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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gam (断情),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五四之魂（下）3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04日21:09:50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学术性论战，就是关于中国
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最早由陶希圣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引起，但是紧
接着，就在国共之间，中共与“托派”，左派与右派，以及不属任何派别的人物之
间广泛展开。论战的焦点是：中国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主义社会？哪
一个占优势？其性质及发展情势如何？中国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关于中国国情，可
以提供哪些具体的历史实证材料？等等。由于论争趋于政治化，结果徒有其表，学
术成就不大。即使论争的各方在名目上自称从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出发，实际上没有
回到现实和历史那里去。论战从总体上体现为教条式、学院式，有的简直讨论伪问
题；就如三十年代的“新启蒙”一样，其实是雅斯贝斯所称的“假启蒙”。如果要
说实绩，当是马克思主义对众多学科的全面进入；这种进入，排除了发掘其他思想
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在价值观和方法论方面导向单一化。
三十年代以后，蒋介石的个人势力不断增长，一九三二年秋，蒋介石在庐山军
事领导人会议上号召恢复革命时代的战斗热情，得到众多追随者的热烈响应。他们read
ing
提出中国有必要像德国等国家那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加强政治控制。
同年，希特勒在取缔和解散其他政党之后，随即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在德
国确立一党制；同年还颁布了《党和国家统一法》，进一步确立 纱獾车木 对地位。
纳粹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口号，使德国很快演变成一个“领
袖国家”。在国民党中国，除了两广的一个集团尚未与中央保持一致之外，其他各
大政治派系对纳粹主义的反应良好。
其实，有关独裁问题，在知识界也以非常明确的方式提了出来。中国的知识分
子同样有一种极化现象，正如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一样，或者趋于集权，或者趋
于民主。对他们来说，国家民族至上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二十世纪初年，便曾经
一度流行“开明专制”的观点；五四的冲击，也未能使之稍减，哪怕是长期留学欧
美的学生。如读过哈佛大学的政治学专家钱端升，即大 鼓吹仿效欧洲的极权主义，
一九三四年公开表态拥护极权政府，一种“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说：纳粹主
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
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的观点，得到哥伦比亚哲学博士陈之迈的赞同。陈之迈
承认，在“当前形势”下，一个集权政府更加合适，更富有效能。丁文江则倡导一
种“新式的独裁”；所谓新式，无非增加一点专家型人材的条件。他承认，“目前
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使它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
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以打倒民主作为政治代价，完
全是对五四的颠覆。清华大学历史学家蒋廷黻提供的是一种独特的、以现代欧洲早
期国家为模型的中央集权独裁政体，途径是“办实事”。他明确表示，“谁办了实
事，我们就支持、崇拜谁。”甚至公开表示不满意现实政治中的数十人的专制，主read
ing
张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小专制”。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呼吁科学家与政府携手，
为政府能履行其责任提供帮助。早在一九二六年，傅斯年便说，希望中国出现一位
有能力的“独裁者”，“他将把秩序与文明强加给我们”。迟至一九三六年，罗家
伦选定希特勒著《我之奋斗》为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并作序云：“希特
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他们两人同为《新潮》人物，五四学
生运动的悍将；当时著名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即出自罗家伦之手。
曾几何时，风云色变。所有被后来的学者称作“自由知识分子”的，几乎都跑
到拥护独裁的合唱团里去了。剩下胡适在唱独脚戏，后来多出一个配角，就是新月
的老伙伴罗隆基。胡适认为，首先得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就是以“政治”
而非“暴力”的手段解决国内问题。“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
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
力量。”他说，“这一类的新意态不是武力能够永久压服的。在今日这些新意态已
成不可无视的力量的时代，独裁绝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谓“新意态”，其实
