注重骑术。张宗禹虽然在1863 年6 月收复了雉河，但在8 月份决定“空
其巢”并回到河南南部。大批捻军带着家眷，有的甚至带着同族的人追随他
前往。李鸿章后来说：“捻以走为业??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
成猾劲。”②捻军事实上已成为专业性的流寇。
在1863 年末，单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有数千名骑
兵。此后，数量比太平军骑兵多得多的捻军骑兵前往湖北。追赶捻军和太平
军新别动队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担心的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他这时拥
有五千多匹马。1865 年5 月，在不断追击敌人达两月之久以后，这位亲王在
① 《豫军纪略》，卷1.3 第8—9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38、40、46 页。罗尔纲
：《太平天国新
军的运动战》，特别是它的序言。
① 张珊：《关于捻军的组织问题》，载《安徽史学通讯》，第14 期（1959 年12 月），
第34—38 页；关
于捻军的运动战，见同上，第39—50 页。张珊的证据与一名芝罘的中国人的叙述是一致的
，此人在1867
年与赖文光的部队一起度过了两周；美国芝罘领事馆快信第33 号，1867 年8 月24 日。

② 《豫军纪略》，卷9.13 第8—10 页；卷10.14 第1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95 第
22 页。《李文忠公
全集·朋僚函稿》，卷7 第29 页。
山东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捻军一次巧妙的伏击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两千
匹马还在官军的手中。他部下的许多满洲骑兵实际上已携马潜逃，投奔了捻
军。③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清廷剿捻之战的转折点是1865 年5 月25 日任命曾国
藩为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对这位老政治家的
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认识到北京自身的安全这时要依靠汉族官员了。在1860
至1861 年，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巡抚已由汉人担任。1863 年，刚被擢升为驻
扎广州的总督、前湘军将领刘长佑转任直隶总督，这个职务是很少由汉人来
担任的。曾国藩担任了拥有安徽、山东和河南三省军权的钦差大臣是这一趋
势的标志。李鸿章所指挥的仍有六万名之众的淮军以及在曾国藩麾下效劳的
李鸿章的将领，这时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营淮军此时奉命向山东省疾
进。6 月6 日，李鸿章派约六千名士兵乘四艘轮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
里面有一千名步枪手和炮手，他们拥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过
英国人的训练。现代武器显然压倒了捻军的骑兵。据李鸿章的一名将官回忆
当时的情景：“悍贼奄忽而至，驰骤如风雨”，但被“连环枪炮”所阻，而
且实际上被击溃了。①
许多历史学家曾把捻军的失败归因于曾国藩在1865 至1866 年制定的政
策——首先，用笼络百姓及圩主的办法来控制皖北的圩寨。②他悬赏搜集捻军
首领的情报，并宽恕那些因贫困或受裹胁而偶然跟从捻军的人。他要圩寨坚
守壁垒和保护里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粮秣，使之不落入捻军之手，这是传统的
“坚壁清野”战略。新的圩寨村长由居民提名，知县批准，钦差大臣亲自发
给职衔执照。村长然后不但编制倡首为敌者及“甘心从逆”者的“莠民册”，
而且编制包括“自新”的原捻军追随者和“全未从匪者”的“良民册”。取
得“良民”身分必须有五户愿在村长前为他具结担保，而村长则向知县具结。
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曾国藩专门派人充当他的“委员”去捻军大
批出没的村庄调查，并与知县和“耆绅”咨商，查获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动分
子。到1866 年8 月，经过十三个月的工作后，蒙城有五十九名捻军“惯匪”，
毫州有四十六名，颍州有五名被捕和处决，惟徐州一名未获。有些委员仅作
了调查姿态。他们既未得到知县也未得到“耆绅”的合作。在许多地方，新
的村长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原来的“圩主”，只不过没有再被认出是捻军罢了。
曾国藩因一些“莠民”实际上就是绿营士兵而感到震惊，同时对有些委员不
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失望。①
曾国藩“调查”圩寨的结果不论在哪一方面说都不是有成效的，因为捻
军在1865 年7 月已经离开他们的老窝，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失踪，再加上
帝国军队的日益加强，基本上说明了在侠盗的这些旧巢窟中又恢复了旧秩
序。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195 第22 页；卷205 第12、13 页；卷211 第15、16 页；卷21
4 第33—34 页；
卷232 第20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 第5 页。
① 见李鸿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礼》，第22—24 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序
言卷《自述》，第
18—19 页。
② 蒋湘泽：《捻军叛乱》，第101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第26—30 页；《奏稿》，卷30 第51—52 页；《批牍
》，卷3 第40—
43、45—46、48—50、51—53、55—56、68—69 页；卷4 第1、2、5 页；《书札》，卷1
3 第33 页。
在曾国藩指挥剿捻战争的十七个月中，他还被认为对清廷的胜利贡献了
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实施封锁的战略。他在1865 年7 月提议，他最精锐
的部队不应追击捻军，而应守住四个关键基地，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
山东的济宁和河南的周家口。一年后，即在1866 年7 月，曾国藩进一步提出
要选择一些航道作为自然屏障，来限制叛乱者的活动。最早论述“画河圈地”
的人可能是一度当过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他把李鸿章最后战胜捻军的原因
归之于曾国藩的战略，而罗尔纲等人是赞同这种意见的。②但这种说法把问题
搞乱了。因为曾国藩的河流封锁战略是利用军队以及河流、河坝和运河来阻
止捻军进入重要的、 但防守薄弱的地区，而李鸿章后来在1867 至1868 年实
施的战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说的“觅地兜围”这个词来描述则更为恰当。他更
多地利用骑兵和大炮来包围捻军，同时依靠河流和运河来阻止他们的逃窜。
曾国藩从江苏徐州派军守卫四个省的十三个府，它们是通向直隶省和北
京的必经之地。捻军骑兵这时依靠自己的机动性更甚于依靠民众的支持，这
是因为清廷在华北部署了新的地方军队，民众起义的次数少得多了。因此，
剿捻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捻军的运动速度和巧妙的战术与清军——特别
是淮军——拥有现代武器的对应优势两者的较量。曾国藩估计捻军骑兵每日
能驰骋一百五十里。在1866 年6 月，他注意到捻军仍缺乏火药武器。他自我
安慰道，“枪炮伤人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
曾国藩认为，捻军强烈地希望进入繁荣的山东沿海区。赖文光认为太平
军的最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坏了他们与外国人达成的和平协议。也许赖文
光在1866 至1867 年希望与西方人友好接触并在芝罘取得他们的武器。1866
年5 月捻军企图进入山东，但被刘铭传击退，捻军的骑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
要炮手毕乃尔（法国人，此时改隶清朝并当了总兵）的炮击。曾国藩建议沿
运河建造河堤和设置木制障碍，并在一些地方挖深河道，使捻军不能越过。
他在7 月间把大本营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后，提议要河南也设置河防。军队要
守卫两条实际上连接的河道（颍河和贾鲁河），它们组成了一条从淮河几乎
直达黄河的航线。他希望切断捻军进入东部平原的途径，使剿捻更加有力。
曾国藩的战略计划迅速被北京批准，但它不到两个月就落了空；同时也
说明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9 月24 日，全部捻军在三个最高头目张宗禹、
任柱和赖文光的率领下越过开封以南单薄的障碍，迅速东移，进入山东。10
月1 日曾国藩提出让在南京的代理总督李鸿章暂驻徐州，以便激励山东的淮
军将领更加 努力作战。他认识到，李鸿章与刘铭传等真正的军人打交道，能
比自己更见成效。他还提出，要让1866 年3 月以来任湖北巡抚的兄弟曾国荃
在河南的战事中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在致李鸿章的机密信中说：“贼匪之
日集日多，愈击愈悍。穷民圩破，从之如归，则流寇之祸殆不知其所终极。”
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灭亡。曾国藩的战略已经失败，他只能再使用他那旧的
和经过试验的办法。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人，特别是李鸿
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①
② 赵烈文为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写的序言。罗尔纳：《捻军的运动战》，第51—52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 第19、20、30 页；《书札》，卷13 第17、21、22、
34 页。赖文光的
“自述”，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2 册第863 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第13—19、23、
30—33 页；《家书》，卷10 第32—33 页。关于毕乃尔，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6 第59—60 页。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 第24—25、 36—43 页；《家书》，卷10 第28、37—38
 页；《奏稿》，
在这关键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和潘鼎新兼用骑兵和大炮，把捻军拒于
山东之外，并在因小说《水浒传》闻名的匪巢梁山训练使用英制的大炮。捻
军战败后，其首领在10 月20 至23 日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定。赖文光和其他
头目打算重返山东，张宗禹及其部下将向西经河南直奔陕西，这样就分成了
东西两支人马。张宗禹之所以启程前往陕西，是因为那里的东干回民之乱还
在继续，他希望找到一个新根据地。②
赖文光和自封为“鲁王”的捻军首领任柱12 月再次被逐出山东，并于
1867 年1 月侵入湖北。也许他们想仿效明末的叛乱者而进入四川。但是，如
果真是这样，他们对骑兵的依赖就把他们拴在平原上了。他们打算渡过汉水，
但在2 月份遭到惨败，于是在湖北放弃了他们的计划而后撤，6 月份却又成
功地突入运河以 东的山东省。①
同时，1866 年12 月7 日，清帝因曾国藩健康不佳接受了他的辞呈，任
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李鸿章担任新统帅后，采用了在江苏建立的财政制度，
②并且使用了现代武器和总数达四千九百人的骑兵（大部分来自察哈尔和满
洲）。亚洲腹地骑兵和欧洲武器的结合，使流寇感到有压力了。
山东的东捻在6 月30 日抵达芝罘附近，北京为之震惊。地方官请外国人
援助，于是二百名英、法海军陆战队应邀准备保卫这一商埠。美国驻芝罘的
领事发现捻军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他们并不杀伤人，除非遭到抵抗。”
赖文光显然取得少数外国人的援助并拥有少量滑膛枪，但仅此而已。③
就李鸿章而言，在豫、皖两省巡抚所派官兵的紧密合作下，在运河设置
了外围封锁线。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勉强帮助下，又企图在胶莱河上设置内
层封锁。当丁宝桢的一个将领守卫的那部分胶莱河失守时，李、丁二人都受
到严厉指责。但叛乱者被迫退入苏北，并于11 月份在那里再次战败。捻军不
断企图突破运河的封锁，但都未能得逞。最后，任柱手下的一名“营将”受
李鸿章重赏的诱惑而暗害了任柱。12 月，捻军残部在离山东北部沿海不远的
??河被彻底打败。赖文光逃到江苏扬州，在1868 年1 月 被俘和处死，他至
死骄顽不悟。①
随着迟早总要代替地方民团的省级军队的成长，帝国在各地方上的统治
同时得到恢复。改编山东省一级军队时，湘军的训练方式造就了一支新省军，
卷30 第10—12、45—49 页。
②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 第5 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1 第4 页。向
达等编：《太平
天国》，第2 册，第863 页。
① 王定安等：《曾忠襄公年谱》，卷2 第12—16 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72—73
 页。《曾文正公
全集·家书》，卷10 第43 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184—187、198 页。曾
国荃估计湖北东
捻的兵力为步兵三万人，骑兵为七、八千人。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 第24、46、47 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
25、29、52 页。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278 第16—17 页；卷286 第2—3页。《山东军兴纪略》，卷6B
 第9—10 页。邓
嗣禹：《关于捻军运动及其对清朝衰亡的影响的几点新意见》，载《纪念香港大学成立五
十周年中国研究
论文集》，第3 集（1968 年）第56 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2 第49—
50 页。
① 《李鸿章新稿》，收于江世荣编：《捻军史料丛刊》，第2 册第50—64 页。《李文忠
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7 第16—28 页；《奏稿》，卷12 第73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82 第10—12、18—
19 页；卷288
第9、22—23、28 页。
总数约两万人，尚未包括一千五百名满洲骑兵。②这些扩充的省军开始剥夺地
方团练经理自行征收费用的权力。早在1864 年1 月1 日朝廷就下令规定，在
山东、河南和直隶三省，只有那些“官为经理”的民团才准许继续存在。按
照清帝批准的这一制度，1866 至1867 年在沿运河的山东省各城市成立了许
多“团营”。“团长”可由绅士担任，但应听命于省级将领并由地方经管官
员发饷，同时地方官员又设法通过其基层官僚机器来恢复税制。③
东捻在山东正被歼灭时，西捻却远在陕西。1867 年1 月在西安附近，张
宗禹狠狠地打败了陕西巡抚的部队，4 月份又会同东干回民攻打西安。但新
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宣布了他对付捻军的先捻后回、先陕后甘的策略。10 月，
捻军被迫向北撤往高原，到11 月中旬，甚至已撤至比现在的延安更远的地
方。12 月，张宗禹率领一万七千军队（大部分为骑兵）渡过了黄河的冰冻区
而进入山西。④到1868 年1 月初，他进入河南北部，1 月17 日又 到了直隶
省境内。2 月3 日，即张宗禹离开陕北后的七个星期，他已经逼近离北京约
八十英里的直隶省府保定。
清帝这时动员了京畿的精锐部队；他赏罚兼施，以此来激励邻近诸省的
军队。由醇亲王率领并已扩充到近两万人的神机营留守京都。其他部队被动
员进击，而新成立的山东军以及在1866 年改编的勇营——豫军，迫使捻军再
向南后撤。①由于有被困在西面的太行山和东南的黄河之间的危险，张宗禹率
全军向东北突围，在4 月进入山东。
张宗禹渡过运河的行动是致命的，因为这可使官军再一次利用南面的黄
河、西面的运河和东面的大海来实施封锁的战略。5 月16 日，李鸿章奉命限
期一个月消灭捻军，否则将受惩办。5 月21 日，他与追击捻军来到直隶并在
那里全面指挥数省军队的左宗棠会面，商定了进行“长围”的战略。这战略
旨在保卫从天津至黄河约四百英里的运河，它需要十万多名军队才能进行守
卫。但李鸿章自己的军队连同山东和河南两支军队只能凑集约八万人，因此
只能在两岸建立“长墙”。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都看到民众对官军怀有敌意，
用军队强逼百姓来营造长墙会引起灾难。李鸿章除了命军队造墙外，还想出
了“民捐民办”的制度。绅士们得到了钦赐封号的诺言，平民则获准免税。
由于依靠“民力”，运河以西的直隶部分长墙在6 月初完成，山东省的部分
则在6 月分稍后时竣工。②这时淮军迫使从直隶撤出的全部捻军进入山东北部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4A 第8 页。《大清穆宗实录》，卷86 第51—3页。《丁文诚公
遗集》，卷1 第
4、36—7页；卷4 第9、16 页。
③ 《十二朝东华录·同治朝》，卷28 第16—17 页。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216 第2629 页。
张锡纶：《军书汇钞》，第1 册第305—306、479—481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 第5
1—53 页；卷8
第11 页。
④ 张生旺：《西捻军在陕西的抗清斗争》，载《史学月刊》（1964 年12 月），第350—
352 页。《左文襄
公全集·书牍》，卷9 第9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74 第20 页。
① 如《大清穆宗实录》，卷211 第24—27 页；卷222 第3—8、9—10、13—14 页。《丁
文诚公遗集》，卷
5 第1—4页。《豫军纪略》，卷12.12 第5—6、8 页；卷12.21 第4—5页。《剿平捻匪方
略》，卷295 第
15—16、19、20 页；卷296 第2—4、7、11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2 页；参
阅马士：《中华
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 册第114 页注1。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 第14、16—17、20—22、24—25、31、41 页。《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
札》，第79—80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 第39、44—45、47—48 页。关于百姓对官
军的仇恨，见左
的包围圈。7 月，张宗禹遭惨败，大批捻军这时响应了李鸿章投诚的号召。8
月16 日，张宗禹跳入徒骇河失踪。捻军运动至此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宗棠：《左文襄公家书》，摘载于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223—224 页。
对中兴的透视
自从太平军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 年的十四年中，人们不但看到
了王朝幸存下来，还看到了清朝政体的主要特征也恢复原状。由于一位现代
史学家的才能，“中兴”一词取得了适合这一时期的更确凿的意义。芮玛丽
在论及“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
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
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①
今天一些对旧中国不很同情的学者可能没有芮玛丽的那种热情，或者可
能提问：这些政治家究竟杰出在哪里？但是作为时代骄子的曾国藩、李鸿章
及其同僚等前人确实成功地镇压了叛乱，恢复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兴
了王朝的治国精神，这可以说是事实俱在。他们建立起来的勇营肯定不属于
清朝的旧军制，这时却可以与旗兵和绿营军相匹敌。但勇营仍是清帝批准建
立的，同样忠君，并且这时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在这一实力基础上，清帝
仍继续利用由于长期公认的正统地位而产生的有利条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
方面的仲裁人，有权封赐功名，批准奖赏，敕建纪念碑和祠庙；他也是任命
下至知县一级官僚的唯一权威。尽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固有的制度仍继
续存在。
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
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 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
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直至捻军战
争终结的十八年中，北京的会试及乡试一次也没有停办过。此外，有三年在
全国范围安排了恩科会试和乡试。在叛乱盛行地区的乡试当然被迫中断了，
只有在山西省，这些名义上三年一次的考试才未受影响。湖北省推迟过一次，
四川、河南和山东推迟过两次，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陕西三次，湖南
和江南四次，广西五次，贵州和云南六次。但一有可能，就计划和举行专门
的补考。在湖南，早在1857 年初就举行补考。按规定应在南京举行的江苏、
安徽两省补考于1859 年在杭州举办，那时帝国的胜利还相当渺茫。①由于乡
试功名最后能使人获得官职，这些及时举办的补考使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
而倒向清朝。不但考试尽可能按期进行，到1870 年几乎所有中断的考试都已
补齐。
可是在此期间，大部分官员的质量下降了。清王朝沿用前几代皇帝的旧
例，不但照常捐卖监生功名和一些官衔职称，而且捐卖实授官职，甚至也卖
知县职位。巡抚们仅就“军功”也已经在推荐候补人了。在全帝国将近1，
290 个县中约有512 个县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 年以后，捐纳的知县大致
增加了一倍，其数相当可观。②
① 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 年版序言）第7 页和18 页。
①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97—100、151—152 页。
② 李国祁、周天生和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
析》，第1 册第
212—213 页。总的说来，这一大规模研究的发现，可以与张仲礼、瞿同祖、梅茨格和华特
等人（见参考书
目章）的统计（即抽选不同的年份和地点对地方官的资格和任期所作的统计）相印证。何
炳棣发现，在1871
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在1840 年仅为29.3%（见《中华帝国晋升的
阶梯》，第48—49
页）。
实际上，许多成为知县的低级生员，如果功名资格不与捐纳相结合，无
疑是当不成的；当然，有些甚至没有生员功名而有才 能的文人也是通过捐官
发迹的。但大部分捐纳知县的候选人被认为是城市商人，他们企图通过浮收
和其他盘剥形式来捞钱。①这样的弊病由于所有知县的任期越来越短而更加严
重了，他们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期更短。
知县的任期短暂只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腐化。因为同治时期所恢
复的制度中，有一项就是恢复基层官僚机器的决定性作用。1868 至1870 年
任江苏巡抚和为人非常谨慎的丁日昌认为，衙门胥吏的权力正在扩大。胥吏
的人数不但比知县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条例和地方情况；
他们之所以有权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级更长。他说县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
则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孙则是世操此业。丁日昌在1868 年的奏折中说，江
苏的胥吏“空缺”可由在职者出售，代价高达一万两，此数比捐纳知县的代
价更高。②洪亮吉（1746—1809 年）曾经估计，在十八世纪一个县有胥吏二
百至一千名，人数视县之大小而定。而1862 年的进士、山东人游百川御史估
计，捻军以后的时期，大县有胥吏二、三千名，小县至少三、四百名。此外，
胥吏与差役相勾结，后者走乡串村与地保（地方）联系。十九世纪初，浙江
省的一些县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东的一个大县至少有一千名。1851
年，咸丰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
何至盈千累百之多？”1870 年以后时期的材料说明，一个村的一件杀人案要
出动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进行调查的胥吏。还必须招待就餐和致酬。③大部
分 知县不得不依靠这批下属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两年内积累一笔资产。这
样，成为这一世纪中期叛乱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习，显然在这场大破坏中
被保存了下来。
县以下的事务，仍然是不学无术的吏役为了攫取权势而与地方的名门大
族不是勾结，就是倾轧。但北京的确设法使省一级的官员主要由取得高级功
名的文人来担任，因为这些人对王朝的支持更为坚定。现有的最完整的统计
材料表明，①在同治时期，65.9％的知府取得高级功名——贡生或贡生以上；
此外，任期三年以上的知府的这种百分比要比知县的百分比大。
在督抚一级的领导层，清帝已经表现了灵活性。一般说来，清帝同意吏
部的意见，即有“军功”的人如担任高级省职，仍需要相应的学术资格。但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止，北京除了允许破格外，别无其他选择。典型的巡
抚是一名文官，他能成功地驾驭军人和征收厘金税，此外，他通过某种考试
还可能担任过省内的按察使或布政使，这通常是担任巡抚之职的垫脚石。②
湘军将领成为巡抚的人中有左宗棠、唐训方（都是举人）；刘长佑、曾国荃
①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146—149 页。参阅李国祁等编：《中国地方志研究》
，第1 册第384—387
页。
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5 第19—20 页。
③ 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39、59 页。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28 第46 页。《大
清十朝圣训·咸丰朝》，卷7 第4 页。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2 第6 页。

① 根据中国本土全部一百八十个府中的七十个府的材料。李国祁等编：《中国地方志研究
》，第1 册第
206—207、374—377 页。
②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布政使的人事嬗递现象》，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1971
年6 月，第525、529—530、533 页。又见她关于按察使的论文，第487、491—492 页。

和李瀚章（都通过考试成为贡生）；刘蓉和刘坤一（都只是生员）。太平军
战败后，勇营将领担任高级文官的人较少。淮军将领中有少数功名获得者，
其中只有三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成为按察使或布政使，他们是刘秉璋（进
士和翰林）、潘鼎新（举人）和张树声（生员）。随着剿捻战争的结束，北
京停止有“军功”的候选人可以担任布政使或按察使的做法，除非他们有正
规 的高级功名，或者符合文官条例规定的资历。①
清廷收敛了满族的种族傲慢气焰，同时坚信通过正途上升的士大夫可以
培养成更可靠的省一级官员，它希望这样做足以确保它的官僚机器的忠诚。
但清帝也有办法迫使省巡抚和勇营将领放弃战争年代的那种松弛习惯。其中
的关键在于清帝具有任命官僚的绝对权威，以及他有抽取各省财政资源的新
办法。对最近因剿捻战争而受破坏的地区，田赋豁免到同治六年（1868 年1
月24 日结束）。②但根据北京的指令，各省官员必须负责每年从这些地区的
其他土地赋税和厘金中抽出不同名目的款项上缴北京和解交其他省份，这种
指令一反旧制。随着许多省份的田赋和漕粮税制的中断，户部在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已经感到要估计每省掌握的多余资金是越来越困难了。按照惯例，各
省对多余资金的估计能使户部逐年比较切合实际地估算出每省未来应负担的
任务，这种制度称为“春秋拨”。在对次年田赋的“冬估”（它由每省随同
本省开支的报告上送）中，已经决定了“拨”往北京或其他省份的总数。这
个制度在太平军叛乱爆发后不再可靠，于是清廷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决定宁
可单凭主观的估计，估计是根据户部本身对每省财政状况的粗略计算作出
的。在对太平军和捻军战争的整个时期，清廷已从某些省份的特定财源中抽
款作为“协饷”，拨给其他有军事开支的省份。为了满足北京自身开支的需
要，清廷这时还采用了摊派办法。它在1863 年开始施行，那时有几个省被分
摊每年的固定份额作为它们上缴的传统京饷（在此以前由每省逐年作出估
算）。1868 年后不久，所有省份和大部分新海关都已摊派了京饷的款额，一
年按期可以征得总数八百万两。不久，又规定 在各省开征其他专款，以应京
师的特殊需要。①
北京怎么才能够保证这些估算的收入能迅速地和大部分上缴呢？从这里
可以看到清帝具有任命官员这一无容置疑的特权的重要性了。因为督、抚的
任期从来不固定。除了象李鸿章和左宗棠那些与为王朝效忠的军队有特殊关
系的人以外，其他各省巡抚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持秩序，以及为清帝或帝国在
各省的军费开支筹措经费。②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常常忽视这个事实：
如果省一级长官不能上缴他分难的收入，北京能够不费力地撤换他。在咸丰
和同治时期，总督和巡抚的平均任期非常短。咸丰时期约87.5％的巡抚和同
治时期60.4％的巡抚的任期不到三年。咸丰时期73％的总督和同治时期52
％的总督任期也不到三年。③清帝在决定撤换或调动督、抚时，解缴税收的能
①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1 第20、31 页。
② 《剿平捻匪方略》，卷320 第7—8页。
① 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载《社会科学杂志》，卷9 第1 期（1947 年
），第83—91 页。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9 第8261 页。
② 见阿谢德：《光绪时期四川的总督》，载《远东史论文集》，第4 集（1971 年），第
41—52 页。刘广
京：《对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计》，载《清华学报》，卷10 第2 期（1974 年7 月）
，第219—223 页。
③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4 卷第1
力是主要的考虑标准。1866 年命令开征“固本京饷”新专款的上谕严厉地警
告说：“自奉文日起，或一月一解，或两、三月一解，总须按期赶到，不得
稍有拖延。如该督抚等任意迟逾三月不解，总由户部指名严参，照贻误京饷
例议处。”最近对刘坤一担任江西巡抚之职（1865—1874 年）的研究指出，
他之所以赢得恩眷，主要是因为他注意上解国家的收入。④
由于这些压力的结果，厘金税收和关税——新商业税——收入都牢牢地
置于清帝控制之下。各商埠关税的实际数字由赫德定期上报，该项收入的处
理由清帝直接监管。当然，在实际征收的厘金税中，只有一部分落到各省高
级官员之手。①但这部分税收也处于清帝广泛的权力范围以内，因为毕竟只有
北京才能任命有大量厘金收入的省的督抚。到1869 年，上报清帝的全国厘金
收入为一千四百六十万两，此数仍超过全部关税（包括通行税共一千万两）。
由于清帝能决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以及江苏和湖北两省巡抚等职的人
选，所以对财源的间接控制还能使李鸿章的淮军也置于清帝掌握之中。1870
至1871 年的淮军军费每年达七百万两，其中38％来自江苏省的厘金税收入，
29％来自上海和汉口的海关，15％来自其他省份的“协饷”，所余主要由江
苏和湖北省库拨付，②这与剿捻战争的最后几年相似。清帝为了继续表示全力
支持李鸿章，1868 年初任命李鸿章之友丁日昌为江苏省巡抚。1868 年9 月，
当支持李、丁二人的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的同科进士闽浙总督马
新贻（1821—1870 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清帝显然极为倚畀李鸿章，视之
为最有用的心腹臣工。
1867 年当剿捻战争快结束时，李鸿章已被任命为驻湖广总督，他在1869
年1 月才来到武昌，但在11 月又奉召去四川调查吴棠总督被参劾贪污的案
件。李鸿章在四川时，还负责处理川、贵两省爆发的反基督教案件。1870 年
2 月，他奉命去贵州负责征剿那里的叛乱者。但在3 月中旬正当李鸿章在准
备他的西南远征时，他又奉召去陕西与回民作战，那时左宗棠在全力对付甘
肃省的叛乱者。李鸿章于5 月到达陕西；他似乎命里注定要协助镇 压第三次
大叛乱了。但是在6 月，所谓的天津教案增加了与法国作战的可能性（见第
十章），于是他又奉命率领其大部分军队立即返回直隶省。8 月29 日他被任
命为直隶总督，接替在患病的曾国藩。清帝对李鸿章的恩宠与日俱增，他也
多次为国效劳和用其他方式来报答这种恩遇。芮玛丽指出：“李鸿章终其身
的那个时代，更象是太平军以前钦差大臣奉命来回奔波的时代，而不象是民
国初年军阀割据的时代。”①
那么，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是否很象太平天国前几十年的中国呢？
当然，不能够忽视范围更广的外部世界，即李鸿章要全力对付的那个“民族
力量日益扩张的凶恶的新世界”。对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不管你想怎么说，他
本人以及他开始懂得与华尔和戈登一起去争取的西方武装确实给保卫北京本
身的那个省带来了安宁——或者毋宁说，有力地制止了混乱。李鸿章也不是
期（1973 年5 月），第259—292 页；见表，第276—281 页。
④ 上谕引自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3 第40 页。李国祁：《同治中兴时期
刘坤一在江西巡抚
任内的表现》，载《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 期（1972 年），第260 页。
① 见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计》，第195 页注2。
② 王尔敏：《淮军志》，第276 页。
① 芮玛丽：《同治中兴》，序言第7 页。
用武力强行维持国内秩序的唯一官员。在山东和河南，新勇营已在不断发展，
同时又象直隶省那样，两省还独立地大力把绿营军重新训练成所谓的练军。
巡抚丁宝桢效法直隶的曾国藩，在1869 年10 月得到清帝批准，改组有一万
四千名士兵的山东绿营军，遣散了大批疲而弱者，并对较精悍的进行训练。
1872 年河南巡抚上奏说，他已向由地方官或派往该地的将领监督的绿营军
“营汛”灌输了力量，从而能找出潜藏的奸盗。②与日益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
的李鸿章不同，这些巡抚更关心维持国内秩序和筹集财源等重大任务。
当然，巡抚和总督还有提高学术、移风易俗和整饬吏治的任 务。这些都
是咸丰和同治时期的上谕中三令五申的理学要务。但事实上，注重八股文的
科举制度形成了自己的力量。官绅在府县所办的书院除了培养少数擅长写华
丽空洞的韵文的优秀学者外，很少有其他成绩。为了鼓励绅商平民为战争捐
款，清帝自1853 年起就批准了长期增加各省地方上生员的名额。到1871 年
当不能再听任长期增加生员名额时，在每年的府学考试中生员的全国限额已
增加了20％——从1850 年的25，089 人增加到30，113 人。但在省一级每
三年的乡试中，录取士子的全国限额保持在1851 年的1，770 人这一数字以
下——1881 年下降至1，254 人，但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又恢复到正常
的1，500 人左右。（例如，在1881 年，江苏和安徽二省举人的名额只有114
人，山东省60 人，广东省72 人。）①为了帮助有前途的考生（包括那些已有
低级功名但准备参加高级考试的人），认为有必要增设书院。现有的研究材
料说明，在同治时期，直隶省成立了二十九所这样的书院（它们或是新设，
或是在废弃旧书院基础之上成立的），而在道光时期成立了三十七所，咸丰
时期成立了十所。在广东省，道光、咸丰和同治在位时成立的新书院分别为
四十六所、二十八所和三十一所。②这样，另一个战前的制度得到了恢复。但
是，生员名额增加20％一事，意味着新书院甚至不得不更加注意练习写八股
文，可是学生甚至对从中挑选片言只语作为文章题目的《四书》的意义也不
很了解。每个书院通常只能收十至十五名学生，超过百名的极少，这就进一
步限制了它们的作用。
道光年间各省高级官员不时筹措捐款，在省会或其他大城市兴办从事真
正学术研究的书院。这种专门书院通过杰出的学者来 领导，对学术空气能产
生相当大的影响。1840 年后的十六年，陈澧（1810—1882 年）担任了广州学
海堂的山长（见第六章）。1858 年，当英军占领广州迫使陈澧逃离时，他已
经出版了在以后几十年中有着深远影响的《汉儒通义》。他虽然长期住在广
州，但很少谈到当时城内外国人的挑战，不过他在1858 年写的文章确实提到
了国内施政不当的问题，例如他说过：“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
陈澧是学海堂创办人阮元（1764—1849 年）所创汉学派的一位学者，他认为，
务必不要以为重视训诂考据就是忽视“义理”，这比阮元走得更远。虽然不
应放弃实证的训诂学，但也应研究经学内包含的道德伦理意义；但陈澧又认
为，汉、唐、宋历代大学者已对经学作了权威而透彻的解释。他虽然给予程
朱理学以应有的尊重，但断言宋代哲学家本身的哲学理论却不如他们的注疏
② 《丁文诚公遗集》，卷7 第23—24、37 页。钱鼎铭的奏折，引自罗尔纲的《绿营兵志
》，第204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7—88、124 页。
② 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载《师大月刊》，第25 期（1936 年2 月），第1—
63 页；第29 期（1936
年9 月），第1—105 页。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67—74、314 页。
那样有价值。尽管陈澧非常爱好训诂考据，却仍持通常的见解，认为汉代甚
至唐代学者早已掌握了儒家经籍中的真谛。因此，与经学本身及宋代的注疏
一样，他们的各种注疏对学者也有帮助。事实上对大部分学者来说，集中研
究某一种经书，再辅以标准的注疏，要比浏览许多古典经籍更为可取。使人
感到矛盾的是，陈澧就这样把自己严谨的训诂考据与古代经学中近乎神秘的
信仰结合起来了。①在整个同治时期，当陈澧继续在重建的学海堂任教并主管
了一个从事高级学术的新书院（1867 年广州盐政使创办的菊坡精舍）时，他
的影响迅速扩大。他提出关于只习一经而再辅以注疏的主张，本质上就是
1863 年的进士和1873 至1876 年的四川学政张之洞这个年轻人，应用于他在
四川省创办的一所新书院的宗旨。②
同治时期的学术界中，在1864 年被李鸿章任命为苏州正谊书院山长的冯
桂芬（1809—1874 年）代表了另一种倾向。当1863 年他在江苏推行田赋改
革时，事实上他已有了一项较全面而激进的改革计划。他在1840 年成为翰林
前曾当过江苏省某些官员的幕友达七年之久，他最初只是一名知县的幕友。
他主张研究经世治国之道，推崇顾炎武的论述地方吏治和社会问题的文章。
到1861 年末，他完成了四十篇文章并汇编成集，名为《校邠庐抗议》。①他
所提出的具体改革要比魏源激进得多（见第三章）。他对西方国家的力量和
制度的赞赏更甚于魏源。魏源对旨在使国家富强的行政和军事效能似乎已有
一种准法家式的酷嗜心理，而冯桂芬应付西方侵略挑战的心情虽然与魏源同
样迫切，但他还关心着人民的福利，特别是小自耕农的福利，因为他认为这
些人是社会的支柱。他的论文无情地抨击了造成严重弊端的顽固的清代制
度：如微薄的官俸、官场上惊人的繁文缛节、受人蔑视但能发财致富的衙门
吏役、捐纳官职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不公平的赋税等。他的激进建议中有这
样一条：以称为“幕职”的文人（选自在乡试中不幸落第的生员）来代替全
部衙门胥吏。为了激励这类属员能有良好的表现和行为，他们在职九年后应
有机会升入仁宦正途。冯桂芬还进一步提议，县以下基层机构中那些甚至没
有小绅士地位的“董”，应由村民用片楮选出。“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
家公举一正董。”这类民选官员支领月俸，每人任期三年，并有权在土神祠
中会同农村耆绅审断争端。这一级的基层政府再以巡检来充实。巡检从获得
低级功名并当过县级幕职的人中选出，有权受理五千多户的上诉和作出较轻
的惩处。②冯桂芬这 些引人注目的建议如被采纳，就可减轻知县个人的工作
重担，延长他们的任期，清除衙役的许多积弊。
陈澧的汉学观点在同治时期风靡一时，在苏州书院的冯桂芬却只能无可
奈何地眼看着他设法要清除的积弊仍在盛行。1862 年冯桂芬送给曾国藩一份
手稿，要求曾国藩作序以示赞同。曾国藩看了十几篇文章后发现他的主张实
难付诸实施，所以直到1864 年收复南京以后才答复。但曾国藩确实把冯桂芬
① 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67—69、90、97 页。陈澧：《东塾集》，卷2 第14
、28—30 页。钱
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 册第602、607、614 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4 经13—15 页；卷213 第21—22、24 页。艾尔斯：
《张之洞与中国
的教育改革》，第50—54 页。
① 记述冯桂芬传记的最佳著作依然是百濑弘的《论冯桂芬及其著述》，载《东亚论丛》第
2 期（1940 年）。
关于《校邠庐抗议》书名的意义，见冯桂芬的自序，1898 年版第4 页。
② 同上，特别是卷1 第13—4、16 页。
全部（或几篇）文章的副本送给他的朋友、博学的军机大臣李棠阶。李棠阶
给军机处同僚的一份帖子只提到了冯桂芬建议中的一个问题，即以有功名的
人取代京畿各部胥吏的可取性。但他指出，“然非朝廷彻底盘算，握定主意，
不为浮议所淆夺，则必不能行”。①实际上冯桂芬很谨慎，未发表他的《校邠
庐抗议》，他在此后的有生之年除了在书院讲授经史外，主要对语文学和西
方数学（根据当时能得到的中文译文）进行了专心致志的研究。只是在他1874
年去世以后，他的几个儿子才决定将《抗议》一书中比较不招物议的一半连
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付印。《抗议》的全文到1885 年才发表，但是即使在那
时，他的较重要的建议也未被最讲经世致用的学者们予以认真采纳。②
当冯桂芬和陈澧在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方面发生分歧时，活到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的曾国藩却信奉另一学术重点。甚至在忠君之士中，他晚年也看到
过丑恶，还被迫作出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他又恢复了原来的
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
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
属地 位。1869 年8 月他任直隶总督时，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劝学篇，示
直隶士子》，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一、经过
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二、考据；三、辞章；四、经世致用之学（经
济）。但曾国藩着重指出，一定要把个人以全部才能献身于维护“伦纪”的
行动看得比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更重要，而这种献身行为只有通过立志和居
敬，通过履行程朱的修身之道才能做到。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
乎其中矣。”陈澧主张通过汉、唐、宋代的注疏研究经学；曾国藩则不同，
他宁取朱熹的注疏以及这位圣人自己的哲学著作。但他不反对那些服膺朱熹
学说的人去搞考据或辞章，也不反对为此目的而去研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他认为这两书合起来能提供经世致用之学的详尽
无遗的明确知识。①曾国藩与冯桂芬不同，他的战时经验使他深感在固有制度
范围内进行调整有着局限性。因为这个制度实在根深蒂固，以致它有了礼的
神圣性质。但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清帝的支持，清政府的措施毕竟全力以赴
地使湘军和淮军取得了胜利。曾国藩只有赞助把原来的政体全部保存下来的
一途。
根据这种情况，芮玛丽的卓见仍会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正
