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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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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转寄] 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下) anore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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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norexia (林若晚),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下)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Thu Mar 22 19:46:06 2001), 站内信件
将明治维新讲成马克思式阶级斗争，是日本史学历来争辩的题目。本书无意在
意识形态中揣测，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原
则，如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和支持企业带服务性质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
市经济的继续发展有利于将以上原则更具体化，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此
时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系统，合理地支持此种组织与运动。幕府既
不愿放弃本身存在之价值，也无力作180度大转变，则将天皇推拥出来主持这样的
组织与运动，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皇室过去无权无势，反能因之不受羁绊
，符合新体制之需要。何况天皇也有蛰伏的威信。（“天皇”本为唐朝皇帝的尊号
，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即称天皇天后。）所以即称“王政复古”，“明治维新”，或
者“尊 跞烈摹 ，同有促成这样转变的功效。
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的转捩点，因为流动性之私人财产权由此
更日趋巩固。
我们今日追叙100多年前明治时代改革之成功，诚是将历史简化，把一个艰苦
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间，维新志士应付的问题，是要取消占全国人口6％
之特权阶级的特权，包括他们自己本身在内，废除200多个地方政权，放弃传统习
惯，创造一个现代化、中央集权的体制。而工作尚未开始，新国家已受外强不平等
条约之束缚。日本除了煤及铜之外，又缺乏工业原料，以致开国后对外贸易产生巨
额入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财阀也并非自始即拥有雄厚财力，能立即应付新政府之需
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濒于破产，其冒险参加倒幕运动，有孤注一掷的情势。三菱
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维新前夕才在土佐开始露面。所以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
，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新政府不愿意接受外间的投资
，于是只有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一时农民负担之重，引起若干历史家强调，他们所
付的土地税供应了政府的国家资本；他们所付的地租，又供应了企业家的私人资本
。
我们所谓日本较容易地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乃是与别的国家比较，其历史背景
内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开。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时代之需要衔合
，其组织上之一般原则仍能迁就适用。即农村能承受“原始累积资本”之负担，也
系维新紧接着长时间的封建体制，一般农民同样地被威逼，并不觉得上端的改头换
面对他们的生活应当产生剧烈变化。甚至外界的压力也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不平等
条约无非关税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权的羁绊。在企图脱离这些束缚的时候，日本只
有竭心尽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现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庭程序
。以这些新制度之组织，加诸传统的习惯与纪律，于是明治维新在历史上造成奇迹
。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
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
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
看不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
高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
为以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
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
甲午中日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德国——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新资本支撑国家？
∨分薜 民族国家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千秋”的概说。当中最奇特
之处，无逾日耳曼民族和新兴德国之关系。此二者既非两位一体，又不能分割。虽
然互相重叠，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历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
利则成伦巴底人（Lombards），在法国则为诺曼（Normans）及勃艮第（
