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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rijif (国王与小鸟),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节选）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Dec 16 02:31:05 2004), 转信

作者：黄仁宇
译者：张逸安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1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在一九四五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回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颠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一九三七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九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十二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一九三八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导都刊在一张纸上。


　　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毛派分子。毛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一九六六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欧尼尔（Eugene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一九三八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采，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绉绉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操练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有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蹦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头盖骨底部有压力时，身体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潮湿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进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整节奏。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 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用军队”。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宾看，穿着制服和皮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闪亮的现代武器，观者无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组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集合时，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


　　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二十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将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灭。


　　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理连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隶属于国民党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邻日军占领的越南。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许多美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


　　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牧师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理发店、酒吧中的谈天，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分，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辞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架般的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队型，真是奇迹。事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问题不在如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磨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感染。我们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饮食情况如此，我必须盯紧我的属下。


　　只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我的警戒并非出于道德、伦理、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永远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枪和设备，就必须由我们来扛。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枝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


　　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南南部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拖在身后的一包一包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村民中征召来的驴子数量有限。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哩。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


　　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在洗澡和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天过了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想像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其后数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缝衣机都派上用场，做的是短裤短袖，以节省布料。此时士兵才有第二套制服可替换。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我们连中有一个“落后五码的唐”，我搞不清楚他为何被迫入伍。唐有点驼背，肩膀显然歪一边，骨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心理方面，因为他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这一连没几天，才发现他的习惯很奇怪。我们行军时，他总是落后，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超过五码。我们速度慢下来时，他也不会试着追上来。但我们加快速度时，他也设法加快脚步，因此始终保持五码的距离。有一天我决定停止他的这项特权。我对他喊：“加油，跟上来，唐！我不想让你装做后卫。”


　　他没有加快脚步，反而索性停下来不走了。他带着乞求的神情望着我，喃喃自语，仿佛在哀求我：“脚很酸呢！”


　　“胡说，如果你可以在队伍后头走那么快，没有理由不能走在队伍里。”


　　他仍然动也不动。我失去了耐性，挥舞着拳头对他吼：“笨蛋！你必须走在队伍里，要不然我就揍你！”


　　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流满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浑名并非凭空而来。我将那五码距离认定成绝症，纳闷军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


　　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里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他对我说，他的老家靠近洞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雷漂到岸边。这枚怪东西长了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人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天晚上，哀悼至亲的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气和，仿佛他就在场目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慧，神经比较粗。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枪、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就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之前为何没想到呢？


　　想通了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别。我曾经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


　　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尤其是和英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下。


　　一九四一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蒙蒙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绻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禁涌出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乱跳。我的一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像他们从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音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日军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总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椿。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钉就更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到一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痒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一九四二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发生许多事，菲律宾、中途岛、史达林格勒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飞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显得我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当拿破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我可以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因此，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飞过“驼峰”到印度去。我们是先遣部队，到蓝伽（Ramgarh）去设立新一军的总部。


　　印度与缅甸


　　在一九四二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蒋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国军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的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包围战术，国军和英军只好忙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自己的退路被敌军切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 Hills），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将军，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设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残余人马，在印度心脏地带比哈尔省（Bihar）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负责粮食和衣服等后勤事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及提供训练。飞机运送来整补的中国军队，不只要强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三个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营、以及运输与通讯单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领，接受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的管辖。


　　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却没有充分授权。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于外交的考量，以为史迪威会满意这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以和英军维持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习惯，蒋介石从来不曾放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异，军人的来源十分复杂，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明的运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一九四二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缅甸集结大军，他的中国属下却看到英军逃离，暴露国军侧翼，日军快速冲向后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属下无意充当英雄。高阶指挥官要不就忽略孤单的美国将军，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却这次屈辱。他建立驻印军时，决定算清两笔帐：一是必须在被迫撤军的同一地区打败日军，二是必须在实质上成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为达成第二项目标，他将第一次战役中的资深中国军官全逐出蓝伽。选择新一军的指挥官，这一度成为重庆高阶将领的话题。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个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为下级军官的我，常在司令部进进出出，因为凭着推荐信函，我得以拜访将军，被他们接见。基本上来说，军政部并没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后勤支援，安排所有的运输事宜，因此必须容忍我们不按正规的举动。军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实施一套严苛的升等制度。我们全受限于从军校毕业的日期，除非学长升官，否则轮不到自己，在高层就比较有弹性。在打造国民党军队及铲除军阀的初期，蒋介石对军阶的授与不可能太严苛，不过，这并不代表资历不受重视。此外，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一个非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伸。


