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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oco (缥缈公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第八章神界轮回(11)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Oct 16 16:30:14 2000), 转信

发信人: strange (狮子~跋涉在沙漠中), 信区: History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ue Apr 11 12:43:25 2000)

当被中共从监狱放出重新担任“统战”工具的十世班禅喇嘛在哲蚌寺宣布中共要做的赔
偿时，一个僧人站起来打断他说：“别指望我们会对此感激不尽。中国人破坏了我们许
多东西，赔偿算不了什么。”〔2〕在毛泽东时代，说这话的下场可能是被枪毙，那位僧
人却没有被怎么样。然而这种宽容同样不会被感激，只能被当作是犯错者的理屈和心虚
。藏人是不管共产党内部那些派别或路线的区别的，他们甚至不考虑共产党、国民党或
清朝皇帝之间的不同，他们只用一个概念——“中国人”统一地记帐。
中共对此开始醒悟时已经晚了，虽然它撤掉了穿藏服参加法会的西藏书记，宣布对西藏
宗教不能“放任自流”，加强了控制，但是垮掉的新神已不能重立，西藏传统宗教的恢
复也已不可阻挡。中共在一九八四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定“在八十年代
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3〕。结果远远超出那个数字。到一九九二年，西藏
自治区修复开放的寺庙为一千四百八十座，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一千七百八
十七座。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对比，昌都地区文革以前只有五十六座寺庙，一九九
○年则有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处，共
计三百三十处〔4〕。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
为四万六千四百人（其中和尚四万二千五百人，尼姑三千九百人），达到西藏总人口二
%。藏北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有一百八十多个和尚和尼姑〔5〕，比例接近十%。这
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除了重建寺庙，吸收僧众，传统宗教还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西藏的民间社会。毛时代的
中共政权通过一元化组织系统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全能控制，民间社会基本被扼杀。随
著公社解体，推行家庭承包制，中共也就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基层党政组织普遍衰落
1，给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释放出很大的自由空间。这一点，中国内地的情况也差不多
，但是被释放的自由空间怎么填充，西藏与中国内地却大不一样。
在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的根基几乎已经被中共铲除乾净，决非短时间可以恢复，甚至很
多成分永远不可再现，因此社会成员获得的自由往往表现为混乱无序、政令不行、人心
涣散、治安恶化......那种失控缺乏组织性和同一性，形不成集中的破坏力量，除了造
成混乱，一般不可能形成对政权的威胁。西藏的民间社会虽然也曾被中共政权全面取代
，但由于时间相对短暂——西藏一九六五年开始试办公社，一九七五年全面完成公社化
，一九八○年公社即开始解散——民间社会的基础远未消亡，而且那基础首先是西藏传
统宗教。中共基层组织一涣散，宗教势力立刻占据其让出的空间，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
整合力量，与中共基层政权分庭抗礼。
今天，中共原本营造的国家至上的气势已基本丧失，活佛说话远比党政官员说话管用。
丁青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对我形容，在他那里，活佛说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
在文革期间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因此他们经常需要请求活佛在对藏民百姓讲经时加进
政府的意图——如政府号召消灭破坏草场的老鼠，不杀生的藏民不会接受，而活佛表示
此事可做，藏民就不再拒绝。西藏党政官员往往把利用宗教人士做成自己做不到的事看
作是“统战”成果而得意，其实往深看，那实在是中共政权的一种危险。
西藏宗教恢复了对藏人的精神统治，必然也就可以同时地获得实际生活中的众多特权。
百姓的供奉使寺庙财力经常可以与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当地政府匹敌，不少县乡政府在财
政困难时甚至需要向寺庙借钱。还有些寺庙恢复了达赖时代的宗教特权，如藏北索县的
寺庙明令，禁止在寺庙附近骑马、唱歌等“七不准”。
西藏传统宗教的蓬勃回潮，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凡是当年追随中共的藏
人，在重新复兴的传统宗教面前，都意味著对自己的民族和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
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中共强盛时期曾裹挟了很多藏人，能在那时保持忠于传
统宗教的纯洁性是非常困难的。当他们发现毛泽东原来只是随风而逝的幻影，本民族的
不朽之神又在废墟上显现，他们对过去的背叛不禁恐惧之极。他们所能做的，一是回避
过去那段历史，或是将责任全盘推给中共和汉人，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者
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以平衡内心的恐惧。对过去的罪孽
越恐惧，赎罪就往往越积极。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重修寺庙最卖力的人，往往也
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
西藏的天在变，世界的天也在变。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使
许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考虑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独立战士
重返西藏的可能性，也许那一天已经不那么遥远。毛泽东时代，藏人不管心里对北京的
统治怎样想，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共对西藏的统治会动摇，想获得自身利益，或至少保住
自身安全，只有紧跟中共。而现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则有了疑问。即使在中共政
权中身居高位的藏人新贵们，也开始考虑对未来重新下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一位官至厅长的西藏官员去印度访问时，曾秘密拜会达赖喇嘛表示
忠心。脚踩两只船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聪明”策略。藏人中共高级干部安排子女与旧
西藏贵族子女联姻成为拉萨上层社会的风气。旧贵族通过这种联姻得到现实好处，新权
贵则是为将来一旦达赖复辟而多一把保护伞。藏人新权贵还往往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分别
培养——一个送到中共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权贵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个送到西藏流亡
政府在印度办的学校去“留学”，颇像当年蒋介石把一个儿子（蒋经国）送到共产主义
苏联、另一个儿子（蒋纬国）送到纳粹德国去分别培养。这是一种两手准备，无论将来
风往哪边吹，都可以左右迂回，能进能退。西藏中共党委后来不得不专门发文件，勒令
凡把孩子送到印度去读书的干部限期把子女召回。脚踏两只船并非全部出于投机目的，
中共政权中的藏人官员也有不少是在“洗刷”自己的过去。如果有朝一日真变了天，死
心塌地跟随中共的人一定会被当作“藏奸”清算。他们之所以能当中共的高官，肯定已
经为中共效了很多劳，将来可以被清算的帐是很多的。西藏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
恐惧，不如现在就开始自觉地“将功赎罪”，以获得达赖一边的“谅解”。那些人往往
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民族性，主动扮演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挑动民族情绪，以种种方
式表达其对汉人的憎恶与排斥。
虽然中共的理论没有变，做主人的姿态没有变，然而通过现实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
经清楚地感觉中共再不如过去那般强大，旧时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种方式返回。他们自觉
不自觉地开始按照这种变化调整行为方式。丁青县一位在西藏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
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
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
——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
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而老爷们的腰杆又像过去一样挺直了。这种变化发生得非
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
，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
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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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目四望，长天寥廓
   
   弛神八极，惟我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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