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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天葬》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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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八章神界轮回(7)

【多维连载】
4、西藏寺庙是谁砸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镇压藏人武装反抗的过程中，不少寺庙因为成为
反抗据点，受到中共炮火打击甚至飞机轰炸，因而遭到破坏。在
随后进行的“民主改革”中，中共又迫使大批僧尼离寺还俗，使
不少寺庙因无人驻守而荒废，或是因改作它用而遭到毁坏。这一
类还不算专门针对寺庙的破坏。还有一类则是以彻底摧毁寺庙为
宗旨的破坏，所说的“砸庙”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前者的因果关
系和责任已经比较清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后一类破坏。
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
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
熟虑、有计画、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29〕的组成部分。董尼
德在他的书中称之为“废墟行动”和“汉灾”〔30〕。他的有些
描写让人惊讶：寺庙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难。对某些深墙高院、
固若金汤的寺庙，红卫兵还动用了炸药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
他们甚至有轰炸机支援。〔31〕
不知他的说法根据在哪里？以我的了解，说红卫兵使用大炮和轰
炸机摧毁寺庙实在是实在有些离谱了。不过，砸庙的具体手段暂
时可以放在次要地位，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西藏寺庙到底是谁
砸的。无疑，肯定有汉人参加。西藏当时有数万汉人，集中在文
革浪潮相对汹涌的城市，中国内地刮进的“破旧立新”之风肯定
会使他们受到影响。然而当时在西藏的汉人基本都是干部职工，
干部职工一般较晚才介入运动。文革初期的“破旧立新”是红卫
兵的行为，而红卫兵是学生组织，一般只有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
参加。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普遍年轻，带子女进藏的本来就少，
子女已上中学的更没有几个，所以不可能有多少西藏本地的汉人
红卫兵参加砸庙行动。
这一点可以从拉萨寺庙的情况得到证明。拉萨那时集中了最多的
汉人，但是拉萨寺庙受到破坏的程度远逊于汉人稀少的西藏农村
和偏远地区。那些偏远地区的寺庙是谁砸的呢？
在西方人写的书中，连立场比较接近中共的谭．戈伦夫也将砸庙
归之于中国内地的红卫兵。他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写到：
“一九六六年整整半年，红卫兵开始涌进西藏，有些甚至是坐飞
机去的，机票是由同情他们的北京官员办理的”〔32〕。达赖一
方对此则更为明确，达兰萨拉的《西藏通讯》杂志主编达瓦才仁
对此记载得极为详实：
这些破坏是由来自中国的红卫兵干的，当时，第一个闯进西藏的
是一九六六年七月进入拉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的“八十中
学红色造反队”，四百馀人，队长是武姿汉（音译，下同）；接
著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学院红旗战斗队”三百馀人，首领
叫萧联；北京航空学院的“红色航空学院进藏战斗队”三百五十
人；北京人民大学的反修战斗队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华大学的
“反帝战斗队”二百五十馀人，领队叫张金松，李凤莲（女）等；
北京民族学院四百馀人叫“东方红战斗队”（其中一半是藏人）；
东北铁道学院的“红色造反队”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开始
破四旧和破坏大型寺院并掠取珍贵艺术品的全是来自中国本土的
红卫兵，这些红卫兵虽未到过西藏却对西藏的文物极为熟悉，只
砸他们不要的东西。〔33〕
上述的数字和名字虽然详细，但是没有提供引据来源，可信度是
有问题的。至今时间已过三十多年，当年的当事人已难以寻找，
尤其那是一个档案系统瘫痪的年代，基本无从核实当年的情况。
但文中所列举的“第一个闯进西藏的”的“四百馀”红卫兵所在
