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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剑桥中国史清朝卷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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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与海防
作为1870—1895 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区搞好防卫准
备工作的主要倡导人。1872 至1885 年清政府在自强的名义下实施的计划，
约有五分之四是经李鸿章之手主办的。①其中有一项是北洋海军建设，这是
中国几支舰队中最好的一支。李鸿章也是淮军——显然是清帝国最精锐的一
支军队——公认的首领，虽然并无正式头衔。可是，他的权力并非占有压倒
优势。他不仅要按照列强时刻警惕地捍卫着的条约体系行事，而且还要周旋
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员的复杂派系政治斗争之中，更不要说还要观察那位善变
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脸色了。李鸿章的活动还受到麻烦的财政制度及各级既
得利益集团的限制。他在直隶的职位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当左宗棠1881 年
从新疆回到北京时，醇亲王就显然有意让他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位置。②
李鸿章必须作些妥协才能保持权力，这无疑影响了他的革新计划的质量；但
是没有这些妥协，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些计划。
李鸿章之所以对清朝有价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无恙，自然是得力
于他建立的庞大的勇营。到1871 年，淮军约达四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三千
五百名驻扎在直隶。按照朝廷的旨意，其余部队分别驻在山西（三千人）、
湖北（三千五百人）、江苏（四千五百人）及陕西（二万人）。在后来的年
代中，李鸿章的部队仍然是主要的保卫力量，不仅在直隶是如此，在其他省
份——分别由各该省督抚统带——也是如此。在1884—1885 年的中法战争
中，淮军既战斗在东京，也战斗在台湾；而在1894—1895 年与日本发生的
冲突中，李鸿章的军队也在各主要战线上作战。①
淮军和它的问题
李鸿章1870 年到达直隶后不久，他就开始把直隶的各西式训练部队统
编到他自己的军事组织中来，希望能更好地使用这些地方力量。他开始从该
省约六千名绿营练军办起，想使他们接受已在他的士兵中付诸实行的同样的
操练和军事教育。他也分别获得北京的批准，任命淮军统领为该省绿营兵制
中的高级军官。崇厚的洋枪洋炮团队被李鸿章接收过来后，也重新加以训
练。李鸿章重新给大沽口设防，并在距河口十英里的濒河处建立了一座战略
性的城池。他还扩建了天津制造局，为此目的他从天津关税中摊了一部分款
子。②
① 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
》，第4—12 页。
② 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 页注35。
① 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 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
第356—361 页。
②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 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
》，第203 页注
李鸿章似乎把淮军的训练交给了直隶的三位统领，其中以周盛传（1833
—1885 年）最为积极认真。周盛传是一位身经对太平军和对捻军战争的宿
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统带着淮军中装备最好的一支劲旅，通常他管辖一
万多人。和李鸿章一样，周盛传也极端强调现代武器的重要性。他相当通晓
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鸿章推荐要购买克虏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
式等现代来复枪，加特林式炮，等等。他给李鸿章的呈文和他给自己部队下
达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仅要弄到和保养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
系统地训练官兵去使用它们。①
周盛传和其他勇营统领不一样的是，他还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练的优越
性。他不仅印发操典，而且经常亲自监督他的军队的操练，他还不断告诫营
官和哨官也要参加操练。对优秀神枪手又是发奖金，又是发“功牌”；操演
不好者则要受处分。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李鸿章送往德国受过训的淮军
军官之一的查连标，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别受到周盛传的表扬。②
虽然周盛传不想在他的部队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经常向外国人求教。
但是，他对外国人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一般是进行辩护，有时则嗤之以鼻。
例如，戈登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在1880 年伊犁危机中回到中国时，他
就很怀疑戈登的大部分军事建议；他甚至责怪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雇
用的一些德国军官不懂得夜战和卧射的优越性。有时，周盛传也分明误解了
外国人建议的要点：例如他就曾讥笑过戈登关于游击式运动战法的主张。可
是，他指责戈登低估了高级技术的重要性，这又似乎是相当对的。③周盛传
和李鸿章一样，对应用科学（特别是医药）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如电
报、铁路）有着持续不衰的兴趣。
至少用当时的中国标准来看，周盛传所部的各营是第一流的武装力量。
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的军队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赞扬之
声。①但是，周盛传本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曾几次指出说：这支军
队已在走下坡路；它经过二十年的征战之后已耗尽锐气，暮气沉沉。问题不
是在装备方面，而是在勇营制度的军官的挑选和提升方面。周盛传抱怨说，
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 第52 页；卷26 第38—41 页。
①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 页；卷4 第3—4、10 页；《
外记》，卷1 第
7 页。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2 第24 页；卷2·2 第1—2、13 页；卷4 第19—24、26—2
7、32—33、37 页；
《外记》，卷1 第11—23、44 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
淮军志》，第
203 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1·2 第2、14—18、34—47 页；卷4 第26—34 页。关于戈登的
战术思想，见《北
华捷报》，1880 年9 月11 日。
① 福岛安正：《邻邦兵备略》，卷3 第45—46 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
》，第2 册第4、
57—59 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1880 年）第127—1
30 页。
有经验的军官缺乏朝气，而新手又缺少知识。尽管周盛传屡屡告诫他的营官
和哨官要象士兵那样艰苦地参加操练，但军官们仍拒不上操。他们把这当做
丢脸的事。周盛传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国人的观察都注意到了这一有
决定意义的、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显然是束手无策，坐视莫救。②周盛
传的军官们想方设法要挤进清朝的官僚阶层，哪怕是挤进绿营的官僚集团也
好，可是他们缺乏职业军人的荣誉感。
周盛传军队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它仍然是勇营。每当德国顾问们建议对
勇营的组织进行任何细小的修改，他也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加以反对。虽然
周盛传知道法国和德国都实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认为这办法不适合中国国
情。他对上述建议作出的让步，就是提议勇营兵中每营所拥有的五十名长夫
应给予机会使之变成士兵。③周盛传很赞赏作为淮军特点的家长式统治和人
与人之间的精诚团结关系。事实上他也把许多亲戚安插在他的部队中。虽然
他本人很欣赏象查连标那样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的技术和知识，但周盛传很
少推荐他们获得勇营军官垂涎三尺的绿营军阶和官职。显然，周盛传和李鸿
章没有这些特殊荐举的客观标准。①
在周盛传的部队中有吸鸦片烟、赌博和欺压老百姓等常见的恶习的人比
较少，但是他确实仍一有机会就要告诫官兵们应注意道德和军队风纪。②淮
军训练计划的效率，一定因执行一些有价值的、但非军事性的任务而受到损
害。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周盛传的部队经常奉命参加建设工程，参
加垦荒、屯田，还参加一些救灾活动。③
同时，淮军也继续受北京财政政策变化莫测的影响。李鸿章为反对饷项
收入的日益削减而奋斗不息，这在文献上是有充分的记载的。在七十年代，
整个淮军的岁入平均远远超过三百万两，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
期每年平均减少到不足二百五十万两。④武器价格高昂，迫使李鸿章向士兵
（理论上还有军官们）连续支付原定薪饷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为积
欠在退伍时偿清。北京确实向各省施加压力，以促使它们把驻直隶的淮军的
军费拨给李鸿章，并使拨款至少保持在削减之后的水平。但是，北京也想法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1 第19 页；卷1·2 第41—42 页；卷2·2 第22 页；卷4 第
36—37 页；《外记》，
卷1 第14、18—21、23、36—37 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 册第5
7、197 页。特洛
特：《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 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2·2 第16—17 页；卷4 第32—47 页。
①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 页；卷2·2 第1—8、13 页；《外记》，卷
1 第50 页。王尔敏：
《淮军志》，第146—147 页。
② 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 第50—52 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
，见同上，第37、
39、41 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 页。
④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 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 页。
监督淮军的某些具体的支出。淮军要服从户部“造册报销”的规定，而且户
部在很长时期以来拒不承认每个营长夫的搬运、燃料和饷项等费用为合法的
开支。⑤尽管李鸿章负责清帝国最精锐的军队，他显然仍须指望北京给他的
军队以财政支持，因此他必须做出各种妥协。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以及在勇
营制度本身的基础上，李鸿章努力建设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建设一支海军
李鸿章关于海军防御的概念是在1874 年的政策辩论中具体化的。虽然
他仍然觉得海军不象陆军那么重要，但他的建议反映了一种日益关注的心
情，即迫切需要保证沿海的安全，包括紧邻满洲和华北的朝鲜的安全在内。
一个明显的需要是迅速获得现代化的军舰。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上海和福
州两个主要造船厂甚至付出高得不敢问津的代价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只。他
得到清帝的支持，着手从国外买船。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间人。1875 年4
月李鸿章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四艘炮艇，1877 年他又订购了四艘。但是，
他开始把赫德看做是想控制中国海军计划的竞争者（见上卷第十章）。于是，
李鸿章通过别人来买船，而赫德也撇开李鸿章向其他督抚供应定货。他们两
人各自出于种种原因，试图总揽武器的购买事宜，但都没有成功。①李鸿章
从不认为，整个中国海岸只由一支水师负责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十九世纪七
十年代中期他反对总理衙门关于设置一位统帅负责沿海和长江诸省防务的
建议，尽管他可能是这一职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在尽力解决一个互不协调
的陆海军制度的时候，他命里注定要肩负主要的责任。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驻节天津的李鸿章、驻节南京的南洋通商
大臣以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们相继而起，买船成风。可以预计，结果是
造成了一场混乱。建立起来了四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
商大臣各领一支，福州船政局统带一支，驻节广州的总督也统带一支。还有
一些旧式水上部队，包括长江水师在内。这些部队的武器、船只和训练，不
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迥然不同，甚至在一个号令系统内也各吹各的号。而
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尽管赫德有过这样的建议），各省官员
经常被狡诈的军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鸿章也未能免遭他们的摆布，欧洲和美
国来的军火商人们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门、他的统领们和他的外国顾问们那
里进进出出。①
⑤ 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 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2 第15 页。《李文
忠公全集·奏稿》，
卷25 第46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68—81 页。斯坦利·赖特：《
赫德与中国海关》，
第467—478 页。
① 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 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
1587—1968 年》，
李鸿章的财政资源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多。在1875 年清帝许诺的每
年四百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 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
两，因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压力，要它们给左宗棠远征新疆之役提供经
费。可是，李鸿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沈葆桢——的合作，还是
能够扩充他的舰队。沈葆桢把原来南洋水师订购的四艘英制炮艇让给了李鸿
章。在日本于1879 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机期间俄国的海军威胁发生之后，
李鸿章在1880—1881 年奉旨向德国定造两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一艘钢甲巡
洋舰。它们的财政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海防经费”项下的各种拨款；轮
船招商局为偿付政府过去债款转来的一百万两；皖南盐商捐赠的六十万两；
以及向专用于外交用途的海关收入所借的“借款”。②1881 年订购的德国船
只直到中法战争以后才运到。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计划在满洲南端的旅顺口
搞一个大型船舶修造厂。旅顺和山东的威海卫将成为他的海军基地。
1882 年，清帝国可以号称它拥有约五十艘战舰，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自
造。李鸿章直接经管着十二艘船——八艘小炮艇，两艘1，350 吨的巡洋舰
（通过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以及两艘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美国海
军准将舒斐尔特（1881 年李鸿章显然曾考虑要让他暂管北洋舰队）赞扬了他
所视察的英制船只，他说：“每一项现代海战工艺器械都装备到了这些新舰
艇上：用水力操纵的具有大口径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机关枪、电灯、鱼雷和
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确，这个
舰队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显然，若要使它确实发挥效益，它还需要有一
支有文化水平的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①
李鸿章不是没有觉察到人事方面的问题。他支持1872 年派遣留学生使
团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过
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总理衙门在1881 年想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对这
一意见作了妥协，这部分地是因为，与1868 年的蒲安臣条约相反，安纳波
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不接受中国学生受训。1876 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制造局
添建了一个电动鱼雷厂。也就在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
争技术。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军官的最好的来源是福
州船政局训练的士官生。虽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一个小规模的船上训练计
划，但在福州举办的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被认为更加完备。②
第150—151 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71 页、73—77 页。《李文忠
公全集·奏稿》，
卷37 第32—34 页：卷40 第52—56 页。
① 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1882 年1 月1 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
政策：1839—1939
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 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85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
官办洋学堂》，
第46—49、177—178 页。
到了1873 年秋天，四名从福州船政局修船科毕业的士官生已取得舰长
或大副的资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获得同样的军阶，其他六名可能在
次年春天取得资格。一年以后，十四名轮机舱科的毕业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
船上，其他七名合格的工程师则等待分配。李鸿章急于想利用这批由在华洋
人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1877 年，第一批三十名福州学生经李鸿章和沈葆桢
的荐举被派到欧洲去深造（见上卷第十章）。1879 和1880 年回国后，他们
都在舰只上或福州船政局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有几个人为李鸿章效劳。
1875 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趋衰落，这部分是因为现在已没有什么洋员
留任。头两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
力较差的人员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评为软、懒、贪的摊子。行政经费被
削减，这表明北京和省级官员都对它减少了兴趣。1881 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
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说，在多年的代价高昂的训练之后，中国海军学生仍
然不知道怎样驾驶船只。虽然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争所挑唆出来
的，但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李鸿章本人
也把他们形容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①
李鸿章现在想法寻找一个更可靠的来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训练的中
国海军军官。1880—1881 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自己的水师学堂。它的第一任
学监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复，他在格林威治深造过，后因翻译西洋政治
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译家的盛名。水师学堂的外国教官包括海关派来的三位
官员和一名年青的美国人阿灵敦。1882 年，李鸿章通过赫德招来了英国海军
军官琅威理，此人曾帮助把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定购的几艘阿摩士庄
船只弄回中国。琅威理给李鸿章当了约两年北洋水师总查，但他不直接在天
津水师学堂的编制内。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曾任淮军骑兵军官）的副手，
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李鸿章舰艇上的现役人员。②
天津水师学堂在主要课程和学制方面（见上卷第十章）类似于福州船政
学堂的英语班。它开设两个科：一为1881 年开设的驾驶科，一为1882 年开
设的轮机科。为了想吸引那些不进学堂就会受科举制度引诱的才智之士，李
鸿章在水师学堂的告示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式舰只将给上层家庭出身的青
年人提供进入仕途的新机会。在说到福州毕业生的时候，他指出：“那些受
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经学有所成??而且当上了舰长。有些人现
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过了勋章。”①这水师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只经过
三年学习就毕了业。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处于戒备状态的舰艇上继续接受训
练。虽然北洋舰队几乎没有参加这次冲突，但是由于英国是中立国家，琅威
理仍被迫退出中国海军的现役。他的一位临时的继任者德国人式百龄，完全
是一个无能之辈。琅威理直到1886 年初才又在中国海军中工作。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 第41 页。
① 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92 页。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1884—1885 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
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
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
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
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②在中国于1884 年“非正
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
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 年6 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
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
人。8 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
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 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
年3 月23 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
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
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 年4 月4 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
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
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
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①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
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
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 年8 月
23 日这里的十一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
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
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
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
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
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
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 年12 月13—16 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
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
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①甚至经常被
② 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
政策》，第48—50、
87—90 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 页。
① 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 页。
① 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 第481 页以后。《北华捷报》，1885 年5
月22 日。麦卡利
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 页。
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
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
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
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
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②
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
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
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
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③
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批评家
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
住福州舰队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
之利。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
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此外，就法国人
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
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④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
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
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
应。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
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1884—1885 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
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有许多人要求作出
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早在187O 年，政界元老曾国藩
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①1885 年这个意见至少
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1885 年10 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
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䜣（1836—1916 年）和李鸿章为会问办理
② 《北华捷报》，1885 年5 月22 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
第1 期（1866 年）
第226—244 页。
③ 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3 第5、9—11 页。
④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 页。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
法争执中所追求的
政策》，第166 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 第13—14 页。参照克莱德：《
美国对中国的政
策》，第180 页。
①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1973 年）第2 页。
在谈到曾国藩的
计划时，李鸿章1871 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
全集·朋僚函稿》，
卷11 第1 页。
大臣。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六名帮
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②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
而相信自强运动。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
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
是无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 年4 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击恭
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
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恭亲王
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作为年
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
谕，“着醇亲王奕䜣（就军机处事宜）一并与议具奏”。①醇亲王的心腹顾
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
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1895 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②
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
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1881 年初他才
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③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
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1885 年9 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
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虽然他同
伊藤博文在4 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
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
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
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
年只从各省收到约六十万两用作海防经费。④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
做是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
为海军多出经费。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
起。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
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
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
②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 页。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1 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 册第4902 页。

③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 册第117—118 页。李国祁：《中
国早期的铁路经营》，
第57—58 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 第60 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
中国历史学会史
学学刊》，第1 期（1969 年）第21 页。
捐”。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
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①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
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早在1885
年6 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
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二十四万两。
1886 年1 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
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醇亲王在12 月份写信给李鸿章
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二百二十万两中提供了七十五万
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
经费。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七十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
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
笔外债中增借了二十二万七千两，以用于他的舰队。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
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
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总数为五百万马克，年息五厘五，
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十五年内偿清。②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
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一百五十万两
（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帐上）。他也从海军衙门
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驻德国
公使曾纪泽和许景澄在1886—1887 年定购了两艘新的英国巡洋舰和两艘德
国巡洋舰。（前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定购李鸿章的头三艘德国舰只时被指控
收受了大量个人佣金，因而已在1884 年被撤职。）①1888 年当新的巡洋舰到
达时，李鸿章订出一套北洋海军章程，重新组织了他的舰队。这个章程的内
容把英国海军的实际做法、勇营的制度和绿营兵的术语，都兼收并蓄于其
中。丁汝昌提督将由两员小军舰舰长辅佐，他们被授以总兵衔，各指挥一艘
7，430 吨的铁甲舰。从2，300 到2，850 吨的几条巡洋舰则交给军衔为副将
的舰长统带。这些舰长一方面得服从提督调动，一方面对自己的舰艇又享有
完全的权威，并完全有权指挥支应委员以及管好受训的学生。②这是一支给
人印象深刻的舰队，它拥有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六艘炮艇和六艘鱼雷
①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8—31 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209 第1 页；卷221 第10—11 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
公全集·海军函稿》，
卷2 第22—23 页；又见卷2 第36 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 页。

①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 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
页。《洋务运动》，
第3 册第12 页。
② 《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 册第195—264 页；又见第200、203、206
页，并散见于其他
各处。
艇。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
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
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
盖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1888
年11 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二百万两，存入天津
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③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
始，因为1891 年3—6 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
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早在1888 年3 月，清帝本人
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
就象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①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
孝道。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1889—1890 年继续每年收到约一百二十万两，
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 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
个四百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二十五英尺深的
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三百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
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
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
械”。②
可是，经费来源不足还不是李鸿章的海军所面临的唯一困难。在筹措经
费和保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在想方设法解决对合格人员日益增加
的需要的问题。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败落，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成了培
养下级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1888 年，李鸿章在琅威理的帮助下改组了水师
学堂；琅威理是在1886 年初返回中国的。水师学堂的重订章程表明，它愿
意使中国的海军训练赶上西方的现代实际水平。入学要求被提高了，学习年
限延长到六年零九个月（包括二十七个月的舰上训练），定期考试也被规划
出来了。章程也包括了关于奖惩、提升和海军礼仪等复杂细致的规定。毕业
生还被授予候补千总的身分。①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据
点，还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设施。
③ 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著《近代史事
论丛》（第1 册
第151—170 页）及包遵彭著《清季海军史》（第38—42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252 第1 页；卷294 第9 页；卷296 第8 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 第3 页；卷74 第33 页；卷76 第50 页；卷78 第53
页。斯佩克脱：《李
鸿章和淮军》，第231 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5 期（1976
年6 月）第261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 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
信集》，第1 册第
473—474 页。
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福州船
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有些高级
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
昧、又嫉恨别人的人”。②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
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1890 年辞职。琅威理的去职特别
不幸。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
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
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③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
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1887 年开设了广东水陆
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1881 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
练学校。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
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
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吴仲翔曾在福州做
过十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
分的第一任负责人。虽然海军部分在1887 年开始时有七十多名学生，后来
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三十七名学生，但到1893 年只剩下了二十五名士官生。
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
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
绪。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李鸿章的天津水
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张
之洞在1889 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
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1892—1894 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
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
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①
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1887 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
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
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曾国荃在南京迟至1890 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
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
供军官。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
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 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
，载《皇家联合
兵种杂志》，第42 期（1898 年6 月）第720 页。
③ 《北华捷报》，1890 年6 月6 日、7 月4 日及8 月15 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
德书信集》，第1
册第797、801 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
册第62—63 页。
①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
洋学堂》，第54—57
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 页。
费显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②
刘铭传在台湾
1885 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10 月12
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
而受治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原
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1884—1885 年的法国
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1884 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现在他将就
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
任。）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
责。①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自1683 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
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
危险了。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
反对清朝。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清朝
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
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
期开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
的重要性。可是，1874 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
其防务的迫切需要。1874 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
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1877 年
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 年冬春
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
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 年才得以铺
设。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
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
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
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
花名册上列有虚名。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十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
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
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从1875 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
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
②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232—236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
58—60 页。《北
华捷报》，1892 年11 月18 日；1894 年1 月12 日。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215 第5 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4 页。
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
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 年4 月被清帝接受。①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
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
（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 年每年达四十五
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 年，清帝每
年另给刘铭传八十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四
十四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三十六万两。②鉴
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铬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
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
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③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
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
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 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
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
口径是九至十二英寸。他还买了一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
工厂，他到1886 年花了二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八万四千两买机器、金属
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
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 年刘铭传为
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①
早在1886 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
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
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1887
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②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
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
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一万四千名，实际
数字在1884—1885 年是四千五百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
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 年的奏
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
、131 页。黄家谟：
《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 第6、7 期合刊（1968 年4 月）第179—18
0 页。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1、3 页；卷8 第16、18 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
史》，第186 页。
① 斯派德尔：《1884—1891 年刘铭传在台湾》（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 年），第165
—166、170—172
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 第1 期（1963 年1
1 月）第47—48
页。
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
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①
1885 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
人在1881—1885 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
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
得，这使他到1888 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两位欧洲
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②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
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
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
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
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 年明确指
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③可是，刘铭传1886 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
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 两提高到了1888 年的674，
468 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
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
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十八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
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①可是，
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
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
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
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
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
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
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
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 两！
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
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2 第11—14、20 页。
②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 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
在台湾》，第168、
177—178 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 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① 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
在台湾的行政和
财政改革》，第452—454 页。迈尔斯：《1684—1895 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
，载《香港中文
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 第2 期（1972 年12 月）第383—386 页。威克伯格：《十
九世纪后期台湾
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 页。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
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
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
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 年就已在台湾
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
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 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
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②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
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
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
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
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
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
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
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1889 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
仍能达到二百一十二万两。①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
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
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
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
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
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
“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
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②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
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
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
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
番”打了四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
败仗，例如1889 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 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
内。清军的士气很低；①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
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② 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 页注64。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8 第21—22 页；参照第20 页。
②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 页及
以后诸页、252 页。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 页。
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 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
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
务，他在1886 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
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
长令。可是他在1888 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
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
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
县长。②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 年，清
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 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
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③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
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
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
政府所举的公债。④
到了1890 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
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 年的叛乱。
①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
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
捐款。虽然它在1888 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
—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 年，刘铭传改组
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
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
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
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 年6 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
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
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
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
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耽心这些
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 年10 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
的处分。②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5 页；卷9 第17、23 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 年奏疏的
批答，见卷9 第
23 页。
③ 《大清德宗实录》，卷276 第13—14 页。
④ 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 页表11。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 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 第20 页
。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44—46 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
台湾煤务》，第
223—235 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 第89 页。
1891 年6 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
1880 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 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
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
里集资一百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 年6 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二
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十五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
内，台北和新竹之间四十二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①它的起步是缓慢
的，但在1894 年全中国仅有319 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
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 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 年
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
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
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②早在1875 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
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
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
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 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
但只是在1884 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
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
了态度。③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
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
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
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
培训出许多将领来。①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
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
①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 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卷3 第77—78
页。
② 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 年
》，第1 部分第
227—228 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 页。
③ 米契耶：《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 页、309—310 页。《洋务运动》，第
3 册第552 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197
6 年4 月）第319—320
页。
①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 页注18、341 页注36。毕乃
德：《中国最初
的官办洋学堂》，第85 页。
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
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
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六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
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
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
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 至1900 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一千五百名士官
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②
1887 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
在十三至十六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
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四十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
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
③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
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
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
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
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
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①
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
“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
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
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②
此外，在1894 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
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 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
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
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
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 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
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③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
②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 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
7—8页。《李文
忠公全集·奏稿》，卷53 第42—44 页；卷74 第23 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
？）》，第717
页。
③ 《北华捷报》，1887 年4 月13 日。
① 《北华捷报》，1887 年4 月13 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 页。
王家俭：《北洋武
备学堂》，第8 页。
②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 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
5 页。
③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 页（特别是注42）。毕乃德：《
中国最初的官办
洋学堂》，第64—65 页。
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
得了不少好评。④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
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
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
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
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
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
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①
④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
第15 期（1894
年）第255—259 页。《北华捷报》，1890 年6 月6 日，1894 年6 月29 日和7 月27 日。

① 《北华捷报》，1894 年9 月21 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
页。普列赛森：《侵
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 页。
中日战争的灾难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
想马上破灭。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
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结局
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
性。自1868 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
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到1872 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
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
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1878 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
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②
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
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麦
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
勤和医药工作。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
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
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
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
更大的成绩。①
甚至在宣战以前的七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的成欢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
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
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
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
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
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
这场战争。
8 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②8 月10 日，日本舰队袭扰
② 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1 册第209 页
。史密斯：《中
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1976 年
）第11—23 页。
① 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布拉塞
编：《海军年鉴，
1895 年》，第91 页。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36 页。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
交》，第185 页。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9 页注28。
② 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
册第1—108 页。
《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18—286 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
：《日中战史》，
第1 册。布雅克：《论中日战争》。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
甲午战争及其后
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 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刘凤翰：《甲午
战争双方兵力的
分析》，载《中国一周》，829（1966 年3 月14 日）第13—16 页，830（1966 年3 月21
日）第11—14
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仅仅一
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9 月16 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
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就在
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这一
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
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
划。
在10 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
打败了中国人。11 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
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 支枪、129 门炮、三千三百万余
发枪弹、约二百五十万发炮弹。①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
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 年11 月
21 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
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 月底和12 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
城和海城。1894 年12 月13 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
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
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 年1 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形便
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
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
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 月18 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
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
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
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
大炮和船只；〔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①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
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
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
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 月下半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
》，卷21 第4
期（1895 年）第691—739 页。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① 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215、223、231 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
中日战争》，第
1 册第34—36 页。《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卷1 第246—256 页。
① 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204 页。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303
—304 页。《日清
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69—275 页。
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对
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
一（约六万人对二万五千），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
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②
在3 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
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 月25 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
关条约的时候（1895 年4 月17 日），日本作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
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十五万到二十万名军队在
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
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
感到的内疚。①
（张书生译）
②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75—278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
争梗概》，第63—65
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 页。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90—108 页。杜布莱：《中日
甲午战争梗概》，
第62、70—71 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 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
战争》，第1
册第281—285 页。
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 年
背景——西方冲击的形势
在中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了思想的风云激荡过程，这不仅产生了
变法维新运动，也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的新时代的到来。诚然，这种激
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发展。在儒教
中，反对流行的汉学学风的反作用继续在中国学者中存在，对佛教和古代非
儒家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兴趣也重新出现了。然而，所有这些发展都或多或少
地是十九世纪初期已经开始的思想界变化的结果。①而使这些本国固有的发
展转变成思想激荡的原因，则是西方的扩张引起的变化。
这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是显而易见的一面，它表现为西方
国家强加给中国的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方面则是改造性质的，它表现为在与
西方接触时带给中国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可以看到这
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在1890 年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但到1890
年帝国主义侵略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在中国蒙受被日本击败的羞辱后不
久，1895 年初夏法国带头声称华南和西南为其“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开始
了“争夺租借地”的狂潮。在这一争夺的高潮中，德国占了胶州湾，俄国占
了旅顺口，这些行径使中国面临立即被分割的危险。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气
氛形成了，全国弥漫着被瓜分的恐惧。
这种情况是与西方对华的改造的影响（它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即已不
断地在起作用）的新发展同时出现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它的最明显后果无
疑是发生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社会经济变化。首先，西方的扩张在那里引起了
持续的累积的经济增长，结果，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场有密切关系的城市的
经济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代”部分。和这种经济发展有关的是，社会发
生了变化，产生了诸如买办、工资劳动者和城市无产阶级这样一些新的集
团。而且，由于各种西方制度的“示范影响”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长，
社会变动的过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发生，它逐渐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态度和信
仰，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方式。
尽管有这样地区性的变革，在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通商口岸。在这些小而孤立的土地之外，中国传统
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受的影响甚少。中国的绅士照样享有他们传统的上流社会
地位，仍是帝国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简言之，虽然西方的扩张在通商
口岸创造了一种新社会，但却不能把其改造的影响扩展到中国内地去。
然而，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十九世纪九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4 页。
十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
扩展，为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
力。为了理解这些重要变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放眼纵观前此数十年内西方文
化对中国的冲击。
在1840 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
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
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这是重要的然而经常被忽略了的事实。这个世纪中叶
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
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见第
三章）之中。在1860 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的渗透，
就思想的交流而言，收效甚少；但事实上，这种渗透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冲突，
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中国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
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
当人们回想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士大夫所受的教育仍然面向
科举制度和面向成为该制度基础的儒学时，那么他们不接受西方文明就不足
为奇了。西方长期未能对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产生影响，这件事本身既
深刻地反映了大多数中国士大夫思想上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而且也是造
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内在原因。
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冷淡态度能从几处看出来。1865 年江南制造局
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是很有限的。据有人估计，从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译局卖出约13，000 部译著。①中国公众对
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福泽谕吉
的《西洋事情》自1866 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250，000 册（包括私印本）。
②这种冷淡态度还可以从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在1861 到1894 年之间开设的
现代学堂缺乏成绩一事得到证明，这些学堂原本计划提供西方语言、工艺知
识、军事训练和军事组织等方面的教育。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发生过大
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文人不愿进这些学堂。③
对这种思想上的隔绝状态，再也没有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西学在书
院课程中没有地位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这种状况也和十九世纪后期的
日本有明显的区别。一个在1870 年到日本一所普通学校从事教学的美国人，
对于西学所占有的显著地位以及学校收集西方书籍的规模有深刻的印象。①
但如果他甚至在二十年后访问一所典型的中国书院时，他也几乎不能发现任
何表明西方影响的证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梁启超曾在广州两所著名
①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 册第18 页。
② 这已由R.P.多尔等人所证实。
③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卷1 第93 页。
① 多尔：《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第2 页。
大书院学习过。无论在哪一个书院，他都未能发现西学的踪影；课程中传统
的儒学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广州的情况，而广州可能是西方影响比其他地区
更深的通商口岸城市。虽然有关研究清季书院的专著甚少，但已有的材料可
以证明，在1895 年开始的教育改革以前，西学在书院的课程中总的说来是
被禁止的。②
更多的证据可以在一本教育书目中找到，此书是与张之洞同样杰出的一
位官僚学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出版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很流行。它根
本没有提及西学。当我们翻阅一下这个时期受尊敬的儒学学者如朱次琦、陈
澧、朱一新和王闿运等人的著作时，也会惊异地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
都集中在传统的儒家学术上。所有这些记述在分散时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加在一起就可以说明，在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西方化了的通
商口岸和中国士大夫知识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
然而，经过数十年时间，这个鸿沟由于西方思想的缓慢渗透而开始被填
平了，结果使西方观念和价值标准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得到了广
泛的传播。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而来的是士大夫对这种传播
的态度的重大变化。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人对于西学仅有的一
点兴趣大部分集中在技术知识（“艺”）上。但在该世纪末，如果我们可以
用当时流行的一本有关西学的中文文献目录来作判断的话，那末，中国学者
的注意力已转向西方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
等方面了。①
士绅文人日益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这使西方思想从中国文化的
外围向其中心渗透。这种渗透引起了西方思想和本国思想倾向的大融合，最
后产生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思想的风云激荡。当然，这种激荡之势只有
从普遍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的背景中才能理解，而这种愿望都是由帝国
主义不断增长的侵略所激起的。但是1895 年以后的民族危机气氛只不过是
一种触媒剂，它促进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这类的发展之一是基督教传教士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知识传播活
动。在1860 到1900 年之间，新教和天主教这两种基督教教会的传教活动很
少成功。事实上，从中国士绅文人在十九世纪后期经常发生的反洋教事件中
扮演领导角色这一点看，基督教教士在填补他们与中国社会精英之间的文化
裂缝上似乎收效甚小。但是有些传教士并非单纯从事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宗教
代表，他们也扮演费维恺恰切地称之为“文化掮客”的角色，为受教育的中
国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识。在这非宗教的活动方面，他们主要依靠
三种机构：学堂、民间团体和报纸。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两种机构作为
他们的文化活动工具，是特别重要的。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1 第11—14 页。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收在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1896 年，第9—10 册
。
在1887 年这几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大，这一年建立了一个在中国人中间
普遍称它为广学会的组织。虽则广学会不完全是传教士创办的，但他们是创
立该会的发起人。在促进该机构的活动方面传教士提供了推动力，特别是在
1891 年精力旺盛的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它的总干事之后。在他有力的
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下，这个组织不但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而且采用了
新的方法，首先致力于劝说中国的社会精英相信西方文化的价值。①这种做
法被证明很有成效，对中国的社会精英的影响程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规
模传教活动在中国开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广学会在中国政府官员和士大夫
中的影响表现于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个兼有知识和政治目标的自愿联合
机构，广学会提供了一种组织的样板，对有意于改革的许多文人来说，它是
很合心意的。其次，广学会的知识影响体现在它的数量很大、内容多样的论
述西学和世界新近形势的译著中，其中包括如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和
《中东战纪本末》这样一些很著名的作品。
在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最流行的是《万国公报》。这种月刊的前身是美
国传教士林乐知在1868 年创办的《教会新报》。1874 年改称《万国公报》
以后，这个杂志不但变成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非宗教知识的工具，而且成
了社会批评和公共建议的论坛。②《教会新报》以它的倾向性和版式在当时
中国存在的报纸中独树一帜，因为那些报纸不是适合于通商口岸的商业界，
就是适合于教会的通讯交流。《万国公报》在1883 年停刊，1889 年由广学
会接办时复刊。林乐知仍是它的主笔，杂志仍然保持它原先的倾向性和版
式，致力于用文言文介绍西学和有关世界事务的最新情况。它的发行额在十
九世纪九十年代迅速增加，高达四千份左右。作为文化掮客，基督教传教士
终于能够使士林普遍受到他们的影响，其成绩是他们直到1890 年为止在传
教活动中从未能取得的。①
《万国公报》对于维新时期思想激荡的贡献，应由它对当时中国文人的
影响的性质来加以估量。首先，使用报纸和杂志作评论社会与讨论公共事务
的工具，无疑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将要出现的、新型的社会政治性的中
国报业树立了榜样。其次，《万国公报》和广学会的其他出版物对于激发新
思想和新价值标准来说，也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酵素。当时的一份权威西学
书目列入了许多广学会出版物，特别把《万国公报》作为新知识的源泉加以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9—25、33—46 页。
② 贝内特和刘广京：《林乐知和初期的<教会新报>（1868—1870 年）》，载费正清编：
《在华的传教事业
和美国》，第159—196 页。又见贝内特编：《1868—1874 年<教会新报>研究指南》；《
1874—1883 年<
万国公报>研究指南》。1889 年后的英文名称是The review of the times。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40—45 页。理查德·薛：《谭嗣同思想中的若干西
方影响》，见科恩
等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第194—203 页。
介绍。②诚然，传教士的思想影响并非自始至终都是明确的和直接的。因为
在《万国公报》和其他刊物提出关于公共事务的建议和开展社会评论时，传
教士通常都还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向中国的各种帝国制度提出挑战。可
是，他们在自己著作中介绍的社会政治消息和理想，经常隐含激进的东西，
使有志于改革的中国读者非常乐于引用和吸收。这样，传教士的出版物鼓动
政治改革的理想多于提供政治改革的内容。
另一发展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有志改革的中国学者所出版的政
治著作，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宋育仁、陈虬、汤震、郑观应、陈炽和何启。
他们的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前此三十年的思想相比并无新意。他们对国家
富强的关心以及他们关于行政和教育改革、关于商业和工业的思想，要末与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多少流行过的类似思想相呼应，要末就是这些思想的
进一步发挥。即使是他们那些最大胆的，例如要求对科举制度大加改革的建
议，都早已在传教士的著作中概乎言之了。
然而，在政治思想领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维新派的著作有其特
色，他们和在此以前数十年中的那些人有肯定的区别。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
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参政观念。这在他们提倡的议会制
以及他们中有些人所称的“君民共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主张在十
九世纪七十与八十年代的改良派思想中只是很肤浅地、含糊其词地被提了出
来，而现在却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诚然，他们所设想的参政仍是有限的。
宋育仁仍然模糊地设想以传统的方式来扩大皇帝与官员之间的联系。汤震、
陈炽和陈虬认为，“议院”成员应来自官员以及身为社会精英的士绅文人中
间。郑观应，特别是何启和胡礼垣，设想过一个有更广泛的人们参加的议院。
他们的参政思想仍然不是充分民主的，因为参政有地位和财产的限制；此
外，皇帝在制定所有政策时仍然是拥有大权的。这些改良主义思想家之所以
为参政划定框框，是因为他们多少都持有一种认识，即中国并不具备完全实
行民主的社会条件。①
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在君主立宪下的参政，与其说是目的，
不如说是一种手段，因为他们压倒一切的关心之事是在猖狂的帝国主义时代
如何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当他们研究西方国家强盛的秘密时，他们已不再
象过去那样着眼于技艺精巧和工商繁盛。此时他们发现，西方国家发展的关
键主要在于它们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壁垒，从而取得了共同意志
和集体行动的能力。据陈炽说，这种能力在西方的特殊发展应该归功于无与
② 陈启云：《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16（1962 年）第111—
112 页。
① 宋育仁：《采风集》，见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第1 册第6、13—14 页。《戊戌
变法》第1 册第
55—58、177—180、198—201、228、245—247 等页。参见伊斯特门：《中日战争以前中
国的政治改良主
义》，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7 期（1968 年8 月）第695—710 页。
伦比的议会制度，它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①这样，随着这
些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出现，便开始形成了一种倾向，即把民主融化于民族主
义之中，并把民主仅仅看成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倾向在后来的近
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变得十分明显。
然而，并非所有要求改良的知识分子都是被这种把参政作为手段的观念
所左右的。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其著作在通商口岸广泛流行的何启
和胡礼垣，不但倾向于把民主看成是推动国家富强的手段，而且也就其内在
的意义来看待它的价值。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孟轲式的反对专制主义
的道德说教已发展成为对民权统治作为施政普遍原则的赞扬。按照这种观
点，传统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效率，而且还
由于缺少道德方面的合法性。②无论是以道德为理由，或是以政治为理由，
重要的事实是，所有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愿意看到对中国
的政体朝着非正统的方向进行改组。
对于晚清的改良主义者来说，这种愿望是一个重要新起点的标志；在此
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都是以以下两个想法为依据的：一是假定传统政体具有
合法性；一是先假定只有在传统政治体制内才能实现适当的改革。现在它的
合法性受到了怀疑，那么就要在另外的基础上考虑组织政体的可能性了。用
当时的话来说，西学不仅是技艺之学，而且也是政治学的知识源泉。
和他们对传统国家制度的广泛批评相比，这些改良者一般还没有批评旧
秩序的信仰-思想基础（即儒学），这是很有趣的。事实上，他们中间有些
人，如陈炽、陈虬，特别是宋育仁，不惮其烦地以保卫儒家和维护纲常名教
的正当性为己任。如陈炽就认为，在中国，和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结合在
一起的是健全的道德思想体系。对于大多数改良派来说，他们的政治改良主
义的激进性中隐藏着道德-思想方面的保守主义，因而使改良主义的激进程
度有所缓和。①
在这里何启和胡礼垣又可作为突出的例外。他们在香港写作，何启在那
里是一个兼有英国的法律和医学学位的头等公民，娶有英国妻子。许多改良
主义者对西方立宪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向往受到他们忠于儒学的感情的束
缚，而何、胡二人却不同，他们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立场上对传统的政体进行
无情的攻击，这反映了他们道德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激进程度。在他们的出版
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论战著作中，他们不但批评了独尊儒术的倾向，
而且对整个儒家经书是否适合中国这个国家的实际需要也表示疑问。他们的
激进观点几乎点名攻击儒家，并且到了公开向神圣化了的儒家“三纲”学说
进行挑战的程度。“三纲”学说要求人们必须遵行权威主义，把它当作国和
① 《戊戌变法》，第1 册第245 页。
②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卷5 第42—61 页。
① 宋育仁：《采风集》，第1 册第14、15、23、24、26 等页。
家的组织原则，这和他们所承认的平等信仰背道而驰，因此，它作为国家和
社会的一个传于后世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必须予以摒弃的。显然，按照他们
的观点，中国所背上的道德观念体系的包袱是有缺陷的，正如它的政治制
度、工艺文化也是有缺陷的一样。②
在所有这些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批评，意味着改良者感觉到，在中国所面
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即“艺”、“政”和“教”）上都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
西学价值概念的扩大，确实表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只注重工商技艺的老路
子，这种路子在自强运动的提倡者的西学观点中曾经流行过一时。现在由于
西学威望的提高，对西学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
的看法了。
必须记住，正统理学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世界观认为，世界上每样东西，
无论生物或非生物，一律都是原则和物质的融合。后者从前者那里接受它的
本质特征，而前者则以后者为其具体形式。因此，两者被认为是不可分的。
理学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这种本体论的二元论，其中通行的一对概念范畴是
“道”与“器”，或是“体”与“用”。
在理学的理论体系中，虽则从逻辑上说道在器先，但这种优先地位并不
包含具有较高价值之意。然而在十九世纪比较流行的论述中，道和器这对范
畴有意无意地被赋予了价值的含意。有些中国学者在试图说明西学而运用这
对概念时就有这种情况。1860 年以后，那些按照道与器这对概念来看待西学
意义的人往往称西学为器，中学为道。这样，赋予西学的价值只是工具的价
值，是第二位的，而传统的儒学仍被视为高高在上，具有本质的和基本的价
值。但到了现在，在承认西方政治理想和制度的价值的同时，十九世纪九十
年代初期的某些改良派的著作中出现了强调器不能与道分离的明显倾向。如
果西学被发现有器的价值，其中必有道，因为在任何事物的器中必然有道。
显然，这种思想路线所暗示的倾向是，颂扬西方不但产生了工具的、第二位
的价值，而且也产生了本质的和主要的价值。①
尽管这些改良派思想家都认识到中国的主要政治制度需要改变，但是他
们的共同政治理想并非任何协同一致的思想活动的结果。他们互不来往，却
不谋而合。虽则他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有助于改变这十年间
的学界气氛，但是他们的影响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当时以康有为为其领袖的
一群年轻广州士子所发起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影响。
②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卷5 第9—15、19—23、42—61 等页。参见科恩：《十
九世纪中国的“基
督徒”改革家》，载费正清编：《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第197—225 页。
①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111 页。
康有为和新思想的风云激荡
康有为（1858—1927 年）是一名广州士子，他的书香门第出身在当时也
是很不一般的。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象自己应作
一个圣人，因此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有一种道德使命的强烈意识。后来在青
年时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师朱次琦的深刻影响之下被赋予了一种增强了的
社会倾向性；朱次琦是广东的一位著名儒学家，他强调的是儒家学说中道德
-政治这一主旨。
与此同时，康有为通过广泛阅读儒家之外的哲学和宗教著作，深受其他
方面知识的影响。大乘佛教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强烈。大乘佛教的菩萨作为
受难的救世主形象是和儒家圣哲的典型一致的，这使他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
关心更为强烈，而大乘佛教的宗教教义加深了他的存在主义意识。
当康有为到香港和上海旅行并被西学吸引时，他的思想境界进一步开阔
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西方的书籍。在
此期间，因为他住在广州附近和香港，他自然强烈地感觉到了十九世纪中国
再三遭受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在1884 年中法战争开始时，他正在广州，亲
身体会到迫在眉睫的外国袭击所造成的紧张和恐惧。对西方国家力量和好战
精神的直接感受，必然使他特别迫切地要求学习西学。他对西学的特殊兴趣
立即引导他去发现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的新的知识世界。①
由此可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康有为已经在家传的理学之外受到
多种知识的陶冶，即受到非儒家的中国古典哲学、大乘佛教和西方思想（基
督教的和世俗的）的影响。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些影响开始具体化
为支配他全部生活的两个关注的中心，一是凭经验产生的对新世界的渴望，
在这个新世界里，他到处看到的混乱、痛苦和不公正将为道德的和谐与心灵
的愉快所代替。这种“普”渡众生的宏愿明显是受到他所研究的儒家、道家、
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经典的影响，并促使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断
断续续地致力于形成有时混乱、有时矛盾，但却始终是大胆而严肃的世界
观，用以了解展现在他面前的新世界的意义。
除了精神上普济众生的宏愿之外，他还有一种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增长
而产生的更加具体的关心。这从他对非宗教的西学，特别是对西方政府的形
式所表现的强烈兴趣中可以看出来；1886 年他向当时驻广州的总督张之洞上
书，提议翻译西方有关政治的书籍，这也反映了他的志趣。康有为的爱国心
最终导致他采取大胆的政治行动。1888 年秋末在北京应试时，他不顾朝廷禁
止非官员的士子直接向朝廷上书的为时已久的规定，向皇帝呈递一份轰动一
时的条陈，请求“变成法”。除了这个大胆的请求之外，他对改革的具体方
法的主意是含糊的和一般化的。但是在该条陈中，一种国家完整受到西方侵
略威胁的强烈感觉是情见乎词的。①
从一开始，康有为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威胁不仅仅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
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除了民族危机之外，中国又因受西方基督教吞没的威
胁而陷入一场精神危机。因此，处于危险关头的不仅是作为“国”的中国，
而且还有作为“教”的儒家。为了对付西方扩张的挑战，“保教”和“保国”
同样重要。这双重目标终于构成了康有为改革纲领的核心，这纲领在他于
1895 年到1898 年之间向光绪皇帝呈送的一系列条陈和政治著作中详细地提
了出来。
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
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革命”。这个纲领的第一步是建立制度局，直接
置于皇帝领导之下，由有志于变法维新的官员组成。这个局负有规划和实施
制度改革的责任。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建设现代的海军和陆军。为了这个
目的，以考察弓、刀武艺为主的传统武举制应予废除，并按照普鲁士和日本
军事学校的模式来设立现代化的军事学堂。这些军事学堂应提供能成为新型
常备军核心的专业军官，这种常备军则准备取代当时清政府的无能的军队。
在康有为的政府改组纲领中，比军事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经济的计划
和使财政合理化的措施。制度局下的十二个衙署中有一半是处理这两方面的
事务的。强调国家有责任促进工、商、农、矿和现代化运输事业，是康有为
的改革纲领中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①
这些改制的思想基础是康有为所接受的寻求国家富强的政治理想。他向
清廷推荐俄国的彼得革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中国的榜样，这就最清楚不
过地反映了他所致力的目标何在了。②
康有为的另一部分改革建议是主张对文教制度进行果断的革新。这些建
议提出，中国政府应采取特殊措施以确定儒学为国教，用以抵制外来的信仰
——特别是西方基督教——的输入中国。在这方面康氏主张在政府中成立教
部，负责建立和管理全国范围内的孔庙，并以孔子诞生之年纪年，来取代传
统的王朝和年号计年之法。①
按照康有为的意见，在进行这种信仰-意识形态的保卫战的同时，应该
在文化上加强对西方世俗知识和观念的了解。后一个目标可以部分地由大规
模翻译日本有关西方的书籍来完成，部分地则用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西方知
识的办法来完成。但是，吸收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步骤是实行果断的教育改
革，先从取消传统的八股文和旧式武科这类传统科举考试制度中的重要科目
① 《戊戌变法》，第2 册第123—131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178 页。
② 霍华德：《日本在康有为改革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
，第288—302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68—169 页。
做起，以专门的西学为基础的考试来取而代之。康氏希望这些革新将最终废
除科举制和建立全国性的学堂制度。
这种教育改革的部分目的无疑是为国家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有文化的
和有技术的公民。另一部分目的必须从康氏所接受的民治和立宪政府的西方
理想中去寻找。康氏和其他早期的政治改革者都认为，君主立宪的一项重要
职能是要增加政府之外的人民的参政机会，从而加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民主被称颂为能达到民族团结和政治统一的有效工
具。但是，康氏的立宪和议会政体的概念不仅仅被设想为功利主义的东西。
他也把民主看成是将来所有人类社会必定会实现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目的
以及为了举国人人富强的目的，受教育的公民是必不可少的。②
就康有为的政治纲领而言，君主立宪和国家富强是他的两个指导性理
想。在他的两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保国和保教——的后面，就隐藏着这两
个理想以及他对提倡儒教的关心。他的维新思想的依据是他对儒教所作的激
进解释的全面的思想体系，康有为之所以这样解释，主要是他与清代后期的
一种主要思想流派——即今文学派——接触的结果。在1890—1898 年之间，
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写出了他的动摇儒家学者精神世界基础的解释。
他对儒学思想所作激进解释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新学伪经考》，它出
版于1891 年。这本书企图怀疑当时称为汉学的考证学派；汉学自十七世纪
以来就在儒家学者中很流行。康有为并非致力于这方面工作的第一人；从十
八世纪后期以来，若干儒家学者已以各种校勘和训诂的理由，试图讨论考证
学是否配得上久受崇敬的汉学这一名称。他们认为，“真正的”汉学不是考
证学（后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汉儒学中占优势的潮流，即古文学派）；
而应是今文学派，即早在西汉流行的儒家思想形式。这样，始于汉代而久已
被人遗忘的知识领域的论争，在清代后期又在儒家学者中间恢复了起来（见
上卷第三章）。
康有为的一个挑起争论的论点是在晚清今文学派学者——特别是当时
该学派的一位学者廖平——所奠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论点的内容是，
考证学（儒家的古文学派）的知识源泉，都可以通过文字校勘来证明它是伪
造的；因此，真正的汉学——即可信的儒家学说——是今文学派所独有的。
①
康有为的目的是要力斥汉学之非，因为它对社会道德的冷淡态度可悲地
偏离了孔子教导的本意；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肯定关心政治和政制改革是
儒家的主要宗旨，他相信这就是今文注疏的精髓。1898 年，他在他的维新思
想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了这一解释。
按照康有为的观点，孔子尤其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者，他不但是儒教的先
②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111 页。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48—52 页。
知般的创立者，而且也是建制之“王”。依据今文学派一些神秘的说法，他
认为孔子在死前不久受天之命，要为即将到来的新王朝设计新制。用康氏的
话说，孔子是一位“圣王”或“素王”，是以改制为务的。但是，在康氏的
图式中，改制意味着什么呢？在今文学派原来的文献中，“改制”是一个广
泛而含糊的概念，带有宗教神秘色彩，它更多地是暗示礼仪的改变，而不是
现代意义的制度革新。但是，康有为的“改制”理想却有改变制度的全部现
代涵义，就象在他的改革纲领中所清楚地反映的那样。通过他对儒教教义的
解释，他设法为自己改革传统中国政体的基础寻求文化上的支持。
在康有为看来，改制不但可取，事实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把历史
的变化看做直线的进步。这种观念表现在他对孔子的描绘中，因为他把孔子
描绘成救世主式的、有远见的“圣王”，这位“圣王”认为历史是通过若干
特定的阶段向理想的未来作直线的发展。尽管康有为的直线历史观显然主要
来自他所读过的西方思想的著作，但他是根据今文学派的三世说来阐述这个
道理的。按照他对这一种学说的解释，孔子认为人类历史不可抗拒地从据乱
世通过升平世发展到最后的太平世，或如他以后在另一图式中提出的那样，
经过小康世到达大同世。每一世都有与它相当的政治制度：据乱世为专制君
主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制，太平世为共和政体制。随着历史通过三世向前
发展，改制是不可避免的。简而言之，制度的变化是历史进程中固有的现象。
①
康有为把历史看成经过各特定阶段向前直线发展的进程，他的这一概念
也包含了历史进程最后将在理想的大同社会趋于完成的信念。他思想中的这
种千年至福世界的理想，是他自青年时代即已专注的普救众生的宏愿的反
映。从“大同”理想中的明确表达看来，这一宏愿发自两个方面，一是追求
理想的人类共同体的强烈道德感，一是对于他认为的人类社会到处都充满的
苦难所引起的深刻而自觉的反抗精神。结果就使他产生幻想：在道德高尚的
共同体中，苦难将消失，幸福无处不在。按照康有为的观点，人类的苦难虽
然形形色色，但都出于一源，即来自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私心，和随之而来的
自己高于他人的习性。因为有了这些习性，社会到处出现了不平等现象，这
种种不平等束缚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他所描述的未来普遍幸福的人类
共同体中，康有为强调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任何歧视。这种激进的社会平等
思想将涉及废除几乎全部现存的人类制度，包括国家、私有财产和家庭。在
这个意义上，康有为的乌托邦“大同世界”充满着激进的平等主义和普济众
生的思想。①这表明康氏的世界观是揉合了诸家之说的。
所谓“大同”，是康有为从儒家的乌托邦思想推导出来的。内容上它很
象儒家的“仁”的理想，因为这二者都象征着对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完整的
① 萧公权：《康有为与儒教》，载《华裔学志》，18（1958 年）第88—212 页。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52—57 页。
共同体的渴望。然而康氏对社会道德的激进主义超越了儒家所能接受的限
度。例如，家庭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所以仁的最终实现将导致产生
道德共同体，但这种共同体只是家庭的扩大，而不是超越于家庭之上的。大
同理想甚至含有超越象家庭这样的主要社会机体之意，由此可见，康有为的
社会乌托邦理想吸收的大乘佛教、基督教和墨家学说的思想，至少与吸收的
儒家思想一样多。
康有为的这种世界上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乌托邦理想，虽然已为他的门
人和亲密合作者所知，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并未公开发表。而且，在他的
历史发展观点的体系中，这种人人幸福的理想只是与遥远的将来有关。这
样，他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他的思想体系中起作用的部
分仍是他对儒家的激进解释，其核心是有关改制的思想。简言之，虽则康有
为把实现普遍幸福的共同体作为他最终的目标，因此不能把他视为民族主义
者，但他的思想明显地包括了民族主义这一大因素。
总之，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公诸于世的那部分思想对士大夫有重大的
影响。他的思想中包括一整套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这是康有为与其他同时代
维新派思想家全都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康氏用一种思想体系来阐明这些价
值：这个体系不但把它们纳入对儒家总的解释之中，而且将它们和清末国内
的重要思潮联系在一起。由于康有为以人们熟悉的传统形式提出问题，因而
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发挥的号召力比以往用其他形式所发挥的要大得多。尽管
他对儒家思想的激进解释使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感到愤慨，新思想仍取得了不
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许多中国士大夫仍然讨厌西学，但他们不能对它置之不
理。由于康有为的思想吸引了大批中国文人官僚对西方思想的注意，西方思
想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学风的改变提供了有力的刺激。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政治上，它要
求改制，这意味着怀疑政府的政治效率。更重要的是，他主张的民众统治、
参政和立宪政府等西方政治观念都和其他政治维新派多少有相通的地方，这
样就一起向传统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这些新政治价值观对公
众意识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不但面临着行政管理崩溃的现实，而且开始了
以辛亥革命为结果的政治瓦解的进程。
思想上的意义也同样重要，这是康氏对儒家进行激进解释的结果。诚
然，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对儒家基本的社
会-政治价值观和信仰，却是很少被准许各抒己见的。康氏已经使人对这些
主要的价值观和信仰产生疑问，这一事实即意味着作为中国信仰核心的儒家
正日趋衰微。当康有为在改变长期被公认的孔子形象和孔子学说的价值观的
内核方面走得如此之远时，其含意就更加严重了。任何读过康有为的富于煽
动性解释的人必然产生一个感到烦恼的问题：儒家的本来面目和特征何在？
这个问题的出现预示着这样一种后果：使儒家学说从一直是无可怀疑的信仰
中心，变成了其基本特征是可疑的和有争论的一种思想体系。对于许多人来
说，这个问题的出现必然是一大震动。它冲击着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用
梁启超的话来说，就象火山爆发和地震一样。
维新运动
康有为发表他的维新思想体系无疑对思想界的变化是一种强有力的刺
激。当他以此激起和组织一场维新运动时，冲击就更大了。这个运动的基础
在康有为于广州创立私塾长兴学舍（他在那里教着一小批勤奋好学之士）时
就已奠定。它的课程已有所革新，不过仍维持着儒家的格式，尽管如此，它
实际上已与当时的儒塾背道而驰了。课程中基本上包括康氏对儒家学说的激
进解释，着重研究大乘佛教教义、中国的非儒家思潮和西学；其主要目的之
一是向学生灌注康氏的政治意识和维新理想。因此，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后
来都致力于政治活动，就不足为奇了。其中，梁启超成了康有为在改制运动
中的主要助手。①
尽管康有为在1888 年已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但是他推动变革的活动直
到1895 年才以持久的大规模运动的形式出现。他重新开展这一运动的直接
原因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败北，此事对公众意识所产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
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首先，这场灾难使中国遭受的物质损失比以往
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惊的赔款之
外，它还丧失了对最后的重要属国朝鲜的宗主权，而且向日本割让了自己的
大片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这样巨大的牺牲出现在二十余年大声疾呼的
“自强”改革之后，似乎是特别令人震惊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后，由于中国
历来轻视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国家，所以，深
深的丧师辱国之感特别具有辛辣意味。
在1895 年春天，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同到北京参加会试。当中国被
迫于这一年4 月和日本在下关签订屈辱的和约时，康有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
鼓动和他一起应试的士子坚决反对和约，并向朝廷请愿要求变法维新。结果
引起了一场戏剧性的反对和约的请愿。一千三百名士子签署了由康有为起草
的激动人心的奏折，敦促朝廷拒绝和约，着手改革。所有这些主张和请愿都
没有受到理睬。然而公众关心国事的气氛已经造成，从而激励着康氏进一步
开展他的运动。①
这次维新运动比起康有为在1888 年单独首先发动的那一次，范围要大
得多。在那时，他的努力没有超出向皇帝上书言事和向朝廷大臣游说的范
围。而这时康有为继续进行新的尝试，即在1895 年初夏继惊人的群众请愿
之后，又向朝廷提出两个大胆的变法请求，企图从上面首先开展改革。与此
同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作出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他们在向朝廷请愿的
同时努力争取来自下面的支持。这些尝试的基础是维新派长期梦寐以求的目
标：在中国建立立宪政府和国民参政制度。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纯上面的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41—47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34 页。
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开民智”。
为了促进这个运动，康有为和他的合作者创立了新的组织和新的宣传工
具。最重要的组织是学会，它起两个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执行促进思想一
致和组织团结的最重要的一体化功能，没有这些，要形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不
可能的。其次，它的更特殊的任务是教育和动员文人士绅。康有为及其朋友
虽然希望看到“开民智”的良好形势，但他们也同样地知道中国民众普遍缺
乏教育，还没有为承担这样一种任务作好准备。在普遍教育和群众启蒙实现
以前，许多地方有赖于中国社会“中产阶级”——有功名的绅士——的领导。
一方面，这个阶级构成地方上的社会精英力量，比人民群众受过较好的教
育，能力也较强。另一方面，和官僚们比较，绅士更适合于领导民众，因为
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接近民众，与民众的关系也较密切。由此可以看出绅士
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说，绅士“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
可以通上下之气”。
但不幸的是，绅士们还没有作好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准备，也没有作好充
当广大群众的启蒙领导的准备，因为他们既没有政治动力，又不省察国内外
大势。而且，就他们的教养而言，他们很少有公民精神和组织才能。为了克
服这些缺陷，年青的维新派把学会看作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动员的最有效的工
具。
这些学会是根据地区和专门化知识这两个原则组织起来的。它们首先在
北京和上海开始创立，接着在各省、府、县、镇成立分会。同时，为了用新
知识教育官、绅人士，各种专业学科的学会纷纷成立，遍及全国。维新派期
望用这种方法组成全国范围的学会网，以促进“民智”。①
康梁集团用来推进运动的另一个新手段是报纸，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在民
众中间传播新知识、新观念以及促进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虽然康有为向朝
廷吁请变法的努力归于失败，但他不顾官方的压迫和社会的阻挠，利用学会
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
程碑。
康有为在组织学会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是1895 年8 月在北京建立强学
会。尽管康有为是该会背后的动力，但当时中央政府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员陈
炽却被推为正式负责人。起先，学会办得很成功，不但将首都许多有志改革
的学者官僚集合在一起，而且有一些西方人士参加，如英国公使欧格纳，传
教士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更重要的是，它的会员名册中包括一些清朝政府中
的高级官员，其中有张之洞、王文韶和刘坤一等几位总督，有翁同龢、孙家
鼐和李鸿章等几位朝廷命官。①许多捐款使学会的财政也很充裕，会员们每
十天定期集会一次，听取有关时事的公开讲演。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2—227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334 页。
梁启超被委任为书记员。当日报《中外公报》由学会主办出版时，梁启
超和麦孟华（康有为的另一个学生）成为该报编辑。该报通常只有一篇由梁
启超或麦孟华撰写的时事述评文章，但偶尔也转载一些广学会出版物中的作
品。为了促进它在北京的学者官僚中间的传播，采取了免费和京报一起分送
的办法。最盛时它在北京发行三千份。
在此期间，康有为认为上海是“南北之汇，为士大夫所走集”，便于1895
年秋天在当地成立强学会分会。分会从当时在南京代理总督职务的张之洞那
里接受许多经费，经办自己的报纸《强学报》，和《中外公报》一样免费散
发。②这样，在多事的1895 年春天以后的几个月里，在学者官僚中间出现了
若干新的和重要的动荡，它们不但唤起普遍的民族危机感，而且将这种危机
感纳入要求变法的直接的和协调的运动中去。
然而，这些组织的努力立即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压制。张之洞撤回了他对
上海分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封闭了报纸，因为报纸用孔子生辰纪年而不用清
朝年号纪年而触怒了省当局。显而易见，张之洞从这件事中看出了它对清朝
不忠的不祥倾向。同时，北京的学会也受到政府的打击，尽管它在上层得到
相当大的支持。1896 年2 月，一位御史指控强学会非法组织了一个团体，这
个团体可能会在士子中间助长无节制地讨论政治和公开批评时政的危险举
动。这次弹劾一经提出，不可能不为朝廷所注意。自1862 年以来，清朝的
既定政策就已经是禁止私人针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议和请愿，以及禁止私人
结社。政府按照御史的指控取缔了该学会，从而使它建立仅仅五个月就关了
门。①
虽然解散强学会和取缔北京、上海两地主张变法的报纸之事对于正在成
长中的维新运动是一个挫折，但是新的机会立即又在别处出现了。在1896
年春天，紧接着上海分会被封闭之后，它剩余的经费和另外的私人资金被用
来创办一份报纸。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被邀请任主笔。这就是著名的《时
务报》的开端，它于1896 年8 月起在上海发行。第二年春天，在澳门创办
了一份附属报纸。该报开始时称为《广时务报》，后来改名《知新报》。这
两份报纸使变法运动在长江下游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保持着生气。②
《时务报》的精华是梁启超写的文章。他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因此，
他的许多写作不用说是受到康有为的强烈影响的。然而，细心地阅读就可以
发现，梁启超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宣传康有为的思想，而是有所发展，使民
族主义和民主化在变法纲领中更为集中突出。
象康有为和当时其他有志于变法的学者们一样，梁启超强烈地反对自强
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49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6、227—229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1—243、249—250 页。
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西方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如果政治改革成
功，军事和技术的革新将自然而然地会实现，而没有政治变革伴同的单纯的
技术革新，其结果只是浪费精力，这在自强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了。换句话
说，梁启超的变法纲领断言，政治改革与技术革新相比，应占首要地位。
梁启超坚持，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从根本上说，
这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系统。这种新途径的首要目的是在民
众中间普及识字和有用的知识，而同样重要的是，也要提供以中国文化传统
和西方政治理想及经验这两方面的知识为基础的政治教育。梁启超希望，从
这些新学堂里将会产生有知识的和有政治觉悟的公民。
梁启超的教育方法的核心是两个主要的概念，即变和群。在康有为的历
史哲学和当时传入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之下，梁启超首先设想变应分
阶段发展。然而在梁氏的思想中，这种变是由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即被归
纳为群这一多种意义的概念——所支配的。这个名词表示需要在士大夫中间
建立联合，以便动员和组织他们开展社会和政治的活动。意义深远的是，除
了联合的理想之外，群还包含着深刻地贬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价值的某些更
广泛的政治理想。根据梁氏的意见，古代君主制主要适合于维护统治王朝的
政体，因此经常是纯粹压迫人的。这样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在帝国主义侵略
和国际竞争的现代世界中，是不能维持中国生存的。首先，它将妨碍在民众
中间产生力量和朝气，而集体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
少的。其次，压迫人的君主制阻碍人们的交往：不但阻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之间的交往，而且也阻碍社会的不同方面之间的交往。缺乏这种交往，传统
的中国社会就象缺乏民族生气那样缺乏民族团结。
隐藏在这种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指控下面的思想，显然是一种新的政治共
同体概念，它受到民族主义和达尔文派关于世界为无情的国际竞争和斗争所
支配之说的强烈影响。在这个时期梁启超从来没有明确将这个概念和民族主
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作为康有为的亲密追随者，他仍然声言信仰康氏的普
济众生的理想。然而潜藏在他的政论作品表面之下的，正是民族主义的思
想。
但是，民族主义在梁启超的新政治共同体梦想中虽属重要，却非唯一的
决定因素，因为一方面他对传统政治秩序作了实用主义的估价，一方面他又
关心道德上的合法性。传统的王权制度不但在政治上是无能的，它在道德上
也应受谴责。梁启超把国家看作应该属于共同体全体成员的一个共同实体，
即不但属于统治者，而且也应属于被统治者。因此这个共同体应该是它的全
体成员的利益和愿望的综合。民众由某一个统治者或统治家族来加以统治，
这就是道德上自私的丑恶表现，因此其结果只能使共同体蜕化变质。这种新
的共同体的概念表明要在道德上信奉类似卢梭的民权和公意的理想。简单地
说，梁氏把新的政治共同体看作政治变法的最终目的，其中不仅有活力和团
结，而且也体现了民主主义。①
梁启超的变法主张集中到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理想上，其最终目的在于
使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激进观念的传播立即使政治变
法论成为风起云涌中的思想激荡的焦点。当这种风云激荡扩展开来时，变法
运动逐渐失去了它开始时在康有为单独领导下那种明确的一元性。确实，康
有为的变法纲领和思想体系仍然代表运动中最公开和最明显的部分。然而，
在运动下面的其他思潮则和康有为的思想大不相同。这样，维新变法作为思
想运动看起来可能最象一种带有各种颜色的光谱。在较温和的一端往往可以
发现在陈宝箴和黄遵宪等士大夫所代表的思想类型，他们也同意康有为的需
要改制的主张，但是未必同意他对儒家学说所作的激进解释。在这个温和派
别中，某些思想状况本质上和自强运动提倡者张之洞及李鸿章等人的态度基
本上并无二致。可是，在比较激进的一派，其观点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很难
区别，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激进。在这种背景下，有两个人物应该特别受到注
意，因为他们在围绕着变法运动发展起来的日益扩展和日益复杂的思想激荡
中扮演着领袖群伦的角色。
其一是严复，他在青年时代曾在英国留学两年，因此属于不但懂得西方
语言而且也直接观察过西方的少数中国人之列。在1895—1898 年间，他在
天津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达他自己关于中国民族危机和需要改革的
观点。1897 年，他是传播新知识和发表维新观点的天津一家新型报纸《国闻
报》（它很快成为华北的最重要报纸）和周刊《国闻汇编》的创办人之一。
在那些年，他还开始了他的翻译事业，完成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的译注，此书取名为《天演论》。严复的著作和翻译立即对读者发生了重要
的影响。他的《天演论》在1898 年出版后取得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
甚至在出版以前已有影响，因为康有为和梁启超读过原稿，在它出版以前已
经对严复佩服得五体投地。
按照当时的标准，严复的政治态度是非常温和的，因为他提出的仅仅是
渐进的制度改革和政治革新。但是，这是和预期未来中国文化将经历一场彻
底的改造这样一种思想上的激进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的渐进主义
和在思想上的激进主义二者都产生于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而这
主要是他研究斯宾塞哲学的成绩。
斯宾塞的思想认为，进化必然是缓慢的和累积的，不能飞跃地前进，这
使严复不相信任何激烈变化的奇迹。实际上，这是说，在中国人民作好准备
以前，不应进行制度改革；为了在体质、知识和道德上改造他们，需要漫长
的教育过程。严复的目标也同样是在将来彻底改变价值观。
严复的文化激进主义发端于他对国家的热切关注，即如何实现共同富强
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猖獗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生存下去。严复那种以社会达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120 页。
尔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表达出来的对集体的关注使他相信，集体富强只能求之
于一种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天地之学。这种天地之学把天地描绘成为质和力所
会之宝，它处于从“始于一气”向“演成万物”的持久进化过程之中。整个
宇宙如此，人类世界也如此，在人类世界中，活力产生于生存竞争，进化由
生存竞争推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存竞争在人类之间不但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地球的资源有限，生命却大量增加；而且它作为动力和发展的源泉，对
于世界来说也是一种幸事。
对现实的这种看法鼓舞和吸引了严复，因为它突出了他所重视的关于斗
争、活力和进展的思想。达尔文主义的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使他向
往西方的自由理想。在严复看来，现代西方奇迹般的成就在于，在西方，个
人的力量不但得到解放，而且还能被融合而产生集体的活力。现代西方的社
会精神是公众精神和原始力的独特而和谐的结合。根据严复对西方思想的研
究和他对英国的观察，这种结合只能在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环境中产生。
他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是他所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集体活力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因此，就世界观和基本的价值观而言，严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
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体力量充溢现代
西方的同时，他在中国传统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缩。他在把中国与现
代西方进行对比后着重指出，中国是软弱的，因为过去中国的圣贤在培养民
众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却都是在压
制他们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几乎是全面地、彻底地驳斥当时思想界唯中
国之法是举的倾向，不但攻击科举制度的机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笼统地把当
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这就不足为奇了。医治中国
的弊病只能利用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①
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年青的湖南学者谭嗣同，他属于迥然不同的另一
种知识分子类型。作为高级政府官员之子和中国士大夫的一个成员，谭嗣同
深受儒家教育。后来，在他成年的初期，通过对知识的探索，他受到西学、
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影响，同时他也受到在十九世纪末年重又流行起来的古
代非儒家哲学——特别是墨家学说——的影响。这些多样化的思想影响使他
形成了一种折衷主义的观点，1896—1897 年，他将这一观点正式写在一本有
煽动性的小册子《仁学》中。虽则这本小册子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版，但其
内容在出版前已为他的亲密朋友所熟知，包括梁启超在内。
《仁学》的核心是渴望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大同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将充
满生气和活力，不断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它也是以激进的平等主义和自由
地表达感情为特征的道德高尚的共同体。这种乌托邦幻想既来自宗教的普济
众生主义以及大乘佛教、理学、基督教和墨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来自现代
① 施瓦茨：《严复与西方》，第42—112 页。
西方工商社会的生气勃勃的时代精神。然而，在《仁学》中明显地没有流露
出民族主义意识，而这在谭嗣同的许多同时代人思想中已开始成为突出的特
征。
从对世界的这样一种幻想出发，谭嗣同发表了对中国传统的过激的批
评。他象严复一样攻击传统的君主制，将它描述为一种最黑暗的专制主义，
压抑人类的能力和感情。但和严复对传统制度的攻击范围仅限于政治秩序不
同，谭氏的抨击还扩大到传统中国的主要社会制度——家庭。这从他对传统
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纲教义）的毫无保留的诘责中可以看得
很清楚。人类全部关系中最神圣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三者都是以一方绝
对统治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谭嗣同认为，父子、夫妻这两种家庭关系和君
臣这种政治关系一样，都是腐败的和压制性的。在谭嗣同看来，这三者构成
了单一的乖张和压迫的秩序，在它的下面，传统的世界只能日就枯萎和堕
落。
为了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能生存的人类共同体，谭嗣同呼吁冲决三纲这一
令人窒息的罗网，进而消灭中国的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康有为或严复
不同，谭并未提出有步骤的改革纲领，他的《仁学》也未指出如何用具体而
明确的步骤去实现他的幻想。可是，在这整本小册子中他都用热情洋溢的语
言鲜明地表达了完全否定和彻底解放这两个如影随形的主题。在这些语言中
产生了一种革命的朦胧概念。①
从上述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变法维新运动中的思想激荡之势包含各
种各样很不相同的思想，但它主要是以一种激进的倾向为特征，这种特征反
映了对两个主要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对国家富强的广泛要求。另一个是对宗
教道德意义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思想中。激进思想是由
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助长而成的，它打击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础。这样，
在1895 年之后的数年中，思想冲突不但发生在激进的维新派与保守的士大
夫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激进的与温和的维新派之间，这就不足为奇了。1897
年下半年，这种思想冲突终于在湖南趋于公开化。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56—90 页。
湖南的维新运动
当1896 年初康有为的运动在北京受到清朝的压制以后，维新运动不得
不将它的活动限制在上海和澳门从事思想宣传，以取得公众的支持。但与此
同时，新的发展也在湖南进行，省府长沙立即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这样就
使它有在省一级获得成功的机会。
这时湖南的维新必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国家和社会发生的两大变
化这一背景下来加以理解。第一大变化是督抚的权力增加了，这是十九世纪
中叶的各种叛乱，以及这些省级官员们为了应付中国面临的国际危机在自己
辖区内各自在经济技术发展和制度变革方面所作种种努力的结果。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初以后三十余年中的这些革新努力，构成了所谓自强运动的大部分
活动。
第二大变化是地方名流势力的增加。库恩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力量在十九
世纪中叶叛乱的年代中是如何通过组织地方自卫武装而发展起来的。还有种
种迹象表明，这种力量的增长也导致绅士们进一步插手非军事的公共事务。
在大多数场合下，这无非是他们的传统公务活动在政府软弱时期的扩张而
已。但在某些省份，这也同在与西方接触时因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刺激而产生
的商业化有关。这些本乡本土的发展的综合力量使绅士在他们出生的城镇和
本省的政治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①
因而，十九世纪下半期，在各省官员势力增长的同时，绅士的政治地位
也提高了。两者活动的结合，导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湖南开始的一场维新运
动。首光，湖南所幸的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起相继有两位能干的开明学
者官僚在省内当政。1892 至1895 年吴大澂任巡抚期间已经开始在教育、经
济和军事方面进行过若干革新。当陈宝箴在1895 年末接任巡抚时，改革被
有力地推向更大的规模。他在致力于促进省政改革时，得到了他的有远见的
儿子陈三立的帮助，后者在年青一代有志于维新的文人学士中间有许多朋
友。陈宝箴还得到管理省政的两名高级官员黄遵宪和江标的协助。
黄遵宪是一位广东的学者-诗人和历练的外交官，曾到日本、美国、英
国和东南亚任过职。在长期的海外经历中，他形成了强烈要求变法维新的倾
向，并且成了外交事务（特别是日本事务）的权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
的《日本国志》和关于日本的历史诗篇是中国文人了解明治维新情况的一个
重要来源。从1895 年起，他积极从事改革政治的活动。他是康有为的强学
会上海分会的会员。在上海分会被解散之后，他是赞助创办《时务报》的少
数人之一，梁启超是该报主笔。1897 年夏天起，他任湖南盐法道，随后并曾
一度代理过按察使。他不仅仅是热心于在这些职掌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斗士，
他对于外部世界的第一手知识，特别是他对明治时期日本兴起的理解，也是
①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89—225 页。
1895 年以后在湖南开始制度革新的灵感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①
江标在1895 到1897 年间任湖南学政。虽然他是通过正规考试进入官场
的，但是他的一套思想观点并不受传统儒家学术的束缚。在经过会试之后，
江标在北京同文馆学习，后来访问过日本。他在1895 年参加北京的强学会，
去湖南以后成为新学的一个积极发动者。②
除了一个有志于维新的省署之外，湖南还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治下；
张之洞是技艺和制度革新的强有力的和坚定的发起者，对于维新运动的重要
方面如报纸、学会等，他都给予有力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这时省内许多
有影响的绅士领袖对维新有着热情。他们不仅对政府的改革努力给以热烈的
支持。事实上，他们在许多重要方面是采取主动行动的。因此，当1895 年
维新运动在湖南认真开始时，它是政府和省内名流的共同事业。鉴于十九世
纪后期湖南是众所周知的绅士保守主义的堡垒，湖南绅士提供的合作确实是
值得注意的。甚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可以看到以湖南为基地的席卷
长江流域的排外浪潮。晚至1892 年在湖南建造电报线路的一次尝试，在当
地民众中间引起了一场骚动。①随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流逝，变革之风显
然在湖南强烈地刮起来了。
从一开始，技艺和经济的革新就是维新运动的一个引人注意的方面。在
巡抚倡导下，长沙有了电灯，建成了碎石马路。在省署设立了采矿局，一条
连接长沙和汉口的电报线路也得以建立。②比这些政府主办的项目更为重要
的，是著名的地方绅士自己创办的企业。1895 年后期，两位绅士领袖王先谦
和张祖同在巡抚鼓励下建立了一个火柴厂。1896 年，王先谦、熊希龄和省内
其他绅士在本地普遍支持下，募资开辟一条旨在联系湖南湖北的轮船航线。
在同一年冬天，王、熊二人从政府得到一笔贷款开设宝善成公司。他们甚至
向巡抚申请建造一条经过湖南将汉口和广州联结起来的铁路。③
当随后数年维新运动继续在工商界鼓励新的努力时，其他方面也在着手
改革。首先，在长沙出现了组织乡勇的活动，并将一座地方书院改为新型的
军事学堂，作为进一步军事改革的基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若干制度方面
的革新，它们大部分是在黄遵宪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包括制订一项专门的官
员训练计划，以便授予他们专业技能和时事知识。训练的目的是使政府官员
能在省内的维新运动中起带头作用。黄遵宪也起草了若干旨在改进司法程序
① 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1—223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1—182 页。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33—138 页。
②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26—129 页。又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
，第281—284 页。
③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3 页。刘易斯：《1896—1898 年湖南
的维新运动》，
载《中国论文集》，15（1961 年）第62—90 页。又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
南的思想与制度
的变化》。
和监狱制度的新章程。黄氏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保卫局，它模仿
他在日本和西方国家看见过的警察局。附属于保卫局的是一所新感化院，其
目的不仅是处罚罪犯，而且也对地方社会的渣滓进行再教育。这两种机构都
被打算用来改进传统的保甲制度，以便加强地方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和秩序。
然而，按照黄遵宪的计划，保卫局不完全是一个政府组织，而又是一项共同
事业，由政府官员和绅士名流双方参加的管理机构来监督它的工作。①
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革新。在
这方面带头的是学政江标。在学校课程方面他强调新的西学的价值，主张在
西学与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方面保持平衡。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在府一级举行
的各种考试中，除了传统的儒学题目之外，还要求加试世界时事的知识。这
样就使《万国公报》、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和广学会的其他出版
物成为应试士子的必读书刊。
对新学的重视还导致江标在一所地方上的儒学堡垒——长沙的校经书
院——进行修改课程的试验。他推荐在课程内设地理学、数学和外语这三门
新学科目，来补充理学课程中的两门基本科目——经义和治事。②
江标还提出创办第一份湖南的报纸，在他赞助下该报在校经书院办了起
来。从1897 年春天开始，每十天出版一次，名为《湘学新报》或《湘学报》，
它后来发展成为宣传维新运动和传播新知识的主要的地区性工具。
江标在1897 年秋天辞职。他所进行的教育革新基本上没有越出自强运
动的思想范围，但是在他离职时，文化和教育的改革已经在朝比较激进的方
向发展了。
在这方面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是1897 年秋天一所新式学校——时务学堂
——的创立。该学堂是由绅士和省署共同发起的另一个项目。办校的建议和
基金来自绅士方面，而学堂的提调和会办则由巡抚指派。这种新式学堂的出
现显然受到当地人民普遍的热情关注，因为据说有多达四千名年青人来到长
沙报名参加入学考试。结果第一年只有四十人被录取入学。
虽然该校的格调企图鲜明地摆脱传统书院的影响，但它的课程基本上是
被安排得四平八稳的。西学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学、历史直至法律学和
政治学，但同时又有大量儒家经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事实上，在宣布
该校入学考试的公告中，巡抚陈宝箴仍然强调中学为主是教育的指导原则。
因此，在最初规划时，该校仍然不过是另一个自强运动的事业。
然而，当选择国学部分的教员时，学校开始表现出激进的性质。经过黄
遵宪的又一次推荐，梁启超被聘为总教习。其他三名广州青年学者叶觉迈、
韩文举和欧榘甲被聘为梁氏的助理，他们全都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和他
的助理们在1897 年秋到达长沙。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37—138 页。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156—1
96 页。
②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13、138—139 页。
那一年引人注意的事情是，在湖南又有一批思想上同情梁党的人物崭露
头角。该年春天，年青的湖南学者唐才常担任《湘学报》主笔，他是西学和
今文学派的热情的学者。秋末，唐才常的密友谭嗣同从南京回来，也投身于
维新运动。在梁启超到达长沙在新办学校担任教职后，唐、谭协助他向学生
讲课。与此同时，著名的湖南今文学派学者皮锡瑞也从江西回来支持正在兴
起的维新运动。必须记住，这些人之云集湖南，正是在康有为今文学的一位
热情拥护者徐仁铸继江标任学政之际。①人文在湖南荟萃，必将使这里的维
新运动局面一新。
新局面是从梁启超及其助手们在时务学堂讲课开始的。为了符合他所强
调的政学至上的观点，梁氏的讲课主要是依据西方的民权和平等这样一些政
治思想对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阐发。梁启超不但通过讲课，而
且通过在要求学生定期交来的札记上写评语的办法，试图向学生灌输这种政
治激进主义。评语中的一个主旨是将中华帝国的政治传统说成是道德沦丧和
政治上巧取豪夺的可耻记录。
梁启超和他的同事们不但尝试在校内学生中间宣传这些激进的思想，而
且通过秘密重印和散发数以千计的黄宗羲在十七世纪所写的反对专制主义
的《明夷待访录》一书的节本（有梁和他的友人们的评注），企图向校外传
播这些思想。
梁启超和他的同事们的政治激进主义还含有排满种族主义的鲜明色
彩。在他为学生札记所写的评语中，有时直言不讳地提到悬为严禁而不许涉
及的事实，即在十七世纪征服中国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可怕的屠杀暴行。而
且，他和同事们还传印和散发了成千本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这是据说
有关满人在扬州所犯暴行的惊人的、但禁止传播的记述。就做这件事而言，
维新派和同时代的革命派事实上很难加以区别，因为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派自
己撰写的革命小册子出版以前若干年内，这种反满记述和黄宗羲的《明夷待
访录》也是被他们用来作为主要宣传品的。
梁启超的激进政治态度在一次大胆的上书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紧接着
1897 年冬天德国占领胶州之后他向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果必要，湖南应宣布
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独立。这个建议反映了梁启超对清廷的愤慨，因为这
个政府在面对威胁要瓜分中国的外国列强的侵略时，表现得愚昧无能。梁氏
坚持，如果不能推动中央政府去实行变法维新，那么，阻止外国列强征服中
国的唯一途径是效法日本德川后期萨摩和长州的榜样，和中央政府分离。
梁氏引证日本的经验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他来到湖南参加维新运动时
念念不忘萨摩和长州的榜样。在一篇发表于《湘报》的文章中，他公开鼓动
湖南绅士应学习日本德川晚期的经验。梁氏注意到，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
由于首先在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四处封建领地成功地实现了变革，然后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3—186 页。
推广到日本其余地方。由于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和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经
验对它来说极有借鉴意义。梁氏强调说，按照日本的榜样，首先应限制在数
省范围内实现变革，然后在全国推行。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湖南的环境在当
时最适合这种地区性的维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湖南人甚至应考虑采取脱
离中央政府的革命行动的可能性。梁氏显然从日本的事例中得出教训：地方
自治可以用来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服务。张
这些革命思想的宣传，立刻在这所新学堂中造成了有助于维新运动激进
化的政治气氛。当1897 年冬天南学会成立时，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这时
维新集团似乎已分成两派：激进派与保守-温和派。新学会的领袖们，除了
少数省署中表示同情的官员之外，大多数是在较晚时期参加维新运动的那些
年青的广东和湖南的士大夫。引人注意的是，参加者名单中没有那些迄今与
维新运动中重大工艺革新有关的地方士大夫的名字，如王先谦和张祖同。因
此，南学会不同于开明的地方官员与温和的维新派绅士共同创办的时务学
堂，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维新派士大夫中的激进派在某些省级官员的支持下
创立的。
根据这些激进的青年维新人士的设想，南学会在促进省内改革方面所起
的作用应比时务学堂更为重要。他们之所以重视南学会，是因为他们认为，
总的说来，学会的重要职能就是教育和组织绅士。简言之，南学会被看作是
在湖南和其他南方省分增进绅权的一个必需的工具。后一目的现在在激进维
新派的政治纲领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因为第一，绅权被看成逐步达到民众参
政和取得主权的必不可少的踏脚石。第二，鉴于绅士在中国社会中的领导作
用，增进绅权也被视为使中国国家强盛的第一步。由于激进的维新派有这样
一种政治纲领，所以南学会必然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上占有最优先的地位。
赋予南学会的这些重要职能无疑说明了这时湖南士大夫建立学会为什
么会具有这样高的热情。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于1898 年夏初报道
说，全省“讲堂之场林立”。这可能是新闻报道的夸张，但是除了南学会之
外，这些年能够查明的学会至少有十三个之多。论规模，没有一个可与南学
会相比；最盛时它的会员可能超过一千二百人。
南学会虽然有大量会员，但更重要的是该会的组织方法和它打算活动的
广泛范围。理论上它是一种个人自愿联合的组织，但因为政府参与了它的建
立和活动，所以它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其重要标志是它的会员享有政治特
权。例如，如果觉得某些地方公共事务是正当和有用的，他们可以通过该会
向巡抚和其他省内高级官员建议施行。而且，会员们在研究新问题时，能向
政府要求查阅公共档案。所有这些都表明，南学会与其说是私人组织，不如
说是公共组织，即使不是政府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也至少紧密地依附于政
府。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25—128 页。
该会的半官方性质及其活动表明，在参加者的心目中，它不仅仅是一个
自愿的组织。正如常在该会集会上讲话的杰出演说家皮锡瑞在他的日记中所
记的那样，精心推敲的该会章程是想用来为地方绅士控制的省议会奠定基础
的。这种可能性由梁启超在该会关闭后不久所作的评论中得到了证实，他说
南学会“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事实上，梁启超认为南学会
是湖南全部维新运动的关键。王
除了起自治政府的预备性组织的作用外，南学会也从事诸如建立图书馆
和办日报《湘报》（1898 年1 月开始发行）等文化活动。《湘报》和《湘学
报》一起，成了主要的媒介物，湖南维新运动的思想和活动就是通过它们公
开宣传的。唐才常、谭嗣同、易鼐和樊锥等激进派控制了这两份报纸。特别
是唐才常，他在两报的编辑部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思想观点方面，唐才常和康有为、谭嗣同二人是接近的。象康有为那
样，他公开声称是今文学派的信徒，相信儒家的中心思想是历史进步和制度
变革的理想。虽则在表述思想上不如谭嗣同那样有系统，他在对待中国传
统，特别是中国的政治秩序方面，和谭嗣同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持同样的批
判态度。他象谭嗣同一样，谴责君主制是人类自私心理的最赤裸裸的表现，
欢呼民主制应该是未来的秩序。正与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情况一样，唐才常的
道德的和政治的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兼收并蓄的，不但受各种传统思想影
响，而且也带有西方的深刻烙印。唐才常由于有这种吸收各家之说的背景和
激进的观点，所以能和谭嗣同以及其他年青的湖南学者一起，把《湘学报》
和《湘报》变成促使新思想萌发的肥沃园地。②
随着这些新的文化机构在1897 年末和1898 年初的出现，维新运动变得
更加激进起来。这既使保守派，也使绅士-官员感到惊慌，虽然后者前此一
直是许多维新计划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结果是维新者的队伍产生了分裂。温
和派此时和保守的绅士-官员合力攻击激进派，并且试图向他们泼冷水。分
裂最后在1898 年春天爆发成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由保守派和温和派联合发起的攻击在夏初达到顶点，当时王先谦和省内
绅士的其他领袖组织长沙三个书院的学生起草湘省学约。在学约中他们试图
提出共同的思想立场，来反对他们认为的当时正风靡全省的危险的异端。对
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信仰正处在危急关头。为了保卫这些价
值和信仰并反对日益猖獗的异端，他们认为自己正在遵循孟子和韩愈的受人
尊敬的道统。正象孟子拒杨墨和韩愈辟佛老来保卫儒家那样，他们现在决心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01—133 页。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见《
湖南历史资料》，
Ⅰ（1958 年）第80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9—197 页。另见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
》，载《湖南历史
资料》，Ⅲ（1958 年）第98—108 页。
要反对康梁集团的异端以保卫儒家。①
按照这些湖南绅士的意见，这些异端中最主要的危险，总的来说是对中
国政治传统的公开批判，具体地说是对清政权的赤裸裸的攻击。同样使他们
感到惊骇的是康有为对儒家思想的激进的解释。湖南绅士们对所有这些情况
的反应是强烈的。有些人进行全面的谴责；其他象叶德辉等人则逐点加以批
驳。所有这些反应的特点就是情绪激昂，这和儒家传统中进行学说之争时一
般所持的宽容态度截然不同。②
这种不同不是偶然的。传统的学说之争之所以容易持宽容态度是基于这
样的事实：若干世纪以来在儒家学者中间的思想分歧通常是在共同信仰传统
的主要价值和制度的基础上出现的。湖南的绅士发现，康梁集团的思想正在
向他们的基本信念挑战。首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口气同时否认了理
学正统和流行的汉学学派二者的正当性。况且在康氏的《孔子改制考》中，
他进一步断言，在儒家思想体制中改变君主政体这个神圣的政治制度，不仅
是正当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进一步证实康有为的这些解释隐含政治
颠覆之意，湖南人指出，在康梁集团的书信和著作中普遍以孔子出生纪年来
代替当时在位的清帝年号纪年。在大多数湖南士大夫看来，这等于是否认了
清王朝的合法性。
更加令人惊骇的是，激进的维新派公开鼓吹西方的民权和平等理想。对
于大多数绅士来说，宣传这些理想，是对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神圣核心—
—儒家三纲学说——的正面挑战。三纲说有两个明显的性质：一是独裁主
义，因为三纲是无条件的统治；一是不可违抗性。正统的儒家世界观认为，
人类秩序是和宇宙秩序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作为人类秩序核心的
三纲被看作是宇宙秩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所固有的。这种儒家宇宙观的
神话仍然支配着大多数中国士大夫的道德观和社会思想。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思想间接和直接地向这种学说挑战。当西方的自
然科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然主义世界观时便
出现了间接的挑战。这就不可避免地逐步破坏了儒家所主张的人类社会秩序
寓于宇宙秩序之中的宇宙观的神话。一旦没有这种神话的支持，三纲之说必
然会丧失它的大部分传统的神圣性和说服力。①
新思想还直接破坏了三纲的道德合法性。谭嗣同的哲学坦率地攻击三纲
学说，但是他的《仁学》直到1900 年后才出版，而且其影响只限于他的亲
密友人的有限范围之内。正面对三纲学说的挑战，只是在宣传有关人权和社
会平等的西方自由理想时才趋于公开的。
这些自由的理想和三纲学说的矛盾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当人权否定君臣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42—145 页。也可参见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4
—18 页。
② 苏舆：《翼教丛编》，卷3 第30—34 页；卷4 第183 页。
① 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第51 页。
之间的独裁主义关系时，社会平等理想便和整个这个学说的独裁主义要旨发
生了冲突。因此，许多湖南士大夫斥责平等理想是对集团特权的伦理观和上
下隶属原则的彻底否定，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两者是古老的社会
和道德秩序的中心。这种斥责在一个保守的湖南人曾廉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得
最为简明扼要：“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
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废，于是天下之人视其亲长亦
不啻水中之萍，泛然相值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于是乎忧先起于萧
墙??而隶卒优倡俨然临于簪缨巾卷之上。”
曾廉与他的许多同伴都认为，接受社会平等理想简直是意味着颠倒了乾
坤。尽管激进的维新之士从来没有全面而公开地攻击三纲学说，可是几乎所
有斥责新思想的湖南绅士都大声疾呼反对这些理想，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
的。因为对于大多数绅士学者来说，已不是某个儒家价值观或某个传统制度
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而是危及全部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神圣核心的问题。对
于他们来说，西方思想的传入正在威胁着儒家思想体系与中国人之所以为中
国人这二者的本质。①
对于康梁新思想的理论上的攻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当1898 年春
夏这种攻击在湖南展开时，反对激进派的运动也在其他地方进行着。御史们
向朝廷提出弹章，揭发康有为的异端学说和变法活动，一个官僚学者王仁俊
在上海的《实学报》上批驳康有为的变法思想。②但是湖南之外最有力的反
击来自以张之洞为中心的一群著名的官僚学者。
1898 年春，张之洞出版了他的《劝学篇》，他同意湖南绅士的基本论点，
但是发挥得更加深刻。从春末到仲夏，此书在《湘学报》上分期刊载，给反
对激进派的十字军运动以有力的思想支持。
按照张之洞的观点，康有为的思想可以用他提出的作为运动目标的三句
口号来概括：保国、保教、保种。但是张之洞认为，把这些目标割裂开来作
为独立的目标，则是错误的。应该只有一个目标，即保国；达到这个目标，
就自然而然地会达到其他两个目标。
张之洞认为保种有赖于保国，其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他为什么认
为保教可以归结为保国，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他所使用的“国家”概念了。
必须记住，张之洞所确定的保国思想，主要是为了反驳康有为的思想。在康
有为的思想中，至少如在保国会的序言和指导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样，“国”
很清楚地指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实体。在梁启超的政治著作
中，特别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国”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
中全体人民的集合体，这一定义就表述得更为清楚了。然而，这种“国”的
总概念在张之洞的政治思想中是没有位置的，他把中国完全等同于具体的清
① 苏舆：《翼教丛编》，卷4 第1—83 页；卷5 第12—13 页、14—18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1 页；苏舆：《翼教丛编》，卷3 第14—25 页。