Burgandians）人，在英国则称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
威、丹麦、荷兰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这些在德国以外之人民，各自树立了他们
个别的民族性格，事实显然不在话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国的道地日
耳曼人既操德语，又在历史上长期地表现了他们显著的民族性格，并且在文学哲学
音乐与艺术各方面树立了他们的专长，却尚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国，
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难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可是要画一条确切的国界，则在东
西南北都有困难。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这帝国之皇帝名义
上由德国境内重要之王子主教选举上任。实际上除了一次例外，亘四个世纪全由哈
布斯堡家以遗传方式蝉联王位。哈布斯堡为奥地利王室。本来奥地利人也是道地耳
曼人，也算道地德国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经常与外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
色彩。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的国家
。因之神圣罗马帝国也摊上了若干国际性格。
如此古怪的局面终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即德国皇帝位，幕后全
由俾斯麦操纵主持，他在1864年一战而胜丹麦，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年第二
战胜奥地利，“大德国”的观念被推翻，奥匈帝国跨地过广，成分过于复杂，自此
被摈弃于藩篱之外。“小德国”以普鲁士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东部的
国界则已在瓜分波兰时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麦之第三战于1870年打败拿破仑三世，
获得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将西部的疆界划分妥当。统一
的工作在10年之内完成。俾斯麦的外交手段曲折圆滑，军事行动则靠事前准备周到
，到头爽快利落，诚为19世纪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拜见访问过他，希望从
“铁血宰相”的口头之间获得若干兴邦的秘诀。今日之教学欧洲史者一律犹盛道此
人满腹经纶、眼光远大、手段谲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过去100多年来历史所增加之纵深，使我们产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国（
即威廉之德国，有别于神圣罗马帝国之第一帝国及希特勒所倡导的第三帝国）之成
立，与德国社会之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一运动相重叠。俾斯麦展开了马基雅弗利
的作风，因时就势造成了他个人的丰功伟业，事诚有之。然则在他后面的社会运动
与经济力量早已蓬勃进展，无从抑止，其范围超过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国在19世纪初期便于改造，主要由于土地面积与人口数目大小适中，宜于组
成一个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国家。这时其社会及经济条件虽落后，其中也有性质上之
不同，但无剧烈程度上之参差。这国家既无过去之中央集权体制，也不像中国过去
之体制在地方上遗留的因素足以成为新组织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新兴民族国家进入
资本主义社会，已有英法的历史事例，大势所趋，很少人会在这时候打算从中阻挠
，一般人心趋向改革，只有温和派与过激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统一过程中产
生问题。对外战争不仅使人民同仇敌忾，而且就此发挥了新国家的功能。
民同仇敌忾，而且就此发挥了新国家的功能。
缺乏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国已有数百年之历史。自宗教改革期间算起
，德国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国土，主教区与大主教区以及自由城市的辖境并合
组成。历来三等不同性质之单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纪初年，总数仍为314。
此外尚有1475个帝国武士（Reichstritter）也各有封邑。今日之旅游者溯莱茵河
而上，仍可以看到两岸的山头留存着断壁颓垣的城堡，每隔5英里、10英里必有一
座。河上交通之枢纽则有昔时之关卡。其政权既如此粉碎，其体制必须属于封建，
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属之小单位的对称与均衡也（中国只春秋之前有之）
。
自17世纪以来，德国又多次成为国际战争之战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
时德国经过高度的破坏，人口与牲畜都曾剧减。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一
度执北欧商业之牛耳，有不少德国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纪以后英荷为海上之威
权，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银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间因
西班牙王室赖债（1607）而破产。总之，德国初期经济早熟，各部分早因各种原因
而偃旗息鼓。又经过18世纪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接
下来的拿破仑战争，外国军队不断进出德境。拿破仑扬威之日，法军占领德国重要
城市与海港。普鲁士既被摊赔款154000000法郎，还要供应占领军。而最给德国经
济打击的无过于拿破仑之“大陆系统”（continental system），此举原为法国报
复英国海上封锁而设，而德国向外输出谷物价格大跌，传统上之亚麻布工业失去海
外市场，船舶与运输当然也为之锐减。
迄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
概述于次：除了莱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穑夫缺乏行动自