　　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系，就像异物飘浮其上。其间的危险之处在于，资深高阶将领占据同一地区太久，就会想透过个人关系和军队的资金建立与该省的关系，这就是军阀的起源。对日抗战时，国民党军队仍然需要若干旧军阀的协助。但国民党无意培养新军阀。“黄埔系”所以赫赫有名，要归诸于环境，尤其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是校长蒋介石亲自挑选，六个月的训练也是由委员长亲自督导。毕业后，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学生并没有全部担任军官，有些不过是班长，不到一年，许多人死于战事。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贞奉献，成为人尽皆知的特色。郑洞国就是黄埔一期生。


　　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他行动缓慢稳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闲时喜欢下跳棋。西方并不熟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功，听任长官和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一军时，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数年后，我担任郑洞国的副官，有机会更加了解他。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对我解说在一九三九年冬季时，如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个高地。当时两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筋疲力竭。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因为他们自身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补充了一师，带来进攻的命令。两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但损伤惨重。参谋长舒适存少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两、三百名士兵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职务。郑将军提到他时，总是说好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这时我已经知道，对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自省立军校（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职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法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撤退是前线的事，他并没有下命令。他终究被赦免，有机会带罪立功，继续他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运气不好或委曲而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郑将军把舒的失败经历视为良好的资历，这点必须站在国民党军中的观点才能了解。众所公认的是，在特定时点中，任何军官都可能时运不济。通过考验后，舒仍然勇往直前，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可以成为优秀的将领。


　　在金钱的诚实方面，我和郑将军意见不同。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地区，军政部会给当地的高阶将领一大笔整数的金钱，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因此，资金运用的诚实与否，其间分际就很模糊，有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还是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下级军官的意见，指出高阶军官贪污腐化。“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郑将军会轻轻斥责我。他为他的一个长官辩护，说这位前黄埔军校的教官“几乎无米可炊”。这段话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郑将军要说的是，虽然该将领表面上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剩下的金额不足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就这个特殊案例来看，我没有被说服。不过将军言语直率，让我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高级将领的生活及挣扎。我开始了解，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没有人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一旦成为高级将领，就必须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愿，将想要的军官网罗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须将不想要的人纳入属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到我们家的简陋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三万法币（约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我自由发挥，我可以做许多不符合军事传统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向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军的敬意而定。“黄参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阶将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子。”他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会大大惹祸，这倒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美国进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用担心，两天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到做到，不过后来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原来野战部队的期限已经延后。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春，奉命守城，时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部彷如北大荒中的孤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队奋力守城。共军以高射炮围城，封杀空投物资的任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部拼命打了半天仗，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坚持绝对不投降，最后被共军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封他为“爱国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这是后话。在一九四三年二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在我和总指挥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部队有十八个军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是师级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下。当时能够走访外国是很大的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头，最后总算看到印度。当C-47开始降低高度时，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风貌完整呈现眼前。大河漫延无边，直通天际，之间必定有无数的水道、小岛与沙洲。我们一度只能见到沙和水，倾斜在机翼尾侧，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景观真是动人。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的景色只适宜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闪亮耀眼的彩色画页中。 


　　我们早已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却非常肮脏。这样的描写并没错，不过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中部的干燥气候对我反而是新鲜事。到了晚上，繁星密布，整个苍穹显得更深邃，想必已激发许许多多诗人和小说家的想像力，难怪会诞生神圣牧羊人和转世马车夫的传说。


　　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样吸引住我们。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穿蓝衣服。庙宇的柱子总是涂上一层特别的红漆，称作“朱砂红”。除此之外，街道上并没有太多色彩。在印度，颜色的组合喧闹放纵，绿配紫，橘色滚蓝紫边，再穿插金色条纹，即使是农妇，照样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奇怪的事，就是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头上。在中国，较轻的东西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轻巧的提篮用头顶，盒子和箱子也是用头顶。


　　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让英国人很是尴尬。因此，我们在蓝伽营地时，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新的举动，重新点燃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操。其实，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营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用他们。懒散的厨子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而可以看见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踩在泥泞路上。衣着方面，我们发配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部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旧的制服，送到营本部，换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采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纽扣是橡胶做的，裤子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裤子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因此，为了美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订作的制服。对我们的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支。


　　我们也把橡胶处理过的床单拿到裁缝店，改成中国式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轮徽章。理论上，这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改装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利丛林作战，改成帽子既未经过核准，更在史迪威将军的禁令之内。不过，防水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后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顶。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他违反自己颁布的命令。


