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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dxtl (Terry) on board 'music'
题 目: 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4)
来 源: 哈尔滨紫丁香站
日 期: Tue May 27 11:52:00 1997
出 处: bbs@bbs.orange.sjtu.edu.cn
发信人: Jeff_Tian@bbs.ustc.edu.cn (Nikki), 信区: rock
标 题: 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4)
发信站: 中国科大BBS站 (Fri May 23 15:38:34 1997)
转信站: sjtubbs!sjtunews!ustcnews!ustcbbs
曾几何时,多少中国人的青春在一次又一次疯狂野蛮的运动中惨遭蹂躏。在那成百
上千人生命的最艳点上,却挂着一块块沉重腐臭的尿布,把他们整整熏了少则几年多则
几十年。而当时代变迁,空气还原,正义又回来的时候,他们的青春却再也回不来了。
往日的誓言如今成了一种无奈的梦幻,昔日的情人,今天已是一个两鬓银丝的中老年人
了。曾经是核物理学的高材生如今却成了养猪专业户,当年满怀豪情真诚纳言的一介匹
夫今儿也成了什么事都无关痛痒的半痴呆了。
“还我青春!”“把我们拨回早餐八点钟!”一阵发了疯似的狂呼之后却又常常是
一种无奈的历史悲恸。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这是一个何等悲壮而又灿烂的希冀啊!
“崔健的《从头再来》写得太好了,它唱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大痛苦大悲哀,宣泄了
我们内心难以描述的生活感受。‘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这就是我们的心声!”
这是著名作曲家王西麟所发出的一番感慨,这位中年交响乐作曲家几乎无法理解一个
二十多岁的小毛孩崔健怎会有如此感觉?!
“我被崔健所感染,就是这首《从头再来》,他写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心愿。
我自从被打成右派到宣布摘去帽子,整整二十多年。在此期间,我妻子跟我离了婚,
孩子又生病死了,我从大城市被发配到了青海,整天受着精神和躯体的折磨。如今我体
弱多病,学业早已荒废,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么希望死去之后从头再来啊!”
这是一个至今仍不敢透露名字的老右派,掉着眼泪说了这番话,那颤抖的声音犹如
日本电影《望乡》里的阿琪婆,听起来真让人揪心哪!
“大家快来呀,听说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减去十岁!”
“真有这样的事!?那可就是特大新闻啦!"
“年龄研究会一致认为:‘文革’十年,耽误了大家十年的宝贵岁月,这十年生命
中的负数,应该减去……”
“减去十岁?那我就不是六十一,而是五十一了,太好了!”
“我也不是五十八,而是四十八,哈哈!”
“特大喜讯,太好了!英明,伟大!”
和煦的春风,变成了旋风,顿时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人们都开始盘算,减去
十岁后应该重新做点什么……
这是中国作家谌容写的一篇小说,这篇手法荒诞却主题深刻的小说发表在1986
年2月的《人民文学》上。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崔健写了他的《从头再来》。这不是偶
然的,这是一个时代共同的呼声。尽管人们清楚地知道,减去十岁纯属胡扯,而人死去
之后也不可能从头再来,但它却象征着一种时代精神:否定过去,反叛昨天和寻求将来。
然而,在过去和未来的联结点上——现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精神所面临的又是什
么呢孔子那“吃人”的玩意被吊起来了,人们已经开始对它撒尿;毛泽东的“神光”
在文化大革命后也已黯然失色,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解体,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人大开眼
界。日本电器巴黎香水德国汽车使一度想去解放他们的中国人无地自容,往日那些站在
福建沿海观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同胞的人们,突然发现别人早已成为亚洲
“四小龙”而自己却象个乡巴佬。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倾刻之间成了一种神话,往日所有
富丽堂皇的美梦如今醒过来却被眼前一片贫穷落后所嘲弄,一时间,人们发现自己除了
渴望以外,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终于使自己感到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
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
是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噢,你这就跟我走
一个当时还是文化部长的中国幽默作家——王蒙(后来他的一篇非常幽默的小说
《坚硬的稀粥》曾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一次在解放军艺术学
院文学系的课堂上这样说道:
“……现在找不到一支可作为一种概括时代标志的歌,比如,你一唱《雄赳赳气
昂昂》你就想到抗美援朝;一唱《社会主义好》,你就想到大跃进;一唱《社员都是向
阳花》,你就想到‘四清’;一唱语录歌,你大概只想文化大革命……可现在你唱什么
呢?唱什么让你想到‘改革’?你唱股票?你唱租赁?你唱厂长责任制?……”
还未等王蒙的幽默充分展示完,教室里已经是哄堂大笑。
是的,曾经有不少人(当然是官方的),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搞了一次又一次所谓具
有代表时代精神的征歌活动,并在经他们评选之后以行政的手段向全国推广。但是令人
可悲的是,几乎没有一首这样的歌能够被广大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出自内心地接受和喜
爱。相反,使人可笑的是,在中国能流行起来的很多歌曲却常常是被官方所抨击甚至反
对的。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极富讽刺意味的事实:
那还是1983、84年间的事了。当时中国音协主办的杂志《歌曲》编辑部曾联合
一些单位搞了一次全国性的“观众最喜爱的歌”评选活动,各地歌迷纷纷寄来选票参加
评选,结果《妹妹找哥泪花流》、《太阳岛上》、《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等15首歌曲当选,当时人们把这次评选简称为“十五首”。不久,这个评选结果惊动了
中国音协当时的主席吕骥老先生。吕骥在三十年代是著名的左翼音乐运动的领导人,一
贯旗帜鲜明地倡导革命群众歌曲,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到了新时期依然不改初衷,
立场异常坚定。他对流行歌曲的强烈反对态度,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不论五十年间
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总是一如既往,以不变应万变,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五
十年一贯制。这次看到民选的“十五首”,首首都是流行歌,首首充满了“D味”
(“D味”是当时音乐界一些领导人、批评家对邓丽君演唱风格的代号),竟没有一首
充满无产阶级革命豪情的革命群众歌曲——这还了得!于是赶快找来有关人士,又是讨
论,又是座谈,又是开会,着实忙乎了一阵,决定唱一出对台戏,再搞一次官办的评选,
要与那“十五首”一比高低,一定要让革命群众歌曲和“革命的抒情歌曲”占领社会主
义歌曲阵地!红头文件发到各地音协,通过组织领导系统下达“指令性计划”,要求各
地把符合革命要求的作品报到北京,实在没有现成的,那怕临时组织创作,一定要限时
限量完成任务。经过全国音乐界的一番努力,最后采用专家评选、领导拍板的方法终于
评出了十二首,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群体歌唱形式的革命进行曲,也有两三首同民选的
“十五首”重合的,最后以中国音乐家协会名义正式向全社会“推荐”。这就是人们
常说的官选的“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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