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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NewZerg (千金买一醉),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剑桥清朝史卷二 上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Thu Dec  2 12:14:11 2004)

下卷前言
对历史的所有思考，都要求概括；而对中国历史进行思考、概括却成了
一个特殊问题。“中国”一词事实上是现代语言中概括范围最广泛的一个概
念。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生息之地极其广袤、历史记录最为悠久的最大的人类
群体——在这几个方面，中国是无与伦比的。只要想想“中国”或“中国人”，
就会形成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无论从人口、年代或从土地面积来看都是这
样），其概括程度之高，在其他历史领域中几乎是不能企及的。自米诺斯时
代以来的欧洲是一个较小的政治实体。我们对欧洲的知识较多，对中国则相
对地无知；如果竟因此说欧洲的历史要比中国还复杂，那就未免自以为是
了。直到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述要更为广泛。也许，中国比欧洲更为强
烈的统一意识产生了比欧洲更高的一致性，也许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历史学
家首先关注社会秩序、国家及其统治阶级，因而造成了这种错觉。
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向当代各个民族展示昔日的中
国的形象，人们正在对业已高度概括的中国历史记录进行研究，以寻求对历
史事实的种种综合归纳和统一的观点。这个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但难度很
大：公众既需要了解历史的概貌，往往同时又寻求预定的结论，期望着据以
或则揪出坏蛋，加以声讨；或则确认罪责，为之惋惜；或则为某些学说辩诬，
重新加以肯定。
这就意味着，研究中国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所作出的种种贡献，必须较平
常更加细致，而对外人所写的中国史，尤其要详加考察。例如，西方的近代
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这是外国人特别容易研究的近
代中国的一个方面。自然，自1840 年（或者说自1514 年）以来，外国对中
国的多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以鸦片战争这场外国入侵作为中国
近代史的起点，都已成为习惯。但是，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只形成中国人民日
常生活环境的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风土人情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环
境中仍居统治地位，而且变化缓慢。那么，外国势力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影响
会不会日益显得不那么大了呢？是会这样的，但不是由于这些影响本身的规
模或重要性有所减小和削弱，而是因为关于中国本土的经历的知识日积月
累，致使它们相形见绌罢了。
本书上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国商业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而是从北京着眼，
即从十九世纪初期清帝国在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典章制度开始。接着便讲述十
九世纪上半叶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秩序方面日益增长的国内问题。在对太
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以及对历尽艰险、来之不易的同治中兴的论述中，还可
以看到内部失调以及复苏的迹象。中国的经济，乃至中国的军事体制，都显
示了一个虽然古老、但却远远没有停滞的社会内部的活力。面对着这种种史
无前例的压力，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样奋斗求存。到了王朝的末期，
满洲人在亚洲腹地建立的这个帝国在十八世纪期间的文治武功，显然已为汉
族人民从中国本部向满洲、蒙古、新疆和东部西藏这片广大的边境地区的扩
张打下了基础——这一长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乃是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
的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的结果。
广州贸易——一条有来有往的渠道——的兴起不过是汉族在人数、移
民、贸易乃至投资方面的巨大扩张最著名的一例。中国人的这部分扩张活动
早已在海外发生，与欧洲人的扩张活动并驾齐驱。它发生在清帝国的疆域以
外，参与其事的是中国沿海的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次要的传统，其历史之
长，大约为在官方历史上居统治地位的大陆官僚帝国的主要传统的一半。以
帆船从厦门和广州到东南亚（南洋）进行贸易，这种航海事业的开始大大早
于欧洲殖民列强到达同一地区的时间。只要回顾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军、
蒙古人在1292 年远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1405—1433 年横跨印度洋的远航
等等事实，就可想象这种情况的一般了。诚然，蒙古势力于十五世纪四十年
代再次崛起，使明朝无暇南顾，而另一个实行海禁的亚洲内陆型帝国——清
王朝又取代了明朝，这样，中国皇帝对沿海一带的领导权于是告终。但事实
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东南亚殖民地统治者，仍然
愈来愈依靠中国的商人和经纪人经营零售业和履行特许专卖户或小包税人
的职能。华侨成了欧洲殖民地的一个特殊的中间阶级；同样地，他们也成了
暹罗统治者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在暹罗，某个华侨便建立了却克里王朝，它
直到今天还在曼谷进行统治。中国海上的航海家和企业家尽管得不到北京的
赏识，有时甚至还受到申斥，但他们仍然这样地参加了东南亚的近代初期的
商业革命以及从而导致的殖民主义活动。
当这一日益加速增长的国际贸易终于通过广州南面的虎门而打开了进
入中国的道路时，或者进行合法贸易、或者进行鸦片贸易的广州、汕头和厦
门的商人们就成了日后扩大国际接触的原动力。尽管外文的商业资料过多而
中文的商业材料目前尚少，我们仍可以知道，中国的对外贸易显然是一种中
外合营的企业：事实上，通商口岸一旦开放，洋行的买办便经营着大部分贸
易，既从通商口岸入口，也通过通商口岸出口。不管外国侨民怎样考虑他们
的主权、他们的条约权利或者他们的炮舰火力，香港、上海及其他贸易地点
都是中国人的城市。既可以说中国人参与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开发，也可以说
外国人参与了中国对它自身的商业开发——这两种说法几乎同样符合事
实。东印度公司的大宗广州茶叶贸易从1784 年到1834 年前后增长迅速，而
茶叶归根到底是来自中国。与远在新疆和满洲的中国农民和商人一起，沿海
中国的航海者和企业家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活力；鉴于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本国
政府的什么帮助，他们的表现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说对外贸易是中外人士都积极参加的一种双边活动，那么，还有一
种考虑可据以评价外国对晚清历史的影响：在十九世纪期间，在几乎所有各
个民族的经验中，对外交往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乘外国
船只飘洋过海的小规模华侨移民相比较，大批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的时间要早
得多。对英国公众来说，鸦片战争在战略上不如第一次阿富汗战争那么关系
重大，义和团之乱也不过是英布战争长期磨难中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就大
多数民族而言，工业化来自国外；许多方面的变化的重心被认为是在本国以
外。国际的科学和技术，如同国际的政治和贸易那样，越来越对世界社会的
全部生活作出贡献。从这个观点看来，外部影响对晚清的历史起了空前重大
的作用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中国进入了世界社会，这给本身就深深地受到外国影响的种种历
史事实的阐述提供了依据。这些阐述把中国的经验与其他民族的经验联系起
来。首先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其次用“现代化”的概念来联系。其办法
是通过类比，即设法在中国寻求普遍见之于其他各地的现象。
帝国主义和现代化二词都几乎属于超历史的范围。历史学家真要使用它
们，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一般地说，帝国主义指外国的主
动行动，现代化则是国内的进程。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还没有达到使中国
殖民地化的地步。还没有出现外国人只是为了出口贸易而发展的种植业经
济。即令是工业棉纺织品的输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所归咎的祸根——也并
未摧毁中国的手工织布的生产；手工织布业由于有了价格较廉的机制棉纱而
得以延续到二十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因为农户中不如此就无活可干的成
员就是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的（织布所入不足以■口，但仍可以增加他们微薄
的家庭收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约还有百分之七十的棉布出自手工织
机。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人的家庭仍然多么需要利用它们的无业劳动力。手工
织布固然是贫困的标志。可是，从遏制工业棉布的垄断这一点看，它也表明
整个中华民族怎样躲过了沦为外国商品的广大市场（香烟和照明煤油例外）
的厄运，而躲过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太穷。这个例子可以提醒我们，关于与外
国帝国主义者发生关系时的晚清中国国内的各方面情况，我们还有更多的东
西需要了解。
帝国主义引起的心理影响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帝
国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在思想和心理方面愈到后来便愈显得重
要，因为它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这个主题在计量经济学的领域中却
未能占这么大的份量。中国人关于受外国剥削的观念已经比剥削本身更为广
泛和更加容易地形之笔墨，载诸文献。外国人咄咄逼人地维护特权，作为主
要大事记入了历史，而在这个方面，传教士是可以与[外国]商人一争高低
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和炮舰外交、条约权利与外国人的存在，当时尽人皆知
无人不晓，今天也仍然是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人们记忆犹新。
后来的局外人的一种观点——即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在应用到中国
时，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近代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
而受到损害。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入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却可能
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如果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暂时的问
题，将会随着世界性文化的成长而消失。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
固有的高度概括性。我们认为现代化一词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
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
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
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
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的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
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
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
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
的篮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
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
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
随着当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不断增加和发展，我们应当可以
指望，人们对那种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提供初步结构的无所不包的概括的要
求总会减少了吧。晚清时代的具体经验和思想意识应该成为主要的课题，我
们这一卷书的许多部分就是照此办理的。虽然文学和艺术令人遗憾地不属于
这一卷范围，但哲学和政治思想这方面的历史却使我们大长见识，从而可以
洞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总之，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
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
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一句话，刺激就在你发现它所存
在之处，有刺激就会有反应，否则就根本不成其为刺激。
例如，经大运河运送漕粮以供应北京的制度日渐败坏，这使得政府在十
九世纪二十年代作出恢复沿山东向北京海运公粮的努力，这是讲求实际的行
政官员们在经世学派传统主张范围内实行的一项制度兴革。但只是在十九世
纪七十年代才采用轮船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自强运动的理论基础——
即借西洋技术以保卫中国——可以被看做是传统的经世论在新形势下的应
用。只是在经过许多灾祸之后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
义的思想才被夹带而纳入儒家的意识，当作维新运动的必要纲领。最后，改
革家的斗争主要不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那些使帝国主义得以实现
其野心的中国的传统。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
“苟齐其家，其谁敢侮之？”中国的力量必定来自内部。对于以古代经典培
养出来的学者来说，鼓舞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它的
过去。对于研究晚清史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这就使得理解中国伟大的传统
如同理解十九世纪一样重要。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头脑
里想的确实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也不能代替的。
芮玛丽（1917—1970 年）通过她的学生和朋友以及在两本分别探讨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本卷的起讫两个时期——的书中，留
下了她对晚期中华帝国史的研究成果。从哈佛大学1952 年博士论文发展而
来的《同治中兴》一书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问题和政策——这一工作不
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后都很少有人进行。根据她1965 年组织并主持的
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成果编辑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一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研究著作，它汇集了六、七个国家
的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芮玛丽从1945 到1959 年为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
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图书馆；从1959 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
她担任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剑桥中国史》本卷很多地方得力于她筚路蓝
缕之功，我们特将本书奉献给她，以志永念。
费正清、刘广京识
1977 年10 月
（张书生 译）
剑桥中国晚清史
第一章 1870—1911 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
切关系的。1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应相应地对十九世纪中国农业的结构和发展以
及它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在优先讨论农业时，我差不多同
样注意到了手工业、近代工业、贸易和商业及财政制度。如果这些区分显然
是老生常谈，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个可能的借口来辩护，即
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数量日增的例外以外，我写这篇概论所必须依靠的一
些中国的近代经济史著作历来都是叙述性的。
对以下各部分材料的处理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我在各个部分中将集
中论述满洲王朝最后五十年内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变化的情
况，直到1911 年和很久以后这个背景依然是一个在经久不变的社会结构中
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混合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在最后一个
世纪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相反，意识形态的风暴和政治风暴摧毁了这
个儒家的帝国。但是基本的经济变化和近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并不是
因为在晚清经济制度中它们自身有这种动能。它们显然是一种新的、可能仍
旧是脆弱的政治组合体的副产品，这个政治组合体本身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的
政治斗争、外国入侵和内战以后才得以形成。
人们在一开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相当数量有启发性的地方
局部材料相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也不可能为民国以前的
中国令人满意地取得这样的材料。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比象国民收入这样的基
本估量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表一经过修正，反映了对十九世纪中国国民总产
值的估计，就我所
表一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估计
1 ①本文作者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委员会和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在作者准备这
篇文章时给予的
支持。
部 门数 量（ 1000 两） ％
农 业2,229,941 66.79
非 农 业1,108,816 33.21
采 矿 业47,800 1.43
制 造 业* 128,000 3.77
建 筑 业30,000 0.90
运 输 业30,000 0.90
贸 易220,000 6.59
金 融74,645 2.24
住 房 建 筑164,000 4.91
政 府 劳 务164,000 4.91
各种职业的、绅士241,313 7.23
的以及其他劳务国
外的净收入11,258 0.34
合计3,338,757 100.00
*几乎全是手工业。
材料来源：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 1962 年），第296 页。本表估计
数的主要缺点除了公认的有非难的数字问题外，是张仲礼可能夸大了绅士劳务
的部分，以及过于认真地依赖1887 年关于耕地面积的官方材料。正如我在下
一节所提出的那样，这些官方材料和农业部分都至少应向上调整三分之一。我
这样做了，并且在不改变张仲礼的其他部分的数字的情况下，相应地重新计算
了百分比。
知，这是唯一的尝试。表内的个别数字常常是武断地作出的，但是否能够收
集到比此更加可靠的大量材料，也值得怀疑。这些估计数字大致显示了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几个经济部门的相对规模。
农 业
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
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 年与1870 年相去不远。（甚至进入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
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但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
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
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
作为农民手工业的纺纱业出现了绝对的和相对的衰落，以及为了应付这种衰
落而出现了农村非农业收入来源的部分再组合；在发展中的条约口岸附近的
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与中国大部分农村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出现了某种差
别；把各种土地使用的法定形式的差别加以消灭的那种早已在进行的过程已
经完成。
有关十九世纪后半期人口统计方面的有用的资料当然不可能得到。官方
估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口略为超过四亿人；有人争辩说，这个估计
数虽然不能说十分精确，但相对地说是可靠的。①太平天国之乱和十九世纪
中期的其他大起义不但使人口大量减少（特别在华中），而且又造成了经过
整顿的保甲制（这项制度曾经收集了1776 至1850 年期间有关人口的比较可
靠的资料）的崩溃。“从1851 至1949 年这一百年期间虽然可以取得各种数
字，但对人口统计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个空白。”②
但是，根据足够的叙述性材料，即使不能测算出增加的数字，也可以断
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王朝末年人口在缓慢地增长。从各省迁到未受严重
损害的帝国西部和北部的移民，逐渐又重新住到饱受内战之苦的长江流域各
省来了。在满洲王朝的最后四十年中，国内是比较安定的，与十九世纪中期
相比，也是繁荣的。虽然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有很大的重
要性，但它们对人口并没有大的影响。1877 至1878 年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大
饥荒以及1892 至1894 年和1900 年的几次较小的但仍很严重的饥荒无疑会
使人口暂时减少。由旱涝造成的这类危机在过去经常发生，而且在二十世纪
中也反复出现（例如1920 至1921 年、1928 年、1931 年的几次天灾）。它
们是许多“不发达”
国家人口统计类型中特有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类型中高而动荡不定的
死亡率和高而相对稳定的出生率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人口缓慢的、但是大
量的增长。
但是增长了多少？乔启明和J.L.巴克在1924 至1925 年观察了四个省的
4，216 家农户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后，估计中国的农村人口在十九世纪六十年
① 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第47—64 页。
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可能为1.4％。①这样的增长率
如果持续不断的话，就会使人口在这七十年中翻一番；从表面上看，它作为
一个实际的长时期的平均数是太高了，不过在短时期内对某些地区可能是正
确的。1934 年，实业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根据它的农作物上报者收集的回
顾性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材料，提供了1873 至1933 年期间农村人口和
农田面积变化状况的估计，我现在将它制为表二。表上显示，自1873 至1913
年的四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7%，即每年平均增加0.5%弱。假定1873 年的
总人口数在三亿五千万至四亿人之间，那么到1913 年总数应到四亿一千万
至四亿六千八百万之间。如果考虑到以下的事实：人口在十九世纪中期略多
于四亿；太平天国战争和其他内战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经过多年战争和
内战之后在中国进行的一次最接近于实际的人口调查算出1953 年中国的人
口数为五亿八千三百万人；那么1873 至1913 年的上述数字至少不是不合理
的。
如表二所示，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的答复者报告说，他们所在的几个地
方的农田面积与所发生的缓慢而持续不断的人口增长相比，并没有增加的迹
象。随之产生的人-地比例状况的日趋不利可以从表三所表示的农田平均面
积的历史性资料中反映出来（这些材料是巴克的实地调查员为他的有历史价
值的土地利用研究工作收集的）。绝大部分巴克的答复者把报告中耕田平均
面积
表二 1873—1933 年中国农村人口和农田面积变化的指数
（1873 年为100）
人口农田
1873 100 100
1893 108 101
1913 117 101
1933 131 101
材料来源：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编《农情报告汇
编》， 1934 年，第48 — 58 页。
的缩小归因于他们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在华北（巴克调查的冬小麦-高粱
产区），农田平均面积的缩小比华中（大米-小麦和大米-茶叶产区）更为明
显。这个差别可以归因于长江以南各省因太平军叛乱而造成的严重得多的人
口损失，和随之产生的华中和华南人-地比例的暂时下降。随着从人口比较
稠密的地区向这些当时人口相对地说比较少的省分移民，后者的人-地比例
又向上升，于是在1900 年以后，耕田的平均面积慢慢地缩小了。
① 乔启明和J.L.巴克：《中国农村人口集团的组成和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第2
 卷第2 期（1928
年3 月）第219—235 页。
虽然可以肯定1870 至1911 年期间农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但也没有
确凿的证据证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田面积的缩小，就出现了农民生活水
平急剧而长期的下降。各省向北京呈送的关于夏收和秋收情况的半年报告说
明，在整个十九世纪的过程中确有下降的趋势。可以合理地认为，如表四所
示，一定程度的恶化发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灾难性叛乱时
期。但根据帝国海关编的《海关贸易报告册》（简称《关册》）中所列每年
地方作物状况的许多报告，并不能有力地证明1870 年以后生活水平继续在
下降。我怀疑，清王朝最后几十年期间上报的较严重的歉收情况，部分地反
映了各省在大力抵制北京要求增加上缴税收额的迫切愿望，关于这种情况，
将在下面讨论行政和经济时作详细的论述。此外，因叛乱引起的人口减少可
称为马尔萨斯安
表三 1870—1930 年耕田面积的变化
每块耕田的平均耕作面积（公顷）
区域、地区和地点 报告的地点数
1870 年1890 年1910 年1930 年
中国55 1.37 1.35 1.06 0.92
产麦区域29 1.75 1.77 1.32 1.10
产米区域26 0.67 0.81 0.77 0.72
产麦区域
春小麦区（甘肃、青海） 2 0.48 0.51 0.66 0.71
冬小麦-小米区（河南、
山西、陕西）
8 1.14 1.28 0.97 0.81
冬小麦-高梁区（安徽、
河南、河北*、江苏、山
东）
19 2.19 2.18 1.53 1.26
产米区域
长江大米-小麦区（安
徽、浙江、河南、湖北、
江西、江苏）
15 0.77 0.99 0.84 0.79
大米-茶叶区（湖南、江
西）
6 0.42 0.42 0.76 0.74
四川大米区（陕西、四
川）
2 0.82 0.76 0.64 0.55
双季稻区（福建） 1 10.58 0.54 0.55 0.53
西南大米区（贵州） 2 - 0.52 0.48 0.36
*在清朝末期，河北省当时被称为直隶。
材料来源：巴克：《中国土地利用的统计学》，第288 页。
全阀，它暂时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难以承受的压力。
各个农民的状况以及各个地点的状况当然大不相同，而他们有的能生存
下来，有的过着苦难的生活，其间的差别往往取决于
表四 1821—1910 年期间九省上报丰收、平收和歉收
的州县的百分比
报告数* 丰收平收歉收
1821 1,114 42.99 54.30 2.69
1825 1,192 46.47 51.67 1.84
1830 1,321 39.64 61.54 1.51
1835 1,229 20.17 65.58 14.23
1840 1,304 25.07 67.02 7.89
1845 1,306 29.24 63.93 6.81
1850 1,019 22.27 72.32 5.39
1855 979 14.09 65.67 20.22
1860 752 20.21 59.04 24.73
1865 1,087 5.79 53.81 40.38
1870 1,255 4.86 45.01 50.11
1875 1,308 6.19 53.66 40.13
1880 1,309 7.79 52.94 39.26
1885 1,246 6.26 49.51 44.22
1890 1,309 5.27 45.37 49.35
1895 1,243 3.94 45.29 50.76
1900 1,190 4.28 42.85 52.85
1905 1,198 4.00 43.24 52.75
1910 1,126 4.61 37.74 57.63
* 报告数包括了九个省中八个省的夏季报告和秋季报告；因此上报的州县
数约为全年报告数的一半。
材料来源：根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 — 1911 》
第761 — 769 页的材料计算。这些材料的出处是应以下谕旨上报的报告：
“谕户部。嗣后查报各省收成分数,应以八分以上为丰收。六分以上为平收。
五分以下为歉收。”
见《大清高宗圣皇帝实录》,卷339 第41 页,1749 年6 月14 日。
天时、地方官吏的贪婪以及当地内战和盗匪的有无。但总的说来，1870 至
1911 年期间的农作物总产量很可能有所增加，足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种
增加并不是由于农田技术或组织有了任何重大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后半期，
没有引进重要的新作物或新的种子品种（象清王朝在较早时期引进的玉米和
早熟稻那样）。
表五 1904—1909 年和1930—1933 年期间作物种植亩数变动趋向
上 报估计占作物总面积的百分比*
地方数1904 — 1909 1914 — 1919 1924 — 1929 1930 — 1933
种植亩数增加
或不变的作物
蚕 豆7 9 9 9 8
玉 米22 11 14 16 17
棉 花29 11 14 18 20
鸦 片13 14 3 11 20
花 生18 9 8 11 11
油 菜 籽5 15 21 27 28
大 米17 40 41 37 40
芝 麻7 4 8 10 9
大 豆7 8 9 10 8
白 薯18 10 11 12 13
小 麦29 26 27 27 27
种植亩数减少
的 作 物
大 麦10 24 23 20 19
靛 青12 10 7 2 -
高 粱14 26 23 20 16
小 米15 22 18 17 17
甘 蔗10 7 6 5 6
*指的是上报地方的作物总面积。
材料来源：巴克：《中国土地利用的统计学》，第217 页。
此外在内战的中期，固定的设备又遭到严重的破坏，它们只能逐渐加以
更替。灌溉、蓄水和治水以及储粮设备都没有扩建或改进到超过它们在十八
世纪的水平。农作物产量的增加显然主要是因为农民转种了能在每个单位土
地上获得更多粮食和收入、同时又需要更多劳动进行耕种的作物。二十世纪
初期随着人-地比例继续日趋不利而出现的这种转种农作物情况，可在1904
至1909 年和1924 至1929 年这两段时期内关于种植作物亩数趋向的资料中
表现出来，这些资料由J.L.巴克的调查员收集并扼要地在表五中列出。这些
数字说明玉米、白薯和芝麻逐渐代替了作为粮食作物的大麦、高粱和小米，
还说明象用来供应上海和天津不断发展的纺织厂的棉花这类经济作物的种
植面积也在增加。不幸的是，1870—1911 年期间甚至连这种能说明问题、但
不完整的资料也没有；但是如果这类变化能够在政治不稳定和内战不断的民
国初期发生，那么在清末几十年的相对安定的时期中发生同样的变化也不是
不可信的。看一看1870 至1911 年农产品的输出趋势，便可以找到一些不完
整的线索。
按价值计算，茶叶在1887 年前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项出口物，此后，它
即被蚕丝超过。茶叶占总出口值的比率从1871 年的54％一直下降到1898 年
的18％，进而下降到1906 年的11％。虽然茶叶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得没有
那么猛，但这种情况的确说明了茶叶种植亩数在本文所讨论的四十年中没有
增加。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量和出口值在这四十年中都增加了。这说明种植
桑树和栎树的土地可能扩大。在华北和满洲用栎树叶来养蚕，蚕的丝织成的
柞绸，是一种日益重要的出口丝织品。
从1888 至1919 年，除了1899 年一年外，中国原棉的出口大于进口。
这完全扭转了1870 至1887 年这段时期（1874 年除外）的入超。乍看起来，
原棉出口的增长可能有力地说明棉花作物总产量在清朝最后二十年中似乎
大量增加了。但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与棉花出口增加一起出现的情况是原
棉价格的稳步上涨，同时又从印度和日本运进了价格较低的机制纱。把这三
种趋向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棉花产量没有增加或增加到足以满足国内和出
口两者需要的程度；由此引起的国内棉和纱的较高价格促使纺织业者去购买
较便宜的进口货；国内需要的减少随之又反过来抑制了增加原棉生产的兴
趣。
有一种作物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肯定扩大了种植亩数，这就是鸦片。
按价值计算，鸦片一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
货。鸦片和棉制品合起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占中国总进口
的三分之二；至1898 年就下降到50％左右。下降完全是由于鸦片进口数量
减少（鸦片价值没有下降，仍继续上升），虽然棉制品进口量仍迅速增加。
鸦片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鸦片的种植逐步扩大。可惜还没有哪怕是
可以大致计算一下因取代进口鸦片而开始种植罂粟花的土地面积的材料。清
末民初鸦片单位价格的显著上涨是因它的数量减少而引起的市场投机造成
的，而压缩数量是在法律上（如果不是事实上）对它查禁的第一步。鸦片的
合法进口贸易在1917 年底被取缔，但是，查禁国内种植鸦片所作努力的结
果，往往随着在其境内种植罂粟花的地方军阀的道德观和财政需要而有所不
同。
我们再根据1879 至1915 年期间出口数量和出口价值的材料来判断，看
来大豆、油菜子、芝麻和花生的种植面积可能大量增加。在十九世纪九十年
代以前，这些商品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从本世纪初开始，豆类产品和植物
油的出口值激增，植物油大部分运往欧洲主要供制造肥皂之用，还向日本出
口豆类、豆饼以及植物油。主要的生产和出口地区是满洲；日俄战争后人口
从华北向满洲的流动可能与大豆种植的重大发展有关。此外，华北查禁鸦片
作物的措施促使农民增加种植豆类、芝麻和花生，这样它们就成了代替鸦片
的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国内的消费形式同时也起了重大的变化，这表明，
豆类和油类的新的出口与其说是表示作物的增加，不如说是把原来在国内消
费的产品转用于出口。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煤油进口迅速增加，它代替
了较贵的、用以制造照明蜡烛和其他用途的蜡烛的植物油。因此，豆类和油
类出口的迅速增加很可能夸大了1900 年以前种植的作物种类变化的程度；
但尽管如此，巴克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了从二十世纪初期起，这些经济作物和
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亩数的确增加了。
只可能对十九世纪末典型的一年的主要作物产量作出非常粗糙的估
计。光绪版（1899 年）《大清会典》中关于耕地面积的材料——经过一定的
调整，1887 年的官方数字为847，760，554 亩——经细致分析是不完整的，
从各个方面说都大大低估了实际种植面积。许多地方的基本测量单位是把不
同等级的土地折成统一标准的“财政”亩；1712 年以后开垦的一些土地仍未
登记；地方权贵的财产在税册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也不清楚少报土地
的精确数字，但根据巴克在1929—1933 年农业调查的结果，把数字往上调
整三分之一还是很保守的。这样，十九世纪后期的耕地（我假定它相当于作
物种植面积）可能为1，130，344，579 亩。还没有十九世纪各种作物种植
总面积所占比重的详尽材料。但是，如果巴克作出的1929—1933 年各作物
百分比的平均数和中央农业实验所作出的1931—1937 年的百分比平均数因
表五所列1904—1909 年和1930—1933 年期间的变化趋势而被调整，人们就
可能对清朝最后几十年的状况作出一个近似的估计。根据这些估计，表六至
少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十九世纪后期主要作物产量的似乎可信的测算。
纺纱业是十九世纪后期农村最重要的单项手工业，它的命运将在下一节
讨论。在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可能还有广东省），商业和制造业
最为先进，外国贸易的冲击也最为厉害，那里的外居地主所有制在太平天国
运动以后几十年中有所发展，这表现在发迹的商人、掮客和买办的商业利润
投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居地主所有制的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农村上
层人物当然不住在他们土地所在的农村中；他们通常住在县城或村镇中。这
种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租栈的发展，个别商人（主要是城市商人）通过租
栈把他们的土地和佃户委托给租栈主管理，并在缴清赋税和各种费用后按比
例分得收入。不可能估计出这一现象的规模，但村松祐次所发现的事例足以
证明，它至少在江南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了。①租栈主往往是农村上层（绅
士）中的头面人物，他们能够求得官府的帮助来收租（甚至可以逮捕和拘禁
欠租者）。即使在最讲仁爱的儒家地主户下租佃，农村的阶级关系也决不是
作田园诗的合适题目，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外居地主制则更加苛刻，以致在二
十世纪时已经变得令人不堪忍受了。
表六 1900 年前后主要作物的年估计产量
① 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的文献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
第29 卷第3 期（1966
年）第566—599 页，以及其中所引村松教授关于租栈的许多论著。
作物种植面作物种植数每亩标准产量产量
积百分比（亩） （担） （担）
带 谷 大 米30.2 341,364,190 3.89 1,327,906,699
小 麦26.3 297,280,735 1.39 413,220,222
高 粱12.5 141,293,125 1.73 244,437,106
小 米11.6 131,120,020 1.64 215,036,833
大 麦10.2 115,295,190 1.47 169,483,929
大 豆6.7 75,733,115 1.39 105,269,030
玉 米4.2 47,474,490 1.87 88,772,296
皮 棉2.4 27,127,500 0.27 7,324,441
材料来源：巴克：《中国土地利用的统计学》第217 页；刘大中和叶
孔嘉：《中国大陆经济： 1933 — 1959 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表
30 ，第130 页；表A — 9 ，第300 页。
1887 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记录仍然记载，特别在华北和满洲，除了民田
外，还存在着大量旗田、屯田和皇庄。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满族统治者企图把
适应满洲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土地制度强加在被征服的中国的土地制度之
上。实际上，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除了田赋税率有差别外，早期的区别差不
多已不复存在了。人口的增长、微薄的官俸以及土地私有这一中国基本制度
的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三者合起来的影响实际上几乎把各种各样土地使用的
法定形式统一起来了。旗地与民田一样，也分成被汉族佃户耕种的分散的小
块土地，它们通过种种花招而被自由地租赁、抵押或买卖。
一般地说，某种形式的官地、租栈地和民田通常并不象连成一片的地产
那样雇佣农业劳动力来耕种。“资本主义”的商业耕种方式依然少见，这是
晚清农业的几个特征中的第一个，我在前面已经列举了几个变化，但这个特
征保持不变。可以举出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官吏、富绅和垄断商人拥地超过一
万亩的例子，但拥有这样大的产业毕竟是很不寻常的。晚清中国的土地所有
是不平均的，但比得上欧洲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大地产或者美国的大牧场和商
业农场的农业地产的却很少。土地拥有者通常包括从在华北拥地大约二、三
十亩和在南方拥地12—15 亩的自耕农起，直到一般拥地也许100—150 亩的
大约二百万户缙绅家庭止，后者的大部分土地通常租给佃户耕种①。与二十
世纪一样，租佃在南方（“产米区”）要比北方（“产麦区”）普遍得多；
又象以后几十年那样，也许有50％的农户可以定为佃农和部分自耕农。在遭
受长期饥荒的区域和在大商区中心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租佃关系日益增加
的某些迹象，但是足以说明在清朝最后四十年中土地使用形式发生激烈变化
① 关于十九世纪土地占有或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甚至还没有任何调查材料可与各种公认
还很不够的二十
世纪的报告相比。我的论述的部分根据是地方通讯员答复1888 年调查表的数字，见贾米森
：《中国的土地
占有和农村的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23 期（1889 年）第59
—117 页。
的证据还很少。
地租以货币或实物缴付；如果缴实物，地租一般为主要作物的50％。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报的现金地租每亩从0.6 两到2.66 两不等，这接近当地
地价的5％到10％。（参照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它算出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的平均现金地租为地价的11％。）这表明在扣除赋税和其他费用后，土地
投资的回收率虽然在政局稳定时还比较保险，但它还只是商业或放债回收率
10％至20％的一半。这种较低的回收率很可能限制了使土地所有制日益集中
的任何趋势。租佃的真正负担在于地租以外租佃契约中的其他规定。可以找
到十九世纪时期契约中规定条件较好和较差的个别事例（表现在劳务、短期
租借和地租押金等方面），但我们还没有系统的证据作为根据来断定，十九
世纪后期的状况是愈来愈坏，而不是无数穷人在维持着悲惨的生活现状。
村松教授发现，在1905 至1917 年期间地主租栈的地租收入激增，这个
证据的确提醒了人们，地方上层人物能够把王朝最后十年因增加税收而产生
的负担转嫁给佃农。这些增加的税收（详下）在各省征收，因为要筹集庚子
赔款的资金。由于有权势的地主历来能够逃避他们按比例负担的普通税赋定
额（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不缴或只缴一部分“附加税”，这种税随着时间的推
移，已加在名义上的田赋定额之中），所以很可能自耕农和大地主的佃户最
后负担的增税中的那一部分会高得不成比例。
最突出的事实是，农业制度自始至终稳定，而不是偏离传统的标准而上
下波动。这种平衡被维持在构成中国人口80％的绝大多数农户所过的很低的
生活水平上。不但有水灾、饥馑、疫疠等危害肆虐，而且还缺乏廉价的大规
模运输工具和有效的中央政府，后者本来是可以在余缺地区之间调剂资金和
粮食的。很少农民能够现实地指望过得比其父辈和祖辈更好。但在声势浩大
的太平军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再没有大规模的农民叛乱来威胁清政府或绅
士统治的农村社会了。有人可能会提出，缺乏巨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
动这一事实（遍及各地的秘密会社的作用是不明确的，它往往被地方上层人
物所控制或与他们合作）可以作为一种迹象，来说明“中兴”和“自强”虽
然不能有效地镇压反王朝的民族主义和抵制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犯，但在扑
灭国内传统的反抗形式这一方面却是很有效的。狭义地说，农业组织和土地
利用形式的稳定，与其说是政治保守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掌握的技术和支
配民众的社会价值观这两者限制的结果。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拥有巨大地产的情况并不普遍。另外，由个别农户
（自耕农或佃农）实际耕种的土地平均面积是很小的；超过一定的限度，较
大的土地所有者宁可出租其多余的土地，而不愿雇工来耕种。二十世纪的材
料表明，农户的大小和耕种规模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表示每人耕
种的面积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小块耕作更因以下这一事实而情况
不妙：农田容易被分割成若干通常是不同性质并且互不相邻的小块土地。农
田的大量边缘土地被浪费，过多的劳动时间用于在小块土地之间来回奔波，
合理的灌溉措施也受到了阻碍。大地产的罕见、小块的家庭农田以及典型的
土地的小型化，都是传统继承习惯——特别是没有长子继承权——造成的部
分结果。因为绅士和农民都一样，在一家之主死亡后，通常由活着的儿子平
分家产，他们普遍自立门户。分家的活动可能在一代甚或一代以上时期内被
抵制，但是缙绅之族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常常敌不过不可避免的纠纷。因
此，就象原始森林一样，尽管个别树木成长、成熟和老朽，森林却继续蔚然
在农村蔓延扩大。农田小块化显然是几代人连续把几种差不多大小的土地
（稻田、山地、果园等）分给继承人的结果，这些土地原是他们父辈农田的
一部分。
即使在分家之前或以后拥有大块土地，这也并不意味着把它作为一个单
位来经营。地方缙绅之家只雇劳动力来耕种他们的一部分土地。除了农村信
用机构不足，管理技术水平低下和经济作物市场不稳定外，从直接耕种而不
是从收租获取更大利润的土地的数量也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现存耕
种技术大量而又不均匀地需要劳动力造成的。大量雇佣农业劳动力的潜在雇
主面临着高昂的监督费用，并且从非本户劳动力（被集约使用，但只在农忙
季节才如此）那里取得的收益也在减少。只有改良的种子、较好的肥料和扩
大的灌溉才能使供应远地市场的大规模耕作站得住脚，但这些重大的技术改
革并没有发生。
因此在清朝最后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以这样一个混合因素为
特点：土地和资金不足，过剩的劳动力产生的收益有所减少。但是，如果尽
量不用长期的眼光来作任何中期的观测的话，可以说农业仍处于一种稳定的
平衡状态中，并没有内在的经济理由可以说明它本身不能再继续生产。那么
多的人口和上层阶层中那么高的文化得到供养和维持（虽然大部分人的生活
水平确实很低），这要归功于传统的技术。许多世纪以来，以大量人力通过
建设梯田、灌溉和防涝排水等手段来改造土地而进行的基本投资，也许早在
十七世纪起就有可能使得每公顷的大米产量达到2.3 公吨。这个数字是一个
很重要的标志，它代表现代以前农业技术（即在当时还没有大量输入改良的
种子、肥料和杀虫药等物品的情况下）理论上的最高产量。中国每作物公顷
平均大米产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有2.47 公吨，在1955 和1956 年至1960
和1961 年的时期只达到2.54 公吨。在后一段时期，印度的产量还没有超过
1.36 公吨。①但在稳定和停滞之间的区别是很小的。传统农业的平衡是在每
人平均产量很低的水平上取得的，产量的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费
掉了。只有少量供应市场的剩余可用作工业原料或供给非农业的部门。反过
来，城市产品的实际需要也受到了限制。因此，广泛工业化的直接可能或农
业发展的直接可能，都被农业部门的无能紧紧地束缚住了。
① 见石川滋：《亚洲人眼光中的经济发展》，第69—77 页。
手工业
当今一些中国史学家说“外国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在逐渐“摧
毁”和“剥削”国内的手工业，这个过分简单化的指责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以前的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不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即使在据说是受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害最深的纺织工业方面，61％的国产棉布（以平方
码计算；如果以码为计量单位，应为73％）仍是手工织成的。①任何人如果
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或四川农民穿的是日本的内外棉公司出的棉布，抽
的是BAT 牌纸烟，吃的是明治牌白糖，那么他就有一个手工业是否受摧残和
剥削的大问题需待证实。在1933 年，手工业估计达到工业总产值的68％。
1870 或1911 年的手工业比重当然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大，因为1870 年是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小型近代工业部门开始发展之前，1911 年是在其早期阶
段。某些重要的手工业，特别是纺纱业，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期间产量急
剧下降。可是不论从理论或从实际情况看都有理由认为，手工业的国内需要
和出口需要的总产量在二十世纪并没有下降；更有理由认为，整个手工业在
1870 至1911 年期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但反驳这些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
责并不是否认手工业部门在这四十年中所发生的重大的结构变化，也不是否
认由于这些发展而出现的紧张和失调对大部分人口起了不利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是在绝大部分设于城市、但也出现于农
村的手工业工场中进行，或在城乡的个体户中进行。这两种形式的手工业的
区别有时是很武断的，例如农民织布者除了用家中的劳动力织布外，也可能
积累足够的钱购买几台织布机，再雇劳动力操作；又例如城市工匠也可能同
样雇佣非亲属雇工来碾米或轧棉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手工业工场”
是那时尚未配备动力机器的规模较大的工场。这些企业基本上摆脱了一家一
户的格局而使用几个户的劳力，它们包括诸如四川的盐井和制盐业、云南的
铜矿、江西景德镇那样的瓷窑、遍布全国各城市的米麦碾坊，以及江苏的棉
布上光和印染业。不可能对这种超出一家一户的制造业的绝对规模作出估
计，在以后也不可能。①但毫无疑问，它不论在雇佣方面或产量方面，都远
不能与个体户手工业生产分庭抗礼，后者或是中国农村农民的副业，或是城
市或半城市工匠全日进行的活计。
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是纺纱和织布。由于家庭手工业在清末经
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将先比较详细地讨论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在这个时
期，手工业生产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棉纺织业的命运来衡量。从元代起，棉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 年》，第311 页。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 册第382—390 页。上面列
有十八世纪和十九
世纪初期著作中132 种有关手工业工场的参考资料；这当然不是能予检验的典型部分，也
不是详尽无遗的
全部材料。
花的种植和制造业迅速发展；除了豪富之家外，棉布成了一切人衣着的主要
日用品。虽然种植棉花的地方相当广泛，但主要的产棉区仍在长江流域各
省。正是在这一区域，棉花手工业最为集中并且高度发展。位于长江三角洲
的大片地区种棉花比种粮食更为合适，而且江苏省比较潮湿的气候，可以纺
出抗张强度较大和较均匀的纱来。例如，从江南和湖北沙市的周围，大批成
包的原棉和棉织布匹经由水路和搬运工人肩扛被运到满洲和华北，或者经过
长江被运往四川，还有大批被运往西南的云贵以及南方的沿海各省。对江南
的农民来说，他们把生产资源集中在植棉和织布（以及只纺织布所需的纱）
方面，比由他们自己把所种棉花全部纺成棉纱更加有利可图。因此全中国各
地出现了农村家庭在不同程度上用长江流域各省供应的棉花和本地原棉纺
纱供自己消费的情况。本地织的土布补充了湖北和江南棉布的不足。
但是，只有在主要产棉区的棉纺织手工业生产，才发展成了不仅仅为附
近的本地市场服务的大工业。例如从湖北南部从事织布的地方，农民织布者
或小商人把布带到沙市每天开放的布匹市场出售。批发商在这个市场上购
布，按质分等，并给每种等级的布匹贴上名牌标签（商标），这表明是行销
云贵市场的商品被公认的质量保证。湖北的布匹经过四川运到云南北部，其
路线是首先利用长江及其支流的水路；然后由夫子扛运，这些人扛的货多达
117 匹，重220 磅〔原文如此〕；最后在云南山路使用驮畜驮载。到达贵州
的路线主要是经过湖南，利用洞庭湖及入湖的沅江。按照当时的标准，不论
在规模上或所经路程的距离上说，这不是小买卖。到了1895 年，手工棉纺
织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那时有二十万包以上的原棉和三十万包
以上的布匹每年运进四川，其中大部分是从湖北运来的。每年从沙市运到云
南北部的布匹约有三百二十万匹。同样，厦门以南的中国、华北和满洲则主
要由江南供应。此外，大量手工织的棉布从广州运往英国和美国。在1831
年以前，英国每年购买的“本色布”（南京和长江下游其他地方织的布）多
于它售给中国的英国制布匹。
大部分产棉区的纺纱与织布是由农村的个体户进行的，其中少量几乎是
全日纺织，但更常见的则是由农户在主要赖以为生的粮食生产之外进行。棉
纱或是由农户纺出，或是与购买农民棉布的商人交换而得。占地极少的贫苦
农民的手工纺织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大于较富裕的农民的这项比重。例
如，小农户一般在织布以前自纺经纱，以弥补它们微薄的农业收入。但对整
个产棉区来说，要维持稠密的农村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就非依靠原棉和棉
布的市场不可。棉布的上光和印染往往集中在同时也是制成品分配中心的集
镇和城市。最后的制作过程常常被较大的布商控制，由雇佣劳动力进行生
产，他们一般在这些商人拥有的“手工业工场”干计件活；或者在包头所有
的“手工业工场”干活（如在苏州），工人每月向包头缴付计件工资的一部
分，作为使用厂房和设备的费用。总的说来，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前，
布商对织布业没有实施类似的直接控制，织布通常象前面所说的那样由农户
自己进行。在城市，手工制造业仍在比较严格的行会监督之下；占统治地位
的工业组织形式是个体熟练工匠，而不是手工业工场。
郑观应这位不同一般的买办对十九世纪后半期手工棉纺织业发生的变
化作了如下的描述：
“如棉花一项产自沿海各区，用以织布纺纱供本地服用外，运往西
北各省者络绎不绝。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
而南省纺布之利半为所夺。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
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①
十九世纪末年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和领事官员读到郑观应对其同胞所作
的危言也许会一笑置之：因为恰恰相反，他们连篇累牍地在报告中抱怨难以
打入中国市场，特别是内地各省的市场。外国商界特别指出了外国人所受的
内地居住权的限制和厘金过境税的负担。但是领事中的有识之士则认识到，
手工织布业的力量是阻止每个中国人穿兰开夏棉布的主要障碍。
事实上，郑观应和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各有对的一面。在
表七 1871—1910 年进口棉布和棉纱的数量和价值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 第20 页。
棉纱棉布
1000 每担平均价1000+ 每匹平均价
1000 担*
海关两+ （海关两）
1000 匹++
海关两（海关两）
1871 70 1,877 26.81 14.439 24.877 1.72
2 50 1,372 27.44 12,241 21,435 1.75
3 68 3,130 ？ 46.03 ？ 8,989 16,202 1.80
4 69 1,969 28.54 9,763 16,301 1.67
5 91 2,747 30.19 10,720 17,315 1.62
6 113 2,839 25.12 11,870 17,377 1.46
7 116 2,841 24.49 11,117 15,959 1.44
8 108 2,521 23.34 9,158 13,509 1.48
9 138 3,191 23.12 12,772 19,409 1.52
1880 152 3,648 24.00 13,561 19,735 1.46
1 172 4,228 24.58 14,931 21,818 1.46
2 185 4,505 24.35 12,159 18,201 1.50
3 228 5,242 22.99 11,500 16,805 1.46
4 261 5,584 21.39 11,229 16,557 1.47
5 388 7,871 20.20 15,706 23,623 1.50
6 383 7,869 20.55 14,041 21,181 1.51
7 593 12,591 21.23 15,267 24,457 1.60
8 683 13,496 19.76 18,664 30,942 1.66
9 679 13,019 19.17 14,275 23,116 1.62
1890 1,081 19,392 17.94 16,561 25,629 1.55
1 1,211 20,984 17.25 17,601 32,307 1.84
2 1,304 22,153 16.99 16,359 30,555 1.87
3 982 17,863 18.19 12,498 27,275 2.18
4 1,160 21,397 18.45 13,343 30,708 2.30
5 1,132 21,209 18.74 13,437 31,865 2.37
6 1,621 32,010 19.75 18,919 47,233 2.50
7 1,571 34,430 21.92 16,914 44,233 2.62
棉纱棉布
1000 每担平均价1000+ 每匹平均价
1000 担*
海关两+ （海关两）
1000 匹++
海关两（海关两）
8 1,959 39,295 20.06 15,524 38,324 2.47
9 2,745 54,941 20.01 19,419 48,524 2.50
1900 1,488 30,187 20.29 15,964 45,419 2.85
1 2,273 49,012 21.56 16,688 50,640 3.03
2 2,448 54,794 22.38 22,958 72,752 3.17
3 2,738 67,736 24.74 19,272 60,884 3.16
4 2,281 59,516 26.09 18,704 64,568 3.45
5 2,554 67,209 26.32 35,760 114,244 3.19
6 2,541 65,141 25.64 28,734 87,587 3.05
7 2,273 57,515 25.30 18,193 61,401 3.37
8 1,823 46,173 25.33 16,906 64,725 3.83
9 2,406 62,464 25.96 21,196 74,827 3.53
1910 2,282 62,831 27.53 17,013 67,852 3.99
* 每担重133.33 磅。
+ 海关两在1874 年开始使用； 1871 — 1873 年的数字是各地海关报表所列银两折
算成海关两的估计值。
++ 每匹的规格不等,但一般为40 码长,36 英寸宽；以打或码计算（还可能有1 ％或
2 ％以平方码计算）而不是以匹计算的棉制品未包括在本表。
材料来源：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材料》的表四和表九；中
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 1922 — 1931 年》,第1 册第113 、182 页。
1858—1860 年条约增辟了包括长江三个埠的通商口岸后，进口的洋纱和洋布
开始大量增加。由于新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的航行权，新的过境制容许加征外
国货进口税的半数以代替厘金税，1869 年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又降低了从欧洲
来华的航运成本，这就使棉纱棉布进口数量的增长又得到了动力。表七列出
了1871 至1910 年期间进口棉制品每年的数量和价值。在1871 年，棉纱和
布匹约占中国进口值的三分之一。在以后的几年它们也围绕进口总值中的这
个比重升降，但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直到1920 年（进口值最高的一年），
进口的棉制品大幅度增加。如果把1871—1880 年和1901—1910 年这两个年
代的年平均进口量进行比较，棉纱的进口量增加二十四倍——从97，451 担
增至2，363，000 担。1913 年以后进口量开始下降，因为国内的机纺纱逐步
代替了进口纱。虽然棉布的进口值除1898、1899 和1903 年外都超过了棉纱
的进口值，但它的增长并不象棉纱那样惊人，在1871—1880 年和1901—1910
年这两个年代之间只翻了一番，从11，463，010 匹增至21，442，000 匹。
但布匹的进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确实不断增长，只是在南京政府重新取
得关税自主权时才急剧下降。自相矛盾的是，在满洲王朝最后四十年棉纱进
口方面取得的成绩，竟间接地成了使棉布进口同样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棉
纱的进口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结构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表七所列每担进口纱的平均价值和每匹进口布的平均价值显示了纱价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几乎到十九世纪末的下跌趋势。布价在七十年代也
下跌，但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回升，并且回升得比后来纱价的涨势更厉害。
出现较便宜的棉纱的主要原因是孟买纱厂的产品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市场，它
代替了较昂贵的英国棉纱。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除印度棉纱以外，流入
的日本机制棉纱越来越多。纱价是逐渐下跌的，下跌时间约有二十年之久。
更重要的是，在1871—1910 年的整个时期，海关两本身的黄金价值也在逐
步下跌。
虽然进口的机制棉纱逐渐便宜了，中国的原棉价格却在上涨。原棉价格
上涨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起大量向日本纱厂出口的结果；而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时期和以后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惊人发展时期，棉花作物即使有所增
长，也增长得很慢。一方面，支离破碎而且技术落后的农业部门对出口需要
的迅速反应能力有限，同时较廉价的洋纱本身的进口减少了对手工纺的土纱
的需要，这样就降低了农民增加原棉种植面积的积极性。兰开夏的布莱克本
商会访华团在1896—1897 年报告说：“与土棉工业有关的一个最奇怪的现
象是，和其他农产品相比，原棉价格高昂。”①手工业织布者越来越多地用
进口的机制纱，至少把它用作经纱，有时也把它用作纬纱。
在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华南，特别是广东，是进口棉纱的主要市
场，它吸收了总进口量的一半以上。但这个比重稳步下降至棉纱总进口量的
五分之一。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两大地区：即一为华北和满洲，一为长江
中、上游各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再加上云南和贵州，这
三者各吸收总进口量的30％左右，成了进口棉纱的主要市场。手工棉纺织业
集中的江南地区每年吸收棉纱进口量的10％左右，不过逐年上下摆动的幅度
很大。很明显，进口机制棉纱的主要市场就是棉花种植和手工业最不发达的
地区。廉价的进口棉纱使过去从江南或湖北购买棉布或较贵的原棉的那些地
区的手工织布业的经济发展有了可能。产量很低的那种手工纺纱业衰落了，
而用进口纱制的经纱和本地纬纱织成的土布在四川等地区同纯手工纱织的
布以及外国布匹竞争；例如在那些地方，据报告说，“印度棉纱正在扼杀当
地仅有的一些棉花种植业，而印度棉纱一旦织成棉布，就打击了土布，还程
度较轻地打击了进口的灰衬衣布。”②
所以洋纱流入量增加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原来在十九世纪上半期集中
在主要产棉省的手工织布业向各地分散。虽然较老的织布中心在一开始就受
① 布莱克本商会：《1896—1897 年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内维尔和贝尔部分，
第212 页。
②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A.S.伯恩部分，第5—6页。
到了打击，但它们为了在原来的市场上竞争，也不得不采用机制纱。从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日本纱在沙市和汉口地区开始被大量用作经纱。虽然
进口棉纱没有在江南获得巨大市场，但江南的手工织工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了
上海日益发展的棉纺厂的产品的主要购买者。此外，机制纱的采用加强了整
个手工织布业。用进口纱和手工纺纱混合织成的布在价格和耐用方面都特别
适合当时的中国市场。使用国产原棉的家庭纺织业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仍
占重要的地位，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市场出售的纺纱首先被进口纱代替，后
来又被通商口岸的华资和外资纱厂的机制纱代替。
表八 1899—1913 年创办的142 家手工业织布工场中
有关资本、织机和工人数字
有资料的
工 场 数
总数平均数最大最小
资本（中国元） 67 660,220 9,854 70,000 200
织 机 数37 3,307 89 360 12
工 人 数96 14,972 156 1,264 5
材料来源：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1840 — 1949 》,第2
册,第369 — 376 页。
虽然织布业主要仍是个体户手工业，但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工业组织
的其他形式已在有些地方出现。由于有了较便宜的机制纱的供应，有了能提
高织布者日产量的改进的木质织布机和从日本引进的铁齿轮织布机，这些变
化加快了。有一份计算材料记载，在1899—1913 年期间共创办了142 家手
工纺织工场，其中69 家设在江苏省，以上海制的棉纱供应它们，15 家设在
山东，14 家设在直隶（河北），9 家设在四川，山西、福建和广东各设7 家，
6 家设在湖北，4 家设在满洲，3 家设在浙江，1 家设在贵州。表八说明了这
些工场的规模和设备。
有一种转手的织布形式，布商把棉纱贷给其中有的已经不干农活的农村
织布者，由他们按商人雇主指定的花样织布，计件取酬；这种形式在许多地
方与自己经营的农村织布者一起得到发展。还没有材料可以说明这种贷放制
度的实际规模，但在直隶（河北）的高阳和宝坻、山东的潍县和浙江的硖石
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例子。在前三个例子中，贷放的方式从二十世纪第一个
十年直到二十年代中期发展得相当快。它特别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
其后不久，但随即急剧衰退。对那些不能再依靠农业收入来缓和需求动荡不
定的冲击的人来说，这类农村织布业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职业。它是一种
为非本地市场生产的工业，但缺乏对不可避免的变化作出反应的近代组织和
财政设施。
棉布进口的增长速度比棉纱慢得多，这主要是手工织布业的规模和力量
造成的；在前面我已谈过，手工织布业因采用了机制纱而得到加强。相对地
说，农村地区很少使用进口洋布；洋布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城镇较富裕的工匠
和商人。驻厦门的英国领事在1886 年报告说：
“在十八个省及其他大片土地上艰苦劳动的千千万万下层中国人不穿
洋布而穿土布，这个事实早已人所周知了。经询问一个中国人原因何在时，
他回答说：穷人穿土布衣服，因为这种衣服比洋布经穿三到五倍，因为它不
那么容易穿破，还因为穿了它在冬天暖和得多。为什么土布比较暖和？他
说，因为织土布用的纱与洋纱大不相同，它是暖性的。因此，当一个富商穿
破了三四套漂亮的洋布衣服时，工人、农民、脚夫和船夫会对一套较粗糙的、
但事实上质地较好的衣服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一定会心满意足。”①
机制经纱和手工纬纱结合起来使用，就制成了完全能与外国布匹竞争
的、甚至更好的棉布。布莱克本访华团承认：“毫无疑问，普通衬衣布正在
被用进口纱织成的手工土布所代替，对此我们似乎无能为力。”①
根据1871—1880 年原棉的年平均产量为七百万担而1901—1910 年的数
字与此大致相同这一假设，我曾试图计算在这两个十年中年平均消费的纱和
布的数字。表九扼要地列出了这个计算。从表上马上可以看出，棉纱的总消
费量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了。但是在第一段时期几
乎占垄断地位的手工棉纱不但在绝对数字上，而且在占棉纱总供应量的比重
上，都急剧下降。产量下降了二百四十万担，这样，手工棉纱在1901—1910
年的年平均产量只有1871—1880 年年平均产量的一半。手工棉纱占棉纱总
消费量的比重从98％下降到42％。手工棉纱被国内的和进口的机制棉纱代
替。在第一段时期，中国还没有建立近代的纺纱厂，但到1901—1910 年期
间，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华资纱厂和外资纱厂生产的棉纱将近棉纱总消费
量的18％，按绝对数字计算，这个产量约等于1871—1880 年到1901—1910
年棉纱消费量的增加总数。但远为重要的是，1901—1910 年进口纱的增长数
量几乎与手工纱产量相等。进口纱从1871—1880 年占总消费量的2％增加到
1901—1910 年的40％，按绝对数字计算，后一段时期是前一段时期的二十
四倍。
布的总消费量，不论按码或是按平方码计算，也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
加。国内织布厂的产量在1871—1880 年还等于零，在1901—1910 年也依然
微不足道；大发展只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才出现。进口布匹虽然从第
一段时期到第二段时期有所增加，但与进口纱比较，增加的程度并不显著。
1871—1880 年
表九 1871—1880 年和1901—1910 年棉纱棉布
消费量的估计数字
① 《厦门领事区关于土布使用的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杂项，1886 年第19 号），第
4 页。
①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36 页。
1. 棉 纱
1871 — 1880 年1901 — 1910 年
担％ 担％
国内纺织厂— — 1,055,040 17.98
进 口97 ， 451 1.96 2,363,000 40.27
手 工 业4,882,381 98.04 2,449,715 41.75
合 计4,979,832 100.00 5,867,755 100.00
2. 棉 布
1871 — 1880 年
码％ 平方码％
国内纺织厂— — — —
进 口414,805,000 11.40 376,165,000 18.92
手 工 业3,224,960,440 88.60 1,612,480,220 81.08
合 计3,639,765,440 100.00 1,988,645,220 100.00
1901 — 1910 年
码％ 平方码％
国内纺织厂25,200,000 0.57 24,494,400 0.97
进 口721,400,000 16.23 654,200,000 25.87
手 工 业3,699,890,434 83.20 1,849,945,217 73.16
合 计4,446,490,434 100.00 2,528,639,617 100.00
材料来源：费维恺：《1871 — 1911 年中国手工业的和机制的棉纺织业》，
载《经济史杂志》,第30 卷第2 期（ 1970 年6 月），第338 — 378 页。
的年平均进口布为棉布总消费量的11％（码）和19％（平方码），而在1901
—1910 年的年平均数分别增加到16%和26%。与进口纱数量的显著增加形成
明显对比的主要原因是，手工织布从前一个十年到后一个十年这段期间，在
外国竞争的面前顽强地坚持下来了。
手工织布的比重稍有下降，但织布的绝对数量从1871—1880 年每平均
年度的32 亿码增加到1901—1910 年每平均年度的37 亿码。这一增长是值
得夸耀的，它显示了手工织布业的力量，但如果没有洋布进口的话，肯定会
增长得更多。许多过去以纺纱为副业的农民无疑转到了织布业，以代替他们
失去的活计；但是如果把因手工纱减少了二百四十万担以致无活可干的劳动
力与因手工织布增加了六亿或七亿码而吸收的劳动力相比，即使最宽打宽
算，也只能容纳无活可干的劳动力总数的10％到20％。因此人们必然会作
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纺纱业曾占重要地位的地区的农户中，许多家庭或是不
能在城市中为它的某些成员找到工作，或是不能增加其生产和经济作物的上
市量。对他们来说，收入和支出之间一贯不稳定的平衡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这当然是我在本节开始时提到的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这一指责的
一个起因。作为农村收入的一个补充，再没有其他手工业象棉纺织业那样重
要的了。虽然其他许多手工业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还保持原状，或者有所发
展，但是由于手工纺纱业肯定无疑的衰落，有人提出了更空洞和站不住脚的
主张，说整个传统的手工业部门被外国的进口货和本国工厂的制成品破坏
了。还有第二个论据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指责有时带有尖刻的语气。这个
论据是，外国资本主义不但摧毁并剥削本地的手工业，更应受谴责的是，它
还使应该发生的标准的进程中断了；按照中国人对马克思关于欧洲资本主义
理论的理解，这个进程应从个体户的商品生产经过手工业工场发展到现代工
厂工业。在中国，手工业工场和贷放制度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碍，以致它
们不能作为向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关键性的中间阶段而起到据说在欧洲已
经起过的作用。在中国，手工业工场只有在外国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现代
工业产生以后，然后又只有在成为机械化工厂的助手的情况下，才大量出现
了——有证据证实这一事实，虽然不一定支持对此事实的解释。因此，在十
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都屈从于外国资本主
义。①
有些不能与进口货竞争的手工业，例如湖南和江西的本地钢铁生产，到
十九世纪末几乎已经消失。在1870 至1911 年的整个四十年或其中一段时
期，其他手工业有了发展，以满足出口的需要。从1887 年生丝代替茶叶的
地位时起，生丝就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出口货。虽然丝占总出口货的比重下
降，但它出口的实际数量在整个时期却增加了。有些生丝是在蒸汽缫丝机上
卷绕的，1899 年其数量占丝总出口量的40％。蒸汽缫丝的发展比较晚，只
是在二十世纪才占主要地位，而且蒸汽缫丝机的生产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与手
工业工场的生产有什么区别。山东芝罘海关的税务司在1912 年报告说：
“抽缫满洲野生蚕茧供出口之用的缫丝业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它在
七十年代引进后已经大为发展。蒸汽缫丝厂现已有三家，至今证明并不成
功；但洋式的脚踩缫丝机早已被普遍用来代替手摇缫丝车，效果极佳。1911
年有四十家缫丝厂在营业；它们雇佣一万四千多名工人，年产丝一万四千
担。没有关于操作过程的改进可供记载。”②
一份对当时文献进行初步调查的材料记载，在1892—1913 年时期，至
少有415 家手工缫丝厂，主要分设在广东、四川和山东等省。③丝织业全部
使用手织机，它是华中和华南的主要工业。丝织品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相
当稳步地在增长，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感到人造丝的竞争时为止。
另一方面，手工进行的茶叶加工业很可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展
到最高峰，从那时以后，在开辟通商口岸后稳步增长的中国茶叶出口量锐
① 例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
》，1962 年第3
期第85—115 页。
②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年》，第2 册第229—230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册第356—366 页。
减。下降主要是印度茶和锡兰茶的竞争造成的；与中国不同，它们是在殖民
地条件下生产的，出口商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生产以保持质量标准。只有茶、
丝在出口方面的全面材料。但是在当时的著作中未见到关于晚清时期国内需
要量下降的记述，而且由于本章前面谈到的人口增长，也不可能有这种情
况。因此如果把蚕丝出口取得的相对成就与先发展然后又下降的茶叶出口一
起进行考虑，虽然不能说手工业有了新的兴旺气象，但可以同样有力地反驳
关于手工业在满洲王朝末期发生致命危机的任何假设。
在较大的手工业中，榨油、碾米、土法采矿和丝织等行业在十九世纪受
到进口的和本国的机制品的影响很小。手工的榨油工场实际上从十九世纪九
十年代起开始迅速发展，这是为了满足欧洲肥皂制造商对豆油的需要以及日
本对大豆、豆饼和豆油的需要。照明用的植物油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步
被进口煤油代替。象制造爆竹、扇子、竹制家具、中草药和农具之类的次要
手工业的商品，因为没有进口货代替，所以根本没有受影响。在通商口岸中，
用从日本进口的脚踏轧花机轧花以供出口的手工业工场有了发展。还有几种
新工业发展了，例如在手工业工场进行的棉织品制造和火些生产等行业。在
刚入本世纪之际，手工业的发展大部分以设在城市的手工业工场的形式出
现。除了前面讨论过的织布业有组织的原料贷放形式外，在农村还没有可与
之相比的新的发展。因此在十九世纪过程中，被剥夺了大部分纺纱收入的这
些逐渐增多的农村人口，也许越来越会看到家庭中有一个或几个成员离家去
城镇的工场、工厂和店铺当临时工或长期工的情景。不过在1911 年，这仍
是一个次要的趋势。
表十 1894 年外资工业在中国的估计数和资本
厂 商 类 别数字资本（中国元）
造船厂和修船厂12 4,943,000
茶叶加工7 4,000,000
机器缫丝7 3,972,222
进出口加工业（茶叶加工和机器缫丝业除外） 19 1,493,000
其他轻工业制造业39 3,793,000
电力厂和自来水厂4 1,523,000
合 计88 19,724,000
*包括少数总号设在香港的企业。
材料来源：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1840 —
1895 年》，第1 册第242 — 247 页。公认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编
制的。
近代工业
甚至关于十九世纪末期逐渐出现的小型近代工业部门的计量材料，能够
收集到的最多只是一些大概的近似值；例如，在1912 年前有关产量的资料
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奇的，因为：这些企业主要设在通商口岸；
它们或者是外国人办的，或者在当时是新兴事物（如果企业主是中国人的
话），所以在英文报刊上都有记载；它们也在创办许多近代工业的清朝官员
的著作中有所反映。最近期的、也许是迄今作出的最可靠的估计告诉我们，
1895 年以前在中国创办了103 家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小型的。它们和下
面将要讨论的华资企业与手工业常见的差别仅仅在于前两者使用了动力机
器。严格地说，按照条约规定，洋人办制造业是不合法的；但这种制造业仍
大部分存在于上海的外国租界内，一小部分则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政府并不干涉这些外资小工厂的建立。但是当
表十一 1895—1913 年设在中国的外资厂矿和中外合办厂矿的国
别、业务、地点和创办资本的规模
厂 矿 数创 办 资 本（ 1000 中国元）
外资(1) 中外合办(2) 1+2 占总数的％ 外资(1) 中外合办(2) 1+2 占总数的％
国 别
英 国28 9 37 27.21 25,465 24,216 49,681 48.16
法 国4 2 6 4.41 2,986 1,609 4,515 4.38
德 国9 3 12 8.82 6,534 1,147 7,681 7.45
日 本35 14 49 36.03 19,829 6,501 26,330 25.53
俄 国9 817 12.50 3,866 2,782 6,648 6.44
美 国6 2 8 5.88 2,551 689 3,240 3.14
其 他5 2 7 5.15 3,028 1,950 4,978 4.83
合 计96 40 136 100.00 64,259 38,894 103,153 100.00
业 务
采 矿10 22 32 23.53 18,533 31,436 49,969 48.44
工 程和造船7 0 7 5.15 2,895 0 2,895 2.81
电力和自来水16 3 19 13.97 10,772 742 11.514 11.16
纺 织12 4 16 11.76 10,325 2,190 12,515 12.13
食 品34 5 39 28.68 15,126 2,022 17,148 16.62
其 他17 6 23 16.91 6,608 2,504 9,112 8.83
合 计96 40 136 100.00 64,529 38,894 103,153 100.00
续表
厂 矿 数创办资本（ 1000 中国元）
外资中外合办1 ＋ 2 占总数的外资中外合办1 ＋ 2 占总数的
（ 1 ） （ 2 ） ％ （ 1 ） （ 2 ） ％
地 点
江 苏33 11 44 32.35 18,501 5,121 23,622 22.90
直 隶7 6 13 9.56 4,645 24,309 28,954 28.07
湖 北8 2 10 7.35 3,576 1,609 5,185 5.03
山 东5 1 6 4.41 3,503 92 3,595 3.49
满 洲37 16 53 38.97 18,680 5,332 24,012 23.28
其 他6 4 10 7.35 15,354 2,431 17,785 17.24
合 计96 40 136 100.00 64,259 38,894 103,153 100.00
平均资本
创办资本规模（ 1000 中国元）
不到100,000 2 5 7 5.15 120 288 408 0.40 58
100,000 — 249,999 32 15 47 34.56 5,021 2,213 7,234 7.01 154
250,000 — 499,999 30 7 37 27.21 11,623 3,132 14,755 14.30 399
500,000 — 999,999 17 6 23 16.91 12,887 4,088 16,975 16.46 738
1,000,000 — 4,999,999 14 5 19 13.97 20,622 7,541 28,163 27.30 1,482
超过5,000,000 1 2 3 2.21 13,986 21,632 35,618 34.53 11,873
合 计96 40 136 100.00 64,259 38,894 103,153 100.00 758
材料来源：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 — 1914 年》第1 册第2 —
 13 页计算。
李鸿章和其他官员开始提倡他们自己的制造业时，他们能取得北京的支持去
阻止洋人进行象棉纺织厂之类的大的冒险活动，直到1895 年止。这些外国
工厂在1894 年的估计数和资本列于表十。①
从1895 至1913 年，随着马关条约使通商口岸的外国工业合法化后，至
少又有136 家外资制造业和采矿企业建立，它们创办时的资本投资额都超过
十万中国元。这里面包括了四十家中外合办的企业，它们出于一切实际需
要，由外国人控制。（所有外资的矿不管其资本多少，都包括在上面的数字
内。）这些企业创办的资本总额为103，153，000 中国元，它们的几个特征
分别表现在表十一中。
英、法、德、俄等国的企业开设的时间在这二十年中分布得相当均匀，
可是日本的企业除了两家以外，都是在1904 年和更晚的时期开设的，这证
明了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满洲的经济渗透日益加剧。煤矿是投资的最大目
标，英国则是最大的投资者。中外合办的采矿业所占的高比重反映了清政府
的开矿章程的影响，在1902 年以前它规定在任何采矿业中华人投资者必须
提供资本的30—5O％。在32 个采矿企业中，有9 个是英国人的，资本共达
37，930，000 中国元，而这个行业的总资本为49，969，000 中国元，前者
占后者的比重与占英国在〔中国〕工业中的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相当。英国
和日本包了整个“工程和造船”行业，在其他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很高，
两国企业占全部136 个企业中的86 个，资本占总创办资本103，000，000
中国元中的76，000，000 中国元。除了煤矿主要位于直隶省和满洲外，这
些外资的和中外合办的企业集中在上海、北方的通商口岸和满洲。从1906
至1913 年，包括采矿在内的53 个企业在满洲开办，大部分由日本人投资。
136 家企业的平均创办资本为758，000 中国元。
关于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除去上面所列的中外合办企业）
的材料，甚至更不令人满意。第一类，有大约19 个官办的兵工厂和造船厂，
其中最大的设在上海（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在1865 年建立）、南京（1865 年
李鸿章建立）和汉阳（1890 年张之洞建立）。除了制造弹药和少量轮船外，
官办兵工厂一般都有生产和修理工具、零件的机器车间。其中几个厂还订有
训练技术人员的计划，并且象上海洋炮局的译馆那样还为十九世纪后期学习
科学和工程的中国学生编译教科书。
第二类是一批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它们早在1872
年起就已经在经营了。在这些先驱性的企业中，象开平煤矿、汉阳铁工厂及
其煤矿和铁矿（汉冶萍）、张之洞的湖北织布局和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等最大和最出名的厂矿逐步摆脱了赞助它们的官员的控制而转到中国私人
投资者手中，或者象开平煤矿那样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还没有对兵工厂的
① 本节所列的通货单位中国元就是“洋元”，它一般指已经大量流通于通商口岸的墨西哥
银元。这些通货
逐渐被中国银元所取代。在1933 年以前，银元和银两都被用作记帐单位。一块银元约值银
0.72 两。
投资规模作出令人满意的估计；有关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的官
方和半官方企业的材料，不是始终能与试图分析商办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材料
清楚地加以区别。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种半官方厂矿和私营厂矿的区别在
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也许是次要的，这点我将在下面加以说明。近来对
当时文献所作的研究，获得了除上述兵工厂以外的大约75 个制造业（例如
缫丝厂、轧棉厂、纺纱厂、面粉厂、火柴厂和造纸厂）和33 个煤矿、金属
矿的材料，这些厂矿均建于1872 年至1894 年期间，私人投资在其中或多或
少地起着作用。这些企业很多是短命的，往往是小规模的，与手工业工场的
区别只是在于它们多少使用了蒸气和电力。①
从1895 年起，华资的制造业数量，象外资企业一样，有了增加。但按
绝对数字说，中国这一早期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总的增长是微不足道的，
而与1918—1922 年时期开始生产的新企业相对地大量涌现的情况相比也不
算多。在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起义后，清政府采取了在1903 年成立商部（后
改组成农工商部）和在1904 年颁布“公司法”这类措施来提倡工业，这些
努力可能有助于工业的这一有限度的发展。当然，各省的商绅迸发的反帝的
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创办新企业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最初少数经
营最为工业化事业的企业，特别是经营制造行销于商埠区的消费品的企业，
能明显地赚取利润。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经营成功的外资企业和华资
企业每年回收它们资本投资最初市场价值的10％或者更多。但是总的市场受
到大部分中国农村低水平实际需要的有力限制。因此，在第一批少数先驱者
之后陆续经营某一工业的企业，都面临着一种越来越有风险和不稳定的境
遇。它们的风险往往有加大之虞，因为这些先驱性企业的创办或是经过各省
重要官员的倡议，或是取得官方的资助，或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如采取部
分免税或垄断某些市场等形式）。例如，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 年投产，1894
年改组）和汉冶萍公司（1894 年投产，1896 年改组）就作为官督商办企业
由盛宣怀管理，并分别依靠省领导李鸿章和张之洞的支持。但是即使象张謇
