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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gam (断情),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五四之魂（下）9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04日21:16:11 星期一), 站内信件


英国的柏克，这名字近来被学界鼓吹得很响亮了。哈耶克——英式自由主义的
拥护者——是将他与休谟、斯密并列为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的。其实，柏克除了对
等级制，士绅精英的统治传统十分尊重，这个对巴士底狱被毁感到遗憾的学者，在
他心目中的自由只能是贵族的自由。对于他一七九0 年出版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著
作《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有“自由主义之父”之称的贡斯当指出：“该书的荒谬
之处比该书的字数还多。”英国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认为，柏克的主张中有
某些东西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他说：“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ading
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对于法国大革命，直到一
七九一年六月，他还有过很明确的表态：“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人民去攻
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在法国，意
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
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
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谬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针对柏克对法国大革命
的攻击，终生献身于革命和民主宣传的潘恩随即作出反应，写过一个著名的后来称
作《人权论》的小册子，公开与之论战。他辩护说，法国革命“蓄意要摧毁的对象
是原则而不是人”。人民的行动被攻击为“暴行”者，他认为，“他们是从统治他
们的政府那里学来的，而把他们司空见惯的刑罚作为报复”。“政府企图用恐怖的
手段来对付最下层阶级的人，从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最坏的影响。他们清楚地感到
自己是要针对的目标，因而他们也倒过来自己动手干这些教给他们的恐怖事儿”。
他认为柏克蓄意将事实加以“戏剧性的夸大”，指出：“这些暴行并非革命的原则
所致，而是出于革命发生前就已存在的坏思想，这种思想正是革命要加以改造的。”
在回答柏克对大革命的攻击，他这样评析柏克的立场：“柏克先生为什么要恼怒呢？
啊！原来柏克先生用意并不在法国的国民，而在法国的宫廷；每一个惟恐遭到同样
命运的欧洲宫廷都在同声哀悼。他既不是以一个法国人也不是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
而是以各国闻名而无人为友的那样一个阿谀奉承的家伙的身份，即廷臣的身份，来
写作的……所有宫廷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对一个宫廷或廷臣而言，没有比法国革
命更可怕的了。”
法国大革命作为一次政治革命，成了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五四的灵魂。所以，，ading
五四的激进主义，在当时就引起国内的保守分子和外国观察家的恐慌。杜威曾经指
出，他们大多数在看待中国问题时，“都怀着一种认为它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不
愿意改革的先入之见”。所谓“先入之见”，也就是施瓦支所说的目的论。他也曾
很明确地指出过：“目的论曾一再歪曲五四的历史。人们在追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
运动时，一再说它把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引’到了别的事件上：一九四九年的解放，
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使用这种
‘由……导致……的方法描述历史的人中，既有学者，也有专门从事政治的人。”
九十年代利用“目的论”批判五四，否定五四的知识分子平民性质及其革命意义，
可以说是八十年来所有颠覆五四的言论和事件的一次集中的倒影。这些学者一方面
批判卢梭及其同时代人的理性主义；一方面使用犬儒式的理性主义──通过所谓
“学理”进行“后验主义”的理性建构──而根本不予考虑历史发展情势的必然性、
急迫性，以及人类个体生存价值的合理性。这种超乎实际的民主和自由需求之上的
关于“主义”优劣的文化类比是典型的学者的把戏，其荒谬之处，首先在于脱离具
体的民族历史环境，脱离惟有他们可以给出惟一的评判标准的当代人的生存。
