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trijif (国王与小鸟),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选载之五）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Dec 16 02:32:39 2004), 转信

　　在对日抗战之前的１０年，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达成关税自主，设置中央银行，岁入来源是沿海关税、盐税和统税（即消费税），并透过发行公债来消除赤字。对于这些财政措施，赞成的批评家认为很进步，反对者则评为倒退，但他们却都被国民党的现代化外观所骗，以为一旦有政策，就一定有替代方案，选择时必须反映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但事实上，国民党政府没有选择或替代方案，财政措施都是以求生存所需的元素组成的。有了财政措施，等于是向前迈开一大步，让全世界知道，现代政府可以靠国内融资生存。无论是希望或幻觉，大有助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可信度，让他赢得西方强权的同情，引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忧心。帮助蒋投入战争的最有力财政工具，就是将银元国家化，以不可买回的纸钞作为法币，１９３５年末实施，一年半后，卢沟桥就响起了第一声枪响。 
　　国民党政府被赶往内地后，所有岁入顿时化为乌有。即使让通货膨胀也无法达到希望的效果。中国内陆到底有多落后，可以如此形容：不但血量不足，更糟的是，连血管都没有。多年后，伊朗国王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由于欠缺分配管道，国家财富只累积在上层阶级，不但没有实质利益，反而造成为难的处境。国民党和蒋介石必须在战时面临更为严重的瘫痪后果，却又不曾拥有消化不了的财富。随着法币数量的增加，乡村地区开始回到以物易物，或是非法的银元交易，至少可以降低部分的通膨压力。纸币数量多，流通地区又少，让城市生活更难以忍受，暴利和贪污就此横行。 
　　问题可能在于，蒋介石为何敢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抗战？答案是他别无选择。如果再对日本让步一次，１０年来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除非他对日本摊牌，回应日本的挑战，否则他就必须面临国内控制不了的纷争。没有一个个人可以长期稳住一群军阀、前军阀、准军阀，让他们保持微妙的平衡。一向精于算计的蒋介石，此时也顾不得了那么多，只能大胆应战。 
　　１９４９年，我随着朱世明将军到台北时，更加肯定我原先的想法：蒋介石必须包容身边的各种元素和人物。他并非没有决心的人。孙中山去世后，他在广东的作为充分证明他善于采取迅速的行动。１９２７年４月，他突袭共产党，再度展现他的敏捷。在起初的挫败后，还能迅速集结军队，继续作战。上海之战并非失误，而是一次赌博。也就是说，局势需要蒋采取行动时，他不曾犹豫过。 
　　蒋介石最大的敌人来自后方。为求继续作战，他必须团结一群各省强人和政客。由于他不曾完全掌权，因此不可能有更大的决策力。他接掌政权时，中国还没有经济或财政基础，不足以像现代世界统一的国家一样行动。一般认为他无意改革，但其实刚好相反，国民党政府在他统领之下开始许多革新的计划。在抗战前，农村信用机构和合作社都已设立，乡村改造学校已准备就绪。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下设农乡管理系，我的朋友范长江一度就学。在战争期间，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在湖南的南岳，甚至还有一个游击训练班，除传授机动战争的战术外，还设有乡村动员的课程。这些努力全都一败涂地，原因很熟悉：在中层阶级没有足够的社会关系，无法据以建立有效的指挥管道，而在乡村地区，整体的下层结构近乎明代时的架构，不像２０世纪应有的组织。 
　　蒋为求心安，安抚以前敌人，疏远他的朋友和追随者时，无法得到外国观察家的尊敬。我从《史迪威文件》首次得知，即使他的妻子和妻舅，也被他视为只能信任一半的政治伙伴。难怪史迪威不屑地形容他是“花生米”。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也许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但随着时间进展，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最后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运动和其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 
　　书写这些段落时，我完全清楚，蒋介石很容易被抨击，不太容易替他辩护。我无法替他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在上海的行动辩解，当时他没有预警就逮捕共产党员和劳工工会分子，随后将这些人加以处决。我看不出他的恐怖统治有何智慧，连左派作家都被诅咒成一般的罪犯。即使我看出他维持秘密警察有其技术上的需要，我还是无法认同这群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所犯下的残暴恶行，我也提不出蒋不应负责的证据。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我澄清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我认真思索，得到以下感想：与其说蒋介石在领导公共事务时投注自己的性格，以求自己的满足，不如说他准备好迎接注定的命运之约，以求领导公共事务。我初次看到他是在１９３９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预期他会来检查。但最兴奋的是，我们即将有机会和传奇般的伟大人物面对面。我们全都知道，蒋介石一度和帮会扯上关系。