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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下）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4月23日20:13:07 星期一),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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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转寄]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下） anorexia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BBS 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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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Mon Apr 23 16:58:43 2001
发信人: anorexia (林若晚),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下）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Thu Mar 22 19:44:23 2001), 站内信件
货币更加速土地占有之展开。洛克信口说来，当日之土地至少可供一倍以上的人口
使用。只是在货币尚未流通的地方，其土地尚待开发的情形依然如故。在已经开始
使用金钱的地方，则很“难如此”。以上的叙述，完成了洛克对现下土地使用之解
释的准备。质而言之，以下他的论调总不离“资本家的生产方式”。
土地既已为各人圈画占有，没有土地的人何以为生？洛克的答案则是出卖劳力
。在《政府论二讲下编》他已预先写下人类之自由，包括处置本人人身之自由。只
要不违犯自然法，各人对本人人身之安排，非旁人可越俎过问。前面已经说过，他
认为劳力也是各人人身财产之一部分，如此则没有不能通过金钱当作商品出卖的道
理。购买旁人之劳力，不仅可用于生产，而且可用以扩充生产工具。洛克的解释，
可以从下面一段看得清楚。他说：“我的马所嚼之草，我的仆人所刈之草地，以及
我在任何地方，任何与众共有之土地内开出的矿产，都是我的人身财产，用不着任
何人授权或同意。”这当中值得注意的乃是“我的仆人所刈之草地”。可见得仆人
出卖劳力，除了工资之外，别无收获，主人则可以坐待其领域之扩大。
初民之平等，至是变为不平等。土地之占用如是，货币之领有亦复如是。“货
币根据合约将利润，亦即某人劳力之报酬，运送到他人的口袋里去。其所以如此，
乃是货币分配之不平等，其作用与土地占有之不平等相同——因为土地占有之不平
等（你可以占有超过你力能施肥之面积，旁人则少有），于是你弄来了一个佃农耕
作你的土地；同理，货币之不平等（我拥有的货币超过我能使用的范围，旁人则少
有），于是我拉拢来了一个佃家，使用我的金钱。”
以上括号及内中字句都照原文。洛克说我拥有的货币超过我能使用的范围，则
是我的购买力远过于刻下衣食之所需，于是我可以投资。使用金钱之佃家无非雇来
的劳工。他的工资由我预垫。亦即不待制成品之发货出售，已由“我”这资本家先
付。因之地使用我的金钱。可是因为今日之方便，必需放弃明日之利润。有如佃农
使用东家之土地，必须放弃来日之收获或收获之一部分。
从这不平等的占有土地和不平等的拥有货币，资本家和劳动阶级的区分，只有
越来越明显。洛克说及劳工“一般从手到口，除了工资之外，没有旁的资源”。资
产阶级则“勤奋而有理智”，使用金钱，给他们一个机会扩大他们的所有。在这些
方面，洛克反映着17世纪清教徒的思想。上帝虽然将世界的资源给予人类，“他给
予勤奋而有理智者之用，而不给予幻想贪婪争夺好斗之人”。在这种条件之下，资
本家之资源不立即用于消费，而继续存积。不仅个人如是，全国亦如此。他说：“
商业之着眼在财富及权威，两者互为滋长。财富包括大批可以移动之财货，可以向
外国人要价，而不在国内消耗，尤其要注重大批之金银。”
洛克既在威廉朝中被任为商业及海外农地公署的督办，他当然知道商业尤其是
国际贸易之重要。他在《政府论二讲下编》里曾提出一个问题：“假使一个人有
10000英亩或者10万英亩之优等土地，既经开发，又储备了各种牲口，只是处于美
10000英亩或者10万英亩之优等土地，既经开发，又储备了各种牲口，只是处于美
洲之腹地，毫无希望与外界贸易获取金钱，那他又如何判断这产业之价值？那就不
值得圈地占为己有，他就会放弃（这地产）而任之复归于原始状态了。”
事实上洛克自己成为英伦银行组织时原始股东之一，认股500镑。后来也被认
为是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的中坚。重商主义者注重对外输出，以获取金银
为国家商业政策之宗旨，其本身不能即认为是资本主义之变称。可是当日信用尚未
展开，机器尚未发明，现金为存储资本之媒介，在这条件下提倡重商，获取金银，
主旨在增强国家资本。但这国家资本又几乎全由私人资本组成，则重商之过程及其
后果，都有由政府授权并鼓励商业资本主持生产及分配之趋向，并且也有将农业组
织商业化，促成两种资金对流的效用，所以又无异于提倡资本主义。同时重商主义
加速了国际的竞争，增强了殖民地的重要。这些特征在日后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的资
本主义之性格。洛克用不着对这些原则及趋向作有系统的介说（他写作的重点在提
倡天赋人权），因为他的地位特殊，只要在这一串发展中抒发己见，他已经表现其
为资本主义的发言人了。
洛克的传记说明他是一个性急、容易冲动的人，他也富于友情，性情慷慨，愿
意资助有志之士，却不愿施舍于无赖。穷困之人成为社会负担，他主张以最严厉的
手段处置，甚至在一处写出，“三岁以上的小儿”都要教之以工作，使他们不成为
赘疣。这一方面固然反映着当时一般人对失业者不耐烦的态度，可是这种态度也十
足表现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
他所处的世界里使用货币，虽有社会之不均等，虽有赤贫之人胼手眼足以为生
，其长处则是一般生活程度仍较未开发之地域为高。针对这一点洛克写着：“有些
国家土壤富饶，却贫于生活中的舒适，最明显的例子莫如美洲若干国家。自然已给
予富饶的资源，不下于给与任何人民。此即是肥沃的土壤，足以产生丰衣美食和百
般娱快的资料。只因为没有用劳力开发，［这些国家］没有我们所享方便的1％。
那里一个广大而肥沃地区之国王，其衣食住不及英国一个劳工。”
资本主义思想之成熟
经过洛克，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告成熟。从这一章简短的叙述，也可以看到
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民所依赖于政府者为安全保障，而不是所谓天堂获救。
世间只有能生存的才算数，否则纵使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布斯的《巨灵》
初看奇特，又好像不近人情，实际却勾画出一个新时代全能政府的轮廓。哈灵顿则
指出政府的威权出自经济力量。英国的土地既已为乡绅及中级地主所得，这个政府
也要由他们作主。洛克则将霍布斯的立论翻了一个面。政府首要的任务固为保护人
民的财产，但是这社会契约可以“文”成，而用不着“武”闯。他也指出人类经济
上的道德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他虽没有明言，然其衍化符合欧洲从封建社会进展到
资本主义社会之层次。前者不用货币，所以每人财物都受限制。后者用货币，则土
地之占有及金钱之持有都不平等。但是资本家所操者重；其积蓄资本，开发资源，
对社会有实质的贡献。他主张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就是在实质
上接受了哈灵顿的建议。这思想体系之构成与光荣革命同时。可见得资本主义已于
1689年前后在英国立足。这种情形也证实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体制，必与国家和政府
互为表里。否则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即出于无结构之冲动；或者资本主义的理
想没有行动支持，都属于泛言，既难能捉摸，也无法论断。
以上除了哈灵顿比较含蓄之外，他们的学说都注重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也都着重个人主义，这些成分也与资本主义结不解缘。
psychology），也都着重个人主义，这些成分也与资本主义结不解缘。
从《君王论》之问世至《政府论二讲下编》之印行，中间经过158年，资本主
义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而且奠立基础，必先提升一个国家的下层机构，虽费
日持久，事势必然。陶尼所著书，大致与这段时间符合，其标题为宗教，可是他已
说明，中世纪社会上的一切价值按层次摆成一个金字塔，而以宗教为首。所以提到
宗教，也牵涉到全国各种事物。他也说，在这时期内，中世纪的社会理论被商业文
化之狂澜冲击得不能立足，“传统的界标，一个继一个的都被淹没了”。海蒲洛纳
（Robert L．Heil－broner）论资本主义之逻辑，也说资本主义一行，全国人都要
