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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gam (断情),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五四之魂（下）2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04日21:09:07 星期一), 站内信件


鲁迅是特异者。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战士。虽然，他也曾参
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为声援运动的先驱者而做过“遵命文学”，但从来没有
个人的圈子。他很少从事组织活动，很少做宣言似的文字，但也论战，论战时经常
使用匕首般的短文，随感而发，很有点像古代的独行侠--就像他关于复仇的小说
中的“黑色人”--的作风。然而，更多时候采用独语的方式，记叙着他的记忆和
梦境。他是听从一个其实很空洞虚无的历史的指示--他笔下的过客听到的那个
“前面的声音”--其实是内心的指示写作的。即使是这样一个惯于担负黑暗的重readin
g
担的人，在他曾经寄予希望的运动一旦烟消云散之后，也不能不深感彷徨：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离开，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
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
漠中走来走去，……新的战友在哪里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种境遇，确乎损伤了他的内心，却使灵魂更加粗砺。集体溃散后的空缺，固
然使个体变得孤独，但也可以因此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他是撒旦的化身，不惮神
的打击。且看他稍后记录的另一幅情景：仍然站在沙漠上，但看飞沙走石，乐则大
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身上
的凝血，犹自喜欢这伤创的斑斓……
五四退潮之后，鲁迅以自己的方式，坚持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观念，从不
考虑政党或者政府的立场，因为这是与五四无缘的。尤其是宪政之类的玩艺，由于
它完全以现存的专制秩序为基础，所以什么立法，都是旨在膨大和加强国家权力，
限制和剥夺个体的一种政治建设，而非壮大民间社会的文化建设。他要破坏这偶像，
破坏与官方利益相关的一切。在他那里，始终清楚地存在着一个身份问题，界限问
题；从来不曾偏离作为一个民间知识者的边缘的立场，不致堕落知识界自行设置的
多元/ 宽容之网而放弃斗争，相反执著于战斗的一元态度。没有一元也就没有了多
元。他所要的是“在场”，而不是自我逃逸--所谓“缺席的权利”。
对于鲁迅，权力和权力者是一生攻击的主要目标。他抗议他们赤裸裸的屠杀罪read
ing
行，揭露独裁、专制、卖国，种种的欺骗性政策，嘲笑他们的无知。他攻击传统文
化，也主要是历代统治者所着意保留的部分，各种神圣的经典，万世一系的训谕，
最毒辣的手段和最巧妙的戏法。譬如反孔，他反对的就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而不仅仅是僵尸。他批判国民性，也都是为统治者所渗透所改造的改变中的性质。
其实仍然是“治绩”。包括自我批判，他追踪“毒气”和“鬼气”至自己体内，因
此必须割除与统治者有任何沾缠的东西，哪怕切肤之痛。这是一种彻底，一种五四
式的洁癖。他坚持自由思想、自由写作的权利，而与权力者相周旋，原因就在于，
权力者始终是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死敌。他对待大批的知识界同行，尤其学者，甚
至不惜在自己的周围树立“私敌”，都因为他们不同程度地为权力者及其意识形态
所同化，从根本上背弃了五四的立场。在表达中间，他不避“褊狭”、“刻毒”的
恶名，直击猛人、阔人、流氓，形形色色的小丑，捣毁“文明”的面具；然而，也
不断变换笔名，使用反语，曲曲折折，吞吞吐吐。说到底，他要在已经被大量侵吞，
而且将继续被侵吞的话语空间中，护卫自己的独立性；在夹缝中左冲右突，亦唯在
伸张内心的自由而已。他是弱势者，独战者，是后五四时期的唐吉诃德。
关于启蒙，五四以后不断遭到来自知识分子的攻诋。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实在
只配关心知识专业问题；什么启蒙，都是狂妄的表现，一种自我扩张的行为，甚至
是反角色的。于是，他们叫嚷回到知识分子自身。但是，鲁迅不然，他站在广大的
哑默中间，却无时不觉得权力的压迫，无时不觉得有一股黑暗之流贯穿自身，从而
产生本能的反弹和对抗是必然的。他无法与一个专制社会安然相守，因为诉诸痛觉
的现实的东西是那般巨大、深刻和尖锐。在压力面前，当被压迫者不能已于言时，
其话语形态一定是不平的，阴郁的，反拨的，击刺的，动荡的，粗犷的。他就是这read
ing
样。世上有所谓恬静的、精致的、旷达的、隽逸的、典雅的话语，其实那是变态，
一种卑怯的风格。
当革命或者救亡成为一种主体话语的时候，启蒙是否成为必要？如何启蒙？启
蒙是否有可能深入目标明确的群众性运动，并产生持久性影响？至少，从鲁迅的身
上可以看到，无论环境如何迁流，他仍然坚持作为一个启蒙战士的立场。对于一些
革命论者提出的关于他的思想“突变”之说，他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反感的。一
九三六年，日本侵略军攻占我国东北，民族存亡迫在眉睫，这时，左联领导人周扬
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以使文学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在这个口号已经在文
艺界产生很大影响的情况下，鲁迅却支持胡风提出另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众文学”。长期以来，文学界一直把“两个口号”之争看成是宗派主义之争，或
者无谓的纠缠，其实不然。由于“国防”这个概念容易产生障蔽，“一切通过国防”，
“国防”也就成了政府的一个代名词，通过国防的最高机构，最高统帅，这是鲁迅
所不愿意认同的，虽然从形式方面的判断完全有可能如此。救亡是大众的，这是他
的思想。民族问题往往掩盖阶级压迫问题。战争需要一种集中制强化的群体形式，
这是专制政治的最好保证；正如齐美尔指出的，外部冲突将使群体的内聚力和中央