即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少将，身为亲近蒋的弟子，都不讳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赚了一票。在我们的印象中，蒋是大胆无畏的英俊年轻人。这样的印象大半来自经常被刊登的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是黄埔军校成立时，照片中的他摆出很帅的姿势，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征他随时准备行动。这时我们也已读过王柏龄将军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揭露，蒋不仅以个人信用借钱来维持军校，而且还亲自设计国民党的军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环孔，让帽子向上翘，展现革命军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让第一期生在３个月内毕业，认为再稍微拖延，中国就没有机会重生。到此时为止，依我们的标准而言，他具备伟大名将的种种条件：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象力。即使只是名义上，但能当他的学生就让人心满意足了。 
　　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虽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长来时，如果谁弄乱了队形，就是犯了严重的过错，一定会遭到禁闭的处分，但校长致辞时，一些学生倾斜身体，希望能看清楚演讲人，后排的学生则踮着脚尖。但他们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报偿。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象力，只有枯燥无趣。我们期望的是军人对军人间的谈话，像关起门来讨论当今局势，或是多少提到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但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们，要娴熟基本功夫，只要熟练基本战术即可，如果费心去思考战争的信念、概念，甚至战略，都是浪费时间。如此这般，我们仰赖领导我们赢得孤注一掷的战争，进而改写历史的人，谈话竟然像是教练班长一样寻常。他还老远从重庆来讲这些东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不过也没有像他一样身兼所有军校的校长。 
　　等到我们要朗诵“军人读训”时，他又亲自当起教练班长。不过，他却缺乏教练班长的体力和压迫感。“我念一则时，”他轻声说：“不要和我同时念。等我念完后，你们再复述一次。”他如此讲究细节，追求完美！但是国语的“服从为负责之本”在他浓厚的浙江口音下却成了“屋层外无炸资崩”。后来我们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怜的校长为乐。我可不愿当蒋介石的公关人员，即使是最能干的新闻官打造出的公众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轻易摧毁。 
　　又有一次，站在讲台上的蒋突然发现，身为军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听众中。他停下演讲，请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但戴客气婉拒。邀请愈来愈急迫，但戴非常谦虚，以同样的决心拒绝。其后数分钟，我们听到麦克风传来我们的校长蒋介石的声音：“嗯嗯，请，请！”戴的声音没有连到麦克风，但从延长的悬疑气氛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正在进行某些对话。这场谦虚的拉锯战终于结束，戴顺从请求，走到台上，蒋才又继续演说。站在听众中的我心中怀疑，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吗？如果在数千名顶着钢盔、站在太阳下的军校生之前，都无法避免虚华不实的形式主义，在处理更重大的事件时，他们的优先顺序只会更值得质疑。 
　　多年后，我读到司徒雷登的有趣记载。司徒雷登博士曾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及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丧失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向心力。他于是去见蒋，建议他采用对年轻人更有诉求的计划。他建议，蒋可以启动任何“危险”的计划，点燃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喜欢冒险的热情”，让他们转而成为他的“自愿宣传者”。整个故事显然很矛盾，因为司徒雷登博士是传教士般的教育人员，理论上应当教导人和平生活，而他建议的对象不仅领导全国投入历史上风险最高的豪赌中，而且自己在一生中指挥一场又一场的军事战役，从不间断。平静安宁绝非他生命的特色。 
　　这些事件的不可解，以及整个蒋介石现象的谜题，只能放在更大的参考架构中，才得以就技术方面来解释。我要重申，公平地说，蒋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产物，而非操纵一切的人物。就某一方面来说，我在成都见到的他，不再是数年前在广东创设黄埔军校时的他。蒋设立现代化政府的外观后，也替自己创造出最尴尬的处境。他无法制造出让政府系统运作的下层结构，只能让一切维持现状。战争爆发前，在南京政府掌控下，国家经济的现代层面或许还有希望扩大成相当的规模。但１９３７年战争开打，一切的可能就此被打碎。司徒雷登提出建议时，蒋已经变得更绝望，因为在８年的求生奋斗后，内战竟接踵而来。 
　　至此一切都很清楚：中国的命运系于乡村改造所产生的突破。这个主题虽然常被讨论，却可以证实一个例证丰富的解释，解决长久以来的指控，因为直到现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仍被指责在这方面有所疏失。 