王朝的皇室。保国，首先是要保清朝。因此在他论及忠时，他列举清朝过去
执行的十五项政策作为它的仁政的表现，以此强调清朝是人民效忠的当然对
象。这些仁政使清朝有别于欧洲国家，也有别于包括汉唐在内的以前的中国
王朝，所以它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效忠。张之洞的思想中有一种寓意，即象
康梁那样只泛讲忠于中国而不具体地讲应忠于清朝，这是本末倒置，是很危
险的。
张之洞所谓的忠，归根到底，仍然取决于他对儒家三纲学说的信仰。这
种学说长期以来一直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儒学的核心，它与君主及家庭的制度
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这里便可看出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显著的特征，即政
教融为一体；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以君兼师”，或“政教相维”。从
这一观点出发，张之洞自然拒不承认保教可以脱离保国。康有为试图在既定
的政治体制之外提倡儒学，当然就会被他认为是异端行为。因为张之洞认
为，且不谈康有为解释的儒教的主旨，他的那种保教的努力就有使宗教和国
家相脱离从而破坏神圣的三纲学说的危险。
还因为张之洞批驳康有为关于保国的根本之途是变法的思想，这使得两
人的分歧更加深刻化了。表面上张之洞是变法的热烈鼓吹者，并自认为是西
政的崇拜者。在外表上他同意康梁关于学习西政应先于西艺的主张。但在事
实上，张之洞理解的政与法有很不相同的涵义。他认为政在本质上意味着官
僚的管理，而法是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章程。张氏的变法思想可以归结为不
过是进一步发展了自强运动和经世致用传统的行政改革的主张而已。张之洞
论点的前提是：从基本政治价值或制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政”也是在神圣
不可侵犯的三纲学说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也是圣道的一部分。至于道，用著
名的儒家格言来说，是“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张之洞的这种信奉儒家的基本社会政治价值的思想，不但形成了他在政
治变革中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对西方思想的总的态度。他曾经是西学的热诚
拥护者，他的《劝学篇》用大量篇幅论证西方知识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全部
论证都是建立在“循序”的基础上的，按照“循序”之说，研究西方知识不
论多么重要，都必须放在研习中学及其核心——经书——之下。因为中学之
中含有传统的道德和制度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使人能认识到中国作为
国家与民族的特性和方向，而且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据以生活的真理。
因此，张之洞一方面鼓励中国人对西学要“知通”，另一方面又力主他
们把“知通”和对儒家学说的“知本”结合起来。这样二者就能够互相补充。
这一认识便是张之洞的著名格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①
在本质上，张之洞无非是重新肯定自强运动的思想地位，外表上则在激
进派和保守派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因为他感到这两者你死我活的斗争正在使
国家分裂。但是他的中间立场事实上是反对激进派要更甚于反对保守派。因
① 张之洞：《劝学篇》，卷3 第80 页。
为他所持立场的目标，是不但在湖南，而且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捍卫中国
传统的价值和制度，以反对勃兴的激进派的猛烈攻击。
因此，张之洞的《劝学篇》在湖南的思想辩论的气氛中出版，这标志着
中国思想斗争新阶段的开始。首先，斗争的中心原在自强运动的提倡者和保
守派之间进行，现在转到了前者和激进的维新派之间。其次，思想斗争过去
往往采取在政府内部展开政策辩论的形式。但是现在新的辩论扩展到政府之
外，普遍在士大夫中间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后，在1890 年以前的政策辩论，
无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恭亲王与倭仁之间，还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自强运动
提倡者和清流党之间，一般地是在所有参与者的基本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进
行的。然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论战，就不再有这样的一致性了。事
实上，恰恰是对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产生了分歧。因此，维新时代的思想辩论
在深度和广度上标志着与过去断绝关系，并预示了1900 年以后席卷中国的
思想冲突。
在1898 年春，湖南是政治风暴的中心。快到春末时，方兴未艾的思想
冲突最后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许多湖南省绅士这时响应王先谦和
叶德辉等领袖的号召，麇集其后，在地方上煽起反对激进派的情绪。为了对
省署施加社会压力，他们有些人个人写信给巡抚和学政表示抗议；还有些人
则集体进行活动。1898 年夏季，有人以全体湖南绅士名义向巡抚送上一份公
呈。它把激进的维新派斥为危险的异端，要求把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革出时
务学堂。同情年青维新派的绅士学者进行反击，禀请省署改组保守派控制的
地方书院，而王先谦和他的伙伴也在一些书院中动员学生加强他们的攻击。
①
湖南绅士除了组织抗议之外，还向民众宣传，并公开在社会上排斥激进
派。例如，一所地方书院的学生印刷和散发揭帖，对时务学堂痛加丑诋。湖
南的一名激进维新派，即南学会会员中的活跃分子、《湘报》撰稿人樊锥，
被地方人士赶出家乡。②在攻击风暴的高潮时，据报道有反对激进维新派的
骚乱发生。反对新思想的运动现在所表现的性质，不禁使人想起十九世纪后
期一些教案的情景。
在此期间，支持湖南反激进运动的政治压力还来自武昌的总督衙门。在
1898 年春季以前，张之洞曾命令全湖北的官署和书院订阅湖南的维新报纸。
但此时由于对遍及湖南的激进思想和行动感到恐惧，他下令停止订阅，他还
和他的亲密顾问梁鼎棻驰书警告湖南官员，要他们注意这些激进的倾向。与
此同时，有些湖南绅士也试图使北京出面来制服激进派。御史们根据来自湖
南的报告，向朝廷陈奏，要求对康梁一党采取强硬的手段。保守的绅士-学
者曾廉引用梁启超在湖南的激进言论和行动作为悖逆的证据，甚至要求朝廷
① 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2—13 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 页。

② 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 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 页。
将康梁处以死刑。③
这样，从1898 年春季到夏季，由于反对维新运动激进化的压力的加强，
大多数维新派被迫离开了该省。8 月初，巡抚陈宝箴在压力下奏请朝廷烧毁
康有为的有煽动性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木板，并禁止再版。激进的维新
派学者的有些活动虽则在夏季仍旧继续进行，但他们在湖南实现文化革新的
尝试结果以完全的失败告终。
湖南维新的失败当归因于运动后期的激进化表现。运动自始至终得到省
署当局的充分支持。这种特殊顺利的环境鼓舞了年青的激进分子，使他们产
生了强烈的希望，即首先在某地区、然后在全国实现剧烈的变法。激进化的
推动力是这种从省到中央的改革方式，它的榜样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
当时象长州和萨摩等封建领地在整个政治发展中起了带头作用，领导了日本
的民族复兴。然而，应用日本榜样的想法证明是考虑不周的。湖南省当局没
有象日本的长州和萨摩封建领主那样的独立力量。他们不能独立于中央政府
之外来实现广泛的地方改革。激进的维新派在没有自治的地区政权的支持
下，在地方上与强大的保守势力发生了冲突，结果使运动陷于停顿。
之所以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源盖出于清代的中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
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的不同。在德川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形态中，封建主义给
予日本的许多封建领地以很大的自治权，这就使它们有可能在远离中心的地
区成功地实行地区性的改革，作为以后全国规模政治改革的基础。然而，从
地区发展到中央的这种方式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清帝国，几乎是不可能
的。诚然，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政治结构通常被看作实行地方分权，这大部
分是因为在各省出现了所谓地方主义。然而，这种状况是被强调得过了头。
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地方主义”最盛的时候，清廷仍然保持了
许多体制方面的控制权，督抚与其说拥有地方自治的权力，不如说只有有限
的活动余地。①
其次，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动的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的限
制，直到1895 年中期，西方影响尚未能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进行任何重大
的渗透。儒家的价值观和信仰，至少以理学的正统形式，反复地向人们灌输
无限忠于皇帝和相信帝制神圣不可动摇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
的权威地位对于地方权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除了来自上面的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来自下面的绅士这股强
大的社会力量也限制着地方革新。在清代，绅士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也是地
方上掌权的精英。在他们本县或本省，他们获得政府的许可，承担着重要的
公共事务。事实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没有他们参与就会瘫痪。
这些地方的掌权的精英人物构成强大的向心力，因为基于实际的和意识
形态的考虑，他们和朝廷是休戚相关的。首先，他们的精英地位在很大程度
③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62—164 页。
上仰赖中央政府的科举制度。此外，帝国的官僚制度提供了一种组织体制，
使他们能有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机会。这样，显赫的地位、经济利益和权力犹
如绳索围绕着帝国的政治中心把绅士绑在一起，他们虽然和地方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但仍挣脱不开这根绳索。
这种利害关系的联结，由于有以三纲之说为中心的正统儒家的思想纽带
而得到加强。除了要求个人忠于皇帝之外，这种学说还在人们思想中树立了
一种宗教式的天道观，即相信王权有制度上的神圣性。在这些思想束缚的约
束下，绅士不但成为支持帝国政治统一的强大社会力量，而且也充当着传统
社会政治秩序的坚决保卫者的角色。
如前所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地方精英的力量是与督抚的力量一起增
长的。这就使清末的所谓地方主义具有不容忽视的二元性质。只要绅士象上
面所说那样仍然效忠不变，督抚的地方势力是不能过分越轨的。保守的绅士
能够制约地方官员的自治，他们也能削弱官员们的革新能力。这就是1895
年以后三年中间湖南省发生的事情。
十九世纪后期的许多时间内，湖南绅士和其他地方的绅士一样，仍然是
保守的和向心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再三地与威胁着要急剧改变中国社会
的运动发生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湖南绅士
为了保存传统的秩序，组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卫中央政府和反对太平
军。在1860 年以后的三十年中，最激烈地抵制基督教传教士向内地发展的
也是湖南的绅士。确实，在1895 年以后的几年里，湖南发生了某些重要的
变化。但是，对于大多数与维新运动有牵连的士大夫来说，这仅仅意味着他
们开始接受许多督抚已经倡议了几十年的事物：自强式的变革。同时不应忘
记，大多数士大夫还具有自强运动提倡者所持有的变革概念的另一面，即认
为变革应在中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和制度永远不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
上进行。因此，当维新派从事于威胁这些主要价值和制度的变革活动时，湖
南的绅士立即撤消合作，并对维新人士发起无情的攻击。湖南维新派的失败
说明，虽然到十九世纪末变革已经开始，但变革的程度远不足以象二十世纪
头十年进行的改革那样改变绅士的基本社会政治倾向性。中国的政治秩序仍
是由儒家的文化力量以及地方精英的社会力量在支撑着。各省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和文化力量与国家的制度基础的一致性，使得在地方上进行激进的改革
非常困难，而且使受到日本启发的由省到中央变法维新的路子几乎没有希
望。
1898 年的灾难
当维新运动在湖南失败时，1898 年初春它却在北京又时兴起来。这次复
活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危机。1897 年11 月德
国人进入山东占领胶州湾和青岛港口。俄国人紧接着在12 月派遣炮舰进入
旅顺港。他们把控制山东和满洲作为各自“势力范围”的努力，触发了1898
年初列强普遍争夺租借地的活动。这一阵掠夺领土的行动使中国有被瓜分为
外国殖民地的危险。在迫在眉睫的瓜分阴影笼罩下，全国陷入一片惊慌恐惧
的气氛之中。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的意识驱使康有为回到北京，在1897 年冬天重新开
始他的变法活动。1898 年初，康有为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前的上
书不同，新的请求立刻得到朝廷肯定的答复，并在1898 年春夏引起了一系
列始料所不及的和决定性的发展，使康有为密迩政柄，使他的变法运动几乎
获得成功。这些发展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央政府内部围绕着慈禧太后和光
绪帝这两个主要人物出现了权力的新组合。
慈禧在1889 年正式宣告引退，但她继续在幕后操纵。所有奏摺仍须送
到皇太后居住的仪銮殿，供她批阅。她也准许光绪帝处理日常政务，但是对
诸如指派军机处和六部等大臣这样的大事，她仍保留决定权。据翁同龢的日
记记载，在象中日甲午战争和争夺租借地等危机事件期间，当他入宫接受指
示时，经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后一起接见，皇太后对外交和国内
的事务往往说得很多很多。①
引退中的慈禧的权威依靠着这样几个因素。作为皇太后，她是皇帝的正
式的母亲。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传统中，她以尊亲的地位行使权力，皇帝是
很难加以抵制的。和慈禧权力有关的另一个事实是，光绪帝与同治帝不同，
同治是从父亲（咸丰帝）那里合法继承皇位的，光绪并不是同治的法定继承
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愿和权术才取得的。在她的保护下长大成
人的光绪，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惧的心理，即皇太后可能作成他于先，也可能
废黜他于后。
更重要的是，慈禧的力量还来自这样的事实：朝廷中大多数高级官员的
位置都出自她的恩赐并效忠于她。从光绪名义上开始亲政的1889 年起到他
失去政权的1898 年为止这段时期，军机处的组成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对清
朝历史的简短回顾就足以看出，几乎每个新皇帝上台时，军机处都要进行大
改组。而光绪帝在1889 年执政时却没有这样的大改组，这是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在1889 年以后四年，五名军机大臣仍是慈禧摄政的最后几年中指
派的。从1893 年起，新增了几名军机大臣。从那一年到1898 年9 月总共委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清华学报》，第1 卷第2 期（1957 年4 月）第11
1—245 页。《戊
戌变法》，第1 册第528 页。
派了十名新军机大臣。有的是在这整个期间始终其事，有的只是暂时的。大
多数官员是通过慈禧的恩典而上来的，除了作为老师和心腹顾问的翁同龢之
外，没有一个人是亲光绪帝的。但即使是翁同龢的显宦地位也得主要归功于
皇太后，1889 年他说过，如果没有太后，如何能升到如此高的地位？简言之，
协助皇帝作出重要决策的高级官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是皇太后
的人。这就是慈禧在所谓引退时仍然掌握实权的真正原因。①
在迫使光绪忠顺和服从时，慈禧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满，因此产
生了紧张和冲突，这些又因两人之间的其他差别而加剧。首先在年龄上，1895
年光绪二十四岁，慈禧则为六十。另一个差别存在于思想背景和观点方面。
确实，光绪接受了大量的传统教育，但是1889 年当他开始“亲政”时，他
首先基本上在翁同龢的影响下接受新的思想。例如，那一年在翁氏的推荐
下，年青的皇帝对《校邠庐抗议》很感兴趣，这是1860 年前后冯桂芬写的
关于改革的论文集，他强调“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接受有用的西学
知识。然而，光绪对新学的兴趣马上超出了翁同龢所能赞同的范围。在1891
到1894 的三年中，他在宫中跟同文馆的教师学习外国语言。1894 年，他阅
读陈炽和汤震等变法维新派的一些著作。1895 年，他的另一个师傅孙家鼐
说，皇帝和他一起讲论了李提摩太所翻译的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
①
也许部分地出于皇太后对光绪日益醉心于新思想的惊恐，她于1895 年
决定，除了传统的中学之外，停止他在师傅指导下的学习。但是这一禁令事
实上不能阻止他对西学的强烈兴趣。皇帝的思想观点必然与皇太后有很大的
差别。
由于1889 年以后在两宫之间逐步发生的不和，在宫廷内和政府中出现
了派系斗争。其大部分发展情况仍笼罩着神秘的气氛，因此历史学家很容易
曲解它的意义和性质。首先必须记住，在受派系支配的宫廷政治大漩涡中，
帝后之间的对峙只是一股成长中的潮流。在研究这时期的宫廷政治时，必须
防止只用这种对峙来解释所有的派系斗争。也必须反对简单地把两宫之间的
派系斗争同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思想冲突等同起来。事实是，慈禧太后作
为朝廷中的实权人物，自然博得大多数官员的效忠。因此，在她的派系中也
有各种政治观点和信仰的人物，包括保守派和温和派都在内。确实，站在皇
帝一边的大多数官员是倾向维新的。但是诸如翁同龢和汪鸣銮等帝党人士，
并不一定比通常认为是太后一派的重要成员李鸿章和荣禄更具有维新的思
想。事实上，直到1898 年初，帝后之间的对峙才发展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而且，在那时之前，所谓帝党只是一个未定型的小集团，代表分散的亲
帝的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以同情皇帝闻名的文廷式和汪鸣銮，虽然和
① 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第529—683 页。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53 页。《戊戌变法》，第1 册第509—512 页。
翁同龢很密切，但是这些人的相互关系既不总是那么密切，也没有作出深思
熟虑的努力去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加之，当时两个派系之间的界限并不
象1898 年春天以后那样泾渭分明。例如，翁同龢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帝党中
领袖群伦的人物，但从未反对过皇太后。直到1898 年夏他任职的末期，他
仍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调和而不是制造两宫之间的不和。从他的例子可以
看出，亲帝并不一定反对皇太后。①
然而，当康有为在1897 年冬回来再度开展变法维新运动时，局面开始
变化。在1898 年春夏，分散的亲帝情绪逐步具体化为羽毛丰满的一派，派
系冲突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最后使朝廷因激进的与温和的改革问题的争
吵而发生两极分化。虽然康有为因1895 年的大胆和激动人心的上书要求变
法而成了一个有争论的人物，但在朝廷内还有几个官员对他的爱国热忱和丰
富知识仍有深刻印象，因此将他荐举给皇帝。而将康有为引入帝党过程中起
作用最大的高级官员却是翁同龢。
翁同龢早年在朝时的政治观点和大多数保守派并无不同。然而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对西方事务产生了兴趣，并倾向维新。这种观点方面的
重大变化对年青的皇帝有决定性的影响。1894 年中国被日本击败更增强了翁
同龢的看法，使他成为维新的热烈提倡者。
翁同龢的强烈的维新倾向不可避免地使他注意到康有为所发起的运
动。翁氏对于维新虽是热情的，但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仍是自强运动的路数，
和康有为信奉的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首次
看到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发表的非正统和挑战性的观点时表示了重重
疑虑。但是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那样，翁氏对康有为感到兴趣以及后来将他
举荐给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识上的考虑。他毕竟是一个有一番雄心
壮志的高级官僚，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维新的官员（如李鸿章和张之洞）
在进行着权力斗争。所以对于翁同龢来说，维新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是
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权力价值的东西。有着渊博的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可以作
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够想方设法帮助翁同龢以从事维新的名义在朝廷中战
胜他的对手。①
此外，康有为的儒家异端思想和激进的改制思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
逐步为人们所知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康有为并不象1898 年那样
表现得激进。事实上，他的“越轨的”观点只是在1898 年春夏才公诸于世。
在此以前，他的变法纲领看上去仍可以被翁同龢、孙家鼐和张之洞等温和的
维新派所容忍；这些人对康有为所掌握的知识和大胆的政治主张有很深的印
象。当康有为的激进主义的全部内容揭晓时，翁同龢和其他一些人都感到惊
恐，于是与康的立场分道扬镳。但是翁同龢已将康有为举荐给皇帝，他们早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已有了直接的接触。
在康有为于1897 年冬到达北京以后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条陈要
求变法以前，皇帝下令在总理衙门安排康氏与李鸿章、荣禄以及翁同龢等高
级官员进行一次晤谈。在1898 年1 月24 日举行的这次晤谈中，康有为大胆
地宣称，“祖宗之法”需要改变，中国的“法律官制”应予废除。甚至连翁
同龢对康有为的此番谈话也感到惊愕，以致在他的日记中称之为“狂甚”。
②
同时，康有为连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继续发挥他在1895 年提出的变
法建议。和以前不一样，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里。这些奏章公开提议
颁布宪法和建立国会。更重要的是，这些奏章清楚地说明了关于贯彻他的改
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体想法。首先，政府必须自觉地以明治时代的
日本和彼得统治下的俄国作榜样。为了学习这些榜样，皇帝应采取三个重要
步骤。第一，他应大誓群臣，表明咸与维新之意。其次，在午门设上书处，
旨在缩短缓慢的官僚机构途径，从下层直接发现人才，了解思想。最后，为
了绕过全部现存的官僚机构，应在内廷设立制度局，详细制订制度上的应兴
应革的计划，并付诸实施。总起来说，康有为的策略是一个大胆的号召，它
要剥夺宫廷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并将权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维新派助手们的手
中。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清朝官僚体制宣战。
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奏章的反应显然是很热烈的；当第一份奏章送到他那
里时，他命令总理衙门将康氏论维新的作品送呈上来。此后，康有为在送呈
他的变法条陈的同时，还附上了他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
变政记》，以及其他有关现代欧洲各国政治历史的著作。这样，1898 年初春，
早在康有为首次被召见以前，他的思想轮廓已为光绪帝所了解了。①
与此同时，康有为继续用组织学会的办法将士大夫动员起来，以贯彻他
的主张。1898 年1 月5 日，他在北京的广东同乡中间创立粤学会。两个月以
后，建立了闽学会、蜀学会和关学会，它们都是由各省有志于维新的士大夫
组成的。同时，康有为和他的朋友组织了两个其他团体：经济学会和知耻学
会。
当康、梁及其同伴们重振变法维新运动的旗鼓时，与1895 年的情况一
样，正好遇上三年一度的会试。数千名士子麇集在北京。由于德国和俄国分
别侵略山东和满洲，京师充满了紧张和义愤。康有为又想到发动这些举子和
绅士官员在京“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于是便和有志于维新的御史李盛铎
一起，组织了保国会，在4 月12 日首次集会。在它的影响下，三个同样性
质但规模较小的其他学会也在北京建立了起来，它们是保浙会、保滇会和保
②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 页。
川会。①
保国会打算按照强学会的模式，成为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组织，在
北京和上海都设立总会，最终在全国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保国会不同于
强学会之处在于表达学会宗旨的新的民族主义的动人辞藻。强学会后面的推
动力是开始觉醒的民族主义意识。然而这种意识由于使用老一套的爱国主义
语言而有所削弱，成立强学会的宣言以及此后的各种宣言就包含有这样的语
言。例如，学会的目的仍是“自强”，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名
词。但在成立保国会的宣言中，这些老一套的爱国主义语言已为新的动听的
言辞所代替。该会的目的是保全国权、国地和国教。这些新名词的出现清楚
地表明，自1895 年以后的三年中，民族主义在中国有了显著的发展。
可是保国会比起它的先行者来证明并没有更多的成就，尽管在会员方面
它看起来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强学会只有三十名会员，而保国会有一百
八十六人。但是它没有得到强学会曾从政府上层得到的那种支持。没有显赫
的姓名出现在它的花名册上。而且，当保守派开始进行攻击时，它几乎还没
有开始活动。康有为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不强调清朝的利益，这使许多人
害怕它包藏颠覆的祸心。很快，一份题为《驳保国会议》的小册子得以流传
开来。御史们倡议弹劾该会。一场反对保国会的运动被组织起来了。在这种
攻击下，甚至最早和康有为联合倡议的李盛铎也变了卦，也参与了弹劾以保
护自己。在此期间，大多数举子在4 月中旬的会试结果揭晓后已离开京师。
这样，只举行了三次会议，维持了大约一个月之后，保国会很快便销声匿迹
了。①
这个团体的命运表明了1898 年春末夏初围绕着康有为在北京的变法维
新运动发展起来的敌视和猜疑的程度。如上所述，在康有为的追随者及其敌
对者之间的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此时在湖南也达到顶点；对手们的一个
主要策略是上诉中央政府，根据他们提出的关于维新派在湖南种种活动的报
告，对维新派提出这样那样的控诉。结果是，对于中央政府的许多官员来说，
康有为和他的伙伴们现已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集团。当康有为带着他的全部
非正统观点和激进的政治思想突然得以接近皇帝并且被卷入宫廷内的权力
斗争时，气氛确实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康梁集团关于变法的条陈突然有了成果，6 月11 日，光绪帝发布上谕，
宣布以变法为国是。6 月16 日，康有为被召至宫廷，首次陛见。在这次长达
几小时的陛见中，他强调中国需要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他向皇帝许诺：“变
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紧接着陛见之后，
皇帝给予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一个特殊职务，并且享有不用经过原有途径而直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1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0 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
344—350 页。施
雷克：《1898 年的维新团体保国会》，载《中国论文集》，14（1960 年）第50—64 页。

接向皇帝上书言事的特权。由于皇帝和康有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变法
运动进入了被称为“百日维新”的新阶段。
从6 月11 日到9 月21 日这一百天中，皇帝迅速地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
上谕，试图以空前规模大力推行变法维新。在8 月底前，大多数法令涉及经
济、军事和文教领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中，诏令体现了自强运动的强
化。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以更大的力量促进农、工、商业。为此目的颁布了
许多改革法令：在首都建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分局；在中央政府设立矿
务铁路总局；制订奖励技术发明的章程；在首都和其他商业中心设立邮政
局；按月上报预算，使政府财政合理化。至于军事改革方面，着重于训练现
代化的陆军，加强海军，组织保甲和团练：所有这些都由各省当局负责。
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已经大大超出了自强运动的成就，表现出自1861
年以来以点滴方式进行的教育改革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两个最重要的有
计划的改革是：彻底修改科举制度，包括以时事和实学的策论为考试的新标
准，来取代以书法和刻板的八股文为取舍的旧标准；在首都建立京师大学
堂，在各省设立各种高等和初级学堂，外加军事的和工艺的学堂。
8 月后期起，清帝进一步加紧了他推动改革的活动，开始改造政府机构。
一些中央政府的衙门和几个督抚所辖的地方衙门都被废除。中央政府的重要
部署也都得到了要它们删汰旧例和编定新则的命令。在政府中决策的新顾问
被指定了。9 月13 日光绪帝宣布他的决定，准备“开懋勤殿以议制度”。①
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政策改革，都是以有志于改革的温和派和激进派
绅士-官僚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这些建议的大部分思想直接或间接来源于
康有为，他不但在6 月11 日以前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变法的总的方向和方法
的条陈，而且于此后上呈皇帝的二十一件奏摺中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也继续
阐述了他的思想。
不过在1898 年夏天公布的变法诏书并没有把康有为的建议全部付诸实
施。他关于军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意见几乎全被采用。他关于经济革新的大
多数建议，除了废除漕运和厘金制之外，也都在改革的诏书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他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
上谕中均未提出。然而，光绪在9 月中宣布准备讨论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
革一事，表明有可能接受这些建议。这样，当夏季消逝时，光绪的改革运动
日趋激进，并预示了最后要对帝国全部政治机构进行激烈改造的前景。①
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
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修改考试制度之举使帝国广大文人
有失去晋身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和改变官僚政治的现有管理则例之
举，威胁了许多在任官员的直接利益。军事改革会涉及裁汰许多现存的军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78—216 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
305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 页。
队。指派年青的维新派进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重要政府机关担任虽然低级
但很关键的职务，再加上新条例规定士人和官员均可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
道而直接向皇帝上书：所有这些都趋向于破坏宫廷中高级官员的权力地位。
变法方案的最厉害的一招莫过于蔑视皇太后的权威，直接威胁她的权力和她
最宠信的太监的命运。最后，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
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
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百日维新使整个朝廷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双
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数激进的少壮维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个官场。
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几乎在百日维新刚进行时就趋向于表面化。6 月15
日，在维新被宣布为国是后的四天，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翁同龢在后党的压
力下被黜退。从此开始，当皇帝和激进的维新派忙于发布诏令时，皇太后和
她的强大的党羽则悄悄地在巩固他们的力量。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
最亲信的宠臣荣禄被指派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华北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
发布了一道诏令，规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级官员必须亲身觐见皇太
后，以表示谢恩和保证忠诚。
在接着而来的两个月中矛盾冲突继续升级。9 月初，皇帝甚至一举下令
黜退了礼部的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同时，四名具有强烈变法倾向的青年学
者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被指派到军机处任章京，参预审议和革新政
策。由于以这样大胆的行动来维护权威和夺取权力，最后摊牌的阶段终于到
来。
9 月21 日，慈禧太后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剥夺了光绪帝的权力，并把他
幽禁起来。同一天，她还宣布重新当权“训政”，开始了她的第三次摄政，
这一次继续了十年，直到她死去为止。与此同时，在9 月末她发起一场清洗，
废黜和逮捕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参与康有为运动的文人和官员。六名年青的维
新派被处死，其中包括激进的湖南学者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康有
为本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过清洗；梁启超则乘日本军舰逃
往日本。 9 月26 日，西太后废除了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所有重要
的革新政策。
维新时代的遗产
维新运动在京师证明是一次失败，如同以前在各省进行的那样。自相矛
盾的是，虽然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进变革，但是帝国政
府最高层的权力集中程度却不足以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进行全面的制度变
革。可是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
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
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维新运动决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
思想的巨浪。当1895 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
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
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
的影响。
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
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
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
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
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
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结果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充
斥于中国的各种思想泛滥成灾。这些新思想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
的思想变化，主要应归因于1895 年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变革工具。
其中的一种工具的产生方式是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几乎从十世
纪书院首次出现起，它们就成为士大夫思想活动的中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
中理学主要在书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书院还起了提供
独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学者在这些中心里面能集体地对朝廷提出
政治抗议和批评。
清代初期以后，书院被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进行社会政
治性质的讲学和讨论，所以它们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
它们作为培育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仍是重要的，这从书院林立的情况中可以
看出，有一种估计认为，在十九世纪，书院约有四千五百所。据另一个估计
仅广东一地清代有书院四百十一所。①然而，它们的教育职能被缩减到主要
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程度。从少数在十九世纪初建立的书院，如广州的学海
堂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学术某些复兴的迹象。
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变革之风，差不
①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78—79、337—430 页。格里姆：《广东的书院和
城市制度》，载施
坚雅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第475—498 页。
多没有触及大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知识生活。①
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大夫开始改组书院和
创办新学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 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这种教育改革
的倡导者是一些省级官员，如张之洞、盛宣怀、廖寿丰和江标。②比起这些
地方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1896 年清朝官员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学堂
的奏折。最突出的是与康梁有密切关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
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是开办新学堂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建
议为朝廷所接受，并作为政府的政策加以颁行。③在响应这一政策的过程中，
据说全帝国许多地区的旧式书院已按建议作了改变，对于开办新学堂的工作
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样，在1896 到1898 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
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体系的全
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
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 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 年科举
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 年以后开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它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而修改
过程中突出的趋势是在“实学”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实学在儒家的思想文
化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指的是对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会关注有实用
意义的学问。在若干世纪中，实学曾被儒家学者反复用来作为划分界线的支
配性概念范畴，凡是他们断定为不“实”之学都概被贬斥，认为无价值。西
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
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中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有名望的古老书院所进行的课程改革，便导致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后期西学的重大发展。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术方面的
（包括数学、科学、世界地理和历史，也许还有西方语言）。但是，康梁集
团对于西方政治经验和理想的重视超过了对专门技术知识的重视。康梁二人
自己也直接致力于教育改革。1891 年康有为在广州建立了一所小规模的私立
学校，名叫长兴学舍，其教学的基本部分是将儒家中的社会义务思想和西方
的政治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旨在培养学生的政治觉悟。①
这种适应政治需要的教育纲领后来为梁启超所继承，他在变法宣传中强
调西方政治理想和经验的重要性，以区别于西方的技术知识。由于心中有这
种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劝在杭州和陕西地方书院从事改革的友人们要以政
① 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载胡适等编：《张菊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第281—322
页。
② 关于江标的教育改革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281 页。关于廖
寿丰，见《戊戌变
法》，第2 册第375—381 页。又见盛郎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23—230 页。
③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92—296 页。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 册第64—67 页。
治学院的模式办学。当1896—1897 年在上海从事私人教学时，他追求的也
是这种理想。后来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计划主要是要在时务学堂内制造激
进思想的气氛。那个学堂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并在1900 年以
后的改革和革命中崭露头角。
象学会这样的自愿组合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工具。在许多世纪中，学者之
间出于文学的目的结社已司空见惯。明朝末年，某些学者官员组成的“社”
对时政提出批评和进行党争。但是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出现了坚决反对社团
活动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士大夫结社干政。①当
强学会在1895 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
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但是直接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广学会在文
人官员中间的积极活动，必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
种团体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同时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识，他们知道自愿
联合的团体对于西方的进步是作过重要贡献的。当时一次普遍的有关学会职
能的讨论认为，它是现代欧洲文化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认识是颇有典
型意义的。
从1895 到1898 的三年中，一共报道过七十六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的
学会是由士大夫建立的。重要的是，这些出色的学会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数沿
海大城市。它们分设在十个省和三十一个不同的城市，其中二十五个在内
地。可见这些学会大部分是由绅士发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国的。它们虽然
分散各地，但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却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和改头换面的书院之不
足的重要组织手段。学会主要对成年人起作用，而学堂和书院则在出身于士
大夫的许多年青人中间传播新的价值观和知识。②
按照这些学会宣布的目标而对它们进行的粗略的分类也很说明问题。其
中一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三十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
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十五个提倡社会改革（如
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或提倡妇女教育）；二十三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
主义热情和政治觉悟。确实，在最后一类学会中，只有象保国会和其他在1898
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数几个学会，才以民族主义的动听语言明确地阐明了
它们的目的。但是这二十三个学会全都是由于尖锐的民族危机感而成立的。
即使是那些致力于引入西方知识和改革社会习惯的非政治性的学会，也越来
越认识到其活动是国家的需要，这是促使它们成立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这些学会的出现显然是民族主义在上层阶级中间传播的一个标
① 小韦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载《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卷101 第2
期（1972 年春季
号）第35—37 页。又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6—23 页。
② 这里记载的学会总数是根据《时务报》、《湘学报》和《知新报》所报道的学会数和张
玉法、汤志钧、
王尔敏所开列的学会数计算出来的。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99—206 页。又
见王尔敏：《晚
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4—165 页；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2—270 页。
志。①
数量不断增加的学者们联合在学术团体中，这件事还证明了在中国社会
中，除出现民族意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范围更广的趋势。中国的社会传统
总的说是离解性质的，即除亲属纽带之外，人们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
开的联合。然而，士大夫此时在亲属或官僚体系之外采取了有组织的活动。
他们组成了小型的、自愿而自治的、有具体目标的团体，这很象西方以联合
为宗旨的社团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士大夫之间的学术组织打破了晚期中华
帝国的离解性质的传统，开始出现了一种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许多社会团体特
点的新趋向。②
许多学会是为了政治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还体现了更多的人参
与政治的趋势。士大夫们所信奉的儒家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们作为社会精英
的地位经常促使他们参预政治，但是其活动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
内。然而，1895 年以后的学会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象强学会、南学
会和保国会等少数团体是明确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参政理想组织起来的。即使
其他不是有意识地以民主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学会，也表现了学者们越来越愿
意采取集体行动，从而也被卷进了政治之中。
作为改革的工具，在维新运动年头里出现的报纸和杂志比新式学堂和学
会更为重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的报刊在中国已不是新颖之物。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约已出版了十二份报纸，多数
在香港和上海。①而从1895 年起，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报刊有了惊人的增加和
新的发展。在1895 至1898 年期间，出现了约六十种报纸。这样一种发展是
前所未有的，预示着在国家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转变。重要的是，这时许
多报纸已见之于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现在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和
杭州，而且也出现在汉口、长沙、桂林、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内地城市。②
还没有说明这些报纸发行情况的确切数字。它们大多数是小型报纸，而
且可能只限于在地方或地区内发行。只有五种报纸——即《时务报》、《知
新报》、《湘报》、《湘学报》和《国闻报》——是由和维新运动密切有关
的人士办的，它们号称能在大地区之内或在全国范围之内大量发行。规模最
大的是《时务报》，最盛时销路有万余份。《时务报》在全国的影响能够从
① 小韦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第55—67 页。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
，第199—206 页。
王尔敏：《清季学会会报》，第134—165 页。
② 丸山真男：《个体化的模式和日本的实例》，见詹森编：《日本对于现代化态度的变化
》，第459—531
页。
① 布里顿：《1800—1912 年的中国定期报刊》，第1—85 页。
② 关于1895—1898 年出版的报纸数目的粗略估计，其依据来自《时务报》、《湘学报》
和《知新报》的报
道，另外加上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7—270 页）和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
史料初编》（第
65—84 页）所开列的名单。
它的分销处数目来加以估量。当该报于1896 年秋天出版时，它在九个省的
十九个城市有分销处。最后其数目增加到六十七个，遍布在十五省以及东南
亚和日本的华侨界。甚至在西安、兰州、成都和重庆等内地城市，它也有二、
三个分销处。简而言之，它几乎遍及中国本部的所有省份。③
《时务报》和其他维新派报纸的广泛发行，应部分归功于各省、府级的
官方赞助。据报道，至少有十一省的官员命令所属衙门和机构购买并研究主
要的维新报纸。①但是，报纸普遍受到重视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
岸报刊的撰稿人不同，这些维新派撰稿者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由于
他们处于社会精英的地位，这些新出的报纸不但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公众中
间，而且特别是在士大夫成员中间，比通商口岸的报刊有着更大的影响。张
之洞向他的下属推荐《时务报》的理由是，由绅官创办的这份维新报纸，“实
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这可能表达了当时的总的态度。在张之洞看
来，绅官的参与其事是维新派报纸与由外国商人主办并以获利为目的的通商
口岸报纸的主要区别所在，后者十分自然地为绅官所轻视。②正如张之洞的
态度所表明的那样，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显然是一种新型报刊的开端，
即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报刊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
这种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仿效教会的《万国公报》的样式，在版式和
内容两个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报刊有明显的不同。通商口岸的报刊一般用大
部分篇幅来报道地方的和商业的新闻，至于教会主办的报刊，主要则报道基
督教的活动。即使象王韬的《循环日报》这样一种进步的通商口岸报纸，广
州和广东省的地方新闻仍占有重要地位，商业版一般是其他版的两倍。反
之，维新派报纸有两个主要版面。一版专用于报道新闻，包括有关重要政策
的诏令、全国其他地区的地方新闻以及重要的国际事件。另一版专用于社
论，主要是关于国事的社会政治文章。通商口岸报纸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业
和地方消息，在维新派报纸中却明显地缺乏。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
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立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
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①
这种民族主义也许确实是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精英报刊的最主要特
征。几乎每一种大报都在发刊词中公开宣称，它的出版发行主要是对民族危
机的反应。甚至象《无锡白话报》这样一种专门化的小报，也宣布它的目的
是为了国家富强而推进白话。②正如梁启超所说，报纸的目的首先是促进思
想的交流，以实现国家的一体化。
这些报纸的兴起标志着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主义的开始。单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6 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卷2 第16 页（第111—117 页）。
① 布里顿：《1800—1912 年的中国定期报刊》，第1—85 页。
② 《戊戌变法》，第4 册第542—545 页。
就民族主义而言，它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当然可以上溯数十年。象王韬、郭嵩
焘和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形态，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
动和广泛的意识，很清楚只是在1895 年以后才出现的；因为有了学堂、学
会，尤其是有了社会精英的报刊，才使它的出现成为可能。③
作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工具，社会精英的报刊充满着一种需要参
政和有责任参政的新认识。结论是通过参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朝新方
向发展和变得富强起来。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并为外国人所有的条约口岸的旧
式报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会政治意义的争论性文章，而在1895 年以后，
社会精英的新式报纸则和新学堂及学会一起，变成了传播新政治意识的有力
工具。
这三种工具和机构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维新派报纸报道关于创立
象报纸、新式学堂和学会这些新工具和机构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学堂
和学会中，报纸被阅读和讨论。例如，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鼓励
学生阅读《时务报》。有一个公法学会，以研究国内外的报纸为主要宗旨。
再如，另一个校经学会则是在校经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南学
会则宣称它的宗旨之一是促进教育改革。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促进大大增强
了它们的总的影响。它们创造了一种引起思想激动的气氛，这在受过教育的
中国人中间广泛地起着作用。
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尽管儒家一向提倡社会责任感，
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总能引起人们对国事的实际兴趣的，何况当时
清政府已经禁止公开议政。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间，
而相互交流却不容易。因此，这些新的渠道体系一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
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
这是1895 年以后的重要的新发展。
维新时代的另一重要遗产，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社会集团的诞生。
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与其说是他们的阶级背景或社会地位，倒不如
说是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新异观点和行为准则，以及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
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要把新型知识分子和旧式士大夫
进行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首先，绝大部分士大夫是扎根于他们乡土的社会
精英，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履行着重要的职责。反之，新式知识分子阶层大都
是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
乡或祖籍有联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
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经在从事政治组织活动，这些活动也只限于政府官
僚机构中或地方社会中。确实，在进入公元十一世纪以来的许多世纪中，士
③ 科恩：《王韬和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 第4 期（1967 年
8 月）第559—574
页。参看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
大夫有时曾被卷入其他政治组织活动之中：例如在宋、明两代，私立书院成
了这种活动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间组成了自愿结合的团体，特别是组成
了那些与十七世纪一度兴盛的著名的东林和复社运动有关的团体。①然而所
有这些社会动向均已消失。可以肯定，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中国士大夫已经
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少从事这类活动。反之，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活动大
部分发生在官场或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外。在城市中，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学
堂、报纸和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从而为后代树立了榜样。中国的知识阶层人
数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们家乡的社会断绝了往来，因此当他们
最初产生于维新变法的时代时，当然是中国社会中的无足轻重的人物。然
崦，中国与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这类人物往往对变革特别敏感，
而且经常成为变革的代理人。
知识阶层还由于他们同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而与士大夫不同。士大夫和
传统的中国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尽管经常存在紧张和矛盾，
两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联系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国家。一般来说，中
国的社会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评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国
的知识阶层和现代政府之间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总的来说，他们对政府提
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们的政治支持则远不如士大夫可靠。因
此，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常常是一种紧张的、而不是同命运的关系。在这里，
中国第一代知识阶层又证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等知识
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
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
新、旧知识分子集团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是大异其趣的。中国士
大夫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满。对他们来说，这种传统是天地间知识的唯
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导人类心灵和社会活动的智慧和准则。因此，他们对自
己的文化遗产十分自豪，对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思想源流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意
识。如果士大夫有时为自己和秉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感到烦恼的话，那末，他
们之间的文化一体感却是不大会出现问题的。然而，当维新时代开始时，和
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触已经大大开拓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文化视
野，同时使他们与自己的传统产生了疏远感。由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信仰从外
部纷纷涌进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迷失了他们的精神方向。因
此，在产生中国知识阶层的同时，其成员不但有了开拓的文化视野，而且还
经受着怎样与自己文化打成一片这一深深令人苦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过
去士大夫几乎闻所未闻的。
从所有这些与社会、国家以及文化传统发生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维新时
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
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
①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5—255 页。
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
（陈高华译）
第六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蒸气轮船航行的问
世，两国都发现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维持不下去，西方炮舰在其中某一国港
口出现，对另一国也产生影响。文化的联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着其中一个国
家的反应会迅速传给另一个国家，并且对挑战和应战的审察会引起反省和仿
效。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危机比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足足早十五年；日本在
1860 年才完全与国际秩序发生关系，而同年，清朝的圆明园却被英法联军付
之一炬。此后，日本领导人决心保持民族团结以对抗外国人的意志，因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使中国濒于毁灭的四分五裂状态而更加坚决。不久，日本向现
代化进军，这给中国带来鼓励，也带来了警告。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日本
一跃而在国际间与列强平起平坐，这件事使它的各项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中
国青年一代学习的中心。
这些年来，两国之间一国在另一国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给
分析研究提供了一个课题，而这个课题到现在才正在产生成果。对日本人来
说，中国人从有头脑的、内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时代艺术家绘画中的圣贤，一
变而为1895 年印刷商们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军队面前仓皇逃跑的乌合之
众。这样他们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学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东京街头上，往往因
其发辫和衣着而受到顽童们的嘲骂。在中国人眼中，人们记忆中一度曾打破
明末安宁的东洋矮子作为近代化的邻邦又卷土重来，并且答应把中国人带入
光明的未来新世界，但事实上却证明在这个未来世界中有一个新的亚洲帝国
主义。在十九世纪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诫国民说，要象尊重中国人那样尊
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领导人警告其国民不要无批判地
接受西方人对中国虚弱的嘲笑。中国领导人在一开始交口称誉日本的成就，
然后变成了恐惧，并且警告国民应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险。可是后
来，当现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显时，日本的现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学习的目
标，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国革命的地方。由于中日两国在各自的近代
史中对对方具有那么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有关的两方面进行观察是有好处
的。
中国的开放对日本的警告
中国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仍适合作为本文讨论的
开端。贡献是几方面的。从中国传来的危机新闻以及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经
历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们与中国人的竞争意识。
从西方著作的中译文中得到的教益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学者们都同意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产生的恐惧感有着
重要意义，并且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显然对那种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早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船只莫里森号出现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种种明
显失实的传闻，说什么这位在广州地区有着普遍影响的英国人，现在正准备
对付德川政府。1838 年，大领主德川齐昭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
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在中国
战败的消息传来从而证明他的预言错了以后，影响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
野忠邦写信给他的一个僚属说：“这是一件外国的事，但我认为这件事应该
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告。”①不久，荷兰和中国的商人把中国的出版物
带到了长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广为流传，那里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得到这些作品。
他的《海国图志》有许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关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宜于向
西方学习的论点，以及他关于学习步骤可以与对道德和政治的正统学说的关
心结合起来的主张，是投合许多日本读者的心意的。佐久间象山在向其君主
条陈有关海防的问题以后读了魏源的著作，对他与魏源两人的思想如此相似
而感到惊奇。他写道：“正当英夷侵犯清国之时，我奏陈了一项计划。后来
我看到中国作家魏源写的《圣武记》??魏源与我出生两地，素昧平生。但
我们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叹世局，而且我们既未谋面而见解一致，这岂非无独
有偶？我们真可以称为异地的同志了。”②
当来自中国的新闻在量和质的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长提
① 关于德川齐昭，见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39 年8 月1 日）奏折，载《水户藩史料
》，别集条，98。
关于水野忠邦，见日本史籍协会编：《川路圣谟文书》，8（1934 年）第318—319 页。材
料均引自吉田正：
《提倡“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佐久间象山》，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论文集》，
Ⅰ，日本（1972
年），第54 页。关于中国战败的第一个报道是在1840 年通过一艘荷兰船只传到长崎的。

② 关于《海国图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响，见王家俭：《〈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
，载《大陆杂志》，
卷32 第8 期（1966 年4 月）第242—349 页。各种译文纷纷出现于1854 年，并且持续到
明治时代初期。
关于《海国图志》对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编者，即有声望的儒家学者盐谷宕阴（1810—1867
年）的影响，见
范古利克：《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第4 期（1939 年）第478—54
5 页。佐久间象
山对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关于枪炮的论点。他指出：魏源在这方面“大部分是
不正确的和站不
住脚的。那好象儿童游戏。不亲自进行研究，谁也不能洞悉这个问题的真髓。象魏源那样
的有才之士不能
了解这个问题，实在不幸”。引自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编：《日本传统的源
泉》，第614 页。
高时，这些新闻就成了使蔓延于该国的危机感加剧的重要因素。从魏源得到
的材料使吉田松阴有可能把鸦片战争后解散乡勇之事与广东省的混乱局势
联系起来。这种新闻对权贵们的影响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则因关于中
国叛乱的报道的混乱而没有立刻显示出来。报道来自不同的来源，有的从朝
鲜通过对马大领主转述而来，有的通过商船从中国传来，有的通过荷兰人的
消息从长崎传来，有的来自一个在中国沿海活动了几年的日本人，有的则来
自与倍理一起乘船来日本的一名广东人带来的出版物。日本人关于太平军叛
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恢复明室和英国支持复明战士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
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乱与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
损失的关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报道，但一些虚构
的传说（如说复明战士与清军进行大战）绘声绘色，因而混乱不堪。许多这
样的报告取材于有关国姓爷（郑成功）的老传说，以美化报道中的英雄，但
是愈来愈多的报道，却把中国的灾难与外国的干涉和征服联系了起来。①
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开始收集有关中国人灾难性经历的第一手
观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为千岁号，它于1862 年出发；由于所有
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
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
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
料。①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
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②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
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
的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
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抗拒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
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
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购买轮船和
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
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
① 关于日本取得有关太平军成就的情报的过程和结果，见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关
于太平天国的知
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 页。
① 《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81—486 页。这里详细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来源
。
② 因此，撰写井上馨传记的作者指出：“当他到达上海，从轮船甲板上看到约一百艘战舰
、轮船和帆船停
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时，便大吃一惊。侯爵这时才开始认识发展海军以便
实行排外主义的
必要性，也开始看清佐久间象山教导的全部意义和单纯排外主义思想的不足。”见井上馨
侯爵传记编纂会：
《世外井上公传》，第1 册第90—91 页。
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
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写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
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
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
鼓舞。从很早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
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
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几十年后，在1885 年福泽谕
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
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
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
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
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①
中国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
好处也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它提供了把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的
事物。西方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含有重要的汉字词组，它们逐渐进入了日本
人的“现代”思想中。到十九世纪末，这些汉字词组已在日本广泛流传；后
来日本词传入中国时，许多中国人认为要为这些词汇（象为另外一些术语那
样）感谢日本。这种传入在出版国际法的译文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需要译好
象“right”（权利）和“sovereignty”（主权）这样一些相近的字眼。但
这些术语与以后大量涌进中国语言中的日本词相比，数量仍是比较少的。在
早期自强运动的任何时期，都没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为学习现代化而留学中
国。
① M.B.詹森：《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
，第163—189
页。
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
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
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李鸿
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很好。这些改革虽然是在一个全民发动
的运动之外进行的，但它们似乎把传统和技术结合了起来，并且很自然地有
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战线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态度在明治中兴初期的几年还
继续存在。根据一位权威的研究，李鸿章在1870 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后，
“给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取得的相对的成就??以及据
说日本已筹集巨款兴建兵工厂和轮船之事。李鸿章感到中国应与日本友好，
也许甚至应派官员驻在该国，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国家一边。”①后来日
本人利用台湾土著对琉球渔民施加暴行之事，作为在1874 年向清朝提出对
琉球群岛的领土要求和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李鸿章及其同僚开始看出日
本可能是危险的策源地。明治的变革现在开始表现得过于想彻底地赶超西方
了。
1875 年的纠纷解决后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
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在日本外务
省官方的英文谈话记录中，李鸿章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对贵国近年来作出
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
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
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森要他相信：“如
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
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
章反驳说：“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
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但森指出：“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
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你们的
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①但是，李鸿章一方面警
告森不要过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耸听地谈到了借外债的危险性，一方面却在
1874 年12 月的一份奏折中把这两点连同其他措施引为观测日本所以“其势
日张，其志不小”的基础。到1885 年他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
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在这十年的末期，当李鸿章
的预言已成为事实，并且亲往下关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时，他仍极力设法想
使中日两国“成为兄弟而不结成仇敌??对我们一方有害之事，对另一方一
① 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74 页。
① 东北大学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谢。日本版本
见木村匡：《森
有礼先生传》第102 页。这次交谈还见于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第64—
65 页。
定也如此??黄种人准备对付白种人，此其时矣”。②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1894—1895 年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对待明
治维新的态度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这场战争
也被看成是对两国采取现代化措施结果的考验；而且日本武力的胜利，以及
日本的举国一致与中国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对比，使人们几乎毫无疑问地认清
哪一方的组织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败所引起的震惊，比迄今视以为常的
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震惊要更为强烈。因此，中国尝到失败的苦果不能
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满洲王朝和李鸿章也要分担责任。日本的战胜又
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盖过；欧洲列强在1895 年进行干涉，并表面上充当
中国领土完整的保护人以反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 年以后立刻顺手
牵羊地掠夺了它们原来加以保护的东西。这种行径在中国引起的愤怒直接导
致了1898 年的百日维新。（见第五章）
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
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发扬的为国效劳而
不是满足个人或某个地区利益的精神，看来可以成为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
的榜样。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国的读者和领袖人物介绍明治维新各项
成就的事实和适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也是恰当
的。例如黄遵宪（1848—1905 年）在1877 年作为公使馆参赞随同第一任驻
日公使何如璋来到了东京。黄遵宪与日本文人进行了许多接触，并且写了一
部日本史。这部在他任旧金山总领事后一段时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 年脱
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才流传，到1897 年才出版，书名《日本国志》。
就是这个黄遵宪，他邀请梁启超到上海主编强学会办的一份杂志，并且在湖
南支持谭嗣同和梁启超。他的日本史在1898 年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当时
黄遵宪正在湖南任职。①
维新派中间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他的论点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在
他看来，明治时期的宪法是使日本强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1888 年，康
有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绍了日本的范例，并且在以后坚持他的论
点。在1898 年，他敦促清帝“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术”，“以日本明
治之政为政法”。从1898 年夏季起，康有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
地介绍明治；对中国来说，现在主要是放松它的统治和扩大参政的范围。他
指出，日本与中国近，其政治形式与社会制度也近似中国。以后，康有为在
供清帝参考的研究俄国和日本的长篇论著中重复并且发挥了这些论点。不
②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9—120 页。1895 年的谈话记录为英文
。见鹿岛守之助
（音）：《1894—1922 年的日本外交》，第202 页。
① 列文森：《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 页；蒲地典子：《黄遵宪对明治时
期的日本和西方的
反应》。下一个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中国著作是戴季陶（1890—1949 年）的《日本论》
，此书发表于1928
年。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译文载于《中国》第56—63 期（1968 年7 月—1969 年2
月）。
过，他的主张依然是泛谈多于实指。他赞成寻求新的模式，特别赞成日本的
立宪改组。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儒家原则，需要中国政制的民主化。①但
是，虽然康有为向往日本所向往的一切，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明治的民
族主义或社会组织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在1911 年以前，他倾向于给德国的
榜样以更高的评价，因为这种榜样似乎把自由与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纪律结
合在一起了。
可以设想，明治时期的领袖们能找到很多理由来赞助1898 年的维新运
动。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对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非常敏感，并且急于
想帮助中国进行抵抗。外务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隈主义”，给政府的
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
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
下进行改组。在百日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访问了北京，并受到清帝的接见。
在皇太后对维新派发动政变后，维新运动的领袖们得到日本人的保护。康有
为取得英国的保护到达香港后转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难。梁启超逃到天津
的日本领事馆，然后乘坐一艘日本炮舰前往日本。
华人社会在日本日益发展，维新派不久便在其中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
他们往往与有地位的上层日本人进行接触。大隈重信亲自接见过康有为，此
后还与他有通信关系。近卫笃麿亲王也是如此。犬养毅和其他议会政治运动
的领袖们都以拥有与这些中国贵宾的友谊而自傲。随着不断高涨的学生运动
在日本的华人界中开始蓬勃发展，维新派由于他们的学识和道德威望而沾了
光。作为华人界人士的宣传员和发言人的梁启超更是处于黄金时期。在创办
一所以徐勤为首的供中国青年学习的学校时，他是主要人物；同时他常常用
日本各界所熟悉的论点来提倡他的君主立宪制主张，这样便与主张共和的战
士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与此同时，日本的榜样在义和团之乱以后几年清王朝进行的政府改革中
显得重要了。1902 年清廷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接受了张之洞和刘坤一一系
列奏议中提出的关于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见第七章）。军事改
革包括专门为训练一代职业陆军军官而兴办的学校。日本教官的人数逐渐超
过了欧洲教官。派往日本军事学校的中国士官生人数也愈来愈多。日本的武
装力量也给中国新式军队的行政结构提供了样板。法制的改革指的就是根据
① 见萧公权：《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第24 期（
1965 年）第1—83
页；《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第1、2 期（1957 年4 月）第111—245 页
（关于上述奏折
的日期，见第184 页及第260—261 页的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
第21 期（1962
年）第129—193 页；《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卷7 第1 期（1967 年11
月）和第8 卷第
1 期（1968 年5 月）。萧教授已把他的许多文章收进《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一
书中。彭泽周的
《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收集并补充了他自1970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成为最全面论述
日本维新运动的
集子。
德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实践制订新的法典，许多后来成名的日本法律学家首
先就是作为中国人雇佣的谘议和顾问而开始他们的事业的。
日本的榜样对立宪制的计划尤为重要，特别在日本打败俄国以后更是如
此。在1906 至1911 年期间，派往日本和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从伊藤博文那
里听到的谨慎的意见，与伊藤本人早期从他德国老师那里听到的一样。这些
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清朝的宪法应由朝廷颁赐。1908 年，慈禧太后颁布了
准备宪政的九年计划，此举与其他同时提出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建议一样，是
直接根据1881—1890 年的日本经验作出的（见第七章）。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其他的改革都没有教育变革产生的那种长远意义。中国从古典思想向近
代思想转变，从传统的标准和注重传统向西方的标准和注重西方转变，在这
些方面，日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某些人对西学的诋毁，曾经使甚至容
闳的一小批学生在1872 年留学美国之事也有了争议，并且在1881 年迫使学
生归国和撤销留学生团。但在日本战胜中国以后的十年中，这种态度让位于
重视出洋留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
最后成了晋升的关键性的条件。日本似乎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最诱人、最经济
和最不出乱子的来源。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
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
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①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留日远远
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因此，经过最近的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从
1898 年到1914 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
影响”。②
学生的出国始于甲午战争以后。1896 年，第一批十三名学生来到日本。
在东京神田区专门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他们不懂日文，因而他们初期的课
程主要是语言课。不到几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离学。单调乏味、难以下咽的
食物以及现实的或想象的陋习，使他们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学生完成了学
业，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问题的专家。他们开始用中文写作有用的日语教科
书和留学日本的指南。
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下一轮的侵略始于1897 年德国侵占胶州的行动，
这一轮侵略又引起了学习现代制度的紧迫感，同时也使日本成了一条更易被
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面已经谈到，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主要的维
新派及其信徒们逃往日本避难。虽然清廷试图利用导致1900 年义和团灾难
的蒙昧主义的潮流，但象张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以及象康有为、梁
启超等在维新运动中受挫的知识分子仍然继续重视去日本留学。
张之洞早已在他的《劝学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
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与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
该利用日文书籍。他强烈地支持出国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
验教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
① 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有实藤惠秀的《明治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
学史稿》；特别
应重视《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学史》1960 年版的材料；有关的论
述取材于第140
页和第110—111 页。
② 费正清等编：《东亚的近代化改革》，第631 页。
学生毋忘其国①；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谈到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时，他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
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②
于是一批批学生陆续出洋。1899 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超过一百名。张之
洞派出的使者还调查那里的学习设施。在他的指示下编写的一本留学指南，
在1898 年完成，在1899 和1900 年重新出版，它从此一直是标准的指南读
物。张之洞这时还派出少数军事专家前去学习。热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
员。梁启超总结了日文的几个优点：它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
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 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
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看到中国派学生到他们国内留学的重要意义。象上
田万年等学者和大鸟圭介等外交家都开始就教育其邻国子弟而出现的机会
和责任问题向其同胞们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大隈重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制订
出由日本向其大陆邻国偿还历史债务的“主义”的。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
取行动，专门为中国学生准备教育计划；设立专门的语言学校，以便使他们
在到达后两三年内可以为攻读大学水平的课程作好准备。他还意识到民众的
爱憎心理以及可能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坚持拨专款兴建足够的宿舍，以防止
可能对学生进行无礼、利用或“诱使腐化堕落”的行动。假期到日本重要地
方的旅行也应作出安排，以便使学生们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①
在此期间，义和团的灾难以及愚昧的排外主义的失败，使张之洞和刘坤
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们的教育和制度改
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紧迫感。对出国留学的重视迅速加强，为去日本受教育
提供机会的出版物也激增。这时，去日留学和出仕二者开始挂上了钩。与此
有关并且最终发展而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 年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
和最后取消。出国留学代替了经典著作的基础训练，成为进政府工作的基本
条件。
对东京学生的人数也有直接的影响。到1905 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
估计数已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 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六千至
两万人，估计数的悬殊如此之大，说明在护照、签证、学校或课程注册等统
计数字不可靠的情况下，是难以计算人数的。研究这一留学动态的第一流学
者实藤利用当时保守的估计数，算出的总数如下：
① 根据《张文襄公全集》卷203 中的《劝学篇·游学二》，应为：“一去华近，易考察”
。——译者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1 页。
①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5 页的摘录。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1901 年280 人
1903 年1,000 人
1904 年1,300 人
1905 年8,000 人
1906 年8,000 人
1907 年7,000 人
1908 年4,000 人
1909 年4,000 人
1912 年4,400 人
1913 年2,000 人
1914 年5,000 人
留日的中国毕业生
1901 年40 人
1902 年30 人
1903 年6 人
1904 年109 人
1905 年15 人
1906 年42 人
1907 年57 人
1908 年623 人
1909 年536 人
1910 年682 人
1911 年691 人
1912 年260 人
1913 年416 人
1914 年366 人
1915 年420 人
在留学风达到最高峰时，学生中也有举家赴日的，如父亲陪着儿子，年轻的
中国姑娘和缠足的妇女也前来学习。其中只有少数人来日准备正式学习，或
者能够正式入学，所以在日本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人数仍较可观，却大大低于
驻留在日本的人数。①
很少教育机构有能力应付这种汹涌而来的人潮。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为
① 数字根据上引著作第545 页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计1909—1912 年和1915 年学生数的
根据。各学校毕
业生的按校统计（上引著作第138—140 页）显示学生毕业的学校从帝国大学直到私立女子
高等学校。关于
1901—1939 年的数字，实藤列出中国毕业生总人数为11，966 人。
了应付中国学生的涌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供指导。设立了许多的专门学
校。成城学校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也接纳中国学生并
培养了许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学校有日华学堂（建于1898 年）、高等
大同（建于1899 年）、东亚商业（建于1901 年）和弘文学院（建于1902
年），而同文书院东京分院（也建于1902 年）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弘
文学院前后共收7，192 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 人毕业，学生中有黄兴、
鲁迅和陈独秀。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
应新收学生的伙食。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开办了女子学校。开学典
礼常滔滔不绝地提起孟母和华盛顿之母，因而生色不少；这样的典礼又使张
之洞相信在“东洋”留学的好处。②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很不好的。他们之中
的绝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学，象日本学校接纳他们一样准备不足。许多学生上
填鸭式的课程，他们看重节约时间和强调集中精力于关键性学时上。多数学
生根本不上正规学校。他们在日本的时间因此变得更短了；他们的急躁和不
满情绪直接传到了中国的亲友那里。但是象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
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
的重要意义。东京和中国之间的通讯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响
远远不限于在日本学校学习的人。因此，学生们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这两者
的质量问题最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人在日本的经历，可从留学生的回忆录和自传中看到典型的情
况。这种经历还作为文献资料被收在中国和日本当局编的调查和报告中，并
且反映在许多学生出版物中。①旅日往往从一些已去日本或正准备去日本的
人的鼓励开始。学生们往往回国鼓励其他人学他们的样。他们一旦到达东
京，神田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学生们寄宿在神田区，在那里的商店购物，在
那里的饭馆就餐。出现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象
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为专门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译文以及刊物
和教科书的企业而开设的。理发师不厌其烦地使他们的辫子在一定程度上符
合现代化样式，结果凑合成一种向后梳得直而高的发型，称为富士发式。②
② 关于学校、专业和日期的情况，见同上著作，第64—79 页。
① 实藤准备了一套中国人写的日记目录。到1902 年已有57 份旅日日记；有一名官方视察
员李宗棠记录了
这个时期九次去日的见闻（见同上著作，第313、425 页）。1906 年以后，中国政府出版
指导性的月报供
在日本留学之用。还有不少小说，其中最出名的为《留东外史》。实藤惠秀在其《日本文
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书中对它进行了研究，此书有1944 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由张铭
三翻译。
② 见孙伯醇（1891— ）的回忆。孙伯醇于1905 至1914 年在东京学习，他在北京任教和
在中国外交界工作
了一段时期后回到东京，在外国语大学和东京都大学当讲师。见他的《家塾、同文书院和
民报社》，载《中
国》，第30 期（1966 年5 月）第24—33 页。特别可看他的《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
，载《中国》第
31 期（1966 年6 月）第28—33 页。
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
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
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经历常常充满着矛盾和讽刺。这可以从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记述
中看出，他从1903 年起开始在日留学。他在日本小客栈的第一夜充满着令
他惊奇的事。“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
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①
留学生可能会收到告诫他们在日本社会应怎样待人接物的指导性传单。交通
是靠左行走，不大声呼叫，不无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
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要尊重妇女，在拥挤的街车中向老幼妇女让座，
注意珍贵物品，保持衣着整洁，不问他人年龄，不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饭。
②
这种名义上一切为了留学的实际留学经验，常常是劳而无功的。日本的
教师和作家乐于使留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
境。他们的事例中充满了过去出国在外留学的日本人的经历。各专业的代表
人物都准备提供保证，使他们相信，这个专业的成果对中兴之治的成功是必
不可少的。
① 景梅九然后回顾了汉代的一些风俗，那时中国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读者这些风俗以
及过分的礼貌准
则仍在日本流行。见《留学回顾》。此书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译文，由
大高岩和波多野
太郎翻译。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92—195 页）转载了这种《留学生自治要训
》的传单，并且指
出，当时的中国小说有时把归国留学生描写为文静而有礼貌的人。
民族主义及其反应
看来，大部分留学生已经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
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
人的意识。在神田，由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点这两种觉悟的鼓舞，一个全国
性组织开始形成。神田的中国学生会起了使学生团结一致的重要作用。辛亥
革命前不久，美国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也设在神田）能够利用它不受日本
人约束的地位，使其规模超过了日本人办的早期的学生会馆。但它们都被用
作集会场所，都促使同乡观念与民族主义相融合。同乡意识从未丧失过，大
部分留学生首先与本省人集会结社。对革命组织的详细研究表明，它们招收
成员和做报告都是通过设在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的。但留学生的聚集地与
革命一样，也把同乡渊源与民族觉悟融合在一起了。①
日本在许多方面为加强留学生的民族意识做了工作。恩施态度和民族歧
视当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
甲午战争中表现的自负心面前烟消云散，关于这场战争，日本政府和人民都
认为是文明与中世纪精神之间的一场斗争。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经过了几
十年的长期耐心等待之后终于战胜了中国，这件事产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和思
想意识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义。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以及狂热的歌
曲，都被用来灌输和加强突然爆发的廉价和哗众取宠的爱国主义。到日本的
中国留学生必然首当其冲。他们的国家已被视为一个弱国，一个无准备的和
非现代化的国家。幸德秋水指出，“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
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
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
腥的敌意。”②留学生就这样深受嘲弄和蔑视。街上的顽童集中嘲弄他们的
发辫，并且跟在他们的后面高声叫喊“清国佬”。
这种环境经常提醒中国人，叫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弱点和失败。一部叙
述中国留学生的小说描写说，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车转身问乘车的
中国留学生是否知道日本刚打败了俄国，还问这个胜利是否使他们产生嫉妒
之意。①
可以预料，其后果是激怒了留学生，促使他们剪辫子，易西服，自充现
代化。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几次与同校的日本人用汉字笔谈的情况。他们说：
① 郑冼秀兰（音）：《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
士论文，1962 年），
第116—117 页。注意K.S.刘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第40、59 页叙述的地方关系。
实藤惠秀的《中
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5 页提到学生会在1902 年接收了向中国出口日本书籍的机构。

