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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ulian (julain), 信区: People
标  题: 《鲁迅传》（十五）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Mar 20 19:17:44 2003) , 转信

                            第十五章　一脚踩进了漩涡

    鲁迅怎么办？他自己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
‘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
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
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１这话说得很实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头路，鲁迅内心的“鬼气”，也正是要拉
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关上窗户，背对社会上的
喧嚣，自己选一样合意的事情，坐下来静静地做——在整个二十年代末期，这样的生活
一直诱惑着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他还在犹豫，是否该“暂且静静，做一部冷静的
专门的书。”２但是，他其实并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单身，现在身边却有了许广
平，这位倔强的姑娘所以会追随左右，可不只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爱情，她首先是敬服他
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才接着生出了爱慕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相爱建立在鲁迅作
为一个启蒙先驱的基础之上，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许他将它当成北京
的绍兴会馆。何况鲁迅自己也不愿意退回去，这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这些年来的挣
扎都毫无意义，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甘心呢扒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不愿意走回
头路。
    既不愿转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坐下来歇一会，再抬脚跨步，“姑且走
走”。事实上，他因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
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曳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
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
是非常精确的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
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却仍挣扎着要在纸上写一点东西，这还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
姿态；他赖以维持这姿态的两支最顺手的拐杖，也正是那个“麻痹”和“忘却”。
    所谓“麻痹”，就是将注意力转开，不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大苦恼，只考虑日常生
计，也就是“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可是，以鲁迅当时的情形，怎样安排今后的
生计呢？做官自然不行了。仍到大学去教书？经历过在北京、厦门和广州的种种刺激，
他现在是既对青年失了信任，又对同事间的倾轧深感厌恶，几乎从搬出中山大学的那一
天起，就打定主意要“脱离教书生活”，３他不想再与人做什么同事，情愿一个人单干，

做一名以文字为生的自由人。可是，以哪一种文字为生呢？心境是这样消沉，先前的呐
喊式的文章和小说当然是不能做了。那么做研究？他对这个倒是一向就有自信，还在厦
门时，就对许广平说过：“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
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４但是，真要作研究，譬如写他一直想写
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字体变迁史》他就必须沉潜下心，整个陷进古书堆里，这和
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实际上也差不多了，他又不愿意。因此，他初到上海时，是选择
了翻译这一条路，还明白对熟人宣布：“我在上海，大抵译书。”５算起来，他“译书”

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那多半是借它作启蒙的工具，对翻译本身，他其实并无太大的
兴趣。因此，即便现在选它作自己的谋生之道，他也很难长久地专注于它，一有什么事
情打岔，心思就很容易分散开去。”他自己也知道，到上海才两个月，就已经担心了：
“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他怪别人干扰太多，可如果他自己真想译书，

几个朋友的应酬，若干访客的邀约，还不容易对付吗？归根结蒂，还是他自己心神不定，

不知道究竟做什么好。这也难怪，有那样的大苦恼纠缠于心，他确实难于看清腹前的路，

难于决定该何去何从。所以他租下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却并不买齐家具，似乎随时
准备卷钳盖走路。你想想，连家安在哪里，以什么谋生，他都定不下来，他又如何“麻
痹”自己呢？
    他还有另一条办法，就是“忘却”，竭力淡忘种种阴暗的记忆，重振乐观的热情，
实在不能淡忘，也总要将它们尽量推至意识的边缘，腾出地方来酿造新的希望。这也就
是他所说的，“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人真是习惯的俘虏，明明遇上了穷途，这穷

途就说明原先的走法不对头，可只要还没有学会新的走法，他一抬脚，一跨步，就还是
会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会这一种，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么办？鲁迅正是
如此。从迎接绍兴“光复”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他不断地用“忘却”来振作自己，
种种似乎能够“忘却”，而终于又全部记起的徒劳的痛苦，他是体验得大多，也太深了。

但是，当他现在救助自己，挣扎着不愿没人虚无感的时候，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条办法，
仍然只是“忘却”，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么姿势爬出那座“待死”
的深坑，他现在就只能还是用那个姿势。
    




    你看他到上海后，虽然抱怨别人的打拢，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

甚至半个月内连讲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书，一旦有人坚请，他就还是接受了劳
动大学的聘书，实在是易墙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书。在文学，方面，他一到
上海就复刊《语丝》，自任编辑。创造社来联合他，他欣然答应：那些人翻脸驾他了，
他就一面还击，一面与郁达夫命作，创办《奔流》月刊，作文校对，跑印刷厂，写编后
记，忙得四脚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几个青年人组织“朝花社”，办《朝花》周刊。
他还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来，由他作编辑，“取攻击姿态”，“大扫”

