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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raveller (小游侠), 信区: People
标  题: 3　上海（1948—1949　十三到十四岁）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3月15日14:57:31 星期六), 站内信件

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我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上，那时我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
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
、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
在我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洵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
人，其骄傲自负，也洵属当然。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
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
脸蛋泛红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
　　可惜搂“潘金莲”的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
爸这次学乖了，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
前站。他在东北时候，曾帮了一位台湾朋友翁镇的大忙，翁镇回到台湾，写信来劝为什
么不直接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
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
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所以，广义地说，我们一家也是二二八事
件的受害人，我们不直接来台湾而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
，是一件错误的转折。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
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姊、四姊。我
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姊、二姊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姊
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姊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
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
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
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姊，二姊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
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
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我再见大姊、二姊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我请她们来台湾一游，垂老重
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姊、四姊，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
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
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入一个没有人
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
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
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
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
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
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军
队接去当兵了，弟弟在共产党军队里当兵，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
了。梁秋水老人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
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
，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
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
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到上海后，我们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
、三楼。三楼是六叔顶下的，一二楼是爸爸顶下的。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
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爸爸全部积蓄的大部分
，所以不得不严事紧缩。因为六叔和我们两家十九口人中，谁都没有职业，这当然是很
令人担心的。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
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做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严事紧缩，但是有一笔钱，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学费。爸爸坚持我的
学业不可中辍，于是我就在姊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独自上学了。那时缉规中学正好
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上念起。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
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
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我第
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
，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
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
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
“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英文老师是女的，
讲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话，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时候简直受罪。
幸亏每天回家爸爸为我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国文、历史成绩突
出，使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同学也不敢低估我，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不料好景
不长，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侮辱我的话，我说你给
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他还说，我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我就
来个“小李飞刀”，他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
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我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了大祸。训导
主任长得人高马大，过来问我：“是侬干的？”我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
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我负担。学校方面，说我行为粗暴，以
刀伤人，记大过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专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我没去过电影院，只是应邀去了一
次王家桢家。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人，他早年在北
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
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他的太太是我老
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在1948年6月1
8日姥姥死后，在北京局势恶化前，我家搬离了内务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后院。他有
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跟我接近，我们常在后院一起爬树。有一天，我到前院去
，正好碰到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不是别人，就是爸爸参加那个秘密抗日团体的领袖
——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
。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
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
龙江省主席。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
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
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
多门中将总指挥，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
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1933年
，马占山将军被逼将部队从满洲里撤入苏联，他先由苏联转欧洲，再由欧洲回上海，全
国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马占山将军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八年抗
战的最大基矗在这基础上，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证明出两点：第一，他告诉中国人
，我们肯打、能打、打不过也要打，而打游击是对付日本人的最好战术。他孤军抗日后
，在关内，各地青年在国民党“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7年8月8日国民党文告
中自承）的政策中，纷纷请缨北上，要加入义勇军，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国民党嫡系部
队十九路军，也自动要求北上；在关外，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拥众从几千到几万，武
器从猎枪到丈八蛇矛，与日本鬼子苦战不懈。据日本鬼子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
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光在前十年就出动“讨伐队”达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
均每天出动近五次，来剿义勇军。日本鬼子阵亡的骨灰，每年运回达十万具！十四年间
，东北二百三十个县中，孤军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虽然严刑峻法（以家为单
位，家长酷刑处死，男丁充矿工，女眷做营妓），但是平均每天游击战仍有二十起。东
北同胞的孤军抗日，比起其他各地的来，更早更久更艰辛。可是在国民党的钦定历史中
，却一笔带过或不成比例，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的坚
苦卓绝，得到世界公论的同情。他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最后使日本鬼子被国
联宣布为侵略国、使中国得到世界公论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可辱，中国人还是
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还是有出息的！
　　可是，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显然使不抗日的蒋介石进退维谷、显然抢了蒋介石
的锋头，而为蒋介石所不喜。所以，他虽是第一号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冻，被迫害；
他的手下，从东北撤到新疆的时候，被残杀。抗战期间，他遥领黑龙江省主席，实任东
北挺进军总司令，驻节在陕北榆林和绥远五原。蒋介石歧视他，使东北挺进军只有两三
千人，装备之差，首屈一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私心自用，没道理的把东三省改为东
九省，使马占山将军连空头主席都不可得。他带着残部，在凄凉中奔回东北老家，可是
在半路上，共产党拦住了他，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京。
后来蒋介石在东北与共产党作战失利，有人建议，何不派马占山将军回东北号召呢？于
是给他一个空头名义，让他回到东北。1947年4月16日，马占山将军万里荣归，一下火车
，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他们大喊：“马将军万岁！”把他抬了起来，在东北同胞
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除了马将军，没人值得喊万岁。四天后，东北同胞开大会欢迎他
，十万人到场欢呼。马占山将军才六十岁，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苍老，他满脸皱纹、满
脸风霜，对着每一张苦难的脸、折磨的脸、马首是瞻的脸，他泪下，十万群众也泪下。
泪尽胡尘的东北遗民，又重新学会了流泪，他们流汗欢迎接收大员，但是流泪欢迎马将
军！那时东北同胞在饱受日本、苏联的折磨以后，正受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折磨。国民党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带头贪污舞弊，买大豆、运高粱、炒金钞、占公车生意等等，不