采取“求最大的行为”（maximizing behavior），上自资本家，下至劳工，都要
体认同业和同等地位的人之强迫性的竞争，无人得以置身事外。彼此都表示随着资
本主义之来临，整个社会从上至下都要经过一番洗刷，非如此，其最下层之人员与
物资无法公平而自动地互相交换，亦即无从构成一种商业体制。这种准备牵涉广泛
，不能突然产生，迅速结束。
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属于非历史性（unhistorical）。譬如说在什么时候、什
么国家，其人民曾订立如此一个契约（只有威尼斯的全民大会与之近似，详第二章
），全无交代。说及货币开始流通，各人土地之占有因此不受限制，也仍是一种理
想观念，并无事实之例证。他没有提及征服者威廉区分英国土地的情形、都铎王朝
没收寺产的经过，以及最近若干地主以各种不同的办法将残余的封建领有方式强迫
改为现代的租赁方式。甚至内战期间地产易手的纠葛也撇开不谈。先树立一个原始
社会的状态，半据圣经，半由想象，次将之牵扯到17世纪后期的英国。又以自然法
，各人“默认”的程序，将现下的土地占有讲得合理合法。他又动辄提及美洲拓荒
的情形，有似寓言。
纵使其方法非历史性，大半采用自我心理学，洛克已创造了历史。《政府论二
讲下编》虽非衙门公告，没有法律的力量，但是它在光荣革命前后产生了有似官方
宣言的作用。洛克不是深入透彻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根基也半由霍布斯造成，但洛
克是广博的思想家。他论说没有霍布斯之唐突，也符合时下绅商及新兴地主之胃口
。他更以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家的地位提倡宗教上的容忍异端，注重儿童教育
之德智体兼长，又讲究修辞学。总之，他以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将当日的各种人
文因素拿出来检讨。他因不紧随历史车轮的痕迹，而更有将人文因素中不合时的事
物一扫而光的气概。因此他的言论带着革命性格。他的社会契约观念大大影响未来
的美国和法国。
事既如此，为什么今日一般人论及资本主义之思想体系，多首先提到18世纪的
亚当·斯密，而很少人会追溯到17世纪的洛克？
这当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乃因“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是后人创拟的字语，初
在19世纪间常的使用，在本世纪才普遍使用（详第一章）。也可以说，这一名词刚
才提出，资本主义之为刻下的一种社会组织，即已被批判攻击。很多作家将其后端
拿出与社会主义相比较。因之这些作家的立场通常带有资本主义的病理家之色彩。
本书站在技术的立场，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来看历史，提到历史上之资本主
义，因其为中国之所无，不论在其组织程序上或思想结构上，都要把历史倒推回去
，追究其前端在西欧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出现的情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他
也没有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详第一章）经常批驳与他时间上更为接近的斯密而
不论及更前之洛克，而仿效他的办法。也不能因为洛克既是倡导民权之圣贤人物，
而必须否定他之为资本主义发言人之地位。
况且霍布斯及洛克之劳力价值论经由亚当·斯密承受，马克思一方面修正，也
在一方面继承，早经历史家指出。而我们根据历史，更要说明凡在17、18世纪之间
在一方面继承，早经历史家指出。而我们根据历史，更要说明凡在17、18世纪之间
提倡民权，都有支持中产以上阶级之趋向，亦即都有推动资本主义之可能性。
人世间常有很多重大情事，好像由领导人物下决心作主，实际上则有其背景存
在，成与不成，不能由各个人单方定夺。也有不少发展非当事人良心之向背所能取
舍。例如洛克接受当日一般观念，认为奴隶出自战俘，此等人既由战胜者贷之以不
死，则供奉无代价工作，也不算过分。可是他呼吁这种处置只应加诸其本人之一身
，其子女则应为良民。此种奴隶及于一身说在中国旧社会里行得通，反在欧美近世
纪内行不通，因为西方将奴隶投入生产事业，牵涉过大，除非社会下决心彻底废止
奴隶制度，否则无改革之可能。洛克这一建议有如废纸。反言之，他的其他建议打
动人心，被社会人士奉为经典，并非由于他玲珑心巧，异想天开，而是有客观的社
会条件支持。
英国17世纪之人口，一般估计由400万增加至600万，但是失业严重时，通常有
100万人需要全面的或短时间的接济，一般已觉得人口过剩。而自伊莉莎白以来的
法律，各教区有负责救济本地穷困人口的义务。因之加强生产效率，增进出口，在
当日情况之下只能由私人企业家主持，法制上也只好加强私人财产权。凡此有系统
的做法，其成果迟早与资本主义契合。洛克在此时倡导天赋人权，如果他不顾及刻
下这种需要，或者甚至违反这时代的潮流，则他先已辜负了权力的用处。我们也决
无在300年后传颂他的书刊的可能。
事实上洛克被称为“辉格党之亚里斯多德”（Whig Aristo－tle）。辉格党起
源于谢夫兹伯里伯爵（详上“古柏”）之反对詹姆士二世嗣继王位，以后也在光荣
革命中产生了领导力量，又为英伦银行成立时之主持者，在17世纪末年及18世纪代
表贵族地主及商界利益，在宗教上则主张不干涉各人之自由。1714年 号低?
Hanover）王朝入主英国，也就是1701年继承法案所推选的斯图亚特王朝支裔。最
初两个国王乔治一世及二世在位46年，时称“辉格臻荣时代”（Whig Supremacy）
。乔治一世不谙英语，乔治二世乐于亲自带兵在大陆作战，都不干预政治。政党政
治和内阁制度至此都有发展的机会。一位叙述这时代的专家写出：“用不着夸大地
说，洛克的政治思想无争论的控制着政治圈，是当时团结力量最明显的线索。”同
时，付费公路的修筑正广泛展开，商业信用的发展则扩充到地方银行及小规模的商
业银行，显然英国的农村经济已开始与对外贸易并结为一元，全国可以有如一个城
市国家样的以数目字管理，因为其一切因素均由市场力量支配，其状况符合本章开
始说及资本主义体制下必有之条件。
如果再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英国在海外的发展，看出其十足资本主
义的性格。也在这所谓辉格臻荣时代，英国与法国展开了海外争夺战。17世纪后期
以来，英国看待海外殖民地的眼光，大致以其主要商品决定其重要性。其一为西印
度群岛，所产为蔗糖。二为纽芬兰，所产为鱼类。三为印度，所产为靛青及印花布
。四为北美洲，所产为加拿大之木材皮毛及南方之烟草。五为非洲海岸，所贩卖者
为人口。向海外进出的时候，英国避免了西、葡等国家所创设的中央机构，而批准
组织了很多公司，授予他们在各地区的专利权，而以军事外交的力量为后盾。这些
公司在海外建立堆栈，创设炮台。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之中，战费即由伦敦商人
垫借，和约则依商人之意向而转移，而东印度公司更组织军队，与印度的王子订立
攻守条约，参与征伐。
亚当·斯密：私利可以融合
亚当·斯密之专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亚当·斯密之专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1776年出版，去光荣革命，亦即本书称为资本主义已
在英国法制上奠立根基之日，将近百年，去上述七年战争爆发之日，也已整20年。
亚当·斯密之被尊奉为资本主义发言人，大概由于一般传闻他是“私利观之使徒”
（Apostle of self-interest）（《大英百科全书》作如是说法）。其实亚当·斯
密和以上所叙述的人士不同，他不是哲学家，也无意创造一种“坚白同异”的理论
，推根究源的对各种事物赋予定义。他倒是决心从现局里，站在技术的立场上，推
敲各种问题的由来，而考究不同对策之利害。
而且他重视的私利观也是开明的私利观。大概重商主义推行时，政府采取保护
政策，商人获得专利。他认为这种种人为的与做作的办法害多利少，不如全面开放
，令其自然，则各个人凭己意卖出买进之间，公平的竞争之际，商业才能合理地进
展，全国受其裨益。他也认为金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不是囤集的对象或是商业
之目的。在这些方面，他保持着自由主义和放任政策的态度。此外他对狭义的私利
观不仅不维护，而且攻击不遗余力。例如，他对当日英国处置殖民地的办法，有很
严厉的批评。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种植鸦片，与荷兰人在香料群岛之政策，同属于
“毁灭”的性格。英国不许北美洲人民在殖民地内炼钢，“明显地侵犯了人类最神
圣的权利”。这时候，议会通过最高工资的法律，亚当·斯密指斥其为不公平，这
样将“最能干及最勤奋的工人，与平庸的工人一般看待”。他也抗议法庭对工人集
会决议不接受最低工资时科以严格的惩罚，而让雇主集议讨论最高工资，显然是对
同一事类采取双重标准。
当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尚未发明，英国社会却已成为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社会
。亚当·斯密在他的书中反复检讨这社会的合理性，并提出建议，则他已不期而然
地成了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发言人。
