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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co (缥缈公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第六章革命(11)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Oct 16 16:24:51 2000), 转信

发信人: strange (狮子~跋涉在沙漠中), 信区: History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Mar 26 13:23:27 2000)

5、专制迫害不分民族

  经过了那么多痛苦的藏人对汉人抱有仇恨，从感情上
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种仇恨中，十
  二亿中国人成了一个抽象的整体，没有区分，一概要
对西藏的痛苦负责。“西藏青年大
  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非常痛恨中国人。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
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
  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
的。......如果我们杀了中国人，没
  有人可以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因为没有一个在西藏
的中国人是无辜的。......所有对抗
  中国人的手段都是正当的！〔68〕

  藏人用“珍宝”尊称最有学问和功德的高僧。日布特
活佛就是这样的“珍宝”。当他被
  问及是遵照菩萨的教诲以慈悲为怀，还是充满着对中
国人的仇恨？他的回答是：

  我当然恨他们。苟延残喘度过这么一段艰苦的岁月，
我怎么可能不怨恨他们呢？慈悲和
  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摧毁了我们的文明、我
们的文化。他们躲不过我们对他们
  的恨意的。对他们，这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
.我心中的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
  步了。〔69〕

  连达赖喇嘛在谈及有关中共对藏人暴行的报导时，都
有过这样的表达：他“很想用这样
  的报导来论断全体中国人”。虽然他及时地意识到
“这么做是错误的”〔70〕，但是普
  通藏人之中有他这等悟性的显然是数量有限。对汉民
族不加区分一概仇视几乎是流亡藏
  人一致的感情。这就像不少中国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
侵略而普遍反感日本人一样。作为
  被仇恨的对象，中国人应该体会藏人的这种感情。但
是从有利于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角
  度，仅仅停留在感情层次还是不够的。一位支持西藏
独立的中国人写过一篇文章，谈到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位年轻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
人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
  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
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
  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71〕

  在从东方式关系向近代主权体系转移的过程中，中国
以占领的方式控制西藏，中国人视
  其为符合历史逻辑的主权确立，西藏人视其为侵略，
这一点的是非黑白，至少目前还在
  争论之中，支持西藏观点的法律依据和判决目前并不
充分，不像当年日本侵略中国那样
  一目了然。在这种背景下，要求中国人普遍支持西藏
独立，显然期望过高。而因为中国
  人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认定仇恨所有中国人有理，
则是轻率的。在一个奉主权为上帝
  的当今世界上，要求十多亿中国人都成为无主权意识
的自由主义者，并为自由主义的原
  则而欣然同意四分之一领土分离，至少目前还为时尚
早。或者说，当问题已经到了需要
  责备十二亿人的时候，首先要责备的肯定应该是当前
的整个人类社会与世界体系。

  写上述文章的那位中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
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
  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

  这种自省有净化自我的意义，但是对解释现实问题则
过于笼统。中共压迫给西藏民族和
  西藏人民带来的痛苦已是世人皆知，那压迫既有属于
争夺主权的国家行为，也有出发于
  意识形态的专制暴政。而那二者都不能归于民族压迫
的范畴。一方面，一个国家的人民
  （即使是主体民族的人民）不能为其非民选的专制政
府负责，更不能为统治者的意识形
  态负责；另一方面，汉民族的广大人民也没有从中共
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中得到任何好
  处。

  民族压迫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作为意识
形态至上的政党，中共事实上经常
  给予少数民族一些优于汉人的特殊待遇。中国多年实
行的对少数民族在升学、提干、生
  育等各方面的优惠，至今仍能吸引那些只有二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少数民族血缘的人，
  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报成少数民族而非汉族。汉族的普
通百姓，社会地位丝毫不高于少数
  民族，而在受迫害方面，却一点不因为其有主体民族
的身份而有所减少。中共的迫害是
  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民族。在这方面，它绝对一视
同仁。所以，只能说是中共政权、
  而不能说是汉族人民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包括西藏民族
实行了迫害。

  历史上，征服者往往对被征服民族实行同化政策，而
中共在西藏推行的“同化”却非
  “汉化”，而是“共产主义化”。那种意识形态的根
源不在中国，是被称为“超民族”
  的。虽然中共绝大部分成员和高层领导人都是汉族，
但是在毛泽东时代，汉族的传统文
  化比少数民族文化摧毁得更彻底。举例说，那时少数
民族的服饰还可以在节日或电影画
  面上频繁亮相，受到赞美，汉人却只能身着清一色的
“解放帽”和“中山服”。谁要敢
  穿传统汉人的长袍马褂等服装，马上就会惹来祸害。
达赖喇嘛在谴责中共压抑西藏文化
  时，举例说“中共准唱的都是中国调子，歌颂政治的
歌曲”〔72〕。这谴责的后一半是
  对的，但是凡从“文革”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时
全体中国人被允许传唱的有数几支
  歌曲中，藏族曲调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正是在那个
年代，认识到了藏族歌曲的美妙。

  宗教方面也是一样，汉人和藏人一样，都不允许信仰
宗教，虽说汉文化的宗教意识比较
  淡薄，但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家族关系和祖先
崇拜，则是被当作首先打击、彻底
  清除的对象。因此，中共对于汉族，同样以“共产主
义化”进行了文化上的种族清洗。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革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命。所
谓的“破四旧”，矛头所指就是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汉族文物遭
受有史以来最大的劫难，“焚书坑
  儒”蔓延全国，寺庙、祠堂尽成废墟，千年的风俗习
惯被一扫而空。在毛泽东执政的年
  代，汉人遭迫害而死的数目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几千万。