② 幸德秋水：《帝国主义》，第35 页。岩波书店重印了1901 年的这部名著。
① 《伤心人语》，这是梦芸生写的一部论战性小说，在1906 年出版。实藤惠秀：《中国
人赴日本留学史》，
第213 页。
“辫子不好看，剪了好，我们称豚尾。”在羞辱的驱使下，他直奔理发馆，
打着手势要剪辫子。②
这种蔑视的态度终于与中国一词联系了起来。“支那”一词可以追溯到
唐代，当时此词通过从印度传入的佛经而在中国语汇中使用。虽然此词日本
人已在德川时代后期和明治时期用得很多，但仍与“清”交替使用，中日甲
午战争仍被称为日清战争。此后，日本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词；在
学生运动初期，因为它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
名，所以学生曾被此词所吸引。但随着“支那”逐渐与在街头呵斥追逐中国
人的孩子们联系起来时，它就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虚弱。在民国时期发生的一
些灾难和二十一条要求以后，中国人的愤怒变得愈加厉害了。但在明治时
期，这个过程还刚开始。③
日本通过示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了更积极的贡献。明治时期的最
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涨的十年，它明显地表现在
与英国的结盟和对俄战争的胜利上。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一些甚至非常不关心
政治的留学生也有深刻的影响。一个年轻的河南人在日记里对他的学业或环
境不怎么关心，但对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却感到惊奇。乃木将军在旅顺口丧子
的故事赢得了他的钦佩；他写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爱国，以致她们之中
很少有与中国留学生结婚的。①梁启超描写了上野青年参军时其亲戚朋友热
烈欢送他们的场面，他说他看到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三字。他写道，见
此情景，不禁为之矍然肃然，不能忘怀。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来说，
最紧迫者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
自爱心和爱国心，这样国民就会爱其祖国。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
的自爱和爱国心。日本法学家穗积八束的《国民教育：爱国心》刚问世，就
立刻被北京大学堂官书局作为教科书翻译出版。许多论述爱国主义方面的日
本著作和传记很快都有了中译本。②
由于学生运动充当了培养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所以留学生的人数自然
而然地随着政治情绪的高昂或挫折，时而增加，时而减少。从数字看，留学
生在1906 年以后锐减，虽然人数依然很可观。人数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
② 景梅九：《罪案》，第34 页。
③ 例如，郭沫若在1936 年写的文章中说，“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
意，有人说本是‘秦’
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
本留学史》第224
页引了这段话。实藤作了长篇讨论，并对使用此词表示歉意。竹内好在《中国》第16 期（
1965 年3 月，
第34—36 页）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词。1930 年国民党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
，在官方通信中
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① 关于用注音符号拼成“Sokoman”音的年轻人的日记，见实藤惠秀：《明治时期日中两
国的文化交流》，
第 277—336 页。关于乃木，见317 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2—513 页。
对许多人在东京所受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不满。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不满情
绪似乎是与那些受教育者质量下降的状况相符合的；事实上，日本刊物开始
觉察到，优秀的中国学生正被送到其他国家，只有不很合格的才来日本。这
些看法也许有些根据；美国首先免除了义和团之乱的赔款，作为1908 年中
国学生的教育经费，而日本人直到1924 年才开始这样做。对准备差的学生
不加控制地涌进日本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和它的代表
们开始表示惊慌不安，于是清政府的章程开始规定选拔学生和选修课程的标
准，同时禁止受短期训练。日本的教育当局会同执行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
学生。这样，又转而引起留学生对本国政府和东道国的愤怒。根据学校毕业
生的数字，教学质量可能改进了，但学生组织和不满情绪也随之加强。1907
年两国达成协议：日本最好的国立高等学校将向中国留学生开放，让他们学
习正规课程；因此在以后两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这些学校入
学。1911 年6 月，中国政府安排在北京开办一所预科学校，以便培养到日本
高等专门学校求学的学生。到中国的月本教师的人数也有增加，他们有的自
办学校，有的也在中国学校任教。①
东京和北京的观察家们和官府的忧虑，因留学生变得日益自觉、激动和
警觉而与日俱增。对他们的每一次冒犯只会更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并且使
他们的东道主和赞助人感到不便，往往还感到惶惧。1902 年，章炳麟等人预
定组织一次集会来纪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后时刻被日本当局取消了。
同年，中国公使蔡钧决定拒绝为九名自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入学提供必要的
保证。一批留学生拒绝在公使接见他们以前离开公使馆，这时公使馆就召来
日本警察抓人，这就给留学生以口实来指责中国当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们
把本国国民从享受豁免权的中国使馆中赶出去。由于学生们早已听到蔡钧已
经上疏北京，说他们中间有人倾向革命，所以他们的愤怒更趋于白热化。被
捕和被驱逐出境的吴稚晖在被押送经过东京的锻冶桥时，企图跳河自杀。梁
启超也卷进了这场纠纷，他在他的《新民丛报》中谴责公使是“文明之敌”。
实藤调查了当时的十四种报纸，除了两种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学生。经
过日本官员和私人的广泛调解，达成了放宽学生保证这一规定的妥协。同
时，中国公使馆任命一名官员担任学生监督。此后不久公使被替换，这九名
留学生即进入成城学校就学。①
第二年，中国政府把攻读军事的留学生转到一所为入日本军事学校而新
办的预科学校。这是中国政府针对新公使的呼吁所作的相应措施，因为新公
使提出，日本陆军着重忠君爱国，服从长官，无不服管教或反对政府之危险。
① 关于1907 年协议，见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06—107 页。关于在华
的日本教师情况，
见第96 页。到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600 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
9 年，中国学校
邀请的356 名外籍教师中，有311 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24—460 页。
清政府作出规定，将选派一百名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官费留学生去受军事教
育。同时，东京大学教授寺尾亨办了一所学校，使自费留学生也得以受军事
教育，尽管北京政府抵制这种学校。②
1903 年中国留学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行动，反对把中国少数民族和福建
人的产品放在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参加抗议。但到那时
为止，这些纠纷都没有导致中日对抗。由于这些年来日本反俄思潮泛滥（寺
尾亨教授就是积极推动战争的“七主战论者”之一），所以下一个事件，即
发生在1903 年4 月和5 月以拒俄为主要内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发生对抗
了。这次运动的引起是由于俄国拒绝按期撤出满洲和俄国对华提出了它开始
否认后来又承认的“七条要求”（奇怪的是它们竟先于1915 年日本的二十
一条要求），因为俄国人想长期在满洲盘据。中国的留学生从日本的报刊收
集情报，这些报刊对将会长期危害日本在满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没
有明显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动学生举行示威的迹象，而且事实上日本政府还因
害怕造成外交麻烦而加以阻挠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动无疑与日本的舆论是一
致的，并且还受到后者的欢迎。留学生自己在神田学生会中组织起来，组成
第一个拒俄义勇队，后来又组成学生军。留学生在慷慨激昂的场面中签名发
表他们视死如归的声明，并且派代表回国敦促袁世凯总督宣战。不过袁世凯
的属员反而劝他们再去读书。中国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
人的要求。①日本外务省在接见北京的代表后，警告留学生说，他们的活动
正在给日本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正在这个时候，运动夭折，其组织改为毫不
掩饰其革命意图的军国民教育会。这一连串事件对利用各省刊物和学生会主
要学生组织来调动各省学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学生中象黄兴和陈天华等
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机进一步进行民族主义的和反满的煽动。②
到此时为止，留学生的活动名义上是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蔑视中国
的民族尊严和主权，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现了日益强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倾
向。与上海几个不满分子中心的联系是密切的；而东京各省同乡会发行的刊
物，使全中国都惶惶不安。邹容撰写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满小册子《革
命军》1903 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时有香港和东京的版本。冯自由认为它的
发行总数达一百万册。③最近的研究已把这本著作与其他三本书（即章炳麟
对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抨击，以及陈天华在拒俄运动后不久写的《猛回头》和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68—71 页。
① 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
，见伦森编：
《1895—1904 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
记》，第213—
217 页。
② 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井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4 期（
1954 年9 月）第
57—83 页。
③ 邹容：《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152 和84
页。
《警世钟》）列为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小册子。①
1905 年发生了留学生与日本教育当局的冲突。那年11 月，日本文部省
公布了一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第九条和第十条专门规定学校应
保证留学生住在具体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学校要监督学生
的行为，拒绝可疑的人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这一规则体现了中国
人和日本人的关注，因为张之洞已经因学生的闹事和激进主义而变得十分惊
慌，所以他警告说，八千多名留学生的思潮充满了革命的危险；但他又说学
生十之九受胁迫，煽动肇事者不足什一。②留学生立刻抗议，说此项规则是
对他们的歧视，因为规则单单不给他们享受日本人享受的宪法自由，并且指
责规则具有政治目的。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
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大批学生归国，没有归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则罢了四
十天课。为了解决这场纠纷，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张之洞还进行了几
次谈判。
在谈判进行时，日本当局开始担心留学生的骚乱。12 月7 日，《朝日新
闻》认为罢课是由于留学生对规则及其目的的误解引起的。它一开始就指
出：“东京各地区学校的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成了一大问题。罢课的
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
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
志”。当时尚未积极参加罢课的陈天华花了大半夜写就一份遗书，号召同胞
们永远不要忘记“放纵卑劣”这四个字。“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
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杀，这就使他的遗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遗
书中写道：“时时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结果，几乎有两千名留学生返回了中国。随着罢课的深入发展，日本议会议
员和其他领导人介入了讨论，于是学生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它早期的劲头。对
学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 年1 月罢课开始缓和下来。
罢课为中日两国学生一起行动这一少有的大规模尝试提供了机会。虽然
许多人私人之间结成友谊，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少有机会在任何社交或非
正式场合了解他们的日本同学。1906 年1 月，发起了成立中日学生会的活动。
成立大会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参加，他们听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
人士的演说。大隈又把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国学生留学
①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4 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
的日译文，见第
81—121 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83—144
页。又见欧内斯
特·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13 期（1959 年）第113—
162 页。关于陈
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1—79 页。
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
期（1952 年7 月）
第31 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 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
过。
日本的必然性。马相伯号召中国留学生爱国勿忘学习，学习勿忘爱国。①有
些留学生获得了更有意义的个人感受。鲁迅后来在赞扬他的导师藤野教授时
说，藤野在借给他笔记和检查他的笔记本时的关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
担心其他学生会指责藤野偏心。但中国留学生回忆录中更常见的，是对日本
人傲慢的愤慨和对本国软弱的体会的记载。北一辉后来指出，弱者和强者很
少能成为朋友；很明显，最近才弱起来和最近才强起来的人们，在象中日两
国那样关系复杂的情况下，似无成为朋友之可能。
尽管留学生人数稍有减少，并且入学的人逐渐只限于更加合格和认真学
习的学生，但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产生动荡、不满和行动的重要源泉。在清代
的最后几年中，在东京的中国各省的和全国性的留学生组织一直警惕地注视
着对中国主权尊严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强一样，日本人在这些事情上
常常有些过错，甚至为了革命者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更合学生的口味）而
去冒犯北京的尊严时也是如此。在连续发生的铁路借款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纠
纷中，留学生发现不乏可以用来保持他们政治觉悟的事件。①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92 页。
① 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
第11 期（1957
年）第1—25 页。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 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
动从东京的江浙
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 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
，第61—68 页。
翻译的影响
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
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②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
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
1896 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
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
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 年）是一本东亚史。到1900 年，一批中国留日学
生（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
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
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
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
近代史，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
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
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
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二十
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
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
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1902 至1904 年，几乎一半
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响是本世纪最
初几年翻译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1880 至1940 年期间，约有2，204
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
一篇研究翻译动向的文章指出，在总的影响方面，自1850 至1889 年，从日
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15.1％，自1912 至1940 年，占18.2％，
但自1902 至1904 年却达到了60.2％。①很可能那个十年中的其他几年也占
这个比例。
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对西文著作的选译和词汇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
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浪漫主义的政治小说象《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通俗译本（都由
梁启超翻译）中十分明显，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国的整个新知识潮流方面。根
据近来作的一次统计，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
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日本的影响不但涉及书的内容，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45 页。
① 钱存训：《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卷13 第3 期（1954 年5
月）第318—319
页。
而且也涉及书的形式。日本的现代印刷大约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
岸田吟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购印刷机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中
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西式装订方法，就把它们用于刊物
和翻译著作，转而输入中国。①因此，学生运动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
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① 关于传入词汇的统计数，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378 页）。作者认
为1905 年是留学
生翻译作品采用西式装订的转换时期。1867 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记连同一篇导言载于
《中国》第24
期（1965 年）第5—16 页。
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派
除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影响外，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还有个人的
和政治的直接接触。对这种接触，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所倾注的注意要比中
国对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忆录和原始材料的出版，这种接触的范围也更
明晰了。②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许多理由要保持对中国政局的直接关心。中日甲午战
争以后，满洲政府垮台的危险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是日本论述民族安全和
国际政治著作屡见不鲜的题旨，而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对抗给明治时期的政治
家们提出了结盟和选择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还必须抓紧时机去影响中
国事态的发展。他们理所当然的优先选择是通过对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
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派军事使团和订教育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无可辩
驳地证明在实现现代化的竞赛中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使人们真正看清楚日
本人在领导亚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日本在赶超西方和与西方联合方面取得
了成就，所以许多日本人认为，继续遵循福泽提出的与亚洲分道扬镳的意见
是符合他们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这种关心至少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一直
保持着，当时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卷入，是因为怕西方从白种和黄种的种族角
度来看待那场斗争。从此以后，日本完全与帝国主义政策缠在一起，这就使
得以亚洲人姿态出现的那种赶超西方的紧迫感和吸引力进一步衰退了。
但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最
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这种论断是很流行的，当时
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绍给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
这种看法，即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证明没有能力
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
支持另一个政权来代替满洲政权。
这种成为明治时期特点的种族之争的悲观观点以及畏惧西方统治的心
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
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为“同文
同种”——却很少被人否认。1895 年日本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主
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的问题了。这一步对中国维新派和革命
派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结构。在二十世纪开始时
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总的来说对走与西方联合的道
路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走得很顺利。其中有些人（特别
是山县有朋）非常关心未来的种族冲突，但是执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们注重
西方的海军和工厂这个方面，并且使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事业。山县的观点
②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
察》，第163—
189 页。
与以他为首的军事专家们的观点一致。军事领袖们特别意识到中国缺乏遏制
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负担起在朝鲜、辽东和“南满”争夺大陆地盘
的责任，从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弥补其邻国的弱点。对中国北部边境以及那
里的俄军的关心促使他们渴望训练中国的新军。象福岛安正等个别军官个人
大胆地侦察了偏僻的中亚内陆，因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和传奇式的人物。①
与这些拥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相反，也有人对与西方的关系表示忧虑，厌
倦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明显地处于二等国的地位，他们是民族主义和亚洲主
义的旗帜鲜明的鼓吹者。这些日本人既无执政重任，也不指导国务，因而能
够指责本国的谨小慎微和外交活动。这些人以消息灵通的民族意识卫士自
居，是继其前人负唤醒民族之责的重要人物，他们主张拥护天皇，捍护国家
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集团包括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党派形成时期的民族
主义组织，如1881 年头山满的玄洋社和1901 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作为自
封的民族主义和道德论的提倡者，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
户豪门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国家的新正统理论，
对他们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鲜、中国
和满洲方面的活动家，似及在国内政治中进行恫吓和宣传的代理人。
与这些组织有关但见解不尽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
前途在于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只有在亚洲，日本才能指望应付西方的挑战，
因为它拥有地理近便、情况熟悉等有利条件。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一
段时期，在一个坚决要与西方站在一起的社会中，这类情绪仍只为少数人所
有，但这个事实却助长了热情和道德优越感，使这些亚洲主义者能借以号召
同胞们完成自己应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陆军参谋工作中崭露头角后于1886
年去汉口。他各义上设立一个商号，分派他的下属到各地区作调查，从中收
集中国全国各地的情报。虽然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日本
霸权，但当它施行于中国时，他坚决认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赖其邻国的安
全。因此，日本必须改造和加强清帝国。①
民族主义运动和亚洲主义运动与以近卫笃麿（1863—1904 年）为代表的
最高层人士结合起来了。由于他受到社会的普遍爱戴，由于他的国际经验、
早期在德国受的教育以及贵族院的领袖身分，近卫拥有发言和行动的至高地
位。他以赞助和加强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为己任。他主持、资助和
领导了在1898 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通过设在中国的教育
机构和设在日本的研究机构，对作为它主要任务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
献。它创办于1898 年，这也是大隈提出“大隈主义”的那一年。从当时帝
① 黑龙会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在最后全面地歌颂了这些东
亚先驱者生平的
光荣作用。
① 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传记。又见入江晃（音）：《日本帝国主义的意
识形态：日本帝
国和中国》，载古德曼编：《对日本帝国和亚洲的再估计》，第35 页。
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以及从日本公众对中国虚弱的厌弃中，近卫感到了一
种危险的倾向，即有人主张放弃中国和参加西方进行帝国主义的争夺。在
1898 年1 月《太阳》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号召密切中日合作
和联合。他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
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
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
与中国人交往，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以应付两国面临的
危险。②就象近卫的活动与1898 年政府的活动相一致那样，他的活动在1901
年又与民族主义的活动合流了。1901 年是黑龙会（它力图使日本在黑龙江站
稳脚跟）和近卫的国民对俄同志会成立的时间。
不属于权势圈子但仍处于执政上层集团边缘的势力，是与自由民权运动
有联系的明治时期的自由派人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在日本进行
争取政治自由主义的斗争与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自由主义者的斗争休戚相
关。他们大部分人虽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立宪思想，但在抵制西方
的冲击这一点上仍是热诚的“亚洲主义者”。早期的自由党作者和社论撰稿
人都敏锐地了解朝鲜的状况，并且要象在日本那样也在朝鲜提倡自由主义。
大井宪太郎在1885 年为了自由的目的对朝鲜发动了一场异想天开的对外扩
张的远征，在同一时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缔的东洋社会党的创办人樽井藤
吉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合邦论》，号召日本和朝鲜合并成一个称为“大东”
的国家。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都认为种族战争正在迅速降临，再也不能采
取不彻底的措施了。必须建立亚洲的团结。这些计划既包括狭隘的地区观念
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义和信仰；它们既吸引着最坏的明治时期本国至
上论者和沙文主义者，也对最优秀的明治时期普遍拯救论者有号召力。同
样，象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论家坚持把中国的维新和日本的维新结合起来，
并且早在1881 年，植木枝盛已经组织了兴亚会。甚至随着1889 年颁布明治
宪法从而使争取议会自由运动的主流更加靠拢明治政府以后，主流中的激进
派，即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烈
兴趣去维护其先驱者的亚洲意识，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①
日本的自由主义左派提供了他们私人与中国革命派合作的鲜明例子。宫
崎滔天被孙中山称颂为“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
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宫崎及其几个弟兄从
早期自由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试验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乔治的单
② 在《中国》第21 期（1965 年8 月）第7—22 页中，可以看到关于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
文书院的历史和
贡献的权威性简明概述。
① 对某些这类事情的讨论，见詹森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第163—189 页。关于宫
崎的全集，见宫崎
龙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
一税解决法，并且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①
由于这些关于危机、信仰和觉悟的论旨在明治时期的环境中是如此重
要，所以那些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献身的人能与上面简单介绍过的许
多集团有着多方面的融洽关系，就不足为奇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关系纯粹出
于命定的巧合。例如，政党运动的两个领导人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执政时正值
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张造成的危机触发了戊戌变法之际。宫崎滔天的终生事业
的开始、孙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见、北京的百日维新、大隈和板
垣的宪政党内阁的产生、同文会的成立、中国维新派的逃亡日本、学生运动
的发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来了。
上面已经指出，在政治避难中自然地成为上层人物的中国维新派受到了
高级日本人士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层人士提供了帮助，使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会的领袖近卫亲王穿针引
线，而且他暗中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康有为会见了日本领袖人物，受到大
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与近卫本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话中近卫把明
治中兴的长期准备与百日维新表面上的仓促进行作了对比。近卫强调了他一
贯的主张，即关心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认为必须实行亚洲门罗
主义。但是近卫集团感觉到，康有为名声太大，不宜长期留在日本；于是在
1899 年春季，近卫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
华。梁启超也与近卫及其他地位显赫的日本人会过面。1899 年近卫亲自来中
国。他在中国几次与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进行长谈。张之洞就日本让康、梁
避难以及梁的著作对中国的留日学生可能产生害处之事表示抗议。近卫不同
意这个抗议，也不同意把维新派说得那么重要，他宁愿把话题扯到他爱谈的
中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事务方面。在此以前不久，近卫还在香港会见了接受
日本政府的经费的宫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华南的政治形势。①
象宫崎和平山那样活跃的自由派，在中国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国的维新
派或日本的贵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 年，宫崎大力促使康有为和孙
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为的怀疑，以致最后他被新加坡当局所捕，
而近卫在他日记中提到此事时，骂他的同胞[宫崎]为“阴谋者”。发展与学
生运动的关系也需要时间。在早期，当留学生仍被谨慎地资助并且偏重于学
术活动时，孙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支持还比较少。但后来
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政治活动的日益加强，革命的
情绪蔓延滋长起来了。同时日本的民族情绪因为事实上正掉头去反对俄国，
所以对上述情况并没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结果中国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
① 根据孙中山为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所写的序言。
① 从近卫日记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与其他人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脉
络。他在1898
年10 月16 日策划康有为来日，1898 年11 月12 日与他会面，1899 年3 月14 日收到供康
使用的资金，1899
年10 月到香港，1899 年11 月4 日与张之洞会面。见《近卫笃麿日记》，第2 卷。
国留学生中间找到了为他们的活动作了较好准备的场所。
孙中山在1895 年广州第一次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已经逃到了日本。他
在横滨剪掉了辫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来回忆
说：“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
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从日本前往伦敦，在那里，中国公使馆对他的
扣留和几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阅读的《伦敦被难
记》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在1897 年8 月又到日本。这时他结识了宫
崎和平山。他们原先应犬养毅的要求去中国调查政治，在那里从孙中山的朋
友处听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很快对他的新朋友产生了吸引力。虽
然他们听命于犬养，并且确实把孙中山介绍给他，但他们却忠于孙中山，忠
于与孙共同持有的振兴亚洲的观点。
他们第一项合作事业就是通过购买和运输武器以及小股冒险者去援助
阿基纳尔多的菲律宾革命的计划。象那艘陈旧不堪的船只因超重运输枪炮而
沉没那样，这次行动也失败了，使几个日本冒险者丧了命。在第二个行动中，
日本人试图在百日维新的灾难性失败以后使中国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合起
来，但也毫无成果。虽然革命派和维新派同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而且接触
同一批日本人（宫崎曾与康有为在香港会晤过，平山曾陪同梁启超到横滨），
但中国的维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认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不如自己。早
期得到犬养和近卫帮助成立的学校，很快就处于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
之下。在此期间，日本人中间的自由派冒险家却倾向于活跃的革命派，而不
倾向于维新派。1900 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未遂的起义名义上都得到这两
派中国人的支持，但此后，在急于进行变革的中国人中间就长期出现了分
裂。①
1900 年夏末，孙中山试图在广东省策动一次革命，发动时寄最大希望于
日本的介入。起义的基地是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岛。这样就在一定程
度上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日本将利用华北义和团之乱而进入华南。厦门事实
上一度被日军所占领，这是为了对付一场策划好的反日“挑衅”。孙中山计
划成立一个有几名日本人担任要职的临时政府。他的一个伙伴搜罗了广东省
的秘密会社成员，开始领他们前往厦门，以迎接预期来自日本的人员和武器
供应。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造反者所向无敌。但到起义开始两个星期后，
当孙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会来到时，就传话放弃这一尝试。带着最
后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军手中并且被杀害。孙中山在为山田良政
建碑的纪念词中写道：“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
① 关于早期革命运动及其兴衰，见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载
《亚洲研究杂志》，
卷19 第3 期（1960 年5 月）第307—318 页。郝延平：《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流产的
合作》，载《中
国论文集》，第15 期（1961 年）第91—114 页。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
进知识分子》。
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①
1900 年的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试图以来自印度支那和美国的支持来进行
革命，但都没有成功（法国总督曾经邀请他在1903 年前去访问印度支那；
在美国，他曾试图支配三合会的领袖）。这些失败，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过
去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无纪律和不可靠而产生的
失望，使他相信他应从中国的留日学生（特别是从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中吸
收人员。当孙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国逗留期间，学生运动明显地发展了。日
本反俄情绪的高涨也很重要。黑龙会会员们看到他们的民族主义顺应着亚洲
出现的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人对满洲的统治就将失去理论
根据。因此，在黑龙会的正史中写道：“日本人在援助华南革命的行动中，
同时发扬了爱国心和侠义精神。”②在此期间，原在1903 年因抗俄组成的学
生义勇队又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黄兴回湖南企图发动一次起义。他开
始时担任一所日语学校的教员，但同时还印刷和分发陈天华的革命小册子。
实际上，在他创办的早期革命组织华兴会中活动的每一个成员，都已经是或
者即将成为留日的学生。但是在这个组织策动一次计划在1904 年爆发的起
义之前，清当局袭击了黄兴的住所和他的日语学校，主要人物勉强沿着危险
而困难的路线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这几个日本人立刻与
他接触。他与孙中山一样，接受了“同文同种”的论点，并且与宋教仁一起，
也成为日本人鼓励和援助的对象。①
孙中山回东京时正是1905 年夏末学潮高涨之时。他的革命纲领和口号
已被制订出来。这时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新的组织，但经过他和日本朋友给他
介绍的黄兴的共同合作，这种组织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以后，1905
年7 月30 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组成同盟会。约有七十人出席，实
际上全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代表了十八个省中的十七个省。正式的成立大会
定在8 月20 日举行，这次是在坂本金弥家中举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宫
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是正式会员，宫崎在1907 年被授予代理权，
以便作为该会的日本代表谈判武器给养。同盟会在留学生原在东京成立的各
省同乡会的基础上组成；它另外还有传统秘密会社的宣誓仪式和秘密活动的
特点，这些都是以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西方学习时拟订出来的）和五个
口号（其中之一是号召中日友好）的名义进行的。这样，同盟会最大程度地
体现了中国通过留学日本以寻求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具体成果。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82—104 页。惠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宫崎写了《三十三年
落花梦》一书。
② 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1 页。关于孙中山与留学生的来往以及他与秘密
会社的关系，见
郑冼秀兰的《同盟会》第36 页。又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00 页以
下。
① 不过宋教仁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论点。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
命》，载《中国
论文集》，第21 期（1968 年）第189 页。关于黄兴，最详尽的材料为薛君度的《黄兴和
中国革命》。对
宋教仁最充分的论述是K.S.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
关于同盟会宣传的思想内容及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政治
斗争，另有论述（见第九章）。同盟会的领袖有时面临一种艰巨的任务，即
要对付某些革命派，因为后者不大相信日本舆论中的温和路线。胡汉民在《民
报》撰文，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隐隐流露出来的恩赐观点和傲慢态度以
及日本政府更为明显的冷遇进行解释和辩护。①在1907 年以后，当日本政府
在一系列安排亚洲各国边界线的协定中选择正式与帝国主义合作，并要求孙
中山离开日本时，甚至这些解释也不够了。孙中山的离日，象康有为八年前
一样，也得到外务省秘密资金的安抚，这样就可以防止公开破裂或者他的日
本民族主义友人的愤怒；但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们的东京根据地，从
而使同盟会的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了靠近中国的其他地方。孙中山离开后，
留学生因同盟会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识而产生的离心倾向，削弱了它
的团结和力量。但是随着中国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的
不断增长而出现的更重要的倾向，却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最后给革命运动
带来了好处，虽然这些倾向并不直接给革命增光。
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响衰退了。宫崎和萱野等革命党的代理
人却成了政府监视和怀疑的目标。他们的秘密访问日本的中国友人也受到同
样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帝国主义强国
的形象，而它邻近中国和容易到达中国的有利条件也更加令人担心。辛亥革
命爆发时，人们发现孙中山从美国启程，不是回中国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
国，这是因为他希望遏制可能发生的日本干涉；而东京政府本身也对事态的
发展一点没有把握，所以它疏远了几乎所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政权的候选人。
在满洲，受日本军队支持的冒险家们最早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亲日缓冲国。
在其他地方，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动，但却不能提供或保证提供其
同胞们的支援。社会主义者兼民族主义者北一辉与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
设法每天向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打电报，报告混乱的政治局势。他后来退隐
著书立说，颇有创见地解释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为什么不能在
重要的良机中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为什么不能与一个为诞生而奋斗的中华
共和国建立信任关系。包括宫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与孙中山的关系如此
密切，以致他们在革命政府失败后也与孙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孙中
山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时他表明比过去更愿意
作出关于日本在满洲享有利益的诺言。①
日本人还在近代中国更长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当日本政府
在桂太郎首相（1901—1906 年；1908—1911 年）强调高压的帝国主义政策
① 岛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 页）中讨论了大隈的几次演说。大
隈在鼓吹中国必须
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胡汉民在《民报》试图把日本政府与日本
人民区分开来。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第4
5—53 页。关于北
一辉从中国拍的电报，见高桥正雄编：《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 册第424—480 页。

和西园寺（1906—1908 年；1911—1912 年）执政下的较温和的路线之间进
行更替时，社会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偶尔也找机会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表达他们
对议会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见。宫崎滔天的弟兄宫崎民藏是亨利·乔治单一税
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在革命刊物《民报》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没有理由可
以怀疑这类观点和人事往来对孙中山土地问题观点产生的影响。②
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影响。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日本就出版了关于俄国虚无主义的著作。日本的激进派后来认为他们在
1882 年成立短命的东洋社会党之事即与这些著作有关。1902 年以后，对无
政府主义的兴趣在日本不断发展。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俄国
革命运动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着重谈了三个阶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学、宣传
鼓动和暗杀恐怖活动。这本著作对中国革命派有影响。日俄战争进一步助长
了日本人对俄国的兴趣，象二叶亭四迷那样受欢迎的小说家和成为战争化身
的民间英雄广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无政府主义
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在1903 年通过日译文传入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中的。就
在这几年，俄国革命派中的个别英雄人物开始成为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仿效
的典范。这十年中在个别爱国的自杀行动中，在留学生以先驱者自任的意识
中，在他们对其政府的暴政的厌恶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激情，似乎都与俄国的
事例有关。
经过1905 年的短暂革命后，一批俄国的避难者和革命派前往长崎。启
程前往安南的孙中山通过黑龙会和萱野的介绍会见了他们。宫崎-萱野集团
和这些俄国人一起办了名为《革命评论》的杂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国革命
和俄国革命的进程。虽然这个杂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缔，但它是在日本的左
翼出版物大量涌现的气氛中产生的。《光》、《平民新闻》、《直言》等等
刊物都可以从它们的名称中看出社会批判的潮流。当幸德秋水在1906 年宣
布他转奉无政府主义时，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重大转
折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民报》和《革命评论》互相借鉴，互相标榜。《民
报》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张继等人的手中，他们甚至在孙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
就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这些人根本不亲日（章炳麟对日本的文化和日本
人的抱负确实有强烈的批判倾向），也不亲西方。但他们与日本的处境相同
的人一样，也处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大潮流中。他们谴责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社
会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们道德上的责难和审判虽然是以无政府的激进主义
表达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自身传统中反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
的哲学思潮。
关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个大问题，不属于
② 伯纳尔：《1906—1907 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芮玛丽编：《革命中
的中国》第116 页。
希夫林：《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 卷第4 期（1957 年8 月）
第549—564 页。
本章讨论的范围。①中国人在借鉴思想意识方面，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
材料，而在从日文译成的中译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是
两国的激进思潮显然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考虑。对留日的一代中国留学生来
说，日本的激进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记明确地指出，对一
个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听到象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讲话是多么重要。
日本人的激进主义在东京的华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日本的影响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补充和强化了中国人经历的更大的
变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划第一次革命时也不是决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玛
丽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一个传统，而不是一次革命。”③要衡量中国领袖
人物个人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所受的影响是困难的。但在交往中却常常容易了
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中国浪人”（人们对宫崎及其友人
的称呼）在他们的一生中就被认为是这种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建设一个新
东亚的斗争是一项超越个人或超越民族界线的事业。但是在中日两国，国际
主义的经验都证明是难以容纳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①
（杨品泉译）
① 伯纳尔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又见石母田
正：《幸德秋水
与中国》，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9 卷：《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 页
。关于俄国人和
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唐·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和加斯特的
《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
》，第5 期（1948
年9 月）第74—95 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
亚洲研究杂志》，
卷18 第3 期（1959 年5 月）第321—342 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第45 页。
① 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入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
该会的创办人之
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59 页。
第七章 1901—1911 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1900 年8 月14 日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离京师，在
10 月26 日逃到西安。12 月初，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
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 年1 月29 日，
经太后指示，皇帝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
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这道上谕中，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概
括如下：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
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
一例字。”①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
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
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
政管理的意见。1901 年4 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
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①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 第9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 第4 页。
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
此，某些政府官员必须通晓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学士研究西学。
它把留学生召回本国，授予官职，还为由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推荐的那些人
开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②
在实行这一权宜措施的同时，政府企图在选择官员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
改革。自七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已规定了文字考试，人们通过这种
考试就有资格成为高级文职官员。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
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
义。它的大部分试题要求人们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然后加以释义和说
明。在明清时代，每一部儒家经典都有官方的注释，它们是科举用的钦定版
本。结果，应考人得努力把各经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释都死记硬背下来。
科举考试就仅仅成了记诵之学与书写能力的考试，它要求的不是逻辑性强和
论点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华丽词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
章必须包括八段，写成所谓的“八股”体。甚至字迹也必须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说中国所有的学生学习都是为了科举考
试，决非言过其实。无怪乎在正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希望
得到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人呢？
显然，改革考试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 年，清政府开始废除八股文
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
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并在1902 年的各省考试中开始实行。
其次，政府认识到需要一种西式公立学校制度，决定把书院改建为西式
学堂。自甲午战争以来，张之洞和盛宣怀就提倡过这种学堂，而且他们在武
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这种学堂。然而，几乎不可能使学生入学，因为教
育的最强烈的动机仍然是在政府中作官。因此，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
政府同意给予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①
清政府也鼓励学生去国外学习，因为将要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中
缺乏合格的师资。从国外延请教师花费太大；此外，即使花费大量钱财，也
难于得到好的外国教师；因此，较快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
鼓励到日本去留学。与去西方相比较，去日本的旅费和生活费都便宜得多，
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字，习俗又相近（见第六章）。另外，人们认为西方文
② 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有关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价值的资料书籍。另外
还有舒氏重编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 卷本，1963 年版）。关于绅士在创办学堂中的作用，参看玛
丽安·巴斯蒂：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① 参看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3—67 页。
化几乎已原样传入日本，因此就没有多大必要费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见，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
的。沿着这个方向，新学堂越办越多，但是它们的课程和学习年限差别很大。
政府认为有统一标准的必要，于是在1904 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
堂行政管理规章。在这种制度下，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为7
至12 虚岁的学生开办初等小学堂，为12 至16 虚岁的学生开办高等小学堂。
中学堂则为16 至21 虚岁的学生开设。高等学堂收21 至24 虚岁的学生。分
科大学则收24 至28 虚岁的学生，最高一级则为通儒院。通儒院或分科大学
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
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秀才）的功名。这就使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有了
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①
政府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就在1905 年12 月建立了学部，作为中
央的教育行政机构。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
事项。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就没有授权礼部管
理。1898 年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但是这所京师大
学堂实际上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
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因此，京师大学堂这时就
被定为最高学府，另设学部来管理学堂。②
1904 年当政府建立这种学堂制度时，它企图在1906 年以后逐渐减少旧
式科举考试功名获得者的人数，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足够数量的新式学堂之
后最后废除科举考试。然而日俄战争的结果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日本的胜
利被看作是立宪政体战胜专制政体的事例。很多中国人认为，对中国来说，
立宪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为了成立一个立宪政府，百姓就必须独立思考
和判断。因此，传统教育很不能令人满意，而且确实可以说是很有害的。在
日俄战争期间，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废除科举。1905 年9 月，在日本的胜利已
成定局时，政府决定在下一年废除科举。①
当这一持续了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完全被废除时，它确实是一
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代替
了传统的有功名的人。同时决定在国外高等学校水平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也
有资格取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但这部分地要按照他们回国时考试的成绩来
决定。②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23 第19—20 页。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
59—67 页；再参
看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7 章。
② 见喻长霖的叙述，转载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6 第8648—8650 页；又见庄吉发
：《京师大学堂》，
第2 章。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48 第4—5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233
—234 页。
② 参看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61、63、68—69 页。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据学部的统计，在1904 年学堂总数为4，
222 所，学生总数为92，169 人；在1909 年学堂为52，348 所，学生为1，
560，270 人。③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惊人的发展。然而随着这种发展，
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实际变化，这还是有疑问的。
首先，由于难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师，在大多数新式学堂里不可
避免地仍然按旧课程教课。1909 年，在教初等小学堂的教师中，百分之四十
八是有传统功名的人，他们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这就说明为新式学堂获
得新教师是多么困难了。
其次，几乎所有私立学堂都由绅士-文人所办，而且大部分公立学堂也
是由他们发起而开办的。然而绅士阶级基本上反对政府废科举、建学堂和鼓
励出国留学的政策。他们有许多理由来反对。绅士们在地方上享有种种特
权，这并非因为他们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科举及第。
废除科举就意味着他们的特权要消失。此外，由于他们的子弟通常准备参加
这种考试，所以科举的废除将会毁坏所有绅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着享有的
那些特权。因此，绅士-文人作为一个阶级，是始终反对废除科举的。但清
政府终于还是公布了废除科举的法令，此后绅士们机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
办学堂以保存他们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也能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和生
员的学衔。绅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学，希望以此保持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非
常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钱来办。
第三，新制度中尽可能地保留了旧东西。例如，由皇帝从高级官员中任
命最后考试的总监，让他与学部大臣或督抚一起主持考试，然后对考试合格
者授予功名。显然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无二致。“学堂”与科举考试仅
仅一词之异而已。
儒学仍然被认为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即使在新式学堂中也不得忽视。①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学堂要举行一次祭孔仪式，而且很多学时花在阅读和讲授
经典著作上。以初等小学堂为例，在每周三十个学时当中，有十二个学时是
朗读和讲解儒家经典。一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和《孝经》四十个字；
二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大学》和《中庸》六十个字；三年级学生
每天读《孟子》一百个字；四年级学生读《孟子》和《礼记》一百个字；五
年级学生读《礼记》一百个字。除所有这些规定之外，还有两个学时的修养
课，它是一种儒家的教育方法。显然儒家学说是被强调的；甚至学习的方法
也是老一套。
在学堂的礼堂和课室中都贴有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每月初一由大
家齐声朗诵，而且被用作教官话的课文。这些都说明了传统的民众教育或对
③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
① 关于此时期的新式学堂章程，参看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研究新式学堂的主
要著作有苏云峰
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乡民的教导（即“乡约”制）这时改由新式学堂来负责的情形；与此同时，
还通过口语的标准化来试图统一国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当局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是极端慎重的。例如在初等学堂不教外
语，因为害怕孩子们在幼年学外语会忽视传统的学业。此外，还认为不应使
用外国术语，因为这样就不可能保持中国语言的纯洁性和坚持正当的学业。
举例来说，诸如“社会”、“影响”和“牺牲”这些术语不久前从日本传入，
但这些近代术语的意思与原来汉文的涵义不同。另外，“团体”、“国魂”、
“膨胀”、“舞台”和“代表”这些术语此时已经流行，但它们被认为是不
优美的，因为它们原来不是汉文的词汇，而是日本人创造的。①所以这类术
语不该使用，免得使中国语言陷入混乱。
还强调在学习外国的政治和法律时宜看全文，而不是学习其细枝末节。
政府解释说：“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国今
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
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词。”“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
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
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利自由？”②政府之所以对这些词语
特别加以阐明，是因为它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
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
妇女不许受新式教育，因为在中国，男女在公共场所是严格隔离的，决
不允许他们一起上学堂，也不许在大街上一起行走；如果妇女阅读太多的西
方书籍，使她们误入歧途而模仿外国的风习，那就会贻害不浅；如果竟然发
生这类情况，她们就会开始闹婚姻自由而无视父母和丈夫的权威了。然而，
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1907 年还是得到了承认，于是制订了关于女子
师范学堂和女子小学的章程。③即使如此，妇女受教育的目的也只限于培养
贤妻良母和一些教师而已。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旧被否定。结果，甚至受
初等教育的男女儿童也要分校就读，而且妇女不得参加政治集会。
在初等小学堂、中学堂和高等学堂中都有军事训练课。在高等学堂中，
增加了三学时的军事学，讲授不同国家的军事制度、军事史和战略。与政治
学和法律一样，军事学也只有官办学堂才有。这些课程私文学堂是不准开设
的，这件事表明政府是多么怀疑人民办事的动机。
从以上各点看来，人们会怀疑政府办新式教育的态度会认真到什么程
度。政府诸公可能并不认为官办学堂教育实际上是可取的，而是勉强采纳了
这种新制度，因为它不仅已由立宪派康、梁等人要求过，而且各省督抚也提
出过这种要求。正象1904 年皇帝批准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说的那样，新
① 《学务纲要》，载《奏定学堂章程》，卷1 第10 页。
② 《学务纲要》，载《奏定学堂章程》，卷1 第12 页。
③ 参看李又宁和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2 册第974—989 页。
制度的目的是要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①这里不是不可能把
“大清国”解释为“中国”，但是它似乎更可能指满洲王朝。不妨考虑以下
的事实：即法律、政治和军事学在私立学堂被禁止讲授；而教育的目的正如
在1906 年所宣称的那样是谆谆教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其中
以“忠君”为最高美德。换言之，清政府开始办学堂教育是很勉强的，是受
外界压力的结果，它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
富强的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清王朝和始终忠于清帝的人。
事态的发展与清政府袞袞诸公的意图恰恰相反，反满运动在学生之间扩
大了。1907 年，政府禁止学生干政或集会，而且对此三令五申。结果国内学
堂中的反满运动一般说来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在留日学生中间却发展了起
来。在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推行改革计划时期，它极力鼓励到日本留学，
于是留日的中国学生逐年递增无已。至1905 和1906 年，人数曾达到大约一
万人（参看第六章）。在日本比较自由的环境里，中国学生对清朝的批评要
尖锐得多，而且加入立宪运动或革命运动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在日俄战争之
后尤其如此。面对这个问题，1902 年，北京派遣一位中国留学生的监督到日
本，1903 年，发布章程禁止留学生议政，不准出版有关政治的报章杂志或者
作任何会影响公共道德或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协助
管制中国学生。东京对此作出了反应，它在1905 年发布了“关于招收清国
人入公私立学校的规定”。日本政府的这一行动引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极大
愤慨。①
不久，中国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协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1906 年2 月，它拟定一项决议：凡派去日本留学的，只限于那些擅长中文并
精通儒家经典的学生。12 月，中国驻日公使被任命为留日中国学生总监督，
使之可能进行更严密的监督。但是，无论清政府如何试图加紧控制留日中国
学生，其结果恰好与愿望相反。控制愈严，学生中的反满情绪就愈强烈。最
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团体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运动的核心。
① 《各学堂管理总则》，载《奏定学堂章程》，卷5 第8 页。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1970 年修订本）第461—463 页。
军事制度的改革
清政府的主要改革之一就是要整编腐化堕落的旧式军队和建立一支强
大的新式军队。正规军队由八旗和绿营组成，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尤其是绿
营军已无甚战斗力了。结果，政府不得不临时招募军队以对付起义和抗御外
国；这种权宜措施现已成为正规的办法了（参看上卷第六章和第九章，以及
本卷第四章）。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有些新军被遣散，但它们大部分被
保存下来，最初被称作“勇营”，后来被称作“防营”。（几年来军队的名
目层出不穷，甚至比军队本身增长得还要快。）然而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证
明它们已腐败无能，不再有战斗力了。
1895 年中国的战败，使清朝清醒地认识到非常需要训练有素和具有西方
装备的军队。结果，继李鸿章之后统率北洋军队的袁世凯在华北着手组织一
支“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长江地区组织了他的“自强军”。两支军队都
是洋式的。义和团事件的经验进一步表明需要这样的军队。①
因此，在1901 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抚改建各该省兵制。与此同时，
政府取消了旧式武举，而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它们的毕业生就被任命为新
军的军官。同时在1901 年，决定取消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绿营和半正规的
防勇。然而，除非建立有效的中央控制，否则就不可能建立一支拥有西式装
备和受过西式训练的军队（这种军队称作新军）。不然的话，各省新军只会
加强各省督抚的力量而威胁中央政府。因此在1903 年，政府在北京设立练
兵处，作为在全帝国招募和训练新军的中央机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由
中央控制各省已招募和训练的新军。1904 年，政府决定改建整个兵制，并把
新军建成三十六镇，归练兵处控制。为了为新军训练军官，政府决定派遣学
生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并建立一种军事学堂的制度，它将从开办初级军事
学堂开始，直到成立武备学堂为止。
新军共三十六个镇，每镇有官兵12，500 人，总数将有450，000 人，
组成常备军。除此之外，还组成了第一次征用的续备军和第二次征用的后备
军。常备军的服役期为三年，三年后其士兵遣散回籍，并再接受三年非经常
性的训练和少量津贴。这些士兵就成为续备军。然后又成为后备军，接着再
服役四年，并接受更少的训练和更少的津贴。后备军服役期满后，士兵将恢
复平民身分，不再履行军事方面的义务。①
征兵被看作理想的办法，但暂时还是决定在自愿的基础上征募士兵。同
① 关于开始于1901 年的军队的改革，参看鲍威尔：《1895—1912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第4—7章；麦
金农：《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他的力量的源泉与组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 年博士
论文）。关于
1895—1901 年时期军事改革的重要背景材料，参看刘凤翰的两部专著，《新建陆军》和《
武卫军》。
① 参看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与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32 第2 期（1973
年5 月）第405—423 页。
时，准许当兵的资格也被规定得比较严格。从前，任何志愿服役者，不问其
经历、家庭出身、职业或年龄，都可以当兵。而现在只有二十岁到二十五岁、
身体健康、在本省居住和有家的人，才有资格当兵。有鸦片烟瘾的人和那些
屡次触犯刑律的人一概不准入伍。通过对三十六镇新军规定这些征兵标准，
代表中央政府的练兵处力图对新军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当时的其他
兵种仍归兵部节制。因此，在1906 年政府改组时，兵部与练兵处合并成为
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
满洲人铁良被任命为陆军部尚书，另两位满人被任命为左右侍郎。这
样，陆军完全归满人统率。在这次改革之后不久，陆军部立即合并了袁世凯
手下的北洋军四个镇，只给他留下了两个镇（第二和第四镇）。中央政府直
接控制军队是前所未有之举。陆军部这时统率了帝国最强的北洋军六个镇中
的四个镇，这也是划时代的事件。②
清政府在这一成就的鼓舞下，推行了一种把全部军队控制在满人手中的
政策。1907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被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
军机大臣的职位当然要高于总督，但是他们的提升意味着他们不再能直接统
兵。这两个统率最强大的帝国军队的人，就这样明升暗降地被剥夺了权力。
①最后，在1910 年，北洋军队全部六个镇都被置于陆军部的直接统驭之下。
1908 年光绪帝薨，年幼的宣统帝（溥仪）登极，而其父醇亲王第二（载
沣）成了摄政王和朝廷上最有权势的人物。醇亲王一就职就建立起一支新的
宫廷卫队禁卫军，并委托他的兄弟载涛和另外两个满人毓朗和铁良进行训
练。1909 年，诏书宣布皇帝是海陆军的最高统帅，由于皇帝尚在冲龄，醇亲
王就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
在这同时，海军也建立起来，还准备开始把军事管理与军事指挥分开。
1910 年建立了海军处，1911 年设立军谘府（不属陆军部）。醇亲王委派他
的弟弟载勋任海军处大臣；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涛为军谘使。这样，醇亲王就
把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掌握在他自己和他的亲兄弟之手。②用这种方法，清
朝先把军事力量置于满人手中，其后到宣统时期又置于皇室宗族之手。
可是清朝统治者在军事改革刚一开始，就已经计划重新训练八旗兵，而
且还训练宗人和满洲贵族作为军官。1903 年，政府命令袁世凯和铁良在北京
训练旗人。这支军队后来成为新军的第一镇。又在1903 年建立了陆军贵胄
学堂，以便把王公贵族及满洲高级官员的子弟训练成为军官。1908 年，为了
同样目的设立了一所海军贵胄学堂。与此同时，政府派遣一些王公贵族去日
本和欧洲考察他们的军事设施，并派遣他们的子弟去那些国家学习军事科
② 参看麦金农：《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第106—119 页。
① 参看贝斯：《1895—1905 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第189—197 页。参考书
目该书所列时期
为“1895—1909 年”。——译者
②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519—520 页。
学。
在晚清时期，八旗兵已与绿营兵一样腐败无能。由于很多满人以当旗兵
为生，政府并不削减旗军。但在另一方面，因为绿营军由汉人组成，所以很
早就计划予以裁减。到1901 年，绿营军拟裁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到1906
年，拟改编成巡警；然而这些计划并未完成。1907 年，决定把绿营军改编为
巡防营：在和平时期，他们的任务是擒拿盗匪以维持治安；在战时，他们被
动员作为新军的辅助力量。①
军事改革计划的进行已如上述。但是归根到底，清政府是否可能建立一
支既强大而同时又忠于清帝的军队呢？这确实是一个与教育问题非常相似
的问题。军事改革遇到很多困难。首先，在中国，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好男
不当兵，而那些临时被征募的兵通常又是破产的农民或流浪分子。由于这种
原因，在招募新军时，就不可能照章办事，即不许吸鸦片者和犯罪有案可查
的人当兵，也不能只限于招募有家的当地居民。这种理想主义的规章不可避
免地被束之高阁；事实上，被遣散的绿营兵、乡勇以及破产的农民和流浪者
纷纷参加了新军。
其次，军队建设很花钱，而清政府并无足够的钱财。政府必须依靠各省
巡抚的财政支持。但是当北京企图集中军队的统率权时，各省巡抚却不愿与
它合作。实力派地方总督象张之洞和袁世凯等还在增加归他们指挥的军事力
量。结果政府对他们很恼火，终于剥夺了他们的兵权。但与此同时，势力较
小的巡抚们虽然不能象张之洞或袁世凯那样行事，但仍然能够妨碍新军的建
设。结果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清政府并没有它所计划的三十六个镇，而只有
二十个镇。而且，反对政府军事改革的并不仅仅是汉族巡抚。甚至陆军部尚
书满人铁良，最后在1910 年也辞掉了陆军部职务。为了削弱汉族官员的势
力，他一直在进行有力的斗争，但他的辞职却是因为他不能遵循醇亲王以皇
室宗族为中心的路线。甚至在满洲官员之中也蔓延着不满情绪。
然而，新军对改变中国人对军队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影响。民族主义约在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时产生，通过义和团事件的经历以及俄国占领满洲和日
本战胜俄国等大事而更形活跃。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才把军职官员的官品提
到与文职官员一样，才创办了军官学堂，并派遣学生到日本进行军事训练，
而皇帝则成为帝国全部武装力量的统帅。结果，普遍鄙视军人的倾向消失
了，甚至在绅士队伍中也有志愿去当军官的人，在以前他们是根本不会想到
这种可能性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变化。人民对军官态度的转变，自然也改变
了他们对军队的态度。在新制度中，作为一名军官，强健的身体和军事技术
已经不够用了，他还必须拥有相当的学识。候补军官被派遣留学日本，但他
们在那里却被革命思想所鼓舞。征募绅士当军官，同时又从本地居民中征募
士兵，这样就使得各省的军队与各省督抚一样，都反对把军队集中到中央。
① 鲍威尔：《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47—249 页。
①结果，当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事实上是由新军发动的，而且大部分新军
站在革命者一边。支持清政府的军队主要是由绿营军改编的巡防营。
① 参看波多野善大：《新军》，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365—382
页。
立宪政体的准备工作
1901 年，清政府虽已开始了教育和军事改革，但是只是在日俄战争之
后，才开始认真地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能性。②这次战争的后果产生了很大的
推动力，因为它被认为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中国人象亚洲其他民族
一样被这次战争唤醒了，革命运动也被激起来了。要求中国采用立宪政体以
便成为富强之国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象张之洞和袁世凯那样的地方实力派
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清政府再也不能置若罔闻了，1905 年12 月，清政府派
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去考察它
们的政府，并详细调查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906 年7 月该使团回国，
而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①海外的中国使节也齐上条陈说，宪法决不会
损害皇室的权力，事实上它是维持皇室权力的最好手段。因此，皇太后和皇
帝召见醇亲王、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部院大臣中的当然成员以及袁世凯
在颐和园会议，以讨论立宪政体的正反面的意见。在这次御前会议中，庆亲
王和袁世凯赞成采用宪法，但是铁良和荣庆反对。最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讨，
决定采取立宪政体。1906 年9 月1 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命令京
师和地方高级官员开始宪政的准备工作。②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于是准备
工作就开始了。
行政制度的改革
在清政府致力于实行立宪政体之后，它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行政制度
的改革。③在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久，政府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整饬
吏治和改组过时的官僚机构。但是这种努力遇到了很多困难。
造成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和官僚制度落后过时的原因被认为有以下几
点。首先是存在着“捐纳”制度，特别是卖官鬻爵。以前当政府需要额外收
入时，它就临时求助于卖官鬻爵的办法，但是自从太平军战争以后，这个制
度就成了一项长期措施。结果官场中有很多人是以金钱或军功获得他们的官
职的。人们认为这种作法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化。
此外，高级文职官员并不熟悉政府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实际上都经员
② 关于清朝立宪主义者运动的总的背景，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6章；
张朋园：《立宪
派与辛亥革命》，第1—3章。
① 参看孙任以都：《1905—1906 年的中国宪政考察使团》，载《近代史杂志》，卷24 第
3 期（1952 年9
月）第251—268 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62 第8—9页。
③ 关于一般制度问题的背景，参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清国行政法》，第一部分。
在莫里森的《儒
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拉德克利夫学院1959 年博士论文）一文中可以看到有关晚清行政
改革的史料。
司胥吏之手处理。关于公文的格式都有复杂的规定。每个官署都有自己单独
的一套簿籍。对高级官员来说，由于他在一个职位上最多不过三、五年，所
以就不可能掌握这些规章。结果，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年复一年在此工
作的胥吏。这些胥吏的社会地位很低，而且他们大部分得不到固定薪金。当
人们在诉讼和缴税过程中与这些胥吏发生关系时，后者就向他们收费以维持
生计。由于胥吏索取无度，这种费用就成为一种贿赂。百姓深受官府胥吏勒
索之苦。
此外，有很多官署几乎没有职守。在中国，子女们被认为应遵循由父母
规定的成例行事，因此，由历代皇帝设立的衙署即使在时移世易和需要改组
时，仍然被保持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官署原封不动，而新的又单独
成立。例如清政府以四至六名内阁大学士配备的内阁作为它的中央行政机
构。在1729 至1730 年征讨蒙古人期间，雍正帝在他办公的宫廷附近设置军
机处，以便让军机大臣（他们是从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中遴选出来的清帝的心
腹大臣）在那里讨论军事机密。这样，军机处开始是一个临时机构，它的所
有官员都是兼职的，没有专任官员。然而在战役结束之后，雍正帝并未取消
这个机构，他继续与军机大臣商讨国家大事。雍正之后的皇帝都沿袭这种做
法。这样，自设置军机处之后，内阁大部分职能都由它接办，使内阁几乎可
有可无，但内阁并未取消。的确，自从秦统一中国以来，尽管在历史过程中
王朝兴衰不已，但每个朝代都自称是前朝的继承者，即使是在以武力征服前
朝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样，秦代的官僚结构就被一朝一朝地、稍事更张地
继承下来，一直传到清代。简言之，中国的官僚机构从公元前三世纪，或至
少从公元七世纪初直到二十世纪，基本上没有变动。证据之一就是很多官署
名称都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
甚至更严重的一个缺点就是官员的职责不清。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于在
一个官署不止任命一位主管大臣所造成。在内阁，有四至六员内阁大学士，
军机大臣的人数在四至八名之间，而六部每部都有两个尚书。总理衙门是应
西方国家的要求而在1861 年设置的，总理大臣的人数不定，多达十员，在
1894 至1898 年期间甚至更多。当一个官署里有那么多主管要员时，他们之
中就谁也不愿意负责了。不言而喻，每个人都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在历史
上，中国政府历来在许多官署中任命两个以上的主管大臣，这样做无疑是为
了防止大臣因专权而威胁帝权。出于同样目的，清朝的总督和巡抚也以此种
方式互相牵制，使之互相约束而不致让地方权力集中到一个官员手里。
1901 年清政府开始改革时，它企图纠正这些积弊。首先，决定简化各官
署的公文形式，取消书吏。捐纳制被废除，不过这种作法仍以不同的形式继
续出现。河东河道总督①和通政使司②的职位被取消。詹事府③被并入翰林院。
① 这个官员负责河南省黄河堤坝的保护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可以由该省的巡抚来照管。

② 这个官职始于明代，其职责是审查奏议，然后再呈送皇帝。但是它引起很多批评，到清
朝期间，它成了
云南、湖北和广东的巡抚建制都被撤销。④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衙署。
在撤销某些有名无实的衙门的同时，政府又创设了一些新的官署。首先
是改组总理衙门后建立起来的外务部；总理衙门则是在1861 年作为军机处
的一个机构勉强成立起来的。因此它开始时只是一临时的官署，官署内有多
达十人以上的兼任大臣。因为总理衙门的地位是非正式的，西方国家感到与
它谈判时有些不方便，因此在清朝于义和团事件中战败之后，就要求改组总
理衙门。这时外务部就成了一个常设的正式机构，内设一名大臣和两名副大
臣。这便开始瓦解了自隋唐沿袭下来的传统的六部建置。新的外务部成了第
七部，而且比其他六部的品级要高——这确实是个巨大的变化。
不久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即在1903 年由政府设立了商部。在传统的中
国，积极提高人民的福利使之生活比较充裕，并不是统治者的正业，所以政
府往往并不为促进农业、工业和商业而操心。但是，此时大家承认富国是为
了强兵，而富国就需要促进农、工、商业。
1905 年，设立了巡警部和学部（前面已谈过）。此举是企图建立西方式
的警察制度，并在1906 年决定从绿营中招募警察。巡警部后改成民政部。①
在1906 年宣布准备实行宪政的方案后不久，对政治制度根据下列原则
开始了进一步的改革。首先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然而当时还没有
立法机关，所以只对行政和司法机关进行改革。其次，精简冗员，明确官员
的责任。②结果，下列改革措施得以实现。
（1）合并职能重复的官署。太常寺、③光禄寺④和鸿胪寺⑤都被并入礼
部；旧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①合并成为陆军部；户部和财政处被改组为度
支部。练兵处和财政处的设立原来是为了集中军事和财政的管理。自古以
来，管理军事的官署一直是兵部，管理财政的官署则是户部，但它们现在已
成为不必要的了。它们并未被废除，不过把财政处与户部合并，练兵处与兵
部合并，这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措施，虽然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它似乎是
势在必行的事。
（2）增加了一些中央管理机构。邮传部建立了，刑部被改组成法部，
它的职能则限于管理司法事项。②这样，中央政府的部就变成了十一个。自
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职。
③ 这个衙门负责与皇太子有关的事项。由于清代后期的皇帝并不指定皇太子，詹事府便形
同虚设。
④ 这些巡抚的衙门与总督的衙门都设在同一城市中。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64 第11—13 页。
②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02 第12—14 页。
③ 负责祭祀皇家陵墓的官署。
④ 负责宫廷举行的宴会事项的官署。
① 负责繁殖和训练军马。
② 这点在前页注①引的诏书中已提到。
隋唐以来，中央政府机构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1901 年增加了
外务部，后来又增加了商部、巡警部和学部，而旧式的六部则仍予保留。但
是，1906 年改革的结果，只有吏部和礼部保持它们的旧有名称。传统的六部
建置已经不复存在了。
（3）各部都建立单一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在此以前，
清朝给各部都任命两位尚书，一般是满、汉各一人。此法是使满人与汉人互
相制约，但也趋向于使大臣们不负责任。双头领导的废除明确了责任。同时
这也意味着满、汉族之间不同待遇现象行将结束。出于同样精神，为了尽可
能地避免兼职，废除了各部大臣兼任军机大臣的做法。③
（4）在各部以外单独成立了大理院、审计院和资政院。大理院的权力
是与纯粹作为行政机构的法部明确地分开的。④从前，法庭和司法行政机构
并不分开。审计院独立于各部之外，因为它负责审计它们的帐目。虽然已经
决定暂不涉及立法机构的事项，但深切感到有征求民意的必要，因此，在将
来召开国会之前，计划把资政院试作立法机关。（资政院的情况将在下面叙
述。）
政府企图包括在行政改革之中的两项主要变革未能实现。一个就是改革
省的官僚政治，另一个就是建立责任内阁。总的来说，在清朝的地方官僚政
治中，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例如，外省督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总督
与巡抚之间的关系，都不十分明确。可能是清政府宁愿不去明确这些关系。
但无论如何，自从太平军运动以来，总督与巡抚的权力增加了。在军事上或
财政上，他们都不受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清朝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削弱他
们的权力，办法是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各部处之下，而不是使他们成为与各
部处平行而能向皇帝直接上奏的皇帝直属官员。①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一
元化的政体，各省就被置于各部之下，而不是与各部同在皇帝之下：这是行
政机构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当然，各省高级官员是反对这种变动的。
成立责任内阁制的要求是当时的一个改革原则——即明确责任——的
自然后果。然而，这会导致撤销军机处、内阁和政务处。反对采取责任内阁
制的理由是：总的行政管理应由若干官员分担，否则，个人就会专权，从而
可能侵犯帝权。这种观点获胜了，有关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因此没有进行。
这样，削弱督抚权力和采取责任内阁制这两项改革②都未实现（在改革
活动中，政府原来把这两者都放在最优先的地位）。1907 年，对省一级的行
政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督抚的权力并未削弱，也没有真正进行实质性的改
③ 参看前页注①和注②。
④ 参看前页注②。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74 第6—7页；《东方杂志》，第4 年第8 期（1907 年）“内
务”第401—424
页。
② 《东方杂志》，第5 年第1 期（1908 年）第10—13 页。
革，它仅仅以改变一下地方行政官署的名称而告终。仅有的一件重要的改革
也许就是在省的各级建立了审判厅，这是打算按照中央政府的大理院的模式
设立的独立地方司法机关。①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在外国人称为满洲的东三省进行行政改革。由于这是
清朝祖先的发祥地，原来在那里建立过特殊的制度。现在实行了改革，满洲
的行政就与中国的其他部分一模一样了。盛京将军被取消了；代之以1907
年设置的东三省总督，并任命了吉林、奉天和黑龙江三省的巡抚。②
虽然清政府不能削弱督抚等高官的地方权力，却成功地增加了中央政府
中满洲官员的权力。在只任命一位大臣领导政府的每个部之后，在十三个高
级官员（即军机大臣和各部大臣）之中，有七个满人，五个汉人和一个蒙古
旗人。这个蒙古旗人当然是蒙古族，但是他是属于满人阵营的。因此中央政
府改革的结果是在最高级官员中，满人与汉人的比率为八比五。而与以前满
人和汉人人数相等的安排相比，清政府在取消种族区别待遇的公平原则下，
巧妙地把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进一步置于满人的手里。
另一个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减少兼职。根据这种政策，袁世凯辞去他
的一切兼职，所以他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了。上面已经谈到，政府提升两个
集大部分地方权力于一身的汉人总督张之洞和袁世凯为军机大臣，这样就剥
夺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因此，尽管各省的行政没有进行改革，中央政府
的满人官员的权力却大大地增强了；相比之下，汉人地方官员的权力却被削
减了很多。
从1908 至1911 年的宣统时期，这种趋势甚至更加强烈。首先，在1909
年1 月，袁世凯被迫以足疾为由到河南退隐。九个月之后，张之洞死去。这
样，两位难对付的汉族高级官员就不能妨碍摄政的醇亲王行事了。被这种情
况所鼓励，他让他的两个兄弟掌握陆军和海军，最后在1911 年5 月，他应
汉人提出建立责任内阁的要求，终于组织了一个责任内阁。它对皇帝负责。
与此同时，旧内阁、军机处和政务处都被撤销。责任内阁由一个总理大臣和
两个副大臣，以及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
部、邮传部、理藩院和外务部各部大臣组成，总数为十三个成员。①在这十
三员被任命的内阁大臣之中，八名是满人，汉人只有四人；八名满人中，有
五人是皇室宗族。醇亲王在为皇室宗人取得军权以后，这时又要全面控制行
政了。但这种事实也说明，在这时候，摄政王确实感到除他自己的宗人外，
甚至连满洲官员都不能信任了。任命这一内阁是清廷在行将崩溃时的最后一
个孤注一掷的行动。在这个皇族为中心的内阁组成后不到一年，武昌就发动
① 参看第453 页注①。
② 参看赵中孚：《清末东三省改制的背景》，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
期（1976 年6 月）
第313—335 页；参看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七章。
① 《大清宣统实录》，卷52 第18—23 页。
了革命，其后又不到一年，清政府垮了台。在此以前，朝廷曾经利用改革方
案，使它一直下降的权力不断地集中。
准备立宪的日程与“宪法大纲”
当清政府宣布它要采取宪政的政策决定时，极力主张更加激进的一批批
评论家开始要求政府立即实现这项目标，不久他们迫使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
式去答复他们的要求。1908 年8 月，政府因此宣布它准备实行宪政的计划，
声明在第九年（即1916 年）将颁布宪法，并将第一次选举国会，国会将于
1917 年召开。①
与此同时，政府发布了“宪法大纲”，②大纲以日本明治时期颁布的宪
法为范本。它开宗明义写道：（1）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
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③在日本宪法里，天皇被赋予很大的
权力，但是在“宪法大纲”里，清帝的权力甚至比日本天皇的权力还要大。
皇帝的特权几乎没有限制。皇帝被赋予以下权力：1.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
院之权；2.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得见诸实行；3.
“宪法大纲”无内阁组织章程，设官制禄，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议院不得干
预；4.司法之权操之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5.凡一切军事
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6.
宣战讲和订立条约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7.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
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一旦肯定宪政即将付诸实施，知识分子，尤其是立宪派，就立刻提出批
评，这些人早就主张采取这一步骤，但不满意基本《大纲》和准备立宪的进
程。他们强烈要求马上开始实行宪政。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在1910 年把
立宪的日程缩短了四年，并决定在1912 年颁布宪法，1913 年召开国会。④
然而，这种让步不过是在旱地上洒几滴水，远不足以使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
喧嚷平静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即1911 年10 月，革命爆发了。
清政府被革命吓得惊慌失措，它在奄奄一息之际，于1911 年11 月匆忙
地宣布了人们所期望的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①为了平息革命运动，与
1908 年的“宪法大纲”相比较，皇帝的权力在这个文件中大大地缩小了，而
国会的权力则增加了。主要的变化如下：（1）宪法由资政院起草，由皇帝
颁布。修改宪法权力属于国会，皇帝不能干预；（2）总理由国会选出，由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 第4—5页；卷595 第1—2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
25—32 页。
②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19 第1—7页。
③ 见谢保兆（音）：《1644—1911 年的中国政府》，第372 页。
④ 《大清宣统实录》，卷43 第2—5页。
① 《大清宣统实录》，卷63 第10 页；卷65 第9、10—18 页。最后一处载有“十九条”
的原文。
皇帝任命。皇族不能担任总理。当总理受到国会弹劾时，他可以或者解散国
会，或者提出内阁总辞职；（3）皇帝有直接指挥陆、海军的权力，但如无
国会批准，他不能利用陆军或海军来解决国内争端；（4）非经国会批准，
不得缔结条约。如果在国会休会期间议和或宣战，这个行动须提交下届国会
批准。不用说，到颁布的时候，这些改动已无实际意义了。
谘议局、资政院和自治会
清政府一旦决定在1917 年召开国会，它就不得不承认，它越早听取公
众意见并把它反映于政府工作之中，情况就越好。因此，它在1909 年召开
了第一次谘议局会议，并于1910 年在北京召开了资政院会议。谘议局即将
成为省立法机构的前身，而资政院就是国会的前身。
按照1908 年公布的章程，②谘议局大致按以下规定组成。
一、投票资格。（1）必须是年满25 岁以上的男性，在省内长期定居，
至少具有下列资格之一：（一）在省内从事教育或其他公职时间满三年者；
（二）中学堂毕业或在国内外高等学校毕业；（三）具有生员以上的功名；
（四）担任过七品以上的文官或五品以上的武官；（五）在省内拥有价值五
千元以上的经营资本或不动产。（2）或者是年满25 岁以上非长期在本省居
住的男子，但在本省居住两年以上并拥有价值一万元以上的经营资本或不动
产者。
二、当选的条件。年满30 岁以上的男性，在本省久居或在本省居住十
年以上者。
三、成员的人数。每省生员的固定名额的百分之五。田赋较高的南京地
区和江苏省，另外分别增加九个和二十三个名额。
四、允许讨论的问题。（1）省政府可能改革或寻求改革的事务。（2）
本省的预算和收支决算。（3）有关本省税收和公债发行事项。（4）修订或
废除只影响本省的有关章程。（5）资政院成员的选举。（6）由资政院或督
抚提出的质询。（7）市政会上的争议事项；自治会申请或建议的事务。
五、与督抚的关系。（1）总督和巡抚如对谘议局的决议无异议，应负
责予以公布并执行。如无总督或巡抚的批准，此类决议不得实施。（2）如
总督或巡抚对谘议局的决议不满时，他可以命令复议。（3）在进一步讨论
之后，如果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应征求资政院的决定。（4）督抚有权召开、
中止或解散谘议局的会议。
从章程中的条款来判断，谘议局似乎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但很难被
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它勿宁说是各省督抚的一个谘询团体，因为督抚们有
权拒绝谘议局决议。然而，谘议局的出现完全可能约束各省督抚专断地使用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79 第14—15 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2—24 页。
他们的权力。即使在以前，督抚也不敢忽视显贵绅士的意见，所以他必须审
慎行事而不冒犯绅士，否则，他会给自己招致相当的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说，
谘议局可以被视为仅仅是把过去实际实行的一切加以合法化罢了。事实上清
政府把谘议局议员数规定为各省生员定额数的百分之五，①就说明政府已经
有了这种想法。但不管怎样，一旦有了这一法定形式，地方绅士对各省督抚
的压力无疑就增加了。
1909 年，各省举行第一次谘议局的选举。结果证明很多当选者年纪在40
—45 岁之间，而绅士占大多数。然而，那些学问高深和在百姓中德高望重的
绅士都宁可不参加地方政治和谘议局。那些当选的人中很多在政治上有野
心，也往往不为人所尊重。①
这样，省一级立法机构的雏形逐渐形成，1909 年在各省召开谘议局第一
次会议。在很多省内，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督抚与谘议局发生了冲突。由于督
抚有否决权，他毕竟比谘议局权大。但是这只能驱使谘议局议员参加要求立
即召开国会的运动，而这个国会将不仅仅是一个谘询机关。
资政院是由清政府创立的，它是一个审议机关，或者是国会的雏形。按
照1909 年起草的章程，②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成员资格。成员将包括一百名帝国的被提名人和一百名民选的代
表。在帝国的被提名人中，有四十八名宗人或满洲贵族，三十二名现任官员，
十名学者和十名最高级的纳税人。民选产生的代表从谘议局议员中选出，而
且由他们投票选举，但要经本省督抚的批准。
二、允许讨论的问题。（1）全国的预算与收支决算；（2）有关税制和
公债的发行事项；（3）修订或废除法令；（4）关于谘议局和督抚有争议的
事项；（5）由皇帝提交的其他事项。
三、与行政当局的关系。（1）各部或其他高级行政机关的大臣如对资
政院的决议不满意时，可以命令重新审议；（2）在重新审议之后，如果双
方不能达成协议，得呈请皇帝作出裁决；（3）当资政院对内阁或政务处的
决议有疑问时，可以要求阐明；（4）当某一行政机关的大臣侵犯资政院的
权力或破坏法律时，资政院可奏请圣断。
资政院显然无权监督政府。政府也不是非执行资政院的决议不可的。因
此，严格地说，资政院只是一个协商机关。
资政院成员的选举始于1909 年，第一次会议于1910 年10 月在北京召
开。从此以后，资政院常常与各部大臣以及各省督抚发生冲突。结果，有些
决议得不到有关行政机关的大臣的批准，而且因皇帝的决定而被废弃。由于
这种原因，资政院的议员也开始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召开国会。
清政府认识到宪政应该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于是决定加以促进。1908 年
① 关于进行选举方法的叙述，参看张朋园：《立宪派》，第12—40 页。
② 《大清宣统实录》，卷17 第14—19 页；又参看《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1—2页。