由。地主之产业也受遗传顺序之限制。一般的说来，即是私人财产权缺乏现代化的
撬饺瞬撇ㄈ狈ο执?
规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中，受习惯法支配，因此土地亦无法有效使用。工
业生产受同业公会管制，物品只供应本地的狭窄市场。拿破仑战争之前，对英输出
只有输入的1／6。本国所出的丝织品、天鹅绒、金银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
，则限于高级人士之用，数量有限。行政区域分划过小，是其基本弱点。德国虽有
自然赋予之优良水道系统，只因为关卡林立，阻挠物品流通，无从发挥最大功能。
此外“很多道路不过森林中开辟的小径”。在日后德国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
70％住在乡村。全国只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6万。其中以柏林为最大，在1820年有人
口20万，其他“都会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数千人至一两万人的市镇为主。一般
人民的生活程度较英法为低。主要食品为马铃薯，盐渍鲱鱼已属珍品。19世纪初期
机器已由外间输入，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实验室和博物馆内之品目”。
可是德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矿藏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纵使
工商业没有赶上时代，商业枢纽和制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后增进与展开。
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败于耶拿（Jena），在多方面讲可谓因祸得福。拿破仑
首即“修正地图”，使“巴黎成为德国之地产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国武士之
封邑、取消僧侣的掌辖、利用迁移归并等办法，大为减少了德国境内行政单位的数
目。原有34个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区，经他裁减，只有两个余存。原有51个自由城
市经他指划，只有6个余存。112个与时代脱节的亲王公侯藩邑也一并取消。这归并
统一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惰性，一经发动以后，只进无退，不可遏止。他又废除了
神圣罗马帝国。虽说他企图在德国西部树立亲法傀儡政权，可是经过他的主持，凡
他控制力量所达之处，到处施行拿破仑法典，原则上全民平等，私人财产权获得保
障。即算大陆政策阻碍了国际贸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业发展，如日后德国有名的
际贸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业发展，如日后德国有名的
甜菜制糖及其他化学工业，又如萨克逊尼（Sat-ony）之纺织工业，因为不受英国
之竞争，才有了发展的机会。此外两端大军进出，当然引起交通开发，法国工程师
在德国修筑公路，尤有实质贡献。
而且不止此也。普鲁士战败之后，面临法国颁布的改革，也趁机会大事更张。
即向拿破 缴纳军费赔款和承应参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对内有一番体制上的整顿
，凡此都替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培植了组织上的条件。所以多难兴邦，有时强邻压
境，反是除旧布新的一种机会，可能产生积极效用。
普鲁士原为布兰登堡（Brandenburg）领主，在波兰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属
于波兰。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兰登堡国王自称
普鲁士国王，才产生了如斯一个国家名目。亘18世纪，他和他的继承人又在德国内
外沿着波罗的海更西向莱茵河拓土，所创的普鲁士领域，东西左右不相衔接，分割
而成半打以上之单位，总面积已达全德1／3，已有抗衡奥地利，自命为德国盟主之
势。
普鲁士的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勾连至深，历来的国王开明专制，政府有保全
社会体制之义务，同时绝对地注重纪律，军队的数目在人口上占大比例，又有一个
坚强的文官集团组织。因之王室竭力支持地主，让他们作为国家之中坚。只是辖地
之在奥得河（Oder）及维斯杜拉河（Vistula）之间的一部分（今属波兰），历来
以向波罗的海输出谷物出名，因之也受金融经济的影响。斐特烈大帝（1712-1786
）在位时，还创立贷款机构，周济地主。以后这些机构以及政府之津贴使不少大地
主在农作物价格陡跌时渡过难关，不致被绅商廉价接收。有了这样的一段背景。德
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有些条件上与以前的封建体制遗绪衔接，而无剧烈冲突
。旧的力量能在新社会里适应生存，并且保持其领导地位。
妫⑶冶３制淞斓嫉匚弧?
加以普鲁士国王本身拥有领域内1／4土地，享有全国收入之1／3，又以此数约
80％供应军需，军国主义与政府之存在不受资本主义影响，相反地，这些因素在德
国进入资本主义时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普鲁士官营之国际贸易机构Seehandelung，
大部分股份为国王所有，在东普鲁士持有海外贸易之特权，掌握食盐专利，经营木
材及铁产。此公司在1820年改组，以后更全力主持工商事业，至19世纪中期，国营
煤矿年产煤400万吨，其他五金的产额也相埒，并且制造丝织品和瓷器出口，1840
年间尚扩充到纺织业。国家资本在后作主，是德国进入资本主义之一大特征，与以
后之国营铁道，俾斯麦手下德国之带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性格，甚至20世
纪希特勒之称国家社会主义，都有连带关系，此系后话。
现在再说拿破仑的改革在西部确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响甚难及于东部。
1807年普鲁士主持的改革在上端造成了一个内阁式的组织，在下端也让各市政府的
市长及市政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可是其所谓废除穑夫制，只对地主阶级有利。10万
以上穑夫只得放弃原有耕地成为都市里的劳工，其余又须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
领主，才能解除封建义务。很多贵族领主成为新型地主，在新社会里产生了投资的
功用。今后数十年内，东普鲁士地价一般上涨三四倍，可是农村内劳工的工资不因
生产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农业范围内之存集资本。
拿破仑被放逐之后，维也纳会议对德国之处置有划时代的决定。德国境内各色
