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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黄仁宇旋风”：大风起兮书飞扬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3月13日11:10:43 星期四), 站内信件

“黄仁宇旋风”：大风起兮书飞扬

吴思 甘琦

    1973年英国《观察家》周刊，以李约瑟博士(中)、鲁桂珍博士(右)和黄仁宇博士三
人为封面，做特别报道。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
，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
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
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
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庄周《齐人物论》
    李敖、汪荣祖合作出了一本评价蒋介石的书，书中有一句关于黄先生的书的介绍，
大意是前国民党下级军官黄仁宇写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为蒋介石辩护。淡淡一句话
，就将黄先生的公正至于不可信的境地。这种绍兴师爷的笔法虽然很毒，不值得提倡，
但却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刘伟《历史需要蒋介石吗？》
    那部被人很称赞，至今在亚马逊网上书店还列为普通读者评定为“五星级”的黄仁
宇《万历十五年》，其实英文名字就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意
思是“1587年，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年头”，尽管我对这部书另有看法，但是这个名称
中寄寓的一种历史观念，我却很赞成。
                                ————葛兆光《续思想史的写法》
    诚然，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偶而会跨出历史学家的职分，一如小说家那般
，去推测他书中人物的动机和内心世界，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万历十五年》
比较接近小说的写作，而不是历史的探究；说该书是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毋宁
是比较符合实情的。
                        ————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
历十五年〉》
                            爱有爱的原因
    被冠以“黄仁宇作品系列”而由三联书店1997年5月间整体推出的黄氏四作(《万历
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正
此起彼落地出现在时下各个以人文社科类图书为主体的排行榜中，且市场需求仍在不断
上扬，已呈旋风之势。这一系列由史家撰写的作品风靡若此，关注书业的人不禁要问：
究竟风起何处？对此，笔者做了若干采访。
    “能把历史写成这样，能不爱读么？”另一位多年前读过《万》书今又购其“系列
”的读者说，“当年读《万历十五年》，让我大吃一惊，不说万历皇帝，就说海瑞吧，
以前我只知道他是个大清官，敢和皇帝作对，挺佩服他。读了黄仁宇的书，知道这些倒
是不假，可味儿全变了，原来他还是个特别守旧的官僚，一味提倡节俭，连甜食都不准
民间生产，不懂经济，只知道用道德和政治压力管理社会。他的几起几落也是复杂奥妙
得很，远不是我能想象到的……总之我从此才觉得读史入了门，黄仁宇就算我的启蒙师
傅吧，如今他又出了《中国大历史》，就更想知道他对整个历史怎么看了，能不买么？
”
    许多访谈表明，多年以来《万历十五年》为黄仁宇在知识大众中树立了一个史家的
品牌，在众多的出版物中卓尔不群，常销不衰。
    多数被询问到的读者表示他们相当在意黄仁宇的“美籍华裔”的双重背景。一位“
只是翻了翻”黄仁宇的年轻读者推断说：“这样的人讲出来的历史，至少不该是陈辞滥
调吧？”
    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
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
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
学派的营养。
    “这就是黄先生解读历史的主线”，四年前开始接触和处理黄仁宇书稿的责任编辑
潘振平说，“因此对中国读者而言，黄先生的历史著作有一种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站
在现代的立场上看待传统，分析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
出来、在中外历史上，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
。”
    如果留意近年来社会心理的变化，不难看出，“大历史观”的畅销似乎打破了人们
对宏观理论越来越谨慎乃至冷漠的态度，对此，资深编辑梁晓燕说，“一般的宏观历史
观容易带有扩张性，给人一种霸气，而黄仁宇以一个史家的通达心态有意给历史留出许
多缝隙。他着重于具有宏观信息的历史细部，体现出感性和理性的交融。当然，历史专
业的研究者难免会提出质疑，但就算汤因比也有不少史实错误，并没有妨碍《历史研究
》成为伟大作品。”梁女士评价黄仁宇是一个“宽厚和成熟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
通俗而有穿透力”。
    “宽厚和成熟的历史学家”最好能碰上“宽厚和成熟的读者”。有位历史专业的读
者说，“也许因为《中国大历史》原是写给外国人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原是写
给报纸副刊的，难免受限定，不容易充分。但《万历十五年》却是踏踏实实的传世作品
，至于《资本主义与21世纪》，我虽然还没看，但从作者关注的问题，我知道这个一家
之言是非听不可的。”
    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
主。如果不从职业而由心性划分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博士闲谈间
的一种说法：读“黄书”者无非两种。一种是本来就爱好历史的人，就像有人爱好武侠
、有人爱好杂文；另一种是智者型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一位从商多年、曾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说：“像智谋大全、经商秘诀、谁谁必读那
类的书怎能满足一个好商人呢？要想把握大势，还得多读黄仁宇这样的书，只可惜少了
点。”　　　　　　　　-甘琦
                            烦有烦的借口
    “这一年的夏天，一所位于纽约州的大学，发出了解聘教师的通知。很快，一个刚
刚迈进古稀之年的中国老人，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虽然他已经获得了正教授的资历
，但还是要面临下岗的现实。外面阳光依旧，那张解聘通知却使人感到寒冷————他
的教职将在1980年8月31日终止。这个特别的日子将意味着：当学生们重返课堂结束短暂
的假期，他们的老师却要告别教室开始永远的假期。”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24世纪一本子虚乌有的书：《1979》。这本书的主角，就是那