傅瑞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指出：由于一九一七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对于一种可能的、被人们希望和相信的，但是还没有内容的未来而言，法国大革命
就不再是一个模型，而是演变成为一个有一九一七年十月这个日期记载的现实事件
之母。于是，对于这样两次革命的说法，也就发生了互相混杂和影响。因此二百年
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便成了一切起源的记叙，一种关于同一性的叙说。
五四在中国有着同样的命运。由于五四过早夭折，它的实质性意义无法得到彰，ading
显，而它那种赋予革命形貌的外在的东西，便与“文化大革命”等现实中的破坏性
事件在一些学者那里混淆起来，成了民族的祸害之母。
知识分子与精神五四的一代做了些什么？
我们的一代做了些什么？
而此刻，我们站在哪里看待这一切？
如果我们把五四的一代看作是一群可恶的离经叛道分子，复仇主义者，青年暴
徒，梦游症患者，白痴，自大狂，西洋文化丐帮，口号制造商，纵火犯，教唆专家
；如果我们让他们放下手中的唐吉诃德长矛，改执盾牌；让他们从星散的各地集中
到指挥刀下，所有的动作，都服从于同一支号角；甚至让他们没入更浩大的群队里，
犹如海洋有水，却不见河流和涓滴，没有独立的奔流；如果不承认知识分子的主体
价值，把激进主义除掉，那么五四将成为空白。如果我们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狂
飙式风格，认同他们的破坏和建设，五四就是一个年青的建筑群。然而那么多矗立
的群体，今天也只余一片瓦砾场了。
五四死了。五四早已整个地陷落。我们看到的是包围在外部的十字军，火光熊
熊，杀声震天，原来墙垣之内早已喑哑。自由的确总是处于守势，处于危险之中。
正如雅斯贝斯所说：“自由不会主动落在我们身上，也不会自动地保存；只有当它
上升为意识并且为此承担责任，才能保存它。”可是，知识分子内心怯弱，他们缺，ading
乏足够的精神后援，结果五四为他们自己所扼死。
俄罗斯知识分子不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族群。作为一个精神性团体，他们
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治霸权之外的传统。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最终在分裂中形成了，他们将永远称自己为‘我们’，称国家、政府为‘他们’。”
在知识分子内部，虽然也分裂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彼此间有着激烈的交锋，然而，
他们都一样深爱着俄罗斯大地，一样地热爱思考。他们忘我地迷恋于社会理想，无
论如何的形而上学，仍然紧连着那大地之上的广大苦难的人们的命运，而被赋予一
种深沉的道德力量。同时，他们是行动者，实践家，勇于牺牲自己。“疯僧”，是
世界上最富有俄罗斯特点的俗世中的圣徒形象。俄罗斯民族性，在知识分子身上表
现得特别明显，那是一种超民族主义，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有着如此浩瀚的精神
环绕着他们，哺育着他们，于是他们的灵魂变得无比强壮；而他们，也在不断创造
着增加着这精神。所以，无论在沙俄时代还是斯大林时代，无论西伯利亚的流刑还
是古拉格的苦役，无论是自由的写作还是禁止出版，他们依旧那么高傲──甚至被
流放到国外如赫尔岑，蒲宁，布罗茨基……那么多的知识者，他们是那么出色，唯
以特有的精神气质，迥异于周围的人们，如同打在褪色的衣服上的鲜艳的新布补丁！
这就是鲁迅──五四时代曾被称为青年叛徒的首领──多次怀着战斗的敬意说
到的，为中国所没有的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精神是重要的，尤其对于知识分子。赫伯特·费格尔报告说，爱因斯坦曾经对
他说过：“要是没有这种内部的光辉，宇宙不过是一堆垃圾而已。”在俄国哲学家，ading
看来，人不是世界可以忽略的渺小部分，恰恰相反，世界才是人的一部分，人大于
人本身。别尔嘉耶夫在《自由精神哲学》中，说人是由三部分构成的，是三维的人，
是“精神──灵魂──肉体的有机体”。而精神，自然居于最高的位置。对知识分
子来说，精神意味着什么呢？精神就是独立、自主，是一种操守的坚持。精神有一
种彻底性，它隐含着一种对外部的有原则的对抗，固守也是对抗。这种否定的积极
性来源于自我，因此，它不可能惧惮任何压力。正由于知识分子是最富于精神气质
的人，所以，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谈到知识分子时，特别指出：“对抗是知识分
子最感舒适的一种姿态，这是毫无疑义的。”“处在边缘是知识分子的本真状态”。
“知识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认为自己能够促成或创造肯定性价值的知识分子，
往往是保守的”。所以，米尔斯在论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时，也指出说，最有
可能继续进行反对现行体制斗争的社会集团是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称作“一种
可能的、直接的、激进的变革力量”。所以，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深有研究的曼海姆，
在一篇论述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文章中指出：知识分子很难生活在一种“与现实完
全一致、没有任何或以乌托邦或以意识形态出现的超念因素的环境中”。由于精神
的存在，知识分子多出了一个世界。关于这个世界，一位俄裔流亡思想家弗兰克曾
经这样描写道：“不要在地上寻找自己的路标，这是一片无边的汪洋，这里进行着