《原富》在很多地方用比较的方法来写作。他常说荷兰比英国强，英国又比法
国强，所有欧洲国家又都比中国强。此中所谓富强和贫弱，有似于我们今日所谓已
开发国家及开发中国家之别。从作者的叙述看来，前者所有的各种经济因素都已组
织妥当，高速的和广泛的互相交换，后者则无此情景。
亚当·斯密接受了霍布斯及洛克的自然法则和劳力价值论（《原富》书中多次
提到霍布斯），认为劳力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承认了劳力可以当作商品交换
。劳工必须牺牲生活中一部分的“安适、自由和快乐”（ease，liberty，
happiness）去换取“生活中之必需品和方便处”。亚当·斯密也相信，在原始状
态，劳工控制他自己全部的制成品。以后土地既为地主占有，可以作为工资，先期
垫借的制成品又在资本家（他书中称“主人”[master]）手中，所以商品的价格由
三个因素组成，此即地租、利润和工资。以后提到制造，作者不再提及地租，而代
之以利息。
这决定物价的三个或四个因素，与其他的几个因素如分工之程度、货币数量及
流通状态、法制（决定国家的经济系前进、后退或滞留）、人口、国民的总收入（
revenue）及全部存货（Stock）等条件互为循环。譬如说劳工希望增加工资，资本
家则希望压低工资争取利润。但是总收入充裕、存货增集时，也是做生意最好之时
，资本家增加制造，人手供不应求，工资随之增高，劳工既有额外之收入，即生儿
育女，引起人口增加，有北美洲的情形作例证。人口过剩时，则失业者增多，这时
候社会上的高级人士也屈尊降贵的与劳动阶级争饭碗，只有把工资减低，最后终必
引起天灾人祸灭杀人口，一到死亡相继时，人口终必返归于其国富所仅能支持的程
度，有印度之孟加拉省的情形为例。
写到这里，亚当·斯密将工资与人口的消长树立而为一种定理，指出工资必与
长树立而为一种定理，指出工资必与
维持生活之最低标准接近，不能更低，也不应过高。否则人口的激增与剧阵又把局
势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是这样又把国家经济说成一个滞留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几
百年内的实情），也与《原富》的一个观念相反。亚当·斯密没有朝这方向发挥。
他提到18世纪之英国迄至他的时代，工资只有继续上升，如言实际工资（real
recompense of labor），亦即货币工资（例如每年30镑，或每日1先令）所能购买
之“生活之必需品及方便处”只有较前更多。也就是说，以今较昔，英国一般之生
活程度有显然的进步，而且惠及于一般民众，作者深以为幸。
英国凭什么打开这局面？作者支吾其辞。他在下文说及英国工资因季节而异，
也因地区而异，所以工资不必与食粮之价格结成一体。然则这仍没有答覆上面的问
题。《原富》也再三说到分工合作的重要。分工愈精，生产愈有效率。分工又与市
场之大小有关。他指出苏格兰之高地，每个农夫都是屠夫、烤饼夫兼酿酒夫。大凡
市场扩大，分工的程度精密，固然可以增加生产效率，但终必待到一个较大的资本
为之出面主持，为什么这时候英国能聚集资本，而其他国家不能？
18世纪英国之整饬军备，开发殖民地，不能与资本主义无关。《原富》列举
17世纪后期以来，伦敦经过大火与瘟疫，英国又有两次对荷战争、光荣革命的骚乱
、对爱尔兰的战争，又有1688、1702、1742及1756年四次对法战争（最后一次即七
年战争），又有1715及1745年的叛变（詹姆士二世之后人企图复辟），国家发行的
公债多至145000000镑（17世纪国家之收支出入仅以百万计，未有及千万者），再
加上各时期非常的费用，耗于以上事故的必逾2亿。亚当·斯密是和平主义者、反
战派，他不能出面讲战争对积集资本之贡献。相反的，他伤叹着这样一笔国家之大
财富用于不事生产的事业、豢养不事生产的人手，要是全部投资于建设，其裨益何
堪计料。
堪计料。
但是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个精明又见闻广博的作家当然知道，英国除接受荷兰
之投资外，以上债务大部在国内招募。战事多在海外举行，英国又屡次获胜。克拉
克根据当日一般情形说：“战争成为国家的一种产业。”当初对经济的刺激起于战
争，其效果则见于平时，以后维持一种新型的海陆军，举凡被服粮秣之供应、船舰
之配备、军火之制造，无不对国民经济有积极的效用。即大火后之伦敦，其兴建情
形亦是如此。国家既要付公债之利息，只有扩大税收，于是增加生产，又将付税人
收入之一部转交于政府债权人手中。财富分配不公平，资金之大规模积聚则有目共
睹。一位现代经济史学家针对当日情形写出：“庞大安全而新型的投资门径，支持
了城市中多拥地产而生活裕如的中产阶级。”亚当·斯密自己缕列以上的动乱，也
接着说，他的时代与复辟及光荣革命时相比，英国用于继续开发土地支持劳工之资
本必已大为增加。他说：“在政府榨取的过程中，很多个人以私人节俭和优良的行
为挣聚。他们普遍的、继续而无间断的增进自己的地位，使这聚积资本成为可能。
”
亚当·斯密是否有意替当日的资本家关说，置投机及战时发财的种种门径于一
边而只说其节俭之美德，值得注意。经过他的圆通，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之积存资
金成为既成事实，作者已经将当日之英国经济体制（我们之称为资本主义者），从
以上所说之循环式改而说成一种螺旋式。亦即工资不复与人口纠结，永远的在“吃
不饱又饿不死”的程度上下兜圈子，而是环境能打破，资金能聚积，工资能增高，
一般生活程度也能改进——只要让私人资本为主宰。
印度孟加拉的经济与中国的国民经济之成为滞留状态者，也是因为缺乏新生的
购买力，其整个社会的雇佣（employ－ment）有限制。一方面固然缺乏资本来增加
生产或提高生产，一方面也缺乏市场。英国既有政府及出口商购买各种物资，也因
为经 梅 荣，增加了社会内部的购买力。亚当·斯密写着：?不到多少时间，富人
的房屋、家具和衣饰，低层及中等阶级也派上用场。当高级人士对这套东西发生厌
倦的时候，他们就买得起。当有钱的人全部在如此花费的心情状态之中时，迁就全
民的办法就有了增进。”亚当·斯密一生提倡节俭，在这一段却特别提出支持生产
的消费与自 卑劣的浪费不同。
生活程度增进的时候，工资之增高最为显著，在荷兰如此，在英国也如此。亚
当·斯密写道：“仆人、劳工（包括农夫）和工人占着任何庞大政治社会之最大部
分。对这大部分的境遇作任何增进，不可能对全体反为不便。没有一个社会可能繁
荣而快乐，要是其中最大部分的人尚 嗖移独А ”在这些方面亚当·斯密可视为资
本主义之生理家。这需要大部分人得到最大快乐之说旨，也是不久之后边沁（
Jeremy Bentham）学说的要义。
当国富增高，即国民总收入及存货增多的时候，利息必降低。英国从亨利八世到
17世纪初年，利息由超过10％降至5％。荷兰的政府能以2％的利息举债，高级人士
信用卓著的付3％的利息。法国企图以政府的命令强迫将利息降低，并无功效，只
有使金融市场更混乱。中国则一般利息为12％。利润经常与利息同进退。但是富强
的国家，工资高而利润低仍能与落后的国家竞争。只要本钱大，利润虽低，仍能与
本钱小而利润高的竞争，并且其成长也较快。勤奋之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
斯氏没有直接讲明此中原因，但是说到资本使用的展开时，其中列有四个步骤
，此即掌握原料、制造、交通和零售业。这样看来，经济之扩张不仅在上端活跃，
也要透入下端。因之利息与利润俱低，并不是迟滞于一个本小利微的局面，而是以
前不能做的生意现在都能做，如此全国的经济因素构成一个大单元。
前不能做的生意现在都能做，如此全国的经济因素构成一个大单元。
亚当·斯密的《原富》集25年教学及研究工作写成，当中涉及各国社会政治经
济情形，千头万绪极不容易概述。有些学者因他旅行法国，与所谓“重农主义者”
（physiocrats）接近，称他受后者影响。重农主义者认为经济之发展有其自然之
法则，不应牵强干涉，而只有农业才能产生富裕。亚当·斯密虽大致有这样的趋向
，但是他没有倾倒于任何一方面的表现。他说明某一个国家根据“自然的程序”，
总是先将资本用在农业，次以用在制造，再次之用在对外贸易。可是，他亦说到在
现代欧洲有些国家已将这程序完全改变。海外贸易引进了优良的制造，因为工商业
的发展，农业也随着增进。他又说，每一个国家可以用“农业的系统”或“商业的
系统”去增进人民财富，后者为现代化的系统。
亚当·斯密根据洛克的说法，认为地租之由来，无非地主已投资增进土地之生
产力，所以他在投资成果上收利息。这样他已经替李嘉图（David Ricardo）之地
租说奠定了基础。可是他也说付地租是对一种“专利权”所付的使用价格。如果由
专利而向使用者索取地租，则无须根据任何标准，只要佃农愿意承当，则最高的地
租，只要靠市场近，农产品能就近卖出，也会被接受。亚当·斯密类此自相矛盾之
处也常为人指责。
总而言之，亚当·斯密出入于社会科学及人本主义（human－ism）之间。他从
长远的眼光看，这种顾虑属于经济的范畴。譬如他讲到增加工资的好处：“充裕之
给养增加了劳工的体力，给他以能够增进自己的地位之希望，使他知道一日终结，
他会享到丰富和安适，［这些条件〕鼓励着他把他的精力用到最大限度。”。日后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家，尤其在带有教条主义的作家看来，这种态度只是替资本家
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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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在我们看来，亚当·斯密并没有奠定资本主义理论之基
础，这项工作已由霍布斯及洛克完成。他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详尽的报道，使我们
