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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obcaesar (温泉企鹅),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海权论（二）续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1月24日22:05:37 星期六), 站内信件

四、人口数量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其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其
人口特征的一番考查。由于其与领土范围的关系——这已在刚才讨论过，首当其冲的应
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正如所述，就其层次而言，这并不仅仅只是平方英里
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因此，就人口而言，这
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
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
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一般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能，法国
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
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因此，在1778年，当战争爆
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五十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
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船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四十艘战列舰都困难重重。然
而，在1782年，它已有一百二十艘战列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
七十一艘。迟至1840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
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在一方面极力颂扬法国舰队极高的效率状态及其海军统
帅与众不同的素质，表达对于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发生遭遇战的结果充满信心的同时
，他继续说道：“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二十一艘战列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了预
备队，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六个月以内投入现役。”这并非仅仅由于缺乏舰船与适当的
装备，尽管两者当时都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于我们的所做所为（
集结了二十一艘战舰）而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
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这甚至比起表面
上显现出的还要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飘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佣一大批
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
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质性行业就毫无疑问
具备了对于海洋的倾向性。这里有一件有关一位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显
示出对于这一问题奇特洞察力的轶事。当1793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招不齐的海员务必
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补充其人员
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从条件与他们职业的危险性——对此
他本人深有体会——推断，他们将会很快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局证明了其明智之处
，并且避免了采用其他方式将必然造成的延误。他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
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
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呆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
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
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能够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敌以毁灭性
的打击。使用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露身
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
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这
却总是正确的。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在实际当中
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就被歼一方想要为着那场失败
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
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实力
的整体，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
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
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过去对于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
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这一点在此还将加以考查。刚才所提
及的那些打击是由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物给予的，并且对准了训练特殊的武装团体的头部
。除此之外，团队精神与荣誉感也会由于甘拜下风与先前败绩累累而或多或少遭到打击
。紧随着乌尔姆一役后，便见奥斯持里茨战役，二万名奥地利人不发一枪一弹，便放下
了武器。先前岁月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地利不断受挫而法兰西凯歌高奏的历史长卷。特拉
法加紧接着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失败。进一步追溯上去，则是在神圣同盟的舰队里，西班
牙人在圣文森特，法国人在尼罗河的回忆，并且距离我们还并不遥远。除了吉纳的情况
以外，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并非单个的灾难，而是最后一击。在吉纳一役中，在人员数量
、武器装备以及一般的备战状况方面，都存在对比悬殊的状况，这就使得其在考虑从一
场单一的胜利中会有何结果时，变得不太那么适用。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住在风帆与木
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迄今
为止，两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
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
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
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
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现在仿佛已有点淡忘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
导地位使其具有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悉掌握现化
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
装航运之中去。
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
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
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作出回答。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
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
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
，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Siege of Pleven）的那种军机延误本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
的胜负呢？
正如每一处都承认的那样，如果时间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话，它应该使得
那些其才能实际没有用在军事上，其民众——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样。反对供养规模庞
大的军事组织的国家，感到有义务促使其自身支撑足够的时间，使它们的臣民的精神与
才干得以转化成为战争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现存在陆地或海上力量能够据力坚守，即使
处于劣势，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依赖其自然资源与即将投入的力量，物尽其值——其民众
的数量、财富以及各种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拥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毁消灭，那么最
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无法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对手尚属明智的话
，还不会让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负，这将使其伺机复仇的机会被推到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
。在更小的战争领域内，这种故事在持续不断地反复传播着：“如果某某能坚持得更长
一点，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个就能成功了”；又如在医疗上，经常就说：“如果病人
能够挺下去，其体质的力量就能使他度过险关。”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逃脱
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家德
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牲。
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
，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该有
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前还
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于满
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相称
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就不
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土，
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就
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战
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
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大的
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
五、国民性格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
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
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
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
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命的
。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财富
，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美洲
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
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
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
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
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相提
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
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自
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3]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
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
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无
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私
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
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
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
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
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的
商品——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
，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
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致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对抗。“因
此荷兰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
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
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
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
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之力
，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四大
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分痛
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他关的时
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的下
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终被
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西班
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
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葡
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金
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间
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下
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一
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国家
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完全
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心，
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
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
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刚才
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
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外，
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殖民
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生意
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求新
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使他
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处，
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呼唤
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海洋
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们的
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
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
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
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
，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
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
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发
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
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
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
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
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
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
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
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
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
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
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
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
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
。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
的谨慎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
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
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
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
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
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
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
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商人
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们利
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
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
开去。在柯尔伯特[4]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
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
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
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
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
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
，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大范
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
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
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
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
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
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
，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
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
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
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
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才能
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商贸
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
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或谨
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
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
。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
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
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兰的
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了这
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
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
。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
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
。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
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
，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管理
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
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然而
，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的特
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于不
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者自
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对当
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兰人
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人，
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区别
于西班牙人。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围与
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了许
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琐的
事情。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些殖
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备一
种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易与
商业。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能在
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附加
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业上
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
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上的
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
庐山真面目”。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
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置疑
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六、政府特征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于哲
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实为
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时的
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今所
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特征
。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命力
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这
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
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
。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
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
，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
的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
况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人注
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是值得赞赏的，它坚定地
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其中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表述可以追溯远至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
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它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还没
有来得及拓展。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在通过一艘主桅之
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一艘
在那里等侯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
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弹。
炮弹在击穿了他的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其权
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于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
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也
许会稍稍礼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公爵则会假
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对
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赖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力
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
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
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最骑
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在表
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正如
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这也是他们所同意的一个
和平条件。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英格
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步向
前。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之下
，这支海军进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波罗的海、在地中海、在
北非；在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英国的权利或者对于其暴行作出补偿。正是在克
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于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程
，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同样强劲有力的和平性措施也
不能被忘却。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物
品必须排他性地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加
以运输。这一法令，其目标专门针对荷兰——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却在整个商业世
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这其中带给英格兰
的好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于在君主政体下，它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纳尔逊。在其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前，
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显示出其要为英格兰的航运业谋
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欺骗
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他意在使自己
独立于议会与民众，在其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于一个
完美的联盟，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力图
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只能
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致
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在两个
王国谈判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格兰
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控制海洋
，”他说，“这是英格兰的传统。”他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话，
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他为英格兰还挣得了进行海上
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
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气普
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蒙克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
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
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
，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
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
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
。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
。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
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
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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