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曾是女子中
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文中所说的八十中红卫兵到拉
萨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时红卫兵“大串联”尚未开
始1，中国内地的只有少量红卫兵到北京“取经”或告状，因此
不可想像会有四百馀人的庞大红卫兵团队在那时从北京到拉萨。

我访问了一位从一九六五年就在八十中学教书的阮姓女教师，她
知道学校在“文革”期间有学生去了西藏，由于那时教师都“靠
边站”，具体情况她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不可能有那么
多人进藏。我访问的另一位名字叫孙小梅的女士，她在一九六七
年去拉萨，并且参加了拉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在拉萨有一
个“首都红卫兵赴藏总部”，不超过一百人。其中有八十中的学
生，约十多个，领头的名叫贾军，是个男生。孙女士表示，至少
她在西藏期间，没有汉族红卫兵参与砸寺庙的事。汉人红卫兵到
了拉萨以后，也极少再有去西藏其他地区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去
砸其他那些地方的寺庙。
虽然现在准确地了解当年情况已经不易，但是以经验判断，也难
以相信当年会有大批汉人红卫兵进藏砸庙。也许他们会有这种愿
望，如果没有西藏高原的大山阻挡，成千上万的汉人红卫兵可能
真会乘“大串联”之机，涌进西藏去破“四旧”（依当时的标准，
西藏的“四旧”无疑最多）。然而西藏的遥远和恶劣的交通挡住
了他们。西藏行路之难，连三十年后的今天，交通条件改善了多
少倍，离开了几条主要公路都有寸步难行之感。西藏寺庙遍布农
村牧场和丛山峻岭，皆为当地最坚固的建筑，内地红卫兵如何能
够深入进去，又如何有对付高原缺氧的体力和足够的人手，把散
布在上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数千座寺庙毁坏得那样彻底呢？
我还采访过一位名叫何佳的北京女士，她曾在一九六六年以红卫
兵的身份到过拉萨。通过与她交谈得到的印象，我更相信汉族红
卫兵那时进藏的人数极为有限。何佳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
属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那是一个中共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
西藏中共首脑张国华的女儿也在那个学校上学。何佳与另外四个
红卫兵战友进西藏，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拿到了张国华的批条才得
以实现的。没有那层关系，当时的汉族红卫兵根本不被允许进藏。
那时控制进藏的手段非常简单，进藏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车全
都控制在当局手中，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私人汽车。只要不
被允许上汽车，红卫兵不可能靠两条腿走进西藏。何佳他们拿著
张国华的条子，虽然得到了进藏汽车上的位置，也仅仅是在卡车
货厢上露天而坐。
从成都到拉萨，走了半个月。他们一到拉萨就被安排住进军区的
招待所——那是进藏汉族红卫兵的集中地。何佳现在说不清当时
一共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但是她敢肯定不过百。
何佳进藏的目的是什么呢？与“破四旧”毫无关系。她和她的同
伴是要求到西藏农村去当农民，“扎根边疆，建设祖国”。与他
们同住招待所的另一夥北京红卫兵是想在西藏办学校。她在拉萨
住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西藏当局支持。尽管他
们采用死磨硬缠的方式，最后得到的答覆只是可以考虑让他们留
在拉萨当售货员或服务员。那与他们的浪漫理想显然差距太远。
他们一共仅在拉萨逗留了十几天，拉萨以外的地区没有去，她相
信别的汉族红卫兵也不会再有多少往下走的。除了因为交通限制，
大多数汉族红卫兵能到拉萨已属不易，也就没有再往下走的心气。
他们在拉萨的活动大部分都由当局安排，并且以保证安全的理由
限制他们自己在外面活动。他们不但没有参与“破四旧”的行动，
还以旅游者的心态去参观了布达拉宫等处。在何佳的记忆里，至
少她在拉萨那段时间，没听说过内地汉族红卫兵有参与砸庙的行
为。
我有一位朋友也曾与他的红卫兵战友踏上过去西藏之路。那时当
然是打著革命旗号，现在他承认真实的愿望是想去玩。没有毛主
席慷慨赐予的“大串联”，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如何有机会去西藏
玩一趟呢？他们从青海西宁进藏。沿途的政府官员对北京红卫兵
给予特殊照顾，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我那位朋友不认为官员们的
