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trijif (国王与小鸟),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选载之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Dec 16 02:45:14 2004), 转信

　　我在安亚堡那段时间，有一天收到北京的妹妹粹存托人从香港转来的信，她提到她和田伯伯联络过。田伯伯知道我的下落，表达对我的“关怀和忧虑”。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数年，美国和中国仍是敌对国。田伯伯的讯息婉转暗示我身为变节者的尴尬地位，我自然不可能满意接受。但由于是在特殊情况下收到他的消息，他的立场不难理解。 
　　田伯伯就是剧作家田汉，也就是《抗战日报》的编辑。１９３８年我替该报工作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高峰期。田汉甚至不曾到过在长沙的办公室，他把编务工作交给我的朋友廖沫沙，自己和周恩来、郭沫若任职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下的政治部，当时待在武汉三镇。身为少将的他，训练组织了许多剧团和戏团，培养舞者、歌手、演员和艺术家，振奋战时的士气，成立像联合服务组织一样的劳军团。他的另一项计划是在武汉城墙上画大型壁画，长达数百英尺，内容是描绘中国人民团结抗战，从长江上远远就可以看到。武汉落入日军手中时，壁画尚未完成。 
　　我稍早就见过田汉本人。在我从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我才称他田伯伯。他的儿子田海男是我在军校时的同班同学。由于这层关系，我去过他们家好几次。海男和我在十四师下的同一个团，我们也一起去印度及缅甸。但在抗战胜利后，他却加入共产党军队。朝鲜战争后，他仍在人民解放军，但我不知官阶有多高。他们这个家和共产党的渊源很深，海男年幼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视他为干儿子。在蒋介石任命田伯伯为少将前，曾怀疑他是共产党同路人，把他关了一年多。 
　　田伯伯是我经验中的奇人之一。从他若干剧作的名称，如《获虎之夜》和《南国之春》（译按：查田汉并无此一剧作），可以看出他的浪漫天性。我想不起世界上有谁比他更不重视金钱。我在昆明时，有一次看到他在床下放了一个陶瓮，存放５天份的米。不过饥饿从来不构成任何威胁，如有必要，他可以从中国的天涯旅行到海角，吃住全靠朋友和崇拜者，而且不必去求人家。他每到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投宿旅馆时，经理和门房就会通知城里的演艺界，没多久他就会被种种请求和邀请所淹没。只要他同意坐下来欣赏表演，制作人和经理就会欣喜若狂，一流的男女演员会来向他致意。紧接着安排豪华的午餐晚宴，外加很多酒来助兴。在此同时，他的旅馆账单也被结清了。大多数的崇拜者都和帮会有些关系，因此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安排他的下一段旅程，而且既舒适又便利，把他送到下个城镇的兄弟手中，展开另一轮欢迎活动，中间不致有任何间断。这是我亲眼所见。 
　　田汉在日本念大学，本来想进海军，后来没有实现愿望。他和同时期的许多学生一样，发现中国除了船坚炮利以外，还急需许多其他的事。他转攻文学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非常适合他的性情。２０年代末期和３０年代初期，他在中华书局当编辑，还在上海的一两所大学里教书，日子原本可以过得很舒服。但他辞去这些职位，改当南国艺术学院的院长。虽然这个学院被认为出了最好的制作人、导演、剧作家、男女演员，但没有人知道这学校是如何经营的。据我所知，在一开始，有些电影制作人为了要扶持电影这个刚萌芽的产业，因此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从此以后，这个学校的管理就和田伯伯一家人密不可分。说这个学校是非营利机构未免太轻描淡写，根本就是故意不赚钱。至于人事，职员和学生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全都像兄弟姊妹一样，有些友人就住在田家租来的房子里，而有些朋友的朋友从遥远的省份来上海找工作，在还没找到房子前也住进田家。那时田伯伯还是鳏夫，由田伯伯的母亲负责周济一家子食客，也因为如此，她有个很恰当的封号：“中国戏剧界的母亲”。 
　　有一篇刊登的文章说：有一次有个剧团碰上严重的财务危机，于是请求田汉写篇作品让他们演出。田汉一口答应，照例以大吃大喝拉开序曲。剧团为了要让创作过程不受到干扰，还替他在城里安静地段的旅馆内安排了一个房间。田伯伯却叫更多酒，邀请他的一些朋友到房间里来聊天，到三更半夜还谈个没完。第二天剧团的人过来偷窥，发现这位无从捉摸的剧作家睡得正熟，他们买来的文具原封不动。到傍晚他醒了，叫来更多的酒和食物，继续和朋友聊天，聊完就睡觉。第三天，剧团的人绝望了。这时剧作家找到灵感，他一跃而起，振笔疾书，写了一整个黄昏，一整个晚上，第二天又继续写，一直写到第三天。那天中午，剧团的人又来了，发现他还是在睡觉。但他们辛苦等了５天的剧作就放在桌上，连最后一景都写好了。我把这篇文章给田海男看时，问他：“你觉得呢？” 
