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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urndown (打家劫舍的和尚), 信区: People
标  题: 文革人物--顾准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4月14日11:42:27 星期一), 站内信件

   顾准是一个勤于思考、不盲目随从的人,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涯,通过大量阅读马列经典
、阅读历史,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信念,使他奠定了成为一位思想家的基
础。

     顾准强调:“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在他眼里,“不做长时间的科学的劳动,
而以一两个无须证明的定义来构成整个体系的所谓科学工作是不值钱的,我们现在正在反
对这种学风,我自己必须以此为深戒。”他接着又说:“因为如果有机会做研究工作的话
,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并且决心穷毕生之力来做这件事。这里不仅是理论的、历史的
研究,而且必须以充分的时间与严肃态度来对待实际经济问题。要找一条路走,过去的路
走过来了,应该这样走的,评价如何,只要俯仰无愧也就行了。一切问题的根本之点,在
于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际,过去在这方面冒失,这倒是今后应该郑重记取的。”(1
956年3月22日)

     同时,顾准还追求“思想的细密化”,他认为,“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过
去实在是才子式的乱闯乱碰,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这危险做法
不能再来了。”(1995年10月24日)顾准的追求诚然可贵,然而在现实社会,随着思想紧
锢日益扩大化,顾准的悲剧也终究不可避免。因为知识分子在以后的日子越来越不好了。

     当代学者林贤治著文说:“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幕僚知识分子,葛兰西
称为‘统治集团的管家’;二、技术知识分子,也称‘技术专家’;三、人文知识分子。
虽然同为知识分子,但是所处的地位和状态可以很不相同。幕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
分别为权力中心和市场中心所吸附,唯人文知识分子留在原来的知识谱系内,成为名副其
实的‘边缘人’。他们不像另外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那样从事实际事务,谋求世俗利益,
往往显得不同流俗,不切实际。“他们是创造者,他们的工作更多地带有乌托邦性质。所
谓创造,也只能是思想,一种具有道德价值的象征物。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对现实不满,
因此,总是站在现存秩序相对立的位置上,施予严厉的批评。他们不能接受权力的公开的
或隐蔽的操纵,不能扮演别人分配的角色,不能屈从于强盗的逻辑和骗子的谎言。从他们
身上,我们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这就是葛兰西所说
的‘新的知识分子’。” 

     林文的分析,虽然还不够细密化,但总起来看,顾准大概可以归属第三种类型的知识
分子吧。

     对自己的思想定位,顾准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他在《党校日记》(1955年11月25日)
曾写道:
     新的课程开始三天了,有两方面的感受:第一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我原计划一定要读
完《资本论》的,看来时间不多,有些困难,但一定要做好安排,一定要完成计划。特别
关于再生产理论和租论、货币论,要为我解决一批问题。这应做,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
》等书籍,大约有3000-5000,其中小部分要做摘录。其次是苏共党史的学习,连同《共产
党宣言》、《列宁文选》第一卷的大部分,《斯大林全集》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许多材料
,大约也有3000页以上的东西要读。时间是到明年四月上旬为止。这样干,颇有拚命主义
之慨,但我想紧张一些,还是能完成任务的。

     自1940年以来,长期间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了。而回忆1940年以前的学习,也实在可
怜。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是
毫无所知,这使读者缺乏重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思想方法方面,既不知逻辑是什么,也
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了解一些什么,是报章杂志之学加上直观、臆
想,全部知识水平,其实是停留在Clerk(案:即普通办事员)的水平上。庸俗的白领子工
人,事务所职员,只配实用主义哲学,而我的全部思想,把片言断语的马列主义知识拿掉
,剩下来的不是这个又是什么呢?目前面对着系统的学习,开始使我看清楚自己的面貌,
这倒实在十分有用的。

     这样说来,目前的学习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是一种全新的学习。

     三年半来,气质是有些变化的,7月份以来的变化更多些。目前,只有极小成份的个
人思想之念,实在已无足轻重。回顾这些思想历程,也许对气质的变化还是有若干用处的


     想起那种事务所职员的庸俗气氛和高傲自大,甚至还有燕雀妄比鸿鹄的想法,看来也
实在滑稽。

     顾准在这里似乎拿着锐利的解剖刀,深刻地剖析自己的思想、读书的经历以及反思过
去,觉得“昨非今是”,实在令人敬佩。如此学素涵养丰富的学者,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
的知识积累,而且是到毫不留情地责备。唯其具有这样刻意的磨炼,方能够登上思想的巅
峰!

