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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ulian (julain), 信区: People
标  题: 《鲁迅传》（五）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3月15日08:49:34 星期六), 站内信件

第五章　犹豫不定的灵魂   

                             

    鲁迅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他对命运之神的恶意，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懵然无知。
他在理智上确实有错觉，但在下意识里，他的实际人生体验还是会深深地影响他。倘说
他这时正信奉一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的信念，这乐观的信念本身，却又分明受到他另一些
情绪的持续的侵蚀。
    比方说，他在弘文学院探究中国人的国民性，这当然是表现了强烈的启蒙热情，可
你看看他这种探究的具体角度，“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
宣传只管很好看，……但按之实际，却全不是这回事”，①中国人的毛病不只在愚，更
是在诈；不只在麻木，更是在虚伪——看到他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恐怕谁都会
认定，是有一种对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在影响他吧。也就在这时候，他迷上了俄国作家安
特列也夫，同时翻译他两篇小说，一篇译名为《谩》[即欺诈]，表现人世间的无真诚，
另一篇译作《默》，描写一家人互不相通，只会默然相对。他又那样喜欢尼采，桌子上
经常放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是对人间阴冷的犀利的洞察，一个是对卑劣
人种的整个的唾弃，它们居然能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那理想主义的启蒙热情，显然还
不能占满他的身心。在鲁迅这时期的论文中，一到驳斥那些他认为乖谬的主张，发动的
第一步攻击，往往是挑剔主张者的实际动机，揭发他们的心口不一，这不正是他那个探
究国民性的角度的延伸吗？我不禁想起绍兴城中那个在当铺和药铺间匆匆奔走的少年人，
想起他十多年来对周围卑劣人心的敏感和憎恶，在上面举出的现象当中，这敏感和憎恶
是太明显了。
    再比方说，他写那么多文字来鼓吹进化沦，《人之历史》是不用说了，像《科学史
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沦》，只要讲到欧洲和人类的历史，他都一概描述
成不断进步的图景。可是，一涉及中国的事情，他的立场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现状，他
是彻底否定的，什么“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什么“＊＊华土，凄如荒原”，②说得
一无是处。可对中国的过去，他有时候却相当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论》一开头，他历
数从轩辕氏到元明时代中国与外国的种种比较，非常明确地断言，中国人以往的“益自
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③过去好，现在糟，这不等于是说历
史倒退吗？在另一处地方，他还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变迁：“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
物为文化本根，……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
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④
这不正是一幅历史沉沦的标准图景吗？就在西方的理论使他相信历史必然进步的同时，
对中国的现实感受却使他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在一路倒退。进化论讲自然淘
汰，本来包含对退化的关注，可鲁迅对进化论的兴趣，却主要不在这一方面，在情感上，
他对弱肉强食那一套理论，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他最看重的是
中国的将来。因此，一旦他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找不到一个历史必然进步的证据，这会对
他对将来的乐观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胁呢？还有比这更大的矛盾。他这时候正以启蒙者
自居，可他写下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明显表现出对于民众的轻蔑，像“是非不可公于众，
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⑤像“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
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⑥简直比尼采还要严厉。对民众
是否接受启蒙，他更是没有什么信心，他甚至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以为民众多半要迫害
启蒙者，从“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⑦
到拜伦的“世辄谓之恶人”，雪莱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⑧每当赞颂这些天
才，他总不忘记特别去指出，他们是怎样地为世人所不容。他还由此引申出一条规律，
说大凡先知和启蒙者，都难免要被人视为恶魔：“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
置身。”如此蔑视大众、把他们对启蒙的态度设想得这么坏，我实在要怀疑，他又怎么
能维持住向大众启蒙的热情。大概也就是这种对大众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励的
誓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显露出那样双重的意味，既是发誓献身，
却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独判定为启蒙者的一项必备的条件：“举世誉之而不加
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⑩我总以为，启蒙者是不能对多数失去信心的，因为他的希