集权得到加强。因此，民族主义的宣扬永远是有利于统治者的，尤其在战争时期。
“与其做外国人的奴隶，倒不如做本国人的奴隶好”，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
论调的内核。问题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奴隶的命运，而不问主人为谁。因此，鲁迅
强调“大众”在民族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其实质仍然是一个民主性问题。民主思想，
是五四的遗产。在国民党通过杀戮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鲁迅倾向于同情共产党，这
是人道主义的一种自然的延伸。但是，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拒绝了他。革命是什read
ing
么呢？他继续着从留日时期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痛苦的思考。革命有可能从反对一
种霸权过渡到形成另一种霸权。在与这些共产党人的论争中，鲁迅明确地表示他对
他们的不信任态度，强调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把革命同
人的生存权，自由权，也即人权联系起来，注重的是政治中的人性。后来他加入左
联，本意是支持进步的文学青年，乐于被青年--青年是五四的标志--所利用；
结果悖论般地遭到来自它的领导核心，党组书记周扬及所谓“四条汉子”的打击。
这时，“奴隶”，在他的文本中再度成为一个被反复使用的中心性字眼。从本来意
义上说，革命就是奴隶解放运动。奴隶的背面是人，解放奴隶就是“立人”。无论
何种革命，它所以成为必要就在于确立人作为独立的价值主体和利益主体。鲁迅正
是带着“立人”的不改的初衷，加入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中去的。他说过，他有过受
骗的经验：在民元革命以前，他是奴隶，革命以后变成奴隶的奴隶了。不料辗转而
至无产阶级“革命营垒内部”，居然还会如此！
正如陈独秀组党以实现社会革命，终于进入一个控制之网一样，胡适也因宪政
主义计划而将自由主义倒押在政权的保护之下，终于丧失自由。两人一生的活动都
同权力/ 组织密切相关。 ┞逞复永床 曾加入党派组织，对政治权力也是取对立态
度的。他固然“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但也深恶那些“手执皮
鞭”的“革命的大人物”，而终至于夺他们的鞭子。然而，就处境而言，他是一直
没有自由的。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活跃在五四运动前沿的其他人物如何呢？一九
三0 年，鲁迅重返北京，感慨万端：“旧朋友是变化多端，几乎不剩一个了。”又read
ing
说，“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
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不到十年，
一个旨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启蒙运动，结果为社会革命所淹没。由于缺乏足够的后援
力量，特别是知识者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运动不但在短期内无法为继，就在本
世纪，长达数十年间也未曾兴起类似的波澜。伯林说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都为启蒙的先驱者们分别争取过，捍卫过，结果所得到的惟有鲁迅所称的“伪自由”。
格里德对欧洲和中国的启蒙人物作过这样的比较，他说：“十八世纪的欧洲和二十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是大不相同的。启蒙哲学家所进入的是一个与他们的目标十分相
宜的环境，而他们的中国模仿者却没有这么好的命运。盖伊告诉我们，启蒙哲学家
‘向之讲道的欧洲，是一个已做好了一半准备来听他们讲道的欧洲……它们所进行
的战争是一场在他们参战之前已取得了一半胜利的战争。’就二三十年代自由主义
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个精妙的判断却是不适用的。……当他们在五四时代精神
的鼓舞下勇猛向前的时候，它们所寻求的胜利很近了，然而，当他们退却的时候，
胜利却又随之远去。一个世代以后，死亡，革命，把他们的队伍缩小了。”卢梭等
人的思想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倒过来，法国大革命推动了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影
响。五四不同，它的原则一直没有结果，而革命的发生，尤其是统一的“党国”的
建立，则基本上消灭了植根于知识分子之中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五四意识形态。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
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
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
经历过种种风波，可以理解一位启蒙老战士的内心的怆痛。(3) 不剩一个了。”又read
ing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
在二十年代，列宁主义和苏共制度对中国国共两党均起着支配的作用。一九二
七年，蒋介石背弃“国共合作”，以大规模的屠杀清除异己，糅合苏联的党治经验
和传统的帝王霸术，推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党的领袖统领军队，支配
全党乃至全国；党和政府密不可分，从中央到各级党部，凌驾于政府之上，通过政
权把它的组织和影响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过去曾经发动和组织群众团体支持国
民革命，而现在对于游行示威，学生运动和群众集会等等，则必须有效地加以控制
和禁止了。蒋介石公开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
“谋中国人思想统一”。他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口号，扬言“再不
