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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ulian (julain), 信区: People
标  题: 《鲁迅传》（八）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3月15日08:52:27 星期六), 站内信件

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绝望   

                             

    尽管戴着面具，呐喊得颇为吃力，鲁迅投身启蒙运动的个人目的，毕竟很快就实现
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
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
尤其是《阿Ｑ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
记》甚至彼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从一九二０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
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
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
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
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
的领袖。每到晚间，他的会客室里便有青年人围坐，热切地望着他，希望能听到中肯的
教诲。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
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觉也变了。他从小就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这既是来自出身的优越，
也母来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后的自荐轩辕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这种自
视甚高的胸怀。你仔细看他返回中国之后的种种悲愤情绪，种种自居牺牲，甘愿待死的
举动，都少有一般沮丧者的颓唐气息，倒是常常会显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够体会他骨
子里的优越感，惟其有过那样崇高的自许，却偏偏到处碰壁，才会转而酿成激烈的自绝
冲动。因此，一旦他能够引来青年人的瞩目，获得社会的承认，压在心灵深处的自尊情
感就立刻会冒上心头。何况中国文人向来有重视功名的传统，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模
仿《离骚》的格式作过一首长诗，最后两句日：“他年芹茂而样香兮，必异藉以相酬”，
①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随着社会名誉的日渐增长，他的自信也一点
一点恢复，先前那些受人轻蔑、走投无路的记忆，应该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但是，鲁迅
介入公众生活的后果，却不仅仅是收获赞誉和尊崇，他还引来了恶意和敌视。他那样猛
烈地攻击旧传统，自然会引起保守主义者的不满，有一次口答《京报副刊》的提问，他
写了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②竟招来一大串反洁和攻击。
他那样热情地替青年人说话，也确实赢得了青年读者的欢迎，就又会引起一班名人和准
名人的嫉妒，种种讽刺、挖苦的言论，也便悄悄地扔了过来。特别是上九二五年的“女
师大风潮”，更使他和一批官僚、学者绪下了冤。
    早在一九二四年，北京女于师范大学的学生就和校长杨荫榆发生冲突，群起告状，
要教育部撤校长的职，一直闹到一九二五年春天，双方仍然相持不下。鲁迅开始对这件
事并不热心，依旧每周去上一次课，下课铃声一响，便挟起书包回家。几乎不多说一句
话。但是，到这一年四月，情形大变，先是司法总长章士刽以兼任教育总长的身份，公
开支持杨荫榆，接着是杨荫榆展开攻势，一举开除六名学生领袖，然后是段祺瑞出面发
布恫吓性的命令，章士钊则下令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要将造反的学生连锅端掉！一边是
手无寸铁的女学生，一边却是从校长到总长到总理，恃强凌弱到了这个地步，稍有正义
感的教员都会看不下去。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等人开始来往，
通信日渐频繁，好感逐渐加深，他在感情上，也会不自觉地向这批学生倾斜，于是在五
月十二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
告反对杨荫榆。不用说，从章士钊那一面立刻就射来了箭。先是几位向来就有点看他不
惯的教授，例如陈西滢，转弯抹角地讽刺他挑剔凤潮；接着是章士铡以“结合党徒，附
合女生”的罪名，撤了他在教育部的职；在教育部的办公会议上，还有人提议不发鲁迅
被解职以前的欠薪，要从经济上打击他。鲁迅自然大怒，他一面连续写文章，措辞激烈
地还击陈西滢，他在这一年写下的杂文中，差不多一半是在和他们打笔仗。一面又自己
拟了状子，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就论辩的笔力而言，那批教授哪里是他的对手，
战不多久，就有陈西滢的朋友徐志摩出来，要求双方“带住”，而他还不罢休，写了
《我还不能“带住”》的杂文，指责他们是在“串戏”。至于打官司，拖了大半年，也