各样的政治单位组织一个大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普鲁士和奥地利虽为
成员，他们所属非德国之领土（如奥国所辖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领土，及普鲁士所辖
波兰之一部分）则不归并在内，如是当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独立自主的单位
仍有39个之多，虽彼此保证不同外国联盟、不向邦联成员作战，与一个民族国家有
一贯军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远。而且邦联内大的王国大于小的公国数十倍，
大的王国大于小的公国数十倍，
后者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四境为前者包围，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区域有飞地。再则英
国国王、丹麦国王及荷兰国王各因其祖传在德境之领域，也算是邦联成员。邦联之
总理为奥国国王，但是仍没有国旗、国徽，缺乏内阁式行政机构，更没有邦联的军
队。其议会并非立法机关，只似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及会员大会。
这样的局面仍使各单位藉此在低层机构中促成经济之发育成长。普鲁士废除庄
园制度不利于一般农民，引起暴动，亦未酿成剧变。在长期间内，业主的数目仍在
增加。又不论他们是过去之封建领主或穑夫或城市内的绅商，自此私人财产权被确
定，遗传与典当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低层机构里非经过如此一段改
革，谈不上进入资本主义。新体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过去
的公地可以圈为私有，也有农田改为牧场，种植甜菜及马 薯尤为普遍。普鲁士既
如此，也引起各处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现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间，各
种物产有了大量增进。而且利润也能反馈投资于农场，引起肥料与种子之增进、牲
口之繁殖、建筑物之更新，亦即整个农业水准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纪前期德国之经济突破者，莫如1834年开始的“关税同盟”（
Zollverein）。
这运动也由普鲁士发起。这王国自废除内地之关卡以后，影响所及，吸引小国
申请参加。同盟成熟之日，德国只向进口货物抽一重关税，一般税率，大率为值百
抽十。以后内地转口税全部废止，关税所入则照联盟各小国之人口数目分摊，也算
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货物大量交流。铁道之修筑，一般由国家作主，也在此时展
开。德国初期所筑铁路可谓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间10年之内完成。迄1840年，
全境铁道不过300英里，1850年已超过5000英里”。在一个横宽与纵长均只有500英
超过5000英里”。在一个横宽与纵长均只有500英
里的国家，这样的里程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鲁士除了修筑铁路
，尚通过其他小国遍修公路。内地要镇如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莱比
锡（Leipzig）能与重要海港大规模通商的时候，普鲁士主动的经济改革已有无可
抵挡的号召力量。纵有中部若干小王国企图阻挠，众望之所趋，很难发生功效。
经济之展开和现代化过速，不能毫不付出代价。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突然被摒弃
．同业公会失去社会地位及本地的领导力量，新兴工业不能立即与国外商品在质量
上抗衡，从技术到管理各部门需要的教育与训练不能立即完善满足。穷困和失业的
人群亟需救济。一般人民生活水准尚低，无力购买新兴工业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
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资问题、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的问题在英国已有法律上的安
排，在德国尚无着落。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之际，没有空间与时间上的转圜，此为当
日德国最大之困难。1848年革命因之发生。
这一年的革命在国际场合有传染性。2月间巴黎市民发生暴动，3月柏林群众随
着发难。由学生领导的工人与普军在街头巷战，死者230人，军方亦死20人。有些
学者指出这种事变并非偶然，只表现当日社会问题之严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个半世纪，可是当日事实之发展在原始资料中遗下不少
疑问。3月巷战之后，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遗憾，他被德国的爱国人
士和自由主义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宪法会议，并且宣扬普鲁士即将“汇
合入德国”。随后即有法兰克福的宪法会议，由全德选举而产生，公推斐特烈·威
廉为德国皇帝，他却拒不接受，并且轻蔑地说法兰克福宪法为“私生子”，而且倡
言皇权神授不能由民意产生。果真只因此人性情飘忽好变，如有些历史家所指责？
抑或他内心恐怕奥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奥之战，如另一些历史家之猜测？又有些历
另一些历史家之猜测？又有些历
史家称法兰克福的代表缺乏经验。然则参加这会议之代表586人，内中104人为大学
教授、95人为律师、100人为法官、124人为官僚，“差不多知识界知名之士都已罗
列在内”。为什么他们决策如此之糊涂，通过的法案无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
顿臭骂之后唾面自干？
有了过去一个半世纪历史之纵深，我们对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阔斧的解释。
19世纪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抬头必与自由主义同进出，在德
国尤有如此之企望。原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
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历史学家也一致承认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
以及民主自由等观念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勃兴，深受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影响