的大生纱厂（1899 年投产）和周学熙的最早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 年投产）
这类名义上的商办企业，它们最初的成就也要归功于其主办人因有官方的关
系而能取得的官方支持——如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
世凯的支持。由于[中国的]市场有限，又缺乏能把储蓄系统地转入工业投资
的现代银行体系，其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面临着进口货和在
华外资工厂的制成品的竞争，所以某些地方大员和与之有关联的实业家为了
共同利益而试图建立一些有限度的、但受到保
表十二 1895—1913 年开业的华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
企业数和创办资本（按行业）
行 业企业数
占总数
的 ％
创办资本
（ 1000 中国元）
占总数
的 ％
平均资本
（ 1000 中国元）
煤 矿42 7.65 14 ， 508 12.06 345
金属采矿和冶炼39 7.10 7 ， 565 6.29 194
金属加工15 2.73 2 ， 787 2.32 186
公用事业（水电） 46 8.38 21 ， 600 17.96 470
水 泥3 0.55 2 ， 620 2.18 873
砖 瓦12 2.19 651 0.54 543
陶 器7 1.28 772 0.64 110
玻 璃10 1.82 3 ， 429 2.85 343
火 柴26 4.74 3 ， 444 2.86 132
蜡烛、肥皂18 3.28 805 0.67 45
轧 花3 0.55 280 0.23 93
纺 纱19 3.46 10 ， 454 8.69 550
织布和印染27 4.92 1 ， 261 1.05 47
缫 丝97 17.67 11 ， 584 9.63 119
毛 织7 1.28 5 ， 215 4.34 745
麻 织4 0.73 1 ， 000 0.83 250
其他织物6 1.09 732 0.61 122
碾 米9 1.64 1 ， 012 0.84 113
制 面53 9.65 8 ， 622 7.17 163
榨 油28 5.10 4 ， 752 3.95 170
纸烟、烟草20 3.64 1 ， 378 1.15 69
其他食品15 2.73 3 ， 111 2.59 207
造 纸14 2.55 5 ， 929 4.93 424
印 刷6 1.09 1 ， 160 0.97 193
鞣 革11 2.00 4 ， 608 3.83 419
其 他12 2. 19 1 ， 009 0.84 84
合 计549 100.00 120 ， 288 100.00 219
材料来源：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册第869 — 920 页材
料计算。
表十三 1895—1913 年开业的华资制造业和采矿业
的企业数和创办资本（按地点）
地 点企业数
占总数的
％
创办资本
（ 1000 中国元）
占总数的
％
安 徽18 3.28 1,868 1.55
浙 江29 5.28 4,346 3.61
直隶（不包括天津） 34 6.19 11,951 9.94
天 津17 3.10 4,219 3.51
福 建19 3.46 1,461 1.21
河 南12 2.19 1,890 1.57
湖 南24 4.37 3,968 3.31
湖北（不包括武汉） 9 1.64 1,937 1.61
武 汉28 5.10 17,240 14.33
江 西13 2.37 2,383 1.98
江苏（不包括上海） 70 12.75 13,510 11.23
上 海83 15.12 23,879 19.85
广 西5 0.91 1,424 1.18
广东（不包括广州） 68 12.39 5,038 4.19
广 州16 2.91 5,791 4.81
贵 州1 0.18 79 0.07
满 洲44 8.01 4,922 4.09
山 西10 1.82 3,038 2.53
山 东20 3.64 4,614 3.84
陕 西1 0.18 405 0.34
四 川19 3.46 2,248 1.87
云 南5 0.91 1,671 1.39
其 他4 0.73 2,406 2.00
合 计549 100.00 120,288 100.00
材料来源：同表十二。
护的工业帝国，也许就不令人奇怪了。能指望获得成功的纯商办企业为数
很少。
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曾经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或盐商的特
征，并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又在国民党中国有其表现，在中国早
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表十四 1895－1913 年开业的华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创办资本
创办资本规模
(中国元)
企业数
占总数
的 ％
创办资本
(1000 中国元)
占总数
的 ％
平均资本
(1000 中国元)
10,000 — 49,999 214 38.98 5,899 4.90 28
50,000 — 99,999 89 16.21 7,052 5.86 79
100,000 — 249,999 104 18.94 17,731 14.74 170
250,000 — 499,999 85 15.48 29,901 24.86 352
500,000 — 999,999 40 7.29 27,980 23.26 700
1,000,000 以上17 3.10 31,725 26.37 1,866
合 计549 100.00 120,288 100.00 219
材料来源：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册，第1041 页。
根据最近的一个统计，在1895—1913 年期间，至少创办了549 家使用
机器动力的中国商办的和半官方的制造业和采矿业。全部创办资本是120，
288，000 中国元。这个统计不包括兵工厂、铸币厂和数量显然较少的一批纯
官办事业。这549 家企业包括有资料可查的、比在1895 年以前开业的企业
具有更多资料的、开办资本又在一万中国元以上的全部厂矿，它们的一些特
征分别列于表十二至表十四。
在这二十年中兴办近代工业最多的几年是1905—1908 年。在这四年中，
有238 家企业开始营业，其资本总额为61，219，000 中国元。大部分安装
的机器来自国外，这可以从1905—1908 年工具和机器的年进口值比1895—
1904 年的同类年进口值多一倍这个事实中看出。1908 年以后机器进口量继
续增长，但开办的新企业的数字锐减，直到1918—1922 年一个大得多的工
业化运动出现时为止。这些趋势也许可以说明，在已开办的享有特权的企业
中的资本投资在增加，而新企业进入有限的市场的困难却越来越大了。它们
还反映了投机资本转投到地方铁路工程这一事实，这些工程是在王朝最后几
年受到“恢复利权”的民族主义活动的鼓舞而兴办的。
在企业数和创办资本这两方面，这些新工业中的大部分集中在纺织业等
轻型制造业（计160 个，占总企业数的29.14％；资本额共30，246，000 中
国元，占总资本的25.14％）和食品加工业（计125 个，占总企业数的22.76
％；资本额共18，875，000 中国元，占总资本的15.69％）这类行业。采矿
业占总企业数的14.75％，占总开办资本的18.35％。采矿业的相对重要地
位再次反映了晚清“恢复利权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二十世纪第一个
十年中由于这一运动的成绩，得以取消了许多外国的采矿特许权，虽然有时
要付出显然是高昂的补偿款项。46 家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建立在除陕西、广西
和贵州以外的中国本部各省的较大城市中。它们的规模悬殊很大，绝大部分
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的通商口岸城市中。
除了缫丝业（它在1900 年后日益由蒸气缫丝厂经营）、向日本出口的
大冶铁矿以及加工业务较小的榨油业外，这些华资近代工业不进行原料加工
以供出口。例如，表内只记录了三家近代轧棉厂。大部分出口加工主要仍旧
是手工业进行的，虽然有外资加工厂的产品作补充。甚至在城区的棉织业和
印染业也依然处于手工业阶段，或者由设在新棉纺厂附近和只有极少动力机
器的小厂经营。
事实上，在这些新制造业中，很多都是小厂。属于纺织一类的160 家企
业中，有97 家是蒸气缫丝厂，其中54 家是设在广东的很小的厂。设在上海
的21 家缫丝厂都比南方大几倍。但97 家缫丝厂平均创办资本只有119，000
中国元。在549 家企业中，303 家企业的创办资本不到100，000 中国元。剩
下的246 家华资企业（资本为100，000 中国元或以上）的平均资本为432，
000 中国元，而表十一中136 家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营企业的平均投资为758，
000 中国元。
华资的企业如果愿意，当然可以设在内地，也可以设在上海和其他通商
口岸。在468 家非采矿企业中，239 家设在口岸城市，229 家设在口岸以外
的地方。由于外资非采矿企业都设在通商口岸，并主要在这些地方销售其产
品，内地中国企业的存在说明，在华的外资企业市场和华资企业市场之间在
一定程度上既互相补充，又互相竞争。但是在创办资本和平均规模这两方
面，设在通商口岸的华资近代制造业要比内地企业大得多，如表十五所示。
从表十三至表十五中可以看出，上海、武汉、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是最重要
的制造中心。例如，上海至少在以下几个行业中占首位：金属加工、棉纺织、
缫丝、面粉制造、榨油、印刷以及蜡烛和肥皂制造。
上述材料的价值只在于它们说明了大致的趋势。可能有些企业不是没有
列入就是重复计算，也可能有一部分企业在所讨论的这段时期内经营失败，
也可能对有些企业的创办资本估计过高（另一些企业的创办资本或者已迅速
增加）。因此，如果把企业的简单总数和前面讨论的几类企业的资本总额作
为十九世纪中国工业化的绝对数量，那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最多只能说，
到清代末期，也许有五、六百个外资的和华资的使用机械动力的采矿业和制
造业企业，其资本总额约为二亿中国元。
在这些企业中，据估计有116 家华资企业和40 家外资企业每家雇佣500
名或更多的工人，前一类企业的工人总数为130，985 人，后一类为109，410
人。当然500 名这条界线是随意作出的，但如果它被采纳的话，这240，395
名工人就可以被认为是1900—1910 年中国的“近代”劳动力的队伍。
表十五 1895—1913 年设在通商口岸和内地的
华资制造业数及其创办资本
企业数
占总数的
％
创办资本
(1000 中国元)
占总数的
％
平均资本
(1000 中国元)
内地企业229 48.93 33,158 33.76 145
通商口岸239 51.07 65,057 66.24 272
上海、武汉、
天津、广州
144 30.77 51.129 52.06 355
其他口岸95 20.30 13,928 14.18 147
合 计468 100.00 98,215 100.00 210
材料来源：同表十二。
十九世纪外国工厂中的部分投资归住在通商口岸中的中国股东所有，他
们主要是洋行买办或经营丝、茶和进口纱、布的商人。在外资的海轮和江轮
公司、保险公司和货栈业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它们没有包括在表十的制造业
企业的数字中。但缫丝业、电灯电力事业和1895 年以后新设立的棉纺织厂
也有这种情况。最近一份研究材料确定，有130 个中国的大股东曾在1860
至1900 年期间向44 家外国企业投资。①另一份材料列举了1896 至1910 年
间向主要设在上海的17 家外资工厂投资的78 个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在这些
外资企业中，6 家是棉纺厂，2 家是面粉厂。②这两份材料反映出的中国人在
外国企业中的投资总额无法算出。但是这类投资确实证明，如果投资有希望
获得厚利，在通商口岸是能够获得资金的（资金往往是参加对外贸易赚取的
利润）。外国人的特殊地位，通商口岸的租界，都为赚钱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当中国的实业家也提出有希望赚取利润的同样保证时，有些在外国企业投资
的人也把他们的“买办资本”投放到中国人的事业之中。官督商办企业和形
式上属于商办但在不同程度上依靠官方支持的其他企业所拥有的特权，就是
专门为了提供这种保证的。
但如上所述，晚清的近代制造业的整个发展前途是受限制的。把非通商
口岸的储蓄纳入工业的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的银行制度——并不存
在。中央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
等制度的体制，而如果没有这个体制，近代企业就不能繁荣发达。由于没有
关税自主权，由于外国人已经索取的特权，它也不能保护“新生的”华资企
业，使它们能与进口货和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竞争。尤其是它需要对农业部
门进行根本的改组，以便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为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粮
食，为增加的产品提供一个足够容纳它们的市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
被公认是贫困的：欧洲工业革命的技术还刚在沿海城市出现；农村人口在人
-地比例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生活；他们生活中的农业技术的发展潜力在若干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
4 期第39—74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第2 册第1065 页。
世纪中已经消耗殆尽。但是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
短缺。在1912 年，向农商部登记的制造业申报的资本总额为54，804，000
中国元。同年，向该部登记的钱庄和当铺申报的资本总额为164，854，000
中国元。①问题在于事实上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
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第2 册第1017 页。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处于当时技术水平的晚清中国经济，以商业的高度发展为其特点。货物
和商人在全国广泛地流动，国内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世界市场发展了
联系。在最基层，每一个农村地区的农民都有规律地在为其周围村落服务的
城镇定期集市上做买卖。在这里，他们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被用
来交换其他地方的土产，或者交换通商口岸城市的制成品或进口货（后两种
货物逐级通过交换体系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施坚雅估计，在二十世纪初
这种集市多达63，000 个，①这些数以千计的基层集市又与两种较高级的市
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发生关系，最后则与象天津、上海和广州这
样的沿海大贸易城市连接起来。
各级市场居住着行商、本地商人和其他一切市场（基层集市除外）的商
号派驻的代理商。在较高级的市场（中心市场以上），市场交换体系与清政
府的各级行政机构互相渗透。农村的中心市场、城市以及地区市场是官方控
制的中间商和牙行的所在地，官僚上层分子则通过这些中间商和牙行控制帝
国的商业并对它征税。在这些较高级的市场中还可以看到票号（通常由山西
省的一些家族经营，因此称为“山西票号”），它们开出的本票可以把大笔
资金从一个高级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高级市场还设有其他形式的“土银
行”，例如钱庄，它通常通过个人担保，有时通过指定的货物担保，把资金
借给本地商人，同时也从事兑换货币的业务。在基层集市，以货易货的交易
是常见的，惯常的金融活动只有本地的放债人和小本经营的货币兑换商在进
行。
这63，000 个农村基层集市各处一方的状态和整个市场的等级结构，是
与交通工具的发展程度有密切关系的。高级的市场位于主要的水、陆（在华
北）交通线上或其终点，以便进行货运和客运，而基层集市则位于越来越不
方便的支线和河道支流附近。错综复杂的和高度发展的定期集市结构不但在
十九世纪中国后期，而且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很久仍继续盛行，这是因为相
对地说缺乏以下两个重大的变化：（1）缺乏地方一级的改进的运输，使农
民不能象到达传统基层集市那样方便地到达中间市场和更高级的市场；（2）
没有优良的轮船和铁路交通把高级市场与国内外的工业中心连接起来从而
促使商品输出与输入增加，而这种增加又会反过来减少在基层集市交易的农
户的自给自足程度。
可以肯定地说，十九世纪中国全部贸易的大部分，也许多达四分之三，
是由小规模的地方贸易组成的。这种贸易局限于基层集市和中间市场的水平
上，这是因为运输费用高昂，市场各级体系中有着形形色色的中间商的层层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第二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第
2 期（1965 年2
月）第227 页。
盘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大部分农村中国的基本粮食相对地保持自给自足的
缘故。
龙州海关的税务司在1892 年指出：“在可能时，大部分贸易都经由水
路。”①这个看法既适用于主要产粮区内的短途粮食航运（例如从靠近洞庭
湖的湖南省各县向湘潭或长沙等大市场的运输），也适用于从大米有剩余的
湖南省运往长江三角洲缺米区的长达千里的运输。但是象长途航运大米这类
大量而低价的商品的总数量是很小的。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期，从安徽用帆船
运大米到上海的运输和销售总成本，几乎是安徽农村产地大米原价的两倍。
②长途贸易是在高级市场之间进行的，但起讫点归根结蒂当
然都在基层集市；这种贸易的绝大部分商品每吨价值都较高，它们的生产得
益于某个特定产区的资源或气候：如江南的原棉和棉纺织品；四川的盐井或
江苏沿海盐池产的盐；云南、贵州和四川的鸦片；广东、福建的糖；云南的
铜和铅；长江中下游的茶叶；浙江、江苏、广东和四川的丝。按重量算，这
些产品的价值比较高，所以经得起较贵的运输和管理费用。以茶叶为例，它
每担的价值是每担大米的十倍，从安徽运往上海的运输和管理费用可能是每
担价值的15％或20％。这些产品没有其他供应来源，而且被住在城镇的富
户（绅士）大量地消费着，对这些人来说，价格问题相对地说是次要的。
特别在华中和华南，主要河流以及它们的分支小河就是商业的动脉和毛
细管。一个也适用于晚清的二十世纪的估计提出，至少有四千英里的航道可
用于轮船航行，有一万五千英里可供汽艇航行，另外还有两万七千英里则一
切“土船”都可以航行。也许共有长达两万五千英里的长江各条河道可供航
行：从上海启航的江轮驶至汉口，然后由浅水轮驶至宜昌，在那里把货物重
新打包并装到帆船上，再由纤夫溯急流直达重庆；①从重庆经长江上游及其
支流到四川北部和贵州的帆船越来越小，最后这些平底小帆船通过小河和由
脚夫扛运进入云南。在最小的小河中，使用的船只可能不能大于头部上翘的
竹筏；也许用平底小船，它们满载时吃水九英寸，常需要船夫在水中抬或推。
虽然西江只能从广州通轮船至广西边上的梧州，但西江及其支流上数以千计
的帆船却能深入广西、贵州和云南，来回运送货物。第三条主要贸易路线（在
开辟上海以前，用这条路线把茶叶和丝绸运至广州）是从广州经过北江，再
使用搬运工穿过南岭山脉的摺岭铺和梅岭关分别到达在湖南和江西的湘江
和赣江的河源，然后又通过洞庭湖和鄱阳湖直达长江。陆路必须使用脚夫通
过南岭山脉以及宁波、福州和厦门等受限制的内地贸易区的局限性，有利于
① 《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 年》，第661 页。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的农业问题》，第2 册第241—247 页。他在这一部分谨慎而详尽
地记述了每项货物
从安徽运往上海的费用。
① 重庆在1898 年开始有小轮船到达。正规的班轮始于1908 年。
把上海发展为主要的外贸港口和把长江发展为通向中国内地的主要航道。
从汉口起，帆船可以沿汉水往西北进入陕西。运河在一定程度上仍继续
把长江下游与华北平原连接起来。但华北可供航行的河道要比南方少得多。
在这里，华北的大轮车和驮畜在尘土飞扬和泥泞的小道上活动；在河南、山
西和陕西等省的黄土区，不断来往的交通工具把这些小道滚压得比周围农村
的地面低十英尺以上。从北京出发的几条主要传统贸易路线沿着难行的道
路，一路在陆上通往山西，一路经张家口穿过蒙古到达蒙古边境的恰克图，
支路则往西通往陕西和甘肃。象华北大部分地区那样，在那些地方没有水路
交通，货物的流通既慢又贵。①靠大车、手推车、驮畜或搬运工运输的陆路
运费据估计每吨英里是帆船运费的二至五倍。
十九世纪的商业制度尽管按传统标准衡量是高度发展的，但当然还不是
“近代”的市场经济。如上所述，虽然少数高价商品可能通过水路被运往全
帝国，但说这些商品甚至已有了全国性市场也是不正确的。商业往往局限在
大量层层既定的小单位结构内，这是由一些因素产生的摩擦阻力所致。这些
因素是：存在着多种地方通货的银-铜复本位货币制；运输费用昂贵（既花
钱又花时间）；对商品的信用预付款比较少见；缺乏互相清理债务用的商业
银行体系；在传统贸易结构中享有既得利益的无数小中间商遍及各地。每个
小组织忙碌地进行着小商业和索尔·塔克斯所称呼的“廉价资本主义”活动，
但这些组织只是通过半奢侈品交易以及白银和一部分粮食以纳税形式流向
上级行政机关的方式而发生联系。自从1853 年为了资助镇压叛乱的太平军
而设立厘金税以来，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外国观察家们习惯地把这种内地贸易
税制（人们公认这种税制的管理有时变化无常）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贸易和中
国商业一体化的主要障碍。①但是如果与15％至100％的运费和经营费用比
较，每个关卡的厘金税率只有2％的情况似乎不可能对内地贸易的总数量和
方向起什么影响。我在前面说过，英国人发现很难在中国内地销售兰开夏棉
布，因为中国的手工织布业进行了有力的竞争。束缚中国本国商业的市场结
构的因素主要不是沉重的官方勒索，而是近代以前的交通运输的各种局限
性。
到1911 年清朝灭亡时，商业制度表面上起了一个微小但值得注意的变
① 官道驿站的分布表明，大部分官员外出是陆路骑马行进。清代典制规定全国设立1，63
4 个陆路站、92
个水路站、54 个水陆站以供官员旅行之用。在每段路程中，这些站提供需要的马匹、大车
、轿子或船只和
膳宿。公文在15，000 个邮站之间递送。见河野通博：《清代山东省的官办陆上交通路线
》，载《史林》，
第33 卷第3 期（1950 年5 月）第317—336 页。
① 当然，中国人为以下的事而恼火：外国人如果取得了“过境证”（只要付相当于正规进
口税一半的费用
就可以取得）的掩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厘金税。但是应该记住，只有在货物仍保持
原装并运往证件
注明的目的地的情况下，这种证件才有效。实际上，对过境货物的征税可能只是拖延到它
们到达最后的消
费者之前为止。
化。虽然我仍将坚持说商业制度基本上保持原样，但人们毕竟普遍认识到了
它受到不断开辟的通商口岸和扩大的对外贸易的影响这一事实。在外国人管
理下的海关编制的贸易数据几乎是近代中国的唯一有内容的长期历史统计
资料。但是即使这些一般说来是非常好的资料也是有缺点的。到1887 年为
止，没有包括从香港进口的数字，也没有使用离岸价格和成本、保险、运费
等数字，因此出口值估计偏低，而进口值则估计偏高。另外，贸易一直以海
关银两计算，而当时白银折成黄金的价值一直在下
表十六 1870—1911 年中国对外贸易价值和指数（一切指数：1913=100）
海关两价值（ 1000 两） 贸易总值指数数量指数
净进口净出口合 计贸易差额当时价值
“实际贸
易值”
进口出口
纯以易货贸
易折算（进
口价格和出
口价格）
1870 63,693 55,295 118,988 -8,398 12.2 — 25.9 33.3 76.5
1871 70,103 66,853 136,956 -3,250 14.1 — 28.1 39.4 75.9
1872 67,317 75.288 142,605 +7,971 14.6 — 27.9 43.3 71.1
1873 66,637 69,451 136,088 +2,814 14.0 — 27.3 39.1 70.8
1874 64,361 66,713 131,074 +2,352 13.5 20.7 31.5 40.1 62.8
1875 67,803 68,913 136,716 +1,110 14.0 21.0 33.8 42.2 65.3
1876 70,270 80,851 151,121 +10,581 15.5 21.6 36.3 42.8 54.4
1877 73,234 64,445 140,679 -5,789 14.5 21.9 36.1 40.8 65.2
1878 70,804 67,172 139,976 -3,632 14.2 20.5 34.9 41.4 66.3
1879 82,227 72,281 154,508 -9,946 15.9 22.0 40.8 43.2 63.9
1880 79,293 77,884 157,177 -1,409 16.1 23.7 36.2 47.2 69.7
1881 91.911 71,453 163,364 -20,458 16.8 23.3 40.8 43.5 72.8
1882 77,715 67,337 145,052 -10,378 14.9 21.3 36.4 45.9 76.7
1883 73,568 70,198 143,766 -3,370 14.8 22.0 35.0 47.2 75.1
1884 72.761 67,148 139,909 -5,613 14.4 21.1 34.5 50.6 83.6
1885 88,200 65,006 153,206 -23,194 15.7 23.1 40.5 47.6 83.3
续1
海关两价值（ 1000 两） 贸易总值指数数量指数
净进口净出口合 计贸易差额当时价值
“实际贸
易值”
进口出口
纯以易货贸
易折算（进
口价格和出
口价格）
1886 87.479 77,207 164,686 -10,272 16.9 24.2 35.3 54.2 91.4
1887 102,264 85,860 188,124 -16,404 19.3 28.4 41.6 41.2 62.4
1888 124,783 92,401 217,184 -32,382 22.3 34.3 50.3 43.6 62.7
1889 110,884 96,948 207,832 -13,936 21.3 31.4 44.0 45.2 63.0
1890 127,093 87,144 214,237 -39,949 22.0 32.4 54.8 42.0 59.8
1891 134,004 100,948 234,952 -33,056 24.1 35.5 60.8 47.9 56.1
1892 135,101 102,584 237,685 -32,517 24.4 34.9 59.9 49.8 58.8
1893 151,363 116,632 267,995 -34,731 27.5 38.8 59.4 57.2 67.0
1894 162,103 128,105 290,208 -33,998 29.8 40.3 45.3 60.1 91.1
1895 171,697 143,293 314,990 -28,404 32.4 45.6 45.8 66.3 96.4
1896 202,590 131,081 333,671 -71,509 34.3 47.6 53.2 56.4 91.0
1897 202,829 163,501 366,330 -39,328 37.6 47.6 49.7 61.6 85.7
1898 209,579 159,037 368,616 -50,542 37.9 45.1 51.3 63.4 91.2
1899 264,748 195,785 460,533 -68,963 47.3 50.9 69.2 62.5 68.5
1900 211,070 158,997 370,067 -52,073 38.0 43.7 49.5 54.9 82.3
1901 268,303 169,657 437,960 -98,646 45.0 55.5 62.5 59.8 85.4
续2
海关两价值（ 1000 两） 贸易总值指数数量指数
净进口净出口合 计贸易差额当时价值
“实际贸
易值”
进口出口
纯以易货贸
易折算（进
口价格和出
口价格）
1902 315,364 214,182 529,546 -101,182 54.5 56.1 70.9 65.1 82.6
1903 326,739 214,352 541,091 -112,387 55.6 54.0 65.1 59.8 85.5
1904 344,061 239,487 583,548 -104,574 59.9 60.6 69.2 64.0 94.1
1905 447,101 227,888 674,989 -219,213 69.3 62.5 96.0 62.5 89.8
1906 410,270 236,457 646,727 -173,813 66.4 66.4 95.3 64.6 83.2
1907 416,401 264,381 680,782 -152,020 69.9 67.2 88.7 67.1 84.3
1908 394,505 276,660 671,165 -117,845 68.9 62.7 72.7 73.0 101.4
1909 418,158 338,993 757,151 -79,165 77.8 70.1 77.1 92.9 105.1
1910 462,965 380,833 843,798 -82,132 86.7 85.0 79.2 102.9 111.7
1911 471,504 377,338 848,842 -94,166 87.2 82.3 80.9 102.1 111.7
* 当时贸易总值除以批发价指数。
材料来源：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表1 — 3 ；南开经济研究所：《
南开指数， 1936
年》，第37 — 38 页。关于1904 年以前贸易材料，见侯继明 《1840 — 1937 年中国的
外国投资和经济发
展》，第194 — 198 页。
表十七 1870—1910 年中国主要进口货所占百分比
总值合计鸦片棉布棉纱
谷物、
面粉
糖烟草煤煤油
金 属
和矿物
机械＊
铁 路 器
材、车辆
其他
(1000 海关两) ％ ％ ％ ％ ％ ％ ％ ％ ％ ％ ％ ％ ％
1870 63,693 100 43.0 ≠ 28.0 3.0 0.04 0.1 — 0.09 — 5.8 — — 19.97 ≠
1880 79,293 100 39.3 24.9 4.6 0.1 0.4 — 1.2 — 5.5 — — 24.0
1890 127,093 100 19.5 20.2 15.3 9.6 0.9 — 1.6 3.2 5.7 0.3 — 23.7
1900 211,070 100 14.8 21.5 14.3 7.0 3.0 0.5 3.1 6.6 4.7 0.7 — 23.8
1910 462.965 100 12.0 14.7 13.6 7.7 4.8 2.0 1.8 4.7 4.3 1.5 3.8 29.1
* 1886 年前未单独记录。+1903 年前未单独记录。≠估计数。
材料来源：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表五，第15 — 25 页；表九，第4
3 — 48 页。郑玉贵（音）：《中国的
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9 页。
表十八 1870—1910 年中国主要出口货所占百分比
总 值合计茶叶
丝、丝
织品
种子
和油
豆类皮革原棉羊毛煤
蛋和蛋
制品
面粉其他
(1000 海关两) ％ ％ ％ ％ ％ ％ ％ ％ ％ ％ ％ ％
1870 55,295 100 49.9 38.8 1.2 1.2 — 0.5 — — — 0.3 8.1
1880 77,884 100 45.9 38.0 0.1 0.2 0.5 0.2 0.4 — — 0.2 14.5
1890 87,144 100 30.6 33.9 0.6 0.4 1.4 3.4 1.6 — — 0.3 27.8
1900 158,997 100 16.0 30.4 2.5 1.9 4.3 6.2 1.9 — — 0.8 36.0
1910 380,833 100 9.4 25.4 8.4 5.6 5.3 7.4 2.5 1.5 1.1 1.4 32.0
材料来源：杨端六和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表四，第4 — 14 页；
表八，第32 — 42 页。
郑玉贵，同上著作，第19 页。
跌，结果贸易的记帐价值如与其黄金价值或其实际数量比较则被夸大了。表
十六列出了1870—1911 年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价值（以当时的海关两为单
位）和指数。
按当时的海关两计算，总贸易量从1870 年到1911 年增至七倍多。如上
所述，银的价值夸大了贸易的实际增长：按贸易量计算，在这四十年中进口
增至312％，出口增至307％。贸易的总增长率以当时的价值计算，在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前是比较慢的，而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增加得最快。数量指
数表明进口的增长相当稳定（1905—1906 年的猛增是日俄战争的直接结果，
不应把这两年当作典型），而出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比较呆滞，但在清朝
最后几年迅速增加。出口猛增的原因是主要从满洲输出了大豆和豆制品。如
果把1888 年前的贸易数据加以调整，进口以成本、保险和运费之值计算，
出口以离岸价格之值计算，并且把鸦片和其他商品从香港“走私”入境的情
况考虑在内，1870—1887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很可能出超。1888—1900 年，
进口有限地超过了出口，每年平均入超40，876，000 海关两。1900 年以后
入超大大增加，1901—1911 年每年平均达121，377，000 海关两。一部分逆
差被华侨的侨汇所弥补，到1900 年为止还被少量净出口的金银所弥补。其
余部分则被流入的资本所弥补，这部分资本包括上述1895 年以后的工业投
资和下面将要讨论的清政府借的债款。
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它在1890 年前是输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一项进口货，
以后则被棉布所超过。按价值算，棉布和棉纱一起在1890 年以后约占中国
进口值的三分之一。棉花贸易和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在上面与手工业合并
讨论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进口主要是为了供应沿海的大城市，进口多少似
乎视地方收成后的供应情况而不是视收成的一般好坏而定；这一贸易既反映
了沿海城市的发展，也反映出在供应沿海城市的外围贸易区外面种植的本国
粮食面临着拥挤的交通和高昂的销售成本的状况。中国主要进口货的百分比
列于表十七，出口货的百分比列于表十八。
丝和茶在南京条约之前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在清朝灭亡之前这
两项商品继续保持这个地位。但是它们合起来在出口贸易中的相对地位是在
不断下降。茶叶出口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商面临着日本和
印度日益激烈的竞争而又不能在产茶者和中间商内部贯彻质量标准。丝织品
出口的庞大的绝对数量说明了这一主要的农村手工业还继续有力量；同时，
豆油、皮革、面粉、蛋、蛋制品和出口增长程度稍小的皮棉却脱颖而出，这
反映了进入本世纪之际在大、中城市建立了许多小工业工场的情况。
香港名义上占中国对外贸易数量的很大部分，却又缺乏1932 年前从香
港输入和输至香港的货物的数据，这样就不能精确说明与各国进行贸易的比
重。表十九提供了1871—1911 年期间选择的几年每个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
中所占的未经调整的百分比，而表二十则显示了马士为帝国海关计算的每个
国家的百分比，他的计算把香港作为一个中国港口，它的进口数和出口数分
别被列入表内几个主要贸易国家的数字中。联合王国在十九世纪末之前是中
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拿整个英帝国来考虑，那么在进入二十世纪后
它仍是最重要的。英国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优势最为显著，如上所述，这是
因为从兰开夏进口了棉布，从印度进口了棉纱和鸦片。虽然英国的总的比重
依然是最大的，但也在减少。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日本的贸易由于受到
了马关条约的条款和1905 年以后它在满洲所起作用的推动，发展很快。美
国和俄国在中国的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总的说是在增加。
有两种有关上面叙述的对外贸易的普遍意见涉及这里谈到的内容。第一
种是，虽然中国的世界贸易是在发展中，但到1913 年，它按每人计算（进
口合0.94 美元；出口合0.67 美元；合计
表十九 1871—1911 年中国与主要贸易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百分比
从 何 处 输 入
1871 — 3 1881 — 3 1891 — 3 1901 — 3 1909 － 11
香 港32.5 36.2 51.2 41.6 33.9
大不列颠34.7 23.8 20.4 15.9 16.5
日 本* 3.7 4.9 4.7 12.5 15.5
美 国0.5 3.7 4.5 8.5 7.1
俄 国0.2 0.2 0.6 0.8 3.5
德 国+ — — — — 4.2
法 国+ — — — — 0.6
其 他28.4 31.2 18.6 20.7 18.7
合 计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输 往 何 处
1871 — 3 1881 — 3 1891 — 3 1901 — 3 1909 － 11
香 港14.7 25.4 39.3 40.8 28.2
大不列颠52.9 33.3 11.3 4.8 5.1
日 本* 1.7 2.4 7.2 12.5 15.9
美 国14.1 12.4 9.8 10.2 9.0
俄 国3.3 7.3 8.6 5.5 12.5
德 国+ — — — — 3.1
法 国+ — — — — 10.7
其 他13.3 19.2 23.8 26.2 15.5
合 计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1895 年起包括台湾在内。 +1909 — 1911 年前包括在“其他”项中。
材料来源：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表7 — 8 ，第65 — 66
页。
表二十 1899—1905 年中国与主要贸易国进行的对外
贸易（包括香港）的百分比
从 何 处 输 入输 往 何 处
1899 — 1903 年
(平均百分比)
1904 1905
1899 — 1903 年
(平均百分比)
1904 1905
大不列颠20.13 23.92 23.53 8.60 7.72 6.97
英自治领等28.33 26.54 23.81 13.98 12.49 12.44
(整个英帝国) (48.46) (50.46) (47.34) (22.58) (20.21) (19.41)
日 本* 18.26 18.06 16.13 12.70 15.51 14.03
美 国10.95 9.20 18.11 12.92 16.09 15.47
俄 国2.54 4.31 3.49 13.59 13.24 14.83
德 国5.50 5.90 5.08 3.39 4.05 4.41
法 国0.80 0.56 0.46 19.35 16.97 16.52
其 他13.32 11.51 9.40 15.47 13.93 15.33
合 计100.00 11.00 100.00 l00.00 100.00 100.00
*包括台湾在内。
材料来源：根据马士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1906 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1 部分第
46 页)中的计算。
1.61 美元），在国联为之编制材料的八十三个国家中是最低的。可能在这些
计算中，1913 年的中国人口数估计偏高；但即使在每个人的对外贸易值是上
面数字的两倍这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中国仍接近所列八十三个国家的末
位。库兹尼茨教授的研究著作已经指明，一国面积大小与该国对外贸易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会成反比。①就中国而言，国家面积的因素更起着作用，因为
它的经济制度有着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微小的经济组织，它们由一种相对地
说未发生变化的运输体系维持着。
第二种普遍的意见是，外国货在内地的销售基本上是由华商控制和通过
传统的贸易渠道进行的，出口货的收购也是如此，不过程度稍轻而已。1896
—1897 年兰开夏访华代表团报告说：“在整个长江流域目前还没有一个西方
商人从事棉制品的进口贸易，只有上海除外。英国资本已经从汉口等口岸撤
出，并且一直没有向重庆等新口岸投资。”①汉口十一个大华商定期在上海
通过其代理人购买进口的布和纱，然后把货物转售给汉口的零售商和从湖南
及河南低级市场前来汉口购货的商人。在1896 年，重庆有五家欧洲洋行，
其中只有一家经营在中国进口货中最为重要的进口棉制品，而且营业很小。
① 库兹尼茨教授认为，许多小国（即使是不发达的小国）的面积因素相对地说是造成对外
贸易在国民收入
中占高比重的基础。见库兹尼茨：《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和范围》，第431 页。
——译者
①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70—71 页。
重庆的棉花贸易掌握在二十七家中国商号之手，它们与三家成都商号及一家
嘉定商号一起，每年8 月分派它们的代理商（他们往往是这几家商号的合伙
人）去上海，住在那里采购和装运布、纱到重庆，直到次年5 月。地方的商
人则向重庆商人赊购，以供应四川的低级市场。在华南，象云南省临安府等
较小的贸易中心的商号代理商或合伙人则直接向香港的英国进口商购货，航
运的货物经过海防，在蒙自进入中国境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进入七十
年代以后，外国洋行（特别是英国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运进汉口等
商埠，但位于较小通商口岸（它们是大贸易区的城市市场）的这些分行甚至
不能与中心市场一级的中国销售商发生长期的直接联系，当然更谈不上与中
间市场或基层集市发展联系了。与这些分行在镇江和汉口打交道的中国商号
高踞于传统市场结构的最上层，它们具有了解地方情况以及与低级市场发生
长期关系的有利条件。象上述设在重庆的那些商号越来越愿意直接向上海或
香港采购，因为这些地方选择货物的余地较大，它们还可以从进口商之间的
竞争和经常举行的拍卖中获益。长江的中、外轮船公司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使中国商人同洋商一样获得了有利条件。此外，1876 年的烟台条约正式规
定，发运进口货的中国商人有权取得通行证（单照），这样，名义上取得了
与洋人平等纳税的权利。在进口和销售主要的大宗商品方面，如果说在华的
洋行逐渐变成了设在上海和香港为当时已有的中国商业体系服务的代理
商，也许并不算夸大其词。至于有些专利商品或体现先进技术的商品，从本
世纪开始时起已为它们建立了由洋人监督的中国代理商销售网。甲午战争
后，一部分日益发展的日本贸易还采用直接销售的办法。但进口货的大部分
销售业务仍操在中国人手中。
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进口货的需要是有限度的，在通商口岸以外，这种
需求几乎完全通过传统的中国市场体系来满足。出口方面的情况与此相似，
但有迹象表明外国人参与的程度稍大。通商口岸的外国出口商在每年收购新
茶时不能进行任何质量控制，这是中国茶叶在面临印度、锡兰和日本竞争的
外国市场上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在早期增加诸如猪鬃、皮革、
蛋和蛋制品等新出口货的供应方面，外国人至少起了直接的作用。
我在前面说过，传统市场体系的稳定是与技术及运输成本直接相关的。
到1911 年，轮船、汽艇以及铁路深入中国内地的程度极其有限。在1865 年，
清政府禁止了曾经在太平军叛乱时期容忍过的外国汽艇在内河的航行。但是
洋人办的和华人办的通商口岸（包括长江各商埠）之间的轮船运输业得到条
约的准许，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了发展。在1874 年，有17 艘美国轮船、
11 艘英国轮船和6 艘中国轮船在长江上和在上海与其他通商口岸之间运送货
物。到1894 年，轮船招商局的26 艘轮船以及两家英国公司的至少51 艘轮
船在这些航线上营业。较小的华资蒸汽客艇也开始往返于通商口岸与未对外
国运输业开放的内地城市之间。蒸汽客艇的普及明显地可以从在帝国海关注
册的华资轮船平均吨位的下降中看出：1882 年为737 吨；1892 年为247 吨；
1900 年为35 吨。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了英国提供的一笔借款，英政府在1898
年索取“赔偿”时强迫北京准许挂外国旗帜的轮船在1865 年以后已被禁止
前往的内地港口通商。到1903 年，共有614 艘华资和外资轮船已经登记要
在内地通商，在1909 年此数增至977 艘，1910 年增至1030 艘，1913 年又
增至1130 艘（华资的936 艘，外资的194 艘）。这些小江轮给长江和西江
两江的支流上的传统贸易航线带来了较便宜和较迅速的运输工具（在1909
年，总数中的360 艘在上海注册，72 艘在汉口注册，277 艘在广州注册），
但它们与仍继续进行大部分内地贸易的所有大小帆船和木筏相比，在数量上
和吨位上依然大为相形见绌。①
同样，到1912 年虽然已经兴建了9，244 公里的铁路干线和支线（包括
1895 年以前的288 公里），但对清末的经济和商业体系只起了有限的影响，
这与铁路对清朝最终命运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情形相反。1912 年以前
的中国铁路对经济和销售体系影响甚小，这不但是因为铁路的总里程毕竟是
非常小的，而且是因为铁路只是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才通车。此外，在民国开
始的几年铁路确实起过的作用，也被地方性的内战弄得严重地变了样，因为
内战征用铁路运兵，把收入转用于维持军阀的军队，并且忽视了对路基和车
辆的维修工作。
北京至张家口的199 公里铁路是中国的工程师主要用北京—
沈阳铁路线的利润建造的，除了这个不重要的例外，民国以前的中国铁路主
要受外国贷款的资助和由外国特许权持有者建造。满洲的中东铁路（1，481
公里）和哈尔滨至大连的南满铁路干线（944 公里）完全是俄国人办的企业，
只是以中国人的合股稍加掩饰而已；山东省的胶济铁路（394 公里）则由德
国人投资和经营。在1912 年，铁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稍多一些在满洲；毫
无疑问，铁路对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增加满洲大豆出口和稳步发展棉制品
进口是很重要的。哈尔滨实际上是中东铁路建立起来的，而象位于其内地贸
易区缺乏水路的牛庄和秦皇岛等港口，就要依靠铁路。中国本土的主要干线
京汉铁路（1，215 公里）和津浦铁路（1，009 公里），从北向南，把华北
平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而在此以前，其间只有运输能力不足的运河可供
使用。虽然这两条平行的铁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种不经济的重复建
设，但总的说来，这两条在第一个铁路建设热潮中完成的铁路路线位置良
好，可以象在满洲那样开发新的领域，还可以弥补华北缺乏可供航行的河道
① 1900 年华资轮船的平均吨位为35 吨，所以即使在1913 年1130 艘内地轮船平均吨位高
达100 吨这一极
不可能的情况下，它的总吨位也只有113，000 吨。1941 年9 月，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
有118，292 条大
小民船（共计850，704 吨，船员459，178 人）在汪精卫政府成立的船员协会中登记。我
没有清末民船数
和民船吨位数数字的资料，但决不可能小于上述仅仅三个省的数字。见满铁调查部：《华
中的民船业》，
第134—135 页。
之不足。也许会认为以汉口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铁路网在理论上是更加可取
的，但在1906 年京汉铁路建成时，人们不可能预见：因政治原因而象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满洲那样会重复建线；汉口和广州拖延了几十年才接通；在
1949 年以前还不能往西向四川省建线。清末湖北沙市海关税务司的评论适用
于除华北和满洲少数被铁路连接的大城市以外的一切地方，他说：“沙市没
有铁路交通，但是由于它是最庞大的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体系的中心，所以
在许多年内可以用不着任何铁路。”①
看来在晚清中国的外国商人的确是在日益为中国商业体系服务，而不是
进行控制，虽然这一说法与较为普遍的观点相反。但是主要在上海和香港经
营的进出口业务几乎完全操于外国人之手，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不会
讲中文的洋商与来自重庆、汉口而不会讲英语的顾客或供货者之间，买办为
主要联系人。许多买办虽然名义上受雇于洋行，但自己也经营其雇主所经营
的货物的贸易。他们向中国商人购买出口货，同时对买购进口货的商人提供
信贷，这种作用使他们能得天独厚地影响进出口贸易和从中获利。许多华资
的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最初投资者，都是在上海大洋行中当买办致富的。
1911 年以后增加了许多华人办的和日本人办的进出口行（显然，日本人比英
美人士更下功夫去掌握一些汉语），这个情况降低了买办在对外贸易与中国
销售体系之间作为联系人的包揽一切的地位。但是，买办制度经过一些改头
换面，还是延续了下来。
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继续占有的进出口业统治地位，得到了资助对外贸易
的在华外国银行的支撑。从1848 年东方银行（又称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
办事处起，英国人在中国实际上垄断了近代银行业务达四十年之久。两个英
国控制的最重要的企业之一是麦加利银行，其第一个在华的分行于1857 年
开业；另一个是建于1865 年的汇丰银行。德、日、俄、法、美等国的竞争
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外国银行资助进出口的大部分贷款是借给
洋行的；给华商的直接贷款有限。但也向“钱庄”提供短期信贷，后者又贷
款给中国商人。实际上，外国银行通过垄断对外贸提供资金，也控制了外汇
市场。它们是白银流入和流出中国的渠道，并且决定白银的黄金价格的涨
跌。在1935 年前，上海市场的官方外汇汇兑率是根据汇丰银行每天的行情
作出的。
中国第一个近代银行是1896 年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但是直到
1904 年创办的户部银行发展为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后，中国的银行在资助对
外贸易方面才起了重要作用。在1896 至1911 年期间，有十六家近代的中国
的银行开业（其中只有七家继续营业到三十年代）。它们的总行和分行都设
在大城市；它们以向内地“钱庄”提供短期贷款的方式，只与内地贸易维持
小规模的间接联系。近代商业银行的业务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①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年》，第1 册第292—293 页。
才开始打入传统的市场体系，但总的势力即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其量
也是微弱的。晚清中国的大部分达到全部依靠外界贷款程度的地方商业继续
由老式银行提供资金，这进一步证明，到了1911 年，除了主要的通商口岸
以外，贸易结构和促进贸易结构的各种制度设施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没有
发生巨大的变化。①
① 但是应注意到，山西票号的地位从1900 年前后大大地下降了。在1896 年后建立的一些
半官方的近代银
行吸收了票号所依靠的大部分汇款业务和公众存款。
行政和经济
人们经常用沉重和随意开征的税赋、到处出现的贪污和对商业及商人的
普遍藐视等现象，来说明清代政治制度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现象不
能轻易忽视，思想意识上“重农轻商”的态度特别需要探讨，这里不予赘述
（详见第八章）。但事实是，如本章前面所述，晚清在传统技术的种种束缚
内，已经具有一种复杂的、商业化的“发达”经济。在两个世纪中，这个经
济曾经养活了日益增多的人口，曾经推动了对中国本部以外的广大领土的
“剿抚”，并且在十八世纪后期以前（除了1673—1681 年的三藩之乱外）
已经度过了非常漫长的国内安定、相对繁荣和强有力的统治的时期。以近代
标准来衡量，加在民众身上的税赋负担还是轻的，虽然税政有时是随心所欲
的。中国也象其他社会一样存在着腐败堕落行为，但是通商口岸观察家眼中
的大部分“贪污腐化”却反映了外国人无法理解的那种非正式、但又是制度
化的陋规的情况，这种陋规已渗透到了清朝官方法典规定的高度合理化的财
政制度里面。即使商人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地位低贱，有时还过度地被迫向政
府进行“捐献”，但这不能抹杀他可能发财致富的事实。十八世纪包揽两淮
盐运的业务每年平均利润也许可达五百万两，此数由三十个大运输商和约两
百个较小的商人分润；另外有二百万两利润每年在大约三十个行号之间分
配。商人还可能很有势力，特别在农村市场结构中更是如此，因为农村中当
官的和不当官的地方上层人物都通过商人之手向商业投资或放高利贷。此
外，商人还可能很幸运，他的儿孙因为有许多余闲功夫并受到严格的教育—
—也许还捐纳了初级功名——而可能进入政界。总之，对按人口计算产量相
对稳定的传统经济的维持、扩大和繁荣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政至少是
不起作用的因素，除了在重复出现的王朝衰败时期外，它们几乎从来不是主
要的障碍。
但是，如果讨论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即或是从增加每人的国民产值的
意义上说，或是从工业化（就是近代制造业部门有了迅速发展，不管有没有
按人头直接增加产量）的意义上说，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政府肯定是没有能
力提供积极的支援的。意识形态、传统的财政措施以及收支的格局，都是对
采取顺应形势的行动的障碍。
格尔申克龙教授曾经指出，①在欧洲“落后”国家的最初的工业化热潮
中（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国家预算代替了受到贫困的农业部门
严重限制的微弱的市场需求和资本供应。在德国和法国等不那么“落后”的
国家中，工业银行提供信贷的业务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但在清末，中国却一
样也没有。如上所述，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
要的作用外，1911 年以前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
① 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龙：《从历史角度看经济的落后性》。
汇兑银行和地方性的“钱庄”的范围。中国第一个近代银行——即半官方的
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各省与北京之间汇划政府经
费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当这项业务失败后，他们就把力量完全转到常见的
商业银行业务方面。以后创办的两个较小的官办银行（1908 年创办的交通银
行；1904 年成立并在1908 年改组为大清银行的户部银行），都没有向工业
提供贷款的打算。
清政府未能扶植足以产生工业投资的近代银行体系的原因，归根结蒂与
使它不能以自己的预算资金投资于经济发展的原因相同。简言之，与其行政
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是相当地浮在表面上的。甚至在正常
时期，帝国官僚政治的组织虽然在形式上是高度集中的，仍不能深入到中国
的社会（包括这个社会中那些构成经济的方面）中去。中央政府通常将其经
济作用只限于要求分享一部分生产中比较固定的经济所得，以及保持国内安
定和防御外患以确保下一年的再生产。这个作用当然符合儒家政治思想的主
流。但是在帝国长达两千年的不同时期中，为了摆脱经济中的消极无为状
态，曾利用过在支撑帝国制度的儒—法思想混合体中较为活跃的法家体系，
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但是，极为保守的清朝也许是特
别难以摆脱经济上的消极无为的状态的，因为它一直感到自己是异族，所以
决心通过维护儒家的正统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随着土地耕种面积的增
加（直到1800 年前后）和人口缓慢而不均匀的增长（除去十九世纪中期叛
乱时可能有所减少外），总的经济产量当然是发展的。但对中央政府来说，
由于增加了大致是上述的两种生产因素而引起的生产发展，并不能使它取得
增加收入和增加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帝国最重要的收入（田赋）的官方税
率被康熙帝在1712 年永久固定以来；各省上缴北京的份额只有在新地得到
开垦和纳入税册的情况下才有所提高，但这些增加的情况各省是很少上报京
师的。
但我们还会看到，各省和地方的税收显然仍保持着它们的适应能力，并
且随着全国产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是从促使经济可能取得发展而不是仅
仅维持经济平衡的观点看，这些新资源完全是不起作用的。在中央政府的官
僚集团内部依然存在着出现一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虽然很渺茫），使法家
式的“经国之道”又能够东山再起，去推动各种经济发展的规划。在一定程
度上，这项工作由十九世纪后期如李鸿章、张之洞和盛宣怀等“自强主义
者”，以及1898 年的“维新派”和1901 年以后清末的维新运动去做了。但
是，地方的行政直到清朝快要灭亡时明显地是儒家式的“济民之道”的发源
地。这种“济民之道”比官僚国家的利益本身更广泛，更普遍，并且反映了
地方上层人物要竭尽全力使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社会保持固定不变的愿
望。这些人接受的是以道德典范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并且赖以支撑自己的也
是这种思想。虽然儒家式的“济民之道”在1900 年以后日益被掺入了反帝
的民族主义，但它还没有发展到愿意在财政上负担经济发展的程度。在这
里，不能指望有主动进行变革的有力的活动。因此，我的注意力将放在因中
央政府的无能而出现的种种情况上——它肯定是弱的，但什么也不能代替
它。
在1712 年至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期间，北京政府记载的法定收
入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政府在下列年份中的岁入总数分别是：1725
年为36，106，483 两；1753 年为39，767，292 两；1812 年为43，343，978
两；1841 年为38，600，750 两。田赋提供了总收入的75—80％。）虽然康
熙帝冻结了田赋税率，但各省和地方的税收仍继续增加。除了上缴中央政府
为数很少的税收定额外，它们用三种办法来增加实际税收。第一种是“耗
羡”，在理论上，这是为了弥补上缴白银成色的不足和熔铸银锭时的损耗而
开征的。实际上，这些损耗微乎其微；耗羡事实上就是在康熙规定的税率以
外增税。在1724 年，这项附加税得到清帝的正式批准，其中的一部分上缴
北京作为每年付给官员们的“养廉”津贴，以补贴他们微薄的官俸。但是这
项附加税的大部分收入仍不受北京的控制。第二种办法是地方官员向纳税人
加征成为惯例的各种名目的征税花销。第三种办法是州县官员可以比较自由
地在名义上应征的粮或银与每担粮或每两银的铜钱值之间规定折换比率，然
后按此比率十足征税。
在十九世纪中期，在传统的田赋、盐税和关税以外又增加了两种重要的
收入来源。1854 年以后成立的外国人管理的帝国海关正式规定向对外贸易征
收关税，并把收入上缴给北京政府而不归各省掌握。第二种新税制则相反，
它几乎完全脱离了北京的控制。这就是厘金税，它原来是各省官员为了筹资
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作为向通过运河的粮食征收的内地过境税，厘金税
1853 年首先在江苏省开征。到1862 年，它几乎适用于一切商品，并且差不
多各省都已征收。在有些情况下，不但在运输线沿线征收，而且还在出发地
作为生产税或者在目的地作为营业税征收。税率悬殊很大，从货价的1％到
10％不等，而最普遍的税率是每个厘卡收2％。在各省每年向户部上报的商
品厘金税中，中央政府只能处理约20％，其余的实际都归各省掌握。未上报
的数量不详的税收当然也归地方留用。
此外，为了支付中亚叛乱、与俄国的伊犁争端、中法战争以及水灾饥荒
等连续发生的一系列危机的费用，经户部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
常的督促，最后通过提高盐税和杂税而使收入少量地和暂时地增加了几次。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帝国的收入与十九世纪中期收入相比几乎增加了一
倍，但这几乎要归因于关税和厘金税。对及时资助左宗棠军队远征和“平定”
西北这类紧急要务来说，传统的财政制度是无力迅速作出反应的，政府被迫
只能向外国贷款求助（见第四章）。在1894 年前，签订了总数为四千万两
的九笔贷款，其中大部分用于军费。这些资金由通商口岸的外国企业而不是
由外国政府借给。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已经偿还了本利三千三百万两，
钱大部分来自海关收入。
表二十一所列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典型的一年北京一切来源的收
入和主要开支项目的估计数。各项收入数字并不表示实际解交京师的税收
数；它们是每年（分两次）上报户部的数额。这些上报的收入那时以货币或
实物分存于几个省，等待户部的调拨。中央的国库不编制收支综合预算。（维
新派未实现的计划之一就是要编制正规的全国预算。）相反，不断发生的开
支项目逐渐在某些特定省的特定税收中一笔一笔地支用。结果，上报总数中
的一部分由各省留用，以支付以后地方上的民政和军费开支，第二部分上缴
北京（或根据户部的指示解交其他地方），在某种情况下，还有第三部分作
为协助款项转拨他省。这种财政制度适合于短程的运转，而传统惯例的压力
使它不能对紧急的需要作出迅速反应。由于太平军叛乱和十九世纪中期其他
的叛乱，北京对帝国各项收入来源的控制已被削弱，财政制度也严重地被打
乱。但是与清朝的最后十七年相反，由于有了新收入的支持，政府的民政和
军费开支在1894 年以前可以得到解决而不用向国外大举借债，正常的收入
还进而被用来分期偿还已经借入的数目不大的外国贷款。当然，对现代化海
军和洋式军队的大量投资收益甚少，这可以从1895 年以前洋务运动的军事
和工业项目所取得的微小的成绩中得到证明。
上面已经说过：每年上报北京的收入只表示帝国税收总数的一部分。中
央政府能够控制的全国潜在的财政资源部分，基本上无伸缩余地。它没有机
会从发展的对外贸易中增加收入，因为关税率未经条约列强的一致同意，不
得变动，而且它控制盐税和各种次要税收的能力也有限。对全国的税收总收
入已经作出了几个估计数；就绝对数字而言，各个数字最多也只能说是合理
的猜
表二十一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政府年收支的
估算数（库平银）
收入
田赋25,088,000
漕粮6,562,000
盐税（包括盐厘金税） 13,659,000
商品厘金税12,952,000
关税（ 1893 年） 21,989,000
地方关卡收入1,000,000
对国内鸦片征收的税和厘金税2,229,000
杂税、捐纳和“贡献”等5,500,000
合计88,979,000
支出
中央政府行政费用、皇室津贴和满洲戍军军饷19,478,000
海关行政费用2,478,000
公共工程1,55,000
现代化军队、沿海防务8,000,000
满洲防务1,848,000
甘肃和中亚的民政和军务开支4,800,000
北洋水师5,000,000
南洋水师5,000,000
铁路建设500,000
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拨款1,655,000
各省行政费用、各省军队36,220,000
偿还外国贷款的本利2,500,000
合计88,979,000
材料来源：贾米森：《中华帝国财政收支报告》。
测，但合起来看，它们有力地证明了在清朝最后十年中各级每年税收总数是
上报北京数额的两倍多。最近对省一级《财政说明书》（1909 年根据帝国法
令在各省成立的清理财政局的报告）的考察，表明1908 年的税收总额为二
亿九千二百万两。①马士在其《中华帝国的贸易和行政》一书关于收支情况
的论述中提出，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年收入总数至少为284，154，000
两，各级收入如下：帝国政府99，062，000 两；省级政府142，374，000
两；州县政府42，718，000 两。最后，资政院编的1911 年帝国“预算”估
计中央和各省的收入总额为301，910，297 两（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
厘金税44，176，541，而以往每年各省上报数为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两；
非税收的收入九千二百万两）。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相反，日本在1873 年修
改土地税后，把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直接置于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晚
① 王业键：《1750—1711 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73—83 页。
清的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没有能力扩大它对收入的控制。
如果我们假定清朝后期的收入总额约为二亿五千万两，北京分得一亿
两，那么国民收入有多大部分可用于政府的支出呢？由于缺乏可靠的国民收
入资料，当然只能作出最粗略的估计。如果张仲礼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每
年国民总产值的初步估计”因对农业产值估计偏低而这里对它进行了调整，
那么十九世纪后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为3，338，757，000 两上下（见前
面表一）。政府收入总额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而北京所得的那部分
款项就占3%。②我已经承认，这些比例有着很大的误差。记住了这一点，那
么注意到以下事实是有意义的：在国民总产值中政府消费量所占的比重在十
九世纪中期西欧各国和美国也可以找到。③不过，这些不太“落后”的国家
的经济发展用不着从政府预算中直接取得重大帮助就可以进行下去。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政府把总消费量中的较大部分高质量地用于健
康、教育和总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服务（其中包括商业服务和市场销售服
务）方面，这些服务工作可以形成一种环境，使私人在向新企业投资时能够
获利。中国的问题不但在于国民生产总值中受政府控制的部分特别小，而且
即使对这一部分，中央政府也只能使用其总额的40％。同样重要或者可能更
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部分几乎全部用于军事目的，主要是镇压国
内叛乱，同时也用来对付若干较小的外来危机。即使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中
央政府支出增加了一倍，情况依然如此；可将表二十一与所选以前几年每年
收入的例子作一比较。政府的各项劳务与原来一样，没有显著的扩大；也没
有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这些劳务的传统局限性，即限于维持秩序和征收税赋以
支撑清帝和他的官僚机器。也许在1900 年后清政府受到反帝的民族主义的
激励，在思想上准备有些作为，但是政治上的软弱和财政上的紧缺，使实际
的支出只能限于如创办新的学校体系和促进工业低水平发展等方面。
1895 年以后，由于三倍的赔款要求、巨额外债的偿还以及军费支出等情
况，到那时为止北京朝不保夕地大致维持的收支平衡遭到破坏。虽然意识形
态上的流行调子从“重农轻商”转到了“富国强兵”，但帝国政府仍没有方
便条件去改变它到那时为止基本上是消极的经济的作用，甚至它曾想要有所
转变也无能为力。尽管有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保守派对包括发展近代经济等
变革的抵制直到清王朝灭亡时仍是强有力的。
在1894 至1911 年期间，清政府向外国人签订的贷款达746，220，453
两库平银。其中330，587，160 两贷款用作兴建铁路之用，以后用铁路本身
的收入偿还。虽然有几项借约给予承受抵押的外国人以实际经营特权和采购
材料时的丰厚佣金，但铁路贷款本利的偿付并不意味着给中央政府的正常收
支直接增加负担。为工业目的而借的借款都比较少，共25，517，349 两，
② 我计算的政府收入或支出数中包括张仲礼予以归入绅士劳务的一部分数字。
③ 西蒙·库兹尼茨：《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和范围》，第236—239 页。
其中为架设电报线和购置设备而借入的资金为5，452，783 两，杂项用途的
借款为647，812 两。工业借款主要包括日本债主借给半官办的汉冶萍公司
的贷款。汉冶萍公司无力偿还这笔债款，债务越陷越深，于是就给日本提供
了借口，把正式承认日本控制该公司的内容列入1915 年的“二十一条”要
求之中。
表二十二 1894—1898 年军事借款和赔款借款
面 值贷 款 者担 保
（折成库平银两）
7% 汇丰银款
（ 1894 年）
10,000,000 汇丰银行关 税
6% 汇丰镑款
（ 1895 年）
18,653,961 汇丰银行关 税
6% 瑞记借款
（ 1895 年）
6,217,987 德国国家银行
（瑞记洋行行经手）
江苏省盐
厘\关税
6% 克萨镑款
（ 1895 年）
6,217,987 克萨银行关 税
4% 俄法借款
（ 1895 年）
98,968,370 俄法财团十家银行关 税
5% 英德借款
（ 1896 年）
97,622,400 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关 税
4.5% 英德续借款
（ 1898 年）
112,776,780 汇丰银行、德华银行货厘\盐厘\
关 税
合 计350,457,485
材料来源：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1853 — 1927
年》，第28 — 31 页。
除了铁路建设的巨额借款外，借款主要用作中日战争的军费（119，838，
648 两）以及中国必须支付这个战胜国的巨额赔款（263，176，701 两）。
这些借款总额中包括几笔短期贷款，表二十二列出七笔主要的长期借款和赔
款借款。这些借款本利的偿还需要在表二十一所列的正常岁出外增支二千万
两。这些资金来自何处呢？在表二十二所列借款中，除了两笔，全部以海关
收入作担保。1895 年的瑞记借款是以江苏省的盐厘为第一担保，以关税为第
二担保。1898 年的英、德借款则以关税中未抵押部分（由于以前几次借款，
这一部分在1898 年数额甚小）以及在海关总税务司监督下的长江流域七个
关卡的盐厘和货厘收入作担保。但是，这还只是事情的开始。1890—1900 年
每年的关税收入相当稳定地保持在二千二、三百万两上下。以关税偿还外国
借款就使户部的固定收入项目大量亏空——根据户部的计算，1900 年至少亏
空16，700，000 两。最后，就靠以下的办法来偿还外国借款：几次提高盐
价，减少某些官俸和津贴，提高国内鸦片的税率，增加销售税和其他杂税，
稍微增加上缴北京的厘金税数额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的措施，但每个措施
都是与各省当局长期磋商的结果。借款能如期偿还，但在1902 年前，财政
制度一片混乱。较为有趣的是，中国在1898 年第一次筹备发行国内公债：
共一亿两“昭信股票”，年利五厘，二十年内还清。在地方绅商抱怨这是勒
索行为的一片叫嚷声使这一试验寿终正寝以前，也许有价值一千万两的债券
已经售出。公众对清政府的“诚信”没有信心，也没有银行体系能象民国时
期经常实行的那样，以高折扣来收购政府公债。
除了每年需要偿还表二十二所列的借款外，从1902 年起至少要筹措同
样多的款项以偿还每年的庚子赔款。在清朝的最后几年，归还各项借款和庚
子赔款的数额每年合计达四千六、七百万两。增加支出的一部分来源来自
1902 年修改关税率以后增加的关税收入和辛丑各国和约规定的由海关各署
监管的地方关卡收入。但是在清朝灭亡以前，四分之三的庚子赔款是用各省
在表二十一所列的份额以外每年多上缴给北京的田赋、盐税和厘金税收入支
付的，这件事颇给人以启发。北京每年向各省索取以前不归它控制的一千八
百万两以上的收入当然只有在外国军队实际占领华北的特殊情况下才有可
能（尽管此举仍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并且仍经过了1895—1901 年反复的讨
价还价才定了下来）。但从这笔资金和其他更属临时性的筹款可以得到证
明，清末的经济有着一定的储备潜力。问题在于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和政治
力量这两种因素去动员这一潜力进行生产性的投资。
在1895 至1911 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共偿还本息476，982，
000 两；后面三笔借款（一笔俄法借款、两笔英德借款）是给日本战争赔款
才借入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如果把其他四笔军
事借款也包括在内，清偿款项将增至547，552，066 两，但我们要考虑到军
费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并不是赔款所表示的资源净损失。）476，982，000
两的总款项相当于1912 年前向外国人借进的全部铁路建设款的一倍半。它
又相当于1895 至1913 年期间建立的一切外资的、中外合办的和华人自办的
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中国经济中的资金大量外流，其来源除了靠
清朝最后十年增加的海关收入外，最终还是靠增加地方税吏向民众征收并上
缴给中央政府以偿还外国债主的税收。
但是清朝没有垮台，主要原因是民众只反对过分沉重的捐税。可是以后
的情况恰恰相反。到了1911 年，不但它的财政资源，而且它的政治力量都
成了没有根基和不起作用的因素。当北京政府在1900 年后慢慢地开始打破
思想上的抵制而在各个方面进行“全国的开发”时，它不但缺乏必要的政治
控制（虽然它打算取得这种控制），而且还负着外债，这些外债又优先拿走
了它借以开始进行发展的财政资源。但是取得这些外债的过程已经成了一种
不客气的教育工具，它促使政府开始去扩大其开发目标。也许这样就孕育了
一种必然要发生悲剧的因素。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传统”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地和很小规模地
起变化了。但是这些变化并不会促使人们抱奢望，以为只要经过短短几十
年，经济制度就会激烈地被改组（即“现代化”、“工业化”）；也不会叫
人们去幻想，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的经济能够继续沿着传统路线（清朝约在
1800 年以前曾以此夸耀于世）发展下去。明摆着的事实是，到十九世纪中期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中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用它可能掌握的技术（机械
的和组织的）进行发展的极限；而且到1911 年时，很少新技术（“先进的”、
“现代的”）被引进和采用，也没有从内部产生。此外，不论是国家部门或
是私营部门，在思想上和财力上都无力把“经济发展”作为一项优先政策来
倡导。
但另一方面，尽管各部门和地方出现了紧张状态，但到清代灭亡之时，
还没有大量材料可以说明这个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盲，所以不能说推翻和抛
弃它的时机已经成熟。大部人的生活接近最低水平，但要着重指出的是，仍
离最低水平有一段距离。社会动乱和阶级冲突是地方性的。但是，这种骚乱
并不体现为基本的、危及全局的恶性弊病，而似乎是随着出现的那些临时
的、基本上是无规律的危机的范围和激烈程度而起伏，而这些危机（例如旱、
涝、歉收、盗匪和内战、外国的侵略和官吏的贪污腐败等）并非产生于经济
制度本身。最后，由于技术没有进步，可以料想人口对土地的无情的压力威
胁着整个经济的生存能力。但是在二十世纪开始时，怎样对付这个大问题还
没有提上日程。在“平年”，城乡人口都能有衣有食，尽管很贫困。
事实上，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比我们恰切地解释为经济性
的因素垮得更早，被抛弃得更早。当新的政治力量有意识地转向经济发展的
任务时，它们也许过分自信地认为，传统的经济在1949 年前革命的一个世
纪中也已被破坏无遗。它们认为一旦加给人民力量的沉重枷锁被打开后，在
中国经济的基本价值观或结构中就没有内在的东西会阻止经济的迅速发展
了。这种希望仍象幽灵那样继续附在北京的身上。
（杨品泉译）
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 年
对外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
1861 年以后，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时代。西方的好战
性已有所节制，而中国的反抗也为和好所代替。在两次战争中遭受到的失败
以及英法联军于1860 年占领北京竟至焚烧圆明园的事实，都使得清廷比较
讲求实际的官员们在震惊之余认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并认识到
现代的西方人与早先骚扰中国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当时，越来越感到“西
风东渐”以及此风的势不可遏。因此，中国接受这种现实乃是当务之急，尽
管这样做是不愉快的。一些先进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决心履行中国的条约义
务，使它的外交活动现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矿企业，并且聘用外国人协助
他们处理这一新的形势。其结果是，1861 年设立了一个类似外事署的机构，
1864 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 年清帝接见一批外国外
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并且在1876 年以后还向国外派驻了外交使团。到
1880 年时，中国已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并且也象所有其它国家
一样，学会了在一个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竞争。从形式
上看，儒家的“天下”已经演变成“国家”，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中央
帝国”的世界观依旧沿袭未改。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被弄得进退维谷的情况
下，中国于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的战争，其原因
部分是为了履行它对藩属的义务，部分则是向西方殖民列强效尤执行宗主
权。由于战争连遭失败，藩属制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被粉碎，
这标志着帝国与外国交往的传统的彻底崩溃。
从西方来说，一些大国之间也出现了态度、政策和力量对比等方面的变
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外国政府和商人对新订条约中规定的特权，
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特别是英国，它这时已经断然要制止住其国民的冒险
性和扩张主义的倾向，因为担心它会陷入管理一个摇摇欲坠的清帝国的境
地。1857 年印度的大暴动说明统治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极其困难的，这个教训
足以使伦敦认识到，英国不应再在东方追求领土。今后的侧重点应该是在不
增加取得一个殖民地所需的负担和费用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影响，以取得经济
特权和战略上的安全保障。①因此，1861 年以后英国的政策是用和平的方式
支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保持英国在商业上的优越地位；这就明显地摆脱了早
先的以对抗状态为特征的强硬作法。这一温和政策，再加上其它列强不断抬
头的自信力以及别国驻北京外交官们日益增加的独立行动，标志着英国在西
方对华关系中的统治地位逐渐衰落的开始，尽管这个变化是难以觉察的。虽
然英国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仍然居领先地位，但是它已逐渐失去一度享有的那
① 鲁宾逊等：《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帝国主义的最高峰》，第6、8、10—11、471
 页。
种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在1870 年以后的约一代人时期中，英国的利益实
际上受到了种种威胁，其中有日本势力向台湾扩张以及它获得琉球群岛和小
笠原群岛，俄国在新疆活动，法国并吞印度支那，最后，还有日本使朝鲜脱
离〔中国〕——所有这一切都为1898 年在中国“争夺租借地”之举打开了
门户。②
研究晚清的对外关系必须从两方面加以考察，这就是既要根据帝国主义
力量的加强以及西方主要国家和日本之间势力结构的改变这一全球背景来
看，又要根据满洲统治日就衰微和清帝国对外交往的旧传统彻底破产这一背
景来看。
② L.K.杨：《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5、7—13 页。
1866—1875 年的对外关系
当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实行现代化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年轻的赫德和
供职于英国公使馆的代办威妥玛提出了“进步”的主张，并且在他们的影响
下，中国向外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
1866 年的斌椿外交使团
1865 年11 月6 日，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
备忘录，他着重说明了铁路、轮船、电报、矿业以及西方外交活动的种种好
处。他机智地暗示，他的劝告如果得到采纳，中国将会变强，而如果不加理
会，中国就要沦落到在国际上被奴役的地位。“旁观所论，并非恐吓之轻语。
而外国日后必行之事，并非欲害中国。各国所欲，惟愿中国能守和睦。”赫
德认为委派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有大益处”，因为它可以使中国越过驻
在北京的那些刚愎自用的外交官们，而和比较没有偏见的那些外国政府直接
打交道。这一步骤将有助于中国的独立，有助于“使中国和西方建立起一种
十分牢固的联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从事革新事业，而不致有倒退之虞”。
①恭亲王觉得赫德“于中外情况尚能留心体察”，但觉得他的主意“亦非急
切能办之事”。②
继赫德备忘录之后，威妥玛于1866 年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题为《新义
略论》的建议书，阐述兴办铁路、电报、矿业、办学、西法练兵以及派驻外
交代表的好处。威妥玛告诫说，今日之外国人与昔日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
同，所以中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按照西方的道路寻求进步，那末它的前途
肯定多灾多难。特别是，在国外派驻外交代表会带来许多好处，因为相互交
往可以使政府之间感情融洽，还能预防发生纠纷。“抑或适与某国因事较论，
中华果为有理，其余各国必须帮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劝”。威妥
玛敦劝中国在寻求指导时，不应向过去看，而要向将来看。①
由于这些推动，总理衙门决定于1866 年派遣一个由正在休假的赫德为
向导的、非正式的赴欧考察团。该团由斌椿率领；六十三岁的斌椿曾担任过
知府，又是赫德的中文秘书。虽然斌椿被授予临时三品文官衔以提高考察团
的身价，但恭亲王毫不含糊地表示，该团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而只是派往西
方搜集情报的一个公费观光团体。由于是非官方的，它可以避免一些棘手的
① 中文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 第14—22 页。另见赫德：《有关中国问
题的札记》，载
卫斐列：《蒲安臣和中国第一次对外国的出使》，第285 页。
① 中文资料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 第22—31 页。英文原件已遗失，但
H.E.沃德豪斯根
据中文翻译了其中大意；见他的《威玛先生论中国》，载《中国评论》，卷1 第1 期（18
72 年7—8月）
第38—44 页以及卷1 第2 期（1872 年9—10 月）第118—124 页。
外交礼仪上的问题，同时也无需象正式使团那样花很多费用。该团遍游了伦
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它的新颖
面貌使它到处受到了有礼貌的欢迎。考察团回国以后不久，团员们详细记述
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不幸的是，他们的观察主要以西方的社会风俗习惯、高
楼大厦、煤气灯、电梯和机器为限；对于政治制度只是一笔带过。虽然如此，
该考察团仍然体现了中国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的努力，不过正式的公
使馆必须等到1877 年才予设置。
蒲安臣使团和阿礼国协定
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各国政府在北京执行一项“合作政策”之际，
驻在条约口岸的外国商人和中国通们却日益喧嚣地要求执行一项更具有侵
略性的政策，即开放中国全境以与西方通商，并通过修筑铁路，设置电报，
兴办矿业和其它现代企业来促进“进步”。他们的表现以及赫德和威妥玛的
备忘录引起了总理衙门的恐慌，使它以为英国人在定于1868 年进行的修约
过程中就要提出新要求了。总理衙门焦灼地就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争端征询一
些权势督抚们的看法。
著名的政治家、驻南京的总督曾国藩主张中国应当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
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在中国水域运盐以及建立货栈等
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因为这些活动将有损于中国国民的生计。不过，矿
业却是潜在的利源，中国在草创阶段可以利用外国的开采工具。他认为中国
在得到适当人选和资金的时候，应在国外设立外交使团，但是他并不关心外
交使团的活动内容，因为他认为，它们的活动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取决
于所得经费的多少——的情况使它们相对地说既无用也无害。①当时和曾国
藩保持联系的湖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李鸿章为了消除朝廷的
忧虑，他指出修订条约与和平谈判有所不同：前者意味着相互讨论，而不是
将一国的要求强加给另一国；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也不会招致战争，而在后
一种情况下，谈判失败就有战争的可能。因此，在快要进行的修订条约过程
中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换观点，而不会冒战争的风险。②
其实，总理衙门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伦敦当局并不赞成中国通们
力图在中国仓促实现“进步”的做法。1867 年8 月，外交大臣斯丹立勋爵要
驻北京的阿礼国公使确信：“我们决不要对中国人——无论是中国政府或是
中国人民——抱这样的希望，以为他们会和我们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事
物；??我们必须引导中国人，而不是迫使中国人采用优越的制度。”①
总理衙门在伦敦没有外交代表，因此对英国的政策一无所知，但是常识
① 参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54 第1—4页，1867 年12 月18 日。
① 《中国通讯》，第5 号（1871 年），第2 号文件第8 页。
告诉他们仍须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办法。恭亲王和文祥邀请美国退休公使蒲
安臣参加一个巡回外交使团去欧美劝说各国政府不要催迫中国加快西化速
度。蒲安臣过去曾表示在有需要时愿意充任中国的使节，于是他立即接受了
这个邀请。他说：“当世界上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破天荒第一
次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请求一个最年轻的国家（通过它的代表）在这一变
革中起中间人的作用时，我认为这样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②
1868 年5 月，蒲安臣和随行的满、汉副使各一名③率领使团来到美国。
他的口才和魅力感染了美国人；在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作了一次讨好的会
谈以后，他和西华德国务卿于1868 年7 月28 日签署了一项条约。条约使美
国保证对中国的发展执行不干涉政策，规定中国派使领人员和劳工前往美
国，同时保证彼此有权在对方国家居住、传教和留学。虽然蒲安臣是自作主
张，事先并未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但是北京当局对此很满意，并没有否认
这个条约的合法性。
在伦敦，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了使团。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勋爵于1868 年
12 月28 日向蒲安臣保证：只要中国恪守各项条约义务，它“可以指望得到
外国方面的克制”；英国“既不愿也不打算不友好地对中国施加压力去促使
它的政府加速发展它和外国的关系，倒是愿意促使它持续稳妥地来发展，并
且在发展时英国愿意适当而且合情合理地尊重该国臣民的情绪”。①当时曾
将这项保证通知了阿礼国，而且还训令他在即将进行的修约谈判中本此精神
行事。②
在取得英国方面的承诺以后，蒲安臣前往柏林。在柏林他取得俾斯麦的
一项保证，即北日耳曼联邦将根据北京所认为的最高利益来处理与中国的关
系。在取得这些成就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患了肺炎，于1869 年2 月23 日
去世。但是，该使团继续前往布鲁塞尔和罗马，于1870 年10 月回到中国。
蒲安臣使团完成了出使的直接目的，因为它的确促使西方列强允诺在即
将举行的修约谈判中执行一项克制的政策；可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成就却
助长了中国的保守主义。为这次出使花费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满洲官员，结果
却认为外国人是可以用高价来进行控制的，于是他们变得更加自负，对外界
刺激的反应更加迟缓了。
在就修约问题进行漫长的谈判时，英国商界人士却不遗余力地鼓吹开放
全中国，并要求在设电报、修铁路、开矿、内河航行以及居住等方面取得更
多的特权。阿礼国坚决顶住了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以温和及和解的精神进行
② 《美国对外关系，1868 年》、第1 卷第494 页。
③ 即志刚和孙家穀。
① 《中国通讯》，第1 号（1869 年）有关不列颠和中国之间关系的通讯，第1 号文件：
克拉兰顿致蒲安臣
的信，1868 年12 月28 日。
② 《中国通讯》，第2 号文件：克拉兰顿致阿礼国信，1868 年12 月30 日。
谈判。在这件事情上，阿礼国曾得到克拉兰顿和有影响的贸易部常务次长马
莱特的有力的支持；后者在他于1869 年5 月19 日提出的一份冗长意见书中，
表示拥护在中国执行一条“稳妥的路线”，以便巩固业已取得的地位，同时
采取道义上的影响和温和克制的态度以求得将来的发展。①1869 年6 月4 日，
克拉兰顿实际上授权阿礼国接受中国当局感到满意的无论什么样的协定，而
等到将来“再对各项条约进行一次更有利和更彻底的修订”。指令说：“你
同意接受目前你能得到的东西，女王陛下政府对此表示满意。”②
双方以对等的地位进行实际的谈判，没有军事威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
的第一次。根据谈判结果，1869 年10 月23 日签订了阿礼国协定：它准许中
国在香港设立领事馆；鸦片的进口税按价提高2.5％，生丝的出口税提高1
％强；并且确定了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这样英国就必须同意，如果其他列强
希望取得某些权利的利益，那么就可把这些权利授予它们。其它条款包括开
放温州和芜湖，同时关闭海南岛没有用处的琼州；在进口港对从英国进口的
纺织品增收2.5％的通行税；外国人可用自备的中国式木船在内河航行；准
许汽轮船在鄱阳湖航行；外国人有条件和有限制地在中国内地有临时居住
权；中国方面同意采用一项成文的商业法法规。总而言之，该协定的各条条
款表现出彼此都有所让步。
总理衙门对于这样一个最先出现的平等的协定当然很得意，并且以为只
要双方签了字就成为定局了。伦敦的批准被看作一种形式，因为它与外国列
强前此订立的条约从来没有不被批准的。所以，总理衙门竭力促使朝廷迅速
通过该协定，特别是由于英国商界反对该协定的情绪在日益增长。③
阿礼国本人对于他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他在致克拉兰顿的信中自豪
地说：“我相信人们将会发现它〔该协定〕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条约第二
十七款（或修订款）中所追求的那些目标”。阿礼国承认他之所以能取得这
些成果，在不小程度上应归功于赫德的斡旋，他说：“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他
的积极干预才终于使得他们〔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放弃以前坚
持的许多条款和向我提出我认为可以接受的那些条款，这样做即使没有好
处，至少也是一种可行的权宜之计。”①阿礼国得意地声称：“我们不再是
将和平的条件强加于人，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为相互的利益进行谈判。”②
可是，英国的商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在香港和中国的，都对阿礼国的
外交政策抱藐视的态度，嘲笑他关于把中国“当成一个有资格享受文明国家
① 《中国通讯》，第5 号（1871 年）：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通讯，第107 号文件第 355
 页。
② 《中国通讯》，第5 号（1871 年）：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通讯，第117 号文件：克拉
兰顿给阿礼国的信，
1869 年6 月4 日。
① 《中国通讯》，第1 号（1869 年）：阿礼国致克拉兰顿信， 1869 年10 月28 日。
② 《中国通讯》，第5 号（1871 年）第360 页：阿礼国致麦华陀信，1869 年4 月1 日。