　　在我们抵达蓝伽的头两星期，我们无法分辨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何不同，他们都是穿着卡其军服的白种人。但到达营地已好几个月的老兵，却对我们的无知很是愤慨。“你们为什么看不出差别呢？”美国人的卡其军服比较闪亮，甚至连士兵的制服都上过浆，熨得服服贴贴。更不要说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军的臂章翻转向下。英国士兵比较粗野，衣服总是皱成一团，和我们没有多大差别。


　　很多英国兵二头肌上刺着刺青，更常讲脏话。邻近蓝溪（Ranchi）的歌舞杂耍厅总是挤满了英国兵，一名肥胖的白种妇女扭着臀部唱“喔，我的战舰”时，士兵哄堂大笑。美国人比较喜欢把钱花在休假上，去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大兵的薪水是英国兵的四、五倍。


　　我们和驻印军的英军参谋团军官混熟后，他们邀我们吃晚餐。我们才开始了解到，我们的盟友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英国军官彼此以军阶相称，但只到上尉为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则是“其他层级”，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们对每件事都有正确的应对进退之道。如果我们觉得吃东西很难不发出声音，正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可以让最坚硬的食物在口中溶化，同时保持一派从容的态度。他们说的英语也不一样。他们紧抿着嘴唇说出：“我也这么觉得”（Aye Sirpboose Soo）时，和我们在电影上听到的很不相同，和其他层级及美国大兵的英语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态作祟。在蓝伽，我的军阶多少有些尴尬。只有英军参谋团门口的印度卫兵，会用前后一致的态度表示重视。他们总是向我敬礼，而且夸张用力地举起手臂，因此手停在印度头巾边缘时，还不时晃动。但在军营另一边的美国卫兵，只会瞪着我衣领上的徽章瞧，仿佛是不可解的谜。他会让我进去，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敬礼，所以我也默默走进去。


　　有一天，我原先预期受到同样的对待，却发现站岗的卫兵换了。他突然立正敬礼。由于事出突然，我毫无准备。偶而会有美国兵走近我，指着我的徽章说：“嗨，老兄，你是什么官阶？上尉吗？”（Hey,man,wot”s yoorank, lootennit?）


　　美国人对蓝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同样地，要看从哪一面来看。就基本的战略而言，他们的授课内容和我们在军校所学只有小小的差异。基本上来说，我想无论是哪一国家，所有军校内教的陆地作战战略，都有相同的来源，其中德国人的贡献不少。如果你翻开美军、日本皇军或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你会发现有许多相同的章节，甚至词汇用语都是相同的。我们所欠缺的，正是操典所提的构成现代战争的要素。


　　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有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袍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由于我在总部服役，我错过了这类机会，但我至少参加汽车班，学习如何驾驶卡车。在当时的中国，即使脚踏车都很少见，没有人知道如何开车。


　　蓝伽驾驶课程开放给中国军官时，有些上校就和年轻的中尉一样热心学习。我们的课程是由一名美国下士督导，一些中国兵充当助理教练。课程一早就开始，持续到下午，接连好几天。最有趣的课程是倒车，大概有三十部两吨半重的卡车排在一哩长的场地中，一起倒车时彼此间隔很近。课程结束后，每个人的脖子都很僵硬。


　　另外一项刺激的事，是骑兵营中的阿拉伯马穿过果园。这些马身高腿长，骑着奔驰在成排的果树间，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马都被驯服地妥妥贴贴，有时仍然野性未改。有一次一名中士（事实上还是驯马师）被摔出马鞍外，但他的一只靴子太大，卡在马镫上。他被马拖着跑，马更加惊慌，甩不开骑士，决定跑回马厩。马跳过一个木篱，不幸的中士一头撞在横木上，头颅因此破裂。这次意外对我们多少有些吓阻作用，至少持续了一阵子。


　　我们和美国下层军官的关系或许还算和睦，但和上层就没有机会称得上满意。首先，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这样的态度大错特错。即使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通，我还是要说，中国并没有如此神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


　　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要用这样的解释让不耐烦的美国人同情，的确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释，我们所暴露出的弱点只会招惹所有的道德谴责。任何外国观察家都可以说，我们贪污无能。我们愈想遮掩，情况就愈糟。我们似乎明知故犯，恶习难改，种种恶行包括攀亲拉故、浪费物资、侵占资金、乱搞关系及明目张胆地偏心。更糟的是，我们还全盘接受，认为这些是必要的罪恶。


