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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aplio (愁容骑士◎一过此河，便无前世),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11月25日19:49:33 星期一), 站内信件



●赵无眠

　　当人们指斥这人那人为汉奸之前，不妨扪心自问：凭藉的是
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伪正义的道德优越感，还是一种历史
的公正的态度？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专机从重庆珊瑚机场起飞，
下午一点抵达昆明，云南军政首脑龙云率领僚属到机场迎接。舱
门打开了，由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齐齐、
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他尽量显得从容，招手
致意，拾级而下，与几张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车直驱龙云
官邸。当晚，他与主人谈至深夜。

　　第二天下午，他又带著十几位随行人员，直飞法属印度支那
的首都河内。

　　没几天，一条重大新闻令中国和世界为之侧目：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汪精卫，忽然成了惊险小说中的人物。接下来的情节，有夜
半刺客，日船北光丸号秘密接应，上海密谋，赴敌国日本首都东
京媾和，还都南京成立第二个国民政府……

　　就这样，地位仅次於蒋介石的国民党第二号领袖，孙中山的
忠实臂膀及其事业的首位继承人，脍炙人口的《总理遗嘱》起草
者，当年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囚、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拖著他
那令世人瞠目的人生败笔，一步一步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汉奸。
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著名的汉奸。

　　在朝野一致的愤怒声讨中，汪精卫度过了他一生最後的几年
，终於日本战败投降前几个月枪疮复发，赴日治疗。一九四四年
十一月十日，一场美机空袭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阴湿迸发肺炎
，客死於名古屋。

　　汪精卫的卖国罪，早已盖棺论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内，公开
发表呼应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时，就注定要
被中国人唾弃、痛恨，罪责难逃了。用一句俗话说，叫做「永远
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
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
人羞辱。这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
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於梅花山中山
陵旁的汪墓炸开，焚尸扬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陈年往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
。当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摇身一变为最大的投资商
，又到中国开发经济来了。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轻易淡忘，恶邻可
以迅速变为睦友，一切都可以转换、变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绝不
能原谅。汪精卫仍然无形地跪在那里，接受世人的无情嘲骂。

　　中国人恨叛徒甚於恨敌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
恨敌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曾下
令处决叛徒顾顺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过。如果我们据此认为
，周恩来嗜杀成性，那就错了。他只是对叛徒执行党的纪律，虽
然叛徒的家属并没有义务要服从纪律，也并没有违反纪律。

　　文革中的刘少奇，是被当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的，但中
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资派，而是「叛徒、内奸、工贼
」。这就给他定了死性，罪无可赦了。走资派顶多是党内矛盾，
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
不悔改，如邓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後效。叛徒则不
然，只有死路一条。内奸、工贼也差不多。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
康生，深知这一招的厉害，他发动「抓叛徒」，一抓一个准。文
革後期，江青也学会了此招，要整周恩来，挑来挑去挑了一顶「
投降派」帽子。为什麽单挑这一顶？因为投降派一「投」过去，
结果就是叛徒。经历过无数风浪，以善於在任何情况下沉著应对
著称的周恩来终於沉不住气，推进手术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
於党、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为业，自己也有一块「叛徒」的心病，据
说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旋即放了出来。直到去世前
夕，他已经当上党的副主席，宠幸未衰，他在昏迷中犹喃喃有词
：「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
九二三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
五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
，我绝没有……」惊恐之状，不亚於周恩来。及至「四人帮」倒
台，他们最大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张春桥曾在上海被捕入狱变
节，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纪最轻的王洪文实在与叛
徒扯不到一起去。当然，还有那位文革小组长，在林彪事件中首
先被抛出来的陈伯达，以及被陈伯达整倒的最後一位高层人物陶
铸，也都被证明当过叛徒。只不过陈伯达整人的时候不是叛徒，
挨整的时候就发现是叛徒了；而陶铸挨整之时发现是叛徒，平反
之时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坏的敌人，已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条公式
。

　　「通常的」敌人固然可恨，倒还情有可原，因其立场、观点
、利益与自己相左。叛徒则不然，叛徒照道理应该是咱们这一边
的，或原本就是咱们这一边的，却经不起威逼利诱，竟然屈从敌
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胜防，起到了敌人想起
而起不到的作用。至少有两点，说明叛徒比敌人更为可恶。第一
，叛徒没有气节，人格上可鄙。如果敌人是狼，叛徒则是「断了
脊梁骨的癞皮狗」。第二，叛徒知悉内情，危害性更大。敌人是
明摆著的狼，叛徒则是「披著羊皮的狼」。

