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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nuel (小飞象★傲雪飞扬), 信区: People
标  题: 周恩来传(15)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3月10日18:35:23 星期一), 站内信件


                         十五、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

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

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

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

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海
瑞
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
载
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

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
在
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
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

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
，
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

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
，
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
、
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

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

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

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

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

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
“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

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

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
”
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

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

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

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

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

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

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
，
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

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
委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

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

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

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
在
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

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

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

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

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

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

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
’，
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

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
以
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

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

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

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
、
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

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

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

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

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

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

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

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

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
1
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
”。
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
第
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

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

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

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
来
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

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

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

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

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

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

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
“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

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
、
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

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

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

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
。
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

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

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

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

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

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

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

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

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
以
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

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

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一
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

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

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

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

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
周
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
、
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

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

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

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
元、
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

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

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

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
”
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

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

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
反
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

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
加
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

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

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

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

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
队
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

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

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

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

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

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

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
（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

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

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

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
，
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

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

“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

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

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
被
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
会
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

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

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
，
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
”
“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

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

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

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

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

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

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
，
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

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

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
。
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

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

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

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
天
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

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
，
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
。
“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

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

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

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

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
月
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
常
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

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

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

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
。
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
彪、
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
，
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

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

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

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

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

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

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

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
。
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

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

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
上
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

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

“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

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

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

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
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

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
，
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

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

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

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

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

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

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

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
，
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

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

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

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
家
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

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
在
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

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

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

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
，
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

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

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

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

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

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

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

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

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
来
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

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

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

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
等
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
营
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

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

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

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
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

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

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

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

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

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
“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
，
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

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

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

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

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

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

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

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

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

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

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

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

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

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

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

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

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

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

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

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

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

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
农
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

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

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
：
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

“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

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

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

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

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

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
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

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
“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

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

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

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
。
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

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

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

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

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

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

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

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

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
交
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

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
”，
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

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

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
大
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

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
，
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

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
向
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

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

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

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

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

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

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

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
“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
品
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

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
、
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

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

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
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

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
阶
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
汇
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

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
组、
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

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

“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
全
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

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

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

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

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

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
1970
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
划
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
坏，
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

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

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

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

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

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

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

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

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

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

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

‘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

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

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

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

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

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
1967
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

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
超
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

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

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

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

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

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

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

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

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

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

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

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

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

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
。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

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

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
说：
“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

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

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
划。
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
林
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

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
计
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
人
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

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

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

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
光
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

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

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在
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

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

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

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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