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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gam (断情),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五四之魂（下）1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04日21:08:20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五四之魂（下）
林贤治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五四期间访问中国的杜威，对这块急剧变动的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和斗争于
其上的知识界同行充满了礼赞之情。一九一九年六月，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
“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作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
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
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
个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这个时代没有到来。
发信人: buch (布克), 信区: reading ○ 读书讨论区 [reading
启蒙思想者们面对的社会太黑暗，太腐败，太贫困落后了，他们要着手解决的
问题实在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问题--而不是观念问题--变得愈来愈突
出。但是，由西方观念所唤醒的国民，首先是知识者自身，对变革的期待已经变得
十分急迫。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急躁症。这时，苏俄政府决定放弃在华租界的消息不
断传来，使亢奋的知识者看到了新的方向。在启蒙运动中，各种派别无论如何宣扬
个人的价值，同时也都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且，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运动，原
来便带有双重的社会实践的倾向，于是以五四爱国事件作为转机，文化激进主义开
始演变为社会激进主义。这时，知识者更加注重西方--苏俄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和吸收。由于苏俄对西方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加上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的共同
的意识形态宣传，知识界开始一边倒，坚持维持其在华特权政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
观念，社会改造的方案和经验，逐渐失去市场。思想这东西，原本处在一种开放的、
自由竞争的、多元互补的状态，后来也就随着党派斗争的进行，而趋向于偏胜和封
闭，成为二元以致一元的了。一直潜在着的民族主义迅速上升，与社会主义--列
宁主义结合在一起，代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二十年代的思想
主潮。
五四运动的知识社会/ 市民社会是漩涡的中心，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振荡，
不过是同心波而已。及到五卅运动以后，工农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时，全国的
政治重心发生位移，国共宣告合作，南方成了革命的策源地。学生运动的火焰刚刚
点燃，政党只是配角，等到蔓延开去以后，便与学生组织建立各种联系，争取吸收
入党。随着政府的镇压，左右派别的冲突，大众斗争的规模化，学生的政治兴趣大
大增强，积极参与政党的组织工作。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无论何种派别，也都在reading
国民革命军的炮声中纷纷南下，向政治势力靠拢。走俄国式道路，这本身就意味着
暴力革命、集权主义，意味着新生的脆弱的知识分子传统，必然为根深蒂固的农民
传统所吞并，从而丧失独立的地位。
苏俄著名的流亡学者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在我们这里，革
命是精神文化的危机和精神文化的压迫。”又说：“社会革命者是文化上的反动派。”
革命与文化是否真的如此势不两立？革命是否必然导致精神文化的毁灭？这是一个
带普遍性的公理呢，还是仅仅因为这位流亡者为革命所抛弃--或者说革命为他所
抛弃--时发出的呓语？
但是，无论如何，新文化启蒙运动被迫中断是一个事实；并因此造成五四一代
知识分子的精神损伤和萎顿，也是一个事实。对此，胡适后来作了这样的总结：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次由北京学生所发
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整个文化
运动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大陆
学者李泽厚也曾有过一个后来变得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救亡压倒启蒙”。作为一
个社会改革运动，它最终必须超越诸如个性解放的范畴，而扩展到经济平等，以及
社会和政治进程中的大众参与问题。这种超越，并不说明启蒙工作的不合时宜，或
者文化批判注定没有效果；让知识/ 观念走向社会，参与变革实践，本来就是知识
分子终极关怀的所在。在这里，我们说“启蒙”和“救亡”，就是对知识分子而言
的；也就是说，启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救亡也是知识分子的救亡。救亡中的知识
分子，自有不同于工农大众的特殊的位置，工作和方式；可以说，这就是救亡中的reading
启蒙。这里的分界点是，当文化实践过渡到社会实践，文化斗争成了政治斗争的一
部分，由是知识群体不复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个体是否继续保持自身的
主体性，维持自治的原则；是否继续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批判立场；是否继
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考，为打破现状也即社会改革提供可靠的精神文化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知识分子运动，其中途夭折，重要的还不在于外部的“干扰”
和“压倒”，而在内部的溃败和自身的不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当团体散失之