知道18世纪后期经济体系之被称为资本主义者的运转方式。因为他的乐观，《原富
》说各种不同的私利观终能融合，无疑替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希望，培植了新的信
心。但是他的书完成时，美国的独立战争尚未爆发，产业革命刚才开始，荷兰与英
国的发育成长确是史无前例，这些客观条件，可以当作他的乐观侧面之陪衬。曾几
何时，法国大革命爆发，其走极端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扰乱，再加以产业革命所发
生的社会问题，使各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渗入了阴沉的暗影，所谓自由主义的思想
家虽然仍承袭亚当·斯密，有些对经济方面的理论，态度已趋悲观。
古典派经济学家：科学立场和意识形态
亚当·斯密被称为古典派经济学之领导人，约50年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也被称为古典派经济学家，及自由主义的作者。他们的立场和亚
当·斯密有显然的不同。
马尔萨斯生于1766年，《原富》出书时他才10岁。早年受着准备当传教士的教
育，他后来却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人口论》（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Population as it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初
在1798年不具名地出版，内中表示对人类前途悲观。比如他说：“人口的力量将无
限制的超过世界上能供应给养的力量。”又说：“人口不受阻折时，以几何级数（
即1、2、4、8、16、32）的方式增值，给养则按算术级数（1、2、3、4、5、6……
）的方式增值。”
）的方式增值。”
以上的理论并无科学根据，所谓算术级数及几何级数也无从证实。单从这样的
立场，不能即说马尔萨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但是提到人口威胁时，他跟着说：“
工资尚难维持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人结婚生子，带下来五个或六个孩子。他当然只
使自己陷入困境。他控诉工资不足以维持家用，……他抱怨社会上偏袒而不公平的
制度，世界上的产品分给他的一份老是不够用。可能他在谴责命运将他摆在现社会
里，使他无法逃避穷困与依赖于人的境界。寻觅谴责的对象时，他不曾提及不幸原
因之所在。事实上他自己是全部问题之症结，他却尽怪旁人而不责自己。”
这段叙述，其理论之中心不是两个孩子或六个孩子，而是社会制度，及工资之
分配。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物资之生产与支配由私人资本作主（详第四章），马
尔萨斯的立场已强烈支持这种制度。事实上马尔萨斯反对社会对穷困之人的救济。
公私慈善事业都不是办法，因为不能解决穷困之人无远虑而给自己带来的悲惨境界
。《人口论》初版时，作者提及只有死亡率之提高及战争与饥荒可以减少人口。
1803年马尔萨斯将此书修订出版。熊彼德评说，这实际是另一本新书。内中加入很
多统计数字，而且也加入晚婚、道德上的节制生育等。可是其结论仍是尽量保存原
书宗旨。例如，作者预计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200年后（即公元2003年）人口与
给养资源的比例将是256：9，亦即27倍于此书发行时（1803年）的1：1之基数。
与马尔萨斯齐名为古典派经济学家的李嘉图，一家原为荷兰之犹太人。李嘉图
的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的经理人，旅英而入英国籍。李嘉图曾在阿姆斯特丹上学，以
后随父亲在伦敦证券市场工作，只因与英国女人结婚，放弃犹太教，一时为家庭所
不容。李嘉图自创门户，也在证券市场投机起家，拿破仑战争时更因经手公债而致
巨富，以后置买大批田产，并以赀财成为议会会员。他生于1772年，比挚友马尔萨
斯小6岁。他的名著《政治经济与税收之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Taxation）于1817年初版，四年之内三版，在当日可算是畅销书。他
去世时只51岁，全集却有9册之多。
李嘉图曾写信给马尔萨斯说明他著书之目的在“研究社会阶级共同生产时每一
阶级应得分配之规律”。他虽步亚当·斯密之后，却不因感情和直觉等因素动摇他
以数学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因历史上不规律之事情，改变他的信心。他先造成几
个极简单的抽象观念，而视之为上天诰命、自然法则。以后的议论全用演绎法，从
这些抽象概念推断而成。过去霍布斯也曾如此著书，可是《巨灵》涉及心理及生理
，又是上下古今。洛克及亚当·斯密用之尚未彻底。李嘉图在资本主义已成熟，产
业革命之功效毕现，社会上贫富悬殊的情况完全暴露，法国大革命的反响犹新之局
面下，更彻底地运用此法，而且他所讨论全属经济范围。他个人之家庭关系、社会
背景则不着痕迹。以他本身经验，他当然知道资本为用之妙。因此李嘉图所著书不
仅成一家之言，也在学术界将政治经济展开为一个新的领域。以后的学者，站在相
同或反对的立场，都可以沿用其布局，重履其门径，或甚至抄袭其辞汇。马克思即
受他影响至深。
李嘉图继斯密之后，认为土地上的收入，按社会组成可以分作三部：地主所得
者为地租、资本家所得为利润、工人所得为工资。地租由于土地之生产率不同及交
通情形而异。当人口增加，荒瘠之地被开拓使用的时候，最荒瘠之土地无地租，较
之高一级的土地则有少量地租，更肥沃而更方便的田产地租更高。再有更荒瘠之土
地投入生产的时候，则原先无地租的土地也升级有地租，其他各处耕耘的熟地的租
价也随着增加。总之，劳工之净收入必会如此的牵扯互相拖平。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提到工资部分，最值得注意。作者说：“劳力像其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提到工资部分，最值得注意。作者说：“劳力像其
他能出售和能购买的物品一样，也像其他有消长的物品一样，有它的自然价格和市
场价格。劳力的自然价格乃是能让劳工维持生计，绵 苗裔的代价，刚好够额，既
不能多，也不会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涨价的时候，劳力的自然价格随着增高；跌
价的时候，劳力的自然价格也随着下跌。”
劳力的市场价格则依供求关系而定：少则价昂，多则价廉。像其他的商品一样
，劳力的市场价格纵有与自然价格相背离的可能，迟早它仍有与之趋于一致的倾向
。说到这里，李嘉图也像亚当·斯密一样解释：劳力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的时
候，工人得其所哉。可是这种“鼓励”，只有使劳动者繁衍生殖，必至人口增加，
劳工人浮于事，工资回跌到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尚低于自然价格，亦即胼手胝足，
仍不得一家温饱。“这时候劳工的情况最为悲惨。直到匮乏减杀了他们的人数，或
者需要劳动力增加的时候，劳力的市场价格才会回到它的自然价格，使他们有生活
上低度的慰藉。”
事实上李嘉图承认工资的市场价格可能长期地高于自然价格。但是这要待资本
增多，所以第一次对劳工的需要之增加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所增多之资本又产生了
第二次的需要，也超过以前数额。如是一波逐一波的，“假使资本的增加是经常而
逐渐的，其对劳力的需要可能产生一种增加人口的激励。”这样，他已经把资本主
义社会里无限制的存积资本之性格写出。可是这种不断的方式经常很难继续。
接着李嘉图又对资本这一名词下定义：“资本乃是某一国家里可能用之于生产
的那一部分财富，包括食品、衣物、工具、原料、机械可能产生之劳作等等。”如
此看来，资本主义有国界，同时它把所有权和雇佣结合为一。所以凡是提到劳工福
利之前，就先要注意私人资本之存积。李嘉图写作，总注重私人资本之安全及其出
路。在他看来，假使没有如此的考虑，则无国民生计与社会福利可言。
他的经济分析，利用农业作剖面，也用一种出产品——小麦——作示例。不少
批评者说他对地主抱有成见，骤看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李嘉图自己也广置地产。
但是他书中的地主不参加生产，坐享其成。经营农产企业的另有其他资本家（这是
作者如此设想，也可能为两种人身性格，不一定为两人）。作者著书的时候，英国
所临的困难即是所谓“报酬递减律”（law ofdiminishing returns）。也就是说
，在一个国家内，将更多劳力投入农业生产的时候，起初收成成比例地上升，还可
能比过去之成额高。可是一到饱和点的时候，因所开垦者为荒瘠之地，所在场所又
为偏僻之处，以后则不成比例地上升，而且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情形愈来愈厉害。在
李嘉图的分析系统里，谷物的自然价格，乃是瘠薄之地不付地租农场所产谷物单位
容量所付劳力之数。收成逐渐减少的时候，每一容量之谷物必需投入之劳力增多，
即是谷物涨价。根据前说，劳力的自然价格根据日用必需品的价格而定，则工资也
因之提高。又因为荒瘠之地也开垦，其他各处的地租都全部上升。至此，资本家一
