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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co (缥缈公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第七章无人进藏(4)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Oct 16 16:26:14 2000), 转信

发信人: strange (狮子~跋涉在沙漠中), 信区: History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ue Mar 28 19:06:22 2000)

照理说官员不同于移民，去哪里上任并不取决于本人是
否愿意，而是上级的任命和调遣。然而被调遣的官员不
必采取抗命方式，他们可以用其他方面的理由（他们可
以找出无穷无尽的理由），再配以持久的软磨硬泡，往
往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是一样。
例如联豫赴藏上任之时，带了一班随员从成都起程，行
至打箭炉（今甘孜州首府康定），随员即要么告病，要
么托故，纷纷后退，仅剩十二人。弄得他只好在康定盘
桓多日，勉强补上几个随员才能继续进藏。他奏请调用
的官员，也是“以道途险远，辞不赴调者，殆居多数，
馀或中途辞差，或因病去藏，或差满假归。”〔13〕。
有的大臣不得不带自己儿子、侄子做为随员去上任〔1
4〕。
其实康定虽为入藏门户，气候和风俗开始变化，但尚有
四川“天府之国”的面貌，远较藏区纵深处繁华。我曾
从那开车进藏。一出康定就是一座名为“哲多”的大山。
山顶积雪数尺，西眺荒凉无际，大风与阳光搅成一团，
西藏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能体会那些只能骑马进去而且
将一住数年的古代官员，逃避的愿望会有多么强烈。连
我都有。三十年代黄慕松进藏，一路受到最高规格接待，
在他的进藏日记里，依然通篇可见路途艰辛。举一段他
在路途过夜的感觉：
易珠雄处于高山之阴，空气稀薄，呼吸迫切，气候严寒，
冰须裂肤。夜寝重被之上，覆以毛毡，内则体温外发，
外则冷气内侵，暖不敌寒，化成水气，毛毡尽湿，触受
即濡，瑟缩无眠，头痛又发，直至天明......〔15〕
走过进藏之路的历代文人所写诗句——“人渐西来天渐
冷，密云细雨马头生”、“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那得
不回头”......无不透露悲凉的气息。国民政府派驻康
区的一位县长给黄慕松说了个谜语——“关外县知事”，
打一“四书”里的人名，谜底是“司马牛”。意指在藏
区的县长，仅经办乌拉，管理牛马之事而已。黄慕松对
炉霍县的描述，整个县城“居民不过百馀，有一条小街，
长五丈”〔16〕。五丈是十五米，还不够一个三级跳远
的距离，可想谁会愿意被派到那样的地方去当官？
有人可能怀疑我的结论。不愿进藏只是个人的心理活动
和行为，怎么能决定中国上百年的治藏方式？一个国家
的统治机器难道可以被其下属官吏所左右？事实往往是
这样，官僚体系的官吏们如果取得一致，连皇帝也无可
奈何。他们的力量不在于对抗，而在于制造惰性。那惰
性不是公开的，却会使统治机器的运行成本急剧增高，
最终因为无法承担而不了了之。不愿进藏不是谋反，是
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也都会给予同情、帮助说话
或提供方便。虽然进藏者的数量在官吏队伍中所占比例
并不多，但是每个面临进藏的官吏都有自己走后门、托
人情的庇护网络，网络串网络，从小到大，就有了整体
性，个人的小动机也就会影响到国家典章制度的内容，
以至治理西藏的大政方针。且不说被派赴藏的下级属员，
即使是驻藏大臣那样的最高驻藏官员，历代清政府所委
任的总计一百三十五人中，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
二十三人之多，占到十七%〔17〕，其中不乏寻找理由
推脱进藏者。联豫奏折虽似客观报告——“西藏地处极
边，道路险阻，水土恶劣，天气苦寒，各省人员，或惮
险而畏葸不前，或应调而半途即返”，其实何尝不是他
自己的内心同感。在他的奏稿中，向朝廷表白体弱多病，
希望内调，或是请求回京述职（实为休假）的文字一样
屡屡可见。设身处地去想，此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举
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一百一十二个实际到任的驻