　　海男露齿一笑：“很像家父的作风。” 
　　我们和日本的战争蓄势待发时，田伯伯放弃电影和剧场，转而研究传统的舞台剧，就是西方人知道的“京剧”。事实上，京剧是相当普及的娱乐形式。在中国的每个省会，至少有一个剧场全年上演京剧，每天两场。任何人都可以去观赏，只要付２５分的入场费，穿着凉鞋、拖鞋去都无所谓。这个普及的艺术形式让田汉得以接触社会的下层阶级。 
　　战争还让剧作家结识无数国民党将军。国民党高阶将领有一个共通习性，西方观察家很少注意到。这些将领必须日理万机，处理琐琐碎碎的烦人小事，在无望的环境下造就全然不受干扰的习惯。这些超脱于日常生活的个性，无论是先天生成或后天的训练，都很快发展成一种乐天逍遥的性格，相当接近艺术家的狂放，也是诗人非常欣赏的特质。这种特性让田汉与他们结为朋友，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他相熟的国民党将军不下数十个。事实上，海男和我、我的表弟李承露（后来以国民党上校的身份在台北退休）和另一位同学朱世吉（我离开东北一年后，他死于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之所以在军校毕业后到十四师，也是因为田伯伯的推荐函。他写了一封信给师长阙汉骞，阙再要求校方将我们四个分发到他的师。如果校方不肯呢？田伯伯写了另一封信给教务主任孙元良中将。两年后，同样的过程又重演，海男和我得以到印度去。田伯伯和郑洞国将军也够熟，熟到可以要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一起到他麾下。因为这层层关联，他有权对我妹妹说关心我的福祉。他一直是我的恩人，而且在我请求下让我踏上我今日之路。 
　　如果田伯伯的个性可以从朋友中看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张发奎，国民党少数的一级上将之一。张将军曾震惊新闻界：在上海之战时，日军炮弹已打到他的总部门口，他照样有办法睡着。他的副官叫醒他时，他咆哮：“保持警觉，我说过了，每个人都要保持警觉！”他自己警觉了一下，又继续睡。当时还有一个因素没有明显提到：他前方是吴淞江上的日本战舰，他无法进攻，但在蒋介石命令下，他又不能撤退。因此他以自己的性命当赌注，作为手下的模范。在围城时，田伯伯拜访他两次，他们互相把对方灌醉。如果这起事件发生在西方的军队里，一定会引发军纪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展现出豪放慷慨，符合传统文化的规矩。后来田伯伯发表了这篇在日军轰炸下饮酒的故事，附上一首情感充沛的诗，广为流传，深受好评。 
　　我们向十四师报到的途中会经过柳州。我听了太多关于田伯伯朋友张发奎的事迹，于是向田伯伯建议：为何不让我们去拜会他呢？无论就何种标准来看，这个建议都不合常轨。不过，全权负责第四战区的张发奎将军，因为朋友田汉的一封介绍信，愿意短暂接见我们这三个未经世事的中尉（朱没有和我们同行）。他个子不高，相当瘦，动作敏捷。不幸的是，一位伟大战士的魅力，就像剧作中的英雄一样，需要舞台来烘托，这可不是远离战场的一间小平房办公室所能做到的。张将军出来见客时毫不做作，当着我们的面揉眼睛，似乎刚从午睡中醒来。他的勤务兵端茶给我们。将军告诉我们，下级军官势必要走许多路，他年轻时，曾走遍中国的西南地区，没有一个地方不留下他的足迹。除此之外，整个拜会过程平淡无聊。但这次经验更让我相信文学界人士的力量及影响力。在大众心目中，英雄事迹要显得真实可以理解，前提是必须要有像田汉这样富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才能在纸上以浪漫和节奏感重新安排英雄的丰功伟业，最重要的是要有扣人心弦的舞台效果，例如吴淞江上乌云低垂，强风刮起长江上的波涛，战旗飘扬，战马嘶鸣等等。在联合阵线时期，郭沫若和田汉在这方面都贡献良多。可惜国民党并没有继续善用他们的才华。 
　　国共决裂是在１９４１年，新四军事件粉碎联合阵线，双方关系不堪修复。国共间的战争其实在１９３９年就已开始，当时毛泽东已展开他的扩军计划。惟一能有利扩军的区域是中立区域，夹在日军有效占领区和国民党牢不可破的防线之间。在这块无主的地带，充斥着地下反抗军、地方民兵、土匪、日本撑腰的警察和伪军，都可以强力吸收转化成党派的游击队。但是，上述种种势力，除少数例外，都已被国民党军队视为触角，他们不是自愿的辅助队，就是用钱收买的双重间谍。共产党有系统地加以吸收，造成他们的首领莫名其妙地被处决，有时共产党更发动突击，势必无法避免与国民党正规军队的武装冲突。有时在短短数天内，所牵涉的作战兵力达数千人之多。在一次事变中，国民党失去赵铜，他本来受蒋介石指派，担任河北民军第一纵队司令。在军校时，他们都听过这些事件，但我对这些沮丧的故事毫无胃口，局势的发展和我预期的完全相反。我们大多把党的斗争当成恶疾，虽然不能很快去除，但希望能随着时间而消失。然而，新四军事件让情况更加恶劣。无论共产党是否有错，都是受害的一方。斗争的规模达到空前，过去所有半遮半掩的冲突全都公开，引起国际间的重视。我们到达重庆时，发现这个战时的首都满城风雨，议论纷纷。不可置信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理论上是国民党一手教出来的，却不及上一代的人激动。（不过，就历史长期的发展而言，这并非奇怪的现象。无论直接或间接，中国的重大决策都是由在民国前出生的人来决定，年轻一代只是照着做而已——这趋势尚未改变。） 