方面要付较高的工资，一方面又要顶较高的地租（如地主自营则他不劳而获的部分
多，经营企划的报酬少。总之，使他无意增加投资，也引起资本收缩。此系本书作
者根据李嘉图纲领式的解释加注，地主自营的情形不见于原书）。劳工可能在货币
工资增加的名目上占便宜，实际上他的收入赶不上付出劳力之自然价格。等于做生
意的人继续亏本，越做越穷。
面对这种情形，李嘉图主张开放谷禁、自由贸易，让海外粮食大量输入，以减
低物价，一方面加强货币，严格执行金本位制。作者又在一般原则上反对增税，即
所得税也会引起资本收缩。他也以同一原因反对遗产税。他对机器的看法，则认为
新发明对劳工不利。因为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增加，即为流动资本（
circulating capotal）之减少，只有后者才能遣放工资，聘雇人手。
circulating capotal）之减少，只有后者才能遣放工资，聘雇人手。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被称为“自由主义者”（liberals），当然与前述均平主
义者及掘地者所称自由迎然不同（一方面由于英文freedom和liberty两字有差别）
。17世纪的过激派提倡自由乃是人各为业，不负债纳租，有无政府趋势。19世纪资
本主义发言人所提倡的自由，是主张政府采取放任政策，让私人的资本家雇用劳工
，各按供求关系，从全面竞争之中自识指归。可是他们仍倚赖政府保障并扶助他们
的私人财产。前者至左，后者极右，马、李二人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现象，为文时
则趋于悲观，使读者感到窒息，所以时人称之为“沉闷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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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之前，预先讲出人体之运动无非骨骼的各部更换位置。他的示范纵有错误，他
的阐释纵举一而略三四，有如提到骨骼，而不顾及血液、肌肉筋腱及神经系统，在
当日经济学尚为草昧初开之际，他的原始勾画仍有启蒙之功效。李嘉图的政治经济
学至今仍有它有用的地方，例如他曾说，一个国家工资过高，则在国际贸易中处劣
势。因为外国商人只能前来贩卖，而无法购买，这种差额的情形，至今仍为经济先
进国家之虞。可是本书主旨不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每一个经济学家之成就（这样
的学者无虑千百，即我们提及半打十个，也不及专家叙述的内行恰当，同时也仍不
能向本书的主题作交代）。我们对李嘉图之重视，乃是他的思想极端右倾，在不经
意之间已将资本主义之理论以最保守的线条画出。有了这条界线，我们容易了解社
会主义作家攻击资本主义时攻击目标的所在，马克思采取攻势时尤然。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曾提出：“人口紧逼着生活资源的时候，解决的办
法总不外减少人口和高度加速存积资本。富裕的国家，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开拓耕
耘，后一办法既不合实际，也不理想，因为这办法操之过急，只有使各阶级都同样
穷困。”当日英国最符合他的叙述，而李嘉图也和马尔萨斯一样，主张紧缩人口，
第一步办法就是废止社会上对穷困及失业者的救济。英国的“济贫法”（poor
laws）开始于伊莉莎白时代，责成每一教区在境内向民间收取捐税，救济本地穷困
户口，李嘉图认为这种法律“不能使穷人富，只能使富人穷”，因此主张将这200
多年来的制度废除。他没有担心受接济之人的困窘；倒是顾虑到这政策之下行政的
“安全”，于是指出，必以“小心而技巧的办法处理”。
李嘉图有兄弟姊妹16人，他自己也有子女8人。他脱离股票市场后每年收入
28000镑，超过10000劳工之总收入，而他书中一再说到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未
提到怜悯之心与人道。他在书中埋怨地写着：“在一个慈善机构里，工人受捐助，
有资金接济的工作，其制成品不照这优待的环境计价，而系根据一般的、正常的，
而困难的环境计价；这种困难的局面，却由其他制造者担当。”其主旨在责备慈善
事业津贴穷困劳工，扰乱了正常的竞争。他觉得机器之使用对劳工不利，思索之后
却又说，如果资本家收入增多，他们身旁之仆侍的需要也必增加，在这情形之下，
对劳工却仍有好处，他们也可以因此沾光。至于自食其力之劳工降格的寄人篱下，
服侍当差，心境如何，则全不言及。提到税收时，李嘉图为富人说项，他解说他们
虽缴税，但不可使他们降低他们的生活，“因为保持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乃人之常
情。”有些读者遇到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觉忿怒，也有人在字里行间，将对此人轻
蔑的态度以谩骂的方式写出。
可是李嘉图著书时已说明自己带有阶级立场。他的目的是在想象的形式中勾画
出经济运转的轮廓。他既觉得“天下 熙皆为利趋”，也只好如此据实直书。他的
题材既如此广泛，则读者纵不齿其为人，也无从将他私人生活牵扯进去。
然则话虽如此，李嘉图仍不能避免有识者的责难。本章已提到不少非常之人，
然则话虽如此，李嘉图仍不能避免有识者的责难。本章已提到不少非常之人，
如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也都背离了世俗的道德观念，但是他们在社会进化之中将历
史引入新境界。李嘉图之所叙和提倡无此征象，他所支持的资本家，不满意于地主
，却又替他们收租。他们对社会唯一的贡献是给劳动阶级工作，可是却使劳工生活
毫无保障。资本家不能赚钱的时候，也是劳工失业的时候。而作者又主张放弃社会
救济的政策。于是任何有思想的读者即会在此发问：留着这样的一个资本阶级有何
用处？为什么国家和政府不能取而代之？李嘉图之极右思想已替共产主义开道。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已指出英国耕地面积不宜再继续扩充，可是作者没
有想象到现有面积内因技术增进而可能产生的效果。作者已看出英国前途在对外贸
易和国际战争，却没有像19世纪后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索性把资本主义与
帝国主义联成一体。李嘉图并未完全脱离重农主义的立场，他提到国际贸易对国民
经济有更动的地方，一再以英国“每年土地和劳工生产数”去平衡它。更重要的，
李嘉图没有想象信用可以人为的产生，他的货币离不开“纯金货币论”（
bulliontheory of money）（这倒是有钱人的保守态度）。因之他之立场较为窄狭
。
英国的人口在19世纪由900万增至3200万，李嘉图在世之日，已感到这人口的
压力，他既不愿开垦荒地，降低生活程度，又打不开新局面，因之他的学说不是没
有良心，而是没有希望。这种态度也代表当日一般风气。天赋人权说既经法国大革
命试验，把一般人吓坏，理性（reason）和自然法又被否定，而自由主义及功利主
义尚待达尔文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Species 1859）写成，更待哲学
家把自然的现象与人类的行为吹搓一起，造成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气氛
，才能继续发挥。在这当中的一段时间，思想界找不到一种适当的理论去处置人类
的物质生活。在研究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事后看来，当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
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属全套可以保留，但是当中的联系亟待调整，才能适应国家
经济中农业比重降低，工商比重抬头的趋势。
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病理家
马克思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问世后一年出生。凡是李嘉图所说
，他都将之讲成一个反面的对照。事实上李嘉图首先强调社会阶级，我们读李嘉图
之《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也能更了解马克思。例如李嘉图一再提到私人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马克思则继普鲁东（Pierre Proudhon）之后，认为“财产即是盗
窃”。在《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序文，李嘉图一开头就说，关于地租、利润和
工资之“自然的进程”，前人语焉不详。马克思在《资本论》“原始聚积资本之秘
密”，则说最初资本之产生，乃由于“征服、奴役、抢劫和谋杀，简言之，以武力
行之”。李嘉图在书里面提到工资与利润相克，可是即在“报酬递减律”展开时，
劳工与资本家两个阶级仍然继续存在，作者没有提出突破现况的建议。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却直言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实为经常状态，因之才可以打破