终于是他胜诉，法院撤消了章士钊的命令，准许他口教育部复职，而此时章士钊已经离
开了教育部。
    鲁迅虽然得了“胜利”，在北京的处境却逐渐恶化。“女师大风潮”还没有结束，
段棋瑞的士兵在执政府门前枪击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又发生了。鲁迅非常愤怒，
在《语丝》上发表文章，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这自然更触怒了官方，
三月什六日的《京报》上就有消息透露，在内阁讨论通缉北京学界人士的名单中，赫然
列着鲁迅的名字。虽然最后实际通缉的，仅是李大钊等五人，这对鲁迅还是一个严重的
威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往“莽原社”和几家外国人办的医院躲避，有一次
太仓促了，竟只能躲在一家德国医院的杂物仓库里，十天之后才搬出去。居然弄到了得
罪最高当局，不得不东躲西藏的地步，比起在绍兴会馆的平安的日子，是更不如了吧。
    单是遭受官府的压迫，鲁迅大概还能够承受。北洋政府并没有真来搜捕他，他的避
难生活也并不都是那样狼狈。从另一面讲，官府的压迫正表明了被压迫者的力量，倘若
北洋政府真来艘捕他，只要不被抓住，鲁迅多半也能从中获得自傲的勇气吧。但是，他
遇到的情形却复杂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败了那批官僚学者的攻击的同时，这攻击却促
成了他自己内心的两种阴郁心绪的大爆发。
    其中一个，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当初到教育部任职，本意只在逃离绍兴。中
国文人向来有做官的传统，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并不觉得，以一个自由知
识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么不合适。可到“五四”前后，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凯
称帝，再是曹馄贿选，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经丧失了合法性，随着新
文化运动的高涨，种种强调知识分子社会独立性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股鄙视官场的
风气，正逐渐蔓延开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要求会员除不嫖、不赌、
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作官吏，不当议员，可见这风气的流行程度。鲁迅身在官场，
对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使初到北京时，他曾想借这个位置为社会作点事，到二
十年代初，他一定已经明自了，这做官是非常无聊的事，他根本不应该做官。但是，为
了负担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这个饭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块大洋，虽说经常欠
薪，只能发二三成，每月却也有近百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曾尽力教书，一度同时在
儿所学校兼课，每月的讲课费却只有十几元，太少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
的昔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
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因此，尽管满心不愿意，他却仍
然继续坐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几天官，一直都没有离开。就
是袁世凯准备登基，他也只象征性地辞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服主任”这个虚
衔，并不真辞职。这似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尴尬。和传统文人不同，他们
很早就知道应该到官场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他们置身的社会仍然是专制统
治的一统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空间，你仔细看看，也都会发现有
许多或明或暗的官场的影于在其中晃动。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是
注定了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渴望洗干净自己，却总是发现爬不出污泥坑。
    鲁迅当然意识到这种尴尬。尤其是“五四”以后，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中间，像
他这样兼当教员和官员的人越来越少，这尴尬也就日益触目。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
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是一个官”。甚至一冬二六年复职以后，还在《记“发
薪”》中借题发挥，大讲一通“中华民国的官”，足见他对自己为官的身份，是怎样耿
耿于怀。可是，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另。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种种办法企图
消解那份尴尬的时候，陈西滢们却直接来桃他这块心病了：“他（指鲁迅）从民国元年
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
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兔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金事这一个官几例
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
可就叫人有些恶心了吧。”。鲁迅对陈西滢们的抨击，通常都很有力，但对陈西滢的这
番指摘，他的笔却有些软，竟举出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官，最近又被章士钊。革了职这两
件事为自己辩护，而这等于承认了陈西滢的基本立论一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
正确的。鲁迅后来说，人一旦站到辩诬的立场，不免就有点可怜，他这一向恰恰是不自
觉地陷入了这种可怜的境遇，我们不难想象，那痛合会怎样沉重地压迫他。
    更痛苦的是还要和章士钊打那样的官司，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讲，你章士钊这样恶劣
地镇压学生，就是不革我的职，我也该辞职抗议，鲁迅被革职后，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
不就愤而辞职了么？可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国那个官职。
这里面当然有意气，他偏要和章士钊针锋相对地斗一场，但深究他的动机，他不能失去

