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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26 提出“最小－－最大”理论的当代经济思想家－－孙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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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最小－－最大”理论的当代经济思想家－－孙冶芳
（作者不详）
1968年的4月，春寒料峭，文革浩劫正肆虐于神州大地，一位老共产党员被
投入了监牢。他被监禁在与世隔绝的单人牢房里，没有书报，没有纸笔，也听
不到新闻广播，吃的是窝窝关咸菜。面对这种恶劣的境地，他却说：死不足惜
，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是我长期从事研究的经济学观点不能丢掉，我要为我
所坚持的真理活下去，要在死之前，把自己的见解留下来让人民做出公正的裁
决。他，就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提出“最小——最大”理论的孙冶芳。
少年读书 参加学运
孙冶芳，原名薛萼果，曾用名宋亮、孙一洲、孙宝山、方青等。1908年10
月24日出生在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家庭里。孙冶芳的父亲十四五岁时就
到药店里当学徒，后来作过公馆的账房、纱厂的小职员，家庭经济虽不富裕，
但他谨微、心地善良，这使孙冶芳在幼年的头脑中就树立了做一个好人的观念。
孙冶芳从小读书就很刻苦，清朝政府的垮台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他一开
始就接受了新式学校教育，但是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却使他对社会
现状产生了极大的反感。1922年秋天，14岁的孙冶芳读高小二年级，学校里来
了一位名叫张效良的代课教师。张老师在讲课中用简单的朴素的阶级斗争观点
教育学生，使学生们觉得十分新奇，张老师平日对待学生又很亲切，这更给学
生以极大的吸引力。孙冶芳就在张老师的影响、启蒙、教育下懂得了一些革命
道理。1923年初，孙冶芳由这位张老师介绍加入了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这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青年先锋队组织。这年底，孙冶芳由
中共上海地委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即担任了中共无锡第一任党支部书
记，这年，孙冶芳才15岁。
入党不久，孙冶芳就考上了无锡工商中学，他一边在学校继续读书，一边
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他积极地在学生、商人、教师以及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
发行油印的反对封建军阀内战的小报。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五卅”惨案，随之，反帝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孙冶芳得到党组
织的同意，利用署假的空闲时间，主动到上海，在沪西工人联合会里做了一名
宣传员，亲身参加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由于
全国人民的支持，上海的三罢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亲身经历这次运动的孙冶
芳从中学到了不少开展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署假结束，新学期开学，他才兴
高采烈地回到了无锡，在无锡进一步进行革命宣传。
留学俄国 研究经济
1925年11月，正在无锡工商学校读书的孙冶芳接到上级党委的指示，派他
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孙冶芳便来到了日思夜想的革命堡垒苏联，他很
快地掌握了俄语，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领会和把握。1927
年夏季，孙冶芳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
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课翻译，后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合
并入中山大学，孙冶芳又重新加到中山大学，继续担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课
翻译。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随而出现的。但是，它
真正成为科学，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
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转折。在苏联中山大学主讲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
的教师都是苏联某种名经济学家，如列昂节夫等人。孙冶芳为了翻译，不仅需
要一字不漏地听列昂节夫等人的讲课内容，平时还要仔细查阅马恩列斯的原著
，探讨如何翻译才能既符合原意又通达顺畅，适合俄语不大好的中国留学生的
学习。经过几年的学习，孙冶芳打下了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雄厚的基础。
1930年9月，孙冶芳由苏联回国，回到中国工人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共产
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开展地下工作。这时，中国正是在蒋个石为首的新军
阀统治下，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就是推翻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绅豪绅阶级
统治的蒋介石的新军阀政权。孙冶芳积极地行动起来，他先担任上海人力车夫
罢工委员会主席，不久又改任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他出入于人力
车夫的茅屋草舍，跟车到马路上与人力车夫谈心开会。1930年底，孙冶芳又调
任沪东区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就在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革命工作中，
他在上海租界不幸被捕，由于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断定孙冶芳是共产党员，孙冶
芳本人又装作是一个什么也不知的“乡下佬”，在捕房关了七天后终于被释放
出来。
然而当孙冶芳从监狱中出来，主动奔向党的怀抱时，当时把持着党中央工
作的王明宗派集团却对他抱着极大的不信任，尽管党内有许多同志给孙冶芳提
供证明，但王明集团就是对孙冶芳恢复组织关系的请求不批准。孙冶芳对共产
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尽管暂时失去了组织关系，依然积极参加各项抗日
救亡运动，并开展对经济学的研究。他参加了由陈翰笙组织的在华北、华中、
华南各地农村的社会经济调查。1933年，孙冶芳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
骆耕漠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5年又与研究会的同志开设了新
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了《中国农村》月刊，担任编辑。这个时期他
还担任过英文《中国论坛》的通讯员。孙冶芳在1931－1937年期间，发表了不