僵局，与中国人所谓“穷则变，变则通”的立论相同。李嘉图的地租，说明与世俗
所称之地租不同，而是每年付与地主为使用“土地原始且不可消灭的力量”之代价
，半带抽象的性格，似我们所说的“收成”，所以和工资与利润相对，就无从免除
。同时《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里面用的地租又是相对的价格（此处收成高于最
低收成之数）而不是绝对的价格，为理解之用，也不便罢免，否则他的经济学系统
都将不存在。《共产党宣言》提倡，在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内，第一个步骤要“废除
都将不存在。《共产党宣言》提倡，在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内，第一个步骤要“废除
地产，将地租之施用，行于公众之宗旨”。李嘉图认为税收总有减少投资于生产的
趋势，即抽遗产税亦如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主张抽累进的所得税，所有产业一律不准遗传。
尚不止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英文surplus Value，德文Mehrwert，二
者均经马克思写入书中），也是从李嘉图的劳力价值论推演而成。李嘉图认为凡物
都可能有使用价值（use val－ue）和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二者不必相
等，例如空气与水有使用价值而无交换价值，金银有交换价值而无使用价值。他又
根据亚当·斯密之说，认为交换价值由劳力而定。一件物品的交换价值，在它为耕
耘收获觅取制造的过程中，所使用劳力之多寡而有上下。即使用工厂的建筑及制造
的机器，也不改变这关系，因为建筑及机器等等也无非由劳力制成，它们存储着的
一部分劳力，也在制造时渗入了新商品里。而劳力也可以当作商品出卖，它有自然
价格和市场价格。除了市场价格系临时按供求关系而定外，劳力的自然价格乃是操
作劳动时，劳工需要维持生活扶养家庭的必需品之代价。这样也讲得通，因为既是
分工合作，公平交易，则这个劳工既已参加劳动，付出代价，那他所获得的报酬，
以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交换，也是其他劳工胼手胝足之成果。他得的一份不能过多，
也不能少。一种商品在制造过程中使用许多劳力，产生了许多价值，这价值也相当
于放在其他地方或尚未使用的同量劳力。这也就是说劳力的自然价格即是它的交换
价值。
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前的生产关系，而不能说明资本主义
社会内之情况。长时间内平均计算，资本家以自然价格购买劳力制成商品，他不可
能经常以这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卖，因为交换价值等于他付出之工资时，则经营无利
润之可言。如果以制成品为工资，尤为不合理。例如劳工每日能制鞋一双。早上资
本家以鞋一双付劳工，算作他的工资，晚上劳工也以鞋一双缴厂主，算是他一日工
作之成果，这岂不是双方白费心力？这是李嘉图著书时未能瞻前顾后之处。“他创
立了一种价值论，却在最重要的实用场合之中行不通，李嘉图的对方，不久即发现
了这当中的矛盾，而用之以打破其整个学说。”
马克思不承认劳力（labor）为一种有交换价值之商品，因为它本身为衡量事
物价值之尺度，不能又有价值，等于我们通常无法计算磅中之重量，和尺中之长度
。资本家向劳工购买的并非劳力，而是“劳动”（德文Arbeitskraft，英文译为
laborpower；中文译为劳动力都不中肯），此字有服务性质，有如“我替他当差”
之“差”。
马克思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交换，以货币（M）交换商品（C），分作两种
形式：一为C－M－C，亦即先从商品交换货币，再由货币交换商品，其目的在获取
后者之使用价值。有如一个工厂将存货批发，得到现金，再购入原料；或者一个皮
匠将皮靴卖出，购得食物，这当中的货币只是交易之媒介，无资本之性格。这两种
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事实上也有不相等的，但是以上说法，带集体性，也是无
数交易之典型。因所述有高度抽象的性格，可以忽视日常生活中之例外，即卖贵买
贱，背粜居奇，都可以闭目不计，马克思即称此等事为“偶然”。）
还有一种交换则为M－C－M，即货币换成商品，再换成货币，这第一个M有资本性格
，因为第二个M总比第一个M大，所以这公式也可写为M－C－M‘。其中的C乃是劳动
，亦即服务之“服”，当差之“差”。所谓资本家购买“劳动”，取得其使用价值
，亦即出钱雇人佣工，他所付工资亦即是劳工生活必需之资源（仿李嘉图），两者
仍是相等。可是“劳动”的使用价值在做工时消耗化为交换价值（由血汗变成制成
品），其间过程可能相当的漫长，这也就是说雇人作工，总可以令他多做，劳工答
品），其间过程可能相当的漫长，这也就是说雇人作工，总可以令他多做，劳工答
应着为当差之差，无时间限制。资本家如令他工作10小时，预定7小时之劳力所产
生之交换价值已抵得所付工资之数，其他3小时所产生之交换价值则为剩余价值，
根据前列公式可以写作M1＝M＋△M此中△M即为剩余价值（也可以超过10小时，马
克思则指出 敦烤面包的工人每日作工16小时）。利用厂房使用机器不改变上述关
系（仿李嘉图），因为它们囤集劳力所产生之价值，在制造时因折旧之故，已逐渐
将此价值移交到制成品。
李嘉图之后，继之以马克思，很少人在提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时，不会联想到
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这对中国的读者至为不利。我们瞻顾西方的现代社会，亟想
知道他们整个国家进入商业体系，全国都能以数目字管理的情况，这情况乃中国历
史中所无，可是还未入门径，已被自然价格和交换价值等等名目混淆其实这些理论
上的技巧（theoretical technique），既非一般读者所能掌握，尤非治学之至要
。至于雇人作工，多做少给，在中国已早司空见惯，我们可以在史料中找出无数例
证，即要改革也用不着从读《资本论》开始。
在西方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后，资本主义显然已进入一个新
阶段。我们也可以说原始式的，完全采取放任政策，不顾人本主义之资本主义，亦
即李嘉图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陈迹。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
，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
方面是资本家掌握政府，一切以他们的利害为依归，这种方法，不能持久。另一方
面的解释，则是为资本主义的体制长远着想，私人资本虽仍在政治中占有特殊之比
重，这种体制已自动改革，将产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缓和，继之
次第消除。英国在《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出版后两年，已经朝这方向走。
1819年的工厂法案虽然为效极为有限，可是在保障童工、限制工作时间各方面已开
立法之先河。1833年的法案则已非纸上文章，继之以1844、1847和1850年的法案，
其大要已列入《资本论》。虽然马克思仍在说：“这还是不够”，他仍在抗议，但
情形已不能和改革之前相比。所以1848年的革命发生时，惊动了欧洲大陆无数国家
，英国则屹然未动。因为在英国“即穷人也分享着这财富，虽说他们在工厂制度里
是可怕的牺牲者”。
站在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低估意识形态），马克思和《资本论》不失
对资本主义为当头棒喝，喻世警钟。这洋洋三巨册的经济论文，再加以另外洋洋三
巨册的《剩余价值论》（Theoriem uber den Mehrwret），可以说是把反资本主义
的理论写得无可复加，再加以《共产党宣言》指斥小资产阶级不仁不义，对社会人
心的影响无可衡量。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行动外，我们无法否认，以上这些著
作总带有挑战性的威胁，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的改革仍有激励的功效。
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理论上极端的对立，没有真正行动上可
能确切分割的界线。责骂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言论依然存在，可是所谓“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观念，却也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纵使我们承认剩余价值
这一观念，在工作时间缩短，和最低工资经过立法限制的情形之下，工人所获得的
早已打破马克思著书时绝对的公式。况且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工又为消费
者，他们所产生的消费市场也可以引起新的企业家另行制造新产品。这与李嘉图所
