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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gam (断情),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五四之魂（下）5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04日21:13:08 星期一), 站内信件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观察》杂志围绕这个
问题展开过一场松散的争论。这个问题，牵涉到对国共两党斗争的前途的看法。所
谓“天下不归杨，则归墨”，知识者是必须从中做出选择的。“自由主义者”对共
产党心存疑虑，当然也与对国民党尚怀希望是有联系的。发起争论的杨人楩教授声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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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中共根本上是否定自由的，它的干预比国民党更为严厉。张东荪说：“至于中
共，我们觉得它的组织太强大，不适于一个民主国家。”储安平则认为，从经济的
准则来说，中共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
在时间的峡谷里，没有任何从容思考的余地。无论信仰也好，抗拒也好，疑虑
也好，时代列车的巨轮是轰隆轰隆地开过来了！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正是在发生五四
运动的古老而年轻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在五万万人中间，所有的知识分子，怀着期
待的、兴奋的、间或焦虑的心情，都听到了喧天的礼炮，和毛泽东的宏伟坚定的声
音：“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土改。镇反。三五反。各个领域，以异常的速度进行毁坏和重建的工作。知识
分子队伍也在重新整合，从生活到思想，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局外。首先是进入
“单位”。美国著名记者巴特菲尔德以他在中国的体验，总结说：“单位是中国社
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5 ）单位教会知识
分子认识：“组织”是什么东西，这个从纺织物那里引伸出来的语词是何等严密。
通过单位，他们领取工资；通过单位，他们认识自己的同行、领导、同志和敌人，
同社会发生关系；甚至通过单位，认识自己的思想。单位是一个巨物，无所不包，
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其神秘而威严的存在。作为“单位人”，他们被赋予一种集体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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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归属感；惟其如此，才觉得自己的渺小，任何独立的企图，转瞬之间就会变得
孤立无援。他们被“分子化”了。他们害怕为组织所抛弃。这种依附关系和危机感
的产生，使他们从外部到内部，从被动到自觉，变得十分顺从。
在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知识分子得不到平等的关怀与尊重。“解放
区”与“国统区”，党内与党外，组织与非组织，所受到的信任和使用的程度是不
同的。在这里，从档案管理到日常生活，都产生了一种对“身份”的普遍的重视与
认同。在这个基础上，随之萌生种种的优越感或自卑感，萌生依靠组织谋取身份的
欲望，同时也萌生着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
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大学、报社、杂志社、出版机构，剧团等等，全部国有
化。社会上不再出现个人组织的社团，职业性团体如“作协”、“文联”，实际上
也都成为了“国家组织”。作品必须经过审查，不能随意发表。上海书店通知沈从
文，即称：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
毁。其实，这种文艺禁令，此前早就成文或不成文地存在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完稿后，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因为曾经有人指责为“同情地主”、“反
映的是富农路线”等，难以获准出版。连根据茅盾小说《腐蚀》改编的电影，刚刚
问世，也因被指责为有同情特务等立场问题，被公安部下令禁演。萧也牧的小说《
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同名电影曾经电影界负责人夏衍的推荐，同样因受批判
而停映。夏衍本人写的剧本《考验》，被柯庆施下令停演。建国初，禁区已经相当
森严。这是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所决定了的。长期以来，由战争培养起来的敌
情观念和军事化作风对文化的介入，沿袭下来而成了一种常态。所谓“运动”，不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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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在此基础上的集中强化而已。
的确，“运动”是一种可怕的体验。运动依赖组织又高出于组织之上，有它独
特的规律和形态。由于权力趋于集中，缺乏制衡，各级组织都存在着可能的凹陷和
缝隙，于是政治思想运动成了必要的补充。“思想改造”运动，是知识分子建国后
经历的第一次运动。运动发生很早，始于一九五一年，首先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
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小
资产阶级性质，“世界观”的转变，以及任务问题。因为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
合，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放弃独立的一切，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后来，
毛泽东陆续提出的“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
“五七指示”等等，都是这种普及化、一体化的思想。这场运动波及所有重要城市
地区，使用了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包括群众大会、“小
组斗争会”、公开批判、口头或书面表态、坦白交代并承认“错误思想”等。运动
从文艺界及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然后扩展到中小学教师，甚至波及学生，于一九
五二年结束。比起“土改”和“镇反”，（6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显得较为温
和，但是，精神的威慑力仍然是强大的。
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中，毛泽东特别注重意识形态问题。在政治斗争和经
济建设以压倒的优势向前进行的时候，他不时出现在文化前哨，独自指挥一场又一
场战役。其中包括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梁漱溟，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
胡适思想，批判《文艺报》，直到批判乃至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胡风“集