　　政治学有一条重要定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
人。这条定理，概括了「敌」和「友」对於「我」的关系，可称
敌友定理。朋友和敌人，都不是「我」，即不是「自己人」。对
於「自己人」而言，政治学应该有另外一条定理：如果不是永远
的自己人，那就是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可称之为叛徒定理。

　　敌友定理与叛徒定理

　　敌友定理从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则无法反驳。叛徒定
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没有什麽问题，逻辑上却不大说得过去。敌
友定理符合现代宽容精神，与灵活、妥协、理解、纵横捭阖的政
治艺术一致。叛徒定理则毫无宽容可言，僵硬、刻板、偏执、狭
隘。敌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绪定理。

　　问题是，「友」与「我」怎麽区别？

　　国共合作，国与共是「友」，共产党内部或国民党内部是「
我」。但许多人一开始就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怎麽分得清楚呢？
所以要清党，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赶紧拿主意吧。拿定
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杀谁和不杀谁。从此以後，国是国共是共
，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过来或投过去，哪怕对方又成了朋友，
也要拿你当叛徒。张国焘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从延安溜出
来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照道理当时应该是投友而非投敌，但张
国焘却被当做叛徒。王明也是一个叛徒，他投了苏联「老大哥」
。老大哥本来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据敌友定理，它总有一
天会变成敌。你从「我」变成「友」，说明你迟早会变成「敌」
，进而说明你最终是敌人。也就是说，投友几乎等於投敌。总而
言之，都叫做投降派。

　　彭德怀上《万言书》，讨论的只是经济问题，後来一吵一吵
，就当成野心家了。野心家其实也没什麽，不想当领袖的元帅绝
不是好元帅；但另一顶帽子就可怕了：里通外国。这顶帽子一扣
，很多年以後，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觉得他活该被打倒。如撰写
周恩来传记的韩素音教授，仍然认为打倒一个里通外国的彭德怀
，比打倒一个不懂经济的毛泽东要好得多。里通外国本来是捕风
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但这就
有张国焘、王明之嫌。彭德怀罪状虽多，致命的却是这条。

　　另一位元帅林彪，不仅「想当领袖」，而且还真当成了副领
袖。他的结局是「叛国投敌」，投苏联。其时苏联已按照敌友定
理，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从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最坏的敌人。为什
麽最好和最坏？因为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党是天下一家的
。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不仅是友党，更是兄弟党。也就是说，是
「亦友亦我」的关系。所以苏联修正主义被称为叛徒，一举取代
头号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成为最坏。林彪深知此一去，自己一世
英名不仅毁於一旦，死後也永无翻身之日。被妻儿叶群、林立果
怂恿挟持出逃之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宁可坐等毛来收拾，或
者逃到广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花说：「我至少还是个民族主
义者。」

　　「民族主义者」，是林彪企图守住的最後底线。他知道只要
守住这条底线，就还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否则便堕入万劫不复的
深渊。蒋介石被共产党封为「人民公敌」，到头来其民族气节仍
为毛泽东所赞叹。中共与苏共亲如兄弟，为坚持民族气节，毛泽
东不惜与赫鲁晓夫公开翻脸，不吃肉也要硬顶。一位西方记者问
周恩来：你身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哪个比重大？他想了想回
答：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
叛徒。道理很简单，没有比「我族」或「我国」更大的「我」了
。你要是竟敢以本民族为敌，这世界上恐怕没人能原谅你了。你
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信仰、阶级，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种属
。

　　叛徒中背叛民族者最坏

　　中国对於本民族的叛徒有一个专用名词：汉奸。汉奸，英文
译作「traitor(toChina)」，即「　中国的　卖国贼」。这样翻
译有些别扭和累赘，不如原中文词那样简洁。英文本来只有「卖
国贼」一词，「卖国贼」的定义很清楚，那就是必须犯了叛国罪
。「汉奸」一词，看起来简洁，但是究竟如何定义，却不那麽清
楚。如《语言大典》这麽解释：「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
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这样的解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投靠」、「走狗」、「败类」，都是含义模糊并且带感情色彩的
词。怎样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为人家工作呢？在那边定
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过来，如果没有发生战争，对方
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汉奸了吗？