起草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①1910 年起草了“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
②地方自治会的选举立即开始。选举和当选资格的限制如下：投票者必须是
男性，年龄在25 岁以上，中国籍，在其所住地连续居住三年以上，付两元
以上的固定税金或公共捐献。董事会的董事由有关的自治会选出。在这种情
况下，自治会成员投的票数应该与他们拥有的财产总数相符合。这样，有财
产的人在自治会中格外地被赋予了特权。在自治会会员之中，相当数量的人
是有低级功名的绅士。大部分被选为自治会会长和镇乡董事的人是绅士。的
确，清末的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然而，政府官僚政治对这种自治制度
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知府、州官和知县有权解散地方自治会。董事会的决议
没有这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批准不能实施。知县能够免除镇乡的董事的职务，
而且可以不同意有关自治会选出的自治会办事人员。结果，这种自治会很象
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情况，实质上就是政府的一个辅助机构或谘询团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互相担保的集体的制度，如“保甲”或“里甲”，
它们的作用是辅助政府维持公共秩序和征税。一般说来，绅士并不与这种制
度有牵连。然而，只要这类集体仍在起作用，他们就可以发挥相当的影响；
总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绅士对每个地方的家族和社团都拥有相当的影
响。事实上，地方当局只有与绅士控制的这些社团合作，才有可能进行治理。
目前清政府正在组织地方自治会作为宪政的基础，它当然不敢忽视绅士的力
量。由于地方绅士拥有的权威不是法律授予的，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政府官
员在过去有时忽视过绅士。但是现在，绅士的权力由法律规定并加以保证。
这就是清末所规划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实际内容。从另外的角度看，可以说清
政府有这种企图：正式认可绅士在地方上的控制，把绅士置于地方官员的控
制之下（即把他们的职能正式纳入基层的政府部门），以此来巩固它的统治。
简言之，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面互
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①
① 《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44—62 页。
② 《大清宣统新法令》，卷14 第1—15 页。
① 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与民族革命》，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85—22
6 页；菲利普·库
恩：《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载小韦克曼等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6
8—280 页。
财政的清理与集中
清朝财政是极端混乱的，以致中央各部以及各省政府几乎不受中央的控
制。如果政府要提倡教育、发展武装和准备实行宪政，集中财政管理是必不
可少的第一步。
在义和团事件之后，财政改革的第一个企图是统一货币。在此期间，在
中国流通的货币有传统的纹银（细丝银）、铜钱和各种外国铸造的银元。此
外，1889 年，张之洞在广东开办了一个铸币厂，用机器生产铜钱和银币，此
举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很多省份开办了铸币厂，源源不断地铸出钱币。
但是这些硬币并没有标准化。事实上，自从1850 年以来，流通着各种各样
的货币，它们之间并没有定出固定的兑换率。各省官办的、私营的银行和钱
庄以及外国银行都在发行纸币，这样就使财政更加混乱了。这种货币的混乱
状态当然阻碍了商业的发展。西方商人愈来愈坚持要求统一货币。事实上
1902 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以及1903 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和中日通
商行船续约都要求清政府统一货币。此外，由于1901 年下半年之后世界银
价激剧下降，进口贸易对于采用银本位制的中国来说变得非常不利。而且在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还遭到必须以黄金偿付外国债款和赔款的损失。①因此
不仅在西方人之中，而且在中国人之中也有人提出建议，要求采取金本位制
和试图使货币标准化。
清政府也认为这是当务之急，于是就专门设立了财政处。②这时币制改
革与外国的利益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至没有它们的合作就难以进行。因此，
清政府与还在实行银本位制的墨西哥政府一起要求美国在友好的条件下合
作，以便在采用金本位制国家和银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
结果，在1903 年成立了国际汇兑处，次年美国专家精琦到中国来调查货币
情况。精琦向中国政府提出以下一个方案：（1）中国应该立即采取金本位
制，但金货币不应在国内流通，只作货币的储备和支付外国之用；（2）在
国内，银币应用作标准货币；（3）金与银之间的兑换率应是1 比32；（4）
为了监督新币制的采用，应雇佣外国人。①
德国和法国同意这个建议，但英国和俄国反对它。在中国内部有赞成和
反对的意见，但由于张之洞的强烈反对，这个建议被搁置起来了。张之洞反
对的理由如下：（1）不应该允许外国人干预中国的财政或货币问题；（2）
由于中国通常是使用铜钱，所以采用银本位制就够了，采用金本位制则太过
① 关于背景，参看弗兰克·金：《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魏建猷：《
中国近代货币史，
1814—1919》。
② 财政处建于1903 年，但于1906 年与度支部合并。
① 精琦推荐方案的译文载于《币制汇编》，第3 册第1—62 页；文件原文发表于《关于金
本位制传入中国
的报告》（美国参议院文件第128 号，第58 届国会第三次会议，1904 年）。
分了；（3）金和银之间的实际兑换率是1 比40；把它折成1 比32 将是欺骗
百姓，在铸造中将会获得高达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而且将使一种不足值的货
币流通；（4）世界银价下跌，虽不利于中国偿付赔款和外债，但有利于促
进出口而限制进口。当清帝国的主要目标是富国强兵时，银价下跌对它并不
是一个问题。
精琦的意见遭到驳回，政府的意见是决定暂时维持银本位制，虽然金本
位制也可能在将来实行。但是关于标准硬币的问题仍有争执：究竟应该采用
一两的银币还是采用约等于半美国银元的一元银币（相当于0.72 两库平
银）。张之洞主张铸造一两的银币，其理由是纳税以两为基础，而银元又不
能与外国银元竞争。袁世凯表示同意。因此在1905 年，政府决定暂时以银
两作为标准硬币，并在天津开设造币总厂和四个分厂，以便专门铸造一两重
银币，同时禁止其他造币厂铸造银币。但实际上关于采用银两或银元的争论
仍未停止。主张使用银两的人主要是张之洞和袁世凯等各省督抚；使用银元
的支持者是户部（后来改为度支部）的一些官员以及中外商人。由于张之洞
和袁世凯直到1908 年仍有强烈的影响，1908 年政府再次决定以银本位制统
一货币制度。但是在1909 年由于袁世凯丢官和张之洞死亡，支持银元的人
们的力量顿时变得强大了。最后在1910 年决定取消银两制，而以银元为标
准硬币，只限造币总厂和它设在汉口、广州、云南及成都的分厂铸造。
可惜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前发行的银通货停止使用，而仅仅是在旧体
系上增加了新的银元；这样只会加剧货币的混乱，并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清王朝结束。
另外，还有省的铸币厂在铸造铜钱。铸造铜钱是为了增加经费，所以它
们的质量日趋低劣，从而引起了通货膨胀。由于铜钱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这就使他们遭受极大的苦难。有鉴于此，当1905 年在天津开设造币
总厂时，政府开始只铸造铜钱，因为当时的急务被认为是要控制住铜钱，或
者甚至是在铜本位基础上统一货币。但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吸收各省铸造
的铜币。它就命令各省不要再铸造铜币，并关闭那些还没有开始经营的铸币
厂。由于督抚们不愿遵奉这条命令，滥铸之风仍然存在。①
另一个引起混乱的原因就是纸币。接近清朝末期，督抚们和某些商人开
设官、私银行，而且它们和钱庄都不受限制地发行纸币，这也引起了通货膨
胀和使百姓遭殃。1905 年，清政府开设了户部银行，资金四百万两，为的是
要发行有高度信誉的钞票，以期抑制无限制地滥发纸币的情况。然而，即使
这个银行发行的钞票，也没有足够的储备金和固定的发行额。因此户部银行
发行的钞票也不过是增加混乱而已。随后，在1908 年政府把该行改组成为
有一千万元资本的大清银行。
1910 年，政府为了集中管理纸币，决定今后只有大清银行才能发行钞
①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79—181 页；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
283—361 页。
票；与此同时，政府还规定发行总额并建立储备基金。不准有其他发行钞票
的机构，那些已经发行了的，要在流通中逐步收回。当然，这些计划并未完
成。流通中的纸币总数估计有六亿五千万两。如果大清银行要发行同样数量
的钞票，它就需要三亿二千五百万两储备基金，但它只有一千万两资本。①
还打算统一度量衡制。在中国，度量衡随各省而异；甚至在一省之内也
因地而异；甚至在同一地方随着目的不同它们也有差异。如同货币一样，这
种情况妨碍了商业的发展。在1908 年8 月，清政府颁布了章程，规定了长
度标准（营造尺）、容量标准（漕斛）和重量标准（库平两）。②清政府决
定度量衡采用十进位制。按照颁发的计划进度，官方所用的量器和磅秤都要
在两年内加以调整，以符合新制度；私人用的要在十年以内调整完毕，但政
府未能看到这些计划被付诸实施就寿终正寝了。
在此期间，清政府企图集中它的财政管理。关于各省的财政，只有正规
的收入和支出得上报户部。额外的收支尽管在太平天国时期之后都大大增加
了，但并不上报。这种不上报的情况更加削弱了清末中央对地方行政的影
响。因此，在1906 年政府把户部和财政处合并以统一中央的财政之后，政
府打算冒险把全国的财政加以集中管理。但是这当然会遭到督抚们的强烈反
对。
然而，在1909 年拟定了下述指导性的政策方针：③（1）只有度支部有
权借外债。如中央政府的任何部或省政府要缔约借外债，需经度支部的许
可，并必须以它的名义借款；（2）到当时为止，中央政府各官署筹措的资
金原由这些官署支配。自此以后，这类资金都要上报度支部；（3）由于各
个部的官办银行正无限制地发行钞票，又由于国家要对这些钞票负责，度支
部被授权可对这些官办银行不定期地进行抽查；（4）当时各省花费本省自
筹的款项，不向中央政府汇报。今后，所有这些资金都应上报度支部，度支
部被授权调查这类事务。
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决定度支部在1909 年3 月起开始检查各部和省政
府1908 年的收支，并从1911 年起建立预算制度。因此，每省的财政实际情
况都被广泛地考察过，其结果也被公布了。①在1910 年，度支部根据各省各
部呈交的预算表编出一份拟议的1911 年全国预算表，并把它呈交给资政院。
资政院作了某些修改即予通过。根据直到此时的中国人的定额使用法，岁入
总数应该总是不变的，而在开支方面应该是量入为出，所以没有作预算的必
要。因此，中国采用预算制之举是前所未有之事——不过这项措施证明基本
① 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74—385 页；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
192—207 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79 第2—3页；《光绪政要》，卷43 第43—44 页；卡梅伦：
《1898—1912 年
中国的改革运动》，第179 页。
③ 《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0 第95—98 页。
① 《财政说明书》有23 个报告，每一报告长达数百页，大约刊印于1911 年。
上是没有意义的。第一个预算表行不通，因为由各部和各省政府呈交的最初
计划都不可靠，它们都是根据“少收多支”的方针制订的。结果，度支部造
的全国预算表的收入为二亿九千六百万两，支出为三亿七千六百万两，证明
是一个“赤字”预算。这个预算不可避免地成了资政院的一个争论问题，于
是就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把预算的收入改为三亿零一百万两，支出改为二亿
九千八百万两，以便使它收支趋于平衡。②当然，这种修改并无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终止了这种闭门造车的官样文章。由于岁入还没有被集中起来，北
京没有统一的国库，也不了解实际的收入和支出，因此编制预算在技术上仍
然是不可能的。
② 参看王业键：《1750—1911 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75—76 页。
其他改革方案
编纂新法典
中国自古以来就已经有与近代行政法和刑法相似的法律，但是没有或很
少有与近代民法和商法相似的法律。另外，司法和行政的权力并不象近代西
方那样分立。但是在义和团事件后，当清政府积极打算采用西法来富国强兵
时，它终于看到了需要按照西方模式修订法律。自从政府开始主动提倡工商
业以来，对民法和商法的需要就变得明显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国人终于逐
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种种不利，并希望取消治外法权。但是要达到这个目
的，按照西方模式修改法律和修改司法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英国、
美国和日本在它们1902 和1903 年签订条约时已经要求修改。结果，清政府
在1902 年决定着手修订法律和司法管理的准备工作。为此目的，设立了一
个官署，由有丰富经验的官员沈家本任主管，开始检查《大清律例》。结果，
在1905 年，如剐刑、枭首示众、死后斩首以及纹面等酷刑都被废除。杖刑
等体罚则代之以罚款，连坐和严刑拷问也被废除。①
从1906 年起，政府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帮助编纂新的刑法以及民法和商
法；新刑法的草稿则在1908 年完成。后者以日本刑法为范本，而日本刑法
又是以德国法典为基础的；新刑法规定，惩罚限于死刑、监禁或罚款。这样，
以前所有的肉刑都被废除了，同时又引进了缓刑和假释的新的做法。在犯罪
名目中，又增加了涉及外交事务、选举、运输和交通以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的
犯罪行为。结果，它实际上与其说是《大清律例》的修订本，不如说是一本
崭新的刑法典。当然有许多人起来反对这一法典草案。当它被呈交给中央和
省政府的高级官员评议时，下列各点受到最严厉的批评：（1）根据草稿，
十六岁以下的犯罪者不予起诉——这种年岁限度应予降低；（2）对那些犯
有损害皇室、反叛、搞阴谋或犯忤逆罪者处以绞刑，惩罚太轻；（3）对犯
有掘墓，或破坏、遗弃、偷盗尸体罪行者处以监禁劳役，惩罚太轻；（4）
把合法自卫的概念应用于违犯祖宗的罪行是不能接受的；（5）与无夫之妇
通奸而不予起诉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①总之，起草的新刑法遭到了儒家观
点的批判。结果，作了很多修改以迎合上述大部分反对意见。
经过这些修改后，起草的法典随同补充章程被呈交给资政院讨论。在资
政院里，出现了种种不同意见，但无法作出任何结论。讨论结束时，只通过
了一般条款，至于特殊条款和补充章程则被挂了起来。然而，在1911 年1
① 参看迈杰尔：《中国近代刑法介绍》，第1—2章；陶龙生：《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的现代
化》，载《社会
科学论丛》，第25 期（1976 年9 月）第275—290 页。（参考书目所列陶龙生一文刊载时
间为1966 年9
月——译者。）
① 迈杰尔：《中国近代刑法介绍》，第3—5章；《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9 第25—64 页
。
月，清王朝借口如要实行宪政，就不可推迟颁布刑法，因而公布了一般条款
以及资政院尚未通过的特殊条款和补充章程。政府打算把它们送交下一次资
政院的会议上批准。
在此期间，由于新刑法典的编纂非常缓慢，因此修订的《大清律例》已
在1910 年作为临时措施颁布，其名称为《核定现行刑律》。②这部刑律除上
述在1905 年修订的部分外，基本上与原来的律例一样，只是名词有一些变
化，并且对章程的某些方面作了简化。它在1928 年之前继续有效。
政府在着手编纂新刑律的同时，开始编订商法和民法。特别迫切需要一
部商业法，因为它是发展商业的先决条件。早在1904 年1 月，已经起草了
《商人通例》、《公司律》以及其他章程。由于这些律例是仓促制订的，不
能令人满意，因此当局就与一名日本顾问在1908 年开始编纂新商业法，但
它只完成了一部分。除此之外，农工商部起草了一部商业法典，在1910 年
呈交资政院，但是在它被批准之前清王朝就被推翻了。
大规模编纂民法的工作是在1907 年与一位日本顾问一起进行的，草案
于1911 年完成。它以日本的民法为基础，而后者则仿效德国的民法。然而，
所提出的草案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它忽略了传统的中国习惯；总之，在清王
朝垮台之前它是没有机会付诸实施了。①
革除陋习
在进行行政、司法、法律和军事制度的改革的同时，清政府还在百姓中
间开展了一场革除陋习的运动。1902 年，政府公开反对缠足，这是早就遭到
传教士和中国改良派攻击的陋习。②
1906 年，皇帝下诏禁止鸦片。诏令的内容如下：（1）逐渐减少种植罂
粟，在十年之内彻底消灭；（2）禁止吸鸦片、开烟铺或进口鸦片；（3）有
鸦片烟瘾的官员必须于六个月内戒除。③至于鸦片进口，清政府与英国当局
进行了协商，1907 年英国人同意把过去五年平均每年自印度输入中国的数量
减少百分之十，如果清政府在其后三年禁烟有进展，就继续减少进口。在1910
② 《大清现行刑律》，26 卷；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第887—898 页。
① 岛田正郎：《关于清末民法与商法草案的编纂》，载《法律论丛》，卷34 第6 期（19
62 年）第119—149
页；米特拉诺：《1906—1907 年中国的破产法》，载《华裔学志》，卷30（1972—1973
年）第259—337
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492 第9 页；李又宁和张玉法合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
，第1 册第525—532
页。
③ 《东华续录》，卷203 第6—7页；《大清德宗实录》，卷579 第2—3页；余恩德：《中
国禁烟法令变
迁史》，第5 章；至于背景，参看斯宾士：《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
编：《中华帝国
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43—173 页。
年，重新开始谈判，英国人不肯答应在七年内停止向中国输出鸦片。但是由
于英国舆论的压力以及资政院和中国学生强烈要求立即停止鸦片贸易的行
动，英国人终于在1911 年答应到1917 年停止从印度向中国输出鸦片。①
消除满汉畛域
作为中国的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不象蒙古人那样，他们特别注意如何对待
汉人，尽量对汉人不搞歧视。然而，满人人口只有汉人的四十分之一，而且
文化水平也稍低，如果他们要维持统治地位，一定程度的歧视是难免的。例
如：满族男子不能与汉族妇女通婚；法定的礼仪和刑罚在满、汉之间也有所
不同；某些官职只许满人担任。
此时，清廷修订了这些规章，力求满汉之间关系和谐。1902 年，满族男
子与汉族妇女通婚的禁令解除了；1904 年（满族）将军和都统的职位以及海
关上的某些职位也可以让汉人担任了。1906 年的行政改革使中央各部开始实
行新的一长制，即不分种族，满人和汉人均可担任各部唯一的大臣。在以前，
所有满人的生计都有着落；他们不经营农业和商业，以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
服兵役；1907 年，政府废除了这种特殊待遇，也给他们土地，并命令他们与
汉人一样种地，自食其力。在这一年，法定的礼仪和刑罚改为对满、汉族同
等待遇。满族官员在朝见皇帝或写奏折时也奉命不再称“奴才”，而象汉人
那样称“臣”。①然而，当满族中心主义正在军事和行政制度方面得到加强
时，这种装点门面的努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短促的宣统期间，政治和军
事力量都集中在满族宗室手中，但这种作法却直接帮了革命党人的忙。
① 《禁烟条件》，1911 年5 月8 日，载麦克默里编：《1894—1919 与中国缔结的和与中
国有关的条约和协
定》，第1 册第861—866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92 第9 页；卷576 第1 页；卷579 第2 页。《大清宣统实录》
，卷30 第26 页。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44—145 页。
清末改革的特点
当我们回顾清政府1901 年以后在政治和制度上所作的改革时，可以明
显地看到以下各点。首先，在改革方案中有很多自取失败的矛盾。例如：当
创设资政院和谘议局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广开言路以作为准备立宪的一部分
工作，可是政府却愈来愈严格地控制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当清朝接受了立
宪政体的思想，中国的知识界就立刻开始要求马上召开国会。梁启超在东京
组织政闻社以促进宪政运动。清政府对这种颇有影响的运动疑虑重重。它警
告：学生应集中精力学习，不要稍涉政事，甚至不得公开发表演说。它还警
告绅商不得干预政府事务，指出在君主立宪的各国，主权是属于君上的；虽
然“庶政公诸舆论，而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②1908 年，
梁启超的政闻社被政府下令封闭。由此可见，即使在改革帝国专制主义的时
候，清政府仍力图限制思想。
其次，所有参与制订改革方案的人都各谋私利。1901 年以后各项改革主
要是由满族军机大臣荣禄和几名汉族总督张之洞、刘坤一以及袁世凯等所提
倡。1903 年荣禄死后，庆亲王奕䜣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后，在中央政府中提
倡改革的主将就是奕䜣，协助他的有其同盟者——在天津的袁世凯，他在北
京有兼职——以及地方上迎合汉族士绅改革要求情绪的张之洞等人。1902
年，当张之洞的同僚刘坤一死后，张之洞的影响也下降了；几乎可以这样说，
在1909 年以后，一些改革是由庆亲王和袁世凯联合进行的。然而，大约在
1906 年行政改革时，出现了一个有势力的反对庆亲王和袁世凯的满人集团。
这个集团由陆军部大臣铁良和学部大臣荣庆领头，后台是光绪皇帝的兄弟醇
亲王载沣。荣庆原是蒙古人，但他把自己看作满人。在1906 年以后的两年
时间中，两个集团争夺改革方案，但形势逐渐不利于庆亲王和袁世凯。最后，
在1908 年当皇帝与太后相继去世后，醇亲王成了摄政王，袁世凯被迫退隐
河南。1909 年，醇亲王控制着局势。铁良对他不满而离开了政府。代替他的
是醇亲王的两个兄弟载勋和载涛，其他宗室人士都簇拥在醇亲王的周围。①
满洲朝廷实行改革方案的目的究竟何在？清朝统治者是否真的相信需
要改革？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仅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物要求改革，就
是各省督抚和外国人也都有此要求。为了防止反满势力的壮大，并要保持督
抚们和外国人的支持，不管清朝统治者喜欢与否，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余地，
实际上，政府原先本无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
际内容则毫不关心。
因此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
俄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 第4 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25—32 页。
①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 册第2501—2516 页。
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目
的勿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
为了保住清王朝。因此，皇帝必须有统率陆海军的大权，必须万世勿替地统
治帝国，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汉族督抚们也需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就是他们与慈禧太后、醇亲王
以及满洲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原因。然而，他们想保存这个王朝的愿望并非只
是出于他们对皇帝的忠诚或对清朝的热爱。那是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没有清王
朝，他们的权势也会化为乌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朝廷力图削弱汉族督
抚的权力而把它集中于满人手中时，他们自然要大力反对。使形势更加糟糕
的是，在1908 年以前，汉人督抚都是西太后的臣仆，然后醇亲王接替了她，
也行使控制帝国官员的特权，但他的威望远不如西太后，而且他的权力也越
来越靠不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人督抚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地表
现了出来。愚不可及的满洲统治者正在毁坏中国的儒家君主政体。
在清朝末年，绅士给了督抚们以社会的和经济的支持。原来绅士是反对
改革活动的，但是一旦决定了要进行他们最反对的取消科举和宣布立宪政体
这两件大事，他们却一反故态，转而积极支持改革。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有爱于清政府或整个中国。对他们来说，新
式学堂和旧式科举考试一样。通过开办学堂，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绅士特权传
给子孙。此外，未来立宪政体的基础应该是地方自治制。而这种地方自治正
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他们乐意与各省督抚合作进行这一改革，而当后来
政府企图集中权力时，他们也与督抚们一起起而反对。可是每当督抚采取任
何似乎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绅士们就要反对督抚。因此，各省督抚和谘议
局常常发生冲突。①
改革方案要求有大量资金。政府开始它的各项改革时并没有足够的经
费。它必然要从各省榨取必要的资金。在各省，以强制捐献形式出现的额外
税收却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这是最不堪忍受的负
担。对他们来说，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
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反映人民这种
绝望处境的民众起义，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几乎连年不断。与此同时，政府一
方面强迫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不
言而喻，督抚们对所分派的任务或者加以拒绝，或者有意留滞。结果，政府
只好借外债来实行它的改革方案。
1911 年，政府与四国（英、美、德、法）银行财团签订一笔一千万英镑
贷款的借约，作为开发满洲和币制改革之用，另外还举借六百万英镑贷款作
为建筑粤汉铁路之用。前者用来实现1910 年已计划好的币制改革，后者是
① 关于对它的进一步的讨论，参看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
中的中国》，第
297—313 页。
为了把私人建设或发展的铁路收归国有。这笔粤汉铁路贷款结果成了点燃辛
亥革命燎原烈火的火炬。在1898 年，美华合兴公司已获得建筑粤汉铁路的
权利。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收复利权运动的风暴在全国兴起，特别是席
卷了广东、湖北和湖南各省。1905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这几省的代表与
合兴公司谈判，成功地收回了路权。结果，湖北部分的铁路归该省管理，而
湖南和广东部分则交给私人经营。①此后铁路的建筑非常缓慢，最后北京以
私营公司不能有效地经营铁路这一并非站不住脚的理由，决定把川汉和粤汉
两铁路统统收归国有。为此目的，政府力图从四国银行团借得必要的资金。
因此，在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省的绅商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
几个省的督抚被责成去镇压反对这次政府行动的骚乱，但甚至连他们也对绅
商颇表同情。这种骚乱一直没有平静下来，最后竟发展成为触发革命的引火
线。绅士和督抚们是否真的反对这种外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自
己能够得到这些贷款，他们也许就不会反对了。
概括地说，如果不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那么也是在最后五、六年
中，它的改革方案可以被看作是满洲统治者及汉族督抚和绅士企图保存、甚
至扩大他们势力的尝试。但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结果，这些改革反
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
（刘坤一译）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是李恩涵的《1904—1911 年中国争取自办铁路的行动》。
第八章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①
关于商人和现代企业的再评价
当清朝在公元1911 年覆灭的时候，大约有六百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
用机器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已经铺设的铁路约5，600 英里长。中国人在
这些现代的商业冒险事业中的投资总额大概达到160，000，000 元。②这个
数目相当大，但只合农业投资的百分之六、七。
虽然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这些事业的发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别是在兴建
铁路方面，但是，这几种工业没有造成任何持续的经济发展。主办人和经理
方面没有制订出计划去注意各种工业发展本身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济部
门（如信用设施、资金筹措、市场销售、税收结构等）的职能上的结合。无
论如何，许许多多必要的变革必须在全国范围进行，因此都非控制现代工业
的地方官吏办得到的。（甚至在1918—1922 年之间大得多的经济大发展也
无法造成一种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到了1933 年，由制造业、矿业、银
行和运输业组成的中国现代经济部门，也只占全国国内纯产值的大约百分之
十二。）①
① 本章摘自陈锦江著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作者对刘广京和麦金农所提的
宝贵意见，以及
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和海恩斯基金会提供的经济帮助表示感谢。
② 此处及下文引用的元（■）是墨西哥银洋，亦即中国银洋，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时期
约值0.72 两银子，
或者等于两个英国先令。银子和银元二者都是记帐的单位。
① 见刘大中和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 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
，第89 页；侯继
明：《经济的两重性：中国的实例，1840—1937 年》，载《经济史杂志》，卷23 第3 期
（1965 年）第277—297
页。
工业化的政治理论基础
虽说中国早期的工业实验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但也不是没有费过劲
的。最初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船坞和兵工厂，当时中国政界领袖和知
识界名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西方技术和工业管理是抱着
完全赞同的态度的。这种以“自强”口号表现出来的新态度推动了一个借鉴
西方实际知识以建立强大中国的运动。②
由于具有这样一个得人心的目标，“自强”的思想对所有爱国者都有巨
大号召力，甚至在今天还是这样。但是关于怎样才最能取得这种崭新的力
量，则因时间的转移和意识形态的歧异而意见有所不同。文化纯粹派希望只
借用西方的枪炮和炮舰等重武器。但是事实证明，只是增加一点现代军事器
械，要抵御西方的侵犯是很不够的。甚至在重新加强的欧洲压力——它在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使中国受辱的中法战争中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面
前，中国领导阶层已经开始制订各种政策，借以执行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强计
划。
一份新的材料促进了在士大夫中间重新集中辩论借鉴面方的问题。1864
年中国海关开始发表各商埠进出口数字，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中国几乎经
常出现贸易亏空。对这种逆差的关心从十九世纪初就已开始，批评者曾把它
归咎于折成铜钱的银价上涨的缘故。现在有了中国海关的具体统计，官员们
再次挑起这个问题，说这种不平衡在抽吸人民的财富，使国家愈来愈弱，人
民愈来愈穷。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 年甚至夸大其辞地宣称，“计洋
商（每年）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①
薛福成和许多其他同样关心国事的官员因此提出了一个促进“商务”的
理论根据。既然中国无法拒绝接受外国商品，它只能多生产自制产品供应国
内外市场，以此来限制进口。这样一来，贸易不平衡便颠倒了过来，而增加
的财富就会加强国力。一旦把富和强这样联系起来，追求财富就变成新的自
强计划的动力了。为了在思想意识上重视这一新的自强计划，它的一些倡议
者转而求助于儒教中主张把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法家一
派。有几位士大夫为了使“富强”的旧口号重新流行起来，在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创作了一批新作品来表示他们的新信念，如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
的《富国策》、汪康年的《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和许多其他的文章
（见第三章）。②的确，他们如此强烈地提倡他们的新的经济思想，致使共
产党历史学家也把他们看成是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③
② 见本书上卷第十章。
① 薛福成：《筹洋刍议》，转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1 册第154—156 页。
② 对于有些这类著作的讨论，参阅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第41—147 页。

③ 例如，参见牟安世：《洋务运动》，第128 页。
然而，这些作者的主要重点是放在现代工业上面。他们普遍认为经营商
业最多只能起辅助作用。事实上，对外贸易活动一般都限于通商口岸。运输
困难、地方集市和地区市场所起的作用、以及多数商人对经商方式的根深蒂
固的观念：这一切都使得国内的商业仍按传统的方式继续进行。①
更重要的是，成为现代企业主办者的有权势的官吏，对工业特别偏爱。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李鸿章就争辩说，仅有枪炮和炮舰，不能使一个国
家强大；要使用它们和使它们运行，还得靠制造业、矿业和现代运输业的支
持；工业将创造这一伸张国力的新财富。②张之洞也认识到军事力量和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他的信念，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商业，所以
他争辩说，所有西方国家的富强都来源于煤铁。③
因此，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之提倡现代企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要求
尽快地获得受人尊重的国力。这一根本目的把见仁见智的政府官员联合到一
起，使他们能共襄工业化的盛举。
商人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
清末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因迷信现代工业能产生财富、财富又能产生权
力的思想，所以迅即肯定了工业的重要性，认为不能任其落入私人企业家之
手。于是在发展工业的目标下，这些官员依次担任了下列的新职务：先是当
监督，继之当经理，再当投资者，最后，有些人当上了官僚-企业主。在担
任这些新职务之后，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便提出了关于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地
位和作用的一系列新问题。
然而商人阶级的性质的变化，比推进现代企业的时间要早。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领得引票的盐商和广州的行商是中
国最著名的商人集团。其他还有几大类客商，即从事兴隆的跨区域的丝、茶、
药和其他地方特产等贸易的商人。各商业城市的许多地方会馆，声名籍籍，
就证明了商人社会的规模和影响。但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摧毁了赖
以建立省际贸易的垄断商业和经济基础。①
十九世纪后半期，起着新的企业主作用的新式商人出现了。最有名的是
买办。他们一开始是行商雇佣的伙食承包人，1842 年以后逐渐改变了他们的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第一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第
1 期（1964 年11
月）第3—4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 第21 页。关于李鸿章的动机，见刘广京
：《李鸿章在直
隶：1870—1875 年一个政策的形成》，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68—104
页。
③ 见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 页。
① 张鹏（音）：《1842—1911 年中国地方商人集团的分布》。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
中国城市手工业商
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1 期第71—102 页。
职务而成为外国人的管事，接着变成了契约经理，最后终于成为和外商进行
贸易的独立的企业主。买办和买办商人观察西方商业实际所得到的知识，使
中国商人阶级内部产生了新的经济思想和新的社会态度。②
第二类商人是金融商人，由于他们往往具有一般幕友所不具备的随机应
变的才智，他们被委以半官方职务，帮助正式官员制定财政政策和开征形形
色色的捐税。一个商人由捐纳而取得有名无实的官衔，就能成为一位高级官
吏的顾问和得力的助手，同时又可利用他的新关系为私人的或半官方的企业
去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胡光墉，他是一位银行商人，在
十九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他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经营钱庄、当铺、中药店、
丝绸及其他商品的王国。胡光墉的发迹是由于他的勤奋、幸运以及冒险精
神。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他荣膺过一系列要职，例如他曾当过巡抚王有龄和总
督左宗棠的财政顾问和承办商（见第四章）。③
1870 年以后，因为官员们开始主办工业企业，许多买办商人都被招聘去
当官办企业的经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去帮助管理或监督各
种新办的企业。有些仍然保留官职，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办企业方面。有些
人干脆息影官场，用全部时间办私人的或者半官方的事业。正象商人捐纳官
衔那样，官员和士绅也纷纷从商，从而扩大了商人队伍。到了1900 年，有
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经商活动已经变成仕途以外另一个受人尊敬的选择
了。这些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商人大阶级之内的新的“绅商”社会阶层，这些
人出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已成为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企业
主。
这种有官绅背景的人涌入商人行列，有助于在意识形态上重新确立商人
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1897 年保守派御史褚成博在上疏时谴责传统上对商人
的歧视。褚成博虽然是一个大地主，并且是顽固守旧派徐桐多年共事的同
寅，但他极力主张，现代工商业是解救中国免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办法。
另一位著名的保守文人王先谦走得甚至更远。他宣称如果官员们的口头禅能
与社会实践分开，那么自秦汉以来，商人和手工业主实际上已成了中国社会
的上层人物。王先谦得出的结论说，如果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社
会，商人阶级必须领导全国的工业生产。①志在维新的士大夫也经历了同样
的转变。梁启超曾经嘲笑商人爱推波逐澜和操纵把持，不久却一变而恭维他
们足智多谋和富于创业精神，极力敦促他们在大规模贸易和工业方面与政府
合作。②
1903 年4 月22 日在宣布商部率先成立时，上谕宣称：“自积习相沿，
②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① 张廷举：《戊戌政变时期顽固派之经济思想》，载《中国经济》，卷4 第6 期（1936
年）第141—147
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 册1—11 页；第11 册1—47 页；第23 册33—53 页。

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
丝毫隔阂。”①
这道劝诫性的上谕承认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变化。大概因为一些新式工
业项目是由高级官员热心赞助的，所以它们的具有现代技术的经理就肩负一
定的责任了。同时，大多数经理如果在开始时没有官方的背景，也很快会靠
捐纳得官进爵而变成富人。商、绅、官，已形成一个新的绅商社会阶层，但
此时尚未变成一个佼佼的资产阶级。在大商埠，绅商的数目很大，致使他们
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观、社会和政治倾向都变得十分与众不同。但是他们
仍然缺乏一个完全的统一目的，并且对传统的乡土和宗族关系仍承担着强烈
的义务。②
① 《光绪朝东华录》，二十九年三月，第27—28 页。
② 关于有一种多少是对立的见解，参见贝尔热：《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
命中的中国》，
第229—235 页。又见周锡瑞：《评1911 年》，载《近代中国》，卷2 第2 期（1976 年4
月）第141—184
页。
官方对现代工业的赞助
自汉代初年起就一直有关于国家控制盐铁的争论；一般同意法家的主
张，即国家必须参与重大的经济活动。虽然受到把节俭仁慈的统治和自给自
足的经济加以理想化的正统儒家的挑战，但大凡雄才大略的皇帝和讲求实效
的官僚仍都赞成法家主张干预的思想。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反反复复出现
的争论往往是关于国家控制的程度和性质，却很少涉及是否需要控制这一问
题的本身。③原来的清朝官员和学者所能够设想的是，只能在国家监督的范
围内去提倡工业。他们关于国家特权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由于新产生的国家危
急感而得到加强，这种观念使官员们相信现代企业是如此重要，以致不能让
商人去办。商人们同意这种意见，只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对任何大规模的新
兴企业来说，特别是当它面对外国资金雄厚的企业的竞争时，国家的倡导、
支持和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李鸿章的领导作风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见上卷第十
章）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金或交由私人办理。但是在七十
年代，当官方提倡者深入到以利润为主旨的广大工业领域的时候，一种官商
合办的新形式必然应运而生。由政府把这些工业组成国家垄断事实是不现实
的，其原因有以下种种。第一，尽管经营这类专卖有很长的历史，但清政府
主办的只是盐、铜和磁器。重要项目如茶、糖、谷物、纺织品和航运等，绝
大部分都是私有和私营的。第二，现代企业需要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这些
是官员们力所不及的。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库根本没有大量
的能够转化为兴办大企业资本的闲置资金。
1872 年，李鸿章倡议建立第一个非军事性的现代工业，即轮船招商局，
当时他不打算使它成为政府垄断的企业，甚至也不希望它成为完全的官办企
业。李鸿章从盐的专卖中引用了一个官僚主义的名词“官督商办”，显然意
在寻求某种官商合办的形式，即集盐务、西方式的合股公司以及传统中国的
合伙商号等特点之大成的形式。盐务这个模式是很有用的，因为它早有吸收
富商的传统，使富商提供资本和管理技能，官员则保留全面的控制。西方的
模式也是有用的，因为现代企业需要现代技术以及某种程度的西式管理。政
府资金的支持将只限于贷款的形式。私人投资者提供金钱，在官方的赞助监
③ 确实，国家只制订了极少数规章，而且经营商业可以独立于国家之外。（汉密尔顿：《
商人和现代化：
对中国商业看法的变化》，手稿，伯克利，1975 年12 月。）但是，缺乏明确的规章并不
等于没有控制，
而是有大的指导方针（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人不能逾越的界限。