个不幸的中国教授，他的名字叫黄仁宇。而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所谓“黄书”，正是指他
旗下的各种著作，并非那些“非成年人请勿入内”的手抄本。千年之交的资深出版社三
联书店，曾将黄仁宇的主要著作一网打尽，以致一时“黄书走红”。
    《1979》的创意，也来自这个老人在20世纪写下的《万历十五年》开篇。相应而生
的，将是“黄学”取代“红学”———摇头晃脑的学究开始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
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或许，在遥远的24世纪———如果人类还健在的话——
—黄仁宇的专著已经成为“中华牌”人脑芯片的指定阅读篇目。届时，在各种大百科全
书的“黄仁宇”辞条下，将会出现大同小异的简介：黄仁宇(1918—2000)，男，著名历
史学家，“大历史”学派的奠基者，著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
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
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
    如果说西绪弗斯忙着把不断往下滚的石头推上山，吴刚忙着把不断生长的月桂树砍
掉，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则忙着利用文字“息壤”(不断生长的泥土)建造一座文化公
墓。他们扮演着掘墓人和盗墓人的双重角色：一边把正在呼吸的思想者活埋，一边重新
展览不会呼吸的文化木乃伊。“死亡”几乎成为写作者的通行证，如果海子没去卧轨、
王小波没有中道弃世，他们的名气肯定比不上汪国真、痞子蔡———当然，他们的名气
现在也不一定有这二位大。
    那位不幸的中国教授黄仁宇，似乎幸免于这种思想活埋的程序，他的《万历十五年
》早在八十年代就由中华书局出版。三联书店出版的“黄仁宇系列”，也成为“文化人
”和“准文化人”的必读书目，以至出现“黄书走红”现象。我并不排斥畅销书，相反
，我觉得中国的畅销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知识分子言必称“启蒙”，对最具“启蒙疗
效”的畅销书却不屑一顾，这不免有叶公好龙之感。但这不等于，畅销书的副作用会因
此一笔勾销。仿佛幽灵徘徊在我们周围的，恰恰是一种文化息壤效应：当某种声音不分
时间不分地点地被不断释放，即使天籁也会成为噪音。如果每天听十遍巴赫的夜曲，总
有一天你会觉得泼妇骂街更可爱。黄仁宇、王小波乃至昆德拉，几乎都是这种文化息壤
效应的标本。庞大的印数以及各种盗版，使得他们那些绝一无二的文字，成为机械复制
时代的文化怪胎。一个思想者失去生命力的原因，往往不是他无法发出声音，而是他无
法停止出声。
    在报纸和网络上，有很多关于黄仁宇的“表扬信”。但大部分人，仅仅把《万历十
五年》读作《故事会》，把《中国大历史》读作《历史ABC》，对独特的黄氏文体却视而
不见。更有趣的是，当“黄书走红”的时候，另外一位丝毫不亚于黄氏的史景迁先生，
却一直呆在中国文化界的冷宫里。耶鲁大学的史景迁先生，至少在中国出版过三本书：
《天安门》(中央编译出版社)讲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传奇，《中国皇帝》(上海远东
出版社)以康熙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帝王生涯，《“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上海远
东出版社)则讲述了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悲欢离合。它们的营养和味道绝不逊色于“黄书
”，但前者“花自飘零水自流”后者“战地黄花分外香”，这无疑是对阅读者的一次嘲
弄，他们仿佛被驯化的家禽，只吃扔到面前的食物。当然，这对史景迁先生并非坏事，
因为这恰恰避免了那种文化息壤效应。　　　　　　　　　-王汪汪
                        大历史VS潜规则历史游戏中的通则
                          《万历十五年》究竟有什么缺陷？
    甘琦：读了你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自然联想到黄仁宇的《万历
十五年》，因为你们都熟悉明史，都关注财税制度，甚至都对同一些人物感兴趣，比如
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还有，你们的写法都有点怪，说学术不学术，说故事不故事
，因此我觉得你可能解答得了我多年来的一个疑问：《万历十五年》究竟有什么缺陷？

    吴思：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
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只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
，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
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正是这个
潜规则。
    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
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
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
实捂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
一把火没到沸点。
    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甘琦：我知道你说的沸点就是真正支配游戏的规则。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些游
戏。黄仁宇笔下特别有趣的是海瑞和张居正的命运，黄仁宇每讲起这些，就像一个故事
高手，往往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局。比如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
果失败了；张居正呢，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
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
    吴思：当然是通则。无论是海瑞，还是张居正，他们都触犯了官场上的潜规则，因
此才遭到报应。海瑞严格按照正式规定办事，禁止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自己带头拒收“
陋规”和“常例”，也停止向上级供奉陋规和常例，这等于剥夺了各级官吏的既得利益
。张居正则动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逼着帝国的官吏完成税收任务，挤压他们的闲
暇，也挤压皇帝的闲暇，督着他们提高效率，又不能提供额外收入。他们二位从不同的
方向压缩了官吏集团的既得利益边界，破坏了根深蒂固的官场规矩。他们的失败或倒台
，不过是违规者必然要遭遇的惩罚。
    其实，黄仁宇已经在故事里透露出了这些意思，他的问题是没有点透，使得读者仍
然有不足感，需要问一句“这到底是为什么？是特例还是通则？”
    我不愿意留下这种模糊和不足，就把这类现象单独拎出来讨论，并且给这类可以总