　　汉奸一词在中国十分流行，因其词义的模糊，常常造成滥用
之势。结果到处是汉奸，一不小心就可能当了汉奸──

　　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自嫁到日本，随俗改为日本姓氏再与中
国交手，因其仍奋力拼搏毫不手软，被中国观众大骂为汉奸；

　　同样是从国家队退下的乒乓球运动员陈静，代表台湾在百年
奥运会力战前队友，差点夺走中国队计划稳拿的女单金牌，也被
骂为汉奸；

　　外国公司驻中国的代理，以前上海滩称做「买办」，只要他
们在与中方洽谈生意时一心维护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为汉奸；

　　外资或合资企业内部发生涉外纠纷，中方高级主管批评、惩
罚中国职员，也叫汉奸；

　　偷越国境，尤其偷越到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

　　在海外发表言论，批评中国，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有损国家
的「整体形象」；

　　因各种原因要求得到外国的政治庇护；

　　被敌国军队生俘；

　　不喜欢中国，或者喜欢外国超过喜欢中国……。

　　还可以列举许多。有人会说，他们被骂为「汉奸」，可能带
有戏谑的成分，当不得真。那麽好，在这些可能的戏谑後面，隐
藏著一种怎样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戏谑过後，究竟有多少人真
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诞？

　　一九九五年七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陈建功、王蒙、
李辉三人谈《时代变化与感觉调整》，提到「汉奸」一词，王蒙
认为：「在洋场上我们的一些同胞也有丢人现眼的，一味地迎合
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失格失态。……我们的一些
朋友就大骂『汉奸』，我相信这种情绪和态度是非常正义的，但
『汉奸』这个词还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不是处在被侵略占领的
情况下，即使我们说这个人有点儿奴颜婢膝，有点儿丢份儿，有
点儿失格，但与『汉奸』的罪名距离还是很大的。」李辉认为：
「对那些到中国来工作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抱有好感，他们对中
国越亲近，我们越感到他们可爱；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思
路对待那些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以致轻率地斥之为『汉
奸』，要按这种逻辑，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就变成『美奸』，『
英奸』了吗？」

　　「汉奸发生学」讨论被封杀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十月号又发表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
学》，专门讨论「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
。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
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
形象」。越王勾践的故事最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
丧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卧薪尝胆」其实是
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最後」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
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汉奸」，那时还
没「汉」呢。

　　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
主为妻，终身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
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後为他翻案的借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
，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而不
得不以步卒五千对抗匈奴主力八万、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
没、公孙敖谎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所谓「汉奸机制」
，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奸，但总觉得情有可
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
为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驸马，并没
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能获得相当大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
《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
，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最後一个吴三桂，是导致清朝入主中原的关键人物。历史学
家对他大都是贬，也就是「反面形象」。同样是当汉奸，动机一
点都不崇高：「冲冠一怒为红颜」；脑袋也不清楚：说好了只是
联清平闯，打到後来却变成了投清灭明；操守则更谈不上了：投
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当你的汉奸，还能做成个洪承畴、范文程
一类人物，也不失为一种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

　　近年有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将这个人们印象中「贪生
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发现以前的
很多误解。他引清兵入关，本想当申包胥，不料却当了个伍子胥
。不论是什麽胥，总之他这汉奸当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
甚至还有些悲壮和负责任，不能简单归为「反面人物」一类。何
况今日之中国，早已是满汉一家，当年的「汉奸」，其实是站在
「历史的正确选择」（余秋雨语）一边，为优秀的少数民族统治
者取代昏庸无道的汉族统治者贡献力量。拿吴三桂来说，如果不
是他引狼入室，充当侵略军马前卒，领著中国人打中国人，一个
有史以来最好的朝代怎麽可能那样迅速地建立在中国土地上？这
到底是他的功还是他的过？

　　《汉奸发生学》当然没说到这些，只是举了这些「好汉奸」
的例。这些汉奸既好，当汉奸又实出无奈，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
指责他们，要指责也只好去指责迫使他们当汉奸的「机制」。此
文一出，引起反响。上头怪罪下来，追查《读书》「替汉奸开脱
」的责任。发生在三年前的「汉奸发生学」，遂无法再发生下去
。

　　中国的历史上，值得讨论的汉奸当然不止这几位，作者单挑
了那些好说的说，不好说的都避开了。让人觉得，汉奸的发生大
致有两种，一是出於正义，一是迫於无奈，都是可以理解、值得
同情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照，甚至是应该肯定的。至於其他的机
制呢，可惜没能说下去。