督下经营，同时要承担一切风险。①然而除了这些总的指导方针外，不论李
鸿章或任何其他官方倡导者，胸中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组织格局。“官督商办”
一词的含意依然是含糊不清，可此可彼，当后来督办如盛宣怀等人也用这个
术语而官商之间的工作关系发生变化时，它的不足之处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李鸿章的官督商办事业也用传统的中国形式作为模式。西方的企业是召
开股东会议以选出董事会和全体高级职员，李鸿章的企业则不是这样，而是
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雇一名经理，畀以差不多绝对的管理大权。所有主并不
逐日逐月地加以过问，而是一年一次地和经理一道检查一下业务，这个经理
如果不令人满意，也可以把他解雇。②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期间开办
的三大企业为轮船招商局（1872 年）、开平矿务局（1877 年）和上海机器
织布局（1878 年），它们管理上的特点与一个传统商号的特点是相同的。第
一，他们全都受商人背景的经理所领导，尽管他们全都捐纳了官衔和拥有半
官方地位。甚至在最初几个月经理轮船招商局的朱其昂便是一个商人出身的
官吏。朱其昂在拥有官职的同时，还继续做帆船运输的生意。③当朱其昂未
能筹足私人资本时，他便在1873 年由两个前买办唐景星（唐廷枢）和徐润
所接替。唐景星得到两个正式官员——前任天津道台丁寿昌和天津海关现任
道台黎兆棠——的帮助，创建了开平煤矿。这三个人订立了开平矿务局的章
程和组织结构。但是，当丁寿昌和黎兆棠离开的时候，开平矿务局几乎没有
开始营业。两个广州商人徐润和吴炽昌随即来顶替，与唐景星一起办矿。①
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又有另一个前买办郑观应为他效劳，他和
另一个最早建议建局的商人彭汝琮一起工作。1880 年，彭汝琮由于与其他商
人投资者不和而离开，李鸿章留下郑观应，并任命了其他五个商人经理帮助
他经营改组后的织布局。只有负责织布局官方关系的候补道台龚寿图原来是
一名官员，但他也有从商的经验。②这些人都是绅商。他们都捐纳官衔，因
为官衔已成为任何想进入官衙做生意或寻求官方支持的商人所绝对必要的
条件。他们大多数人以前也是买办。
第二，作为赞助人和保护人的李鸿章在保留他的控制的同时，准许这些
商人经理象企业主那样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行动权。轮船招商局和它的外国竞
争者竞争而取得胜利，并且在1877 年因接收旗昌洋行的船队而大大地增加
① 关于李鸿章的几种官督商办事业，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
一书中曾加以讨
论。关于轮船招商局最初几年的详情，见刘广京：《在中国的两个轮船公司，1862—1877
年》（哈佛大学，
1956 年博士论文）。
② 《中国经济研究大全》（日文），第1 册第185—187 页。
③ 关于朱其昂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卷239 第3 页；又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
工业化：盛宣怀
与官办企业》，第108 页。
① 卡尔森：《1877—1912 年的开平煤矿》。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 年》，第84—92 页。
了它的总吨位。开平矿务局在唐景星和徐润负责时因利用商人资金而大大地
扩大了它的资本。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派别斗争猖獗一时的时候，李鸿章
也没有插手下令大改组，一直到1884 年郑观应离去，随之丧失了投资者的
支持和管理的知识时为止。因此，尽管唐景星、徐润、郑观应、龚寿图和其
他绅商经理听命于李鸿章而为他效劳，但李鸿章本人却很象一个传统商号的
老板，一般不干预他们的生意活动。他保护这些公司不受官府过分的压榨，
而且多次及时地和异乎寻常地拿官方资金发放贷款，使这些公司得到的好处
远远超过了他因增加取得个人收益的机会以及因提供保护而给自己带来的
好处。
第三，和传统商号的消极的老板们一样，这些早期的大多数股东并不对
他们无权管理的情况提出疑问。象唐景星这样的商人经理比较容易筹集商人
资本，这说明这些股东的投资完全是出于对经理的忠心和信任。至于这种信
任是否有保证，那是另一回事。1884 年唐景星和徐润被迫放弃对轮船招商局
的控制，而让位于李鸿章任命的总办（先是由马建忠担任，后是由盛宣怀担
任），因为据查明，唐、徐二人和其他人曾把公司的资金转移去做他们自己
私人的生意。在1883—1884 年因中法冲突扩大而引起的上海财政危机，导
致许多商业的失败，其中包括与唐景星、徐润和郑观应有关的买卖。当他们
无力偿还公司的资金而朝廷的御史们又开始弹劾李鸿章（说他包庇他们的不
法行为）时，他们就不得不挂冠而去。同样地，郑观应显然曾把他筹集起来
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资本挪为私用。这就导致他于1884 年辞职，并使该局
最后改组，同时移交给盛宣怀管理。
这些经营上的渎职行为反映了传统商号的办事程序的缺点，即它没有提
供独立的查账人去稽查经理的帐目。这类财政上的不正当行为是传统企业的
通病，只要公司和经理把公司资金挪作私用而不出问题，这类行为就可以作
为商业投资的风险的一部分而加以容忍。这和中国官吏之以私人名义利用或
滥用财政收入颇相类似。他只要能够缴足他的征税定额，也不会被追问。
官督与商办之争
这样，在1885 年前后，三个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中的两个，其经营管
理之权转入了盛宣怀之手。盛宣怀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也被培训成为一名
官员。他是李鸿章幕府的一员，几乎在1873 年轮船招商局开办时就被委派
在该局任职。1882 年他虽然表面上已离开招商局去经管天津电报局（它也是
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但是盛宣怀在财政经营上的才能使李鸿章合乎情理
地挑选他做徐润和唐景星的继任者。有了盛宣怀当督办，李鸿章就能够更周
密地执行官方的监督权了。盛宣怀不仅容忍了在唐景星任总办时业已存在的
严重裙带风以及滥用公司资金的弊病，并且还加剧了那些陋习，以及引进了
更多的官僚主义经营方式。轮船招商局的船队没有增加什么吨位，同时由于
它和两个主要竞争者订立了“联营协定”，它几乎不能保持自己的利润。这
是指轮船招商局和两个英国运输公司——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之间的
成文协定，它们订出了统一的货运率和集中它们的所有收入，然后再根据每
个公司的实际运输哩程来分配收入。①
说到开平矿务局，唐景星和他的商人同事对它的总方针和财政拥有很有
效的控制，直到唐景星在1892 年死去时为止；他们管理矿务局主要采用传
统商号的方式，而不是他们原来想要仿效的那种西方合股公司的模式。就象
他在经管轮船招商局时那样，总办唐景星也不免要挪用公司的资金以投资于
其他矿业、钱庄和投机事业，为他的私利服务。股东大会确实召开过，但都
是敷衍塞责而已。未见有公布每年帐目的记录，虽然公司章程明文规定要这
样做。唐景星也搞裙带关系，他把他的儿子塞进公司，提升他担任高级职务。
当他在1883 年旅游欧洲的时候，他还安排他的亲兄弟代拆代行。但事实依
然是，在他任职期间，开平矿务局的业务每年都在扩大，直到它的煤产量达
到二十五万吨左右为止。公司赚取了利润，未受到关于揩油或贪污的直接指
控。唐景星的确作为一位诚实而有能力的经理而享有盛名。他的任人唯亲和
其他传统的陋习应该根据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来衡量其得失。
唐景星在1892 年去世，他的死标志着开平煤矿滋生大量贪污和企业逐
渐官僚化的开始。新任总办张燕谋是一个汉军旗人和官僚，他的发迹主要依
靠他的腐化的庇护人醇亲王。在唐景星经管时，企业设备的扩充是靠新式商
人的投资来实现的。但是自从张燕谋接任以后，商人们就不再资助，公司只
能转而向外国人借款，于是就为1900 年以后外国人的控制提供了条件。
这些事态的发展和早期的情况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早期的时候，商
人经理在筹足私人资金方面相对地说没有什么困难。在唐景星和徐润于1873
年7 月负责轮船招商局以后不久，招商局的实收资本增加很快，到1874 年
差不多达到五十万两，到1880 年达到一百万两。在1881—1883 年期间，对
公司的股票求过于供，特别在1882 年，公司很快筹足了其被批准的资本额
二百万两。
轮船招商局深受私人投资者欢迎，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唐景星和徐
润操有实权，特别是在1882—1883 年之间李鸿章的官方代表盛宣怀暂时重
新调任别处时更是如此。第二，采取等着瞧态度的商人投资者被回收的利润
以及李鸿章的宽厚的庇护态度所打动。因此，这个时期也可以看到商人们对
李鸿章的其他两个官督商办公司同样给予大量的资助。在1878—1882 年期
间，唐景星和徐润为开平煤矿筹集了一百万两银子，而在1880 年前后，在
郑观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划的三十五万二千八百两银子中绝大部分款项
① 见刘广京：《英国和中国轮船在华的竞争，1873—1885 年》，收在考恩编：《中国和
日本的经济发展：
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第49—78 页，特别是第75 页注1，它表明，在1884—1
893 年间，轮船
招商局分享全部收入的份额不断减少，因为它的船队没有增加，而两个英国竞争者的船队
却有增无已。
是他个人筹集的。
可是大约在1883 年，商人的热情衰退了，从那时起，越来越少的商人
投资于这些企业或其他官办企业了。有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一趋向。第一，现
代工业的庞大资本和获厚利的机会，使它成为官方控制的可取的目标。第
二，象盛宣怀这样的官员在经营管理方面以及在安排政府的贷款方面获得了
经验。第三，这些官员还发现，除了使用政府贷款之外还有其他筹措资本的
来源，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官方朋友用自己的钱投资，同时因为他们控制着几
个公司，使他们能够把较老而实力较雄厚的公司中的资金转移到一些较新而
实力较差的公司中去。最后，这些官员改变了他们的顾问和保护人的角色而
变成了名实相符的官方经理。出身于商人的经理如唐景星、徐润和郑观应已
经纷纷去职，这就伤害了其他商人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现在不妨试举两个例子。在1887—1893 年期间，盛宣怀利用政府贷款
和转拨轮船招商局和也由他控制的一家保险公司的资金，使上海机器织布局
的资本增至三倍，达到一百万两左右。实际上却并没有增加新的商人资本。
第二个例子是漠河金矿，它在1887 年由李鸿章和满族黑龙江将军所创办。
他们任命了一个典型的官方经理李金镛。李的功名不高，入过李鸿章的幕，
与商人们交往甚密，以精于做生意而素负盛名。在1887—1889 年期间，他
在许多上海和天津商人朋友中间不断活动，想筹集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计
二十万两，作为金矿的开办资本。但他只筹集了六、七万两。最后，黑龙江
省库不得不借给他三万两，另由一名天津商人在李鸿章担保偿还后提供了第
二笔贷款，计十万两。①
虽然缺少商人投资已经部分地由政府资本和政府贷款来弥补，但官方创
办人仍不断想出新办法来吸引投资者。一种鼓励方法是给官员及其亲友们以
私人投资的机会。看来投资人都是那些负责人的亲密朋友和同事。盛宣怀依
靠的这样一批为数不多的同僚给他办的几个企业提供过私人资本，这就是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天津电报局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华盛纺织总
厂、汉阳铁厂和中国通商银行等。可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持批评态度的
御史的敦促下，经常反对用公款去从事有风险的工业，并且要求提前归还贷
款。
但是，公款对提供官督商办企业的资金来说，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从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到李鸿章于1895 年政治上失势以前，张之洞的纺
织业和采矿业等一批企业逐渐与李鸿章的企业互争雄长。中级官员盛宣怀从
来就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保护他的日益发展的工业网，所以他最初不得不投靠
李鸿章，后来不得不投靠张之洞，以谋求政治靠山和获得政府贷款的支持。
因为清廷不愿意地方财政收入过分地投向工业，所以提交清廷待批的新的工
①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36—43 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 第
40—42 页载有李
金镛的一篇小传。
业方案总是包含着允许吸引商人参加的计划。张之洞的许多奏议中也包含这
样的计划，虽然他不信任商人，而且认为他们的思想过于陈腐而不能接受新
工业。这些计划于是变成一种方便的掩护，因为许多省的创办人知道，一旦
方案得到批准，就总能从地方财源中找到一定数量的公款。出身世家大族的
各省官员出于需要和私利的缘故，事实上却日益依赖政府的资金来维持他们
的新工业的运转。因此，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已经
改变，而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陋习不但无人非议，却反而更加加强起来。
通过利用政府的资源，盛宣怀这个最有成就的官僚企业主控制了许多官
督商办的企业。他在为他的天津电报局寻找资本时，就这样大量地依靠各省
省库和政府贷款，并利用现存电报线路作为贷款的附属担保品。只有长江下
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那些商业上有利可图的线路才能取得商人的投资。
另一相同的例子是盛宣怀从1896 年起为张之洞经营的汉阳铁厂。盛宣
怀原应寻求私人投资来代替业已花在铁厂的五百六十万两官方资金这一惊
人的数字，但他规避了这一义务。然而张之洞改变了这一大企业的地位，即
把它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因为中央政府坚决拒绝再调拨公家资金用于这项
工业。1894 年以来，张之洞已奉朝廷之命邀请商人经营这一企业。他拖延了
大约一年，辩解说他仍然需要再进行一些试验，来证明业已找到适于炼钢用
的煤，不然商人就不愿参加。1895 年10 月16 日他上奏清帝说，适用炼钢的
煤已经找到，而且其成品能获高价。他现在准备邀请商人来治厂，但是他说
为了让商人有时间能察看厂址和矿场的位置，他需要政府再拨一笔款子以使
铁厂能维持运转到年终。①
1895 年后期，张之洞受到朝廷很大的压力，他只好接受盛宣怀的帮助而
不管条件如何，盛宣怀则提出用每出产一吨生铁抽一两银子的办法来偿还官
本。盛宣怀本想从商人那里筹集一笔数目有限的资本来改善现有设备，但是
这一着未能成功。他抱怨商人们因不能预卜采煤和炼铁能否成功而抱观望的
态度。但是，作为与张之洞安排的一部分交易，盛宣怀得以从另外的政府资
金中提出一百九十万两，指定为京汉铁路购买钢铁之用。到了1904 年，从
两个来源筹集到两百万两左右资本：较大的一部分从轮船招商局转来，其余
的部分从他本人以及一些官绅同事处得来（他们对他的其他官督商办的银
行、轮船、电报和纺织等企业都曾经作过贡献）。②
把某一公司的基金转到另一公司是盛宣怀常用的一种手法。在1890—
1891 年之间的某个时候，盛宣怀利用职权并且不顾会办郑观应的反对（因为
未与商人投资者协商过），从轮船招商局把大约三十万两资金转给了上海机
器织布局。1896 年，盛宣怀又命令把另外两笔巨款——轮船招商局的八十万
两和天津电报局的二十万两——转给他新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这两笔款项各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许同莘编），卷69 第11、13 页。
② 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卷4 第24—26 页。
占当时那两个公司的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③
张之洞对商人合伙的许诺
因为愈来愈多的商人不信任官方的意图，所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以后，甘冒风险向官僚控制的企业投资的商人越来少。官员们则另外提出一
种让商人参加的方案作为对策。这些官员利用种种新口号（它们可以归纳为
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官商合办”），允许在国家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一
种更加平等的合伙关系。
张之洞是第一个从他在长江中游的基地武昌把新口号应用到工业项目
的主要人物。他曾经在必须适应西方这一点上表现得很迟钝，但他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初就改变了他的观点，并且深刻了解到建立工业的重要性。张之
洞认为他于1889 年开设的最早期的工业湖北织布局是一种官商合办的企
业，虽然他为这个织布局所作的一切安排，与他在同一成规下赞助的其他一
切纺织业或与纺织有关的工业是完全不同的。1888 年当他在广州任职的时
候，他就想出了一种筹足资本来开办一个纺织厂的新方法。张之洞在奏折中
提出了一种含糊其词的“官为商倡”的政策。①
张之洞的新方法实际上是对广州的所谓闱姓商人所征的税（这些商人被
特许办彩票，彩票的获奖者必须准确地猜中每次科举考试中式士子的姓
氏）。②1889 年，张之洞强迫他们捐款四十万两；1890 年，除正常税收外再
要他们捐献五十六万两。一年后他上报了这些额外税收，因为当时他调任为
湖广总督，所以他不得不请求清帝批准他把资金和厂址从广州迁往新任所。
从广州彩票商筹集资本在汉口办纱厂是个不寻常的方法，张之洞为此辩解
说，正规的商股的征集往往费时误事，他希望一旦企业变得有利可图时在商
人中间会引起更大的兴趣。广州的资金能够这样用来办湖北的一个企业，这
是张之洞取得北京支持的一个标志。
彩票商人的“捐献”事实上是一种征用。然而张之洞却把这一政府收入
的不寻常来源看作是完全控制工厂的一种手段。除了请求恩准他把资金和厂
址迁移到华中，他的奏疏还要求借用一些政府的资金；继任他署广州总督的
李瀚章只允许他从地方彩票特税中带走他获准的收入的一半多一点。湖北织
布厂终于建成，它名议上虽是官商合办企业，但事实上“商人资本”却是用
强制手段取得的。
不过，只要行得通，张之洞并不反对商人的合作。虽然他对商人的能力
和爱国心的评价并不甚佳，但他很现实，认为商人的支持是必要的。1894 年，
张之洞为了大力扩充织布局的资本，允许给任何新的投资者以每年“官利”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卷17 第24—26 页；卷19 第3—6页；卷29 第30—3
1 页。
② 关于这种离奇有趣的彩票方式，详见洗宝干编：《佛山忠义乡志》，卷4。
百分之十五，此举显然取得了部分成效。①但是，他仍然不许商人负经营管
理的责任。
织布局总办是张之洞的幕僚之一，名叫蔡锡勇，1896 年蔡死后由盛春颐
继任。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官宦之家。蔡锡勇毕业于同文馆，曾做过陈兰彬班
子中的语言专家，后者在1875 至1881 年期间担任过中国驻美国、西班牙和
秘鲁等国的公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张之洞对他的西方知识和自强
思想印象很深，便聘请他工作，于是他立即成了张之洞的近代的工业、军事
和教育项目的主要设计者和监督者。②关于后任盛春颐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
少，但是看来他的近代企业方面的知识较少。盛春颐的接任大约是在1896
年，恰恰是在张之洞的几个工业项目开始越来越困难之时。
然而，湖北织布局一开始就有一些问题。虽然它最初是有利可图的，张
之洞却不仅利用它的利润，而且还利用它的一部分资本来支持他的其他亏损
的企业。汉阳铁厂在它于1896 年改组之前，从织布局共抽走了三十四万两，
只归还了大约六万两，还是运费和保险费。在织布局和张之洞其他企业之间
的这种帐目不清的情况，以及官僚主义的浪费，和织布局为应付其本身需要
而必须支付的高利息，更使公司的财力枯竭。到1902 年，当它的亏损迫使
张之洞把它让与私人的时候，它从政府方面得到的贷款至少已达六十八万三
千三百七十五两。①
张之洞的第二个纺织企业是湖北纺纱局，它的官商合办史更加典型。②
它开办于1894 年，其时张之洞正获得几个商人对他的旧的织布局的支持。
张之洞向清帝许诺，准许商人投资者成为合伙人。但他未能详细地提出怎样
去实施这种合伙关系。虽然他用了“官商合办”和“招商助官”等词来说明
官商合作的新形式，但是他上奏清帝请求敕准的奏疏的大意，仍与官督商办
企业相差无几。
不过有几个商人的反应是积极的。到1887 年，他们为了这个新的纺纱
局提供资金约三十万两，亦即资本的一半。看来当张之洞任命一个高级官员
做督办和盛春颐做总办的时候，商人股东至少对机器和公司帐目拥有控制
权。然而在1897 年期间，当纺纱局准备开工生产的时候，张之洞任命王常
川道台作他的局中常驻代表，负责督办事宜。合伙的商人对张之洞的有增无
减的干涉已经越来越不愉快。王常川被任命为局中官方常驻代表一事把他们
的快要爆发的不安变成了公开的反抗。王常川的回答是要保护政府参与公司
管理的权利，因为政府业已提供了半数资本。
他们其后是怎样辩论的就不十分清楚了。看来张之洞力求磋商出一个妥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第1 册第573—574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7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册第572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册第579—591 页。
协方案。但妥协方案被拒绝，1897 年7 月，商人们退出了。根据张之洞的说
法，商人们不但要全部管理权力，而且另外还要二十万两借款。作为报偿，
原来的政府股金三十万两转为贷款，付给预先决定的保证利息。①
张之洞宣称他同意这些条件，但附加的二十万两借款却未予同意；因
此，商人们决定退出。张之洞可能坚持过要有某种政府控制的形式。与官督
商办形式下所处的地位相比，避免这种控制对商人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
突破。确实，官员和商人的作用就会颠倒过来。在官督企业中，归根到底是
利用商人资本的官员负责管理。按照张之洞的条陈所说，商人们在新的方案
之下可以利用政府资本，并且仍然对工厂管理有控制权。至于说到官方放出
贷款所收的保证利息，它和许诺给所有私人和官方资本的“官利”很相似，
而不管这种资本是投放到官督企业还是投放到其他种类的企业。
无论如何，到了1897 年夏，纺纱局本质上变成了一个官办企业。商人
投资额的一半是立即偿还的。另一半则用在一年以后到期的债券偿付。这显
然引起了很深的反感。提倡新工业而又得到官方支持的绅士张謇报告说，在
张之洞和商人之间发生破裂以后，他在为创办一个私人纺织厂而大力筹集资
金时遇到了很大困难。曾经向张謇提出金钱保证的许多私人投资者也都撤销
了他们的支持。②湖北纺纱局的经营未能赚取利润。1902 年它仿效湖北织布
局而被租给了一家私人公司。
张之洞总督远未被这些失败所阻，他在1905 和1906 年试图再次大干一
番。这一次他公开承认，政府干涉近代工业的管理是错误的，他提出倡办经
过改革的官商合办公司，其经营将对股东们负责。张之洞还答应私人投资
者，他们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拥有生产和销售的专利权，并且在头五年期间保
证投资者能获得其本金的百分之五的利润。政府的控制限于：第一，政府的
审计官定期检查公司帐簿；第二，在第六年，政府和公司一起决定每年的合
理的税率。
张之洞希望这些宽厚的条件能够吸引商人大规模地向他的新的合股公
司投资，同时希望政府资金在需要时也只是少量提供而已。这些希望破灭
了，因为原计划资本为八十万两的一个毡呢厂，在1906 年开张时官方资本
为三十万两，而私人资本只有十万两。两年以后，毡呢厂因缺乏流动资本而
倒闭。还有几个其他的企业，包括纸厂、玻璃厂、水泥厂、针钉厂和皮革厂
等，都只办了很短时间就关了门。失败的原因总的说来显然是没有经验和管
理不善。就针钉厂而言，它是由欧洲进口的最新机器装备后于1908 年开办
的。然而总办毫无办厂经验。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曾做过张府西席，可能他
就是因为这一关系才得到此职的。1910 年在他宣布该厂破产以后，他被告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公牍》，卷12 第15—16 页。
② 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张孝若编），第1 册第14 页。
发、定罪和坐牢，因为他至少侵吞了公司的公款五万两。①
张之洞答应和商人保持比较公平的合伙关系，仍不过是口惠而已。首
先，他要求办的每件事都贴近他自己。他办的织布局跟着他从广州迁到武
昌。他的炼铁厂就在他衙署的隔壁，虽然该厂既不靠近产煤地，亦不靠近铁
矿。张之洞不肯授权给别人，只相信自己才能够密切地进行监督。特别是在
他的助手蔡锡勇于1896 年死后，他对他的一些官方总办都不信任。还要提
一下，不论蔡锡勇或者盛春颐，看来都不是干练的总办。
张之洞在吸引有才干的商人的帮助方面，也是非常不成功的。他的顾问
中间没有一个出色的买办。也许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一向低估商人的能
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搞工业发展的路子与李鸿章的路子截然不
同。李鸿章从商人和官吏队伍中起用了许多优秀的经理和行政人员，而且知
人善任。但张之洞作为一个近代工业的提倡者，因缺乏才干如盛宣怀或唐景
星的助手，所以他对工业发展的贡献严重地受到了限制。
幻想逐渐消失
在十九世纪末，商人们越来越不情愿对官办近代企业进行投资，这不仅
是由于给予他们的职责不够。当其中任何一个公司倒闭的时候，它们所在的
省政府常常要求把公司剩余的资产优先偿还官债，给商人股东的就为数不多
了。1893 年，烟台缫丝局在经营十多年以后关门了。在它满足了政府的全部
要求以后，官方经理们只给投资者每股十两，而他们原先每股付了二百两；
如果第二次认股又每股付出二百两，则可得二十两。这种做法显然没有和投
资商人充分商量过，根据徐润的记载，他们对这些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满。徐
润不是盛宣怀的朋友，他指责盛说，盛宣怀后来接收缫丝局之后就把它变成
了一个唯利是图的买卖。徐润于是评论道：“〔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
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①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证明官员们本身洞悉商人的不满。当刘坤一
总督被询及关于采用官督方式建造铁路的意见时，他在1895 年的奏疏中说：
若复狃于官督商办之说，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
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出，从未取信于人。即招商、织布等
局，成效可观，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①刘坤一总督
的分析也适用于官商合办企业，因为这两类形式实际上差不多。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册第592、613—620 页。香港《华字日报》，
1905 年6 月2 日
和20 日。
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3 页。
① 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131 页。引文载《刘坤一选集》（中华书局），
第2 册第883 页。
盛宣怀完全知道商人们怨声载道。就在徐润指控他不公平地对待烟台缫
丝局投资户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盛宣怀试图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东们订出
一个比较公平的补偿办法（该局在1893 年焚毁）。他得到李鸿章的同意，
拒绝了政府关于收回官方贷款二十六万五千三百九十两的要求。然后他表示
愿意从织布局剩余的资产中以现金付给商人，同时再用该局的后继企业华盛
纺织总厂的股票偿付。结果是商人股东获得偿还的现款合他们最初投资的二
成，其余则为华盛的股票。不过，如果盛宣怀以为对商人投资户这样明显的
示惠就会吸引他们重新向华盛投资，那他就大失所望了。商人们仍然疑虑重
重，而且由于他那个小圈子中的商业伙伴们都是铺面不少而资金有限，所以
华盛的资本一直不敷。华盛纺织总厂开始很有希望，以后在短短的几年中一
直赔累，直到1901 年为止。1901 年，盛宣怀得到清廷许可，在宣布所有华
盛的股票（包括那些为兑换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旧股票而发行的股票在内）一
律无效以后，就把华盛纺织总厂变成了一个私营公司。②
然而，商人对官商合办的新工业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这就是这类企
业一直到清朝灭亡时和灭亡后仍陆续在开办的原因。如果说人们对它的幻想
大大地破灭的话，那么他们也普遍地认识到在外商竞争的面前必须有官方参
加。郑观应所表现的这种对政府若即若离的感情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本人至
少是两个这类企业的商人兼总办）。一方面，郑观应承认商人需要官方的保
护，因为在中国没有商法和宪法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财产。所以他提出，官
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办法是可取的。另一方面郑观应觉得，这个办法只能临
时解决问题；最终还是应该制定出一项公平而行之有效的法律来保护商人。
郑观应争辩说，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大大地减少了某些
企业的利润，造成了另一些企业的失败。在提到三个赢利的官督商办企业，
即天津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时，他大声疾呼道：如果让它们全由
商人经营，则“其所收效果宁有涯涘！”①郑观应还观察到这些企业的开办
过于依赖各省官方赞助人的一时兴致。虽然人们承认李鸿章很开明，不会对
官督商办企业科以重税，但“李傅相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
能识大体”。②
后来，郑观应在民国初年写作时，对清政府卷入各种工业之举讽嘲备
至。他谴责官员们“损下益上”，反过来还要假装帮助商人。他回忆了天津
电报局在本世纪头十年的末期如何对其股东没有作出适当的赔偿就收归国
有的情景。他拿这种情形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来对比，日本对新型的和新生的
工业给予财政资助，并且提供管理人员，让它们顺利通过开办之初的岁月。
郑观应于是提到他从日本友人处得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日本人开办一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卷5 第41—43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 第43—44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2 第4 页。
个炼铜厂，在头几年亏损惨重，差不多要宣布破产了。这时政府进行干预，
它先作调查研究，然后严办了那些贪污腐化的办事人员，并在资金、管理和
一般的监督方面给予帮助。几年以后当该厂开始赚钱的时候，政府放弃了对
该厂的一切权力，把权力交回给商人董事们。郑观应暗示，中国政府对它自
己的企业也应该以此为法。①
因此，官商合办到底该如何进行，在这方面仁智之见大不相同。商人们
欢迎官方的提携和眷顾。他们至少在草创时期甚至会接受以政府的贷款和管
理指导为形式的国家控制。相反，张之洞、盛宣怀等官方主办人对这种官商
合伙关系的概念却大异其趣。由于国家没有多余的资金搞这些经济事业，所
以一定要利用商人们的财源和吸收他们的资本来为国家的目标服务。近代企
业虽然能使中国强大以对抗西方，可是它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完全交给商人
去办。官方一定得保留控制大权。
根据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传统作用来看，很难挑剔官员们对国家的控制
所持的自以为是的看法。但是在保持这些控制权的过程中，他们超越了李鸿
章最初主张只进行一般监督和扶助的想法。他们直接插手经营管理；同时由
于他们一身而兼官方经理和私人投资者身分，所以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混淆国
家利益和官僚利益的倾向，并且从为国家效劳的立场转而后退到追求他们的
一己之利。因为越来越多的官员与近代企业发生关系，这类倾向也日益严
重，直到它们开始形成中国式的工业发展时为止。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 第56—57 页。
创办私人企业的运动
很难说究竟是由于官僚的控制还是资本的不足，才使清末近代企业的发
展受到更大的压抑。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筹集到足够的资本（不
管是来自政府外部或政府内部），那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官僚控制所
产生的那种窒息企业的影响。
自1873 年以来曾号召公开征股，但结果不好，因为商人们对官方提倡
者的用心采取戒备态度。
然而，大约1900 年以后，许多这类筹款运动能成功地筹集大量资本。
舆论的改变使得投资者愿意提供资本了，但条件是公司要商办。中央政府也
公布了私人公司合股的法律和章程，以帮助增强公众的信任。尽管国家的这
些措施往往不能很好地付诸实践，但是它们还是适应了私人投资者求取法律
保护的要求。
不过，促使公众越来越给予支持的最大动力还是新世纪日益高涨的政治
气氛。大城市的重要商人团体组成了自己的商会，以进行一些政治运动，如
抵制外货，或者要求中国人参加外国人主持的上海工部局。①这些出于爱国
心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关注，不久就集中在外国对中国工业的控制这一经济
问题上。既然政府看来不愿意或者无力防止外国人的控制，所以有政治觉悟
的商人和绅士现在就以此为理由来积极推动创办私营公司。这些运动取得了
巨大的规模和力量，因为爱国主义因夹杂着私人利益而得到加强。
私营铁路和经济民族主义
一个深得民心的运动是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回铁路财政和铁路建筑的权
利。②近代工业虽然在开始提倡的时候是要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时却正落到
外国资本家手中，因为国家宁愿向外国银行借款，以保持对一切实际上快成
为外资企业的徒具虚名的控制。在对这类事情进行争论时，各省绅商积极分
子把商办变成了政治问题。他们的抗议不再属于经济性质，而是政治性质的
了，“商办”在抗议声中被看成是保全国家经济实力以对抗外国侵略的行动，
而国家的创办却被看作是与西方银行家相勾结的行径。完全独立的、无留难
的、不受本国政府和外国人控制的私营企业，就成为收回利权运动的一个组
成部分。
然而国家却认定，铁路不象纺织工厂，它们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
① 例如参看埃尔文的《1905—1914 年的上海行政》，罗兹的《1895—1911 年的广州商会
》，以及琼斯的《上
海的宁波帮和金融势力》：这三篇文章都载在埃尔文等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
。
② 另一个有着同样动机并且在同时进行的大得人心的运动是要从外国公司手里收回开矿的
权利，见李恩
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
不能让私人企业家去经办。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张之洞作为督办中国
第一条重要铁路的官员，曾慷慨激昂地争辩说，铁路影响着国家的利益和主
权。他承认，私人资本能够补充国家贷款或外国贷款之不足，但是官员们一
定得保留最终的决定权。
粤汉铁路首先对张之洞的见解提出了重要的挑战。1904 年，广州七十二
行商和九善堂的商人领袖组织了好几次人数众多的集会，要求把粤汉铁路的
建筑权和财权还给中国人。这些权利业已由中国政府授与一个美国组织——
美华合兴公司。在汉口，张之洞支持甚至煽动了一个同样由商人和绅士领导
的恢复利权的运动。使地方感情突然爆发的表面原因是铁路建设迟延了，以
及美华合兴公司占有的、数量足以控制铁路的那部分股票未经认可就被卖给
了比利时辛迪加组织。不过，造成这件事的真正的原因纯粹是对外国特许权
和贷款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
在1905 年内，美华合兴公司的控制权又被美国另一家公司取得。但是
复权运动从参加了几十个群情激愤的集会的成千上万商人、学生和绅士那里
获得如此声势浩大的支持，致使中央政府害怕会发生地方叛乱，所以它不得
不强迫美国人接受赎买的协定。
广东省政府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筹集地方税来建筑铁路。地方绅商领袖大
力倡议私营铁路以后，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反应是逮捕绅士领袖和商人领袖各
一名。但是这个行动起了相反的效果，因为1906 年初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店
员重新活动了起来；他们在前些时曾参加过许多恢复利权运动的集会，但是
他们后来退出了关于公司资金来源和行政管理问题的争论。现在，少数几个
主张铁路私营的领袖一经岑春煊指责，他们的反官办的行动反而大白于天
下，并且深得民心。接着召开了几次集会，或者通过决议对省抚之计划征收
附加税表示遗憾，或者组织支援代表团去访问被监禁的领袖，或者保证募款
资助成立一个私营铁路公司。①
清末近代企业不能通过公开征股来吸引民众的支持，因为股票价值太
高。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曾经有过几次征股活动，但每股的票值都
高达一百两。当时一个店员的平均工资是三块银洋一月（约合二两三钱银
子），而此数足以养活一个小小家庭，所以一百两银子的巨款只有非常富有
的人家才出得起。1906 年的这些集会攻击了这种一贯的高昂价格，坚决认为
建造铁路所需的巨额款项只有集腋成裘才能募集。它们通过决定，主张发行
一种可以分期摊付的低面值股票。他们最后采用了五元一股（约合四两银
子）的办法，在一年到一年半内三次付清，这甚至使贫寒学生也能认购。在
① 香港《华字日报》， 1906 年1 月9 日、15 日；《华南晨报》， 1906 年1 月12 日、
15 日、18 日。关
于官员、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这些戏剧性冲突只有粗略的文献记载，例如，收集在宓汝成编
：《中国近代铁
路史资料》，第3 册第1045—1055 页。岑春煊在他的自传《乐斋漫笔》中缄口未谈此事。
许多有关的记载
只能从两份当时的报纸中搜集到，它们是香港的《华字日报》和《华南晨报》。
1906 年2 月共筹集到第一期认股款1，648，788 元。这次运动计划筹集二千
万元作为私营铁路公司的资本，它进行得很顺利。
这个公司正式取名为粤汉铁路公司，并向北京申请要求取得商办地位。
为了保持对政府的压力，海外的、或者香港和其他省份的广州商人源源不断
地提出保证，但都以取得商办地位为条件。①
不论是北京的或者广州的当局，都不能抵挡这样一个有群众支持的强大
的示威。1906 年4 月，前买办和实业家郑观应，被地方行会和慈善堂领袖组
成的组织委员会选为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商办地位也立即得到官方的批准。
同年6 月21 日郑观应就能够上报说，收到的第一期认股款已逾八百八十万
元。这是中国直到此时为止不论用哪一种方法所能筹集到的最大的一笔资
本。
但是，虽然得到私营权利，并没有终止关于对公司施加控制和指导的争
论。在以后五年中，该公司即以商办企业来经营。但是这五年中危机不断。
首先是被选举的高级职员的合法性问题。郑观应之被选为总办，受到一些股
东的反对，直到他被迫辞职而由梁诚接替为止；梁诚这名官员是刚卸职的驻
华盛顿公使。股东中间的派别活动随之产生。董事之间互不信任，结果只好
用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办法，以划分职责范围，这样甚至使总办无权对整个企
业进行协调，更说不上进行管理了。②
这一切都促进了股东们的战斗性和公众的警觉。当公司帐务管理不善和
高级职员中间贪污成风被宣扬出来时，省政府再次取得了控制的机会。到了
1911 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营和半私营的铁路都收归国有，部分原因是广州
铁路象另一条重要的私营川汉铁路那样也是一个失败。在移交的时候粤汉铁
路公司实收资本约一千六百万元，其中已花的大约一千万元只铺设了四十五
英里长的铁轨。象这样低的效率，再加上公开揭发出来的高级职员贪污之
风，就使商办公司的信誉完全扫地了。国有化引起抗议。但是大多数抗议者
之所以情绪激昂，与其说是因为私营企业的告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收到偿
还的现金只有自己资本的六成。
在这几年期间，另一个商办的沪杭甬铁路公司的历史与此有惊人的相似
之处。①1907 年后期，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运动以后，浙
① 《华南晨报》， 1906 年3 月2、4、7、10 日； 4 月14 日。《华字日报》， 1906 年
3 月3、5、10、19
日。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9 第46—47、61、74 页。
① 关于这条铁路中的外国利益的大部分情况，见孙任以都：《1908 年的沪杭甬铁路贷款
》，载《远东季刊》，
卷10 第2 期（1950 年）第136—150 页；马德琳·齐：《沪杭甬铁路贷款：恢复利权的事
例研究》，载《现
代亚洲研究》，卷7 第1 期（1973 年）第85—106 页；以及李恩涵：《浙江绅商与北京朝
廷官员关于1905—1911
年收回英国的苏杭甬路权的斗争》，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3 第1 期（
1972 年）第223—268
页。关于当时的记述和文献，见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连载在《东方杂志》上；又
宓汝成编：《中
江地方绅商领袖收回了一家英国公司的筑路权，并且用出售面值五元的股票
（认购后五年分期缴清）的办法筹集资本。浙江铁路公司是建造一条横贯长
江下游南岸的铁路的两个省办公司之一：它也由于贪污腐化、工程质量差、
管理上的争吵和公众支持的日益减少，很快就受到了打击。以进步闻名的士
大夫汤寿潜由于他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一向是直言无隐的领导人，所以在1905
年被选为修建沪杭铁路的总办。过去人们抱怨汤寿潜狡猾、固执和骄傲自
大，现在则转而赞扬他的提倡立宪运动的斗志，以及他抵抗政府侵犯的能
力。
1909 年，汤寿潜为了对批评他的人让步，提出辞职。但是这一行动反而
为他的党人提供一个展开强有力的挽留运动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
他这样被挽留住以后的下一年，汤寿潜再度突被清帝降旨免职，此事又引起
了对私营效率的怀疑，即效率是否只有通过群众所有制才能取得。有政治头
脑的股东购买股票是为了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们容易抓住新得
的股东权利去干涉公司的事务，特别在涉及私营公司和国家之间的事务时更
是如此。结果是使受到群众支持的私营企业带上了政治色彩。
1910 年汤寿潜被免职一事，驱使为数众多的股东们集会于上海，他们通
过决议说，任何人，甚至是皇上，按照法律也不能把一个经过正式手续选出
的公司高级职员革职。他们援引北京前几年颁布的公司商律第77 条，上面
规定，每个公司的董事会享有任免公司职员的权利。整个9 月还继续开了几
次会，有些集会开成了群众示威活动。宁波的一次集会参加的人达万人以
上。该公司以这样的民意支持为奥援，便径直和浙江巡抚增韫及省谘议局打
交道。省谘议局认为，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它自己所规定的法律，特别是在
清帝鼓励要实行宪政的时候。浙江巡抚增韫最后答应把这个决议正式转呈北
京。省谘议局曾以停止它所有的公务相威胁。
但是邮传部在9 月24 日已作出回答，重申张之洞的标准论点，即铁路
涉及国权，因此甚至那些处于商办地位的铁路公司也仍然要与政府保持一种
特殊关系。所以每个铁路公司的总办和会办在选出以后，得经邮传部正式任
命。邮传部的结论是，铁路公司是“官治公司”，因此免职的命令仍然有效。
①
浙江公司股东们的反应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邮传部侍郎坚持第77
款不能适用，因为汤寿潜是在邮传部把公司股东们的意愿上奏以后最后经清
帝批准任命的。所以，皇帝也有权把他革职。至少就铁路来说，“商办”实
际上与“官督商办”并无不同，因为国家保留了选任高级职员的权力。
对广东和浙江两铁路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经营管理的作风问题。虽
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999—1009 页。
① 《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第7 年第9 期（1910 年）第67—70 页；第10 期第
75—77 页；第11
期第87、94—95 页。
然梁诚和汤寿潜两人的性格非常不同，然而两人都使公司最后陷进了官僚主
义的办事陋习之中。梁诚成为浪费和无能的牺牲品，后来窜改公司的帐目为
他私人谋利益。汤寿潜支持有关地方绅士利益的事业，使公司与中央政府发
生了冲突。关于这两个铁路公司经营不当的情形愈公开，就有更多的人逐渐
了解，商办不是一种为了公众福利而必须争取的权利，而是一种使公司的董
事和经理发财致富或授予他们政治权利的特许证。浙江铁路公司短期内保留
过有名无实的商办地位，但是到了1911 年仍被国家所接收。这两条铁路没
有一条是真正由商人们经营的企业，这个事实反映清末的大工业几乎不可能
摆脱和官僚主义的联系而独自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茂新面粉厂
有几个近代企业得以规避了官方的主办和买办的经营。它们由传统商人
的财力兴办，因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机器能够被用来谋取更大的利润和提
高生产力。此种企业中第一个成功的尝试是茂新面粉厂。①从1901 年开始，
这个厂即由江苏无锡的两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办。虽然荣家与官方有着某
些并不重要的关系，但荣氏兄弟却是非绅非官。他们的父亲只不过是政府的
一个主事，他送长子荣宗敬到铁匠铺当学徒，又送次子荣德生进学堂念书。
荣德生愿意学生意；最后兄弟二人都在上海两个钱庄里当了三年学徒。
满师后，荣德生在一个政府衙门里谋得文书的职务，荣宗敬则在一家上
海银行继续工作。在1897—1898 年期间两兄弟都在上海的时候，其父亲带
领两兄弟决定邀约几个朋友开设他们自办的钱庄。钱庄开业以后不久其父即
去世，由于本小利微，其他投资者便把股票都卖给了荣氏兄弟。大约在1900
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始对面粉厂发生兴趣。荣德生发现尽管面粉市场越来
越兴旺，但因为面粉被视为专给外国人消费的进口货，所以它仍然是免税
的。竞争是微乎其微的，全国共只开设了四家面粉厂：天津、芜湖各一家，
两家在上海。上海的两家中，有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另一家则为军机大臣
孙家鼐的儿子孙多森所有。不过，荣氏兄弟搞近代工业完全是外行，他们不
知道需要什么机器，更不知道办整个厂得花多少钱。和他们打交道的面粉厂
都不让他们参观工厂。荣家兄弟询问一家进口美国机器的洋行，得知开设一
个小型工厂，单购机器一项约需八万两银子。最后他们找到一些英国造发动
机，带动四个法国造的石制研磨机。为此他们总共只花了不到两万两。
这笔巨款实非荣氏兄弟所能筹集。幸运的是，荣家的恩主朱仲甫前来过
问并给予帮助。朱仲甫刚刚弄丢了一顶不大的乌纱帽，正在找机会进行合适
的投资。他和一个朋友一起为这个新公司提供了三万两资本的半数。荣氏两
① 关于茂新厂早年的情况以及荣家的背景，见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
辑》，第1 册第
372—376、381—382 页。
兄弟提供五分之一，合六千两，他们的几个亲戚则出资补足剩下的九千两。
但是他们发现，甚至在工厂开工以前三万两资本总额也是不够的。在
1902 年，荣氏兄弟实际上把他们钱庄的全部利润一万两都转给了面粉厂，从
而使他们自己成了最大的合伙人。1903 年他们再增加自己的新股，因为这时
他们钱庄的新收益使他们能够买下所有朱仲甫的股份。朱仲甫当时已决定放
弃他的股权，因为他准备离开上海另就新官职。接着面粉厂改组。在其他朋
友帮助之下，该厂实收资本已增加到五万两。面粉厂的名字由保丰改为茂
新。这一切刚安排就绪时，日俄战争爆发了。面粉的需要量大增，茂新面粉
厂开始赚钱。
公司成功了，于是决定试用比原来石制研磨机更好的机器。1905 年，它
廉价购进六台崭新的英国造钢质研磨机。这是一种新型号，因而英国出口商
急于要在中国试验其性能。它们证明是一大成功，因为1905 年因产品改进，
产量增加，茂新面粉厂在那一年的盈利达到六万六千两。这笔利润再加上钱
庄赚的钱一起，又被投入了面粉厂。1905 年1 月11 日当茂新面粉厂作为一
个私营有限公司成了向中央政府注册的第四个企业的时候，它已经宣布它企
图把资本增至六万两。①
荣氏兄弟于是想法扩充业务，到另一近代企业领域中去发展事业。在
1906 和1907 年，他们约集一些亲友在他们的家乡无锡开办一个棉织厂。他
们把面粉厂这几年得到的利润投作资本。但是，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棉花市场
萎缩不振。面对不稳定的前途，他们迅速把款子抽回面粉厂。于是他们一直
等到1915 年才进行经营棉纺业的第二次尝试，这一次却获得了成功。与此
同时，他们的面粉工厂继续蒸蒸日上。1908 年，他们在无锡建立了第二家面
粉厂。它在1910 年，接着在1914 年，都一再扩大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时面粉停止进口，荣家的面粉厂和设在上海和汉口的分厂都飞跃发展，直
到1914 年，每天平均生产面粉八千袋。到1929 年，荣氏兄弟控制着大约十
二个面粉厂，一天生产十万袋面粉，为中国机器工厂所生产的面粉总产量的
六分之一。
荣氏弟兄是第一批转营近代工业获得成功的传统商人，他们几乎没有官
方照顾和官方财政支持。他们没有买办的经验，他们的工厂是用他们钱庄中
积累的资金，以及用他们面粉厂的盈利进行再投资而开办起来的。
然而它们也不是毫无官僚资源的帮助。首先，朱仲甫的资金在荣氏兄弟
经济非常拮据的创办时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朱仲甫的参加很
可能使这个新企业的威信和保证得到了必要的提高，这才能够使荣氏弟兄劝
说亲友出面投资。
其次，他们在建厂时碰到了官僚的反对。受到官员支持的地方绅士抱怨
工厂的烟囱高耸入云，根据风水，它会给当地带来灾祸。虽然现存的材料没
① 农工商部统计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5 册第1 页。
有说明这位非高官显宦的朱仲甫在后来的商谈中起过什么作用，但是可以保
险地说，他在商定最后的解决办法时一定出了很大的力，从而得以在很少的
限制下建立这个面粉厂。第三，荣氏本族略有官僚背景。荣家父亲和弟弟曾
一度当过低级官差。他们从什宦中得到的钱大概就是他们先在钱庄、以后在
面粉厂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开办资本。我们把这些“官僚影
响”加以考虑之后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茂新面粉厂的成功代表中国
传统商人的新发展。但是，茂新的资本很少，仅几万两银子，与拥资二、三
百万两的官督或官办的大纺织厂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
看，要吸引大量投资或经办一个大型近代企业，如果没有密切的官方合作是
不可能的。
唯一真正的例外是这个时期由广东华侨商人在香港建立起来的为数不
多的近代大企业。有三个重要的近代企业：先施公司，于1900 年由马应彪
创办，资本二万五千元；永安公司，于1907 年由郭乐、郭泉兄弟创办，资
本十五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06 年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
资本十万元。先施和永安两公司都是百货公司，它们是仿照马应彪和郭氏兄
弟在澳大利亚的两爿百货公司开设的，他们最初就靠那些公司赚了钱。简氏
家族同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地方都有商业联系。因此，
他们办企业的精神和方法都得益于传统社会之外的力量。直到1912 年，先
施公司在广州开设了一个分公司，两年以后又在上海开了第二个分公司。永
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起而效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三家公司都
变成了重要的私人企业。不过，它们在清朝末年创业的成就是在中国政治力
量的范围之外取得的。①
新的行政章程和法规
私营企业应该在国家工业的发展中起一定作用，这个思想引导人们去努
力争取政府对私人企业活动的保护。政府在京师新设的各局制定了关于确定
商人的身分、组成私营公司、确立专利权利和破产程序等等方面的行政章程
和法律。1904 年1 月21 日首先颁布的综合章程有《商人通例》九条和《公
司商律》一百三十一条。以后又颁布了公司登记法（1905 年）、破产法（1906
年）和专利权法（1906 年）。②其中以公司商律最为重要，因为它承认了五
大类商、工企业：（1）两人或两人以上的无限合伙企业；（2）两人或两人
以上的有限合伙企业；（3）七名或七名以上股东的无限公司；（4）七名或
七名以上股东的有限公司；（5）独自经营和具有无限责任的商号。1904 年
① 先施公司：《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永安公司：《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二十五周
年纪念录》。中
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② 农工商部：《农工商部现行章程》。
设局专门登记这些公司。
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在1904—1908 年期间，向该局登记的公司约272
家，它们的核准资本总额接近一亿两银子。不过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因为
实收到的大概只是核准的资本的半数或不足半数。这些公司也不都是近代企
业。这272 家公司中有44 家是传统的个体经营的当铺、钱庄、中药铺、或
其他批发和零售商店。不过大多数（272 家中的153 家）都是近代的股份有
限公司。它们占全部资本积累额中的绝大部分。到1908 年，它们事实上的
确形成了全部中国现代化的企业。③
清政府也开始制订官方奖励的详尽制度。第一部章程强调工程和技艺。
它被采纳作为1898 年“百日维新”的一部分内容，可能从未被实行过。1903
年颁布的第二部规章是针对投资者和创办人的。但是这些也证明效果不大，
因为允许获得个人投资或创办企业奖励的最低数目是五十万元。对这样一笔
大数目，很少人出得起。同时，任何拥有社会威望而首先能够筹集这样一笔
数目的人，只能获得“第五等议员”的身分，这显然是降低身分的事。不过
在1906 和1907 年之间，全面的奖励制度终于建立了起来。它把奖励分为三
类：第一，奖给高超技艺的手艺人和有所发明的技工；第二，奖给工业提倡
者，而要求他们筹集资本的数目却大大降低了；第三，奖给投资者，包括对
真正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授予终身贵族的地位。
受到奖励的实际人数一直是很小的。正如《东方杂志》所指出的，中国
的企业家们并不需要荣爵虚衔，而需要政府真正和有效的保护措施。①由于
爵衔两者仍然能捐买到手，事实上许多商人也都捐到了手，所以这些奖励不
能使人产生敬仰之感。比这更坏的是，所需的数目仍然太高。一个人要成为
三等男爵，必须投资一千万元。所以没有人被授予终身贵族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虽说这整个奖励制度未著成效，但仍然表明中央政府对新工业的态度
是积极的，表明政府愿意采用洋办法，即给予官方承认来鼓励商人。
③ 根据《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五册和《第二次》第五册的材料算出。
① 《东方杂志》，“商务”，第2 年第1 期（1905 年）第2—3页。
北京和各省官署：在领导方面的矛盾
奖励和法规一样，都是由北京颁发和公布的。颁发奖励属于中央政府的
职责范围。它们促使地方商人更加了解北京，并且使北京更有力地指导国家
经济政策。有鉴于在1900 年以前中央政府没有订出新制度措施领导工业发
展，所以此后北京千方百计想用建立新制度和开展新项目来抵消各省的优
势。
地方对工业发展的指导是在固有的限制之下勉力进行的。第一，各省官
员通常要轮换。工业提倡者的努力常常被继任人所否定。第二，虽然中央政
府没有用财政的力量帮助它自己所有的大工业，它仍然保留着核准各省分配
财政收入的权力。不过一经中央政府核准，实际支出和由于这些支出而需要
的一切赞助都是在省级领导人权力之下安排的。这就分散了中央和省政府之
间的权力，从而不可能按照国家的轻重缓急使工业能够井然有序地发展。但
另一方面，由于清朝末年北京各部员司的品质愈来愈坏，所以北京各部的工
作不见得比各省做得更好。
京师新设的各部
适用于商人和公司的不完善的商业法规，是中央官僚机构进行基本改革
的产物。改革首先是精简传统的六部，增设了一些新的部（见第七章）。其
次是在思想上确立了新的任务，即要增加新的管理领域和树立中央政府的权
威。因此，在工商业方面北京组织了一个新的部，各省下设分署，并且鼓励
商人组织商会。
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商部的概念已由著名商埠的商人如郑
观应等播诸文章，但大约到1902 年盛宣怀对它发生兴趣时才予以认真考虑。
盛宣怀对此事的关心反映出，他不仅理解现代的经济需要国家的指导，而且
还因为他和各省工业领导人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虽然盛宣怀在担任几个大
公司的官方督办时颇有成就，但他的官阶一向不够高，所以他无论是在各省
或是在北京都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他在李鸿章手下开始他的官宦生涯，而
在1895 年以后李鸿章失势的时候，张之洞成为他的新的庇护人。但是，张
之洞宁愿躬亲监管他的工业项目，所以他的庇护往往不足恃。1902 年，盛宣
怀任宗人府丞和会办商约大臣，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中等官员。他建议设立
一个新的部来指导工业和贸易事务。
盛宣怀的建议恰好和两个满族亲王的类似意见相吻合。醇亲王二世（清
帝的异母兄弟）和庆亲王的儿子载振两人刚刚分别从海外旅游归国，显然因
受到华侨商人的热烈招待而深受感动。虽然军机大臣荣禄带头提出过一些反
对意见，但是当他在1903 年4 月去世的时候反对意见便渐趋消失。五个月
以后商部正式宣告成立。①
新成立的商部在开始时工作热情很高。它在官方地位上高于传统的六
部，仅次于外务部。它拥有广泛的管辖权，并且受权接管所有已由传统各部
和机构建立起来的重大工商业计划。它还计划在各省建立直接对它负责的商
务局。商部尚书是载振。他的父亲庆亲王为新成立的财政处起草一个全面改
革国家财政的方案。甚至传说庆亲王意欲将这个有权力的财政处置于新的商
部之下。报纸报道，北京书肆内关于工业和国际商业的书一售而空；官僚把
这些书全部买去，准备自己参加新商部录用人员的考试。
但是商部的存在没有能满足这些期望。矛盾发生了，它未能促使其他各
部和机构放弃它们的管辖权限。例如，钦命的商务、商约和铁路等官署都一
如既往地进行工作，完全独立于新成立的商部。②同时，商部的财政经费也
少得可怜；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偿付庚子赔款之前的海关存款的利息。由于
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存款存在银行的时间长短每年不同，因而商部花在拟订
新的经费方案上的时间比花在拟订新的工业计划上的时间要多。①不过，商
部失败的最关键原因是载振及其同僚领导无方。载振因放荡腐化而声名狼
藉。1907 年5 月，他被迫辞职，理由是他自己接受了某官员的一个身价很高
的歌妓，并为他的父亲庆亲王弄到一笔十万两银子的巨额贿赂。②英国训练
出来的一个律师和外交家伍廷芳曾对商部的组织和章程有所帮助，在1903
年担任了四个月的商部左侍郎。伍廷芳为人干练正直，后来，陈壁接任了三
年，而陈壁却是个有名的贪官。
在1906 年进行大整顿的时候，商部进行了大改组。它对铁路、船舶、
邮电的管辖权都转给新设的邮传部。由于这些交通通讯工业占用了当时用于
开发的大部分资金（特别是外债），所以改组后并另外改名的农工商部就无
职守可言了。在1907 年，它想法收回管理轮船招商局的权利。但是，邮传
部则声称船政理应属于它的权限。农工商部争辩说，轮船招商局是商办，因
此得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最后它们同意让邮传部监管招商局的运输政策（如
经营的航运路线），而让农工商部监管它的业务经营。③
还不清楚为什么要把指导国家的近代企业的责任如此是非不分地加以
划分，使之形成两个部。主要受益人看来就是袁世凯，他在1907—1911 年
① 关于商部筹备成立的消息，在《华字日报》上经常刊登，例如见1903 年3 月23 日、5
月7 日、7 日18
日、8 月8 日、9 月26 日、10 月10 日、31 日、11 月13 日以及12 月30 日的报道。
② 钱实甫编：《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68、71 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方案的报道，见《华字日报》1903 年10 月10 日；1904 年2 月9 日、7
月6 日、8 月13
日；1905 年2 月24 日、5 月31 日；1909 年10 月16 日、11 月8 日；另见《东方杂志·
记载》，第6 年第
9 期（1909 年）第430 页。
② 见沈云龙：《掌握晚清政柄之奕劻》，载于他著的《现代政治人物述评》，第2 册第7
3—74 页。
③ 《东方杂志·记载》，第5 年第10 期（1908 年）第93 页。
期间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邮传部。因此，在盛宣怀在1911 年成为邮传部大臣
之前，该部先后由袁世凯的门生陈壁、徐世昌和唐绍仪所领导；而部中一个
有势力的铁道部门一直是由袁世凯的另一名幕僚梁士诒领导。这在中央和各
省的利害关系中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冲突。1907 年9 月，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从
外省任所被召回到北京任军机大臣。中央政府这时大概想把交通通讯工业—
—在当时主要是铁路——集中于一个部管辖，以便进行统一发展铁路的新的
努力。铁路管理引起北京的特别注意——不仅因为它具有经济和战略上的重
要性，而且因为需要借大量外债作筑路资金。①袁世凯和张之洞调任军机处，
部分原因可能是要利用他们办铁路的长期经验和兴趣。在1908 年，张之洞
又被任命为粤汉路和川汉路的督办。不过，如果说北京曾希望抓住铁路经营
的主动权的话，那么它的策略又失败了。无论是袁世凯或是张之洞，都无法
使各省的绅士和有名望的商人就范。
各省的反应
各省巡抚对在本省设立部属省署的新计划抱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既然北京已无其他办法，各省政府就用不同方式象征性地表示服从来
搪塞应付。由于各部都设法把新署局强加于省一级，各省便扩展自己的机
构，把它们置于北京名义上的控制之下。例如，1904 年初，商部尚书载振奉
旨计划在各省建立商务局——一个崭新的官僚机构——来为他的商部服
务。各省当局的回答是，他们早已有了商务局在执行这些任务。事实上，张
之洞在1896 年就已第一个开始建立这样的局来计划近代的经济政策，但是
不久就利用它来筹集工业资本和谋取贷款。张之洞的榜样被其他省会纷纷效
法，直到商人普遍对它们表示不欢迎时才停止。在1903—1904 年的某个时
候，广州和上海这两个主要的商务局被迫关门，因为它们不受欢迎。①
1904 年夏季，商部向各省的意愿屈服了。8 月，各省原来所有商务局被
正式指定为商部的分署，以指导各省一切工商发展事宜。每局由一个经督抚
遴选的商务议员领导，但他要经商部批准和任命。商务议员应具备知府或候
补道台的官衔，他必须精通工商事务，定期上报，编制统计表，进行调查研
究，以及保护当地商人和归国侨商。他可以直接向商部打报告，但报告副本
应呈送督抚衙署。②这样一来，商部任命商务议员只是一种保全面子的办法，
各省却拥有实权，既可以遴选他们自己推荐的候选人，又可以收到他们送给
商部的报告的副本。
① 见李恩涵：《浙江绅商与北京朝廷官员关于1905—1911 年收回英国苏杭甬路权的斗争
》。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文录》卷1 第19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册第596—597
页。
② 《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6 第36—37 页。
这一安排促使成立了更多的商务局。1908 年末，四十四名商务议员被任
命，但是商部立即发现他们不执行商部的指示。下面讲几件北京和各省省会
之间行政上勾心斗角的事件，以说明商部的困境及其无能。1904 年末，商部
已经在奏疏中申诉说，各省选派的商务议员都没有工商业的知识。“在各督
抚中关心民瘼，认真遴选者固不乏人，而视为例差者亦复不少。”③它请求
朝廷命令总督们要更加勉力从事。这说明困难之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部为
了强迫一个不顺从的省政府遵从它的指示，竟不得不求助于皇上的权力。商
部的创立者们原来希望它在各省做的事能多于传统的一些部所做的事，但不
幸的是，这个新部出现时正值中央政府更加依靠各省的新财源以偿还国债之
际。
1905 年夏季，商部又向清帝诉苦说，所属商务局都不执行它的命令。虽
然商部已经主动解决了对江苏、江西、山东等省许多付不出存款的钱庄提出
的破产索取权，但上海的一个案例把它基本上排除在外，使它不能插手解
决，另的省份对商部的信“有阅六七月未复者，有阅四五月未复者，叠经臣
等督饬，文电交催，仍复迟延。”①以后不久，有一个人向商部的《商务官
报》投稿，表示了普遍存在的沮丧情绪：商部在设法保护商人的时候却无能
为力，除非总督及其僚属执行它的政策。②
然而，中央和各省官僚之间的这些冲突，常常非各省督抚所能控制。但
是北京毕竟对所有省级正规官员仍保留了有效的任命、免职和再委派的大
权。特别在清末数年，大多数巡抚事实上是由那个腐败的庆亲王精心挑选
的，他们都对庆亲王感恩戴德。各省许多不顺从的表现，是以巡抚、长期留
任的胥吏和税吏为一方与控制经济企业乃至税收等公共职能的省的和地方
的绅士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造成的。这些绅士和各级小官僚——
不仅仅是巡抚或他们的属员——才是地方权力增长后的真正的受益者。③
1907 年改组而成的农工商部又想控制它所属的局（它们已改组成为农工
商务局），同时把局的下属对照部中的机构重新作了安排。1908 年又采取了
进一步的措施，使新设的农工商务局的等级同于盐政局和巡防局，并由正式
的官员（劝业道）主持局务。根据谕旨，劝业道同时对农工商部和邮传部负
责。作为省一级的高级官员，劝业道可能不再完全由省当局挑选。到1908
年年底，已任命了九名劝业道。
虽然这件事实看来是农工商部的胜利，但没有证据表明在1908 年以后
它对各省产生了任何巨大的影响。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农工商部严重地丧
③ 《东方杂志·商务》，第1 年第11 期（1904 年）第119—120 页。
① 《东方杂志·商务》，第2 年第9 期（1905 年）第88—90 页。
② 王有龄：《商部之责任》，载《商务官报》，第7 期（1906 年）第1—4页。
③ 关于对政府胥吏和地方绅士的地区、地方权力增长的分析，见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
限的再估价》，
载《清华学报》，卷10 第2 期（1974 年）第207—223 页。（中文和注解见第176—207
页。）
失了热情或使命感。1907 年继载振之任的新农工商部尚书是另一个宗人溥
颋，他为官直到清朝覆灭时为止，一直没有有力的政治后盾，也没有创造力。
第二，在清朝最后几年，朝廷专心于它自己的派别斗争，这显然越来越导致
各省高级官员把他们任职的省份视同他们利益之所在。例如，浙江人周善培
从1908 年10 月至1911 年夏季任四川省劝业道。当铁路国有化危机爆发时，
他却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①
最后，北京在工业上的失败只不过是中央对各省的权力进一步减弱的部
分表现而已。朝廷允许通过各省谘议局表达民意，原希望使地方绅士和绅商
更多地倒向它一边。但是结果使绅士名流和正式官僚之间已经脆弱的关系更
加不正常。各省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到如此程度，以致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多
数巡抚只能唯绅士的马首是瞻，或者干脆逃命了事。
① 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
办企业官员的出现
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试验是想吸引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但两者都告
失败，这是由于官方提倡者如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未能使投资户相信他们的
利益不会被官方的经理所损害。大约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商人们的回答既响亮
又清楚：除非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合伙者，否则干脆散伙。但另一方面，个人
和集体在这时也无力建立大规模企业，这表明商人他们自己仍然过于软弱和
不团结，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工业化。由于官方提倡者不甘心或者不能够放弃
控制，结果在新安排中又出了歪门邪道，或者完全避开官办，或者使它流于
形式。
关键是出现了官僚企业家。晚清对工商业作用的重新评价已经使近代企
业在思想上受到尊重。官员们最初无非是实行一般的监督，后来开始自己投
资，承担起管理职能，到最后又给企业做决策。从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的最
明显的例子是盛宣怀。但是盛宣怀办他的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他的主要关心
是要在官场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
营方式。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
利；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却常常败北。①
宁可要健全的商业经营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到二十世纪头十年，有些官
僚企业家开始独立出资或者靠朋友筹集大多数甚至全部资本，他们以民间身
分筹资，并无官方的正式照顾。由于自负盈亏，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地把自己
的官守与企业家使命分开。作为又能直接负责政府政策、或者能够影响政府
政策的经理和企业主，他们不再需要正式的官方照顾来保护企业而使之不受
官方的剥削了。约在1890 年，有两名中级官员上海道台悄悄地伙同商人向
上海华新纱厂投资，他们看来在这种事业的发展中起了先锋作用。李鸿章的
上海机器织布局对上海整个地区拥有垄断权，照理他应给予抗议，但还是保
持了缄默。他也许非正式地同意这样做，因为与此事有关连的龚照瑗和聂缉
椝两道台，连同一个绅商银行家严信厚，都出自李鸿章的门下。②
华新纱厂在开办阶段有一些亏损以后，到了二十世纪头十年就变成了一
个赢利的企业。聂缉椝道台已经提升为巡抚，于是买下华新厂其他股东的全
部股票，让他的两个儿子来办厂。现在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聂缉椝曾利用公
款而不是自己出资购买他最初的股票。官员挪用公款做私人资本，这在当时
是相当普遍的。华新厂从官督或官商合办的安排中彻底摆脱出来，这使“官”
字有了新的意义：它现在指的是官员个人，不再有“政府”或者“官员集团”
① 关于盛宣怀重官轻商的抉择的不同解释，见中村义：《清末政治和官僚资本：盛宣怀所
起的作用》，载
《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第34 页。
② 关于华新纱厂和聂氏家庭的情况，见根据公司档案和目击者记述所编的《恒丰纱厂的发
生、发展与改造》，
及聂曾纪芬：《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
的意思了。因此，华新厂事实上是一个私营企业，官员股东和商人股东以个
人身分在企业中合作共事。它不需要有正式的官方关系，因为官员是企业投
资者的成员，他们能保证使企业得到官方的保护。
在以后十年期间，官僚企业家集投资者、经理和官方赞助人的作用于一
身，他们能够给新企业提供国家的保护，而不再使它们受国家的那种荒谬的
控制了。
作为官僚企业家的周学熙和张謇
周学熙的父亲周馥原为山东巡抚，在二十世纪头十年期间升任两江总
督，以后又当两广总督。周学熙在1900 年前后在袁世凯手下开始了他的官
宦生涯。袁世凯对他的经济才能深为赏识，很快把他从候补道提升到实缺，
然后任为盐法道，最后在1907 年任他为直隶省按察使。1906 年，作为督察
直隶工业发展的总职责的一部分，他领导一个委员会以组织一个煤矿公司，
然后自任公司的总办。①
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是一个私营公司和官督企业的混合物。大概因为中国
政府和附近英国控制的开平矿务局之间争讼不息，周学熙决定称该公司为官
督商办企业，由国家提供一部分资本。然而矿内没有督办（这个头衔是自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用来称呼官督组织的主管的）。代替督办的是一个十五
人的董事会，其中两人，一任总理，一任协理。为了保证有效的控制，总理
或协理每个人至少必须持有两千股股票，而其他十三个董事和两名审计每人
必须至少持有一千股股票。①每股股票合一百两，这就意味着十七名高级职
员持有至少一万九千股股票，合银一百九十万两。由于公司的资本在1908
年开办时是五百万两（其中五分之三已收到），所以这笔款约占全部股票的
四成。当增加官股五十万两，即资本的百分之十的时候，高级职员和政府两
者一起在股东会上在理论上就占多数了。
大投资户也有重复投票权，即每五十股一票，直到总数二十五票。同时，
只有已经投资五股（合五百两）者可以提出建议，而持有五十股（合五千两）
者可以投票表决。因此购买股票不到五股的投资户就没有发言权。周学熙的
方案清楚地表明，大投资户只能限于少数人，只有他们才可以决策和管理公
司。虽然我们只有十七名最初的董事和职员的部分名单，但是从我们所掌握
的九个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袁世凯的部下，又是周学熙的朋友，有的是
周学熙的安徽同乡，有的是袁世凯的河南同乡。
启新洋灰公司是周学熙的另一个主要工业，它的组织和管理在许多方面
① 关于周学熙的传记，见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包华德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
辞典》，卷1 第
409—413 页。
① 卡尔逊：《1877—1912 年的开平煤矿》。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3—40 页
。
和滦州煤矿很相似。②但是，启新这个私营公司没有任何国家资本，只是向
天津（直隶）官银号贷款四十万两（以后被公司所偿还）。公司不断赚取厚
利，从不感到经济匮乏。头一年周学熙就筹集到批准的一百万两。他得到的
支持大部分来自支持他煤矿的那一批僚属。在1912 年，公司每股股票都一
分为二，以设立分厂。公司于是要求增资一百五十万两，供发展和扩充之用。
为了保证这一小批高级职员能继续占支配地位，半数新股票保留给原先的股
东认购，他们根据所有股票的多寡有权在规定期间购进。另一半新股票不向
普通公众出售，而是卖给直隶省政府和使用该公司产品的各省铁路公司。但
是公司的档案表明，在以后的几年，这几方面没有向公司投资。很可能，这
一百五十万两全被原来的股东和他们的朋友认购。同样，当公司在此后不久
另外要求增资三十万两以建立一个北方分厂的时候，它特别限定老股东认
购。老股东们显然设法满足了增加新资本的需求，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大部分
股息和红利进行了再投资。
周学熙继续兴办其他企业。1909 年，他在北京组织了第一个自来水厂。
在1911—1920 年之间，他还贾其余勇经营银行业、玻璃厂和纺织业。滦州
煤矿在与比它大的开平煤矿合并以后营业继续蒸蒸日上，而启新也发展不
已，终于支配了全国的洋灰市场。
周学熙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管理有效率；大股东们所得的利润不断
地进行再投资；以及他本人和其他主要股东们因为是袁世凯手下的官员，能
够对公司提供政治保护。1916 年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周学熙参加安福
系，以他的经济资源换取继续对他政治上的支持。
张謇则是另一种官僚企业家。在周学熙恋栈官位时，张謇已辞去了一切
公职。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他的成年生活绝大部分花在伺机会试上
面，终于经过仅仅几次落第之后在1894 年中了令人艳羡的状元。周学熙和
张謇在他们寻求财政后盾和管理支援的方式上也大相径庭。周学熙面向的是
他的官场同寅，张謇则求助于商界。
1895 年，张謇因丁忧从北京离职奔丧，被张之洞召见，要他办一个现代
纱厂。他的家乡南通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区，有着从事手工纺织业的长期传
统。以前盛宣怀曾企图在南通建立一个现代纱厂而遭到当地人们的反对。张
之洞挑选张謇，不仅因为他是当地名流，比别人更能应付任何重新引起的反
对，还因为张之洞正指望地方商人为新建工厂提供资金。①
② 关于启新的原始材料见公司档案的资料汇编，见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
》，及甘厚慈编：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19。最近用英文写的研究有费维恺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企业：
启新洋灰公司》，
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304—341 页。
① 关于大生纱厂的建立有张謇本人的记述，见他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
《张季子九录·实
业录》，卷1 第14—18 页。最近的一篇研究是朱昌峻的《张謇和大生纱厂的建立》，载《
清华学报》，卷
2 第1 期（1960 年）第301—317 页。
张謇接受他的任务时，大概对如何组织和经营一个近代企业毫无成竹在
胸。他获准建立一个私营公司，两名与他有交情的当地棉织品商人帮助他组
织了一个有六名商人董事的委员会来筹集资本。他最初计划开办的纱厂完全
用私人资金，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反对国家提供资金。张謇曾在几位官
员手下当过私人幕宾，有多年公共财政工作的经验；他也持有一般人的见
解，即经营近代工业必须有官方的支持和指导。张謇本人律身谨严，这确实
使他产生了传统的认识，即只要负责的官员能干廉明，官方的监督就会带来
好处。当他的商人董事们发现他们无法筹足资金时，张謇乘机以官方提供的
机器来弥补这个差额。当有些商人抗议这会为官僚的干预开方便之门时，张
謇自恃清白地回答说，他作为一个廉正的高级职员，“官有干涉，謇独当之。”
②
幸亏这种对官商合办的过分简单化的态度在他身上没有坚持太久。在以
后的几年，当他不顾一切地要为大生纱厂筹集足够的资本时，他认识到他清
白的名声和善良的愿望都不足以保证取得商人们的信任。他还认识到，他的
官场朋友们所作的给予支持的许诺附有种种条件，或者常常不能兑现。张謇
的儿子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说：“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
个不拆台。”③张謇遇到的困难，使他对商人和官员在设法兴办近代工业时
所面临的问题有了认识。他们告诉他，他在惨淡经营时会遇到社会和经济方
面的限制。同时，他们还帮助他下决心完全同官场一刀两断。官僚的僵化和
奴性使他作呕；他开始认识到，从某种程度说，企业活动如果进行得好，就
更忠于儒家的号召，因为近代企业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增进了人民的福
利。这说明了他在转变成一个卓有成就的企业家时从纱厂迈步而出，再去办
垦荒、水利、新式教育和渔业等事业的原因所在。
大生纱厂原来的计划是筹资六十万两，建成一个中型的纺织厂。但是，
在南通和上海的六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几乎立即碰到了困难。总督张之洞被
刘坤一接任，后者收回了以前关于免税的诺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使原棉
价格猛涨。外国人在上海正兴办纱厂，这使财力较弱的中国纱厂濒于破产。
张謇的两名董事辞职了，另外两名劝他推迟建厂计划。然而张謇的回答是另
聘新董事，并接受刘坤一提供的价值五十万两的官方织布机和纱锭，把纱厂
的原定资本增至一百万两。这样，私营企业就转成了一个可以设想成官商合
办的企业，这种转变又使两名董事离职而去。
最后作了妥协。张謇和留下的商人董事同意只接受政府机器的半数，折
价二十五万两。私人资金将筹集另外二十五万两，建立一个规模将予以缩小
的纺织厂。但是，商人们在筹集自己名下的资本额时依然很不顺心。最后只
筹集到十七、八万两，所以在1899 年纱厂开办以前，不得不仰政府贷款以
补足缺额。这些贷款来之不易。张謇曾描述过他如何不断地恳求他的官场朋
②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卷第353 页。
友们的情形。只是在刘坤一总督个人批准了追加的政府贷款之后，他才度过
了不能清偿债款的危机。
因此，张謇的经验不是让人感到舒服的可效法的典型。大生纱厂最后之
所以获得成功，应归功于他健全的经营管理和艰苦的工作。但甚至更重要的
是，恐怕还得归因于张謇在官场上的关系，这给他弄来了必需的、尽管是勉
强获得的资金，并且允许他继续称该厂为商办企业，即使它的资金有半数以
上来自官方（其形式有的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有的是贷款）。结果，官
僚企业家张謇既能吸收政府的资本，又能在利用它时不受国家的监督。
一点浅见
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
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到了1911 年，中国已
经有了几种近代工业——纺织、采矿、铸铁、航运和铁路。但是它们十分分
散，职能又不配套，有时又控制在互相扯皮的地方集团手中。官员对企业的
支配和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常被视为中国失败的唯一原因。但是关键不只这两
个因素，并且还有国家如何进行控制和官员如何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明治时
期的日本在工业发展的同样阶段中，是极力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推动的，但是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把大多数国营工厂卖给了私人企业家。
①相反，中国官员则不愿意放弃控制，甚至参预工业的管理而不能自拔，因
为他们把官方的名义和个人的私利纠缠在一起了。
最初，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方式要求商人自己投资，并且让他们在他的全
面监督之下自己冒风险去经营近代工业。李鸿章认为这种安排是挖掘必需的
私人资本的一种手段，如果中国要开始全面建设近代工业的话。商人们对此
表示赞成，这种反应表明，他们认为李鸿章的倡议是一种公平交易，它可以
免除官员的过分压榨，但以接受官方的全面监督为代价。可是，甚至李鸿章
的权势也不足以保护他的企业不受其他官僚机构的影响。与此同时，他本人
在这些企业中的代表，如盛宣怀等人，愈来愈陷进了在国家目标和个人利益
之间形成的利害冲突之中。他们越来越厉害地侵犯地道商人出身的经理人员
的权利。在当时，由于商人在许多情形下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凑足资本，省政
府的资金就日益频繁地被他们所利用。这就为官方的监督人如盛宣怀之流提
供了机会，使他们自己变成真正的经理，同时也把国家的监督变成了官僚的
控制。
张之洞用了“官商合办”这种新名词，倡议要与商人建立更加公平的伙
伴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日益加剧的官僚干预的趋势。不象李鸿章那样，张
之洞对于商人的企业精神及其对国家幸福的关心，并不虚心体察。他也不轻
① 托马斯·史密斯：《1868—1880 年日本的政府企业：其政局变化和工业发展》。
易授权给部属或干练的商人领袖。他主持的各种工业项目，得到商人支持者
甚至比李鸿章得到的还要少。
大约在1900 年，工业发展中这种明显的失败，加上它完全被各省官员
所支配，这一事实促使中央政府试图带头制订全国性的工商业政策。所有重
大企业都已由各省高级官员主办，这是有许多原因的。十九世纪末在典型的
改朝换代形势下王朝日就衰落，这时国内混乱和总的趋势给地方领导提供了
拥有金钱、军力和人才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能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技术和实
践，更能领略它的奥秘。但是发展既是以地方为基础，必然存在许多内在的
缺陷。第一，既无政策的配合，又无一套统一的原则。第二，省级官员经常
调来调去，许多挣扎求存的公司终因接任官员不再支持它们而归于失败。第
三，只有两三个“地区”，因为能得西方风气之先，因为有干员派驻，因为
有比较充裕的商业财富，所以才能参加发展近代企业的活动。
中央政府为反对由各省支配企业所作的努力，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
它在重大制度改革方面的努力，例如成立在各省设分局的中央集权的商部这
一措施，却遇到了不仅来自各省官员、绅士和绅商，而且也来自中央政府本
身一部分官僚机构的强烈反对。好几个部彼此都为争夺管辖权而争吵不休。
结果，发展工业依然只停留在省一级进行。但是它面临着风靡一时的商
人思想，即重商业轻工业的思想。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
不懂得工业企业是比商业发展较慢的一种类型。市场价格时涨时落，可以使
他们迅速获致短期的利润，所以他们很容易迷恋于商业。
在清末，私营铁路成为唯一有机会能争取到有广泛基础的财政支持的重
大实验。在1906—1908 年期间，有几条省办铁路获得成功，因为它们能够
激起真正的民众运动来支持它们。在广州、香港、杭州、上海和宁波，确实
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店员拿出自己的数百万银元来组织以省为基础的
铁路公司。他们由于恢复利权运动（内容是要求外国银行家退还各该省的铁
路理财权和筑路权）的兴起而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
府因需要外债而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所以要求私营也就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
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铁路公司也纷纷归于失败。到1911 年在清王朝快要灭亡之际，
国家再一次企图搞国家控制。但无论如何，即使清朝中央政权更为强大，它
是否能从国民那里集中足够的巨额资金来全面兴办近代化工业，也是值得怀
疑的，因为国民们还只是刚刚认识到要利用这些机会。此外，铁路公司的历
史表明，被政治原因驱使而进行投资的商人和绅士股东往往容易搞派别活
动，而对于有效的企业管理来说，这种商业政治的为害程度不下于官僚的控
制。政府和商人的关系，当他们合伙而又处于不平等地位和商人并无法律保
证的时候，是很难和谐的。中国在1911 年，尽管有西方的挑战和影响，仍
然缺乏制度的基础，以使近代工业能借私人主动性和私人资本之力而发展起
来。
（黄巨兴译）
第九章共和革命运动
1911 年秋和1912 年春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
革命。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虽然分析家们对
许多问题有见仁见智之不同，①但是直到最近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
的怀疑。一位蜚声坛坫的学者曾经认为它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这次
革命是一场“假革命”；②另一位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象在过去易代
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③
由于对旧说提出了这样一些挑战性言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成了一个热烈辩
论的题目。
在近年争论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观点中，有两种是我们这一章的出发
点。④第一，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它也完成了
种种社会变革，例如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①因此，
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 年阶段，不应
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 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
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象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②这是一场大于它所
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③根据这种看法，辛
亥革命运动对1900—1913 年事件所作的贡献，不如它所创造的革命传统那
样重要。总之，我们目前的解说倾向于两个与以往不同的论点：辛亥革命是
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最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种革命？谁应对
所发生的事负责？这段时期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占什么地位？有一种尝试
性的答案以下面这种认识开始：即在1911—1912 年，种种抗议运动临时凑
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则不是革命的，但综合我们试图加以
阐释的种种理由，不妨认为：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抗议运动都认为，在
当时应该拥护以共和国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对此应该表示接受。由志趣各
① 关于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这些争论，见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
书目选》。关于
1961 年10 月武昌学术讨论会的一篇报道及其论文集，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编：《辛亥革命
五十周年论文集》。
② 陈志让：《袁世凯》，第92 页。
③ 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
913 年的中国》，
第297—313 页。
④ 关于这些观点及近年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新兴的变革潮
流》。黄宗智的
有关论丛，载《现代中国》，第2 卷第2 期（1976 年4 月）第139—226 页。
① 《革命中的中国》，特别是第1—3、24—44 页。
② 《革命中的中国》，第45—48 页。
③ 《革命中的中国》，第53 页。
异、利益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脆弱的联合，产生于一个
处于大变动状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些旧纽带已经断裂，另一些纽带反
而有所加强；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开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
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长。换言之，到了1911 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
中国了。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见可能模糊了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某些部分是有
社会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则又看到传统的权威和阶级关系恢复了力
量，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情况。事实不仅仅是每一种说法
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国社会在1900—1913 年时期已经分裂，并且
开始沿着新路线重新组合起来。1911 年不是象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
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
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可是，这种变化
的发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
1913 年之间许多活动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运动促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
来维新派和反维新派绅士之间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分裂变成势不两立的
鸿沟，结果使前者发现自己与革命派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同反维新的绅士之间
的共同点。至少暂时看来，绅士地位与其说是表示一种团结统一的力量，倒
不如说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的标志。新的鸿沟分裂了主要已经西洋化
的都市中国和传统的大部分农村中国，并且它促进了开始超越旧有亲属、阶
级和乡土纽带的新结合和新结盟；商会和政党就是这种组合的例子。这些革
命运动形成的分裂、组合、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国以后几十年
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00—1913 年时期代表了中国革命的
第一阶段。
早期的联盟：1905 年以前的革命运动
中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统一的。产生最深刻分歧的问
题——即应向西方学习多少以抗拒西方的问题——并未使一些人产生推翻
传统制度的认真打算，甚至没有产生这种倾向。人们普遍设想，学习国外技
术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这一共同的想法绰绰有余地弥缝了所有的不同意
见。
在九十年代的中叶，这种共同的意见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声打开了缺
口。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一个小组织成立了起来，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为职志。它促成了1895 年的起事，虽然遭到失败，却标志着武装革命的开
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传统阵营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汇合到革
命运动中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许多维新之士相信：自强运动已告
失败，需要进行更加深远的努力。1898 年的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有一翼变得
更加激进，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启超领导下，它摇摆于革命和改良之间。
共和派革命分子与激进维新派这两个集团都在海外留学生中间寻找支
持。从1902 到1905 年，留学生人数增至约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敌
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喊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
的一支力量。
这二者都不是组织完善的，或紧密结合的集团，但它们共同地都希望唤
起和保卫中华民族，使它富强，即令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牺牲传统的文明也
在所不惜。偶尔他们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却是各走各的道
路，同时清政府却保持着政治主动权。因此，革命运动在它的头十年只是一
棵幼苗，对事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与兴中会，1894—1903 年
孙中山是创建中国最早一个公开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他
1866 年生于澳门附近的广东香山县，1879 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
的华侨中间和西洋学堂中度过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环境给了他决定
性的影响。相比之下，他在乡下的儿童时代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小。他是
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说英语；信基督教；得了医学学位；他生平多半或
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边缘区——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
国的中国人边缘区——如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孙中山自十三岁
到四十五岁期间只有约四年是在中国。在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国
人士。孙中山很早就赞羡西方和日本，特别赞羡它们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
们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洋溢在它们社会之中的干劲和活动意识。
基于他与外国生活的接触和对十九世纪中国维新派思想的了解，孙中山
起草了一个改革的建议，企图在1894 年给李鸿章上书。建议书的内容只不
过是当时的老生常谈。他强调需要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鼓励科学技术
的发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去。孙中山这时所写的内容大
多是中国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来所说的东西，并无一项可以称得上有革
命性。但它令人感兴趣的是：首先，孙中山1894 年年中的这一温和的常人
之见不久就变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认为那位在中国最当权的官员应该
亲自倾听一下一个刚毕业两年的青年医生的呼声。对孙中山思想的急剧转变
尚未见有清晰的解释，但他试图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层去，这表明不管
他的思想多么温和，他无意在行动上也温良恭俭让。当一次诉诸极峰当局的
努力宣告失败，孙中山就下定决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 年的急剧转变
有什么原因，这一事件表明他意识到了他个人的使命，而这正是他整个一生
的特点。
孙中山未能使李鸿章听一听他的陈述，经过这一挫折之后他决定返回檀
香山。他在那里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两个月以
后，即1895 年1 月，他去香港，纠集几位旧友和老相识建立了兴中会分会。
这个分会代表着孙中山和杨衢云之间的联盟；杨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
至比孙中山更洋化，此时是香港分会名义上的会长。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
证明兴中会从一开始就马上公开宣布以反对清王朝和拥护共和为己任；但是
有力的材料证明，孙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几个入会者中的至少几位受过较高教
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①可是，这个组织的章程当时只是强调了外国
对中国的威胁，以及清廷的软弱腐败使它不能抵御帝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
的呼声至少在未来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们革命观点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这两个组织又小又弱。经费不足常使它们大伤脑筋。原
来的会员总计不过几十或百把个人，从未超过几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会
员都是广州地区的人，而且几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他们
与四亿同胞的联系差不多只限于亲属关系和跟秘密会社的一些松散联系。它
们的组织松弛，彼此之间也只是偶有联系。它们不是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
精英集团，并不象我们在现代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但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的
新元素。会员几乎都是穷苦而未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数是商人，约四分
之一是劳工。那少数几位有影响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过现代教育。有几个人
（包括孙中山在内）学过中国的经典书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传统
的文人。反之，兴中会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下层阶级人民中的典型人
物。
① 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26—35 页和
42—44 页的讨论。
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2—1
65 页；关于会员
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180—205 页。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
的早期作用》，
载谢诺：《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138—139 页。
在甲午战争仍在进行的1895 年3 月，就有人开始拟订一次起义的计划
了。虽然和约已在4 月间签署，但几个月后形势仍然有利于搞暴乱。和约条
款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在广州地区，人们特别为之愤懑不平。大量遣散的
士兵在乡里游荡，有些人就流为盗寇。从绅士到农民，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心
怀不满。入秘密会社的人数增加了，小规模起事变得更加频繁了。
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表现很突出的人
们。在几个小规模的公开组织（一个广州的“农学会”和一个长老会会堂）
的掩护下，兴中会置办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员，与秘密会社及地方民
团的人员接关系。孙中山至少早在1886 年就与秘密会社串联过，它们大规
模反政府行动的潜力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它们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
们拥有广泛的分支网络，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象孙中山自己的追随者一
样，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局外人”或“无权无势的一群”。秘
密会党的会员包括流浪的劳工、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丧
失生计的人们，另外加上土匪、海盗、小偷、走私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体面
或更易铤而走险的人。但特别在困难年代，他们还吸引着科场失意的士子，
甚至还吸引着某些绅商人物及其他个别家道殷实或体面的人士。这些人往往
当上了秘密会社的头子。恰恰是这些头头们参加了兴中会。因此，孙中山与
秘密会社的联系使他能接触形形色色社会背景的人们，虽然他并未罗致到大
量的追随者。
孙中山的追随者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缺乏组织，在中国的根基又太浅，
但这些都没有使孙中山感到苦恼。他认为反清思想是如此强烈和普遍，以致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的战略是想在大陆赢得一个立足点，建立一块飞地，
使革命志士能由此点燃一个地区性的或全国范围的熊熊起义烈焰。但是，国
内的盟友人数太少而不可靠，同时，把人员和物资供应从香港等邻近地区运
进国内的问题也不能解决。1895 年的准备工作落后于形势，举事被推迟下
来，一艘运军火的船只被拦截，计划被广州当局察觉，香港来的军队被拘捕，
因此，未发一弹（至少在革命党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计划就偃旗息鼓了。
孙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家里，后来取道香港，
最后到了日本。他在那里割掉了辫子以示与满人的中国决裂，并装扮成一个
日本人。（这一行动只是象征性的，这点他虽有所认识，但并不深刻。他长
期在国外的经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先人的传统，孙中山以后十六年中再没
有踏足过中国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 年12 月某日曾视察过东
京—广西边境的一次叛乱。）孙中山和他的两位助手——陈少白与郑士良—
—一起在横滨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分会。孙中山让陈少白负责日本的事
务（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结识的日本基督徒的帮助），让郑士良
回香港发展与秘密会社的联系，然后他自己出发去檀香山、美国和欧洲。由
于他在中国受挫，他希望在海外发动革命。
1896 年在伦敦发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显示孙中山向外国人求助的本领
和他适宜于做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品质。孙中山走进了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其
原因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不过有足够的理由假定，他是经反复权衡才冒此
风险的。他被监禁了十二天，已经准备好把他解送回中国，要使他落得个悲
惨的下场。在危急时刻，两个当过孙中山的老师的英国人来搭救了他，他在
众目睽睽之下获释。孙中山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接见如饥似渴的新闻记者，
然后写信给英国的主要报纸，对它们以及英国公众和政府感谢。他给新闻界
写的信显示了他一生事业的特点，即他相信应诉诸西方人士的纯良秉性，应
努力说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尽力为他的国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
人士与他易地而处，也会这样做的。他写道，这整个事件又一次证明了“盛
行于英国的慷慨的热心为公的精神，证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现的对正
义的热爱??我现在更加强烈地知道和感到一个宪政政府和一个文明的民
族意味着什么，这使我以后要更积极地为我自己可爱而备受压迫的国家寻求
走上进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①
孙中山还写了一篇短短的自传和一本小册子《伦敦被难记》，这本书是
用英文写的，但他后来又不予承认。它在1912 年才用中文发表。①孙中山对
外国公众的重视再也没有比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清楚了。他几乎立刻成
了国际闻人，尽量利用由此产生的每一点每一滴公开的名声。他不论做什
么，哪怕是上教堂，也尽可能着眼于影响舆论。他发展了很广泛的个人联系，
从俄国的革命者到英国的传教士，他都有交往。他发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
一篇发表在《双周论坛》），呼吁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
建立一个汉人的贤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欧洲人的建议，在若干年内
还希望得到欧洲人的行政帮助。”②在他从中国驻伦敦使馆轰动一时的获释
之后的八个月期间，他俨然以一位世俗传教士或运动领袖这类人物自居——
这一运动会使中国身受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铺平走向西方商业发展
的道路。
因此孙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国准许他返回香港，而列强应保持“善意的中
立”。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英国仍然认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坚持香港总
督在孙中山1895 年密谋举事之后不久所颁发的五年驱逐令。孙中山丝毫没
有表示气馁，因为伦敦的经验和正在赢得的有利的公众影响使他兴奋异常，
这只会使他感到乐观。为了使他能担负未来的重任，他把以后五个月的大部
分时间用在在英国博物馆读书。孙中山可能是在这几个月接触了大部分西方
思想，后来他就想把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国革命纲领中去。特别是他强烈
地被亨利·乔治的思想所吸引，因为亨利·乔治的思想在英国知识分子——
例如费边社会主义者——中间风靡一时。同时，他在伦敦的历险使他在日本
和其他地方的潜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孙中山的声誉日隆，这有助于他在1897
① 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第16 页。
②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31 页。
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华侨中间筹集款项。当他到达日本的时候，他得
到了从未有过的最有利的同情；这一次同情是来自一批日本的扩张主义分子
冒险家。他通过他们会见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从此他就认为日本可以成
为中国的“天然盟友”。孙氏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读为Nakayama。
他致力于学习日文，广泛交结新朋友。由于欧洲未能给他以帮助，他就只好
求助于另一个外国紧邻了（见第六章）。
孙、康、梁之间合作的企图
孙中山和他的新同志们一起投入了极其广泛的活动。由于有日本人做居
间人，他想通过恢复和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人士的合作来开始他的活
动。这些努力早在1895 年初就已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一年半时间。未
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为已经青云直上，而且康有为相信，一位效法
彼得大帝和明治时代日本的中国维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将要比孙中山这
些革命党人的成就更大。可是到了1898 年，孙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
为则大不如昔。由于康有为现在已被清廷褫夺公民权，似乎在戊戌变法结束
之后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变法运动把许多观点不同的人纠合在一起，并且使传统的思想发挥到了
它的极限。有一派，也许可以谭嗣同为最好的代表，主张“全盘西化”，冲
决了传统思想的一切樊篱。1895 年几乎只有谭嗣同持“全盘西化”这类思想，
但那一年他遇难后不久，其他维新分子都逐渐接受了他的遗志。有一个科第
出身的毕永年马上加入了孙中山一派。梁启超在1898 年以前已经声言，称
许可以通过代议制度实现“人民政治权威”和“民治”。直到戊戌变法失败
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实现这种民主改革。到1898 年底，他在日
本东京办了一种报纸。他马上用人民“权利”的字眼代替了仅仅是人民“权
威”的字眼，他认为“权利”不能等待着朝廷赐予，“权利只能由每个公民
寸步不让地奋力争取到手”。①梁启超已变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轻
士绅的主要代言人；这此青年人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海外，所以他们开始
相信传统是一潭死水，必须搞剧烈的政治变革。
孙中山认清了有扩大革命运动的机会，并热切期待它的来临。孙中山与
梁启超在1899 年底合作办了一个反满的报刊，当那一年12 月梁启超去檀香
山的时候，孙中山给了他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他的哥哥。对孙中山来说，
不幸的是，梁启超去檀香山是带了康有为的指示，衔命去执行康有为已于7
月建立的保皇会的任务。梁启超被弄得左右两难，一方面是他与康有为及其
一切教导的亲密关系和他本人对孙中山潜势力的疑虑，另一方面是他的激进
的思想倾向。他试图向孙中山表白：尽管他相信排满思想，但当前最好是追
① 黄宗智：《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第26、28—30、60 页。
求有皇帝名义的民众政府的目标；他说，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
当共和国的总统。
现在尚无材料表明孙中山曾答复过他的这一建议。梁启超继续走着摇摆
的道路。他写了许许多多东西，参加了檀香山的一个秘密会社以便设法更好
地启迪海外华侨的民智，1900 年发表演说赞成暗杀行为，甚至迟至1904 年
10 月还称誉俄国的恐怖分子说：“大哉刀剑！圣哉炸弹！”②当1900 年春义
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保皇会决定乘机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们狂热地开始
准备一次起事，企图拥立光绪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对孙中山来说，这形势似
乎再一次给了他以联合反满力量的机会，而且尽管他对梁启超的幻想已经破
灭，他又一次寻求与康有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为表现得很冷淡，致使
孙中山的努力不见成效。8 月份在汉口爆发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领导，有
康有为的支持，但它也被镇压了下去。保皇会此后在流亡状态下继续它的工
作，大大地侵害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所得到的支持。
孙中山重新开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毕永年和史坚如等原来的绅士
改革派的支持，他还尽量同下述这样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广州的绅士、华
中和华南的秘密会党、李鸿章及其他大员，以及象香港总督，甚至象菲律宾
的叛乱分子这些外国人。虽然所有这些努力都远不足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
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实际，迹近幻想，但它们仍使北京当局感到震惊。孙中山
全力以赴的努力，是与义和团起事、外国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汉口举事
同时交错着进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敌人可能结成联盟的前景所震惊，更
因它的上层阶级正开始同情叛乱分子而感到苦恼，所以被迫实行一些比先前
设想的更剧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孙中山旋风似的革命活动的间接结果要远
远大于它的直接结果。
直接结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 年年中，孙中山弄到了足够的支持，使他
敢于发动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夺取广州，但这次他决定首先在东面开始进
行这场战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动基地，然后向广州前进。在其他方面，这次
举事倒很象1895 年的那一次：参加者主要是秘密会党的成员，也有许多中
国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孙中山原来的人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
和西洋人；战略是用一支小部队发动一场大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获得武
器并把它们运进内地交给战士；一再推延起义日期和更改起义计划使行动走
漏了风声，从而使政府有时间从容准备对付这次起义。在10 月份开始打响
的战斗后的两个星期内，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风。几天以后孙中山下令解散革
命部队，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检讨第二次失败的原因。
孙中山感到可以增强信心，因为他的战略的主要之点似乎是很正确的。
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义战士能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广东的
居民在开始时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们的中立马上变成了给予叛乱者以积极
② 唐·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第134 页。
的支持。成千人参加了战斗，同时由于农民壮大了革命队伍，所以能容易地
弄到粮食和军需供应并获取情报，并更易伏击打援和打败大得多而装备精良
的敌人部队。可是，这还是尚待加以发展的萌芽状态的游击战术。地方上给
予革命军的支持大部分是为了地方上的问题，孙中山的人马只是进行了最低
限度的、短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努力。他们没有反反复复地试图详细说
明地方问题的原委，没有培养潜在的反满或反帝意识，没有传布新的政治思
想，也没有开始成立独立于或不同于现存秘密会社之类的新组织。据说，孙
中山在1897 年在英国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 年尚没有明显
的表现。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只是一种传统的扎克雷起义或盲动主义式的暴
动，还不是二十世纪的革命。
因此，对一个比孙中山更加客观的观察家来说，他的运动在1900 年的
失利以后，前景看来是颇为暗淡的。回顾一下，暴乱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它
勃然而兴，忽然而亡。考虑到1900 年的局势不稳，同时应注意到这种不稳
乃是国内一百多年动乱和外国数十年来对中国剥削的结果，那么，革命党人
的成就比起他们拥有的广泛机会来说就相形见绌了。要么就是学者们夸大了
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么就是1900 年的革命确是一场很软弱的运动。
孙中山的名望这时一落千丈，致使其余革命党人给他谥以种种恶名，例
如称他为“不学无术的亡命之徒”，“胆大妄为的寇盗”，或胸无点墨的“莽
汉”，等等。年轻的领袖湖南人宋教仁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孙中山只能
大声嚷嚷而已。可是，孙中山自己却回忆说，1900 年失败以后，人们不再这
样贬损我了；“进步分子实际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①
孙中山有几年很少改变他的战略。他仍和从前一样，非常喜欢把他的运
动的基础放在讨好秘密会社、海外华侨、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1903
年9 月以前，孙中山把他的总部设在日本，但他本人却从一个华侨社会旅游
到另一个华侨社会去筹款，去征募追随者和探索外国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
内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支部，而且会见了法国当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获
得法国的援助。法国人曾对孙中山一度感到兴趣。惠州举事之前四个月，他
会见了法国驻日本东京的公使，请求后者协助他弄到武器和军官。按照这位
法国公使的说法，孙中山答应“给予我们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为报答。据
说，孙中山在1900 年6 月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外国人的敌人。远远不是。
相反，我们呼吁他们理解我们祖国的新生和变化。”②法国人继续密切注视
孙中山的活动。1903 年他们又一次会见了他，并且他们向法国殖民部长报告
说，孙中山曾答应给予法国以“最诱人的经济利益和一种保护国的地位，以
① 李剑农：《1840—1928 年中国政治史》，英译本第183 页。对孙中山性格的种种描述
，见K.S.刘：《宋
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 页。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35—36 页。
②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 盒（1906－1909 年），
第2 号文件。法国
外交部长1900 年7 月28 日给殖民部长的信，报道了1900 年6 月7 日的一次谈话。
对他梦想建立的新国家实行保护”。③但是，法国仍未给予援助。
到了1903 年后期，孙中山甚至未能组成一个象1900 年举事时所拥有的
那种软弱的组织。秘密会党、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合在一起只能结成脆弱的联
盟，当然不足以构成一次革命的坚实基础。孙中山注意到了农村中可能存在
群众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纲不能引起农村人民的兴趣，他除了和不
甚可靠的秘密会社有联系之外，和乡下居民并未建立联系。孙中山的几次失
败，再加上几位亲密合作者的死亡或变节，使他平日昂扬的精神受到暂时的
打击。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时〔1903 年7 月〕我在日本，财力甚窘，
运掉不灵。”①他在东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在灰心之余启程去檀香山，重新
周游海外去寻求华侨的支持。
1901—1905 年的学生运动
到1901 年，除了蓄谋未遂的叛乱和1900 年的外国入侵之外，清廷又面
临着中国上层阶级迅速扩展的离心离德的倾向。自1895 年以来，对传统思
想的忠诚心已大大动摇，致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准备接受西方的殖民化
统治，以期促进中国的变化。与对清政府的严厉批评和官员明目张胆地不遵
从北京诏旨的情况相比，这种失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清
廷在1900 年动员战争的号召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未被理睬。与此同时，甚
至在1898—1900 年的反动年代，某些省份的当局还悄悄地继续搞维新，如
派留学生出国等。
1901 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那些在后来将有助
于推翻清王朝的社会集团和组织。这些集团和组织包括新近纷纷成立了商会
的新兴商人阶级、一个新的军人集团和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个新的知识阶
层首先形成并逐渐活跃起来。它是1895 年出现的维新派绅士的旁支。和这
些绅士一样，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也出身于上层阶级，至少也曾经受过一
定的传统教育。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把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官僚当做他们的
敌人。这两者都深切地关怀中国的命运，都决心引导中国走上复兴的道路。
但是，这个新知识阶层还比较年轻，又因游学外国而怀有新的世界观。
二十世纪头十年初期的一个短时期内，有一个人在发展维新派绅士和发
展新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同时起着重要的作用。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是一个活
生生的证明，表明改良派知识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是靠得多么拢。戊戌变法
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东京，他办的一种报纸开始介绍各种新思想。梁启超一
③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 盒（1906－1909 年），
第4 号文件。印支
总督致法国殖民部长的信，1903 年2 月26 日。关于孙中山与法国人的关系，又见蒙荷兰
德：《法国与孙
中山，1900—1908 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 第1 期（1972 年11 月）第77—95
页。
① 《孙文自传》，载《国父全集》，卷1 第36 页。
方面贪馋地吞嚼着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各样著作，一方面马上用一种生动活泼
而吸引人的文体把它们传达给读者。他还办了几所学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
整一代人的希望。到1903 年，梁启超提倡实行最激烈的社会、文化和政治
上的变革，使知识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响。
其他年轻的中国人也起而仿效梁启超的榜样。早在1900 年，与梁启超
的报纸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译载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开始登载关于中国
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社论。中国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人
物——华盛顿、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但他们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
源到了卢梭和孟德斯鸠那里；他们有时甚至上溯到希腊人那里，但不久就主
要转向卢梭和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如达尔文、穆勒，最后转向了斯宾塞。“进
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思想开始统治着学生们的头脑。
日本的变革和发展的气氛也有助于越来越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
出现。日本的榜样告诉人们，摆脱外国的统治和赢得列强的尊敬是能够办得
到的。1902 年，英国甚至接受日本为盟国。中国学生在一个战争狂热日益高
涨的时期纷纷涌入日本。学生们被日俄战争的景象弄得异常激动，因为战争
是为了决定哪个帝国主义强国将统治这部分特定的中国土地而在中国国土
上进行的，而中国政府只好坐观胜败，毫无办法。由于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
和对中国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记忆犹新，学生们对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对中国
的无能及耻辱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学生的各种刊物充满了攻击帝国主义和攻
击满人屈从帝国主义的言论，充满了提倡尚武和爱国精神的言论：他们认为
日本人在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们谴责本国人民的懒散、自私
和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呼吁万众一心，呼吁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国人
赶出中国领土而牺牲个人。
在学生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识。
它把对中国过去的骄傲感和这样一种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根本地
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因此，梁启超的论“新
民族”的一系列论文是当时最风靡一时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些文章中的基调
是给过去以适当的评价，但也应该向前看，展望一个新的未来。这样便巧妙
地作了外国人对中国作过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是以保存中国人自尊心的方
式作出的。
梁启超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它确是民族性的根本。他
说，中国的特殊品质是伟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应以
能够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说，它象一棵树：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
其枯萎将指日可待。进一步使民族返老还童的办法，在于从其他变成独立的
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选我们本来缺少的品质。梁启超自居于十九世纪改良
家之外，因为后者只袭取西方文明表面的东西。他们只想嫁接树枝到我们的
枯树干上来，而不理会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质、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
根本之根本的东西就是梁启超所称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为善，
反乎群之利益者为恶的原则。中国最大的缺点即是“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
事为己事者”。①
梁启超在论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和他们决定激烈地改变中国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后，他还指出了第
二个矛盾。使中国人对国事不感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本乡本土有特殊感
情。学生们也不例外地存在这一矛盾，但他们力求解决这个矛盾。
去日本的中国学生或者由他们的省府出资，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钱，或者
由私人担负。其中最常见的是省政府出资。当学生到达日本后，他们分别组
成各该省同乡会，而且主要也是与同省的乡亲们交往。他们住在一起，出刊
物，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和《江苏》等。有些集团甚至组织该省
的独立运动或“自治”运动（见第六章）。
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同乡会组织
是建设新中国的积木。学生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国际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湖北学生就是这样说
的。江苏的青年则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
敢，而是靠整个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
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
所以一份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上就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
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②湖南
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规划中国，必须先规划湖南。①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统一的大业，并且认识到传统的乡土观念会产生分裂
情绪，学生们便迅速着手组成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实行各省组织之间的大联
合。早在1900 年，励志会等社团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各省组织之间的
联系。另外一些社团象青年会等，则致力于“民族主义”或恢复“国权”的
活动。其中有些组织几乎完全是某一个省的人组成的，但到了1903 年，学
生中间企图建立跨省的全国性组织的情绪却日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例如1903 年春在抗
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会会员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革命志士出
版了《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
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义勇队队员的主持下，两百名队员每天进行
①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 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
汪一驹：《中国的
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223—224 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
行漫记》，第137、
139—140 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 页。
②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 页。
①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 年
）第165 页。又见
刘易斯：《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 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
看中国的共和运
动》，第47—48 页。
操练；同时，有两位领袖前往天津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抗御俄国，并且请求
接受他们在抗拒俄国方面的帮助。当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时，最激进的学生
便转入地下，继续企图推动一种有战斗精神的爱国主义。新出版物采用了诸
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汉帜》的刊头，而不用原来的省份名称。老刊物
则彻底改换门庭，例如《湖北学生界》改成了《汉声》。新社团取了华兴会
或爱国会等名称，表明它们全国团结的大方向，而且它们的纲领也提出了全
国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刚刚返回中国的湖南人黄兴建立了华兴会，它是试图冲
破省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大多数会员虽然是湖南人，而
且其目标按照黄兴的话说是以夺取湖南省作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
一省不能与全国其余部分相敌对。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准备寻求与其他省
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发动举国一致的行动。①除湖南省以
外，会员还来自至少其他八个省，而且华兴会还同五个省（广西、四川、湖
北、江西及浙江）及两大市（上海与南京）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它最初
的会员几乎全部是学生，但是经过紧张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驻扎在湖南及
其邻省的一些士兵。它还赞助建立一个辅助性组织，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
与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接上头。有意思的是，这个辅助性组织取名为同仇会；
华兴会除了反满以外，没有什么纲领给予它的秘密会党盟友。黄兴和几位友
人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以掩护他们的活动（这活动在1904 年大部分时间里不
断取得势头）。
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在进行这种努力。在湖北，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
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军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势力
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朋友们在湖
北省各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到1904
年夏，他们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以此冒充一个学
术团体。这个组织获悉黄兴正计划在1904 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
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
他们计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
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个
计划搞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
十岁生日，即1904 年11 月16 日）；但在10 月后期政府的耳目侦破了这一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 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
清季的革命团体》，
第251—256 页。关于这些活动和1905 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
年文献编纂委员
会编：《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3册。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第2 册第499—763
页。张枬与王
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集（1901—1904 年）、第2 集（1905－190
7 年）。《俄事警
闻》的全宗（75 期，1903 年12 月15 日至1904 年2 月25 日）和《警钟日报》338 期的
大部分（1904 年2
月29 日至1905 年1 月30 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密谋，迅即予以扑灭。在几次小规模起事的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的厄运之
后，黄兴和其他几位领袖四散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了日本。这时，黄兴等
人只有准备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了。
在1903 到1905 年之间，其他许多革命团体也有兴旺起来的，也有衰落
下去的。某些留日学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一批学生参加了罢课，并且组
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现出这样的耽心：如果清廷继续
统治下去，中国人“会亡国灭种”。在表达当时盛行于学生作品中的绝望情
绪和行动主义时，这宣言说道：宁可奋斗而死，不可一事莫为。①军国民教
育会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组织暗杀队，开始制造炸弹，派出会员去与秘密
会党及其他组织——例如华兴会——挂钩。
经过这些努力，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中产生了一个幸存到1912 年的
组织，这就是光复会。和别的组织一样，它也想联合知识分子和秘密会党分
子一起反满，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个省的组织。光复会虽由浙江
的学生和几位老名流知识分子所创办，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苏籍的会员，并
把最初的基地设在上海。它受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很深，所以它组织不善，领
导不力。学生想动员一个可靠的秘密会社的战斗部队，其努力迄无多大成
效；而光复会之所以获致声誉主要是因为它蛮干，它至少搞了两次轰动一时
的暗杀计划和几次流产的起事。
分裂的运动与排满主义的增长
在日本游学的留学生从1901 年的约一百人增加到1905 年的约八千人。
一小组一小组的学生在中国很活跃，特别是在比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
此，因为象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有外国租界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保护。还有另
外一些人则有欧洲和美国。虽然学生的几十个小规模组织互相之间有联系，
而且学生们也彼此互相阅读出版物，但没有什么成功的协调活动。他们想冲
出各该省组织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国，可是未获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
力量，比他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象孙中山那样，他们也已认识到需要盟友，
或至少需要比现有追随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数，而且他们也确曾想法利
用秘密会党似乎能够提供的潜力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也象孙中山那样，他
们的努力尽付东流。学生们只能在远处进行辱骂，在自己队伍内部闹不团
结，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组织和全国人民隔离开来。由于遭受挫折，他们更
加乞灵于印发印刷品而不是真枪实弹地披挂上阵，但是他们的著作则呼吁应
恢复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动。例如，在一份当时最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中，陈天
① 玛丽·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9—30 页。关于光复
会的主要材料，
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 册第3—111 页。关于此事
的分析，见张玉
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89—300、403—528 页（其中有271 名已知会员的名单）。