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名字。譬如“晏氏转型”，说的是晏子奉命治理东阿，百姓安居乐
业时晏子受到齐景公的指责，晏子遂转变政策，闹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扬。问题就出
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
，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筛选者的
偏好。
            “合法伤害权”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洞察隐秘和真相的词
    甘琦：你在书中讲了一个县太爷如何断案的故事。案情稍有模糊，他们就拥有很宽
广的合法选择空间，可杀可放，可轻可重，“官断十条路”，怎么断怎么有理。你还转
述了一个张居正讲的故事，那个大官贿赂小吏的故事，张居正对此还有精辟总结，说，
大官怕小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取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总之，你发现合
法地制造麻烦或为害他人的权力是值钱的，也确实不断地卖着大价钱，于是你给这种权
力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洞察隐秘和真相的词，借助这个词，很多难以理
解的现象顿时了然。“合法伤害权”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们几乎可以无中生有，凭
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权力却有限得多，离不开实际资源的支撑。因此，“合
法伤害权”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运行影响深远，也是潜规则形成的根据。
    吴思：应该说，对暴力的掌控才是最终的根据。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
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
随着这种能力流动的，正如你说，造福于人的能力反在其次。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认为
的，他说，施恩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
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需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
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将“合法伤害权”用到平头百姓身上，其影响和意义最为惊心动魄。我替上访告状
的清朝百姓算过几笔账，为了告掉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乱收费，究竟要冒多大的风险，付
出多高的代价，胜算又有几何？反过来，官吏们敲诈勒索，收取苛捐杂税，一旦被百姓
告倒又有多大风险，多大损失？几笔账算下来，结论竟是骇人听闻的两句话：当冤大头
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
利害格局决定的。
    这种利害格局又进一步决定了挤进官场的利润很高，于是我们就看到无法遏止的官
僚集团的膨胀。例如朱元璋时代，各县官、吏的正式编制也就二十来人，充当衙役属于
民间的无偿劳役，不过得点伙食补助。但是因为衙役拥有合法伤害权，反而成了需要钻
营甚至花钱购买的身份，以至衙役的队伍迅速膨胀，衙役下面还有衙役的助手和临时工
。朱元璋就做过一个统计：松江府有一千三百五十名在官场上钻营的市井之徒，他们在
官场帮闲，一个牢子的名目下边便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帮虎等许多名色。朱元
璋下令清理，一个松江府竟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九百余名。正式规定与实际运行的潜
规则真有天壤之别。如此愈演愈烈，直至十羊九牧，将羊吃绝种，食肉动物也随之绝种
。
    相比之下，黄仁宇更像一个管理学教授，而你更像是一个公司研究者
    甘琦：看来，合法伤害权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官僚集团，连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
的受害者则是农民集团。如果拿现代工商社会打比方的话，那么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投资
人而是经理层，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消费者群体。
    吴思：不错，这正是我对《万历十五年》整体布局的最大批评。黄仁宇用浓墨重彩
描绘了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关系、官僚集团内部的关系、直至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间
的关系，偏偏没有以专门笔墨描绘官吏集团与农民集团的关系。这就好比描绘山大王们
如何大碗喝酒，大块分肉，如何拜把子排座次，却不讲他们如何剪径绑票，如何打家劫
舍一样，而那才是决定命运的基本关系。官僚集团内部分肥所分的油水，最终都出自老
百姓；张居正和海瑞企图解决的问题，例如推行一条鞭法等，也是试图调整官僚集团与
百姓的利益关系，不谈这个最基本的关系，就像谈公司只谈内部管理，却不提市场和消
费者一样。
    甘琦：看来你们关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公司的命运；所担忧的症结却不同，
黄仁宇最担心的是公司管理，而你最担心的是公司与市场的关系。相比之下，黄仁宇更
像一个管理学教授，而你更像是一个公司研究者。那你怎么看管理学教授所推重的数目
字管理呢？
    吴思：我认为数目字管理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黄仁宇的数目
字管理指的是与工商社会对应的那套技术，在明朝呼唤它或者指望用它来拯救明朝都是
天方夜谭。就是说，在明朝的“体”上根本长不出这种“用”，即便引进了这种“用”
，在那个“体”上也活不了。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明朝为什么不能长出可以产生数目字管
理的工商社会。
    如果他指的是更加工具化的数目字管理，明朝并不是没有———田亩计量、户口统
计、离任审计、钱粮征收都没有离开过数字，但在处处是潜规则的制度格局中，这些数
字所掩盖的东西比它揭示的还要多。这样的历史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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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
，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
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
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 汉书 陈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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