藏大臣，加上九个已经上路但未到达的驻藏大臣，一共
一百二十三人，竟有三十二人死在西藏或进藏途中，死
亡比例高达二十六%——四分之一还多。那些死者大部
分是病死，还有三人是被叛乱藏人所杀〔18〕。
但是无论中国官员如何不愿意进藏，西藏也不能完全不
派人去，于是就得考虑“重赏之下出勇夫”。雍正皇帝
派首任驻藏大臣僧格和玛拉进西藏时，别的事都没想起
叮咛，却也没忘了赏一千两银子。联豫给朝廷出主意，
按照当时的出国人员标准，把进藏随员的工资从每月六
十两银子提高到一百六十两，并发置装费，任期结束，
再根据劳绩给予升迁。以“重赏”鼓励进藏，使进藏成
本高昂，加上原本进藏就遥远险阻，花费巨大，财政压
力也就从另一个角度促使国家尽量减少驻藏人员。
中国官员普遍不愿进藏还导致另外一个结果，使西藏变
成了“被议降革之员”“发边效力赎罪”之地。因为只
有这种人容易差遣，不敢抗命，或是愿意有一个与过去
一刀两断的新环境。还有一些官员则是因为得罪了朝廷
权贵，被遣赴藏是权贵的惩罚或报复手段。
那些不得已进藏的官员，即使到了西藏，也都想方设法
留在相对比较繁华的拉萨，而不去西藏其他地方。这使
得中国对广阔的西藏社会基本不能发生影响。藏人“只
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如果要
在西藏建立主权，前提之一是需要让中国官员掌握（至
少可以约束）西藏的基层政权，可是中国官员连去拉萨
都千方百计地逃避，又如何肯去更为偏远艰苦的其他地
区呢？
一七九二年，清朝出兵西藏反击廓尔喀入侵之后，鉴于
导致那场战争的问题出在班禅治下的后藏，乾隆下谕：
“驻藏大臣二员，向俱驻扎前藏，于后藏事务鞭长莫及，
嗣后应分驻一员，以资弹压，遇有事务就近办理”〔1
9〕。照理说乾隆这主意出得不错，但是带军进藏的大
将军福康安等却筹议否决了乾隆这项动议，理由是两位
大臣分驻前后藏，不便商办事件。其实真正的理由在哪
呢？透过历史的书页，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
围坐在酒桌旁，酒至半酣，感情渐浓，有可能被派往后
藏的副大臣开始诉说，连在拉萨都是非人日子，再去更
偏僻的日喀则该怎么活？正大臣也许仅为打麻将别缺人
手，也会帮著副大臣说情。福康安受了招待（也许还受
了礼），何不送一份人情？于是大家就共同商量怎么对
付皇帝，用什么理由，怎样表述，最后让高高在上的皇
帝无奈地听凭他们的意愿。
当然这仅是想像，不过也有类似的实例。民国期间国民
党特务首脑戴笠曾派一特工小组进藏，指定他们的任务
是去西藏与印度之交通要道所在的江孜搜集情报。那小
组的一个成员后来亲口所述：“拉萨是西藏政、教、文
化中心，市面繁荣，生活条件较好，汉人较藏区其他地
方多。于是大家都留恋在拉萨。上级一再来电催促，我
等均搪塞、支吾，一直拖延到一九四六年。”〔20〕那
小组进藏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在拉萨一泡就是四年，最
终也没有一人去江孜。
到西藏的中国官员皆盼望早回中国内地。黄慕松赴藏留
下一位名叫蒋致余的工作人员担任民国驻藏代表。蒋驻
藏三年后以健康原因要求返回内地，国民政府蒙藏委员
会命令他留在拉萨等待接任者，然而蒋竟不顾指示自行
弃职离藏〔21〕。这种以断送仕途前程换取离开西藏的
举动，充分表现了中国官员不喜欢留在西藏的强烈程度。

我一直不能忘记我在果洛玛多县遇见的一个汉族女孩。
她的名字叫金花，未满二十岁，一条腿跛于小儿麻痹症。
那时我在玛多住院。她是我的病房护士，少言寡语，工
作特别细心。在我将要离开玛多的前夜，她问我她该怎
么办？她没说出是什么怎么办，但是我明白。牛粪火在
天花板上闪动，窗外北风嘶吼，荒原长夜漫漫。她的脸
充满了让我心酸的悲哀。那脸上花蕾一般的鲜嫩终会在
高原日晒下褪色。哪个少女不是充满了人生向往，但是
这片无边的西藏高原，托付不起任何内地文明培养的向
往，连打发时光都成了日复一日的折磨。我倾听大风从
远方送来的狼叫，想了很久，对她说：“信教吧。”
她也想了很久，回答说：“我是团员，不能信教。”
她现在还坐在牛粪炉旁编织她的毛衣吗？风声和狼叫仍
然千年如故，只是她的脸该被风吹出许多皱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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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目四望，长天寥廓
   
   弛神八极，惟我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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