华写道：
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
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
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①
中国政府的反应迫使狂热的反帝学生们考虑做出某些困难的抉择。北京
希望用乞灵于民族主义和内政改革的办法，来诱使革命意识离开它的轨道。
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 年支持义和团时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试图把国内
的不满引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不使它反对自己。政府通过创办一些武备
学堂和派遣更多的学生去日本接受进一步军事训练（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
建立新军）的办法，来支持反帝的恢复利权运动。1904 年1 月的一道上谕批
准成立商会，它的目的显然是在抗拒外国的经济统治。①批评政府的人要重
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了。梁启超1903 年在美国旅行时已开始认为，革命和共
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国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气势，在1905
年断言说：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时期之后才能实行自治。
康梁二人现在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
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所有这一切对学生究竟有何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显而易
见，学生们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排满的革命。对大多
数人来说，反帝是首要任务，而如果他们反对清廷，那可能是因为它姑息西
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 至1905 年之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孙中山
的立场：反帝的口号声减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强调起来；排满情绪愈来愈
强烈。
年轻人的排满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岁的四川青年邹容写的《革
命军》，它由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作序（章氏对满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
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邹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运动怎样使人们
结成了出乎意外的联盟。
邹容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广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动性
的语言号召进行革命，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
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虽然他明言中国备受列强
和满人的“双重奴役”，但他的愤怒几乎全部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
邹容的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
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袖人物及卢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论。在结论中他给
中国的未来开了处方，他坦白地承认：“嗟予小子，??模拟美国革命独立
之义。”①
① 周锡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 页（陈天华：《警世钟》）。
① 引自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62、68 页。
① 见邹容：《革命军》，由约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译加注，英译本（第123 页）。中文原
文又载于《辛亥
邹容言词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触怒了清朝当局。经过几个月的紧
张努力，他们未能说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员们引渡作者们，因为邹容的文章
是在公共租界发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国人包庇起来的章炳麟和邹容
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审理，而使满人受到剧烈挫折的是，1904 年5 月该庭
判决章炳麟三年监禁，但只判了邹容两年的监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
场徒有虚名的胜利，它本来是想从严惩处作者的，却不料被外国的干涉所羞
辱，但是，这场官司也暂时使上海革命运动受到挫折。
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此地马上变成了革命宣传的中心。这里
宣传排满比宣传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学生们的写作逐渐改变了重点。学生
们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点攻击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议需
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尚武的中华民族，而是不惮其烦地缕述满人的缺点。
中国百孔千疮的弊端都被大部分归咎于这个异族王朝的统治。排满宣传正是
在不团结成为学生的主要问题的时候加紧进行的。从策略上看，这种宣传变
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个广泛的革命运动，使之包括秘密会党成员和华
侨，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士兵、劳工和人数虽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
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商人。问题在于怎样能使一个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运动适
应这一惊人的事实，即中国也正在开始一场社会革命。新的社会集团和阶级
正在产生，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演变。排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
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对于反帝，有人持首鼠两端态度，有人则根
本漠不关心。这种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是不平
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国歧视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传教士或外国士兵破坏
了其生活的农村居民，自然比秘密会党的会员更热衷于反帝，因为会党成员
有长期的反满传统，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触外国人；我们曾经以为秘密会党是
反西方的，其实它们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时甚至被中国的基督教徒怂恿着去
反对满人。华侨对西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但同样至少也感到满人无能，不
能保护他们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旧金山的歧视政策之害；无论如何，
他们喊出排满的口号比批评英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要更加安全。
总之，许多人多半责怪中国的困境是由于满人的软弱无能，而不大归咎
于外国的侵略。所有中国人都能够看到满人的颟顸无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
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这种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不能取得激进的知识
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人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心理中还掺和着敬佩和
嫉妒的心情，而他们对满人的敌视感情则是纯而又纯的。
另外，西方帝国主义在1904—1905 年似乎也有所收敛。英法两国忙于
欧洲事务，俄国则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风扫地。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已构成了比
西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但是自从日本变成了学生们的主要避难所以来，他
们也不能把日本当做一个问题来展开争论。在东京的革命者们会尽量缩小外
革命》，第331—364 页。
国对于中国内部起义事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宁可讨论共和政府的
优点，而姑置帝国主义的劣迹于不论。他们希望用突出排满而不是用突出反
帝的办法来避免激怒列强，甚至希望尽可能地赢得它们的同情，——这种态
度是与孙中山的态度不谋而合的。
到1905 年时，革命运动同时面临着两种情况：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
机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国的侵略，但使他们更担忧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
强的活力。虽然北京的所作所为是瑕瑜互见，但总的说来它表现的活力大大
出乎任何人在1900 年的预料，而且毫无衰退的迹象。清廷有时对帝国主义
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同时它的国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
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启超
这样一些有现代头脑的爱国人士的支持。
这种趋势是危及革命运动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趋势则为它提供了希望。
幸亏有了清廷的维新，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才有新的机会使得受教育的人
们能在创功立业的同时去推动革命；例如，他们可以一方面在维新派官僚和
新军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动。出现了从事教育和新闻这样的职业，这
在几年以前是几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国知识的教师。在日
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
国新闻业。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
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过
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而且发现在商会中，
在地方官员、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总之，学生们能够找到许多潜
在的朋友。他们过去未能在自己中间实现联合，也未能团结内地的秘密会社
和其他组织，这个教训使他们懂得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运动。就象一位学生
领袖在1905 年所说的那样，革命思潮就象已经变成大江大河的一条支渠。
最初由人力开凿的支渠已变成一条自然的江河。现在正需要作进一步的努
力，要劈山开岭，到达泉源，取出水来。① 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和决心。
①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 页。
革命的联盟，1905—1908 年
1905 年夏是中国的转折点。事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战胜了俄
国，这件事正发生在中国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对派都想探索未曾经历过的道路
的时候。对每一方来说，日本的经验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看来，日本瞬息之间已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
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特别是亚洲的国际关系），因此
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
时，实行了立宪和创建了议会，但却没有完全摒弃他们的传统。的确有理由
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强国家团结是因为复苏了代表国家的古代天皇制度。
北京对研究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革命党人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亚洲人可以战胜西洋
人，赢得他们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励他们奋起革命。革命党人现在对外部世
界充满了好奇心，中国学生到处寻找思想和资料。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有一股
新潮流，并且从俄国、波兰、土耳其和许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证据。
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战斗性，特别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
样地，梁启超对日本团结性的观察促使他发出了要注意“公德”的号召。）
看来，强烈的举国一致的共同意识可以弥补缺少自然资源之不足，也可以弥
补现代化起步晚的缺点。中国学生感到，国民万众一心地投身于国家目标的
精神恰恰是中国国民所缺少的，而没有这种精神，中国就仍然会是比它更加
统一的国家的刀俎之肉。团结又恰恰是他们自己运动所缺乏的东西。他们受
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联合。1905 年8 月，经过十年零星的
和不协作的行动之后，运动的各个山头都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反清组织——
中国同盟会。①它变成了在以后两三年间使革命派被认为是真正夺权对手的
工具。
同盟会所代表的企图是，首先联合学生组织，其次再把它们团结到孙中
山及其追随者周围。虽然这一点成就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但它是革命运动中
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该组织成立的头一年内约有一千人入会，大
多数是来自学生团体。创建人希望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实现全国性反
清联合，但没有成功。联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 年就开始破裂了。
同盟会在1908 年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虽然它在1910 年重新恢复起来，但在
1911 年各地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同盟会会员不足一万人。在该组织活动的高
潮时，它可能有更多的会员，而且它肯定还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
① 同盟会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和
孙中山》，第119 页
插图。革命家们经过考虑并最后决定在组织名称上不用“排满”或“革命”字样；见冯自
由：《记中国同
盟会》，载《革命文献》，2（1953 年）第148 页。可是，詹森书中的文献表明，孙中山
有时也用“革命”
一词。
革命领袖也估计说，大多数在日本的学生都是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
1905 年建立的同盟会把革命运动带到一个新阶段，但同盟会此时与其说
是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对于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个伞形组织，
这把伞容纳不下这个过于多样和过于广泛的运动。当一个广泛的反清联合在
1911 年迅速成为事实时，同盟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可能不是最
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 年期间，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钱财
和思想的主要来源，它也是清廷进行反击和外国人感兴趣的重要目标。不论
是友方或敌方，经常都把同盟会直指为“革命党”。
一个新的革命战线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开始承认需要实行更大联合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檀
香山和美国的华人社会游历。在寻求秘密会社支持的过程中，他甚至在1904
年参加了美国的三合会分会。他筹措的钱只够开销旅行费用。他受到中国基
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数华侨倾向康梁的
保皇会，不那么赞助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 年初，孙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在返回日
本的路途中会见了在欧洲的中国学生。经过与他们的激烈辩论之后孙中山承
认，他过去忽视了学生，过于信任秘密会党了。他公开表示他已被说服：学
生——特别是渗入新军中去的学生——可以扭转形势而有利于革命。学生和
孙中山同意要组织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学生和秘密会党在其中处于半斤八两
的地位。由于孙中山改变了对学生的态度，一位兴高采烈的学生说：我们兴
奋地给东京写了一封信报告这件事情，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在孙中山到达日
本时热烈地加入他的组织。①至于孙中山，他的兴奋情绪可能因这一事实而
减弱了：他在欧洲五个半月期间所吸收的六十名学生，在他离去时纷纷退出
了组织，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间虽有尖锐的分歧，但很少人强烈反对追随孙中山来
实现大联合的思想。尽管孙中山屡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个别领袖应有的最
高威信。孙中山的主要本钱是他精通外国的情形。当学生们担忧外国可能要
对一场革命进行干预的时候，他们要寻找一位能使他们的革命运动为外国人
所接受的领袖。孙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广泛经验和联系（特别是在
西方和日本的联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外国领袖们认真地
看待孙中山，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业迹，有些人偶尔还破格地要见他一面。他
没有象康梁那样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接见，但他和他的两位政敌康梁一
样引人注目，他们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诞（ 1904 年）之际满人实行
的大赦之外的仅有的几个“叛逆”。因此，他是中国三名天字第一号的公敌
①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载《革命文献》，2（1953 年）第257 页。
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无忌的革命者。他为人正直无私，全心
全意献身于共和政制和现代化，这种种都是没有疑问的。在华侨中间筹集款
项方面，没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这样大的能耐。学生们在中国内地比孙中
山有更多的联系，但1904 年起事的失败表明他们还做得不够。必须在国外
做大量工作，而国外的工作又必须与中国大陆的工作相配合。孙中山同秘密
会党的联系可能补充国内学生组织之不足。总的说来，他是能够指望把一个
高度分散而广阔的运动联合起来追随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
有趣的话，即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
革命工作的革命者。①现在还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这种看法：把孙中山看成
是船头装饰像和避雷针的混合物。）
孙中山在1905 年7 月19 日在日本登陆，他发现他的日本朋友们（见第
六章）已经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及华兴会的其他湖南领袖们建立了密切
的联系。可是，争论仍然存在，而且因为别的组织将要被囊括进这个联盟之
中，所以谈判变得复杂了。基本的争论是，孙中山主张小规模而严密的组织，
学生们却主张建立其基础更广泛而比较松散的组织。这个有争议问题的部分
内容是，象华兴会等原来的旧团体是否还要在同盟会之外独立地继续存在。
另一部分内容是会党和新军将起什么作用，以及它们与知识分子将维持什么
关系。象他在欧洲与学生们讨论时所说的那样，孙中山仍然强调会党所具有
的革命潜力和他与它们保持联系的意义。宋教仁等学生领袖则认为，知识分
子乃是革命阵线内最重要的集团。孙中山同意会党需要由学生领导，否则只
会使革命濒于毁灭，但他坚持，学生的领导权只有通过会党的力量才能实
现。可是，学生似乎同意他们在欧洲的朋友们的意见；后者相信，知识分子
应该集中力量在新军中搞策反工作，因为新军中的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并
且是同情革命的。孙中山再一次承认他被说服。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
不论是会党或新军对革命都是重要的，但这种妥协并不严格地指导政策。虽
然革命党人想对会党和新军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 年以后的几年中会党仍
继续给反清运动提供人力。只是在会党举事几经失败之后，新军才大大地受
到了革命党人的注意。
孙中山和学生们还辩论权力应该怎样构成和分配的问题。最后，孙中山
满足于落得个“总理”头衔和集权领袖制的门面，同盟会则采纳了复杂的正
式结构，以美国政府为模式。为了搞一套联邦制，使之互相制约和平衡而又
有分权，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甚至创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但这只是象
征他们忠于现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这种民主结构和密谋行为的奇怪结合
中，西方形式不过是门面装饰。那些职能部门马上变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
派别及小组。
除了一个省外，各省在同盟会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约四分之三的会
① 引自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 页。
员是日本留学生。约有一百名会员——其中许多人是学生——都是在国外入
会的。所以同盟会很不同于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那第一个团体绝大多
数是广东人（其中逾半数住在国外），而且最大的职业成分是商人（42％）
和手工业者（18％）。在同盟会的会员中，广东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
南紧列第二，这两省共占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另外两个大队伍是湖北人
和四川人；其余会员分属其他十三个省籍，其中五个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
会员。①
从现有的会员花名册来看，它可能夸大了学生在同盟会中占优势的程
度。在同盟会存在的七年内学生会员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组
成部分，但同盟会实质上是一个联合组织，其中没有一种成分——甚至也没
有哪一个省的学生组织——是占统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国革命团体
来说，它的品类的庞杂，还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较广泛。学生组织
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和刘师培等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
人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的功名。他们代表着极其纷纭繁杂的思想，
有时彼此严重地形成对立。有些人，例如吴稚晖和章炳麟之间，还有很深的
个人宿怨。有些人对孙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对他很亲近。有些人与秘
密会党的头头紧密合作，有些人却与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协作，还有些人则
主要与学生配合工作。各省同乡会兼备了这些分歧，会员中间大部分出自上
层社会的人也是如此，从这方面来说同盟会也决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组织。
比如孙中山的追随者中间主要是海外华侨，他们大多数是小业主，也包括某
些大企业家和各式各样的劳动人民。他们许多人和中国国内有联系，特别是
在会党中间有联系。孙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学生及其同盟者来虽然人数很少，
但却有举足轻重之势。同盟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筹集的款项，特别是
他从华侨中间筹集的款项。这一点使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发言有了分量，他的
个人影响也因华侨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强。除了许多小的捐助者外，还有几
位富户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孙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学生们的亲戚
或朋友，还有些人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统一的指挥
和严格的纪律。这个联合中的各个团体虽然经常合作，但它们并不能融为一
体。每个小团体都有它的门户之见。因此，学生人数虽多，但并不表明他们
掌握了同盟会的实权。
意识形态与“革命-改良的辩论”
① 1905—1906 年的同盟会会员名，可见之于《革命文献》，2（1953 年）第158—217 页
。研究同盟会最彻
底的著作是郑冼秀兰（音）的《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
大学博士论文，
1962 年）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01—462 页）。又可注意李大龄（音）：
《辛亥革命的基
础：同盟会历史记录》。
1905 年革命党人实现的团结虽然还很不完全，很不稳定，但它已达成了
这个运动十年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剂是意识形态，但这只是说，革
命党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运动
中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主义。勿宁说，一个活跃而强烈的思想酵素是他
们都公认满人无能，天命当改。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询谋佥同，但当涉及共和
政制、土地、其他经济政策、社会变革和一些更具体的政策问题时，革命运
动中的意见又形成互相凿枘之势了。
一方面是意见的一致在日益扩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锋也愈演愈烈，这
二者都有助于使我们了解共和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
位。意见日渐一致的人士包括许多所谓“改良派”及革命党人。虽然双方争
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怀好意，但他们之间的交锋表明，他们在不少方面有共
同见地，甚至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共同设想。这些思想交锋也显示了革命党
人之间的分歧，其严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辩论的双
方，特别是革命党人方面（因为梁启超在1905 年仅三十二岁，他实际上是
单枪匹马作为辩论的一方），提出了极不相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激烈的争
论漩涡中又往往变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论哪一方。确实可以说也许是不论哪
一个人，都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相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由于近乎发狂
地要寻求、吸收、博采和运用新观点，他们的特点是高度折衷主义的、自相
矛盾的、模棱两可和变化无常的。虽然如此，从1905 至1911 年杂乱无章的
著作中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开展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革命，
其内聚性足以为政治和社会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轮廓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孙中山作为一位思想家来
说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观察别人的情绪、调和他自己和别人的思想以及生
动简明地表达自己意见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补自己思想之不足。由于孙中
山不耐心搞枝枝节节的问题，同时又陷于种种复杂的事务之中，更因为他把
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筹款和搞革命的实际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详尽阐述革命
思想体系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他们填充着他的思想轮廓，还加进了他们自
己的意见，这样其中有些人便远远超过了他。自然，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部分
地或全部地反对孙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样地，整个运动因发展了很大一批人
员和组织而使孙中山难以掌握，运动的各种思想也超过了三民主义的内容。
可是，孙中山在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仍能重获运动的主导地位，而且在以下
几个方面——即在革命运动的排满主义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战略或战术
（特别是它的密谋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调和又要反对外国统治又要寻
求外国帮助及支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方面——处处明显地留下了他个人的
烙印。孙中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议，也最少被共和派阵营所
接受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还是批评
者，哪怕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围绕着孙中山所说的和所想的内
容来争辩，仍然要讨论他提出过的问题，仍然要使用他创造出来的术语。①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现在孙中山所拟定并为同盟会全体会员所接受的誓
词中：“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1905 年起，由
于数十位作者在发行于全世界的报刊和小册子上的劳动，这副空骨骼架子就
变得有血有肉了。东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则纷纷来自香港、新加坡、巴黎、
旧金山、温哥华、檀香山，以及当清朝控制稍松时的中国国内地方。最重要
的出版物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它在1905 年11 月创刊于东京，共
发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为止；1910 年又增印了两期。它的
编辑部改组了几次，报纸一直对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开放。特别在1905 至1907
年期间，其他报刊也很活跃，虽然《民报》办的时间最长，也吸引着更多知
名的革命党人给他写稿，但它从不是运动中唯一的声音。②这些报刊彼此之
间也有很多联系，例如相互转载文章，相互宣传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数情
况还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采取了与同盟会政策针锋相对的立场，其
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杂志和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前
者宣传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后者宣传自己的种种无阶级、无
国家的社会的观点以及关于维护女权的论点。除此之外有一种革命刊物重在
宣传排满和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着重介绍外国的思想，有一种则注
意宣传保卫中国边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犯。
可是在1905 年时，主旨是统一和民族主义。学生们和孙中山都对他们
国家的前途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们用以衡量中国进步的标
准，比起西方和日本来，中国青年为国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难当。现在，1905
年8 月13 日孙中山在东京的学生群众集会上告诉学生们说，中国甚至可能
进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国学生看来，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现在亲聆中国革命领
袖说中国可以进步得甚至更快，这使他们象触电似地震动。孙中山告诉他
们，中国得天独厚地有许多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历史遗产，
有无与伦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有日本和美国可资借鉴，有日本朋友和象他
本人那样的一些中国领袖——他们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鉴时知道如何
取舍。据他的观察，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导的。幸亏有一批留学生
正在获得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他们的国家马上会得到与日本一样
的领导者。只要中国的革命者保持团结，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够创建
① 例如，见马丁·伯纳尔：《1907 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第136—138、152—1
60 页。伯纳尔关
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观点。
② 参照伯纳尔对《民报》及其不同阶段的评价（见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
217—223 页）。
关于《民报》的历史，包括它的目录和作者笔名在内，有一本无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
曼华（汤增璧）
的《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载《革命文献》，2（1953 年）第218—238 页；此文也载
于《辛亥革命》，
第2 册第438—459 页。又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3、4 及
第6 章。
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们能够制造出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机
车那样容易。他们能够应用亨利·乔治的原则使他们的经济现代化。他们能
够摆脱外国的统治而获致完全的主权，其办法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以此向外
国人证明中国是强大的、坚定的和进步的。
孙中山所强调的主题——统一、主权和国家强盛——是很适合学生们的
胃口的。他们接受他，主要是因为他懂得外国人的威胁，不仅知道怎样去消
除它，而且知道怎样把它变成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学生
们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说：“每一件事都能被有决心的人安排好。常人
所不懂者，一定会被〔这些〕人介绍明白??如果我们能在一种变革中打动
人们的心，文明就会立刻来到，不出十年则‘独立’必将深入人心。”①
孙中山呼吁学生们要起而领导一场救国的十字军运动。这个呼吁是未来
革命领袖们在以后数十年内要一再发出而学生们要不断听取的呼声。在这种
情况下，它使运动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见绌，甚至与其他目的发生了冲
突。例如，同盟会誓词中所说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权这样一些目标，相当于
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即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即民生主义）。三
民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和平权主义与学生们的习惯和感情完全对立，而且也许
是与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出身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们被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新思
想所强烈地吸引着，但他们甚至更强烈地向往民族主义，这或许是因为民族
主义既能唤起爱国主义的新感情，又能唤起团结一致和文化优越感的以往的
意识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所得到的支持，要
比第一项（民族主义）少得多。诚然，孙中山本人无论怎样喜欢把他的三民
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却显然有一
种超人论的色彩；和学生们一样，他之重视人民参政却不如他之重视强有力
的领导。另外，他和学生们一样的是，他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摆在迅速
改变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目标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对人民权
利、制约与平衡以及联邦制，中国的革命志士并没有漠然置之。但是，他们
之所以珍视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最强大的国
家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最快地富强起来的国家美国就是个共和制国家。民主
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个强盛中国的手段。社会正义同样也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国人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终止贫富悬
殊，终止特权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国的统一。当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可能
危及第一个主义的实现时，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应该让路，或者放松要求。例
如，有几次“平均地权”被悄悄地收了起来，以便安抚地主集团或其他人等，
因为他们的支持这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之所需。①
① 引自希夫林：《孙中山之谜》，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65 页。
① 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即所谓的中部总会（详见本章下文），它明白
地把它的目标限
中国人在拟定这些观点时一方面着眼于外国的威胁，同样也注视着外国
的楷模。在1911 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
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
情绪自从1860 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
了，而在1905 年以后达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有时中国青年在狂热地学习
西方和日本的时候，忽视了把他们的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革命的作者们
更注意土耳其、波兰和葡萄牙的爱国运动，而不大注意广州和上海的爱国运
动。当他们热烈地讨论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时候，通常是用外国思想家们的名
词——这些名词更适用于外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例如，他们主要
根据德国的政治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来讨论立宪政制。他们写到俄国的革命党
人，写到他们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杀的问题，但很少提及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区
别，以及他们自己和俄国革命人士之间的区别。他们劲头十足地讨论无政府
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释西方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如英国工党
的前途），而不是讨论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偶然有一位作者探
究对中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土地国有化问题、土地政策与税收政
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就是这类讨论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问题，而不是反映
中国问题。例如，这些问题大部分产生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可取的探讨
中，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它们当作德国的和日本的政治问题来加以讨
论的。
中国人不仅仅是羡慕别人的模仿者。他们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许多可资批
判的东西，他们也预见到工业化国家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他们以
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法把马克思的话颠倒过来，预言中国社会比工业化国家更
容易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阶级分化是太明显了。因此，他们
勾画出一幅比较和平地过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图景。有些人——
最著名的是孙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实践的问题，如果中国也要实
现共和政体，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总的说来，他们仍是无批判地吸收外国的
观点，囫囵吞枣，而不经过充分的咀嚼。这就引起了知识上的消化不良，这
样，当他们建立新的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它又转而造成了政治规划不周和执
行不当的情况。
中国的革命党人感到与“进步的”外国人有手足之情。鉴于他们自认为
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所以他们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锋力
量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地注意外国革命人士的一个原因。关于
共和制和社会主义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国人对这两个主义大感兴
趣；中国人认为它们是最新的和最“先进的”思想，它们会给国家的强大、
政治的统一和秩序以及社会福利准备条件。在他们寻求新的和进步的东西的
制在两个主义上，即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宪政治制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
纂委员会编：《武
昌首义》，第2 辑第1 册第5 页。
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抱住一个观点又舍弃一个观点，或者把那些很难共
存的观点兼容并收在一起。他们的思想意识把他们的个性弄得严重分裂，其
中主要的矛盾是对外国人的难以言喻的态度。他们对外国革命者有亲切感，
可是他们也妒忌外国的富强；他们反对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但他们又
同时向西方和日本求助。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渊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部分
统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革命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在革命人
物中间，有的掉队了，有的变节了，有的改信别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队伍
中间出现了争吵。章炳麟对共和制的价值及其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表示异议；
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争论国有化应该实行到什么程度；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一切
形式的有组织的权威；《民报》则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数人意见与“普遍民意”
时的少数人和个人的权利问题。到了1907 年，这些意见分歧爆发为宗派主
义和公开的争吵。可是，有一个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
仍对同盟会的思想意识有影响。孙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从日本人方面接受
了一笔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视中国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责。另外
一个问题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来的，而且明白无误地涉及一人政治问题，即
革命是否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同盟会从来没有用一个
声音讲话，而从1907 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谐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关于中国
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应该从同盟会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活跃、成长、混乱和政见分歧这样一
个背景，来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这场辩论主要是1905 至1907
年在梁启超的《新民报》和在《民报》上展开的。1907 年10 月以后当梁启
超的报纸停刊以后，论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出版物上继续进行，但其争论
点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统了。
梁启超为清廷大力引进立宪政府而积极地作辩护，同时他激励北京更快
地走向比它的维新所企图达到的更扎实的民主。他以更强烈的笔触严厉地抨
击革命党人，但是他的攻击题目是经过挑选的。梁启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权、
国力、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很接近许多革命派人士的观
点；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通常只争论细节或方法，而不是争论根本目标和价
值。1905—1907 年辩论的关键问题是，不首先推翻满人能不能达到这些目
标；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达到；反满革命会不会招致——或防止——外国
人的干预和接管。虽然他们也辩论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问题和中国应该实
行立宪君主制或实现共和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就不如争论应否容
忍满人继续统治的问题那么火气大了。
梁启超的根本立场是，反满革命是危险的和不必要的。说它危险，是因
为它可能引起混乱，势必招致外国的干涉。说它不必要，是因为满人已经开
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
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他是一个敏感
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这些看法，但这些是他信念中最执着的一部分，在1905—1907 年期间他顽
强地为它们战斗着。
革命党人的观点则认为，国事已经混乱不堪，而且外国势力已出现在中
国，这一切都得由满人负责。正是这些本身就是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他们纵
容了列强进入中国，而且又没有能力把它们赶出去。的确，清廷已经默许西
方对中国的统治，以便维护它的宝座。中国之所以丧失了它从前在世界上的
煊赫地位，不是墨守传统、或者人口过多、或者任何历史事件之过，而是清
政府丧师失地的结果。因此，革命党人责怪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少于责怪中
国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报》的作者们极力缩小外国的侵略
性，一方面用来驳斥梁启超，一方面用来支持革命者的论点，即尽管列强由
于中国软弱和清廷的姑息而获得好处，但它们现在也会欢迎北京有一个稳定
而进步的政府。
梁启超猛烈攻击说，外国的统治已迫在眉睫，因为他坚持列强贪婪成
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机会瓜分中国。他甚至反对争取获致外国资本。孙中
山则坚决认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满人的时候就可取得，从而把
中国推向前进。他无休止地想方设法要弄到这种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没
有外国人的帮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报》的主
要执笔者胡汉民，都是捍卫孙中山的观点的，所以同盟会公开呼吁外国给予
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运动中曾于1900 年促使秘密会社“杀尽洋人”，现在仍
在起劲地强调“恢复国权”。它的维新派拥护者们认为，它的努力即使还不
充分，但也比革命党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确，当1908 年的事件使民族感
情需要集中起来反对日本时，革命党人并未带头。相反，一只日本船为革命
党人运送走私枪支，政府对它的拘留却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支持。虽然许多人
对政府未能坚持抗拒帝国主义而感到愤怒，但至少在1909 年以前他们宁愿
敦促它多做点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会的一些发言人坚决认为，推翻满人的统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
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锐地注意到，当时革命
的民族主义由反帝暂时转向反满，主要是在策略上转移了重点：“不是年轻
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反帝冤仇，而是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冲
突，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安于表现出克制的态度。”①还得补充一点，
革命党人不愿直接攻击外国列强，这并不妨碍他们间接地宣传反帝论点；当
他们发誓要结束满人统治时，他们也保证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中国。
在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排满思潮沸沸扬扬，掩盖了其他问题。《民
报》宣称：“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98—299 页。
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②
这样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
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使得讲道理的讨论受到干
扰。因此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理性反而
被感情所压倒。一位学生后来在总结1905 年前后他们那一代听到各种主张
作何反应时写道：“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
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营养。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
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
护宪制政体〔即立宪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①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
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
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后来，当清
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
了。合起来看是个笑话，在1911 年以前忽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利害关系
和价值而且彼此视同切齿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 1911—1912 年携
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这些辩论表明了1911 年以前对反清运动是多么
没有准备。
1905—1908 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
内容不但忽视了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
动。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
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
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
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这些活动
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
开始参加。1905—1908 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
持者所关心的事情。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
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
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
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一
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
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
未得到加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
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
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
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
②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1906 年4 月）8。
①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第53 页。
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对江西省的革
命运动加以研究之后发现，这两派在东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们的分歧在
江西就不明显了。①
在中国，那些积极推动实实在在的变革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分
歧，却是更为重要的。在推动变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样的贡献。
他们的辩论在上层知识界中传布了新观念和发展了一套新语汇。观点集中在
国家的团结统一问题上，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共舆论
等等概念丰富了语言词汇。这些词的意思和含义还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说和消
化，但在1911 年以前的十年间它们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1905
—1908 年的大辩论差不多使所有传统观点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几个除
外），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显露了头角。他们的著作满足了对急剧变革的
日益增长的要求。1910 年以后，当清廷终于证明它无力满足这种要求时，革
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会社
同盟会几乎没有改变1905 年以前已经失败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
秘密会社来补充其兵员，并且希望在象广东那样的单独一个省发动武装起
义，以推动全国的革命。
军事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建立共和国的三个阶段。随着每个县在清统
治下被解放出来，将实施军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内，贪污、不公正、行
政不当以及象缠足等有害的旧风俗的“积弊”都要被消灭。随后将废除军事
管制法，并在每个地方实施临时宪法。在以后六年实施这些临时宪法的时
期，地方自治的权力将转给每个县的人民，而军政府则仍管理全国的政务。
最后一步是实施全国宪法和进行全国选举，最后，军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
宪法产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国家。
学者们颂扬孙中山树立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
一个临时政府实施训政，以训练政治上麻木的中国人民，使之最后参加立宪
民主政制”。①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创立了训政的思想，其他许多人则接受
了这个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启超也坚持，中国人民还没有作好治理自己的准
备。他号召应有一个在清朝监管下的“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过渡时期。本质
的区别并不是训政的观念，而是究竟由谁来充当训政者。孙中山的主要贡献
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思想。没有人能说清楚民主制导师的资格是什么，也不能
说清楚如何去取得这种资格。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为他们最有条件在中国走向
民主制的过渡期中进行管理。孙中山主张迅速但有步骤地向立宪政府过渡，
① 塞缪尔·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第95—
96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26 页。
这个观念深为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同盟会会员所依赖。两个主要论战者汪
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训政是对梁启超论点的答复，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会导致
由一个军事铁腕人物控制的独裁制。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同盟会没有自身的内地根据地，
只能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而不能采取主动行动。它与行动的地方相隔太远，
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对他们进行支援和补给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坚
持战斗。如在1907 年春季，在广东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压力的农民造反者派
两名代表到孙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经过助手的调查后，孙中山派黄兴和一个
姓王的三合会领袖去监督这次行动。王某到9 月初才组成一支农民和秘密会
社成员的大队伍，并且安排它与两支叛军合作。王某很快夺取了一座重要城
市，并继续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黄兴在这时也已在设法打入府城的守
军。但当黄兴的计谋未成时，他们内外协同攻击的企图失败了。王某随即离
去，临时组织一次单独的行动，这次行动使他的兵力从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
人；但战斗持续了几天后，他弹药告罄，不得不撤退。孙中山的总部因在离
战斗现场二百英里的河内，他不能向其战斗人员提供给养和增援。广东西南
的起义在开始后约四个月就全部归于失败。在1906 至1908 年之间，至少有
五次起义，也许多达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样的原因失败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显，连绵不断的崎岖地形给孙中山从外部支援的策
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单是地理条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实行。但在日本、香
港、河内和上海的革命者与他们在中国的潜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间，不只存
在着距离、高山、敌军和警察的障碍，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社会距离。同盟会
的成员虽然比以往的任何组织更加复杂，但仍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要组
织一次全国性的革命，他们必须逾越阶级的界线。孙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会
社当作桥梁。但是秘密会社难以负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会社是天然盟友。两者都被宣布为亡命之
徒，都由进不了传统社会等级的人组成，都憎恨外国人的统治。
同盟会之与秘密会社合作，主要是为了接近对当局不满的、有叛逆精神
的和最具有潜在革命力量的农民。在此方针下，十九世纪已经普遍出现的农
民起义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更有所发展。大部分起义开始时只是地方问题占
主要地位的小运动，但缺粮、通货膨胀和高税额（常常是为兴办新学堂等改
革而支付）成了许许多多地方上的问题，因而也几乎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因
此，地方性的叛乱可以发展成为更广泛的运动。只有拥有地方组织和有一定
数量农民参加的秘密会社才得天独厚地处于直接指导这类运动的地位。寻求
秘密会社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寻找接近地方势力的捷径”。①他们没有
想出获取民众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会社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
毫无希望的手段。它们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发展到农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现
① 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29 页。
出具有日益加强的内聚力。至少在1906 年，它们是中国境内最活跃和最强
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 年，起义在华中和华南全面爆发。其中一次是1906 年12 月沿
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起义，它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须从四个省份派军
队去进行镇压。矿工和其他工人也参加了方圆约八百平方英里的萍浏醴地区
（即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浏阳和醴陵）的农民队伍，起义者的目标是各种各
样的。在江西，有几个革命学生在不知道东京有同盟会总部的情况下，企图
网罗知识分子和秘密会社成员于一个组织，来发动一次群众运动。在两省交
界的湖南一侧，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较轻。经济要求是整个运动的中心，但在
其他方面目标就不那样一致了。在江西，满洲人被攻击，因为他们向洋人献
媚。在湖南，有一些象“灭清护洋”和“铲富济贫”的老口号。有一个自称
“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集团有着明显的传统，另一个集团却号
称“中华共和国政府”，它许诺给予自由和平均地权。①各地起义仍由地方
领导，主要由地方问题引起；学生仍不能与秘密会社建立持久的关系。
同盟会约用了两年时间致力于加强它与秘密会社的关系，并通过它们去
加强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但是迄无成效。爆发了无数次起义，只有少数是由
同盟会指导的，较多的起义由秘密会社领导，但绝大多数起义则没有明确的
上级组织。江西的经验是典型的。虽然在1911 年前的十年中，经济苦难的
加深造成了饥馑、盗匪和大量涌现的起义，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们的运动
与农民联系起来。相反，农民的不满找到了反抗的传统形式。在浙江，农民
起义“几乎总是完全脱离革命运动的”。②
学生激进分子所以不能与秘密会社结成同盟，并通过它们与群众结成同
盟，原因并不简单地在于阶级偏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证实，不论是学生中
的激进分子或是秘密会社，都不代表某个单独的阶级或某种单一的观点。③
有些秘密会社并不是一贯反满的，也不是一贯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绅
士、商人、地主或官员领导。的确，在解释秘密会社与知识分子不能在一起
有效地活动时，学术界的意见着重指出，秘密会社的虚弱与知识分子的清高
态度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原因。①
① 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 页，书中还指出这个宣言是学生写的
，“实际上抄自”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 页；库珀：《辛亥革
命前后的江西》，
第78—93 页。
② 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92 页。
③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
周年论文集》，
第170—171、180 页。
①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
周年论文集》，
第171—177、182—184 页。又见陈志让：《〈彭公案〉中的秘密会社》，载《亚洲研究杂
志》，卷32 第
4 期（1976 年8 月）第807—822 页；卢斯特：《秘密会社、民间运动与辛亥革命》，载
《中国的民间运动
秘密会社和革命派既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分歧，也有着共同利
益。问题是它（他）们都不代表群众。
这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要求拥有特殊身分，因为他们受过国外的教育。
他们赞成由“有大决断的人”对老百姓进行“训导”，这本身就是他们有此
要求的明证；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众。大部分人留在国外大城市，当他们在
中国时，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不象传统的上层绅士那样，现代
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和县城没有根据地。他们可能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更加脱离
群众。例如，绅士经常与秘密会社发生关系，这说明传统的社会精英与平民
建立关系时困难要比近代社会精英少，因为后者发现自己与城市商人、华侨
和外国人的共同点多于与中国农民或游民的共同点。传统和近代、农村和城
市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比绅士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界线更加分明。
这种情况可从广州地区得到证明，对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
浙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广州三角洲，革命出现了两个运动；一个涌
现在农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发的和传统性质的；另一个则是大城镇的秘密
会社。例如，三合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围，并不扩大到农村
的农民那里。“民军”首先在农村地区、村落和小城镇组成。它们最初的形
式是民团、氏族武装和村社自卫团。它们逐渐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队，并与官
军交战。当它们超越农村和集镇而向较大的城市中心发展时（因此容易被动
员起来搞超过地方性的大目标），秘密会社提供了进行组织、联络和协调的
必要手段。最后，有些“民军”终于与同盟会接触，并且在广州（也许还在
其他重要城市）与它合作。但到那个时候，许多农村青年已经回转家乡了。
①
总之，在广东省，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是农村的严重动乱，而革命派与这
种动乱只能建立暂时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来说是最低限度的联系。在
有些情况下，这些联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区发展新组织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
市参加现有组织的农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会社提供的联系则要多得多。同
盟会提不出能吸引农民的坚定的土地政策。的确，它赞成的是农民不愿意资
助的那种现代化纲领。它还缺乏组织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识
形态吸引力发挥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从来未能充分利用秘密会社已经
创造的接近群众的机会，也从来未能找到一个比秘密会社更好的中间人。它
更不能直接与群众联系。
当革命派真与一个秘密会社联系上了时，他们又往往不能与普通会员接
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166 页；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
识分子》，第134—139
页。
① 谢文孙：《1911 年的惠州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1840—1950 年》
（第145—164 页）；
以及《1911 年广州三角洲的农民起义和各级集市的关系》，载埃尔文和施坚雅合编：《两
个世界中间的中
国城市》，第119—141 页。
触。在运动初期，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并积极参与最初几次暴动的秘密会社
会员与其说是一般会员，不如说是会党领袖，这些人“受过教育，相当富裕”。
②在浙江，与革命派紧密地在一起活动的两个秘密会社都由小绅士领导，其
中一个会社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兰金的说法相当恰切：在诸如此类事例中
可以看出，革命派对待群众，“与其说象对待信徒，不如说象对待军队”。
③
象绅士阶层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做过的那样，绅士和革命派这时都设法为
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会社。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1907 年（约在4 月）
成立于东京的共进会，其目的是要团结长江中游一大片地区的秘密会社。它
代表了同盟会中人数相当多的一个抗议派，一方面反对孙中山把力量集中在
华南，一方面也反对共进会领袖们认为的那种过分关心理论和知识分子影响
太大的现象。该会最初的成员中大约有九十名同盟会会员，其内部组织则仿
效同盟会。创办人是强烈反满的，对同盟会纲领中的其他部分则不很热心，
特别是对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热心。共进会会章采用了同盟会的前三点，但把
第四点“平均地权”改成“平均人权”——这个明显例子说明同盟会的思想
意识为什么不能流入内地和被群众所接受。该会的领袖们声称，“地权”之
所以被改为“人权”，是因为“人权”对秘密会社成员更有吸引力。但农民
则发现“人权”二字神秘莫测。一个参加者的回忆说：“共进会放弃了‘平
均地权’的主张，终于使它无力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①
这一改变，更多地想讨好地主，而不是为了吸引农民。许多共进会领袖
出身地主家庭，他们对“人权”不象对哪怕是意义含糊的“地权”那样感到
不舒服。此外，他们心目中的“人权”与同盟会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权”意
义不同。例如，共进会江西分会采纳了儒家的准则：“‘平均人权’指的是
按照传统公认的社会规范确定的正确行为。”②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国的潜力来进行民众起义的努力，并没有
使它与一般民众建立牢固的关系。共和派还发现，他们必须与绅耆妥协，后
者对革命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共进会是第一个明显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
类组织后来会发展成为一个范围广大的尝试，以把反满的共和革命与保存传
统的社会、经济秩序结合起来。
到1908 年初，同盟会已经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约在一年中，它
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或参加了起义——根据不同的说法，总共至少五次，也许
多达八次；但没有任何明显的成就。政府在镇压这些起义时不很费劲。没有
② 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运动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 页。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8 页。关于共进会情况更详细的讨论，见冯兆基：《清末
的共进会》，载《东
方研究杂志》，卷11 第2 期（1973 年）第193—206 页；以及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
》，第529—540、
617—656 页。
② 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 页。
一次有希望触发革命派梦寐以求的连锁反应。随着失败的升级，同盟会会员
内部发生了争吵。曾经在1905 年被掩盖的分歧这时把团结的门面搞得粉碎。
在敌视孙中山的新编辑的主持下，《民报》发表了批评共和主义的文章，论
调也很悲观。同时，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 年已经夺走的主
动权，逐步增加对外国当局的压力，要求它们取缔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
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国庇护所的活动。在国内，它镇压持
不同政见的人。革命活动仍在继续，但协同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学生、秘
密会社、老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反满的绅士在以后的两年中各行其是，直到
1910 年才开始组成新的队伍。同时，在1907 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 年1 月
被逐出河内的孙中山在新加坡避难。从那里，他又恢复旅行，去访问全世界
的华侨界，这时他仍在继续实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经制订的策略。
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 年
到1908 年时，清政权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叛乱和外国压力中幸存了下
来。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情况相比，1895—1908
年的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轻而易举地把它们
镇压了下去。与此相反，表面上与1895—1908 年一系列事件没有什么不同
的1911 年的一些事件，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对清朝的支持在从前一些起
义中很少动摇，但这时却冰消瓦解。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
运动，最后出现了一个共和国。
很明显，在1908 至1911 年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但是那些变化只是
一个很长的衰败过程的最后阶段呢，还是朝着新方向的急转弯呢？
总的说是传统，具体地说是清朝政制，在1911 年前一段漫长时期中已
经在衰落，但不时出现复苏的迹象。即使清朝在诸如自强运动和1898 年维
新运动中失败了，但仍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1901 年以后的
几次改革是又一个例子。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 年前一百
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
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
按照这个观点，则1911 年前后确有一个突变。清朝已经容许甚至鼓励
新利益集团的发展。它已经在形成新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贡献。它
已经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至少在1908
年前，它能够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们对原有的秩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
胁。大部分商会、学习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诚的臣民。
但是他们正在开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们对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1908 年，
他们的期望惊人地发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为过
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对他。但同样是这个清朝的领导集团自己
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且超过了康有为曾经打算做的一切，“新
绅士”们却立刻断言朝廷还走得不够远，不够快。在1910—1911 年他们坚
持新的要求，当他们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更广
泛的反清大联合。
不妨引用列宁的话，可以说1908 年至1911 年之间发生的一切是上层阶
级中较活跃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旧的方式，而上层阶级的其余部分人变得不
能再按旧方式行事了。根据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层
阶级”的成员。下层阶级在最后的反清联合中虽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数量
还不足以产生一次群众革命。1911 年反清联合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别
是新军中的士兵）和“新绅士”（特别是在谘议局、自治会和投资者集团中
的“新绅士”）。“下层阶级”在联合中主要是通过新军进行活动，但也在
联合以外的各种运动中活动。革命学生也在新军中起最直接的作用，还可能
在“新绅士”中起作用。他们的宣传品（包括旧《民报》和其他杂志）在发
行后几年仍在内地流传。有的学生还在1911 年与其他革命派结合在一起，
以便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并参加他们曾经大力赞助的联合。
多年来迂回曲折的事态发展进程突然起了变化，并且集结了力量。反对
派过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乱了步骤，因这些改革和自身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
同时他们各处一方而社会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设法保存了下来，
最后，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终于把他们纠集到一起来了。
大联合的出现
新军
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 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
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
生影响（见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 年制订了一套通过笔试征募士兵的
新制度。同时，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军多半是从上层阶级征
集兵员的。在其他省份，新军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旧军中的比例高得
多。①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从事戎马生涯，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一名中共领
导人回忆说，在1910—1911 年，当他还是萍浏醴区的一个十来岁的青年时，
“我的许多同学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他
们终于接受了??战死疆场，虽死犹荣的新思想。他们以参加新军为荣。”
许多人出逃去参军，其中有的不够年龄，就伪造证件，以参加入伍考试。②
新军大力进行教育（特别是减少文盲）工作，这同样是新事物。士兵们
欢迎进学习会学习的机会，学习成了普遍的活动。一名湖北士兵回忆说，在
他的部队中，每人的阅读能力大约达到了小学水平，班长们都会写字。③
与某些旧军队不同，新军在它们驻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较谨
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荐和保证等安全手续，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
正。这样就倾向于更多地向上层阶级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军士、甚至下
级军官可能仍继续来自农民家庭。对游民和盗匪分子则坚决加以清除。与过
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许多中国人与革命
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
① 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
绍华的《清末的
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第147—165
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10—119 页，540—646 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
中的军事策反工
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9 第1 期（1975 年）第103—123 页。关于湖北的材料，
见约瑟夫·法斯
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28 期（1960 年）第127—149
页；以及《辛亥
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第30 期（1962 年）第183—191 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
首义第一周》，
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83—416 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365—38
2 页；周锡瑞的
《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 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
华裔学志》，第
31 期（1974—1975 年）第151—171 页。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
，第374—375
页和377—378 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15—27 页；C.H.赫德特克的《四川
与清朝的覆亡》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 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
学博士论文，1962
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 年）；唐纳德·萨顿的《
1909—1925 年滇
军的兴衰》（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 年）。
②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1 册第20 页。
留学日本归国的军官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倾向。从一开始，到日本军校留
学就蔚然成风。当1905 年通过仕途发迹的旧门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
人们心目中有了威信。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
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许多青年感到，中国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
传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会会员在这些军校留学生中大力进行宣传。尽
管政府疯狂地大力把现代军事训练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围内，但日本
军校的学生名册中充斥着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他们回国在新军服役
时，就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湖北发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1911 年的起
义的。张之洞总督曾在该省花大力气建立了一支新军。但张之洞在甄别革命
分子这方面，却不如其他官员——例如直隶的袁世凯——那样有力。湖北至
少在1905 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
吴禄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他在参加唐才常1900 年
的未遂起义时辍学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1902 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到
那时，他已是孙中山之友，又是一个隐藏的革命积极分子。他曾升任新军中
的几个要职。其中即有北京的一个要职，其他的湖北学生也早在1904 年就
认为，军队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
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1904 年6 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可能是
企图联合学生、士兵和秘密会社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904 年与黄兴合搞一次起义的企图失败后，湖北的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
才重新组织起来。从1906 年初起，一共大约有三十个革命组织有记录可查。
这些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密切（但与同盟会关系不密切，虽然组织名称相似），
这可以从“军队同盟会”和“振武学社”等名称中看出。早在1906 年，一
名清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了警告，说同盟会在新军中的活动日益频繁，活动
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话文来煽动士兵。据说有一个日知会，在组织普通
士兵方面特别成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从1906 年初到1907 年1
月）。这样就开始了1907 至1910 年时期摆脱专门吸收军官的倾向，直到1911
年，新军中的主要革命集团几乎全部由士兵组成。
1908 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动几乎停止，因为它的领袖（一名新军士兵）
被调往四川。这件事说明组织是多么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组织起
来。共进会起了主要作用。1908 年后期，其创始人孙武从日本归国。他很快
对秘密会社丧失信心，便转向新军征集会员和盟友。同时，共进会最合理的
潜在同盟者“军队同盟会”被“群治学社”接替。新名称是能说明问题的。
1908 年夏秋，政府已经镇压了一批声称有权为民主公开集会的集团。甚至梁
启超的温和的政闻社也被镇压。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宪政计划的同时，不能
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变这些计划的活动。就在这个过程中，湖北群治学社的
成立可被视作对当局的一种公开和对抗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个月以后出现的。随着她对政权控制的
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
会。群治学社的三个成员开始发行一种报纸，它广泛流传，并把革命的要义
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当群治学社在1910 年9 月被振武学社代
替时，后者也发行了一种报纸。大量的报纸宣传与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
文献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归国学生在尽可能靠近兵营的地方开设店
铺、客栈、茶馆、杂货店和其他铺号。许多这样的店铺成了革命组织的前线。
陆军部长委托一位美国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军已经趋向反满。①
在1910 年，时机仍未成熟，军队不能单独行动，连试一下的准备也没
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进会和振武学社等组织发现还不可能进行合作。
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军中取得的成绩并不一样。在1909 年前，他们在
北方争取到的拥护者比南方少；但从那时起，同盟会会员开始担任北洋军中
的要职。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长期进行的广州，准备仍不充分。例如，同盟
会企图组织新军兵变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动现在真相大白，它不过是一次地方
暴动，而不是一次革命起义。这就是地方官员颟顸无能所引起的1910 年2
月的广州暴动；革命派当时无非想利用（但没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
件。②他们在广东的问题是，他们在士兵中没有组织，虽然在中下级军官中
有大批同盟会会员。
在1910 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动，政府开始惊慌失措。革命派是否
取得了象官方所认为的那种成就，这还不清楚，但到1910 年底，新军的不
满情绪急剧加强，而清当局几乎是疯狂般地作出反应。部队来回调动频繁，
有时甚至被解散；军官经常被替换或解职；监视工作逐步加强；宵禁实施了，
各项规定普遍从严执行。振武学社决定更深地转入地下和寻找盟友。1911 年
1 月底，该社的领导人在武昌聚集，企图成立一个新的前沿组织，并为该组
织起了一个无碍时局的名称——文学社。在一个月内即已有约四百名新成员
入社。该区几乎每个营都有人入社。其领导人决定继续发行一种报纸，给每
个部队单位分发一份。武汉三镇各设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
以及有湖北军驻防的另外几个省里去。有的人甚至远去东北。
当文学社在加强其招募和宣传活动时，它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方面正与
共进会进行竞争。虽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但他们不能
协调他们的活动。文学社领导人的几名话说明，为湖北省新军提出的社会变
化的要求还根本不够：“我们是下等士兵；他们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
①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 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
如冯兆基的《辛亥
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第114 页）提出，到1911 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
②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 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
《黄兴和中国革命》
（第76—77 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 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
释作比较。关于
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 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
34 第3 期（1975
年5 月）第689—715 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 页。
是又聪明又有声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他们从不屑看我们一眼，依靠他
们，我们会一无所得。”①需要有一些调解人的帮助和一种危机感的气氛，
这样这些集团间的摩擦最后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调解人可
由上海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个小派别出面充当。而危机则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
中。
新绅士和省谘议局
1910 年与日、俄、英、法等国的边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软弱而受
到攻击，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也变得更加直言无忌了（见第七章）。十六个省
立宪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组成谘议局联合会。该会随即派一个三十
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这次行动赢得了政府的几
个让步，其中包括设立临时的资政院，把完成完全立宪制的过渡期缩短三
年。在1910 年1 月、7 月和10 月的三次请愿后，11 月4 日的上谕答应在1913
年召开国会（原定在1917 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省议员仍不满意，
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
赢得让步。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
至想到了革命。
11 月4 日的上谕命令请愿者解散，但是在临时的资政院议员的领导下，
许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论了两个月。因此，到1911 年初，请愿运动进行了
整整一年，并且从要求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
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
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和革命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
次强烈。在1910 年初期，他们曾经向当局请求动员民众的支持以防止叛乱。
但时隔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 年7 月，一份立宪
派报纸的社论认为，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
这就是欧洲人成功而“我们的墨水付诸东流”的原因。六个月以后，随着要
求立宪派“不应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口舌之战”，上述要求暴力行动的
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①1911 年3 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
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②
梁启超自知不可能参加过去与之激烈斗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队伍，但他这
①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 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
程度是特别难以
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
，以后的组织“对
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第112 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 页。
②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
考察》，第248
页。
时却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那些观点。他甚至争辩说，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外
国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险；对这个问题，他与《民报》的作者们过去争论得最
为激烈。他的许多改良派追随者也发现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上。“立宪派人的
君宪美梦已经觉醒??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
与清廷对抗。”①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
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领袖人
士中，只有江苏省的张謇还没有转变原来的立场。但当革命一旦爆发，他在
促使清王朝覆灭这方面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1911 年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而有利于“新绅士”一方。虽然反
对派力量仍然过于分裂，还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战，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清
大联合的因素这时已存在了。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
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省议
员满怀着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临时的资政院中供职的人（他们比一般的谘
议局议员年轻，并且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有战斗性。商人曾经参加领导反洋
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许
多商人在1910 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具有省议员们
同样的情绪，并且与省议员一样，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
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
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甚至还有一种新型的“商绅”，他们
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国控制，以及诸如发
展铁路之类的洋改革。
革命组织
这个潜在联合中的促进因素是革命组织，它们在1911 年4 月的关键时
刻发挥了作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
1910 年更有所加剧。同盟会已经有两年未进行多少活动。它最后一次起义的
时间是在1908 年，《民报》在那一年10 月被封。自1907 年以来有激烈的
内部争吵，有几次严重的资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边的情况。有些领导
人则铤而走险。例如汪精卫策划暗杀一名高级满洲官员，在1910 年初期被
关进监狱。大约就在此时，另一次广州的暴动失败了。同盟会的有些会员终
于想出了一个较有成效的计划，他们建议同盟会要重新审查它的整个策略，
把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向长江中游。抱有这种想法已有好几年之久的湖北的
同志们热烈响应。有几位会员在1910 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
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指导长江一
带的活动。这项计划激怒了胡汉民，从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 页。
在此期间，孙中山一派仍坚持按老方式行事。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周密准
备，他们在1911 年4 月在广州的黄花岗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几
小时内就失败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华南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士气
进一步低落。但是这次失败虽然结束了南方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
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
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民国的诞生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 年
设法重新取得的主动权又从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来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
它的旧军队是虚弱的，而新军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机器中一批干练和献身效
忠的人正在失势而让位于谨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中国受过教育而最有才
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业，把旧的一套留给最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为地
方官员培植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政府压制批评的企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
评。分裂其对手的努力只是使他们分散活动，但没有消灭他们。它在4 月底
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但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于革命派
自己的贻误，而不是因为清朝的强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对
付，它正在对旧的和新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施加影响。总之，清政府终于发
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
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开始时企图有选择地遏制这种趋势，
在1910 年对某些要求加以拒绝，对另一些要求则作出妥协。在1911 年，它
决定需要采取崭新的主动行动，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末日的来临。
清政府所选择的主动行动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 年5 月的两个星期中，
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
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是一个由十三个庸碌之辈组成的集团，其中只有四
名汉人；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
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革命
派这时能够宣称，内阁证实了革命派言论的正确，即满洲人执行的是为自己
服务的反汉人政策。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
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甚至张謇也持公开批评的态度；他
说国家此时在迅速瓦解。①最后，内阁还激起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比较不受人
注意的对手袁世凯的不满，因为它以他的一个主要对手接替其密友担任交通
部长。这个职务还职掌铁路管理；另外，内阁的组成与袁世凯也不赞成的新
国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其他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予以反对，他们对以
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对铁路国有化
的意见，几乎被那些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的人的一片抗议声所淹没。这些
愤怒的投资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
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终坚持，清政府的改
革只是为了加强王朝；这时他们又有新的弹药和新的目标了。北京在这个争
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1910 年军事预算几乎是1905 年的
八倍。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外债的普遍愤怒情绪常常是别有用心
① 陈志让：《袁世凯》，第82 页。
的，但恢复利权的运动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些反对清政府借债的人可能
也反对各省借外债。更重要的是，抗议与其说是反对借款，倒不如说是反对
缔结借款协定的方式。例如，对许多议员来说，骨子里面的问题是没有与他
们商量。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动行动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行其
是。1911 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缔约借的第一笔外债，但这笔外债正发生在
各反清党派已经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之时。
暴政已在三个不同方面同时表现了出来，一下子触犯了种族意识和爱国
心，触犯了对民主的感情和经济利益。（令人惊奇的是，这三方面的行动等
于是违反了三民主义。）我们在对清朝盖棺论定时，可以从这个角度评价革
命派的作用。人们发现清政权是不够格的，这主要是它自身的错误；但是这
个定论是根据革命派尽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来的三民主义作出的。三民主义
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后一致，有些捍卫它们的人只是口头上效劳，而同时却准
备违反它们；但在1911 年，它们是中国出现的最接近于全国一致的事物。
结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态发展的中心，因为各个不同集团只赞成三民主义中
这一主义或那一主义，只有革命派赞成其全部内容。因此，他们在最后的反
清大联合的一切派别中，最能够调解利益冲突和把各敌对集团纠合在一起。
他们在立宪主义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宪友会
对清政府1911 年5 月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立宪派作出的。他们有的人自
第一次选举以来一直在酝酿，企图组织一个政党。在请愿运动期间，特别自
梁启超在议员中散发了一份概述应如何管理一个政党的想法的建议后，组织
政党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已成为请愿者领袖的直隶省谘议局议员孙洪伊进一
步促进了这个主张。1911 年3 月，他邀请各省谘议局议长来北京商讨对策，
以便“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
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①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立宪派才得知“皇族内阁”
和铁路国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个省的四十名立宪党人已在北京集
合，名义上是召开第二次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织政党。十六天以后，
在1911 年6 月4 日，宪友会宣告成立。
宪友会旨在统一立宪运动，以迫使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和组成更有代表性
的内阁。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扩大它的民众支持的基础。其纲领是
一个妥协纲领；其中的词句，如“尊重君主立宪”，清楚地说明在运动中张
謇这一派的力量仍是强大的。会章中即使有了这样的让步，张謇还是不愿意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7 页。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
第581 页注①）。
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
亥革命》，载《近
代中国》，卷3 第3 期（1977 年7 月）第321—344 页。
参加，虽然他的几个同仁入了会。张謇不但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一
个立场稍逊的保皇党人，这是“新绅士”的一个突出例子。在新绅士的身上，
近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兼备，但两者决不是半斤八两的，其进步主义和保守主
义也是一团混乱，难以分清。具有这类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为他们有
能力，为人正直，并且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们，最
后感到被清朝出卖了。他们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
分体面，但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张謇缓和了立宪派活跃分子的行动，但不能制止他们。象梁启超、孙洪
伊、蒲殿俊（四川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省议长）和谭延闿（湖南
省议长和宪友会会长）不但在清政府让步是否充分的问题上，而且在铁路国
有化和外债方案的问题上与张謇发生尖锐的分歧。除了张謇这一派外，立宪
派中各派别对统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骤。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这个新政党
中较年轻的成员与革命派接触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宪友会已经形成
了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的核心。它的总部设在北京，除黑龙江、云南、甘肃
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设有分支组织，因而比其他组织更能发起和进行协调
的行动。它致力于统一行动的潜力更因其成员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
得到加强。它的措词谨慎的纲领使它能够公开活动。它的领导层继续受到公
众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各分会会长都是各省谘议局的正、副议长，这些
与旧的社会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员还可以声称他们的权力是通过选
举任职而取得的。宪友会中的干部也是省谘议局的或临时的资政院的议员。
他们都受过一些现代教育，同时也有传统的学识。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念、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利益（包括对象铁路那样的近代企业的投资）。到
1911 年春末，他们已经一起协同行动至少有一年半了，当他们在6 月初回到
本省时，都情绪高涨，准备在国事中大显身手。
同盟会中部总会
清政府采取这些行动的时机对革命派来说几乎没有更合适的了。在1911
年4 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灰心丧气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内部分裂
折磨着他们已有三年之久，还看不到分裂的尽头。在关键的武汉地区，文学
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合作，使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但在政府第一次
颁布铁路国有化命令后的两天，这两个组织便会谈，以寻求减少它们之间竞
争的办法。同盟会的代表试图诱导这次会谈。各派代理人仆仆风尘，来回于
东京、上海、武汉和香港之间，为统一革命运动重新作出努力。6 月1 日，
这两个湖北集团同意合作。虽然经过三个多月才制订出合作的细节和成立一
个联合指挥部，但主张在华中起义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学生领导下，加强了他
们的努力。
可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对在长江起义的想法，他们认为还需五年
时间才能发动一次有效的起义。至于孙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筹
集资金和要求承诺，所以没有卷进争论。从1910 年年中直到1911 年2 月17
日到达纽约之前，孙中山的足迹遍于檀香山、日本、马来亚和欧洲。湖南、
湖北的活动分子对寻求孙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动感到厌倦，并以嘲讽的语气谈
论他的“漫游”，他们决定自行其是。沿长江上下，他们把革命组织集合起
来，同时还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 年协助成立同盟会）等早
期学生运动领袖，象陈其美（1900—1902 年在日本留学，1906 年加入同盟
会）等后来的会员，以及更后期的参加者（包括长江下游各省和远至山西省
的人）。1911 年的改组从5 月到7 月取得了势头，最后产生了又一个新的组
织来统一日益蔓延的革命运动。
新组织虽名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但它的成立却直接违反了同盟会会
章。它无视新分会的领导必须由同盟会最高领导指派以及分会章程须经其母
体组织领导人物批准的规定（中部总会没有领导人，只一个“临时”的五人
总务会来指导它的活动）；章程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行动须取得
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谈“平均地权”，以便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
是共进会。由于华中的一些领导人曾反对孙中山大权独揽的领导，所以这几
条表明了他们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①中部总会虽然公开表明与同盟会有
关，但它显然保持行动的自由。它在8、9 两个月的活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关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长江流域散发革命印
刷品。
宋教仁说服了中部总会领导中的同志们，准备再花两年时间在1913 年
发动大起义。一个复杂的计划被制定出来，以保证华中能进行革命；计划以
湖北为行动中心，并往北向陕西、山西，往东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
往西向四川等地发展。代表们被派往这些地方进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
总部象发射机关枪似地在报章上发表一篇篇文章。1910 年的麻木状态消失
了，使1913 年立刻开始变得为期太远了。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
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
四川危机
四川的绅士对清政府5 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
议。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
变本加厉起来。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
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北京顽固地拒绝谈
① 关于中部总会的章程、会员和宣言，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武昌首义》，第1
册第2—11 页。
又见冯兆基：《同盟会华中局与武昌起义》，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杂志》，卷7
第2 期（1974 年）
第477—496 页。
判。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
进行了干涉。①
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②的宪友会休会，并派
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在他的领导
下，6 月17 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该会很快就
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秘密会社等
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
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③它办了三种报纸。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
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
之中。
北京丝毫不为所动。它的不妥协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为代表，即如果北
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而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
遵行”。④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过协商或妥协进行统治的决心促使保路同志
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冲突逐步升级，最后铁路投资者在9 月1 日作出了
抗税的决定。对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 年夏季，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运动逐渐集中
在清政府的专横和外国的渗透方面。领导人是新绅士，特别是省议员。北京
曾经乐观地希望四川省谘议局动员上层阶级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谘议局不但
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战斗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三
十五名有高级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级功名），相当年轻（平均年龄约四
十二岁），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但可能还有
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其中不少人有商业投资，他
们不但在商业活动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务的一般管理方面与商人合作（铁路
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亲密合伙人）。这些有事业心的年
轻绅士这时与商人、学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谘议局
作为他们的活动舞台。北京严厉地警告说，谘议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统治下
的地方官员提出建议”。①但四川省议员则坚持要求广泛得多的活动范围。
他们要求取得对地方税赋政策的发言权和对地方学堂的视察权，并要求召开
资政院会议。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它由四川省工商学界以及议员资
助，并由蒲殿俊亲自编辑。它的主要宗旨是宣传宪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
① 这一事件与有关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第193—227 页）中有非
常详细的讨论。
② 同上，第188 页。
③ 同上，第208 页。
④ 同上，第215—216 页。
① 《中国的宪法建议》，载《北华捷报》，1910 年9 月9 日，第598 页。《北华捷报》
在7 月15 日至9
月23 日期间，分十一部分对满人的宪法作了详尽的研究。9 月9 日、16 日和23 日发表的
最后三部分论述
了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和谘议局的问题。
但它还登载有关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围广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四川危机主要是经济问题。四川省最近单独被
挑出缴纳新的田赋，以援助他省的开支。在对北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早期争
论中，大部分集中在作为偿付用的政府债券是否足额，以及在要求较满意的
赔偿还是坚持本省自办铁路等问题上。议员在开始时并不反对政府借外债为
铁路提供资金的计划；有的人还真心欢迎额外的资金作为建设的刺激。但除
了这种似乎对经济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心外，还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关心。例
如，借外债受到了批判，因为朝廷在商借时没有先与资政院协商。后来，又
指责“出卖给洋人”，这才使政治问题压倒了经济问题。铁路之争显示出，
它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更深的政治对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会把经济目的
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
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 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它们表明抗议者遵
循传统，竟然到了乞灵于帝王灵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设祭坛和焚香祭
奠光绪。据认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会会员具有光绪帝的维新倾向。他们
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们寻求的是新的政治权力配和新的代议制度。
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中得到详细的
阐述，但却被总督用作把柄；他打电报给北京，说铁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后面隐藏着独立运动。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当
天（1911 年9 月7 日）在省府激起了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
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动突然地爆发，总的说来，似乎主要归因于与四川绅士有联系
的秘密会社；具体地说，主要归因于保路同志会。一小批同盟会的代表也可
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
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
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端方的行动过
于迟缓，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响的军队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到9
月底，事态的发展使当局或原来的抗议运动领袖都无法控制了。
吸收了愤怒的农民入伍的地方民团捣毁了警察所和税务所，开监劫仓，
并切断电报线。在这类事件中不乏命运的嘲弄和引人怜悯的因素，因为农民
本来会成为四川建路者税赋计划中受害最深的人。贫穷困苦的农民突然起来
反对附近的当局。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难，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同盟会和
秘密会社的人领导
了一些民团组织，但他们不久就被农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边。被指派维
持秩序的旧式巡防队也参加了骚乱。多达十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
军，后者到10 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
这样，当湖北省在10 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
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
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 月10 日至11 月27 日又有另
外十四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
反清王朝的运动。
湖北的危机：对革命或温和的抉择
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如果要进一步
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同盟会的领袖们现在愿意
忘掉1913 年起义的老计划，并且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象文学社和共进
会所希望的那样快。当10 月9 日的一个事件迫使他们行动时，他们正在决
定行动方针。他们刚刚懊丧地得知，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当时在香港）和
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们等待时机。黄兴希望在10 月底几省同时起义，
而宋教仁对只在武汉发难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旅行在美国的孙
中山对计划毫无所知。当湖北的领袖们由于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们
的计划时，突然得知他们在汉口的一处弹药站发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进
逼。经过了一段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的时间以后，武昌的秘密会议决定出
击。但它发出武装行动的号召为时已晚，因为它的追随者或已逃散，或已被
捕。武昌的活动站本身在许多领导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袭击。似乎到处都是
忠于政府的军队和特务。革命派内部出现了叛徒。各个部队中的文学社成员
这时在疯狂激动的情绪中试图集结他们的力量。经过10 月10 日一个下午的
不顾一切的协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临时订出了当天晚上的计划，然后坚决
地出击。他们杀死了军官，直趋附近最大的弹药库，那里由同营的一个连在
驻守。该连也参加其战友的行动，据说已经同情共和主义的该连连长被说服
起而带领约三百人的这一小股造反队伍。在他的领导下，起义者重新组合，
并把队伍扩大到约四千名新军，进而攻击了总督已在那里集结其部队的当地
司令部。战斗在刮风的、时断时续的雨夜激烈进行。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
已被打垮。当天下午，革命派组成湖北的军政府，并且大胆地代表全中国宣
布成立共和国。他们还采用新的历法，改宣统三年为中华4609 年。
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
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10 月10 日下午首先发难
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在10 月10 日集结其部队的正
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
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
黎元洪是指挥武汉一个混成协的统领，受过现代的训练。他自1896 年
驻守武汉以来，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他部
下的一些人仍参加了双十起义。黎元洪在开始时进行反击，据说他甚至杀害
了一个劝他倒戈的革命党人。当事态急转直下变得有利于起义者时，他打算
躲藏起来，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
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
高级军官。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10
月11 日上午，黎元洪被领出了躲藏的地点，并被委为新政体中的都督。还
留着辫子的黎元洪答复说，革命派闯的祸已经够大了，应在清朝援军粉碎他
们之前收兵回营。众人随即把他架到谘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
发表宣言。但他仍不让步。部队对他威胁利诱达两天之久。至少在他们内部
有两次对他的所谓杀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员、其他各
省和外国领事致电，宣告他们已采取的步骤，上面签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
时，他们巩固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黎元洪的态度最后软化了下来。他一方
面对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这时又面临着不担任都督就要作
为卖国贼而被处决的抉择，所以只得勉为其难。当包括黄兴和宋教仁在内的
同盟会领袖约在两星期后到达武汉时，黎元洪并未被撤换下来。
反对替换黎元洪的一个决定性的论点是，政府领导的更替会使外国人怀
疑新政体的稳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关心列强的态度，因而他们迅速作出
了妥协的姿态。他们作出的早期决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与外国缔结的一切条
约和履行这些条约中的一切义务。有关这一内容的照会于10 月13 日分送给
所有的领事馆，不过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与清朝订立的任何
协定。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强友邦为了
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利益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现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热情，有助于说明湖北谘议
局及其议长汤化龙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当军队把黎元洪带到谘议局以组织
他们的政府，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和决定他们的政策时，实际上他们承认谘议
局具有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的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求助于议长。
当委任黎元洪当都督时，汤化龙被选主持民政。汤化龙与四川省议长蒲殿俊
和湖南省议长谭延闿是同科进士。他与后两人一样，曾在日本留学，是梁启
超的追随者，并活跃于宪友会等团体。他不但是最富战斗性的立宪派，也是
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与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说服他；的确，他自
称在1911 年10 月以前很久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汤化龙有
更深的革命资历，但却让他担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
而推选黎元洪的决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
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
—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
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
信仰。他们认为，任命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绅士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
到这两点。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
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
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
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
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革命之谜
我们的叙述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中这场革命似乎吞没了革命派的
时刻。在这个时期，有关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非常尖锐地被提了出来。不幸
的是，这个时期的资料又刚刚开始在搜集、选择和分析，论据仍然是最薄弱
和互相矛盾的。在这里，似乎最好先确定问题，然后提出阐释问题的可能的
路数，而不是作出不可变动的结论。
从10 月10 日的湖北省的行动开始起，在随后的七个星期中有十五个省
宣布独立。在这些省份中，许多省的较小的政治单位（如市和县）已先于省
当局宣布自治。在10 月份第一批独立至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逊位这段时
期，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政权兴替无常。在新军官、谘议局领袖、前清官员、
商人、秘密会社领袖、同盟会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之间，形成了多种多
样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很少能在长时期保持稳定。执政的权力在中国有了
新的含义，并且以新的方式来行使。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都要重新加以衡
量。许多新的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相当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
倍蓰增加，同时又出现了一个1900 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观念。1911 年的
清朝政策把这些日益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捏成一个对当局持批判态度的质
体。但它们的多样性造成了无数不同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 年时期及
以后不久的中国事件时，中心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响可从新军发动的起义中见到：新军已受同盟会宣传的
影响，但他们与绅士和谘议局议员协同行动，并得到后两者的支持。最普遍
的结果是出现一种省政权，它由都督伙同绅士和谘议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
领导。但军政和民政之间的关系各省颇不一样。在某些省份，商人成为军人
-绅士-谘议局的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员或同盟会
会员则侧身于新统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团之中。在此期间，广大农村的农民
起义在消失，而旧式的政权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
1911—1913 年的这种混乱和多样化成了当时的重要特点。晚至十九世纪
九十年代，还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各种清规戒律。到了1911 年，
那些束缚被打破了。1911 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围绕在思想和行动的新基础是如
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1911—1913 年间，由于宗旨不同和组织不稳定而出现
的变化无常的组合，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新的势力数量过多，政见又是那
么不同，因而互相难以调和，也难以与旧秩序的许多残余势力妥协。但是没
有回头路可走了。当张謇接受清帝国的灭亡这个事实时，他说，各人都自作
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①一个与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不同的国家
正在诞生。
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们
在沿着新的路线寻找解决办法。早在1911 年11 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骤，
要召开一次国民议会和成立国民政府。湖北的领导人宣布成立汉族政府，并
呼吁其他省与湖北省一起起来行动。此后不到一个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
府派代表到武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同样，浙江和江苏两省宣布独
立后不久，它们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仿效北美大陆会
议”）。因此到11 月初，已有两个要求召开全国“独立”省份大会的活动，
一个在湖北，紧接着另一个在上海。
各省分离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但讨论继续进行，直到1912 年3 月一
个新的国民政府产生。1911 年后期和1912 年初所议论的是清帝退位的条件、
新首都的地点、内阁和国会的作用以及宪法和联邦制的性质等问题。这些是
压倒一切的全国性问题。它们是在参加中国政治生活的公众中进行讨论，其
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这样，似乎已经吞没革命的“传统”势力也许根本不是那么传统性的。
的确，旧的社会精英在1900 年以后仍表现了明显的韧性，但根据许多世纪
中他们长期保持的力量来衡量，这股势力也迅速地开始起了变化。从1911
年起在谘议局、省一级和全国性政权中非常突出的新绅士，可能真正代表了
一次社会革命的开始。由于新军同意与他们合作，它可能已经发现新绅士比
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进。可以这样来假定：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
领导人是温和派中较激进的人（“进步的立宪派”）和激进派中较温和的人
（“保守的革命派”）。这样来探讨，可能证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①
革命派锋芒的消失
同盟会会员和其他公开宣称革命的革命组织成员，除了对新军的起义作
过贡献和在1911 年后期参加地方和省级政权外，1911—1912 年又在全国范
围内活动得特别积极。例如，黄兴在10 月28 日到达汉口指挥革命军。其他
人在导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的重要谈判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甚至
孙中山在1911 年底也重露锋芒，不过他的关于向共和主义过渡的三阶段论
的思想已被遗忘。总之，如果与他们在1908 至1911 年期间的相对静止状态
相比，革命派在1911 年10 月至1912 年3 月这段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
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们地位突出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所
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国纲领。他们的接触面最
广，因而最适宜于集结各种力量和从中互通声气。
① 玛丽安·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100 页。
可是，革命派的显赫是短命的——只是从1911 年10—11 月各省独立运
动至1912 年3 月袁世凯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间的这段短暂时期。在那几个
月中，未经他们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响全国的决定，但他们缺乏实行政策的
力量。没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们不能左右全国政局，就象不能控制地方或
各省的政治那样。当解决全国性基本问题的时机来临时，他们不得不让位于
袁世凯，这又与熊秉坤和吴兆麟连长不得不让位于黎元洪将军和湖北的汤化
龙议长的情况一样。
1911—1912 年讨论国家事务的主要的参与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凯。武昌起
义后不过四天，清廷就转而向袁世凯求助。虽然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得到让
他担任拥有大权的总理的满意条件，但他约在11 月初就派一名僚佐与武汉
的革命派商谈。这位僚佐汇报说，他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根本没有使革命派
改变立场，但他们一致盛赞袁世凯。①
大约从11 月8 日起，革命派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问
题不在于他是否将担任总统，而在于他是否将支持革命。他是否会迫使满洲
人退位，从民国的当选代表而不是从清政府那里接受统治的委任，并且在他
担任总统期间尊重共和制？在汉口集会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凯
保证支持民国，他可以担任总统。谈判和时断时续的战斗同时持续到12 月2
日实行停战时为止。
反对选举袁世凯的力量相对地小，但仍足以推迟一项协议的达成。反对
主要来自上海的一批议员，他们反对与汉口人士合作，并且坚持要一个革命
的总统。此时表示愿意接受革命派的条件的袁世凯，不得不在他们解决内部
分歧的时候等待时机。他们终于在12 月29 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从
而解决了内部分歧。
与袁世凯的协议直到2 月初才达成。按照习惯的说法，这次拖延应归因
于袁世凯的背信弃义的阴谋。有人坚决认为，袁世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满洲
人的命运，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让他担任总统的提议就可定局，但他宁愿
继续搞权术，直到他把总统的职务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时为止。他希望依靠自
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灵活的政治权术来操纵一切，以使满洲人丧失权
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宫。可是这种意见又指出，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之举是把袁世凯当作背信者来打击的。因此袁世凯才勉强接受孙中山作出的
保证，即一旦满洲人退位，孙中山将听从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凯在华北的地位远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稳定。①
① 僚佐为蔡廷幹，他对革命派年岁甚轻的印象甚深，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不妥协的共和主
义的印象。在与
他会晤的四十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龄最大，为48 虚岁。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
》，第230—231
页。
① 见陈志让的《袁世凯》以及下面几篇文章。麦金农：《梁士诒和交通系》，载《亚洲研
究杂志》，卷29
第3 期（1970 年5 月）第581—602 页；《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
，载《亚洲研究
他在朝廷有许多敌人，所以他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一切谈判，特别是那些涉
及逊位的谈判。中国国内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革命军在
南方实力雄厚，在北方有潜在的支持，而袁世凯自己的部队则不完全可靠。
他的地位之不稳定还归因于列强的意图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认
识到，英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可是，英国人宁愿选择随波逐流的路线。他
们尊重袁世凯，乐于见他恢复职务，但他们对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拥有广泛的
支持也印象很深。他们宁可要满人名义上统治的君主立宪制，但也不准备进
行干预去促使它实现。同时，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国人的
利益所在。虽然英国人没有直接干预，但很显然，如果他们要帮助什么人（哪
怕是无意识的），那么帮助的对象就会是革命派。袁世凯本人后来抱怨说，
英国的干预要对建立共和国的潮流负完全责任。虽然袁世凯可能夸大了英国
的作用，但显然伦敦除了促使他担任民国的总统以外，没有另外帮助他什
么，而他任总统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这条路线也是立宪派中的老朋友，象
有影响的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凯所采取的。张謇在
1911 年11 月终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场。他当时对袁世凯说，君主立宪制适合
于象日本那样的小国，不适合于象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
因此，袁世凯发现自己为时势所迫而设法与革命派妥协。一切迹象表
明，他正是这样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顾问们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
团不但由唐绍仪率领（此人公开赞成成立一个由袁世凯任总统的民国），而
且甚至由革命派领袖汪精卫任代表团顾问。同时双方的军事代表还进行了非
正式的和谈；12 月20 日，政治谈判小组和军事谈判小组分别拟出了协定。
每个协定的要点都是要成立一个民国。北方代表团团长同意成立民国，只是
说他必须把协定提交袁世凯和内阁最后批准，于是暂时休会。他随即向袁世
凯建议应由资政院作出决定。袁世凯接受这一意见，经过朝廷的详细讨论
后，他在12 月28 日取得召开资政院的诏令。有一位学者曾经指出，12 月20
日的协定“本质上与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开同意的协议是一样的”。①那
么，为什么又拖了两个月之久才作出妥协呢？
可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凯更加拖延了这次解决。如果袁世凯的地
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不稳定，如果列强追随英国也赞成成立民国，革命派到
12 月中可能已发现自己处于比预料中更加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当武昌起义
爆发时，正在美国旅行的孙中山从一份丹佛的报纸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担
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出了英国是中国取
得国际地位的关键，这不但是因为它的国力和在中国的利益，而且还因为它
杂志》，卷32 第2 期（1973 年5 月）第405—423 页；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载《亚洲研
究杂志》，卷25 第2 期（1966 年2 月）第213—217 页。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
统宝座》，载《革
命中的中国》，第419—442 页。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34 页。
是日本的盟国。因此，伦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 月末到达伦敦，一直逗
留至11 月21 日。不知确切与否，他从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那里得到
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国以赞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孙
中山回中国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贷款事项与伦敦商谈。孙中山自己的
记述也指出，他对新政府取得英国援助的前景非常乐观。
当孙中山于12 月21 日到达香港时，他与其他同盟会领袖们讨论了策
略。胡汉民坚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统治权，革命派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打败
袁世凯的军队。因此，孙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会发现自己
缺乏向袁世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是留在广州建设他的军队。但孙中山需
要满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认为袁世凯可能有用。他还宁愿取政治解决，而
不取军事解决。他急于要防止外来干涉，同时他还要使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得
到这样的印象，即权力的转移是和平的和明确无误的。孙中山还相信，他进
行干预和行使个人领导的时机已经来临。他要利用袁世凯推翻清王朝，但他
向胡汉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凯。他对胡汉民的这一席谈话似乎意味着，
他打算向袁世凯挑战，以争取政治领导权。
根据孙中山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一说法有了说服力。他随即前往上海，
在那里与革命领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反对那些
赞成内阁议会制的人。孙中山认为，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非常情况，因
为它将过分限制领袖的权力。“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
制之法度。”①两天以后，孙中山让自己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共和派人士决定组织临时政府和选择一位总统不过是为了对袁世凯增
加压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选举的时间选择在12 月20 日协定以后的九天
和袁世凯取得朝廷同意召开资政院以后的一天，内中还有更多意义。总之，
袁有一定的根据把孙中山12 月29 日的当选看成是“对诺言的一个背叛，也
是使国家走向长期分裂的一种倾向”。②如果袁世凯有错误，他的错误可能
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 月，共和派迅速行动，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组
织政府，与外国列强联系，暂定国旗（最后决定需待民选议会作出），甚至
在袁世凯的后院进行打击。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谈一下。有一些被打败的满族革命者已经聚集在
山东，正准备进行反攻。孙中山赞扬这一行动，任命一个领袖（蓝天蔚）为
满洲都督，并协助他装备一支力量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 月末，
蓝天蔚奉命北上在满洲重新展开斗争。2 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然后就
处于僵持状态。当清朝在2 月12 日宣布退位时即行停火。①
①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台北），第3 册第428 页。
②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第435 页。
① 论述这次事件的有关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196
8 年），第106—
109 页。
所以孙中山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短暂时期中并不是无所作为
的。共和派虽然继续坚持与袁世凯谈判，而且从未全力对他进行军事行动，
但也不会甘心让自己上当受骗。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需要袁世凯，
如果他们后来确实情不自禁地去考验自己对付袁世凯的实力，他们也不容许
把这种考验做得太过分。当袁世凯在快到1 月底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在
三个星期后满洲人终于退位时，共和派就满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这样合理地作出结论：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务，直到他
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为止。他们取得了过渡政府的领导权，进行了使袁世
凯统治的国家和新共和国重新统一的谈判。他们试图谋求更大的权力，但暴
露出他们缺少本钱。这时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这一方面碰碰运气，即
他们一直坚持创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许会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起一定的作
用。在1912 和1913 年，他们凭借技能和勇气争取使民国能够运转。西式的
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
当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和无情的总统打算颠覆民国时，民国的捍卫者除
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1913 年。
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张书生、杨品泉译）
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
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
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在本世纪之初，刘鹗和吴
沃尧的小说描写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义和团、
以及实力雄厚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巨商等——包围的文人和官僚。这些新人
对后者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有此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变
化，并且确认1894 到1904 年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1904
年快到年底时张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风云变幻，殆如百岁。”①
那时的观察家还注意到，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发生
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
那么明显。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平民百姓似乎对这种变化仍旧漠不关心，只
是他们的处境略为恶化而已。在1911 年的上海街头，现代工厂的工人同苏
北新来的劳工外表无甚差别，但是，身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出入汽
车的商人则差别很大。在旁观者看来，这些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
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结蒂还必须着眼
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经讨论了经济、对外关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问
题，还讨论了对军队、商人、官吏、士绅、学生和革命者有影响的种种发展。
①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1904 年10 月25 日）。
特权阶级种种
自康熙的满人统治建立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社会成分同一性的统治阶
级，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开始变得多样化了。
在十九世纪中期大动乱的前夕，社会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职或退休的官
吏和有功名或学衔的文人及其家族组成的。在省城还包括大钱庄和大商号的
老板，在地方上则包括有钱的地主和商人。一个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
的功名，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权阶级了。不过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级的
不同。中举或者至少拔贡才能当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财当然就更好了，因
为财能使他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员，其地位
与平民相差无几，因为生员的头衔只能带来很少的法定特权。①最后，从地
方到省，一个人只要相当有钱和受过一点教育，功名对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
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在公众舆论中，尤其是在上层阶级的心目
中，功名也还是社会上有身分的标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过捐纳或科举
得到这种有地位的凭证，才能真正进入上层阶级。当时通用的“绅士”一词，
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看法。“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
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
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
巨绅：太平天国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传统门径有所扩大，最先经受变化的是特权阶级。
为了回报地方各界镇压人民起义、特别是镇压太平军的贡献，科第名额大为
增加，虽然自清初以来已经增加的名额很少。到1871 年，儒学生员的名额
从太平军起义以前的25，089 人增至30，113 人；武学生员的名额相应地从
21，200 人增至26，800 人。①固定的增长在1871 年后即已停止，此后名额
临时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军事需要造成的。虽然这种暂时的增长为数不
少，但是总的影响却甚微，因为只涉及一次会试，而且只相当于上述固定增
加数的百分之五，或者说仅有大约484 个名额。以这个数字为基础，假设每
个生员能够再活33 年，那么，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就会有将近910，000
人，比太平军起义前的740，000 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
生员的百分比从万分之十八增加到万分之二十四。②
尽管生员名额的增加确实不多，然而卖官鬻爵却很盛行。这种办法始于
明朝，曾为清朝早期的统治者广泛采用，到十九世纪初一度有所收缩，但是
①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1368—1911 年》，第34—40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8、94 页。
②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98—102 页。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官员来源多样化
和保持平衡，可是后来政府的动机就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为了便于卖官，
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534，000 名，而
在太平军起义之前还只是355，000 名。③1860 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
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④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样合法特权的有官衔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
括在内，则受益的家庭人口总数从太平军起义前的5，500，000 人增加到太
平军起义后的7，200，000 人，然而全国人口总数却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
年以后才恢复到1850 年的水平。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的兄弟、成年儿子和
远房亲族也沾光，享有特权者的总数就会更大，尽管这些人享有的特权不同
于有官衔者本人，但是他们却可以依仗其声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绅的膨胀由于分布不均，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太平军起义前，
文人、官吏及其直系亲属对总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点七，在四川则是
百分之三点五。太平军起义后，这个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点六，在浙江则
是百分之五。①云南和贵州由于地区贫穷，无力捐献军费，比例就下降了。
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进一步下降，广东的比例保持着稳定，但这只是由于这
些富饶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于它们提供了大量钱财，正常仕进和捐官者的
绝对数量还是大量增加的。这个比例几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长了
二倍，在陕西和甘肃增长了三倍。但是具体情况则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
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总人口的减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则是由于地方富庶，
故而能弥补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获得者的数量之间的不平衡。由此可见，
维持一个较大的特权阶级加重了贫穷省份的困难，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
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长，则使其在绝对数量方面占有压倒优势。
在文人阶层内部，各等级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军起义之前，1，
100，000 名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125，000 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
贡生或贡生以上，因此这些人属于真正的上层。有功名和官衔的总人数的百
分之三十二，即350，000 人，是捐纳者；在更有影响的官员和有官衔的人
当中，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太平军起义以后，1，450，000 有功名和
官衔的人当中有204，000 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贡生，他们属于上层
绅士。其中530，000 人的地位，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纳的。
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捐纳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六。①
由此可见，这个文人阶层不仅人数增多，组成成分也在变化。与此同时，
③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03—111 页。
④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第47—50 页。关于整个清朝地方官的详细情况
参见李国祁和周天
生著：《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3—115 页。
① 这些数字和百分比出自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6—137 页。
“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纪末以前，传统统治阶级的这种膨胀乃是一种主要现象。实
际上，科第名额的长期增加在1871 年前已达到其累积效果的最高峰。在十
九世纪最后几年，暂时性的增长则无变化。1901 年取消武试，1905 年又取
消文试，这种扩大统治阶级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寿终正寝了。虽然卖官鬻爵的
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学堂中通过考试谋得职
衔，那种买卖便没有什么吸引力，或者说没有什么意义了（参见第七章）。
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加导致这个阶层内关系紧张，并且加剧了有职者与无
实职者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加剧了通过正途出身与非正途出身这两种人之
间的差异甚至对立。这便影响到社会上层领导能力的质量。它迫使功名较低
的人在社会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这也是造成其日益贫困的一个因
素。它还降低了这个最初以文人阶层的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的合法性和
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结盟所支撑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专门化技术作用的发展，新的集团正在统治阶
级内部形成。到十九世纪终结时，这种新集团的形成已经比以传统方式起家
的绅士名流的发展更为重要了。
新军势力
现代战争和国防的需要，促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军人阶层的兴起。军人
从一种地位较低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了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战争有
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军人地位的转变中也可看到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
在1850 到1874 年间，民众运动使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就在镇压
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第一批新型军官。他们组织民团，同太平军、捻军
和回民打仗。早期的军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①湘军的情况尤
其说明了这种文人阶层的普遍军人化。②此后不久，由于形势的需要，以及
象李鸿章这样的年青领导人物开始注重个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
正统性，平民就在新军的指挥人员中占了优势。③这些人仅凭战功就在当地、
甚至有些人还在全国获得名望，而不论他们原来是否有功名。例如刘于浔最
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监生，后来他统率亲自组织的省军，控制南昌及其相邻地
区达十五年之久。刘铭传也是如此。他以贩私盐起家，后来变成一支淮军的
首领，最终当上了台湾的巡抚（见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
① 1856 年之前湘军的多数将领是文人，后来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这个比例。参见罗尔纲
：《湘军新志》，
第55—64 页。
②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6—151 页。
③ 淮军将领有官阶和功名者只占百分之十二，在淮军核心，即在十一营军队的最高指挥当
中，最多也只占
三分之一，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84—185 页。
这些将领后来大都担任了文职。投军只是进身于官僚阶层的阶石。朝廷授予
有军功者以文职，委以低级文职以制约过于强大的地方军事领袖，但仍未能
减少这种机会主义。勇营诸军同清朝两支经制军——即旗军和绿营军——相
反，没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们的军官也没有官阶，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某些将领如刘于浔等便辞官还乡，宁愿接受地方当局给予他们及其家族的好
处。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势力的将领及其大多数下属都谋求并接受了各级文
职；其中有些人还当上了督抚。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迟至十九世纪之末，
文职比军阶更足珍视。但是，行伍出身可以开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职的道路或
加速其擢升。这个事实使军队具有吸引力，最终为军人在社会上发挥新作用
打开了道路。
事实上，由于这批军官和军事领袖没有传统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见，而且
一般都深知必须维护秩序和政府，他们往往成为引进西方技术的强有力的鼓
吹者。其结果，在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郭嵩焘、左宗棠、刘长佑、沈
葆桢及其同僚的倡导下，创办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业。1861 年曾国藩兴办的
安庆内军械所和此后建立的军火工业，可能都是在实际推行经世派的理想，
即利用各种可能的技术帮助维护国家的秩序和权威。经世派的基本思想在于
主张保护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证国家资源不为私人谋利，但是，随着
开矿、通讯和交通工具以及纺织业的发展，这些基本概念显然已经被抛到九
霄云外。因此，在从能够带兵的多才多艺的传统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
得政治势力的技术专家这方面转变的过程中，那些镇压民众运动的老手起了
关键性的作用。
创建新军和使传统的军队现代化，也促成另外一个有影响的军人集团的
兴起。1853 年曾国藩就对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军的军官进行加强毅力和纪
律的专门训练。后来淮军也仿效这种作法。1862 年在上海和宁波开始对军官
团进行西式技术训练，其中几个管带及其士兵还在英国和法国军事顾问的指
导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战术的训练（见第四章）。同年11 月，一道上谕
规定高级将领应受同样的训练，以保证中国人对军队的控制。但是进展很
慢。首先受到重视的是海军；除了设立各种技术学校以外，1867 年在福州船
政局还附设了士官学校。有些士官生曾经于1875、1877、1882 和1886 年分
别留学英国和法国以求深造。南京、威海卫和旅顺也开办了几所水师学堂。
1881 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一所水师学堂。早在1872 年，他就派了一批军
官前往德国深造。直隶、江苏和广东还雇用了一些外国顾问训练少量军队，
其军官后来还能在其他省份进行指导。1885 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
所武备学堂。张之洞1887 年也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创办了一所水陆师学堂。
中日甲午开战之前，在这些学堂学习的军官不过几百人。可是随着号召广泛
使用西式武器的技术革命的来临，军人的地位也开始提高，他们变成了发展
技术的代表。①
只是在1895 年以后，这种新式军官才开始大批增加。他们逐渐取代了
担任高级指挥职务的旧式军官，领导着充分规代化的军队。重点又从建立现
代海防转向改造陆军，这便带来了深远而又深刻的社会影响。
在中日战争之前，那些经过“西式训练”的少量军队只是简单地采用西
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 年12 月，清帝同意建立两支仿效德国军事组织、
训练和战术的部队。这就是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许多自强
军的新兵都经过仔细挑选和专门训练，能读会写，这在中国军队中是史无前
例的；由于教育带来的声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上前所
未有的尊重。袁世凯的部下就出过五位民国总统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脑、一位
总理和许多在1916 年以后割据华北的军阀，象出身低贱的曹锟和冯国璋就
是在军队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远是个例外，他始终是个文盲。新军将领
的特点是普遍受过较高的教育，这是旧式军队的军官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
又掌握着西方的防御和战略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也是上一代组织民团的文人
和文职显要们所不具备的。
在1901 年以后，新军将领随着军事改革的实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义
和团起义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的绿营军则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预备队支持
的西式新军：它们使用西式装备，按照西法进行训练和指挥，是现代陆军的
基础。1901 年9 月12 日所颁上谕的实质内容便是这样。袁世凯便利用了这
道上谕来加强新建陆军，它在1901 年之后被称为北洋陆军，成了中国最强
大的军事力量，1911 年时拥有中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从1901 到1904
年，在湖北、江苏、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也纷纷组织
了所谓新军或常备军。
1901 年8 月29 日的上谕下令废除传统的武举制，缓和了争取新式军官
的竞争；同年9 月11 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并制定全国的军
事教育章程。到1903 年底，几乎各省都有武备学堂。袁世凯在保定办了六
所武备学堂，从参谋军官到新兵都在此经受各种技术训练。他的天津武备学
堂的毕业生被派往其他许多武备学堂，同德国的和越来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
担任教职。1904 年1 月3 日批准的总章程要求学生接受军事操练和穿制服；
①高级课程还包括军事史、兵法和后勤学。同年9 月12 日，各武备学堂还接
到练兵处仿效日本体制制定的二十条特别章程。它要求紧密仿效日本教育体
制，对参谋军官进行从高小到大学的教育。这些章程并未被严格执行。北京
拟办两所高等军官学校的设想也未能实现。只有到国外或者在袁世凯扶植下
① 据外国专家估计，1885 年中国拥有的西式武器有来复枪和连发枪二十多万支、击发枪
数十万支、机枪约
五十挺、各种口径的大炮一千二百门。参见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领事的政治报道。
上海》12，第211—215
页。1885 年8 月26 日关于中国装备的报告。
① 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奏定学堂章程》，卷1 第14、17 页。
的保定武备学堂才能受到高级军事教育。各武备学堂的教育质量也参差不
齐。可是，维新运动毕竟成功地使各省创办了武备学堂，增加了派赴国外深
造的军官。1906 年有武备学堂三十五所，学员共6，307 人，威海卫、南京、
福州和黄埔四所水师学堂还有学员350 人；此外，有691 名士官和军官派往
日本受训，约有15 名派往欧洲受训。①到1911 年，军事教育机构便有近七
十所。学员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以外，还学习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门外
语和基础科学知识。军事教育迅速得到社会欢迎。张之洞在1902 年带头要
求部下送其子弟进武昌武备学堂，他自己就送了三个孙子到日本学军事。
1906 年北京开办了陆军贵胄学堂，学员不仅来自皇室，而且还有象刘铭传等
著名将领的儿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抚和文人学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
武备学堂的学员来自各省上流社会，甚至一些旧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当
兵。②这一发展又得力于新建的军阶体制，它使军人得到了同文职官僚一样
的官衔和薪俸。③镇压太平军的最后两位杰出统帅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
1901 和1902 年去世，为各省新一代统治者开辟了道路，这些人的权威几乎
完全凭借军事力量。袁世凯无疑是一个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张之洞也在晚
年致力于组织新军。无论是清帝还是各省胸怀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须利用武
装来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义的、社会的与政治的权威。这种提高军队地位
的普遍趋势，促使受过教育的军人队伍——他们受到社会的尊敬和发挥着政
治影响——的扩大。
1911 年中国军队号称一百万，但大概实际只有六十万战斗人员，其中十
七万五千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另外十七万五千人是半现代化的巡防队。后
者是由各省资助建立的地方部队，成立于1907 年，兵员来自原绿营军、勇
营军和其他杂牌军。尚未遣散的五万绿营兵与八旗兵一起组成的军队中，只
有七万五千人受过西式技术训练。①军官总数近七万人，百分之十是高级将
领，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学习。这批军官——即便是最低级军官——的素质
和教育水平及其对科学技术的了解，都远远超过旧式军队的同僚，与文职官
员的平庸无能形成鲜明的对比。1695 年以后，受过现代化训练的高级军官更
可能留在军队，而不去谋求高级文职。军事改革有助于保证他们前程似锦。
实际上军队已经超过了文职官吏：西化的军官比从事外交的文官升迁更快。
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声望，不仅由于拥有飞黄腾达的希望，而且
① 鲍威尔：《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5—236 页。
② 参见陈孝芬等人的回忆，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
录》，第一辑第
68 页。
③ 有关此事的总章程可参见《大清德宗实录》卷537 第14 页所载1904 年12 月20 日的上
谕。其详细说明
见《大清实录宣统政纪》，卷20 第20—24 页，1909 年11 月11 日的上谕。
① 关于这些数字各种不同来源的讨论，参见鲍威尔：《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
起》，第288—298
页。
还由于军官普遍有文化，军队素质也较高，这在历来重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
颇具好感。
但是更确切地说，军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的集团，是与中日甲
午战争以后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潮流有关的。最明显的是中国战败以后，大
家舍得花钱使军队现代化。不过，在日本和德国的榜样及其依据的学说的鼓
舞下，人们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够用来保卫国家又能复兴民族的军队。曾国
藩在世时就认为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来作国民的表率，这正是1904
和1906 年练兵处发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国藩却把国家的政治和
精神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文人，因为根据“用儒生领农”的信条，文人应该按
照儒家价值标准负责建立非常文明的社会秩序。然而在中日战争以后，军队
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为了顺应舆情，②1906 年4 月
的一道上谕列举了关于公共教育的各项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 年以后主
要由绅士文人组成的大多数教育团体，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 年在北京召
开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项建议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学校推行组织严密而恰
当的国民军事教育。①这些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
年，整个社会还没有大规模推行军事教育，只有极少数学校真正组织了学生
军。尽管如此，公众认为军队能够成为真正振兴民族的力量：这种普遍的思
潮使军人的权威和声望得以巩固起来。
即便军队是民族复兴的象征，能不能认为新式军官团就是民族团结的代
表呢？军队并没有真正的团结。来源不同，训练各异，使军队分裂的力量不
可胜数。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张勋和曹锟，或如刘伯承。1917 年企图
恢复帝制的张勋，是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起义时期从行伍中上升
起来的。1923 年至1924 年担任总统的曹锟，则是袁世凯栽培的、天津武备
学堂的首届毕业生。刘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备学堂学习，后来变成了共产党
军队的元帅。还有一些人则是富户大族出身。许崇智的祖父做过闽浙总督；
他本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辛亥年在福州担任第二十旅旅长，是福建省革
命军的领袖，1925 年曾任孙中山的陆军部长。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产地主和
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员甚至举人，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废止科举以后只
好投军。这样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数量增加了，尤其是在华中和华南的军
队中是这样。这里有后来的红军组织者朱德，他是1909 年进入云南武备学
堂的。应举未中的蔡锷后来是梁启超的弟子，曾毕业于日本最好的军校；他
在1911 年担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长，曾领导云南的国民革命，1915 到1916
年又组织过讨袁之役。后来成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则是保定军校的学
生，并在日本深造过。
② 维新派的报纸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尤其以《新民丛报》为突出，特别是奋翮
生和蒋百里在1902
年发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① 《教育杂志》，卷3 第6，附录2。
袁世凯用小恩小惠扶植党羽，使他得以维持对北洋军的控制；南方的将
领却不是这样，他们在各省拥兵自立，而且经常易人。张之洞创办的军队在
技术教育方面远比袁世凯的军队为好；军官都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士兵多
半有文化。他们在南方各武备学堂受过内容广泛的教育，还通过留学建立了
多方面的联系，而且出身书香门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军官比北
方军官思想更开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① 1908 年以后的大多数兵变，包
括使清朝倒台的那次兵变，都是发生在南方的军队中。他们也是革命者宣传
鼓动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对象。北洋军的军官并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这种
情况不如在南方广泛；北洋军中也有许多政治研究小组，后来成了军阀的冯
玉祥在1909 年以后就曾经常参加其中的一个小组。②
在带领中国不同军队的各派军官之间，是绝无团结可言的。只有北洋
军、八旗兵和巡防队的一些旧军官还继续保持对清朝的忠诚。反满的情绪虽
然普遍存在，但并没有使军队形成团结的局面。清廷统一军队和集中领导权
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③巡防队的军官嫉妒正规军的物质享受；各派系互
相对立，有时是出于对个人效忠（袁世凯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时是出
于乡土观念，有时又是出于同窗之谊。①在新式军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
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开：这个信念来源于他们在政治日益动荡之际所接
受的日本和德国的教育。此一特点肯定使新式军官迥然不同于旧式绅士阶
层。
接触西方后的结果
为了适应同外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权阶级内部还形
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团。他们的共同事业就是洋务，这不仅包括直接办外
交，而且包括同西方进行的一切交往。尽管组织新军的部分原因出于办洋
务，但是办洋务的主要后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会阶层的产生。
首先是参加官方谈判的专家。最早办洋务的职业人员是译员。不过这些
人既无功名又无官衔，只担任很低的职务，例如聘用的几个基督教徒译员就
① 但有许多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他们的记述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 辑第211—213、281—301 页；第4 辑第247—255 页。又
见陈旭麓和劳绍
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
周年论文集》，
第147—165 页。
② 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第43—44 页。
③ 1907 年以后作过努力，但劳而无功。其时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失宠，推行这项工作本
应较为容易。见鲍
威尔：《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4—281 页。
① 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即形成一个十分团结的小团体。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第1 册第22—25
页。
是如此。但是随着1858 至1860 年的战争，出现了一批办外交的年青专家，
例如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个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过徐家汇耶稣
会士的教育，约在1875 年成为李鸿章的入幕之宾。其中大多数人最初都是
由于懂得外语而被招募的，但是因为他们既了解外事，又熟悉中国官场，所
以被视为有用的谈判者。
在重要的条约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权威都极力网罗一批专
家。最大的一批隶属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曾于1870 至1895 年担任此职。
另外一批则是以总理衙门为中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也曾在广州延揽一批
专家；1889 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时，他们随之也转到武昌。兼任驻节南京的总
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专家。某些专家有时也转移阵地，例如
陈钦就曾在1870 年脱离总理衙门改投李鸿章幕下。容闳是从美国大学毕业
的第一个中国人，为李鸿章和张之洞都效过力。
这些专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鸿铭是一位槟榔屿出生的中国人，他
完全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后在爱丁堡和德国就学，1880 年他担任
张之洞的秘书和顾问。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时期广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
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后来到伦敦学法律，是伦敦许可开业出庭的
第一个中国人；1882 年李鸿章请他到天津时，他已经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师
了。罗丰禄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曾在欧洲留学几年，李鸿章因赏识他的才
能，曾保荐他任驻英公使。蔡锡勇是张之洞的忠实助手，自北京同文馆毕业
后，先后在驻美国、日本和秘鲁的外交使团任职。还有些人是在1895 年前
已实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学堂就读，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国留学不可。象李鸿章
的经济会办沈葆清、盛宣怀和郑观应，就是因负责同外国人打交道和做买卖
而获得专长的。
事实上，这些洋务专家不仅很快承担起谈判的职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还负责搞经济事务。他们往往担任监督对外通商的工作，例如当天津海关的
道台、通商口岸的海关督办兼道台。他们更经常地从事管理近代的官办企
业。这些人可能接连负责建立兵工厂，管理航运公司，创办纱厂和主持军事
学校。盛宣怀也许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①张之洞和李鸿章的许多幕僚也做
过这类工作，但是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赫赫声名和成绩。以杨宗濂为例，李鸿
章1870 年派他当汉口道台，1882 年又派他到台湾负责兴筑铁路；1885 年他
主持天津武备学堂，1886 年他兴建了一家火柴厂，后转任直隶道台，然后受
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厂。蔡锡勇1886 年在广州创办鱼雷学校，1887 年创办水
师学堂，1888 年建立造币厂；以后在1890 年在湖北建立铁厂和湖北枪炮厂；
在武昌，1892 年建立织布局，1893 年建立造币厂，1894 年建立缫丝局，1895
年建立西式授课的自强学堂，1896 年创办一所武备学堂。①
① 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 第22—23 页。
当时还产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务专家相似的谙熟洋货经营的商人。买办便
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员。1842 年废除公行制度之后，他们是中外商号之间
必不可少的中间人，因为外商与华商之间存在着语言障碍，加之货币制度、
商业机构和经商习惯又很复杂，使得双方不能直接交易。他们一般是同外商
订立合同，这不同于有执照的经纪人（牙行）；牙行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传统
中介和独立的代理商。买办则是洋行在中国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华员，
自己身兼司库、审计员、财务主管、推销员和行情研究员，协助外国人同中
国人进行一切交易。
大多数买办原籍是在广州附近。广州商人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
敢于向要当买办的同乡提供外国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财政保证。他们还能提供
精于茶叶贸易的代理人，因为茶叶是开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货。而且，广州的
买办还有助于开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对外贸易。随着茶叶出
口减少而丝绸出口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先前只有外国人插手的部
门（特别是银行业务），浙江和江苏的买办也迅速出现。他们大多数最初是
宁波人和苏州人，先是作丝绸商人或上海钱庄的雇员。在二十世纪之初，大
多数买办仍是粤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上海，买办则以江浙人居多。
②
买办一般都是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时能够请人
做担保，不过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初，也有些买办是因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
而逐级提拔起来的。同时，大多数买办都是发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则又为他
们提供了提高才干和个人增殖财富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赚钱多而且快，这就
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约一千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佣金、回扣和
私人自做买卖的利润；同外国人的合作为他们提供了财富、关系、建议和保
护，这使他们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当西方大商号的买办而积财数百万
两者有二例。一是1861 到1868 年在上海为宝顺洋行当买办的徐润，一是二
十世纪之初在上海为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大椿。①买办的人数在1854 年有二
百五十人，到1870 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 年则增至二万人。②从1842 年到
1894 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亿三千万两。③同十九世纪之末全部上层
士子的年收入六亿四千五百万两相比，这个数字相当低。④但是，考虑到分
润这笔钱的人数和1902 年外人在华全部投资只有五亿八千四百万两，这笔
②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 页。
② 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 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
到1900 年的数字
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③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 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 页。
钱就相当可观了。⑤不过，破产者亦屡见不鲜，买办的财富也是很不稳定的。
买办不但有钱，而且愿向新部门投资。他们最先花大钱办近代企业，对
兴办近代企业起过决定性作用。估计在1862 至1873 年他们为上海六家航运
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资金；1863 到1886 年为开办煤矿提供了所需资金
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七；1890 至1910 年为中国二十七家大棉纺厂提供了百分
之二十三点二三的资金；同一时期还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所需资本的百
分之三十。①这些买办不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还负责这些新企业的经营
和发展。他们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险和采纳西洋经营方法，以求取事业的成
功。由于他们能使洋行兴隆，政府也常请他们对官办企业进行技术性的管
理。不过到十九世纪之末，买办开始自办行号了。②他们就这样对经济现代
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买办也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同外国人联
系密切，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西式服装、陈设、娱乐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
中国习俗掺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混合文化，洋泾浜英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他们也能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
卫他们的利润观念和发展经济的观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以便象郑观应那
样成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买办以外，还可列举出一类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确。他们虽然没有
直接服务于洋行，却热衷于从对外贸易或引进西方技术方面谋取赢利。最明
显的是那些通过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销洋货而发财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门的茶
商胡元龙，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拥有茶园五千亩；以后由于绿茶市场收
缩，他就在1876 年全部改种红茶，并且自办加工厂，从而既保证了自己的
财源，又维护了此地茶叶生产的声誉。③叶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农的
孤儿，靠贩运煤油起家；1899 年死后留下遗产达八百万两。④顾馨一出身于
穷学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粮食生意，靠汽轮运货而发财。①钱庄在上海也
非常兴盛，它们是中国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购买洋货的信
贷，同时又把货物转卖给国内的销售商。上海在1883 年有钱庄五十八家，
1903 年为八十二家，1908 年则达一百一十五家。②有几个家族在银行界占支
配地位，他们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设有分号，例如宁波的方、李、叶三家，苏
⑤ 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 页。
①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 页。
② 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 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
名的买办有联系的
行号，这些人在1878 至1910 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8》，第2 辑第104 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 页。
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严家与万家。③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业。例如在1872 年，陈启沅用本国资本
在广州效区开办了第一家用蒸汽为动力的民营丝织厂。④在1895 年前，跻身
于工业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断增加。他们许多人是以外商名义登记的企业的主
要股东和经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隶，他们也积极参与官办企业。例如在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茶商（见第八
章）。但是，在1885 年以后，他们也象南方各省的同业那样集中力量于政
府所忽视的私营工业部门，如丝织、粮食加工、火柴、纸张、玻璃制造以及
机械的制造和维修。它们多数是小企业，机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办下较
能使用新技术的大工场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资联营的工场中的新型手工业工
场相比，往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⑤新旧活动方式的结合带来了高额利润。
粤商叶亮卿1888 年在营口以一万八千两资本创办银号，到1906 年就积累了
二百多万两，几乎垄断了向广州输出的大豆制品；他还经营了几家当地的钱
庄、豆饼制造厂、烟草厂、木材场和不动产公司，并大量投资于银行和铁路。
①
这批从事新行业的商人和金融家，当然不象买办那样偏离正统。他们远
不象买办那样愿意追随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还继续捐纳官爵，而且鼓励
子孙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例如宁波和苏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员中就有所分
工：有些人仕进，有些人则经商。但是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也开始出现
了一种新思想的迹象。在历来由富商资助的慈善事业中，也有人开办传授西
洋课程的学堂和采用西药的医院。②1891 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张之洞
在两湖书院开设外语和商业课。③
在1870 到1895 年又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的社会风格与传统的准则相去
尚不甚远。这些人就是现代公司的股东。徐州的盐商可能认为他们在1882
年对利国驿煤矿的贡献是官方派捐；④但是十九世纪外商所办的企业的资本
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国人，这里除了买办和富商以外，还包括
相当多的小股东，他们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职员。⑤官办企
业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资。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51 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 页。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331—449 页。
① 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I（1958 年）第213—267
页。
② 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万两，1893 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 第23—24 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 页。
⑤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
4 期第39—74 页。
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与洋务有关的各种人物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
的，他们分成：技术人员与专家、买办、独立的工商业家。这也反映在当时
使用的称谓中。第一种人叫“绅”或“官”，第二种人叫“买办”，第三种
人叫“商”。但是这几种人确能通力合作搞官办企业，尤其在私人企业中，
买办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伙经营。这几类人之间也常有人员的流动。买办由
商人产生，他们脱离外国雇主以后，又可能成为独立的工商业家。象唐廷枢
和郑观应那样的买办，象朱其昂那样的商人，后来都当了官方专家，而象杨
宗濂那样的官方专家，后来则当了工商业家。
这些新的社会集团加在一起也仅仅构成特权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特权阶
级能够容纳那些新集团作为新成员，同时也给那些古老的绅士家族一个机
会，使其在自己独占的都市天地内重振昔日的荣华。这些新集团的力量还
弱，不足以单枪匹马地左右上层，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响，他们还不得
不依附于一名与洋务有关的省级实力派官员（如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
门下。他们可能提出建议，但是领导权依旧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养都更正
统、更符合传统的人们的手中。不过，当时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动是
这样一件事实：他们常常让自己的子弟学商，而不是强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门
媚。①
新的知识界和实业界
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动和作用都有所改变，上层社会
所包括的范围自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个西化的知识界正在产生。它麇集在几个通商口岸，比起旧式文人来
他们与农民的接触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韬（1828—1897 年），他的
个人命运深受国家动荡、文人日益贫困、太平军失败、洋人和传教士广泛地
出入于中国的影响，也同样深受他自己的学术经历的影响，他因而成了一个
完全以写作为生的报人。①另外一些人名气虽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趋地
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学生团中的邝其照，他于1886 年创办了广州的第一家
报纸。
有些受过更正统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例如梁启超和他的友
人麦孟华、汪康年即是。他们在中日战争之后放弃了传统的职业而致力于宣
传新思想。一些较早受过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严
复，他是福州船政学掌的第一期毕业生，后来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译注西
① 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 页
。不过，在普通
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
930 页。
① 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
茨：《严复与西
方》。
方哲学。国内新式学堂的教师和毕业生到国外留学者日渐增多，尤其是在
1905 年废除科举使仕途阻塞之后更是如此。许多传统的文人都进师范学校再
学习，而且不少人出国留学。②大城市也开始有象律师和医生这样的自由职
业者。然而，许多新知识分子还不得不靠为数不多的薪金过活，既无名望又
无权势。
新知识界包括的社会类型，是旧中国以前所没有的，最突出的是职业政
治活动家和革命家。孙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过，他年青时的国外经历使
他对中国社会不甚了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只是通过另一代文人，而这些
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去反对传统。除了唐才常、邹容和黄兴这些英雄人物
以外，还有许多也曾留学国外的人，他们从事鼓动工作和散发秘密传单，过
着危险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决裂。③与旧式文人学士不同，他们决心
摒弃传统，而不是去维护它。
1895 年之后，许多中上层文人虽未完全放弃追求学问，但也开始参与现
代经济活动。他们不仅进行投资，而且也开办和经营各种企业。借助于这一
新的社会阶层，工商业变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视的行业。陈璧、沈云沛、
陆润庠和张謇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又都办工厂。①曾任皇帝师傅的孙家鼐和
翁同龢，分别安排一子②和一侄孙③经商。大多数早期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洋
务专家，都凭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怀和严信厚），利用政府的购货、官僚
的庇护以及国家的资金来自办企业。④正在服官的人也愿意携带子弟和亲友
走这条道路。袁世凯的幕僚周学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后来发展
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内地最富饶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县城的某
个体致官吏也许就会开办一家砖瓦厂。1912 年江苏省拥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
的工厂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
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总公司设在上海以外。⑤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开始联合起来开办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在商人
中，买办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动摇。这时洋员也进一步熟悉了中国的习
惯，洋行亦越来越想绕过买办直接同对方打交道，从而排除了对买办的需
要。随着中西贸易的倍蓰增加，中国雇员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渐降低。他
②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 页。
③ 参见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
命派。关于湖南的
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 页。
③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 篇第52、55、58 页。
④ 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
会论文选辑》，
第258—280 页。
⑤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 篇第2—51 页和第5 篇第39、69 页上所开
列的名字计算的。
们丧失了权力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执行代理人。1899 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
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 年横滨正金银行继起效法。越来越多的买办都在利
用从洋行所得的利润开办独立的中国企业。相反，那些独立的商人或“民族
资本家”，却经常向外国人借贷，或把工厂卖给外国人。私人企业或资本同
官办企业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官办企业经营的资本中较大的一部
分是私商投资的。而且一位官员投资于官办企业，能说这与投资于私人企业
不同而认为他不是资本家吗（见第八章）？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
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
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于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政府贷
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 至1911 年期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
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
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象私人企业了，因为私人
企业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资产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势力的企业的特点是规
模大，而不是经营的性质。毫无疑问，官僚们与新的经济活动更有力的结合，
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
在二十世纪之初，从传统的上流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
社会阶层无以名之，但是当时文献提到的“绅商”几乎都是指它。绅商既可
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同时又不同于“民”
和“官”。不过这种称呼越来越罕见了。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
集团，那就是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
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人，那仅指前面两
类。我们可以将它译作“商业绅士”。诚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与商业，
但是，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商业家”，他们包括从事贸易、银行、
工业和各种企业的人，不过他们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必须记住，这个
术语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其中有象中过进士并在政府中任过不同官职的沈
曾植之类的人。他挂名领薪、写书、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钱财；他还投资
于银行和铁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黄佐卿这样的人，他通过各种工商业经营
而取得势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衔。
经营商业的绅士是新绅士阶层当中的多数人，是它最活跃、最有影响的
部分；新绅士阶层用在义和团时期促成组织“东南互保”以及在1901 年以
后鼓动和支持朝廷进行维新运动的行动来显示它这个集体的存在。但是，很
难认为这两类人是完全一样的。当时的人们把山西钱庄老板这类商人视为绅
商，他们尽管大做买卖，却保持着旧传统，甚至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虽然其中有些人与工商界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却应当把那些支
持维新的人算作这个现代社会名流集团，而不论他们依然是利用其地位从而
获得特权的传统士大夫，①或者是身居城市靠卖文卖字为生的知识分子，甚
①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至或者是军官，总之，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个现代社会精华阶层是否组成了资产阶级呢？毫无疑问，他们具有许
多资产阶级的特点，但是他们仍过多地被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式所束缚，
所以还不能被称为资产阶级。事实上，在1905 至1906 年以前，资产阶级分
子是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分辨出来。每个人都被家族、
个人和职业关系所缠缚，传统原则与现代原则就在这些关系中发生冲突，但
其程度则随着个人的情况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
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
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
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②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
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从1905 至1911 年中
国企业的全部资本增加了两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就开始反对
政府的无能，抨击政府不提供保护。在地方事件、立宪运动和恢复国权的斗
争中，他们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热烈地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
管理租界、海关和制订关税；他们还组织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
控制。
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在上海和广州才有，天津、汉口和其
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
称为“企业家”。①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很少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很少独
自行动而往往成为附属品，依附于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上流社会的巨大
主体。
新的社会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权阶级内部的变化有联系的。明清两代的官员一般都聘
请本阶级的同僚为私人顾问（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钱粮方面。到了清末这
个旧规又满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级官员为个人设立了文武兼顾的幕府，以
承担镇压太平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现的任务。如马建忠、薛福成
等第一批洋务专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兴的工商业家如盛宣怀、
政治活动家如唐绍仪也在这种地方初露头角。不过，曾国藩、李鸿章②或张
之洞在提拔这类人或罗致其他公认的专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则是任
命他们为委员来负责一项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个办法则是按照清代行政的
传统，设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产、厘金和工厂企业等的许多新
机构都称为局，总是以非法定的官员即委员负责主持。唐廷枢和容闳就曾担
②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 页。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 第20 页。
②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任过这种职务。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幕府，以及后来扩大应用的局和
委员体制，多少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动天地，也成了沟通旧文人学者和新专
家的主要渠道。幕府这种非正规的组织是由通晓各省情况的人以及由对组织
和供养他们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组成，它起了酝酿社会改革的作用；
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组织却被另一些更多地摆脱了儒家传统
的机构所取代了。
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精英人物都曾就读于按西方课程教学的新式学
校。重点进行宗教教育的教会学校，无论是用中文授课的天主教教会学校，
还是大多数采用外语及其他外国方式授课的新教教会学校，起初都根本没有
引起社会精英的注意。新式学堂最初由政府兴办，接着由新教传教士兴办，
它们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广到了中学和大学，宗教课程也让位给普通知识
课，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种新式学堂的效果才变得明显起来。尽管在1890
年新教教会办的学堂有17，000 学生，另外还有几所小规模书院，但它们也
同几所官办学堂如北京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得设
法进入幕府以获取有影响的职位。只有随着1895 年以后的维新运动和1902
年建立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这项工作在1904 年颁布了这方面的章程才
完成），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才不得不进现代学校深造，以便进入新的世界。
可是，尽管学校的文凭中也授予传统的功名，但因科举制度根深蒂固，要谋
一席地位，还是得走传统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为了结束这一双重
体制的局面，1905 年9 月2 日废除了旧科举制度，这才使得现代学校树立了
对社会精英施教的独占地位。
1902 年共有现代学校35，787 所，1912 年为87，272 所；学生则从1，
006，743 人增至2，933，387 人。①与办学者的意愿大相径庭的是，由于教
学大纲零乱，内容脱离中国实际，教师质量差，这些学校不仅无助于巩固清
王朝，反而促使学生提出抗议和请愿。各地虽然也曾做过努力以改善教育质
量和扩大教育范围，甚至在传授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技艺时产生了极好的效
果，但是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会精英分子疏远旧政权和脱离民众；他们各行
其是，只有一种十分混杂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能使他们聚集
在一起。但是，由于新式学校强调集体努力和纪律而截然不同于传统的书院
只注重个人造诣的倾向，它们倒是能使得青年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学生发现
了集体行动的威力，便用它来发动多次罢课和抗议运动。①在辛亥革命中，
青年学生的这种冲劲在社会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 年以后，各种学会蓬勃兴起，教育、制宪和农业等领域的许多专门
联合会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中也纷纷成立：它们都足以证明社会精英的社会
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们吸引了那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26 页。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94、154 页。
些已负起社会责任而且还能承担更重大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
士。
紧接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创办了强学会。此后各种学会风行一
时，创会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学术，这与传统的文人结社不同，是犯法的，
特别是违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干政的圣谕。它们制订了自己正规的规章条例，
其严格性与任何地区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统的传统集团的习惯方
式大不相同。这些强制性的和组织上的特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二十世纪头十
年的各种协会内部，不过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 年颁布的教
育会章程，要求从县到省层层建立组织，对组织机构和会务的规定极其详
尽，以便讨论。1895 至1898 年建立的各种学会共有近万名成员，其主导思
想由康有为提出，内容是动员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实现全国团结和要求一
定的民权。它们鼓吹的政归全国全民的思想，同与之对立的君权至高无上的
思想原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些学会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学说，只希
望变成同皇权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社会精英人物的各种联合会逐渐变得好斗
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进的反对派。在1904 至1905 年，主要由学生组织
的团体把这种发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团体中，这种发展过程更长，更复杂。
那些联合会用合法的方式反对官僚暴政。它们求得了官方承认，但并未象政
府所期待的那样仍旧忠于传统制度，倒是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政党，成了
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阶层的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往往同一个人既是教育会
的领袖，又是宪政促进会或保经利联合会的首脑，例如江苏的张謇、汤寿潜、
许鼎霖，浙江的张元济，湖南的杨度、龙璋和广东的陈惠普。①这些联合会
的会员日益增多，使他们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赖官方支持的政治力
量。1909 年，723 个教育会共有会员48，432 人，会员远不限于教育界（教
师只占少数），从士大夫到工业界领袖无所不有，这反映了现代社会精英阶
层的总的面貌。他们受过教育，有钱，有行政才干，并且集体负责，因而大
大地引人注目。他们是有财又有能力的上等人，决心迫使官僚实行改革。
在这些联合会内部，拟议是在省或地方一级统一和提出的。机构一旦建
立，就被内部的推动力量推得更远，蔑视皇权，大背创建者的初衷。②1909
年选出的各省谘议局，就是现代社会上层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权的组织上
的体现。在清王朝最后两年，这些谘议局用行动显现出它们是一支团结的力
量。①由于选举法的规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们比较
① 关于各种各样的宪政公会，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5—378 页。关于
各种联合会的组成
和重叠情况，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0—72、163—165 页。