权利和特权的国家”的思想。③他们竭力反对协定中的各项条款，特别反对
在香港派驻被认为是一名税务官和密探的中国领事。国会收到无数的备忘
录，说明反对批准该协定的理由。④外国所采取的不赞成态度更加强了商界
的反对立场。除了美国的代办卫三畏博士赞扬该协定是“和平的胜利”外，
绝大多数其他外交官们都表示冷淡，不置可否。
即使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阿礼国还是竭尽全力地维护这个协定，他指
出，“在此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或是西方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作出过这样慷慨
的让步”，同时指出，中国给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多，
所征收的关税也较轻。①然而，这些论证所起的作用都敌不过商界强有力的
反对立场和外国的冷淡态度联合起来的力量。继克拉兰顿担任外相的格兰维
尔勋爵断定：批准该协定将会扩大而不是减少误会和摩擦，因此于1870 年7
月25 日将它否决。毫无疑问，这一行动对中国和外国双方的利益都有损害。
总理衙门觉得，它对外国的善意和对友好的国际关系这两方面的信任被
出卖了。参加谈判的人普遍感到，外国人只取而不给，谈判的条约稍不如意
就立刻不认帐。继阿礼国为公使的威妥玛认为，文祥“渴望着报复，因为我
国否决协定一事使他丢了脸和带来不便，??由于1869 年的协定被推翻，
使馆的困难大大地增加了”。②然而，总理衙门在报告英方推翻协定一事的
奏折中，措词却出人意料的温和，毫无怨恨之意：
“而外国政令，国家柄轻，商人势重，亦其实情??随由臣等尽情驳复，
仍告以如此项新约不行，则今后办事，中外商民均不信服等语，峻词直
斥??窥其用心，只以彼所注意要求之款，如铜线、铁路、运盐、挖矿
诸大端，中国已经拒绝。即已允之条，复觉得不偿失，藉此迟回。”③
总理衙门表现出的这种克制显然是它一箭双雕策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
人，这样做便贬低了拒绝批准协定的重要意义除，对外国人，则宣扬了英方
背信弃义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总理衙门对它在国际上奉行和解政策的失
败是不会大事宣扬的，而对外国人表示失望则是为了使他们处于守势。
③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82 页。
④ 关于这些备忘录的原文，可以查阅《中国通讯》、第4 号（1870 年）和第6 号 （187
0 年）。递呈词者
是对中国贸易感兴趣的伦敦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以及格拉斯哥、利思、爱丁堡、丹地、曼
彻斯特、麦克莱
斯斐尔德、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的商会。
① 《中国通讯》，第10 号（1870 年）：阿礼国爵士对有关中国条约协定进一步意见的备
忘录，1870 年5
月3 日，第9 页。
② 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04 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645，1
873 年5 月16 日。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 第40 页，1871 年1 月21 日。
除 了前引总理衙门的奏折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一事在《实录》、
《东华录》这些
清廷文献中并无记载，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文祥、倭仁、沈葆桢、冯桂芬和王之
春等重要政治家
的著作中也付之缺如。
认为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之事使中国和外国列强间十年来的亲善关系
毁于一旦，从而引起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排外主义浪潮，这是夸大其
词。排外的骚乱早在1869 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中国方面对英方拒绝批准协
定而表示失望的只限于一小批官吏，绝大部分民众并不知情。讲求实际的官
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在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仍表现得认真负责。排外的
暴乱主要是由那些对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一事不知底细的小士绅们煽动起来
的。因此，很难把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之事和排外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过英
方的行为肯定加深了中国人关于外国人本性贪婪、行动捉摸不定的看法。如
果说，蒲安臣的出使助长了中国方面的自满，那么，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则
又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可信赖的程度的猜疑。这两件事对中西关系同
样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②
1870 年的天津教案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国游历并邀请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
每个山头上”时，反基督教的活动已在全中国境内爆发了。作为一种异端信
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学说相对立的，它让男女教徒混杂集会礼拜的作法又和
中国的习俗背道而驰，因此关于教堂伤风败俗的谣言四起（见上卷第十一
章）。教会偏袒中国教徒以及建筑教堂时不顾历来尊崇的风水观念，这都激
起了中国人的反感。①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屡见不鲜，而由绅士们煽动的反教
活动也时有所闻。这些活动招来了外国外交代表们即时的报复。他们（包括
阿礼国）觉得，如果不采取行动，其后果必然是“严重丧失在东方不得不赖
以办事的威信和影响”。于是在1868 年8 月，当扬州的一群暴民抢劫并焚
毁了中华内地会新建成的布道所后，阿礼国便派领事麦华佗和四艘兵船前往
南京，迫使总督曾国藩将扬州的地方官撤职，并赔偿损失。此外，1868 年11
月当台湾暴民蓄意打破外国商人对樟脑的垄断而对他们发起攻击时，英国的
译员吉必勋和海军上尉格登便炸毁了中国设在安平的一座军事设施，并索取
赔款四万两白银。这类行动奏效迅速，但总是更加激起公众的情绪，引起仇
外心理。就连伦敦当局也认为阿礼国-麦华佗的行动违背了英国的政策，宣
称吉必勋-格登的行为“应受指摘”，是“轻率的和不可原谅的”。②
1870 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乱的发难地。天津成为这次事件
爆发的现场并不偶然，因为它曾两次为外国军队所占领：一次为1858 年谈
② 芮玛丽的《同治中兴》（第299 页）指出：“如果说收复安庆和设立总理衙门标志了中
兴的开始，那么，
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和天津教案则标志了中兴的结束。”
① 关于教会问题的优秀著作，可参阅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3—7章。
② 费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0 第3—4期（1957
 年12 月）第482—483、
488、501 页。
判天津条约时，另一次为1860 年谈判北京条约时。甚至在和约签订之后，
一部分英法军队仍驻扎在大沽，一直到1865 年才撤走。外国军队的存在总
是引起愤激的原因，加上法国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 年占据了天津的皇
家离宫③作为领事馆。1869 年，在一座破庙的旧址上建立了维多利亚圣母院
的教堂和育婴堂。由于中国人很少把孤儿送到这所外国人办的机构，修女们
便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样就鼓励那些称为“儿童贩
子”的坏蛋去拐骗儿童。这种奖金规定以及高死亡率（因为修女们特别愿意
为生病和垂死儿童行洗礼），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猜疑。谣言广为传播，
说外国人在他们的深宅大院内对儿童施行魔法，砍掉他们的四肢，并将他们
的心脏和眼睛挖去制药。
1870 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对该育婴堂进行了调查，查明这些不着边际
的指控并非事实。后来，好斗的法国公使丰大业和他的一等秘书突然持枪而
至，要求为修女们平反。当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无力驱散时，他一怒之下
开了一枪，虽未击中该地方官，却击毙了他的侍役。这群暴徒为了报复便杀
死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焚烧了教堂和育婴堂。被杀死的有十名修女、两名牧
师、两名法国官员和三名俄国商人，还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捣毁。这次危机
使十年来的亲善和合作顷刻付诸东流。外国炮舰迅速开到天津，同时七个国
家的公使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仆、那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彻查这一案
件。年迈多病的曾国藩接受这项艰巨任务后，不料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
更棘手。法国代办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都处
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子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
紧急情况下，曾国藩表现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不是一心求稳以迎合公众
的情绪，而是甘冒政治风险提出一个必须弄清该案是非的无所偏袒的意见，
他劝说清廷必须首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它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
的案件中去。曾国藩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他们并
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他请求清廷发布辟谣声明，证
明并无虐待儿童之事，以此恢复修女们的名誉。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建议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将十
五名元凶处死，另外二十一人流放。曾国藩主张，如果法方仍不满意，还可
考虑加重处罚。
保守派当即谴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
手书对联付之一炬；大学士倭仁嘲笑曾国藩在处刑问题上和法方讨价还价的
思想。清廷也认为曾国藩的建议难以接受。正当这时，驻武昌总督李鸿章提
出了一个比较合意的解决办法，即建议将八人处死，十二人充军。李鸿章被
调来天津接办此案，曾国藩则被派为驻南京总督。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
③ 即望海楼。
同时又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因而灰心丧气。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他“外
惭清议，内疚神明”。
幸运的是，法国在中国表现的好斗精神因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而得到缓
和。李鸿章迅速将此事予以解决，他同意赔款四十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往法
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八名肇事者处以死刑，二十五名送往边疆
服苦役。崇厚率领的赔罪使团来到法国后，不料发现法国政府因忙于对普鲁
士的战争而顾不上接待该使团。总理衙门于是命令崇厚回国。可是，当他行
抵纽约时又被召回法国，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于1871 年11 月23 日在凡尔
赛宫接见他时宣称：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
和平和秩序。随着梯也尔接受了中国皇帝的道歉信，这一事件便告正式结
束。①
觐见问题，1873 年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1861 年时驻在北京，但是他们仍被拒绝觐见幼帝。
恭亲王曾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
然外国代表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才五岁的皇帝
见面不可，但他们仍争辩说，一再推迟觐见乃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当然，
中国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中国之为天下共
主的神话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总理衙门的策略使觐见问题延了期，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
1867 年秘密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该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
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声称，与恭
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交代表另有所获。至于皇帝
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统治者的礼
节。曾国藩则坚持，康熙帝（1662—1722 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
敌国，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
位的敌国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可是，也有不少保守的官员争
辩说，中国不应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它的制度规矩。
1872 年，皇帝已经成年大婚，但是外交官们都未被邀参与盛典；这便回
避了礼宾问题。1873 年2 月新帝宣布亲政，外国代表又一次提出觐见的要求。
总理衙门看到不能将这个问题再事拖延，便和外交官们专就履行适当礼节问
题反复讨论，最后同意外国代表入觐时可以行鞠躬礼而不必叩头了。
1873 年6 月27 日，星期日，外国的外交官们在这天上午五点三十分钟
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点钟才在紫光阁受到同治帝的接见。此时在北京交换
① 毕乃德：《1870—1871 年崇厚出使法国》，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卷8 第3 期（
1935 年10 月）第
633—647 页。
1871 年条约批准书的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乘机显示了他掌握西方外交的
才能，同时坚持他是大使级，接见时理应先于西方的公使，这样才能维护日
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平等地位。因此他第一个受到接见，随后俄国、美国、
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公使以及德国的翻译官按资历依次晋见。他们都将本国
的国书放置御案上；皇帝通过恭亲王之口对使臣们所代表的各国元首表达了
他的敦睦之谊。西方外交官们等待了十二年之久的这次觐见礼的全部过程只
用了半小时。①这次觐见有负厚望，尤其是当外国代表们后来得知他们被接
见的那个紫光阁就是接见贡使之地的时候，就更是大失所望了。②
马嘉理事件，1875 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欧洲部分地由于关税战而造成的大萧条，给
1872 年以后一直衰退的对华贸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为了打开贸易局面，英
国方面又重新提出了通过建筑和开辟一条由缅甸通往云南和长江上游的铁
路和贸易路线以打开通往中国内地的后门的老方案。
一位从印度军队中退休的军官理查德·斯普莱上尉曾于1858 年首先提
出这个主张，以抗衡俄国从西北及美国横渡太平洋而来的竞争。伦敦方面反
应冷淡，但是斯普莱不屈不挠地向每一届新任外相提出这个建议。1859 年任
外相的鲁塞尔勋爵指出，“斯普莱是一位喜欢胡思乱想的空想家，??他的
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然而不切实际”。③外交部门确信，
这样从后门闯入的作法只会制造麻烦，不会带来商业上的好处。1874 年，高
级官员中唯一对该计划抱有幻想的索耳兹伯里勋爵执掌了狄斯累里外交部
中的印度部，他命令印度政府对提议的这条路线进行勘查，并请求外交部指
示驻北京的公使争取中国的许可，以便从缅甸派遣一个探路队进入中国。
虽然采取这条路线进行通商的可能性令人怀疑，但是威妥玛发现中国政
府很痛快地同意其请求，并允许英方副领事、二十八岁的马嘉理沿长江上
溯，前往迎接该探路队。马嘉理虽然知道中缅边界有一帮出没不定的人对外
国人怀有敌意，同时尽管有中国当地官员对他的警告，但他仍冒险前往边境
上的八莫，等待来自缅甸的探路队。1875 年2 月21 日，马嘉理就在该地遭
到伏击而被杀害。
虽然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外国人由于自己冒险而置身于危险之地，所
在国是没有责任的，但是英国政府却执拗地要中国方面负责，并指令威妥玛
① 《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第1 号，（1874 年）：《有关女王陛下的公使及其他外国
代表在北京觐见中
国皇帝的通讯》
② 例如1839—1843 年、1845—1848 年、以及1864 年的贡使接见都是在这里。见清编：
《中国人的世界秩
序观：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62 页。
③ 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15 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470，1
859 年11 月22 日。
向中国索取赔偿。奉令后劲头十足的威妥玛要求彻查这一谋杀案，抚恤死者
家属，另派一个勘路队，并对署理云贵总督（肇事地点即在他的治下）进行
惩处。他还就觐见的程序、过境税、对外国外交官的礼遇以及派使团前往英
国道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节外生枝的要求。北京答应调查此案并同意赔款，
但对其他问题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威妥玛急不可耐地将使馆人员撤到上海；
这时盛传他已和俄国公使达成一项盟约，说英国要从印度调来军队，而俄国
将从伊犁出兵，威妥玛则在谣言声中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
为了避免关系破裂，1875 年8 月29 日清廷下令派遣郭嵩焘率领使团去
英国道歉，并派赫德前往上海劝说威妥玛恢复谈判。赫德机灵地吓唬威妥玛
说，郭嵩焘可能在伦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取消威妥玛一切邀功请赏
的机会，这时英国公使才同意和李鸿章在烟台的避暑地会晤。1876 年9 月13
日，烟台条约的缔结使马嘉理事件获得解决。条约的第一部分规定派遣一个
使团前往英国道歉，并向死者家属赔款二十万两白银。第二部分规定应制定
有关中国政府和外国外交官交往的礼节条款。第三部分规定开辟四个新的通
商口岸，并限定通商口岸应为豁免厘金税的区域。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
直到1885 年英国政府才批准这个条约，反对来自以下几方面：（1）美、德、
法、俄各国，它们都批评英国采取单方面行动；（2）英国商界，它争取全
部取消厘金税；（3）印度政府，它反对提高鸦片税。
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后果便是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使团变成了中国派
驻海外的第一个中国使馆。郭嵩焘是李鸿章的朋友，时年六十，思想开明，
他在赴英国前，曾被授予兵部侍郎的官职。当他于1877 年2 月8 日向维多
利亚女王呈递了清帝的道歉信以后，便在伦敦设立了中国公使馆。两年后，
在巴黎、柏林、西班牙、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也设立了使馆。到1880
年时，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
中国对西方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迟迟作出对等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以下
几个原因。从制度上说，它从不向国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驻使团，而只派遣过
负有特别使命的使团：它们在国势强盛时出去宣扬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为
朝贡国，而在国势衰弱时出去向夷狄种姓求和或与之结盟。从心理上说，大
多数满洲官员都自抬身价，回避涉外事务，而把到国外任职视同流放。蒲安
臣的两名助手返国后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国西部担任很不足道的
工作，另一名则被派往蒙古边境任职，似乎他们都因为这次国外之行而受到
了玷污。当一位大学士被问及“当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长办理外务？”时，他
回答说：“岂有正直之士热心于外务者？”①御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绅士和
官吏们总是反复强调，历史上总是用夏变夷，没有用夷变夏的。他们鼓吹保
守主义，反对现代化，指责对外交往为有失体统。这种保守的气氛和心理上
的惰性是如此强大，致使中国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障碍和对西
① 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 年》，第202 页。
方所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对等的反应。
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
“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
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
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
义务”①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
治维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解放了向国外
活动的能量。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扩张，新近实现
现代化的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
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的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
（1862—1874 年）的短暂的振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则是江河日下。外国列
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台湾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 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的将军足利义
满为了通过经商来增加他的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纪
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们觉得这种关系不体面，便中断
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1644 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洲统
治者与明代诸帝不一样，从未想过要把日本纳入朝贡制度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
来到上海。到了1870 年，明治政府决定和清王朝之间建立官方关系，便派
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要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有意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
条约。保守的官吏们反对与一个先前的朝贡国结成条约关系，因为这样做会
为朝鲜、安南等朝贡国开了先例。他们还引用日本人在中国沿海进行过海盗
活动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间的到来作为证据，说明他们想
在中国捞取好处。与此相反，进步的官吏们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
关系。李鸿章说，虽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贡国，但它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
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并未受某一
个西方强国的指使或帮助，这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良愿望，所以中国不
应当对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况，在日本有众多的华侨，中国每年要从日本
进口大量的铜，而且日本又是近邻：这些情况又促使李鸿章提出应与日本建
立平等条约关系的建议。曾国藩赞同他的上述观点，并且着重指出中日贸易
① 海斯：《1871—1900 年实利主义的一代》；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 年
》。
的互利性质，它与中国-西洋之间大部分只是一方有利的贸易相反。他赞成
建立条约关系，但是建议不要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这些建议的推动下，清廷于1871 年7 月24 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
商章程，其中规定的部分内容是：（1）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第三国
发生冲突时互相给予帮助；（3）彼此享有领事裁判权；（4）只准在通商口
岸，根据海关税则进行通商；（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国当领事。
1873 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交换批准书，
实际上是参加觐见同治的活动，并探测中国在台湾事件上的态度。1871 年后
期，有五十四名航行遇难的琉球水手被台湾土著民杀害，日本想借机试图维
护它代表琉球人发言的独占权利。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琉球的地
位问题，便这样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从1372 年以来，琉球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
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 年，日本的萨摩藩背
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南部则仍由琉球国
王治理。琉球作为一个藩属，每年向萨摩藩主纳贡，还定期向设于江户的幕
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主渴望在与大陆的贸易中获得好处，所以他还是让琉球
继续当中国的朝贡国。萨摩藩主决定琉球的王位继承权，但又允许中国派使
去执行册封典礼。清代共有八批这样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1866
年；当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间，萨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让岛上的日本人被发
现。虽然中国使者也能觉察到有日本人影响的迹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
球的双重地位，把它看作只是向中国朝贡的一个藩属。①
因此，当副岛种臣在1873 年说他有为琉球代言的权利时，总理衙门便
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由于琉球群岛是中国的朝贡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琉球水手遭到台湾土著民的杀害一事与日本毫无关系。何况，中国从来
就不干涉土著民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不能对土著民的行为负责。副岛种
臣争辩说，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是以对这一领土的有效控制为根据的；既然中
国未曾控制过台湾的土著民，他们就不受中国管辖，日本惩罚他们的一切行
动也就不会侵犯中国的管辖权。随后，日本政府便决定派出远征军，并于1874
年4 月成立远征军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
这一行动与效尤西方帝国主义路线的明治时代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是紧密
配合的，它转移了国内提出要实行代议制议会的要求，并且满足了原来的武
士们吵嚷着要远征朝鲜的要求。
面临着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湾。沈葆桢明
白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守——例如，金陵制造局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
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炸。起先曾试图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西乡从道拒不
① 境健次郎：《作为萨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岛》，陈大端：《清代对琉球诸王的册封仪式》
，均载费正清：
《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112—134、135—164 页。
遵守协定，这一企图失败了；1874 年9 月10 日，内相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
主持这项谈判。
大久保一再争辩说，中国在台湾岛上没有实行有效的治理，这便证明中
国没有主权，因而日本人在台湾登陆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坚
持，中日关系不应以国际法的总的准则为依据，而应以规定彼此不得侵略对
方拥有的领土的1871 年条约为依据。大久保反驳说，1871 年条约谈到的只
是中日关系，而不是不受中国管辖的台湾土著民。接着外交上陷于僵局，英
国公使威妥玛表示愿意出面调停。这事的最后解决办法是中国同意赔款五十
万两（合75 万美元），其中以十万两赔偿琉球的受害者，以四十万两用来
收买日方在台湾岛上构筑的营房。此外，中国还同意对日本的行为不加谴
责；这一让步含蓄地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驻日本的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
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它受的侵犯付出报酬。这件事
明显暴露了中国的软弱，并招致了外国的进一步侵略。1879 年，日本并吞了
琉球，将它更名为冲绳县。
伊犁危机，1871—1881 年伊犁，俄语称作固勒扎，是中国的一个府，下
辖与俄属突厥斯坦边界相邻近的北部新疆境内的九个城市（参见上卷第二
章）。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在战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
木扎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个新疆，因此，西
方的军事专家们将伊犁说成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堡垒。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会
引起所有强邻的注意。1851 年，俄国人如愿以偿地缔结了伊犁条约，他们获
准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边境上的楚呼楚（塔尔巴哈台）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免
税贸易。伊犁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俄国人在中亚的不断扩张使他们日
益向伊犁逼近。俄国人利用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新疆发生的一次回民暴
乱，准备进入这一重要地区。
新疆回民之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当局的腐败（参见第四章）。
自1759 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象一个军事殖民地那样由驻在伊犁
的将军统辖，辅以一些副将军、皇室代理人以及驻在各重要据点的大约21 760
名士兵。担任高级文武官员的几乎全是满洲人和旗人，他们通过称之为伯克
的当地首领统治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大都是讲突厥语和缠头的维吾尔族穆斯
林。满洲征服者将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开化的土著，对他们征收重税，
强迫他们交纳贡品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穆斯林的不满酿成了叛乱，
而那些被清帝国驱赶到浩罕去的、原为世袭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者
（和卓）则一直热中于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在清帝国征服以前，玛赫杜姆
家族的阿法其（白山派）系的和卓们曾一度统治过喀什噶尔（新疆南部）。
他们怂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发动叛乱，他们自己则组织入侵。在清帝
国征服以后的一个世纪，起义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 年，当清王朝衰
落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一次回民之乱之际，新疆境内的穆斯林再度发起了攻
击。清政府的地方当局过分软弱，无力将它镇压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这
时又正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其它一些叛乱，腾不出手来采取惩罚性的措
施（参见上卷有关章节以及本卷第四章）。徐
在这动乱之际，浩罕的一个将军——阿古柏伯克（1820—1877 年）——
于1865 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后于1870 年自立为喀什噶尔
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影响的扩张，便鼓
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和提供武装。
俄国人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表示关切。他们认为阿古柏建立的帝国意味着
英国势力的扩张，而如果从英、俄在近东和东亚对抗的更广泛的背景来看，
这一扩张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不仅如此，新疆境内的骚乱已经对俄国
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不利，并在俄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少数民族
中造成了动乱。俄国的军人、官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长期占领
伊犁，但是政府决定占领它到中国在新疆恢复政权时为止，然后把它交还给
中国，以换取通往中国西部的几条新商路和某些“边界的调整”②1871 年7
月，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将军派兵占领了伊犁。
圣彼得堡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
国的一种友好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会恢复它
在新疆的统治了。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同时也为了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
伊犁，俄国人于1872 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
效尤。俄、英两国都承认了阿古柏的政权，由此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清政府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
题。1866 年，清廷特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镇压陕、甘的叛乱者。可是在他
率军出征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1868 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真正负起
了这项重任，并于1873 年，以他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
灭了这两省的叛乱。当左宗棠的军队正准备进击新疆时，上面提到的与日本
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从事变结果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表明它亟需加
强海防。中国这时面临着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它是否能够既实行一项大胆的
海军计划，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紧接着便展开了一场大争
论。
海防与边防之争
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不足的状况感
到惊慌。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还是这样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
则更难对付将来的麻烦。”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
只的海军，编为三个海军中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他们认为
徐 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 年》，第18—22 页。
② 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 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07、210—21
3 页。
日本的威胁比俄国的更为直接。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
取消新疆之役的计划，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
海防派的论据有五：（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
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2）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
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
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
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
以待他日大举的一项明智办法。
另有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他们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
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
续前进，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俄国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
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
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
喻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
强调说，西方列强通常为了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
外，还有领土要求。
边防论者也提出了五点论据：（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
着屏障北京的蒙古；（2）西方列强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
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主要的威胁；（3）不应将边防军费转用于沿海防务，
因为对沿海防务已经拨给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
放弃；（5）象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左宗棠警告
说，如果现在中辍此役，就会招致外国人对新疆的统治。①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还未有
直接的纠纷，新疆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叛乱，同时伊犁为俄国人所占据。因此，
虽然没有放弃办海军的计划，清廷却于1875 年4 月23 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
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为准备这次战役而殚精竭力，最后采取了“缓进速战”的策略。
到1876 年初他已作好了出击的准备，3 月间便移节肃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
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 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
越来越惊慌不安，便于1877 年春末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同时
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比在伦敦进行
的讨论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彻底失败，于1877 年5 月29 日自杀身死。他的
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阋墙之争使一切抵抗归于无效。到1877 年底，除
了伊犁这块小飞地仍为俄国人占领外，整个新疆已被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新疆的统治权，中国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
① 徐中约：《1874 年中国的海防与边防政策大论战》，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5（
1965 年）第212—228
页。
的条件。但是，由于驻北京的俄国公使一再拖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理衙
门便责成它新近派驻在俄国的公使馆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
崇厚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也就是说这个使节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崇厚和里瓦几亚条约
俄国人决心要从伊犁局势中捞取最大好处。俄国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
和乌拉尔的工、商业者的压力，他们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肃和陕西的新商
路；这些地方还没有英、美的货物和竞争。这种贸易前景以及在中国西部（这
里盛产贵重金属）的采矿权，据说足以解除1873—1876 年间业已明显暴露
的俄国经济危机。在陆军大臣的指导下，一个制定俄国对华政策的特别委员
会组成。它决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交还伊犁的代价：俄国商队有权进入中国
的内地；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给俄国；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
他几条要求。不过考夫曼将军索赔一笔巨款以抵偿中亚铁路建筑费用的建议
还是被否决了。纳
崇厚（1826—1893 年）是一个颟顸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全
然没有准备。他抵达圣彼得堡时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
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迎显然把他弄得晕头转向，失去了
戒备。此外，他看来还有点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急于回国以料理紧
迫的家务。崇厚匆匆地就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
实际上却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
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它使俄国得到五百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
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满洲的伯都讷。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
时，惊讶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荒谬地回电说该条约
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条约已不可能。1879 年10 月2
日他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用这种方式将伊犁交还中
国还不如不交还为好。左宗棠则担心他辛苦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
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
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①另一方面，李鸿章无论是对新疆
的战事，或是对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评一
下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将它撤销，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
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②
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战雪耻之心，毫不计
纳 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27、231—23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 第38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卷17 第16—19 页。
及国家是否有备。无数奏疏象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和撤销条约。这些
奏议中的佳作是年轻的詹事府洗马张之洞（1837—1909 年）所呈，他奏称：
“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然臣以为不足惧
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
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纵然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因为张之洞说出了
士子文人和官员们心里的话，他马上便出了名。③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
出使俄国重新商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判处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
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外交官同
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闻。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给慈禧太后写
信求情，这才于1880 年6 月26 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
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国对这局部的让步仍表不满，声称只要崇厚
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与曾侯谈判。
被中国的行动所激怒的俄国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
力。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耽心俄国海军在沿海发动进攻，来配合从西
伯利亚派兵通过满洲直逼北京的行动。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士大夫
的激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
廷起用了几名有平定太平军战功的湘军军官充任要职，另外又通过赫德请戈
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过前常胜军的首领，自1880 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
但是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不料两天以后就收到赫德
的邀请电。戈登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和李鸿章会见以后表示同意李的
看法，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
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他
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
这种直言无隐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是不受欢迎的，但戈登却立论有
据，认为战争不可取。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
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时刻并不是没有朋友的。①
曾侯和1881 年的圣彼得堡条约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
备。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
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
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8 第18—22 页，1880 年1 月16 日。关于张之洞的生平，可看
威廉·艾尔斯：
《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见贝斯：《1895—1905 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
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
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清廷命令
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
1876—1877 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1878 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
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
爆发革命，同时耽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
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
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①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
面的出路。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
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
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俄
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
为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白银）。这些条款全都载于1881 年2 月24 日
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
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
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发清议的文
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
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
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
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 年将新
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
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①
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1883—1885 年
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安南古称越
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
年——即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 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
唐代（公元618—907 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
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
个重要的朝贡国。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35—236 页。这些汉学家包括V.瓦西
里耶夫、M.I.维纽
科夫和V.拉德洛夫。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89—196 页。
西方的影响是1615 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
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
试失败了，但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1788 年旧
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
家。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1802 年起到1945 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
和本国教徒。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
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 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
越轨之徒。1862 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四百万美元，同时获
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
部三个省。1874 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
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
权。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时
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
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1874 年的条约。①
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1880 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
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
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
黑旗军——给予援助。到1882 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
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
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
法国开战。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
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
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
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
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
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
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
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
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
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公元1090—1155 年）。①
① 关于法国进行活动的详情，可看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第十六章。
① 伊斯特门：《十九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第4 期
（1965 年8 月）
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
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
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
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一）他们欺软怕硬。中国
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
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二）
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
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三）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
（四）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
战。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
②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
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
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
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
法国公使进行谈判。第一次达成的协议规定安南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
国，但巴黎反对，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来安南。由于中国军队在东京吃了败
仗，同时又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亲王和其他
四名军机大臣之职，并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
上校福禄诺于1884 年达成协议，它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所签订的全部
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应允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
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这一协定
激起了清流党的忿懑，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的奏疏。处
于困境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李-福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日期奏报
朝廷。①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
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 年7 月12 日发出
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国
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
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 月23 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船舰
袭击福州，在一小时内沉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将1866 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
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率先脱逃。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致使北
京还以为中国曾在这场海战中取胜，可是后来弄清真相后张佩纶被充边，清
廷则向法国正式宣战。
第604—605 页。
②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 册第1070—1071 页。
① 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5章。
和平解决
慈禧太后从1884 年8 月至11 月，支持了三个月的战争，到12 月份她
由于以下几件事而心烦意乱，最后又产生了动摇：东京战局的胜负难料，法
国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法国有阻挠中国南方漕运的企图。预期英、德两国的
援助并未兑现；同时还出现了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发动侵
略的威胁。法国也同样希冀和平，因为法国的政局的不稳和打远距离战争的
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胜负担。赫德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
旋和平，加上法国在谅山大败，这些事实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争取和平
的机会，也对法国的好战精神泼了一瓢冷水。1885 年6 月，李鸿章和法方驻
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一切条约，法国
则将撤走在台湾和澎湖的军队。中国不付赔款，但它为战争花费了一亿多两
白银，并欠债约两千万两。①
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
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舰队和马
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二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
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实际，因此它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安南的丧失标志着经营了二十年之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政治和
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使这个国家强盛得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
的软弱无力诱使英国起而效尤法国，于1885 年入侵缅甸，使缅甸脱离了中
国。1886 年它迫使中国订约让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条约允许缅甸继
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
属国朝鲜的命运，现在也跟着处于千钧一发之势。
① 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朝鲜被中国人看成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它在明、清两代又是中
国的头等朝贡国。朝鲜李朝（1392—1910 年）每年派三次正式贡使前往明廷，
派四次正式贡使前往清廷，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从1637 至1894 年，
有507 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 个中国使团出使到朝鲜。①由于受中
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朝鲜人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
把与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与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交邻”
关系。实际上，自1637 年以来，朝鲜除了和中国有藩属关系以及偶尔和日
本交换使臣外，它和其余国家并无交往；西方人称它为“隐士的王国”。
朝鲜的开放
随着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朝鲜日益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和建立
外交关系的压力。但是，朝鲜宫廷曾于1786 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加以禁止；
除了对航船遇难给予方便外，宫廷拒绝与西方建立任何联系，这一毫不通融
的立场，在幼王高宗的父亲大院君于1864 年摄政以后变得更加僵硬。1866
年2 月，大院君又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并造成了对外国教士们的一场屠杀。
10 月份，法国驻华公使未获巴黎批准，迳自派讨伐队前往朝鲜。法国军队占
领了汉城南面江口的江华岛，可是在城外战败而退去。同年8 月，一艘美国
商船“谢尔曼将军号”驶抵平壤，以炮轰相威胁，要求通商。这艘船的行径
如同海盗，它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水手也被杀。1871 年，美国国务院命令
驻华公使镂斐迪调查此案。他随带五艘兵船前往。美国讨伐队要求在江华岛
附近进行谈判被拒绝后，就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汉江。当朝鲜的海岸炮台开
火轰击时，美国人也还击，大肆轰击江华岛。美国人由于没有受权作战而随
即撤离。朝鲜人由此得出结论：他们既打赢了法国人，也打赢了美国人。
总理衙门自知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在1867 年开始劝告朝鲜和西方国家
和解。到了1879—1880 年时，中国人力促朝鲜和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
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①日本对朝鲜的关系在德川时期（1603—1867
年）由对马地方的封建领主处理，自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便改由东京直
接掌管了。日本为了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和修订双方关系而派往朝鲜的使团，
都被大院君拒之门外，因为他藐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而且认为日本天皇
僭越“天皇殿下”的称号是不合体统的。
为了报复这次冷遇，日本领袖们决定于1873 年派一讨伐队前往朝鲜。
① 全海宗：《清代和朝鲜的藩属关系》，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90—111 页。