后，中国思想知识界是否还有“散兵战”？
一个很可怕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成了五四之敌。
海外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把陈独秀、胡适、鲁迅三人当作五
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加以论列，应当是合适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渊源，
不同的党派或竟无党派，不同的倾向和不同的风格。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恪守或转
变，色彩都很鲜明。
陈独秀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底色，狂飙般不羁的性格和雷霆般的处事作风，很
可以当作五四的象征性人物。他提倡“科学”“民主”最力，破坏偶像，扫荡“国
粹”，有一种冲决的力量。在他那里，国家也是偶像。对于政府，法律，以及人民
的自由权利，他指出：“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
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评论，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
律，一方面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
的《努力》周报上，就有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激烈批评。为此，李大钊致信胡适说reading
：“《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并且发表文章，强调首要问题是“以
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事情大约正如陈独秀所说，“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
；总之，这位社会民主的斗士，已经成为政党政治的鼓吹者了。“政党是政治的母
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激进如此，不可谓变化不大。此外，他从世界主义退向
民族主义，从民主主义退向国家主义；放弃一度宣扬的联邦自治的思想，在“爱国”
的旗帜下，强调“统一”和“集中”。他说：“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
有利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
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他表示：“权力集中是革命手段中必要
条件。”李大钊也强调“团体的组织与训练”。其实，李大钊的所谓“精密组织”
和“政党精神”，与陈独秀说的“权力集中”是一致的。
但是，陈独秀很快就尝到了“权力集中”的况味。在中国共产党内，作为总书
记，他发现无法摆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控制。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对抗过，
挣扎过，但是无能为力。一九二七年，在国民  血腥“清党”之后，他作为一个牺
牲品被抛弃了。由于处在共产主义的大系统内，他以自己的一贯的信仰、热情、独
立的意志和见解，视苏联政治反对派领袖  洛茨基为同志。这样，致使� 与曾经委
身的政党长期无法达致和解。他一生中，坚持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与国
民党政权作斗争，同时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内的自以为错误的思想路线作斗争。在
他晚年，关于民主包括党内民主的思想，是十分光辉的思想，大可以看作是五四民
主意识的回光返照。这时，民主于他已经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政党和个人
的现实命运的产物，沾带了许多鲜血和痛苦，因此有着从前所没有的深刻和独到。
例如，一九四0 年九月写给西流的信，其中就有很大的篇幅论及民主问题，发人所reading
未发，至今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他认为，民主是“大众政权”的根本所在，“如
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的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
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所以，“以
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
是退步的。”但是，他又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
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因此，他给予近世民主制，也即“资产阶级民
主制”以高度的评价，认为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之一。他还论述了个人领
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确认制度先于个人，大于个人。他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
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
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
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
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
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
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
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着眼睛反对史大林，就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
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②毕竟是一个经历了五四运动
的“老革命党”，所以才会在意识形态的浓雾的包围中，保持如此澄明的科学理性
；在政治指挥棒的击打下，显示一种独立的人格力量。自然，也得感谢命运的安排，
如果不是脱离了组织的羁系，不是经历过不自由的监禁和自由的流徙，他也将很难
领会到民主的真谛。