。这一串突如其来的事迹使德国人既艳羡景慕，也 录 疑惧，终于仿效对抗。西方
国家如英、法、荷的现代化，都有一个中产阶级脱颖而出的姿态。况且19世纪初期
不仅铁道的修筑普遍展开，更有电报的立即传递消息，报纸期刊成为市民每日精神
食粮（法兰克福会议时，马克思即任《新莱茵时报》Neue RheinischeZeitung编辑
）。这种种条件，使当日的知识分子满以为自由民主即可以诱导一个富强康乐的国
家，因之忽视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之大规模变动，当时好像是千头万绪，事后以远视界
看来，则其整个经历仍在采取最为直截了当之途径。英法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其
高层结构妨碍下层经济因素自由交换，所以必藉暴力将之推翻。资本家既得势，市
民阶级也因之抬头。在这种程序之下，自由主义在事前事后都已发生了号召力量。
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则以普鲁士王权作领导力量，其军队与文官组织都可以
作为推进此种运动之工具，经过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层的经济因素已可
自由交换，而且倒期存积资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着手进行，开
延烧啊叭菘恕保↗unker）地主着手进行，开
明专制已能运转乾坤而有余，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只站在附属的地位。而后者在此
时提出自由主义，虽未明言，实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张以商业资本作领导力
量的趋向，如果必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说来就有书生造反的情调。
今日我们提出这种说法，犹怕被人指责。只是150年前历史之发展若是，即没
有理由凭我们的好恶，径自指斥历史“应当”如此演进，而且“不该”若是之发展
。其实当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与关键。马克思终身离开德国，俾斯麦一心
做铁血宰相，两人所取途径相反，其基于自由主义无法在德国展开的观点则彼此一
致。
很显然的，德境此时使用不同的货币，民法与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除非
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受限制。反面说来，资本主义促进生产、集中生产与分配
、加强社会生活之标准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无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权之实力。况且
煤矿、铁矿之展开，铁路与电讯之敷设，亦始终与军备不可分割。所以此时资本主
义的抬头与国家主义并肩而行，也不愿民主的呼声在当中另生枝节。
我们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灵”的观念（第五章）解释这一段历史。德国运
至9世纪中期是谓“只有灵魂，没有躯壳”，想创造躯壳，务必倚赖一个全能的政
权，兼有经济性格。此即霍氏所谓巨灵（Leviathan）。环顾内外，也只有普鲁士
王室符此条件。当日虎视眈眈足以防止德国统一者东有沙俄，西有法国。普鲁士处
于二者之间，差有力量足资应付。它也不像奥地利。后者皈依天主教，对工厂制度
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拥有属地，注重南方发展，对外贸易采取保护政策。普
鲁士则主张自由贸易，对英法荷开放。基于这些条件，德境多数小国拥普而不附奥
，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实德予”，而不耐烦于前进人士之“劝进”
。
。
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无着落。事平之后，以普鲁士为首各公国王国纷纷
采取君主立宪制。只有奥地利始终例外。然则所需宪法不由民意产生，而出于御制
。普鲁士的宪法将选民按纳税数分作三级，以担保富人在议会的发言权，也护卫了
国家之砥柱。并且国王对所有法案保留否决权。政府对工商业的管制有了明显的放
松。1848年的法案让全境组织商会。1851年的法案更让私人厘定他们的制造与贩买
标准。对被威胁的手工业也仍给以保护。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国产生两种反响：
一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掀动了民主自由的呼声。全德的知识界都觉得他们与全德的
问题利害攸关。一则与五四运动的成果相反。法兰克福会议虎头蛇尾，中产阶级和
市民阶级并所属的知识分子也见风转舵，从此臣服于普鲁士军人贵族地主的领导之
下，产生一类似日本明治维新（虽说比1848年的革命迟20年）时尊 跞烈牡 气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国境内（尤其普鲁士地域内）经历着空前的繁荣。这一方
面由于“全德证券交易法案”（Allgemeinedeutsche Weckselordnung）开始在关
税同盟的地域内通行，银行得以发行信用票据，西方的资本进入德境，股份公司纷
纷成立，柏林证券交易所应接不暇，法兰克福成了国际交换公债的市场，工厂制度
普遍展开，重工业、化学工业及电气工业不待轻工业之完成而提前着手（与英荷等
国的开发程序不同）。经济发展之成果反馈于农业，前已言之。此时只有使初期之
成果更为增高。简言之，1848年前的经济发展由王权及地主领导，1848年后则有资
本家企业家积极参加。彼此都不脱离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的线索。“人民觉得有责
任维持国家与社会表里一致的观念”。“中产阶级除了赚钱，对旁的问题很少有兴
趣，而匍匐于现有政权所定军事外交政策之下。”著书者措辞不同，基本事实则一
。
。
德国之初期存积资本固然得力于传统的勤俭，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从
，也仍不能避免克扣无产阶级情事。人口之迁移，缓和了阶级冲突。1830年至
1860年间，100万以上德国人移民美国，其他迁往巴西、智利。1880至1885五年间
又有大量人口外移。同时德国本身也在同时吸收外来移民。国内的移民更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与经济史的轮廓，我们可以想象以后军事史与政治史之展开，
不能脱离所叙之基点。俾斯麦大言不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曾说：“我是一个
容克，我将因此而占便宜。”他也说：“我只容许我悦耳的音乐，否则即所有音乐
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时对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说：“德国不注重普鲁士之