　　李陵有没有投降的权利？

　　我们再来讨论李陵，不妨就从发生机制著手。假设他不是教
匈奴闻风丧胆的名将李广之後，假设司马迁没有因他受施腐刑，
假设汉武帝不搞任人唯亲，假设拨给他的兵马充足强壮，假设没
有小人谗言致使他全家被诛，假设没有这一切「机制」，他只是
兵败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汉律当然是绝不可以，但我
们讨论的不是汉律而是道义。不允许自己士兵、将军失败後向敌
人投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未免太残忍了。投降无疑是一
种耻辱，但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气，陷入重围和绝境无法
解脱，那就虽辱犹荣。

　　战争也是一种「游戏」，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中国古代就有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现代战争更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禁止杀害和虐待俘虏、禁止攻击红十字救护人员、禁止攻击平
民等等国际条约。固然现实中常有违约的暴行发生，如南京大屠
杀之类，但国际间公认的准则是不可动摇的。军人的职责是战斗
，而不是白白送死。在无法取胜和解围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
的权利，他有投降後保持尊严的权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视
和迫害的权利。美军飞行员遭敌方击落生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
自己的罪行、指责自己的政府，一旦释放归乡，他仍然会受到英
雄凯旋式的欢迎。五十年代，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数十万中国
人民志愿军官兵，经过反复斗争、谈判交涉回到中国，却受到二
十多年的歧视、审查、迫害。为什麽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异？这差
异到底是制度使然，还是文化观念的不同造成的？在长期的战争
年代，中共一直享有「优待俘虏」的美誉，包括优待「双手沾满
共产党鲜血」的国军将领，优待顽固凶恶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江
西苏区时代也是如此。能优待敌方俘虏，却不能原谅当过敌方俘
虏的自己人。这大概不能说成是一种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美德
吧？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於汉代。秦统一诸
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谓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经两汉约
四百年而有汉族。後来又不断融进北方各族的血缘，才有今日的
「大汉族」。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分终於融入
汉族。以至於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
皇室刘氏子孙自居，口口声声「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
武皇帝」，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山社稷。
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奸」，又有何意义呢
？

　　石敬瑭·张邦昌·刘豫

　　五代时的石敬瑭，是另一类汉奸。他向契丹乞兵灭後唐，建
後晋称帝。为了达到目的，许诺事成之後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
并以父礼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当「儿皇帝」。其部将刘知
远劝谏：「称臣足以，何必称父；赠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
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听从，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国皇帝，国
号晋。史称後晋。十六州既失，中国北方的门户大开；每年还要
向契丹输绢三十万匹，造成国力衰弱。石敬瑭在位仅六年而死，
侄石重贵即位，两国关系终於破裂，耶律德光大举进兵，灭後晋
。

　　割地是丧权，称「儿皇帝」是辱国，石敬瑭的汉奸罪主要是
这两条，再加上纳贡这条较轻的罪。身为一国之主，竟认他国元
首为父，固然有失体统，但实际上并不如纳贡这一条直接影响国
计民生来得严重。也就是说，辱国是虚的，交钱　货　是实的。
中国一贯重面子不重里子，所以讨论历史往往避实就虚，颠倒轻
重，以此为第一奇耻大辱。能听少数民族称汉族为「舅」、为「
伯」，就那样饶不得汉人尊别的民族一声「父」？何况石敬瑭也
不是汉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为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先投吐蕃
，後归附唐朝，逐渐汉化。所以称他为「汉奸」，也有些牵强。