动机是怂恿他们进藏“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对文化大革命的惶
恐迎合罢了。他们最终没能进入西藏。路途的漫长和辛苦使他们
失去了信心，高原缺氧造成病号，他们在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唐
古拉山口退了回去。
西藏没去成，他们倒是在青海藏区走了一些地方，其间虽然也见
过其他汉族红卫兵，不过是有限的几小拨。我问他们是否在藏区
参与了“破四旧”，如砸寺庙等。我的朋友承认他曾在塔尔寺偷
了一尊小铜佛。但在做那事时，完全没有“造反有理”的气概，
而是惴惴不安。他们一夥去过数次塔尔寺，从没想过要砸庙，都
是为了“参观”而已。他们去牧区搞“革命”时，真正的心思也
都是在骑马一类更好玩的事上。他们在牧区的革命终止于他们中
间一人被当地的藏族姑娘看上，不但姑娘向那红卫兵小将表了态，
其父母也来提亲。当地的干部劝他们还是早一点离开为妙，免得
造成“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于是“革命”宣告结束，只给少
男少女们留下一个持久不衰的话题。
不过，那时从中国内地进藏的汉族红卫兵不多，但是从中国内地
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却不少。当时有几千名藏族学生在北京的
中央民族学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以
及位于陕西的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读书，他们同中国上千万青年学
生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他们大批返回西藏，对推动西
藏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关键的“煽风点火”作用。何佳进藏，就是
与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共乘一车。那时对藏族学生回西藏，
沿途政权机构不加限制，并且提供相应条件。对这一点，既可以
解释是中共利用藏族学生当工具，也可以解释为他们没有理由不
让藏族学生回家闹革命。也许两个因素都有。所谓“中共”是由
具体的机构和人组成的，并非只有一个大脑一种意志。对于文化
大革命，当时大部分中共地方政权和干部都是不赞成的，并且以
各种办法进行暗中抵制。西藏的中共当局也是一样。不难想像，
谁愿意自己统治的地盘上涌进成群结队无法无天的造反者呢？他
们不难预见到，红卫兵的造反很快就会造到自己头上。他们只是
没有胆量抗拒毛泽东的意志，而毛泽东也正是藉助把红卫兵洒遍
整个中国（“大串联”的奥妙所在）去“煽风点火”，动员起群
众进行造反，才打垮了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控制的政
权体系，最终使中共极左派掌握了政权。
当时身在中国内地的藏族学生，对于回西藏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有
充分热情的。他们大多出身西藏底层社会，已经接受了数年共产
党意识形态的教育，文革所鼓吹的“造反”又最能投合青年人的
叛逆与躁动心态，他们会责无旁贷地把对西藏社会“破旧立新”
的使命揽在他们这第一代新藏人的肩上。除此之外，他们一般已
经几年没有机会回家，很多人也从没去过藏人世代仰慕的拉萨或
在广阔的藏区做过旅行，这一切都会在他们回西藏闹革命的愿望
上再添动力。
不过那时区别一个人的身份是以阶级出身、参加的组织、持有的
观点、政治面貌（是否党、团员）等，民族成分不是主要的（即
使后来分派进行“武斗”，每派成员也都各有汉藏民族），所以
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往往保持著诸如“首都红卫兵”、“内地
红卫兵”等称呼，在拉萨成立组织，进行活动，印刷宣传品等，
这可能也是后来把问题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随著那些藏族红卫兵
逐步返回家乡（革命与探家相结合），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藏
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西藏各地的砸庙也就随之开始了。
在西藏最偏远的阿里地区普兰县，尼玛次仁给我讲了他家附近的
贤柏林寺是如何砸掉的。当他说到内地来的红卫兵时，我问他那
是汉族红卫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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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着没事, 上清华来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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