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trijif (国王与小鸟),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上)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Dec 16 01:09:08 2004), 转信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上)

  《中国历史研究法》
  钱穆

  序

  第一讲 如何研究通史
  第二讲 如何研究政治史
  第三讲 如何研究社会史
  第四讲 如何研究经济史
  第五讲 如何研究学术史
  第六讲 如何研究历史人物
  第七讲 如何研究历史地理
  第八讲 如何研究文化史

  附录
  略论治史方法
  历史教育的几点流行误解

  ----------------------------

  -=序=-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

  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

  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

  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

  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

  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

  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

  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

  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

  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

  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
。
  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

  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

  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

  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

  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

  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

  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

  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为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

  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

  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

  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

  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
  钱穆

  近读《史地教育委员会二次会议参考材料第一号》，一九三八年八月总裁训词革

  命的教育，深受感动。我们只须真实认识，真实推动，更不必再多说话。

  总裁训词里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

  责任的人才。而此项人才，简单说一句，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
  这是一个万分痛切的教训。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

  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

  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

  大的任务。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国史浩繁，从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况身当我们革命的

  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更觉国史传统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

  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

  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得国史待理之必要。

  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主张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

  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认识。只可惜他们所牵

  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见解荒谬。这是事实。我们

  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

  让我略举数例以资说明。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

  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

  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

  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

  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

  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

  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

  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

  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

  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

  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便不必有宪法而政

  权自有限节。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王帝诏命，非

  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权相权有时互为轩昂，正如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

  之互为异同。

  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推

  翻，加以纠正。政治只是社会各项事业中较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全部变了，则

  牵连而及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理论，亦必随而变。牵一发动全局，因而摇动及

  于全部人生理论精神教育以至整个文化传统。试问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
，
  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后种种却从

  何产生？于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国制和美国制的争论。而随着上次欧洲大战

  后的新变动，国内又产生苏维埃共产政治与德、意独裁政治的鼓吹与活动。试问

  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

  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

  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努力要把中国将来的新政治和以往历史的旧传统，连根

  接脉，视成一体。可惜他的见解，尚不为一般国人所了解。一般国人只还是说，

  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只是专制黑暗。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

  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

  再举一例。我又常听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不与外来民族相接触，因而

  养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态度。这又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只可惜仍不

  是历史的真相。秦以前暂不论，我们再就秦以下言之，自东汉初叶，中经魏、晋
、
  南北朝，下迄隋、唐，大体上超过六百年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

  化的时期。印度可说是中国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

  年的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

  中国的远西。中国自秦、汉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间，西北陆路，西南海路的向西

  交通从未断绝。中国人何尝闭关自守？今佛教已为中华民族所信仰，而伊斯兰教

  之在中国，亦得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中华文化

  吸收印度佛教之影响，人尽皆知。而自唐以下，中华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教东

  来之波动，现在尚需学者详细阐发，中国人何尝自傲自大？

  六朝、隋、唐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热忱，以及唐以下中国对波斯、大食商人的坦

  白宽大的态度，只广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万之谱，而其时大

  食、波斯商人之足迹，已遍布中国。从此便够证明上述中国人文化自傲对外深闭

  固拒的评状，全无根据。此等话，只是近代西洋教士与商人的谰言，并非历史真

  相。

  西洋中古时期的耶稣教，本已包揽着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尘世俗务。海通以还的耶

  教士，更形变质，几乎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前呼后拥。他们把在南非与北美

  的经验与态度带到中国。不仅来中国宣传教理，还往往干涉中国之内政，激起中

  国之民变。与往古印度高僧纯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显有差别。而西洋商人

  之牟利政策，如鸦片强卖等，更招中国人之恶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鸦片战争

  前后，不断的教案以及连续的强占土地强索赔款等事项，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

  志研究全世界人类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观点者之公平判断。

  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期是远西

  的中回接触，第三期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期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期间
，
  已见中华民族对外来异文化之一般态度及其成效。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末以来
，

  为期只三百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

  之热度，仍是与前一般。若以前两期的成绩来推论，再历三百年，中华民族一定

  能完成吸收融和更远西的欧洲文化。

  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

  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等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
，
  代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

  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

  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

  上述的两例，一个使中国人感觉中国以往一切要不得，一个使中国人不敢批评外

  国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这一边。这种错误观念，关系何等重大。他们都像是

  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绝不是历史的真相。无意中已把中国人立足所在的重心，迁

  移依靠在非中国人的脚边。这样将使中国人永远不能自立。

  现在请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而又是有关于地理问题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史上

  深远的关系，早已发生在秦汉之前。直到明代，建州卫特起，只是吉林长白山外

  一小部落，辽河两岸，全属明代疆土。满清入关，定鼎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
，
  要把关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时只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绝不叫他是满洲。

  日本人又进一步，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径呼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中国

  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称关东三省作满洲。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世界上不了

  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这是外国人冤枉中国歪曲中

  国历史来欺侮中国人之一例。

  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

  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

  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

  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

  现在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这本可不证自明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

