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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gam (断情),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五四之魂（下）6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04日21:13:47 星期一), 站内信件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的起源，是一个因，但更多的是果。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
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那里翻过来看这个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不但毛泽东
思想被推到了“顶峰”，流通在各个领域的被称为“左”的东西，各种潜在的矛盾
和危机都发展到了顶峰。毛泽东就是站在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问题的顶峰-，ading
-之上发动他的“革命”。他所以能够在“全面不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推行他
的计划而直奔目标，至少有两根固定的操纵杆与临时装置的方向盘连在一起：其一
是反对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的战略方针，要制造“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
鲁晓夫”实在太方便了，更不用说臭知识分子；其二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权威
主义的确立，使个人领袖处于独尊的地位。当然，个人魅力也不失为一个因素，那
种享受斗争的挑战性格和自由意志，对热情、轻信、好动，具有天然崇拜倾向的青
年学生是特别富于吸引力的。加以运动一开始，就鼓励采取“大民主”的手段，这
在长期因为民主空气稀薄而感到压抑的广大的人们那里，自然容易产生共鸣，难怪
居高一呼，天下风从了。
有人以五四的文化性、社会性比附文革，其实大谬。文革只是一九五七年反右
运动的放大。如果要分期，文革可简单地裁为两截：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此为
红卫兵时期，特点是造反，混乱，无序；后期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为新秩序
时期，建立革委会、收拾造反者、进入斗批改。同样是一乱一治，乱极而治。只是
文革比反右更具规模，更复杂，也更荒诞；因为局面宏大而控制不了，才有部队以
“支左”名义的介入；不过惟其如此，正好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武斗
的出现也许是预想不到的，然而无非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表现而已。其间，出现过
许多“新生事物”，如样板戏、赤脚医生、“三结合”、学习班、交白卷、大批判
写作组、工农兵学员等等，也都是建国后毛泽东系列试验的持续性或一次性展览，
没有什么新意。毛泽东本人的“最新指示”，诸如“吐故纳新”，“走资派还在走”
之类，也多是对运动现象的一种点评式总结，而非理论上的创造，是毛泽东思想体
系中固有的东西。顶峰。毛泽东就是站在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问题的顶峰-，ading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对五四也曾作过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五四精神，
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都有着明显的矛盾和抵牾之处。尤其是文革，他容忍甚或鼓
励个人崇拜，过于集中权力而独断专行，采取一种封闭而非开放的观点看待中国社
会，满足于一种恩赐的自由和民主，这些都是脱离了五四精神的。五四全面反传统，
而他对传统的观念多所偏爱和保留，轻视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反知识主义倾向，民
粹主义倾向。作为启蒙运动，五四无疑重视思想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五四的
启蒙，思想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新生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在
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就是“意识形态专政”；但是，这种专政，是在反传统的名义
下对本土文化、农民传统的新的发扬。
除去背景的差异，在性质及其表现形态上，文革与五四南辕北辙，存在根本的
不同。一、五四是知识分子自组织，文革是他组织。“大宪章”《十六条》虽然声
称“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已，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情况恰好相
反。姑不论后期对国家权力的强化，即使在前期，也是受“中央文革”的指挥和控
制的。所谓“炮打司令部”，打的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论怎样高喊着“踢
开党委闹革命”，最高统帅和副统帅是不能炮轰的。五四时期是弱政府，所以有众
声喧哗。文革期间，即使各级领导被打倒，“靠边站”，最高权力始终不曾悬置或
空缺。两报一刊，舆论一律，表现出高度的指挥效能。因此，说文革是“直接民主”
固然失实，指为“无政府状态”也不确。一声令下，民主就立即收起来了，怎么可
能“无政府”呢？二、五四重估一切价值，打倒一切偶像，真个是摧枯拉朽。文革
个人迷信盛行：红宝书、语录歌、忠字舞、红海洋；还有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弥，ading
漫着一种宗教气息。三、作为运动的主体，五四主要是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时
期起着启蒙作用，青年学生是后起的；在反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他们目标一致，配
合密切，是一支完整的队伍。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被批判和清理的对象。五四
的一代，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就说青年学生，也都具有相当的学养。文革时代的学
生基本是“聋”和“哑”的一代，他们对西方文化除了敌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
是一种畸形教育的牺牲品。由于他们的无知，轻信，往往造成过火的盲目行动，因
此长期遭到在文革中受过损害的知识者的痛恨，斥为“流氓”“痞子”，把时代的
暴行完全归结于他们，而始终得不到原宥。四、五四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联合体，
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和个体性。文革的造反派成分比较复杂，大约有部分在他们的造
反行动中反映了社会底层的要求，从而给运动带来惟一的亮点；但是，相当部分是
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并不代表民间立场。五、五四是天然的群众运动，具有先
在的开放性和公开性。文革则是有预谋的，有目的有步骤展开的群众性运动，带有
神秘的性质，许多重大事件也都蒙上了一层拜占庭式的气氛。六、五四的参与者，
都是真理的追随者，是真诚的理想主义信徒。文革的乌托邦色彩是浓厚的，但是带
有欺蒙性。利用人们对民主变革的要求，例如在《十六条》写上巴黎公社原则，一
开始就以它的权威主义，出身论，有关“正统”“嫡系”的派性争夺等等，显示了
一种喜剧色彩。五四的冲突，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理想的冲突。而文革，则更多地
表现为实际利益的冲突，愈到后来愈是如此。七、五四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运动，文
化运动，由此必然是多元多向的；所谓斗争也都处于同一层面上，是书面的争论和
角逐。没有王者，没有公认的权威，也不需要大法官。文革号召“从灵魂深处爆发
革命”，目的在于剥夺独立的思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完全惟