一下文坛。７那在文学界“兴风作浪”的热情，简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
进的社会团体来找他，他也非常热情。当时共产党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
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
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多次捐款。一九三０年初，又去参加也是
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

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
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当年在东京参加光复会的热情，似乎又复活了。
    当然，表现出“五四”式的热情，并不说明他心里就真有这种热情。他对那些激进
团体的活动，心里常常并不以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他就对客厅里
的其他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８在善意的椰揄
中，分明表现出对那“革命高潮”的怀疑。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他更是摇头，在成立
大会上发完言，他就提前离开了，事后还对动员他去开会的人说：这种组织“发个宣言
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９至于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许多中坚人物都来自创造社
和太阳社，他们前不久还骂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现在却来尊他为领袖，
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冯乃超拿“左联”的纲领给他看，他一面表示“没意见”，一面又
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１０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
更向朋友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
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
爬梯子也。”１１语气极为轻蔑。可是，尽管心存种种芥蒂，他仍然要去参加那些组织
的活动。他在广州的后半年里，那样受人冷落，现在却有这些热情的团体来邀请他，有
这些激进的青年来拥戴他，这使他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声望和价值，感觉到自己还有力量，

你想想，单是为了证实这些感觉。他也应该去参加那些活动吧。说到底，不辞辛劳地各
处演讲也好，在文坛上“四面八方地闹”也好１２，都是在作同样的证实。那自我怀疑
和自我否定的“鬼气”压得他太厉害了，他情愿再一次戴上面具。他现在的心境比“五
四”时阴郁得多，再要硬戴面具，它就自然大得多，也重得多，但他甘心承受，比起在
沉默中听任虚无感咬啮自己，借频繁的行动来忘却痛苦，总要容易些吧。
    也就从到上海开始，他陆续买来一批日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认真地读，
单在一九二八年内，他就读了十多本这样的书，许广平甚至说他是“几乎每天手不释卷
的在翻着这方面的著作。”１３他教许广平学日语，也用其中的一册《马克思读本》作
教材，不仅详细讲解内容，还能够订正书上的错字。他甚至花力气将一部日文版的卢那
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翻译出来。他自己笔下，也逐渐出现了用他理解的唯物主义来论
人析事的文字。到后来，连和青年聊天，他口中也经常会吐出“阶级斗争”、“社会主
义”之类的新词。和朋友通信时，他更称赞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
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截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１４还在东
京的时候，他就拜访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得到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回国以后十几年间。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时有所闻。但他一直不怎么在意，即使
书橱中放有这类书，也极少取出来仔细地读。可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似乎成了思想
界的新兴潮流，那批口口声声说他“落伍”，骂他是“反革命”的青年人，手中也正是
拿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他翻译别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那些人也要冷嘲热讽，

说他是投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再疏忽了。即便为了回击那些年轻人，他也得
认真来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自己说：“我译这些书[指卢那察尔斯基
的《艺术论》之类]是给那些从前专门以革命文学为口号而攻击我的人们看的”，１５这
就把他的动机说得非常明白了。在他这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后面，在他那些不畏
讥笑，坚持翻译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行后面，你正可以看到他特有的那种“不甘心”：

他不甘心被人视为落伍，不甘心被新兴的潮流摒诸河岸，几乎从踏进上海的那一天起，
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想要跟上新的思潮，要重返文学和社会的中心，要找口那已经失去的
社会战士和思想先驱的自信，要摆脱那局外人的沮丧和孤独。他并没有想到这些挣扎会
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现在只顾一件事，就是竭力挣脱那绍兴会馆向他伸出的热情
招呼的手。
    但是后果却来了。首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理由，在
一九三０年三月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几个月后，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更下令“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八
个团体，在附于取缔今后面的“左联”成员名单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
    这使他多少感到意外。一听说浙江省党部要“通缉”他，他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
诉朋友：“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
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

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遗次日报上发表，则
变成我第一名了。”情形既然是这样，有人就劝他在报上登个声明，解释一下，但他不
愿意：“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
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１６对这个“通缉”本
身，他其实不十分重视，他知道这只是一种警告。好几年前，在《无花的蔷蔽之三》里，

