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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天葬》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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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八章神界轮回(5)
【多维连载】
读达赖喇嘛这段文字,我们眼前会浮现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
不能否认,这种场面的确是独树一格。宗教是传统西藏一切活动
的中心,主持宗教的僧侣在那时形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据梅.
戈德斯坦的计算,十八世纪西藏的喇嘛僧人占总人口大约一三%,
也就是约有二十六%的男子出家为僧〔15〕。而中国藏学家李安
宅在一九四七年对西康德格藏人进行的人口抽样研究中,僧侣所
占的比例更高。德格地区共有人口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二人,僧侣
在其中占到三十三.二五%(和尚与尼姑各占九十六%和四%)。
去除僧侣,剩下的人口中男性仅为二千九百六十三人,女性五千
四百二十八人〔16〕。因此,西藏僧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
认为是世界之最(同样是佛教居支配地位的泰国,出家为僧者只
占男性总数的一%-二%)。
僧侣脱离社会劳动,终身享受他人供养,既造成社会劳动力缺乏,
又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由于喇嘛教禁止僧侣婚育,大量育龄人
口出家,导致西藏人口萎缩,成为传统西藏社会的问题之一。有
这样的分析:
按照喇嘛教的教义戒律,僧人不参加生产劳动,格鲁派对此尤为
严格。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僧侣脱离劳动,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
例的失调,其结果社会负担系数过高,劳动人口负担过重。这种
苦果吞食者首先是妇女,由于大量劳动适龄男性入寺为僧,妇女
成为主要社会生产的实际承担者。西藏广大劳动妇女终日劳动不
得温饱。甚至产前产后都不得休息,早产、流产相当普遍,婴儿
成活率必然相应降低,即使活产婴儿也因发育不良,极易感染致
病,造成较高的死亡率。过度的劳动负担和因生育而带来的各种
痛苦,对劳动妇女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西
藏人口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从十三世纪八十年代的五
十六万,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九十四万,四百五十馀年仅增长
三十八万人。而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九十四万,到一九五一年
西藏和平解放时的一百零五万,二百一十馀年仅增长十一万人,
几乎陷于停滞状态了。〔17〕
连西藏自己的学者,也把西藏从强大的吐蕃王朝(人口曾在那时
达到四百万之多〔18〕)衰败到后来如此不堪一击,归于西藏宗
教的原因〔19〕。为了解脱宗教之负担,历史上的西藏王朝甚至
有过毁佛灭教,强迫喇嘛还俗之举(如发生在吐蕃王朝后期的达
磨灭法)。
直到今日,在拉萨中心的八廓街上,也时而能看到一些年轻力壮
的喇嘛坐在路中间大模大样地向过路人要钱。如果有人不理,他
们就做出威吓或侮辱的姿态,甚至去拉扯路人的腿。之所以他们
能如此把乞讨当作天经地义,就在于他们是僧侣。僧侣就该天生
不劳而获,谁拒绝他们,就肯定是该诅咒的异教徒。面对那种场
面,你没法不感到这种宗教是有问题的。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句话不仅适
用于官场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宗教权力。尤其在西藏,
宗教权力完全称得上是绝对权力,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对这一点,
英国人查尔斯.贝尔评价他曾与之密切接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说:
十三世达赖是名符其实的独裁者;对他的国家来说,他比希特勒
和墨索里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能像他们那样用三寸不烂之舌,
更不能用无线电广播(即便有广播的这一套东西)来谋取地位。
但他有比口才或无线电更厉害的东西,因为他能在今生与来世里
进行赏罚。“你下一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什么关系吗?
