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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五四之魂(上)1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04日21:06:11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五四之魂(上)
林贤治
起来! 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
出来! 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生
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周围。
发信人: buch (布克), 信区: reading ○ 读书 讨论区 [reading
--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齐美尔
重新发现历史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 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reading
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
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
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
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有历史,
我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们,驱赶着、
鼓舞着我们; 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其固有的" 相对
论" 原理,通过现存,从另一维度接连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
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有
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时刻,彼此错综的关系,
都期待着我们用实证的方法逐一加以钩稽。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候,我们
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见隐晦。
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现象是外在的,
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深部,具有历史的主体性,主动性,呈弥漫、
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予诸多现象以整合的能力,并使之复活,
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体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历
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目及的reading
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可以肯定,那些不断地为人们提及的历史断片,都有着相
当丰富的精神含量,闪耀着启示之光。即以" 文革" 结束以后的二十年为例。" 焚
书坑儒" 成为利用率最高的典故,就因为事关知识和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专制主义
并不局限于秦王朝,没有随同祖先之死而进入骊山墓。近世的" 太平天国" ,作为
几千年中国农民造反的大结穴,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鼎盛的" 天朝" 毁于一
旦,并非来自官方敌对势力的打击,而是因为内部的特权阶层的存在,大一统思想,
控制欲,享受欲,以及与此相关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戏剧性事变,在七十年代
末,同时成为多部长篇小说的题材。" 戊戌变法" 以血的事实,揭示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的必然命运,因此,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情决非出于偶然。正是
这样一种历史精神,贯通了如此众多的不相连属的人物故事,使之成为现存世界的
组成部分。
在本世纪,具有重大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历史事件,大约当首推五四新文化运动
了。
其实,说是事件并不十分确切。这是一个短时段,惟凭一群知识者的努力,累
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在中国,从颟顸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愚鲁的武人到遍身油污
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 五四" 这名词,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的兴
趣。他们也许会从因循的教科书或报刊那里得知游行示威的情节,把汹涌的人潮和
赵家楼的火光,当做狂欢节的象征。实际上,这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
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他们不知道,未曾经过充分的理性启蒙
的革命,潜伏着怎样的危机;不知道现代知识分子出师未捷而中途败绩,在多大程reading
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不知道,目下匮乏的,正是当年的运动所竭力
争取的;不知道八十年来,几代人的命运竟会如此交叠扭结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 创世纪" 。可是,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
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没有得到赓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毁灭性的
打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甚至整个的过程结构,包括它的意义所在,长期蒙受障
蔽。比如,作为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自组织,自生长;在政治家
的眼中,则明确地被置于党派的领导之下。生机勃勃的思想革命,完全成了政治--
经济的被动的反映,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实,无论是国民党人或是前共产主
义者,当时都不可能左右运动,相反只能服从运动自身的独立指向。而这,正是现
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起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部的危机,新文化运动就其
性质而言,是一次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叛逆性行动,而不是单纯
的反帝爱国运动。把它看作爱国主义运动,仅只符合后期政治性转向的表征,但它
无视运动的全过程, 完全抽掉了其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容,抹杀了世界主义
也即" 现代性" 这一根本特性,而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权威主义推
到神圣的地位。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主要是劳工大众,结果启蒙主义者,
知识分子成了革命改造的对象。当年的知识者高叫" 到民间去" 的口号,满怀热忱,
到处播撒盗来的火种;到了后来,却带着洗刷不清的" 原罪" ," 与工农大众相结
合" 。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职业特点的独立的阶级,被人为地削减为"
阶层" ,作为" 毛" 而依附在被指定的" 皮" 上面。由于启蒙的先驱者们立足于社
会的改造,不曾为权力者准备种种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因此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们