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还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
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南京政权首创中国新闻审查制度，三
十年代对书刊审查愈加严厉；此外，通过行政手段，使党的意识形态社会化，以抵
御其他意识形态对权力中心的威胁。
作为政治家，“国父”孙中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意义便缺乏认识，只是
就如何利用知识分子和群众力量方面作权宜的考虑。五四事件后，他曾写信给北大
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也即要求他们脱离独立的文化批
判立场，转化为党性立场。新文化运动中的全面反传统的态度，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他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他的革命思想的基础，是由孔子集大成的中国“道统”。
他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很充分了，构成了对国家和民族的祸害。欧洲是因为没read
ing
有自由而革命，中国则相反，是自由太多，所以要革命。他认为中国所有的是坚固
的家族和宗教团体，而没有民族团体，缺乏国家观念，所以强调国家的自由，整体
的自由，而主张限制和牺牲个人的自由，甚至说：“中国人用不着自由！”他对卢
梭的天赋人权论，以及法国大革命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为个人争取
自由的，与他的旨在争取民族自由的自由思想并不一致。以这样一种政治哲学作为
基础的“三民主义”，与五四精神是相去很远的。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如果民
主不是有意识地与个人自由联系到一起，便势必沦为独裁统治的牺牲品。蒋介石借
助孙中山的名义上台，在孙中山故世之后，仍然打着三民主义的理论旗帜，实际上
坚持的是其中的权威主义/ 国家主义的内容，以此强化对党和个人的向心力。他无
限期延长国民党政纲所规定的“训政”阶段而延缓“宪政”建设，民主改革，目的
仍在于将中国置于极权主义的铁掌之下。
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一个“自维生”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它已经不可
能从外部环境连续输入自由能和输出熵了。这时候，党化的环境切断了交换的渠道，
非平衡态无法维持，代谢反应消失，自我更新中止。从国民革命到“党国”的建成，
就是新文化运动从开放到闭合的过程。正如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指
出的：“在自由条件下必须有几个党，至少有两个。从概念上及语义上，党派只意
味着一个部分。在自由条件下，一个党无疑要求一党执政。但一党要求独裁主义，
是与自由相抵触的。它的胜利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
严格说起来，国民党政权只是形式上统一中国，各地军阀仍然纷争不已，在政
治上不能说是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自由精神的氛围，在短时期内未及消read
ing
失。思想文化界的各种论争，依照知识者的特质和惯性，在专制政权的有限度的容
忍之下继续进行。
可是，比起五四时期，后来的论争好像已不复具有那种主题的纯粹性和个人的
独立性，而是带上浓郁的政治色彩，与当时的政治斗争产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
相应地，论战的双方因为存在党派和背景，而分别代表了各自的政治利益。有一个
很清楚的倾向是：代表五四的科学民主思想的力量，在论争中受到压制和削弱，也
就是说，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势力逐渐增强。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关于人生哲学的讲话，引起丁文江等一
批知识者和科学家的激烈的批评反应，由此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科学与人生观”
论战。论战结束后，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文集，胡适为之作序，称作中国与
西方文化接触三十年以来的第一次大论战。张君劢接受梁启超和梁漱溟的影响，认
为孔孟以迄宋明的理学侧重内心修养，成就了中国的精神文明，并给予高度评价。
相反认为，科学解决人生观是无能为力的，它没有精神价值，只能导致人生的机械
化。不能说张君劢的命题没有一定的启发性，如注重生命本体，注重精神，以及科
学的有限性等；但是，由于他使用梁启超的“中国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二
分法，而又坚持精神优于物质，因此其实质是否定科学化/ 现代化的必要性。在论
战中，有的科学家支持“科学的人生观”，而不同意“人生观的科学”的提法，这
与胡适等人对科学的态度是不同的。文化运动的领袖对科学持一种人文主义的理解，
一种哲学的理解；但是，由于“科学”的概念涵盖面大，这种力倡科学的态度往往
被概括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其实，这种态度的着眼点并不在科学本read
ing
身，而是利用科学，对全体社会包括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改造。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科学派大获全胜，实际上没有反映出他们的持续力。正如
美国学者费侠莉所观察到的，首先从中国的知识舞台上隐退的是科学派，他们的进
化自然论在二十年代末败给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派是暂时的退守，等到三十年代
后期兴起了“中国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时，他们就又从传统文化的掩体
中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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