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不可能恢复从前的启蒙思想者的身份，操持着一种人reading
文知识分子的文化话语了。
与陈独秀不同，胡适的思想背景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性格温和、儒雅、放达，
从不履险，城府甚深。两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合作者，结果却先后卷入政治，并且分
道扬镳了。胡适走的是朝廷的道路，虽然有时也会同权力者闹闹别扭，但大抵是和
谐的，因此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都是“圣之时者也”的人物。陈独秀却无论入党
还是出党，始终是“叛徒”，结局十分悲惨。
正如把陈独秀称作激进主义的领袖一样，胡适一直被看作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
之父，近年来大陆抬举尤甚。中国到底有没有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者？事情实在很可
疑。如果单说“自由主义”，那么不妨像我们的学者说的那样，从“学理”方面审
查一下理论的坚脆即可；但是如果要论及“自由主义者”，除此以外，大约总须看
看实践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与有关的自由倾向相一致？总须看看个人与权力、环
境、形势的关系，当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纠葛之后，倒过来是否有损于原来理念中的
自由？
胡适是一个二元论者：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或者可以认为，
在本质上他是个保守主义者。他自称：“我本是个保守分子。”早在留学日记中，
他就表示说“不赞成不成熟的革命”，而赞成“好的政府”，因此立志要为中国的
好政府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后来参与领导新文化运动，也都是“要想在思想
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一九二二年五月，《努力》周报发表由
此刻哪里去了？他们基本上对北京政府采取容忍的态度。胡适与现代评论派是关系reading
密切的，在这次事件中，他的态度相当暧昧。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实行“清党”，在一场“血的游戏”之后，在中国建立了
一个比北洋军阀时代更庞大更独裁更有实力的中央政府。胡适认为：“现在人所谓
专制，至少有三个方式：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
其间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国民党的民主夺权的口号是第二式，如蓝衣社的拥戴社长
制则是领袖独裁而不废一党专政；如共产党则是要一阶级专政，而专制者仍是那个
阶级中的一个有组织的党。”对国民党的“一党的专政”，他明确表示反对：在《
新月》杂志上率先发表文章，批评政府，呼吁“人权”。在一个充满侵害、禁闭和
杀戮事件的国度，提出人权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人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
被提出来时，新月派批评家便故意回避了政府屠杀人民的事实。他们不是在对立和
抗议中阐述人权立场，不是以非官方的、团体的、舆论的力量迫使政府就范，这样，
也就等于把人权的解释权最后交还了无须普选而凭武力攫取权力的、肆意蹂躏人权
的非法政府。胡适声明要做政府的“诤友”，他和他的新月朋友们的“自由言论”，
丝毫不会有不利于党国的恶意，相反是为对方设想的，是惟政府智囊式人物才有的
宪政思想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一个独裁政府，即便这样一点微词也不可能被接受。
于是，胡适们焦大般地被塞了一通马粪，《新月》被迫停刊。这就是当时颇为轰动
的“人权案”。“我们走哪条路？”一九三0 年，胡适再度亮相，发表自觉与政府
保持一致的立场。一九三一年底，国民政府成立财政委员会，胡适被指定为委员。
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又被邀出席国难会议。出发前，与丁文江等人约请多位与会者
交换意见，共同商定：“不要对国民党取敌对态度，当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
改善。”胡适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首次同蒋介石会面，十二月作《中国政治的出路reading
》一文，明确表示要“努力造成一个重心”，并说，“国民党若能了解他的使命，
努力做到这一点，我们就祝他成功。”稍后，就从权门清客进而成为政要人物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他题写过这样一首诗：“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
滔滔四十春！”他是一个十足的“补天派”！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
迅和胡适都曾加入该组织。但是，胡适很快就与其他盟员发生分歧。他认为他们的
致命伤，在于“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同盟对各地监狱的黑暗实
况进行调查和揭露，他却美化监狱生活；对于同盟要求援助和释放政治犯，他则认
为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他辩护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
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正如瞿秋白所讽刺的，他在这里所要的
已经不是人权，而是“政府权”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汪精卫、蒋介石
发表致全国的《通电》，其中有“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
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等语。十二月
九日，胡适即发表《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一文，声称“我们对于这个原则，当
然是完全赞成的”，并颂赞其中“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一语，说是“比宪法草
案里用‘依法’和‘非依法律’一类字样，清楚多了”。此种附和，已近乎肉麻。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出山做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胡适说：“我在野--
