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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rijif (国王与小鸟/编号：2707),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明代（一）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4年04月25日21:45:16 星期天), 站内信件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 
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 
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 
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 
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 
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 
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 
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 
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 
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 
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 
，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 
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 
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 
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 
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 
，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 
，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 
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 
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 
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 
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 
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 
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 
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 
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 
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 
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 
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黄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 
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 
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 
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 
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 
，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 
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 
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 
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 
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 
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 
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 
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 
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 
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 
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 
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 
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 
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 
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 
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 
，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 
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 
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 
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 
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 
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 
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 
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 
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 
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 
，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 
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 
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 
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 
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 
。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 
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 
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 
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 
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 
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 
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 
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 
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 
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 
，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 
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 
，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 
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 
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 
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 
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 
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 
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 
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 
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 
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 
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 
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 
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 
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 
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 
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 
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 
，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 
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 
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 
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 
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 
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 
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 
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 
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 
，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 
。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 
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 
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 
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 
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 
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 
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 
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 
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 
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 
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 
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 
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 
。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 
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 
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 
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 
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 
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 
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 
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 
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 
，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 
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 
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 
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 
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 
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 
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 
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 
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 
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 
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 
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 
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 
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 
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 
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 
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 
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 
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 
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 
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 
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 
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 
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 
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 
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 
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 
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 
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 
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 
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丙、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 
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 
，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 
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 
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 
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 
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 
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 
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 
。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 
觉多么的困难。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驿路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 
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 
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 
上有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 
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 
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 
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 
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 
没有问题的。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 
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于路。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 
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 
国家就会垮台。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 
，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 
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 
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 
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 
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 
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由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但这种功 
绩，并不能全归之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事。顾亭林亲 
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 
，多半是唐代留下来。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 
留下来。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的规模。据他《日知 
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但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 
一切为武力而措施。唐代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两者间用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 
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他的用心，正在针对着明代之实际情况。让我 
们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今天我 
们还用着行省这名词。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也可说金代先已 
有行省了。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是地域名 
。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 
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 
驻扎在外面。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某地 
方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 
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 
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 
制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 
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 
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此如现在英 
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 
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 
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 
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 
有意义可说。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 
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 
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 
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 
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 
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 
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 
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 
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 
。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 
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 
东，一母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 
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 
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 
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 
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 
。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 
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 
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 
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 
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 
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 
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 
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 
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这更 
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 
，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 
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 
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 
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 
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 
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 
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 
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 
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 
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 
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 
，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 
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 
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 
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 
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 
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 
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 
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 
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 
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 
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 
，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又 
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称藩台、臬台。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 
行台之例。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 
称台已不合理。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布政使下面有 
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 
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 
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 
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 
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就变成行中书省。明、清 
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这也难怪。因为省区大，事情 
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分司分道有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 
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 
：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 
，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 
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 
，府、州之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国地方政治， 
宋代已经不理想。宋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 
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 
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 
。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 
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也往往 
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 
，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 
治上一个大问题。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 
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 
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这就是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 
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 
，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 
关也撤销了。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 
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 
，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 
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 
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 
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 
治史上一大失败。 
己、明清两代之胥吏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 
。最要是骊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 
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 
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 
实。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 
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 
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 
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但明太祖时， 
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 
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 
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 
，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 
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 
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 
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 
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 
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 
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 
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 
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 
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 
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 
，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 
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 
路的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 
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 
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 
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 
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来 
。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 
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 
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 
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 
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 
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 
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 
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 
，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 
，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 
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报就 
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 
，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 
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 
到衙门，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 
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 
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 
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 
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 
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 
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 
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 
，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 
紧要公事都停顿了。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 
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 
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岭 
）之下有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 
息的办事员（吏胥），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结 
果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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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公平 正义
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追求自由的过程就是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过程。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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