“最高指示”是从。它实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其间充满了政治歧视，各种凌侮、，ading
压制和迫害。《十六条》满纸是“革命”的权利，惟独没有生命权。美国著名法理
学家德沃金指出：“如果政府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它也就不能认真对待法。”整个
运动以暴力著称，毫无法律可言。单就官方承认的数字，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
十年间，就有三点五万人被折磨致死。八、文革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
其实只在形式和皮毛，并没有触及文化体制和观念中的封建主义，所以才有把林彪
作为“接班人”写上宪法之举。这种“政治继承权”，显然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而
五四是彻底反封建的。九、与此相关，文革把几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称之为“帝修
反”、“资产阶级货色”而加以排拒，与列宁让无产阶级“掌握资本主义遗留下来
的一切文化”的思想大相径庭。五四则是“全盘西化”，反排外主义的。十、五四
旨在摧毁现存秩序，文革则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却 ∏『次懒四诓 亟待改革的部分。
五四不打革命的名目，却有革命的灵魂。文革从总体上不具革命性，没有新的主题，
新的思想，新的成果。十一、五四是伦理革命，是在反对封建道德的基础上，重建
人性的道德。在文革，道德与良知成了革命的对象。人们变得狭隘、冷漠、嫉恨、
残酷、虚伪，告密和仇杀之风盛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公平地说，是长期
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在文革，道德的摧残尤为严重；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
就不仅仅是属于一代人的了。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说：“五四精神有退无进”，甚至说了“五四失精神”
的话。倘说这精神一脉尚存，那么及至此时，则已完全为文革所扼死。知识分子跌
落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困厄的境地，人格也变为从来没有过的卑贱。剧作家曹禺回忆
说：“‘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
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ading
“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
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
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历史学家范文澜受了中央文革组长康生、陈伯达批评后，立即写信给刘大年：“请
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接
着又写一信给黎澍：“你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
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那
时候，不少人被逼自杀。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前，口袋装有遗书，其辞为：“我实
在交不去（出）来/ 走了这条绝路/ 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毛主席万
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梁漱溟不甘寂寞，却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
东，表示赞成文革：“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
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
要。……当红卫兵来临，我以维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诗人郭小川在五七
干校时致信妻子说：“早已下定决心，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永远在学习
毛泽东思想，和工农兵结合中改造世界观，永远生活战斗在第一线。”在宣布恢复
党的组织生活时，又致信妻子说：“我的‘斗私批修’并不好，尚有一个问题需要
补斗。……同志们都在祝贺我，但我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新起点，没有什么可满足
的，只是斗争和改造的任务更加加重而已。”五七干校本来是一个带有集体惩罚性
质的劳动场所，臧克家陶然写了大量赞美诗。他在诗集《忆向阳》的序言中写道：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了湖北咸宁干校。这个日子，
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一九七五年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随即写诗助阵；一年过后形势大变，复歌颂“英明领袖”及“老一辈无产，ading
阶级革命家”。不论风向如何，唱颂歌是诗人的本份。一些荣幸进入御用写作班子
的如“梁效”“石一歌”辈，把灵魂卖给权势者，至今讳莫如深。其中，如周一良
著书回忆，题为“毕竟是书生”，分明为自己开脱；余秋雨大论“嫉妒”而骂“小
人”，则要努力保持“文明的、高贵的社会形象”，使“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
云。
“士风”如此，怎么可能指望从中产生独立的思想者呢？倒是极个别的“士林”
之外的人物，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以他们诚实的声音打破了禁锢的沉默。
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里，诚实就是思想。他们的文章，日记，言词，诚然说不
上“深刻”，但是价值连城，是那些专一阐释别人的“思想”而自以为高贵的学者
的论著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他们竟死于屠刀之下！在历史的记忆中，有那么一根
喉管，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滴血！
雅斯贝斯──一个经历过纳粹和二战的人──说：“必须有新闻出版自由，集
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人们允许进行说服和实行宣传，并且在自由竞争中进行。即使
在战争时期，也必须保证观点的自由交流。”然而，在文革期间，连观点交流的可
能性也没有，思想只能进入地下状态。也就是说，真正的思想者，只能是地下思想
者。数十年间，包括文革，在知识分子中间堪称“思想者”的，实在只有张中晓和
顾准两人。这里称为“地下思想者”，还因为他们的文字，都是在身后由亲属或他
人整理并辗转托人出版的。他们不见天光。
正如张中晓作为最年轻的“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过早地领受人生的苦难一，ading
样，顾准两次被打成右派，妻子自杀，儿女与他划清界限，可谓历尽沧桑。他们都
是在个人一生的重大挫折中开始其思想苦旅的。因为，他们的思想，不是那种书斋
里冥想的产物，而是紧连着他们的血肉，饱含生命的质感。
五十年代末，顾准已经初步形成了他的较成系统的非正统思想。文革的冲击，
给他造成一定的干扰。其一是“平等卑贱”。作为右派，他早已被打倒在地，无论
运动如何进行都不可能改变他的罪人身份，而一些“大人物”的被打倒，身份则可
以从此不同。这次“横扫”的运动，使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获得了一种“平等”。
除了平等地受罪，是永远──至少在过去──是无法获得别的平等的。文革以一种
大破坏的方式，反对为他所痛恨的特权。此外，还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反对苏
修”而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一直沿袭的苏联制度。这种庞大的僵化的官僚制度，也