  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

  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

  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

  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
，
  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

  而渐及于诅骂。因此而种种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

  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
。
  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

  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

  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

  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

  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

  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

  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

  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

  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

  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

  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摇之际，若非将我民族

  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

  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

  说到这里，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此在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

  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

  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

  把此事业看轻易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第一讲 如何研究通史

  （一）
  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

  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

  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

  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

  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

  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
，
  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

  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

  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

  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

  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

  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

  （二）
  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

  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

  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

  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

  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

  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

  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

  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

  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

  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


  种特性。

  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

  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

  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

  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

  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

  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

  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

  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

  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

  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

  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三）
  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
，
  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

  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
，
  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

  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

  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

  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

  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

  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
，
  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

  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

  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

  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

  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

  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
，
  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

  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

  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

  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

  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

  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

  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

  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国再加划分。

  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放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

  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

  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

  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

  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

  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

  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

  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
，
  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

  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

  （四）
  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
，
  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

  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

  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

  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

  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

  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

  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
。
  我们学历史，政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

  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

  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

  的境界去。

  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

  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

  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

  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

  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

  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

  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

  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

  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
。
  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

  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

  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

  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

  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

  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

  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五）
  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

  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

  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

  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

  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

  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
。
  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

  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

  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

  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

  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

  史的途径。

  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

  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等等，

  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

  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

  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

  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

  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

  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
，
  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

  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

  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

  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

  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

  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

  入里的研究来。

  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

  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

  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

  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

  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

  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

  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

  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

  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

  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

  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

  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

  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


  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

  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

  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


  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

  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

  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

  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

  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

  望，以为中国有希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

  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

  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

  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

  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

  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

  （六）
  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

  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

  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

  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

  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

  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

  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

  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

  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

  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

  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
。
  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

  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

  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

  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

  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

  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

  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

  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

  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

  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

  （七）
  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
。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

  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

  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

  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

  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
、
  《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

  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

  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

  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

  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
，
  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

  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

  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

  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

  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

  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

  去。

  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

  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

  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

  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

  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

  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

  此责任的。

  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

  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

  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
？
  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

  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要本中国通史，

  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

  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

  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

  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

  样出来。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

  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实在是很

  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

  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

  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

  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

  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

  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

  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

  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

  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

  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

  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

  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

  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

  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

  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

  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

  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

  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

  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

  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

  讲演的莫大收获了。

  第一讲 如何研究通史

  （一）
  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

  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

  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

  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

  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

  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
，
  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

  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

  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

  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

  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

  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

  （二）
  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

  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

  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

  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

  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

  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

  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

  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

  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

  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

  种特性。

  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

  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

  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

  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

  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

  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

  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

  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

  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

  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

  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三）
  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
，
  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

  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
，
  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

  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

  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

  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

  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

  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
，
  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

  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

  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

  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

  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

  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
，
  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

  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

  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

  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

  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

  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

  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

  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国再加划分。

  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放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

  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

  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

  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

  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

  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

  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

  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
，
  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

  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

  （四）
  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
，
  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

  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

  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

  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

  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

  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

  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
。
  我们学历史，政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

  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

  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

  的境界去。

  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

  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

  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

  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

  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

  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

  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

  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

  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
。
  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

  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

  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

  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

  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

  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

  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五）
  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

  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

  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

  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

  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

  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
。
  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

  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

  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

  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

  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

  史的途径。

  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

  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等等，

  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

  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

  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

  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

  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

  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
，
  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

  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

  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

  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

  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

  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

  入里的研究来。

  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

  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

  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


  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

  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

  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

  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

  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

  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

  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

  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

  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

  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


  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

  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

  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

  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

  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

  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

  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

  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

  望，以为中国有希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

  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

  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

  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

  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

  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

  （六）
  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

  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

  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

  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

  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

  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

  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

  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

  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

  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

  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
。
  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

  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

  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

  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

  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

  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

  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

  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

  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

  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

  （七）
  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
。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

  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

  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

  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

  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
、
  《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

  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

  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

  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

  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
，
  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

  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

  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

  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

  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

  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

  去。

  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

  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

  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

  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

  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

  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

  此责任的。

  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

  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

  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
？
  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

  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要本中国通史，

  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


  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

  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

  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

  样出来。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

  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实在是很

  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

  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

  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

  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

  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

  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

  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

  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

  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

  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

  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

  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

  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

  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

  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

  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

  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

  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

  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

  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

  讲演的莫大收获了。

--
当我们为没有赢得日本对美国的那种毕恭毕敬的待遇而耿耿于怀之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自身
的问题？其实，即使日本是个魔鬼，我们也应有同魔鬼打交道的勇气、自信，因为我们已有
足够的自我保护的手段和能力。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在其著作《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中
曾言：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在疆土的大小，而在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对
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也许这句话不仅对日本有意义，也值得中国倾听。


※ 修改:·trijif 于 Dec 16 01:20:44 修改本文·[FROM: 221.212.248.*]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221.212.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