这份生计，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吧。不管是什么意图，他为了一个官职与章士钊打
官司，总和一般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标准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释：
“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
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⑸不知道许寿裳和齐寿山对鲁迅打这场官司会怎么看，他们
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们为了他而辞职，他却打官司要捍卫自己的官职，两相
比较，我总觉得不大对头。也不知道鲁迅写这一类信时心里是怎么想，他大约也感到某
种不安，觉得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吧。
    与此相关的第二种阴郁心绪，就是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无论是“女师大”风潮，
还是“三·一八”惨案，也无论是与章士钊们斗，还是躲避“执政府”的迫害，几乎所
有的事情都向他重复同一句话，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总是居于劣势，再有理也没有用，
他们只要一举手，你便完了，李大钊不就被杀掉了吗？他们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可以
随意撤你的职，不给你钱，你叉能有什么办法去报复他们？你只能写几行愤怒的词句，
可对他们来讲，几行字又算得了什么？当年袁世凯下令由警察局审查报刊，不就把全国
都治得鸦雀无声了吗？他们可以杀报馆老板邵飘萍，爱封邮家报纸就封哪张报纸，你书
桌上的几页稿纸，他们哪里放在眼中？鲁迅不能不承认了：“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
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
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③虽然他紧接着又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么？我
要反抗，试他一试，可在十二天后，他又向许广平坦白了，“那岂不过如此么”的话，
其实是专对她讲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心。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
接二连三地贬低文人、文字和文学的作用，语气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就在写《无花
的蔷藏之二》的中途，他听到了”三'一八”惨案的消息，拿这个流血惨案和自己正在写
的那些讽刺文字一对比，他顿时觉出了自己的可悲：“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
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可是他做的，依然只是再写一些文字，什么如此残虐阴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所未曾见，
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什么“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
是一件事的开头”，用了最严重的词汇，依然掩不住它们的“无聊”，于是他忍不住在
结尾蹦：“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刊”③直到这一年十月，他还压不下心头
的愤激：“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燃而我只有‘杂感’而已。”②一种庸感自己
在专制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心情，深深地罩住了他。
    这就是陈西滢和章士钊。们给予他的最大的伤害，他们逼他看清了自己的这一面：
当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能无所畏俱。单是为了生计，他就不得不勉强自己继续
去做官；他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样的牺牲换来的，依然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
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识，那就无论从世俗成功中收获多少自信，都会被它抵消掉吧。
    当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上半叶遭受的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他自己家庭的冲突，他
对骨肉亲情的理想的破灭。人都是矛盾的，他当初那样厌恶绍兴旧家的生活，不惜孤身
远行，可他毕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单单生活那么久，又难免会觉出其他种种
的难捱来。他已经年届囱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气日渐淡薄，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
望，不知不觉就从他心底滋长起来。因此，他一丸一丸年将全家接到北京，与先已到达
的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他对这种大家庭的生活，似
乎又觉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样尽心竭力地维持这个家庭。他自己并无子息，可买下
八道湾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子儿童游玩”，１０考虑的
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
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份寄往东京，接济羽大的娘家。即便对羽大的不
知节俭，他渐生不满，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分屋而卧，
形向邻人，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送其回绍兴，他都不忍实
行。对母亲更是格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
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似乎是袍定
了宗旨，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这不单是为了尽义务，也是为自己。一个人有个温暖的家，他抵抗社会
压迫的能力就会增强。无论在教育部如何受气，也无论从报刊上读到多少令他恼火的文
字，他只要推开八道湾十一号的大门，看见明亮的灯光，家人的笑脸，还有那一群吵吵
嚷嚷的侄儿侄女，心头就立刻会感到一股暖意，一股亲情的滋润和慰藉吧。当全家人围
坐在一起吃晚饭，满屋子弥漫着酒菜的香味和团圆的气氛时，他大概更能真切地体会到
生存的一份重要的价值吧。说到底，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
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
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
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但是，连这最后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断了。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八
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一
次严重的冲突，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究竟为什么事和羽太发生冲突，到现在还是个谜。
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仅仅写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１１既要记下这件事，又不想把冲突的详情自纸黑字地写出来，他对待这次冲突的态度，