是她最终论定，清代的中兴体现了“重新强调中国传统制度有效性的最后一
次巨大努力??这个时代的伟人们看到了正在扩大的阴影中的胜利”。②早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旧秩序在江苏、山东和直隶等省已经明显地恢复。苏
松太地区的“大户”继续逃税；衙役们又活跃于山东，又在包揽税收和中饱
浮收；连直隶省在内的小绅士都感到进一步获取举人功名无望，就充当包税
人或搬弄是非的讼棍或讼师，与衙役或相勾结，或相倾 轧。新的大规模叛乱
没有再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已经拥有西方武器的许多省的勇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3 第1428 页，1862 年11 月8 日条。《曾文正公
全集·书札》，卷
13 第7 页。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5 第17—18 页。
② 但熟识冯桂芬的丁日昌在1868 年曾奏请专门开科考试法律，以征召新胥吏，并应准许
有功名者应试；丁
日昌：《丁中丞政书》，卷5 第20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第57—58 页；《书札》，卷32 第29—32 页。
② 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 年版序言第9 页。
营，甚至重新受训练的绿营军。①同时，由于王朝加紧对官员人事的控制，总
督和巡抚曾因设法改进吏治而扩大自己在任命地方官员的作用方面的灵活性
越来越受到限制。大半辈子搜罗“人才”的曾国藩在1872 年去世之前哀叹，
随着大部分地方恢复了和平，日子比较好过了，可是能够激励真才实学的挑
战也不常见了。他说：“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需援资按
序，各循常调。”②虽然仍须把曾国藩的一生视为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经世致
用之学的胜利，但他的成就实际上是由于清帝在战时给予的支持和灵活性才
取得的。由于传统价值标准的影响，忠君的士大夫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得不
满足于清帝所给的回旋余地。这一事实对冯桂芬等人所提改革根本制度的建
议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少数人虽然把注意力转向国际关系和设法获得他们所
认为的那种西方强国的秘密，但是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限制。
（杨品泉 译）
① 洛日乌斯基：《1863 年苏松太减赋问题及其后果》，第245—248 页。《大清德宗实录
》，卷12 第6 页。
《山东通志》，卷81 第2565 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册第342 页。
参阅《曾文正公
全集·杂著》，卷2 第68 页。钱鼎铭：《钱敏肃公奏疏》，卷4 第1—2、22 页；卷6 第
23、26 页。
② 引文载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 册第583 页。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理论：对自强运动的早期倡导
1860 年和约签订以后，中国的国际处境整个说来虽然更坏了，但由于同
治时期镇压了叛乱，清代又得以延续了半个世纪。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政治家
们不会轻易地忘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这一耻辱。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
代中期，日本的兴起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场对外战争。这
段间隙的和平时期使清政府有机会为准备将来抵御列强而积蓄军事和财政上
的力量。这种力量对维持国内秩序当然也是可贵的。
从1861 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
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
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为此目的就提出了许许多多方案，但并非每个建议都是
付诸实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议都是成功地得到贯彻的。不久，“自强”一词
就变成与其说是一个号召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个用来
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总的说来国内秩序维持下来
了，许多地区性的暴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但中国在1894—1895 年中
日战争中的战败，表明这一被称做是防御外国列强而制订的政策是失败的。
虽然如此，以自强的名义作出的一些革新确实产生了意义深 远的成果。
新政策必然导致对传统的经世致用说的背离；追求“富强”的行动逐渐压倒
了儒家偏重德政的传统。当然，所采取的妥协性措施从来没有达到引起制度
方面重大变革的程度。但是新知识和新看法传了进来，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官
制度没有变化，但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材提供了某些机会（虽然机会
是偶然的，而且为数很少）。大力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不但出现在身
负要职的政治家之中，而且还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开明知识分子之中。
自强一词是1860 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它是清朝新的
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强调要与欧洲列强妥协，接受条约制度。虽然主要的
重点放在与列强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国自己的力量仍被视为有助于维护
这种和平的局面。但是，下述公式化的论调也太简单化了：既然欧洲各国的
军事力量看来是依靠技术强大起来的，那就应把采用这种技术视作根本的任
务。可是，在那些议论这件事的官员和学者之中，对以下两个问题也存在着
不同的看法：一是为了利用西方技术，中国需要做些什么；一是在固有的制
度中进行的调整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恭亲王和文祥
在北京，自强的主要倡导者是两个负责与欧洲侵略者办交涉的满族官
员。长江下游的主要地方官也持有他们的观点，并且这种观点至少在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得到了京师官员——包括御史和翰林在内——的支持。
恭亲王和文祥首先认识到中西方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过谨慎
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强烈地感到，西方列强通常能够信守条约。“自
换约以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
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 稍异。”①1860 年危机时任兵部尚书、同时又
是“主战派”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持这一观点。沈兆霖也对英法联军占领
北京后没有为所欲为的事实所震惊。他们“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
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②
恭亲王和文祥还意识到欧洲人显然对清王朝多少怀有好意，并且可以使
之为清王朝所用。从1860 年起的三年中，上海之所以免遭太平军的侵扰，部
分地也要感谢英法联军，1862 年初，恭亲王决定“借”外兵帮助镇压太平军，
并且扶植洋人率领的常胜军（见第六和第九章）。洋人还帮助管理海关；海
关为清政府提供了战争的军费。
北京领导人从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中找到了暂时的好处，但他们认识到仍
需要一项更积极和更长远的政策。1861 年初，他们把这一政策概括成“自强”
一词。他们坚决主张，外交只是一种缓和的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探
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
逆则可以有备。”③毫无疑问，建议训练新满军主要是为了对付当前捻军叛乱
者对直隶省的威胁。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到英法战争，祸患频仍，使他们
懂得内忧外患是“互相为用”的；而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造成的困难尚
无结束之望。象翰林院编修赵树吉等朝廷命官也有着这些忧虑。他在1861
年初的一分奏折中警告说，与夷人商订的协定是靠不住的，确保未来安全的
唯一办法在于“寻求自强之术”。赵树吉希望有一个努力恢复元气的真正行
动，他说：“诚能日夜祗惧，奋发有为，使天下晓然知圣意之所在，将智者
效谋， 勇者毕力；则是秋间一变，乃天所以甚彼族骄悖之疾，而警我数十年
因循之弊，因灾而致福，化弱而为强，此中国无疆之庆，非彼族之利也。”①
当恭亲王和文祥强调需要训练军队时，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军队
的质量，而在于他们手中的武器，这样想也许是不足为奇的。1860 年西方的
火力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从此他们着了迷的想法是：只要有几艘
炮舰，就能轻而易举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要塞。这个想法就导致了命运不
佳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计划（见第九章）。清廷接受了英国人关于由他们
提供训练使用新式滑膛枪的军事教官的建议，于是在1861 年末批准了一个在
天津训练几百名官兵的计划，其中包括从北京选拔的旗人军官。文祥自己参
加了组织北京神机营的工作，此营不用外国教官，使用了一些俄国在1862
年送给清廷的武器。②
下一步不仅是使用西方的枪支和炮舰，而且要在中国制造这些武器。甚
至在1860 年和约谈判期间，法国已经建议要帮助中国铸造大炮，但恭亲王和
文祥却怀疑欧洲人竟会如此爽快地让人分享他们力量的秘密，不过他们确实
也鼓励过曾国藩和薛焕考虑建立新兵工厂。③新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并不一定比
有些低级官员更富于想象力，这可从1861 年11 月御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
折中得到证明。魏睦庭指出，正是因为欧洲人对贸易的兴趣大于侵占领土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第18 页。
② 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1 第16—19 页。参看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起源》，
第215—216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 第11 页。
① 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9—40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 第16 页；《同治朝》，卷25 第1—2页。
③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3 页；参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
1 页。
兴趣，所以才有此良机，即他们不仅教中国操作他们的大炮和船舰，而且允
许中国人象彼得时代的俄国人那样学会制造武器和造船的技术。魏睦庭认
为，被大吹大擂的欧洲武器技术毕竟是中国自己的遗产。他的论调典型地代
表了以后三十年许多中 国作者的论调，即：把火药传到欧洲的是元代的蒙古
人，虽然它已在欧洲得到很大的改进，以致于“奇巧百出”。
魏睦庭要求中国重新学习它已经遗弃的技术。归根到底来说，汤若望和
南怀仁曾被允许在北京铸造枪炮，并且西方武器对伟大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
军功也作出了贡献。所以魏睦庭认为，所幸的是，由于西方国家渴望在中国
国内安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的市场，所以它们的侵略意图得到了缓和。大清
政府应该开始制定一项计划，即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制造枪炮和战舰。由于忠
于帝国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将来中国在这些方面一定会胜过西
方。①
这些意见使人想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表达的思想（见第五章）。魏
源的意见不久被更多的实践所证实。恭亲王和文祥在1863 年被李泰国的行为
弄得非常懊恼，李泰国无非是因为拥有几艘他答应用来攻垮太平军的炮舰，
就能对清廷的几位军机大臣大加嘲弄。尽管满人在传统上厌恶一切海上的事
物，但文祥似乎已下定决心：中国必须想方设法建立自己的舰队。②
满族领袖人物特别热心，因为在1863—1864 年，李鸿章在江苏不仅雇佣
外国军官训练他的军队，而且还取得洋人的帮助来制造西式弹药。李鸿章的
这些活动使人感到，对于自强计划应有个长期安排。1864 年年中，恭亲王和
文祥重申他们的观点：“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他们在奏
禀中推荐了李鸿章的事业，并建议选派旗军到江苏李鸿章的兵工厂见习。中
国应当利用目前的时机，“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
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恭亲王和文祥虽然仍未洞悉西方技术
的复杂性，但感到他们终于最后找到了中国对付外 国挑战的处方：“我能自
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
心??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①
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
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平静时期不同，这时各省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督
抚，此是反对太平军的战争所赐。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
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
问题。他们支持宫廷坚守和约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强的具体行动。
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早在1854 年，曾国藩已从
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
炮的作用。在1860 年，后来又在1862 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
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860 年12 月，他虽然反对
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
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1861 年8 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 第35—36 页。
② 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05、117、152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3页。
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因此，必须“访
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②1861 年收复安庆后，曾
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
芳、徐寿和李善兰。
曾国藩的自强观点不只是单纯地采用西方技术。他经常反复强调他的观
点说，要安置“贤且智者”到成为武力基础的管理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视
自己倡导的关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主张。但 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术。1862
年6 月，他的日记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
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①
1862 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夏??图在
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②。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
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
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
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
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
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李鸿章说：“惟深
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
增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鸿
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1863 年他写
信给曾国藩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近几年来，俄国和日本已经获得了西方技术；他们的大炮和轮船也渐渐地变
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们与英法进行竞争。“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
长可自立。”③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
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
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④
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根据他在上海的经验，
他多少已知道一些关于机器生产的复杂性及西方挑选和培养人员的办法。他
得出的结论是，自强需要调整中国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当他建
议在上海设立一所外语学校时，他还要求学校教授西方的数学和科学。1864
年春，他给恭亲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条他称之为变法的建议。①
李鸿章抱怨在政府的从事制度中强调文字之学。其结果把军事交给了一些未
受过军事知识训练的人，而这些人与上流人物一样蔑视技术。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
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
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47、53 页。
① 引自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32 年文献概览》，第62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第9 页。
③ 引自《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 页；又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
载《哈佛亚洲研究
杂志》，30（1970 年），第15、32 页。
④ 同上，第18—19、30、37—42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4—10 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
的反应》，第70—72
页。
之学者已数百年。
李鸿章还指出，中国还因学识与技巧之间缺乏配合和协调而吃尽苦头。
“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
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李鸿章推测欧洲在这方面的制
度则不然，在那里据说机器的发明者一定会得到当官的荣誉：“（在西方）
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
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
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技术的精神很使李鸿章感动。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经把
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国内安装。
如果东海彼岸的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 它的政策，难道中国就不应该改一改
它的政策？李鸿章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
他建议朝廷在用人时采用新政策，其办法也许是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
应试者另设新科。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
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
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
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
创办江南制造局（1865 年创立）。他在一份关于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详细
地谈到了机械对民生所作的各种贡献。
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
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
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①
左宗棠（1863—1866 年任闽浙总督）也持有李鸿章关于自强的一些观
点。他直到1862—1864 年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当时他在浙江指挥
反对太平军的战役，并且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
的援助（见第九章）。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
和火药武器的知识。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国人的劝告，他建议
北京采用西方的技术，特别应采用造船的技术。西方的大炮并没有使 左宗棠
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援助他的那支法国人训练的军队，没有英国
人和常胜军所拥有的、并为李鸿章目睹的那种现代化大炮。但他对轮船在
1864 年收复杭州的战役及以后两年对沿海海盗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非常欣
赏。
象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
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
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
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
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左宗棠从
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1866 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
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十五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 第34 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 第2—4、10—13 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
国对西方的反应》，
第81—83 页。
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
郭嵩焘与冯桂芬
自强运动的发起是由于中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开始认识到中国有此需要，
但它的意义在地位较低的人（这些人充当高级官员的顾问，并且对后者有一
定的影响）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在咸丰时期，翰林院的一名学者郭嵩焘（1818
—1891 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他在二十
四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
“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
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
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 实。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
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1856 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
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在1857 年广州的
战斗开始后，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1847 年已进入翰林
院）。1858 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
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他在1859 年被调
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
之方，不当与称兵。”1859 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
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①
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1862
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
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
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1809—1874 年），
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
学，一直到1860 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
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
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1861 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
亟需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
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
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在过 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
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
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
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
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态。但在将来这四个国家可能达成
协议而合谋反对中国，或者是某一国可能取得独占地位；总之，不论出现哪
种情况，中国都会失算。因此，中国极应及时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
也??矧一自强，即可弭之使无事也。”①
① 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谱》，卷1 第42、114、126—127、130、181—187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4—55 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卷2 第45—47 页。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自强呢？冯桂芬认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问的
自我批评；此外，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缺点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向他人学习。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②这是多么大胆
的宏论！冯桂芬的心胸很开阔，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方面，在
沟通君民思想的条件方面，在名与实（即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
面，他完全认识到西方都超过了中国。但他又宣称，中国本身的经世致用的
智慧足以对这些事务进行革新。冯桂芬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吏治的建议，他
认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国只有在对科 举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时，才能
向西方学得科学和技术。①
可能正是由于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才在1864 年向恭亲王提出要在考试
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冯桂芬甚至走得更远。他攻击现存科举
制度的考试内容贫乏，并且对文人的前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聪明智巧之
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
业者，以上之重之也。”冯桂芬主张来一次大变动。他建议对兵工厂和造船
厂中的优异工匠应授与举人的功名，对那些能改进西方产品的人应授与进士
的功名，并允许他们参加殿试。“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
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
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②
李鸿章和冯桂芬的想法说明，至少有少数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术时，
愿意看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另
外一些建议则要求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当1864—1865 年李鸿章在考虑裁减
他的淮军至三万人时，他建议大量削减全帝国的绿营军，以便把节省的经费
用于装备和训练剩下的军队。以后几年，有几个官员也同样提出了改组绿营
军的建议。1866 年8 月，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从直隶省绿营军中产生一万五
千名“练军”的计划，得到清帝的批准。这支新军是用西方武器装备的，并
且一反原来绿营军的做法，只驻扎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并派固定的军官来
率领这些部队。在1866 年更晚的时期，左宗棠提出了有关福建浙江两省绿营
军的同样建议。1867 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建议，为了节省经费以用于新武
器和新训练计划，各省绿营军应至少裁减一半；在1869 年他任江苏省巡 抚
时，获准把抚标建制下的一千六百名绿营军减少三分之一，并给以严格的训
练。①
那么，为什么这些建议没有获准在整个帝国推行，或至少在几个开始这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10 页。冯桂芬在讨论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
制度时作了这一论
述，他说他是从《地球说略》一书中了解这些制度的。此书由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祎
理哲所写，1856
年用中文出版。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赞誉上海海关中的洋人职员为“彼之能实征实解者”
；他评论说，孔
子虽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在中国的夷人现在表现了这
种美德。同上，
卷1 第43—44 页。
① 同前，卷2 第40—42 页。但吕实强认为，就连冯桂芬关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
对西方制度有了新
的了解而形成的。见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卷4 第
2 期（1971 年2
月），第1—8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42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5—36 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0
3—104 页。《左
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 第16—21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
 页。
样实行的省中贯彻呢？这回答应与当时总的学术气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
的惰性有关。甚至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动乱的十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
士大夫毕竟不多；而传统的文化准则的控制力量仍象过去那样强大。象科举
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支持，而且由于传统而获得了
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
政治和财政结构
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
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
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
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
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
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
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
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 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 与军机处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
不断增加：1861 年为七人，1869 年为十人，1876 年为十二人。从1861 年到
1868 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 年到1875 年，五军
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 年到1881 年，全部兼领（从1880 年起，军机大臣的
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 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 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
署大臣。①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
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
1876 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
时行使着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
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
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恭亲王的权力。
慈禧策划的1861 年宫廷政变，当然应该感谢恭亲王的合作。在随后的年
代里，她作为一个仍然缺乏经验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军事上大大地依
靠恭亲王。恭亲王的确享有相当大的权势，但在1865 年，慈禧对他的地位给
了一次打击。4 月初的一道朱谕，是由慈禧亲笔用带有别字的汉文起草并交
大学士们润饰后下颁的，②它列举了言官对恭亲王的一些指责，如目无君上，
挟制圣意，以及暗使离间。其他宗室及大臣都为之辩护。不过十日，慈禧决
定恢复他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她担心恭亲王的去职可能会在地方以
及中央政府内部引起恐慌，也许更担心列强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恭亲
王有着特殊的信任。慈禧 怕欧洲人会再来找麻烦，从而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虽然恭亲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复职了，但他的声望和权势并没有完全
恢复过来。他被永远地夺去了1861 年所封赐的“议政王”头衔。朝廷的命官
们这时也都知道他并不总能邀得太后之宠眷，而且慈禧开始提拔那些以学识
高深驰名的官员，他们的清议能力可以抵销恭亲王无视祖训的倾向。在恭亲
王被剥夺权力的十天期间，慈禧专与谘询的是周祖培、倭仁，这两名大学士
一直在妒忌军机处的权势。1865 年冬，内阁学士李鸿藻，由于担任侍讲，得
以经常觐见慈禧，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署户部右侍郎。李鸿藻的为人在思想
① 孟思明：《总理衙门的机构和职能》，第53 页。
② 关于影印的慈禧手诏原件，见吴相湘的《晚清宫廷实纪》，图版10。
上骄横傲慢，在政治上圆滑狡诈，所以不久就成为宫廷中一派的领袖：这一
派包括倭仁（直到他在1871 年死去时为止）和后来十分出名的顽固派如徐桐
和翁同龢等人在内。李鸿藻派普遍地批评恭亲王对欧洲人的怀柔政策，特别
是仰仗倭仁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们，对采用西方技术的必要性持怀疑态
度。在1870 年“天津教案”的余波中，李鸿藻及其朋友们保护了在天津曾经
助长暴乱的官员，并批驳了对法国采取象恭亲王和曾国藩所提倡的那种迁就
态度。①
在1865 年以后新的宫廷联盟中，慈禧的妹夫，即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也
站到了反对恭亲王的一方。他在情绪上是敌视西方的，据说他在煽起“天津
教案”中曾起过作用；总之，他猛烈地攻击恭亲王在解决教案时所采取的态
度。在1871 年3 月呈递慈禧的密折中，他指责恭亲王和另一总署大臣董恂“一
味媚夷”。醇亲王对总署大臣又可以任军机大臣一事极为不满。“办夷之臣，
即秉政之臣??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②
慈禧认为这一密奏不宜公开，但她设法使以后的一切有 关外交和防务政策的
事项都要在醇亲王和与他意见相同的官员以及宗室诸王共同参加的宫廷会议
上商讨。总理衙门的决策权就这样被削弱了。
恭亲王很自负，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他继续冒犯这位皇太后。1869 年
他和其他军机大臣们进行策划，使慈禧别无选择地被迫授权山东巡抚丁宝桢
逮捕和处决了她宠幸的太监安得海，因为他违制私自离京南下，一路穷奢极
侈，极为招摇。安得海因向慈禧密告许多高级官员而臭名昭著；此时慈禧因
安得海之死而迁怒恭亲王。1873 年同治帝到了成年并开始亲政后，恭亲王反
对这位年轻的君主为慈禧的享乐而重建圆明园的计划。恭亲王的奏疏慷慨陈
词，象一个大胆的御史那样刚正，它规劝清帝不要行为失慎（包括微服出游），
并力谏他少浪费国库财富，指出这首先要从停止重建圆明园工程开始。1874
年9 月，清帝无疑是根据他母亲的示意，将恭亲王革职降级——至少达一天
之久。第二天的谕旨宣布按照皇太后的旨意，恭亲王的职务和爵禄都予以恢
复。这种既表明宽容又显示权威的两面三刀做法，为的是让恭亲王出丑。①
1875 年1 月，同治帝没留下一个继承人就死了。慈禧选择了醇亲王的儿
子载湉当新皇帝，以光绪为年号。向新统治的过渡显然进行得比较顺利，尽
管有少数官员确实提出过规谏，要求遵从祖制从下一代人中选出新皇帝，以
维护孝治的礼教。载湉只有四岁，他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两位太后（慈安
和慈禧）第二次摄政；慈禧将长期不间断地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新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暂时引退。但有关重大事务，他都以亲王的身份参
与廷议，而且他的主张比以前受到了更大的重视。 1876 年，靠着秉性和机
敏在宫廷中赢得各派尊重的文祥病死，恭亲王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兴起
在实际筹划和督办自强新政的过程中，分管南洋和北洋的两名通商大
① 见李宗桐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144—146、171—174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21—124 页。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 册第661—664、672—674 页。李宗桐和刘凤翰：《李鸿
藻先生年谱》、卷
1 第164、214—216 页。
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口通商大臣之职建置于鸦片战争之后，原任大臣
已于1859 年调往上海。 1860 年以后它被称为南洋通商大臣。原来的五个通
商口岸以及在长江和南方新开放的口岸都归这位大臣管辖。1860 年，江苏巡
抚薛焕兼领该职，甚至在1862 年4 月他离任巡抚之职后仍继续担任此职；从