　　郭沫若是２０年代中国狂飙运动时期的领袖之一，也是田汉长期的好友，时间可以追溯到两人都在日本求学时。他们曾一起从事出版业，又一起在联合阵线。在重庆，他们是隔壁邻居。有一次，田海男和我受邀参加一个晚宴，他发现我们不会喝酒。那时我们都还没试过，觉得很别扭。我们穿着国民党军服，滴酒不沾。他看着我们，极度轻蔑地说：“来吧，你们这两位委员长的忠诚信徒！”郭沫若本身是非常敏锐的作家，有时他会以嘲讽的语气说尖酸刻薄的话。不过３年前，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在轰炸中来去》的文章，提到和蒋介石握手后，手掌的余温久久未消。 
　　田伯伯对新四军事件的反应更直截了当。晚报刊出蒋介石对事件的解释，他把报纸一扔，大叫：“满嘴的仁义道德，满手的血腥！”重庆局势愈来愈不利郭沫若和田汉。讽刺的是，他们仍然领国民党的薪水，但他们不再担起任何职责，随时有特务跟踪。他们不时会受邀参加政府文工人员举办的宴会，不同党派的人干杯时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语气却嘲讽讥刺。郭选择留在重庆，部分原因是为了年轻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但田伯伯在我们离开后不久就偷偷溜走。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将军也是他的朋友，这位剧作家就沿着长江顺流而下，顺道去陈将军的总部拜访一下。陈诚给他财务支持和安全通行证，让他一路通过整个战区，直到桂林，当时隶属左派军阀李济琛管辖。有一段时间南方的这个省会成为避风港，庇护不受重庆欢迎的作家和艺术家。陈诚就是那位赢得史迪威信任的精力充沛的国民党将军，后来他担任蒋介石的参谋总长，并在台湾当上“副总统”。在抗日战争前，他已经替蒋介石执行“剿匪”的任务，肃清共产党，在战后他又再度执行。他也不是惟一保护田伯伯的人。在昆明，后来在东北和林彪作战但当时担任卫戍司令的杜聿明将军，也保护朋友田汉不受骚扰。国民党高阶人物将公职和私谊分开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充分注意。 
　　但是，为何会有这样的落差、这样的不同和矛盾？如果把这问题引申到我身上可能更切题，虽然我在国民党内的角色不过是次要的助手及旁观者。田伯伯不曾对我们透露他的共产党党员身份，但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即使在内战开打前他的地位已相当清楚。他也不曾要我支持共产党，他只是常常对我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在政治上应该已经成熟，借此可能希望我自己“觉醒”。但我显然无视于人民的受苦，对解放运动毫无兴趣，一定让他彻底厌恶我。另外一个意见不同之处在于对苏联的看法，对他而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策略，对我却是国际权力政治中厚颜无耻的自私自利。但是，他还是很容忍我，在我们短暂的相处时间内，他尽全力教我日文，让我了解外语对教育有多重要。更窝心的是，我母亲经过桂林时，田伯伯和他母亲殷勤款待。许许多多的小事提醒我，田伯伯的确把我当他的家人对待。他告诉我妹妹他关怀担心我的处境时，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关怀不是发自内心。他没有小看我的念头，他并不是郭沫若。 
　　田汉更增加了共产党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证明，不需要是道德家或严以律己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他受情感的驱策时，有时过于情绪化，无法沟通，但很快会恢复乐天合群的个性，谈话中充满笑声。有一次他和同伴比赛谁先跑到山顶，结果他赢了，掏出手枪对空鸣枪三声，宣告他的胜利。他为朋友写了一首悼亡诗，后来重抄一次，每个字高一英尺，刻在俯视朋友坟墓的石崖上。这个工程一定花掉他当时所有的积蓄。他纵容自己的冲动和异想天开，很难和他争论说，自我表达的自由和共产党并不相容。但是，我如何整合他的故事和我在东北的经验（包括曾为人民解放军元帅林彪的所作所为）呢？ 
　　（选载之二） 


--
http://bbs.hit.edu.cn/images/postnew.gif
http://bbs.hit.edu.cn/images/reply.gif
http://bbs.hit.edu.cn/images/pig.gif
http://bbs.hit.edu.cn/images/pic001.gif
http://bbs.hit.edu.cn/img_rand/img_rand/6.jpg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221.212.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