少经济研究文章，其主要作品有《关于上海纱厂工人中的包工制》、《论农村
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私有？村有？国有？》、《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
工作？》、《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些文章用实际的工厂、
农村的调查材料来分析问题，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孙冶芳也终于恢复了中断达7年之久的
党的组织关系，调任江苏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党在国统区、敌占区的
新闻、出版、戏剧、文学、教育，并兼管一部分上层统战工作。1941年6月，他
调到苏北抗日根据地，担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并在华中局党
校担任教学工作。在党校的这个时期，孙冶芳和其他同志一起，勤勤恳恳地为
革命培养干部，同时在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的过程中，结合中国革命实践，
重新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以后，孙冶芳还担任过淮南
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苏皖地区货物管理局副局长、华东财办秘书长，从
事理论宣传工作并开始了实际的经济工作。
屡遭迫害 傲如青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孙冶芳先后担任了上海军管委重
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所长，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和理论
探索。在这期间，正逢1957年反右审干运动，由于主管审查干部的个别同志不
负责任，把偶然从敌档中查出来的“孙宝山”（孙冶芳曾用过这个笔名，但这
个“孙宝山”却不是孙冶芳）的口供材料看作是孙冶芳变节嫌疑的证据，同时
，还装进了孙冶芳的档案袋，从此，孙冶芳受到了这种无端怀疑。但孙冶芳仍
然积极工作。
孙冶芳在实际经济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以实际工作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
接触了大量的实际经济问题，同时，还亲自到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痛切地感
到 国经济管理体制和一些经济方针政策有弊病、失误之处，而这些问题又都
与理论上的错误有关，这使他产生了在经济理论上开展创造性研究的强烈责任
感。从50年代中期起，他陆续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文章，深入地探讨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理论观点的框框，勇敢地提出了改革国民经济
管理体制的一套设想。从1959年底开始，孙冶芳领导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
一部分同志写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讨论教科书提纲的过程中，曾
经提出一个问题：贯穿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红线是什么？当时有
的同志说是阶级斗争，也有的同志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的矛盾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1961年上半年，孙冶芳在给
这个讨论作总结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红线应当是，以最
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这就是后来
概括成的“最小——最大”理论。他赋予这一理论以新的含义，一是将它看作
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二是将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
动时间的节约，三是把它最后归结为价值规律的要求。
孙冶芳虽然讲的是理论，却有强烈的针对性，它是针对当时中国否定社会
主义经济中特别是否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客观存在着流通过程的自
然经济观点，亦即无流通的自然经济论。这一理论也是针对当时中国在自然经
济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中央的高度集权和以行政管理为主。在计划
方面，由中央制定指令性计划指标，层层下达，各个地区的企业都必须执行。
在财政方面，实行统收统支的办法。在物质供应方面，工业生产资料采取由国
家物资部门计划调拨的办法。在产品销售方面，工业消费品采取由国家商业部
门统购包销的办法。在劳动工资方面，采取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劳动力和
吃“大锅饭”的办法。这一理论也是针对5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经济工作中泛滥
的唯意志论的。孙冶芳指出：政治经济学中的唯意志论就是否认或者轻视客观
经济规律的观点，就是把政治同经济对立起来的那种观点；就是不用客观的经
济规律来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相反，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来
代替客观经济规律。孙冶芳还进一步揭露了经济工作中唯意志论的表现。按照
他的分析，唯意志论是“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这种错误之一则见之于社会
主义改造方面。本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所作的部暑，是充分地考虑了我国的国情，
基本上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但在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过程中，发生了急躁的情楮，把原来预定在18年内，即到1967年基本完成
的任务，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即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就用三步并做
一步走（即本来是“三步”：个体农民——互助组；互助组——初级社；初级
社——高级社。并作“一步”：个体农民——高级社）的办法把它完成了。更
严重的是：在1958年又把高级农业合作社变成人民公社，并把小公社变成大公
社，有些地方还搞县联社（实际上是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甚至实
行吃饭不要钱，想一步登上共产主义的天堂。孙冶芳指出，这实际上是以为生
产资料“公用化的规模可以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可以不顾生产力发展水
平而不断升级。”
在我们今天看来，孙冶芳的观点并非没有缺陷，但他从对中国经济状况的
客观分析提出的观点，是切中时弊的，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来进行经济改革，不
仅有可能纠正时弊，也有可能避免以后因长期推行传统经济观点而造成的严重
恶果。然而，当时党的民主生活很不正常，以至到后来遭到了严重破坏，在“
左”的错误思想和家长制的“一言堂”下，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孙冶芳这一
套具有独到见解又带有强烈针对性的观点和主张，更是被看作大逆不道的反党