团”案中，私人通信被当成罪证，而且加了“钦批”由党报率先发表，逮捕也是不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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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准”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刚刚通过的宪法成了一张废纸。
此间，知识分子心理发生了极其复杂微妙的变化。作家萧乾有一段话描述说：
“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由白区投奔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
命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地捧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
的老同志打听一九四二年整风的盛况，批《武训传》时，我们这些留过洋的，赶紧
聚在一起检查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三反五反本来同知识分子不大沾边儿，大家也
主动认真地深挖起灵魂里的资产阶级根子。那时的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学术界文艺界
非党人士的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寻找在感情上同工农兵的差距，
反省过去对西方文艺的盲目崇拜，同时歌颂斯大林，歌颂苏联，歌颂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检讨”，或称“思想汇报”，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一种流行文体，在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世界知识分子历史上，也不失为一种奇观。他
们紧张、忧虑、恐惧，像沈从文就因为无法接受这种精神压力--郭沫若称他“一
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一度精神失常。有人因此改变多年形成
的生活习惯，如萧乾所自述的，即在胡风等人因信函获罪入狱后，写信和讲话都懂
得了克制。他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
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有人因此改变自己
的职业和工作，如作家骆宾基，在胡风事件后，从此转向古金文甲骨文研究。一些
在国民党退离大陆时坚持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徐訏、张爱玲等，则先后奔赴香港。
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里，自卑是最普遍的心理。一批著名学者以同样的话语形式否
定自己，哲学家冯友兰一九四九年十月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是“犯错误的人”，
同时表示“愿为社会主义做点工作”；稍后出访印度，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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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贺麟一九五一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
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表示赞同唯物论。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
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
过一遍。”政治学家钱端升发表文章，以《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为
题发表文章，在完全否定自己的同时，否定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说：“北京
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
想 D―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
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五四时代的那份尊严，那份自
信，那份浪漫主义激情，至今已是迢遥的记忆，不复见诸于知识分子及其文本之中。
经济的繁荣，国力的上升，掩盖了严重的知识分子问题。本来，在一个小农国
家里，文化和文化人是得不到重视的，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利用了这
种习惯心理，把一场意想中的重大政治运动称作“文化大革命”，借以遮蔽目标，
尽可能减少来自政治方面的阻力。总之，知识分子命运与社会无关，即使出现胡风
案，也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对于公然违宪的行为，人们不加谴责和制止；大约在
他们看来，只要是阶级敌人，动用怎样的惩罚手段是无关紧要的，何况是极少数。
直至“右派翻天”，他们才赫然发现：共和国竟然有这么多有文化的敌人！
如何管理中国？如何创造现代经济？这是一个问题。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规范
化科学化的要求愈来愈明显，行政机构也变得愈加庞大、臃肿，指挥不便。这些对
于一个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且习惯于游击式行动的人来说，构成相当的心
理压力是无疑的。毛泽东决心走自己的路。一九五六年，国际大气候不佳，赫鲁晓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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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在苏联二十大作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发生。毛泽东不愧为辩
证法大师，善于变化，随时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此时，则决定利用民主党派和
知识分子力量，解决党内矛盾。经过一阵短暂的云雨低迷，风雷过处，果然出现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又发出毛泽
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此前，周恩来总理作过《关于知识
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双百”口号作了题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毛泽东本人也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报告。这些报告，不断给知识分子以鼓舞，尤其是“双百”口号，那关于科学、
民主与自由的五四式的潜号召，恢复了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在经过一番“动员”之
后，他们果然大胆地“鸣放”起来了。
最激进的是大学生。以“大学风暴”闻名于世的活动，于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大
学开始，也称“五一九民主运动”。一份学生刊物《广场》的发刊词写道：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
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
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