1863 年初到1866 年底，江苏巡抚李鸿章兼领南洋通商大臣之职。1866 年底
曾国藩转任南京时，他就成为通商大臣。此后，该职始终由两江总督兼领。
北洋通商大臣之职最初设于1861 年天津开放之时，由于直隶总督不能经
常在那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各种问题，恭亲王的帮手崇厚被委派为通商大
臣（通常称为〔北〕三口通商大臣），驻在天津，处理在天津和牛庄、芝罘
发生的涉外事务。不象南洋通商大臣，崇厚没有钦差大臣的身份；重大事情
他都要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或者奉天府府尹，一起采取行动。然而，
当1870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决定他以钦差大臣的全权地位负责有关对外
贸易和畿辅海防等事务。〔北〕三口通商大臣的职衔被取消后，李鸿章的兼
职被总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大津，只有冬季
住在直隶首府保定。
由于两名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在各通商口岸与西方交往时发生的一切事
务，所以1862 年的一道谕旨授予了他们监督其辖区内各分巡道员的权力，这
些分巡道员分管的地区包括各通商口岸——例如，福州道台和宁波道台要向
在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禀 报“洋务”。①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权限还扩大到
包括督办所有利用西方知识和人材的新兴事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薛焕
以及他之后的李鸿章，监督执行了雇佣外国教官的专门军事训练计划。1865
年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1867 年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1866 年末，
曾国藩转到南京任两江总督之职后，他就督管了李鸿章创办的各个兵工厂和
外语学堂。1870 年曾国藩得到清帝的批准，设立了江南轮船操练局，并调给
它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建造的军舰，甚至还有几艘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军舰。南
洋通商大臣此时是大部分自强计划的实际协调者。然而福州是一个独立的中
心。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 年底调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举的沈葆桢
经办，为此沈葆桢被钦命为福州船政大臣。但是，沈葆桢在争取新任闽浙总
督和福建巡抚的合作方面存在着困难。
从1870 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
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李鸿章取得了曾国藩的合作（后者以前曾接受了李
鸿章关于考虑江南制造总局各项新计划的建议，并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得到
敕准选派青年学生赴美受训）。李鸿章对华北以外的事务也有所干预，这在
行政管理方面有词可托，因为通商大臣的体制并无明确规定。由于北洋通商
大臣有保卫畿辅重地的职责，李鸿章可以直接同上海道台联系，商讨有关防
务乃至贸易事务，尽管上海不在李鸿章的管辖之下。还由于江南制造总局是
李鸿章1865 年奏请批准创办的，所以他被公认为对这个兵工厂的事务有发言
权，虽然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南洋通商大臣。还由于赴美留学使团是根据曾国
藩、李鸿章1872 年的联名上奏批准的，所以它就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共同
监管。①曾国藩死于1872 年3 月，其后不论谁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
① 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载《大陆杂志》，卷20 第5 期（19
60 年3 月），第
15 页。关于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台们所实际遵从的程度，还需要进行研究。
① 见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厂的计划》，载《香港中文大学汉语研究所杂志》，卷
4 第1 期（1971
大臣，李鸿章都尽可能设法与他们合作。两江衙门掌管着漕粮，而李鸿章的
轮船招商局（1873 年初期成立）却依赖着它所享有的漕粮北运的特权。更为
重要的是，江苏省的厘金不断为淮军提供大部分的年度军费开支。尽管十九
世纪七十年代初淮军驻扎在五个省份（而且在直隶只有一万五千人），但建
立这支军队的李鸿章却被清帝视为它的协调者。
1872 年1 月，福州船政局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计划都遭到朝廷大臣
们的攻击。这时，李鸿章、曾国藩二人都出来为之辩护。李鸿章本人与福州
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联合起来，特地向军机大臣们呼吁继续对福州船政
局给以财力支持。在1874 年与日本冲突而发生的台湾危机期间，李、沈二人
都上疏为自强运动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新的海军规划，用
洋机器采矿，以及改革现行的人事制度（沈重申他以前提出在考试中增设算
学新科的倡议；李则提议在沿海和长江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的学堂，毕业生
授予文职官衔）。②虽然最后的这些提议未受朝廷重视，但新的海军规划却得
到批准，并且有两项采矿工程被授权进行。最使李鸿章高兴的是，在他的保
举下，沈葆桢1875 年5 月被委任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同时李、沈二
人又分别被特加为北洋和南洋防务大臣。1876 年9 月，李鸿章保举的另一个
人丁日昌被委任为福州船政局（此时划归在南京的通商大臣管辖）的督办船
政大臣。丁日昌不久又被任命为福建巡 抚，并负责改进台湾的防务。李、沈
和丁三人合作得很好，而且在自强活动中——例如，在海军计划和派遣学员
到欧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协作。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作为通商大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显然他们对政
策的影响归根到底还要依靠北京的支持。总理衙门热心地支持了李、沈的某
些建议，但对他们的另一些建议要么不关心，要么感到办不到。例如关于资
助福州船政局的问题，李鸿章在1872 年就已提出要一律停建军用驳船，并把
拨给传统水师的经费转用于火轮军舰；①这一提案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
1875 年5 月当朝廷讨论沿海防务时，文祥对李鸿章关于铁路、电报乃至在各
省会设立讲授西学学堂的想法持同情态度。但是，两名顽固派的汉族官员，
对李鸿章的建议猛烈攻击，致使它们得不到进一步的讨论。是年冬，李鸿章
赴京师谒晤恭邸，请先试造在江苏一地到北京的铁路，以确保重要物资的转
输。李回忆说：“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
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②在朝的顽固派显然已经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认
真考虑的力量。虽然如此，李鸿章仍然发展了与恭亲王、文祥的工作关系，
而且也增进了与沈桂芬和宝鋆两位军机大臣的关系，所以他的某几项计划确
实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时，他才发现为了推动其兴建海军和发展工业的计
划，必须与醇亲王联合，以便赢得慈禧本人的欢心。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是钦差大臣，但他们却没有管辖其他督抚的权
力。丁日昌是一个亲密的同盟者，但他受到了京官们的猛烈攻击并在1878
年决定辞去巡抚职务。部分是由于有李鸿章的荐举，才使三名前淮军将领在
年），第215 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收于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
第84—87 页。
② 沈珂编：《先文肃公政书续编》。奏折的日期是1874 年12 月。刘广京：《李鸿章在直
隶》，第96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68 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
隶》，第85 页。
② 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101 页注7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 第
13 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为巡抚：1872—1874 年张树声任江苏巡抚，1874—1878
年刘秉璋任江西巡抚，1876—1877 年潘鼎新任云南巡抚。李鸿章经常写信给
这些人和在各省与之友好的其他官员，力主建造兵工厂和用洋机器采矿。许
多人在建造兵工厂方面向李鸿章求助，以此作为响应；但在采矿，特别在开
办讲授西学学堂等方面，除非北京本身积极支持鼓励，否则各省官员很少有
人采取行动。①
赫德和关税
尽管自强的倡议必须由开明的满汉政治家提出，但在中国的某些洋人对
推动和促进这些活动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英国外
交官阿礼国和威妥玛以及被清朝雇佣的赫德给总理衙门提议的内容，不仅涉
及处理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谈到采用有利于中国的各种西方新技术
的问题。有名的1865—1866 年的威妥玛-赫德备忘录，由总理衙门转呈清帝
研究并供各省官员讨论。备忘录建议实行某些内政改革，并特别强调必须派
遣外交人员出国和采用包括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在内的西方新技术。然
而赫德和威妥玛又提出，这些新技术应靠西方的企业引进，并应鼓励在这些
领域内进行中西合作。赫德-威妥玛建议中的这一部分在当时遭到了大臣们的
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特别害怕这些由西方控制的企业。甚至连了解这些新技
术内在价值的李鸿章也反对外国人向铁路、电报和采矿业投资。在谈到西方
提出关于修改中英条约的要求时，他只建议中国在自己的铁矿 和煤矿中雇佣
外国工程师。①
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中国传
统的关税管理每年必须为内务府提供“盈余”，所以因贪污行贿而声名狼藉。
自1861 年因李泰国请假回国而由赫德接管以来，各通商口岸的新海关事实上
是由他创办的。1865 年，海关总税务司由上海迁到北京。根据清帝批准的“关
于招聘洋人协助海关税收管理规定”，赫德继续享有管理海关全体职员的大
权。外国职员——从各通商口岸的税务司到帮办和潮汐观测人员——以及华
人帮办和职员，都根据赫德制定和认真执行的业务条例归他调配管理。赫德
再三提醒他的部属，他们从中国政府领取薪金，因此就是“中国政府的雇员”。
征收的关税都解往由华人海关督办（大都是各通商口岸的道台）管理的中国
海关银行。但关税的估算以及帐目和报告的编制都由赫德的部属来进行，他
们在成功地防止走私和确保帐目准确无误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截至1875
年，海关的洋员增到408 人，华人职员增到1，417 人，而在十年之后，则分
别为524 人和2，075 人。其间，海关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 年的八百三
十万两增加到1875 年的一千二百万两，而1885 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万两。
②
① 关于京官们对丁日昌的攻击，见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4—245、361—
362 页。在李鸿章
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与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评为虽然“端谨”，但回避实际责
任；关于这一突
出的例子，见李在1875 年2 月给巡抚刘秉璋的信，载《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5 第3—5页。
① 毕乃德：《1867—1868 年的秘密通信：中国的主要政治家关于进一步向西方势力开放
门户的观点》，载
《近代史杂志》，卷22（1959 年），第132 页。
②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25 页和附录4。关税数字来源于瓦格尔的《中国的财
政》附录B，它包
如果没有赫德的有效的海关机构，各通商口岸的贸易和航运不会那样有
条不紊地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主要贡献是促使中国商业的发展，
大批的华洋工商界都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清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由于
北京深知海关收入的利益，并且责成各通商口岸的道台来负责，所以朝廷就
控制了这笔日益 增加而又可靠的税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
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虽然最大部分的
收入仍然来源于田赋，但厘金仍达到一千八百万两（占30%），关税仍达到
一千二百万两（占20%）。①由于旧税源乃至厘金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几乎
完全被指定作为既定的和不能机动的开支，所以关税对政府的一些新办事业
以及紧急需要来说，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关税基金提供了一些新办事业（如
京师同文馆、神机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学
使团、驻外使馆和1875 年以后的新海军计划）的一部分或全部经费。②
由于关税的分配是由北京控制，所以清帝对上述每一项事业的批准是保
证其经费供给的关键。于是出现了下面的做法，即把百分之六十的关税分拨
给有关各省，部分用于中央所辖的活动，例如用作驻扎在各省的新军的军费，
或者解往北京用于清帝的兴建事业。余下的百分之四十首先被指定用作对英
法战后向英法两国的赔款。赔款在1866 年年中付清后，这百分之四十就归在
北京的户部掌管，不过动用这项资金须经特别申请，经常要得到清帝的批准。
1874 年李鸿章提出每年应从这笔款项中拨出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这笔开
支得到批准，但清帝不久又认为别的用途有优先使用这百分之四十款项的权
利——特别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军费和清帝在北京周围的兴建。左宗棠在
军事上之能够取胜，是靠着从几家英国银行借得的五笔为数一千四百七十万
两的贷款：它们由关税作担保，并且最后由关税（部分来源于百分之 六十的
款项，部分来源于百分之四十的款项）来偿还。①
由于总税务司赫德要负责确保征收的关税不断增长，所以他的工作必然
被当成是清朝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在他这一方面，赫德完全控制着海关机
构。清帝批准给税务司花销的巨额津贴（1876 年增至每年一百万两），使得
海关的洋员能够过上豪华的生活，这为许多中国官员所羡慕，并常常引起英
国领事们的妒忌。总理衙门对赫德的信任，是多年来他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
出色的表现而形成的：首先他是作为海关机构的全权管理者，其次是作为按
总理衙门指令行事的雇员，第三是作为英帝国在各通商口岸处于领导地位时
期的英国人。事实上，赫德成了总理衙门的主要外国顾问，并且能够不时地
对政策产生某些影响——例如，推动以1866 年半官方的斌椿使团为开端的各
种使团出国，扩充同文馆使其包括算学和科学学科。赫德关于对外政策的意
见和他在外交谈判中的帮助，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赞扬；有几次他的调停
对清政府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尽管赫德很想看到
中国变得强盛起来，但他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自强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有
括对往返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之间、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所征收的关税数字。
① 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卷1 第2 期（
1933 年5 月），
第190—191 页，其中提到了几种不同的估算方法。
② 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同上，卷1 第1 期（1932 年11 月），第49—
59 页。陈文进：
《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同上，卷1 第2 期（1933 年5 月），第270—310 页。
① 见斯坦利：《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第48—52、81—84 页。
限的。他试图劝说清政府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造币厂，但这一设想既未得到英
国公使威妥玛的支持，也没有被清朝的官员认真考虑过。赫德提议建立全国
性的邮政局，但仅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得以建起一个属于海关总税务司的
邮政司，限于有限的一般性营业。②赫德发现，他不能争取清政府采纳他关于
实现中国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改革的意见，这就象李鸿章和沈葆桢不能
使他们的考试制度的建议引起重视一样。
从1863 年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流产以来，赫德一直希望帮 助中国组织一
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由在华的英国侨民担任一定的职务，负责舰艇、船员
和提供训练等事项。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赫德帮助李鸿章和其他
官员从英国，主要从英国的阿摩士庄厂购买海军舰艇。赫德的代理人金登干
是他派的驻伦敦海关办事处的税务司；金登干可以代表赫德购买船只和其他
物资，甚至还可与英国当局进行半外交性质的接触。即使中国第一任出使英
国大臣郭嵩焘在1877 年于伦敦开设使馆之后，赫德和金登干利用邮件和电报
进行密切联系，仍能多方面地在专业问题上效力：例如，在中国沿海建立灯
塔和气象预报设施；代表中国出席在巴黎、维也纳和其他地方的国际博览会；
以及为同文馆聘用教授等。由于身居这样一种中介人的地位，既与恭亲王接
触密切，又能单独接近伦敦，赫德看到了许多改革的良机。他甚至一度希望
清帝国政府能够委派他担任总海防司的新职。“我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要
使英国成为它最友好的朋友。”赫德深信如果有一个与他创建的海关相似的
海军组织，中国在五年之内就会有一支难以对付的海军。他并不认为英、中
两国之间有什么战略性的利害冲突，但他还是很谨慎的，并始终意识到他只
是一个顾问，他之所以受到信赖是因为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忠实于海关
总税务司的职守，并介入了几项冗长的诉讼，在这些诉讼中他针对英国政府
就条约规定的海关事务，为中国的权益辩护。他达到了他的一个主要目的，
即确定了如下原则：在华的英国雇员为中国办理公务时，必须首先把自己当
作是中国官员，而不是在华的英国侨民。然而外国雇员总是有他们的局限之
处的。1879 年9 月，赫德提出一项备忘录，拟请任命一位总海防司，清廷对
此本已有所考虑，但一经李鸿章和沈葆桢评头品足，即被搁置起来。①然 而，
在这些忠心耿耿的中国官员和英国国民之两种人之间，不管相处得如何圆通
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国政府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很显然，把估算和上
报关税的职责委托给外国顾问是一回事，而让他们去经管军事那就完全是另
一回事了。
② 见弗兰克·金：《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222 页。郑英还：《中
国的邮政通信及其
现代化，1860—1896 年》，第70—77 页。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 第37—38 页；卷19 第1 页；《译署函稿》，卷
9 第37—38 页。
参阅9 月4 日赫德致金登干的信，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
07 年的中国海关》，
第1 册第301 页；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特别是第478 页。
早期阶段：长远的规划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同治朝廷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慈禧太后对一批用以
抵销恭亲王势力的极端保守的官僚的依赖，诸如修改科举考试制度等基本的
改革建议都得不到加以考虑的机会。尽管如此，政治思想上到底还是允许一
些规划得以推行：这里主要指的是引进有关军事装备的技术，但也包括传播
西洋科学以及使一些经济设施现代化的最初步骤。这些早期的企业实在太少
了，然而回顾起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为止的这一时期，仍应该看
作是一个希望的时期。因为当时国内政治还不是那么复杂，国外对中国的压
力也不是那么严重，还不会使这些为数很少的事业的长期性计划无法实现。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把注意力放在造就人才上，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
生。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两者的创建，与其说是为了马上获利，还不如
说是为了与中国水域中的西方航运业以及外国进口的煤炭竞争，以维护中国
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
由于其中有些项目过于庞大，它们陷入了组织不力和经营困难的积弊之
中。新的事业通常以特设新的政府机关的形式出现；它们在制度上比起一般
政府机构要灵活一些，然而总的说来仍旧没有摆脱清朝官僚主义的习俗。例
如京师同文馆，是由总理衙门直接管辖的。虽然终于授权给一个美国传教士
学者（丁韪良）负责指导教学，但是这所学校还是继承了一些满洲旗人学堂
的作法。多数其他项目，例如机器局、船政局、甚至招商局和矿务局 在内，
都是由省一级通过新设置的“局”来办理的。这些局是清帝按照那些以往专
为某项目的设署经办的先例而授权设立的：这类机关过去通常为清帝所敕
准，而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开始之后，就变得格外多了。经办人员一般由通
商大臣或者总督选定，并由他签发札委。这些人通常具有“总办”或“会办”
的头衔，也可以称作“委员”。①这种新设置的局比老式衙门的效率要高一些，
这只是因为办事程序比较简便，并且现代技术和业务方式迫使它们接受了一
些新的办事准则。但是这些新机构还是保存了不少老一套的作法，而且由于
其他官僚部门的干预，常常使流弊加剧，这些流弊有时还相当严重。
由于新的事业往往涉及昂贵的进口机器及新的知识和新的生产程序，所
以清朝的官吏们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和专门技术知识问题。除去各省自己
支应之外，只有朝廷里的达官显贵才能保证从宝贵的海关关税中得到定期拨
款。此外，所需要的其他各种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有待于开发。一座兵工
厂亟需廉价的煤炭和运输煤炭的良好道路，更不用说金属冶炼工业的支持
了。当时普遍缺乏工程师、机械师、自然科学教师以及足以胜任的船长，甚
至于也缺乏象经过训练的铁匠和矿工那样的熟练工人。但是，在清朝政府内
部还有足够的意志想把它的一些珍贵宝藏用于这些新奇的事业；而且，在通
商口岸有着足够的西洋人以及足够的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能够推动自强
事业的进行。这些事业能够成功地兴办起来已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然而
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它们是否能够继续发展，而且在成功的鼓舞之下，它们是
否会引起制度和经济环境的改变。
① 有关1850 年以前这种“不太正规而依旧是官差”的先例的讨论，见梅茨格为弗尔索姆
的《晚清时期的“幕
府”制度》一书所作的书评，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9（1969 年），第315—319 
页。
兵工厂和造船厂
清朝模仿西洋技术开始于1862 年。当时，曾国藩在安庆这一刚刚从太平
军手里打下的战略要地上建立了著名的安庆军械所。军械所的工作由徐寿和
华蘅芳主持，这两人是学到一些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中国数学家。他们制
造土炮和火绳枪一类的旧式火器（这种枪中国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生
产），除此之外，还试图制造榴霰弹和雷管。①徐寿制造了一个汽轮使用的小
蒸汽机，可惜运转不佳。1863 年，广东人容闳（他曾在教会的赞助下赴美求
学，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当时在上海经商）由曾国藩的工程师引荐，拜
会了这位总督。容闳虽然不是一位工业方面的专家，但却相当精明地坚持这
一主张：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通用机器，能够用它转而生产制造军械、轮船
所需要的设备，换言之，就是需要一种“制器之器”。随后，曾国藩决定委
派他去美国选购。最初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是由李鸿章在1864 年1 月间提供
的。
在此之前，李鸿章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两座小型兵工厂，其中一座由丁日
昌负责，他曾经在广东省督造军火，具有一定的经验。李鸿章还授权前英国
军医马格里在松江建立一座兵工厂（这兵工厂于1864 年迁到才收复不久的苏
州，并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带到中国的一个机器厂得到了设备）。②1865 年，
李鸿章批准了当时已是上海道台的丁日昌的建议：政府应当购买上海虹口洋
人居住区的一家美国商号——旗记铁厂——的铁厂和船厂。经过清帝的批
准，设立一个局（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来管理这两 个厂子。后来在1865
年，容闳购买的机器也运到上海，随即归并到虹口的工厂里。与此同时，马
格里的工厂从苏州迁到南京，命名为金陵制造局。
这种引进西洋机器的努力并不只限于沪宁地区。1866 年，清帝批准了左
宗棠的奏折：和法国人签订合同，在福州建立一座大型造船厂。1867 年，崇
厚在恭亲王的赞助下，求得李鸿章的帮助在天津建立了一座兵工厂。所有上
述工厂的目的都是立即生产枪炮船舰，但是，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这两
大中心从一开始还强调培训中国的技术工作人员。
兵工厂和造船厂的早期业务经营，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外国雇员。金陵制
造局名义上是由中国总办领导，实际上是由马格里管理的。这所兵工厂每年
从李鸿章的军费中得到拨款，大概略多于五万两，为淮军生产信管、炮弹、
放炮用的摩擦管和小炮。在1867—1868 年，增加了一些新机器，也招聘了一
些曾经在乌理治工作过的英国技师。马格里把他初期成功的原因归之于他可
以直接会见李鸿章，并得到曾国藩的信任。到了1869 年，南京已经在生产火
箭（一种内藏炸药的长形炮弹。——译者），并且试铸更大的大炮了。①
①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24—28 页；陈其田：《曾国藩：中国汽船业的创
始者》，第20—
25、40—42 页。
② 李恩涵：《清末金陵机器局的创建与扩张》，载《大陆杂志》卷3 第12 期（1966 年1
2 月），第368—
370 页。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23—132 页。
① 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61—167 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107 页
。肯尼迪把1865
年苏州洋炮局迁移南京，以及1868 年1 月清帝从海关税款中拨款给天津机器局，都归因于
对捻军作战的军
事需要。参看他的《1860—1868 年中国现代军火工业的创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集刊》，卷4 第
2 册（1974 年12 月），第807—818 页。
比较起来，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规模大得多，在它创建的第一年里用于生
产设备的经费就有二十五万两左右；这笔经费主要来源于上海的关税。被李
鸿章挑选担任会办的人员大概是最能胜任其职的。上海道台（1865 年是丁日
昌，1866—1868 年是应宝时）是当然的总办。其余负有特别责任的二人，一
是沈保靖（他 一直为淮军采办军火），一是冯焌光（此人虽有举人功名，据
说仍然通晓“西学”）。但是不管怎样，所有的技术工作还是由外国人负责
的。旗记厂的总工程师料而是督造人（开始叫作“匠目”，后来叫作“监工”），
他是一个曾受雇于纽约奇异工厂的美国人。旗记的八名洋匠也得到留用，并
增雇了其他洋员。制造来福枪的最初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此后不久，这所兵
工厂使用一部分自己制造的机器设备，就能够生产合用的毛瑟枪和小型开花
炮了。及至1867 年年中，这所兵工厂每天生产毛瑟枪十五支，十二磅开花弹
一百发，同时每月平均生产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开花炮十八门——在对捻战争
时，这些弹药武器立刻证明是有用的。①
虽然后来李鸿章把江南制造局看作他打败捻军的原因之一，但是总的说
来，江南制造局却使他大失所望。从一开始，李鸿章就要兵工厂生产一种优
质来福枪。可是，一直到1871 年增聘的洋员和添置的机器到达之后，江南制
造局才开始制造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到1873 年年底，生产了这种步枪四千
二百支左右，但不仅它们的造价高于进口的林明敦枪，质量也远不如后者。
这种枪李鸿章连自己的淮军都拒绝使用。②由于李鸿章仍然不得不依靠进口武
器，因此他在1871 年改组天津机器局的时候，决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枪和
克虏伯（当时亦译作“克鹿卜”。——译者）炮所用的子弹和炮弹。幸亏有
清帝从天津和芝罘的海关岁入中的拨款，天津机器局在1871—1872 两年当中
花费在建厂和生产上的费用多达二十五万六千两。沈保靖由江南制造局调津
接办；增建了另外三个厂，并聘用了新的洋员。到1874 年，这所兵工厂除生
产大量的子弹炮弹之外，每天还生产一吨火药；到这 时候，李鸿章才定购了
在天津制造林明敦枪的机器。①1875 年，马格里在南京制造的三门发射六十
八磅炮弹的大炮在大沽试验时爆炸了，所以这时李鸿章对于中国制造洋枪洋
炮的能力还没有把握。部分由于李鸿章的建议，江南制造局在1874—1875
年间建立了一个分厂生产火药和子弹，此后它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
和初期的枪炮工业一样，轮船制造方面最初努力的结果也令人扫兴。1866
年7 月，李鸿章授权江南制造局开始制造一种为巡逻海港而设计的小型炮
舰。次年，根据丁日昌的建议，曾国藩决定制造局应造大船：这一方面是由
于当时最好的洋匠更精于造船技术，另一方面也由于丁日昌和曾国藩两人都
感到轮船对于中国的长期防务至关重要。②迄今为止，制造局每年的经费一直
是从淮军军费（它的主要来源是厘金，也有一部分来自海关关税）中提取的。
1867 年5 月，曾国藩获准从上海海关关税岁入中拨留一成给江南制造局；两
年之后这笔拨款增加到二成，每年总额在四十五万两以上。1867 年下半年，
①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1968 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2 章。
《北华捷报》，1867
年8 月16 日。
②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 第2 页。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
 49—51、82—84、
124—125、169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6 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
告》，第89 页。
② 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208—210 页。
这所兵工厂迁移到上海市南郊一块十英亩的基址。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干船坞
并添置了新机器，用以制造轮船；还增聘了六、七名英、法洋工匠。1868 年
8 月，第一艘中国制造、可以使用的轮船下水了，这是一艘六百吨位的明轮
船，曾国藩给它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恬吉”。虽然轮机是外国造的，
但是汽炉和木制船壳均系厂内自造。随后的五年当中，制造了三艘双螺旋桨
小型铁甲舰，以及五艘螺旋桨木船（从六百吨位到二千八百吨位）。除去两
艘轮船之外，所有汽炉和轮机都是厂内自造，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就。可
是不幸，这些船行驶迟缓，对于一些通商口岸来说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过
多，更不要说造船本身的高昂成本了。到1875 年江南制造总局中止造船计划
时，这项规划以及轮船维修（由曾国藩1870 年设立的江南轮船操练局主管）
费用占该兵工厂年度进款的一半左右，据信所造轮船比在英国出售的类似轮
船至少要贵一倍。①
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弹药和轮船的成本之所以极高，主要由于两项原因：
其一是几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的；其二是雇员费用（尤其是洋员和
中国官员的薪水）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这所兵工厂总经费中差不
多百分之五十用于购买材料（不包括新机器和其他永久性设备），将近百分
之三十用于薪水和工资。采办上的敷衍塞责严重得使曾国藩吃惊，所以他在
1872 年临死之前建立了这样一项制度：兵工厂的每一项采办都要经由总办本
人以及采买、支应和会计三个有关单位共同批准。②雇员费用增加的原因一部
分是由于洋员人数不可避免地增长（他们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准衡量也是
相当高的），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管理人员的人数也在增加。不算小职员，隶
属于这所兵工厂的中国“官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四十人，到七十年
代末便增加了一倍。可以推测，其中许多人是通过权势在薪水簿上挂个名字
而领干薪的。③
和江南制造总局比较起来，福州的造船规划需要更多的资金。左宗棠起
初要求五年中三百万两的经费总额，这于1866 年7 月为清帝批准。制造十六
艘轮船以及培训中国造船工匠和航海人员的规划，都由日意格和德克碑这两
名法国人负责，他们由法国领事连署而签订了“保约”。由于左宗棠本人要
动身赴西北新任所，经他推荐委任当时在福州老家丁忧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
为钦 差大臣监督建局。沈葆桢在左宗棠所选择的几位提调的协助下工作，其
中包括代理福建布政使周开锡，此人管理厘金和军需颇有经验。沈葆桢和周
开锡不得不和新任闽浙总督吴棠的反对意见作斗争。只是在吴棠被一个更能
合作的官员替换之后（这是当时左宗棠在北京的势力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才保证了每年度四十八万两的拨款额和支付在法国定购机器的款项。①
在濒临闽江罗星塔的船厂工地上，中国官员们督视着两千名中国工匠和
九百名劳工工作，料理着在河前工地上建造的地基，以安装二千吨法国机器，
并安排建造房舍和采办物资。日意格领有“监督”头衔，于1867 年下半年带
① 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210（特别是注21）、219、224 页。
②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74 页。
③ 同上，第148 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2—85 页。
①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1969 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
第118—132、 140—144
页。关于1874 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财政及其他困难的详细叙述，也详见张玉法：《福州船
厂之开创及其初
期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1971 年6 月），第177—225 页。

着四十五名欧洲人从法国回来；随后达士博也来到中国，他是一位有经验的
工程师，担任“总监工”一职。此后三年陆续兴建了铁厂、铜厂、一个设有
若干气锤（功力高达七千公斤）的锤铁厂，以及一个适用于长达四百英尺船
舰的下水滑道。1869 年6 月，一艘一千四百五十吨位的螺旋桨轮机运输舰“万
年清”号下水；此后五年又有十四艘轮船下水（内有一艘没有达到合同规定，
但又有一艘比原来规定的马力要大）。从1871 年开始，该厂建造的大部分轮
船都安装了自已制造的轮机。福州不生产象江南制造局的“海安”号和“驭
远”号那样的二千八百吨位的轮船。可是它却在五年内制造了十艘从一千到
一千四百五十吨位的轮船，比江南制造总局上述两艘之外的所有轮船都大。
虽然福州轮船据说比江南轮船要好，但是开动起来还是速度慢、消耗高；这
些船使用木制船壳和单横梁机，它们和江南轮船一样，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的欧洲标准来看，确实应在被淘汰之列。
福州船政局在到1874 年7 月为止的六年半时间里，开支总额为五百三十
五万两，大大超过预算额。法国雇员的薪水是最大的开支项目（在每月五万
两至八万两的经营费用中占一万二千两）。二千名中国工人的工资总数为每
月一万两，而一百五十名中国管理人员的薪水总共只有一千二百两——这里
显然没有把许可的开销和津贴计算在内。①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资方面存
在着许多贪污舞弊的漏洞。有一些职员是福州达官显宦的亲戚或者是他们所
推荐的人，沈葆桢在管理这些职员时特别棘手。船政局的采办系统存在着大
量侵吞公款的现象，在沈葆桢接任的第一年里尤其如此；经常发现买来的木
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使用。沈葆桢要博取廉洁奉公的楷模和严惩贪污的
声誉，他严厉惩办了一大批公务人员，并且用更可靠的人替换了他们。但是
在采办这类事务上，他终归还是不能不依靠象叶文澜那样有能力的帮办（叶
文澜以前是左宗棠购买军火的帮办之一，有在通商口岸办事的经验）。叶文
澜手下有职员三十人左右，从台湾、香港和东南亚采购物资；他甚至于还有
一名常驻仰光的代理人，从那里往国内定期海运柚木。②沈葆桢的成功主要在
于他能注意使中国职员充分地和日意格以及他手下的洋人合作，以便使造船
计划在合同期间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只有在沈葆桢不断从福建的高
级官员以及从北京取得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这个成绩。
西学：同文馆的局限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旨在探查西方力量奥秘的一个更 大规划的
组成部分；从一开始，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打算在建立兵工厂、造船厂的同时
开办培训学校。几百名半文盲工匠和学徒在外国工头的指导下在工厂里做
工，许多中国人将要成为技术精练的工人。年纪较轻的学徒的聪颖智力和灵
巧手艺尤为外国人所赞赏。①但是，只有在那些范围很小的学校里，人们才能
希望西方技术会在中国人中间扎下根来，因为在这里，来自书香门第的青年
除去学习普通的中文课程之外，还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按照设想，这些学
①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261 页。
② 同上，第112、145—151 页。关于沈葆桢最初接任时为难之处的生动报告，参看他186
7 年7 月18 日的
奏折，载于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4 第1—4页。
① 参看例如1867 年8 月16 日的《北华捷报》。
校应与兵工厂和造船厂合作，既讲授理论，也讲授实际操作。
虽然早在1862 年已由总理衙门主办了一所新的官办学校（京师同文
馆），但是它的初意仅仅在于培训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译人员。因而同文
馆所遵循的先例是十八世纪中叶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1862 年
的“章程”是仿照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它最初的录取人数限制在从八
旗满族子弟当中挑选的二十四名青年；学生们要在学习中文课程的同时，也
学会一种欧洲语言。②由于在上海和广州未能找到可以教授英语和法语的合适
的中国人，便以不准在学生中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
此后不到一年，于1863 年4 月，一个法国牧师和一个俄国翻译受雇，又添设
了法文馆和俄文馆。（俄罗斯文馆便于此时停办，那里原打算用来教授俄文
的满族人被发现并不真懂俄语？）同文馆的一些学生确实至少学到了一些洋
文洋话：在1866 年，他们之中有三个人被选作由赫德带领到欧洲去的第一个
非官方清朝使团的低级成员。
与此同时，在1863 年4 月李鸿章奏请清帝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
学校。不过，李鸿章设想中的学校具有更广泛的目 标，打算同时也教授数学
和自然科学。他说：“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
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
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李鸿章的建议
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1864 年7 月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所取除
十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四十名由有声望的官绅
保送的十四虚岁以下的青年。①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
中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
广州同文馆虽然也是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1864 年夏季以同样方式创办
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广州的一位鞑靼将军所管辖。该校雇用了一个传教士讲
授英文和数学，但学校的章程似乎是为了使这个城市的中国居民避免受过分
的西方影响而制定的（由于英法联军之役，广州已被英国占领将近四年之
久）。招生人数定为二十名，十六个名额留给在广州驻防的八旗子弟；十名
年龄较大的学生取满族、汉族均可。虽然学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据了新建的上
海同文馆所采用的规章，但在实际上广州同文馆办得象一所满洲旗人学堂。②
由于清朝的文官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没有改变，这些新学校从一开始就
不得不面临鼓励学生的问题。总理衙门援引原俄罗斯文馆的先例请得清帝的
批准：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八品或九品官，通过更进
一步考试的学生甚至可以升授为七品官，直到委任为京畿官僚机构中的主
事。不过，上海和广 州的学校并没有这个有利条件。上海同文馆提出，学完
三年制学业的最佳学生应为“附生”（符合参加乡试条件的低级“生员”）。
①广州同文馆仿照旗人学校的先例，许诺它的毕业生作翻译（最初指的是能够
在满文和汉文之间进行翻译的人）或者名誉“监生”。这可以使人想起，李
鸿章曾在1864 年春天向总理衙门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新科，给有专长技术