望，他个人的价值，就正系在那个多数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独视为当然，更不能把它看
成自己的永久伴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正意味着他的无能和失败。当然也可以说，
鲁迅这样强调孤独，是一种愤激之辞，他的本意，还是在给自己打气，希望能借此更牢
固地站稳启蒙者的立场。可是，就在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启蒙毅力的同时，这
方法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他引离开启蒙的立场：“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
孤立于世，亦无慑也”，１１⑩。对大众的是否觉醒都无所谓了，哪里还是一个启蒙者
呢？
    再来看他对科学和物质作用的认识。一九0三年他写道：“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
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１２似乎只要物质进步了，社会的精神
自然就能进步。他后来写《说铂》，写《科学史教篇》，去仙台学习医学，也都是表现
了这种确信。可是，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有那样透彻的认识，实际生活又随处可见种种
远非物质进步所能改变的病态现象，他对自己的确信，又禁不住要发生怀疑。尤其从仙
台返回东京以后，更公开发表相反的意见：“纵今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
奉逾度，倾向偏趋，……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
１３顺着这条“搞物质而张灵明”的思路，他一直走到了替中国传统文化大声辩护的地
步：“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１４他甚至替佛教
辩护，反对占用寺庙来开办新学校：“事理神秘文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
１５从《科学史教篇》的对于科学局限的承认，到《破恶声论》的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
的赞扬，他走得如此之远，现实中病态人心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强烈了。
    当鲁迅坐在榻榻米上一支连一支地吸烟，伏案疾书的时侯，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写
下的这些长篇大论当中，竟有这许多矛盾的地方。历史究竟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甚至
倒退的？个人的价值究竟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社会和别人身上？对一个性会的拯救来
说，究竟是推动物质进步最重要，还是重建精神信仰最重要？他在东京的那几位朋友，
倘若有谁向他追索过些问题的答案，他多半要回答不出的吧，就在那启蒙主义的乐观信
仰催促他拿出斩钉截铁的回答的同时，另一种深藏的怀疑却会伸出手来，在半道上截住
它们。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启蒙者的姿态背后，实际上是一颗被各种矛盾纠缠住的犹豫不
定的灵魂。
    灵魂的矛盾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
许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都以这里作为基地。其中有一个光复会，主干都是浙
江人，全神贯注于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特别坚决。以鲁迅当时的
救国热情，他很快就成为这些团体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讲会也好，讨论会也好，常常
都能看到他那双专注的眼睛。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尤其密切，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焕卿，
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后来，他更加入这个组织，他的住所，也一度成为陶焕卿存放会旗、
标识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点。在同伴中间，他的情绪往往特别激烈。光复会会员徐
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来，他在东京的一次集会
上慷慨陈辞，忽然听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语，更大光其火，从此对那人产生反感，久久
不能释怀。
    可是，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
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让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
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
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
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鲁迅很爱母亲，他对她将来的生活
的顾虑，自然是真实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止是出于这一份顾虑。要
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信赖集体，
将自己完全交出去。鲁迅虽有报国的热情，却不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人，
原因很简单，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
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势必会一点一点瓦解他的冲动，使他重新犹
豫起来。有一次在东京，他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就在手下人进行军事袭击，随
时可能遭难的时刻，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惊佩不至”，直到许多
年以后，还一再对人谈起。１６我够想象他当时的震惊，处在他那样的心境里，恐怕任
何人都会和他一样，要从那可能已经丧命的手下人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所谓“牺牲”的
意义和价值吧。我相信，正是类似这样的重新审视，使他会对朋友这样说：“假如焕卿
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他对陶焕卿都如此看，
怎么可能义无反顾，跑回国内去当杀手呢？
    鲁迅虽然有种种充足的内心理由，但在当时那样慷慨悲歌的气氛里，他又早作过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宣誓，结果却中途变卦，推卸使命，对人对己，总有点不大好交
代。因此，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将近二十年后，他还不断地为自己解释。他
多次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
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
前”，甚至坦率承认：“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１８这都是直接的
解释。有一次许广平问他对暗杀的看法，他回答说：“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
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
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
不大赞成。”１９这就是间接的辩护了。类似这样的反对牺牲的活，他后来更一再说起，
到三十年代还没有停止。说实话，我并不相信他拒绝当刺客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么多，
它们多半都是他事后持续思考的结果。但也惟其如此，更显出了他当时那份犹豫的强烈
程度，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压力那么大，到几十年后还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脱，他最
终依然拒绝当刺客，他内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无须再说了。
    当然，最能够表现他这时候的行为矛盾的，还是他对婚姻的态度。他到日本不久，
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
也没有见过他，但母亲见了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份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
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反对，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
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
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
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
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
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选择了。鲁迅没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
推迟选择。可没过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
匆匆赶了回去，可一跨进家门，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
无论时间上，还是地理上，他都没法拖延，必须立刻决定，你究竟接不接受这个荒唐的
婚姻？
    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
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
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这就
很奇怪了，如此无情地弃妻而去，说明他井没有放弃对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为这种渴
求非常强烈，却又遭到残酷的打击，他才会产生这样决绝的报复冲动，可既然如此，他
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作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
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
口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
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活。当他作出选择的时候，他脑子里正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绍
兴家乡的世界，它用多年积累起来的传统伦理和习惯意识，在他内心造就一种甘于忍受
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口家乡，面对亲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倾向于担任牺牲者的角色。
另一个则是东京留学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输给他那么多理想和抱负，
以至他一旦冲动起来，便情不自禁地粑自己想象成救国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
面对婚姻的时候，这两个世界并非简单地站在两边。一个诱使他接受，一个力主他拒绝，
而是相反，它们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怀抱。他决意为了尽孝而牺
牲自己，当然是表现了传统伦理对他的深刻束缚，但是，这不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信，
一种有能力承担牺牲的重负的自信。甚至是对这重负的不自觉的轻视吗？你从这自信和
轻视背后。是否又能看见那意气风发的启蒙心态的影响呢？他对朱安的怜悯，自然是表
现了对弱小和无辜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他这样将朱安娶来，又弃她而去，不同
样是造成她的不幸吗？他所以想不到这一点，也正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路
的影响吧。同样，他预料自己活不长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现了东京的激昂气氛
的刺激，但是，这同时又表现了一种深广的悲观，一种对个人幸福的不自觉的放弃。而
在这些背后，那绍兴的世界强加给他的阴郁心绪，不也相当明显吗？他为这场婚姻举出
的三个理由，真是把他的内心矛盾的复杂性，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鲁迅因到东京，一定有一种轻松感，他可以抛开家里那些烦心的事，专心从事启蒙
了。可他没有想到，就在东京，也有一连串烦心的事情等着他呢。
    他早有一个办杂志的计划，到这一年返回东京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几位愿意撰稿的
同志，经费也有人答应提供，于是他兴致勃勃，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最后连刊物的名