是五四举火的地方！泽东决心走自己的路。一九五六年，国际大气候不佳，赫鲁晓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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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
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
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学生将批评性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学校的建筑物和教室的墙上；大字报的集
中地称为民主墙，正是在这里出现了 章 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第 份译稿。运动发展
成为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露天集会，这些活动都集中在校园内重新命名的民主广
场上。自发组织的团体开始涌现出来，散发传单和油印小报，讨论会，辩论会，没
有平静的地方。从校内到校外，从中国到苏联，从减少学校党委会的职权到反对官
僚主义，从反对个人迷信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再评价，从人事档案制度到民主选举，
甚至到所谓“新阶级”制度，他们纵意谈论，无所顾忌，公开亵渎神圣之物。从拥
护党的立场出发批评党，从社会主义本身寻找标准批评社会主义，这种被称为“体
制内的批评”，自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六月初，学生运动进入高潮。这时，野火
从大学向中学蔓延，而且愈来愈猛烈。
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党外人士。他们没有青年学生的过激行为，
只是在座谈会上发言，在报上写写文章；但是言辞是激烈的，批评也显得更系统，
更广泛，更集中。其中，知识分子和民主问题尤其突出。在这里，民主总是同党连
在一起。章伯钧著名的“政治设计院”，还有关于党与非党、党与政府、党与群众
等诸多的批评意见，被看作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挑战，不是没有根由
的。储安平分明把共产党同国民党混同起来，所以才会在一个近于亮相的重要场合，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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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使用罗隆基当年自造的语词：“党天下”。
“鸣放”的一群实在走得太远了。毛泽东开始叫停。六月八日，一直带头鼓吹
鸣放的《人民日报》社论突然变调：《这是为什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击”一词，
用语未免过于夸大；右派“进攻”惟用言论做炮弹，用毛泽东的话说，“事情好办，
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当整风运动一旦被宣告转为反右斗争之后，那些高
举“义旗”的鸣放人物，便纷纷扯起白旗，换了跟储安平同样的模式检讨自己：
“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共五十五万余人，
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由来是“团结，利用，改造”，
“改造”是最后的。接着，这些戴了帽子――“戴帽”或者“摘帽”，在世界通用
的政治大辞典中是查不到的――的人，便分别留在原单位监督劳动或被遣返乡下，
押送到劳改营，或者投荒万里作“流囚”。他们的经历，完全可以用一个右派分子
回忆录的名字来概括：“九死一生”。
这次反右运动，大体上被认为是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起点，就像邓小平
说的，“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斗争
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7 ）同样的逻辑，也就被认为是“左”的指导思想
“偏离”“八大路线”的转折点，如薄一波所说（8 ）。在这里，我们不妨转换一
个思想文化的角度。五四传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科学理性、自由民主、人，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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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的源头，就外部而言，早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所中断，为战争所中断，为国民
党一党专政所中断。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和平建国的新阶段，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合
理的承续；在某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从不间
断，使它蒙受损害。反右斗争以言治罪，株连家属，覆盖面如此之大，是世所罕见
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背弃。背弃这一传统，其后果之严重，
正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形容的：“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人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
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
接着他说：“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
成功后都受了罪。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件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蚀革命者了。”(9)
大跃进是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尝试，然而这个尝试遭到惨败。虽然在庐山会议的斗争
中，他始终是赢家，却无疑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几年间，他曾发起过类
似“四清”之类的运动，试图释放这种压力，结果没有成功。他必须找到一种彻底
解决的办法。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在他那里，政治斗争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明确，理
论上也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一套；就在这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被
提了出来。可是，在他的同志中间，这个危险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普遍的警觉。这样，
一个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于一九六六年通过
一出历史剧突然引爆了。
挥 引起普遍的警觉。这样，
一个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像一枚
重磅炸弹，于一九六六年通过
一出历史剧突然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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