②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96—102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3。《广方言馆全案》（南京大学所藏刻
本的1949 年手
抄本，经毕乃德同意转引），第7—8页。参看他的《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57 页
。
② 伊凡斯：《广州同文馆的旗校背景》，载《中国论文集》，22A（1969 年5 月），第8
9—103 页。
① 参看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58 页和注5。
的考生一个应试高级功名的机会。这个建议毫无结果，实际上，上海和广州
同文馆的学生尽管进了这些学校，并领取津贴以学习英文和数学，但仍旧发
现他们为准备应乡试而在那里练习作八股文！
不过，对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格局总算进行了一次突破的尝试。回顾起来，
这主要由于在1865—1866 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由于在诸如
制定总理衙门政策的文祥和董恂等士大夫中间引起的思想上的骚动，虽然这
种骚动是微弱的。恭亲王本人被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有关新技术所需人材
的长期计划而提出的论点所打动。赫德和丁韪良的上书也激发了总署的大臣
们的热情（工韪良曾把沃顿所著的《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且在准备一部
关于自然哲学的新书时就在总理衙门里面演示了电报发报机的操作）。②
在1866—1867 年的冬天，恭亲王和文祥作出了一个实在大胆的计划，但
此计划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在1866 年冬天以前当赫德回国
休假时，恭亲王和文祥就委托他在欧洲代为招聘自然科学教习，为将在京师
同文馆内设立的“天文算学”科目配备人员。（按照清朝的传统看法，“天
文算学”有些实际用途，并且确实是持某种主张的儒家学者在知识探索中的
正统 课题。①不过，这个科目的旧名称现在被总理衙门用来包括化学和机械
学之类的西方科学。）恭亲王和文祥不是仅仅打算增加同文馆的课程；他们
的目的完全是想让西学本身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象翰林院那样的正统部门
的承认。在1866 年12 月的奏折中，总理衙门建议应该鼓励那些举人和举人
出身的官吏报名到同文馆肄习新开科目。之后在1 月28 日，恭亲王和他的同
僚们进一步上书，建议应该鼓励进士，特别是翰林院成员——包括有声望的
编修们——报名，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②也许，我们作
以下设想并不过于牵强：如果这个建议达到了预想的效果，那么一个清代的
教育和文官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12 月和1 月的奏折都得到了清帝的批准，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问题的
观点上所持模棱态度的一个证明。但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可能第一次
这么明确地认识到，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可以用来抑制恭亲王的政治势
力。起初，北京的官僚们缄默地同意了总理衙门的建议。只是在3 月初监察
御史张盛藻才上书陈述他的观点，认为自强不必依赖洋枪轮船，而取决于“练
兵筹饷”和一个纲纪整肃、刑政严明的吏治。这位御史把天文学和数学仅仅
看作一种“机巧”，他感到特别忧虑的是，强调这两门学科会对士习人心产
生有害的影响；在他看来，技术知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似乎是相互对立的。
这位御史还对以厚给廪饩和优与奖叙为奖掖之举深感不满，认为这也会起到
败坏学者和官吏气节的作用。然而甚至经过这些攻击，清帝仍然站在恭亲王
一边：有一道 谕旨便说，“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①
同时，也确实有许多士子向总理衙门报考同文馆的新科目。
然而在3 月20 日，清帝收到了大学士倭仁（1804—1871 年）呈上的第
二个责难性的奏折；倭仁不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学者，也是朝廷里一位刚
② 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99—300 页。
① 王萍：《西方历算学之输入》，第75—124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 第47—48 页。此奏之后于2 月25 日又有一个
奏折，推荐《瀛环
志略》年迈的作者徐继畬作总管同文馆事务的大臣。这个建议也得到批准。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16 页。
形成的派系的领袖。尽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却仍旧作为当时最著名的
两三位程朱理学大师之一而受到广泛的敬重。除了他模范的生活给他带来声
誉之外，他还因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一个其学术既与意识形态，
又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领域担任一系列职务而对人们产生影响。他曾经
连任都察院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在1867 年，除大学士外，他还是年轻
皇帝的授读之一。②他在这奏折中傲慢地表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甚至比御史张盛藻还要蔑视“天文算学”。
这位大学士把技术问题和受鄙视而通常与诡谲、异端相联系的“术数”看作
是一回事。但是对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断言，总理衙门要
让中国人“奉夷为师”。在中国传统中，老师的地位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而
那些洋人也确实是夷狄，他们刚刚直接进犯京阙，如今又在传播可恶的基督
教教义。③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在一个雄辩有力的奏折中答辩说，期望以“忠
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完全是不现实的，但甚至在此之后，倭仁还是重申
他的立场。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肯定地说，礼义确实是国家的根本，但接着
便援引了那些极力倡导引进西方技术的忠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沈
葆桢等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作为儒家，这些人大概并不亚于倭仁！
当时虽然没有其他官员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这
两个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动到如此程度，以至开始流传总理衙门意图谋
反这种招惹怨毒的谣言。那些报考同文馆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列
们的讥笑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
新机会。4 月下旬，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
为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新科目]者”。总理衙门被迫放弃了原
来鼓动士大夫中的杰出人才学习技术的计划；现在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
计划举行新科目的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现在的投考者”。①
这个结果对倭仁——他除去代表着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
益之外，也代表着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质——来说，显然是一个胜利。但
是必须看到，他取得这个胜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后未能给恭亲王以
全力支持。当倭仁被要求设立一个只用中国教习的算学馆时，他大为窘困（因
为他在第一个奏折中随便说出中国教习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为了不被
委任到总理衙门，他不得不请病假。在一道上谕中，倭仁还被斥为“见识拘
迂”，不过尽管如此，慈禧还是没有重新提出让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报名同文
馆新科目的号召；4 月23 日的上谕仅仅表示：“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
送馆攻习”。②可以想象，慈禧并不愿意反对倭仁对儒家文化解释的本质，因
为她自己作为摄政者的地位以至满族人的统治本身，都是仰赖儒家的伦理和
文化的。当然，慈禧本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坚持一种更加灵活而依然是正
确的儒家观点，就象恭亲王和曾国藩在奏稿中所举例说明 的那样。但那时在
慈禧看来，把一个在京师官员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显宦抬出来使之盖过恭亲
王，这种做法是毫无害处的。我们发现1868 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亲
② 参看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14（1960 年），第1—29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第14 页。参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丁
卯（1867 年），
第12—13、15、23—24、26、28、36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第15 页；卷49 第24 页。
王的顺序把他们作为负有最重责任的两名官员提出来：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
导，一位是领班军机大臣。①
由于清帝未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的新方案就只有有
限的意义了。包括满、汉两族的七十二名报考者的确参加了入学考试。不过
发现他们大都是失业的中年人，“对于这些身体憔悴的穷苦文人来说，衙门
付给他们的津贴表明比他们的声誉更为宝贵。”②被录取的学生有三十名，但
是最后毕业的只有五名。为了得到质量更高的学生，清帝批准要上海和广州
同文馆选派他们最优秀的毕业生到北京攻读新科目。恭亲王和文祥并不回避
奉夷为师所招致的怨愤。赫德延聘的几名欧洲教习中有两名在1868 年到达北
京。通晓中西数学的天才学者李善兰被任命为算学教习。但是英文由欧伯连
讲授，他是新近从英伦三岛来的非传教士教师；化学由法国人毕利干讲授；
物理由丁韪良（他从1864 年起一直在同文馆教英文）讲授。
1869 年，在赫德的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和满、汉提调（提
调除负责学生的生活安排和纪律之外，还负责中文课程）一起工作。③丁韪良
着手把同文馆办成设置八年课程的“书院”，其课程包括一种西文，以及数
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之后，在1872 年1 月，英国
传教士医生 德贞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这一时期前后，在大约一百名
学生当中大部分还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认为最好的学生却是曾在上海同文馆
学习过的汉族青年。京师同文馆的出版业务以丁韪良自己的《格物入门》和
毕利干的《化学指南》为滥觞。①然而，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为外交工
作培训人才。在资深学生的襄助下，京师同文馆出版的书籍终于包括了国际
法、政治经济学、以及连同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历史等著作。虽然许多学
生认为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去准备科举考试是合算的，甚至他们也受到这方面
的鼓励，但是，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在尚未毕业之前就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翻
译了。
兵工学校和造船学校
与此同时，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开设了更多的科学技术专科。福
州船政学堂建立于1867 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
虚岁以下的学生，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地方绅士家招收的。学生得到许诺，将
来准许授给绿营水师官职，或者按照军功保举文职官阶，②这是太平天国战争
期间一条著名的成功之路。起初，左宗棠和沈葆桢抱着过高的想法，即希望
学生们经过五至七年的严格训练之后能够学会如何设计和监造轮船，并且希
望那些向往着成为舰长、大副的青年们能在这段时间里掌握必备的航海技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38 第17 页。有关慈禧及倭仁一派在辩论同文馆问题中所起作
用的进一步讨论，
参看刘广京：《1867 年的同文馆之争》，载于科恩和施雷克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
，第85—100 页。
② 引自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19 页注47。
③ 参看修订的同文馆内部章程以及“总理衙门的堂谕”，载于中国科学院等编辑的《洋务
运动》（二），
第73—81 页。
① 关于早期同文馆的出版物清单，参看同上著作第87—88 页。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七则
》于1868 年出版，
以后曾多次再版。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 第24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
，第206 页。
能。还要求学生们学习中文课程以保证思想正确。但是沈葆桢相当明智地要
求学生只学习象《孝经》和《康熙圣谕》一类的简单著作，同时兼习浅显的
论策文章。③这所学 堂的“法文班”由法国人教习，专攻轮船制造和轮船设
计。除去法文之外，还要求学习一套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内的数学课程，
以及包括物理学和机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课程。偶尔也让学生协助装配机器
零件，但要到第五或第六学年，他们才在船政局所属各工厂里做更多的具体
工作。这所学堂“英文班”的学员用三年时间学习航海理论（上英文、地理、
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课程），然后把他们送到一艘由前皇家海军
船长指挥的教练船上。（还有一个轮机舱部，招收曾在香港和上海的铸造厂
和机器厂工作过的青年人，只教授英语、简单数学和蒸汽轮机原理。）这所
学堂各个分部的教学显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青年当中又是人材济济，因而
刚到七年就能确观厥成。1874 年年中日意格报告说，法文班的七名毕业生已
经“能够在兵工厂指导轮机[安装]工作”，另有二十一人预料可在一年半以
后具备同样的能力；八名学生有最终胜任“设计室主任”的希望；九名毕业
生证明他们能够“计算木制轮船的数据??绘制船身和船帆设计图，在模厂
做出粗样以及监督施工”。他还宣布说，“英文班”的十四名学员受到了“为
在长途航行中指挥一艘战舰所必须的理论教育和实际教育。”①
然而，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师和设计师，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担主
要职责。由于财政困难，1874 年以后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减了它的造船规
划。从1875 到1877 年之间，只有四艘轮船下水，虽然其中的“威远号”是
一艘混合结构船（铁胁、木面），装有船政局自制的英式康邦卧立机，这在
技术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尽管船政学堂的一些毕业生参加了这项工
作，但总工程师却是斯恭塞格：他是日意格的主要技术人员，在绝大多 数法
国人于合同期满撤走之后，他仍然留在那里。①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时
候，有四名福州毕业生经过一段试用期后被授予汽轮船长头衔。而船政局制
造的大多数轮船是由在通商口岸作过事的中国人指挥的，这些人虽然缺少正
规训练，但是学会了驾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江苏和浙江两省政府购买和
租赁的小轮船打击沿海海盗。（福州船政学堂二十一岁的毕业生、后来成为
赫胥黎和穆勒著作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在1874 年是“海东云号”的代理船长，
这艘小汽轮即为闽浙当局所有，但并不是福州船厂制造的。）②沈葆桢挑选蔡
国祥作这支水师的最高长官（称为“火轮水师兵舰”的“总统”——译者。）
他原是湘军水师将领，曾国藩一度选任他作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司令。但这些
安排并不意味着沈葆桢和丁日昌（丁日昌于1875 年接替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
臣，于1876 年又为原天津机器局的吴赞诚所继任）忽视了船政学堂自己的毕
业生。
到了1870 年，由于沈葆桢本人深感造船机器的奇巧，他完全确信那些渊
深的学问——尤其数学——是西方技术的基本功。在一份他和闽浙总督英桂
联衔于1870 年呈上的奏折中指出：轮船与枪炮的质量取决于数学。现在西洋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50 第22 页。
① 日意格《福州兵工厂及其成果》，第33—34 页。
① 《船政奏议汇编》，卷13 第9 页；卷14 第12 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
，第97 页。
②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277—281 页。庞所列的表格
说明1875 年组成
福州水师的十八艘兵舰中只有二艘是由原清朝水师军官担任舰长的。
船舰和火器异乎寻常的改进，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是计算能力日益
精细的结果；如果计算稍稍细致一分，那么机器的使用就会灵巧十倍。沈葆
桢考虑到，等到1874 年福州学生毕业时最多也就上过七年学，于是他在1873
年上疏清帝说，应该把最好的毕业生送到法国和英国去深造，以便使他们能
够“循序而渐进，将窥其[西学]精微 之奥”。①
直到1875—1877 年，福州毕业生才赴欧留学；与此同时，在1874 年年
中和法国人签订的合同期满之后，沈葆桢和他的继任者坚持这所学堂应该按
照原样继续开办下去。至少有两名法国教习被挽留下来，并在1876 年重新委
任了讲授理论航海学的嘉乐尔。在丁日昌的倡导之下，船政学堂招收了四十
名在香港英国学校里学过一点英语和数学的男童（此事经由轮船招商局总办
唐景星安排，他本人曾经在香港居住过）。②船政学堂开办的法文班与英文班
（即“前学堂”，主要学习法文和造船；与“后学堂”，主要学习英文和驾
驶——译者）都具有可观的水平，而对航海人员的培训尤受重视。
当船政学堂作为速成学校为中国培养第一代现代兵舰工程师、船舶工程
师和船长的时候，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它特殊的环境，作出了更加广泛的贡献。
从一开始李鸿章就主张，那些学童应该在制造局见习机器操作的同时，也要
学一些西洋算学和自然科学。③但是见习机器操作所用的教学设备不得不延缓
到制造局本身搬出外国人居留地之后才予添置；因为虹口区有外国海员和他
们的娱乐场所，被看作是一个不适宜设置学校的地方。尽管如此，1867 年中
江南制造局还是聘用了几名曾经在安庆为曾国藩工作过的中国数学家-工程
师，其中包括华蘅芳、徐寿和徐建寅；在这些人的建议之下，还建立了一所
翻译馆（包括一所培养译员的学校），以出版中文的西洋科学技术书籍。1868
年春季，翻译馆任用了英国教习传教士傅兰雅；其后在同一年里又录用了另
外三名传教士，他们的汉语程度都足以向中国的笔录人员口述 技术著作的译
文。曾国藩不顾一年之前倭仁的嘲讽，在1868 年下半年的一分奏折中表示，
他希望遴选书香门第的聪颖子弟随同这些洋人学习，以便使这些青年领悟西
洋技艺中的义理。（二、三年之前，这位总督的天资颇高的长子曾纪泽开始
学习英文和西洋算学，这大概是他父亲鼓励的结果。）①1869 年后期，在位
于江南制造局新址的校舍竣工的时候，当时依然不到五十个学生的上海同文
馆即迁往那里，由江南制造总局主办，并改名为广方言馆。在此同时，制造
局本身还安排了工人在职训练班和徒工夜校，以便在这里教授数学和简易科
学知识。
然而，这个教学规划中的几个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配合。徐寿和其他
的中国数学家-科学家对制造局的生产计划并不负担责任。他们追求自己的学
术兴趣，并且不断地从事翻译。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十二个中国人
和五个传教士学者（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和林乐知）合作，
把许多从伦敦订购的书籍准确地译为中文；到1877 年底，已经出版的翻译本
和改编本著作达五十四种之多。②其中不少是关于蒸汽轮机、制模以及铸造技
① 沈珂：《先文肃公政书续编》，1870 年的奏稿。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4 第
64—65 页。
② 《船政奏议汇编》，卷13 第19、30 页；卷14 第5—6页。
③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8 页注103。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3，第7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
0—21 页。
② 有关到1877 年为止的这一出版数字，根据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十九
世纪的中国》，附
术和格林炮、克虏伯炮手册之类。另外一些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著作，例如封·希
理哈的《防海新论》（1868 年版）；中译本于1874 年出版，很快就为李鸿
章仔细读过。还有一些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科书，诸如白起德的《运规约
指》（1855 年版）、鲍曼的《实用化学入门》（1866 年版）以及田大理的《声
学》（1869 年版）等等。这些书是通过中国书商分销的。仅举两例：一部1872
年发行的关于克虏伯炮的手册八年当中销 售了904 册；一部1873 年发行的
代数论文七年当中销售了781 册。但是正如负责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工作最多
的傅兰雅所抱怨的那样：这些书只有包括学馆和训练班在内的制造局内部几
个部门才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数也很少。①
下述事实使江南制造局所属学馆的发展受到阻碍：它本来应该培养工程
师和翻译人才，而一个迂腐的理学士大夫涂宗瀛（1811？—1894 年）在他短
暂的上海道台任期内（1870—1871 年），却责成上海县教谕主管学校的中文
课程。这样，虽然数学在广方言馆三至五年的课程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
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个学生的能力和专业要求），但在教授代数、几何和三
角的时候，还要求学生通习中国的《算经》，结果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乱。
尤其在第一学年里，要求学生肄习繁重的中文课程。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不
断地阅读历史著作，包括《左氏春秋》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如此，
还直接安排了经学课程，要求阅读的书中有朱熹的全部著作和一部十八世纪
清朝论宋学的文集。②除此之外，学生们每周还必须花费一天时间准备一篇作
文，有时是八股文。如果仍有余力，可以学习林乐知讲授的英语或者傅兰雅
讲授的法语。中文课程一直延续到第二学年，到这时学生们才允许专攻“外
国语文及风习制度”，为做外交工作做准备，或者选择技术性专业，例如矿
物学、冶金学、机器设计与操作等等。只是对于那些无志参加科举考试的学
生，才单开技术专业课程，中文课在这里减少到最低限度——只读《四书》
和《五经》。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种单独的技术课也已经收录了大
约四十名学生，它似乎分为三个班组：造船学、船舶工程学 和军事科学。开
设的课程包括英文、数学、绘图和射击学。教习中有外国人参加，大概是些
和制造局内造船及军械制造有关的洋人。①
在1870 年下半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教育和培训规划开始付诸实施的时
候，从一开始就赞助这一规划的丁日昌，却因丁母忧而不得不暂时离任，这
对教育和培训规划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丁日昌虽然非常注意财政和司法
管理上的问题，但他仍然确信中国需要效法西洋科学。他在1867 年的一个奏
折中论述说，只有致力于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抽象的研究工作，才能把西方技
术学到手。“洋人??耗其心思、气力、财货于渺茫无凭之地，在数千百年，
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②由于丁日昌的努力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
赴美留学使团的成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说，在他离任丁忧之前，
他帮助中国在引进西方科学方面迈进了一步。
录Ⅱ和Ⅲ。关于拟译选书的官方政策，参看《广方言馆全案》，第32—33 页。
① 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十九世纪的中国》，第40—42 页。
② 《广方言馆全案》，第20—23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70—171
 页。关于涂宗瀛，
参看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清史》，第6 册第4963 页。
① 《广方言馆全案》，第52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77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 第22 页。
海外培训
早在1864 年，一个无名的士大夫上书总理衙门警告说，日本在派人去欧
洲学习制枪造船，因此总署大臣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封上书的启发，便就
是否宜于派遣学员到外国兵工厂一事咨询李鸿章。李鸿章答复说，这是迟早
终须采取的步骤，但是可以等一等，先在中国设局建厂再说。③耶鲁大学毕业、
以受过“自由主义教育”而自负的中国人容闳，在1868 年初向刚任巡抚不久
的丁日昌呈递了一份计划，建议让中国青年在进行在职培训之前先到美国大
学预科和高等院校学习。丁日昌深为这个计划所吸 引，以至亲自为此事写信
给文祥，并且最终取得了曾国藩的赞助。1870 年10 月，当丁日昌在华北协
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所造成的危机时，他说服了这位政界元老向清帝建
议，派遣青年学生到海外的普通大学及陆海军学院学习。曾国藩在他的奏折
中解释说：“其[西洋]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习。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
门名家。”①1868 年的蒲安臣签订的条约允许中国人到美国游学，因此丁日
昌确信，由于容闳本人曾在美国受过教育，如果确实能够给他配备一个具有
正统背景的人同行，以使这个方案可以为北京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会是办理
中国学生到美国游学的一个很好的人选。恰巧曾国藩的幕府里有一个翰林学
士，他仕途坎坷，几乎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决心谋求晋升。此人即1853 年的
进士陈兰彬：他虽被任命为刑部的一名主事，却回广东搞地方防御工作。他
曾一度是湘军将领刘长佑的随从人员，不过现在在为曾国藩效力。陈兰彬曾
被描绘为一个“嗜利小人，敢为大言；自便私图，不惜卖国”的人。②然而他
毕竟是一个愿意到美国去的有声望的翰林院学士！
曾国藩的奏折在北京搁置了两个月之久。1870 年12 月，当时作了直隶
总督的李鸿章怂恿他准备一个详细方案，重新上奏。李鸿章对曾国藩说：“断
不可望事由中发”。③容闳拟议派送一百二十名十二至二十虚岁的青年，每人
到美国游学十五年。李鸿章感到如期“深造”，自非十五年不可；并且说所
拟为期二十年的总数为一百二十万两的经费预算尚不算多，可由上海海关岁
入中的 六成部分提拨。李鸿章还补充说，“将来果学有成效，积有经费，再
义充拓，方有步骤”。起初，李鸿章希望学生在出国之前能取得“监生”功
名，后来当允诺在学生结业之后授以官衔时，他也就满意了。1871 年6 月，
李鸿章在他和曾国藩联名签署的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里阐明了这些想法，三
个月之后，他和曾国藩又就这件事联衔上奏清帝。当清帝咨询此事的时候，
总理衙门议请把原拟的候选学生年龄由十二至二十虚岁改为十二至十六虚
岁，理由是这样会减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学生仍须逗留海外的可能！
总理衙门还奏请在赴美留学使团驻处恭设孔夫子的神位。在这些奏折的基础
之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派遣留学生这一措施得到了批准。①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 第32—33 页。《海防档·机器局》，卷3 第1
7—19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30 第8—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1
0—213 页。
② 洪煨莲：《黄遵宪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译文及注释，《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卷18（1955 年）
第60 页，引述了从李慈铭日记发现的有关陈兰彬的描述。
③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 第28、30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19—22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
治朝》，卷86
与此同时，曾国藩授权在上海设局招生。由原籍是广东香山县的上海买
办商人徐润负责劝说许多广东人送子应选。1872 年第一批应招入选的三十名
青年中，二十四名是广东人（仅香山一县便有十三人），只有三名来自江苏，
而安徽、山东和福建是每省一名。②容闳比大队先期一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
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在哈特福德市设立了清朝留学使团的办事处。他们
决定，留学生应分别派到该州十二个镇市的居民家里（付给酬金），并且就
在这些镇子里入学。陈兰彬带了三十名学生及两名中国教习不久也到达；这
两位中国教习将在哈特福德办事处定期地、并且利用假期教授中文课程。随
后三年中又有三批青年抵达 美国，每批三十名；这样，到1875 年总数共达
一百二十人。
留学章程把中文课程安排到了最低分量：《孝经》、《大学》、《五经》
和《大清律例》；还要求青年们去听讲解历代满族皇帝圣谕的课，并且要定
期地朝着假想的北京方向行礼。中国旅行家李圭在1876 年9 月访问了哈特福
德市。他在报告中说道，一百一十三名学生（因死亡、生病和撤回而缺七名）
分成小组，每组十二个人，每三个月里有两个星期在哈特福德度过，在中国
教习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背诵、习字和作文。①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渐渐地
美国化了，把辫子塞在大帽子底下，兴致勃勃地打垒球。他们甚至在女监护
教师（其中一位于1875 年和容闳结婚）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礼拜。
陈兰彬显然是一个营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不过，他在这一阶段还能较
好地和容闳合作。1873 年下半年，陈兰彬到古巴去调查苦力贸易，然后返回
北京得到擢升；1876 年，他作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再次来到美国，
以容闳为副使。在陈兰彬的举荐之下，另一位翰林区谔良被任命为哈特福德
办事局监督。（区谔良似乎也是一个仕途坎坷的翰林，因为他仅仅是一名工
部 候补主事；驻美国的职务有希望使他更快地升迁）②区谔良带来一名新教
习；由于刚刚来自北京这个排外党人正在兴起的地方，区谔良很快就对容闳
允许学生西洋化提出了批评。不过，到1877 年为止，他的苛责还不是那么严
厉，当时他更感兴趣的是增加赴美留学生的年度拨款，为此他和容闳联名吁
请李鸿章。至于李鸿章，他写信给这两位监督，要他们鼓励学生特别注意选
修 采矿和冶金专业，因为这两项被他认为是中国的急需。1877 年后半年李
鸿章向朝廷报告说，有些青年在一、二年内即可上大学学习，因此在李鸿章
的奏请之下，清帝批准了以后九年总数为289，800 两银子的补充拨款。①
由于不幸受到中美关系中一些事件的牵连，赴美留学使团于1881 年被撤
销（参看下一卷）。
第13—14 页。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卷17 第19—21、23 页。第二批三十个男孩（1873 年赴
美）中，来自广东
的还是二十四名。广东人在第三批（1874 年）的三十人中占十七名，在第四批（1875 年
）的三十人中占十
九名。徐润所列的名单说明，很多男孩的父亲受雇于福州、上海和天津的兵工厂和造船厂
。参看拉法尔格
所著《中国首批百名学生》中所列表格。
① 关于中文课程的最初计划，参看1872 年3 月1 日核准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奏折所附
的“清单”，见《清
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5 第15 页。关于李圭报告的综述，见洪煨莲：《黄遵宪
的诗〈罢美国留
学生感赋〉》的译文及注释，第62 页。
② 关于区谔良的背景，见上引洪煨莲文第61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 第1—2页；《奏稿》，卷30 第4—5页。

与此同时，沈葆桢输送船政学堂毕业生去欧洲的计划也实现了。丁日昌
丁忧期满之后，1875 年成为福州船政局总办。他趁日意格返回欧洲之际，安
排了五名最优秀的毕业生（其中两名学生后来作了李鸿章舰队的管带）随同
赴欧。②1877 年1 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把
船政学堂三十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三年，以从海关关税
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二十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两个月之内
就有三十余人启程，由李凤苞任赴欧学生监督；李凤苞是一位“候补道台”，
在江南制造局受过训，并且受过日意格的训练。③
和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的规划在性质上更加实际；这次李鸿章
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中国舰长，以便驾驶从欧洲定购的近代兵舰。尽管如
此，李鸿章和沈葆桢还是对清帝说，他们要鼓励一些学生学习化学、采矿等
专业。④包括严复在内的六名福州学员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在志愿成
为造船工程师的 学员中，有四名在法国瑟堡造船学校学习，有五名在土伦海
军船厂学习。但是还有五名福州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结业：这至少
是从仅仅对海军的关注扩展到了更基本的问题上。罗丰禄和严复一样，是船
政学堂“英文班”初期才学出众的毕业生，他放弃航海学，改在伦敦英王学
院攻读政治和化学。在此期间，从1877 至1880 年，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1844
—1900 年）在巴黎学习法律和政治。①
在1882、1886 和1897 年，又有福州培训的学生相继赴欧，进行为期三
年或者六年的学习。显然，这些学生年龄比较成熟，出国期限也比较短暂，
因而与在康涅狄格州留学使团学生的经历相比，就更不容易西洋化了。
所有以上这些开端都有助于提供文化借鉴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经过训
练的人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
用。他们使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前进了一点，就此而论，他们推
进了中国的自强事业。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自强新政作为中
国对付外国问题的一项政策，比起六十年代时期来，已经变得大为多样化和
复杂化了。中国国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采用了西方技术，它开始使努力的中
心从防务转移到工业化方面。这就要求在历史学家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点
有一个相应的转移，因为中国国内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涉及的
问题，其范围比自强新政的倡导者最初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所预想的要更为
广泛（参看下一卷）。
（朱玲玲、谢保成、谢绵绵 译）
② 《船政奏议汇编》，卷12 第9 页。
③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 第33 页；卷16 第3、35—36 页；《奏
稿》，卷82 第20—31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29—230 页。
④ 在被视为适合学生选修的其他科目中，有外交和国际法，参看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卷28
第21 页。
①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33—235 页。《船政奏议汇编》，卷18 第2
1 页。
第十一章 1900 年以前的墓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
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
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
效劳。那末，在十九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
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
是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
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全都有这种信念。他们的区别不在最终目标，而在用以达到此目标的策略。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不
论是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传教士都不能容忍中国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
不能够对它进行有意义的改造。他们乐此不倦地传布宗教信仰，有把改变世
俗事务置于次要地位之势。虽然他们的人生观和宗教观十分保守，但是他们
在中国舞台上的影响却与保守南辕而北辙。因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要求特
别苛刻，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公然反对祖先崇祀的人。只有人数非常少的
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徒，能够容忍、甚至 欣赏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认为自
己的任务与其说是破坏中国文化，不如说是来“完善”它。然而说来也奇怪，
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传教士，正是那些极力主张必须对中国生活方式进行大
整大改的人。
所以，虽然有些传教士集中力量抨击中国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传教士
则比较强调建立新制度，但是按照其使用的性质来说，所有传教士都向传统
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战。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受威胁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
任何其他原因。
感到受威胁的中国人有这么多，但不是全体中国人都这样。而且也不是
无限期地感到受这种威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西方的入侵问题开始在中国知
识分子心目中越来越占有中心位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
革。对于旧制度的信念变得淡薄了，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
话），许多人开始热望出现一个新的中国。这些新近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人
对于仍在力图拯救中国人灵魂的“福音派传教士”依然怀有敌意，不过不如
以前那样富有战斗性。但是，他们对于为拯救中国而工作了一个世代以上的
“世俗派传教士”则表现了新的志同道合者的态度。甚至在一个短暂的、然
而是热情的时期内，他们还变成了这种传教士的门徒。
因此，传教事业的影响极为复杂，如果只用一种观点来理解它，就只能
模糊它的真正性质。实际上，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
起了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应。而且，这些影响和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时因
地而异，这部分地反映了中国条件的变化，部分地反映了传教事业本身性质
的演变。以下我们首先讨论传教事业性质的演变。
传教事业
起源和早期历史
在近代中国进行的传教事业只是它的世界范围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
由许多渠道形成：宗教的、文化的和民族的。当然，基督教始终主张全人类
的得救，因而它具有传布教义的动力。但是，要使这种动力大规模地实现，
必须具备某些历史前提。传教活动需要经费资助，需要组织指导。必须克服
长途跋涉的技术障碍，正如必须克服妨碍传教工作中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碍一
样。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西方人必须对非基督教世界有足够的关心，使他们
愿意积极去参加拯救灵魂的工作。
罗马天主教
这些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的方式，与现代欧洲文明兴起的历史，与它空前
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与它想要发现和改造这个世界的强烈动机是分不开
的。在蒙古人统治时代，早期的努力没有取得结果，此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
活动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积极地开始了，当时允许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1552—1610 年）进入中国。不久，其他天主教教派的传教士都加入利玛窦
及其同事的事业，揭开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工作时代。这个时期与后来在华传
