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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Dec 16 01:10:21 2004), 转信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第二讲 如何研究政治史

  （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
  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

  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

  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

  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

  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

  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

  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

  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

  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

  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
》、
  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


  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

  所必备。

  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

  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

  《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

  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

  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

  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

  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
，
  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

  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

  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

  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


  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

  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

  “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

  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

  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


  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

  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
，
  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

  《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

  制度之意。

  （二）
  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

  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
。
  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

  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

  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
。
  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

  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

  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

  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

  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
，
  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

  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

  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

  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

  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

  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

  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

  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

  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

  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

  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

  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
。
  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

  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
。
  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

  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

  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

  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

  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

  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

  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

  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

  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

  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

  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

  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

  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
，
  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

  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

  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

  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之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

  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

  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

  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

  （三）
  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

  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

  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

  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
，
  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说西周

  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

  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

  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

  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

  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

  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

  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

  国史呀。

  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

  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

  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

  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

  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学系学

  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

  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
，
  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

  （四）
  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

  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

  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

  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

  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

  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

  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

  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

  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

  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

  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

  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

  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

  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

  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

  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

  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

  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

  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

  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
，
  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


  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

  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

  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

  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

  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

  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

  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

  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

  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
，
  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

  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

  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
，
  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

  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

  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

  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

  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
。
  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

  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

  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

  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
。
  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

  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

  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

  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

  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

  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
，
  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

  （五）
  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

  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

  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

  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

  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

  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

  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

  两千几百年之演变。

  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

  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

  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

  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

  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

  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

  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

  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

  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

  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

  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

  加研究。

  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

  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

  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

  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

  如出一辙。

  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
，
  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

  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

  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

  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

  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

  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

  讨研究的价值。

  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

  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

  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

  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

  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

  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

  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

  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

  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

  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

  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

  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

  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

  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

  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

  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

  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
，
  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

  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

  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

  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

  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

  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

  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

  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

  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

  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

  （六）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

  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

  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

  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

  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

  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

  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

  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

  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

  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

  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
，
  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

  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

  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

  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

  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

  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

  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

  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

  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

  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
，
  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

  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七）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

  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
，
  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

  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

  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

  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

  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

  几百年。纵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

  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

  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

  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
。
  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

  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

  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

  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

  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

  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

  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

  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

  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

  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

  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

  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

  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

  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

  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

  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

  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

  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

  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

  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

  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

  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

  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

  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

  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
  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

  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

  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

  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

  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

  第三讲 如何研究社会史

  （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
  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

  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
；
  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

  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

  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

  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

  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

  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

  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

  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

  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

  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
、
  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

  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

  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

  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

  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

  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

  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

  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


  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

  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

  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

  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

  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

  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

  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

  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

  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

  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

  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

  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

  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

  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

  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

  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

  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

  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

  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

  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

  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

  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

  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

  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

  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
，
  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

  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

  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

  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

  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

  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

  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

  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

  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

  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

  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

  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
，
  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


  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

  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

  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

  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

  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

  不同。

  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

  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

  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

  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

  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
；
  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

  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

  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
，
  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

  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

  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
，
  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

  （二）
  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

  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

  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

  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

  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

  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
，
  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

  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

  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

  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

  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

  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

  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

  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

  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

  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
，
  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

  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

  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

  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

  之数时期：

  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
，
  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

  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怀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

  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

  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

  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启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

  “游士社会”。

  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

  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

  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

  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

  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

  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

  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

  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

  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初。而自战国至

  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

  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


  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

  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

  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

  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

  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

  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

  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

  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

  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

  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

  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
。
  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

  “门第过渡时期”。

  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

  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

  “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

  “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

  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

  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

  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
。
  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
。
  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

  要由此。

  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

  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

  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

  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

  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

  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

  是一大原则。

  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

  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

  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

  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

  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

  则断无可疑。

  （三）
  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

  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

  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

  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

  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

  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
，
  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

  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

  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
。
  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

  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
，
  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

  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

  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

  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
，
  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

  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

  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

  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

  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

  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

  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

  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

  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

  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

  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

  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

  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

  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

  类，应有尽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

  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

  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

  的。

  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

  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

  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

  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

  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

  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

  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

  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

  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

  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

  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
、
  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

  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

  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

  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

  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

  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

  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


  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

  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

  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

  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

  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

  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


  （四）
  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

  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

  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

  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


  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

  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

  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

  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

  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

  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

  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

  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

  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

  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

  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

  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

  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

  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

  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

  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

  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

  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
，
  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
。
  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

  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

  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

  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

  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

  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

  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

  急剧而句法。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

  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

  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
，
  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

  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
。
  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

  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

  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
：
  “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

  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

  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
，
  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

  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

  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

  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

  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

  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

  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

  的搜索。

  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

  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

  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

  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


  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
。
  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

  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

  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

  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

  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

  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

  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

  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

  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

  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

  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

  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

  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
  第四讲 如何研究经济史

  （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
  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
，
  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

  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

  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

  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

  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

  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

  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

  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

  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

  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

  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

  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

  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
，
  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

  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

  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


  此项事实，不可为训。

  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

  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

  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为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

  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

  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

  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谬。

  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

  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

  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

  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

  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

  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

  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

  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

  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

  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

  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

  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
，
  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

  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

  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

  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

  下太平”。

  （二）
  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

  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

  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

  《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

  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

  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

  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

  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

  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

  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
。
  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

  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
  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

  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

  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

  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

  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

  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


  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

  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

  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

  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

  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

  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

  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

  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

  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

  意见之一斑。

  （三）
  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

  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

  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

  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

  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


  二、《大学》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

  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

  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

  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斫

  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
。
  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

  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不适用。因过去

  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

  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

  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
，
  我们不可不注意。

  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

  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

  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

  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

  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

  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

  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

  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

  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

  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

  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

  （四）
  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

  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

  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

  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

  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

  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

  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

  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

  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

  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

  老忧虑。

  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

  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

  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

  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

  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

  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

  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

  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

  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

  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

  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

  必需的经济条件。

  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

  《史记》所云：“猗顿用盐阉起，而邯郸郭综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

  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

  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

  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

  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

  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

  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

  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

  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

  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

  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

  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

  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
，
  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

  （五）
  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

  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

  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
，
  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

  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

  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

  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

  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

  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

  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

  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

  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

  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

  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
，
  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
，
  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

  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

  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

  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

  不求理会。

  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

  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

  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

  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

  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

  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

  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

  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

  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

  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

  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

  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
，
  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

  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

  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

  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

  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

  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

  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

  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

  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

  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

  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

  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

  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

  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

  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

  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

  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

  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

  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
，
  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

  （六）
  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

  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

  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

  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

  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

  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

  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

  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

  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

  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

  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

  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

  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

  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

  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

  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

  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

  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

  （七）
  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

  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

  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

  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

  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

  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

  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
，
  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

  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

  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

  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

  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

  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

  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

  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

  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

  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

  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
，
  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

  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
。
  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

  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

  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

  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

  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

  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

  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

  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

  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

  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

  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

  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

  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

  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

  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

  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

  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

  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限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

  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

  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

  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

  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

  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

  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

  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

  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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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是一种坚韧
生而不死  一千年
死而不朽  一千年
朽而不倒  一千年
这就是......  
胡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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