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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盛世危言——介绍〈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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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世  危  言

                                            ──《叫魂》�                                               
                                    刘昶

                                    （美国克里斯多夫　纽波特大学历史系）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

   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著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

   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髮辫，衣物，

   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

   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

   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於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

   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後的凶险阴谋，並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

   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後，案情真相终於大

   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

   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

   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这个故事就其本身情节来说已够精彩，而经过历史学家的阐幽发微，更可以说出

   一大堆教训来，於是就有了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该书於1990年出版，当年便

   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的「李文森奖」，受到广泛的好评。在《叫魂》

   一书中，1768年的妖术恐惧被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它们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

   群体和角色对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然後作者又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

   件的历史意蕴。

   　　第一个版本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

   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

   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

   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

   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

   标事件散布谣言並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

   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並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

   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於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

   力。於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纸条打进桥桩里。吴害怕惹出

   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

   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並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

   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

   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並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

   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信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並不

   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

   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後，到了乾隆时代达到

   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这个所谓的「乾隆

   盛世」不仅为传统史家所津津乐道，也为当代的研究者所重视和推崇。但在作者看来

   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

   财富和人口的关係，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

   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养生息、和平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人

   口的急剧增长，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到了乾隆时

   代，人口过剩的压力已经明显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导致了粮价的上升

   和通货（特别是白银）的紧缩。人口对资源和财富的压力当然並不是平均地分摊到每

   个人头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不仅受到的实际压力不同，他们对压力的感受

   和应对能力也不同。随著时间的推移，其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

   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於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後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

   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

   中去。到底有多少不幸的人被抛进这支队伍，史家们没有充分的资料来做确切的估

   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他们的存在和对社会安定所

   构成的威胁被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

   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对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江南地区的人们

   来说，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

   竞争的严酷，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眼看周围不断增多的流民乞丐，他们

   害怕同样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汲汲於保住自己仅有的一份温饱，社会上的任

   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如惊弓之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他们脆

   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言与真实，

   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

   经过敏，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们所希望的是知道妖术来自何方，

   这样他们就可以设法防范妖术，躲避劫难。流浪的乞丐、化缘的僧道（他们只是披著

   袈裟道袍的乞丐而已）大都来自他们所不知道的陌生世界，这些陌生的外人很自然就

   成了他们怀疑防范的对象。当然那些乞丐僧道也确有可怀疑之处，他们来去无踪，四

   处漂泊，或三五成群，呼朋引类。除了沿门乞讨外，他们免不了鼠窃狗偷，甚至强抢

   强要，骚扰地方。对地方社会来说，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

   最弱势的一群，没有任何权力，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社会，来保护他们。相比之下，无

   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

   他们身上。在叫魂危机中，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

   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

   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

   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麽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

   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

   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

   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後果。无论於公（维持治安）还是於私（保住乌纱帽），妖

   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们在妖术恐惧初

   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

   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髮辫的所谓妖术似乎

   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髮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繫在一

   起，並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虽然事後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

   的，但这並不等於他们有先见之明，毋宁说这是官僚制度的逻辑在指挥他们的行动。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並将所有超出杖

   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

   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並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

   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

   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並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

   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而不必受制於

   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

   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於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

   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

   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

   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

   是为什麽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

   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

   封锁消息。

   　　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

   一独立於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於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

   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

   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著跟进。很快

   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並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

   「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並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

   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於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

   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

   後，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们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书

   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

   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

   的威胁及其背後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

   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並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

   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

   怒和失望，並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

   正是官僚们的颟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

   南腹心横行无阻，並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同样是

   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並不亚於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

   －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

   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

   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

   剿。一时间，清剿成了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

   政、肃贪，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雪

   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後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

   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

   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随著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但这並不能轻易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

   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

   审；另一方面他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员继续敷衍姑息（这

   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

   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著案情的展开

   也日益加剧。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

   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並未处罚过一个官员，並不是

   他不想这样做，而是时机未到。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

   心实力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後算帐。

   　　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於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

   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

   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後。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

   尬，他们显然表现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

   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並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

   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於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

   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

   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

   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也受到惩罚。相比之下，

   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於

   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

   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

   　　在讲完了这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後，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後的历史意

   蕴。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

   本问题。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

   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於按

   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於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

   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在

   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对

   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的方向发展，君主就会

   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韦伯争论说，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

   看，专制君主屈从於官僚理性化的常规。

   　　但是作者不同意这样的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並不

   一定杆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因此他把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

   僚君主制」。那麽，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如何和平相处，特别重要的

   是，君主是如何实现其对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过对叫魂妖术危机的进一步讨论，

   提出了「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孔飞力强调是政治罪为帝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燃

   料。按照他的定义，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

   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

   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並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因为在常规情况下，

   一切行政事务都可以、而且应该照章办事，专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这些行政则例所

   定下的游戏规则，这种常规的管理给君主的活动留下的空间有限）。在叫魂危机中，

   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

   切的政治，並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的。

   　　虽然政治罪这个概念有助於我们认识中国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间的错综複杂的权

   力关係，但我觉得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否认韦伯关於君主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此

   消彼长的立论。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君主的权力应该是绝对的，他对官僚的有效控制

   本应是常规框架之内的安排，而无须借助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大做文章。一旦他

   需要借助非常事件来强调他的专制权力，这已经表明他无法在常规领域内对他的官僚

   实行有效控制。孔飞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乾隆时期满清政治的发展已到了这样的阶

   段，这时君主要「实现对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变得十分困难，」因而政治

   罪就成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达到其「不如此就无法达到的目标：对有权有

   势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从常规控制到非常规手段的这种转变不正说明，面对官

   僚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在逐步削弱吗？事实上，到了帝国和王朝的後期，专制君主运

   用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强化对官僚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少见。乾隆

   以後，类似的叫魂恐惧又曾在民间发生多次，但没有一个满清君主抓住它们大做文

   章。除了形势境遇的不同外，难道就没有韦伯的「咒语」在起作用吗？

   　　与其对传统政治的分析相比，我觉得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分析更为精彩，虽然

   书中这部分的篇幅远比前者所占要少得多。叫魂恐惧为什麽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全社

   会歇斯底里？除了专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

   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心态和行为有关。读《叫魂》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的

   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

   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虽然清王朝仍在其峰

   巅时期，通过叫魂危机，乾隆盛世已经向後人透露出了有关近现代中国许多悲剧之根

   源的信息。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並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

   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他们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

   情况「由於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

   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於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

   机会，並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

   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

   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

   的相互攻击。下面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

             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

             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

             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

             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

             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

             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

             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叫魂》英文原

             版，第228-229页）

   　　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並在本

   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相信任何一个有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

   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

   源似乎仍旧深植於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就不会是

   毫无意义的。

   　　注：孔飞力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的妖术大恐慌》已由陈兼、刘昶译成中

   文，并由上海三联出版社于最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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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epicurean 於 Feb 12 00:40:00 修改本文·[FROM:   166.111.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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