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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IOU (臭名昭著！！修身养性！！如雄狮般精进！), 信区: People
标  题: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3月14日12:43:28 星期五), 站内信件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顾颉刚



　　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又考人本科中国哲学系，中间因为生病及家中人
死亡等原因，屡次休学，直到1920年才毕业。1919年5月4日，我正在家乡养病，不在北京
，因此没有参加那天的游行。但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
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
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我考入北大的时候，听说教育部曾请严复来当校长，他怕事烦不干；继请章士钊当校
长，他又因自己年轻，怕对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干。后来请了浙江的数学家何燏时来
当校长，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风潮赶跑了。此后一直由工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工学院院
长)胡仁源代理校长，沙滩的红楼就是由他计划建造起来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满心想把法
、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来。他办校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
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预科时，学校
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
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
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
《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5000银元
；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
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
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
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
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
、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
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
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
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
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
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京戏，就算是好学
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
，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
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
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
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
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
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
学和有新思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当时的蔡先生：

　　其一：“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
并，大学本干，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在北河沿，对
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2月)

　　其二：“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
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8月)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
，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
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
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
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
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
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
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
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
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
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
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比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
》……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
，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
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
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
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
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
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
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
，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
《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
“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
”，师生都可人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
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让
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
，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了起来。无论在教师
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
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
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
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人废言，
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
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
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
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
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
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
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新潮社”，由
“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
，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
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我参加了
《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
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
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
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
、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
》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
》杂志的前一个字，叫“北新书店”。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
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
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
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
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
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
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开明的态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1919年2月
，他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这篇讲演颇能
代表他的思想，特抄录于下：

　　诸君！此次世界大战争，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
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
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
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
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
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裤儿，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咨议顾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
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劳工神
圣！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游行
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
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
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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