自由主义而重视她的实力。普鲁士必专注她的实力，以等待有利的机缘。因为她的
边疆对政治体系发展不利，有好几个如此机缘已被放弃。当今的问题不由演讲和多
数来定夺，只能决定于铁与血。”当日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直到近来学者
的研究，才肯定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拥他上马”。他之所谓“占便宜”，也是事
实。他和他的经纪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独家消息在证券市场中发财。
铁血宰相的手段与智慧已有无数文献详述，也在各种教科书里面占着相当的篇
幅。可是今日看来这些资料只代表历史上的一段转换点。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凑
集而成，等到机缘成熟，一旦展开，好像足以分割时代。然则我们企图真实的了解
历史，不能专注重1861至1871十年间之突破，而必须考虑到背后各项组织与运动的
来龙去脉。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一眼看出德国之统一，由于军国主义与
资本主义互为表里。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的重要性超过人身因
素。
1871年德国成立，仍继续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至此商业管制的规条才能通行
全国。铁道与邮政用协定的方式全国化（当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国之民法（
Allgemeines Burger－liches 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纪初年才普遍通行。可
是新国家刚一成立，即立即颁行十进位度量衡制。过去全国有7个货币区，33个发
行货币的银行各不相干。1871年后即以统一的金币通行全国，普鲁士银行升级为中
央银行。从法国取来之赔款50亿金法郎内，除273000000为纯金，作为新货币之准
备金并作未来战事之储备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发散，足以将普鲁士及其他不
少国家之公债偿清，也给文武官员丰厚的奖赏，并且大兴土木，因此新德国游资充
塞，足为战后投机事业之工具。又因为从法国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一部分），煤
铁之产量也大增。纺织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形态。也因为帝国陡然富强可以尽力于
社会上之服务事业，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筹谋社会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终黩武主义（militarism）与第二帝国不可区分。普鲁士解放穑夫
后，不出10年即已全面实行征兵制。统一之后，各小国成立之部队，除萨克逊尼外
，均由普鲁士军官率领，属于德皇麾下，各国已不能过问。俾斯麦当权时军费占帝
国预算90％。我们也可以想见军需工业和支持军备的交通通信各种事业和民间经济
交流而互相倚赖了。
19世纪后期物质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之际，表面看来德国不
过融合一般之潮流。然则所谓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国之磨拳擦掌而产生。
俾斯麦既已表彰铁血。其他思想界领导人物，以特莱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为代表。他以大学教授兼国会议员的资格，著书演讲赞扬侵略性之成
就。民间很多团体也在提倡种族主义。况且德意志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资本
主义本来即有向外积极发展之势，此时用之以建设海军、开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
曼主义，不免带来打破国际间平衡的威胁，于是也只有一步逼一步，导致几千万德
曼主义，不免带来打破国际间平衡的威胁，于是也只有一步逼一步，导致几千万德
国人在20世纪两次卷入世界大战漩涡。虽说我们不能过度简化历史，将因果关系全
凭抽象观念树立，可是也难否认以上事迹前后连贯数世纪。总之，几百年来德国人
缺乏一个民族国家，一朝将这缺陷更正，行动起来又做得迅速确实，爽快利落，不
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为荣，进而 举 傲慢，以极窄狭的国家观念，代替传统的世
界观。
殊不知第二帝国本身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为天主教的势力
范围，东普鲁士容充军人之势力以农业为基础，而西方之自由主义却站在工商业的
立场。统一的工作已有将问题“外部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的趋向，
此指一项组织发现内部的因素无法凝聚时，也可以发起另一种运动，以便在行动之
中掩饰内部之缺乏向心力。对外同仇敌忾，对新德国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麦任第二帝国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后分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
赞助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提倡“文化战斗”（Kulturkampf）以压制天
主教会。1878年后，他有180度转变，从此对关税采取保护政策，与奥地利结盟、
和天主教合作、反对自由主义、钳制报纸舆论、取缔社会民主党。这前后的出尔反
尔，显然也载在各教科书之中。
其中意义何在？
原来，组织一个民族国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国民经济成长，这也是资本主义的
积极用意，亦即一般国民因国家之富强而得到康乐。可是此中关系也可以本末颠倒
：人民之康乐可以视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国家之体制为重。这也等于既造
成躯壳，即倚此躯壳为重，不必再顾虑灵魂。所有的组织全可以为之迁就；各式各
样的原则也都可以为之牺牲。我们写历史和读历史，进入如此阶段，不免掩卷长思
：是国家主义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新资本支撑国家？
新时代的德国史很难规避这样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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