　　正如蒋廷黻对费正清博士所形容的，国民党对中国内陆的认识还不够。蒋廷黻的意思一定是指某些地方有盲点，而不是指所有地方，因为学术单位在田野调查后，已出版中国沿海及内陆省份的土地利用采样资料。内陆普遍都很贫穷；某些地方的佃农问题特别严重；数百年来都没有进行全国土地普查或全面的土地改革：这些都是早已为人熟知的事实。但问题如何解决，解决方案如何普遍适用于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都还有待观察。如果贸然采取行动，破坏微妙的平衡，反而会增加额外的问题。后来共产党倾全力解决问题，打算一劳永逸时，村落却浮现一些问题，连毛泽东都觉得意外，而毛泽东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就背景因素来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从来不可能采取截然划分法：一边是地主阶级，贪婪、高压、富有，一边是佃农阶级，卑微勤劳，却遭到不当的剥削。这两方其实可能是邻居或亲戚。而无论如何，租金收入是地主不可或缺的生计来源。除收取租金外，土地的剥削还可以有其他种形式，如以不合理的高利率贷款，或是支付低于维生水准的工资。一律降低租金既不公正，又没有效果，而且非常难以执行。这些复杂情况不但外国观察家不知道，一味要求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清楚。国民党失败后，芭芭拉·杰克森主张，蒋介石的政府只需调降部分租金，就可以保住政权。她并不了解，国民党确实做过这样的努力，但以失败告终。 
　　中国的内地古老原始，如批评家描述的一样可悲，但却具备自然的平衡，很可能抗拒任何改变。至少在这个例子中，蒋介石不能被指责为不愿改革，他没有改革的工具，也没有足够的权力。 
　　其实无需替蒋介石辩解。他编造出一只纸老虎，但人人都信以为真，预期他的创造物能有真老虎的功用，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是历史加诸他的最大赞辞。他有时被批评成无法无天。但法律是社会的强制行为，除非守法多半能符合日常的社会行为，否则徒有法规不足以执行。事实上，无法无天是蒋介石的问题根源，而不是他的特权。无论是他的兵役法或法定货币法案，违法情况都很普遍。这些法案都领先时代。 
　　１９４５年５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当时史迪威事件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对日抗战显然即将结束。代表在听完政府部门的简报后，要选出两个中央委员会。过去委员会的名单就像中国名人录，包括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士，但并没有军人在内。这些人事业有成，让当权者有广召天下英才的权威感，兼容并蓄的政策符合“扩大政府基础”的目标。但这一次，有相当数目的黄埔将领并不满意，因为名单已成为平衡各界人士的工具，于是他们决定打破模式。陈诚和张治中将军都支持这个运动。他们两人曾任职于黄埔，被认为在专业上很有才干，政治上很进步。投票前几天的一场茶会上，“干部会议”人数超过１００人，大多数是黄埔军官和其同袍，陈和张两人在会上致辞。他们对蒋介石的忠心无庸置疑，数年后陈诚为蒋在台湾的“副总统”，张治中则是国共谈判时国民党的代表之一，谈判不成，张还被毛泽东留在北京。当时还没有计划要反叛，但他们的行动如果成功，太多“蒋系人马”将走到幕前，让其他势力不安。不论真假，此举将代表清党或是成立以蒋为首的军事执政团。有政治家气度的蒋制止了这次行动，还私下申诫策划的人。选举时，身为国民党总裁的他，向代表“建议”候选人名单，但代表可以全数赞同，或是投票选出自己的人选。不过，即使面临来自蒋的压力，代表仍否决５名名单上的人选，其中４位是前军阀，一位代表少数民族。蒋于是采取补救措施，要５位和他渊源较深的人婉拒委员的地位（其中一位是秘密警察首脑戴笠），身为总裁的他，再用名单上的５个人来填补空缺。这个动议通过。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整件事的始末，学者可以进行研究。如果有人认为国民党的民主实验很荒谬，不妨看看数十年后类似的举动：左派人士称为“民主协商”。这些事件背后的基本原因在于，没有人认真建立选民制，而议会制度则受到权力人士的玩弄。要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并不切实际。 
　　机制尚未就绪，其元素没有适当运作，没有定期维护。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在发号施令前必须先容纳异己，在有所要求前必须先宽恕别人。说来讽刺，他因此更像独裁者，而且显得既拙劣又无能。有时他过度拥抱联合势力，让自己显得陈腐、笨拙、平庸又没创意。为维持中立的角色，他必须毫无色彩。有时他又把自己化成零件，在组织关系脆弱的地方施展个人的色彩。他有时会干涉部属的内部作业，希望自己的示范作用可以扩大。这个坏习惯离间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不但被批评者引述，而且有时也被友善的评论家提到。胡适公开要他不管枝微末节。芙列达·尤特里则说，他有“农民心态”。（选载之五） 


--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王，而大多数人却在放逐中死去 —— 王尔德（英国剧作家）
如果人被迫只顾眼前的目标，他就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的生命 —— 雅斯贝尔斯（德）
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多于应该藐视的东西 ——《鼠疫》阿尔贝.加缪（法）
仁者爱人，人恒爱之；有礼者敬人，人恒敬之 —— 孟子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221.212.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