　　同样地，我们对美国人的观念也很奇特。我们认为英国人对自己人很绅士，对其他人就不然。我们相信美国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谓的天真，就是没有被破坏的纯真，这是一种好的特质，但这又是错误的想法。美国让我们开走全新的吉普车，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确很好，但目的绝不在于展现他们如何大方慷慨。我们这两国是在联合对抗共同敌人。战略物资的运用，是为了赢得战争。当时美国的考量在于让中国持续应战，因为如果中国阵线一垮，美国所花的战争代价会更大。我们如果缺乏实力，也很难和美国盟友交涉。但是如果以为他们乱撒战略物资给我们，是出于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实的期待。


　　至于我们必须接触的美国高阶军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们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因此决定反其道而行。他们也感觉到，美国政府对我们太大方，他们忠于美国纳税人，因此随时准备对我们严苛。而且，天真并不是美国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能送出一项优势，却没有要求对方回馈，这种做法几乎等于无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国老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对任何想占他们便宜的中国人，他们随时等着要让这些人失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


　　史迪威将军和身边军官的心态，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结”。军事史家可能觉得，被指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领多少有些自我牺牲，因为他们错过在欧洲上演的“大戏”。这种说法值得讨论，因为即使奉派到别处，他们也必须赢过同袍，以求实现自己的野心。然而，对职业军人来说，中国仍具备相当特殊的吸引力。不管传说是真是假，中国似乎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如果加以妥善运用，可以帮助这些将军取得名声及财富。事实上，这些资源可能对全球规模的战争贡献良多，却只花美国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从，性情开朗，有自树一格的勇敢风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军事技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介石交涉的美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军少校。他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在一八六三年加入中国军队，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国兵穿着西方军服，配备西方武器，军官都是欧洲人。镇压太平天国叛乱时，戈登的部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此他被称为“中国人戈登”。八十年后，史迪威将驻缅军视为他的“小成本军队”，有一天会“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想以同样方式再造历史。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将军无法发挥中国部队总指挥的功能，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可以指挥的幕僚。在蓝伽，他靠巧妙的手法来加以弥补。我们到达营地后不久，发现将军的总部—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枚硬币，一头印著“美国”，另一头印著“中华民国”。


　　大致而言，这是史迪威中国—缅甸—印度剧场的印度办公室，隶属美国管辖。但由于史迪威也是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他同时要动用美国及驻印军的幕僚时，不必有额外的授权。因此，其中各式各样军阶的军官，大多数不曾去过中国，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事务，但全担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及幕僚工作。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不同的文具，以便从一国换到另一国去服务。在实务上，在重庆的军政部送来许多军官，担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这些人靠个人的努力，让自己对美国人有用，尤其主要是口译及笔译方面，否则不如将这趟印度之旅视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向他们请教军务。


　　史迪威将军去重庆时，由他的参谋长柏德诺（HaydonBoatner）准将掌理指挥部。在郑洞国的参谋长舒适存到达后不久，柏德诺派了一辆橄榄褐色的轿车来，让新的部队长使用。新二十二师提供一位司机给我们。次日，司机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时，吸引了一群好奇的观众，因为没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帮浦的不同，也无法解释风扇如何连接电力系统。司机于是大大炫耀了一番，我们都大为佩服。对旁观者来说，我们正嬉嬉哈哈在拆解车子。柏德诺将军正是其中之一，他刚好经过，看到我们，当时却什么也没说。


　　不久后，舒将军坐着这辆轿车到指挥部去做礼貌性拜会，受到柏德诺将军热诚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将军起身道别时，表情严肃的柏德诺说，他必须走回去，因为汽车已被收回，重归指挥部管辖，随后会补送备忘录说明这件事。


　　我们的参谋长就此结束礼貌性拜会，之后走了一哩路回来营区，既感震惊又觉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诺所言，美方送来备忘录，提到为显示对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挥部送来轿车，方便他的使用。不过，由于轿车显然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因此车辆必须送回美方的车库。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释那一天早上发生的事。这时柏德诺将军态度才软化，让轿车回到我们的总部。这事件落幕后，舒将军召集我们，念出他和柏德诺的往返信函。这时郑洞国都还没有到印度。


　　数天后，我们首度得知，新一军的总部没有指挥权。我们的总指挥郑将军只要负责维持中国部队的军纪即可。他不只负责三个步兵师的纪律，连所有支援单位也包括在内。指挥部送来一份备忘录，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说，我们已经有太多军官，不能再要求从中国空运更多军官来。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解，是谁和美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总指挥毫无指挥权，只能充当宪兵司令，而总司令部也只能充当军法官的办公室。郑将军很不赞成，我们也有同感，不过，所有的意见与抗议全部无效。后来指挥部让郑将军带来第二批军官，是他从以前统率的第八军之中抽调而来的。