　　耶律德光灭晋後，在中国建立大辽，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
个月便北返，行至滦城突发病死。其侄兀欲被将士拥立於镇州，
称天授皇帝，是为辽世宗。他这个帝位来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
祖母述律太后的坚决反对。当年述律太后宠立次子耶律德光，迫
使长子东丹国王突欲愤投世敌南唐，为唐明宗赐姓李并更名曰慕
华。「慕华」者，仰慕中华也，彻头彻尾地当了「契丹奸」。这
种人的儿子，怎能承继契丹之大统？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
败其祖母。辽朝虽为外族政权，後来却努力汉化，二百多年後为
金所灭时，辽人几乎已全部成为汉人。辽史也与宋史、金史并列
为中国正史。如果不考虑动机，只从结果来看，当初石敬瑭割让
中国大片土地予契丹　面积、人口皆超过契丹本土　，使之日益
强大的同时，加速并彻底被汉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未尝
　　割地是丧权，称「儿皇帝」是辱国，石敬瑭的汉奸罪主要是
这两条，再加上纳贡这条较轻的罪。身为一国之主，竟认他国元
首为父，固然有失体统，但实际上并不如纳贡这一条直接影响国
计民生来得严重。也就是说，辱国是虚的，交钱　货　是实的。
中国一贯重面子不重里子，所以讨论历史往往避实就虚，颠倒轻
重，以此为第一奇耻大辱。能听少数民族称汉族为「舅」、为「
伯」，就那样饶不得汉人尊别的民族一声「父」？何况石敬瑭也
不是汉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为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先投吐蕃
，後归附唐朝，逐渐汉化。所以称他为「汉奸」，也有些牵强。

　　耶律德光灭晋後，在中国建立大辽，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
个月便北返，行至滦城突发病死。其侄兀欲被将士拥立於镇州，
称天授皇帝，是为辽世宗。他这个帝位来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
祖母述律太后的坚决反对。当年述律太后宠立次子耶律德光，迫
使长子东丹国王突欲愤投世敌南唐，为唐明宗赐姓李并更名曰慕
华。「慕华」者，仰慕中华也，彻头彻尾地当了「契丹奸」。这
种人的儿子，怎能承继契丹之大统？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
败其祖母。辽朝虽为外族政权，後来却努力汉化，二百多年後为
金所灭时，辽人几乎已全部成为汉人。辽史也与宋史、金史并列
为中国正史。如果不考虑动机，只从结果来看，当初石敬瑭割让
中国大片土地予契丹　面积、人口皆超过契丹本土　，使之日益
强大的同时，加速并彻底被汉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灭辽，有宋朝的参与。从宋的角度，要恢复「中国」版
图；从金的角度，则要趁机扩展势力范围，而不满足於只做一个
关外藩邦。於是金宋开战，金人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帝、后妃、
宗室、大臣共三千余人北返，北宋乃亡。金军走之前，特地立了
一个中国皇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又一著名汉奸张邦昌。

　　石敬瑭虽是「儿皇帝」，毕竟还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朝代，
为残唐五代之一。张邦昌接受册封称帝的「楚国」，却只存在了
顶多个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赵构即在应天府登基，是为南宋
「开国之君」宋高宗。张邦昌甩下「楚帝」不当，亲到应天府谒
见高宗，伏地恸哭请死。他本是宋朝廷臣，并不想当皇帝，接受
金人册封实在是不得已。高宗赵构问中书侍郎黄潜善如何处置？
黄答：「邦昌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今已自归，唯陛下谅而
处之。」於是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张邦昌终於没有被原谅。不久，高宗起用主战派朝臣李纲
，他认为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临危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
更号，宜正典刑。遂将张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诛死。至於接受金
人官职、俨然以「楚国佐命大臣」自居一班朝臣，如王时雍、吴
开、莫俦等人，也都遭流放。历史学家称张邦昌为「伪帝」，金
人所封官职为「伪官」，「楚国」亦被称为「伪政权」。张邦昌
的「伪帝」与石敬瑭的「儿皇帝」最大不同，不是存在时间的长
短，而在於他是外国侵略军册封的，与自己邀请来帮忙的外国「
友军」有著本质区别。

　　张邦昌的节操当然不值得称道，不过倒不是一个为虎作伥、
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之徒。仅这一点他就比石敬瑭要好。张邦昌至
少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将政权主动交还
给中国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伪官」的吕好问故意同金人说
：「天生南北风习不同，北兵在南不习水土，且少留兵无济於用
，多留兵反而不便。」本来准备留兵实行长期占领、监卫的金军
乃全部撤离。而後，张邦昌又依从吕好问等人的主张，迎接因废
居私第幸免於难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宫，并遣使往谒康王劝进，
最後自己跑到应天府请罪。照我看，黄潜善的处理意见是对的，
有利於人心的归附。李纲「正典刑」的主张则失之苛严，断绝了
所有因迫於情势而暂时委曲求全的人员归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
，建立第二个伪政权，也就再没有张邦昌的故事发生，而是一心
一意奉金朝为正朔，与南宋为敌了。伪帝刘豫有心报效金人，又
打不赢南宋，最後金人嫌他无能，派兵捉住，废为蜀王。这个死
心塌地的汉奸，比迫不得已的汉奸下场还是要好得多。