达赖喇麻能够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
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
对一个西藏人来说,没有比来世的投胎更重要的事了,那是因为:
如果他今生不幸,又没有人来替他排除这种不幸,他就甚至有可
能被打入地狱一千多年。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达赖喇嘛权力之不
可抗拒,便可想而知了。〔20〕
固然,宗教讲究慈悲,禁止滥用权力,但是人并非只因剃了头和
披上袈裟,就能进入一尘不染的神灵境界。当年宗喀巴创立要求
僧人严守戒律的黄教(格鲁派),原因就在于当时的西藏宗教已
陷入极度的腐败:
一般的讲,大多数僧人不论什么时候都喝酒,不论什么时候都进
食(不守戒酒、过午不食的戒律),到处玩耍,沉缅歌舞,以至
于彼此争吵,与人斗殴。特别是那些专修某种密法的喇嘛,扬言
戒律乃为小乘僧人而设,他们无需管什么戒律不戒律。他们公开
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贪婪成性,淫荡自恣......自元代以来,
西藏一部分修密喇嘛是无恶不作的。他们藉口修密需要女人,便
强取民间处女;藉口法事需要,便挖取活人心肝作为供品;诸如
此类,不胜枚举。看看《元史》及元人记载的蕃僧种种丑事,元
宫演揲儿,剥人身全皮做佛像座垫等骇人听闻的事,可以想见一
斑。这班人专以异术自炫,一但得遇,便能博得皇帝封赐,便在
卫藏成为地方管民之官。〔21〕
宗喀巴创立黄教已有六百年,黄教在西藏掌握“绝对的权力”也
有了上百年。他们一样难逃被权力腐蚀的规律。十三世达赖喇嘛
在二十年代对格鲁派进行整顿,就是因为当时格鲁派的教规已经
极度废弛腐化。其中以在西藏寺庙中地位最高的三大寺(哲蚌、
色拉、甘丹)及上下密宗院为最著。贵族家庭出身的僧侣,不守
法规,化装为俗人夜游或到乡间游玩,招妓侑酒,弹唱歌舞,赌
博吸烟,仗势欺人;农牧奴家庭出身的穷苦僧人为生活所迫,多
到乡下念经乞食,或外出作苦工;对寺庙的法事活动,许多僧众
以发不发布施决定参加与否;而主管宗教学位评定的三大寺堪布
受贿卖放学位;管理寺院的僧侣则贪污佛前上供的油钱,等等
〔22〕。后来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也说过:“在某些寺庙里,有些
高级喇嘛的职务变得和地主的一样,而不再是一个精神修炼中心
所应有的。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23〕
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身青海农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家庭由于
出世了达赖喇嘛,一跃变为西藏最显贵的家庭之一。当时住在拉
萨的诺布顿珠在写给锡金政治专员的信中,有一段专门写了达赖
喇嘛的父亲(称为尧西公):
......达赖的父亲这个顽固而脾气暴躁的人却拒绝照常支付其庄
园的赋税,并开始在不经噶厦允许的情况下强行徵用其他农奴无
偿支应乌拉差役和劳役,他还干预噶厦处理刑事案件和调解民事
纠纷,并开始私设公堂自行判案断案。更有甚者,他还要求当他
在拉萨行走时人们须向他致以空前的敬意,例如,所有骑马者无
论其官阶有多高,都得下马向他致敬,否则冒犯了他将遭到他的
随从的体罚。有一次,当一名病人在去英国公使馆看病途中没有
下马时,尧西公当即没收了这位病人的马......〔24〕
历代达赖喇嘛的家族利用特权和地位谋取私利,几乎成了传统。
不过达赖家族毕竟是俗人,难免俗人恶习。那么经过了十三世达
赖喇嘛整顿之后的西藏三大寺僧人又如何呢?当年工布江达的宗
本(县长)江中.扎西多吉所回忆的一件事——为三大寺僧人准
备住处,可从中略见一斑:
一九五○年秋,三大寺......九名代表率领七十五名武装僧人
(扎巴)来到工布江达宗。他们一到,首先检查住房、马夫、厨
役等的安排情况,接著就抢占好点的住房。他们藉口没有给他们
安排好,就乱打老百姓,七十五名扎巴以接马人末按时来接也乱
打人。代表们进入住房后,互相比住房、陈设的好坏。都认为别
人的好,自己的差。甘丹降孜代表说:“我们三大寺九代表及带
领的扎巴,是噶厦政府委派来的,是为了驱逐佛教之敌红汉人—
—共产党而来的。原先译仓列空(噶厦政府的秘书处)任命我们
九名代表时,都是平等对待,但是,夏尔孜代表一到这里就铺上
红毡、用上华盖,为什么不给我配备这些?哲蚌代表有接马人,
我们甘丹寺两代表为什么没有?”话毕,就对负责接待的根保和
百姓鞭打脚踢。哲蚌果芒扎仓的代表也藉口住房设备不好,把七
十岁的房主文琼老人从楼房上推下(文琼老人因摔伤,一个多月
不能起床),把五、六个百姓、佣人用皮鞭抽打。〔25〕
对这样的僧侣,西藏人不敢反抗,甚至不敢表示不敬,那是不能
说他们心里愿意如此。如果只给人两个选择,要么今生一世逆来
顺受以换取万代来世在天堂享福,要么永生永世沦落地狱遭受刑
罚折磨,西藏底层百姓对掌握著进入天堂之门钥匙的僧人,是不
敢不“愿意”的。同样道理,藏人“愿意”从营养不良的妻儿口
中抠出食物供奉给寺庙,或者他们“愿意”在风雪泥泞的高原上
不停地叩拜等身长头,原因也在这里。
然而,若是有一天,突然能够推翻那种非此即彼的前提了呢?他
们突然醒悟根本没有来世,或者是即使有来世,也不是非用今世
的受苦交换呢?藏人还能保持对上述事物的“愿意”吗?
答案是不难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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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着没事, 上清华来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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