　　但在指挥权方面，美方立场坚定，绝无退让余地。郑将军于印度及缅甸执勤时，唯一可以有效指挥的军队，只不过是一整排由中尉统领的卫兵。第二次缅甸之役开打时，中国兵投入战场，事先都没有知会他。起先，指挥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给各团及各营，后来战事扩大，命令才下到师长级。命令都以英文下达，而且都打了字。美国人有一套联络官和口译人员的联络网，遍布中国军队中，可下达营这一级。我们都是透过下层单位，间接知道指挥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中，郑洞国被形容成“那个白痴”。这位尖酸刻薄的美国将军所以达成这样的结论，和某一事件大有关系。郑洞国在蓝伽安顿后，两个师的师长都邀请他去校阅军队。我们先去新二十二师。他们选给将军骑坐的马很是高大，但却不太习惯中国号角声。号角手在军队第一列前方大吹号角，声音又大又响，正对着领头的这匹马。它眼睛突出，忽然跳了起来，将新的部队长摔在地上，一只短靴还甩在空中。我们全都吓呆了，全场悄无声息，将军努力站起来，穿上靴子，再度骑上马。执勤的营长派了一名士兵来，抓牢马鞍，让马继续走在部队前方。这次事件并没有呈报，不过后来英方及美方军官在场时，郑将军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员抓着马鞍，史迪威不禁笑了。说来讽刺，这次事件姑且不论，郑洞国将军的马上功夫并不坏。


　　郑将军虽然看起来安静随和，却相当坚守某些原则。我两次劝他，身为高阶中国将领，他应该多出现在前线。但我这两次劝告，都只惹来他的生气。对他而言，他的指挥职责只要从将军的营地发出即可。只有在战事吃紧，例如前线有相当比重的人马陷入危局时，才需总指挥亲身抵达现场，他的在场才有意义，才有分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阶将领如果太常到前线去视察，只会打扰下属的指挥。如果说史迪威鄙视郑，郑同样也瞧不起史迪威在前线“炫耀”，看不惯他老是出现在前线，对下层军官定期施压。事实上，郑将军在缅甸数次探视前方的营队，还有一次搭乘L-1联络机飞到敌方阵地，但他对这样的作为向来没有太大兴趣。


　　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重庆两次，要求蒋介石解除他在驻印军的职务，有一次还声称如果不换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从郑夫人处听到的。）蒋介石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是一大贡献，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队。一九四四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副总指挥，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军团。而指挥部还是直接指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度绕过中国高阶将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Daniel Sultan）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总指挥从来不曾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设立办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都前来诉苦，并透过高阶长官重申对蒋介石的效忠。美国人可能以为，由于他们的企业化管理，阴谋与政治会远离驻印军，不可能像在中国军队中一样猖獗。就短期和当地来说，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治疗的功效只限于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军队中，军源十分复杂。新三十八师在转变成国家军队以前，是财政部税警总团。在盐税还是国民政府重要财源的时代，这个单位是用来巡逻产盐地区，以防武装走私，因此这部队被称为“财政部长的军队”。将领是孙立人中将，毕业自维吉尼亚军校，和黄埔军校没有渊源。新二十二师来自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他就是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对史迪威怒吼的那位将军。师里的许多军官毫无疑问仍然效忠于杜，因为他们以往都因他的推荐而获得派任或晋升。目前的指挥官是廖耀湘中将，毕业于黄埔第六期，又到过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新三十师原先是补充兵训练处，师长胡素少将是赫赫有名的黄埔一期生，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战争开打后，直接从中国飞来的两个师也一样，背景及人事都很复杂。


　　史迪威将军遵照美国陆军的惯例，在密支那（Mitkyina）战役结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两个团长的职务，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回中国。接着他论功行赏，晋升数名野战军官。依据国民党的惯例，这些举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核准，而委员长自己在进行如此重大决定前，也会衡量大众的反应及政治上的可能冲击。就这方面来说，史迪威的指挥权比蒋还要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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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王，而大多数人却在放逐中死去 —— 王尔德（英国剧作家）
如果人被迫只顾眼前的目标，他就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的生命 —— 雅斯贝尔斯（德）
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多于应该藐视的东西 ——《鼠疫》阿尔贝.加缪（法）
仁者爱人，人恒爱之；有礼者敬人，人恒敬之 ——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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