　　古代最大汉奸出於宋朝

　　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的时代，也是汉民族走向衰落的开始
。复国主义的仇恨与亡国危机的忧思，贯穿了南宋的150年。对
金朝是战是和，成了忠臣与汉奸的试金石。这样，就出了一种新
的汉奸类型，即主和类汉奸，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秦桧。

　　说起秦桧，人们必然想起岳飞，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民
族英雄。他的故事妇孺皆知：文武全才，起兵抗金，精忠报国，
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阵，名震中原，引起秦桧忌恨及宋高宗不安
，连发十道金牌将他从前线召回，以「莫须有」罪名被害，後来
平反，建庙於杭州。秦桧是岳飞故事中一个永远的反派角色，一
个阴险的陪衬，死後被铸成铁人跪像置於岳墓前。

　　秦桧是主和的权相，岳飞是主战的名将，将相失和，主要是
失在对金国策上。秦桧诬杀岳飞，是一桩令人痛恨的政治阴谋，
其恶毒不可饶恕。不仅使原本国力虚弱的南宋痛失一位统帅级的
军事人材，而且首开以「莫须有」罪名迫害异己的恶例。他之所
以被称为汉奸，在很大程度上即因为他干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
的坏事。人们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内奸？是不是金人派回来破
坏抗战的间谍？从他自述的「逃生历险记」来看，可谓破绽百出
，难以自圆其说。种种疑点，经无数民间传说、唱词、小说、戏
曲的演绎，渐渐形成了比正史还要令人确信不疑的事实。但历史
毕竟应该求实，不能以「莫须有」罪名之道，还治「莫须有」发
明者其身。

　　以中国人对秦桧普遍的痛恨，他死後不久即遭道义上的鞭尸
，果有充当金人内奸、间谍的铁证，一定早被载入史册。《宋史
》是元朝所修，元先灭金而後灭宋，不存在要为金人间谍讳的理
由。我们从信史上，实在找不到秦桧充当间谍和内奸的证据。秦
桧主和，无论是迎合上意还是出於私心，总还是一种政治主张，
不能以此作为定罪根据。诬杀岳飞固然可恨，但也只能说明其人
阴险、专横，不能说就是通敌。他是把岳飞作为主战派政敌，而
非作为抗金英雄来杀的。历史上，杀功臣名将的事比比皆是。即
如前面提到的李陵的祖父李广，为卫青所逼杀；李陵的叔父李敢
，则被霍去病暗杀，而卫青、霍去病也都是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
。

　　南宋重相权。作为一名主政达十九年宰相，评价秦桧一生的
功过，当然不能单以岳飞事件而论。他的对金主和政策，不是没
有道理。事实证明，南宋是打不过金的。历史学家大都觉得，当
时金军横扫中国如秋风席卷落叶，打得宋高宗一逃再逃，直逃到
海上才幸免被俘，居然没有最後灭掉南宋，本身就是一件奇怪事
情。岳飞等将领在抗金战争中，虽然打了几场胜仗，稍挫金人的
嚣张气焰，其实对於整个被动情势并无重大影响，未能扭转战局
。如果我们从金人而非宋人的角度来看，就更清楚了：实际上，
金人最大的失策便是与宋议和。假如它坚持要打，一鼓作气灭南
宋而征服、统一全中国，胜算几乎是一定的。那样，中国的历史
就将完全改写，金朝就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大朝代，而不是与另一
个偏安於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并列在中国的史卷中。

　　宋代的军力衰弱，偏又好意气用事。前与金人联手灭辽，辽
军虽大败於金，宋军也大败於辽，一副趁火打劫却碰了个硬钉子
的萎琐相。及至残辽西迁，宋又暗中与之相通，并收纳金人叛将
，破坏与金的盟约，导致自身的灭国之灾。後蒙古人伐金，又来
找南宋寻求联手，宋人只顾雪一百多年前的耻，却忘了前次的教
训。金亡之後，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就守不住了。蒙古大军南下，
宋人节节抵抗，前赴後继，仍无力回天，无数抗战志士也只能如
文天祥，徒发「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喟而已。两宋在国家生死
存亡关键时刻的重大失策，在於不懂得政治学的敌友定理，以狭
隘的民族复仇情绪代替理性判断与抉择，因而一错再错，一亡而
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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