耐人寻味。再看周作人，这一天的日记上干脆一字不提、却在冲突后的第五天，自己到
前院给鲁迅送去一封绝交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
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
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
作人。”１２从头到尾是一种看清真相，大梦初醒的口气，还隐约夹着一丝谅解鲁迅的
意思，欧但对那场具体的冲突，仍然不置一辞。当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会明白，
鲁迅的母亲就曾对一位当时也借住在十一号前院的熟人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
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
１４直到今天，所有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这场冲突，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这
冲突的大致的方向，它显然极大地伤害了周作人的感情，使他觉得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与
鲁迅相处。就从那一天起，他和鲁迅彻底绝交了。
    鲁迅和周作人一闹翻，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离
那场冲突才半个月，他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他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对朱
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亲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会按月寄钱供养你。但朱安想
了一想，回答说：勺、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
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１５他也无话，于是一同搬去。比起八道湾，砖塔胡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在那边原来
是融融洽洽的一大家人，这里却只有朱安一个人日夜相伴。他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
一场，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在这之前，他从没有这样病过。他一晚接一
晚地失眠，心头充满了伤心和愤恨。除了母亲，他最亲近的就是两位兄弟，尤其是周作
人，不但感情深厚，志趣也相投，从世界大势，人类命运，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
实，彼此都有许多共同的看法，那种娜所见略同的共呜，给他们的手足之亲又添上一份
心灵相通的情味。他到北京以后，不年间和周作人的通信，各人都在三百封以上，这是
怎样难得的情谊！可现在，兄弟反目成了仇人，他去八道湾取自己的书，周作人竟举起
一个铜香炉要砸过来，这冤仇怕是解不开了。因此他格外痛恨羽太信于，屡次对人说：
“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出来的。”＠一九二四年写《（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署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人、日、女三部分组成，“敖”的古字为“青”，
由出、放两部分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写
《铸剑》，给那个代眉伺尺报仇的黑衣人取名，还是用的“宴之敖者”，他对羽大的憎
恨，也不可解了。他在社会上经受了那么多的敌意，现在这八道湾的大家庭又四分五裂，
虽然还有母亲的慈爱，但他在家庭生活上落到现在这个困境，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母
亲亲手造成的吗？连母亲都是如此，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珍贵呢。对家庭和骨肉亲
情的幻灭，是将他推人最深刻的悲观了。
    他到北京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他尽力挣扎，奋斗，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在
更深的意义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实是恶化了。十年前他可以写信给朋友，请他们帮他寻
生路，随便怎样的路他都可以走，只要是生路便行。现在他却有了种种的牵制，亲族的
负担没有减轻，又添上了自己社会身份的限制，单是那一张启蒙者的面具就够沉重了。
十年前他的敌人都很卑琐，不过是浙江甚至绍兴一隅的小人，现在他的怨仇可就厉害了，
他们正对他占着绝大的优势。十年前他再怎样孤单，心中并不是一片空自，家中有慈爱
的母亲，更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现在这些亲情都飘散了，他几乎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
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又是那样一个他绝不喜欢的朱安……十年苦斗，却换来这样一
个结果，固然是脱离了“待死堂”，却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绝望，这教他怎么承受得了？

    注释

    １鲁迅：《祭书神文》《鲁迅诗全篇》，十页。
    ２鲁迅：《青年必读书》，《华盖集》，七页。
    ３鲁迅：《无花的蔷蔽之二、《华盖集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五十六页。
    ４西滢：《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
    ５鲁迅：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七十三页。
    ６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九页。
    ７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
    ８鲁迅：《无花的蔷帝之二》《华盖集续编》，五十四一一五十六页。
    ９鲁迅：《华盖集续编》校讫题辞，《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六页。
    １０胥克强：《鲁迅在北京故居调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二十
六页。
    １１《鲁迅日记（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三百九十五页。
    １２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版，三十四页。
    １３对周作人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情”，千家驹有如下的解释：”鲁迅在日本留学
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大的同居。羽大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
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大的生店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
不是一般的关系，而已夫妇的关系”（《鲁迅与羽大信子的关系及其他》，香港，《明
报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
    １４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十二页。
    １５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鲁迅生乎史料汇编
（第三辑）》，四百八十页。
    １６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二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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