① 如要研究改变中的中国方面的立场，可参见芮玛丽：《清代外交的适应性：中国卷入朝
鲜问题的经过》，
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7 第3 期（1958 年5 月）第363—381 页。
这一行动将起到这些作用：（一）为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机会，转移
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二）对中国在朝鲜的君临地位进行有利的挑战，
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三）阻止英国和俄国的前进；（四）为1592
和1597 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但是从西洋回国的日本领导人取
消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进行一次对外冒险。
不过，在1875 年还是派遣了一支配备有炮艇的巡逻队。当日本人在江
华湾遭到袭击时，他们便进行还击，并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这次胜利以
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同时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北京②探听中国
的反应。这时，总理衙门正穷于应付马嘉理事件，遂小心翼翼地答复说，朝
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事从来悉听自为。日本受此鼓舞，力促开放
朝鲜，清廷因一心避免冲突，便指令朝鲜进行谈判。1876 年2 月24 日，日-
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条约载明：（一）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
等之权；（二）互派使节；（三）开放三口对日通商；（四）日方在这些口
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不能维护朝鲜的独立，中国没有履行其宗主国的权
利。
日本继在朝鲜的行动之后又于1879 年并吞琉球群岛，这更使中国决心
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以抵消日本的影响。北京责令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
以便在商业上和外交上着手对西方开放朝鲜。1882 年，他派遣马建忠和海军
提督丁汝昌前往朝鲜，目的是介绍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进行缔约谈判。
1882 年5 月22 日签订了美-朝条约：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港口设领
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是朝鲜另发单独的声明，自称为
中国属邦。①此后数年朝鲜和英、法、德各国都签订了协定，并且它也按照
中国模式着手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工作，尽管步子很慢。
国内暴乱和国际政治②
高宗于1873 年开始亲政以后，他的“闵妃”（出身于有影响的闵氏家
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她借此权力实行改革，而且还雇用了一些日本
军官来训练朝鲜军队。大院君决心削弱她的影响，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
满情绪，于1882 年煽动他们攻打王宫和袭击日本使馆。闵妃幸免一死，日
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本公使逃回本国；大院君重新掌权。
丁汝昌提督和马建忠到朝鲜调查此案；为了防止日方采取惩罚性行动，他们
迅速采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并将他送往中国监禁。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
鲜国王同意向日本赔款五十五万美元，派使团道歉，并允许日方在使馆内驻
② 此人即森有礼。
① 因为如果将这项声明载入条约，美国参议院就会拒绝批准该约。
②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情况，可看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

军和筑兵营。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
利。
1882 年暴动以后，李鸿章率先积极行动，以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中
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朝鲜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
并送给朝鲜政府一批洋枪。李鸿章任命一名中国的商务代办以监督朝鲜的贸
易，并指令袁世凯负责训练朝鲜军队。原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充当德国驻
天津领事的穆麟德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中国的六个营军队
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本的侵略。
1882 年以后，朝鲜人中的亲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袁世凯
和亲华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却竭力鼓吹朝-日友
谊，并操纵金玉均所领导的亲日派。1884 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
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试图在12 月4 日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
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袁世凯的军队当即平定了叛
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但是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
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井上馨）前往朝鲜索取赔
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来
和李鸿章商谈，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于1885 年4
月18 日同意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一）中、日两国应于四
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朝鲜；（二）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
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三）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
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这一协定实际上
使朝鲜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声称它为唯一宗主国的
权利，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国夺得了朝鲜南部的
巨文岛，国际纷争因而加剧。日本看出了西方国家对它在朝鲜利益的威胁，
便采取了鼓励中国加强控制的政策，借此来抵消别国的影响和确保日本在将
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的局面。李鸿章不懂得日本的这一用心，果
然通过任命袁世凯为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
鲜大臣，来加强中国的控制。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
电报业务，在1885—1893 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正当中国
在朝鲜盛极一时时，日本的经济和军事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到1894 年
时，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已足以与中国角逐了。
使原已紧张的局势更为加剧的是：1894 年3 月，朝鲜的亲日派领袖金玉
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死者的尸体运回朝鲜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
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虽然外相陆奥宗光声辩说，一名朝鲜人
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
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为战争推波助澜。这些组织怂恿东学党叛乱，使之成为
向朝鲜派兵的借口。
东学党叛乱，1894 年
东学党运动本来是宗教性质的，由于官方的迫害才变成了政治运动。东
学党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 年）是一个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于官方
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扩张，创立了号称集儒、道、释精髓而为一的“东学”信
仰。朝鲜政府视它为邪教而加以取缔，并于1864 年将崔济愚逮捕、论罪和
斩首。这一教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逐渐吸引了一些胸怀政治野心的人
士。1892 年，东学党人要求开禁，但被拒绝，他们的组织奉令解散。
此后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学党人利用群众性抗议官僚贪
污的机会，策划了一次暴乱。当朝鲜宫廷要求中国出面援助时，日本公使怂
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并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李鸿章信以为真，认为
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东京却作了充分行动的准备，因此中国人刚刚协助扑
灭东学党人，八千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于朝鲜。日本方面要求朝鲜改革内
政，但是朝鲜政府根据李鸿章的指令答复说，只有在日本军队撤出朝鲜后，
它才能进行改革。
战争爆发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迫使日本同意
和平解决。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谅解时，李鸿章就转而请求英国调
停。伦敦事先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适当的对策而左右为
难。3 月间接替格兰斯顿当政的罗斯贝利勋爵“很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动荡
局势”。①最后他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
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曾对美国的和平呼
吁置之不理，现在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使中国延误了军
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下令向朝鲜增
援。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护送援军的消息后，便在1894 年7 月25 日将中国向
英国租用的“高升号”轮击沉，使九百五十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②8 月1 日，
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成了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所作的一次
较量。在陆上，日方在平壤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
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它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
是并非所有船舰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
① L.K.杨：《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6 页。
② “高升号”是中国当局租用的一艘英国轮船。它被击沉之事曾激起英国国内某些愤慨，
由于日本允诺负责
赔偿该轮，并保证英方在华利益的安全，此事迅即平息。见L.K.杨前引著作，第16 页。

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不仅
如此，中国舰队虽然吨位超过日方，可是它们都陈旧过时，速度也较慢，无
法与日方新式和快速的舰队匹敌。这两支海军于1894 年9 月17 日在鸭绿江
口外的黄海海面上展开了激战。战斗一开始，中国海军就陷于混乱状态，当
时旗舰管带取消了其上级——海军提督丁汝昌——关于战斗队形的命令。当
旗舰因第一发炮将飞桥震塌而使丁汝昌及其英国顾问受伤时，舰队便群龙无
首，失去领导。一位当过陆军军官的德国顾问担任指挥，可是很不得力。在
五个小时的交火中，中国方面损失了四艘船舰，伤亡一千余人。而日本方面
只损失一艘船舰。
残存的中国船舰撤退到旅顺口，然后又撤到海军基地威海卫。11 月，日
方由陆路攻占了大连和旅顺口，使要塞的大炮失去了作用。1895 年2 月，当
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的炮火转而轰击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船舰
时，中国的失败便已成定局。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殉职，他的僚属纷纷投降
（见第四章）。
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却落得这场耻辱的失败，这使李鸿章无法逃脱严
厉的指责。他辩解说，单靠北洋舰队和淮军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
胜，但是这种托辞未能使他免于撤职和丢面子。
和平谈判
1894 年11 月，重新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首先采取和平行动，要求美
国公使出面调停，提出中国愿意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日方这时已占领了旅
顺口和大连，正在威胁满洲和辽东，觉得这样的让步尚嫌不足，但却表示愿
意进行和谈。清政府于1895 年2 月派总理衙门的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前往广岛，要求会见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但是日方拒绝接待，坚持说他无
议和的“全权”。清政府在北洋海军战败以后，求和心切，即派李鸿章为头
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包含日本国内各界人士的要求。陆军坚持要割让辽
东半岛；海军要求将台湾作为日本在南亚作战的军事基地。进步党主张日本
应控制山东、江苏、福建和广东，自由党人则力主割占满洲。财政当局要求
巨额赔款。最后提出的方案把重点放在朝鲜自主、赔款、割让领土和取得通
商通航特权这几个方面。
在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强调中日两国应该承认有同文同种的关系，作
为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亚洲人，他们也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因此不应互相拆
台。李鸿章想利用他七十三虚岁高龄这一点在他的年轻对手面前赢得某种心
理优势，但未能收效。①就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遭到一个日本狂热分子的
① 李鸿章的策略具见于马关和谈的会谈记录中。参见《马关议和宗旨谈话录》，载程演生
：《中国内乱外
狙击。虽然伤势不是致命的，但是这件事使日方很尴尬，因为日本政府耽心
此事会促使西方列强进行干涉并站在中国一边。日本天皇派御医为李鸿章诊
治，日本政府主动宣布休战，并将赔款从所索取的三亿两减至二亿两。日本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指出，“李氏的不幸倒成了大清帝国之幸事。从现在起，
议和条款的商定将较前容易了，中日战争亦将停止进行”。②1895 年4 月17
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一）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
国朝贡；（二）向日本赔款二亿两；（三）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四）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开设
工厂，从事工业和各项制造业。
中国方面的反应十分强烈。李鸿章被指责为卖国。当时驻南京的总督张
之洞反对批准条约，一些聚在北京应试的举子几次上书，要求清廷废约，继
续战斗（见第五章）。①但是清政府不顾这些反对意见，还是在1895 年5 月
8 日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
台湾岛上的中国领导人强烈地抵制割让他们的岛屿；这个岛屿自中法战
争以后已改为行省，而且经过首任巡抚②的努力经营已在现代化方面有了相
当可观的进展（见第四章）。5 月25 日，岛上的领袖们宣告独立，并宣布台
湾为共和国，改现任巡抚为总统。在清政府的代表——李鸿章之子李经方—
—的压力下，再加上日军的行动，这一地方性运动终于在1895 年10 月被镇
压下去，台湾转归日本统治。
今天再来估计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
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
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
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
几乎没有受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其
次，中国方面事权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全国范围的动员。总理衙门、
地方当局以及不负责任的清流党官员各执一词，主张互异，使得清廷难下决
心。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他
所辖范围以外的舰只和军队（见第四章）。
第三，清廷的腐败和北洋水师指挥的昏庸，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
的命运。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两建造颐和园的行径，她对太监的信
任以及世风普遍败坏，都是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李鸿章在北洋水师中选用
僚属只凭与他个人的亲疏关系和是否为他私人效劳，而不管他们方正与否，
因此在北洋水师指挥部中不正之风盛极一时。许多将领都向阉宦总管李莲英
祸历史丛书》，第5 册。
②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第464—465 页。
① 在1895 年4 月30 日的请愿书中，签名的人数有1200—1300 人。
② 即刘铭传。
讨好，用贪污的公款给他送礼，李莲英又转而庇护他们的不法行为。尽管北
洋水师貌似强大，实际上已不堪一击了。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的弱点，所以
他在决心作战以前曾使尽了外交手段。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它的局限性：他不懂国际上的政治形势；迷信个
人说服本领；想依靠那套陈旧的以夷制夷政策。当俄国没有出面替中国斡旋
时，李鸿章便转向英、美求助，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
“瓜分中国”的危险
三国干涉
1895 年4 月23 日，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东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
有辽东半岛将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
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俄国对日本登上亚洲大陆存有戒心，它自己也在觊觎
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不冻港，所以就鼓动了这次干涉。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伯
爵强调指出，“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
点”。①因此，俄国决定要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决定采取任何
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方港口——以求取得日本同意。参加俄国这一行
动的有它在俄法同盟中的盟友法国，还有很愿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以期减
缓它对欧洲的压力的德国。为了使这项劝告更为有力，俄国召回了它驻在中
国和日本港口内的舰只，宣布海参崴为战争地带，并在该地集结军队。英国
执行不介入的政策，主要是因为辽东地区与英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英
国首相罗斯贝利害怕对日本用兵。①
早在和约签订以前，伊藤和陆奥宗光就已认为欧洲可能干涉，并且力主
日本应克制对大陆的领土要求。然而日本的军界却坚持割地是战争胜利的主
要标志。这时，日本在三国干涉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拒绝警告，不惜一
战；（二）就辽东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三）接受三国提出的主张。1895
年4 月24 日，御前会议赞成第二项行动方案，但是外相陆奥宗光反对，因
为他耽心西方列强可能乘开会之机改动和约的其他条款。最后，日本政府决
定由中国付银五千万两赎回辽东。列强将赎款减为三千万两，于是李鸿章便
与日本驻中国公使林董于1895 年11 月4 日签订了正式的赎辽协定。
俄国人由于进行这次干涉，并且应允在还债第一年借银一亿两给中国偿
付对日赔款，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激。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为八千九百万
两，在此情况下它几乎不能偿付这样一笔巨额赔款。1895 年，北京向俄-法
银行财团借款四亿法郎，利息为四厘。随后于1896 和1898 年，又向德-英
银行总会借款两次，每次一千六百万英镑，利息分别为五厘和四厘五。
中俄秘密结盟
由于俄国表现的友谊给人留下了好感，中国的高级官员们纷纷赞成联
俄，以保证将来不致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在1874 年的争论和1878—
1881 年的伊犁危机中已表现出亲俄倾向的李鸿章，对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没有
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亚莫林斯基翻译并编辑的英文译本，第83 页。
① L.K.杨：《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7—18 页。
帮助中国颇感失望。此事促使他把联俄看成未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结
果，慈禧太后也同意联俄方针。
就俄国来说，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国取道满洲把西伯利亚大铁路
修到海参崴，所以他是欢迎中俄结盟的。这条取道满洲的线路可以使铁路缩
短三百五十英里，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金饯，还可以促进维特提出的向中国
和平渗透的政策。维特遭到外交部亚洲司以及阿穆尔省省长的反对，反对者
觉得这一计划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同时可能加速对中国的瓜分。可是，
维特因有沙皇的支持，便指令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解释，说这条大铁
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以保卫中国。虽然进行了几次讨论，但是双方并未形
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字林西报》曾作过“喀西尼协定”的报道。
有关铁路修筑权以及中俄结盟的谈判终于在1896 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
冕之际实现了。原先一名中级官员奉命参加加冕典礼，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
不满，认为换一位与李鸿章品级相当的人赴此盛典似更为合适。据说沙皇曾
给慈禧太后发电，表示宁愿中国派李鸿章前往。这位已经失宠的七十四虚岁
的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参加俄皇的加冕典礼和
历访英、法、德、美各国的统治者。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写道：“??
我希望在他到达俄国以前，劝阻他访问其他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
章在欧洲必然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施展种种阴谋的对象”。①因此，沙皇派
遣了他的亲信大臣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前往苏伊士“邀截”李鸿章，并将他护
送至敖得萨。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能向中国
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俄部分直达海参崴的最短的铁路线。这
条铁路线由于横贯蒙古和满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过的土地的生产能力，
也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能把日本和欧洲连接起来。李鸿章暗自欣赏这
个计划，他向北京奏报说，该计划可阻止英国和日本日后的扩张，所以对中
俄双方都有利。维特和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中国允许俄国自赤塔修筑一条铁路到达海参崴，铁路可交由一商
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二）中国划出一片土地足够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地
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设置警察权。满三十六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该铁
路；如满八十年则可无偿地交还中国。
（三）日本如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在远东的土地，中、俄两国应互相
援助。
据传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一百五十万美元，至少第一笔报酬似已付
清。维特否认有此事，不过即使此事属实，这笔贿赂在李鸿章思想中也不是
决定性的，因为他来到俄国的明确目的就是要缔结一项密约。李鸿章热衷于
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7 页。
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一次是利用俄国对付日本；他自鸣得意地宣称，该条
约将使中国二十年无事。但是，和平维持不到两年。
割地狂潮
在三国干涉以后，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它列举
了所有其它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的事实，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东
京，俄国之在海参崴等。中国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在1897 年德皇访问俄国
时，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词的诺言，即让德国占领山东省的胶州。德国人随后
便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在1897 年11 月）为理由占领了胶州，
迫使中国当局签订一项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条约，并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
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受此事鼓舞，争取到沙皇对占领
旅顺口和大连计划的支持（维特对此举持异议，但被驳回）。1897 年12 月，
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的侵
略，将这两个港口强行占领，又在次年3 月迫使中国租出旅顺和大连（为期
二十五年），同时强迫中国让它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
口，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维特事后承认曾付给中国方面的
谈判人李鸿章和张荫桓一笔酬金，以酬谢他们与俄国人的勾结。这时俄国人
占了辽东半岛，而这是三年前中国花了三千万两库银从日本赎回来的！
割地的狂潮这时正式开始了。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租借
了展拓的香港新界，为期九十九年；①还从清政府取得了不将长江流域让与
他国的诺言，使这一地区成了英国的利益范围。②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
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
南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意大利的要求被拒，没有得到租借地；至于美
国，当时正因对西班牙战争和菲律宾革命而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未能采取任
何行动。瓜分中国的危险加速了国内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本身是一个大题
目，参见第五章），同时也导致美国宣布其“门户开放”的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
虽然英国声称它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范围，但它还想提出在其他列强享有
特殊势力的地方进行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英国是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
① L.K.杨：《1895—1902 年英国对华政策》，第70—71 页。在作出决定以前，内阁曾举
行五次长会进行
讨论。
② L.K.杨：《1895—1902 年英国对华政策》，第91 页。英国只愿承认它在中国有利益范
围，不承认有势
力范围。
一，不便单独提出这一想法，于是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
历史“清白”的唯一大国。先在1898 年，然后又在1899 年，英国驻华盛顿
公使提请美国国务院联合发起一个在中国实现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但是，
美国人直到结束对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后才对此事感到兴趣。当时，中国海
关的一位英籍税务司贺璧理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相信这个主意是明智
的。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是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事务顾问。海约翰于1899
年9 月将柔克义起草的照会送交英、德、俄、法、意和日本，提出了在中国
实行商业机会均等的主张。它包括三个要点，总而言之是要维护条约制度，
其内容有如下述：
（一）一国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得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其
它国家的既得利益。
（二）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
民。
（三）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仅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依照中国协定
税则办理。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每个国家都观望着其它国家的
态度，可是海约翰仍然于1900 年3 月20 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
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只有日本对这项声明提出了异议。当义和团起事时期“门
户开放”原则似乎受到威胁时，美国在1900 年7 月3 日发送了第二次照会，
补充了包括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这完全是一项表态
的声明，并不要求其它国家作出响应。
“门户开放”只是关于一些原则的宣言，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美
国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它。可是在宣布了这项政策之后，瓜
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
因为帝国主义者害怕他们之间会造成对抗和冲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
清帝国，使它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义和团起义
在百日维新的最后时期（参看第五章），发生了1898 年9 月的宫廷政
变，它一举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稳健派，恢复了反动的满人政权。荣禄和裕
禄及启秀等其他保守派都进入军机处，大学士刚毅日益得到太后宠信。这些
人主张搞强硬政策，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1899
年2 月当意大利人要求割让福建省的三门湾时，太后命令拒绝这一要求；当
10 月份意大利人改变原意时，太后就把这项新政策看成是正确可行的。1899
年11 月21 日，她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说：“各省督抚，
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
帛，专恃折冲尊俎也。”①
1860 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宫廷逃到热河，随后又败于法国人和日本人之
手，在1897—1898 年外国又竞相向中国要求割地：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
由怨恨外国人。外国人同情1898 年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
新派得以脱逃，再加上他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搞维新活动：这一切都加
深了她的反感。此时外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端王
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太后和端王因无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
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外的大暴乱。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
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
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
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
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
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
1858 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 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
由传教。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
舰保护下的入侵。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
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
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
责罚教民之事。”①
绅士是排外最烈的，他们把基督教看作败坏社会的异端邪教。他们自封
为儒家礼仪的卫道者，痛恨任何外国宗教或哲学的侵蚀，特别对中国教徒不
举行传统仪式和不参加地方节日活动的行为感到忿恨。绅士往往就是那些仇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43 第5 页；英译文载谭春霖：《拳乱》，第32 页，译文略有
删节。
① 参见《总署遵议教案章程奏》，光绪二十二年。——译者
教暴动的秘密煽动者。民间的传说和谣言描绘外国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
墙深院内为非作歹，这更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
绪的一个基本原因（参看上卷第11 章）。
1897—1898 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
境地。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
险，进步分子则提出要通过根本的制度改革来拯救民族。然而，反动派和愚
昧无知之流则主张消灭洋人。德国占据胶州之后，山东发生的事件估计有上
千起，国内其他地方爆发的事件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广大民众
对外国侵略的无比愤怒。
外国进口货的涌入和固定不变的海关税率，看来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凋
敝。随着饥馑驱使许多人成为匪盗，十九世纪中叶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很
多贫民最初把他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最后却把怨恨转到外国人身上，因
为叛乱者是外国人用基督教的思想意识鼓动起来的。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时
期，外国货在中国城市的市场上显著增加，而到了自强运动时期（1861—1894
年），洋式企业和工业以及外国资本都被引进了中国。
外国铁路也威胁着传统的运输体系。运河和从汉口到北京的陆路不能与
当时正在修建的铁路竞争，成千上万依靠这些运输体系为生的人担心失业。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似乎被农村的贫困、日益严重的失业以及老百姓普遍艰
苦的生活所困扰。很多中国人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的影响及其经济控制而
对洋人产生刻骨的仇恨，这就不足为怪了。
经济上的困难又伴随着天灾：1898 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几百个村
庄；在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也发生了水灾。此后，1900 年在华北又发生
了严重的干旱。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学者、官员们谴责外国人，他们
坚决认为，这是洋人传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的结果。加给洋人的罪名不一而
足：说他们在陆地上建造铁路伤了“龙脉”；他们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
普遍地破坏了风水（虽然这很神秘），打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迷信、
极端的经济萧条以及对外国人到来的普遍不满的总气氛下，一场排外的大运
动在1900 年爆发了。
义和拳的起源
英文的Boxers 就是中国秘密会社“义和拳”，这种组织因其成员都练
传统的武术而得名。义和拳是与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莲教（曾煽动1796—1804
年的起义）有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1808 年的一道上谕首先提到了义和
拳而使官府注意到它，但它不顾官府的禁止，仍然在山东、河南、江苏、安
徽和直隶各省继续活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传统的反清组织也表现了
排外性质，立誓要杀掉洋人及其中国的帮凶。
义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统属的团体，诸如乾拳、坎拳和坤拳，每一团体都
有它自己的头目。这些团体一般被组成有25 人的小队，每小队由一个具有
十足权威的头目领导。教练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整个来说是简短的，一天
之内就可完功。义和拳称头目为“老祖师”，小头目为“大师兄”和“二师
兄”。称洋人为“大毛子”，中国教徒或那些从事“洋务”的人为“二毛子”，
那些用洋货的为“三毛子”。所有的“毛子”都要被消灭干净。①
义和拳信奉的众神包括传说的和历史的人物。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
迷信的平民百姓的核心就是巫术。他们声称，通过巫术，符咒和仪式，他们
能召唤超自然的力量，借此就能刀枪不入，飞檐走壁，且有神兵天将助战。
因为他们排外，他们宁可用旧式刀矛，而不要枪炮。
虽然在1899 年秋天，有些义和团头目变得亲王朝了，但并不是它的所
有组织都具有这种思想。有一个组织仍坚持“反清复明”的宗旨；而另一些
组织则大部分是些歹徒，对此事并无一定的看法。当义和拳拳民于1900 年
夏被朝廷传唤到北京时，亲明的一队人袭击了外国使馆，但又秘密地集结力
量妄图推翻满洲朝廷。②然而，在决心消灭洋人及其中国帮凶时，各派义和
拳组织又结合在一起了。
宫廷对义和拳的庇护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义和拳中的一支——“大刀会”——在山东巡抚李
秉衡秘密鼓动下，在山东特别活跃。李秉衡认为，基督教徒要对义和团正在
挑起的骚乱负责。他一直认为，基督教徒“倚仗教士，欺压百姓”。他建议
对拳民进行招抚而不要镇压。当两名德国传教士在1897 年被杀害（德国人
就以此为借口占领胶州）时，李秉衡便在外国人的压力下被撤职。毓贤后来
于1899 年3 月被任命为巡抚，他也是袒护义和拳和大刀会的：他命令他的
下属对传教士及教民的申诉和控告置之不理。在他的庇护下，拳民遂打起了
“扶清灭洋”的旗号。巡抚资助拳民，邀请他们来训练士兵，而且将他们改
名为义和团，作为官方支持的“团练”的一种形式。官府的支持给他们壮了
胆，拳民对传教士和教民的袭击便日益频繁起来，但毓贤却继续向朝廷奏
报，说“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朝廷接受了这一判断，而且在它的多次声明
中排外的腔调愈唱愈高。①
当1899 年12 月外国的压力迫使朝廷撤换毓贤时，他前往北京劝说端
王、庄王和大学士刚毅，以支持义和团的武装为宜。这些反动之士把他们的
思想禀告给慈禧太后，灰心丧气的太后一拍即合。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而
① 对义和团的介绍系根据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载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
4 册第433—439
页。参看徐中约：《近代中国的兴起》，第465—467 页。
②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第589 页。珀塞尔：《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第九、十章
。
① 谭春霖：《拳乱》，第46、59 页。中文原文载《大清德宗实录》，卷439 第23 页。