教活动的时期有几个主要方面大不相同。首先，虽然国籍和方法的不同造成
了传教士之间相当大的不和，但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体现了教皇这个唯
一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的扩张。（1727 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俄国东正
教传教士团，但是它的成员好象没有在中国人中间进行过任何福音传道工
作）。第二，十七和十八世纪大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 采
取非常宽容的态度，有些人甚至探讨过在基督教和儒教之间进行有成效的调
和的可能性。第三，早期的传教活动没有外国军事力量或国际条约的支持，
因此，传教能否继续则完全视中国人是否同意而定。
1692 年康熙帝曾经正式敕准可以传教；但是继位者雍正皇帝在1724 年
收回了这道敕令，因为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接着，中国基
督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
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在后来一百二十年间，基督
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
别了。
禁止天主教并没有使传教活动令人心痛地陷于停顿。许多外国牧师继续
在内地进行活动，迟至十九世纪初还有几所培养本地牧师的学校。然而，前
途决不是有希望的。基督教团体愈是遭到象秘密会社那样的待遇，愈是被迫
象秘密会社一样活动。内地的牧师们必须秘密地进行工作，住在穷乡僻壤，
旅途中必须乔装改扮，还经常有被官府捉拿的危险，进而被驱逐出境，更不
幸时就要被关押，甚至被处死。在乾隆在位的长久时期，不时发生全国性的
迫害，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784 至1785 年。①迫害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变本加
厉起来，因为王朝权威的削弱为秘密会社所造成的混乱的加剧铺平了道路。
欧洲各种事态的发展，使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天主教的在华地位进
① 关于这次迫害的两个权威性的论述，见威勒克：《1784—1785 年清政府与天主教在华
的传教活动》；矢
泽利彦：《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对天主教的镇压》，载《崎玉大学纪要》，卷7 附刊，第
47—98 页。
一步受到损害。1773 年教皇下令解散支持基督教传教活动最有影响的机构之
一耶稣会，该会从利玛窦时代以来已有 四百五十多名耶稣会士在华工作过。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赞助最力的国家力量的衰落，也殃及传教事业。还有
两个因素也对减少支持传教活动起了一定影响，那就是启蒙运动的反教权主
义和继法国革命之后发生的二十多年精疲力尽的战争。
欧洲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教会在全世界的影响下降。虽然没有精确的统
计数字，但是据估计，1705 年中国至多有三十万天主教徒。一百年以后，即
1800 年，总数可能约在二十和二十五万人之间；直到1835 年或1840 年，总
数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这种绝对总数略微减少的情形也不能说明全部
情况。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几乎增加了一倍。如果果真
如此，这便意味着到1800 年基督教徒与总人口的比率减少了一半，而且由于
人口继续增加，到1840 年时基督教徒在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就少得更多了。其
次，在缺乏本国或国外的坚强领导下，传教士们所施洗的基督教徒的献身精
神很可能已经退化。最后，由于传教士接近皇上、官吏和有教养阶级的机会
大大受到限制，他们对这些上层居民的影响便相应地减少了。赖德烈在总述
鸦片战争前夕罗马天主教声势下落的低潮时说：“如果1835 年以后传教士进
入中国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那末，教会可能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复
存在，不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了。”①
当然没有发生这种情形。事实上，欧洲重建和平以后，对于天主教传教
活动的兴趣又活跃起来。传教事业复兴的标志是一些旧的天主教宗派恢复了
活动，而且新的教派也创办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为了促进天主教支持传教
活动而于1822 年在法国建立的教廷传信部。传教活动的兴趣一步步地抬头，
到1840 年，欧洲再也没有妨碍天主教在华大力开展活动的重大障碍了。
新教
天主教恢复传教兴趣的情况与十八世纪末以来新教徒中出现的传教热潮
丝毫不能相比。在此以前，新教教徒对于到国外传教大都漠不关心。但是英
国的福音布道会和美国的大觉传道会给新教的所有派别注入了新的生气，无
数人士在因改宗而经历了强烈的感情危机以后，都准备为耶稣基督献身。
福音派新教运动产生了许多新的新教团体，从象循道宗那样的派别到救
世军、主日学校，最后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它也
直接促进了一些非常重要和有影响的新教传教会的创办。1792 年英国的浸礼
会首先成立，不久，接着出现了这样一些团体，如伦敦（布道）会（1795 年），
中华圣公会（1799 年），英国圣经公会（1804 年）和美国海外布道会（1810
年）。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
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
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
新教在华的事业始于1807 年伦敦会的马礼逊（1782—1834 年）之来华。
（不算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新教徒在台湾传教的失败在内。）由于新教活动被
限制在广州和葡属澳门两地，又没有从前在中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后来几十
年福音的传布受到了严格限制。到1840 年，传教士增加到二十人以上，代表
六个不同的差会。不过已接受洗礼的华人不到一百人（马礼逊直到1814 年才
①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96 页。关于上文估计的统计数字，见同上书，第
129、182—183
页。
给他的第一个中国信徒行洗礼），其中大多数或者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者
是教会的雇员。
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
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
文基督教书籍。在米怜的帮助下，1819 年马礼逊完成了新旧约的翻译，后来
又编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教 士们的印刷所还源源不断地出版宗教文章和小册
子，其中最著名的是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1819 年），此书直到二十世
纪初期仍被认为是有用的书籍。有几名最早的传教士（其中有伦敦会的麦华
陀和美国海外布道会的卫三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印刷工，这一事实说明各
该国国内差会高度重视基督教书籍的工作。
从长远看，同属必需的另一种形式的著作是编写供外国人使用的关于中
国生活和状况以及该地传教进展情况的资料。这类出版物中主要的是《中国
丛报》，这是首批赴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裨治文（1801—1861 年）1832 年在
广州创办的月刊。1833 年卫三畏（1812—1884 年）与裨治文一起工作，在他
们的共同编辑下，这个期刊直到1851 年底为止成了发表西方人士论中国的严
谨学术著作的主要园地。
医学和教育是这个早期阶段新教活动的另外两个重要领域。第一个赴华
的医生传教士伯驾（1804—1888 年）于1835 年在广州创办了一所医院，在
他的主持下，二十年间医治了五万多名病人（最有名的是林则徐，1839 年给
他配了一条疝气带）。伯驾也是为了“解除人们的苦难和宣扬基督教义”而
于1838 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国博济医局的发起人之一。①
鸦片战争以前在教育方面最有名的尝试是1818 年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
院。它曾设在马六甲多年，那里有大量华侨，而且也比广州或澳门安全。基
督教课程是每天的必修课。但是，英华书院的大宗旨（其成就平平）是双重
的：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主要是英国）学者介绍中国文化。马
礼逊的愿望在他身后体现在马礼逊教育协会中，它是在华外侨为了纪念他而
成立的，旨在促进英文教学，从而使中国人能取得“西方的各种知 识。”①
新教在华早期活动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是行将发生的情形的缩影和预
习。但是，在一个方面它却不是这样。这不同的方面就是，它毕竟是中西接
触的开创阶段，最早的传教士是开路先锋。象大多数创业情况一样，人员和
其他资源都严重不足，所以要求这些人比在后来的发展情况下担任更复杂得
多的任务。除此以外，传教士要完成吸收信徒的这一主要任务仍然存在着种
种障碍，所以早期多得不成比例的传教士得担任世俗职务，这样又使传教士
的身分模糊不清，如果说没有完全丧失这种身分的话。
因此，我们看到马礼逊从1809 至1815 年担任过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翻译，
1816 年又随同阿美士德勋爵出使北京时担任通译。李太郭在十九世纪二十年
代作为博物学家赴华，以后的十年又作为英国圣经公会的代表回国，1842 年
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普鲁士传教士郭施拉（1803—1851 年）在
鸦片战争期间最初担任英国通译，随后又担任舟山“地方行政长官”；后来
他接替马礼逊的儿子担任香港英国当局的中文秘书。裨治文和伯驾在1844
年曾担任过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秘书；伯驾后来也完全放弃了传教士的身份，
① 麦吉利夫雷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1807—1907 年）纪念会议历史文集》，第
653 页。
① 麦吉利夫雷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1807—1907 年）纪念会议历史文集》，第
646 页。
而到外交界任美国的代办。他是一部综述中国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国总论》
一书的作者，最后在耶鲁大学主持美国第一个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而终其余
年。
这种不拘一格的工作状况并没有一直继续下去。只要中国还在有力地抗
拒西方的渗透，所有外国人的最高目标便只有一个。但是一旦中国的大门被
“打开”，中西交往都按照条约进行时，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的不同兴趣
便油然而兴。开创阶段结束了。从此以后，传教士就只当传教士了。
条约与传教活动
第一个条约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议定的条约没有涉及基督教传教的专
门条款。但是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自然从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获益。英国获
得香港和开放五个口岸（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给外国人居住，
这便增加了进入清帝国的另外一些地点。还明确地允许外国人在开放的口岸
建立教堂。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传教士之在内地工作
尽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没有多大危险了。因为条约中有一款说明，如果
外国人被发现已离开通商口岸，他们只须被带到最近的领事那里去就行。虽
然不是每一个条约都十分明确地包含这些新的特权，但最惠国条款使得给予
某个国家的任何特权也自动地适用于他国。
法国对天主教士和中国教徒的危险处境表示关切，企图在它的条约里写
入信教自由条款。它的这一企图失败了。但是法国的谈判者强使中国政府颁
布了两个稍微放松现行禁令的敕令。第一个发布于1844 年12 月，宣布不迫
害忠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第二个发布于1846 年2 月，它向各省当局阐明
了宽容信教的新政策，并又作出了让步，即康熙时代以来一些旧的教堂如果
仍然继续存在而又没有挪作他用，应归还给基督教所有。
新的条约和敕令促使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剩下的几年和五十年代天主教和
新教的传教活动大为开展。涌入中国的天主教牧师显著增加，仅仅耶稣会在
1843 和1857 年之间就新派了五十八名传教士赴华。其他教团也恢复了活力。
虽然首先考虑的是把以前建立的和听其自生自灭的天主教团体重新建立起
来，但是又开辟了一些新地区和开创了一些先例（最明显的是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天主教修女先遣团的来华）。各种迫害继续妨碍天主教工作，特别是仇
视外国人的咸丰帝即位（1850 年）以后，官方制造的麻烦 多得很。教会的
合法地位尽管仍然软弱，但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它已经较顺利地扭转了
走下坡路趋势，内地的天主教教士比签定条约以前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与天主教徒大不相同，新教徒在条约生效期间更喜欢开放口岸的安全和
比较舒适的生活。其原因有几点。内地还没有新教徒团体和设备需要予以照
顾。新教教士在数量上还很少，据报道1858 年是八十一人；仍在进行的准备
工作在通商口岸进行交涉要更加有效。最后，他们与天主教兄弟不同，新教
徒常常有家室之累，在这个早期阶段，家室之累是他们卜居口岸以外地方的
无法克服的障碍。
个别新教传教士也偶尔到内地旅行去搞侦察活动，顺便有时散发圣经和
小册子，甚至向相当大的人群布道。一个特别容易受骗的传教士郭施拉想出
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想通过一小队来自香港进行活动的中国信徒之手，
使整个清帝国瞩目基督教。但是，郭施拉的许多“布道者们”原是一些狡诈
之徒，他们只是假装离开香港，却把经费拿去抽鸦片烟，把郭施拉所交的书
籍卖给印刷商，但印刷商又立刻将它们卖回给郭施拉。
有一件无比重要的事件使内地中国人认识到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这就
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震动和蹂躏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叛乱。
古怪的太平军思想体系受到了新教徒著作的强烈影响，两个最高叛乱领袖洪
秀全和洪仁玕曾在广州亲聆新教教士的教诲。虽然太平军最初曾在新教徒中
间激发起莫大的兴奋，但是他们背离了新教公认的最低限度的精髓，很快便
失尽人心。①不论太平军运动有着怎样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它在
宗教上的影响看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新教徒的传教活动中比较持久的（虽然是
不大引人注目的）见证是在著作方面。1850 年《新约全书》的所谓“委员译
本”的翻译工作圆满完成，它代表了整个新教徒传教团体把《圣经》译成通
俗中文的部分成就。虽然某些人认为这委员译本不够准确，但是它的渊博和
典雅是不容争辩的。英国圣经公会所采用的这个译本到1859 年印行了十一
版，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仍在使用。
这个时期新教徒中间另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是理雅各决定把整个儒家经
典著作译成英文，“以便使世界其余地区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特别是
使我们能够具有足够的知识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从而获得持久的成
绩”。①理雅各（1815—1897 年）抵达香港（1843 年）以后不久，便在四十
年代在伦敦会的赞助下开始了这项工作。《理雅各英译七经》第一册虽已出
版一百多年，至今仍被世界各国汉学家认为是标准译本。理雅各原先承担这
副重任主要是想提高传教活动的功效，但这一点已经被人遗忘了。
法国的保护领地和第二个条约
1858 和1860 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基督教徒在华传教的地位发生了革命
性的变化。法国在中华帝国没有实实在在的真正利益，觉得必须创造一种精
神的利益，以抵销英国对手的威望和影响。这就是它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
始承担罗马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拥护者和保护人角色（以前由葡萄牙在中国任
此角色）的主要 政治原因。
唯一的问题是法国怎样大力去担任这一角色。在四十年代末期它曾犹豫
不决。但是到五十年代初期，国内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情绪与在华天主教士
施加的压力相呼应，要求对法国政策进行更加有力的指导。1856 年2 月29
日广西省判处法国传教士马赖死刑是公然违背条约的，使法国获得了参加
1857—1860 年军事远征的必要的法律口实。当战争结束和分配胜利果实时，
法国方面最明显的实际受益者是天主教传教势力。
这种利益是相当大的。《中法天津条约》（1858 年议定，1860 年批准）
第十三款保障天主教士在清帝国各地自由布道和从事宗教活动，保障中国臣
民有权进行基督教活动而不受到惩罚。这项条约还正式废除了以前反对外国
宗教的全部官方文件。
① 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仍然普遍流行。最近一部持修正态度的新著作争辩说，太平天国的宗
教“异常忠实地
再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新教的原教旨主义。见特雷德戈尔德：《西方在俄
国和中国：近代
的宗教和世俗思想》，卷2 第50 页及其他诸页。
① 引自林赛·里德的《传记笔记》，此文介绍了1960 年香港出版的《李雅各英译七经》
，第1 册。
1860 年中法条约法文本第六款重申以前中国的诺言：把所有被没收的教
会和慈善机关的设施全部归还天主教会。中文本则走得更远，这显然是由于
法方一个通译的欺骗行为造成的。①中文本保证全中国不禁止天主教；非法逮
捕天主教徒的人要受惩处；以前没收天主教的教堂、学校、公墓、土地和建
筑物的契据要交给法国驻北京的代表使之物归原主；最重要的是允许天主教
传教士在各省租赁或购买土地，并可随意在上面营造建筑物。
中法条约大体上确定了该世纪余下年代里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合法的基
础。由于最惠国条款，新教教士也从这个新秩序中得到利益。新旧两派传教
士象保护宝物一样保护他们在条约上得到的特权，并且常常逼迫本国政府坚
持这些特权。然而当时似乎谁也不关心这些特权是怎样得来的。
基督教传教的机构、规模和经费（1860—1900 年）
新条约为1860 年以后传教运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就“运
动”一词的意义是指一个共同方向和一个单独组织而言，此词选得并不恰当。
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由于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原因，大都各自为政，两者常
常并不和睦相处。此外，甚至在它们各自的内部，在组织上的一致性和协作
方面也是很不相同的。
当然，天主教徒表现的团结比新教徒强得多。十七世纪设立了一个梵蒂
冈的专门机构——教廷传信部，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
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每个行政区由教皇
代牧领导，他在教阶体制中属于主教一级。一般来说，教皇代牧区以省为单
位，每区委托给一个修会负责。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华帝国的版图大
致由如下五个主要修会负责：西班牙的多明我会（福建）、耶稣会（江苏、
安徽及直隶的南部）、遣使会（直隶大部地区、蒙古、江西、河南和浙江）、
方济各会（山东、湖南、湖北、山西和陕西）、巴黎外方传教会（四川、贵
州、云南、广西、广东、满洲及西藏）。当其他修会参加进某个代牧区时，
则对该区再进行细分而形成一些新的代牧区。
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到1870 年，大约有了
二百五十名欧洲神甫。十五年后，又上升到四百八十八名（包括三十五名主
教），而到1900 年达到了八百八十六名。
这样巨大的事业（具体地表现在到1900 年时在中国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几
千座教堂、学校和慈善机关），都是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持的。在新时代开
始时，这种资助大部分来自教廷传信部和其他欧洲来源。但是在1860 到1900
年期间，中国教会开始越 来越少依靠欧洲的资助，不过，有些修会依靠的程
度大一些。新的条约允许教会拥有土地，到十九世纪末叶，在清帝国某些地
区教会拥有的土地已经很多很多，最突出的是四川省和天津、上海及南京等
通商口岸。教会土地究竟有多少，教会究竟成了什么样的土地主，这是还需
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天主教各修会虽然各自求取资金，也偶尔强调各自传教使命的不同方
① 大多数作者（包括天主教作者）认为，这个通译即传教士德拉马。尽管中国官员以中文
本的合法性表示
怀疑，但他们至少试图敷敷衍衍地使之生效1865 年柏德美协定只是部分地消除了两种文本
的差异所产生的
摩擦。
面，但是都信仰和宣讲同样的教义，承认和实行同样的圣礼，遵守同样的戒
律，服从同一个权威。因此，即使各修会之间没有多少合作，但是整个天主
教徒的努力无形中有某种一体化的特点。
至于新教徒在华的事业，就不能这样说了。有一位天主教学者可能言过
其实，他说：“各个新教教派互相倾轧，意见老是彼此相左??”①但是，说
新教传教团体仅在名义上是一个“团体”，它一般说来还是正确的。它们各
自为政，到1905 年时有六十三个单独的差会、每个差会都有自己的组织、自
己的财源和自己的基督教真理概念。
各个教派的差会（浸礼会、卫斯里美以美会和长老会等）由国内各自的
教友募捐来接济。捐献也是维持非教派团体的主要基础。大多数差会由国内
董事会进行指导，后者除制定政策以外，还负责筹款、征募和考核新的候选
人，等等。总的情况就是如此的，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即有一个非教
派的中华内地会，它的母会完全听命于中华内地会在中国的创始人和领袖戴
德生。
和天主教徒不一样，新教徒在1860 年以后要深入中国内地，必须从零开
始。最初，进展是缓慢的。但是自经戴德生的组织带了头，到1877 年新教徒
能够在内地三个省立下脚跟，到1890 年他们已经遍布于中国各省，可能湖南
省是个例外。十年 以后，新教布道站（有外国传教士的直接经管）的数目约
五百个，而分站（由中国人照管）的总数达数千之多。
新教传教士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内地开放四年以后，在中国有189 名
新教传教士。十年以后，即1874 年，有436 名新教传教士。到1889 年达此
数的三倍，到1905 年则上升到3，445 名。所有新教教士百分之九十以上是
英国人和美国人。英国新教传教士一般出身于中等阶级，少数人进过大学。
美国新教传教士大体上来自小城市和穷乡僻壤，男的通常是某个教派的高校
毕业生。在跨入本世纪时，新教传教士社会中多半数是妇女。
传教方法和结果（1860—1900 年）
虽然人们通常都认为，十九世纪下半期，新教传教士比天主教传教士更
加关心文化和风俗变化等更为广泛的问题，但是要好好记住，他们只有很少
一部分人才如此。不论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的传教士都把吸收教徒作为
他们鞠躬尽瘁的目标和日常的主要任务。
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采用许多方法以求实现争取人们灵魂得救的任务。有些耶稣会
教士竭力仿效其卓越的先辈们，企图用学术和科学活动的方法来打破中国人
的抵抗。但是他们的最大成就象顾赛芬的字典和译著、徐家汇出版的关于中
国的学术专著《汉学杂刊》，却是更适合于使欧洲人进一步了解中国，而不
是促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实现后一目的最有效方法是：由中国传道师直接
布道；为吸鸦片者提供戒烟所；救济饥荒；有时为非基督徒的孩子们入学而
兴办天主教学校；以及1860 年以后由天主教士设立大批孤儿院。
孤儿院一般由修女管理，设在内地各地和通商口岸。这项最重要的天主
教慈善事业的宗教根据是出于这种信仰：如果婴儿在洗礼以后不久死去，就
① 戴里亚：《中国天主教简史》，第58 页。
能保证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如果一个孤 儿没有死去，当然他便在基督教氛
围中由修女抚养长大。据说孤儿院有时也接受贫苦父母亲的婴儿，稍微给一
点钱作为交换。在十九世纪末笼罩于中国许多地区的不安定的情况下，虽然
这种机构有着明显的必要，但是它们广泛被中国人误会，成为民众排外情绪
的主要焦点。
1860 年以后天主教士实行的另一种方法也许更加产生了反效果。这就是
对当地的政治和司法广泛进行干涉，以赢得可能的皈依者。通过这种方法入
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而传教士仗恃法国的保护来维护
这些人的利益，便普遍激起了官府和非基督教平民两方面的仇恨。
成年的中国人对天主教表示感兴趣以后，要经过一个领受信仰精髓的持
久的教诲过程；有时要经过几年才最后给他们施洗礼。对于其父母为天主教
徒的孩子们，传教士设立了广泛的学校网。可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在耶稣
会士管理的江南（江苏和安徽）教皇代牧区，据报道1878—1879 年有345
所男学校和6，222 名男学生，213 所女学校和2，791 名女学生；到十九世
纪最后几年，江南天主教学生的总数已逾一万六千名。虽然设立了培养本地
牧师的神学院，设立了培养献身教会事业的中国传道师和妇女的神学校，但
是大多数天主教学校是小学水平。讲课用中文，学校的全部课程和课本的宗
旨则几乎都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基督教信仰。很少或根本没有作出努力来介绍
西方的非宗教知识。
到1900 年，中国有七十余万天主教徒，包括大约四百五十至五百名本地
牧师。在入教时，这些人被要求放弃中国生活的许多特征：例如放弃全部“异
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不许贩卖和吸食鸦片烟，不参加民间节日（包括
戏剧演出）和星期日工作，不纳妾，尤其要放弃祖先崇拜。这样一来，天主
教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和自外于中国同胞的团体。
如果获悉这些人几乎完全来自最不幸的阶级，即贫苦农民、小店主、 零售商
和流浪汉，那也没有理由感到惊怪，因为正是这些人在现存中国社会制度中
的命运最不能经受波折。
新教徒
新教传教士在努力宣示基督的教诲时，比他们的天主教对手更加直接地
使用宣讲方式，也更加广泛地利用文字语言。新教和天主教的早期传教士早
就展开了活动。但两者目的不同。新教徒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组成许多需要
外国传教士巡回监管的牧区。同时，新教徒巡回传教的目的通常有二：向广
大地区传播福音（讲道和贩卖宗教书刊），以及搜集有关在以后可能开展比
较固定工作的那些地区的情报。
虽然有些传教团体如中华内地会和圣经公会继续强调巡回传教工作，但
是总的来说，新教徒的活动逐渐具有比较固定的性质。通常建在城市里的布
道站，典型的格局是设有一座讲道堂或街道礼拜堂，一座教堂建筑物，一所
或几所学校，几处由教士及其中国佣工占用的住宅，一个诊疗所，有时还有
一座小医院。这种布道站形成了城市的一个核心单位，其周围也及时地出现
较小的农村集会所组成的卫星地区，各有自己的小礼拜堂和一名由外国传教
士严密监督的中国牧师。
从典型的布道站的具体结构来看，新教传教士在1860 年以后的时期继续
致力于教育和医药等非传教性质的事业。他们也越来越积极地从事广泛的慈
善事业，如救荒、戒烟、实施盲哑人教育等等。新教徒参加这些活动有时有
确定的目标，但往往产生意外的效果。即为广泛地改变中国的生活开辟了道
路。但是，参加这类活动的大部分传教士其实是在设想：他们是在帮助训练
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到了1900 年，虽然新教的传教士团体比天主教的传教士团体庞大得多，
但是，受过洗礼的中国新教徒总计只约十万人，而 由不足三百名授予圣职的
中国牧师主持着宗教仪式。如果把这些数字和天主教徒的数字作一个比较就
应该记住，新、旧教对怎样才能做一个基督徒的看法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例如婴儿洗礼在天主教徒看来非常重要，但大多数新教徒却不接受这一点。
有些人也认为，新教传教士对于领受圣餐者的要求倾向于严格，因此，新教
徒中间“好教徒”的百分数比天主教徒多。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
无论如何事实始终是，不论教徒的质量如何，中国新教徒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与他们的天主教同胞一样，几乎总是很低的。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皈依新教
者有百分之三十是武士出身，基督教徒在该国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最主要的作
用；反之，中国的有教养的教徒的人数却是微不足道的。象日本基督教教育
家新岛让（1843—1890 年）或“无教会”运动创始人内村鉴三（1861—1930
年）那种有才干的宗教领袖，在中国任何地方也是找不到的。①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新教传教士对此问题关心不够。有些传
教士，例如李提摩太（1845—1919 年）、丁韪良（1827—1916 年）和尚贤堂
创始人李佳白（1857—1927 年）②，都曾特别强调要深入到有教养的名流中
去，许多新教徒利用科举赶考的机会散发基督教的宗教书籍。然而，在向举
子散发宗教书 籍时，传教士没有挨打受伤便是万幸；他们在上流社会活动
时，最终能向中国名流显要宣示的思想，其内容多是世俗之言，而非宗教之
言。丁韪良的宗教的讲词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在中国的影响。①很多中国受
教育者对基督教反应冷淡，其原因很复杂。它首先必然与旧制度的性质有关，
也和与传教活动互相影响的特殊方式有关。
① 关于明治时代日本的新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沙依内：《明治时代日
本的基督教皈依
者和社会抗议》。据赖德烈说：“到1897 年，中国新教基督徒中没有产生重要的著作”，
见《基督教在华
传教史》，第434 页。
② 关于李提摩太的策略，见保罗·科恩：《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法》，载《中国论
文集》，第11 期
（1957 年），第43—52 页；关于丁韪良，见彼得·杜斯：《丁韪良的生平和工作》，同
上，第10 期（1956
年），第97—127 页（此文重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哈佛大学讨论会文集
》，第11—41 页）；
李佳白在《传教士对中国上层阶级的责任感》一文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方法，载《中国记
事者和传教士杂
志》，第19 期（1888 年），第358—364、397—402、465—472 页。
① 丁韪良的《天道溯原》（三卷）由中村正直译成日文，日译本印行了多版，仍叫《天道
溯原》。丁韪良
在书中把孔子学说说成基督教的先驱，利用儒家术语来介绍这种西方宗教。日本的许多儒
者因读了此书被
感悟而接受基督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第194 页；沙依内：《明治时代
日本的基督教皈
依者和社会抗议》，第62 页；以及海老泽有道（音）编：《基督教在日本：日文和中文史
料目录》，第一
部分（1543—1858 年）第114—115 页。
传教事业和旧制度
一种外国宗教要在任何社会中取得进展，它必须适应该社会成员的需
要。它怎样适应（如果它要适应的话）和对谁适应，这是一些异常困难的问
题，对它们的解答要看下列因素如何而定：新宗教的教义和习俗相对来说是
否格格不入；它出现时的历史环境如何；宣传它的方式如何；是否出现了堪
与匹敌的其他新宗教；以及社会上被疏远的分子占多大的优势（新的宗教为
这些人提供了摆脱痛苦的道路或使之起来造反的精神-心理上的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叛乱可能是在中国促使人们广泛接受某种形式基
督教的一种因素。但是，太平军以失败告终，而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激发起
来的正统派热情使得后来西方宗教要在中国深深扎下根来就更加困难了。中
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是如上所述，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
的农民和市民、犯 罪分子和其它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
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象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
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象是一种明显的威胁。在各个社会阶级中间，消极的
和积极的抵制都大量存在。
过去的遗产：把基督教当作异端
抵制的原因很多。中国学者对本国近代史往往表现得感情激动，他们有
一种可理解的倾向，即把责任不是归因于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的差
异，或者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态度的传统，而是归因于一个作者称之为“传
教加条约”的破坏性。①始终存在的乖戾的仇外心理是这些学者感到难以自圆
其说的客观实际。不过，他们可以轻易地把这种心理视作爱国主义的愤慨情
绪（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产物）。因此，中国人敌视基督教的长期传统很容易
被忽视、否认，或者被认为无足轻重。②
这是不幸的。因为虽然在清朝末年传教士确是主要刺激因素（我也确信
如此），但他们遇到的民众中许多人已有了易被激怒的先入之见，这一事实
也是不可轻易加以忽视的。反基督教思想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那时
这样的著作普遍得很。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接受基督教的“思想”气氛中，
它们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①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前很久，中国已经有一套词汇用来称呼那些对思想上
一致、道义上纯净和（或）政治上稳定构成威胁的教义和行动。这套词汇最
① 唐良理（音）：《叛乱中的中国：一个文明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的》，第57—78 页。
② 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中被忽略了，例如李时岳：《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
动》，载《历史
研究》，1958 年第6 期。王尔敏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65 年第28 卷第1 期
第184—185 页）
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也明确地否认这一点。在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
74 年）》一文中
对这一点也降低了调子。中国许多非共产党作家都同意共产党历史学家胡绳的这一意见：
中国人民“没有
‘排外’的偏见，如果他们表现了‘排外’的态度和行动，那正是资本主义对华实施侵略
战争和经济掠夺
所造成结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3 页。
① 下文几段均引自拙著《中国的反基督教传统》，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0 第2 期（
1961 年2 月），
第169—175 页。此文也重载于杰西·G·卢茨编辑的《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关于中国反
基督教传统的详细
评论，见拙著《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 年）》，第
1 章。
常见的有“异端”，“邪”、“左道”，它们被理解为与“正”之概念针锋
相对，这样就形成一个十分类似西方传统中的“异端”和“正统”之间的对
立面。中国的异端尽管生来就具有造反的潜在可能性，可是只要它还软弱无
力，便还可以得到容忍。但一旦它与任何可疑活动牵扯在一起，或者表现出
有取得独立政权的迹象，它便要被国家无情地扑灭。
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国家政权与理学思想体系越来越分不开，被视为异
端的信仰和实践越来越成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对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
正统观念构成最大威胁的东西。当十六世纪末西方恢复传教活动时，基督教
由于来源于外国，它与儒家学说（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形式的儒家学说）
大相径庭，它的某些教义的内容又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它还具有进行政治颠
覆的可疑动机，所以它有资格被贴上异端的标签。
反对基督教和其他西方文明方面最早的重要著作似乎是《破邪集》。这
部著作由浙江的一位文人编辑，它附有1640 年写的前言，辑录了明末约四十
位佛教和儒家学者写的将近六十篇杂文、奏疏和其它短文。
书中的论点是各式各样的。例如，有一个作者以推理和常识发问道：如
果上帝象天主教徒所说确实是好心的和强有力的，那他怎么能让亚当和夏娃
犯下一种遗传到后世的污秽的罪孽呢？即使一个软弱无力的人都能在某种程
度内防止邪恶，全能的上帝为 什么不能连根铲除这种邪恶呢？
《破邪集》中反对基督教的另一个论点是建立在怀疑论上，不是建立在
推理本身上：“[天主教徒]责骂佛教徒和道教徒，说??他们关于因果与轮
回的教义含糊不清和无法证实。但[天主教教义]所谓崇拜上帝的人保证可升
入天国、否认上帝的人肯定会进入地狱，??这说法就能得到检验和证实
吗？”①
把天主教与佛、道二教进行比较以贬抑天主教，这现象反复见于《破邪
集》和明、清两代其他反基督教著作之中。这两个朝代的正统知识分子仅仅
根据教义的考虑，经常把佛、道贬为异端，或者至少把它们置于次于儒教的
地位。但是，每当要保卫整个中国文化时，佛、道两教的传统教义常常被置
于正统观念的卵翼之下，试图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抵抗新的外来侵略
者。
见之于《破邪集》的另一种论战形式也值得一提。这就是反映于明律中
的法律论点；它主张禁止夜间集会，反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可疑的活动，并指
出外国宗教以其政治上和教义上的原因应视为异端。
其次一个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上的轩然大波是清初官吏杨光先（1597—
1669 年）的著作掀起的。杨光先以性格暴戾出名，有强烈的仇外情绪，对著
名的耶稣会士、天文学家汤若望（1591—1666 年）在北京掌管的权力心存嫉
忌：这一切便使他自封为西方宗教的反对者。他对基督教和汤若望历法的抨
击文章，于1665 年发表在《不得已》一书中。此书论据是敏锐见解（如果说
不是非常冷静的见解）的产物，它也表明杨光先曾用功至少熟悉过早期基督
教历史和教义的基本内容。但是他后来之所以有感召力（他成了十九世纪反
基督教的英雄，他的著作经常再版）的 主要原因，是他对于西方传教渗透的
问题流露出心急如焚的感觉。在他那个时代，这种忧虑是与威胁的程度不相
称的。不过降至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种忧虑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则是理所当然
① 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22 页。
的了。
杨光先死后约两百年内，《不得已》的内容的渊博和感情的强烈仍是无
与匹敌的。不过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中国的作者们对基督教的看法仍极模糊，
而在鸦片战争的余波里，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其中包括魏源（1794—1856
年），夏燮（1799—1875 年）、徐继畬（1795—1873 年）和梁廷楠（1796
—1861 年），在他们论述西方的著作中都有对外国宗教的批判性评述。
在确定基督教的异端性质时，任何私人著作不论它流行多么广泛，可能
都不能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发生的许多著名事件的影响相比拟。1724 年
雍正帝对基督教下禁令时便把它作为被禁止的教派而载入清代法典，而同一
年颁布的《圣谕》有皇帝的详尽批注，结果基督教在许多人心目中便与最恐
怖的秘密会社之一的白莲教联系起来了。雍正以后的一百多年，当某些基督
教教义对太平军运动的思想发生深刻影响时，基督教的危险性质似乎终于成
为定论。①
虽然禁止基督教的条款已从1870 年版的大清律中删去，虽然大多数教士
也竭力断绝和太平军的关系，但是不能够一朝夕之间根除在数十百年中养成
的心理联想。因此，甚至在它合法化以后，基督教仍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异端，
即具有此类组织进行政治和社会颠覆的全部特征的异端。在某一方面，西方
人的这种宗教在1860 年以后甚至不如以前那样为人们所宽容。因为如上所
述，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异端和力量的结合，而在1860 年以后的时代，基督教
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中国却空前地增大起来。
传教士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
在全国范围内，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全体居民的比率，直至1900 年可能还
不到十万分之一。即使考虑到中国基督教徒也高度集中的某些城市中心的这
种比率高得多，但显然也不能主要根据数量来理解1860 年以后基督教事业的
危险性。质的因素，例如传教士的远见卓识和外部政治上的支持比量的因素
重要得多。象一个机体对于外界物体（甚至是显微镜才能见到的物体）的侵
入的反应一样，中国社会的社会、政治和各方面力量只有脆弱的平衡，它能
轻易地被仅仅少数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徒所打乱。
传教士和绅士
至迟到十九世纪末，在许多情况下还要晚得多，大多数中国社会中的上
流社会是绅士集团。①绅士比中国任何其他社会阶级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
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的中心的主张。他们从孩提时起
就接受儒家传统和价值的教育，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
积极同这种传统和价值打成一片的行动上。因此当儒教受到攻击时，绅士阶
级遭受的损失最大。
十九世纪下半叶，传教士充当这种进攻的先锋。卜鲁斯爵士也许夸大其
① 关于把基督教与反抗朝廷的秘密会社（以及与太平军）广泛地混为一谈的新证据，见李
恩涵：《咸丰年
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清华学报》（台北），卷6 第1—2期（1967 年12 月），第55
—60 页。
① 下文关于传教士对绅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威胁的论述，除另注出处者外，均见保罗·科
恩：《中国和基
督教》，第77—86 页；又：《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载《中国社会杂志》
，第2 期（1962
年），第4—9页。
词地说，传教士“系统地歪曲了中国的道德状况”。② 不管是否进行过系统
的歪曲，他们对中国道德状况——尤其对某传教士称之为“儒教的梦魇”—
—的攻击，则是无情的和不妥协的。
这种攻击也是很放肆的。虽然还没有人对传教士的中文宗教著作进行内
容丰富的分析，但是迄今暴露出来的一些例子（特别是新教徒的小册子）却
表明它们恰恰没有适应中国人的感情。（典型的例子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
国传教士散发的攻击祖先崇拜的小册子，书名叫《辨孝论》）。看来，新教
传教士公开布道的特点是比较粗鲁的。艾约瑟（伦敦会；1823—1905 年）向
我们描写了1851 年春季他的一次旅游：
“我带着一名传教士会友到龙华。正值一年一度的春节而有大群大群人们汇集在那里。我

们尽可能明白地发表演说，劝人们不要搞偶象崇拜；这一席话使法师们非常愤怒??