② 关于教育会在这方面的情况，同上，第73—75、172—173 页。
① 其行动的政治特点参见张朋园：《立宪派》，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
，1900—1913 年》，
第144—173 页。
年青，大多数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现代企业有联系。②尽管谘议局中工商业
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们实际上积极地代表着现代上层社会的利益，尤其是
竭力维护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③
在新式学校、各种联合会和各省谘议局普遍发生作用的同时，还有形形
色色的专业机构也有助于分清新旧两种上层分子。例如，商会就是这样的机
构。第一个商会是1902 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 年1 月降旨认可并规定了在
全国建立商会。到1909 年，便有商务总会44 个和分会135 个。商会作为地
方工商业家的联系机构，并没有取代传统的行业公会；相反，行会往往隶属
于商会。因此，商会有助于加强工商各界日益发展的合作和联合。商会的作
用最初被认为是行政当局的齿轮，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正式
代表。因此，商会都愿推举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职的人当会长，这意味着商
会往往先满足大实业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满足普通店主的需要。④但是，商
会很快摆脱了清朝官员的影响，成为整个商界的代言人；随着它吸收传统的
优秀文士，以及现代公司的发展，其性质也随之在起变化。
还有与传统的钱庄银号相对立的现代银行这种机构，也开始更缓慢地和
范围较小地改变着社会习惯，这与1904 年上谕中规定的类似的有限公司的
情况相同。这些企业的结构也许加大了经理人员同下属的距离，并且同顾客
的关系也无疑会受到损害，但是，它们鼓励大胆的进取活动，因为它们保证
提供财政支持，而无须担心要依赖个人或家庭财产去弥补可能遭受的损失。
这些促成并象征着上流社会变化的各种机构，其共同特点是超然于传统
的官僚体制之外，并且同后者脱离关系。这也许是幕宾和局署员司专业化，
以及新式学校对学生进行西式教育的结果；也可能是各种联合会和商会具有
斗争性的结果。这些机构推动和鼓励其成员去认清他们与传统秩序的分歧所
在。
分裂的开始
随着统治阶级成分的多样化，其内聚力和团结也明显下降。除了个人意
气之争以外，新旧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对立加剧了。1867 年洋务运动的支持
者和反对者就同文馆增添数学和科学课程所发生的思想和政治争执，便是一
个明证。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冲突更加剧烈。李鸿章及其门下每次提
出的现代化倡议和计划，都遭致大量的攻击。这种攻击是由所谓清流党发动
②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8—40、248—312 页。
③ 关于湖南和湖北的详情，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 页。关于广
东的情况，见罗
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55—171 页。
④ 广州各商会的详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 年广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以保护
七十二行的共同利
益。参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80—81、148—149 页。
的。而官方的反对又得到了反对引进机器和现代经济的地方势力的支持和鼓
励。地方长官们经常同社会上层人物一起发动群众示威，1878 年反对在开平
开矿的活动即是一例。中法战争使清流派的攻击戛然而止，许多清流派成员
开始拥护改革。此后政府上层的分歧不是在经济现代化这一原则，而是在其
条件方面。1888 年的进士考试题目就有关于国际贸易的一题。在1889 年慈
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各省督抚
和御史等高级官员几乎无不承认有必要修建铁路。①但是直到中日战争之
前，许多经济方面的创议又因具体的考虑而滞碍难行。大部分有影响的文士
和官僚都坚决反对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外国的控制，而坚持只利用本国资源；
但是后来他们又指出，本国资源太少，无力维持大工程，而且这些资源有被
各省考虑不周的铁路投资所耗尽的可能。实际上，考虑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现
代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似乎使许多官员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担心的是大
众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少数人谋取巨额利润的不道德现象。不少奏疏都是一
再强调“缓行”、“逐步实行”和“三思而后行”。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基
本上是想要控制社会进步对人产生的后果，结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瘫痪。
倾向于优先发展新经济的人，以及象刘铭传那样赞同商人阶级占支配地位的
人，那是很少的。①还要看到的是，除了省会、几个繁华的州府和通商口岸
以外，多数地方的文人对这些问题是漠不关心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这些裂痕。为了挽救国家，一批上层文士和官僚
支持维新。他们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争创建现代企业，宣称发展经济是国
家的当务之急。在力主维新的上层分子和其他被当时小说家无情地讥斥其自
私、卑鄙和无知的人们之间，②敌对的情绪加剧了。传统的上流社会进行反
击，其手段不仅是请愿、散发传单和搞官场上的小动作，而且使用暴力、袭
击和捣毁工厂与新式学校。③他们鼓动并支持镇压百日维新。④在北方各省，
他们有些人跟义和团志同道合，认为义和团是反对现代化的。①然而，现代
的上流社会人士同传统的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誓不两立后来又开始缓和，或
者不如说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在1898 年春，甚至在百日维新前，面临着
康有为的行动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文人称霸政坛的局面和社会统治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 辑第198—270 页。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 辑第209 页。
② 比较著名的小说之一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1—1905 年连载于上海的一家杂
志上。
③ 例如，1896—1898 年间张謇就曾遇到过种种麻烦，他建议开办纺织厂，竟遭到南通三
百名士绅的坚决反
对。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33 页。关于广东的反应，见罗兹
：《中国的共和
革命在广州》，第35—36 页。
④ 齐赫文斯基：《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第257—280 页。
① 1958 年对天津地区的高龄老人所作的调查很有意义，见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
所编：《义和团运
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9、263—264 页。
集团的将被压制）时，许多曾经热情追随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缩不前
了（见第五章）。②他们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们所赖以取得合法地位的
儒家正统，便自然而然地寻求仍旧忠于传统的同胞的支持；同时他们又打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向同胞们指出顺应时势的前景，以及发展
他们的物质和政治力量以弥补其精神权威所受损失的方法。鉴于废除科举迅
即被人们所接受，看来这对上流社会的特权必定毫无威胁，而只是换了一套
用以衡量他们地位的新标准。上流社会的地位从此取决于是否上过新式学
校，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保守的上层分子也热心于创办新式学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新特权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但它实际上更多的
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会分化。温和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并不真正反映较富的
与较贫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区别，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
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也不宜用来区分以发展工商业为职志的资产阶级与依
然植根于传统结构的上层分子。更不能认为是几代人之间有裂痕。选择不同
的道路只能从个人经历和品格的不同来求得其解，例如1873 年出生的梁启
超和1868 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过经学教育的学者，但一为维新派，
一为革命派。出身湖南绅士之家的革命家黄兴，同身为上海维新派商人的李
厚佑，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过分估计特权阶级内部对立的尖锐性，因为在同一家族内部也
是常常发生意见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员可能走着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员则继
续在走老路。但是，家族关系总的说依然是牢固的。徐锡麟是浙江光复会领
袖之一，多年来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抚之职的表兄弟的保护。①镇海李姓
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传土地收租，还有些人跑到上海开办钱庄和
经营不动产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这些庄号投资。②在西欧，“胜
利的资产阶级”的若干家族是根据已经明显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的；
而中国的家族则不同，一个家族如果思想开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
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虽然职业的差异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显然，导致现代上流社会兴起的逐步变革，对传统书香门第的影响也不
是一般齐的。在清朝最后四十年，许多书香门第都走向衰败而湮没无闻，穷
困潦倒。我们能够说这是人们经常所讲的、③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保证
上流社会不断更新的那种传统流动性的正常表现形式吗？或者说这种现象
已经加剧了吗？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还不可能这么说。某些书香门第的衰败
肯定引起过同时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国以后有功名的人普遍增
② 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 页。
① 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347—34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 页。
③ 特别参见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多，这种情况可能就绝对数量而言是明显的，但是就相对数量而言却不是事
实。我们不能肯定1900 年以后特权阶级的人数是否继续增加，也不能肯定
是否象从前那样，有一家亡，就有一家兴。然而，对大多数上层分子就读于
现代学校的情况的统计似乎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而实际上，新式学校费
用较高，同以前只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进去深造的书院的学生的人数
相比，中学的学生数就净减了。①
这种变化过程的多样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区的差异，甚
至引起了敌对，但并没有导致上流社会的各社会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对
立。那种使汉族上层惊慌失措的变革，对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什么
影响。一些民族——特别是满族和蒙古族——反对的是那些只会损害它们在
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另一些民族则由于远离新型经济和文化中心，
对变化的影响感觉并不太强烈。因此，把非汉族贵族同汉族绅士联系在一起
的利益纽带（如果不是文化纽带的话）正在松弛。在向现代转变的潮流比较
高涨的沿海各省同这种转变不太明显的内地各省之间，这类情况也是很显著
的。但是，即使在各个最先进的地区之间，新的社会上层的情况也明显地不
一样。直隶的上层人物同官府联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
李鸿章为中心，后来则以袁世凯为中心。长江下游的新统治阶级，在政治、
思想和经济观点上都同传统制度更加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就
是绅士。在广东，现代的上流社会中的商人比文人占优势：这个上层社会受
到的限制较多，但同时也更倾向于激进，而且海外华侨在它里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以同乡关系维系的官僚集团（例如李鸿章支持的安徽帮，翁同龢庇
护的江苏文人学者），还有以地区为基础建立的帮和会馆，逐渐被蒙上了一
种新的地方主义色彩；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更关心的是特别维护本地及其居民
的利益，而不是关心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利益。它比较不大注意个人之间的关
系，而宁愿为一个广大地区及其全体居民献出热情，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兴起
的先声。①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现形式中，尤其在1900 年使南方各省从北方
及义和团在那里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东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义造成了
对立。后来，现代上层社会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县之间和各省之间
互相激烈地争夺，这是因为各方只关心独占公共的资源，损人而利己。地方
自治有时又倾向于后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范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现代化，
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个国家当前的混乱和贫困于不顾。
然而，具有最严重后果的对立还是城乡双方的上层分子分道扬镳：城市
① 十九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 年有中学七○二所，学生七万
二千人；在当时书
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
国教育改革概况》
（第83—85、222—224 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 页）。
① 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
900—1913 年》，
第185—226 页。
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寻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
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
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文人学士和农村地主。他们
经常进城游览，有钱人还在城里另买宅第，甚至移居城市。这种向城市流动
的趋势在十九世纪有增无已。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提高了吸引
力。②但是，农村的上层分子这时也被迫进城另辟财源，例如放高利贷，以
弥补由于财产的分散、币值的不稳和佃农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减
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农村经常不太平的局势甚至迫使大财主也卜居城
市。太平军叛乱时期，许许多多的社会上层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
们的主要居住地方。③
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迁居城市
意味着不仅住在城里，而且关心城市，这样甚至使他们对农村的问题更加漠
然视之。①在科举废除之后，要取得上层人物的身分就得进新式学校。这些
学校首光办在城里，而且费用高昂，这就使得富户豪门不能再资助乡村学堂
了。②城镇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直接，所以这里的社会上层人士就更关心
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很少去留心组织民团和发展农业。那些仍然
拥有土地的人则通过租栈、总管和收租人同佃农打交道。官员中因朝廷命令
夺情而使丁忧守制的惯例逐渐形同虚文，也使长期流连家业成为不可能，因
为长期守制在过去往往加强了官员与其祖业的联系。城市的上层人士便这样
逐渐地与乡村隔膜起来，因此就整个动向来说，城市的上层社会与乡村的上
层社会是志趣各异的。
尽管这是总的趋势，但是在1910 年，长沙的王先谦和叶德辉两位绅士
虽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资于现代企业，却又操纵过一次大概是由他们自己的投
机活动（他们也是传统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骚乱，他们想方设法把矛头对着
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办学校、银行和警察所。③然而，进步还在继续，这
从人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富裕市民中，比较明显
的表现是开始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1894 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反对缠足的
团体。随后各省省会都有同样的组织，妇女可用本人姓名与其丈夫一起入
会。经过几次请愿，1902 年颁布的上谕便禁止缠足了。于是，这种旧习就在
城市迅趋消失，因为有些认真的地方官要处以罚款；但在农村就不是这样
了。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便举办妇女教育，不过长期以来只办小学，
② 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
页。
③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①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 页。
② 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
育改革概况》，
第84、124、150、218、222、224 页。
③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 页。
课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为富裕之家所不齿。第一所非教会女校是1897
年2 月由徐谟（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母亲江兰陵在苏州创办的。不久，
上海、北京和广州也接着开办了女校。官方在1907 年颁布了关于妇女教育
的法令。次年，江苏省便拥有女子学校105 所，学生4，455 人。各省谘议
局都赞助妇女教育事业。民国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统计的女生为141，430
人。妇女也出国留学，最初都是自费。1906 年便有十三位妇女前往美国。1907
年妇女也可以申请考政府的奖学金：这一年有600 人申请留学美国，批准了
31 人，其中有3 名妇女。1910 年有150 名妇女留学日本。①只要是特别积极
参加革命运动的年青一代，他们都愿意唤起妇女觉醒，并通过文学作品和报
刊引起公众注意。②他们的呼吁并非徒劳无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开始同意
婚姻自主和妇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在中学，女生的学
习课程也同男生一样。一些男子还支持妇女提出的参政要求。
由于最活跃的分子进城去求学或发财，传统的乡村上等绅士便觉得群龙
无首了。他们对西学既难适应，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学的优越性使他们的
学识声望受到损害。他们的政治影响被局限在乡、镇和县里。这种影响因具
有地方谘议局提供的法律基础，乡村的社会名流无疑还是相当强大的，他们
敢于滥用权势而不惧怕政府干预；可是，现在他们同上层当权派的联系减少
了，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他们所有的关系为所欲为了。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当
地社会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样，他们先前在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
威，以及他们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帝国损害了。
目前的研究状况还不能使我们对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个集团的力量对
比提出确切的数字。但是，设想一个大概，着重指出变化的重要意义，还是
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纪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总数为1，443，000，
而在1910 年6 月散发的、由各省谘议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书
上签名的人数为300，000。这两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虽然其成
员仍然构成特权阶级的多数，但是另一些人已经通过工商业、军旅生涯和技
术工作而使自己跃居平民之上，挤进了上层阶级之中。更重要的是，绅士已
不再象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也不再因为是
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
在一起了。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近代上层分子和农村上层分子中间，虽然利
益各异，但确实存在着一种结合。这就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的一种结合。但
是，这根本谈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则之上的团结一致的感情，而正是这种
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尽管其中每个成
① H.E.金：《中国新订的教育制度》，第92—96 页。
② 在宣传妇女解放方面，中国妇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们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妇
女编辑发行的日
报。参见吉波伦：《秋瑾》，第233—244 页。
员的经济状况并不相同。
平民百姓纵观
一个新的集团：产业工人
在最初，下层阶级中的变化似乎远不是引人注目的。产业工人是唯一的
新的社会集团。他们最初出现于广东和浙江，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
香港，在那里的洋人造船厂和修理厂做工。这些第一代产业工人最初主要是
由有专门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由于1860 年以后兴起的官办企业和外商
工厂需要工人，他们在对大部分工人进行的技术教育中作出了贡献。1872 年
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从广州招募工人，因为他们以手艺闻名。1868 年上
海的第一次罢工，就是由新创办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属造船厂的广州工人组织
起来的。①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从1894 年的十万人②增加到1912 年的六十六万
一千人，③这主要反映了大批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流入工人队伍。这些劳动力
大都来自农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贫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妇女和儿
童。开始时招工很难，也不稳定，在矿山更是如此。开平煤矿在十九世纪八
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经花钱从汕头和广州高价招聘有技术的工人，也从当
地农民中间招收临时工（他们冬天进矿做工，夏忙季节回乡）。这些当地的
工人在1882 年曾举行罢工，要求与南方工人同工同酬。④
这些涉及人员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传统的劳动
组织留传下来的雇工办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则被忽视。当时雇工往
往是通过各种中间人如把头和买办进行的。有两种基本制度：合同学徒制和
包工头招工制。前者来自传统的行会，直隶和长江中游一带的纺织厂和机器
厂都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它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招收学徒不过是使用童
工和廉价劳动力的一种借口，他们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佣的
保证。上海一带和矿山特别盛行包工制，它的特点是公司授予包工头全权招
工。在整个受雇期间，工人被迫在经济和社会上依附于包工头。这种制度使
工人处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状态，很象外商让买办对中国员工全权负责的做
① 汪敬虞和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
年第3 期第43—51
页。
② 根据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1 页）的不完全估计，三分之一的工人
受雇于外国人开办
的工厂。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六万名工人，其比例也是这样。
③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
资料》，第1183
页。后者估计从1900 到1910 年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工人二十四万人，其中十万零九
千人是在外商企
业中干活。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48—1249 页。
法，追本溯源，它特别与雇用没有技术的农工和矿工的习惯做法有关。①它
也产生了残酷虐待的行径：例如1881 年在湖南招工者来到赌场，将农民灌
醉，诱使他们去赌钱；一旦还不起债，他们就被“卖”到矿上，被迫下井干
活，直到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精疲力尽而死。②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的物质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所好转。江南制
造局的工人在1867 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区农业劳动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
工作八小时后直接收入墨西哥银元一角至二角。那时金陵制造局的劳动时间
是十一个小时，天津机器局是十一个半小时，但是每两周有一天休息，这在
传统职业中是闻所未闻的。然而，随着招工愈来愈容易，每天的劳动时间便
延长了，但两周休息一天的办法还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 年前后，工厂经
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
三百二十天。③此外，由于铜币贬值加上粮价上涨，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大为
下降：物价平均涨一倍，而工资只增百分之七十五。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
一顿饭。④尽管一些大企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小小的医务室，开始
为工人的工伤付出微薄的补偿金（这在当时已是一大进步），并且某些企业
主同意提供比较安全和卫生的劳动条件，但是多数工矿的工人仍然是在极其
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从事劳动，得不到任何保护。①严重事故的频繁发生、
职业病的盛行、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一切使人想起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状
况。对轻微过失动辄罚款和施加体刑，这样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纵监工对工人
横行霸道。②
工业劳动的技术性不强，加之人员变动频繁，妨碍了工人采取联合行
动。然而，几个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确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广州和武
昌三地的工人即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这些集中的地区，劳工的战
斗性最强。在1900 到1910 年间，上海四十六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厂共有
工人七万六千人；这个时期有案可查的四十七次罢工中，有三十六次是发生
在上海。③罢工频繁被外国资本家视为不祥之兆；大多数罢工是出于起码的
经济方面的不满，主要是反对低工资，也反对普遍恶劣的劳动条件。罢工是
自发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捣毁机器。外国公司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2—1233、1244—1246 页；汪敬虞：《中国
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234—1240 页。谢诺：《1919—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94—108 页。
② 孙任以都：《清代矿工》，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探索》，第61—65 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22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198—1261 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54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7—1241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
料》，第1204—
1216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16—1222 页。
③ 据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的材料算出（第1184—1185、1190、1299—1301
页）。
这种行动表明对现代工业企业存在着强烈的仇视情绪，就象十九世纪初期的
欧洲那样。这种情绪是刚刚形成的无产阶级从农民和工匠那里继承下来的。
不仅如此，它还表明存在着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它是十九世纪后期民众反
帝运动的继续，并且还使劳工运动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按年代顺序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工人罢工经历了三次高潮：1898 至1899
年有十次罢工；1904 至1906 年有十五次罢工；1909 年起至清政府垮台有三
十四次罢工。显然很容易使人断定，劳工运动是与当时政治事件的主要阶段
互相呼应的：首先是列强的侵入、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其次是民
族主义运动的复苏、抵制美货运动、同盟会的建立、湖南的反清暴动和宪政
运动的兴起；最后是共和革命。但是，只有1904 至1906 年的劳工运动看来
的确与政治事件有直接关联。广州的码头工人和上海、南京、武汉的工人确
实参加了抵制美货的活动；华新纱厂举行了反对日本资本家接管的罢工；萍
乡、浏阳和醴陵的三千名矿工参加了湖南的反清起义。①不过在这些事件中，
无产阶级的作用只是对其他社会集团组织的政治运动给予支持。其他几次大
罢工与政治事件的巧合，似乎没有内在联系，而纯粹是由于经济情况造成
的：清末的通货膨胀和粮食歉收导致劳工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和产生其他的
不满。
尽管工人在大多数罢工中表现了高度的团结，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无产阶
级还是深受使传统行会大受其害的地区和行帮对立的影响。例如某公司有同
乡或同工种的工人举行罢工，但它的其他工人却常常袖手旁观。
事实上，大城市的技术工人，尤其是机工、木工和织工，虽然已经受雇
于新式的机器厂，却仍然属于手工业社团，他们在进大工厂之前就是在这里
学艺和工作的。上海造船厂的木工和铁路上的机工，象手艺匠人那样加入同
样的行会。在工业化的前夕，行会能够施加充分的影响来维护其利益，尤其
是在工厂使用技工方面。工厂不得不利用行会作为代理人去招收熟练工，这
些工人被迫继续向行会交付会费。在辛亥革命前夕，参加行会基本上成了定
规，这样做常常是为了想从行会办的善举中得到好处。
非熟练工人多半组成帮或帮会，这是一些松散组织，由同一地区的无业
工人拥戴一个头目所组成。头目往往是包工的中介人。在某些地区和行业
中，秘密会社的影响也很大，例如三合会及其分会一向在矿工和搬运工中吸
收大量会徒。在广州和香港，秘密会社控制了各行各业。他们为了报复舰队
司令孤拔袭击福州和台湾，在1884 年组织了一次不亚于总罢工的罢工。①
通过秘密会社的渠道，也有为数很少的工人加入了革命组织，例如1911
① 赵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载《历史研究》，1959 年第2 期第1—16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4—1248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
料》，第1265—
1269 页；汪敬虞和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
1962 年第3 期第
43—51 页。
年同盟会就曾吸收过兴建川汉铁路的劳工和沪宁、沪杭线上的铁路工人。但
是，这些工人是作为个人加入革命组织的，而不是整个无产阶级的集体行
动。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是专门代表劳工利益的。虽然也正在创立更加严格的
按行业界线的组织，例如1909 年在广州成立的机器研究公会以及广东机器
工会后来派生的组织，但其成员既有工人也有小雇主；它们首先重视的是通
过工厂和课堂学习来提倡技术教育。1902 年为开平矿工、铁路工人和泥瓦工
开办的唐山俱乐部，给工人提供了读书、听音乐和娱乐的方便。有技术的工
人更喜欢以等级为基础建立单独组织，例如1906 年在广州建立的邮电职工
俱乐部。但是，所有这些组织都是连络感情性质的，主要目的是业余活动、
互助和学习。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同这些早期的劳工协会没有直接的关系。②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太少，觉悟太低，还不足以在民众中形成一支独立自
主的力量。毫无疑问，罢工使它有了不同于众的面目，并为其发展开辟了道
路。但是，由于无产阶级还年青，流动性大，需要它做的工作又是非技术性
的，所以只能说明它在进行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将使它与曾经孕育它的社会
集团，如贫苦农民、熟练工匠和城市群众等大不相同。它还起不了在民众运
动中应起的集体作用。
即使考虑把现代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的职员、机关雇员、各种商业和市
政机构（如海关、公用事业和电讯等部门）的雇员统统算在新企业工人之列，
以扩大其队伍，直接同具有最先进的经济和技术特点的工业生产有关的劳工
数量，在劳动人民的总数当中也仍然是极少数。虽然资料缺乏，不足以提出
精确数字，但可以说它所占的比重不会超过百分之一，还包括家属在内。如
果同新、旧上层分子之间的比例加以比较，这个新、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是
特别低的。物质条件和世界观的相应差异还没有考虑在内。因此，工业资本
主义对统治阶级的社会组织的影响比对人民的影响要大得多。
农村暴发户和贫苦农民
农村形势表面上没有变化，但是也能看出它在变动。由于得不到文献资
料的证实，而且这种变动并没有使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有重大改变，所以要
确切地认清农村的变动是很困难的。在农村体制中只有一些缓慢的变动，但
是总的说来，农村体制在这一时期是依然如故的。
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山东、奉天、广东和四川等省，
富裕农民的数量显然有所增加。①这似乎是同商业的发展和土地所有权的变
动有关。然而，商业的发展涉及几种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内地商业的扩大，
那是由十八世纪以来传统的水陆运输的改善所促成的，这种扩大也使城市发
② 谢诺：《1919—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181—185 页。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9—1911》，第638—640、672—685 页
。
财致富。尽管十九世纪中期有过大规模起义的破坏，在广州三角洲、江苏南
部和作为粮食贸易中心的长江中游一带，仍旧能够感到这种发展的影响。由
于政府将大运河对私人运输开放，山东中部和西部便依靠它形成了一个广阔
的区域性市场体系。随着市场的扩大，出现了城市的发展和手工业内部更严
格的分工；市场的扩大也刺激了专业的商品农业的发展以满足城市人口日益
增长的需要。①这种农业体制反过来又吸收了城市的财富：城市商人购买农
村土地，直接通过中间人管理雇工，同时又在市镇设立店铺、作坊和当铺。
农业、商业和工业往往就这样携手并进，相互受益。想方设法要增加土地的
农民都愿转向这种类型的商品化农业，他们可以将所得到的利润投资于市镇
的赚钱买卖中去。山东中、西部的这种市场经济，在十九世纪中期受到社会
动乱和天灾的严重破坏，在1890 年以后就被与开放商埠和铁路有联系的商
业发展所取代。商业活动此后转到东部沿海一带，而不再依靠运河了。这些
地区也变成了农业向商品化和专门化转化的地方。毫无疑问，此时的这种转
化使农业利润更多地被吸收为城市投资，而农村回收的城市投资则是极少
的。②
在长江流域和广州三角洲，同西方的渗透和商埠的发展有关的这一商业
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得较早，并且又扩大了第一阶段的影响。但是在东北，
商业发展的第二个过程则是单独发展起来的。③
土地所有权变动的加速也许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增加。实际上，继承人平
分土地的习惯做法导致地产遭到周期性分割而小得不足以维持生计。连续的
农业歉收、税收的增加，以及预测不到的市场波动，在清末四十年中经常发
生，①从而迫使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低价出卖土地以偿还债务和勉强餬口。根
据少数地区的统计数字，二十世纪之初地价明显下跌而农产品价格上涨。②
安徽一个地主利用1910 年洪水之灾，竟买了九千亩土地。在困难时期，出
卖土地的速度总是加快的。③
不过，一部分农民发财并不一定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某些地区的
土地是有所集中的，例如在安徽和湖南，那里有些文、武官吏在太平军失败
以后得到了大量土地，但是这种现象既不普遍，也不长久。④小土地所有者
① 景甦和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3—37 页。
② 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84—257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86—416、469—482、651—660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57—563 页。
② 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42 页。这些数字涉及的是直隶
和山东种植高粱的
地区。此种情况并不普遍；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第276—277 页
提到的两个相反
的例子。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75—178 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78—188 页。
仍占优势。⑤
收入增加往往是经营效率提高的结果，但也反映了已经引进可以获利更
多的经济作物，如鸦片之类；效率提高也使一些农民能够扩大耕种面积。四
川就曾出现一种自己土地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土地的富裕佃农。⑥在山东，地
主成功地引进新的农业技术，一般都在不超过五百亩的土地上应用。这些“经
营”地主自己耕种，同时又雇工帮助；由于更多地使用有机肥料和较好的农
具，其产量要比小生产者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增加的收入被投放于商业和
金融活动，而不是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⑦
江苏南部还出现了租栈，这是一种从几户地主（多是不在农村的地主）
的土地收税和收租的机构，它使少数仍在农村的地主能够通过管理租栈来增
加收入。于是，它们就使农业经济内部一个寄生的集团兴旺起来。这个集团
是由收租人和土地丈量人所组成，其中许多人往往还在衙门兼差，所以能利
用其双份收入来放高利贷、做小买卖或者购置土地。①
以上所述种种变化，许多都是一种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的继续，结果
导致各地产生一批农村新寡头。这批新寡头同传统的上层文人并无多少渊
源；后者在太平军起义之后已经逃离农村，抛弃了农业。农村新寡头的地位
并不比生员高多少，而以生员和监生为多。他们没有文人那种传统的文化声
誉，在地方上他们也不承担司礼仪的传统职能，但他们确实需要并且得到了
官府的直接帮助以维护私利。这些人很少自费养兵，却深知如何为自己的利
益而利用太平天国之后仍然在活跃的或因临时危机而重新集结的民团。②这
些农村新寡头还能够在十八个省份的未开垦区和边境地区占用大量官地，他
们系统地进行开垦，不受习惯性的保佃措施的限制。③
农村某几类人在光绪和宣统年间能够比较富裕，似乎并非因为农业生产
有所增加，即使从局部地区来看也是这样。相反，如果当时有关农村普遍贫
困的大量记载是准确的话，某些人直接牺牲了小农的利益才使他们个人的财
产得以增加。广大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或者不得不耕种经过任意分割而不足
以维持生活的小块土地，还要负担增加的地租，同时又不再能用手工产品来
弥补其亏空：所有这些情况造成的农民的逐渐贫穷几乎是普遍现象。①目前
⑤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93—196、629—660 页。
⑥ 久保田文次：《清末四川的大佃户》，载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
农村社会史研究》，
第247—296 页。
⑦ 景甦和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41—81、130—141 页。
①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关于其他地区农村社会中这些
情况日益增长的
重要性，参见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268—270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87—296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4—233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55—282、301—385、502—508、908、
929 页。
的研究还不能对此作出精确的说明；但是，农村贫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响到
了清末社会变化的许多其他特点：手工业内部状况的变化、移民、海外移民
和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手工业的变化
少数破产农民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行列。更多的破产农民则扩大了也
在转变中的手工业劳动力队伍。在经历二十年国内动乱所招致的大量破坏之
后，手工业为了同外商和工业竞争，也在起变化。根据1864 至1894 年六个
省的十五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登记在案的七十六个手工业行会有四十三个
是新行会。②某些手工业严重衰退，如手工纺织在1905 年只能满足国内需要
的百分之五十。产品用于省际贸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铁厂也是如此，由于进口
钢材的竞争，到1900 年这些铁厂实际上都冰消瓦解了。但是，其他部门在
出口贸易和工业发展的推动下，正在发展，甚至创造更好的运输工具。广东、
浙江、四川、山东和奉天等地的缫丝产量大为增加。在1870 到1880 年的短
短时间里，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业也很繁荣，共有
茶叶商号近四百家。中国特产如瓷器、扇子和竹制品等的需求量很大。另外，
出口刺激了丝绸业的壮大，而运输业的发展又扩大了榨油业、面粉业和老式
采煤业。1866 年营口有两家榨油坊，1895 年增至三十家；芜湖的碾米厂在
1850 年有二十家，1900 年增至一百余家。尽管工业生产的发展沉重地打击
了某些手工业，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业活跃起来：因为机器纺纱降低了耐用
布的生产成本，这便使得一向以纺织业闻名的地区能大规模发展手工织布
业，甚至以往从来没有纺织业的地区也兴办了手工纺织业。在十九世纪最后
几年，手工制造火柴、肥皂、卷烟、玻璃和针织品的行业都发展迅速。
手工业产量的增加在引进大机械化工业之后尤为显著，增产的形式基本
上是办工厂，扩大工场，或者组织工人在家里生产，计件付酬。这种生产所
利用的是部分机械化的、或者至少经过改进的工具，例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浙江的纺织工就已广泛使用日制脚踏织布机。在十九世纪之末，手工生
产棉制品的工厂不超过三十家，而在1901 至1911 年间却开设了三百多家。
①这个时期政府也力图鼓励手工业，在各省设立了工艺局，使之负责开办学
徒作坊，发展技术，对某些企业提供帮助。这在直隶和山东颇见成效。②
在一些手工行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改变了老板、工人和学徒之间的关
②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
1965 年第1 期第
72—73 页。
①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
2 年第3 期第85—115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505—574 页。
系，这种变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组织中。受威胁最重的行业不断向专业化发
展，对吸收外来学徒和帮工以及对生产率、销售和劳动时间等方面都规定得
更严，旨在限制竞争，并使不断增加的同业者能够尽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润。
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使得许多手工业者能够勉强维生，但却有碍于积累资本和
发挥积极性。在有大作坊发展起来的兴旺行业中，有一种提倡把工人和学徒
分别组织起来的倾向。这类组织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属于业主的联合会。
③在二十世纪头十年，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似乎越来越频繁了。①
尽管有精心的集体保护和工厂的发展，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大多数
手工业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为他们依赖于不断扩大但调节仍旧很
差的市场，而且工业的竞争又使这个市场的利润幅度剧烈下降。粮价高涨和
所获铜币贬值更加重了这一情况。②根据官方统计，1912 年的三十个行业共
有手工业者一千三百万人。③看来十九世纪中期手工业者有所增加，它以全
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这也使得手工业者感到比以
往更不稳定。流动的手工业者为数更多；茶厂总是挤满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
求业者。破产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变成了民众运动的领导的一部
分。
移民
农村的贫困，经常再加上工匠贸易的厄运，造成了国内人口的流动。在
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大量人口的转移尤其影响到长江下游各省，并使来自河
南以及湖北、湖南、苏北、浙东等人口密集区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苏南、安
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战火蹂躏的地区。这种状况直到清末还在缓慢地延
续。在五十年内河南光山县就有百余万农民迁移到苏南、浙北、安徽和江西
六十多处地方。④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 年为107，
000 人，到1900 年为345，000 人，到1911 年就增加到1，250，000 人。这
些移民带着农业技术和殊风异俗从一地迁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关系紧
张，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团之间的冲突。①
③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
1965 年第1 期第
71—102 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28—41、599、602、604、6
11 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615—617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582—595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31 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66—172 页。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
后苏浙皖三省的土
地关系》，载《新建设》，1963 年第8 期第46—54 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
68—1953 年》，
第153—158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2—1173 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
1368—1953 年》，
最大规模的地区间的移民运动无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隶、山东）的
农民向满洲的迁移。由于清廷的限制，以往只许满人和八旗军使用这一地
区，所以长期以来这里就是一块神秘的地方，但在整个十九世纪，向这块清
朝发祥地的迁移不断增加，并且逐渐合法化了。嘉庆帝在位时，直隶和山东
连年遭受饥荒和自然灾害，官方就在1803 年“暂”准移民满洲。在1786 到
1840 年间，奉天人口从807，000 增至2，213，000 人；吉林从148，000 增
至324，000 人；黑龙江则从1771 年的35，000 人上升到1808 年的136，000
人以上。②面临俄国及其后日本对东北的觊觎，清廷于1860 年才决定鼓励移
民。许多最肥沃的地区于是逐一向数量日益增多的，由于农村不安定和贫困
而被迫背井离乡的华北各省移民正式开放。1907 年，奉天、吉林和黑龙江都
变成了行省，阻止汉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当时每年迁来的移民大概
有三、四十万。1911 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000 人，是1897 年的两倍；
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000 人，是1897 年的五倍；黑龙江的人口则有1，
453，000 人。③
1880 年以后，这些地区的采矿业、军火工业和各种商业发展较快，呈现
出一派特殊景象。习惯与传统的影响很小，发财容易，但是随着政府加强财
政管理，税收的负担也立刻加重起来，而且在没有集体保护和集体团结的情
况下，经济上挣扎求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北满有大量非法移民、原来
的犯人、土匪、冒险分子、逃荒者和探矿者，他们统称为“红胡子”：这些
在十九世纪之末自发地以绝对集体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建立起来的
社会组织，在那里非法地承担着各种行政和治安的实际职能。其中最著名的
是什都喀共和国，它是以黑龙江的一个支流命名的，在1885 年那里共聚居
有二万人，曾引起几位信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欧洲旅行家的好奇。①
正当华中和华北各省民众设法摆脱贫困而在国内移民之际，华南居民则
向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1876 年以后，官方准许和鼓励向台湾移民，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广
东北部几个府的居民；当1895 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曾有二、三十万人
返回大陆。十九世纪后半期，成群的客家人从广州三角洲迁到人烟稀少的广
东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岛和海南岛。②云南与印度支那的东京之间铁路通车，
曾出现临时性移民热潮；1911 年这条铁路就载运了一百多万名中国的四等车
第153—158 页。
②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8 页。
③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158 页。李
文治：《中国近
代农业史资料》，第775—808 页。
① 曼考尔和吉德科夫：《中国东北的红胡子》，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
，1840—1950 年》，
第125—134 页。
② 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第163—166 页。
乘客。但是，多数海外移民还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在1840 年以后，他们遍
布东南亚、太平洋沿岸地区、古巴和印度洋诸岛，并且远及南非。很难得出
海外移民的准确数字，因为其中许多移民只是临时性的。估计侨居国外的中
国人在1876 年约有二、三百万，在1908 年约有八、九百万，大部分是在东
南亚。③这些数字没有区分新来的移民和自然增长的人口。在东南亚某些华
人区，自然增长率大概相当高，象槟榔屿和暹罗很早就有中国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原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但又无力贯彻实施），
因此移民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在1850 到1875 年间，外国代理人
和航运公司用欺骗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一百二十八万“契约”华工，到
古巴、南美（那时非洲奴隶贸易已被禁止）和马来亚的种植园与矿山当劳工，
他们实际就是奴隶。这些不幸的人们拥挤在货栈和船仓中，食不果腹，给他
们许诺的微薄工资也从一开始就被骗走，因此病死和自杀使死亡率高达百分
之五十到六十。在中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下，苦力买卖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
关的外国政府对雇佣办法和运输条件共同进行了某些控制。葡萄牙人在1875
年决定禁止从澳门以契约形式移民，这在理论上结束了苦力贸易。当时拉丁
美洲由于内部战乱也开始使苦力贸易失去了主要市场。此后移民虽说是由完
全“自愿”的工人组成，但实际上还是有一部分是以契约方式组织起来的。
在1875 到1914 年间，用这种形式被雇佣并被运到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和南
非的欧洲人殖民地当苦力者数逾百万。①
清政府既不能保护契约华工使之不受外国主子的剥削，也不能保护在十
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数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不过，中国当局的态度
倒的确从漠不关心转为给以关注和警惕。②在陈兰彬、郭嵩焘、张之洞、薛
福成和黄遵宪等外交官和高级官员的影响下，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华侨在经
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从1869 到1895 年，曾就在主要的华侨地区建立领事
馆问题进行谈判。清朝的外交是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反对美国和加拿大在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及澳大利亚在1890 年以后采取限制华人移入的措施。它
抗议虐待华侨。1893 年9 月13 日，上谕正式废除禁止海外移民的传统法令，
并采取措施颁发护照，禁止地方官敲榨归国华侨。这些措施鼓励了侨汇和归
国投资，并且在移民不断增加的时期方便了大陆同海外华侨保持经常的联
系。二十世纪之初厦门每年出境登记者有十万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二十五
万人。①1907 年华侨汇回的资金有七千三百万两。他们还为中国现代企业提
③ 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第80—81 页。
①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1 期。
② 关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参见戈德利：《晚清对东南亚华人的眷顾》，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34 第2
期（1975 年2 月号）。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1—942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
史资料》，第1178—1179
页。
供了相当多的资本。
华侨汇款回国使沿海府县大量居民得以维持生计；它促进了广州地区、
华东诸省、甚至往北远及满洲等地的工业化；就全国范围来说，侨汇数量大
大有助于弥补商业赤字和外债造成的收支不平衡。而且在南洋（即东南亚），
有为数众多而且十分活跃的华侨富商甚至还为祖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人
才和精神鼓舞。在广州附近创办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的陈启沅、李
鸿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 年曾奉旨负责经济发展政策的百万富翁张弼士等
人，都是南洋华侨。华侨熟悉西方事务，相信经商的优越性，而且因身处备
受歧视之地而产生的一种自卫感，使他们能热爱祖国和坚持自己的民族特
点。他们带来了影响大陆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论自由和中西结合的教育制
度，1886 年哈瓦那开设的一所学校就采取了这种办学方式。虽然清政府利用
其海外臣民的财富和才干，但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华侨寻求物质
支持和罗致人才，以帮助他们逃避在本国受到的迫害。特别有帮助的是秘密
会社的支持：这些秘密会社在国外已经发展壮大，这样就便于为处于少数民
族地位的华人提供有组织的保护；它们也有反对满族王朝的传统（参见第九
章）。②
在清王朝的最后三十年，华侨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远远超过
了他们在人口方面的影响，仅仅在中国东南部的少数地区，华侨的人口影响
才是重要的。
② 深入研究这些会社的著作有库默：《1800—1900 年马来亚的三合会概述》；摩根：《
香港的三合会》；
布莱思：《中国秘密会社对马来亚影响的历史研究》。
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在大规模民众起义被镇压以后，半无产阶级兴起了，即令下层人民的国
内迁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缓和这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产生的现象。不论
城乡地区都广泛存在着赤贫如洗的民众，他们生活不稳定，居无定所，受饥
馑、天灾和传染病的打击最重。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一情景作过最有份量的
描述。①他们把这种不幸归咎于以下几种情况的综合影响：农业困难，人口
增长，内战后的遣散兵员，由于引进技术和现代化企业所造成的失业（尤其
在运输业和纺织业）。
由于大多数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生计维艰，稍有风吹草动、农业歉收或
税收加重，都会使流民队伍扩大。当时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常使得大片
地区荒无人烟。直隶和奉天在1886、1890 和1891 年遭到水灾。江苏约六十
个县和安徽约四十个县从1886 到1911 年连年遭受旱涝风虫灾害的袭击。受
灾最严重的是黄河沿岸诸省，成千上万的村庄年复一年成为旱涝灾害的牺牲
品，使它们既无时间又无资金去修复沟渠堤坝。许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弃而
不用，这便加重了不利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危害，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废弃的
原因不单是管理腐败无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资源枯竭。1902 年四川七、八十
个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多达几十万。②农村传统的团结互助和政府的微
薄救济，对于数不胜数的、失去了任何生计的饥民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在许
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惊人，陕西某县高达百分之九十，云南某村高达百
分之三十三，湖南某县高达百分之二十五。①当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
同样的打击；在南方的富裕地区，人们还算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对于
大多数地区来说，连年战争和天灾的影响使得贫穷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
了。②
一般说来，清政府是维护地主利益的；1854 年的上谕要惩办拒绝交纳田
租的农民，其罪同于逃税。③在受灾的情况下，官方则首先保护有恒产的农
民和有固定职业的人。穷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乡村组织所冷落或抛弃，但却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乡约制度从此只能约束那些
生活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穷人的行踪了。小说家鲁迅最尖刻地给我们描
绘了几百万挤在中国城乡而常年求乞的可怜人。他通过阿Q 的性格作了这样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35—938、945—946 页。
②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第243 页。有关
黄河和长江流域
每年的自然灾害，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所列的表（第720—722
、733—735 页）。
①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690 页。里昂商会编：《1895—
1897 年里昂的中
国商业考察团》，第79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86—692 页。
③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391 页。
的描写：生计艰难的阿Q 有时出于城乡人们的怜悯，有时出于他们残酷的蔑
视，到处受嘲弄和侮辱。④
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
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⑤但
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高
度活跃于沿江各省的哥老会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工
匠、太平军之乱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进而赋闲的船夫等等；
三合会则主要是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①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
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
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②
因此，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底层的特点勿宁说是生活不稳定和朝不保夕，
而不是在继续发展。其总的结果似乎是使得各个集团和各家各户的处境都每
下愈况，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传统结构趋于崩溃，并且使得那些结
构所提供的一定经济保障也遭到破坏。
诚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国这样幅员广阔而又
情况复杂多变的国度，有许多白手起家而发财致富的例子；有从普通苦力变
成百万富翁的例子，如叶成忠；有设法把日子过得很好的勤劳机灵的农民的
例子；还有一些保持繁荣安宁的地区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较富裕的中间等级
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其他经纪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现代
上层社会。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是由拥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职业的农民组
成。这些人也有个别流动的现象（只是未经研究，我们还不能比较其比例是
否比过去为高）；在许多地方，这类农民的生活资料正在减少，如山东和直
隶，一个县的平均耕地面积从1870 至1910 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③
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全体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而有所降
低。但是在这类农民内部，他们的地位、作用和职业的变化却是微乎其微的。
但另一方面，不再属于传统士农工商职业阶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人
也不再受反映这些阶层特点的旧的组织体系和结合方式的限制。这种人包括
产业工人和一切毫无恒产的人（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有无恒产是很重要
的）；它还包括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以及散
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传统的社会体系便是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的。不仅上层阶级
④ 鲁迅：《阿Q 正传》。
⑤ 参见萧公权的《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402 页）。