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曾被告诫不要惩处拳民。但是袁世凯拒绝照办，并成
功地将山东的义和拳运动镇压了下去。
朝廷继续偏袒拳民，并于1900 年1 月12 日下令宣布，练武自卫的百姓
不得被视为歹徒。“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
古人守望相助之义。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①这道上谕和4 月份
另一同样性质的上谕进一步助长了拳民的活动；5 月，拳民在直隶省高洛村
搞了一次大暴乱。总督裕禄得知太后暗中庇护拳民，就没有要求惩罚他们，
朝廷也未采取惩治措施。拳民越来越胆大，他们毁坏铁路和电线，把这些东
西当作外国人奴役中国的象征。
1900 年5 月，朝廷考虑把义和拳办成民团武装，但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
阻挠。然而，慈禧太后对拳民具有神通的报告印象颇深，便把他们召到了北
京。他对义和拳的头目们嘉勉备至，并命令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宫廷侍从学
习他们的武艺。王公贵族当时都聘请拳民守卫住宅，而且有些正规军也加入
了义和拳。
高涨的排外主义浪潮，促使外国使节于5 月28 日从大沽口外的舰只上
调来军队。总理衙门企图限定每个使馆只能有三十名卫队，但在6 月1 日和
3 日，到达北京的第一批队伍却包括了俄、英、法国人各75 名，美国人50
名，意大利人40 名，以及日本人25 名。
5 月29 日，朝廷再降旨嘉许，拳民受到鼓励之余，便在6 月3 日切断了
京津铁路线。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和掌管铁路电报的盛宣怀奏请镇压这类活
动，但未收效。当朝廷完全为反动人士所控制时，外国使节开始担心在京外
国人的安全。英国公使向天津的西摩尔海军上将请求援助，于是一支有2，
100 人的各国联军在6 月10 日乘火车离津。在京津之间的中途，义和拳袭击
了外国远征部队，阻止他们向北京行进。京津两市之间的电线被切断，使北
京的外国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同一天，拳民纵火烧了英国使馆在西山
的避暑山庄。6 月11 日，日本使馆书记被反动的回族将军董福祥的军队杀害。
6 月13 日朝廷声明，各国公使已受到充分保护，在北京无需驻扎更多的
外国军队。总督裕禄和提督聂士成奉命抵挡西摩尔海军上将的推进。大沽炮
台的指挥官严阵以待，防止突然袭击。从6 月13 日开始，大批拳民麇集于
北京，放火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杀中国教民，把官员拖到大街上当众侮辱。
他们对已死的传教士掘墓挖尸（甚至对早期耶稣会士的遗体也不例外），袭
击使馆的卫队，并于6 月20 日杀害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拳民们在天津全市
区横冲直撞；面临如此混乱的局势，外国军队在6 月17 日占领了大沽炮台。
与此同时，西摩尔的远征部队又打回天津。
端王、刚毅和太后当时都同意，全力攻击各国使馆对洗雪半个世纪的屈
① 谭春霖：《拳乱》，第60—61 页，英译文略有改动；原文载《东华续录·光绪朝》，
卷157 第11 页。
辱来说是必要的。6 月16 日在就此问题进行第一次廷议（为此前后共举行四
次）时，太常寺卿袁昶反对策划袭击外国人，指出拳民所称枪炮不入之不可
信。太后反驳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
所仗者人心耳。”这次廷议并未作出决议，但发布了召募“年力精壮”的拳
民入伍的上谕。
在6 月17 日第二次廷议时，太后透露了列强提出的所谓四点要求：规
定一特别地点供皇帝居住；允许外国公使征集地方税收；以及允许他们指导
中国军事。至于第四点，她秘而未宣，据说是要求“恢复皇帝的权力”。这
四点要求，实际上是端王捏造的，目的是刺激太后宣布中国应为反抗任何外
国的行动而“决一死战”。6 月18 日的第三次廷议仍未作出决议，但于6 月
19 日传来的消息说，外国人已要求大沽炮台投降。6 月19 日太后召集第四
次廷议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她决定要借助拳民同外国作战，并驳回了光绪帝
延缓执行此一决定的尝试。6 月21 日，北京收到一份关于大沽和天津战况的
含糊不清的所谓捷报，于是清廷满有把握地与各国宣战了。①
当时朝廷正式命令各省当局组织拳民反抗外国侵略。在北京，拳民公开
受到官方资助，庄王、刚毅和端王担任义和团各团队的官方指挥。这些团队
和董福祥将军指挥的官军一起对各国使馆和北堂（罗马天主教）发起进攻。
庄王悬赏捉拿外国俘虏，而刚毅则宣称：使馆一旦被攻克，则外夷不复有存
身之所，国家亦将永享太平。反动人士企图通过太后完全批准的这些攻击，
来达到以下目的：向外夷发泄愤怒；解除外国对京师的威胁；毁掉朝廷支持
拳民的证据，并在百姓之中进行煽动以取得支持。在使馆区，有450 名卫队、
475 名平民（包括12 名外交使节）和2，300 名中国的教民在顽强地抵抗拳
民；拳民们却衣着不整，披头散发，手执“法宝”，禹步而行，极象传说中
的巫师。北京完全成了一个妖魔鬼怪活动的活地狱。
列强被这种发展弄得惊慌失措，它们决定派遣军队到中国。英国尤其关
切它的利益范围——长江流域——的命运。在7 月初，英国外交部就已收到
许多主张采取适当的行动方针的建议。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马士便曾建议：
“英、德两国军队应在长江流域和叛乱地区之间设下一道屏障”。当时在伦
敦休假的上海总领事璧利南就建议说，如果联军的干涉行动把朝廷逐出京师
以后而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么，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可被选为皇位的继
承者。②
华南和华东的独立行动
甚至在正式宣战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着一条灾难性的路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 册第2196—2198 页。
② L.K.杨：《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71 页。
线行动。当时驻广州的总督李鸿章可能是唯一能够力挽狂澜的人，他拒绝行
动，宣称掌握大批军队的荣禄应该不让反动派控制政局。①各省当局虽然不
能左右朝廷政策，却急于要保护他们的辖境不受拳民的破坏和外国人的惩
罚。
朝廷在6 月21 日宣战时，主要的省级官员——如广州的李鸿章、南京
的刘坤一、武昌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都一致拒绝承认这个行动，坚
决认为它是未经皇帝正当授权的“乱命”。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另
外伙同闽浙总督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他们愿在管辖区内保护
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而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因
此，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人的入侵。
这些督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动派已控制朝廷，所发
纯系乱命；与几个外国列强同时开仗是件蠢事；各使馆中的外国人生命必须
予以救护。他们敦促朝廷指派纪律严明的军队护卫各国使馆，并要继续承认
和如期支付外国债款。他们向荣禄发出呼吁，但后者拒绝给予合作。
盛宣怀建议袁世凯从山东调兵进京营救太后与皇帝，使之摆脱这些坏人
的控制。袁世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并未受命，若我率军北上救护各
国公使，恐愿未遂已为匪挫败于途中，故实难从命。”刘坤一打算为太后的
罪过开脱，因此通知各国公使，说战争行动“并非朝廷本意”。而与此同时，
朝廷在7 月3 日的上谕中却告诫说，各省当局不得擅言“和议”二字云云。
7 月14 日，外国军队攻占了天津，并以进军北京相威胁；同日，东南十
三省当局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骚乱中蒙受的损失，
并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国道歉。在这种压力之下，朝廷态度暂时有所缓和。
总理衙门请外国使节及其家属为了安全迁进总理衙门，以便安排他们回国。
李鸿章奉命要中国驻外代表通知各该国政府，说它们驻北京的代表都平安无
事。7 月19 日，总理衙门再次表示愿意武装护送外国使节去天津，但是外国
人觉得总理衙门不能确保安全，所以宁可留在使馆等待援救。在这短暂的缓
和时期（7 月14—26 日），总理衙门向使馆送去了生活供应品，攻击也暂时
停止了。
可是，当反动的李秉衡于7 月26 日到达北京时，开战和消灭洋人的政
策又被肯定下来。五位敢于劝告议和的高级官员被处死，袁世凯慨叹说，大
局已告“无望”。
外国增援部队于7 月末到达大沽，但是由于互相猜忌和意见分歧，一直
拖延到8 月4 日才向北京进发。这支联军有8，000 名日本人，4，800 名俄
国人，3，000 名英国人，2，100 名美国人，800 名法国人，58 名奥地利人
和53 名意大利人；他们彻底打败了拳民和清政府军，并于8 月14 日到达北
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各国公使馆。这些使馆坚守了将近两个月，这主要应感
①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 册第2203 页。
谢北洋大臣荣禄，他不敢违抗太后的命令，却只对使馆区作了一次虚张声势
而非实心实意的攻击。
正当联军前进之际，太后、皇帝和一小部分侍从已逃出了北京。清帝曾
想留下来谈判解决，但是太后强迫他一起同行。经过长途的艰苦流亡之后，
10 月23 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来了。席卷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并使231 名
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丧命的这场义和团灾难这时终于结束了。
和平解决
为了收拾义和团暴乱以后的局面，李鸿章应召去进行和谈。在此以前，
即1900 年6 月18 日，朝廷即已召他进京，但是太后对拳民的庇护使他惶惧，
所以迟迟未从广州启程。7 月8 日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
曾从1870 至1895 年任过这两个职务），只是到了此时，他才乘船前往上海。
①7 月21 日到达上海时，他对北京的形势完全失去了信心，拒绝北上。8 月7
日，朝廷任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外国进行谈判，但李鸿章仍对北京之行犹
豫不决，因为他认为，朝廷是不会同意那些他认为实现和平所必需的措施
的，这些措施就是镇压拳民和保护在北京的外国人。
李鸿章稍感宽慰的是，列强并未与中国宣战，只是为了镇压叛乱才派了
远征军。此外，这时俄国提出把它的军队和居民撤到天津以便准备谈判，而
且为了不让其他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它在会议上定下了比较温和的调子，
李鸿章这才同意北上。他要求委派庆亲王和荣禄与他一起去进行谈判，当朝
廷同意照办后，他便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北上，9 月18 日抵达天津。当列强声
明荣禄因参加过攻击使馆的行动而不能被接受为谈判者时，李鸿章便请求让
荣禄去西安。李鸿章希望荣禄（他在11 月11 日参加了军机处）将能遏制端
王和刚毅当时仍然强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联军代表们提出，在“朝廷还都”以前——意即在
“皇帝重掌朝政”以前——拒绝开始谈判。他们希望利用此要求作为手段来
满足他们所提出的其他要求。然而，太后拒绝了，因为她担心会把不能接受
的条款强加于她；她还指出，只有在和平解决之后，朝廷才会还都北京。东
南各省的督抚此时企图把联军的注意转到惩罚犯罪的大臣们的问题上来。他
们对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它惩办九名赞助义和团的大臣、巡抚毓贤和董福祥
将军。朝廷勉强地同意惩罚这些大臣，但未对董将军审判。列强坚持必须惩
办董福祥，而刘坤一和袁世凯则迫使荣禄采取行动，他们强调明智的政治家
“皆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尤不爱一人以救
① 他这样做，并没有听从英国人强烈要求他留在广州的劝告。L.K.杨：《1895—1902 年
英国的对华政策》，
第175 页。
国 别两 数占总数的百分比
俄 国130,371,120 29.00
德 国90,070,515 20.00
法 国70,878,240 15.75
英 国50,620,545 1l.25
日 本34,793,100 7.70
美 国32,939,055 7.30
意 大 利26,617,005 5.90
比 利 时8,484,345 1.90
奥 地 利4,003,920 0.90
其 他1,222,155 0.30
万民”。①1900 年12 月3 日，清廷态度终于缓和了。当追究罪责时，却没有
提到慈禧太后和荣禄这两名主要罪犯。
在北京，联军的谈判者内部很难磋商出一致的条件来。德国要求予以严
厉惩治，德皇甚至扬言要踏平北京。他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再不敢对德国
人侧目而视”。②由于克林德的被杀，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被任命为在
中国的联军总司令。英国支持德国以图遏制俄国，而俄国正在讨好中国，它
希望把乘骚乱之机占据的满洲割让给它。日本不甘落后，也想巴结中国人；
法国声明它对中国没有什么企图，而美国发表了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个
照会，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在1900
年12 月24 日公布了一项有十二条款的联合照会，照会在1901 年1 月16 日
被清廷勉强接受下来。最后的解决办法包括下列主要各点：
（1）惩办罪犯。联军最初要求定十二名官员死罪，包括庄王、端王、
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将军。最后解决的办法是赐令庄王自裁；
端王充军新疆，终身监禁；毓贤即行正法。董将军被革职；刚毅、徐桐和李
秉衡已死，均追夺原官。在各省，从判处死刑直到仅仅加以谴责的官员共有
119 名。
（2）赔款：赔款六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合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三十九
年内偿清，年利四厘，并以海关、厘金、地方关卡税收及盐务税作保证。为
了帮助筹措赔款，现行关税应予提高，而且对在此以前的免税货物征税。赔
款的分配如上表。①
① 谭春霖：《拳乱》，第139、141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 第309 页。
① 实际上，赔款数目远远超过了联军所蒙受的损失。美国人私下提出的实际要求只为二百
万美元，此数已
于1905 年付清。1908 年，美国政府退还中国10.785，286 美元；同时保留二百万美元作
为以后机动之用，
而于1924 年，把其余赔款也放弃了。退还的款项由华盛顿当局指定用作留美中国学生的教
育费用。为了预
备这些学生留学美国，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该校聘用了许多美
国教师。随后其
（3）其他重要条款：
（一）派代表团赴德国和日本道歉。
（二）各国设置常驻卫队以保卫使馆。
（三）拆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与沿海之间的其他炮台。
（四）两年以内不得输入武器。
（五）北京至沿海的关键地点驻扎外国军队。
（六）在拳民曾经肆虐过的四十五城镇，停止考试五年。
这些内容具载于十二款的《辛丑各国和约》和十九件附件中，并由李鸿
章、庆亲王和十一国代表于1901 年9 月7 日签署。联军部队于9 月17 日撤
出北京，但清廷直到1902 年1 月7 日才还都北京。
俄国在满洲
议定和平并未解决俄国人占据满洲的问题。在镇压“骚乱者”和恢复秩
序的借口下，二十万俄国军队全面侵入满洲； 1900 年7 月23 日占瑷珲，8
月30 日占齐齐哈尔，10 月1 日占领沈阳（清代的陪都盛京）。辽东半岛的
俄国军事长官、海军上将阿列克塞也夫强迫盛京将军曾祺签署一项“临时协
定”，实际上攫取了中国人在满洲的统治权。清廷拒绝承认此项协定，它坚
持曾祺无签约权。后来双方在圣彼得堡开始谈判，并于1901 年2 月16 日，
由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十二款的条约以代替阿列克塞也夫-曾祺协定，它
名义上把满洲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俄国军队在“保路兵”的掩饰下把占领
满洲合法化了。协定规定，未经俄国人同意，中国人不得向满洲运送武器或
授予任何人在该地兴建铁路和开矿的特权。它规定中国担负占领费和赔偿中
东铁路的损失，并允许俄国建筑一条由中东线直达长城的铁路。
俄国人的行动引起其他列强的忧虑。日本驻北京公使警告庆亲王说，对
俄国占领满洲作出的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中国的瓜分。英国和德国告诫清
廷，要求它在与联军在北京达成总的协定之前不得与俄国单独缔约；美国、
奥地利和意大利力促中国反对俄国的要求。可是，维特伯爵此时威胁说，拒
绝此建议将导致俄国人吞并满洲。清廷由于几位大员的意见相互抵牾而进退
维谷。李鸿章的亲俄倾向此时表现得明显起来，他建议签约以避免与俄国的
关系发生危险的破裂，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则坚决反对这个条约。
清廷因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和各种国际压力而左右为难，始终不能作出
决断。但是，由于中国驻伦敦和柏林的公使，尤其是驻东京的公使再三提出
反对缔约的劝告（驻日公使强调指出，在英国与日本的联合反对下俄国不敢
他国家也纷纷豁免了赔款：英国在1922 年；俄国在1924 年；法国在1925 年；意大利在1
925 和1933 年；
比利时在1928 年；荷兰在1933 年。许多中国学者把退还庚乱赔款之举视为文化帝国主义
的一种形式——
这显然是一个需要重新探索的问题。
在满洲采取行动）之后，清廷终于在3 月23 日拒绝了俄国的条约。面临国
际上的反对，俄国人没有直接采取行动，仅发表声明说，他们虽然很愿意撤
出满洲，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他们立即这样做。李鸿章仍然主张，通
过直接谈判与俄国单独解决，并打算给予俄国在满洲的某些特许权以换取它
撤军，但维特伯爵拒绝了他的建议。在遭到这样的拒绝以后，又老又弱和羞
惭交加的李鸿章，突于1901 年11 月7 日死去，终年78 岁。
李鸿章的工作由庆亲王和军机大臣王文韶接办。由于国际局势不利于俄
国，它终于在1902 年4 月4 日与中国签约，答允分三个阶段（每阶段相隔
六个月）从满洲撤军。至于中国方面，它同意保护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第
一批撤军按期执行，但到1903 年4 月该撤第二批俄军时，俄国人又玩弄花
招，把军队伪装成“保路兵”而没有撤离。此外，他们还要求取得一些新的
垄断权，并重新占领了已撤出的城市沈阳和牛庄，这便为对日战争播下了火
种。
义和团暴乱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是由反动的满洲朝廷、保守的官员和绅士以及愚昧迷信的百
姓的联合力量发展起来的。它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非理性的
爆发，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认
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的、爱国的农民起义，它具有正确的动机，但采取的方
法却是错误的。
义和团暴乱及其最后的解决有这样一些意义重大的后果：
（1）联军之占领北京和俄国之进犯满洲加剧了国际对抗，使各国担心
它们之间会相互发生冲突，从而最后结束各国在中国经济机会均等的局面。
国际间普遍出现了一种愿望，即宁愿缓和紧张局势和维持中国现状。1900 年
7 月3 日美国发表第二个“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目的即在力图“保持中
国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并维护在中华帝国全境实行贸易均沾原则”。接
着，英国与德国于10 月16 日签订了一项协定（其他列强被要求支持），规
定署约国不得攫取中国的领土。帝国主义活动的这种对峙局面使清帝国免于
立即被瓜分，但是它的国际地位却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2）《辛丑各国和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武器输入被禁止，
大沽及其他炮台被拆毁，外国在使馆区内驻扎军队，外国有权从北京到沿海
派驻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损害了中国的自卫力量。有关中国国内许多地方暂
停科举考试的条款，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3）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加上利息，如要全部付清，总数达982，283，
150 两，比原数多出一倍以上。由于支付必须用外国货币，尤其在银价猛跌
的那几年，中国在折算中又遭受额外的损失。这样大量资本的外流即使不致
使中国的经济完全不能增长，也使它受到了抑制。
（4）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们从此组成一个有力的外交使团，有时其作用
超过了满洲朝廷而成为太上皇政府。
（5）义和团的野蛮行径使世界认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而外国列强的
残暴表现却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高人一等的形象，因此损害了中国人的自
信和自尊心。中国人对外国人原来抱有的轻蔑和敌视态度，现在往往一变而
为恐惧和奉承的态度。
（6）尽管清廷为了苟延残喘，企图在实现立宪政治方面作一些三心二
意的改革，但是，许多中国人看到满族的力量在崩溃，便转而向往革命。孙
中山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的活动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随着革命脉搏的加
速，他的形象也从一名大逆不道的叛乱者一变而为一个爱国的革命家，从而
在1911 年最终促使满洲王朝覆灭。
英日联盟的影响与俄日战争
联盟的超源
俄国人占领满洲及它所带来的一切严重国际后果，必须从更广泛的欧洲
强权政治的背景来加以考察。在刚刚进入本世纪时，随着英国执行“光荣的
孤立”政策，欧洲在三国同盟（德、奥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间保持着
一种不稳定的均势。由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造成紧张状态，以及害怕这
两个防御性同盟会联合成一个大陆联盟来反对英国，于是强国之间形成了僵
持局面，这种形势促使它们把注意力指向亚洲和非洲。从这种观点看，俄国
侵占满洲并不仅仅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孤立事件，而且是对现存国际秩序
的严重破坏。尤其是日本，它关心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而美国则担心
中国门户开放的前途。英国感到它在北京的影响和在长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
威胁。另一方面，法国支持俄国前进，德国也暗中鼓励俄国向东扩张，以使
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出去。显然，一个国际关系的新世纪展现于世，从
而使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方结盟得以形成。
英国处在十字路口。它的“光荣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尔战
争又牵制了二十五万名英国士兵达两年半之久（1899 年10 月—1902 年5
月），这暴露出英国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险。为了保护它的
帝国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英国被迫放弃孤立政策，拼命寻找同盟
者。最初它选了德国。伦敦曾希望1900 年10 月的英德协定（它曾保证维持
中国现状）会阻止俄国向满洲推进，但德国后来把满洲排除在协定之外，此
举显然是为了避免开罪俄国。英国再三企图与德国结盟而未获成功，这便迫
使伦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国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随英国；
美国则坚持传统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刚打过西班牙战争，所以
它无心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去保卫“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一来，日本就成
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
情绪。
1901 年，根据英国海军部计算，“中国海域”上的俄法联合海军力量，
在战舰数量上以九比四超过英国，但英国若与日本结盟便会使它在战舰数量
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风，而在巡洋舰方面也占有优势：这就无需从它的欧洲舰
队调来舰只了。除军事考虑之外，英国人还关切俄国人可能通过他们控制满
洲来支配北京，关切俄国的经济影响（通过比利时的资金兴建京汉铁路）渗
入长江流域——这里却是传统的英国的利益范围！再有一点使人不安的是，
俄国在西藏活动的加强导致达赖喇嘛在1901—1902 年派遣了两个使团前往
俄国。①如果不加制止，俄国人的南进可能威胁印度的安全。因此传统的恐
① 刘彦：《中国外交史》，李方晨增订，第268—269 页。
惧心理又再次闪现，英国人觉得当务之急是与日本人结成联盟以阻止俄国人
前进并维持英国在亚洲的优势。英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孤立于欧洲政治之
外，现在又面临着俄国人的新威胁，所以它是舍此别无其他办法了。为了阻
止日本与俄国可能达成将会严重危害英国在亚洲利益的任何协定，英国与日
本驻伦敦公使的谈判进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从1895 年三国干涉以来，它对俄国一直抱有强烈的敌对
情绪。与英国这个最重要的西方大国结盟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将
顿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时代的来临，而且可以
用这作为对付俄国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县有朋的一位门
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继任小村寿太郎、驻英国公使林董领导的一个强有
力的集团坚决赞成这一行动方针，而他们又有政界元老山县、西乡从道和
松方正义的支持。但是，颇有影响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则怀疑英国
在抛弃传统孤立政策方面的诚意，并害怕日英结盟会使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充
当先锋（他认为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力难胜任的）。所以他宁愿与俄国修好，
因为朝鲜与满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日本与俄国，并不涉及英国。他的论点得
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县和他的军事集团认为，与俄国修好只
能是暂时之策，而势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须为争夺在朝鲜和满洲的霸权而与它
作战。不用说，日本领导层在外交事务中的对立观点是与国内政治的倾轧有
关的：伊藤想阻止军界支配国家事务，军界则不愿让伊藤有机会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对内阁的立场，所以桂太郎讨厌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
政敌，而在1901 年10 月恰好出现了这个机会：当时上值耶鲁大学二百周年
校庆，伊藤应邀前去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事毕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励
下，前往欧洲企图以私人身分访问俄国，倡议谈判。在伊藤出国时，桂太郎
命令林董在伦敦尽快进行结盟谈判。当伊藤到达巴黎时，林董也带了结盟草
约露面了。伊藤十分沮丧，甚至想回国；但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俄国。
他要求林董在伦敦的活动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时接到东京传来的消息，说
结盟的谈判已进展得使日本无后退余地。但伊藤没有畏缩，仍继续他的俄国
旅行。到达俄国后，他提议：（1）互相保证朝鲜的独立；（2）双方约定，
不得出于战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领土反对对方；（3）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
权自由行动，日本则承认俄国在满洲拥有最高利益。俄国政府不愿接受这些
条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鲜自由行动，但却坚持俄国在满洲及中国其他地
方有行动的自由。①伊藤离开俄国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他仍未放弃日俄修好
的思想。他在回国途中在柏林打电报给东京，再次警告说英国不可靠，并建
议在进一步与俄国谈判之前应对盟约签署再事拖延。然而，内阁无意冒险丧
失与英国确有把握的结盟去换取与俄国和解的不可靠的机会。1901 年12 月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1 页。
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天皇批准了英日联盟。伊藤很得体地接受了这一决定，
但竭力主张不要利用这个联盟对抗俄国，而要用它对俄国施加压力，以便达
成以“满韩交换”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日本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支配地位，
与此相对应，俄国则承认日本支配朝鲜。简言之，这就是“满韩交换”。
1902 年1 月30 日，英日盟约正式签订。在前言中，缔约双方要求通过
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来维持
东亚的现状和全面和平。缔约国声明，在满洲和朝鲜受到外国侵略或国内骚
乱的威胁时，它们应采取必要手段以保护双方在此两国之利益。它们保证，
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们的影响阻
止其他列强加入战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国家加入反对一缔约国的战争，另一
缔约国应给予援助。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放手对俄国作战；如果法国要插
手援助俄国，英国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联盟的影响
俄国和法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俄法同盟的范围，使之适用于东亚，
但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美国同情日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日
本是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保卫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看作
是符合东亚和平的最大利益。①他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头脑不清醒，易被
强者欺凌，日本人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要说中国人和日
本人是同种，是多么荒唐可笑啊！”①罗斯福总统指望日本来阻止俄国人在
满洲的扩张，并且满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与英国的联合而加强了。
中国的反应是宽慰、羞辱和恐惧，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宽慰，因
为联盟直接反对俄国，有利于维护中国和朝鲜。接着是感到羞辱，因为由外
国人约定来保证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把它和朝鲜等量齐观，并且突出
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
所谓保护人的手中。最后是感到恐惧，因为害怕日本会最后取代俄国而成为
在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政界元
老的1902 年2 月16 日的联名奏疏表达了这种又宽慰又焦虑的心情，他们奏
报说：由于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已经引起日本和英国的不满，这才促使它们
结成联盟，因此，“近日英日联盟，专为东三省事”。可是，他们又告诫说：
“我能从彼（指英、日）力持，即与三省有益。若堕俄计，日英权利必损，
必取偿于我。”②两天以后，张之洞在给刘坤一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电报中，
对英日同盟的真实意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当提到它第一款中关于英国和日
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 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79—82 页。
①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 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 第10—12 页。
本宣称要对中国和朝鲜国内的骚乱进行干涉时，他对“骚乱”二字之所指提
出了疑问。这是否意味着象日本在东学党之乱中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那样，它
们也能随意派军队到中国来？他很痛心地声称：“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
令人痛心。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③
袁世凯在分析该同盟时甚至更加强调了这一点。据他所奏，在东方没有
一个国家的陆军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胜过英国。这两个
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国集团，它不仅影响东亚的均势，也影响整个
世界；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
维护中国和朝鲜。袁世凯问道：难道英国和日本真会付出很大代价来为中国
的利益尽力？因此中国不要期待英日同盟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要中国
一放松警惕，该同盟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所以他冷静地告诫人们说：“然
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
面对此耻辱，袁世凯敦请朝廷立即进行制度改革，加速训练军队，开发资源
和创办近代教育，以加强国力。①
在中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绝望情绪，因为国家对于这种形势完全无能为
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导致日俄之间的谅解，中国将是受害者；但如果
导致战争，中国领土将成为战场，中国也就要听凭胜利者摆布。还有一种日
渐增长的恐惧，就是害怕日本的兴起会成为对中国主要的威胁。②张之洞发
现日本人越来越傲慢，用尽了“口蜜腹剑”的心机。③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
关于“门户开放”的虚伪性，所以非常关切日本人的最终目的。但他仍然认
为日本的为害比俄国为轻，因为中国应“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④
英国曾希望该同盟会稳住日本，使它对俄国既不是太好战，也不是太迁
就，以便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它并不反对日俄两国达成协定，但是它应随时
被告知谈判的内容，而且协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规定的条款。日本政府相
信，与俄国订约比战争更为可取，但军界人物却不相信有签订任何持久的协
定的可能，他们害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完成之后，俄国在东方的
军事力量会稳步增强。
在俄国，1902 年11 月至1903 年4 月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仔细地研
讨了东亚的政策。财政大臣维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贝佐布拉佐夫为首的有影响
的集团的攻击，因为维特没有适当地预防中国的敌意或外国的干涉，便要在
满洲贸然兴建耗资巨大的铁路。贝佐布拉佐夫集团在北朝鲜取得一项森林采
伐特许权，他们建议利用这项特权来营利和为战略目的服务，即利用它作为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78 第15 页。
① 王延熙和王树敏合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1968 年台北重印版，卷16 第18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 页。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80 第35 页。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 第21 页。
军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渗入南满。维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响，他的和
平渗入满洲的政策也被抛弃。沙皇决定俄国应利用森林采伐特许权，并停止
将军队撤出满洲，直到中国接受新条件时为止。为了把满洲变成一个“黄色
俄国”，①圣彼得堡决定要求中国同意：不把满洲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任何
其他强国；未经与俄国协商，也不得开放任何新地区进行对外贸易或作为外
国领事馆驻地；除俄国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国人在满洲担任行政职务；华
俄道胜银行得在牛庄继续收取关税税款；俄国居民应保有他们在满洲已取得
的一切权利。
1903 年4 月18 日，这些要求被提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立即通报有
关各外国。在英、日、美主张拒绝这些要求的鼓励下，中国政府通知圣彼得
堡，在俄国军队根据1902 年4 月的协定全部撤出满洲以前，不可能商讨任
何新的条件。俄国在9 月份提出的一套经过修改的条件也被拒绝了；而且在
1903 年10 月8 日（这一天原定为俄国从满洲撤军的最后日期），中国与美
国和日本分别订立了《通商行船续约》，开放沈阳、安东和大东沟给外国人
贸易和作居留地。为了对直接驳回他们要求的行动进行报复，俄国人重新占
领了沈阳。前此在1903 年8 月，沙皇建立了一个远东总督管辖区，畀以战
争和外交全权，就象把这些权限给予1845 年建立的高加索总督区那样，这
样他就把满洲视作高加索那样的被并吞的领土了。①
与此同时，日本已开始与俄国进行谈判。它所提出的总条款如下：（1）
保持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2）在此两国中维持商业机会均等；
（3）彼此承认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既存的合法权利，彼此承认有派
遣军队保护这些利益和对付满洲和朝鲜内部骚乱的权利；（4）承认日本在
建议和帮助朝鲜实施内部改革方面有独占的权利。显然，此时日本已对满洲
摆出了一副干预者的架势了。
1903 年7 月28 日俄国政府同意进行讨论，日本即于8 月12 日提出了建
议。在俄国于10 月3 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国人坚持满洲不在讨论范围之
内。至于朝鲜，虽然俄国承认日本在该地有最高利益，但他们也要求：共同
尊重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北纬39 度北设中立区；不在南部海岸设防。
简言之，俄国不承认日本有干涉满洲的权利，同时不给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鲜
的权利。虽然俄国后来放弃了中立区的要求，终因双方差距太大而无法调
和。日本人已断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战争
经过对两国的幅员、军事准备和财力资源作了认真的估计之后，东京作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8—339 页。
①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220 页。
出了战争的决定。人们认为，日本将赢得头几个战役，在取得实力地位之后
再着手和平解决。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向天皇奏报说：“这是一次日本在战
场上将十战六胜的良机。果真如此，我们就能指望某个国家会为和平谈判而
出面帮忙。”①这个国家是指美国，罗斯福总统很同情日本，因为它在与俄
国交战时打头阵和在维护满洲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两方面都起了作用，而这些
中国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国由于公众的漠不关心而不愿去做的。②为
了充分利用总统的好意，日本特派总统的前哈佛同学金子坚太郎去华盛顿。
1904 年2 月6 日，日本中断了与俄国的谈判，隔了一天便开始敌对行动。2
月10 日，俄国和日本互相宣战。
战争是在满洲进行的，中国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使清廷陷于进退两难的
境地。甚至在出现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凯就在1903 年12 月27 日向清廷提
出劝告说：“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
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③1904 年1 月7 日，
日本驻中国公使通知北京说，他的政府希望中国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1
月22 日袁世凯再次向清廷强调了中立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没有能力阻止战
争在它的领土上进行。他指出，保卫满洲将需要数十万人，即使保卫几个重
要据点也需要六至十万人，可是中国那时至多也只能动员二、三万名士兵，
而且他们的弹药不足，因为《辛丑各国和约》禁止输入武器。④而两广总督
岑春煊等官员则主张联合日本反对俄国，以图规复满洲。⑤但是这个意见显
然是行不通的。战争一爆发，袁世凯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
⑥在这个时候清廷才发表声明，同时呼吁交战双方要尊重在沈阳和盛京的陵
寝，并不得僭夺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负如何，应归
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日本同意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否认在战后有
任何领土野心，但俄国却拒绝视满洲为中立地区，也不愿讨论它的未来地
位。①中国舆论切齿痛恨俄国的骄纵，也批评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 月6 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曾建议罗斯福总统，由美
国建议各大国通力合作维持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中立。罗斯福表示反对，认
为这样的提议会使俄国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动；另外，派遣国际军队去保卫
华北，还可能引起中国人的敌意。但是华盛顿当局还是给各国发出了照会，
要求它们敦促日俄两国“尊重中国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
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 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81 页。
②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 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 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79 第4 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 第35 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 第16—17 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 第18 页。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 第27 页；卷182 第5、7 页。
政统一”。中立各国以及日本和俄国都同意这个意见，不过却认为满洲不在
此限。
战争本身在这里不用赘述了，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到1905 年春
天，日本已占领了旅顺口；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在库页岛登陆；并彻底摧
毁了俄国的海军，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在军
事上和财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罗斯福大力帮忙实现和谈。和谈在新
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
中国人对和约条款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他们国家的未来表示深切的关
心。驻柏林公使孙宝琦建议由中国主动开放满洲、蒙古和新疆对外通商，作
为保存中国主权和防止俄国未来图谋的手段。②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见，张之
洞于1905 年7 月24 日的复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相同的意见，他说：“总
之，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所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然所得
过奢则既失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
则不能不存中国。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故无论如何定
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①很清楚，中国已经从中日
战争之后的“反日亲俄”的立场，改变为俄日战争之后的“亲日反俄”的立
场了。
张之洞还建议把满洲完全开放给外国人通商和居住，引进英、美的影响
以对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顾问来管理该地区。他的结论
是：满洲有了这些外国人，它就不致保持旧日的统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
得以结束。②
1905 年9 月5 日缔结的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和
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双方在十八个月内从满洲撤出军队；把满洲归还中国，
但俄国同意，经中国的认可，将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俄国同
意将库页岛南半部及其毗连岛屿割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均有权在满洲驻军
以保护它们各自的铁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 名士兵。1905 年12 月23 日，
中国和日本在北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批准了把辽东租借
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此外，此约规定开放十六个港口，并同意在鸭绿
江南岸由中、日共同开发森林。日本的所得远远超过朴次茅斯条约中所规定
的一切，作为日本对俄国所提条件“并不苛刻”的补偿。实际上，日本已代
替俄国而成为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了。
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1905 年它与英国重订更密切的盟约，为
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情况并没有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
但确实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国担心领土被瓜分的恐惧，而这种危险自1895 年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 第25 页，1904 年6 月24 日。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90 第12—15 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 第23 页。
以来一直在威胁着它。如果俄国胜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满洲，甚至蒙古，
从而激发其他列强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补偿。但是俄国失败了，它便把注意力
转向巴尔干，在那里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倾轧不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
忙于布景。日本此时在南满站稳了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
整。不过在1905 年，把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虽然有日本和俄国的
特权的约束）这件事仍使中国保住了满洲。1907 年4 月20 日，清廷采取措
施以结束满洲——满洲人的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
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
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后来成
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
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1906 年9 月1 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
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
推动力。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
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况。
（王瓘译）
① 关于满洲的地位及其改组的细节，参见罗伯特·H.G.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
第152 页以下。
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 年①
引言：对外关系的传统观点
十九世纪末入侵中国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们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
都更广泛的记载。胜利毕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报道。西方的图书馆和档案
馆中现时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
章和书籍，对于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的开拓和影响，从许多方面作了记载。
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国人除了讲述一些海外奇谈、恐惧和灾难外，就没
有什么其他记载了。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
历史。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
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
下来留给后世。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
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
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
另外，清代中国对待西方关系的观念，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来自与中
国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区的满人所特有的某些考虑的影响。例如，满洲的经济
本来是以渔猎和畜牧业相混合为基础的半游牧业，这与中国定居的和农业的
经济根本不同。因此，满人在战略上特别重视与满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
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游牧社会。虽然从海上来的西方冲击对于任何一个中
国朝代都会是严重的挑战，但因满人专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区，这便妨碍他
们努力去对付从东南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此外，满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汉人。
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整个期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汉人的
差别。满人因为是异族，所以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
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相反，他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流逝，由于满人渐渐汉化，这种满人特征便日益
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在十七世纪已经日益采用传统的汉人-儒家制度；而
在雍正1722 年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汉化加速了。这种倾向在乾隆1793 年
给英国国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驻
在中国国内，并且告诉英国人，我们是“无所不有”的。①因此，十九世纪
满人在对付西方入侵问题时极力依靠中国的文化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到1800 年，满人已坚定地采取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点。中国人所建立
的这种世界制度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许多世纪中精心制定和流
传下来的一整套思想和惯例。②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统治天下（天下一辞常常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 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关于这
种世界观在现代
用来指包括中国外部任何地方的整个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在中国人看
来，中国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更不是“远东”的一部分；它是指体现文明本
身的中心王国。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这一事实：中国幅员辽阔，
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又资源丰富；这一切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
心。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关系便被染上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和中国人
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
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诸原则的扩大。因此，中国对外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国
的社会和国家一样。在理论上，中国的世界观在几个方面必然是等级制度
的：中国是内部的，又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
低贱。同时，关于无所不包和一视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作为天下之主，
应该对所有的人宽厚，以示“王者无外”之意。这样一来，便应该采取一视
同仁的政策。所有外国人，不分远近，应一律平等对待。在理论上，非中国
人被指望通过谒见天子时遵守适当的礼仪，来加入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实
践便是外国人所称的朝贡制度。
当然，中国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非中
国人拒绝遵守这种制度，便可能采用强制手段。的确，在古典的儒家传统中
很容易发现尚武精神。《左传》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道：“德以柔中国，
刑以威四夷”。①后世诸朝代继续保持这种好战态度，明朝永乐帝想把当时
已知的整个世界纳入中国体系，这一雄心勃勃的决心便是明证。在没有战争
的时候，要务是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检查分析的结果，以便弄清对方的力
量和意图，这与古代论兵法的经典著作《孙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是一致的。
但是，《孙子》紧接着又说，百战百胜，不是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的
兵，才是善之善者。实际上，在中国与非中国种族集团关系的漫长历史中，
和平主义一般都占上风，因为不注重肉体的强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儒
家的传统之中。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①孟子更深一层地宣称：
“故善战者，服上刑”。②前面一句话是形成中国绥靖政策的术语“怀柔远
人”的依据，同时，在与强大的“蛮夷”打交道时则往往兼用“羁縻”政策。
（十九世纪中叶条约制度初期的几十年便可作如是观。）汉、唐时代，儒家
文人学士常常警告说，军事扩张会把国力和民力耗尽。这种和平的对外政策
是中国从汉代以来重文治、轻武功的这种既定制度的反映。虽然总的说来，
儒家的传统在对外政策上侧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这决不是只顾一面的。
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196 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409 页。
② 《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305 页。
这种矛盾态度表现在1840 至1895 年间中国对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上。
最初的反应和惰性，1840—1860 年
传统的经世之学和新的战略性建议
十九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新感兴趣的现象。这种思想学派强
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义的理想。一方面，它反
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它轻视考据学的做法，
认为它迂腐而无用。这个学派在十七世纪曾一度繁荣，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
镇压文人阶级的政策，到十八世纪被经院学派所取代了。③
经世学派在十九世纪的重新抬头，有今文经学派的复苏可资证明；今文
经学派强调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实际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安宁与繁荣
的道义责任感。这一思想复兴中的一个重要学者是江苏武进的庄存与（1719
—1788 年）。通过从他学习经书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 年），经世学
派得到了势头，因为刘逢禄对十九世纪初期一批年轻学者有直接和间接的影
响。这批年轻学者包括多产作家龚自珍和包世臣、边界问题专家姚莹和萧令
裕。这批人中还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则徐和黄爵滋，以及后来
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改革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这批
人中，魏源和龚自珍同刘逢禄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叙言中，魏源阐明了经世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强
调现在和强调致用的重要性。这时候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什么？在十九世纪最
初几十年，经世派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局问题，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
清朝的逐渐衰落造成的，而具体地说是由于白莲教叛乱而引起的（见上卷第
三章）。这些问题涉及镇压叛乱的方法和漕运与盐税的全面改革。当叛乱接
近尾声时，经世派学者日益注意边疆问题，特别是亚洲腹地的边疆问题。这
方面的恰当例子是魏源（1794—1857 年），他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对边疆问
题感兴趣了。1830 年，他计划与杨芳将军亲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
他为错过这次机会而遗恨终生。但是，他继续研究北方边疆，至少完成了八
部研究著作。①另外一些经世派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张穆
与何秋涛，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纪泽与张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确实常常令人忧虑。十六世纪中-日海盗船只在沿海一带的
骚扰以及十七世纪台湾国姓爷的武力威胁，都是使人烦恼的，可是在十九世
纪中叶以前，中国最为关心的却是亚洲腹地边疆上的事务。但是，随着西方
从东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国经世派注意的焦
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亚洲腹地转移到了“夷人”挟其新技术而来的沿海
一带。
③ 关于清初学派的简单叙述，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6 页。
经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 年就断言，英国不久将从沿海对中国构成
严重威胁，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仍然前后矛盾；后来他写道，解除人民疾
苦比海防重要得多。早期关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广东沿海一
带。鸦片战争中战死的关天培在1836 年前后汇编了《筹海初集》，鸦片战
争以后，梁廷枬、俞昌会和李福祥也完成了类似的著作。①
某些经世派士大夫最关心的问题是了解擅长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
解呢？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看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翻译。他1839 年在广州
时，曾命令翻译广州、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国报纸。后来魏源建议设立
一个官办译局。郭嵩焘1859 年的奏疏建议创办一所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②
（五十年代沿海一带一些重实效的官员如何桂清、劳崇光和薛焕都采取这种
态度。）除报纸外，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况的资料都在收集之
列。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主持下，翻译了瓦特的国际法的某些章节。后来，
梁廷枬写了《合众国说》，书中高度赞扬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些著作虽然给
人以深刻印象，但影响最大的则要算世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地理学的兴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获得有关那个未知的西方世界
的知识，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取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
到当时的迫切需要，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增进中国本身知识与才智的运动。换
言之，这个时期的部分中国官吏与文人，在与西欧一个蛮夷之邦战争之后，
迫切地想了解敌人和要知道欧洲处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寻求正确的答案。在
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研究世界地理的兴趣的浪潮。
中国地理书籍和历史著作中关于欧洲的资料是极为贫乏的。就十九世纪
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早期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完
全是天主教传教士写的，而在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书附有插图。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作者出版了三部相当可靠的参考著作：陈伦炯的《海
国闻见录》（1730 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 年版），谢清高
的《海录》（1820 年版）。林则徐为了了解英国情况，曾查阅过《海录》。
①
1840 年以后，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1861
年，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②钦差大臣林则徐支持这种研究事项。
在他的赞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节于1841 年被译成中文，书
名《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首创的综合性著作，该书起源于
林则徐。林则徐将搜集到的外国资料于1841 年交给魏源，魏源于1842 年将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 册第461 页；第6 册第491、535 页。
② 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32—134 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45 页。