他就用嘲讽的笔调将这类恫吓手段一一罗列过。一位熟识的日本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
担心他的安全，劝他躲避，他也笑笑回答说：“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
缉令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１７但也惟
其如此，他就更为愤慨：“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
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
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
１８在广州，他所以那样反感国民党的“清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捕杀无辜，
没想到自己到了上海，竟亲临这样的遭遇，他能不愤慨吗？他当然知道，一旦国民党政
府认定你是“共产党”，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但他从来又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你既然肆行高压。这样来威吓我，我倒偏要和你斗一斗了。倘说他初到上海时，已经对
国民党非常失望，却毕竟无意和它为敌，那到这个时候，他却似乎是决意要站到国民党
的对面去了。
    他继续写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击政府；他更积极地参加“左联”的活动，一九三
二年又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它的执行委员。一
九三一年国民党在上海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
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国民党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１９他
甚至重新解释当年在广州辞职的原因，说是“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
职。”２０几乎完全不掩饰对国民党的敌意了。这自然引来官方的更大的压迫。一九三
二年夏天，“蓝农社”的特务暗杀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随即放出风
声，说也将鲁迅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从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更连续查禁
他的著作，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之类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鲁迅杂感集》那
样的选本，到后来，网还越收越紧，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

不但威胁他的人生安全，还要封闭他的文字生涯，这样全面的压制和迫害，只会促成更
决绝的反抗。鲁迅发誓一般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２１有朋友劝他克制自己的火气，他回信说：“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

顾非身临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２２到这时；他其实已经是身
不由已，既然被逼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只有反抗到底了。
    中国的专制统治，从来是非常残暴的。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国民党政府接连捕杀文
化界中的共产党人，后来更将也是国民党员的杨杏佛也杀掉了，这从鲁迅的眼光来看，
这样的事都干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呢？他特有的那种凡事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就自
然会占满他的心胸。从听到柔石被捕的消息起，只要风声一紫，他就离家避难，或是去
一家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店，或者就丢内山完造家。在花园庄饭店躲避时，他的神经相
当紧张，有一次看见两个陌生人在草地上对着他避居的房间指指点点，就赶紧躲进里屋，


许久都不出来，早在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对
人公开自己的居处，几次搬迁，都是托熟识的日本人出面租赁：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

他从不邀请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会面，都约在内山书店里：来往信件也都通过这家书
店，他情愿每天到书店去取，也不要别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气紧张的时候，他就极少下
楼出门，甚至连窗边也不坐，怕被人看见。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一到觉得危险
的时候，还是要避出去，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了。有一次他对别
人这样介绍他的书架：“这些书架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
逃跑。”２３甚至和许广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马路对面去，说是万一遇到麻
烦，她可以及时脱身。连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都笼罩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他有生以来，

这还是头一次。许广平后来回忆说，他虽然如此警觉，有时候却又有一种冒险性，愈是
空气紧张，愈在家里坐不住。杨杏佛被杀之后，他坚持要去送殓，那天早上出门，还有
意不带大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后来几次传闻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门去转一
圈，２４这当然显示了极大的勇气，但请想一想，一个向来主张爱惜生命，反对轻率赴
死的人，现在却自己怀着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门去迎接随时可能袭来的捕杀，就好像一
头无处逃遁的野狼，掉过头来拚死相扑：这是怎样的丧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样的忿不
欲生的绝望呢？
    原本是为了摆脱局外人的沮丧，才那样积极地介入公众生活，却不料一脚踩进了政
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
岌岌可危－－从那样的起点竟会一路滑人现在这样的境遇，大概是鲁迅怎么也想不到的
吧。正是从这个“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见了命运对他的残酷的戏弄。

    注释

    １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二页。
    ２鲁迅：一九年六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三页；并《研究》，
二百二十四页。
    ３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
一页。
    ４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五十四页。
    ５同３。
    ６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一
页。
    ７鲁迅：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至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二十七页。

    ８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

七十三页。
    ９同上文，《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百零二页。
    １０夏衍：《“左联”成立前后》，《文学评论》，北京，一九八０年第二期。
    １１鲁迅：一九三０年三月二十六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
十页。
    １２这是他一九二九年六月一口致许广平信中的自我描述，出处同２。
    １３许广平：《欣慰的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六十五页，
    １４鲁迅：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九
十四页。
    １５柳敬文：《关于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九百六十二
页。
    １６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七十八页。
    １７内山完造：《鲁迅先生》，见禹长海编：《鲁迅在上海（三）》，山东师范学
院聊城分院一九七九年印，三页。
    １８同１６。
    １９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七十三页。
    ２０鲁迅：《自传》，《集外集》，七十九页。
    ２１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致山本初枝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
一百三十五页。
    ２２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致林语堂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三十六
页。
    ２３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回忆伟大的鲁迅》，二
百十三页。
    ２４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三百七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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