就是五四的推动力，胡适得以重温文化运动的旧梦了。罗隆基发表的文章题为《我
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声明站在“国家论”的立场上，从根本上反对独裁制
度。“独裁制度是和平、安宁、秩序、公道的破坏者”。“无论在开明或黑暗的独
裁制度下，它最大仇人是思想自由。独裁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个模型，重新铸
造国人的头脑，这就是思想统一运动”。独裁制的结果，是使“国民成为绝无思想
的机械”。所以，他主张向“党高于国”“党权高于国权”那里收回“国民的政权”。
总之，“我们是绝对的反对独裁制度。我们反对永久的独裁制度，我们亦反对暂时
的独裁制度。我们反对任何党所主张的独裁制度。我们反对任何人所解释的独裁制read
ing
度。”
“党天下”，正是罗隆基在本文首创的一个语词。后来，储安平以此而名惊海
内，只是借用而已。关于政党，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中做过
深入的分析，否认用以表明竞争性的自发政治活动的“政党”与用来形容铁板一块
的统一的“政党”有任何相同之处。李普塞特在《一致与冲突》中这样描述这种党
政合一的极权主义政体：“铁板一块的政体不鼓励公民对体制和在职官员作出区分。
公民们易于把政体与个别领导人的政策相提并论，一些掌权者自然而然地利用对国
家的忠诚来为自己获取支持。在这种社会里，任何对政治领导人或对主要政党的抨
击都很容易被当成攻击政治制度本身的炸弹。有关具体政策或具体义务的争论，很
快便会提出制度存亡的根本性问题。”一党专政，也即党政合一的政体形式，把君
主制和共和制在时间上的接续，放在同一空间中叠合，以“现代性”掩蔽其传统的
反动性质。美国学者柯伟林在回顾中国三十年代这场论争时，以极简明的线条勾画
了总体的轮廓：这些知识分子言论反映了一种思想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提出的中心
问题，已非“是否实行独裁”，而是“实行什么样的独裁”了。
有意思的是，独裁派和民主派双方，原来信奉的都是“好政府主义”。论争是
温和的，在保证现存的政治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胡适持解释的态度，而丁文江们
也不见得奉旨行事，毕竟是“贾府”内部的问题。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没有抗议的
声音。大约也正是为此，柯伟林说胡适的反驳是无力的，“极其脆弱”的。虽然法
西斯主义运动并未因此发展起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相应的意识形态体系，但是一党
专政的独裁性质依然存在；而蒋介石个人，也始终不曾放弃他的“领导原则”，直read
ing
至接受总裁的头衔。
至于知识界，拥护独裁的嚣声刚刚沉落，至四十年代初，又在一个叫作《战国
策》的杂志那里散播出来。有教授者流，即所谓“战国策派”，大谈“学理”，断
言历史已经回复到古代战国时期。“列国阶段”存在着两大潮流：个性焕发的潮流
与国命整合的潮流，而以后者为主导，最后进入大一统的帝国阶段。由于时代的主
流是增强国力，强化全能国家，因此民主政治是理应废弃的。他们批评五四运动，
就因为其中的个性解放潮流，使中国丧失了凝聚力；所以必须拨乱反正，使自由个
体皈依国家。比起三十年代的独裁派，实在毫无新意，只是多出一点哲学文化的油
彩而已。
如此旷日持久的论争，不禁令人想起伯恩斯《领袖论》里的一段话：“权力与
自由是对立的，事实上，权力天生就要捕食自由。权力与自由二者均为合法，不过，
正如伯纳德·贝德所说，它们的活动范围先天性地相牴牾，‘一个是粗暴，不停地
活动，毫无顾忌；一个是谨慎，被动，而且敏感。’ 迪逊指出，欧洲自由宪章已
被权力所认可，而美国的权力宪章却被自由认可。”而中国，连像样的“宪章”这
东西也没有。
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无论是科学与玄学之争或是独裁与民主之争，始终没有
脱离五四的基本命题。这些争论，固然有各种形式之争，包括程序和手段的差异，
但是问题主要是价值观念的实质性冲突，用韦伯的概念，就是“价值领域中的诸神
斗争”。在诸多价值观念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是最基本的。三十年read
ing
代中期发生的“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之争，以文化的容涵性，可以看作
是前期诸多论争的一个汇合。比起启蒙的先驱，“全盘西化”论者带有明显的学术
性倾向；他们以深远的目光，明澈的头脑，挑战的勇气和充分的信心出现在倾斜的
舞台上。但是，他们人数太少，由于缺乏物质性力量的结合，而使固有的理论优势
大大削弱，终于陷落传统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就像彗星一闪而过，除了天文图谱
上记下悲剧般的短暂的光辉，我们再也找不到它遗下的痕迹。
一九三五年一月，陶希圣等十位大学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又称“一十宣言”。宣言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
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
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鉴于这种文化本位思想，必然对
“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实行颠覆。对于欧美文化，宣言承认吸
收“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是反对“全盘承受的态度”；吸收的标准，则明确表
示“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宣言说：“中国是既要有自我认识，也要有世界的
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
认识。”客观，全面，无懈可击。实际上，由于强调“中国本位”，西方文化思想
的引进就是先定的，预设的，有限制的。什么“现代中国”，其实就是中国政府；