② 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1894 年序）。有一些用单行
本出版。有七部现
已遗佚，仅存书名。
它们编成一部五十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这是关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
中文著作。③姚莹对世界地理同样感兴趣。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魏源不同，
姚莹的外国知识是从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台时俘虏的英国战俘那里得
到的。关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环志略》则是福建巡抚徐继畬所编，
于1848 年出版。至于他们的写作动机，这些人表示了这样的意图：严肃地
追求知识，并指导自己的同胞进行这一类活动。魏源声称，他最重要的动机
是想彻底了解外国人的情形。不论是论述战争的发展或是论述和谈的进行，
他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此，《海国图志》不仅包括各国地理，
同时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魏源认为，
他的同胞都应该研究外国地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比较系统。因为徐继
畬主管福州商务，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公务与写作结合起来。这样，他每天写
作，历时五年，根据外国资料编成了这部书。姚莹声称，他之所以写作是因
为他对中国受外国人宰割的状况感到愤慨。他的愿望是他能够使中国人无论
老幼都能获得关于其他国家的真正知识。最后，他希望使中国免受耻辱，并
且用加强海防和边防的方法，使中国避免被外国征服。①
这些学者，特别是魏源和徐继畬，在改变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观
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介
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而且指出中国实际上不是“中心王国”，因而也就
开始消除了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军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
趣，认为中国必须全力仿效西方。这种新的兴趣集中表现在“船坚炮利”这
一口头禅上。1821—1861 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
枪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②他们都提倡造船和研
制武器。林则徐也拥护这种计划。他采购了两百门外国大炮以加强广州防
务，并命令翻译西方制造枪炮的手册。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还没有公开
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较起来，魏源的态度则更鲜明，1843 年1 月，他的《海国图志》第
一稿脱稿，他在书中主张应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延聘法国和美国工
程师进行建设，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还建议在朝廷的武举中
③ 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 册第506 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
在《现代亚洲研
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6 第2 期（1972 年）第151—204 页。
①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 第10—11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序》。魏源：《海国
图志序》。也可参
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 年的地理学》。
②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 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
，卢坤（两广总督），
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
，桂良（大学士），
花沙纳（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
绅汤彝、方熊飞、
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为海军军官增设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够担任公职，也使
行伍中会驾驶船只和会操作武器的人能够得到提升。他建议，所有海军军官
的晋升都应循此途径。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①
除掉重印关于武器和弹药的传统著作以外，这时期还出版了二十二部关
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关于制造枪炮，六部是关于地雷和炸弹的
著作。两部著作论述炮兵阵地的位置，另外两部则论述黑色火药的生产。其
余五部论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战术。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 至1850
年期间完成的，最迟的也在1860 年以前问世。②这些著作的价值相对地说是
参差不齐的，但是它们都表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意
图。此外，这时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写出了关于西方军舰的著作。解释最
详细的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①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因与西方接触而被
直接激发出来的。它们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真正的需要。总起来说，正
如魏源所指出，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时，在中国能利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制服夷人
的暂时办法。一种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
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
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因此，这
个时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来应付对外关系的需要。中国人在对待远
方国家的商人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中国的用
意并不是绝对拒绝通商，因此，并不经常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虽然越来越
频繁地利用停止通商来对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施加压力。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
策。同时，他们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和准备状况缺乏恰当的估计，因而招致了
战争的灾难。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两个前后任驻广州的总督主要采用了这种停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2 第2 页。
② 丁拱辰、龚振麟（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
；黄冕（两部著
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
炮阵的著作；丁
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
祈元辅。关于这
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李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 页；魏源：《海国图
志》，卷87 第
2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
5、439、875—904
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84 第1—6页；卷85（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
谢清高和杨炳南：
《海录》，卷1 第75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 页
。《史料旬刊》，
卷38 第398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 第48 页；卷63 第38—39 页。汪
文泰：《红毛蕃
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 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
外番夷录》，第
7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 第48—49 页。
止通商的办法，他们两人都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②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外贸易的基本估计是，外国人不能放弃通商，
因此可以利用通商来迫使他们屈服。③这种政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现代
主权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政策，它似乎是国家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朝
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
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在鸦片战争和开埠以后，中国官员仍然持这种想法。
耆英想让所有列强一体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为积极争取和平的手
段的最好证明。因此，对于利用通商来控制外国人的政策来说，扩大贸易便
具有某种实在的价值。①
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纪中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
“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
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
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
和钦差大臣胜保，②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其
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
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
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
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
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
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
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④
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
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这一概念很容
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①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
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
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战争期间，阮元建议利用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25 页。
③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4 页。徐
继畬：《松龛先
生全集》，卷1 第36 页。
①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2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②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 第22 页。

③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卷1 第31—32 页。
④ 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 第10 期（1965 年）第330—333 页。

① 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 第1 期（1941 年）第1—4页。
夏燮：《中西纪
事》，卷1 第19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美国去钳制英国，但被清帝国的谈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对。在战争之后的讨论
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威胁越南、
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
直到后来耆英在广州主持对外事务时，人们才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反对派所
依据的论点有两个。第一，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
但中国本身必须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使这种政策生效。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
法国远离中国，中国没有力量控制它们。其次，即使美国和法国帮助中国，
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得胜。而且如果它们得胜，那时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控制问
题。②
在这个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没有设法去影响远方的欧美诸国
的企图。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还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这种政策的目标只是
那些来到中国的英、美和法国的官员和商人。它打算利用与中国通商的诱
饵，使各该国互相倾轧、敌对、甚至开火。这种政策所凭借的是中国给予各
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1840 年的政策同1870 年以后在强权政
治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
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这三种政策中，最
后一种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误会和惰性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
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
1793 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1816 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赴华。中国人不
真正了解英国的国力或国威，他们单方面强调需要按照清帝国藩属制度的繁
琐礼仪行事，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规格。因而他们丧失了两次与英国建立
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机会。根据藩属制度，中国强迫外国人仅仅在广州保
持贸易往来，这种政策终于使中国人自食其果。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误会显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
人感到惊奇的原因：白皮肤、红头发、蓝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络腮胡
子、高个子和穿着紧身衣服。所有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导致误会，
这在鸦片战争期间留下了许多记载。这个时期的一个文人汪仲洋写了一首诗
来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写的英国人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
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
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①两江总督裕谦在几个地方明确地描述英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 第21—22 页；卷24 第36—37 页。魏源：《海
国图志》，卷2
第1 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①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 页。
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②应该承认，
有少数士绅怀疑这些流行的观点。例如，文人萧令裕根据他亲眼所见提出了
反证——外国人能够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凭常识判断：英国人既然生长
在陆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见，以为英国人一旦离船上岸，就不能有任
何作为。①尽管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国人心目中引
起了误解。
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
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
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人
们广泛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外国人进口这两种产品也是很明显的。
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
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
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
极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问题；②但是关于茶叶和大黄重要性的错误观念
仍然盛行。实际上，这种观念在中国已深入人心，从当时的著作中至少可以
摘引二十处表现这种过于自信的怪念头的引文。此外，在同意这种观念的人
们当中也有一些注重实际的经世派士大夫，如钦差大臣林则徐、包世臣和萧
令裕等人。③
这种错误判断的基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例如，道
光帝认为南京条约便是一种“永杜后患”的方法。没有一个军机大臣为变革
起过非常必要的促进作用。穆彰阿和赛尚阿是庸碌之辈，理学家祁嶲藻是保
守分子和好战分子，道学家王鼎自杀，注重实际的潘世恩年迈体衰，最后于
1849 年隐退。的确，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政治气氛使人们对政治如此漠不关
心，以致人们可以在茶楼酒馆里看到“免谈时事”的告白。①
各省领导人也没有多少作为。他们应付这种新形势的纲领仍旧是墨守传
统，着重训练士兵游泳，对敌人准备火攻，恢复战争时期被破坏的沿海军事
② 《史料旬刊》，第38 期第399 页。
① 萧令裕：《英吉利记》，第1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
：《安吴四种》，
卷35 第10 页。阿瑟·韦利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则提供了中国人对这次战争所做
的动人心弦的报
道。
② 黄恩彤：《抚夷纪略》，第2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 第5 页。
③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2 第2 页。《史料旬刊》， 38 期第402 页。《清代筹办夷
务始末·道光朝》，
卷4 第30 页；卷5 第25—26 页；卷9 第6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2 第
44 页。夏燮：
《中西纪事》，卷3 第21—22 页。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12 第3 页。汤彝：《柚
村文》，卷4 第
13—14 页。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1 页。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第3 页，
载《小方壶斋舆
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 第9 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529 页；第6 册第240、459—462 页。
阵地。两广总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约一千一百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员撰写
的军事战略论文。另外一些沿海总督如琦善、杨国桢、怡良、牛鉴、璧昌和
李星沅，全都对改革漠不关心。刘韵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过甚至刘韵珂也
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者。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现在沿海省份的巡
抚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身上。②
从一些政治领袖对待西方所持的观点中也可看出中国的惰性。从最初的
中西方接触起，这种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因
此高级官员应该置身事外。例如，1842 年8 月17 日，耆英打算在当时正在
进行的和谈中亲自会见英国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这样做。还有，1846 年
5 月8 日，钦差大臣赛尚阿提出了一个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切断外国人可以
要求中国官员接见的所有渠道。③在外交上，这确确实实是“关门”的对外
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战的政策。虽然钦差大臣林则徐并不想同英国全力以赴地
进行战争，但是他的强硬政策受到这个时期许多士大夫的称道，其中包括经
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莹，以及京师的一些高级官员如王鼎、李棠阶和祁嶲
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为林则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 年的举人臧纾青，鸦片
战争期间在家乡江苏组织了一支约一万人的乡勇。由于这种努力，他在南京
条约签定以后被授予“同知”官衔。但他谢绝了这一荣衔，他坚决认为在抚
夷政策成功以后得奖是一种耻辱。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建议未被重视也就不足
为怪了。虽然在1840—1860 年间已开始虚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国人关于
西方关系的观点仍受到误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这两者的限制。由于拒不
考虑外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更强烈的
震动使之大吃一惊时才有所改变。最后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
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 册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 页
。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 第33 页；卷75 第28 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 册第569 页；第5 册第531 页；第6 册第543 页。王
家俭：《魏源对
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30 页。
西方力量和财富的冲击，1860—1895 年
中国人承认“变局”
1860 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
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
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不过最通常的术语
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在六十年代，
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这个术
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
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 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
有的史料表明，1840 和1860 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 年毫不含糊
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①但是在1861 年以后，许多士绅认
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从1861 至1900 年至少有四十三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变化的
意义。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1864 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
到惊讶。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在1865 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
的一次变化。丁日昌在1867 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
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1872 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
大的变化。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
为亘古未有的奇变。②实际上，这种变化太大，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
确实，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1862 年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
情况是不可变更的。两年以后王韬以同样语气写道：“现在，外国人从地球
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
他后来断言，这种变局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为一大同族体而后
已。曾纪泽在出使欧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国这一
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对于世界上所有海运国家由于其轮船的
往来而终于互为邻国这一事实，同样感到惊讶。①其他有远见的文人，包括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 第3 页。郭嵩焘也认为1840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
，但是他直到1876
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 第1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2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
末·同治朝》，卷55 第2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第45 页。曾纪
泽：《曾惠敏公
遗集·文集》，卷3 第1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15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 第9 页。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2、17—
18 页。李恩涵：
《曾纪泽的外交》，第38 页。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3 第8 页。
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无不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根据这些思想开朗的人士的说法，西方的到来招致了各方面的大变。首
先，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改良派冯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恰当
地指出，虽然中国不久将把国内叛乱镇压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国呆
下去的西方人赶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黄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坚决主张的那
样，与来自远方的人们保持和平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随后几十年
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关系，这促使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 年肯定地认
为，在中国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它不过刚进入一个新时代。②
新形势的特点也表现在西方军事的优势上。不祥的外国威胁使得中国猝
不及防，这不仅因为威胁的来路与往昔不同，而且也因为它有其无可争辩的
军事力量。高级官员杨昌濬在1874 年指出：“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
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李鸿
章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军事威力表现在其破坏性的大炮上，大炮
可以摧毁中国最强大的阵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无法防御。此外，轮
船和电讯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设施也助长了这种军事优势。因此他得出结论
说，西方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③
按照许多人的说法，变化的实质在于这一事实：西方不是游牧国家，而
是海上强国。1874 年李鸿章奏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
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在长城〕。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
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统领周盛传所持观点与李鸿章完全相同。①
一些有识见的官吏常常把这种变局归因于政治帝国主义。1865 年黄恩彤
写道：“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
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
也。”②许多人认为，往后局势会越来越坏。恭亲王和李鸿章在六十年代末
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国人不仅活跃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闯入
京师。李鸿章说，这些西方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
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外一些高级官员如杨昌濬和王文
韶也所见略同。③
随着十九世纪时光的流逝，政治帝国主义变本加厉起来。邹诚敏锐地发
现，列强的包围是从未有过的变化。据他说，中国在唐宋时代只须专注西北
② 夏燮：《中西纪事》，卷17 第18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页。
黎庶昌：《拙尊
园丛稿》，卷5 第6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第32、34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第32 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1 第
1 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第14、32、34、52 页。
边界，在明代只须特别重视东北边界。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发现自己
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样的紧迫感。他在1874
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完全被外敌包围了。法国以安南为基地，威胁广西、
云南和贵州；英国在夷印度为殖民地以后，威胁四川和云南。俄国赫然耸立
于北方，威胁新疆、甘肃、陕西和满洲。东南沿海七省经常处在西方海上列
强入侵的威胁之下。他作出结论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遇到过同时
又有陆上又有海上的入侵。①
在某些改革派看来，“变局”的特点还表现在西方的经济侵略上。六十
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论过中西贸易的重大结果；而改革派商人郑观应指出，
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贸易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件。1867 年丁日昌对西
方机器的奇迹表示惊讶。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如李鸿章和吴云都强调，新
时代在中国已露曙光，因为中国已采用轮船和铁路。实际上，许多绅士在随
后十年间把引进技术看作变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来，西洋技术的到来，“实
开千古未创之局”。②
新的形势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国历史上周亡秦兴时的巨变；他们意识
到，中西关系的发展是可与公元前221 年古代的转折点相比拟的新的起点。
七十年代后变化加速进行，许多革新人士都认识到这一事实。例如，1874 年
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场势不可挡和横扫一切的烈火。张裕钊在八十年
代初期评论说，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变化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③
可见，许多士大夫已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但是他们认为的这种变
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由于他们都出身于儒家社会，他们希望到传统中去
寻找答案——而且他们也找到了答案。实际上，传统思想并不缺少对变化的
信念和敏感。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经典是《易经》。王韬、丁日昌、郑观
应和郭嵩焘等西洋通都经常引用该书的中心思想之一，即“穷则变，变则
通”。从1860 至1895 年用来指模仿西方的各种努力的“自强”一词，实际
上就来源于这部经典。曾国藩注释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
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①
“运会”一词来源于邵雍所阐发的理学的宇宙论，意指一种不可思议的
宿命的变化。它认为存在着人们不能抗拒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不可预
见地要表现出来，并给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带来巨大变化。由于所有巨大的历
史变化都可被认为适用于这个概念，因此许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 年后的
①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09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3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 第41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5 第25 页。吴云：
《两罍轩尺牍》，卷8 第18—19 页。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6 第5 页。薛
福成：《海外文
编》，卷3 第8 页。
③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0 页。张裕钊：《溓亭文集》，卷2 第5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 第25 页。
新形势描绘成“运会”。有些人主张，“运会”可以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现，
因此是不能抗拒的。严复对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
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
称，那就是“运会”。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
其进程。许多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如王韬、郑观应和汤震都曾预言，“运会”
很快将引导世界成为一个全人类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谐的社会。②
部分文人学者大胆地断言，不只他们鼓吹变革，因为他们声称，孔门圣
人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也会照此方式行事。在这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古代
圣人尧、舜；皮锡瑞举出了理学大师朱熹、程灏和程颐；王韬、李鸿章和郑
观应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他本人也会随着时代而转变；严复提
出了最大胆的观点，因为他断言，圣人也是“运会”的产物，即使他们想抗
拒变革，也是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圣人因为能够预见“运会”的趋势，
故能适应时势而行动。①
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时代变化的性质，但什么是变化的讯息呢？他们强
调指出，西方的到来给中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864 年王韬认为，上天使西
方诸国麇聚于中国，不是为了削弱中国，而是来磨砺中国，就象把刀放在磨
刀石上磨快那样，使它也变成富强国家。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有聘
用西人为中国效劳的机会。
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象一把两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
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了。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
—包括六十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和郑观应在内，都曾
敦促国人利用这种天赐良机。②
可见，改革派人士是认识到了中国面临巨大变化的，这种变化使中国遇
到了挑战的机会。问题仍然是，中国对这种形势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郭嵩
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外国人；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学习
外国方法。③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了解外国人，又从何处开始学习外国方法
呢？
录求和平的外交关系
② 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卷9 第5—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39 页
。严复：《严幾
道诗文钞》，第1 册第1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7 第16—17 页。郑观应：《易
言》，卷1 第
1—2页。汤震：《危言》，卷1 第13 页。
①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28 第12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11 第11—
12 页。李鸿章：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 第3—4页。郑观应：《易言》，卷1 第2 页。严复：《严幾
道诗文钞》，
第1 册第1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3、34 页。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2 第20 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484 页。
据改革派人士说，巧妙的外交在中国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郭嵩焘坚持说，中国不论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战备努力，都无补于时局。薛
福成、丁日昌和王韬都认为，中国必须抛弃与外界打交道的传统方法，以便
寻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国对自己的外交关系处理得恰当，它就无须使用武
力。①
1861 年总理衙门成立（见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对外交人员和翻译
人员的培养就予以注意了。实际上，早在1859 年2 月26 日，郭嵩焘就奏请
设立通译学堂，着重教授西方语言。1861 年冯桂芬也强调学习西方语言的迫
切性。但是这些建议直到1862 年才付诸实施，这一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
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1861 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
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同文馆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为
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名生，勉励他努力
学习，以便了解西方。该校及时造就了一批优秀外交人员。
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
帮助下，1863 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 年在广州和1866 年
在福州成立了同样的学府。一般地说，这些语言学堂都逐渐成了西学中心。
到1867 年，同文馆的课程里面开设天文学和数学；到1879 年，又增设了物
理、化学、生理学和国际法课程。②该校逐渐具有小型文科专门学府的面貌。
同时，在通商口岸涌现出一批外事专家，首先是五十和六十年代担任上
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吴健彰、薛焕、吴煦、杨芳、丁日昌和应宝时。与何
桂清和劳崇光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较（见上卷第五章），他们比较
了解西方，但是，他们比不上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外事专家，这些人包括郭嵩
焘、曾纪泽和马建忠，他们都有机会亲眼观察西方社会。开明官员非常重视
关于西方的直接知识。丁日昌1867 年上疏主张在国外设立正式公使馆。在
他看来，中国外交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现代武器技术知识的
西方人。十年后，中国在伦敦设立了郭嵩焘率领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馆。郭嵩
焘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他应该学习东道国好的方面，
使之造福于中国。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①
改革派人士认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在京师，
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负责同欧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亲王和文
祥。他们相信西方人志在贸易，而不在领土。因此，中国的方针是用商业特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卷5 第528 页。薛福成：《筹洋刍议》，载《庸盫全集
》，第21 页。吕
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8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 第25 页。关于
西方影响使中国
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发生变化的叙述，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 年》
。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33—134、234—235 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
714 页。
权安抚侵略者，用物质的诱饵来控制他们。这符合由来已久的“羁縻”政策。
另一些人也具同样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焘（1818—1891 年）。
咸丰时期，他为主抚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学理论（见上卷第九章）。1858
年在回答僧格林沁关于是先打豫东的捻军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问题
时，郭嵩焘说：因为捻军已形成严重的叛乱，应予讨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
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诉诸战争。次年，当这位将军真的准备同英法联军作
战时，郭嵩焘十七次给他写信，反对这种行动。1860 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将领
战败后，郭嵩焘越来越反战。他攻击南宋以来鼓吹战争而不顾现实的那些学
者。在伊犁危机期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力主避免同俄国作战。他隐退以
后反复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陈述这种和平政策。中法战争期间，他用
同样的语气批评中国的好战政策。①
地方上有几位高级官员赞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鸿
章。李鸿章在后半生尽力维护和平，从不轻言战争。1870 年，他声称根据中
国的历史经验，中国不能进行持久的对外战争。但是可以长久维持和平。1871
年他进而主张说，即使中国在一百次战争中都获胜，这也不能和不战而胜的
外交政策相比。他为林则徐和僧格林沁轻率地挑起了几乎导致清朝灭亡的对
外战争而痛惜不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关于伊犁危机和安南危机与总
理衙门的通信中，李鸿章坚决主张和平政策。②
1872 年去世的曾国藩也全心全意支持这种讲求实际的对外政策。他在附
和郭嵩焘的观点时，又在1870 年对过去七百年间空话连篇而鼓吹对外战争
的那些学者进行了指责。他断言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方法是“羁縻”，按照
曾国藩的说法，这个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国荃也同此观点。他主
张，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是“柔”和“忍”。因此1883 年他反对同法
国作战的政策。③其他许多关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赞成这种基于和平的对外政
策。
维护和平的一个方法是要保证条约里的条款完全得到尊重。这就是1864
年上海道台丁日昌为什么拒绝了中国商人要求取缔外国棉布商店的请愿的
原因。同样地，1866 年郭嵩焘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劝说潮州居民允许外国
人进入该城。郭嵩焘在一封致绅士的公开信中说明，虽然中国人有权拒绝西
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们应该尊重把该城辟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他在信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30、139 页；第2 册第624、851、863—864
、898—900 页。
关于郭嵩焘论述安抚的原稿，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
中国人的世界秩
序观》，第22—2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 第27—28 页；卷11 第10 页。郭嵩焘：《郭侍
郎奏疏》，卷12
第37—38 页。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252 页。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3 第10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
1259—1260 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900 页。
末举叶名琛为例，后者由于拒不尊重条约而被英国军队抓走了。丁日昌知道
他被派去协助郭嵩焘处理这次危机后，他在1866 年写道：“彼遵条约而我
背之，则曲不在彼而在我。”①
这种和平方针不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种积极政策。根
据丁日昌的说法，这是中国按照条约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径。1864
年，上海道台丁日昌巧妙而坚决地拒绝了外国人的几个法律权利以外的要
求，包括美国人要求在上海城内购买房地产，英国人坚决要求在上海和苏州
之间通航，以及法国人要求在上海和吴淞之间敷设电缆。丁日昌明确宣布了
他的原则：在外交事务上，条约上的条款应予履行，不在条约上的事项应予
禁止。②
根据某些高级官员的说法，与西方保持和平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对所
有外国人以诚相待。六十年代形成了以诚意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理论，诚是儒
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孔子说过：“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③
这是1860 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这段时期改革派的指导原则。恭亲王和
文祥以西方军队按照条约迅速从北京撤退为例子（见上卷第五章和第九
章），断言西方人与中国历史中企图获得中国领土的其他外夷不同。用信义
使他们就范，以此驯服他们的野性，中国便能为自己谋利。④
曾国藩1862 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在处理自己的外交
事务方面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它毋须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寻求基本原
则。具体地说，中国对待蛮夷的政策应该是忠、信、笃、敬。他进一步解释
道，“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他接着又说：“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
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①不只曾国藩一个人强调孔子的这四个字。
1864 年王韬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这四条原则的对外政策。1876 年郭嵩焘
上疏建议，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②后来，曾国藩进一步
阐明了这种思想：“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嚬
笑之间，亦须有真意。”曾国藩继续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其情
绪必形之于外，否则就是不诚。同样，如果中国和外国之间恢复了和平，中
国应该公平地对待外国人。③
郭嵩焘在1861 年也持类似观点。他断言，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用四种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5—68、98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
第1 册第397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1 第32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9—79 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95 页。
④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第17—18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8 第17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16 页。《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卷8 第1
6 页。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0 第49 页。
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国人：正直的行为；讲究策略的计谋；令人敬畏的声誉和
仁慈的行为。关键之点在于诚笃原则是所有这四种方法的本质。这种诚笃外
交是郭嵩焘在余年中主张的对外政策理论的基础。六十年代初期具有此类观
点的另一位学者是冯桂芬。他说过，既然和平谈判已经成功，中国人就应该
坦诚地对待外国人，同时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动。某些官员如曾纪
泽，在七十年代继续阐明诚实和守信的思想。④在某些方面，这种守信的外
交政策与西方尊重条约的政策不谋而合，但是中国不是从西方学来的。从很
早的时候起，这种信念就已经成了中国人经世治国的一个因素。
“把握时机”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对外政策以外，当时的开明之士还认识到中国必须
把握“变局”的时机，以图在军事上强盛起来。这种观点导致在天津进行西
式训练，建立神机营，利用西方武器反对太平军和建造兵工厂与轮船（见上
卷第九和第十章）。但是，自强的倡议者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或不惜工本地
追求这种军事计划。事实上，他们谨慎地遵循某些原则。首先，由于他们一
开始就设想西方人并不愿意把军事秘密教给中国人，中国必须偷偷地学习它
们。1864 年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之间的通信在讨论弹药生产和造船业时，都极
力强调学习外国人的军事秘密，但决不可引起别人的怀疑和不满。①
其次，这些高级官员坚决认为，中国在实行军事自强的计划时，应该始
终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这种态度表现在1862 年李鸿章对于西洋教官训练
中国军队的疑心、1863 年恭亲王和曾国藩坚持中国人控制李泰国-阿思本舰
队的行动（见上卷第九章）和1864 年英法教官在训练淮军时丁日昌力图抑
制其势力的措施等方面。三十年后，李鸿藻和荣禄由于耽心中国不能继续牢
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对利用西洋教官训练中国军队。最后，改革派曾试图
把技艺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六十年代初期，冯桂芬、李鸿章和丁日昌极力主
张，为了获得西方的优秀技能，必须改变科举制度，把便于选拔具有现代技
艺的人员的项目也包括在内。这个建议代表了当时最根本的和最进步的思
想，但它收效甚微。①
自强运动是中国对它在与西方关系中出现的危机的反应。“自强”一词
最初见于《易经》，它把天的本质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们要自强不息，
④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87 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
防思想》，第155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9 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机器局》，卷1 第6 页。我们感谢刘广京教授
提供了这方面的
资料以及下文关于论述改革的许多材料。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41—45 页。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
》，卷2 第711—713
页。
以便能够与天的这种气质协调一致。南宋时代，董槐把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
和亚洲腹地各族人民的关系上。他争辩说，如果中国能够自强，它就无须害
怕这些夷狄。②自强的现代含义便是基于这一总的概念的。1895 年以前，至
少有三十九位作者讨论过力求自强的问题。
自强运动必然涉及到“洋务”。“洋务”的含义与时俱变。1840 年7 月
一位御使首先使用它，其总的意思与“夷务”相同，即纯粹指与对外事务和
对外贸易有关的事务。③ 1860 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来表示处理对西方（包
括俄国，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关系方面的事务。渐渐地，它开始指包括对
西洋人的关系以及有关西方的方法和机器在内的政府事务。但是在狭义上，
这个名词是指采用西洋技术知识。换言之，图强的具体计划中通常包括一个
模仿西洋方法的阶段。这可以称为“洋务运动”，或西化运动。自强是士大
夫的目标，而狭义的西化便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计划。虽然自强在理论上
包括内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着重点实际上是模仿西洋技术。
1860—1880 年期间，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这促进了较多地着重于
思想、态度甚至制度的讨论。这种觉醒是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变法），在
面临外国技术和经济挑战的情况下，变法与其说是在内政上作真正的改革，
不如说是调整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所进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杂乱的。以自
强的名义设立的新机构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为应付特殊的紧急需要而
设立的暂时性机构。“局”这个名称现在开始含有比较值得重视的长期地位
的意思，这种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识地把它当作长期改革的组成部分
的结果。但“局”还未具有正规官僚机构的稳定地位。这种局（如中国轮船
招商局）须依靠官方保护人的势力来获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
攻击。
“变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变行政制度的主张，这是论述经世之学的
少数传统学者和官吏所坚决要求的。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顾炎武或者到
十九世纪初期的龚自珍，每隔一段较长的时期，就出现了比较带根本性质的
改革思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变法”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对西
洋制度进行适时而积极的适应。在许多官员心目中，这的确是一个严肃问
题。在倭仁这样的保守派看来，为了引进西洋技术而改变中国制度，不仅是
堕落，而且也操之过急。可是象科举或练兵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
是主张西化的少数官员的初衷。李鸿章把他1864 年关于改革兵制的建议称
为“变法”，虽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词汇，如“顺应”和“变革方案”
等。丁日昌在主张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应适应西方技术时，提出了最大
胆的建议——他设想的八种考试科目中有四种与西方事务有关，即时事、军
② 《易经》，卷1 第5 页。《宋史》，卷414 第10 页。关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代政策
较重要的研究，见
芮玛丽：《同治中兴》。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第29 页。
事专长、自然科学以及外语和外交事务。①
李鸿章在1874 年给皇上的正式奏摺中谈到了改革，当时他就海防问题
提出了条陈，同时引证《易经》，充分阐述了他的变革要求的意义。他作出
结论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1881
年1 月他在给学者王闿运的一封信中甚至讲得更加明确，即“内须变法”。
①在同一时期，敏感的官员和文人如郭嵩焘在1875 年、薛福成在1879 年、
王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都专门讨论过改革问题。改革思想当时进展很
小的事实，说明了它们遇到的障碍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二十年
间，中国的领袖人物和作家们只是徒托空言，实际上却与不可克服的制度和
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协，不过他们仍然力图把握住“变局”所提供的大好时
机。
“西学”一词暗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它只是慢慢地得到传播和受到尊
重。西学的思想派生出许多其他概念。“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
不过“新学”一词在1894 年以后才流行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
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
为“新学”，以示区别。从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这种对比出发，便自
自然然出现了一种从文化上进行辨别和选择的态度，这包括阐述西学的内
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价值。
接受西学的运动在1860 年以后有明显进步。如上所述，翻译西文的报
纸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被认为是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1 年以
后，这种努力扩及对书籍的翻译。即使我们只估计那些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
翻译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观的。很多这些出
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兰雅和丁韪良的成果。如果我们再加上西方传教士
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津
梁。毫无疑问，这些译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广泛传阅。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1852 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
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
的整套《遐迩贯珍》（1853 年8 月至1858 年5 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
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1874
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
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①江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7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 期（1970
 年）第34—36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0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4 第12 页。李
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 第43 页。
① 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2 第4 期
（1970 年）第1—20
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 第10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6 页。李宗
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从开始翻译的1868 年到1879 年
6 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
他十三部则尚未译完。销售量已达31，111 部。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
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
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
开办的学堂。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特别是通
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
编》（1876—1892 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②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
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
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
西学。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从1866
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
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从1866 至1900
年，由六十六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 部。①这些日
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
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虽然变法计
划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1885—1895 年时期则成了
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 年薛福成在他关
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
但其“体”应为工业化。②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纪
最后二十五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
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也有人讨论农业
的现代化，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 年在甘肃把它付
诸实施。1892—1895 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
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溉灌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
农村集市的好处。1895 和1896 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
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 第56 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11 第11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
末·同治朝》，卷100 第24—25 页。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
严谨的研究著作，
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②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25 页。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
编〉（1876—1892
年）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 第2 册（1974
 年12 月）第729—777
页。
① 在《小方壶斋舆地从钞》中，这一百五十八部著作除大约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 页。
和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出版了一种专门讨论现代农业的杂志。①
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的中心思想在于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
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广泛流行“富国强兵”的口号。不过从七十年代中期起，
却出现了强调“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这种新思想可以追溯到
1875 年，当时郭嵩焘在致恭亲王的信中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人民从事现代航
运业和制造业，因为国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郑观应、王韬和李鸿章也讨
论过这种思想，不过以马建忠在1890 年的论述为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②
虽然政策性文章在传统上提倡保护人民和照顾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
主张轻徭薄赋和与民休养的范围，而且从未长时期地付诸实施。这种传统思
想仅仅成为现代富民观念的遥远背景而已。但是这种“富民”的新思想认识
到国家和民众有密切关系，民富是国强的根基。换言之，如果国家要强盛，
就必须使全体人民既富且强，因为富和强是互相关联的。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 第59—60 页。陈炽：《庸书·内篇》，卷2
 第2—3页。孙文：
《国父全集》，第5 册第4—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6—137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480—482 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
1 第1 页。
对外政策观点的矛盾，1860—1895 年
中国人对西方的某些观点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设性和不大令人愉快
的。这些观点常常是好战的，情绪激烈，偶尔还是排外的。这种思想上反西
方的不合理态度，主要归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有深
信不疑的态度，虽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促成了这种态度。但与此同时，又出
现了一种认识（尽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现的），即中国是一个应予珍爱的
实体——这种认识与其说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见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和民族
主义的。
排外主义的兴起
虽然排外主义在中国与外界关系的早期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
西方压力加强的1860 年以后它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重要力量。排外主义
的范围广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国人，但不反对模仿西方，为的是进行
反击。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任何外国事物，不论是基督教
也好，或是现代技术也好。
对西方技术的抵制
因为反洋教运动在其他篇幅中讨论过（见上卷第十一章），我们在这里
主要谈谈反对引进西方技术的问题。这种反对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
认为中国毋须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学士认为西方的技艺实际上华而
不实，对于中国没有必要，因为要成为一个强国，民心比武器更为重要。大
学士倭仁断言，夷人害怕中国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舰，而是它的民心。模仿
西方并无益于战胜敌人，反而会降低民众支持政府的热情。他问道，如果一
个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长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议，基本方案应该是
振兴民众志气，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术。他坚决认为，历史明确表明，技术
不能使一个积弱的国家强盛起来。①
某些官僚学者特别相信，中国的海防无须得到西式武器。刘锡鸿举俄国
和美国为例。美国之战胜英国，并不是得益于海军，而俄国仅仅拥有一支象
征性的海军，却成功地向英国的霸权挑战。另一些评论家更加关注的是中国
的所谓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表示，军事技术之取得常常要以牺牲文化和良
好的吏治为代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指出中国北边诸蛮族虽有强大骑
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无力组成一个国家。①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 册第134、277—283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卷44
第25 页；卷79 第1—2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 页。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则强调儒
家的道德原则，所以是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他们顽固地主张，中国应该特
别重视儒家礼、义、廉、耻的古训。实际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
们继续说，如果鼓励儒学之士向夷人学习，他们就会寡廉鲜耻。归根到底，
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耻和无爱国心，对中国将没有用处，不管
他们多么精通西法。②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响深而且远。相反，
他们认为功利之见是皮相之谈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绪皇帝的师傅之一
翁同龢经常向这位年轻的国君讲论义利之别的意义，这就不足为怪了。义利
之别一讲，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反对各种自强计划，特别在
1889 年反对铺设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的计划。③
保守派提出了为什么中国不需要从事洋务的另外一些原因。他们坚持
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学习。他们问道，为
什么在十九世纪中国就必须模仿西方才能富强呢？此外，他们还断言，即令
中国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学习。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这方面最优秀的专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
国内部寻找这样的人才。①
在某些士大夫看来，西方的好东西对中国不一定有用，因为每个社会的
条件不同，价值各异。人口悬殊便是这样一个差别。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
劳动力的短缺，故需要机器。把机器引进人口过剩的中国，只会加重失业。
另一个例子是铁路。建筑铁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该国的军事力量如何。西
方因为强盛，故能够利用铁路迅速进行运输。中国因为在战时不能保卫自己
的铁路，反而会因有铁路而吃苦头，因为敌人会利用铁路，以便于他们在中
国调动军队。②
排外的绅士进一步争辩说，中国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学习，即使它需要进
行这种学习也不行。例如，军事知识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故不能与其他国
家分享。大学士倭仁在1867 年的奏折中说道，夷人终是狡诈之徒，绝对不
能相信他们会真心实意把军事技术教给中国。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也不会
把它最好的武器卖给中国。著名学者俞樾和曾经入过李鸿章幕的王炳燮也有
同样的见解。他们坚决认为，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和陈旧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自取败亡。另一位学者李元度写道，只有决心才
能制服狡诈，只有果断才能挫败阴谋；但是决不能指望学生以计谋胜过先
② 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 期（1971 年）第25
7—270 页，特别
是第260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40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
1577、1580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 页。
生。③
某些保守派大胆地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著名湖南学者王闿运写
道，蒸汽动力的军舰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断煤的供应，军舰也就无用
了。此外，它们在内河不大灵活，在陆战中完全无用。同样，火炮必须轻巧
和机动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难于移动。他们说，在昌明盛世，
中国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这些无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财政拮据时，它千
万不能为此浪费金钱。
儒家关于宇宙的神话是设想天人之间互相起作用。保守派声称，引进采
矿、铁路、电报线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会违反包括“风水”——它对
五谷的生长和人们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内的宇宙的常态。因此，他们常常
引证异常的天文现象（例如彗星），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世的某种不祥之事的
示警。他们还断言，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地震和火灾，是上天具体暗示
有条理的风水力量受到了妨碍和干扰。①
他们进一步断言，虽然西方技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益，但它的缺点远
远超过它的优点。举例来说，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归根到底是有害的，因
为它会迅速耗尽在供应上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七十年代，江西巡抚刘秉璋
以这个理由来反对现代采矿业。另一些人则集中注意力于社会政治问题。例
如，王炳燮声称，引进西方技艺会加深社会上的不公道，因为富者采用机器
会愈富，而贫者由于失业会愈贫。②
这种社会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数人的政治后果。京师及地方上的各
级官员，如军机大臣翁同龢、掌印御史屠仁守、巡抚王文韶和候补知府杨廷
熙都指出有发生政治暴乱的可能性。在失业者中间，弱者将成为窃贼，强者
将流为盗匪和叛乱分子。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本来动机在于为中国谋利益
的“洋务”活动，将导致公开的叛乱。光绪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就
这样与前辈理学家吴廷栋（1873 年去世）的观点合拍了：唯利是图的活动的
结果是绝无丝毫利益可言的。①
对帝国主义的畏惧
中国人的排外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许多
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镛和政治谋士王炳燮与薛福成认为，西方人正在采用“蚕
食”政策。但是，在外国人能够把中国夷为殖民地以前，他们将首先从经济
上剥削它，搅乱它的社会秩序，干扰它的法律程序，最后使它道德沦丧。按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
6 第29 页。吕实
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 页。
①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第2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5 页
。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 
第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 第29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
第357 页。
照他们的意见，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国的地理和社会情况，以
便进行他们的政治侵略。他们问道，如其不然，外国传教士为什么不以在他
们自己国家里敬拜上帝为满足呢？他们坚持说，西方从政治上对中国的蚕食
是逐步的，不过是坚定的。例如，南京条约还没有提到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问
题，在十六年后的天津条约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他们在六十年代推论说，
西方列强在以后续修条约期间将会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谋求更多的特权。
中国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决不限于沿海地带，内地广泛散布的反基督
教告白明显地证实了这种情况。1862 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
在西方扩张主义浪潮中的惨痛命运，从而悲叹中国将很快步其后尘。六十和
七十年代在四川和广西也发现过这类告白。
外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傲慢态度与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为，进一
步加剧了这种排外情绪。1880 年某些官员向北京提出请求，中国应该制止外
国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筑，他们坚持说这种房屋将会用于军事情报目的。
1887 年重庆一地方绅士指责一位法国主教建筑堡垒式的教堂和过着与中国
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使得形势更加恶化的是，外国人的这些活动和特权常
常得到炮舰外交——这种外交本来就加强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的支
持。西方列强这样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开明的高
级官员也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排外的知识分子坚决认为，外国人在“榨取”中国经济和向中国人民进
行思想灌输以后，最终会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国人推翻中国政府，把中国一口
吞掉。这样，中国便会遭受与爪哇和菲律宾一样的命运。他们指出，通商口
岸亲西方的中国商人与外国人合谋逃税，而已经拒绝给孔庙交纳自己一份维
修费的中国基督教徒，将很快拒纳任何赋税了。王炳燮担心，中国教徒因为
要首先忠于他们的宗教领袖，会不忠于天子，从而不服从中国法律。①
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怂恿叛乱活动。这是十七世纪
中叶以来的一个老话题，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时编成。1724
年当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后，许多人已开始把它与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
莲教联系了起来（见上卷第三章）。1845 年，即取消禁令以后一年，闽浙总
督刘韵珂还提请朝廷注意这个问题。②
另一些知识分子如王炳燮和陈宝琛坚持说，正如汉代的太平道促进了黄
巾叛乱和白莲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强大的反王朝势力一样，基督教也
将导致中国产生更多的内部骚乱。在这些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看来，在基督
教的某些教义对太平军叛乱运动的思想意识产生巨大影响时，这个宗教的邪
①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 年》，载《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历史学报》，第3 期（1975 年2 月）第148 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
1874 年》，第
130 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 册第383 页。
恶性质便明显无误地表现出来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人还广泛地把基督教
与反王朝的秘密会党等同起来。正如王炳燮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基督教的传
播，国内骚乱的种子也被播下了。①
因此，排外人士呼吁中国应尽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如果中国继续允
许外国人滞留下去，局势会很快不可收拾，虽圣人也无能为力。从这种观点
来看，反传教士运动是个吉兆，因为它表明中国人的政治觉悟仍然很高。他
们预言，没有这种排外骚乱之日，就是中国完全屈服之时。②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义。许多人相信一句古
老的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③因此，外国人被称为“鬼子”，被
比作禽兽，认为他们杀害中国人是为了炼丹术和巫术的种种目的。为了制止
这种野蛮行为，醇亲王（奕��）在1869 年提出了驱逐夷人的六点计划。当
他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实现以后，便在1874 年上奏朝廷，主张摒弃一切
外国事物。他建议，朝廷应向人民以身作则，率先摒弃无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为这种从感情上憎恨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行动作出了表率。1867 年
他坚决辞谢了总理衙门的职务。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坠马。以这种所谓的
受伤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虽然朝廷几次延长他的病假，倭仁坚持说还是
不能走路。但是在他被获准辞职以后，他的伤势突然完全“痊愈”。类似的
例子还有邓承修，他在1884 年也被任命到总理衙门工作。他立即谢绝这个
职务，声称他对夷务一窍不通。相反，他请求皇上给他委派一个军务，因为
他宁愿战死疆场。徐桐的行为为这种荒谬的排外主义提供了又一个活见证。
据说，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他说他宁愿让他的国家残破，也不愿它改革。
因此毫不奇怪，他后来成了应该对爆发义和团运动负责的主要煽动者之一。
①1900 年义和团的大屠杀使中国长期仇外的历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拳民
因为排外，他们反对使用西洋武器，宁愿使用传统的刀矛。
主战的对外政策观点
排外主义的另一形式是主战。不负责任的主战论曾经十分盛行于南宋时
期（1127—1279 年），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着自己
的文明被毁灭的可能性。汉代（公元前206 年至公元222 年）的军事现实主
义和唐朝（618—907 年）的世界主义精神让位给保守的主战精神了。这个传
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再度抬头。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国、法国或日本作
①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 页。吕实强：《晚清中国知
识分子对基督教
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8—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6—14 页。
②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148—149 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355 页。
① 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1
4 期（1960 年）
第1—29 页。
战，这种态度使人联想起南宋时期这类人物的“空洞的主战论”，他们只会
挥动笔杆子，但毫无实战知识。
晚清时期的主战精神部分地是出于知识界对1840 年、1860 年和1884 年
几次战争的愤怒。大学士倭仁在1867 年奏称：“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
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
今。”当1860 年中国与英法联军作战时，北京许多官员都鼓吹主战政策。
全庆提出中国军队应该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时进攻外国军舰；薛书堂则列
举了中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五个原因。许多亲王和高级官员请求皇帝亲自
指导这场战争。胜保将军设想得更简单。天朝没有理由屈服，因为朝廷可以
干脆地拒绝外国人的所有要求。如果西方坚持其要求，皇上只要一声令下，
他的部将便会捉拿夷兵，杀死夷官。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在沿海被
战败，它应该从北京迁都陕西，以便继续进行战争。①
1870 年天津教案期间，京城许多官员，特别是御史和六部的少壮派官员
都主战精神十足。他们坚持说，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当地情形，应该允许
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战。用精神力量武装起来并且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人
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西方的海船和大炮。醇亲王认为，中国能够轻易地
战胜外国人，因为地方部队可以对付少数西方军舰发动的进攻，而中央政府
则能够粉碎外国人的主力攻势。②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战精神，但它
直到七十年代才活跃起来，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活跃团体，即坚定
不移地鼓吹主战的对外政策的“清流党”。当务实的改革派强调中国的物质
力量软弱时，这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则强调中国的道德
力量。他们的领袖是有势力的保守派、军机大臣和皇帝的师傅李鸿藻（1820
—1897 年），如郭嵩焘所指出，此人在八十年代初期主张同时在东部与日本
作战，又在西部与法国作战。③
张之洞是这个团体的著名成员。在七十年代末的伊犁危机期间，他极力
敦促朝廷对俄国采取强硬的战斗立场。在列举了应拒绝1879 年崇厚签订的
条约（见第二章）的十点理由以后，他力主积极进行战备，包括召募西方雇
佣兵。当1883 年中法战争在沿海地带迫在眉睫时，张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
打消顾虑，准备作战，即使中国军事力量不如法国也在所不惜。为什么？他
指出，因为“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①同样地，清流党的其他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5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
1 第48、56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 第1—12、26 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889 页。关于这个官僚团体的总的看法，见郝
延平：《清流党
（1875—1884 年）研究》，载《中国论文集》，第16 期（1962 年）第40—65 页。
① 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见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第4 册第518—519 页。关
于张之洞对伊犁危
机的观点，见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252 页；李国祁：《张之洞
的外交政策》，
成员如张佩纶、邓承修、陈宝琛、黄体芳、吴大澂、盛昱、刘恩溥和李慈铭
也拥护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采取主战的行动路线，特别对俄国、日本和法国
更应如此。他们藐视俄国的落后，法国的软弱，日本的贫穷。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这些主战的“清流党人”相同的观点。例如，八十
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类观点评议过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断言，上策是同夷
人进行总体战，完全消灭他们；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势。他继续说
道，至于模仿夷人，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政策。他进一步阐述了进行战争的详
细的军事战略。例如，中国军队决不应该大规模集结，以避免夷人强大炮火
的攻击。但是，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国情况，所以他的军事建议大部分远
离实际。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他建议中国应该在沿海地区开挖沟渠，
以阻止西方骑兵的流窜。②
应该承认，主战派观点并不曾始终占上风，何况中国又不是在对外战争
中的胜利者。而且某些主战论者如张佩纶和吴大澂都在战场上出了丑。然而
主战的保守派必须对清廷之赞助不现实的政策和感情用事这一情况负主要
责任。归根到底，他们促成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战争爆发。如果
不否认朝廷政策中这个有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会认识到它的主战
政策背后的本能和心理。
坚持文化主义
除排外主义以外，中国对外政策的观点也同样受到士大夫们在思想上强
烈地尊奉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正统——的影响。曾国藩在其声讨太平天
国的著名檄文中，号召当世文人学士们与他一道保卫孔孟传统的中国文化遗
产。清廷为了力图使政教合一的体制永世勿替，也强调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来
提倡儒术。正是这种文化意识，给1898 年湖南反对改良的运动提供了支持
（见第五章）。
这种文化意识表现在保守派对外交的看法上。王闿运在获悉郭嵩焘出使
伦敦以后，于1876 年致函郭嵩焘，建议他把孔子学说传播到英国，因为英
国尚无儒家学者赏光过。同样，一位著名的翰林怀疑曾纪泽的外交能力，因
为曾纪泽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①那么，为什么儒家学说与对外政策的
观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虽然儒家学说包含种种复杂思想，但是其中两种
思想特别与这个问题有关。
华夷之辨
第43 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29—30、41 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75—76 
页。
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明华夷之辨。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国文明的
标准来考虑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只有文明和野蛮，凡非文明就是野蛮。文
明实际上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②因此，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文
明社会的本身。孔子在论及齐国著名宰相管仲时，他的头脑里就有华夷之辨
的概念。虽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轻视管仲，但他赞誉管仲保卫中国文明使之免
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清初爱国主义者王夫
之即以此观点发议论说，汉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换代，而蒙古之灭宋则意味
着尧舜禹汤等儒家圣贤教导所体现的文明本身的毁灭。②
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某些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称夷狄为不行仁义，
不遵圣化的人。中国人关于蛮夷的这种概念，其源盖出于中国与其北边诸游
牧民族的长期冲突的经验。这些亚洲腹地的民族被认为贪诈和反复无常。由
于这是中国与西方发生关系时的背景，所以大多数士绅也把西方人当作蛮夷
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王炳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清政府在六十年代招
募外国军官打太平军与捻军时，王炳燮称这是“回纥助顺”，即比之于八世
纪中叶回纥人帮助唐朝镇压安禄山叛乱之事。由于同样原因，李慈铭在评论
1870 年天津教案时写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象十至十二世纪中国和蛮夷
之间的关系一样，那时宋朝正面临着北方夷狄辽国的威胁。③
这种视西人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对建立总理衙门的活动中表现
得特别明显。清廷在1861 年以前没有设立外事机构，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
主要是以朝贡制度为依据，已由好几个国家机构在处理。理藩院处理同俄国
以及同北方边境的事务。李慈铭在得知即将设立总理衙门以后，硬说这不合
体制。他建议代之以在理藩院内部设立一个由恭亲王率领的新部门，以处理
和西方人的关系。④
同样，许多文人学士也从朝贡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关系，认为办外交事
务有失他们的身分。军机大臣阎敬铭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处理外交事务。
1875 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以后，他的许多朋友感到沮丧。李鹤年
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去蛮夷之邦，李慈铭在他的日记里为这一事实感到伤
心：“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①在七十年代末，
李慈铭还继续谴责中国派遣外交人员出国。
然而，按照大多数儒家学者的意见，正是这些夷人威胁着文明的存在。
允许传教士到内地去的天津条约，使许多绅士感到惊恐。例如，夏燮担心这
② 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国，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载《提奥奇尼
斯》杂志，第42
期（1963 年夏）第60—64 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82 页。
②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5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40 页。《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95 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499 页、526 页。闵尔昌辑：《碑传集补》，
卷13 第15 页。
是圣人教诲完蛋的开始。1862 年湖南一份告示悲叹说：中国数千年文明礼义
之邦，即将沦为夷狄之国。呜呼！②
王炳燮在六十年代写道，虽然任何时候都发生过政治动乱，但是当时中
国所面临的危机却是严酷的，因为它可能使中国沦为野蛮之域。因此，外国
的影响要比洪水猛兽更危险。他问道，一个人还能面临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局
势吗？当同文馆的课程要列入天文和数学以外的科目时，许多士大夫（包括
倭仁、李慈铭和杨廷熙）都反对这种西学，因为他们担心作为文明先锋的孔
门弟子也会被夷人同化。③
人禽之辨
儒家学者还有满脑子人禽之辨的思想。按照儒家学说，一个人只有品行
端正才能称为人。人的行为应该符合人的“本性”，即要有恻隐之心，是非
之心和羞耻之心。特别是他应该遵行全人的教诲，包括三纲在内。这就是人
必须作为一个人而活着的真谛。另一方面，禽兽是残忍狡诈的，一心只求满
足自己的肉欲。如果某个人的特点表现在这些属性上，则他在道义上不配做
一个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禽兽。
因为野蛮和禽兽不属于文明的范围，这两个字眼常常可以互用。在遥远
的古代，中国人似乎已经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种动物。用狄、蛮和其他名词
称呼野蛮部落，这些汉字的部首都是指动物的。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
关系部分地建立在这种荒诞的说法上面。正如骨头和大棒政策把夷狄当作狗
一样，羁縻政策又把他们视作牛马。严格说来，禽兽比夷狄更坏，因为夷狄
尚可施以教化，而禽兽则不可救药了。
因此，儒家的学者们非常强调尊奉“名教”这一儒家的道德准则。他们
的价值观和信仰的神圣核心是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
纲的等级关系。有势力的保守派李鸿藻为一个以体现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应如
何遵守正确的亲子关系作出了榜样。1866 年8 月13 日他的母亲去世，他向
朝廷请假二十七个月，以便遵制丁忧。8 月18 日，两位皇太后鉴于李鸿藻身
为军机大臣和皇帝师傅，负有重任，准他一百天假，让他居丧，随后他必须
复职，但不必参加规定的早朝。五天后，李鸿藻重新上奏，指出一个高级官
员特别应该遵守圣人的教诲。李鸿藻继续说，如果他背离了圣人的教诲，他
就枉为人子，就这一点来说，也不配做一个人了。
8 月28 日朝廷降旨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另给了他一些特权，包括在以后
的二十七个月内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参加早朝和朝廷喜庆节日典礼。三天
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1—22 页。关于夏燮的观点，见他的《中
西纪事》，卷16
第6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31—32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7 第24—25 页。
《洋务运动》，第6 册第153—154 页。
后，李鸿藻再次提出申请，坚持他原来的要求。他坚持说，如果不遵制丁忧，
不仅会使他成为“名教罪人”，而且也有损于朝廷声誉。因为他的第三次尝
试也没有说服朝廷，官方的一百天假期届满后，他便借口养病，拒不上班。
直到1868 年11 月26 日儒家的二十七个月丁忧期满以后，他的所谓疾病也
“痊愈”了，并开始上班。李鸿藻坚持按儒家教义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为
他坚持为之守制的那个妇女只是他的养母。1877 年他的生母去世时，他又守
制二十七个月。①保守派的官员包括倭仁、徐桐和许多御史都普遍赞扬他从
严遵守儒家传统的行为。
许多重视传统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纲的西洋人的影响，人禽之
辨很快就会泯灭。他们争辩说，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领袖，胜过忠于他们
的政治领袖，他们相信圣灵感孕的基督教义，这无异于公然否认自己的生
父。孟子在指责墨翟和杨朱时说过，无父无君无异于禽兽。同样地，这些学
者也认为西方人与禽兽无异。的确，他们的著作经常说西洋人有犬羊的本
性。②
这些道学夫子们进一步地发挥说，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西洋人实际
上禽兽不如。首先，禽兽不管对父亲如何不孝，尚对母亲有感情，而耶稣甚
至不认母亲。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灵活现地把基督教徒描写成性行为反
常和男女乱交的人（见上卷第十一章）。有一本小册子神乎其神地问道：“他
们岂非禽兽不如乎？”最后，西方人不仅不孝敬父母，而且开矿山、修铁路
和架电报线来破坏祖坟。总而言之，因为西方人禽兽不如，湖南学者王闿运
便把他们比作“物”，即无感情、无生命的东西。六十年代一本排外小册子
警告说，尽管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中国人仍在信奉和实行这种堕落的西方宗
教活动和技艺计划。①
保守主义的影响
虽然晚清的保守主义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数士大夫却
以道德-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依归。这种中国的文化主义结合着学究式的主战
性，有它独一无二的特点。比较大胆的自强计划最后都受到滞碍或者拖延很
久才被采纳，甚至象王闿运和王先谦等人虽然赞成这些目标，但不愿意“改
制”。1884 年以后张之洞改变了他的态度，从保守主义变成实行洋务，他的
应付变动时代的计划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这一历史悠久的儒家原则。
① 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147—154、241 页，卷2 第414 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 第7—9、11 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
，第31 页。《清
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 第24 页。
①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6—13 页。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
动和中国排外主
义的发展（1860—1870 年）》，第51 页。《海防档·天险》，第212 页。郭廷以：《郭
嵩焘先生年谱》，
第2 册第857 页。
不仅京城官员，而且各省督抚都明显表现出保守主义。其中有些人如岑
毓英、沈葆桢、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积极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
韶、刘坤一和李瀚章等，则对西方技艺采取非常冷淡的态度。李鸿章以前的
将领之一刘秉璋1886—1894 年任四川总督时，公开反对引进西学。中国文
化的惰性还表现在一些关于改革的重要书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这一事
实上。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 年初版，1847 和1852 年经过修订，但是直
到1858 年才呈交御览。那一年，王茂荫建议此书由官方重新刊行未准。另
一类似例子则是冯桂芬1861 年出版的《校邠庐抗议》文集；此书直到1889
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绪帝阅读。②
保守派官员，特别是御史们，攻击重实效的各级改革派。他们当然批评
了最有影响的改革派，例如恭亲王、曾国藩和李鸿章。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
没有逃脱他们的攻讦。例如，李慈铭大肆诋毁的人包括外事专家马建忠、李
凤苞和陈兰彬，以及企业家唐景星、徐润和盛宣怀：他把所有这些人一概贬
斥为卖国贼和“小人”。另一个例子是丁日昌。由于他1864 年在上海与外
国人打过交道，又与1866 年的潮州危机和1870 年的天津教案有牵连，他在
保守派中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们的批评使得他在1878 年五十五岁时就过早
地辞去福建巡抚之职而引退。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从1885 年起在该岛实
行大胆的现代化计划，但是保守派官员使得他于1891 年被罢了官。
没有一个改革派受到过象郭嵩焘所受的那种猛烈的攻击。1876 年他到英
国担任公使时，文人学士们讽刺他离开圣人的国度去为洋鬼子效劳。他的同
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房子。他本来计划写一部关于自强运动
和现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进一步批评，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
1877 年总理衙门发表他的赞扬西方文明的日记时，有人就说服朝廷销毁印
版。郭嵩焘理直气壮，最初拒不屈服。在他从伦敦寄回来的报告中，他赞扬
西方的技术、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
次受到弹劾，被指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国文化传统。他终于向压力屈服，于
1879 年辞职，结束了他的外交前程。回国以后，他引退径返湖南故乡。刘坤
一建议委派郭嵩焘到总理衙门工作，但是由于两位有实权的保守派军机大臣
李鸿藻和景廉的反对，此建议未能实现。①
恭亲王论及自强计划进展缓慢时，指出保守派的反对是个重要原因。他
的评论为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所证实。1876 年外国人兴办的小小的上海-吴
淞铁路线，次年被中国官员收买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铁路建筑计划，由于
保守派批评家的反对，于1877 年夭折。刘铭传1880 年上疏建议修筑从北京
至清江浦的铁路，李鸿章支持他的建议。但是满脑子传统思想的御史和翰林
②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6 页。王家俭：《魏源年谱》，第
82 页。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630 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507、554、665、666、865 页。
先生们提出的论据说服了朝廷，使朝廷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修筑从天津至
通州的铁路这一引起争论的计划，也在1889 年遭到了失败的命运。①其他一
些自强计划，例如矿山、电报、轮船航运和技艺学校，都受到了同样的反对。
②
民族意识的出现
虽然民族主义作为广泛的运动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出现，但是它作为
一种精神状态却早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许多开明人士，特别是
沿海一带开明人士（例如王韬和郑观应）的排外情绪与其说是出于文化上的
考虑，不如说是由民族主义的感情激发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识的出现既表现
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官场中，对于国家主权的意识和主张在
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的理论，是政治民族主义的明显象征。在通商口岸，与
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是商业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
民族意识是随着由来已久的中国中心主义的逐渐破产而开始出现的。
中国中心主义的崩溃
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中心主义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影响。
其最初的迹象是大多数有心改革的绅士们不再把外国人比作禽兽。四十年代
和五十年代，包括象林则徐和龚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内的士大夫，在书写
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七十
年代以后这种写法就显著减少了。除了象羁縻一类的陈词滥调以外，郭嵩焘
的文集，包括散文、诗词和奏稿诸卷，都没有把外国人比作禽兽。
中国中心主义日益减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愈到
后来就用得愈少。（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
魏源在五十年代写道，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
“夷”。魏源指出，他们是奇异之才和良友。一些开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词
称呼西方：黄恩彤把西方称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
其他许多人如恭亲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四十和五十年代
的许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称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再版
时都改称为“洋”了。①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 第19—20 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
》，第37—45、
54—56、76—78 页。
② 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 第992 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49
、184 页。李恩涵：
《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844 页。《清
代筹办夷务始末·同
治朝》，卷48 第12—14 页。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
，第5 册第409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
等相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的觉醒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历史上同类事件的讨论
中。1861 年冯桂芬明确地把东周（公元前770 至221 年）和当时的世界加以
类比。到1894 年，另外十几个人，包括郑观应、马建忠、曾纪泽、王韬、
彭玉麟、陈虬和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观察的。他们断言，在春秋（公元前
772—481 年）战国（公元前403—221 年）时期，中国世界是由许多邦国所
组成，就象十九世纪末的多国体系一样。①这种想法就是暗示，中国不是中
心王国，而是平等诸国之中的一个国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国那样。这种类
比尽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弃中国中心主义和把中国带进它现在面对的
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进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强调中国
应该把握变动的时机，向西方学习。冯桂芬、何启和胡礼垣为这种政策提出
了一个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时，冯桂芬提到了两条原则。第一
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这些在平等基础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强的
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何启和胡礼垣强调说，中国向它们学
习无须感到难堪，因为历史的循环性质便是如此。中国过去强大，它现在变
弱了。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过去软弱，后来它自然而然地变强了。②
另外一些中国中心论的名词也引起了怀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词。
郑观应争辩说，这个名词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因为中国只是国际大家庭中
的一个国家。他又说，中国人头脑中如果不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国
便不会在心理上准备接受国际法的思想。③
经济民族主义
因为贸易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贸易关系中产生的
中国民族主义最早在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就不足为怪了。贸易政策是中国从
1840 年以来碰到的老问题，但是现在对外贸易开始涉及中国的国脉民命。政
府原来对待贸易抱毫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开明官员却一变而真正
为之苦恼起来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经失去价值。取代它的是关于政府
经济特权的新观念和“用贸易为武器”的新策略。传统名词“利权”（必须
页；第6 册第508—509 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 第4 页。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66 页。郑观应：《易言》，卷2 第12 页。马建忠：
《适可斋记言》，
卷2 第9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 第1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
，卷4 第21 页。
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 第9 页
。陈虬：《经世
博议》，卷4 第8 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 年集），卷1 第6、14、19、20
、29 页。陈炽：
《庸书》，卷8 第1—2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 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第8 页。
与现代名词“权利”区别开来）最初用于象税收、盐业专卖与漕运等官办事
务。但是，1862 年李鸿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国
人手里以后，这个名词便用来表示政府对于外国人力图控制的经济和财政事
务的行政权力。①后来李鸿章设立中国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
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复“利权”，即恢复经济控制。
丁日昌拒绝俄国、英国和美国经营电报线路的要求以后，在六十和七十
年代又以同样的言词坚持说，这种现代企业应该由中国经营。1877 年郭嵩焘
从伦敦写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铸造银元的权利也是主权国家的“利
权”。鉴于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他极力主张中国收回这种“利
权”。甚至在1895 年以前，人们强烈感到采矿权不应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以唐景星和徐润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敏感的。②
根据某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由于外国人控制清帝国海关，这种“利
权”也已经丧失给他们了。为了收回这种“利权”，郑观应建议应该任命中
国人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员税务司。郑观应继续说，中
国在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替了担任日本海关税务司的外国
人。在邓承修看来，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之事应给予严厉的指责。因此，
他建议这个职位应该由两个人担任，一为中国人，一为洋员。1886 年曾纪泽
还给总理衙门写信，强烈要求撤换赫德。陈炽在九十年代初期猛烈攻击赫
德，谴责他腐化，不正当地保护外国商人和干涉中国的关税章程。他也要求
以中国人替换赫德。①
鉴于西方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蚕食，通商口岸开明的高级官员和爱国商人
不久开始议论要同外国人进行“商战”。“商战”一词1862 年第一次出现
在曾国藩的信中，不过那时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 年答应
降低中国帆船的税收，以便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上同外国船舶竞争。次
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中国商人配备了现
代化的海运工具后，就会胜过外国商人，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地市场。丁日昌
继续说，西方人到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寻求利润。如果他们无利可图，他们自
然会离开中国。这样，中国不须动武就能逐出外国人。1876 年李璠向清帝强
调扶助和保护贸易的重要性，他在这里便使用了曾国藩的“商战”一词。1879
年薛福成断言中国和外国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②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9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52—25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
2 册第645 页。李
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
方之间的桥梁》，
第112—120 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47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 第4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318 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 第44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56—
62 页。《海防档·机
器局》，卷1 第4—5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65 页。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
 页。
在沿海一带努力建立轮船企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同西方进行商业竞争
的志气。容闳和许道身因爱国有心并且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68 年他们试
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虽然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但中
国轮船招商局却于1873 年办了起来。创办人李鸿章声称，这个企业的目的
是与西方轮船公司作竞争。招商局两位经理唐景星和徐润对于“商战”有极
其清楚的认识。1874 年他们给股东的报告提到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有三个有
利条件。第一，中国公司可以依靠漕粮运输；第二，它的管理费用低；第三，
它容易承接本国商人托运的货物。为了防止外国人认购公司股票，规定在股
票证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贯，证券依法不能转卖给外国人。①
在论述“商战”问题的人士中，以郑观应所论最为完善，他成了这个概
念最重要的倡议人。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郑观应已经详细论述了商业和
海运方面的竞争。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来的诸版中（1884—1893 年），
他越来越强调利用商业作为武器的必要性。当高级官员专心致力于军事自强
计划时，郑观应则认为商业和工业在应付变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辩论说，
因为西方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发源于商业和工业，因此，中国学习和运用
“商战”，要比“兵战”更为有用。
郑观应说，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实际上，
整个国家都是这种政策的后盾，因为外交谈判也好，军事冲突也好，其目的
都在于扩大贸易。而且，西方国家虽然利用商业作为武器，使某些地区成为
其殖民地，但这种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缓慢的性质，几乎不使受害者感到惊
慌。因此，中国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反应快，而对西方
的经济蚕食则反应慢。实际上，中国由于贸易逆差，受到了它与西方的商业
关系的严重伤害。郑观应声称，这样一种经济压榨比割地赔款为害更大。既
然外国经济侵略具有这样有害的性质，中国应该怎样反击呢？
郑观应说，中国必须在三个关键领域赶上西方。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
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工艺职业学校。为了利用自然资源，采矿和农业现
代化是最重要的。为了促进商业，政府必须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
金税。在商战方面，它将在两条战线进行，即增加中国的出口和减少中国的
进口。为了减少进口，他主张中国制造现代商品和种植罂粟。为了增加出口，
他要求改进生产茶叶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丝厂。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
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在理论上处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底层。特别是，应该把商
人看作绅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
郑观应作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
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自然会回国去。与有争论的和花钱的
军事自强计划相比，“商战”是一条同西方竞争的比较容易而有效的途径。
郑观应举出了日本近代史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最初，日本和中国一样，遭受
① 《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39、144、147 页。
外国剥削。但是，自从日本振兴商业和工业并认真地同西方进行竞争以后，
它不仅能够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实际上还能从中获利。郑观
应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商业竞争的世界；①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
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们可以断言，郑观应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就在
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②
“商战”是与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 年逝世）的“耕战”的政策
相类似的战争策略。为了达到利用商业作武器的目的，在十九世纪末需要有
更广泛的结构：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交换、贸易章程、海关税率、条约、
设立领事馆和派遣外交使团出国。
国家主权观念
经济民族主义因政治民族主义而加强，后者最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国家主
权的意识上。为了保持这种主权，均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因为1860
年以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商务和谈判日益频繁，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
权和国家平等（每个国家享有平等主权）的观念。但是，中国的主权在条约
中受到了损害。条约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国处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国人
在谈判中总按照条约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利，如果有进一步的利益，他们又总
是抓住不放的。中国常常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
束缚。人们有感于此，终于产生耻辱心情，这便使人们进行具体的思考和作
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强烈地引起中国注意的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自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实行治外法权二十多年以后，1868 年文祥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如果外
国人放弃这一权利，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
他们企图保留这种权利，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把外国人和围绕治外法权的纠
纷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郭嵩焘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1877 年他请清帝尽快
废除这种权利，次年他和索耳兹伯里勋爵讨论过这个问题。八十年代中期，
他的继任人曾纪泽强烈要求总理衙门积极正视这个问题。他在题为《中国先
睡后醒论》一文中，要求中国人尽快取消治外法权。事实上，郑观应早在1881
年以前就已经批评了西方人的法律权利。①
虽然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思想，但是最初没有中文专门名称。王韬是
最初提到它的学者之一，他使用了“额外权利”这样的说法。但是，黄遵宪
使用的“治外法权”成了它的标准名词。九十年代初期，陈炽也讨论过这个
① 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载《清华学报》，第8 期第1—2册（
1970 年），第
373—425 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 第35—43 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
卷1 第1 页；卷2
第37 页；卷4 第56—57 页；卷7 第19 页；卷8 第32 页；卷8 第53 页。
② 关于郑观应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背景，见郝延平：《中国商埠的“新阶级”：买办商
人的兴起》，载
《商业史评论》，卷44 第4 期（1970 年冬）第446—459 页。
问题。他们都列举了治外法权给中国造成的有害影响，要求以公义之名废除
它。①
正是这种渐渐炽烈的愿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国的法律制
度。郭嵩焘在1877 年，何启和胡礼垣在1887 年，郑观应在1892 年，宋育
仁在1895 年都认为，传统的中国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严。此外，由于权绅
的干预，法律也不能严格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争辩说，甚至中国人
都不能容忍它，外国人自然不愿意受制于中国法律。因此他们建议改善监狱
条件，废除斩首和肉刑，用劳役代替监禁。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只有在改
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②
与中国主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规定的关税税率问题。1878 年，即最初
的条约关税税率确定以后三十三年，御史李璠论述了进口关税率太低及其对
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八十年代，曾纪泽就英国进一步干涉中国关税章程问
题，向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过抗议。1889 年曾纪泽在和日本驻华公使讨论中
国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条约时，指出获得关税自主应该是两国恢复国家
主权的第一步。1884 至1892 年间郑观应曾三番五次评论过这个问题。他论
证说，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如何，首先应该有权控制自己的关税率。
他明确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保护关税方针。①
另一个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是最惠国特权。这是1843 年与英国
签订的虎门附约第一次承认的。从此以后，它成为条约制度中的普遍特征，
使中国权利受到巨大损害。1879 年曾纪泽在英国和巴西驻英公使谈话时，抱
怨最惠国原则不符合国际法，说明中国迫切希望从条约中废除此款。同年，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讨论了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他认为它们是
条约里最有害于中国的两条条款，主张应设法予以废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论
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已由李鸿章转送给总理衙门考
虑。②
国际法（主权国家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到
了。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命令把瓦特论文中的国际法部分
摘译出来，但是还没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国际法著作。1862 年丁韪良着手翻译
沃顿的《万国公法》，总理衙门经过仔细校订，在两年后予以出版。恭亲王
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 第25—26 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7 第21—23
 页。陈炽：《庸
书》，卷7 第4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683—684 页。何启和胡礼垣：《新政真诠》
，第11 页。郑观
应：《盛世危言》，卷4 第8 页。宋育仁：《时务论》，第3、8—9页。
① 《洋务运动》，第1 册第116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4、306—307 页。
郑观应：《盛世
危言》，卷3 第1—3页；卷4 第9 页。
② 《洋务运动》，第1 册第165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 页
。薛福成：《筹洋
刍议》，序和第1—2页。
和文祥对此书评价甚高，分送了三百本给地方当局参考。掌握了这种新知识
以后，恭亲王于1864 年成功地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国领海
的丹麦船只。另一个例子是1875 年在解决马嘉理案件中引证了沃顿的著作。
③
1869 年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以后，他和一些汉人与满人同事翻
译了另外几种著作，包括布伦奇利的《国际法汇编》、伍尔西的《国际法研
究导论》和国际法研究所编辑的《战争法手册》。这些著作对一些官员产生
了影响。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焘，1877 年1 月他在赴英途中对国际法作了好评。
伊犁危机期间，他在1880 年上奏时，指出对崇厚的处分太重，应该按照国
际法则来处理。同样，李鸿章引证国际法，强调两国之间即使爆发战争，彼
此也不应该侮辱对方的外交人员。①
与翻译著作在中国官员中产生影响的同时，通商口岸的商人-学者直接
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国际法知识。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改革派买办郑观应。②十
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已高度重视国际法，以致他在其论述改革的著作《易言》
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版本中，郑观应进一步论述了
国际法的原则和用途。
马建忠七十年代在法国研究国际法，回到中国以后他在国际问题上给李
鸿章提供过宝贵意见。1884 年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以前，李鸿章派马建忠赴上
海按照国际法安排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队卖给美国旗昌洋行的事宜。这次
安排是成功的，因为这些轮船在战争期间没有受损失，战后按照原议由中国
人买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启超、陈虬和涂儒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
对这个问题作了评论。③为了实行国际法，1893 年陈虬倡议设立一个包括所
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他预言他的建议将在三十年内成为事实。④
均势论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虽然被认识到了，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弱国—
—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则是另一个问题。按照某些开明士大夫的意
见，答案在于恰当地利用均势的原则。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
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1 年）的小
小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因此，他们强烈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 第25 页—26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
第13 页。
①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5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574、
863 页。李鸿章：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 第14 页。
② 关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他作为买办商人背景的对照，见郝延平：《改革派买办郑观应
》，载《亚洲研
究杂志》，卷29 第1 期（1969 年11 月）第15—22 页。
③ 《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54—155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
5、208 页。1898
年毕永年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协会。
要求中国及其朝鲜和安南（越南）等属国也采取这种政策。
在巴黎研究国际法的马建忠，1878 年详细阐述了西方的均势理论及其发
展史和实际价值。马建忠从巴黎写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
该信预定呈交总理衙门（大概是由李鸿章送交）。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势力的
鼓吹者就是李鸿章本人，他在七十年代写道，日本人的到来虽然是令人不快
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牵制西方在华势力的一种力量。八十年代，为了阻止外
国人的进一步侵略，他试图使西方在华势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 年以后，
士大夫中间继续有人鼓吹这种政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张之洞。①
李鸿章在他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这一原则。到1879 年，他
决定开放朝鲜，让它与西方进行贸易和开展外交。李鸿章在致一位朝鲜高级
官员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历史即证实了西方互相牵制和
平衡理论的价值。朝鲜面临日本的侵略，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李鸿章继续
说道，朝鲜或许敌不过日本，但是如果朝鲜决定向西方贸易开门，日本对朝
鲜的影响将受到西方列强的牵制。②1880 年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试图让一位
正在东京访问的朝鲜官员牢记，西方国家有一套均势体系，如果朝鲜与西洋
诸国签订条约，这种均势就会保证朝鲜的和平。①这表明西方国际体系的观
念正被采用，以适应清朝对朝鲜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
年，许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怀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内，建议朝鲜应该仿
效比利时和瑞士这些欧洲小国，它们的独立由于均势的原则而得到大国的保
证。②
曾纪泽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即开放中国的属国，让它们与西方列强
进行贸易和外交。1883 年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加剧但还没有爆发
军事冲突时，曾纪泽极力主张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势政策。曾纪泽指出，这种
“开门”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③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强大到能抢走羊
羔，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
平。少数中国文人从1878 年的柏林会议获得这种思想，那次会议迫使俄国
让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从而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例如，马建忠从
巴黎写回一封信，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
但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中国能否同强大主权国家结盟而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 第10—11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 
第42 页；李国祁：
《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卷5 第18—19 页。
① 朝鲜公使金弘集回答说，他在《万国公法》（沃顿原著，丁韪良译）一书中见到了“均
势”一词。见国
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第177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 页。
③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4 页。
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答复是肯定的。七十年代末他引证的例子表明，
合作和结盟是处理对外关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郑观应主张同
美国结盟，张焕纶主张同英国结盟，这便是他们对结盟理论的应用。①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13—14 页。郑观应：《易言》，卷2 第13 页。张焕纶的
建议见之于曾纪
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 第8 页。也可参看坂野正高：《留法时期的马建忠——
对外交和外交官
制度的两份意见书》，载《国家学会杂志》，卷84 第5—6期（1971 年）第257—293 页。