字也决定了，叫做“新生”，一个标准的启蒙主义刊名，可是，事情很快又变了，先是，
一位撰稿人去了英国，音讯全无，原先答应的稿件，一个字也不见寄来；接着是那位答
应出钱的朋友，支支吾吾地食了言，剩下鲁迅和其他两位不名一文的人，对着那些插画
和封面草图发怔。当初办杂志的消息传出去时，留学生中间便有人连声讥笑、一位冒失
鬼甚至当面来问：你们办这杂志有什么用？现在是连杂志也流产，什么都不用回答了。
    但鲁迅并不泄气。他一面在其他留学生办的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抒发那些他原想
借《新生》来抒发的意见，一面又与也到日本来留学的周作人一起，筹借资金，寻找出
版商，要将他们翻译的那批俄国和巴尔干作家的小说结集出版。经过一年多努力，书终
于问世了，就是分成两册的《域外小说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
，
倘能够有影响，多少也可以弥补《新生》流产带给他的失望。可惜的是，书的销路很差，
上册印了一千本，下册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册加在一起。卖出去的还不到一百本。那堆
积在寄售处库房里的剩余的书。足以将鲁迅内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学生活的暗淡前景。
他在日本已经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热日渐消减。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
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了。倘若在这时，能有实际的成绩做出来，那还可以坚定原先的启蒙
信念，偏偏又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
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网来：因为家
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自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
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能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面已经路途茫茫，背后又生出这么
多牵制，两方面一旦合了围，留给鲁迅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一九0九年八月，
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十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
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他其实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
板上回顾那离得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我想，他一定清
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吧。

    注释：


    ①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十九页。
    ②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一页，二十四页。
    ③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二十六页。
    ④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⑤鲁迅：《文化偏至论》，《坟》三十六页。
    ⑥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四十九页。
    ⑦同⑤。
    ⑧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六十二页，六十四页。
    ⑨同上书，五十三页。
    ⑩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三页。
    １１同上。
    １２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十八页。
    １３鲁迅：《文化偏三沦》，《坟》三十七页。
    １４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１５同上书，二十七页。
    １６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五十页。
    １７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二百五十页。
    １８同１６
    １９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三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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