坚持增强现有资本家利润才能保障雇佣的看法，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在信用扩大，
专业经理人才增进，和交通通信条件愈为完备的情形下，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格更为
明显。
19世纪和20世纪初年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不可划分。英国是最好的例子。她
一方面在内部改革，一方面在国外发动侵略，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取得苏
一方面在内部改革，一方面在国外发动侵略，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取得苏
伊士运河的主权，由维多利亚称印度皇后，进入中东。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
帝国主义的作风愈为明显，引起列宁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都已停止，每一个
国家内的资本家都已取得专利权，部分劳工已和资本家站在一起，去剥削其余的贫
苦大众，所以国际战争也是占有专利的各国资本家间竞争所引起的冲突。他的理论
，部分得自恩格斯启示。
这种情形，只表现着用“资本主义”这四个字（capitalism或Kapitalismus）
去包括贯穿好几个世纪牵连无数国家的一种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因其范围之广，引
起视界分歧错叠。本章一方面检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成，一方面又要顾及我们
给资本主义的定义，不能跟随着所有作家以水银泻地的方式去追究资本主义，漫无
限制。如果资本主义是先由威尼斯传入荷兰，次递至英，再由英国及北美洲，而迄
今尚未停顿的一种组织和运动，则只能以这种长时间在各国发展时的共通性格作为
资本主义的性格。为什么以上国家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时，都有贩卖人口的事情，
而以后的德国和日本却未沾手？何以英国和日本都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表现着积极
的侵略性，而美国虽然在“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呼声最高的时候，
也一度有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趋势，此后却在各种国际会议中坚强主张民族自决，
做为反帝国主义的重要发言人？这些问题使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因为引涉之广，无
法在其过程中完全避免人类的坏性格。我们无意替资本主义辩护，也不能否认马克
思所说，在初期聚集资本时，各先进国家常有使用暴力之情势，可是却不能把这病
理家之诊断当作刻下题材的正常生理。今当“强凌弱众暴寡”的作风已逐渐检束之
际，我们更应当在积极方面搜索私人资本可能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应当
能在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找到一种折衷的方案。
二十世纪的批判：韦伯与宋巴特
宋巴特与韦伯，或者韦伯与宋巴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德国人，也都
在第一次大战之前完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写作，多在“资本主义”
这一名词成立之后。事实上自宋巴特著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观念才广为
传布。他们两人都与闻德国政治。韦伯早岁仰慕俾斯麦，后来改变了心意，希望德
国采取美国式民主。他参加了1919年德国代表团出席凡尔塞和会，次年去世。宋巴
特年轻时负有盛名，只因他的思想在普鲁士当局的眼中属于过激思想，多年来只能
在二流学校里教书，升不到教授的名位，到1917年才被柏林大学聘为教授。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后，他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较明显，言论也愈为激烈，以后接受了希
特勒的国社主义。他于1941年逝世时，第二次大战已进入决战阶段。
魏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生于1863年，麦克司·韦伯（Max Weber）
只比他小一岁。他们两人算是出于同一学派，也经常被一起提起，可是个性方面有
很大差异。韦伯的工作比较脚踏实地，曾对罗马帝国的农业作过实切的研究，他对
中国的见解，也曾根据当日翻译的资料作过字面上的认识。宋巴特阅读并非不广泛
，但是他的立论不能说是透过某一方面的精密考察作成，经常有天南地北，或是天
马行空的气概。韦伯的著作原来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承认除非对欧洲经济史有更
深度的了解，他此刻所说不能成为定论。可是他56岁去逝，这计划无从实现。宋巴
特则在他的三册《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Kapitalismus）出版，又经修订
后，再继续以不同的专辑将他的意见接二连三发挥，所以他笔下的铺陈应当被视为
斯人最后之见解。
《现代资本主义》初版发行于1902年，两年之后，韦伯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才以杂志论文的方式连续刊出。两人相同之处则是他们都不同意英国经济
学家以唯物的方式看待资本主义（在这立场上马克思也可以算作英国作家），而希
望从德国传统的唯心主义，构成一种“资本主义之精神”，以之批判资本主义。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精神出自新教。首先即有路德所谓上帝之“呼唤”（
calling，也可以译为“天命”）。自此之后，“唯一能使上帝接受的生活方式，
不是进入寺院，接受戒规，以超过人世的道德标准，而是在现今的社会里将各人按
地位完成个别之义务，这才是天命”。次之又有加尔文之命定论，被选获救之人与
被谴罚的人，外表并无区别。信徒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相信自己之被选，以信心拒
绝旁的引诱。“所以有时候人家说，一个加尔文的信徒，创造了他自己的救赎。”
他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经常在犯罪、忏悔、被赦和重新犯过之中打转，因之“一个
通常人之道德行为剔除了没有系统、没有计划的性格，而接受一种经常一致的方式
”。韦伯在他书上的“作者自序”不断重复提到“合理化”，他用这个字眼，着重
其中肃清了“不合理性”（ir-rational）的成分，等于说在宗教上各人自存信心
，在行动上则不应当再受迷信及各种传统之限制。这已和本书一再说及在资本主义
社会的低层机构里，各事物都要能自由而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之
原则极为接近。惟其如此，信用之展开、经理之雇用、技术之合作，才能透穿整个
社会，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韦伯则强调资本主义之秘诀在“合理化的组织劳
力”（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bor）。他更强调这是“自由劳力”及“合法
的自由劳力”。论中国社会时，他指责宗法社会造成父母威权，宗祠放债收租，各
村镇自成一经济单位，都有阻碍自由交换的趋势，也都是“不合理”，都妨碍“合
理化的组织劳力”。
理化的组织劳力”。
然则所谓自由并不是人人各行其是，更不是每人自私自利，毫无心肠，不知忌
惮。资本主义之精神认为赚钱不是坏事，务必有如富兰克林所示模范，有诚恳的态
度，以各人良心作主宰，每个人站在本身的岗位上克尽厥职，又不好吃懒做，于是
这种精神才能发挥成一种群众现象（mass phenomenon），打破传统，取得最高的
地位（supremacy）。简言之，韦伯以为资本主义曾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段。不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新教之伦理，则在物质
方面的成功。因为这种功业固然不能使各人因此得救，却可以增加上帝之光荣，也
是各人自具信心的象征。
所以陶尼写着：“资本主义被解释为各个人大规模的行动，控制着大量资源，
由投机、贷款、商业企划、海盗行为与战争，使主持人收到丰润的收获，这是旧事
，与人类历史一样的久远。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经济系统，以法律上自由的工资收
入者的组织为基础。由资本家及其经理人组成，以赚钱为目的，并且使社会上任何
一部分都受它的影响，这是现代新现象。”如此也印证着本章开场白所说，所有权
与雇佣凝结为一，在社会里带整体性的一种情景。
韦伯并没有如他人之猜想，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经济发展之福地，进步之最