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840—1895 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
且在1860 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四十年代的
“闭关”政策变成六十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但是，现代
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在八十
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
风靡一时。同时，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1840—1860
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
更加有力的观念。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
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
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它开始于四十和五十年代魏
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 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
上进行模仿的活动。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象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
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
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
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到
1860 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
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
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七十年代和
八十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九十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
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
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
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
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
重实际了。①
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
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
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
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
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
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
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
① 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 第7 期（1960 年4 月）第26—2
7 页。
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
化。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
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
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
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
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
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七十
和八十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
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七十年代以
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
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
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
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
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
“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
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
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
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 译）
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
到1868 年捻军之战结束时为止，一种新的军队已经作为捍卫清朝安全
的主要屏障而出现。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则通称为
勇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全帝国的这种军队统逾三十万人。其中包
括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的余部，重新恢复活动的左宗棠所部楚军，以及李鸿
章所统率的淮军。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较小的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和
川军。①比起其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总的特色就是它们使用更多的西方武
器，因此维持它们的费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们出于军事目的而利
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派集团的感情。勇营的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在它们的上下
级之间、官兵之间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在这方面，它们确实不同于清帝国
的传统军队，即八旗军和绿营军。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三百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
予田产。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十八世纪初年
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至五年须在各驻地
之间调防。①十九世纪中叶总数约六十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
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但
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四万士兵
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一万二千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
②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
三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
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
人关系。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
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③
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
① 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
曾国藩1866 年1
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 第35 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
略》（卷4 第8
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 第37 页，卷4·9 第16 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
编：《豫军纪略》，
卷1·3 第11 页；卷5·10 第10—11 页；卷12·22 第5—6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
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
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 页。
① 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 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中
国的兵制》，载《亚
洲历史杂志》，卷8 第2 期（1974 年）第136—141 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
大臣等年表》。
②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 页。
③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179—181、213—220、237—244 页。江忠源：《江忠烈公
遗集》，卷1·2 第
4 页。
各营的营官。每个营官带兵约五百五十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
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约十个人组成一个什，这十个人通常也由
什长自己挑选。曾国藩于1868 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
制度，他写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
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①只要清帝对任命文武官员的大
权（包括控制省一级的高级职位以及授予值得艳羡的绿营兵官衔和勇营的各
级职务）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够使这些新式军队在中国境内实
现它的目标（见上卷第九章）。在一个武器、战术和辅助兵种不断进步的时
代，这种其主要力量来自宗派集团效忠精神的武装部队，能应付中国的新的
国外挑战吗？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批准了（甚至是倡导了）一系列训练计划，
这些计划通常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因为它们希望看到清朝能够强大到足
以保卫通商口岸和贸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却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弃八旗军和绿营兵。虽然它们用处不大而又花费不小，但
维持这两种部队似乎比改进勇营更重要。例如，对北京的八旗军就曾经做过
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装起来的神机营是文祥等人1862 年创立的，
它由约五百名旗人训练，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过
英国军官的使用现代化小型武器的训练（见上卷第九章）。神机营最初只有
约三千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亲王于1865 年被任命为主管神机营的
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扩充。按照清帝的命令，从北京的八旗各部队抽出总数
达三万人跟这支新式军队一起接受训练。对官兵的考绩权也从原来的统领手
中移交给了醇亲王。②
但是，神机营没有进一步扩大队伍。醇亲王也没有充分利用机会来进行
西式练兵。1865—1866 年，他同意从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队约五百人的两队步
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训练，但他拒绝了恭亲王的被保护人崇厚关于
八旗骑兵也要接受西式训练的建议。他唯恐这些兵士会玩忽其所素习的技
艺，所以只让很少的骑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训练。1869—1870 年英国人的训
练计划只有三位外国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胜军中服过役的薄朗统领）在实
施，但这时已不得不终止下来。拥有三万人的神机营守卫着京师，①但在1870
年当紧接天津教案之后对法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勇营中的二万五
千人不得不被调集来加强直隶的防御。李鸿章的部队奉命驻守在大沽与北京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第18—19 页。
② 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 第8—9页。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 册第475—479、484—491 页。神机营核心部队
总兵力似保持为六
千人之数。迨至1881—1882 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三千五百名步兵，二
千名骑兵，五百
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 第21—22 页。
之间的中间一段，远至诸如杨村和河西务等城镇。②北京的安全现在只能指
望汉人的忠诚了。
在清帝国的其他地方，八旗戍军虽已声威大逊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们
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但是显而易见，满人的力量已无恢复之望。在广州，
清帝国官员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训练清军使用现
代武器。从1863 年开始，用广东省当局购买的装备，有三百六十名八旗军
由英国人进行训练，三百名八旗军由法国人训练。在满族军官的统一安排
下，还有五百三十一名地方绿营兵接受英国人的训练。广州的这项训练计划
只实行了三年便停止下来，因为那时满怀失望的外国领事们要求撤回欧洲教
官。③
与此同时，满族官员已很难在法定守卫地点恢复八旗戍军了。1867 年，
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个中心地方，回民之乱后只有一百五十名八旗军幸存
下来；他们最后不得不被转往内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国本部的十二个驻防城
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属住在被隔绝的地区，士气低落，和在满洲的所有八旗
军一样：又穷；又吸食鸦片；还总是被上司克扣帝国发放的薪饷。①
由于八旗军的力量已很难恢复，清廷想继续加强仍被兵部和户部所控制
的绿营兵。崇厚关于让英国人在天津施行训练的计划，事实上训练的绿营兵
多于训练的八旗军，而从受训的绿营兵中产生了五百人的“洋枪队”，它在
对捻军的作战中证明是管用的。在这同时，在1863 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
前湘军将领刘长佑，则建议重新训练约十五万名直隶绿营兵，而不用对原来
的军队编制大事更张。汛兵每五百人组成“营”，以便在全省的七个中心地
点施行定期训练，但兵丁被准许在两次训练的长期间隙中返回原汛。②
1866 年，恭亲王奉旨批准给予刘长佑总督以更多的财政支持。从各标抽
调出来的兵就被编入刘长佑所指挥的六个中心。这种新编军队称为“练军”，
即经过重新训练的[绿营]兵。户部最初从天津海关拨款十万两充新训练计划
中的军火费用。但在1867 年1 月，恭亲王的反对派、户部尚书罗惇衍上疏
攻击这个计划，而这一批评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欢迎，因为一道上谕急剧
地削减了这个新计划的开支。③直到1868 年捻军骑兵进犯直隶使政府创巨痛
深，接着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才又为练军制定了新计划。当清廷内
部因中英修约引起外交政策大辩论时，曾国藩刚好来到北京，他致函李鸿章
说：“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满族两派人士都
② 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 第1
0 页。
① 《皇朝政典类纂》，卷333 第11 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
25 页。
② 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 第7 期（1967 年7 月）第
216 页，文中摘
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 第10 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 
第3、21、31—37
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 第18—19 页。
信任曾国藩，使他能对绿营制度的调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国藩讨论
过这个问题。①
曾国藩把勇营的方案应用到绿营兵中来，虽然他还没有获准放开手来从
更根本的问题上大搞革新（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立场之
故）。1869—1870 年，他建议对新成立的营不予更动，它们的官兵可以从各
省较大的绿营标里挑选。此外，这样挑选出来的兵丁和下级军官的品质和表
现应受新的营官的考核，和勇营的办法一样，这些营官每人负责五百五十人
左右。与传统办法最大的不同之点是，曾国藩想使营官有权替换不合意的兵
丁，而从直隶省的老乡（包括那些没有注籍在世袭绿营兵家庭中的人）中招
募新兵。②营官本人也是由绿营兵高级军官——即将军或总兵——挑选的。
由于要贯彻回避法，将领们——以及事实上绿营的各级军官直至把总——都
必须是外省人。虽然这些新训练出来的绿营官兵不象勇营那样有同乡的关
系，但曾国藩希望练军的中级军官至少能够服役较长时间，并能够与练军的
统领建立亲善关系。关于支付练军官兵薪饷的条例由曾国藩起草，而于1870
年4 月由清帝予以批准，它规定的薪饷比一般绿营兵的同级官兵的薪饷要优
厚一些。但曾国藩避而不谈要修改整个绿营兵制，以淘汰军队中无用的人
数。他希望为练军开辟新财源。③
事实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准其他一些省的官员的建议，即某些绿
营兵抚标可以裁减，把节省的经费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绿营兵的薪饷和武器
上来。1867 年以前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就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改编了福建的绿
营兵，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 年把他的抚标从一千六百人减为一千
人。①（见上卷第九章。）丁日昌还很认真地想把他这直接指挥的一千人变
成普遍改革江苏绿营兵的核心，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他在1870 年离
职丁母忧去了。
清帝从曾国藩的建议中看到整个绿营兵制有可能保存下来并加以改造
的希望，便在1871 年通令各省，必须把各该省勇营兵力裁汰到八千人以下，
只有江苏和直隶这两个战略省份除外。②关于勇营的这一主要方针虽未严格
执行，但那些紧跟诏旨的省一级官员们现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来迎合每个省
的绿营兵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左宗
棠和丁日昌为例，裁减了一些标的兵力，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说筹措到了留下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 第2 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 第28
56 页，1869 年2
月27 日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第19、36 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 第17 页；卷19 第16—21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
自强运动》，第
186—187 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 第4、8—10 页。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 第9、505 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
估价》，载《清华
学报》，卷10 第2 期（1974 年7 月）第217 页。
来的绿营兵的薪饷。其他一些省份（如山东、河南、山西及湖南）则完全照
搬曾国藩在直隶的办法，从绿营编制中抽出人员来组成练军各营，而这个办
法在1873 年被兵部认为是应予优先考虑的。③清廷并不反对勇营军官进入绿
营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给予承认的制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许多勇营军官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授予了绿营军官的荣誉衔。他们中间更多的人
现在获准填补绿营中的实缺，从把总直至省的将军都可补缺，这些职务仍归
兵部控制，而高级将领的职务则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国藩的练军条例给各级绿营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员当然仍旧留
职未动。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绿营兵总数仍在四十万人左右，每年
需费六百余万两银子来维持这支军队。①从朝廷的观点来看，这一巨额开销
也不是全然付诸东流，因为得到重新训练的绿营兵装备了比较现代的武器，
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因此它在十九世纪的余年中维持住了一般
的国内安宁。②但是如果发生大战役，例如反对陕、甘、新疆的回民战争（更
不用说对欧洲列强或对日本的冲突），勇营可能继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
工具。
但是，勇营的组织原则依然不适应现代的军事实践。尽管官兵之间存在
着个人的亲睦关系，但勇营等级制使中、上级军官能获得不直接参加战斗的
特殊身分。要使营官——甚至哨官——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参加西
式训练，是极端困难的。自从1862—1863 年以后，李鸿章曾经希望他的军
官们能从西洋人那里学到一二秘密方法，③但除了给予原在常胜军中接受外
国教官训练的少数士兵以军官身分（如罗荣光和袁九皋）外，李鸿章的方法
只是使西洋教官训练他的洋枪队中的士兵。1864 年后仍然留在淮军中的少数
西方人，包括变成了清帝国臣民的法国人毕乃尔在内，都不能对军官或士兵
进行广泛而系统的教练。很明显，中国人对西方战术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
面效用，是持保留态度的。戈登在1864 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军官们很赞
赏外国式的步兵方阵，“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排成这种阵势”。中国人
“承认我们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的步兵要先进得多”。除此以外，
勇营军官虽然承认西方炮兵的价值，但不想学习炮兵操练。戈登说，他们甚
至不想学习“喊口令”。①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326 第6—8页。
① 见恭亲王1884 年1 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 页。
又见张佩纶：《涧
于集》，卷6 第10 页。
② 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 页（注70—73）。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
在《宫中档光绪
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 第302、664、667 页；卷3 第172、318、32
3、399、445、
518、753 页。
③ 邓嗣禹与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 页。
① 戈登档案（英国博物馆），Add.MSS.52，389（1864 年8 月26 日）；52，393，“关于
英帝国势力范围
中国人能够同时接受西方的帮助而又保持自立吗？另一方面，不接受外
国的训练，勇营兵也能学到现代战术要求必须具备的军纪和技艺吗？凤凰山
（距上海二十五英里）训练计划的始末就暴露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凤凰
山训练计划是常胜军解散后不久由戈登在1864 年5 月提出来的。②英国公使
和上海领事很热心地赞助凤凰山训练计划，它也得到总理衙门“口头保证”
的支持，李鸿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对此表示欢迎。李鸿章在1864 年6
月拨了一千三百名淮军（由二、三名最好的军官带领）给戈登。
英国人对这个计划感兴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认为已经衰败的满人政府
不可能进行集中领导的戈登，主张英国人应该帮助发展一支中国军队，但要
“通过抚台，而不是通过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③英国公使卜鲁斯虽然
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对清政策，但也相信应该给予中国人以军事援助。但是，
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态度，使李鸿章警惕起来。巴夏礼本来只希望
所训练的中国军队能够保卫上海，使那里不可能再继续出现骚乱。他也嫉妒
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还在上海附近保持着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小小训练营
（这些中国军队直到1865 年中才归还给中国当局）。所以李鸿章责怪巴夏
礼想“揽我兵权，耗我财力”。①
可是在1864 年底，戈登放弃了这项训练计划而返回英国。李鸿章不得
不接受巴夏礼的提名，任命英军的杰布中尉为凤凰山的新任教官。在标明日
期为1864 年11 月的一份协议中，巴夏礼接受了李鸿章的交换条件，即淮军
将领潘鼎新应对中国官兵的任免、薪饷和装备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训练计划
应从海关收入中拨款。杰布的职责只限于训练和教课，包括监管也由中国人
支付薪津的十五名外籍教官。可是，杰布被证明是一个不好的人选，他经常
离营外出，而当他上班时他又死扣《英国步兵操典》，毫不通融。②1865 年6
月，李鸿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隶边境防止捻军的进犯，所以他毫不犹豫
地命令潘鼎新从凤凰山带领一整营军队（外加在那里受训的三百名炮兵）北
上。巴夏礼领事提出强烈抗议。虽然李鸿章同意以其他淮军部队代替凤凰山
的这八百五十人，但他这时已不再相信凤凰山的训练计划，一再驳回了关于
扩充此计划的要求。
凤凰山训练营后来的事态的发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国与西方的摩擦以及
外国教官与淮军本身这两方面的弱点。1865 年7 月杰布中尉被调回英国，上
的秘密备忘录”（1864 年）。
② 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 
第2 期（1976 年）
第195—223 页。
③ 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 年6 月19 日。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27 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 年7 月指出，由
于戈登负责训练计
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 第21 页。
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 第10—11 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
6—527 页。
海道丁日昌马上设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兹坦利取代了他。英国领事坚持应任
命一位英国现役军官，但被驻北京的公使馆驳回。文兹坦利的为人通情达理
而小心谨慎，但他缺乏足够的权威，他的平庸的洋员教官们也未能获得士兵
的爱戴。至于勇营军官们的行为则很遭人非议。虽然哨官们在阅兵和显示军
容时总是在场，但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实际训练。不仅如此，他们和他们的上
司还在发饷之日从各哨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五十块墨西哥鹰洋以
中饱私囊。文兹坦利很赞赏士兵们在步兵、榴弹炮和火箭炮训练中的熟练动
作。但是，与八旗军和绿营兵中的情况一样，凤凰山勇营的许多官兵也都有
鸦片烟瘾。士兵们还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①他们不时对外国人表示不满：
训练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 年6 月）的影响而被搁置了起来。但在恢
复了例行训练以后，士兵的愤怒又转向腐败的勇营长官，这表明勇营制度官
兵的融洽关系还是存在着局限性的。由于军官滥用权力，包括一位营官施行
过不公正的惩罚，1872 年爆发了两次兵变。②1873 年5 月，在经过了九年并
且花费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之后，这个计划突被停止执行，尽管英国领
事提出过强烈抗议。凤凰山曾被一英国军官形容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位
于英国的汉普郡，为著名的陆军训练营地——译注）”，事实上那里从来没
有训练军官的计划，不过它确实训练出了一大批淮军士兵来使用现代武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清军确已获得了在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镇压
叛乱的能力。但他们是否能够对付沿海的外国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够对付西
北或中亚那些艰险地带的叛乱，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①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 第8 页。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 及492，文兹
坦利的报告（1868
年11 月20 日及1870 年1 月13 日）。
② 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 年1 月6 日）。
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
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
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
-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
部，云南的回民叛乱（1856—1873 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
的回民叛乱（1862—1873 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
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
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
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
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
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
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
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
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
子纲，夫为妻纲）。①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
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
高。但从1762 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
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
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②这种反回民的法律
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
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
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
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
常左袒汉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 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
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
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
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
开始蔓延开来。1856 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
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
① 特别见金天柱：《清真释疑》，第1、4—5、17、19—21、25—28 页。
②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 页。
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
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1828—1873 年）于1856 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
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
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1832—1891 年）率领，
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
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 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①
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1794—1874 年）的
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
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
（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
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
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
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①马德新曾在1863 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
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
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
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
了脚跟。1867 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
龙（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
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 年2 月到达叛
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
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
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
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
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
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
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
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
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
1871 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
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
1872 年4 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
①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36—184 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
的叛乱者变成了变
节者》，载《中国论文集》，20 期（1966 年）第86—118 页。
① 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 第15—24、36—40 页；卷2 第1—2页。
王树槐：《咸同
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 页。
② 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88—113 页。
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杜
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
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①
陕西和甘肃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
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
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
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
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
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两省作
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而且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
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
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
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
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可
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
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象纳赫什
班迪教派和哈迪里
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它们的谢赫们宣称
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kirāmāt），象治
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wal
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的权威就变得是不可争议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
地就会变成一处圣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旅行家贝柳访问过喀什噶尔
附近纳赫什班迪一个支派白山派的创建者圣哲的坟墓。在阿法其和卓们于十
八世纪中叶被清军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师的坟墓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香
客。①阿法其和卓们以浩罕为避难所，从那里接连三代人都挑起暴乱，并发
动圣战想恢复六城地区（见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①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 册第8 页；第2 册第106、111—131 页。王树槐：《咸同
云南回民事变》，
第118 页注22。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164—189
 页）。参照田
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4 期第141—15
0 页。
① 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34—538 页。贝柳：《克什
米尔和喀什噶尔：
1873—1874 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321—327 页。
与此同时，苏菲派的一种以“众礼时高声念经”（dhikr-ijabrī）著称
的教仪被马明心传入甘肃的纳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马明心是十八世纪的回
民，曾旅行去过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岛。马明心信奉一种口头的精神锻炼，意
在摒除一切心中杂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乡后，即于1761—1762
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极东部，距甘肃首府兰州不远处）的撒拉族中传教。他
的徒众中间彼此通用“者赫雷叶”一词作为认宗的标志，此词几乎可以肯定
为gahriyya（高声唪经派）的音译，在二十年内，这一新教（与先前中国的
纳赫什班迪派的旧教发生争执，后者主张聚礼时低声念经以示虔心默祝）起
来造了清朝的反。马明心被打败并被处决，但被他的被迫转入地下的徒众奉
为圣人。到陕甘回民大叛乱于1862 年爆发时，他的衣钵传给了金积堡（属
甘肃省辖治的宁夏部分）的马化龙。马化龙是高声唪经派的信徒，给人预言
吉凶，治病，并帮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个孩子”。他的徒众们在忏悔
了错误行为后甘愿受鞭打。马化龙据说曾派遣了一些代表（海里飞，即哈里
发）和教师（满拉，即毛拉）去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远到满洲的宽城子。
①
但是，陕甘回民叛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云南的暴乱一样，东干
叛乱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会
联合起来挣扎图存。1862 年4 月太平军远征到陕西并于5 月中旬到达西安附
近，这就成了陕西省暴乱的催化剂。太平军被清军阻截于西安后迅速东移，
于5 月底进入河南，让渭水两岸处于混乱之中。汉民在官方鼓励之下组成了
地方武装队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县，做过县衙衙役的回民洪兴组
织了一支据说有三千人的回民部队。②5 月底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
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
迅即展开。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
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
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③
回民的传统是拥护陕西“十八大营”的领袖们。至少其中的三位领袖是
阿訇（宗教领袖）。叛乱者最初发展了三个中心：一是渭河流域东端潼州附
近的一些繁华市镇；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与甘肃接境的凤翔附近。①
叛乱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清朝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陕西巡抚瑛棨
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 册第311 页。佐口透：《十八和十九
世纪东突厥斯坦
社会史研究》，第559—579 页。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
（音）编：《第
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75—96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 第35、63—
64 页。
② 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5 第1 期（1965 年）
第135—137、141
页。
③ 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93—96 页。
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 册第311—312 页。
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该城市粮食供应几
乎完全切断的封锁。1862 年6 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
而臭名昭著的胜保（见上卷第九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驰援西安。但是，
胜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军行迟滞和严重的贪污行为使得他在1863 年1
月被免职。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 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
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
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②1861 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
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 年攻克了庐州。他的勇营被证明在对付回民
时同样有效。1863 年3 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
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 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
1864 年3 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
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起义的人
数众多的回民部队。
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似乎是回民首先
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 年10 月，
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
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与此同时，回民
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
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 年1 月北京为
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
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
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
马化龙的军事-宗教网络以四个地区为基地：金积堡本身；青海东部的
西宁，这里有许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肃南部的两块地方——河州（靠
近青海）和秦安（距陕西不远，在新教中心张家川附近）。①宁夏道一位能
干的汉族道台侯云登纠合了足够的绿营兵和八旗军以及团练，保卫灵州达一
年之久。但在1863 年12 月，马化龙的军队在他的儿子和另外几位新教的信
徒率领下，不仅攻占了灵州（据说有十万汉民在这里被屠杀），而且攻占了
宁夏府的各汉城和满城。马化龙这时显然已用汉人的称号，自称为统领宁夏
府和两河诸地的“大总戎”；这个“两河”指黄河和（它的）一条主要支流。
②马化龙有了这样的权威，就能任命管区下的府县官员，而对于日益增多的
② 除非另注出处，我们关于陕甘两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长的《1862—1878 年中国
西北的回民叛乱》
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① 特别可参看1863 年甘肃宁夏边境绅耆通过御史上皇帝的请愿书，载于马霄石：《西北
回族革命简史》，
第34 页。
②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5 第23 页。黄河的支流据信为湟水（见马修斯的《汉
英字典》条目第
徒众来说他却是一位圣人，同真主有特殊联系，能行诸般奇迹。
当然，甘肃也有许多叛乱首领并不信奉新教。1862—1866 年间活跃在甘
肃而其名字见于历史著作③中的七十多个回民头目中，有二十个人被认为是
马化龙的党羽。这二十人中包括了伊斯兰新教传教士和许多绿营兵的中级军
官。余下的人（包括最近从陕西来的十一位首领）中，有些已与马化龙结盟，
或者从他那里接受接济。比起云南的造反者来说，陕甘的回民领袖中很少有
马如龙那样死心踏地的变节分子。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证明是诡计多端的人。
1864 年年中，随多隆阿来到陕西的湘军军官雷正绾正转战于甘肃，他攻克了
固原和平凉，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肃中、西部之间的政府驿道被重新打开。一
位陕西的叛乱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绾，但在9 月当陕西回民重新包
围固原时，赫明堂做内应打开了城门，使他的教友赢得了胜利（而且连带地
赶跑了已经投降雷正绾的一支甘回人马）。一份现存的回民材料叙述说，赫
明堂在每次战役前都要朗诵经文并大声祈祷说：“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
守教门，一面打仗，一总是真主襄助。” ①1865 年2 月固原再度落入清军之
手，但陕西叛乱分子在赫明堂的领导下于10 月又夺回了它；还夺回了靠近
陕西的东南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踏地而有势力的变节者的帮助，清朝官员只好使用
安排“投降者”的办法，这实际上是把领土交到叛军手里。最显著的事例是
马化龙本人。1864—1865 年，北京命令它的两位最好的满族将领去攻击马化
龙在甘肃和宁夏交界地带的基地。这两位将领一为都兴阿，主要负责甘肃的
军事；一为穆图善，原是多隆阿属下的一名骑兵军官，现为宁夏将军。对宁
夏府两个城市的围攻长达一年之久，但并不顺利，穆图善也赞成接受马化龙
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议。都兴阿非常反对这个计划，所以只是在他调任为
沈阳将军后，穆图善才贯彻了他的接纳马化龙的方针。马化龙移交给清军二
十六门大炮，一千多支洋枪，一万多件刀枪。作为报偿，穆图善奏请除去马
化龙的叛民名籍，他说：“马化龙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如果派他去各地劝
说回民??即可不战而使诸地闻风归顺。”②1866 年5 月一道上谕批准了马
化龙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个保皇派的名字——马朝清。可是，他继
续巩固和扩大他的影响，而用不着耽心清军对他的攻击了。
与此同时，清朝在甘肃的有效统治正在瓦解。回民叛乱蔓延到了黄河以
西甘肃省那个状如锅柄的地带。1865 年2 月，凉州（今武威）一名绿营兵回
族军官粉碎了一次叛乱而控制了该城，3 月份玉门又发生了回民叛乱，它马
2289 号），它连接着青海的西宁和甘肃东南部。
③ 这两种著作均见上面255 页注2，以及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① 《纪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写成的残卷，由庞士谦译成中文），载《回民起义
》，第3 册第240
页及第1 页对面的图版。
② 引自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64 页。
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甘肃回民曾于4 月暂时占领了战略要地肃州，在
12 月份又占领得更久一些。有些回民又返回陕西，使该省再次出现危险。新
疆早在1863 年就已受到陕甘事变的影响，现在也处于内（因内部几个地区
有好多叛乱）外（即清帝国有来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新疆
中国回民举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其多样化的程度犹
如该地区的人种和语言那样复杂，也如它的地理和历史传统被隔裂分割的状
态那样互不相关。那里的清政府有许多弱点，而且直到1860 年为止，清王
朝在反对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语的追随者的定期圣战中只是勉强维持住
了六城地区的秩序。（见上卷第二、八章）汉人到新疆的移民越来越多，但
这种发展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在操突厥语的居民看来，中国的移民——
不管是不是回民——只构成了少数民族，而且也往往会变成反对新疆的清朝
统治者的颠覆分子。在清帝国的这一极西北领土上，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也都
面临着俄国在中亚贸易和政治中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现的事实。与此
同时，通过帕米尔和喀喇昆仑的新山隘正在努力勘探之中，因此新疆被英属
印度认为过于靠近它的北部边境了。①
中国本部回民叛乱的消息可能早在1863 年3 月就激起了伊犁地区的一
次回民骚动，但清军还能够很快把它镇压了下去。那一年的5 月，回民和汉
民在新疆东北的奇台爆发了战斗；那里的汉族农民和商人人数众多，而且那
里鼓励新移民的清朝当局对回民的课税采取了高压的手段。6 月份，六城地
区北部的库车爆发了另一场叛乱，其领袖是与玛赫杜姆家族非亲非故的热西
丁和卓。这场叛乱东边远及喀喇沙尔，西边到达了喀什噶尔。热西丁和卓在
阿克苏建都，称为突厥斯坦王。但在7 月份，热西丁家族未赢得叶尔羌的尊
敬，一个当地叛乱分子攫取了该城的权力，紧接着，一位柯勒克孜族出身的
伯克攻占了喀什噶尔以南仅约三十英里的英吉沙尔；在六城南部，一位操突
厥语的领袖自立为和阗王。
正在这时，在新疆东部作为清朝堡垒的乌鲁木齐，一位从甘肃来的东干
族阿訇妥明①（据说是马化龙的党羽）在清朝戍军中搞策反工作。妥明效法
甘肃回乱的榜样，他博得了乌鲁木齐绿营兵参将索焕章的效忠。索焕章的队
伍曾经打过与奇台回民发生械斗的汉族移民武装团队。索焕章在1864 年7
月发动一次兵变，杀死了满族将军并控制了乌鲁木齐汉城。妥明号为清真
王，而以索焕章为大元帅。妥明的部队攻占了沿玛纳斯河的几座城市，在10
月，乌鲁木齐的满城也投降了。新疆的东干人既不见信于清朝，也不见信于
① 妥明（妥德林）据信从甘肃河州来，在到达新疆之前曾访问过金积堡。郭廷以：《近代
中国史事日志》，
第1 册第449 页。
突厥人，他们的反应是在库尔喀喇乌苏与吐鲁番同时起事。12 月，妥明的一
位将军攻占了吐鲁番城。
1864 年11 月，统率整个新疆的满洲将军驻地伊犁也发生了暴乱。塔兰
奇人迈兹木汗曾当过阿奇木伯克，他领导的叛乱分子（多数是操突厥语的
人，也包括一些察哈尔人）包围了伊犁的两个主要城市，即惠宁和惠远。伊
犁戍军统领明谊在塔尔巴哈台与俄国人签订了边境条约，他刚从那里回来。
他与伊犁将军明绪一起向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求援。①他们准备长期被围，
因此他们甚至把要求通过总理衙门转交给俄国驻北京的公使；但一切努力等
于白费。清军英勇地守卫了这两个城市达十八个月之久后，终于在1866 年3
月被压倒。塔尔巴哈台也在同年4 月宣告失陷，它是在由一位阿訇率领并得
到哈萨克人帮助的当地回民的围困之后失守的。因此，新疆只有巴里坤-哈
密地区尚在清朝手中，但就是这个地区也受到了回民的侵扰。
与此同时，在新疆南部，张格尔的圣战（见上卷第八章）似乎也已在搬
演，但这只造成了一位也许是虔敬的、但手法很高明的篡夺者的崛起。满人
早在1864 年年中就已失去了对喀什噶尔的控制权，但有另外两支人马在争
夺这个城市。其中一支人马的头头是柯勒克孜人头目西迪克伯克，他为了争
夺控制喀什噶尔的权力，在1865 年初访问过浩罕以吁请援助。但结果并不
是浩罕的直接干预，而是张格尔的一个儿子——布素鲁汗——的卷土重来。
他只带了约六十个人，由曾在浩罕军队中服过役的一位将军阿古柏（约1820
—1877 年）率领。尽管这支部队人马不多，但喀什噶尔地区有大批人纠集在
布素鲁汗的麾下，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自认为是阿法其的圣裔。布素鲁汗不久
就强大起来，足以消灭企图在喀什噶尔建立控制的另外两支敌对人马。后
来，当阿克苏的热西丁和卓与叶尔羌的一位新统治者攻打这座城池时，这两
人都被阿古柏伯克组织的军队打败。在阿古柏于4 月份移兵去附近的英吉沙
尔并且打败了一支孤立的满洲部队之前，布素鲁汗不失时机地登上了汗位。
碰巧阿古柏不仅是一位干练的将领，而且是擅长弄权和用宗教来支持权
术的一位大师，而这二者在伊斯兰突厥斯坦是密不可分的。布素鲁汗马上感
到有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将军在身边是很不安全的，因而想方设法要搞掉
他。但是，阿古柏那时却与那位虔诚地看守阿法其陵墓的谢赫很友好，所以
后者拒绝和卓想把阿古柏革出教门的要求。这位富于心计的将军现在迫使和
卓移居英吉沙尔，使和卓在那里实际做了十八个月的囚犯。1867 年，和卓被
迫（或者被说服）离开六城，表面上是去麦加旅行。阿古柏攫取了喀什噶尔
的权力，称号为巴达吾来特（洪福之王）。同时他宣称，他已下定决心要对
妥明领导下的东干人发动宗教战争；因为东干人虽然也是逊尼派（正统的穆
斯林），但他们据认为是沙菲伊法学派，而不是喀什噶尔地方宗教当局所信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 年》，第27 页。
奉的哈纳菲派。①由于妥明的王国已把它的势力从吐鲁番向西扩张，所以阿
古柏有理由去征服和阗的统治者麻夫提哈比布拉以及阿克苏和库车的统治
者热西丁和卓，以便在1867—1868 年大力巩固喀什噶尔对塔里木盆地的控
制，因为这两个统治者曾征召东干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并且在其他城市欢迎
过东干人的援助。阿古柏也让布哈拉的艾米尔封他以宗教的称号：阿塔拉克
哈吉（护法神）。他因此拥有合法的身分；在他所统治的城市中他着手严格
地解释伊斯兰法律以加强这种地位。他还创办了许多附有捐赠土地的新的经
文学校。
阿古柏可能是一位真正虔诚的武士，因为他敢于到东突厥斯坦去攻击东
干人控制的城市，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他是这样的人。看来他在1869 年只在
库尔勒得手。但到了1870 年底，他接连攻占了喀喇沙尔、吐鲁番和乌鲁木
齐本城。在这最后一次武功中他曾得到一位非回民徐学功的帮助，后者是新
疆东部汉族移民的一位“团头”。借助于徐学功和妥明的心怀不满的过去支
持者，阿古柏的部队才在12 月夺取了乌鲁木齐。妥明投降了，并逃往马纳
斯河，最后病死在那里。可是，阿古柏的胜利是付出了很高代价的。据一条
材料记载，他的远征队伍在1867 年有二万人，经过新疆东部之战后只剩下
了半数。①但是，这次远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71 年6 月，俄国军队冲过
边境占领了伊犁，从而阻止了阿古柏可能征服西准噶尔的任何计划。
俄国侵占伊犁一事，要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因为它表明，新疆不再象张
格尔时代那样只是中亚的一部分了。新疆现在已处于清、俄、英三个帝国相
交的三叉路口上。特别是中、俄两国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对新疆的前途非
常关注，而当时俄国正力求得到保证，阿古柏的伊斯兰教热情不会使他去支
持俄国正在逐一加以控制的其他突厥斯坦国家。在阿古柏取得权力的时候，
浩罕、布哈拉和基发都在为独立作最后的挣扎。俄国在1865 年拿下了塔什
干，1868 年拿下了属于布哈拉艾米尔国的撒马尔罕。这一并吞趋势还在发展
之中：基发最后于1873 年降服，浩罕城也在三年之后变成了俄国城市。与
此同时，英国人虽然跟新疆的贸易依然很少，但也有其他理由使它对俄国人
的用心感到不安。造成英国人忧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俄国人也
同样确实不知道——通过喀喇昆仑山脉的大规模军事调动是不可能的。但英
国人对印度兵变记忆犹新，他们更耽心因俄国人的煽风点火——通过本地代
理人去接近克什米尔与阿富汗之间心怀不满的边境诸部族——而使印度的
局势可能不稳。英国希望新疆不要落入俄国人之手，而宁愿它成为对付俄罗
斯帝国的缓冲地带。②
阿古柏也很警惕他的处境的危殆，但他对他本人和对突厥斯坦其他穆斯
林邦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他早在1868 年就派遣了使节去印度和俄国讨论
① 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载《中亚杂志》，第6 期（1961 年）第145—148 页。