① 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
合会编：《辛亥
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18—121 页。
②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2 期。
③ 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37—138 页。
经历了瓦解和变化，而且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边缘的平民阶级：他们不受法
律的管辖，环境还驱使他们不受社会的控制，不受社会秩序的制约，也不受
社会的尊重。
社会变化的动力
外因和内因
在清朝最后四十年，有许多因素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
是各种形式的外国入侵。它直接造成如买办和洋务专家等新的社会集团的产
生，也促使某些行业衰退，如手工纺织业和华中、华北的传统水陆运输业。
在许多地区，对外贸易使得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贫困和
失业。不过，外国渗入的间接后果似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西方
人的出现以及中国同外界的接触都推动着许多新的活动，改变了某些固有的
职能，同时使得一批现代的商人和实业家、军阀、大地主和城市知识分子新
兴起来，同时传统的士绅文人阶层则处在瓦解和变化之中。
然而，必须着重指出，在清末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运动在
实现社会经济变化方面似乎比帝国主义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家试图说明，1895 至1898 年的维新派是“资产阶级代表”，这是
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
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象张謇等士绅文人在中日甲午
战争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他
们的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
到1911 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
动机。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在下层阶级中，仇洋反教的宣传似乎比外国经济剥削的恶果更能激发民
众的有力反抗。在外国人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彰明较著的地区，其居民比外国
人很少涉足的地区的民众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动。1870 年以后，许多排外事
件都是发生在外国商业势力基本上未到达的地方，那里有时只有三、四个外
国传教士。①上海和广州在四十多年中发生的少数事件和抵制活动，同义和
团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见绌了。
然而，知识分子运动及其思想的实际能量能够用纯心理学来解释吗？是
不是也有某些物质条件作支撑呢？
如果没有有利的经济变化的支持，1895 年士绅文人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
绪将是毫无作为的。为了认识这种变化，中国的历史学家把眼光放在十九世
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工商业资产阶级兴起时“资本主义萌芽”（它孕育于十六
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之中）所起的作用上。②但是事实上，我们只
① 参照李时岳：《反洋教运动》，第31—105 页。
② 二十世纪二十与三十年代已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争论，1954—1960 年的讨论是
其继续。参见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费维恺对此作了摘要综述：
《共产党中国史
学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见作者自编：《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第229—234 页。
能从几个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传统的商业同工业资本主义有直接的联
系。十九世纪中期大规模的起义，终于打断了这一发展过程；大作坊中的手
工业生产是与办工厂同时进行的，而不是早于办工厂。大多数新的上层人物
都是直接来自传统的士绅文人和官吏统治阶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一直是
土地，尽管他们通过做生意和开钱庄得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所以我们必须着
眼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才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土地关系的恶化
清末造成震撼中国社会的变化的力量，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农业形势
的不断恶化，尤其是在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方面。
人口增长是使长期束缚农民的“封建”关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继十
九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内战的大量伤亡之后的二十年中，人口又恢复并
超过了1850 年的高水平。虽然太平天国战争肯定使长江下游人口增长放慢，
但华北平原的人口看来是在加速增长。问题不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而
更复杂的是，根据家谱等等资料来看，特权阶层的出生率要比较高一些。①
这便产生了几种同时出现而又矛盾的现象：对佃农剥削加重；地主丧失权
威；衰退和贫困更加普遍。
农民之间的竞争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
这种现象是逐步产生的，但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地主一旦决定卜居城镇，就
不再提供种籽和工具；他们到收获季节也不再亲自监收，而开始改收固定的
粮食或货币为地租；仍旧留在农村的地主也采取这些办法。②为了防止佃户
拖欠，还广泛采用押租制，其数额往往高达十年的地租。①这种作法在太平
天国之后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废止了，长期租地制也逐浙弃而不用。地主利
用货币和农产品市场价格两方面的波动以使地租换算率有利于己，并且进一
步从事市场投机来从中获利。因军费开支而加重的财政负担、现代化的费用
和公私税吏成倍增收附加税，大大加重了小生产者即小户的负担，而大地主
即大户则利用其影响规避这种负担。1876 年发表的冯桂芬的遗著对太平天国
之后江南的减租还表示过乐观，可是苏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
揭露了1863 年改革的虚伪和不公，因为这项改革仅仅有利于那些同大官僚
有联系的少数贪婪的家族。他抨击了地租的过分增加、大户的伤天害理的残
① 周荣德研究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情况，他认为特权阶级出生率较高是婴儿死亡率较低和生
育能力较高的结
果，见《中国的社会流动性》，第110—113 页。现有的十九世纪的材料只能使我们看出出
生率的不同。关
于生育能力和婴儿死亡率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材料。
② 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第35—41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56—258 页。白石博男：《清末湖南的
农村社会——押租
惯例和抗租倾向》，载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第1—19 页。
暴行为、小农负担倍蓰地加重所造成的减产和农业生产力的下降等现象。②
估计在辛亥革命前夕，农民的经济负担比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来，即使没有
增加两倍，也增加了一倍。到那时，田赋还算是农民较轻的负担，但也已增
加了百分之六十到八十。诚然，农民总的实际负担由于通货膨胀可能比太平
天国之前较轻。③但是总的来说，租税更加不平等，征收方法对纳税者更为
不利。1895 年以后为了满足战争、债务和变法的需要又使税额猛增：凡此种
种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也许一个尚未加以具体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种讲求个人关系和社会责
任的体系已经分崩离析，而这种体系本来是能够缓和对抗和激烈的阶级冲突
的。这个体系曾经保持过农村社会上下一条心，此时则越来越破裂了。以往
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减免租赋，或向佃农和小农提供帮助和各种保
护，而此时这些情况越来越罕见，或者越来越成为麻烦的负担了。绅士名流
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地主离开土地迁居城镇，它虽然不是造成体系破裂的唯
一原因，却加剧了这种破裂，因为仍旧留在农村的地主肯定不会表现出更多
的儒者的仁爱之心。地主的无情，尤其是在进入城市以后，破坏了他们与佃
户关系中曾经有过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权威。实际上，这使感情更难建立，并
且使双方所借以承担义务的默契中的灵活性也减弱了；它直接打击了中国社
会赖以运转的中心观念——“感情”（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互惠意识，或者
勿宁说是不同境遇的人们之间互相承认对方和个人承担义务的情感）。十九
世纪末竟有那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慨叹上下“一心”已经不复存在，并且
感到传统做法的失败而寄希望于西方能够提供医治其制度的药方，这些现象
的出现可以说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许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战争破坏、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
而败落下来，但它们在地方上仍旧起着集体负责的作用。充当着农村社会同
外界官府联系的中介。可是二十世纪之初的华北许多农村，贫穷使这些家庭
丧失了它们的代言人，以致再也没有这些人以书写的有力方式来反映它们的
利益了，所以，现在留给它们的只有一条道路：造反
民众运动及其社会影响
光绪和宣统时期当然没有发生可与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相比的农民
暴动。但是，这些规模空前的起义开始破坏了传统的农村社会，后来其他民
众运动又继续加以破坏，不过影响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在1840 至1911 年
间，强弱程度不等的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经历了1850 年到1875 年的高潮之
② 陶文见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附录中。又见
铃木智夫：《晚
清减租理论的发展——＜租核＞之研究》，载上书第199—246 页。
③ 王业键：《1750—1911 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110—128 页。
后运动有所缓和，然后在十九世纪之末又勃发起来。杨庆堃曾对《大清历朝
实录》记载的民众活动作过定量分析，①其频繁程度有如下表：
年份
1836 —
1845 年
1846 —
1855 年
1856 —
1865 年
1866 —
1875 年
1876 —
1885 年
1886 —
1895 年
1896 —
1911 年
事件发
生次数
246 次933 次2 ， 332 次909 次385 次314 次653 次
《实录》所提供的这些数字看来相当低于实际数字，在辛亥革命前尤其
如此。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 年曾发生起义113 起，1910
年285 起。②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紧接大规模动乱的相对平定之后，
事件的平均持续时间更长，参加人数也增加了。华北（尤其是直隶省）虽然
依然是动乱的主要地区，但动乱已遍及中国的各个省份。③
虽然这些事件都不能与太平军起义相比，但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
各省持续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对列强的战争，接着发生的动乱又远及
四川和满洲。在广西，天地会在1898 年发动的短命的起义，在1900 年又恢
复了活动，并在1903 年威胁到邻省。镇压这次起义动用了几十万军队，但
起义军还是坚持到了1906 年。约从1890 年起，政府被民变频起闹得惶惶不
可终日。④
这种民众骚乱有什么社会意义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结论之前，看来
许多民众运动只具有特定的形式，并没有公开宣称的或显而易见的社会目
的：它们无非是一些骚乱，只反教士、洋人和中国教徒，并且排满，或者反
对现代技术，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税吏。据杨庆堃统计，这类动乱在1876
至1911 年《实录》所载的事件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主要从这类动乱
中产生了组织得更周密、对清帝国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骚动：即1891 年
长江流域的排外风潮①和义和团运动。
在这些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鼓动者和领导者当中
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还有许多士绅
文人、有抱负的官员、衙门胥吏、上层地主和商人。农民与苦力、流浪汉、
无家可归者或青少年等，他们在起义军中占少数。义和团的情况就是如此。
① 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
帝国晚期的冲突
与控制》，第190 页。杨庆堃的全部统计只包括那些具有威胁公共秩序的社会抗议和骚动
等特点的事件，
而略去了列为“皈依基督教”、“集体向政府捐助军费”和“地方自卫”等项目下的群众
性活动。
② 汪诒荪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同样将这些事件列了一表（第1
35 页）。
③ 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78—187 页。
① 关于这些事件，参见皮雷蒙：《哥老会与1891 年的排外事件》，载谢诺编：《十九和
二十世纪中国的民
间运动和秘密会社》。又见韦尔利：《英国、中国与反传教士骚动，1891—1900 年》，第
19—44 页；刘
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第16—39 页。
杨庆堃的统计表明，《实录》所载光绪和宣统两朝发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
以上都注明了领导者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物中的百分之五十七都属于统治阶
级或者至少与统治阶级直接有关系。这些人有士绅文人、官吏、贵族、地主、
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的奴仆和衙门的差役。领导层既然有这样的社会渊源，
这就使得动乱都象是内战，而不象是阶级斗争了。
确实，清末经常发生的动乱大部分是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这些秘密会
社的成员复杂，它们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们虽然反对现存制度，却又依附
于它；它们起着调节传统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会社的成员与正统社会决
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经
济条件。秘密会社具有结拜兄弟的各种特点。它们志在维持在官方秩序以外
的人们的生活，并对他们进行约束，从而使这一秩序不致彻底崩溃。它们在
传统社会中的结合，表现在它们的地方性、它们对过去太平盛世的向往、它
们的许多礼仪和它们传奇式的尊号。一旦形势需要，它们的领袖会毫不迟疑
地与政府当局妥协或互相勾结起来。在十九世纪之末，长江流域许多名门大
族至少有一个成员加入哥老会，以保护亲属免受会友的侵犯，同时又可使会
友得到地方当局的宽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许多动乱很难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战争或阶级斗
争。但是，我们仍不应当否认其经济和社会根源，也不应当根据单纯的政治
对立或叛逆来看待它们。事实上，每次反对外国传教士的骚动，总是发生在
农业歉收或者地方经济出现灾难以后。1886 年夏重庆粮价猛涨，愤怒的群众
就烧毁了新教教堂。长江流域在连年遭受水灾和歉收之后，1891 年就发生了
骚动。自1895 到1898 年，山东发生天灾、饥馑及横征暴敛，接着就爆发了
义和团之乱。遭到袭击的传教士往往已经变成了仗势欺人的土地拥有者；他
们获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还是用欺诈手段夺取的族产或庙产，而且他们
只准许教徒耕种这些土地，却又拒不承担地方上的公共义务。中国教徒被指
责向洋人卖身投靠，以谋求不受当局的管辖和摆脱贫穷。拉帮结伙袭击传教
士的人和大批秘密会社的成员，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没有希望得到这种保
护的人们。锐气最盛的民众运动的领导人便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的。义和团
的两位主要领袖曹福田和张德成，一个是被遣散的士兵，一个是运河上因轮
船兴起而失业的船夫。
许多排外的骚乱威胁甚至抢动地方上被怀疑倚仗洋人的社会名流的财
产，而且还攻击衙门。拳民虽然主要是反对外国人，但是也提出了社会要求，
尽管他们是与清廷站在一起的。他们的社会纲领超不过原始性的劫富济贫，
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农民更爽快地供应粮食的“护民”的口号。但这种原
始的社会反抗始终是义和团行动的固有特征之一。1900 年以后分散在北方和
四川等地农村继续进行抵抗的集团也都打着这种旗号。清末的排外和反满暴
动的特点之一并不是它们没有社会内容，而是简单的经济对抗被赋予了政治
色彩，这多半是受到秘密会社的影响。
总之，洋人和满族只是引起标志着清末特点的动乱的次要原因；民众运
动也不仅仅是由秘密会社引起的。兵变、匪徒啸聚、劫掠、抢米风潮、抗税
暴动和抗租运动：这些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具体表现形式。骚乱常常通过
简单的反抗和自发行动表现出来。遇到歉收，人们就会立即拒绝交租，甚至
痛打地主的监工以表示坚决的抗拒。官吏们变本加厉的暴戾和贪婪也激起了
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众可能把判决不公或下令增税的官吏赶出衙
门；参加公共工程建设的民工可能罢工抗议官员克扣工资；囚犯可能杀死百
般肆虐的狱卒等等。
在各种斗争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占绝大多数。暴力针对统治机器
和压迫。群众袭击衙门、监狱、豪门富户、监工、税吏、高利贷者、商船和
公私粮仓；他们烧毁债券地契和帐本。暴乱的发展开始是缓慢的，然而一旦
展开便呈现其力量，有时只限于个人暴力行动，但是也可能发展到结成一支
名副其实的武装军队。暴动者利用乡下可以弄到的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如
长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枪等等；如果事态延续下去，他们还可能得到弹
药供应（这要感谢秘密会社的帮助），甚至能得到兵员补充。州县官员和地
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够长期忍耐和等待；他们也知道适时让步就可能
扑灭一场正在酝酿的起义。然而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他们取得的成就越来
越小，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开始枯竭，这尤其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一无所有，
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骚乱发生，官府便越来越可能诉诸武力镇
压以驱散肇事者，既不谋求仲裁，也不搞妥协。但使用武力似乎只会增加暴
力行动。①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 年以后社会动乱的特点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
意《实录》所记载的骚动分布地区，就会发现这一特点。以京师为中心的北
方地区动乱最为频繁；差不多半数事件都是发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
会和府县治所。②甚至那些偶发的小事件也都表现出这种政治色彩。例如农
民会抓走衙役，或者进城攻打衙门；或许还会有个把落魄文人加入饥饿的农
民一伙抢劫南方农村中的仓米，甚至张贴反诗。即使起事是出于个人或私人
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们都宁愿去攻击同对方有联系的政治权
力的象征。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义和团起事，社会动乱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
为秘密会社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由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大规模起义
失败以后，下层各阶级处于大混乱之中——人口流动、人心涣散、农村解体、
特权阶级重新掌权肆虐等等，这时它们才发现秘密会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
①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
初形式》，第
205—206 页。
②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
初形式》，第187
页。
陷危境而束手无策的人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组织。秘密会社发展很快，大量的
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术现代化排挤而失业的牺牲者，都纷纷加入秘密会
社。例如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已被镇压、散兵游勇不
可胜数和轮运也最发达的这一地区，哥老会非常迅速的发展就不是偶然的现
象。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会社笃信反满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动
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战。③
不过，在二十世纪之初，秘密会社就不再对社会动乱的政治化起着不可
缺少的决定性作用了，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其影响有任何实质性的减少。同革
命者一起采取行动，表明秘密会社的政治形象有所减弱。但是更说明问题的
是，几次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的发展，都是在没有秘密会社支持的情况下
向清王朝当局提出挑战的；例如在1909 至1911 年中，浙江、甘肃、贵州、
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的骚动；同一时
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 年以后各省因人
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
毁公共建筑、辱骂政府、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1910 年5、6 月间，在山东
莱阳曾发生反对增加苛捐杂税的冲突，当局企图把冲突归咎于地方的上层人
士，结果发展成为空前的暴力行动。参与其事者达四万多人，死伤约一千人。
①
文献材料表明，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经济因素触发的，因为经济因素更加
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情绪。然而，某些作者认为这些社会斗
争远不是反映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相反地，却是表明人们难以适应旨在改
进整个局势的各种变化。②他们的论据是其说不一的：或者说与十九世纪中
期的内战相比，光绪和宣统年间的民众运动比较软弱；或者说极端贫困只会
迫使农民竭尽全力苟延残喘，没有余力去闹事。诚然，在广州某些地区，农
业的商品化使得农民对地主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有勇气拒不交租。③
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释得根据详尽的经济研究，可是现在这样的研究
毕竟阙如。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拥有的材料只能断定，清朝最后几十年虽然有
些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真正的穷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众运动的大
多数参加者就是这一类人。
不过，民众运动之所以影响社会变革，显然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色彩，这
也是事实。从民众运动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权机构越来越无力维持社会秩
③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2 期第93
—97 页。
①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 辑第5—64 页。柴德赓等编：《辛
亥革命》，第3
辑第465—479 页。
② 参见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费维恺：《十九世纪中国的叛
乱》，第74 页。
③ 前田胜太郎：《清代广东农民斗争的基础》，载《东洋学报》，卷51 第4 期（1969 年
3 月），第1—38
页。
序，它们还削弱了它残存的力量。有人指责清末农民运动说：它们的目的同
早年的农民起义相比几乎没有改变；它们对外国之侵入中国这一总的历史趋
势仍然比较迟钝；它们放弃了太平天国受西方影响而作的现代主义的革新努
力；以及说它们不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等等。①的确，除了同共和派合
作的起义（尽管它们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国外，它们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主张也
是温和的）之外，这些民众运动从未提出哪怕能与太平天国相比的纲领。它
们从未提出任何明确的“革命计划”。
然而，紧接在这类自封的造反之后，社会进步总是要加速的。民众力量
的不断打击，动摇了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保护社会上层对农民剥削的政权。
当包括社会名流在内的各社会阶级不再支持统治政权时，上述的情况就成了
产生任何革命形势的基本因素。②事实上，上层人物虽然指责清朝无能，但
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通过在地方上扩大势力和勒索行为也得到了这个
政权的好处，因此他们极力想维护这个政权于不坠。至于农村的上层人物，
他们的不满和蔑视是由于出现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他
们也不知不觉地抛弃了这个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体负责的社会观念
和价值观。十九世纪之末许多士绅文人都指出，“私”已经压倒了“公”。
这显然是一种倒退。但是这个“私”又导致另一个“公”的出现，即国家民
族的集体感。社会不太平和对民众愤怒的畏惧，也促使许多社会上层分子从
事新的职业。这种趋向在1891 年的骚动浪潮过后遍及华中，在义和团起义
之后更是遍及全国。上层人物的这种转变以及他们逃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
乃是来自下面的压力同他们维护特权的本能相结合的结果。新的工商业者和
现代上层分子经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业机会，希望消除大众贫困和愚昧，这
就显然表露了那种埋藏很深的情绪。然而奇怪的是，社会重视技术特长——
清末社会的一个特点——归根结底是义和团的拳头打出来的，而不是洋人的
炮舰和梁启超的谴责造成的。义和团咄咄逼人的拳头迫使当局匆忙寻找新技
术和新办法来保持它的地位。
民众起义在影响清末各阶级的社会动员这一新现象中，也起了重要作
用。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影响到社会地位或生产关系，但却表明人们对个人行
动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变。每次骚动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
式。不仅如此，民众运动还通过模仿和自卫反应促使各社会阶级的联合，以
便集体干预公共生活。例如他们倡议建立自卫组织，发起保护和发展新式学
校或民众教育的运动，在北京和各省省会举行抵制洋货和抗议集会，等等。
民众起义也维护了清帝国领土的完整，它们使列强慑于民众起义，特别
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肢解中国的希望。然而，民
众起义虽然没有让维护民族统一的支柱垮下来，却使传统的制度及与其相关
① 参照谢诺：《1840—1949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78—85 页。
② 尤其要参看科斯嘉也娃：《1901—1911 年中国的民众运动》，第107—110 页。
连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等准则全部崩溃了。
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士
绅割断了自古以来同君主制的联系。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包括工商
资产阶级在内的现代上流社会以及大地主寡头集团。农村共同体松散了：宗
族内部互相救助的组织的活动范围缩得更小了；涌进城市找工作的流动劳动
力（他们在城里被行会所歧视）和无家可归、无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种
混乱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无不如此。社会机构受到下层力量的
打击而被削弱，开始逐渐瓦解。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这一瓦解的开始，它的
最大作用也许不是在于破坏了人们对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励传
统的统治阶级获取更多的地方权力，以改变它同清政府的关系。这就使得君
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他们掌权的最
有效手段。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民众起义的骚扰、外国影响的扩大以及政
治制度显然无力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都进一步损害了社会结合的机制。刚
刚形成的城市上层社会企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不仅把传统的乡村社会
置诸脑后，而且把对它的约束和它内部的团结也抛诸九霄云外了。
因此，这是一个脱了节的社会制度，随着1912 年2 月12 日的清帝逊位，
它的结构也被腰斩。清末的社会变化既是政治权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权
威削弱的结果。一个显著的特点也许是社会现象同政治现象相互之间有着特
别密切的关系；这个特点来自中国社会的传统组织方式和中华帝国所信奉的
遍及各地和无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后，这种变化的局面的结果是通过以下
的长期趋向表现出来的：同外国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
人的社会地位，加强了国内几个地区的结合。这些结果跟天灾一起，还使农
村共同体日益发生困难。
1911 年的中国表现了一个脱了节的社会所具有的两面性的面貌（这个社
会也是培育1911 年因反对清王朝而联合起来的许多新社会力量——例如新
军、现代上层社会和革命志士——的温床）。一个逐渐丧失了灵魂和精神而
留存下来的社会外壳，是包不住这个新生命的。但当时被人们称呼的少年中
国，对自己的特性心中无数，它又建立在无法辨别的千变万化的地区条件的
基础之上，所以它也许不过是一场春梦。倘若没有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
的元气耗尽，那些暴发户、年青军官和活跃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推
翻清朝吗？可是最终还不是靠少年中国的猛击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吗？
而这又难道不是由于最高统治层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吗？辛亥革命
作为一次城市起义，被视为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发生空前变化的产物，被看作
是那些背弃古老的农业帝国而转向西方以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
新技术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脑力劳动的成果。不过，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
的社会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
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
（黄振华译）
书目介绍
第一章 1870—1911 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综合论述，没有哪种文字出版的书籍是令人满意
的。香港出版的两卷本《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照像平版印刷），
转载了1953—1967 年间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发表的46 篇近代经济
和社会史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状况。原在1932 和1949 年
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杂志上发表的21 篇较老的重要文章也适当地
被转载了，见《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晚清时期出版的经济资料包括从总理衙门和外交部档案中照像复印的
两大种文献汇编，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海防档》，其中有1861
—1911 年间购置外国武器、建立兵工厂和机器厂以及兴办电报和铁路等事项
的档案；另一种是1865—1911 年的《矿务档》。
大量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收集并出版
了，其中所收最难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过去未经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时冠以
有倾向性的小标题。李文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
年》中附有内容广泛的书目。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
1949 年》一书的头两卷包括的是晚清时期。关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厂工
业的论述，可见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 年》
和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有关铁路史
方面的文献资料收在宓汝成所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 年》。
而最重要的唯一有关运输和交通方面的资料则是前国民政府交通铁道部（交
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的《交通史》。1970 年出版并能在美国华盛
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看到的缩微胶卷和“大型目录”，使我们能够阅读
这一汇编中的23776 页文献资料。有关外国贷款的极为详尽的数字反映在徐
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 年》一书中。严中平等人编
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引有广泛资料，并详加注释，但是编者
有时忽略了指数问题。
要研究对外贸易等问题，中国海关税务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资料现在已由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制成缩微胶卷，以供使
用。萧亮林（音）的《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 年》一书充分地参照原始
材料，对外贸统计数字作了有价值的校勘。
专题性文献尚不多见。入门时或许最好先阅读施坚雅等人所编《近代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的有关部分，本书论述的时期为1644—1972
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许多专题著作中，下面几种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农业方面除巴克的著
作以外，可参见珀金斯的《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这是一部研究
如何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单位产量以使中国的农民能够养活日益增长的人
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经济论》则是一部概述现有1949
年以前的二十世纪经济资料的巨著，但它对于十九世纪的研究也同样有价
值。学术界对于近代制造业和矿业都相当重视，但对手工业却不尽然。费维
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说明了晚清工业化的性
质。有关军事工业的问题，可见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关于铁路，
有李国祁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造船业方面，有刘广京的《1862—1874
年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争夺》。关于矿业方面，有卡尔森的《1877—1912 年
的开平煤矿》。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 年》一书是目前研
究某一单项工业的最佳著作。在外国工业投资影响方面，有侯继明的佳作
《1849—1937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有关人口的论述，可见何炳
棣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 年》。土地税的管理和规模在王业键的
《1750—1911 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一书中有论述，而对财政上占有位
置的盐业专卖则在佐伯富的《清代盐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关货币制度
的问题，可参阅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和弗兰克·金的《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两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论述了晚清经济的各个方面。
这些文集是：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
《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珀金斯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 年
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
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
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
外关系的舞台。这种结合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与十九世纪和二
十世纪初期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那时研究中国的欧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语言
和文化的汉学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资料的外交关系专家。例如，马士的先驱
性著作大部分根据英文资料，而考尔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资料，泰勒·德涅特
则大部分依靠美国文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起过开路的作用，但用今天
的标准来看，它们只不过是英、法、美三国的对华外交史。由于他们完全依
赖本国资料，致使他们不仅忽视了中文资料和中国人的观点，甚至对西方资
料也不能博采诸国的档案。1935 年第一次出版的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
1890—1902 年》一书确立了新的标准，但它基本上仍缺乏东亚的资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能够避免学术上老的狭隘地方主
义了，他们也研究中文资料，并试图理解中国人的观点。当1930 年可以大
量使用有关清代外交事务的中文资料时，中国外交史的新时代开始了。特别
是在蒋廷黻的影响下，新的一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出现了，他们又使用中文材
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渐使他们的研究符合近代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
标准。他们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它增进了西方对
中国的了解，并且开创了利用多种语言的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新局面。日
本论述近代中国的学术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们公认。显然，也有人很花
力气去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其结果是给非马克思主义者
提供了他们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释。
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献汇编有如下述（尽管这只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
个别官员的著作）：
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00 卷。
2.王彦威和王亮合编的《清季外交史料》，218 卷，外加导言一卷和宣
统朝（1909—1911 年）的24 卷。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88 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1 卷。
5.《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22 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7 卷。
7.《大清历朝实录》，4485 卷。
8.《清史稿》，536 卷；标点和索引版《清史》（台北1961—1962 年，
8 卷）。
9.《宫中档光绪朝奏摺》，26 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1805—1874 年），
3 卷。
11.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7 册。
12.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7 册。
13.翦伯赞等编：《义和团》，4 册。
有关清代文献的类型、价值和传播，可参看费正清和邓嗣禹的《清代行
政研究三种》；有关宫廷礼制和政策，可看吴秀良的《1693—1735 年密折制
度的演进》。
当然已有大量文献丛书问世，它们提供了日文、朝鲜文和欧洲文字的各
该国外交关系的记载，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记载。关于日本，
可看詹姆斯·莫利编的《1868—1941 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
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编辑的《1862—1927 年的中日关系：中国外交部档案一
览》。
由于英国政策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现有的档案都有重要价
值。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档案文献（例如议会文件中的中国通讯部分和
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辩论部分）外，我们也可以参考伦敦档案局所藏外交部有
关中国的案卷，特别是如下的档卷：外交部第17 号文件“中国政治通讯”，
1815—1905 年；外交部第371 号文件“政治通讯”，1906—1932 年；外交
部第228 号文件“中国领事馆通讯”，1834—1930 年；外交部第405 号文件
中国问题秘密文件，1848—1954 年；外交部第233 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
档案”；以及外交部第682 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档案”，1839—1939 年。
又见罗惠民的《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1840—1914 年，
又增补1915—1937 年》。还有大部头的再版书《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
十九世纪），是爱尔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研究丛书，计42 卷。
在美国，这些档案已制成缩微胶卷。除了已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1866
—》一书外，还可以使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文献《中国：急件》、《中国：
指令》和《中国：领事馆报告》，以上1844—1906 年的所有资料都制成了
缩微胶卷。1906 年以后急件、指令和领事馆的报告可以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档
案馆看到，见《国家档案馆缩微胶卷目录》。
有关俄国的资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见《红色档案，历史记事》，104
卷；鲁宾恰克编译，路易斯·鲍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编辑的《红色档案摘要：
苏联中央档案部历史记事》，106 卷。又可看П·E.斯卡契科夫编的《中国
书目》中的条目；齐赫文斯基编的《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叶菲莫夫的《中
国近代史资料文献书目评述》，3 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较为重要的辅助著作。关于外交关系的开创，见坂野正
高的《1858—1861 年的中国和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和徐中约的《中国进
入国际家庭，1858—1880 年》。
关于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加紧活动的状况，见费正清作为背景材料编的
《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蒋廷黻的《1870—1894 年中日外交关系》，载《中
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3 年第17 期第1—106 页；徐中约的《伊犁危机，
1871—1881 年》；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伊斯特门的《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有关日本侵略朝鲜的论述，见康罗伊的《1868—1910 年期间日本对朝鲜
的占领》；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
鲜》；C.I.尤金·金、金汉奎（音）的《1876—1910 年朝鲜和帝国主义政策
的关系》；赵清洋（音）的《1864—1873 年朝鲜大院君的统治》；詹森的《日
本与中国，1894—1972 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4 章。
有关瓜分中国的威胁和义和团暴乱，可见施雷克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山
东》；珀塞尔的《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谭春霖的《拳乱》；弗莱明的《北
京被围记》；埃德蒙·S.韦尔利的《1891—1900 年英国、中国和反教骚动》；
L.K.杨的《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
有关俄国1900—1905 年在满洲活动的论述，可见伦森编的《俄中战争》，
和陈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有关英日联盟方面的论述，可见尼什的《1894—1907 年的英日同盟》。
有关美国之卷入满洲问题，可见亨特的《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
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
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 年
研究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关系观点的史料是丰富的，但却很分散。有关
一些剀切陈词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资料，都是他们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
收在中国历史学会主办出版的大量文献汇编中，特别是齐思和等编的《鸦片
战争》、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和中国科学院等编的《洋务运动》。但
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仍然是官方编纂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
它是1821—1861 年期间的文献综合汇编。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的佳作《中
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 年文献概览》收集了从1839 年以来晚清的文
献并译成英文，且有注释。关于中国对西方态度的总的论述，可参看王尔敏
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关于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严重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关于西方的概
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译七经》和那波利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华思
想》，对这一题目的有权威的著作是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经世学派在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它的重新得势的情
况，学者们有必要研究贺长龄的重要著作《皇朝经世文编》和它的几个续编。
王家俭的《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是对一个经世论学者所作的有
价值的研究著作。
关于十九世纪中叶某些士大夫对“变局”的认识，在王尔敏的《中国近
代思想史论》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对付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势的
最好途径，则意见颇不一致。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见之于地理丛书《小
方壶斋舆地丛钞》、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和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
编》，后两者书名虽同，但内容各异。关于中国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况
是郭廷以等人所编和进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焘先生年谱》的题目；而对继
郭嵩焘而为伦敦公使的曾纪泽，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则作了详细的研
究。关于那些力主中国须抓住变局良机以图强的有见识的官员的论点，可见
多卷本《海防档》和刘广京的《儒家爱国者和实务派李鸿章》。
张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书考察了一位理学高级官员的思想背景。
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排印本》提供了有关清廷中保守主义的详细情况。对
于无经验而又书生气十足的一批年青人组成的活跃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
度，可见郝延平的《清流党（1875—1884 年）研究》和伊斯特门的《1880
—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追求的政策》。对于同情保守派的关键人物的研
究，可见陆宝千的《倭仁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
宗侗和刘凤翰的《李鸿藻先生年谱》（李鸿藻是显赫的军机大臣和皇帝的老
师）。后者系李鸿藻之孙与人合著之书，它包括许多罕见的和从前未出版的
文献，其中有李鸿藻的信件和日记。对于反基督教的观点，在保罗·A.科恩
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作了精心的考察，
该书着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间文化上的龃龉之处；还可参看吕实强的
《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此书除了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外，并分析了
儒家对“人、夷与兽”的看法。
对于国家主权的认识和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论的问题，可看吕实强的
《丁日昌与自强运动》、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
法时代的马建中》。关于着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业民族主义问题的著作，有
保罗·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
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五章）。
第四章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鲍威尔的《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和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库恩在《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
其敌人》一书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军事发展。库恩强调团练超过了罗尔纲
的《湘军新志》。在“更高一级的军事化”方面，湘军的具体筹建工作在王
尔敏1973 年的《清代勇营制度》一文中作了讨论。
有关绿营兵的论述，罗尔纲的《绿营兵志》仍然是权威性的著述。《宫
中档光绪朝奏折》中有关于部署“练军”以防止和镇压民众造反的报告。
有关外国对清军影响的著述，见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
书，该书从历史角度评述了华尔和戈登。又可看该作者的《雇佣外国军人：
中国的传统和晚清的实践》一文。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著述中，蓝普雷的
《中国的军事体系》一文（1867 年）虽然妄自尊大，但不失为卓有见地之作。
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国作者撰写了有关清代军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顿
（1878 年）、马克·贝尔（1884 年）、詹姆斯·哈里森·威尔逊（1887 年）
和A.E.J.卡文迪什（1898 年），但是，他们均未能透彻地理解勇营的政治
和财政背景及其组织原则。
关于西北部回民暴乱问题，有贝尔斯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
家》一书，它与赞誉左宗棠将才的十九世纪西方作者颇异其趣。由于贝尔斯
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许多错误，后经朱文长专著（1966 年）《1862—1898
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予以指出。此书是有关清朝对陕甘回民作战的最佳
著作。如同我们大家一样，朱文长不得不使用关于回民的间接材料。中国的
著名穆斯林学者白寿彝在《回民起义》一书中也只能出示出自陕甘回民之手
的两份简短的文献。朱文长的著作又被徐中约1968 年的《对左宗棠重新征
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一文所充实，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过强制各
省解缴“协饷”，从1868 年至1884 年新疆设行省时止，已经为西北的征战
花费了大量资源。对中国沿海自强运动的研究通常都忽视了从这一亚洲腹地
的角度来看问题。
对日益赞同1840—1894 年沿海防务的舆论，王家俭在1967 年的《清季
的海防论》一文中作了考察。K.H.金的《1860—1882 年的朝鲜、日本和中华
帝国》一书着重谈到了李鸿章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对日本之窥测朝鲜
有所警惕。罗林森在《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一书中鲜明生
动地描述了李鸿章创建海军活动的艰苦和灾难。慈禧太后挥霍海防专款兴建
颐和园一事，由包遵彭（1969 年）悉心以文献材料加以论证。梁嘉彬（1975
年）着重论述了李鸿章对中国败于甲午战争负有责任。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
作则刚刚开始探索造成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日益衰败的宫廷政治和根深蒂固
的制度。
在非中文资料中，至少有两种法文材料（黎贡德和爱尔明加）记述了1885
年3 月末中国在谅山奇袭取得胜利的情况。英国观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
他1886 年的《中国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这次战役的具体细节。日本战时
定期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仍然是对甲午战争最详尽的记载，它比由参谋本
部在1904—1907 年或由海军司令部在1905 年编写的正史更有价值。目前，
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关于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方面的军事史
可以推荐给读者。
有关新疆和台湾边疆地区的著作，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编写的《亚洲的
枢纽：中国的新疆和亚洲腹地边疆与俄国》一书，仍然是对这块沃土、各少
数民族集团、英俄竞争以及俄国通过中国汉人进行间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评
述。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反映了大汉族主义，同时也指出了新疆置
省之后，中国行政管理上的软弱无力。伦纳德·戈登编的《台湾：中国地方
史之研究》是简明扼要地介绍十九世纪台湾情况的出色著作。郭廷以的《台
湾史事概说》是一部大陆人的历史，它还对开发这个岛屿的早期移民推崇备
至。
有关1860—1894 年中国军事自强运动的其它著作，可见本书上卷关于
第十章书目文献的介绍。
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 年
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维新运动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以任何一种文字
全面撰述这方面的历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五十年代初由翦伯赞等人编辑的
四卷本资料汇编《戊戌变法》仍然是研究这一题目的最有用的入门书籍。研
究者必然要参考该书目，因为它仍是在原始资料方面最完整的书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统的叙述，但这缺陷已因出现了一批文集而有所
补偿，其中最出色的是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他的另一著作《戊戌
变法人物传稿》则是一部非常适用的汇编，其中有运动中的许多人物的传记
资料。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书，但其材料要批判
地使用。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对维新运动的
影响。对于变法时期宫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萧公权的《翁同龢与戊戌变
法》。刘广京的《十九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崩溃和西方的影响》一文一般
地阐述了维新运动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维新运动来说，最新发表的著作仍是查尔顿·M.刘易斯的《辛
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运
动》，对这一题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书目。
对维新运动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
研究》一书。关于1895 年以前思想激荡的问题，保罗·A.科恩的《王韬与
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门的《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载《亚
洲研究杂志》，1968 年8 月号第695—710 页）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绍。萧公
权的《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对康有为的思想做了最彻底和详细的
研究。霍华德的《康有为的书香门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载芮沃寿和特威切
特合编的《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
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均对理解康有为的维新主义观念的形成大有
好处。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是对维新主义阵营内部这两位息
息相关的才智者作出的启发性研究，尽管它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框框。对于
理解改革主义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可看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唐·普
赖斯的《1896—1911 年期间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和张灏的《梁启超与中
国知识分子的转变》。
除去陈鍫的《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载《燕京学报》1939
年第25 期第59—106 页）的开拓性论述外，对批评和反对维新运动的知识
界几乎还没有专题研究。还可进一步利用张之洞的《劝学篇》和苏舆的《翼
教丛编》两种资料，它们阐述了反维新运动的主要论点，特别是那些抨击康
梁集团的论点。
保罗·科恩和约翰·施雷克编的《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论从中提到了
主要从当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经检验的想法。在弗思编的
《论民国时期中国保守主义的选择》会议论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
素，虽然它着重于较后的时期。
第六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关于中国事件对日本德川后期的影响问题，鲇泽信太郎在开国百年纪念
文化事业会编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中做了论述。他在此书第135
—144 页讨论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的版本和影响，这便是王家俭的《〈海
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1966 年4 月号第242—249 页）
一文的基础。关于曾经编纂过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国图志》的举足轻重的
儒家盐谷宕阴（1810—1867 年）所受的影响，范古利克在《日本对鸦片战争
的反响》（载《华裔学志》1939 年第4 期第478—545 页）做了探讨。佐久
间象山对魏源之重视技术是毁誉参半的，关于这一点可看角田龙作（音）、
德巴雷和基恩编的《日本传统的源泉》一书中的摘录。日本对于太平军起义
的反应，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载开国
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 页）一文中做了
探讨，而增井经夫在《太平天国》中的论述则不够严谨。卫藤沈吉的《日本
人的中国观：高杉晋作等人的事例》（载《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论文集》第3
卷：《日本法与亚洲》，第53—71 页）讨论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
记。
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已引起学术界更多的注意。霍华德的《日本在康有
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第280—312
页）一文略述了这个问题。关于维新派设法了解明治维新的情况，其研究可
见彭泽周的《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和明治维新》（载《人文学报》，1970 年第
30 期第149—193 页）一文。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
治维新》一书的开头部分。同一作者的《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观与他的中国变
法论》（载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编的《明治维新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外国
人的看法》第61—114 页）一文转载于《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的
第193—262 页。论黄遵宪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黄遵宪对明治时期日
本和西方的反应》（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2 年）。有关梁启超和
黄遵宪的论述，见列文森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 页）、
威尔逊的《梁启超对1890 年以前日本明治宪政运动的看法》（载《日本论
文集〔1961 年〕》）和黄宗智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王韬是
保罗·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一书的主题。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
政治与社会》一书则对郑观应做了论述。
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萧公权的一系列权威性
的专著中进行最好的考察。其中有《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
1957 年4 月）、《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1962 年第21 期）、
《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1965 年第24
期）、《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1967—1968 年第7、8 期）、
《经济现代化：从历史角度看康有为的思想》（载《华裔学志》1968 年第27
期）和《康有为的行政现代化倡议及其历史意义》（载《清华学报》1970 年
第8 期），上述论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维新派和乌
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975 年）一书中。罗荣邦把康有为的自传译成英文，
并把有关康有为的一系列论文编在《康有为：传记和论丛》（1967 年）一书
中。
实藤惠秀毕生关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题目：他的
最有权威性的论著是1960 年出版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其中有表格
和统计数字。实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中
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后者有张铭三译的中
译本，书名为《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1944 年上海出版），实藤所未搜
罗的中文资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专著加以使用，此即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
生》一书，它着重论述了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活动。斯
卡拉皮诺的《马克思主义的序幕：1900—1910 年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载
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90—213 页）讨论了学生办的报章杂
志。从前学生们的回忆录中有孙伯醇（1891—）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
社》（载《中国》30〔1966 年5 月〕第24—33 页），以及《留学生、学校
教育和发辫》（载《中国》31，〔1966 年6 月〕第28—33 页）。景梅九的
自传《罪案》（北京1924 年出版）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译成日文，名为
《留日回顾：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半生》，（1966 年东京出版）。
除了实藤的著作之外，论述学生运动的，还有永井算己的《关于拒俄学
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4〔1954 年9 月〕第57—83 页）和《所谓清国
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2〔1952 年7 月〕第31
页）。岛田虔次的《中国革命的先觉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两书翻译和
讨论了大量的学生革命传单，其中包括陈天华的一份传单。欧内斯特·杨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1959 年第13 期第113—
162 页）集中讨论了陈天华的遗嘱和自杀问题。有关翻译运动的影响和重要
性在钱存训的《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作了论述（载《远东季刊》
第13 卷第3 期〔1954 年5 月〕第318—319 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
本留学史》378 页增补了对词汇交流数量的估价。
讨论日本活动家和中国革命志士之间的关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
和孙中山》一书和《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一文（载费维恺等编《中
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 页）。还可参看载于《中日文化论集》上的
陈固亭的《孙中山先生与日本朝野朋人的关系》一文。在《思想》（1957 年，
第79—93 页）和《中国》（1966 年11 月号）的论丛中载有野泽丰所编文献
目录，两者均以《孙文与日本》为题。宫崎寅藏的回忆录《三十三年落花梦》
在1967 年编成，附有卫藤沈吉所做的注释；同时它也被收入宫崎龙介和小
野川秀美编辑的《宫崎滔天文集》中。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03 年版。孙中
山的另一位亲密合作者萱野长知出版了他的记述，即《中华民国革命秘籍》
（1940 年）一书。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的日记六卷于1968—1969 年在东
京出版，名为《近卫笃麿日记》。关于同文会的官方记载以及会员及其追随
者的传记，可见中岛正郎编的正续编《中国回忆录》。另外，有井上雅二撰
写的荒尾精传记《巨人荒尾精》一书。由葛生能久等编写的《东亚先觉志士
传记》是一部附有许多中国活动家传记的黑龙会正史。关于北一辉，可见乔
治·威尔逊的《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北一辉的中国来鸿转载于
高桥正雄编辑的《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 册第424—480 页）。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过的之外，还可看I.H.
尼什的《日本在义和团之乱时举棋不定的态度》（载《亚洲研究杂志》〔1961
年5 月号〕第449—461 页）；市又正雄的《山座圆次郎：明治时期日本的
亚洲大陆政策的执行者》（载《国际法外交杂志》〔1973 年10 月号〕第249
—298 页）和池井优的《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1966
年2 月号〕第213—227 页）。
第七章 1901—1911 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五十周年汇编的《清廷之改革与反动》一书提供了
关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献材料。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英文的综合
性研究著作问世了；请看卡麦伦的《1898—1912 年中国的改革运动》。下面
三部著作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史，即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
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
法》。
关于立宪运动，可见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由于张朋园这部
著作没有对地方自治给予特别注意，因此可补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
地方自治》，此文载于《御茶水史学》（1962 年第5 期）第14—30 页。还
可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它研究了积极参与运动的人物；而朱
昌峻的《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 年》一书则考察了这个领袖人
物的个人作用。在人民共和国也有阐述立宪问题的著作，如胡绳武和金冲及
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和李时岳的《张謇和立宪派》。
关于晚清的兵制问题，其概论见之于1930 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
国军事史》和后来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二书。下面三本书就制度问题做
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鲍威尔的《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刘凤
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又见之于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
年》一书。
陈青之在其《中国教育史》一书中概述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
的原始资料则包括在舒新城1923 年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国教
育史资料》一书中。又见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艾尔斯
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其它方面的专著比较缺乏。有关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见马里纳斯·J.梅
杰尔的《中国近代刑法介绍》；另有杨幼炯的《近代中国立法史》和杨鸿烈
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在货币制度方面，见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
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以及宫下忠雄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
最近的两本书阐明了1901—1911 年间社会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
况，它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和周锡
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贝斯的《1895—1905 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
争执问题》一书论述了这位政治家对民族主义和维新运动的反应。
第八章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晚清时期中国的商人事实上也与其它时期的商人一样，只留下了他们的
少量珍贵的活动记载。研究那些参与近代企业的人们的最好资料，仍然是已
出版的如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等高官显宦的著作。买办兼工业家徐润的
杰出著作《徐愚斋自叙年谱》详述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的几个企
业，此书依然是珍贵的资料。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财政革新
者胡光墉》一书最多只能说是不完整的，它只论述了胡光墉一段时期的活
动。关于许多商人的统计数字，如他们所拥有的公司、投资数、捐纳情况以
及对商会的服务等，均收录在晚清政府出版的两部资料集子中：农工商部统
计处编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1909 年，6 册）和《第二次》（1910
年，5 册）。
与主要官僚兼企业家有关的文献和研究作品则要丰富得多。盛宣怀的文
章收于《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和《盛宣怀未刊信稿》中。费维恺的《中国
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首次对官方参与近代工业以及在关
键性的初创阶段如何影响中国工业的发展作了系统研究。两本专例研究著作
是卡尔森的《1877—1912 年的开平煤矿》和全汉＿的《汉冶萍公司史略》。
张謇办工业的事迹也同样有很好的文献记载，因为有他自己的著作《张
季子九录》和《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他儿子张孝若为他写的
长篇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另外还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
《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 年》。
但是，官僚企业家所记有关他们参与工业的文献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
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为了获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们应富于创
造性地利用当时的社会小说，如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此书已有刘师舜的节译本。
郑观应是一个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言论的商人。他的《盛世危言后编》
与他的短一些的政论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较起来不大为人所知，但《后编》
不只是广泛地论述了他办的几个企业，而且也表述了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的看法。此时阐发商人看法的另一种资料是《香港华字日报》，它从
1864 办至1940 年，原每两天一期，后改为日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从公司
行号的档案中汇编了几种资料，每一种都论述了一个开办于清末的重要的
工、商企业。其中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丰纱
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对个别公司的记载加以补充的有几部关于某一工业的大型文献汇编，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和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
路史资料，1863—1911 年》。有关近代工业发展的总情况，可见前引孙毓棠
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 年》（两卷本）；汪敬虞编
的《第二辑，1895—1914 年》（两卷本）；还有一套丛书，书名相同，未附
日期，该书由陈真和姚洛编辑，标上第一辑和第三辑，每辑两卷，分别于1957
年和1961 年在北京出版。这些文献不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
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传、当时西方报道的译文、行号报告和各种各类的记
载。
中国大陆史学家的这些汇编虽然只罗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见到的记述，却
大大增加了那些组织中国近代初期企业的人物和机构的资料。它们也对近年
来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写大有助益，例如：费维恺为本卷撰写的一章和
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
史考察》一书中）；琼斯的两篇文章，即《宁波的金融：1750—1880 年的钱
庄》（载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
势力》（载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以及陈锦
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
最后，还要说一下近来历史学对中国商人的看法的变化。许多学者已开
始不重视老一套的说法，即中国商人阶级受冷酷无情的中国官僚老爷的压
迫。反之，他们现在认为，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痛痒相关甚至休戚与共的
利害关系，起码在清末是如此。对于这种新观点，可见杨联陞的《传统中国
政府对城市商人的控制》（载《清华学报》〔1970 年第8 卷第1—2 期〕第
186—209 页）、梅茨格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和商业》（载《亚非研究》〔1970
年第6 期〕第23—46 页）、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和威尔莫特
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九章共和革命运动
对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运动或者希望更广泛地了解整个革命的非
专家来说，可以先看两本书，它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
革命最初几年的情况：一本是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它记
述了1905 年以前的孙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一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
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变化》。詹森的《日本人和孙中山》和K.S.
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书完成了对孙中山的生平和这次革命运动湖南
部分的概述。关于广东和湖南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细节可见罗兹的《中国
的共和革命在广东》和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兰金的《1902—
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一书研究的是革命运动具有鲜明特征的
另一个地区，并且还弥补了社会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的缺口。后一题目还在
伯纳尔的《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
子与辛亥革命》中有所论述。另一些有用的书包括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
命》，此书对黄兴的重要性强调得太过分了，但书中有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一书既过时，又谬误百出，
不过它是唯一对同盟会作全面论述的著作，同时它也便于用来概括以前这方
面的学术著作；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无论从作为个人对革命运动的回忆录
来看，还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对这场革命的解释来看，都是有价值的。对于
其他解释和目前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
1913 年》一书，特别应该看看该书编者的导言（第1—63 页）；以及《辛亥
革命讨论集》。（载《近代中国》第2 卷第2 期〔1976 年4 月〕第139—226
页）。
对专家来说，应先阅读谢文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
目选》，该书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资料的目录、关于个别资料的有用的评论和
一篇论述研究这次革命的整个史学方面的颇有见地的文章。学者们可能会对
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献集和回忆录给予特别的注意（见谢文孙一书的第50
—54 和65—68 页）。关于中文资料的另一部重要指南书是余秉权、李又宁
和张玉法合编的《清季革命运动期刊叙目选辑》。它包括1900—1911 年间
出版的十六种期刊的目录和创刊词，还有一篇简要的英文介绍。关于资料和
分歧问题的有价值的讨论，可看贝尔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看辛亥革
命》（载《历史评论》第468 期〔1963 年10—12 月〕第403—436 页）。关
于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中间出现的争论问题，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
合会编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这个集子出版过迟，以至贝尔热教
授无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讨。一本新的和经过认真推敲的指南书是冯兆基的
《1949 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历史学》（载《近代中国》第4 卷第2 期〔1978
年4 月〕第181—214 页）。
中国学者所写论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应注意它的第2 卷（1971 年6 月），即《中华民国建国六十年纪念》
特刊。该研究所的专著已收录在谢文孙的书目中，但书目还需要补充的有亓
冰峰的《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和《清季
的革命团体》，以及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
关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请参阅书目介绍和第六章的脚注，以及这一章伯
纳尔和罗兹所引的专著书目。最后，有几部题目与本章有关的研究著作有助
于理解辛亥革命。其中包括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 年》（第2 版）、
弗里德曼的《中国革命党》、戴福士的《锡良和中国的民族革命》、于之乔
的《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1912—1924 年的国民党》、唐·普赖斯的《俄国
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欧内斯特·杨的《袁世凯总统任职与
中华民国初年之自由与独裁问题》；还有周锡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帮助阐明清帝国末期社会史的原始资料。实际上，社会史的
概念包括很广泛的领域，涉及道德、观念、风俗、人群的组织模式及其关系，
甚至涉及经济境况的发展；所以几乎是所有的文献，不管是文字的、图像的、
建筑的，甚至是音乐方面的都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它的组织、
运动、结构和自我形象——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介绍的仅限于文字资料。
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学非常重要的计量资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极其零
碎，特别是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的资料更是如此。保存在日本的几批土
地文书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
谦三郎的《中国土地文书研究》两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大陆
以外的学者迄今还难以得到土地文书档案和地方政府的档案，并且人民共和
国的史学家在其出版物中也严重忽视了这些材料。大部分现有原始材料所提
供的资料基本是表述性的。再者，这些资料几乎全部出自统治阶级之手，而
且撰写时采用的刻板笔调总是倾向于把新事物纳入传统框框中去，因而它们
对研究下层阶级和社会变迁状况用处不大。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三十年来从
事收集大量口头传闻，试图矫正这一历史偏见，不幸至今未见出版什么东
西。
以下几种汇编适当地集中了零散的资料，因此适用于作为研究的起点：
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经介绍过的几种资料集，即由陈真、孙毓棠和汪敬
虞分别收集的近代工业方面的资料；李文治关于农业的资料；彭泽益关于手
工业方面的资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有关上海钱庄方面的资料。
对这些资料必须补充以大量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日文资料汇编，
如：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清国通商综览》、东亚同文书院编的《中国经济全
书》、根岸佶的《清国商业综览》、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法》，
以及1906 年以后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鉴。象费行简的《近
代名人小传》、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这样的传
记词典，可惜都过分着眼于官方阶层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动。最有启发性的材
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记和报刊中发现，尤其可以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写
实和讽刺文学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绣像小
说》，它发表过刘鹗、李宝嘉和吴沃尧的小说。西方资料（外交和传教士的
各种档案和报告）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但是仅在1895 年以后才有大量社会
性的资料，而那时的中文资料也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也许因为现有资料的性质已经使史学家们丧失了信心，或者因为他们的
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现象，或者因为先验的研究计划束缚了研
究，所以我们一直对王朝最后四十年间的社会演变很少了解。施坚雅的《近
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是有关这一课题的最完整的著作目录。
它表明除了几部主要由中国和日本学者编写的开拓性著作外，研究仍旧是很
不完整和极其零碎的。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深刻或全面地阐述这个问题。
但是，新的读者通过与西蒙的《中国的城市》（此书受库朗热的《古代城市》
的启发而命名）在1885 年所作的多少有点田园式的描述以及与杨懋春的《中
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国时代的社会）进行对比，就可以发
现尚待填补的空白。在施坚雅所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和埃尔文、施
坚雅合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对解释社会风情都
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特权阶层的研究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关于绅士-文人的
扩大、变动和财产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张仲礼的《中国的绅士》和《中国绅
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更给这方面的研究大添异
彩。马什的《1600—1900 年中国官员的变动状况》，只对收入恒慕义的名人
传记词典中的官员进行分析研究，此书现在已被李国祁的统计性调查《清代
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补和修改。后者根据地方志补充
的资料描述了官员的出身地和社会背景以及州府官员们的传略。关于买办，
有郝延平出色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关于商人，有陈锦江的《清
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有关近代企业资金积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
的社会集团的出现。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务运动和资本主
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张国辉的《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
义发生问题》、汪敬虞的《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和由
东京教育大学编辑的《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文集。贝尔热的《中国的资
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一书叙述共和革命时期上海的近代商业的社会背景。鲍
威尔的《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对军事发展提供了总的看法，
这看法由于有王尔敏编的《淮军志》（这是一部研究征募军官团的有用的著
作）和刘凤翰的《新建陆军》而变得更加完整了。至今还没有这类论述1901
年以后的近代军队的专著。新知识分子一直是许多人研究的题目，著名的有
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兰金的《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
命》。许多传记性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如关于西化和中国的条约口岸
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女权运动和妇女状况的著作有
吉波伦的《秋瑾》。
有两本关于当时工人的状况和斗争的扎实的研究：汪敬虞和聂宝璋的
《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和赵亲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
人运动》。对于不该被忽视的手工业工人阶层的介绍，有樊百川主要论及经
济方面的《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和彭泽益的《十
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二文。
农村社会一直很不受人注意。村松佑次和天海谦三郎的大量著作（上面
已经谈到他们的两个文集）对理解土地组织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其研究范围
仅限于江苏南部、直隶和满洲地区。由东京教育大学编的文集《近代中国农
村社会史研究》包括对湖南和四川农村状况的分析。然而山东是景甦和罗崙
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这部内容最丰富和最有创见的专著的主
题。它利用了一系列非官方的农业生产的档案。迈尔斯的《1890—1949 年河
北山东的农业发展》一书事实上涉及清帝国时期的情况极少。萧公权的《十
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是论述十九世纪农村社会生活的最好著
作，但它主要考虑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
令人费解的是，对民众运动的研究反而比对农民处境的研究下的功夫要
大得多。关于这期间主要运动的专著，可看第十章的脚注。由谢诺编辑的论
文集《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英文版为《中国的民
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内容稍有不同）专门论述了秘密会社，
并附有一份很有用的书目。科思嘉也娃的《1901—1911 年中国的民众运动》
扎实地研究了义和团以后的农民骚乱的总的情况。杨庆堃的统计分析是一项
开拓性的著作，这项工作应该进行下去（此文名《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
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等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
小韦克曼的《叛乱与革命：对中国历史上民众运动的研究》（载《亚洲研究
杂志》第36 卷第2 期〔1977 年2 月〕第201—237 页）一文指出了当前这一
课题的史学研究上的动向。
我们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理解，特别是对它们的变化及其衔接的理解肯定
是不周全的。这反映于对辛亥革命时绅士和资产阶级各自作用的意见分歧
上，这个情况特别在张朋园、市古宙三和贝尔热的文章（载于芮玛丽编的《革
命中的中国》）中可以看出。在地区性研究方面有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
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特别
是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们阐述了改良和政治运动对社会变
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统治阶层内的作用。巴斯蒂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
革概况》一书中说明了教育改革的社会影响。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会分化的
特征，而这个特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
还取决于文化的标准。
（陈书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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