其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只能以国家──实质上是上层既得利益者──为主体，而不
可能立足于国民个体。一种具有自由品格的文化，对于失去自由个体的民族而言是
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强调特殊国情，固守本位文化，是抵御和延缓专制政体走
向解体的根本措施。宣言的发起人以学术文化掌门人的身份出现，其实都有着政党
的背景，是“党治文化”的拥护者。陈立夫出出进进，几次介入由宣言引发的文化read
ing
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并非出于纯学术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五四反传统整体性与彻底性，使得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在坚持其固有立
场的时候，不得不退让半步，接纳西学作为工具，借以披饰传统思想，于是，从此，
有了所谓“新传统主义者”之称。单看这名目，就知道五四是建立了功绩的，容不
得抹杀。然而，他们正是借了五四创造的条件，化中为西，反过来攻击西方文化，
包括五四本身。早在《新青年》点燃启蒙之火时，杜亚泉及其《东方杂志》派与之
对峙，就开始批判西方文明，以及新文化运动的西化倾向。梁启超以巴黎和会观察
员身份旅欧，归国以后，发表《欧游心影录》，大力宣传西方科学文明的破灭和东
方精神文明的优越，高叫打破“现代化万能之梦”，一度引起轰动。梁漱溟出版《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著作，以儒家的人生理念批判西方近代科学理性，力倡“回
归”儒家文化，“根本改造”西洋文化，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然而，他们的徒众愈来愈少，后来也就不复为人们感到兴趣了。大约在他们仿效先
辈，“拉车屁股向后”的时候，大家发见了那打在臀部的鲜明的封建纹章的罢？代
之而起的，被叫作“新儒家”。据说这一概念，是在张君劢出版其英文著作《新儒
家》之后才变得通用起来的，但是范围并不严格。在这里，主要是指活跃在三四十
年代的一群学者，代表人物有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等。面对中国
的变局，这批人物怀有一种深重的危机感，于是决心投入民族文化的重建工作。他
们把哲学视作文化的内核，着意择取最富于民族文化特点和伦理精神象征的宋明道
学作为材料，利用西方哲学的学术语言，建构新的价值体系，以求从根本上影响和
改造民族生活，“上追先哲之精神，翼吾族类，庶几免于危亡。”不论他们的哲学
路向有着怎样的不同，也不论他们是否参与了文化建设问题的大论战，反对“全盘read
ing
西化”和维护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是“儒”。熊十力把当时中国的历
史境遇比作五代时期，因受佛教的冲击而陷于分裂，因此，他提出必须学习宋儒，
使民族精神团聚在孔孟的道统中。冯友兰论证“中体西用”时说，中国宁可在现代
化的道路上走得慢一些，也要维护传统的立国精神。针对“全盘西化”，贺麟提出
“全盘化西”的主张，所谓“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极力阐扬以臣
民对国家的绝对义务为核心的新三纲五常。可见，现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势力是十分
雄厚的；在清静虚玄的形而上境地里，竟然充塞着如此陈腐呛人的气息！
早在五四时期，通过启蒙，通过东西方文化论争，相关的观点已经表达无遗，
学习西方成了一种共识。鲁迅说：“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
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
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伪面全都
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
小巧的玩意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
萌芽。”然而中国人健忘，正如他所说，中国的改革往往反复，多年的沉滓只要被
搅拌一下就又泛起来了。不过，在此“一十宣言”发表之际，当年扫荡旧物大呼猛
进的人物如陈独秀，已在国民党狱中；鲁迅自是坚持原来的激进立场，却是独立卓
行，不为别的人为的运动所羁；惟余胡适一人正面应战。关于东西方文化，胡适曾
经说过，在早期与梁漱溟等人的论争中，便已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态度”。这种态
度就是：“一方面公开地承认我们自身的弱点，东方文化中所有的糟粕；而另一方
面又以一种坦诚的态度来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不仅是物质繁荣而且是精神的实质。”
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文化观方面却显得相当激进。他否定东方有read
ing
所谓“精神文明”，亵渎东方式的“深沉智慧”，认为是对人类正当的精神需求的
压抑、阻挠和禁锢。在文化问题上，他反对诸如“选择性现代化”的折衷态度，主
张“全盘西化”。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肯认错了，方
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他公开著文批驳“本位文化”论，指出中国的问题不
在于“中国本位”的摇坠，而在旧文化的惰性太大。所以，中国应当虚心接受世界
文化，与之自由交流，以促进传统文化的变革。但是，他到底给论敌留下了缺口，
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他提出以笨拙的“充分世界化”代替原先的
“全盘西化”的说法，原因是后者惹出“许多吹毛求疵的争论”。他承认，“全盘
西化”从量的角度看不易实现，并且文明就其本性而言是保守的。在胡适的后面，
是一个年轻的顽强的狙击手：陈序经。这位来自南蛮之地的战士，挑起“全盘西化”
的旗帜，荷戟叫阵，不挂盔甲，同来自多个方面的论敌交锋。他不但批判了辜鸿铭