①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61—62 页。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第14
9 页。
贸易的前景，并且吁请承认他的国家。1872 年俄国军队已驻在伊犁，他认为
有必要同俄国官员签订一项不给予外交承认的商务协定。俄国贸易就在所规
定的值百抽二点五的低进口税率下繁荣了起来，这时阿古柏却表示不满，把
行为不轨的俄国商人收监，并断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为了防备万一，他开
始努力争取英国和中亚以外诸伊斯兰国家的援助。
阿古柏可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已与奥斯曼苏丹国有接触，但直到
1873 年土耳其帝国政府才公开承认他的王国。他被封为艾米尔，也就在那一
年苏丹-哈里发给他送来了一份礼品，计三千支来复枪、三十门大炮和三名
土耳其军事教官。与此同时，探险者纷纷来到喀什噶尔，1868 年有R.B.肖
的到来，1870 年有福赛思等人的到来，这些访问引起了英国人对阿古柏国家
的热情。福赛思在1873 年再次被派来喀什噶尔，他送给了阿古柏几千支英
属印度兵工厂制造的旧式滑膛枪。1874 年初，他同艾米尔签署了一项商约，
并且对这个新兴的喀什噶尔国家给予了外交承认。在伦敦，亨利·罗林森爵
士在1875 年新版的《英国与俄国在东方》一书中写道：英国“要在奥克苏
斯以北挑起大规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原文如此）运动”，比俄国挑动印度
的穆斯林会容易一些。①但亨利爵士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不是俄国，而是
中国粉碎了阿古柏的王国。
① 引自V.G.楚尔南：《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政治，1868—1878 年》，载《剑桥历史杂志》
，卷11 第3 期（1955
年）第328 页。又见徐中约：《伊犁危机》，第34—35 页。
清朝在陕西和甘肃的胜利
在清帝国军队能够开进新疆以前，他们必须先打败陕西和甘肃的回民。
1867 年当阿古柏伯克在新疆建立他的汗国的时候，左宗棠还在征募新湘军
（楚军），在为打败中国本部的东干人而筹措军费和安排交通运输事项。陕
甘之役花了他差不多七年时间（1867—1873 年），而他的部队参加新疆的实
际战斗只不过用了两年时间（1876—1877 年）——不算漫长的准备时间在
内。
左宗棠在1867 年7 月到达陕西以后，他又不得不为了捻军之战而离开
陕西十个月。在此期间，左宗棠的助手刘典作为钦命陕甘军务大臣，已清除
了从甘肃折返的陕西南部回民叛乱分子。陕西回民现在在董志原筑垒自固，
此地是甘肃东南部的一片肥沃平原，他们的“十八大营”从这里继续派人马
四出侵扰。与此同时，在它的北边一些地方，新教领袖马化龙自从1866 年
投降清朝以来，已把金积堡建设成为经济和军事基地。马化龙的徒众包括长
期在甘肃和内蒙包头之间做买卖的回民商人，他们做买卖时使用商队驿道以
及向东航行到河套的皮筏。马化龙本人拥有两家字号，而且在他的许多徒众
的企业中有投资。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能够控制蒙古和甘肃南部之间的整
个贸易。①可是，他的兴趣是在宗教和军事方面。他甚至从归化城（今呼和
浩特）购买军火，并且把它们送到甘肃的其他一些新教中心去。马化龙也同
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做生意，他卖出马匹和军火，购进粮食。当左宗棠1868
年11 月返回陕西任所时，他相信马化龙不仅与新疆有联系，而且对“大漠
南北”的蒙古也有打算。①
左宗棠在甘肃的进攻准备已接近于完成。他的一些老军官已经从湖南给
他征募了一支新部队，总数约五万五千人。此外，曾国藩已在1867 年把他
唯一的一支尚未解散的湘军队伍约一万人调来陕西，由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刘松山率领。清帝还调拨了另外一些军队供左宗棠指挥：即黄鼎统率的川军
一万人，郭宝昌统率的皖军七千人，张曜统率的豫军六千五百人。这些军队
都有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实战经验，其中有七千五百名骑兵，他们加强了左宗
棠自己搞到的五千匹马。②可是除了聘用吉林省的满洲军官来训练他的骑兵
以外，左宗棠似乎很少注意操练他的部队。他很欣赏刘松山的部队擅长队形
操练和精于射击。但左宗棠根据自己在太平军叛乱时期的经验，深信取胜的
① 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 期（1959 年）第13
2 页。《左文襄公
全集·奏稿》，卷30 第66—67 页；卷37 第64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3
6 页；卷11 第
32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 第18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23—26、
52 页；卷11 第
10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05 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
52 页。
两个要素是士兵的勇敢和充足的给养。他只是在叛乱的后期在他的军队中一
度试行过西洋操法，但他觉得喊口令不能用于士兵的大队形。左宗棠虽然用
西洋火器装备了他的军队，不知何故他却认为，练习打靶十天，一天两次，
就完全可以送部队去打仗了。③幸运的是，在他即将在甘肃展开的攻势中，
他所进行的战争也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虽然地形比较险要，但主要仍是
进攻栅寨和城池——这与对太平军的作战毫无二致。可是，左宗棠很珍视攻
城大炮，他有几位老军官曾学过如何使用它们。
左宗棠也得到了要解决他的财政和后勤问题的保证。在饱受战祸的陕西
和甘肃两省，食品匮乏，物价腾贵。左宗棠定下了一条规矩：必须有三个月
的粮饷在手，他的部队才能打大仗。①不仅军火，甚至大量粮食也得从其他
省份运入陕西和甘肃。左宗棠为了筹措给养，明确地要求北京同意从古以来
历代王朝所通用的一个惯例：即以东南之资源，供西北之军需。1867 年，清
帝要求东南沿海五省对“西征饷项”每年助银三百二十四万两。这款项在清
代财政上称为“协饷”，但只实行于这些省份已经征足北京或其他省份需要
的各种捐助饷额之后。②左宗棠早在1867 年就谋划促使各省提出满足其军事
需要的定额。他要求清帝并得到清帝批准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安
排；这笔贷款由通商口岸各税务司担保，并经各省巡抚加盖印信批准，限期
由各省还款给外商。1867 年5 月，左宗棠驻上海的代理人胡光墉（约1825
—1885 年）就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两的洋商贷款。但是，在同年12
月当左宗棠要求在同样安排下再次借贷外债二百万两时，清廷反对胡光墉所
开出的高利息，而只批准了此借款的半数。四个口岸的税务司奉命借给左宗
棠要求的余下的一百万两，不付利息。③因此，左宗棠暂时不得再向外商谋
取另外的借款了。但是为了应付他的需要，清廷立即筹措了每年总数达六百
二十四万两的“西征饷项”，增摊了原来五省承担的定额，还要求另外两省
也予以捐助。其中大多数省份并未迅速解足它们的饷额。但是，左宗棠确从
这些省份平均每年收到了四百万两（从左宗棠最初于1866 年9 月被任命来
陕甘就职起到1874 年2 月止）。④
1867 年，甚至在他抵达陕西以前，左宗棠就已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两个
局，承办军需。在西安他建立了一个衙署向各战区分配给养，设立了另一个
衙署以保持与其他省份的通讯联系。在上海弄到的军火用外国人的汽轮运往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 第45 页；卷14 第48、55 页；卷16 第27 页。《左文
襄公全集·批札》，
卷1 第34—35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 第17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2—119 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
再估价》，第204
页注58—59。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220 第26—27 页；卷244 第19—29 页。
④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3—114 页。
汉口，再用帆船把它们和其他给养溯汉水运往陕西边境，然后经陆路运往西
安。在四川购买的大米则用木船沿嘉陵江而上送往陕西的兵站。供应给陕北
山区部队的粮食则来自山西或内蒙古的归化。给陕北和宁夏的军火是经由天
津首先运到归化的。左宗棠不想使他的运输系统成为沿路地方当局的负担。
他的代理人和护航队押送着每一起货运，而每一个搬运工或车夫都应该是车
资照付的。一旦进入陕西境内，县长们就准备足够的夫役车辆逐县拨运。县
长所付的这些费用将予以清偿。①这一整套供应系统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的组
织才能，而它也一定运转得相当不错，因为甘肃的战事确确实实进行下去
了。
左宗棠早些时候曾宣布他对回民战争的一条原则。他将乐于接受一个叛
乱首领的投诚，只要他是真正的投诚，即投诚者应交出武器、马匹和粮食，
另外，还要接受左宗棠关于重新安置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计划。左宗棠把朝
廷三令五申的旨意广为晓喻，即只问其为良或逆，不问其为汉与回。但左宗
棠还有一条原则：决不姑宽新教的任何积极的追随者，因为他把新教比做企
图搞颠覆的白莲教异端。②在种族战争、官军的暴行和饥馑后的疾疫流行使
得汉人与回民大批被仇杀的省份里，左宗棠对东干人的战争是一场在儒将和
阿訇-军阀之间所进行的严酷的意志较量。左宗棠不久就发现，他的勇营并
非总是忠诚可靠的。他几乎没能保持他们的士气。士气之提高仅仅是由于：
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允许掳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据点；此外，整个
军队还意识到，左宗棠的精锐勇营所用的欧洲来复枪和攻城大炮最终会有杀
敌致果之效。
从陕西往西开拔时，左宗棠有两大目标，即金积堡附近的马化龙据点以
及位于甘肃东南董志原的陕西回民的农村基地。要在后一个地方取得胜利是
比较容易的，因为陕西回民的十八大营既无统一领导中心，又无可资防守的
据点；在他们的四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富饶土地附近的少数大城市又已被甘肃
回民盘踞，而且甘回并不总是援助他们的陕回教胞的。1869 年2 月中旬到4
月初，左宗棠的部队横扫了董志原，据说斩杀两万余人。大股大股的陕回现
在四散逃遁。有几位首领暂时往北占领了靠近金积堡的一些市镇。马化龙收
编了其中的几个人及其部队。他给其余一些人赠送了骆驼，劝说他们另投他
处。①陕西的一股回民越过黄河，进入宁夏。他们到达了阿拉善旗蒙古王公
领地，洗劫了他的村庄和祖茔，使得北京匆匆忙忙从内蒙其他地点调兵来
此。②可是，大部分陕西首领则带着各自的人马滞留甘肃，主要聚集在兰州
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27—128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
 第10 页；卷38
第6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 第16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32、52 页
。
② 《大清穆宗实录》，卷261 第24 页；卷262 第17—19 页；卷263 第10—11 页；卷27
6 第23 页。1871
东北和西南诸市镇，或者聚集在这些市镇的附近。
虽然攻占董志原比较容易，但是，征服甘肃回民自己的据点则困难得
多。左宗棠在攻打甘肃地区四个主要叛乱中心（金积堡、河州、西宁及肃州）
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从金积堡战役的历史中即可看出；它的作战计划是1868
年后期制订的。③三支主力部队计划联合进攻。自直隶捻军之战前线返回甘
肃的刘松山预定从河南横穿陕北，从东面进逼金积堡；在山西保卫包头地区
的张曜的豫军应穿越内蒙，沿黄河西岸南下；左宗棠的其他部队预计占领甘
肃的平凉和固原，从南直趋金积堡。但是，只是在左宗棠自己的部队经历了
危机和挫折之后，这一作战方案才最后得以贯彻。
最严重的危机是内部危机，因为从1869 年3 月到4 月，即正当董志原
之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左宗棠所部的最精锐部队中发生了两次惊人的哗变。
3 月后期当刘松山已横穿陕北而抵达甘肃宁夏边境时，绥德（在延安东北约
七十五英里）发生了一次兵变，刘松山原在这里留下了四千五百名士兵守卫
着供应站。包括后来承认是哥老会会员在内的几百名士兵抢劫了粮站，并占
据了绥德城。叛兵中有多达四名哨官在内，据说也都是哥老会会员。①刘松
山本人于4 月初赶回绥德后，兵变迅即被平定，但显然与绥德兵变并无牵连
的另一次兵变同时又在陕西中部、西安以北八十英里的宜君爆发，杀死了一
位统领。这一次的几百名叛兵中也有哥老会的会员。参加者中的四名哨官和
一名营官据说也是哥老会的成员。可是，叛兵被忠于左宗棠的部队抓起来
了。左宗棠亲自处死了五名为首分子。他认为哥老会起源于四川和贵州，是
通过投诚的太平军（他们都是川、贵两省的土著），或者通过其他省份的“散
勇”（他们来到陕西是为了搞投机冒险活动）而使湘军受到影响的。他希望
这些枭蝮鬼蜮之辈在他的部队中只是极少数。②可是，哥老会作为进行合法
和非法活动的地下互助组织，却长期存留在左宗棠的部队之中。
进攻金积堡之役被兵变及其善后问题所中断，直到8 月中旬才恢复。从
陕北进军的刘松山在9 月初抵达灵州附近。经与左宗棠的兵力进行对比，马
化龙对自己的力量可能不抱幻想了。他投书给左宗棠想谈判和平，但他的倡
议被严予拒绝。①在11 月，灵州被刘松山攻克；左宗棠部署在南边的部队已
攻下了固原等城市，继续向北挺进。可是，抵抗也越来越厉害，因为有越来
年曾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旅行过的普列杰瓦尔斯基记录了东干人对这两处地方侵袭的后果
，见他的《蒙古，
唐古特和北藏》（德尔马·摩根英译本），卷1 第198、201 页、238 页注、259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19、26、36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 第22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 第2、23、27、28—29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卷10 第35 页；
参照卷11 第29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55 页；卷11 第7、10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卷33 第2—3、
17 页。
越多的马化龙的甘肃新教徒——包括一度占有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在内——
参加了战争。左宗棠不久就要面临一位景慕他的传记作者所称述的“他整个
事业中最大的一场灾难”了。②
刘松山在从灵州南下途中必须打通数以百计的设防村寨——这些村寨
都三面环山，西濒黄河。拥有火器的村寨防守者们又都是马化龙最坚定的信
徒。刘松山不得不缓缓前进，但他在1870 年2 月14 日死于炮火之中。③虽
然他的能干的侄儿和前参谋军官刘锦棠（1844—1894 年）设法保住了他的部
队而未使之四散，但部队的前进停顿了下来。刚巧就在这个时刻，马化龙发
动的一次战线辽阔的攻势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马化龙使用了他曾经窝藏
或帮助过的陕回，已于1 月初在陕西的几个部分发动了骑兵突袭。在刘松山
战死之前几天，陕西的东干人陈霖切断了刘松山在陕北的供应线。另一陕回
马正纲现在也率领他的骑兵驰抵渭河流域。④2 月15 日他通过西安以东，渡
过渭河，回到了东干人八年前发动叛乱的老地方。
在甘肃，在金积堡南边，已进抵距金积堡不足五十英里之处的左宗棠部
队，也在刘松山战殁之前两天吃了败仗。败仗又变成了溃退，清军不得不撤
退到固原。这一连串挫折使得北京感到愕然，所以在3 月降旨命李鸿章从湖
北率领其有名的精兵赴陕，接管该省的战争事宜。①
可是，左宗棠的军事态势还可以侥幸地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尽管事实上
他需要远离供应地作战，尽管他的军事体系有许多弱点，但幸亏有他的运筹
帷幄和北京的支持，使他在甘肃所得到的资源足与马化龙的资源相匹敌。突
破左宗棠警戒线而返回陕西的东干人总数似不足四千人，他们被左宗棠派回
陕西的骑兵及该省的其他部队所遏阻。②刘松山的死是一大打击，但只要将
帅之间和官兵之间的融洽关系还未受到损害，勇营体系——尽管它有不公正
和贪污受贿现象——的团结还仍然保持着。幸运的是，刘锦棠得心应手地接
了他叔父的班。左宗棠马上任命刘锦棠为“老湘军”的统领，而且在1870
年3 月得到恩准，这又增加了这位年轻将官的声望。他的陕北供应线仍被切
断而不通。但军粮问题因有了用木筏沿黄河而下运到吴忠堡的粮食而得到了
解决；这条路是由张曜打通的。③
早在3 月10 日，刘锦棠就再次迫近了金积堡。与此同时，甘肃东南的
② 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第246—247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 第60—61 页。
④ 关于陕回从甘肃西南部驰援金积堡的记载，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528
—533 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77 第1—3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 第2、23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 第1—
2、21 页。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276 第7 页；卷282 第15 页（第6 行）。《左文襄公全集·书
牍》，卷11 第1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 第41 页（第8—9行）。贝尔斯的《左宗棠》一书第
240 和248 页上
的地图。
左宗棠部队在有骑兵作战经验的川军将领徐占彪的率领下，甚至在李鸿章于
6 月份到达陕西以前（他于下月有新任务去直隶省），就已返回到金积堡周
围。到了9 月份，已有几支清军包围了马化龙的据点，与刘锦棠建立了直接
的联系；刘锦棠此后取得保证，可以从左宗棠在甘肃的总部获得粮食和军
火。
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弄得马化龙的基地粮秣告尽。到1870 年9 月，
在金积堡周围五百来个碉堡中被刘锦棠荡平到只剩下一、二十个了。克虏伯
的攻城炮从上海运到甘肃给刘锦棠，还送来一个给曾国藩当过炮手的军官。
炮弹没有能够炸开金积堡的厚厚的城墙（据说有三十五英尺厚），但刘锦棠
在10 月份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大炮阵地，居高临下，飞过城墙直接打入城内。
①金积堡的居民死亡相继，只靠草根和死人的尸骸充饥。马化龙终于在1 月
份向刘锦棠缴械投诚；他交出的武器包括46 门大炮、293 门土炮、l，030
支猎枪，以及180 支洋枪。左宗棠暂缓处决马化龙，命令他劝说其他地方的
甘肃回民也投降。可是，没有一个重要的首领出来降顺；当严密隐藏在金积
堡的一千二百多支洋枪被清军查出来后，左宗棠下令处决了马化龙及其成年
男性亲属。马化龙的大约八百名参谋和军官及一千名士兵被屠杀。幸存下来
总数达一万四千名的壮健居民（包括多达一万一千名的陕西回民）被迁往平
凉附近。那些衣食无着的二万名妇孺老人则被送往甘肃南部的难民营。清兵
获准尽量搜括财物。1869 年已投降刘松山的那些汉族血统的陕北劫掠者，则
被鼓励携带家口迁居金积堡，使它变成一个汉民城市。②
马化龙死后，左宗棠相信，再也没有其他东干人领袖能够把出身各异的
回民叛乱者纠集起来组成一个大运动了。可是，在甘肃省的几个地方和毗邻
的青海省还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叛乱中心。正在这时，北京又因内外蒙古传来
的消息而深为困扰。7 月份，几百名来自甘肃的回民骑兵侵袭了多伦附近的
内蒙古。与此同时，一支更大的回民部队（他们发端于甘肃走廊，在前一年
曾抢掠和焚烧乌里雅苏台）穿过沙漠，于10 月初来到了距库伦仅几天路程
的部落领地上。蒙古族军队和满洲军队穿越草原来保卫多伦和库伦。甚至直
隶省的绿营练军也奉旨被调到库伦。这两股回民队伍似是在1871 年11 月—
—即在俄国占领伊犁后四个月——被击溃的。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 第21、27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 第65
 页；卷37 第12—13、
5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 第33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 第60 页；
卷38 第3—5页。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 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93 第17 页；卷309 第22—23 页；卷312 第10—11 页；卷31
3 第1、11 页；卷
315 第6 页；卷319 第12 页；卷320 第12 页；卷321 第16 页。1870 年12 月普列杰瓦尔
斯基在库伦即听
说东干人袭击了乌里雅苏台。他记述说，一支俄国分遣队曾被派往库伦，并且停留了一年
多时间；见他的
《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 第16、62 页。
左宗棠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清除甘肃余下的叛乱中心。他利用对马化
龙取得的胜利，散发通告禁止新教，但允许宽赦被新教煽动而误入歧途的
人，可是他又暗示，赦罪范围不包括哈里发和毛拉们。清帝批准的这一为甘
肃省辖区所奉行的政策，②在1871 年9 月开始的河州之役颇具实效。清军缓
缓推进，于11 月进到距河州三十英里的范围内，但在1872 年2 月被控制着
该城的一位旧教回民叛乱头目马占鳌所逐回。左宗棠的部队在一条宽阔河流
的岸上的一个设防市镇遭到惨败，虽则他已经使用了新式来复枪。可是，马
占鳌即使有此胜利，他仍然决定谈判和平，以便尽可能利用眼看最后会是没
有希望的形势。他告诉他的徒众，在备受战祸蹂躏的甘肃，如果战争继续下
去，“不惟汉族仇怨日深，回族亦无立足之地”。因此，胜利后的投降要比
失败后的投降好一些。③他准备向左宗棠移交四千匹马和“一万多件火器和
刀矛”，但取得了左宗棠提出这样的保证：河州的回民是多数民族，应继续
在那里居住，汉民则要一次迁出。到了6 月份，河州的汉民和大约二千名陕
回，已被安置到了别处。马占鳌及其他从前的叛乱领袖们最后被吸收进了一
个绿营军官所统率的地方戍军中去，左宗棠的部队则在附近各城市监视着他
们。①
1872 年8 月，左宗棠移节于兰州的总督官署内。鉴于俄国侵占伊犁，他
已于1871 年12 月派一支部队去肃州，此地是离甘肃通往新疆的咽喉部位不
远的战略要冲城市。在徐占彪的率领下，这支六千五百人的部队（包括骑兵
在内）到了1872 年夏季已能在叛兵占据的肃州附近建立巩固的据点。但左
宗棠首先集中注意的是兰州西北一百二十英里的西宁，这特别是因为它在
1872 年被陕回首领所控制，其中包括白彦虎在内；白彦虎曾经是马化龙的党
羽，现在拥有一万余名久经战斗的回民战士。刘锦棠于8 月承担了攻击西宁
的任务。刘锦棠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得以突入西宁险要而又防守严密的地带，
但最后他终于取得优势。他歼灭了一万名回民党徒，但白彦虎却漏网而逃。
捍卫新教的西宁“回民绅士领袖”马桂源在青海撒拉族的领地上被清军追捕
到手。②
左宗棠在这整个时期实际上一直在准备对肃州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许多
东干族首领云集在肃州，集合在新教统领马文禄（本来出身于西宁）的麾下。
为了增援徐占彪的部队，左宗棠在1872 年12 月从他自己的湘军中派去三千
人；在左宗棠的请求下宋庆和张曜两支豫军也奉旨前来会战。新近被任命为
乌里雅苏台将军的金顺也参加了战斗。左宗棠忙于安排财政和给养，包括在
② 关于左宗棠的告示，见《回民起义》，第4 册第1 页（图版）。按照乾隆时代的前例，
清帝没有批准左
宗棠在全帝国实施这条禁令的奏请；《大清穆宗实录》，卷310 第15—16 页。
③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46—4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 第5—10、36、61—6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 第50—51 页；卷43 第24—25 页。
兰州建立一座不大的兵工厂，并命一位有些军械知识的干练的陆军军官、广
东人赖长开始为德国攻城炮加造炮弹。①左宗棠虽因组织战争，军书旁午，
不得分心，但良心和政策仍促使他要为“回民良民”的生活作出安排，以达
到消除种族冲突的根源的目的。这时只有两万陕回难民留在甘肃。他们不能
回家，因为即令是这一小批人也不受陕西的欢迎。左宗棠保证将平凉及其南
方两个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的土地拨给他们，并与汉人社会隔绝开来。必须
从某些城市赶出的甘肃回民则被迁往兰州附近同样指定的地区。以下规定必
须被严格执行：居民用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十户的头头由官方选派；准许贸
易，但任何人想要进城都必须持有县长的许可证，凡是想去外省的人则必须
向道台申请护照；不许举行新教仪式。这些被隔离的移民都分得可以灌溉的
土地，每一家地亩的多少依它人口的数量而定。供给农具和种子。凡不能工
作或找到家庭的难民，可继续接受救济。②
同时由于宋庆的三千步兵和五百马兵在1873 年年中到达，肃州的包围
得以完成。在六位统领统带下的整个清军迅即数逾一万五千名。9 月中旬，
左宗棠本人亲临前线，随身带了兵工厂经理——也是大炮专家——赖长。克
虏伯大炮现在轰击着厚厚的城墙，炮火还得到埋在城墙下爆炸的地雷的助
威。10 月24 日清兵入城，马文禄投降。左宗棠上奏说，五千四百名土著回
民和一千五百七十三名从外地到肃州来的回民于11 月12 日被处决。他向他
的西安总部的军需提出了他的计划：肃州回民中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将和甘
肃走廊其他两个主要城市幸存下来的回民一起，在甘肃南部得到安置。“自
此，关内甘凉肃三郡可无遗种，而关内外可免勾结之患。”左宗棠又写道：
“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攻克肃州）为最妥善；次日各军因争贼赃，乱我
章法。”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 第23、32 页。陈其田：《左宗棠：促进中国船政和羊
毛纺织业发展的
先驱》，第51—53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49—155 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第78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 第65、85—86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 
第34—35 页。
收复新疆
在清除了甘肃的叛乱回民之后，左宗棠期望前往新疆去抗御阿古柏和俄
国人。早在1874 年2 月他经上谕批准后，便要求张曜进军哈密，着手在那
里举办屯田。②但是，左宗棠本人要到一年多时间以后——即1875 年5 月—
—才受命指挥向新疆进军的事宜，他的由刘锦棠率领的主力部队也要到1876
年4 月才从肃州出发开往新疆。由于北京作出了政治决策和授权左宗棠能动
用巨额款项，这才使得他能够制定出耗资巨万的后勤方案，终于把总数达六
万多的人马开进了清属突厥斯坦。左宗棠的远征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向“西
域”的大举征伐。他本人把他的武功比隆于汉唐两代。③另外，这是一场中
国人的种族战争，可比之于清代中叶或唐代的远征。左宗棠为使新疆变成清
朝的一个行省并使更多的汉族移民前往定居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他取得
了胜利并且俄国人最后撤离了除伊犁一段地带以外的全部地区，但俄国早就
在经济上控制新疆了。
由于清朝过去一直把新疆的戍守主要交给八旗兵，所以它在1874 年8
月任命景廉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景廉是乌鲁木齐副将，曾收复迤东的
奇台。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只奉命给景廉输送给养。
从当时形势和历史传统来看，收复新疆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因为，
蒙古在东干人的刺激下也开始有些不稳。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回民偶尔侵袭
蒙古（例如，1872 年从肃州来的一支部队侵入了科布多，并焚毁了作为该城
骄傲的黄庙）以后，“大股大股的武装蒙古股匪仿效东干人的榜样，也在这
里出现了”。①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国人占有新疆，骚乱也可能在蒙古
蔓延。只是在1874 年10 月台湾危机（由于五个月以前日本军队在这里登陆
而造成）解决以后，才对清朝是否可以避免收复新疆这一代价昂贵的冒险行
动的问题，又展开了讨论。李鸿章在12 月的一份奏折中建议可以承认阿古
柏为清朝的藩属，把计议中收复新疆的大笔开支节省下来，移作海防之用（见
第二章）。但满人政治家文祥，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切盼建立清朝的新式海军，
可是他还是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即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文祥争辩
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
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文祥还相信，左宗棠
的军队在甘肃受过战争考验，因此他们很可能在新疆打胜仗。②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 第19、79 页。
③ 《左文襄公家书》，卷6 第58 页。
①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4、174 页。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54 页。

② 文祥在一次决定性的宫廷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被这位资深的政治家吐露给了一位北京官
员李云麟。见李
云麟：《西陲事略》，第2—3页；又见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7 第36—37 页。

一定是这最后一个考虑，才促使清廷把新疆军事托付给左宗棠，但是，
远征必要的财力和物力必须予以认真的解决。作为给新疆战事负责运输和供
应给养的驻节兰州的总督左宗棠，在1874 年后期取得清帝的批准，能够通
过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向外国行号举债三百万两，举债办法与1867—1868 年
的安排相似。左宗棠解释说，虽然甘肃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每年在西征饷项名
下得到的协饷曾增加到七百余万两，但事实上他每年只收到五百万两，他需
要借三百万两债来偿还所欠中国商人的债务。现在他正积极筹划新疆战役的
后勤事宜，他建议在1876 年1 月向外商举债一千万两来完成这一准备工作。
左宗棠的朋友、曾被左宗棠任命负责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这时是驻南京的
总督和经营海防的两员钦差大臣之一，他很反对左宗棠的这一建议；可是，
清帝仍授权左宗棠向外国方面商借五百万两债款，同时命令户部立即支付给
他二百万两（这笔款子事实上是出自指定作海防用途的专款）。与此同时，
清帝命令十二个省给左宗棠解送总数达三百万两的款项，以凑足他所需要的
巨款。1877 年终于从汇丰银行借到五百万两，分七年偿还，而以广州、福州、
上海和汉口的海关收入作抵。①在从1875 年到新疆战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
1877 年底这三年时间内，左宗棠共收到二千六百七十万两，平均每年收到八
百九十万两。1878 年，清廷批准左宗棠续借三百五十万两，其中半数借自汇
丰银行，半数借自中国商人。为了支持打完这场战争，左宗棠又在1878—1881
年的四年时间内得到协饷共二千五百六十万两，即平均每年六百四十万两。
②
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
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的成功也应归功于他的筹划和战略，
以及他对复杂的后勤工作的措置得当。左宗棠早就决定他的第一个目标应该
是东准噶尔。东干人在那里很活跃，所以左宗棠希望把阿古柏伯克引出他的
基地——六城地区——而与之进行决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宗棠首先需
要使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和奇台这两个城市获得充分的供应。为了通过甘肃
走廊和这些城市之间的沙漠道路运送粮食和军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五千
辆大车、二万九千峰骆驼及五千五百头驴和骡。粮食供应是个特别困难的问
题。张曜所计划的在哈密实施的军垦虽然据说在1875 年已开出一万九千亩
土地，但并不产粮。甘肃的粮价本来就很高，在那里启运很不合算。左宗棠
的经验表明，通过肃州和哈密之间艰难险阻的沙漠、随后又要穿越崎岖不平
的山地把粮食运到巴里坤，这意味着沿途要损耗供应量的三分之二。左宗棠
①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9—122 页。汇丰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债券
，以筹措这五百万
两款子。1877 年10 月赫德写道：“政府给中间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给银行10
％，银行付给公
众8％。”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件》，第1 册第251 页。
② 徐中约：《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载《中亚杂志》，卷12 第1 期
（1968 年）第56—58
页。
发现，为北部新疆获得粮食的一个较经济的办法，是应远到归化或包头以及
宁夏的一些地点去购买粮食，然后用骆驼运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运往
巴里坤。在1876 年极困难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军队就是从这种来源弄到
粮食的。①
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还应归因于这一事实：他现在增多了对欧洲武器或
者中国的仿造武器的使用。他给他的部队分配了欧洲制的来复枪，这种枪他
曾贮备了一万五千支。到1876 年，新疆清军的装备有连发枪、发射12 磅或
16 磅炮弹的钢炮、克虏伯的撞针枪和一门欧洲大炮（此炮“能致远数里外，
自空而下，以打步马队之成团者最妙”）。左宗棠在兰州的兵工厂除了制造
枪弹和炮弹（其中有一些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以外，甚至在1875 年成功地
造出了四支“钢枪管后膛枪”，这是一位俄国官员所亲眼目睹的。左宗棠的
有些部队还在使用旧式劈山炮，但他们似乎没有继续使用土炮。①
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虽然是由于自己有实力，但也由于对手虚弱之
故。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在1870 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后，也曾在两年后想
起来造反。可是，他们被再一次打败了。白彦虎在新疆的传奇中被当作阿訇
而为人们所传诵，他于1874 年随身带了肃州和敦煌的东干残余来到北疆。
他在距乌鲁木齐不远处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但也象新疆的东干人那样，他
宣布效忠于阿古柏伯克。②这时，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欧洲
方法来训练他的军队。按照1876—1877 年访问过六城地区的一位俄国军官
的估计，他的军队总计达45，360 人。阿古柏已经在向中亚通商洋行这一新
开设的英国商号购买现代武器。他也有一个能生产“击发火器”的兵工厂。
可是，他的部队的士气却很低。许多新兵都是非志愿地征调来的。经常有逃
兵，甚至在精锐的安集延骑兵中也是如此。六城地区诸绿洲城市的阿奇木是
负责征兵的，他们也不时在每年的税赋外被专横地大量征款，所以据说在居
民及其头目和官员中都有不满情绪。③
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2、127 页。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
189 页。《左文
襄公全集·奏稿》，卷48 第69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 第53 页；卷16 第2
7 页；卷17 第1、
39 页。关于左宗棠的屯田实验未能满足他的军事需要这一点，具见于王宏志：《左宗棠平
西北回乱粮饷之
筹划与转运研究》，第96—9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 第49 页；卷15 第41—42 页；卷16 第31 页；卷17 
第14、15、36 页；
卷18 第26 页。皮亚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家》，卷2 第156—157 页。
②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79 页。中田吉信：《同
治年间的陕甘回
乱》，第142 页注1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6 第36、44 页；卷7 第23—24 页
。《左文襄公全
集·书牍》，卷15 第59 页；卷16 第65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 第5—6页。

③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97—206、243、249—2
50 页。弗莱契特
林：《1863—1881 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载《皇家中亚学会学报》，卷26 第3 
期（1939 年），
第483 页上引用了英国的档案。
甚至俄国人也给清军以帮助。早在1875 年，一位俄国官员在拜会驻节
兰州的左宗棠时，曾提出愿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队提供五百万斤粮食，价格极
其公道。1876 年中期，三百万斤被发往奇台，这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帮助，
因为那时在当地市场上几乎是粒米不见的。①正在此时，左宗棠的部队在刘
锦棠和满洲将军金顺的率领下，已在新疆发动了进攻。
在乌鲁木齐迤北一带的市镇上，新疆东干人纠集在一起作最后的挣扎。
乌鲁木齐东北十五英里的古牧地城墙很厚，它遭到了刘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
击。左宗棠上报说，有六千名回民被杀，二百一十五名被俘；只有几个回民
——包括白彦虎在内——逃掉。次日，即8 月18 日，乌鲁木齐不战而弃守。
但在玛纳斯，金顺的装备较差的军队所发动的包围在将近两个月中未能得
手，直到11 月初才将其攻克。他们的城墙被摧毁，几千名东干人于最后撤
出城门之后被消灭。②
阿古柏伯克在这时带了约一万五千人往东来到吐鲁番。他派了一支部队
去协助守卫古牧地和乌鲁木齐，但因到达时间过晚而马上被击败。在肃州总
部指挥战事的左宗棠给他的同僚写信说道：“安夷（阿古柏）火器颇精。洋
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
③
阿古柏在达坂城建造碉堡，这是控制通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的要隘
的北门锁钥。但在4 月份当天山山麓积雪融化使军事行动又能进行时，刘锦
棠即进攻达坂城，仅仅四天时间就攻占了此地。④阿古柏的军队中继续有人
开小差，他的那些在诸如阿克苏等绿洲城市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在1867 年
以前曾在清朝统治下当过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现在又与清军有所往来，
并且为清军效劳。左宗棠从肃州致书给即将离开哈密去进攻吐鲁番的张曜
说，优遇南疆居民是一项好政策。“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
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左宗棠给刘锦棠写信时指出，要抓获的两
个主要敌人只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彦虎，另外还有其“死党”。左宗棠并不过
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在达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后，俄国人报告说，刘锦棠
曾经“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
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 第34 页；卷16 第10 页；卷17 第5 页。徐中约：《
左宗棠征服新疆的
作用的再评价》，第5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 第3—4、58 页。
③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0—181 页。《左文襄
公全集·书牍》，
卷17 第11 页。
④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 第9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第35 页。

①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2、247、254 页。《左
文襄公全集·书
牍》，卷18 第22、34 页。
阿古柏伯克政权的厄运现在迅速来临。张曜于4 月26 日进入吐鲁番，
同一日刘锦棠也拿下了它西边四十英里的托克逊。阿古柏退到了库尔勒，几
天以后即在这里死去，死因迄今不明。他的王国马上四分五裂，诸子争立。
清军一个接着一个地克复了绿洲市镇。白彦虎至少在两次小仗中出现过，但
总是得以逃脱。喀什噶尔在12 月被清军收复，阿古柏的长子及白彦虎退入
俄国境内。1878 年1 月，清军已光复全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外交危机自然要求摆出一副军事态势，左宗棠的部队要长期
留驻新疆。1880 年6 月左宗棠本人把总部迁到了哈密，11 月他奉旨前往北
京商讨和战问题（见第二章）。
早在1877 年7 月，左宗棠就已奏请应在新疆设行省。甚至在那个时候
他就发现有中国的商人、农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迁入东疆，因此他相
信，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仅仅处于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组织，就会使这
一地区更有秩序，并且可以防止侵略。①左宗棠的建议，虽在细节上有所修
改，在1884 年付诸实行，也就在这一年刘锦棠变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抚（供
职期为1884—1891 年）。北京最明确的动机是想节省新疆庞大勇营的维持
费用，因为甚至在伊犁危机以后这笔费用也每年高达七百九十万两。改新疆
为行省，便可预期把现有的军队减少到三万一千人。他们将被编入绿营，由
外省调拨协饷供给给养，每年所费拟减至四百八十万两（此数之百分之三十
将代新疆转拨给甘肃，以弥补该省为新疆输送军需品等支出的费用）。与此
同时，新疆的税收体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该省在财政上最后能达到自给的
程度。②
在行政组织上，新疆将有一位巡抚驻乌鲁木齐，全省拟划分为二十六个
州县、十个厅、六个府和四个道。1887 年完成了地籍调查。从一千一百四十
万亩可耕地中可征收实物税粮食二千万斤，饲草一千三百九十万斤；现金税
额仅被定为五万七千九百五十二两。旧时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继续留用，
在新制度下当乡约或书吏。他们实际上是税吏，而且“乡约之借势虐民，与
昔日之伯克无异也”。③这里也开征厘金税，但在1892 年即予取消，因为它
一年只不过收入厘金二万两略强一点。根据圣彼得堡条约（1881 年），俄国
商人在新疆享有“临时的”豁免纳税的身份，因此他们事实上经营着大部分
出入新疆的贸易。由于他们免交厘金税，所以要开征厘金，就不过意味着鼓
励所有其他商人去与俄国人合伙而已。来之不易的中国的这个新行省，必须
② 关于1878—1879 年间清军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团的较小的冲突，包括可能是白彦虎及其
他东干人所挑起的
边境侵袭在内，其记载可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41—65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第77 页。
② 见约瑟芬·奈兰·周：《1759—1911 年新疆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华盛顿大学博
士论文，1976 年），
第六——七章。
③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64 页。
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使之足与俄国的影响相抗衡，因为俄国的影响有比阿古
柏伯克强大得多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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