是他所深恶而痛绝的。他的思想，因了新的刺激而产生相对的波动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在他的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用流行的个人崇拜用
语，如“伟大战略部署”，“光辉无际”，“活学活用”等记录对时局的看法和日
常行为；多次论析“世界革命中心”论，表达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赞美当时具体的
路线、政策、制度，从“抓革命”，“斗批改”直到“整党建党大批判”；记述在
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自觉性，乃至为当权者设想，写下种种越俎代庖的计划，其中
包括农业、财政、外贸与建设，还有国际问题。直到一九七二年，才消除了幻想，
决心放弃“轻信”的态度。这时，他不但恢复了一个思想者的常态，而且以急跑步
的速度，进入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光辉的思想时期。
政治民主是顾准探索的中心。如果说张中晓发掘和利用的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材，ading
料，顾准则是更积极地向西方索取思想资源。为了发现寻找民主的道路，他远溯希
腊政治史。通过比较，他肯定雅典的民主传统，而否定斯巴达的“民主集体主义，
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关于斯巴达，他自述说：“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
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
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
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
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
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
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
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他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他
的伟大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其实，在这里，他写下的正是对中国前途的忧虑。
他说：“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
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
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虽然，这也是没有法子想的
事。关于现代民主，顾准明确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这首先因为，它具
有“资本主义精神”。他强调这种精神，或称思想的重要性，说：“西方思想确实
善于批判。政治权威当然是批判对象。任何既得权利都是批判对象。……他们的批
判，似乎总是在促进进步。他们不善感恩。……他们的话却更多地是反对既得利益
集团的。”他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正在发
展批判。”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惟其有了这种精神，才如顾准所说，
“资本主义老是在发展成长”。其次，顾准是十分看重民主形式的，并不像现在有
名的学者何新说的那样：“我个人认为形式民主不是评价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的惟，ading
一标准。一个国家有没有议会制度，有没有多党制，有没有直接选举，并不是评价
它有没有民主的标志，关键在于实质。”大约在何新看来，实质和形式问题可以分
开，所以说“当前中国的最大目标，是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要在这个前
提下，才能有条不紊地解决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当务之急并不是引进
西方的代议民主制。”（11）顾准恰恰鼓吹这种代议民主制，认为这是目前惟一可
行的形式；而且，又恰恰把民主看得高于一切，认为所有一切都只能在“一定的气
氛”下才是可能的，而这气氛，就是“多元主义的哲学、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
在顾准那里，民主是进步的前提，扼杀了民主也就扼杀了进步。而进步是最终的。
总之，顾准是反对“大一统”的。他说“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
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他提出抨击“中国思想”，张中晓称作“中土思想”，
主要目标就是这“大一统”。他比较中国和西方制度的不同，说：“他们的封建制
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间的
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由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规定身份的契约。中国，
这类问题由简单的十六个字加以解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权威主义，无为政治和愚民政策，都包容在“大一统”里面，是
“大一统”的派生物。顾准认为，那种关于中国可以从内部生长出资本主义的说法
是一种侈谈，原因就在于这“大一统”，在中国传统内部没有这种变异的资源。他
解释说，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属于
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
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
名的学者何新说的那样：“我个人认为形式民主不是评价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的惟，ading
顾准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采掘西方的民主资源，实行思想的多元
化和政治的多元化。他说：“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
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
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惟其
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对于“直接民主”，最好的例子是
雅典民主。这是为马克思所深爱，也为顾准所崇尚的；问题是，这种多中心的坚持
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在顾准看来，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要
实行，除非复古，而复古是行不通的。因此，他极力推崇英国的代议制，认为这种
“间接政治”，是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
为止，还没有哪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他多次强调，在广土众民的国家里是无法
实行直接民主的。他说：“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
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的程度。”他特别强调说：“现
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
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
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
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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