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国外，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
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
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
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七reading
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总动员戡平叛乱案”，胡适次日即对新闻界表态拥护，
随后还发表了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称扬国民党的宪政改革，并多
次应邀到北平电台和国民党华北“剿总”作反共演讲。他说：“政党争取政权应当
依法进行，以求取大多数国民的支持。用武力推翻政府是不合法的，是暴乱。政府
为了自己，有责任平定叛乱。”他曾表示：“在国家危难之时，我一定与总统蒋先
生站在一起。”鲁迅称郭沫若式的革命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
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待到革命被压迫，
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了纯文学家了。胡适的情况其实也颇类似，一直在
学院和政府两者之间游弋，这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恒态。不同的只是，他表
现得相当忠勇，一旦政府陷于危难，却是不惜舍身作陪葬品了。
美国学者周明之这样评价胡适，说：“他倾心于一种无行动的维持现状，使他
得以进行一种‘最根本的建设’，‘为未来世世代代的建设打下基础’。而这实际
上就是把无论何种环境中的行动都无限推迟，并无条件地拒绝承认任何反政府的行
动。这便是胡适文化与精神变革的心理基础。”格里德指出，胡适的政治态度反映
出他对自由主义理论有一种根本的误解。他明确而持久地把政府想象成实现公共目
标的工具，但对于这类目的怎样才能由与他的民主倾向相一致的手段来决定，却没
有清楚的认识。格里德还把胡适同他的老师杜威做了对比，说杜威是从特定的假定
条件出发的，他的假定是根据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经验推导出来的；这些经
验，几乎在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是跟中国不同的。而胡适的民主宪政构想是建立在一
种“普遍性的信仰”之上的，在他的自由主义信条中，最致命的，就是绝对排除对
专制政治的自由反抗。格里德承认，这是一个危险的位置：“在公开反对现存秩序reading
和无条件向现存秩序投降之间，正是胡适所走的狭窄的路。”但是，他毕竟明显地
倾向后者。格里德说：“胡适对于现存政权的原则始终是十分尊重的，因而，尽管
国民党无视他的合法性标准，他也不得不为国民党的统治权力辩护。”鲁迅说：
“新月博士（胡适）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据说鲁迅是胡适的对头，
不足为据；而洋鬼子对胡适的批评，却也都集中在这上面，结论是一致的。权力这
东西，注定要劫夺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的。对此，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有一段话，结
合福柯的情况，说得很好：“话语实践并不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是另外一回
事。当一个知识分子被要求采取政治行为时，也就是说，当他被整合到权力机制之
中时，他就完全站错了。……福柯便碰上了这样的问题。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高
决策层的政治顾问，他也获得了这一职位。如果说有谁愿意这样的话，那就是福柯，
无论如何，他作了尝试，却发现自己难以胜任：这是一次失败。”在这里，胡适就
是福柯。
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胡适研究专家格里德认为，并非因为自由主义者
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而是因为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者需
要秩序，中国却处在混乱之中；自由主义者理想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并不存在，
而他们又不能提供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自由主义者崇仰理性，而中国人
的生活是依靠武力来塑造的。简言之，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无法为中国面临
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提供答案。接着，他提出：“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愿意与现
存的秩序进行斗争而不只是设想借助这个秩序，他们很可能会成为现有秩序的更为
有效的批评者。如果在他们看来，革命不是那样的意义不明和危险的药方的话，他
们也许就会成为激进变革的更有说服力的拥护者。但如果他们是为另一种案情辩护reading
的话，它们也就不再是自由主义者了。”格里德本来强调的是环境的关系，结果回
到了立场的问题。中国的自由主义，首先关心的并不是人的境遇和自由选择，而是
关心中国应当如何使国家--其实就是政府--对它与个人的合法（契约）关系实
行控制和干预；正是为此，确认宪政的价值，通过修宪而把个人和政府联结起来。
在此之前，它对政府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不予考虑的。在人权--人的拯救-
-与党国/ 国家的拯救发生矛盾时，宁可舍弃人权而维护党国。宪政的存在，对于
自由主义/ 好政府主义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间接控制权力的装置，借以维持一如古
代谏臣所谋求的那样一种君臣间的恰当关系，而不是作成君臣/ 君民关系的消解，
确保各个臣民作为现代个人的存在的权利。别尔嘉耶夫在阐释俄罗斯思想时，感慨
总结道：“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始终是薄弱的，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道德上有威望和
鼓舞人心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改
革家们当然是有意义的，然而，他们的自由主义，仅仅是实践性的、事务性的，常
常打着官腔。它们并不具有俄罗斯知识分子永远需求的思想体系。”中国的情况，
大抵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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