我们到江湾去参加另一次盛大节日。嘈杂声??使得我们几乎无法讲道。因此我们退回到
郊区一座古庙??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听众，其中有一些杂耍艺人；他们几乎一动也不动地
倾
听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告诉他们搞迷信是错误的，他们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然后
我向
他们约略说明了基督教的伟大之处。”①
因为孔子被认为是使中国不能皈依基督教的大敌，传教士自然要把他们
的挫折、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倾泄到孔子影响最直接的体现者绅士阶级身上。
有一个传教士写道：“在中国文人主要从儒家学到的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
几乎只有狡诈、愚昧、野蛮、粗野、傲慢和对任何外国事物的根深蒂固的仇
恨。”②十九世纪在 中国没有几个传教士认为这种评述是太过分了。
一旦把传教士对绅士的敌视与绅士对传教士的怨恨摆在一起来看，人们
对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出现的文化冲突的深度和强度便有了一定的认
识。中国人认为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徒——是受物质利益的驱使的，传
教士则反唇相讥，认为中国人陷入了世俗尘网之中而不能自拔。传教士认为
中国人迷信，中国人则对传教士最钟爱的信仰采取疑而不信的态度。每一方
对另一方都感到莫测高深。每一方认为另一方属于低级文明。实际上很难设
想不发生更激烈的思想交锋。
传教士除了向绅士是否有资格在文化和道德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这一问题
提出挑战以外，他们在1860 年以后还对绅士历来把持社会领导权的情况构成
了直接威胁。构成威胁的方法多得不可胜数，这里仅举其数端。传教士，特
别是天主教士，经常打扮成儒家文人学者。除绅士以外，在地方上只有他们
才被准许和官方平等来往（根据条约）。传教士开设孤儿院，从事救灾，这
些社会义务按习俗本来是由绅士担任的（如果他们要担任的话）。他们在内
地享有治外法权，使他们甚至比绅士阶级更不受治于中国法律。
具体侵犯绅士传统特权的最重要一点也许是这一简单事实：传教士也在
为人师表。他受过教育，最低限度也能读能写，因为这些本事如果说不是绅
士所专有，无疑也是绅士阶级最具特色的属性之一。传教士也开办学校，从
② 1864 年1 月12 日的一封信，转载在《清史问题》（1967 年4 月第1 卷第5 期第14 页
）；这信来源于苏
格兰布鲁姆霍尔的额尔金-卜鲁斯档案室。
① 1851 年5 月2 日的一封信，载《传教士杂志和大事记》，第15 期第205—206 页。
② 湛约翰语，转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80 页。
而在真理问题上唱对台戏。他在公开场合宣讲这些真理。特别是新教徒，还
撰写和散发大量著作。一位新传教士领袖恰当地概述了这件事对有教养的中
国人所起的影响，他说：
“这不能不触怒他们。布道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就处在老师的地位上。发行宗

教书籍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 样做时也就认定中国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

识??提倡发展点什么吧，也会使他们感到侮辱，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
而
你却站得比他们更高。”①
传教士和老百姓
虽然中国有教养的阶级的敌意（哪怕对其起因不甚了了）被普遍认为是
理所当然的，但传教士认为，数目多得惊人的没有文化的群众心地却象白纸
一样洁净：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杨笃信在谈到普通老
百姓的时候，为大多数人进行过辩护：“总的来说，这些人温和、勤劳、不
怀恶意。说到与外国人的关系，在我看来，老百姓是不招惹外国人的，除非
他们的上司挑起敌意和仇恨。要说他们是喜欢我们，或者愿意和我们交往，
未免有些过份；但要说他们对我们怀有敌意，这也离谱甚远。”②
这样乐观地描述中国群众，在心理上无疑是必要的，因为传教士决不能
接受“老百姓”会自动厌弃他们的说法。但是这种描述不见得符合事实。虽
然大多数皈依者确是来自老百姓，但是压倒多数的老百姓确实也不愿意和外
来宗教发生任何关系。此外，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老百姓公然敌视传教士
和中国皈依者的行动在全中国均有案可查，而这种敌对行为不全是他们的“上
司”挑拨的结果。
老百姓害怕和敌视外国人的原因不一而足。有时其起因不过是一时一地
之事。例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湘赣地区许多人把天主教和太平军的
基督教等同起来，认为天主教传教士暗地里勾结叛乱分子。虽然在经历过和
叛乱分子长期与剧烈斗争的湖南、江西等地容易产生这种畏惧心理，但是在
清帝国其他地区， 这种畏惧心理却远没有那么明显。
民众厌恶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的另一些原因则更为普遍。它们大体上可
分为两类：即一类是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一类是由文化、种族和迷信等恐
惧引起的变态心理状态（这也可以大致归之为排外情绪）。前一类原因是直
接或间接地由体现在天津与北京条约中新的法律安排引起的。后一类原因虽
然在1860 年以后变本加厉，但主要是非政治因素造成的，而且在条约时代以
前好几十年就已经起着作用。①
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 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
慢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轿子招摇
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
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
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
① 杨笃信（格非），转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85 页。
② 引自汤普森：《杨笃信在中国五十年的经历》，第256 页。
① 关于集中在1860 到1874 年的民众敌对行动的因由，最详尽的叙述见吕实强：《中国官
绅反教的原因》，
第130—194 页。
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作出偏
袒基督徒而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
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
之间的摩擦。
传教士有力地插手于中国教徒的诉讼案件，除助长社会的不和以外，也
是造成败诉一方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另外一些经济上的不满更普遍地存在
于居民中间。在反基督教徒暴乱以后，非基督徒平民常常必须支付传教士强
行勒索的赔款。②一旦基督教 徒由于宗教原因不再为“敬神”的节日和仪式
捐款，非教徒平民还必须分担更多的费用。这种愤懑情绪司空见惯，而对于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来说，增摊的费用可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籍的天主教商人掌握地方经济重要命脉的地方，不时暴露出潜在
的更加爆炸性的经济不满。当这样的地区（例如1886 年夏季的重庆）受到经
济危机的打击时，当地居民几乎必然把他们遭受苦难的愤怒锋芒指向天主教
徒众。
民众反基督教情绪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常常由于各种更愚昧、更荒谬的
力量而变得火上加油。这类力量之一就是当时传教士所说的“迷信”。例如
普通中国人认为，为了保障或恢复地方上的幸福，不许冒犯“神灵”。因此，
每当传教士设立新的建筑物，在高度、地势或方位上都故意无视当地风水时，
或者中国教徒在干旱季节拒不参加求雨典礼时，非教徒居民便深为不安。
基督徒奇异的风俗习惯是使中国民众疑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新教传教
士之应用现代医术（天主教传教士在这方面不如此之甚），还有某些天主教
的教规，例如忏悔、临终涂油的圣礼以及为临死婴儿施洗的仪式，在中国文
化中便没有相应的东西；而基督教之反对祖先崇拜，则是公然向成为中国文
化核心的价值挑战。这样，基督教必然会被误解，人们也必然会把最凶恶的
动机算到传教的帐上。
最后，民众的敌对行动还有一种更荒谬的原因，即愚昧而强烈的种族偏
见。我认为，只要细心研究就会发现，这种偏见双方都普遍存在。（驻台湾
的一位加拿大传教士不同寻常地与自己教会里的一个中国女士结婚时，引起
了其他传教士的强烈非议。）不过这种偏见在中国人中间尤其厉害。因为，
西洋人的古怪行为和相貌使得他们在中国人中间很显眼，同时绝大多数中国
人又与西洋人之间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个人来往。他们把西洋人作为整体来看
待，而不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人。因此就可能相信他们 什么事情都干得
出来，而在某些人身上看到的可疑行为很容易以偏概全，以为他们人人有份。
只要西洋人仅仅被认为是不开化但又可以教化的野蛮人时，他们便能得到同
情和帮助。但是，一旦他们被看成是野兽和魔鬼（不是人，或比人更坏）时，
他们便不可救药。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
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动
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
②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驻中国的代表认为，四川居民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
酉阳地区居民向
范若瑟先生缴纳大宗款项，??向居民征收的这笔款子由这位主教分配给基督教徒。”见保
罗·科恩：《中
国和基督教》，第315 页注3。六十年代这类其他例子，又见此书第217—221 页。
遍。从1860 至1900 年这四十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级外交途径来处理
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十
九世纪六十年代冀东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报告说，有一年他的工作被二百多起
较轻的“迫害”事件所打乱。）其次，除这类事件以外，有时候清帝国一些
主要地区充斥着煽动性的反基督教小册子、标语①和传单，这在某些情况下看
来是对传教士挑起的文字论战的反应。
清末反基督教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般性的，典型的形
式为“檄文”、标语和小册子，其目的在于造成强烈仇视和嫌恶的气氛。据
推测这类作品可能出自文人学士之手，它们利用最淫荡和最没有人性的罪名
来指控，例如说牧师们为了神秘的炼丹术目的而残害怀孕的妇女或挖掉濒死
的中国教徒的眼珠；利用密室忏悔之机来强奸中国妇女；外国人（连类而及
还有被认为是着了魔的中国教徒）被他们的妻子戴上绿帽子，与他们的父亲
和兄弟鸡奸，与他们的母亲和姊妹发生乱伦关系。这种不可思议而用心罗织
的说法和没完没了的重复，颇能使人信以为 真，于是绘声绘影的反基督教民
间传说便甚嚣尘上。
这类抨击文小册子中有一本名叫《辟邪纪实》，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
期起流行得特别广泛。至少有三个省的中国官员禁止过这本小册子，下述摘
录生动地说明了它的煽动性质：
“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基督教徒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
。
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每年春夏之交，
男孩
子们弄到妇女的月经排泄物抹在脸上，去教堂做礼拜。他们把这叫做‘在向上帝致敬以前
，先
把脸洗干净，以此为礼拜上帝最虔诚的仪式之一。父子、兄弟的行为互相放荡不羁，他们
把这
叫做‘生命力的结合’。而且他们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父子兄弟将会互相疏远。所有这
类事
情是不胜枚举的。令人难于相信的是，我们中国也有人信奉他们的宗教。他们不是比禽兽
还不
如么？”①
第二类反基督教作品非常简单，通常为匿名揭贴形式，是把前一类作品
中的内容用到具体情况中去，并且能做到非常有力地煽动群众起来行动。有
些这类作品指名道姓地提到传教士的名字；另一些则指出具体的地点。许多
作品还指导怎样进行一些破坏活动。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散发这些揭贴都
是利用特殊时机进行的，最常见者是利用举子赶考的机会散发。
反基督教的作品或者张贴在通衢闹市，或者大量翻印散发。（据说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初最为声名狼藉的反基督教评击文《鬼教该死》印行了八十万
册，免费散发。）它们对群众产生影响的方式有两种性质。一方面，它通过
探究想入非非的两性行为和种 族恐惧，对外国人的各种活动散布爆炸性的疑
云。另一方面，它们对非教徒平民在与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直接的亲身经历
中所积累起来的怀疑、恐惧和愤怒火上加油。因此，这些力量是相互影响的，
只要稍有火星便会导致暴力行动。
暴力行动不能用量表示。公开暴乱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表现。在探讨十九
① 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一书转载了一些这种东西。关于这方面的俄文著作，见
加拉宁：《十九
世纪中国反基督教的民间图片》，载《宗教和无神论史博物馆年鉴》，第4 册（1960 年）
第403—426 页。
① 引自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51 页。（由于未见到中文原书，姑直译于此
。——译者）
世纪最后几十年反基督教的骚乱时，要好好记住这一点。这些骚乱常常是绅
士阶级人士直接或间接部署和煽动的。但是不大能证实外国人经常所持的说
法：它们是为了在中国根除基督教而严密组织起来的地方性或全国性“阴谋”
的一部分。骚乱行为的严重程度不一，从日常向基督徒家庭的房屋仍石头或
骚扰一群过路的传教士，到损毁贵重财产和杀伤人命等等都有。除天津教案
（1870 年）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0 年）这样的大灾难以外，持平而论也
许可以说，在清朝末年，暴乱本身并不象由之产生的、不可克服的政治问题
那样重要。
传教士和中国政权的削弱
虽然严格遵守新条约是1860 年以后中国政府公开宣称的政策，但是实际
上只有各省和地方当局的真诚合作才能使之实现。①不幸的是，有大量证据表
明，对于传教士的活动，这种合作经常远远不是真心诚意的。为什么有这么
多中国官员，特别是下级官员，反对外国传教士呢？最简明和最直接的回答
是，所有官员在广义上都是绅士阶级的成员。从他们具有这个阶级的文化和
思想信念的角度来说，他们自然要拚命反对基督教的传播。但是从官吏必须
对皇帝认真负责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应当期待他们会尽量克服个人的恶感而
极认真地履行条约。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可笑。实际上，有许多因素倾向于既 鼓励官员们
反对基督教的本性，又阻止他们认真履行对帝国的职责。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也许是绅士阶级与传教事业的对立。在既靠说服、又靠强力来进行统治而人
员严重不足的官僚体制中，一个官员又总是任职于异乡，所以他在很大程度
上得依赖当地绅士阶级的积极合作。如果他不遗余力地试图执行条约中有关
传教士活动的条款，公然无视绅士的情绪，他就要冒着与这个阶级疏远和毁
掉自己宦途的风险。
另一个因素是传教士利用他享有特权的合法地位，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官
员的威望及权威的挑战。有时，这种挑战是条约上关于传教士权利的规定的
直接结果，例如每当传教士受到损害或他的财产遭到破坏时，他从中国政府
得到赔偿。但也有时是，传教士滥用他们从条约上得到的权利或者起码是轻
率地行使这种权利，以便在地方上抖抖威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两者都经常
用强力为自己索取赔偿。天主教士常常为所受损失而要求过多的赔偿。（在
1863 和1869 年间，他们仅在四川一省就得到二十六万两银子。）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初期，天主教徒充分利用条约中关于归还前被没收教堂财产的条
款；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则走得更远，甚至额外要求偿还以前一百年期间征收
的房租和地租。在这方面也还有其他事例，例如天主教士还照例索取用公款
建筑起来而在中国有象征性重要意义的建筑物（例如文庙和庙宇），作为在
反教骚乱中所受损失的赔偿。
有时传教士甚至更加直接地侵犯官方权力。他们经常催迫本国公使馆设
法调走抱有敌意的地方官。天主教徒不得体的通讯格式偶尔也引起中国政府
的怒火。最后，在中国官员看来传教士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非法行为，如上
所述，是为了偏袒中国教徒或为了争取更多人入教而特别喜欢干涉地方官员
① 下文我大量利用了同上注著作的第四章。
的事务。
官方敌视传教事业有时变成公开对抗，这里最重要的例子是十九世纪六
十年代初期贵州的田兴恕和其他高级官员一再找贵州 基督徒麻烦之事。不过
官员们所起的作用，其性质更常见者是间接的和被动的。发生反教事件时，
官员们放手让绅士从事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且保护他们免遭报复，从而为反
教行动提供一个比较没有滞碍或危险的活动基础。
不论哪一级官员同情反教活动，事实是在1860 年以后，反教活动总是使
中国各级政府处于非常困难境地的根源。在省县两级，如果这种行动十分严
重，官员们可能被降级或受惩处。如果在中央政府一级，则始终存在着外国
要动用武力的可能性，结果会使得已经摇摇欲坠的王朝丢脸和丧失威望。由
此可见，要履行新条约中的条款，这本质上就是一个自己拆台的行动：如果
行得通，则侵蚀了地方官员的权力；如果行不通，则损害了中央政府的地位。
真正的排外主义和政治上的排外主义
这便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如果反教活动给中国当局造成了如此严重
的问题，我们怎能够确信在1860 至1900 年期间，积极反教的主要推动力一
定是一种反教情绪，而决不是反官方或反朝廷的情绪呢？换一个稍微不同的
说法，即排外主义始终是“真正的”吗？它是否有时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挑起
来的？十九世纪的中国确实有足够的原由挑动起真正的排外情绪。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如果气候适宜，排外主义不能被人用来达到政治目的。
举例来说，有证据表明，1891 年长江流域的骚乱部分原因是心怀不满的
秘密会社成员煽动起来的，目的不是要伤害基督徒，而是要迫使清朝与西方
列强冲突以推翻它。在义和团运动的开始阶段，秘密会社的卷入是最重要的
因素，这时的运动也许是受同样的动机所指引的：这便使人想起，早在1899
年义和团所大肆宣传的是“扫清灭洋”的口号。
相反地，官方本身有时也故意地和极端排外的立场联系在一 起，这倒不
是因为他们极端排外，而是因为这是预防民众的排外情绪转而指向自己的唯
一途径。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广州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这也可能是官方和
朝廷响应义和团的一个原因。很显然，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政治为动机的整个
排外主义问题，应该受到比迄今为止更大的注意。这样的探索可以取得一个
重要的附带成果，即肯定能够更深入地剖析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复杂因素。①
① 这一段论述根据保罗·科恩：《清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1850—1900 年》，载克劳利
编：《近代东亚文
集》，第55—57 页。
传教事业和新制度
按照通常标准来估计，西方宗教在清末没有使自己有效地迎合中国的需
要。西方的非宗教知识和实践（到本世纪初它的传播已主要掌握在新教传教
士手里）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使传教士参与非宋教活动的理由多得很。有
些人认为这种参与是一个楔子，是迷魂汤，可以用来削弱对基督教的抵制。
另一些人比较喜欢从哲学上考虑问题，认为基督教是整个西方文化中所固有
的，因此，接受西方文化的任何部分，也就是朝着西方文化的方向前进了一
步。所有这些理由的难处在于，它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者没有约束力。②在接
受西方知识的同时拒绝西方宗教不但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前者甚至可以变成
用来反对后者的武器。
传教工作的专业化
随着新教传教事业在清朝最后几十年的巨大发展，传教活动的某些领域
中也出现了向专业化的重要转变，最明显的是在医学和教育方面。这些领域
长期以来是传布福音的副业。当它们与布道目的日益分道扬镳以后，便具有
半独立的性质，不论就学科和传教士本人而言，专业标准都提高了，更高的
专业化水平开始产生了。传教事业在准备为中国的现代化起作用时，它也在
经历着类似的提高过程。①
医学
虽然早就有必要专门指出传教士之开设医药慈善机构是正当的，但直到
1907 年在上海举行的新教布道一百周年会议上才宣布医务工作成为“全世界
几乎每一个教会团体的工作的一部分”。②在以前的三十年中，这项工作在中
国的发展是惊人的。完全合格的传教士医生从1874 年的十人猛增到1905 年
的三百人左右。1876 年有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一名病人在大约四十所医院和诊
疗所接受过治疗；三十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二百万病人在二百五十所教
会医院和诊疗所接受治疗。③
许多这样的医院以及所有的诊疗所，其规模都很小，不妨说只在偶然情
况下才拥有最现代的医疗护理和使用最好的器械。但 是，它们的治疗方法不
同于中国人惯常采用的任何方法，而且每年就医病人的总数不仅说明它们的
水平相当高，而且促使大批中国人从亲身经历中对注重实际的西方科学知识
② 传教士中比较清醒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艾约瑟写道，李鸿章善于“仿效
外国的慈善事业
设立医院和戒烟所，并且能够接受外国科学??但在同时??他并不同意基督教的所有主张”
。引自《当
前中国的作品：他对抗基督教到了什么程度？》，载《1890 年5 月7—20 日在上海举行的
新教在华传教士
大会记录》，第572—573 页。
① 在这一节我着重依据小海亚特著：《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877—1890 年）：《慈善
工作的制度化》，
载《中国论文集》，第17 期（1963 年）第67—100 页。（此文也转载在刘广京的《在华
的美国传教士》，
第93—126 页）。
② 《在华传教百周年会议》，第247 页。
③ 同上，第267 页；试比较麦吉利夫雷所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年》第670 页上的统计，
表上所列1905 年
医院（166 所）和诊疗所（241 所）的总数比文中所引的数字高，就医病人的数目则较少
一些（不到一百一
十万人）。
和技术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
有些比较突出的成绩值得特别一提。美国长老会（北方）的嘉约翰博士
接任伯驾在广州建立的医院，其后的几乎五十年间它主治了一百多万病人，
到十九世纪末他又建立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精神病医院。由于梅■更（英
国教会）的努力，到1890 年在杭州建立了一家一百张病床的医院、一所儿童
收容所以及一些麻风病院和戒烟所。1880 年伦敦会的马根济博士在天津建立
了一家大医院；李鸿章的夫人给这家医院捐了款，因为马根济及其同事救过
她的命。
传教士也专心致志于培养中国第一批现代医生。少数人如黄宽、何启年
轻时读完教会学校以后去西方留学学医。而且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有大
批人（包括未来的革命家孙中山）在附属于中国或香港教会医院的医科学校
得到培养。到1897 年为止，约三百名中国人从这样一些学校毕业，另外在肄
业者尚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这些中国医生中的许多人结业以后被选派到政
府部门任职；少数人则在口岸城市开业赚钱。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和自己同
胞的往来程度也许不如那些受训较差和构成大多数医院和诊疗所的医务人员
的“中国助手们”。
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另一个媒介是医学著作。最著名的早期作
者是合信（1816—1873 年）博士，他编辑的东西多年来都是标准本，他的解
剖学著作《全体新论》（广州，1851 年版，99 页）被收入中国最主要的类书
中，以此获得了罕见的声誉。后来，嘉约翰博士、德贞博士、傅兰雅等人都
翻译了大量医学著作，其中包括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
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 学和生理学。
这种著作对读者的影响常常是传教士所不能直接为力的，它们有助于使日益
增多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知识。
绝大多数教会医院和诊疗所继续向病人传播基督教。兼行医术的传教士
因负担过重，越来越脱离布道工作。传教士成为专职医生以后，他的专业性
质便加强了。1886 年成立的中华博医会出版了自己的医学杂志。中国官员越
来越频繁地向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房屋建筑、
供水、政府医院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意见。行医的传教士开始“为整个帝国
的保健事业进行规划”，①在许多人看来，建立一个健康的中国开始显得象建
立一个基督教的中国一样重要。
教育
传教士进行非宗教的教育与治病的活动相比，前者在圣经中的根据要少
一些。因此，要得到差会团体同意和批准这项工作就困难一些。但是到二十
世纪之初，至少在新教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斗争，并且赢得了胜利。如上
所说，天主教传教士开办了许多学校。除少数例外（主要是耶稣会士的学校），
这些学校都是小学水平，只讲授宗教和中国经书。
在十九世纪中叶几十年间，新教徒对于非宗教的教育普遍采取否定立
场。但是大约从新教传教士在华第一次大会（1877 年）前后开始，情况发生
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恳求传教士同道们
在教育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虽然狄考文当时受到猛烈批评，但是冰层打破
了，在后来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转而赞助他的立场了。
①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460 页。
主要由狄考文的发言引出了1877 年会议的另一重要结果， 即设立了一
个益智会，由傅兰雅董其事，此会的委员们信奉狄考文所提的主张，即“教
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①到1890
年，在他们的监督下编辑和出版了八十四种课本、五十幅地图和图表，内容
多半是非宗教的。这期间卖出了三万多册书，该会的工作很快就自给自足起
来。
讲授西方学科的另一方法是用英语教学，因而可以不必依靠翻译的课
本，因为它们的译文常常几乎是晦涩难懂的。开始时许多传教士反对英语教
学，以为英语知识在经济上有用，许多中国人会出于物质利益的目的进教会
学校。但是英语教学利多而弊甚少，于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语教学获
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
传教士看法的日益宽阔，它与新教教育设施的长足进展相得而益彰。1877
年有六千人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到1890 年上升到16，836 人，到1906 年又
升到57，683 人。除两千多所小学外，到1906 年开办了近四百所高等专业学
校，包括许多大学在内。与天主教的做法大异其趣，绝大多数新教的各级学
校都开设有西方科目的教学。
与医学领域内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职业的教会
教育家。海亚特指出，在1877 年的会议上就教育问题发言的那些传教士，象
狄考文等人那样，他们是“作为传布福音的人来到中国的，但却因偶然机会
变成了教员。相反，1890 年对办教育评头品足的许多人们??由于拥有高级
学衔和比较专门的兴趣，他们与其说是牧师，倒不如说是职业教育家。这些
人都主要从事教育或文化工作，到中国都比较晚，并且代表了新的 一代和新
型的教会教育家”。①这种趋势在1900 年以后更是显著。
专业化日益增强的另一个标志是1890 年成立“中国教育会”。作为益智
会的后身，中国教育会非常关心改善教会学校教科书的状况。而且与中国教
育有关的一切事务也都是它所关心的范围。到新教传教士第三届大会时（1907
年），中国教育会拥有四百名会员。除了出版书籍以外，它还制定了十四年
一贯制的综合性的教学大纲，同时也是“全体新教徒中实施教育标准的公认
的监护人”。②
传教士促进西学
学校就其性质来说，只能影响青年人。为了向中国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传
播西学，传教士采取出版中文书籍和杂志的办法。新教徒投身于非宗教的出
版工作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时代。早期的著名例子为《东西洋考每月
统纪传》（中文月刊；广州，1833 年及以后诸年），由裨治文等人编辑，登
载过论述蒸汽机、世界地理、英美政制和华盛顿的生平等文章。在1810—1867
年期间，根据一个材料的估计，新教徒关于非宗教问题的著作总数达108 种，
约占他们著作总数的14％。到十九世纪末比较活跃的教会出版机构超过十二
家，新教学者除编辑几种著名期刊外，还撰述和翻译了几百种范围广泛的非
① 引自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第75 页。
① 引自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第73—74 页。
② 引自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第77 页。
宗教问题的书籍。
科学和数学
二十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
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 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
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的确，虽然在创建中文科学新词汇中存在着一些专门
问题，但是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他非宗教问题著作的总数
还要多。
科学方面最有成就的翻译小组之一由有相当汉学造诣的英国传教士伟烈
亚力（1815—1887 年）和卓越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10—1882 年）所组成。
他们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上海共事，翻译了欧几里德的《续几何原本》
（九卷）、赫希尔的《谈天》（十八卷加一卷）、奥古斯塔斯·德·摩尔根
的《代数学》（十三卷）和卢米斯的《代微积拾级》（十八卷）等书。多产
的李善兰还翻译了威廉·惠威尔的著作（与艾约瑟合作）和约翰·令利的著
作（与艾约瑟及韦廉臣合作）。
由于西方著作的翻译如果要有被人阅读的机会，就必须译成可诵的汉
文，又由于即使传教士中最有造诣的学者（象伟烈亚力）也不能写出任何典
雅的文学语言，因此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写作方法。实际上这是耶稣会士早
在二百五十年前就已采用过的方法。首先，外国传教士把原文口译给他的中
国助手听。然后，助手把口头翻译改写成文言文。最后，如果传教士对汉文
也有一套功夫，他就要通读译文，以使表达更加准确和晓畅。
十九世纪最充分使用这种方法的是傅兰雅（1839—1928 年）。英国人傅
兰雅最初作为教会学校的教员来到中国，他可以称为“世俗派传教士”的最
初典型。虽然他在各种教育事业中与传教士合作，但他和教会的任何差会没
有关系，并且他重视加强中华民族更甚于使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傅兰雅的使
命是向中国传播西学，特别是传播科学。
傅兰雅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当过二十八年（1868—1896 年）翻译。他一生
翻译了一百二十九篇译文，其中有五十七篇自然科学，四十八篇应用科学，
十四篇陆、海军科学，十篇历史和社会科学；他离开中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路易斯·阿加 西斯东方语言文学教授职位以后，继续从事翻译
工作。江南制造局刊行了傅兰雅的七十七篇译文。
除替中国政府工作以外，傅兰雅还积极参加与倡导西方科学有关的许多
私人事业。他是上海格致书院的干事，也是其创始人之一：这个书院是一批
关心促使中国了解西方的中外人士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创建的。傅兰雅
每星期六晚在书院进行幻灯教学，是院里举行征奖论文比赛的热情支持者。
这项比赛开始于1886 年，“目的在于诱导中国知识界探讨各科西方知识，以
便将它们运用于中国”。①1876 年至1892 年间，傅兰雅还担任图文并茂而颇
有影响的杂志《格致汇编》（后来的英文名称为《中国科学与工业杂志》）
的编辑。《格致汇编》上的文章通俗易懂，许多是新教传教士写的，它们涉
及的范围有大量科学的及其有关的问题。
傅兰雅的另一个计划也必须在这里谈一谈，虽然它的目的比单纯传播科
学知识要更加广泛。这就是傅兰雅1885 年在上海建立的一个非赢利性的书店
① 引自博兰雅的一篇报告，载毕乃德著：《上海格致书院》，载《太平洋历史评论》，卷
25 第2 期（1956
年5 月），第141 页。
格致书社。到1888 年，该书社拥有约六百五十种关于西方问题的书籍，在天
津、杭州、汕头、北京、福州和香港设有分店。
历史和国际法
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真正宠儿，即敢于从事写作的传教士，通常都想
把精力用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包括军事科学）。但是在其他领域，特别
是历史和国际法领域，也出现了传教士的许多有影响的出版物。最早的出版
物之一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裨治文此书最初出版于1838 年，
经过了许多 次修订，最后修订本于1862 年出版，书名为《联邦志略》。它
是中国叙述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两部草创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
年）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50 年）——中有关美国的材料的主要来源。
另一部被广泛阅读的历史著作是慕维廉（1822—1900 年）的《大英国志》
（1856 年）。慕维廉的译文之所以受到中国学者的赞扬，在相当程度上是由
于他的合作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文学界的主要名人蒋敦复（1808—1867
年）的技巧。
传教士另外编纂的历史读物有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上海，1882 年），
史亚实称此书“使整个一代中国人对于伟大而不可思议的外部世界获得了一
些初步的概念”，①另外还有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十九世纪的历史》（1880
年）（下面将有所评述），他的这本通俗译著于1894 年出版，书名叫《泰西
新史揽要》。
传教士的译著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领域是国际法。这主要是由于美国
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的努力。丁韪良的国际法译著中最重要的是《万国公
法》（北京，1864 年），它使中国政府掌握了亨利·惠顿的权威著作《国际
法原理》。
史亚实对谢卫楼著作的评价，如果不计较它的盛气凌人的语气，则对于
传教士的所有非宗教著作都是适用的。这种著作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能得到
向来很难得到的关于西学方面和关于西方世界总的方面的丰富资料。而且直
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为止，它们是这些知识的基本来源。可是，这类著作只
不过给我们提供了象一部非常复杂的故事的章回题目，故事的内容尚有待分
晓。
我们可以简单地谈谈在填充故事的内容时，未来的学者们需要探索的几
个问题。第一个向研究中西思想交往的学者提出的问题是传教士传布的内容
清晰到什么程度？传教士编纂的东西能被看懂到什么程度？而且它们在多大
程度上表达了编辑者想要通过它们来说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向思想史学
家提出来的，即传教士传布的内容究为何物？传教士翻译者俨然自以为传递
了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精髓。然而，斯宾塞、J.S.穆勒和孟德斯鸠的
著作则有待于严复（1853—1921 年）这样一些人去翻译，而传教士翻译的所
有非宗教内容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麦肯齐的著作，是对科学成果和进步学说
的庸俗颂赞，科林伍德把这样的著作描写为“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
心的渣滓”。①（必然叫人想起另一部第三流作品，即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
助》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所引起的轰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
① 引自佩特诺：《谢卫楼和华北协和大学的创办》，载《中国论文集》，第14 期（1960
 年）第121 页（此
文也转载在刘广京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第53 页）。
① 科林伍德：《历史的概念》，第145 页。
谁接受了传教士传布的内容？传教士译著的读者范围，在社会上和地域上究
竟有多大？读者的类型在那些年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总之，只有对这些问
题作出回答，我们才能较准确地估量传教士的非宗教性著作所产生的影响的
程度和性质。
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传教士的影响
根据词典解释，“reform”即指“改变成新的和更好的形式或状态”。②
如果我们对这个概念作出不太确切的解释，则从传教士的观点来看，传教士
的所有努力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改革倾向的。根据比较合理的解释，则“改
革”一词仅限于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方面提倡或实现的改进。即使从
这一较狭窄的意义来 看，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的影响也是一种
多方面的现象。新教徒学校里讲授非宗教性的科目，还有新教徒出版物上介
绍的西方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养成了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气氛。传教士在政治、
方法和社会态度上为中国改革派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活生生的、现成的榜样。
最后，有几位传教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他们都
成了改革中国的热情宣传者，并且和官场内外中国的改革派领袖人物建立了
密切关系。
妇女的解放
一般说来，现代化的标志是妇女地位的提高，特别对中国现代化来说更
是如此。在传统上，妇女被要求在家里对父母和丈夫绝对顺从，而在家庭外
面，她们的自我表现和投身于社会的机会又是极小的。对妇女不存在正式教
育。妇女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或担任官职。纳妾、杀害女婴，特别是缠足之
风盛行，这些都是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象征和结果。
传教士的事业最适合在这个方面促进变化。在跨入本世纪时，大多数新
教传教士和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传教士本人就是妇女。虽然这些人中只有少数
人可以算得上受过高等教育，但她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许多人在教会学校担
任教员，有些人被培养成医生。此外，新教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
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
这场运动采取许多形式。传教士当然直言不讳地谴责缠足和溺婴行为。
他们也对教会成员的包办婚姻表示不满。但是，他们的最大影响是在清朝末
年反对缠足的运动方面。据说1874 年厦门成立了一个主张禁止缠足的传教士
团体。那时妇女入教要放足，这已成为惯例；许多学校则禁止缠足的女孩入
学。致力于废除缠足的最重要外国组织是1895 年在上海建立的、由李德夫人
（她不是传教士）任会长的天足会；此会广泛地写作和出版时文 小册子，而
李德夫人还作了种种努力来影响上层中国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派憬
悟于外国人对中国这种野蛮风俗的谴责，也热情地推进反缠足运动。慈禧太
后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压力，也于1902 年颁布懿旨正式废除缠足。从二十世
纪起，妇女缠足便越来越不合时尚了。①
在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中一个不象上面行动那样引人注目、但最后却是
② 《韦伯斯特最新大字典》，第711 页。
① 列维认为，传教士“对于废除缠足施加了强烈影响”。见《中国的缠足：一种引起性爱
的奇异风俗》，
第78 页。
极端重要的做法，是传教士在教育领域内的努力。1844 年在宁波开办了由东
方妇女教育促进会（1834 年成立于伦敦）监督的第一个教会女生学校（由阿
尔德西小姐主持）。到1905 年，新教教会小学共有7，168 名女生，中学共
有2，761 名女生。在传教士的倡导下还培养出了几名女医生。还努力在成年
妇女中开展识字运动（经常以拉丁化汉字为媒介）和提供家政学的基本教育。
虽然这样办的妇女教育质量很是参差不齐，但是值得加以表彰的是，截至辛
亥革命前夕，新教教徒设立的学校在中国仍然是使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与中国
男子大体相等的仅有的学校。
沿海地区的“基督教”改革派
因为基督教是以反孔面貌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出现的，它很可能最受某些
中国人的欢迎，这些人不管其内心信念如何，在他们看来，继续披戴儒巾儒
服是最没有出息的。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这种人最
大的集中地是在通商口岸和香港。中国许多最早主张现代化的人也产生在沿
海地区。虽然这一事实通常被人所忽略，但是这些先驱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或
者是基督徒，或者是受过传教士思想和观点的深刻影响。