无意义的波浪运动和各种潮流的撞击──应当在精神的天空中寻找指路明星，并向
着它前进，不要管任何潮流，也许还要逆流而上。”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十分贫乏。它从古代的士阶级演化而来，而士阶
级的脐带所牵系的母体──农业社会结构尚未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市场没有得到
充分拓展的情况下，依然是权力中心，知识分子的组织依附性继续存在。也就是说，ading
还是“皮”和“毛”的关系。作为现代意识，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并没有形成，
因此，很难获得一种源自精神本身的独立性，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知识的商品化
和制度化，并不曾阻止几千年古老传统的幽灵对我们的缠绕。五四时候，鲁迅和他
的战斗伙伴有过一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黑暗的“铁屋子”，自然无法产生俄
罗斯的那种精神漫游者。我们不像西方那种宗教国家，我们的宗教是儒教，尤其是
经过历代统治者以及汉儒和宋儒的大规模改造，它对知识分子长期的精神浸淫是致
命的。于是，惯于倾听宫廷的钟鼓和鸣，而对风雨之声充耳不闻，尤其陌生于内心
的人的声音。茫漠之中，没有对生命的关注，没有对生存与命运的沉思。没有精神
饥渴，没有灵魂冒险，没有对真理的寻索，没有创造的欲望。当陷溺于苦难的时候，
不知道拯救，只有老庄──儒教的一种补充──式的无为与逍遥。从来不期待复活，
只有坚苦的忍受，我们怎样才能懂得为自己和人类忧伤？我们的眼前没有高山，没
有崇仰之物；我们的胸襟没有平原，没有坦荡与辽阔；我们的内心没有河流，没有
爱，没有忍受力，没有自由不羁的涌动。五四知识分子在与传统社会的决裂──现
代痛苦的分娩──中形成了自己，队伍那么弱小，然而他们以决死的意志反抗这一
切；那种震撼力，八十年后，依然使他们的后辈为此感到鼓舞和惊悸！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到前台，背弃传统，扮演“现代”的角色。在斗争
中，他们创立了“社会高于政治”的俄国式命题。他们在精神人格上，完全不同于
他们的先辈。他们汲取人类最优秀的精神强壮自己，发展自己，开拓中国的未来之
路。然而，最终还是被传统压倒了！
五四一代的出现，毕竟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灯火。只要说起他们，我们就获得了，ading
信心、勇气、骚动的力量。“坟”不是最终的。所以，鲁迅写了“野草”。那是一
种强韧的生之信息。当此又一个新世纪的黎明即将升起之际，而《国际歌》“最后
的斗争”的旋律愈来愈响，冰河的涌动愈来愈迅速有力，草叶的芳香在想象中变得
愈来愈浓烈，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将如何可能像五四的先驱者那样，独立承担自己
的使命？
──魂兮归来！
一九九九年三月至四月于，广州注释；1.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江苏人
民出版社，1996年版。
2.《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苦海沉浮》张之安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6. [美] 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版）：“……毛一度提出一个估计数字（完全没有对证过），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初期有八十万人被杀死，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有些是地主恶霸，有些是不可救药
的党的专政的反对者。”[ 美] 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则称：“许多比较公正的估计是最初的三年间处
决了二百万人，这个估计可能是人们根据少量信息所作出的最准确的猜测……同时，ading
在这些年里，被监禁或送往劳改营的人远远超过二百万人。”7.《邓小平文选》第
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
9.《伟大的中国革命》，同上。
10. 引文均见《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11. 引文均见《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2. 引文均见《顾
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3. 李泽厚、刘再复著《告别革命》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
14. 参见智效民《听元化先生一席谈》，载《文汇读书周报》。
15. 王元化、梁从诫《新世纪前夕的对话》，载《文化中国》1997年12月号。
16. 何新《何新批判》。
17. 王著引文有误，原文为：“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
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确是的确的。”
鲁迅《二心集·序言》，载《鲁迅全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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