和梁漱溟等的复古主张、折衷主义的几大派别，而且，对陈独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
的不彻底性也提出了批评；在胡适主办刊物上，说胡适的文化主张实际上是调和折
中派的一个支流。他认为，文化的差异，其真正的意义是时间的差异。西洋文化，
是新的文化，现代世界的文化。世界任何一国都是朝向这种文化，采纳这种文化，
没有哪一个进步的国家是例外的。可是，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在时间上或是空间上，
所谓发展不外是死板的延长和放大，决无改变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进步了。他援引
黑格尔的话说：“过去的中国，就是现在的中国，而现在的中国，也就是过去的中
国。”从东西文化接触以后的事实、发展的趋势和目前的需要来看，中国是不能不
整个地全盘西化的。要彻底的全盘西化，除非彻底打破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垄断，解
放个性，发展个性，提倡作为西方近代文化的主力的个人主义。但是，我们没有痛
定思痛去变换态度。对于西洋文化，外来东西，我们从来是蔑视排挤以致趋于畏惧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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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顾西化的全部历史，错误就在于迟疑不决的态度上面。在此，他使用俾斯麦
的判断：中国和日本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
种学术，讲求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中国人到欧洲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
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完事。他以印第安人和美国黑人的命运做比较，说：
“一个中国人不愿去接受现代趋势的西洋文化，而要保留过去的文化，从一个旁观
人来看起来，他必定说道：其异于奴隶者几希？”
然而，“全盘西化”要实施起来实在太难，而作为一种理论，在已有几千年传
统的国度里传播，也如跟奴隶讲说期货交易或者环球旅行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学者施瓦支指出，“破坏”和“危险”，这是西欧和中国的启蒙先驱受到的共
同责难；但是，中国的启蒙者还多出一个罪名，就是“非中国化”。在讲究忠孝的
人们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对于文化，从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态度：一种是受
进化史观的影响，侧重于历时性的文化变迁，因此承认文化有先后优劣之分；另一
种是相对主义的，共时性的，重在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站在变革的立场上，大抵
取前一种态度。“全盘西化”，就是承认西方文化从观念到制度的先进性。艾森斯
塔德在其著作中这样描述现代化的轨迹：“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
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
国家，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西方是现代化的起
点，原点；所谓“西化”，就是现代化。这是一个事实。波普说：“我相信，尽管
有我们可以十分正当地挑剔的一切缺点，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所曾知
道的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
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这也是事实。“全盘西化”所以不同于“文化殖民”，read
ing
是因为后者的主体是“文化帝国主义”，它是带侵略性的，支配的，控制的；对于
殖民国家来说，相反则是被动的，被支配和被控制的。在五四人物那里，西方的东
西都是“拿来”的，而不是被迫接受别人硬塞进来的东西，如清廷的统治者对待英
国的鸦片和炮弹一样。在这里，侵略与非侵略带有划界的意义，决定了政治/ 文化
革新运动的性质。其实，“西化”之西，也只能是部分之西。譬如政制，是英式的
立宪，还是美式的共和？譬如主义，是自由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即以社会主义论，
是欧文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还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在
“西化”过程中，也就势必要在众多的，其中包括互相牴牾的思想学说和文化制度
中进行分析、研究和选择。这个选择的过程，也就是“化西”的过程。由于不同民
族的诸多因素的作用，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变异。所谓“南橘北枳”，
这在生物界是一个公理，文化变迁亦然。批判即选择，它是隐含在变异之内的。这
样，说到底还是“中体西用”。问题是保守主义者打出“中体西用”的口号而又要
反对“全盘西化”，实质上是拒绝充分“用西”，以保持原来的一成不变的“中体”。
恰恰相反，“全盘西化”论者的目的，则是要改变这“中体”。在这里，弄清楚理
想、手段和事实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要变革文化主体，“全盘西化”，作为对抗
传统文化霸权的口号才被提了出来。由于“西化”是一个选择过程，因此“全盘”
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所以仍然要坚持“全盘西化”者，要而言之，乃是一种态度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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