太平军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对西方式的改革最有口才的发言人洪仁
玕（1822—1864 年）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受过新教福音派的训练。经
管早期几个工业企业的主要人物唐景星（1832—1892 年）和发起第一个留美
学生使团（1872—1881 年）的容闳（1828—1912 年），都是教会学校的学生，
容闳还成为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耶鲁大学，1854 年）。一位商人
（此人以前当过与伦敦会香港分会有关系的传教士）的儿子何启（1859—1914
年）曾在英国得过法学和医学高级学位，回国以后成为香港最有名望的中国
居民之一。何启积极参加各种慈善事业（包括建立给中国人攻读的香港西医
书院，孙中山在这所学院里完成了自己的医学训练），并于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末最早提倡实行议会制政府。何启的姻兄伍廷芳（1842—1922 年）在香港
教会学校受完中等教育和留学英国学习法律以后，任李鸿章的幕僚达十四
年，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和法律改革的倡导者。另一位早期改良派郑观应
（1842—1923 年）一度向傅兰雅学习英文，是传教士著作的热心读者。虽然
没有材料证明这位与外国人有广泛联系而事业顺手的买办皈依了基督教，①
但是在他的有影响的改革派著作《盛世危言》中所渗透的人道主义感情，显
然来源于基督教。
有些基督教改革派人物，其中包括蔡尔康（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中国合
作者）和极罕见的天主教家庭出身的改革派之一马良（马相伯，1840—1939
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实际上做过耶稣会牧师），他们基本上被学者们
所忽视。另一些基督教改革派，如王韬（1828—1897 年）和马良之弟马建忠
（1844—1900 年），人们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是改革者，而不是基督徒。马
建忠年轻时期曾经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后来留学法国。七十年代末回到中国
以后，他参加了李鸿章的幕府，由于他对西方具有无与匹敌的知识，迅速成
为李鸿章最器重的外交顾问。王韬的经历更加异乎寻常。在帮助麦华佗准备
《新约全书》的委员译本以后，1854 年他在上海接受洗礼。六十年代他在香
港与理雅各密切合作翻译中国七部经书。六十年代末他与理雅各在苏格兰度
① 另一方面，关于唐景星和伍廷芳接受过洗礼的假设是强有力的，虽然还缺乏证据。西里
尔·珀尔的《马
礼逊在北京》（第234 页）把伍廷芳描写成“有两个小老婆和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过两年以后，回到香港，于1874 年自办报纸。王韬著的书和他每天写的关于
时事和改革的政论文章，使他享有西方问题专家的声誉。1884 年回上海后，
他到傅兰雅的格致书院工作，九十年代初，他经常为有改革倾向的传教士刊
物《万国公报》写稿。
把这些人称为“基督教改革派”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
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明确的基督教概念上面，或者他们把改革看成是将来使
中国基督教化的桥梁（象某些传教士所希冀的那样）。（实际上，在大多数
情况下很难知道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多深、多久。十九世纪对于基督徒的
责骂如此其甚，致使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
王韬印行的大量著作中，无一个字提及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只是他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随带了一笔。）此词更多的是意味着，这些
人是早期摆脱了儒家樊篱的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
代儒家的思想体系（而明治时代的许多新教教徒则用基督教取代了）。毋宁
说，它使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他合法的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观都是可能存在
的。一旦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儒家社会便第一次处于守势。这样我们就发现，
甚至当基督教徒（或受基督教影响的）改革派保持对儒家学说的信念——事
情也常常是这样的——时，这种信念的性质已有所改变。他们的推论似乎是，
如果儒家学说要在中国继续占统治地位，它应该是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儒家学
说。因此，需要进行 改革。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改革派
虽然个别“基督教”改革派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仍很活跃，但是作为一
个集团来说，他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把活动的舞台让给了更年轻一代的
改革派和革命家。因为革命运动是一种属于二十世纪而不是属于十九世纪的
现象，因此本章只提一下这个问题，以指出基督教徒在1905 年以前阶段的革
命运动历史上所起的非常突出的作用（至少是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所
起的那部分作用）。兴中会香港分会的大多数领袖（当然包括孙中山在内）
都是基督教徒。1895 年广州密谋事件的领导人中主要是新教教徒，据一个中
国人估计，在最初参加1900 年惠州起义（包括其组成部分的广州起义）的人
中，基督教徒占百分之三十。虽然这个问题尚有待研究，但我倾向于赞成希
夫林的论点：革命者的基督教（与早期太平军的基督教不同）作为一种动力
来说，只有微小的价值，它所构成的“只是他们全盘西方化方针中的一个宗
教方面”。①
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走向前台的新改革派人士，
他们虽然比旧改革派更加激进，但一般地都在旧学方面更有根底。实际上，
他们中间某些最著名的人物是从儒家今文学传统中找到他们改革思想的主要
根据的。大部分旧改革派人物是因多年来直接生活在通商口岸才走向改革主
义的，新改革派则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有志投身于改革（诚然，有时是在短
暂地访问通商口岸以后才有志于此的），只是在后来才实际上卜居于通商口
岸，那时这样做通常是出于方便或政治安全的原因。最后还有一个不同之点，
但这不同之点的性质是自相矛盾的：即虽然十 九世纪九十年代比较重要的改
革派中没有一人是基督教徒，但其中某些人——象他们名义上的基督教前辈
那样——至少是受到了基督教或其传教方法的深刻影响。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89—90、228—229 页。
紧接中国败于日本之后，康有为（1858—1927 年）领导的新改革派于1895
年首先取得了全国性的声望。在后来几年间，维新改良的浪潮高涨。它在1898
年夏天臻于极盛，此后即戛然而止，因为慈禧太后的政变使敌视激进变革的
势力重新掌权。
正是从1895 至1898 年这个时期，传教士对于中国改革尝试的影响达到
顶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是通过私人关系取得的。李佳白的尚贤堂（1894
年建）以促使北京官员对改革感兴趣作为主要目标，他在1896 年声称，他个
人认识两百五十多名官员，另外还和两百人有交往。①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
是另一个把培植与中国高级人士的私人关系作为促进改革的有效方法的人。
李提摩太拜访过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显贵人物。（李提摩太的特点是操切从事，
他在1894 年试图劝说张之洞提出倡议，使中国在规定的年限内变成相当于外
国的保护国。张之洞的反应显然并不热情。）1895—1896 年冬天，李提摩太
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
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
比私人交往更有影响的是新教传教士的改革主义的著作，它们从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末起迅速传播开来。1891 年李提摩太担任了出版这类著作的主要
赞助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广学会出版了他所译麦肯齐的著作（1894 年）和
林乐知所编关于中日战争的书（《中东战纪本末》，1896 年）。从1889 年
起，它还出版有影响的月刊《万国公报》，由林乐知和蔡尔康任总编辑。
作为主张改革的宣传者，传教士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超出 了他们最狂
热的梦想。每年广学会从销售出版物中得到的收入从1893 年的八百美元猛增
到1898 年的一万八千美元。1896 年傅兰雅兴高采烈地报告：“书籍生意正
在全中国迅猛开展，这里的印刷商不能满足书籍生意的需要。中国终于觉醒
起来了。”①林乐知关于中日战争的书籍（书中有一节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改
革派观点）和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书（这两本书很受人欢迎，中国书商一
再非法翻印），②都是1896 年长沙乡试举子的必备读物。强学会出版的第一
个刊物（1895 年）不仅有许多材料引自《万国公报》，而且也一度采用了《万
国公报》这同一名称。象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这些人的中文姓名在全国是人们
所熟悉的。如果不发生1898 年9 月的政变，很可能根据康有为的推荐，李提
摩太会被邀进入清帝内廷顾问之列。光绪帝（他在丁韪良的间接督导下已学
了几年西学）已经研究过麦肯齐著作的中译本，并且产生了深刻印象。
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
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 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
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
法、思想和甚至世界观。成立各种变法维新团体和利用定期刊物以唤起人们
对于变法维新的兴趣和支持，这些做法如果不是受到传教士榜样的直接鼓
舞，至少也是受到它们的强烈影响。显而易见，康有为把孔教变成国教的计
划（有自己的节日、全国范围的教堂系统和传教士），也同样受到他们榜样
① 《北华捷报》，1896 年11 月6 日，第784—785 页。
① 1896 年4 月1 日的一封信（着重点是原有的），《傅兰雅书信集》，加利福尼亚大学
图书馆（伯克利）
藏。在1898 年7 月1 日的一封信中，傅兰雅写道：“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现在都在被人非法
翻印。”
② 据说李提摩太的译本于1898 年仅在四川省就被非法翻印十九次。王树槐：《外人与戊
戌变法》，第40—42
页。
的鼓舞或影响。（这里也应该提到著名 的佛教改革派杨文会，他对于基督教
传教士的形象深有印象，并且学习他们的经文，和到内地去向俗人宣扬他们
的学说。）
把传教士和变法维新派的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教育与经
济方针方面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很大的影响。传教士之偏重外交事
务，似乎在许多维新派著作中也有反映，典型的例子是主要在英、美新教传
教士中存在的反俄情绪。而且正是中国人关于世界与人类的进化观念，可能
受到了传教士作者最深刻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1898 年）是清末最大
胆的哲学论述之一，它同样重视基督教的伦理学和儒家的伦理学，不分轩轾：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说法。康有为、谭嗣同和早期的梁启超都有关于未来
世界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即在那样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篱将被打破，
人类将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这些幻想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不无渊源，
但其论点却从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充实。的确，并
不是中国所有革新之士都准备接受这种关于未来的玫瑰色的憧憬，何况有些
人（如严复）宁愿认为斗争和冲突仍将在未来世界中占中心位置。但是到1900
年，大多数改革派都准备在他们的新的世界观中也揉合进关于进步的信条和
无保留地相信科学进步有益于人类的信念（这在当时传教士的著作中是喋喋
不休地被反复提出的两种见解）。
十九世纪末，传教士最无成效的说教是向中国人兜售说：西方的知识和
制度及其相伴随的富强，其源反正出于基督教。①有的人，如康有为，承认宗
教可以救中国，甚至可以救全世界。但是当要他选择自己的宗教时，康有为
对他的传教士兼良师益友最 大的让步是选择一个基督教化的儒教：从中国人
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大的让步，当然传教士并不这样认为。李提摩太认为上帝
对全世界的统治就是进步，这即是说，承认进步便应自动地导致承认上帝；
他的这个论点也遭到相似的命运，因为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否认上
帝，但仍能取得进步。简言之，中国维新派在那些年愿意买进传教士兜售的
东西。但是他们不想接受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
正当对义和团的镇压为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恢复变法活动创造条件时，传
教士的卷入和影响却急剧减少了。产生这一突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问题
已日益增加其重要性，例如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即是这样，而传教士
对这种公开争论是采取回避态度的。①第二个原因，肯定也是更有决定性的原
因，是出现了另一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途径）
以获得关于非中国的外部世界的情报。中日战争以后，中国自己的刊物大量
涌现，使得读者可以不再那样依赖外国人出版的中文报刊了，而从1900 年起
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留学国外（特别是去日本留学）。
由于不再需要他们作为宣传改革的使徒和传布西方非宗教文化的工具，
① 关于阐述这种失败的中文文章，可看《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1898 年
载于谭嗣同等人编
的维新派刊物《湘学新报》，四卷集，卷1 第441—477 页。
① 当然也有例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韦廉臣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逐渐成立议会政府
。参看刘广京：
《十九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响》，载何炳棣等编：《中国的危机》，两
卷集，卷1 第104
页注。到本世纪初，有些传教士也曾宣称他们同情年轻革命者的事业。但一般说来，传教
士似是害怕官府
结果会不管真假，都把基督教徒与革命者混为一谈，从而作出强烈不利的反应。见希夫林
：《孙中山和中
国革命的起源》，第90 页。
象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传教士发现自己在1900 年以后对中国舞台已逐渐不
能产生影响了。有改革思想的传教士深切地关怀中国人民的幸福及中国国家
的命运，他们在二十世纪继续 起着积极作用，而以在公共卫生、教育和乡村
建设等领域内为尤著。但是，不论他们的贡献如何重要，贡献的内容却日趋
杂乱，其范围只限于在地方上举办而已。中国的问题太多，政治情况太混乱，
主张改革的非宗教界代表（国内的和国外的）多而且杂，致使传教士们再也
没有过去十九世纪年月中能在全国范围内（虽然为时很短）产生的那种影响
了。
本世纪开始时也不妨说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的真正转折点。义和团的大屠
杀差不多残杀了两百名外国传教士（不算新教教徒的子女）和三千多名中国
教徒（主要是天主教徒），它使得多年来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关
系达到了顶点，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
高水位。反教情绪在二十世纪尚未平息下来。它持续到国民党统治的年代，
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变得有效地制度化了。但是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决心抗御有毁灭它的危险的外来势
力，二十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在一个年轻国家急于要寻找新的自尊基
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了下来，但它是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个环境
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于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
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
（一山 译）
书 目 介 绍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在二千年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献，以致文献学早已成为一门专业。
研究中国史的中外史学家经常提供书目，竭力防止初学者陷入浩瀚的历史文
献之中。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捷径是为显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门而入的初
学者所写的各种附于概论性文章后面的书目。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约的《近
代中国的兴起》和克莱德及比尔斯的《远东：西方影响及东方反应的历史，
1830—1973 年》两书中所列的阅读文献。有一部概论性的著作甚至用50 页
的篇幅评述了有关中国（主要是近代的）六百五十部书，见费正清的《中美
关系史》。我们这一介绍性的篇章使用了贺凯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导论》这
一最新的背景研究著作，书中附有经过选择的书目。
所有这些西方的著作都来源于什么样的中国历史记载呢？对中国感兴趣
的英语读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读中文、日文书以前）事实上是不会关
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汉学图书馆中使用的原始资料、图书目录、参考书
和工具书的；这类著作之庞大和种类之繁多明显地证明了汉学的存在与发
展。然而，非汉学家确实可以通过阅读象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
这样的汉学工具书而引起兴趣和受到启发，此书详细提供了1911 年以前在中
国、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原始资料和学术著作的主要类目。继此宏
著之后的是内森的《1840—1972 年的现代中 国：资料和工具书介绍》，此
书著录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直到七十年代的有价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
报。这些最新的图书指南也提到了它们依据的一些更早期的著作。
本文当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论性著作（费正清等编的《东亚的
传统和变化》），但是，象所有评述一样，它也得益于许多其他作者，其中
有些人的著作被引用于脚注中。
第二和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
1800 和1862 年间清朝亚洲腹地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论题。这部
分历史虽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可供详细研究，但很少史学家试图作过这项工
作。
最优秀的一部著作是罗萨比的《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克拉
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在中俄关系方面对清朝亚洲腹地作了
很好论述。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 年修订版）把亚洲腹地置
于整个清代历史之中加以考察，这反映了一个中国汉族人的看法。《岩波讲
座世界历史》第13 卷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
撰写19 世纪的清朝部分）、佐藤长和若松宽。关于亚洲腹地国际政治结构的
论述，在拉姆·拉乌尔的《中亚的政治》一书中可以看到。欧文·拉铁摩尔
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旧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
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的《中部欧亚大陆研究介绍》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
总书目，但其中有关1800—1862 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书目
有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
清代所传主要作品有这样几种：有三种文字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
表传》（1795 年）以及为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时期写的续编；祁韵士编
辑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 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种文字的《钦
定理藩院则例》（特别是1827 年版，该版经过修订于1843 年再版）。对清
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见《会典》和《事例》，特别是1818 年和1899 年的两
种版本。
对于一般英语读者来说，都能看到单独的满洲史、蒙古史、东突厥斯坦
史和西藏史的优秀著作，另外还有用其他文字撰写的重要史书。对满洲作综
合论述的，只有罗伯特·李的《清代历史中的满洲边疆》一书。
论述蒙古的历史文献更为丰富，但它们往往重在叙述外蒙，比较忽视内
蒙和卫拉特。用英文编写的主要著作有鲍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内
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但是，论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编写的著作，
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 卷（1604—1917 年）；纳扎格多尔济的《满
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1691—1911 年》；以及题旨比较狭窄的一些文件
汇集和专著，特别是纳扎格多尔济和那桑巴尔吉日编的《四艾马克税册》；
那桑巴尔吉日的《1691—1911 年外蒙对满清王朝履行的义务》；以及那桑巴
尔吉日和纳扎格多尔济编的《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此书
已由拉锡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维特合作译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此书已由波波夫译成俄文，
又由须佐嘉桔译成日文。中文的著作书目有张兴唐编的《蒙古参考书目》（台
北1958 年版）。
论述十九世纪蒙古的许多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苏联的历
史学家之手。两部有名的旧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桥本光
宝的《蒙古的喇嘛教》；这两部书基本上已被随后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
蒙古社会制度》所吸收并替代，此书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学者的必读书。
关于日文的蒙古学书目有岩村忍和藤枝晃合编的《1900—1972 年蒙古研究文
献目录》。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鲁姆-芝迈洛的《蒙古西部和乌 梁海边区》
卷2：《与中亚史有关的各该国家的历史纲要》，以及苏联和蒙古学者合写
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此书于1967 年予以修订并增补。1954 年有中
译本）。胡尔拉特编了《有关蒙古的著作书目》1—3 卷，其中主要收录的是
俄文书，也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著作。在文学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
学遗产》，此书是一简明本著作。论述十九世纪蒙古文学史的最重要作品是
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学史》第1 卷。
研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时期新疆的主要权威是佐口透，他的《十八
至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及其有关此研究领域的许多论文指导着
这一领域。他的《东突厥斯坦》一书中有两个部分已译成英文，即《浩罕王
国的东方贸易》（第六章，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1965 年24 期）和《1760
—1820 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译成，载《亚洲学报：
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968 年第14 期）。他的《俄国和亚洲的草原》一书
对十六至十九世纪的中亚史作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
书目是袁同礼和渡边宏合编的《1886—1962 年新疆研究文献目录》。
对于六城地区各次暴乱的最有影响的记述是魏源的《圣武记》，此书在
新亚政务部的赞助下已译成日文（1943 年）。论述张格尔的部分由伊姆波尔
特-胡阿特译成法文，载入他的《中亚文献汇编》。中国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
著述有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中亚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
的《东突厥斯坦史》，此书是用分离主义的观点写成的。张格尔的圣战在曹
振镛等人编的《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叙述。
苏联的卓越历史学家库兹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他
出版有专著《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以及下面几篇重
要文章：《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
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 年第 1 期）；《论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清
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
种学专集》1961 年第2 期）；与上面专著同名《的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
新疆的经济政策》（载《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
年第3 期）；《十八世纪末哈萨克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根据中文资料）（载
《苏联哈萨克科学院瓦里哈诺夫历史、考古与人种学研究所著作集》1962 年
15 辑）；和《关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英、俄两国同新疆贸易的问题》（载《苏
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专集》1963 年第6 期）。前三篇文章有英文
摘要，名《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载《中亚评论》第
10 卷第3 期，1962 年）。
杜曼的《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书论述了与十九世纪
有关的许多事实，他把此书内容又压缩成为《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
的征服》一文（载于齐赫文斯基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一书中）。
十九世纪，随着英、俄两国敌对的加剧，双方加紧在新疆收集情报，最
后提出了两篇事实上能互相配合的报告。俄国的一篇报告是瓦里哈诺夫的《论
1858—1859 年六城的形势》，此文后来又被瓦里哈诺夫《全集》第二卷中发
表的有关准噶尔和六城地区的其它许多文章所充实。与此相应的是英国人戴
维斯编写的报告《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载维斯的这
份报告虽然对史学家有很大价值，但似乎被完全遗忘了，而瓦里哈诺夫的记
述却实际上给后来的整个学术界留下了印象。这个记述的英译本见于约翰和
罗伯特·米其尔的著作中，译名为《中亚的俄国人》。
贝柳大量吸取瓦里哈诺夫的材料写成了《喀什噶尔史》一文，此文收录
在福赛思的《1873 年出使叶尔羌报告》中。福赛思的俄国同时代人库洛珀特
金写了一份对应报告，标题是《从历 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
力、工业和贸易》，并由瓦尔特·高恩译成了英文。库洛珀特金的报告也应
大大地归功于瓦里哈诺夫；而在所有全面叙述东突厥斯坦的历史中，最优秀
的是格里戈里耶夫的《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它也同样得益于瓦里
哈诺夫，此文载于他的《利特尔地理志》第二部分，此书也包括载维斯《报
告》中的资料。另一些俄国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库兹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
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一书的书目中看到。
对西藏史的论述相当全面，但1800—1862 年这段时期未受到应有的注
意，而且文献论述的重点是西藏本身。青、康两地区特别为近代史学家所忽
略。英文的主要论著有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拉姆的《不列颠
和中国的中亚：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的《西藏简史》；涂
奇的《雪山之国西藏》；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
的《西藏文化史》；石泰安的《西藏文明》；还有彼特奇的《1728—1959 年
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罗克希尔的《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同清帝的关系，1644
—1908 年》（载《通报》第11 卷，1910 年）现在仍然有用。夏格巴的《西
藏政治史》一书第335—339 页开列有关于西藏的原始资料。关于日本研究西
藏的主要著述，有铃木中正的《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舒尔曼的《达赖
喇嘛史》也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施拉姆的《甘藏边境的土族》一文对青海湟中地区作了阐述，此文第一
篇载《美国哲学协会会刊》自然科学类，1954 年第44 卷第1 部分；第二篇
载《会刊》自然科学类，1957 年第47 卷第1 部分；第三篇载《会刊》自然
科学类，1961 年第51 卷第3 部分。论述拉达克历史的主要作品有弗兰克的
《西藏西部史》；关于1800 和1862 年间的记述，坎宁汉的《从自然、统计
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其及毗邻诸国》一书是必读书。关于不 丹，可看拉
乌尔的《近代不丹》，此是有用之书。关于尼泊尔，可看罗斯的卓越著作《尼
泊尔：求生存的战略》，这是一部资料丰富而又引人入胜的读物。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关于嘉庆和道光时期的中国本国史，现在还没有人用哪一种语言写出能
使人满意的著作。这不是因为资料缺乏，而是因为我们对近代史的概念已形
成这种倾向：即或者想促进对清朝基本制度形成时期的研究，或者想促进研
究这些制度对于西方挑战的反应。因此对这个重要时期，即晚清帝国社会的
突出问题已在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中被感受到的时期，没有多加研究。因此，
要写出重要历史著作的机会是非常之多的。
研究这个时期必须从它在漫长的清代历史中的地位入手。何炳棣撰写了
两篇出色的综合性论文，表述了他对清代中期总的看法：其一是《清代在中
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亚洲研究杂志》，1967 年2 月号）；第二篇是《1368
—1953 年中国人口的研究》一书的第九章。另一篇关于清代前半期的综合性
论文是小韦克曼的《1683—1839 年鼎盛时期的清帝国》（载克劳利编的《近
代东亚论文集》）。有两部标准的中国清代史，一是孟森的《清代史》，此
书对于全面分析清代政治制度最为有用；一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此书
包括大量从官私著作摘引而常常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细节，还有引自“外史”
的许多趣闻轶事。铃木中正论述白莲教叛乱的一些著作占着主导地位，它们
已在这一章的注释中交代明白。要了解各种文字所写的专题参考论著，可查
阅施坚雅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一书。
在大量中国宫庭档案和军机处档案公布以前（对十九世纪末档案的整理
工作已经在台湾开始进行），有关十九世纪早期史的 基本资料仍然是《大清
历朝实录》及其他权威性的文献集。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一
书对这些资料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对于原始资料最有价值（但尚未充分利用）
的综合性介绍，特别应该提到《皇朝政典类纂》这部政务大全，编者是席裕
福，其中广泛引用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并且注明了它们的出处。
官方政策的发展可以通过一些官方文件汇编和各种类书来探索，但研究
地方社会的情况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除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志（县以上
皆有方志），有价值的材料也可见于用宫廷档案编成的两部奏疏汇编：一部
是罗振玉编的《皇清奏议》，其中包括直到1820 年为止的奏折；另一部是此
书的续编，即王云五编的《道咸同光四朝奏议》。这些奏议显然抄录自清代
宫廷，虽然它们是为了作为范例（思想的和文学的），而不是因在制定政策
方面有其重要性，但它们对于详细了解地方情况有着巨大价值。
除非我们能够弄清楚官方文献背后的一整套非正规的关系，否则我们对
这一时期的了解，将依然是浮浅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利用传记。恒慕义编
的《清代名人传》是标准的英文参考书，其中包括有文献参考目录。然而，
恒慕义的著作内容仅限于主要官员和一些有影响的或德高望重的学者绅士。
威尔金森著《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附有中文的清代名人索引。在传记书中，
最有用的是钱仪吉编的《碑传集》和李桓编的《国朝耆献类徵》。后一部书
的每一人的传记一般收有国史馆编的官方传记和来源于其它史料的一种或一
种以上的传记。前一部书只包括私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和少量摘自方志的记
述，都有出处。比起《国朝耆献类徵》来，《碑传集》往往对每一个人收有
更多的记述。这两部书最好是合起来使用，虽然许多材料是重复的。《碑传
集》完成于1826 年，后来又编写了《续碑传集》（缪荃孙编）和《碑传集补》
（闵尔昌编）。没有收在这些重要集子中的个人传记常常可见 于清史馆编的
《清史列传》。这部书只对每个作传对象登一篇官方传记。对私人所写传记
探本求源，除了可以与其他资料进行核对以外，还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结合这
些非正式结构的有用的初步线索。
在所谓的野史或外史中，有着研究清代历史和政治的丰富的、基本上尚
未被发掘使用的材料。下面列举的七部书是这类著作中最好的。由小横香室
主人编的《清朝野史大观》，共十二卷，其中轶事引自一百一十多种资料（有
些资料由编者在前言中列举）和编者本人的回忆，但均无出处。著名的多卷
本著作《清稗类钞》（十二卷），徐珂编，分为九十二类，每类按年为序编
成。此书内容已被编入佐伯富编《中国随笔杂著索引》中。裘匡庐（裘毓麟）
编的《清代轶闻》，共分七类，如名人、宫闱琐谈、外交关系及太平军叛乱
等，这些资料均无出处。编者提供了“几百部”参考书的一部分书目。欧阳
绍熙所编《清谭》，分为宫廷事务、军事问题、外交关系、自然灾害和权贵
等类。在有些情况下，编者给个别条目注明了资料来源。姚永朴编的《旧闻
随笔》，对只提姓或字的人物注上了他们的名字。李岳瑞（李孟符）编的《春
冰室野乘》则未予分类，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曾在其他资料（如上面提到的
《清谭》）中出现过的著名轶事。
在这类书中，最后一部分受到较多注意和尊重的资料是满人昭梿亲王的
《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续录》是在1826 年完成的，因此主要是对
嘉庆年间的观察。他的观察是了解和珅年间和嘉庆初年的有价值的史料。这
两本书的内容1954 年已被编入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版的《中国随笔索
引》中。
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关于广州贸易史和鸦片战争史的文献材料是很丰富的。除了 在对第五章
的书目介绍中提到的原始资料外，还有一些加有注释的外交文献集，如蒋廷
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本）、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
汇编（1644—1820 年）》和郭斌佳的《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陶希圣的《列
强侵略》（四卷本）由国民党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委员会出版，其中所收
文章和回忆录是北京的论述鸦片战争的文集（齐思和编的《鸦片战争》）所
没有的。
比鸦片战争更早的中国和西方的外交关系，普里查德在其1936 年出版的
《英中关系的艰难岁月，1750—1800 年》一书中作了部分论述，并阐明了欧
洲人的观点。在费正清所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一书中的许多出色文章
对中国的外交事务概念作出了更加新颖的评价；而费正清的杰作《中国沿海
的贸易和外交》一书中的开头几章，对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作了迄今为
止最好的评论。
马士在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 年》（五卷本）一
书中，几乎确凿有据地详细记述了十九世纪以前贸易的背景。格林堡在其《鸦
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中，对散商的“港脚贸易”作了精辟分析，此书
是根据剑桥大学的查顿档案研究写成的。对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最优秀和最
概括的研究著作是德米尼的权威著作《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
（共三卷，对开本）。
有许多论述广州行商的有价值的著作。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法国汉学家考
尔迭写的《广州行商》，载于《通报》。梁嘉彬根据中文材料写了一部内容
非常广泛的著作《广东十三行考》，在1937 年出版。后来，巴苏写了一篇博
士论文，题为《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1800—1840 年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
较研究》，此文详细叙述了行商和其它商业团体（如印度商人、波士顿的私
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间的关系。张荣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题为 《对
1784—1834 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载《商业史》杂志1965 年1 月
号），此文也强调指出了这些贸易关系和广州贸易中私人汇票所具有的重要
意义。
上述许多论著都着重叙述了鸦片对于散商和公司进行的对华贸易具有的
重要性。欧文在《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1934 年出版）一书中对
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政策作了详细研究。三年后，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
—1860 年的英国与中国》，其中颇为谨慎地论述了鸦片问题。韦伯斯特爵士
的《巴麦尊在1830－1841 年的外交政策》（两卷本）一书后来从英国自由派
运动的观点考察了中国问题，因而强调的是英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而不是鸦
片贸易对英国政府经济上的重要性。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纠正了这个偏
差。最后，研究鸦片问题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是斯宾士的《清代吸食鸦片概况》，
此文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张馨保的
重要著作《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一书，详细考察了中国对鸦片贸易
的反应。还有一本用中文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写的优秀传记，即林崇墉的《林