     笔者把这些内容披露出来,无非是让大家了解顾准的心路历程,丝毫没有贬低事务所
职员和办事员的意思,倒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谓“学者”看了以后,是否会汗颜几分


     顾准的读书非常注意“独立思考”,尤其是听了中央领导罗瑞卿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
以后,更引起他的“举一反三”,他在1956年4月29日的日记中强调:

     从罗的报告中,看来我们今后会大大强调独立思考。罗说,我们不能听人放一个屁就
学,不论香屁也好,臭屁也好。罗说,我们老是跟着学,还未学会,人家已在检查错误了
。罗说了毛的话,我们不会骄傲起来,因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向“站惯了”,而
且似乎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还落后得厉害,等若干年以后,我们有了一万万吨的时候,要
防止那时我们的党骄傲。

     昨天采秀说,陈云同志在一个会议的发言中指明,明年我们的聘请专家的计划将大大
缩小,大致财政、贸易、金融、经济等这些减至很少很少,聘请也许会限于技术人员,这
很对。据说,陈云同志以李森科为例。李森科学说在东德是受到反对的,大概反对者还顿
打。现在李森科辞职了。因此,即在科学技术方面,恐怕也要“独立思考”。

     这一招完全正确。财政、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立国之初,搞一个制度大略是需
要的,其余我们自己不搞,太不像话。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应该兼收各国之长,这方面一
面倒并无好处。

     从这一点说,二十次代表大会(案:指苏共20大)以后,我们不是像有些国家一样,
一窝蜂的赶看来是对的。问题是在于从上到下要多提倡一此创造性精神。罗也讲到一些,
说“纪律性与创造性”要适当结合。但这不是一句空话所能解决的。过去弥漫上下的空气
,愈来愈严重的走上谨慎与萧杀之气,谁来创造?

     顾准的这番话,不仅针对学习上的创造性,甚或带着指向政治体制的若干弊病,由此
可见,顾准是敏感的,对体制内的问题已见出端倪,关于这些问题,这里暂不展开。

   (二)

     顾准在他的自述中曾回忆党校学习生活,他带有“低调”的口吻说过:这一年的学习
生活也有一点积极作用,它使我形成了“读史”的习惯。马恩著作的时代背景离当代较远
,其中所引史实我是陌生的,我想初步弄清与这些史实有关的一般历史。离校前即读了一
些历史书,1958年后更费了不少时间来读史,从西方史逐渐转向中国史,转向中国近代史
和现代史。

     的确,顾准在党校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他在日记中有这方面的不少记载。

     1956年2月15日晨,顾准在百万庄寓所中写下的日记中谓:“读了几册历史书,又买
了几册历史书。读了的是《新近代史》第一卷,1993年近代史第一、二分册;尼基日辅洛
夫的中世纪部分,中学参考书的中古世界史。买了的除《中古世界史》外,有地图两份、
《大唐西域记》、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等。这一回,也许还来得及将近代史五本粗粗读
完,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带出去,还有《苏联通史》二本。”

     在读史的过程,顾准对某些早有定论的现象,发生了怀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
如他发现国际共运史上有个“有趣的现象”即:

     除了德捷两国而外,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各国都是落后国家,其中自革命运动获得胜利
的中苏两国,都是民主革命紧跟着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胜利以前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化
的时期,反过来,一切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的国家,还没有一个自力获得了胜利的。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或者说1905--1907年革命以后,曾引起过一次革命高潮。此外,是“议会
主义”绝对统治着。其中,拉萨尔之类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军国主义的混合品:
米勒兰、若累斯、考茨基,以至英国美国各国都是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天下。克黑
德起义的加拉辙在英国是极端的少数派,台尔曼的党在德川也抵不住希特勒。二次大战以
后,法意两国党的壮大,与抵抗运动关系极火,而抵抗运动则是全民性质的。

     把以上这些问题,归总起来,并且得到一个结论说:这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领袖的
叛卖所造成的。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应该从经济基础去解决它。
         ......

     我曾经想到,有研究1870以来工人工资水平变化的必要,可是最近看到,正是第二国
际主张1875年以后马克思的学说已经陈旧了。我曾经想到并且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
飞速提高的结果,资本家为了推销制品,有必要提高工人生活,因而绝对贫困化,在若干
情况下,恐怕值得考虑。现在知道这也是第二国际的理论。我曾经想到了并且说过,应该
研究Keynes(案:凯恩斯)理论,应该把这个理论看做资本主义治病的治标办法来加以研
究,并且要承认资本主义在每一次大事变中都在学习,也在根据经验教训改正他们自己的
工作-----当然无法改变根本的制度,因此也是没法找到真正的病源。恐怕这样想也未必正
确。

     许多历史上的复杂问题,经过顾准的轻轻点拔,便明晰起来,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
他得出的科学结论,往往是“惊世骇俗”的,会被视为“异端”的。由第二国际的理论,
顾准还在深深地思索如下问题,同样令人耳目一新:“在国际范围内,我们已有了二种类
型的革命:(一)十月革命,是在漫天黑暗中,冲破帝国主义体系,一切改良派别,机会
主义的窒死革命的企图中,用无产阶级专政达到了胜利;(二)经过第二次大战,有了人
民民主专政这一类型,即在苏联这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下,通过人民阵线,祖国阵
线这一类形式,实现了无产阶段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很快的逐渐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即抛除了资产阶级参与领导,变成为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将来能不能有三种,
即从芬奥这一类中立国家,经过无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干涉力量、压迫力量较少条件下
,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争得人民的拥护,如像西班牙或捷克的方式过渡到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如像在缅印这些国家(与芬奥相同的一点,他们都是强大社会主义
国家的邻国),或者再加上假如实现了中立以后的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日益强大,
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条件下,本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争得多数,因而争到人民民
主的前途。如果如此,战争最后就会避免了。”他又说:“历史的类比是最无出息的。194
9年时我对我们联合资产阶级所表示的怀疑,就是历史类比的一种。”(1955年11月2日)顾
准见解的深遂大胆,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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