  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所受的压迫，不应该由汉族人民
承担罪责，也不应该定性为民族压
  迫，而应将其看作是专制政权对全体人民（包括西藏
等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的政治压
  迫。藏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受的苦是全中国人民共同
灾难的一部分。在反抗专制暴政的
  立场上，藏人和汉人是一致的。如果把问题变成种族
问题，实际上是混淆了根本矛盾。

  不要说那绝大多数从未去过西藏的汉人不应为中共对
藏人的迫害负责，就是那些在西藏
  工作过的汉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我认识许多在西藏工
作了多年的汉人，他们放弃中国内
  地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自愿到西藏工作，真心地认
为自己是去帮助西藏人民。一般来
  讲，长期坚持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在人品方面相对比
较高尚，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成
  分也相对多一些（后面我将谈到，正是因为理想主义
的衰落，今天愿意去西藏工作的汉
  人越来越少）。我在阿里霍尔区与之交谈的那位藏族
妇女说：“这么多年接触多少干
  部，说真话是汉族干部好。”这是她的原话，我是从
当时的笔记上一字不动地抄在这里
  的。阿里在西藏的最西边，而我在西藏高原最东部的
四川藏区，也听到另外一位挖虫草
  的藏人说过类似的话。汉族干部进藏，可以追逐的个
人利益很少，在当地也没有什么裙
  带关系，因此相对比较公平和尽职。多数基层藏人对
此都有同感。所以在西藏，离开拉
  萨那样的城市，越深入农村和牧区，针对汉人的仇视
也就越少。

  当然，进藏汉人干部是中共政权的组成者，他们不可
能不执行中共政策。从这一点，他
  们对西藏人民所受的迫害脱不了干系。他们那时是以
什么心情执行他们的使命呢？一位
  在藏北草原工作了十五年的汉人这样回忆他在文化革
命期间初上草原时的情景。那时他
  和同伴奉命去一个叫强马的公社办师训班（教师培训
班），住在公社书记老才多家。

  用老才多的话说他参加革命是一九五九年。他为平叛
的解放军做向导、牵马那天开始，
  就把后半生交给了共产党。十几年来，他忠贞不渝地
跟党走，从没说过半个不字。当我
  问及生活时，他总是说：“不错不错，和解放前相比
好多了。”就在我们到强马的那天
  晚上，他一家人只喝了一顿清茶。然而，第三天中午，
他给我和李尧天一人送了一碗雪
  白鲜嫩的酸奶。通过支委会反覆讨论研究，为我们五
人杀一只羊，羊肉煮到半生不熟
  时，我们喊来这个有十三顶帐篷的牧村的孩子，同他
们消灭了这只羊乃至一大锅汤。看
  着孩子们连血带肉地大块撕嚼，我和李尧天什么也没
说。什么也不敢说。但有一点必须
  承认，我们来草原时的那种革命激情荡然无存。

  师训班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开学了。校址设在我和李尧
天住的帐篷──强马公社的领导专
  门为我俩搭的帐篷──前的草地上。前来学习的是附
近五个生产队和七个作业组（又叫
  放牧点）的教师、干部......除了教文化课外，还读
报纸。大多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的”基本路线再教育。时间定为四十五天。中途我们
搞了个小活动，即把牧民请来听我
  们五个工作队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
“国际歌”。那几年禁止跳圈
  舞，牧人的文娱生活一贫如洗。我们的“清唱”博得
阵阵掌声。那夜强马异常热闹。十
  五堆羊粪火把强马的十三顶帐篷照得透亮。老才多称
我们是“革命宣传队”。看到那些
  面色饥黄，平日呆板的脸庞露出的欢笑，我便感到阵
阵心酸。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
  族，而摧枯拉朽的政治运动使得他们无法张口歌唱。
对于我们的革命歌曲，他们根本听
  不懂歌词，他们只知道一点，这是歌。......待我们
回到县城时已是八月初。我们简单地
  汇报了办班情况，刘逸民、才仁多吉等县委成员都挺
满意。效果如何只有我们知道，对
  于当时的牧人来说，他们更多的需要是吃饱。县委成
员也许知道，但乌纱帽就那么一
  顶，谁也不敢把这个事实说明或向上汇报。当我们说
到那里的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时，刘
  逸民不禁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嘴角，才江多吉低头大口
吸烟。他们有难处，他们的难处是
  不敢直面他们领导的贫困的草原。或许他们比我们更
了解牧人的生活，可是“红彤彤”
  的草原能让他们说什么呢，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活。刘
逸民是五十年代进藏的，在他那间
  二十平米的斗室里，他的全部家当是一口木箱和三个
飞马牌（一种香烟的牌子）的纸
  箱。而才仁多吉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张小藏桌。他们同
自己的人民一道熬度岁月，忍受草
  原风寒和政治风寒。八十年代初，内调回河北的刘逸
民在双目失明和卧床不起的痛苦
  中，结束了五十多年的生命。才仁多吉在心脏病和肝
病中离开了人世。我想作为那个年
  代的他们，我，甚至我的同代人无权指责他们的人生。
〔73〕

  这位汉人同时表达了他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深深的眷恋
之情：

  藏北、西部、无人区，在我刚刚启蒙的思想中扎下了
深根。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
  年，我有近五年的时间在荒原上度过。即使我在大学
期间，每年也必去一至二次藏北。
  毕业后我又要求回藏北，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才离开，
我热爱那块土地，是因为那里有
  雄浑的天和地，有纯朴、犷悍、善良的人们，有冲不
毁，刷不掉的宗教文化，有我的青
  春和心血。正因此，我把她称为我的草原、我的牧人，
我不想用高腔高调炫耀我的十五
  年草原生活。我尊重命运的安排。草原接收了我，我
也爱上了草原，事情就这么简单。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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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目四望，长天寥廓
   
   弛神八极，惟我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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