则徐传》，其中相当详尽地叙述了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鸦片战争本身引起当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在西
方，象奥赫特洛尼的《英国的对华战争》和伯纳德的《1840—1843 年复仇女
神号航行和服役记事》（均出版于1844 年），都生动地描述了冲突情况。在
这两部书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系列生动地描写鸦片战争的军事史书，首先
是1946 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国泥淖》，接着是1964 年出版的贺尔特的《在
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最后是比钦的《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在这类英
文著作中，写得最好的是费伊的《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一书，此书把
军事史和对社会及政治的精辟分析结合了起来。
也有战争参加者所写的中文回忆录。林则徐本人的《林文忠 公全集》（两
卷本）内有当时的日记以及给朋友的书信和呈给清帝的奏折。林则徐的顾问
们也写了有关鸦片战争的历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记闻》，以及魏源《圣武
记》中的部分章节；派克在1888 年已将它们的一部分译成英文，书名为《中
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述》。1851 年，夏燮发表了他的《中西纪事》一书，此
书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叙述，而且包括许多第一手材
料。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献集子和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两卷本）中
还有当时其他一些记述，其中有些内容（包括林则徐日记）已被译成英文，
收于韦利的既富于同情心而又引人入胜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一书中。
蒋廷黻的几篇著作对于缔结《南京条约》的历次谈判进行了探讨，其中
包括他用英文写的关于把同样的商业特权普遍给予西方各国的一篇文章（载
《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1 年10 月）。这些谈判既是邓嗣禹的《张
喜和南京条约》一书的主题，也是上述费正清论述贸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
题。最后，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谢兴尧的几篇重要文章，讨论了鸦片战争
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些文章收录在他的《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中。鸦片
战争与太平军叛乱起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波多野善大论述太平天国的一
篇文章（载日文《历史学研究》，1951 年3 月）和小韦克曼的《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一书的研究重点。
第五章 条约制度的形成
有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中国“开放”或者说外国入侵的资
料，有着非常明显的渊源可查。首先是英国在入侵中国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就
在议会文件（即蓝皮书）中公布了英国一方的报道——如1840 年的大蓝皮书
和1859 年的488 页的蓝皮书； 这两本蓝皮书中的文件说明了英国的政策为
何必须这样发展。了解才能得到谅解，从那时起人们已理解了英国的行动。
只是到最近才出现对一些证据重新评价的研究作品，例如，提出1856 年驻广
州巴夏礼领事在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谎说亚罗号上挂有英国国旗之事（见
第五章注42）。
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资料只是在1930 年才开始出版，这就是北京故宫博物
院编的关于“筹办夷务”的专集，它自1836 年道光时期经咸丰和同治时期至
1874 年止（见下面书目中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和斯威舍的《1844—1861
年中美关系研究》一书中的记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1937 年，从故
宫文献馆中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关系的文献（见费正清的《清代文献入门提
要》中的目录）。1936 年东京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共4，485 卷），
所以史学家们大出意外地能够得到迄今基本上还是保密的和体现了清政府主
要意图的官员们的重要奏折和皇帝的谕旨。不错，有些宫廷起居注选编（象
《东华录》以及一些重要官员奏议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
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促进这个方面的研究，那时许多研究者也没有根据蓝皮书
的丰富内容去搜索伦敦档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中，中英双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献：
伦敦档案局中有从中国带回的英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档案，有机密印制品（参
见罗惠民的《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和最近从英国驻北京
大使馆带回的中文档案（参见庞百腾著《对伦敦档案局所藏广东省档案的批
判性指南》）。日本在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贡献，他连续公布了数卷
在伦敦档案局发现的中文材料（见浦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的《1953
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方面，从1950 年以来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内容广泛的文献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54 年出版齐思和编的六卷本 《鸦片战争》一书，它竭
力用文件说明人民大众的心情和行动，以补充书中官方记载的不足。特别值
得重视的是阿英（钱杏邨的笔名）编的来源于民间的资料。
条约口岸很早就开始产生了一批论述当时中国的文献，此传统一直持续
不衰。第一个汉学权威是德庇时爵士，他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后来
为英国驻香港的全权公使和总督，1836 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及其
居民概论》，后来 1857 年出了修订版，篇幅扩大到980 页，仍为两卷本。
那时，卫三畏的《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文化、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概述》
（两卷本，1848 年初版，1204 页；1883 年修订版，1611 页）一书已超过了
德庇时的著作。卫三畏的著作是这类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此书直接反映
了1833 年以来驻广州外国人的经验，特别是表达了早期传教士们的观点。这
部书还利用了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月刊（编者为裨治文和卫三
畏，从1832 年办到1851 年）。1845 年在香港开始出版《中国差报》，1850
年在上海出版《北华捷报》。所有这些报刊都刊载各种事件，同时也用来表
达并保存了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
由于有了这些可利用的资料，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就是退休
的中国海关监督马士（他在哈佛大学1874 年得文学士学位，1924 年得文学
博士学位）。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 卷于1910 年出版，是“蓝皮
书历史”的主要经典著作。马士有三十年当晚清官员的经验，这使得他对1834
—1860 年记载的论述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对他那个时代来说）难得的公
正性。在日本，论述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已由东京大学坂野正高教授发表（参
见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二十多个条目）。他的主
要英文著作是《1858—1861 年的中国与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当然，另
外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脚注中列出。
记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莱恩-普尔和迪金斯的热情洋溢的两卷本《巴
夏礼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记述阿礼国爵士生平的两卷本《维多利亚时代一
位驻华的英国人》。巴夏礼与阿礼国这两位书中人物现在应当受到重新评价。
旅行记包括法国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胜的观察记《一次穿越中华帝国的旅
行》（两卷本），以及英国植物学家福钧的观察记，他为印度获得茶种，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三次穿越中国内地各省旅行。两次鸦片战争使
参战的外国人写下了许多回忆录。
中国的观察家在当时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
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这两部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作为世界地
理出版的；最近伦纳德、米切尔和德雷克等人对它们进行了研究。已故的张
馨保研究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J.Y.黄则根据伦敦档案局的
广东省档案研究了叶名琛大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总理衙门
档案写了四十多种专著，主要涉及的是1860 年以后的时期，但是吕实强和王
尔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 年以前。
论述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参看卡迪的《法帝国主
义在东亚的根基》。关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见恩迪科特的《1841—1962 年
香港的政府和人民》。上海的早期历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总的来说，如果把整个有关中国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触的历史研究工
作用出版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来衡量时，史学家们在这
方面似乎处于发轫阶段。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 年以后的
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对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
开。现在还没有发现用任何文字撰写的论述嘉庆和道光时期（1796—1850
年）的重要著作。《历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已经提出了问题并表明了新的
看法，我们期待众多的中国史学家们能做出成绩来。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由于基本资料既缺乏，又流失于全世界，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
有专攻太平军叛乱的史学。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
部概论性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根据从外国博物馆和
图书馆新发现的许多中文资料，开始开发这个领域。在西方，1927 年黑尔突
破了前此从通商口岸的角度观察这次叛乱的观点；他的《曾国藩和太平军叛
乱》一书通过利用曾国藩全集的资料扎扎实实地用中国人的观点来考察常胜
军。自那时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资料集和研究著作，要了解它的概貌和广度，
最好去查阅邓嗣禹所编的优秀的批判性书目——《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
此书对东亚文字和西方文字所写的资料及专著都进行了评述。
研究人员还有必要参考张秀民等编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它以拥有
各省的资料见长。关于地方志中的重要材料（这是了解叛乱对地方社会所起
影响的唯一途径），可参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所附的374 篇书
目。
自从邓嗣禹的书目出版以来，大量重要著作问世。其中论述这次运动的
最优秀的英文著作是迈克尔和张仲礼的《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
一卷是精心研究的叙事史。第二、三卷是篇幅庞大的新译太平天国文献集，
其范围从主要的典籍直到片断的昙花一现的事件。除了内容广泛的东亚和西
方文字写的书目外，这三卷书中的评点性注释使它成为认真研究太平天国者
的必备之书。
自邓嗣禹的书目问世以后，又出版了一部大部头资料集，这是南京太平
天国博物馆根据从各省地方图书馆周密搜寻得来的资料编成的（显然由罗尔
纲指导进行）。发现了许多罕见的或未曾 公布的资料，由于收集的全部资料
分量过大，不能完全发表，所以出了六卷选集，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还发表了一部点燃太平天国叛乱的宗教小册子的复制本，即梁阿发的《劝世
良言》，这是一份人们经常讨论但却很少读过的罕见文献。
晚近另一些著作中有王尔敏研究李鸿章淮军的《淮军志》；邓嗣禹的《太
平军叛乱和西方列强》，此书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书名的范围，也论及这次运
动的许多附带事件，包括另外一些叛乱在内；而简又文的有长期价值的著作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已有英文节本。其他一些可使用的资料另见第六章的
脚注。
第七章 1800—1862 年的中俄关系
已出版的有关十九世纪中俄关系的书籍，着重研究的是瑷珲条约、天津
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对于中俄贸易，特别是新疆的中俄贸易。以及对固
勒扎条约背景的研究则很不够，苏联著作主要是试图开脱它侵占清朝领土的
罪责。中国著作则针锋相对地予以谴责。甚至对这个题目，持任何一方观点
的人都没有发表过分析深刻的论著。我们期待着全面了解俄国政府内部关于
黑龙江问题的意见和穆拉维约夫按照官方训令行事的程度。我们还希望了解
北京怎么会容忍事态发展到让俄国侵吞领土的地步，清政府对满洲东北部的
了解或关注的程度有多大，以及丧失领土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反应。（政府对
此是如何解释的？谁关心过此事？）
对英语读者来说，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是研究整
个中俄关系的最好著作。对1858—1860 年间的谈判论述最充分的是奎斯特德
的《1857—1860 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家庭》一
书也很有价值。更早一些时候论述俄国合并黑龙江的优秀著作是拉文斯坦的
《俄国人在黑龙江》。论述十九世纪的中俄关系而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有法
乌斯 特的《1727—1805 年俄国对华贸易及其背景》。
苏联的最重要著作是斯拉德科夫斯基的《1917 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
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和纳罗契尼茨基的《1860—1895 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
东的殖民政策》。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仍旧是
研究俄国在黑龙江活动的必要资料。对于研究总的俄国对外政策来说，《十
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是一大贡献。《俄国东方学史概论》
丛书，提供了关于俄国汉学、蒙古学及有关学科的发展的有见识的资料。
中国关于1800—1862 年中俄关系的学术成绩粲然可观，但是大半都着重
谈领土丧失问题，而且对俄国扩张行为的评论过分简单。对俄国行为的大部
分论述无非反映了他们的认识，即俄国人需要一个不冻港口，以及他们在中
近东受到了挫折；例如，陈登元的《中俄关系述略》和曾志陵的《中东路交
涉史》即是如此。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对中俄关系有较深
刻的认识，它还使用了俄文材料。
最好的一本书是赵中孚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
关于包括蒙古和新疆边界在内的整个中俄领土问题，研究最全面的是程
发轫的《中俄国界图考》（1970 年增订版）。此书由于为清帝国提出过分要
求，对清朝的藩属的涵义作了误解，从而损害了它自己的论据。此书和第二
十页相对的那张地图颇引人瞩目，它把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尼泊尔、不
丹和缅甸都划入清朝版图。虽然如此，但此书资料丰富，如果审慎地使用，
还是有所帮助的。在《中俄交界详图》一书中可以看到极其出色但尚欠细致
的地图。
上述赵中孚、克拉布、奎斯特德、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徐中
约的《伊犁危机》中，都附有不同文字的参考书目， 包括一些日文著作。主
要的原始文献汇集有《清代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四
国新档》（第三卷）。
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已见上文，兹不赘）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研究清朝中兴，在书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一书
作为起点。至少对同治时期（1862—1874 年）来说，芮玛丽不仅仅钻研了《大
清历朝实录》，而且还钻研了许多呈给皇帝的奏折汇编，更不用说许许多多
次要的中文著作了。但是清代文献性质是如此芜杂，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致
一部描述有清一代的全面著作不可避免地会遗漏某些资料。此书较为重要的
遗漏是现已发表的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的机密通信；另一些重要遗漏是已公
布的地方大员的“批牍”部分，包括象曾国藩、胡林翼等督抚对地方官（府
县官员和地方统领）的呈文的“批答”。根据留存的江苏巡抚1868—1870
年文件中内容广泛的“批牍”，奥斯科在1975 年后期完成了《丁日昌在同治
中兴时期的江苏》这篇优秀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此文研究了芮玛丽所研究
的一个课题，即衙门胥吏的行为方式末起变化，他们仍在收税和处理诉讼方
面起重要作用。
自从《同治中兴》发表以来，北京史学家公布了他们的文献汇集，其中
有些文件选自未转移到台北的故宫档案和军机处档案。（虽然清代历朝的大
部分极珍贵的文献现在在台北，但是同治时期的大批文件仍留在北京）。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经系统出版它所保管的总理衙门档案。许多官
员和学者的集子目前已在台湾重印，迄今尚不易得到的许多地方志也在台湾
印 行。虽然芮玛丽未见过的资料中只有一部分现在得到了研究，但所做的新
探讨已足以引起争论和提出对这一时期的新观点。
迈克尔在他给斯佩克脱的《李鸿章和淮军》一书所作的导言中论证说：
“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治中兴’，因为地方政权一旦建立，就得继续下去”。
但是芮玛丽在评论斯佩克脱的这本书时（载《亚洲研究杂志》1966 年2 月号）
指出：斯佩克脱先生本人好象在书中半途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在书中第171
页上声称，地方利益和帝国有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李鸿章身上（更不要说曾
国藩）也许部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他行使的中央职能和地方职能
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此后的论著有李国祁（论刘坤一在江西）、
阿谢德（论1875 年之后的几任四川总督）和贝斯（论1884—1889 年期间张
之洞在广东）等人的文章，已经证实了芮玛丽有关中央继续拥有大权的论点。
晚清督抚们的所作所为与清初的“三藩”很不一样。皇帝在十九世纪后期任
免官吏的权力，象鸦片战争前的年代一样，事实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魏秀
梅的统计学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 年）表明，整个
光绪年间98.6％的巡抚和82.4％的总督在一省供职均不超过六年。
论述督抚以下人事政策问题的专著有两部，它们都强调同治时期官员们
日益使用“幕友”的重要性，这就是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
和波特的《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弗尔索姆使用“幕府”一词来概括全
部朝廷许可的和半正式的办事处局（象厘金局、制造局、甚至勇营），从而
把“幕府”这个特定的词变成了一个隐喻。但是象斯佩克脱一样，弗尔索姆
也指出象曾国藩等高级官员和被他们引进半正式的政府处局的那些人之间的
私人感情具有重要意义。但波特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有这种“儒家”式的关
系，但湘军及其许多所属单位很重视专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走上了“专业
化”的道路。在曾国藩这位钦命统帅的推动下，内 战的危机迫使清廷进行了
某种程度的行政合理化的改革，这个行动足以促使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
“自强运动”发展起来。这两部书使我们目前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认识大为
增加，尽管象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些人物的经历仍然有待于
充分地评价。
芮玛丽关于清代中兴的论点遇到了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敌
人》）和波拉切克（《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的最强烈的挑战。库恩的卓
越的研究著作，不仅阐明了规模甚小的地方防卫力量在与太平军战争中所起
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在1864 年后地方名流在县以下的地方可能加强了治安
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权力。这个重要假设必然会促进学者去探讨光绪时期的
浩瀚的史料，以研究各省的帝国新型军队在面临动乱时的部署和官员们试图
恢复“团练”的经验，例如在1891 年长江流域普遍发生反基督教骚乱时期的
这类情况就应该研究。
波拉切克甚至更加确信，清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胜利，只是导致绅
士势力超过官僚（包括基层官僚在内）。此外，他对甚至战后恢复时期实行
的儒家经世之道的吏治也有怀疑。他从一篇研究农村佃户困境的优秀著作《租
核》中得到了重要论据，此书是陶煦在1876 和1884 年间写成的；陶煦是江
苏的一个文人，他批评冯桂芬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减租，虽然后者1863 年在
江苏东部为减赋作了很大努力。（《租核》一书首次发表于1895 年，1927
年由其子重印，后被铃木智夫复印而成为他1967 年的一篇文章的附录）。这
份有价值的史料连同村松祐次所编的论述江南地主租栈业的一本论文集
（1970 年）一起，现在值得引起研究同治时期学者们的注意，也应引起研究
儒家经世之道的所有学者的注意。因为我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接受，要么
以某种形式修正波拉切克的这个论点：佃户的人数在中国许多地区比勉强能
自给的农村小土地所有主人数更多，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即使 绅士和官吏中
最想改革的人实际上也是虚伪而贪婪的，因为这些人并不关心众多老百姓的
疾苦。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要研究被称之为“自强”（或称之为“洋务”）运动的政策和方略，奏
议和谕旨仍然是基本史料。可是，虽然我们从八卷本的文献汇编《洋务运动》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能看到一些情况，但在为一些官员身后出
版的文集中所收的半私人信件也能透露出更多的内情。这部八卷本的汇编还
有另外四类：(1)杂文，例如从薛福成或郑观应谈改革问题的文章中抽出的章
节；(2)杂记，例如在王韬的几篇上海随笔中抽出的关于江南制造局的简述；
(3)传记，象官僚买办徐润的自传；(4)日记，如翁同龢（清帝的老师，在京
畿追求权势）的极其有价值的日记，它们对了解直到1898 年年中为止的北京
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总理衙门制定政策的问题，特别反映在两位通商大臣和其他以督抚为一
方同总理衙门为另一方的来往文件（附有下属官员的文件）中。这个问题现
在可以利用九卷精装本或者十七卷平装本的《海防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出版）进行研究。这部资料集有时收有总署大臣们坦率直陈的半
私人信件，可以用来和督抚们的私人信件（如李鸿章给丁日昌的信）相对照，
进而推断他们向清帝上疏时的动机。《海防档》中涉及实施各种不同革新计
划的材料，可以和中国及西方的个人或报刊上的记述合起来读：例如，包耳
格所著马格里的传记中保存的马氏的信件，或者在《北华捷报》或《申报》
上发表的有关机器制造局和学校的报道，均可读。
关于西方报刊的资料，可参看弗兰克·金和克拉克合编的《1822—1911
年中国沿海报纸研究指南》。关于赫德及其下属海 关税务司的作用，可见费
正清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涉及中国外交关系的几部分海关
档案，都已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出版，书名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北京的几个历史学家（如邵循正）为了研究“自强运动”，使用过这些档案
中的一些资料。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1840—1895 年）
是一部很出色的综合性资料，它把有关资料都收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他为此
书所翻译的西文材料），可惜它不大使用档案材料和清代官员的通信。
因为我们在第十章仅仅阐述“自强运动”的一个方面，即主要为“军事”
目的而去寻求西方技术的方面。所以下面提到的只是有关这个缩小了的论题
的重要著作。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一辈史学家主张“自强运动”是出于爱国主义，例
如蒋廷黻关于“中国与欧洲的扩张”的主旨即是如此。但甚至蒋博士和与他
具有同样思想的学者们对李鸿章也并不宽恕，认为他有所谓的贪污行为，特
别是认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牟安世的内容广博的著作《洋务运
动》则把“洋务运动”放入了毛主义的史学框框，认为它是“封建官僚”向
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被看作是
旨在镇压国内起义，是盗窃国库的手段。此外，由于容许赫德干预中国事务
及助长经济帝国主义（特别是西方军火商的操纵）和文化帝国主义（包括教
会的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出版物），象李鸿章这样的人就被视为卖国贼
了。（北京史学家研究“洋务运动”的文章有三十三篇，书有十部，请看林
要三1966 年发表的一篇史学论文）。K.H.金在《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
观察》一书中指出，许多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
来就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论述这次运动了。
日本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市古宙三在他1960 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
章中认为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时期是致 力于保护“绅士地方利
益”的保守势力。尽管如此，市古还是相信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关心公职
的，虽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更重要的政治实体仍然是天朝，而不是民族-
国家。波多野善大在他论述李鸿章的文章（1961 年）中，同样相信这个政治
家不断进行“军事”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对清朝属国朝鲜的侵略。
美国史学家们也把李鸿章的改革动机当作一个争论的问题。斯佩克脱在《李
鸿章和淮军》一书中说：“当李鸿章谈论自强时，他所讨论的是一般原则；
当他投身于自强运动时，他是在加强他本人的势力”（第153 页）。但是弗
尔索姆认为，李鸿章虽然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个人权力，但同时必须把他看
成一位爱国者。弗尔索姆认为，李鸿章甚至用私人财富去争取北京的支持，
也用这些财富来供养不在正式文官或绿营军编制中的大批部属。（这个假设
现在已被李鸿章给潘鼎新的机密信件中的话所证实；这些信件是在上海发现
的，已于1960 年公布）。由此弗尔索姆先生得出结论说：“曾国藩在权力面
前退缩，李鸿章则是伸手要权力；曾国藩力求保卫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力
图保全中国”（《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190 页）。
此后一些著作研究了与李鸿章有共同观点的另外几个官员，认为“儒家
爱国主义”之说并非谬论。吕实强1972 年论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专著指出，
自从1864 年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以来，他就致力于实现一个广义的“自强运
动”，使它甚至包括国内的行政改革。王家俭1973 年论述文祥的文章，也同
样证明这位清朝大臣确信（这信念形成于1864—1866 年），学习造轮船甚至
建设铁路，是复兴中国之所需。“儒家的爱国主义”概念在庞百腾l973 年论
述沈葆桢拆毁最初由外国商人在违反条约规定情况下修建的吴淞铁路的文章
中被详加发挥。
为什么“自强运动”所办的事业那么少，而往往又被批准得那样慢呢？
为什么已兴办的项目没有办得差强人意一些呢？“毛病出 在何处”？托马
斯·肯尼迪的一篇史学史文章《根据最近著作试析自强运动》（载《清史问
题》1974 年11 月号）从这个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行了再考察；此文特
别提及李国祁、吕实强和王尔敏的著作。此外，肯尼迪还指出了学者们中间
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超出了自强运动的成败问题的范围，而去研究“自强运
动时期各种演变和发展倾向，力图把这些倾向和后来二十世纪的发展联系起
来”。
自强运动举办的事业没有实效，而且所做之事甚少，这仍然是历史事实，
并且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可耻地失败，这些事实在维新和革命声中就显得更突
出了。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吸取西方力量的秘密为什么出师就不利，下述著作
提供了良好的开端：(1)论慈禧朝廷中派系政争的有吴相湘的书（1961 年）、
伊斯特门的文章（1965 年）以及李宗桐和刘凤翰所写的李鸿藻传记（1969
年）；(2)论造船厂和制造局的有张玉法的文章（1971 年）和托马斯·肯尼
迪的两篇文章（1971 与1974 年）；(3)论水师和陆军训练计划无效能的有罗
林森的书（1967 年）、王尔敏的《淮军志》（1967 年）中的有关章节，以及
史密斯在《近代亚洲研究》（1976 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4)论负责
沿海防务而对西方革新持漠然态度的地方官的有李国祁论刘坤一的第二篇文
章（1975 年）；(5)论为引进科学技术而开办培训学校的，有毕乃德的权威
性专著（1961 年）以及贝奈特关于傅兰雅传记性文献书目的研究著作（1967
年）。（关于“自强运动”之经济问题的著述，见本书下一卷的书目介绍）。
第十一章1900 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论述十九世纪在中国的基督教布道会的书籍数量很多。可 是，这类著作
的绝大部分是传教士们自己写的，所以不难理解，其总的观点就是传教士们
所持的观点。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使用中文资料，并从中国史
的角度认真考察基督教的传教会。这一节书目介绍的主旨在于评述这个新的
研究领域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
就用英、法和德文写的主要书目和研究指南来说，最合适的工作起点是
参看卢茨所编《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一书中有注释的“对辅助读物的几点意
见”。此书未收录两篇有价值的作品，一本是马钱特编的《英伦三岛派往中
国的新教差会档案与记事索引，1796—1914 年》，另一本是怀利编的《基督
教新教传教士纪念华人的回忆录：附他们的出版物与讣告一览》。怀利的著
作收录了新教在清帝国最初六十年活动时期传教士的中、西文出版物，并对
之作了概述。论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间三百多起冲突（教案）的中文文献全
部收在吴盛德和陈增辉合编的《教案史料编目》一书中。
尽管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从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它仍
是全面概述传教事业的最出色的西文著作。赖德烈是从写传教史这一有利地
位出发来探讨他的论题，他没有使用中文资料。此外，他的新教的偏见也表
现在许多地方。虽然如此，他的论述有充分的史料根据。而且总的来看是非
常客观的，有一部规模类似的日文著作（虽然仅以清朝为限）为佐伯好郎的
《清朝基督教研究》。长期以来，人们期望中国方面能写出一部综述基督教
传教事业的著作来。
由非当事人对十九世纪中国的新、旧教传教运动进行的认真研究，现在
刚处于开始阶段。魏景星的《1842—1856 年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一书，
探讨了整个条约时期，并且广泛使用了中国官方文献以及法国政府和天主教
会的档案。有两篇短的著作对新教传教主张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这就是
米勒的《目的和 手段：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中国为武力作的辩解》（载费正清
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和福赛思的《驻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团体，
1895—1905 年》。近年来对新教事业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传教士的生
活和经历。这方面的几个例子可参看《中国论文集》。大部头的研究著作有
古利克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以及小海亚特的《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
美国传教士》。
新教与传教士对太平军叛乱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重大兴趣，特别在西
方史学家们中间是这样。这方面的开山著作是博德曼的《基督教对太平军叛
乱的思想影响》。中国学者们所写少数几部着重论述基督教作用的著作中，
有一部是简又文的权威作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
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2 和第3 卷中，载有太平天国时期基督教
史料的英译文。
近些年来，对于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起的破坏作用展开了广泛研究。最
先论述十九世纪后半叶主要“教案”的是王文杰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
探讨反基督教思想的有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
发展（1860—1870 年）》和李恩涵的《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台北
《清华学报》，1967 年12 月号）。
总理衙门关于1860—1871 年间教案的档案，已分作两辑由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出版，每辑有三大卷。总共有3209 件文件，按省份排列。可参看
张贵永等编《教务教案档》。关于同治时期教案（包括1870 年天津教案）的
论述，见以下三部书：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1860－1870 年》、吕
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和费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
佛亚洲研究杂志》1957 年第20 卷）。卡尔森在他的《1847—1880 年的福州
传教士》一书中考察了福州地区中国人和传教士之间的摩擦。有许多对个别
事件的出色研究之作见《中国论文 集》。韦尔利的《1891—1900 年的英国、
中国和反教骚乱》、矢泽利彦的《长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载《近代中国研
究》，1958 年第1 期）及其《长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
1960 年第4 期），都对1891 年长江流域的骚乱作了考察。关于共产党人对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反基督教运动的看法，可见李时岳的《甲午战争前三
十年间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 年第6 期）。
要知道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教徒的角度对基督教作出的有趣的观察，可
见贝奈特和刘广京的《中国谚语中的基督教：1868—1870 年时期林乐知和早
期的〈教会新报〉》（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
基督教传教运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很受注意，但很少研究。关于
以医学、教育和救荒为重点的简要介绍和分析，见小海亚特的《新教在华的
传教活动（ 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此文载《中国论文集》1963
年第17 期，转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博尔的《作为救灾官
员和国家改革倡导者的李提摩太》一书，对李提摩太的救济饥荒和预防饥荒
措施作了研究。
格雷格的《中国与新教的教育自治》一书，对基督教在教育领域中的活
动作了概述。卢茨的《中国与基督教所办书院一百年》一书，对晚清的基督
教高等院校作了全面评述。
许多著作谈到了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贡献，其中最有用的仍然
是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第二版）。基督教传教士的戒（鸦片）
烟活动常常是和教会医院联合进行的，探讨这个问题的书有贝蒂的《新教传
教活动与中国的鸦片》（载《中国论文集》 1969 年， 22A）。斯宾士在《1830
—1910 年美国的传教活动》一文（收于鲍尔斯等编的《中国的医学和社会》）
中提出，研究传教士在医学方面的活动可以加深对晚清社会内部 动态的了
解。
关于新教参与非宗教性出版工作和它在之方面影响的有两篇文章，即巴
尼特的《长老会传教士和在华的教会出版事业》（载《长老会历史杂志》 1971
年冬季号，第49 卷4 期）和《新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载
《近代亚洲研究》1972 年4 月号）。贝奈特的《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
十九世纪的中国》一书，探讨了傅兰雅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所起的促进作用。
研究1890 年前入基督教的中国改革家的著作，有科恩的《十九世纪中国
的“基督教”改革家》（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最先研
究新教传教士著作（尤其是《万国公报》）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改革运动之
影响的作品，有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陈启云的《梁启超所受的“教
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 1962 年16 期），研究了传教士对一位改革
领袖所起影响。
共产党人在评价传教士对晚清改革运动之影响时，强调文化帝国主义这
一主题，丁则良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
书即其一例。
（陈书梅 译）
--
http://photog.sa20.com/upload.iforum.php/D06C6277-FC03-06AB-0B15-AD4B68AEBC0A.jpg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http://bbs.hit.edu.cn·[FROM: 202.118.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