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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五章“一国两制”的失败(6)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Oct 16 16:19:18 2000), 转信

发信人: strange (狮子~跋涉在沙漠中), 信区: History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Mar 26 13:03:38 2000)

中共从整体上已经变成一个日益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所以其下级党员干部时刻都
有自觉发动革命的倾向。中共的西藏工委在一九五六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高潮
”形势之下，也不安于仅停留在“统战”阶段，急于在西藏开始进行社会制度与
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并做了相应的舆论宣传和“试点”，还为此从中国内地调
进西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35〕。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盘二千五
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产生流亡不归的念头，正是因为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面
对西藏出现的惶恐和动荡，中共高层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进”，于一九五六年
九月四日电示西藏工委，指示停止进行改革准备工作，电报说：
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
看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
内能够作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
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
..应该说这是对西藏民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正
确的。因为西藏民族至今对汉族、对中央也就是说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的，而采
取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来消除西藏民族的这种不信任的心理，仍是我们党
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在改革问题上，作了适当的让步和等待，就能
够大大的增加西藏民族对我们的信任，有利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后
的各项工作。这样慢一些、稳一些，就会好一些，从实际效果上看反而会快一些
。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或者认为过去让步了，等待了，现在不应该再让步
，再等待，因而勉强地去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对我们的信任，甚至发
生叛乱。〔36〕
对西藏政策比较稳重的张经武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又重被
派回西藏稳定局面。中共向西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诺。允诺似乎是真诚的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五七年三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大收
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37〕。随后，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西藏六十个宗开设的
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到一万八千人，在西
藏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
工作人员精简了九十二%。〔38〕
中共为安抚自己那些急于在西藏发动革命的党员干部，花了不少口舌进行说服。
当时中共主管“统战”事务的头头李维汉（中共统战部长兼中央政府民族事务委
员会主任）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给予的发展影响不管多么大，可能给予的帮助不管多么
大，却只能通过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通过少数民族人民的意志才能发生作用。
......就是出于最好愿望的帮助，在没有得到西藏民众和上层乐于接受的时候，
也不能发生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就是帮助，也不能强加于人。〔39〕
可以把李维汉四十年前说的这段话与当今西方人的观点比较一下。下面一段话摘
自一个美国人九十年代写给住在西藏的汉人作家马丽华的信：
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
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
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
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能力，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良好动机，都会浪费
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40
〕
尽管李维汉的名字被当作中共民族政策的注解1，其实他属于比较宽容与温和的
一派。可以看出上面两段话何其相似，除了文风不同，内容几乎一样。
然而，对中共来讲，在西藏搞“统战”，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权宜之
计，“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但却使中共无法得到可以真正在西藏立足的社会基
础。因为不管中共如何妥协怀柔，西藏上层社会也不会相信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并
且信奉无神论的中共是真心尊敬和保护他们的。“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的把戏
，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他们与中共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并且随时都在与中共进
行着明争暗斗，千方百计地不让中共在西藏立足。而同时，“统战”又不能给西
藏底层社会的人民指出一个明确前景，无法动员群众，获得普通老百姓的支持。
“西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他的生
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
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
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41〕。
即使中共真心维护其对西藏的“一国两制”，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和一个二十世
纪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是不可能调和的。共产党进入西藏社会这个事实本身，必然
影响到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使双方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导致“两
制”的边界不时被自觉不自觉地超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于传统的西
藏社会都有可能产生整体震汤和深远影响。例如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
，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
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
秩序......类似的情况无数。
一九五七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
族所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
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中
共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这使中共面临一个非此即
彼的局面，不干涉这件事（即默认贵族对农奴的惩罚）显然更符合“统战”和“
一国两制”的方针，但是会因此助长西藏上层的气焰，使其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
与中共的合作，同时也会使底层的“积极分子”心寒，疏离共产党的事业；反之
，如果处置打人的贵族，无疑是对西藏传统制度的侵犯和破坏，有违“一国两制
”的承诺，使西藏上层对原本就使他们疑虑重重的中共更加不信任。这件事虽然
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为中共在西藏最终选择谁为
盟友的试金石。
中共最终进行了干预，下令凡是当了它的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
42〕。这个决定鼓励了西藏农奴与中共合作，进一步分化了西藏社会，孤立了西
藏上层人士。然而这样的决定显然使中共的“统战”成果受到损失，但是它别无
选择。它已经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统战”并没有换取上层的真正效忠，反倒失
去了争取群众的可能。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
的“法宝”。与上层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藏的成本，结果却使它无论在上
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
只要西藏社会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依然保持固有关系，一旦有一天西藏上层与
中共反目，西藏下层人民就会自然地跟随，形成全民族一致的反叛。中国对西藏
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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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目四望，长天寥廓
   
   弛神八极，惟我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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