反社会主义言论。从60年代初开始，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旗号下，孙冶芳被
戴上“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的帽子而受到围攻、批斗，他的许多研
究报告和文章也都被当作“毒草”而打入了另册。然而孙冶芳面对着连篇累牍
的批判文章和一次比一次激烈的围攻，却傲如青松、岿然不动。他十分坦然地
说：传统的理论观点已经流行了半个世纪，要解决几十年的疑案，是要冒三分
险的，尽管你们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但我今天还是要
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后也不准备检讨。由于批不倒压不服，只好撤销了孙冶芳
的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并下放到农村去参加“四清”。在四清运动中，他的
“最小——最大”理论被当作不要政治挂帅，否定阶级斗争畴，加以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极左思潮发展到顶峰，中国陷入了大灾难，孙冶芳就更
不能幸免了，1968年4月5日，他被关进了监狱。然而，他在这特殊的环境里，
却又以特殊的方式开始了特殊的“写作”。60年代初，他就着意要写一部《社
会主义经济论》的专著，用“最小——最大”理论去同传统的经济观点相抗衡
。这部专著的提纲，曾几易其稿。他入狱前形成的提纲，除《导言》外，包括22
章183节。牢狱中没有纸笔，也不准写，他就在脑海中默写回忆，坚持每月对全
书回忆一遍，并对其中的章节反复进行补充、修正。在长达7年零5天的牢狱生
活中，把整个提纲默忆了85遍！1972年2月中旬的一天，他趁一次别人来“外调
”的机会，对监狱管理人员谎称要揭发交代一个重要问题，要写得很长，要求
多给些纸，时间也要长一些。于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出了长达3万多字的
《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一文，概括地叙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驳斥
了康生、陈伯达的反马克思主主廖论。后来监狱管理对他放宽了一些，他立即
从家里要来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全套经典著作进行阅读。
他还在监狱中开始自学德文，以弄清马恩著作的原意。单人牢房内无人为伴，
他自己又长期身患肝炎，但他想到了自己长期为之坚持的一套政治经济学观点
，生活的勇气战胜了一切。因此，孙冶芳每当忆起这段苦难生活时，都要说：
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
春蚕到死丝方尽 启发新生一代人
1975年4月10日，孙冶芳被释放了。尽管牢狱的生活使他的身体受到了很大
的摧残，病魔缠身；尽管当时的政治风气还是十分寒冷，人妖颠倒。然而中国
经济在传统经济理论指导下在走向崩溃的严峻事实，更坚定了他坚持自己观点
的信心。他宣布：“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自己
抓紧把脑海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写在本本上，并着手专心致志地写作。
江青集团被粉碎后，中国的各项工作开始拨乱反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新的党中央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大动作。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好是把真
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20多年来我
们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和痛苦教训，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必须改革现行经济
体制，正如孙冶芳所说：“现在经过十年内乱，客观事实正是证明……反对讲
最小最大，反对讲经济效果，空讲政治挂帅，空讲阶级斗争，结果走到了反面
，变成最大最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孙冶芳的经济观点逐渐
被大家所接受，他的改革主张大多数也被逐步付诸实践。孙冶芳虽然处在赞扬
声中，但还是再三申明自己的经济观点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不断追踪改
革开放的每一步，到学校、机关作报告，批判陈旧的经济理论，宣传和进一步
修正自己的观点。他对斯大林生产关系的定义提出了质疑，认为在生产关系的
总和之外，或离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因素去孤立地研究所有制是有害
的。他对斯大林生产力的定义提出了质疑，认为把劳动对象从生产力因素中排
除是错误的。他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提出了新看法，认为国家既不能对企业管
得过多过死，但又不能把属于国家的对新建、扩建企业的新投资的权力交给企
业，从而导致乱上基建项目、铺新摊子、国家财政赤字严重。孙冶芳强调要改
革统计管理体制，搞好综合平衡，顺利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孙冶芳时一步修
正了自己的“最小——最大理论”，认为经济“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
的效果”，因此要注重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孙冶芳的这些观点，主要是
从30多年中国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这些观点对思想解放运动起了
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受到了国家经济决策机关的重视。
1983年2月22日，孙冶芳告别了他视如生命的政治经济学，与世长辞，终年75
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昌照在悼词中高度概括了孙冶芳奋斗的一生：“
刚毅温文久病身，全抛心力为求真。春蚕到死丝方尽，启发新生一代人。”
孙冶芳从小追求真理，参加革命，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遭到反动派的拘捕
，遭到王明集团的排挤和打击，在社会主主义建设时期又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残
酷的迫害，但他始终坚持真理，为真理而奋斗。他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对自
然经济论最早进行批评的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旧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实行全面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是中国经济学界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
的积极探索者。他的英名以及他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一整套新颖的、具有
真知灼见和实践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是人民不能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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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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