都是一群梦想家,并不存在确定的斗争目标。其实,他们把所有一切都写到旗帜上reading
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压迫和
奴役的国度,真正的人的国度,并且为此奔走呼号;然而不出几年,竟意想不到地
陷身于国民党" 一党专政" ," 以党治国" 的黑暗王国里了。
关于五四,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阐释系统:一个是政治的,或者称作政治家的
;一个是文化的,也可称作知识分子的自我阐释。在前一个系统里,五四知识分子
的作用,明显地被缩小为" 先锋" 作用,而不是主体的作用;由此出发,知识分子
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应担负,而实际上也完全有能力担负的启蒙--批判--文化
建设的角色,就给否定掉了。至于后一个系统,知识分子往往过于自轻自贱;及至
九十年代,有少数以权威自居的学者,相率发起对五四的启蒙性和战斗性的攻击。
至此,两个系统便合而为一了。
五四表面上轰轰烈烈,纪念起来好像也颇热热闹闹,事实上运动早已经完结。
说它完结,并非因为时过境迁,也并非因为政治势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入侵,而在
于知识分子或者被逼,或者主动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和责任。
历史的复活,有待精神的觉醒。这精神,不属于" 历史客体" ,它植根于当代
人的每一个个体中间,且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决定。不同时代的人们,如果都为同
一种精神所唤醒,所激发,给历史划界将会变得多余,当代舞台会因此而获得大幅
度的扩展,人类谋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前前后后也就有了热烈而深长的呼应。
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所无法推翻的政府,顷刻之间,居然结束在一场纸扎般的战斗reading
里了。胜利的欢乐十分短暂。革命党人开始蜕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依然为
旧势力所把持,然而一律打着" 革命" 的招牌。袁世凯称帝是其间的一个带有代表
性的事件,虽然不成功,却使温和的共和主义实验严重受挫。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不
得不再度组党,而专制军人,则利用袁世凯死后的权力真空,极力发展私人势力,
以致争城夺地, 战乱频仍。人们在绝望中发现:革命前,他们是奴隶,革命后一样
是奴隶;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几千年的封建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头被砍断了,庞大的躯体不但不见腐烂,
而且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证明,肤浅的政治改革无济于事,
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 最后的觉悟" ,以促进社会的
根本性改造。这个启蒙教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
" 知识分子" 一词,于二十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
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是一张" 明确
的出生证" 。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没有具备
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也入
学堂,然后出洋留学;既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在国外的
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们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视野开阔,气质
不凡。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随着斗争
环境的展开,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康有为、
严复、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但正如美国学者许华茨
所说,他们" 就其个人文化而言,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中" 。的战斗reading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的
依据。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障的
生存状态,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众多教育机构--其中主要是大学--
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同一性;报纸杂志蜂起,据胡适保守的说法,一
九一九年就涌现了四百种报刊;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者、编辑、
记者、文艺家、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剧增;青年学生作为一种
后援力量,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可以独立地说话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
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因此不但与权力者对
立,而且自觉疏离和力图摆脱以军事组织为基础的革命势力,坚持批判的精神和与
政府相反的立场,以慷慨赴难般的热情,致力于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传
播自由、民主、科学、新人类解放的知识,观念和种种信息。
五四一代的最大的幸运,在于没有一个独裁而强硬的政府。民元以后,北京政
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者无力顾及知识分子的存
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
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写到宪法上并不重要--在一个专制国度里," 法治"
往往更糟,因为其立法的精神永远是敌视而不是确保自由的生存--重要的是实践的
可能性;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会。从
一九一九年起,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元
培的北京大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局面。这是一个探索的
时代,争鸣的时代。哪里有知识分子,哪里就有他们的社团,有他们的报刊,有他reading
们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既是职业性的团体,更是精神性的团体;
虽然散布很广,却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代观念连结到一起。这
种状况,颇有些类似法国历史学家科尚在论述雅各宾主义时使用的概念:" 思想协
会" 。什么叫" 思想协会" 呢? 这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并非组织严密的存在实体,
因此它不牵涉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这些成员只是与观念有关。在这里," 思想协
会" 不包含科尚说的有关民主政体方面的内容,它所呈现的是成员的松散的一致性。
正是这种一致性,显示了五四知识分子集体作战的" 团队精神"(ESPRITDU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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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解情花毒
先服断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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