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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传统候气说的演进与衰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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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候气说的演进与衰颓 

黄一农、张志诚

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论文大纲】：

一、中国古代候气说的发展
二、质疑候气说声浪的出现
三、「康熙历狱」与候气之争
四、「历狱」之后朝野对候气的态度
五、结语



一、中国古代候气说的发展

　　「候气」是中国古代为体现天、地、人三才合一理念，所发展出的一种测候之
术，其基本的作法是将黄钟十二律的律管依序排列在密闭的房间内，并在长短不一
的各管内，覆填以芦苇膜（即所谓的葭莩）烧制而成的灰。古人相信当太阳行至各
中气所在的位置时，将引发地气上升，而此气可使相应律管中所置的葭灰扬起。

　　从现代知识界的角度来看，候气一说纯属子虚，近人刘复即尝称：「按著物理
上及气象上的现象说，这种的方术是靠不住的」，李约瑟在其《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一书中，亦论此曰：「我们在这Ⅴ所处理的，事实上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原始科
学，或甚至是伪科学」。然而这样一个「靠不住的方术」，竟然在中国历史上流传
了近两千年之久，即便在文学作品中，亦屡见相关的叙述，如唐杜甫的〈小至〉诗
中即有「吹葭六棺动飞灰」句，唐韩愈的〈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有「忆昨夹钟之
吕初吹灰」句，南唐李景的〈保大五年元日大雪登楼赋〉中有「春气昨宵飘律管」
句，宋晁冲之的〈赠僧法一墨〉诗中亦有「律管吹尽灰无踪」句，可见此说深植人
心的程度。

　　音律在我国古代被视为万事的根本，如《史记·律书》开宗明义便称：「王者
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这里的「六律」指的就
是音律。古人甚至相信律应可透过占候以预测战争的胜负，如传说周武王伐纣时，
即曾吹律以听声，而《史记正义》中亦引《兵书》曰：「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
战胜，军事张疆；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
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至于中国古代的度量衡系统，更是建立在律管之上，
如《汉书·律历志》中有云：　 

（度者）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
为一分，十分为寸……（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黍中者，
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权者）本起于黄钟之
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 


即说明当时度量衡的标准均是以黄钟管内所盛的□黍（即黑色之黍）所定义出的。


　　由于历代的尺度不一，故做为万事基准的黄钟之管究竟多长，并不易确定，传
说黄帝曾使伶伦取□溪之竹，听凤凰之鸣，以定律吕，但此举后人毕竟无法仿效。
东汉的蔡邕(133-192)尝曰：「上古圣人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而不可以文载口
传也。于是始铸金作锺，以生十二月之声，然后以放升降之气。而锺难分别，不可
用，乃截竹为管，谓之律」，即清楚地说明候气说的孕生，乃是在无法以「文载口
传」之法定义音律准绳的情形下，所发展出的一套可具体操作的测候之术。于是原
由圣人始能辨定的标准黄钟长，被转移成了可由冬至时律管灰飞一事所决定。

　　在中国律历史上，候气一直是个相当具争议的话题，此因其实测的结果一直难
与理论契合。虽然至少在西汉的京房(79-37B.C.)时，候气说即已出现，但可稽考的
有关候气设施的具体记载，则首见于蔡邕的《月令章句》，晋·司马彪所撰的《续
汉志》以及唐·李淳风的《隋书·律历志》中，亦见有较详细的叙述。然而据文献
中所记，历代除了北齐信都芳及梁毛□诚父子等少数人曾宣称测候成功之外，其他
人则少有徵验。

　　在候气说的发展史中，信都芳的「奇术」尤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隋书·律
历志》中尝记其事曰： 

后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
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
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
灰相应，若符契焉。 


据文中所述，信都芳当时不仅使用了传统的律管，而且还以二十四个「轮扇」并同
验气，结果据说是灰飞轮转，屡试不爽。

　　信都芳所用的候气之术，在唐武后敕撰的《乐书要录》中，尚留有相当详尽的
解说，此书中甚至还附刊了原或为其所设计的〈汉律室图〉一帧（见图一）。信都
芳指出，在候气的律室中应用三层布缦层层相隔，令「微风不起，纤尘不形」，另
外他对布缦的颜色（缇色，亦即黄赤色）、律室的形状（上圆下方）以及律室的地
面（用水平之地）等，都严格讲究。

　　信都芳对司马彪《续汉志》中所记候气时各种灰动的情形，亦提出看似相当理
性的说明，他认为「律气应者，灰去管孔近而不远；为口气所动者，其灰四散，或
偏离而远」，此处「口气」一辞应指的是由观测者呼吸所造成的人为之气。他并对
「人衣风所动者，其灰聚」一说提出解释，称：「若衣风拂于室中，两边各生旋风，
律管之灰为旋风所动，是以聚也」。为避免不当影响及候气的结果，信都芳更要求
伺律者在实验的过程中应「安神调性，举动以仪，不可不谨也」。

　　由于信都芳的叙述相当具体，故其「应验」的结果，对原本就相当吸引人的候
气理念，起了推波助澜的功效，更对尔后的支持者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柱，而候气说
并因此逐渐形成古人知识经验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继候气说在南北朝、隋、唐的稳定发展之后，宋代的学者对此说亦显出相当的
兴趣，其中影响或意义较大的为蔡元定与沈括等人的言论。蔡元定所撰的《律吕新
书》为中国音律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他在此书中虽亦主张藉候气以求取元声，但其
想法则稍有革新。依传统的候气法，十二律管是按十二辰的方位排列，并分别在各
月中气时测候以验律，亦即十二律乃各自应气，并无主从之分。但蔡元定则主张
「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并称「黄钟者
信，则十一律与度量衡权者得矣」，多方突显了黄钟的地位。

　　至于沈括对候气说毫无保留的接受态度，更可帮助我们了解候气说深入人心的
程度。因沈括为一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学者，他曾为测量天极与极星间的距离，每
天分别于初夜、中夜以及后夜三个时间，以可调整视野大小的窥管，观测极星绕天
极的运动，前后共经三月，终于精确地测定两者相距「三度有余」。而为求减少在
测定星体位置时，因人眼移动所可能导致的观测误差，沈氏亦曾对传统窥管的形制
进行重要的改良。然而沈括面对这屡测不验且又众说纷纭的候气奇术，他不仅未加
质疑或亲身试验，更尝将气律相应的道理比附成针灸经穴之事，如他在《梦溪笔谈》
一书中即称： 

……埋律棺，皆使上齐，入地则有浅深。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锺一棺达
之，故黄锺为之应。正月阳气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达，黄锺、大吕先已
虚，故唯太蔟一律飞灰。如人用针彻其经渠，则气随针而出矣。 


　　除了上述蔡、沈二人对候气采取支持的态度以外，即使是开创格物致知之学的
大儒朱熹，亦在未经详考的情形下，随俗认同此说，如其在一篇谈论古琴徽位（指
琴面上指示音节的标志）的文章中，有云：「大抵琴徽之分布声律，正与候气同是
一法，而亦不能无少异。候气之法，阙地为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于
其上，而实土埋之，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则各随其律之短长以为浅深。
黄钟最长，故最深，而最先应……」，即引候气为证。

　　经由前述的讨论，我们可发现候气在中国古代知识界中，乃受到普遍的认同与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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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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