后阶段”。他知道人类的弱点，他也知道禁欲主义没有前途。清教徒的勤俭寡欲没
有别的出路，必至发财。一旦钱多，则骄奢淫逸也跟着来，如是“宗教之面目犹在
，其精神则丧失殆尽”。事实上这种因果循环的现象，已因英国卫理公会派（
Methodists）之出现而坐实，表现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腐化，另一个取而代之
，可是在他著书的时候，则连下一个替身也找不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最盛，内
中却全无宗教伦理之意义。韦伯怀疑，在“最后一 置 烧完的时候”（等于我们今
日说及最后一加仑汽油用尽的时候），是否会有预言者出，指示新途径，或是过去
的理想和观念又有一度翻新，去迎合新的局面，不然则不能磨洗既往，也不能开拓
将来，只有全世界沦为机械式之僵化（mechanized petrification）。在种种未知
数之间，作者无从预断。
宋巴特的书中也有类似的结论。他的论文既发行于韦伯之前，而且韦伯批评他
的文字多，他却很少提及比他小一岁的同道。照理讲，他是两人中之较富独创性者
。可是他于1913年著《资产阶级》（Der Bourgeois，英译为The Quintessence
ofCapitialism，即《资本主义之精萃》）时，说此书为他以前著作的一段总结，
书中也隐约提到韦伯。我们摘要介绍两人论点时，不妨将他摆在韦伯之后。
宋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两种精神混合而成。先必有企业精神（spirit
of enterprise），次则有资产阶级精神（bourgeois spirit），大致与上述陶尼
解释资本主义可分为新旧两段相仿。前者使用暴力，渗入各种投机及技巧，利用各
种发明及货币之力量，造成庄园制度、国家、文官组织及海外探险与商业公司。后
者出于中产阶级品德之发挥，主要的成分为勤苦、节俭、精于计算。分析资本主义
之根源时，宋巴特采取种族主义（racism）立场。本来韦伯已有此趋向，他在《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曾说：人类生活分工合作之合理化经常出现于西方，而不
出现于他处，“自然地使人怀疑遗传之差异，是其中最重要原因”。接着他又说，
他承认自己“倾向着相信生理上之遗传甚为重要”。可是他仍保留的说，以当日人
类学研究的成果，尚不容许他在数量上或质量上下结论。宋巴特之种族主义则极端
明显。在他看来，所有欧洲民族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格，可是程度不同。因
为资本主义之企业精神首先来自战胜攻取，所以最初以罗马民族成员（ethnic
element）及日耳曼民族最为重要，他们同属于“英雄式”民族（Heroic Peoples
）。资产阶级的精神则是“贸易民族”（Trading Peoples）的贡献，当中主要是
）。资产阶级的精神则是“贸易民族”（Trading Peoples）的贡献，当中主要是
佛罗伦萨人、苏格兰人及犹太人。
佛罗伦萨人可以列为一种特殊民族，因为他们带有“希腊及埃楚斯卡（
Etruscan）血统”。苏格兰虽带有资本家的血缘，但苏格兰高地的人民相反，因为
他们属于盖尔特人种（Celts）。这人种只有低度倾向的（under－inclined）的资
本主义性格。因为同一种族的原因，爱尔兰人也不会做生意。法国人有盖尔特人的
混血，这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不能高度在法国展开之故。
无可否认，宋巴特深受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他的研究，只要能稍微放弃
主见，着重各国地理环境之不同，如强调某种国家的农业社会性格，安土重迁，存
积着很多传统的习惯，不容易抛弃去参加韦伯所谓“合理化的组织劳力”，即言之
成理，可以作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根据。又如他论人类迁
殖，提出犹太人之迁徙，基督教异端之被逐放，和欧洲人之移植美洲，都有促进资
本主义之功效。此中亟应加入的是这些人脱离了土地的约束，他们又有较高的教育
水准，迁徒时也必带着相当的资本与技能，更在新环境内保持了各成员间的互通有
无之必要，就已接近资本主义之性格，而用不着混入无法证明的“血缘资本主义”
（germ－capitalism）。
以上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今日是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简单来说，其观点已
过时，现在虽有若干用途，已出两位作者及20世纪初期读者意料之外。。
宋巴特作品除上述不受处外，其他方面的理论有逐渐修正的趋势。一个作家的
学问不能因其人品而动摇，但是如果其见解之本身亦带机会主义成分，则另当别论
。
资本主义原为物质生活突飞猛进间的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皇权既因之改变性
质，社会阶级与国家观念也受有类似程度的影响。它在17世纪冲击英国时，人类史
里无此前例，宗教之教义亦无能避其锋芒。虽说在这种庞大的改组中，重要的因素
必有互为因果的可能，可是也免不了正反分合的形势，此时用加尔文的教义来解释
这庞大的变化，韦伯即难免“所欲迁移者重，手中掌握者轻”的批判了。加尔文主
义在16、17世纪带有流动性质，在荷兰即分裂为控诉派及反控诉派（详第三章），
英国也有加尔文教徒之称亚敏林派（Arminians）者，被控与大主教劳德（详第四
章）为虎作伥，与议会派作对，也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同流。韦伯以新教伦理解释资
本主义之勃兴，对天主教的国家之进入资本主义，远者如威尼斯，近者如比利时，
无所置辞。
总之，韦伯的理论出入于神学及哲学之间，又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成分。可是
资本主义见诸行动，事实多于理想，其展开又非任何人可能筹谋。陶尼说，不论是
荷兰或苏格兰，不论是美洲或日内瓦，加尔文派总是开始于专制与独裁，而终于功
利主义及个人主义。提到荷兰，一位历史家也曾写着：“关于对上天问题的解释，
很多人可能因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关于宗教的事，人性总是可以操转的
。一到物质财政上的事，才会众心一致抵抗强权，毫无异议。”这样看来，我们纵
然无法证明韦伯所说的不正确，也很难坚信一定是新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而不是资
本主义产生新教伦理了。
韦伯是社会学家，他勾画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尤其在初组成时，必定要有
一种共通的思想和伦理的系统，才能协定全体成员之行动，作为立法的基础，否则
每个人各行其是，则纵使有优良的立法也无从强迫执行。他又在书中特别指出这是
中国和印度的弱点。值得我们深思。最近一二十年来，日本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加
强神道的精神，新加坡在贯彻资本主义的行动中极力支持儒家思想，尤其不可忽视
。
。
为什么韦伯和宋巴特都企图用一个单独的因素——资本主义的精神——去解释
资本主义？这固然是由于当日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还没有登堂入室，他们又不满
意马克思的唯物论，才回头寻找德国传统的唯心主义所致。可是另一方面，英国之
进入资本主义是经过200年以上的挣扎，德国却在19世纪后半期的50年内完成。德
国的作家不期而然地简化历史，有意将历史一元化。话虽如此，韦伯在他书中仍希
望以资本主义精神这项名目总揽整个社会，及于家庭关系、生活习惯、国家法制等
。宋巴特的种族思想虽不合时，他书中仍创立了一个各国自为单元的观念，可见得
资本主义不能被视作一个混沌不清的大体物。
20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展开时，时间上和空间上必有至大差异，这
牵涉到每一个国家内外人文因素。只因诸事纷至沓来，叙述时极不容易掌握，所以
本书以三个先进国家为基础，各找出一段有戏剧性的例子，以“危机近接”（
crisisapproach）的方式着手，以期与事实吻合。有了以上三个例子，再加以本章
对思想体系的交代，我们自信对这问题之本质已有一段较明晰的认识与理解。以下
第六章提出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因为客观条件有利，比较容易进入
资本主义的情形。第七章更举出三个国家——法国、俄国和中国——因客观环境困
难，而必须经过重重奋斗的情形。就不再将人物与机遇的细节一一扯入，希望以较
短的比较与分析，而达成同样的任务。
至于以上两位作家及马克思都带着资本主义已“大限将届”的仓迫情怀，而事
实之发展并非如此。由于他们的研究写作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的眼光必受
时代之限制。在我们对历史做了纵面剖析后，看来自不相同。以下各章解释得明白
，即用不着作理论上的辩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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