一而足。马占山将军无能为力，最后百无聊赖，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来看王家桢，使我
有缘相会，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
　　我家转到上海后，王家桢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小弟约我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
了全国最高的国际饭店、金门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
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家桢请我吃饺子，王伯母最后留下盘
中的三个饺子不吃，说要留在盘子里，吃光了太难看。王家桢手不释卷，那天他手中拿
着的一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此公面貌不凡，亲切中有庄严，
令人印象深刻。与王家桢分手后四十年，我应邀到世界新闻学院演说，讲完在人群走出
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师，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桢的女儿。
”我没想到王家大姊竟跟我相逢孤岛之上！前后四十寒暑，得见父女两代，人世际遇，
岂不奇哉！
　　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我早在北京时候，就对商
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向往不已，到了上海，亲自去看，十分过瘾。商务印书馆楼上有风
渍书大廉价，每本书后面盖个蝴蝶图章，证明为廉价品，我买了不少，大部分是“现代
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去这几家书店，我必须过桥进入黄浦滩，有一天早
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原来1948年8月9日
，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
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0.25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
私存黄金，抓到了要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
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
，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
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一，滚成一比十·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
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
。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
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
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金圆券发行同时，又
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
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
；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
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
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
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
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
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
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
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
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
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
潮，就立刻展开。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
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点的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
，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
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
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
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二千年所未有也！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
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事
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
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
大道理，抢运到台湾，做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
，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由于战乱遍地，一群群最教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
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掉了，流落在都市街头。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
》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
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
》，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
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当年的三毛们
，他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尝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
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
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
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的围在一起，中间有
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
却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
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
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做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
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
毛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
三岁的我。这一感动，在三十三年后，我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
波。在该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姊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
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
感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
。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管制出版的政工头子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
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台湾当
局！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我说：“这些无知
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感于台湾朝野
对人间苦难的陌生，可有这种“误会”。警总的曹处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
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道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
为笔名，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
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三毛流浪记》问世四十年后，我感于三毛的那种悲
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淹没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泛滥于市，乃请老友王小痴
以漫画行家的水准，编辑《三毛三部作品》一书，由李敖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三毛情结
的又一余波了。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
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
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
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
、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
，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
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
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
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
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
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
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
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
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
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
们又逃难了。
　　这段时期，爸爸有简略日记留存，极有史料价值：
　　4月23日
　　1．和谈破裂，南京人员大部撤退，作官是他们，跑也是他们，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员王兆民）、松涵相继返沪。
　　4月24日
　　1．松涵忙着找船票，墨林等均飞广东，余则人微囊空，不愿做人尾巴，甘愿做太平
民，静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来信台湾生活容易，以个人之生活及已往经历，实无去台之必要，但为求一
饱或短期内觅一工作，亦有考虑之余地也。
　　5月6日
　　1.入境证寄来。
　　2．决定暂去台寻主路。
　　3.托人解决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资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湾，则一切皆空矣
！
　　5月7日
　　1．房子问题，居然意外收获，以六两半（指黄金）顶出，六弟尚落一住处，虽然比
较顶来，赔累甚多，但以住处换住处，尚差强人意也。
　　2.购船票，必须金圆券，同敖儿去河南路换金圆券。等同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
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
　　3．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整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
　　4．通知松涵车票已购得，请到船码头一接，并代觅房子。
　　5月8日
　　1．解决木器、米面等项。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注：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暂用，以渡难关，并
予黄金一两，使其安心治玻生此时代，离聚皆不由己，只有听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
　　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贞等上船，此番去台，为解决困难，在沪之日用家具能带者无不
带走，东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过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泪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开船，一帆风顺。
　　2．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后悔来得无味也！
　　从这十天日记里，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我们船到海上后十二天，上海就沦
入共产党之手。——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宿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
、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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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着也是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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