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区文章阅读

发信人: traveller (小游侠), 信区: People
标题: 8　文献会（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3月15日15:03:56 星期六), 站内信件

　　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两天以后，又转来
陶希圣“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
一千元”的信，姚从吾老师和吴相湘老师又分别给我一信，嘱咐我“从此安心工作”，
因为这一职务，“得来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卜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在这篇文章发表
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
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
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
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
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
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糊口，并且，“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
的成就”。事后回想起来，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
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
，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
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
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
。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
是我一直没去祝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
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从新店迁回台北，住进杭州南路文献会。罗家伦、陶希圣上
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上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
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
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
。”）蒋君章在《伤逝集》中回忆说：“‘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
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
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这个委员会的
发起，是台湾当局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
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
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两位先生有意栽
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蒋君章的书是1979
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
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当局的决策”，我一直以
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
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
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当局”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教育部”的预算中
，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
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玻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后来龚忠武、
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糊口）。会中一
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
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
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
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
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糊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
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
》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走
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发表了《我要继
续给人看看卜。……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
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
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抗战时加入
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产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
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产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
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
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
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
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他公开说文
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
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
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
’”。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
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
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
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
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犭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
“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
、“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
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
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
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
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
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
”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四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
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
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
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
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
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
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
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
　　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
　　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
　　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
　　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
　　“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
　　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
　　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趁
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七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入党。我
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我入党。我谢
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
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高
荫祖重申前意，明确他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
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
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
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感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
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
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
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执行秘书约我，出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
　　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
　　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
　　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
　　好愈，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
　　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
　　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
　　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
　　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
　　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
　　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
　　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
　　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
　　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
　　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
　　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等二词。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
　　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名片
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服李
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吴相湘
等。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绝口不提我离文献会事，我也绝口不提。5月26日，余光中
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
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
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
业。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其中说：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舰陈
般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他说，都欢迎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
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你把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
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
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
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
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
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五十八分，一次考了六十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六八
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
”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
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
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
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憎。李说：“
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
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毛子水、谈到“雪亭先生”（雪亭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
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想先
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
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
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
”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
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
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
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8月20日，我终于写了这样一封信：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
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
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
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馐枪呕八档摹
捌都呓救恕保≌馐且桓鲇腥伺趼钗奕烁仪氲某粑娜说囊坏愠艏茏樱……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
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
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
…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
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
无大学祭酒风度的信，——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
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
三分之一部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姚从吾如何
，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觉得：姚从吾即使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好事的
人。这样一位老先生，非但不会有心情来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实秋先生出面替自己学生
说了话，他才肯帮自己先生进行这块安身立命之地。……
　　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
。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而说唆使云云，
则完完全全是厚诬！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被打手之恶名，故
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
紧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
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此事形同春梦一常春梦醒来，恍悟儒林内史，还如一梦中。……
　　我在文献会被请出门。“中央研究院”不准进门，接连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
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
口、决心做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
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
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入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
，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
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
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
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
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
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
”四天以后（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
，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
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雹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
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我们今日愿
以这篇短文，表示异议。”我对陶希圣站在党报立场攻击我，丝毫不感惊异，因为那是
我不跟他们合作、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只是在时机上，倒别有个人原因。那
时陶希圣要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麟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院长沈刚
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被我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
，因而貌似拥胡，并在后来支持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种种行径，对陶希圣
这种人说来，其实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无耻的他居然还谈什么是“士林之耻”
，他真是太妙了！
　　陶希圣长得小眼方脸，面似京戏中的曹操，讲话深沉多伏笔。是我所见过的城府最
深的人物。在他把我请走以前，他对我一直不错，有历史上的疑难杂症，就把我请到二
楼他的办公室，盼我解决。有一次，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
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陶希圣很高兴，拿去请于右
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
怎么没有他？他不是“开国元勋”吗？怎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居然没有他的名字呢
？陶希圣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
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出每一项
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我不知道最后陶希圣怎么回话的，我只知道于右任“
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
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
　　我离文献会后，胡秋原在法庭提出声请，要传文献会执行秘书高荫祖作证，要高荫
祖证明我在文献会窃盗“国家资料”打击胡秋原。我遂写一封信致高荫祖，信中主题很
明显，就是声明我立场的坚定。那场官司的被告中，居浩然、叶明勋都和解出局了，萧
孟能在亲朋父执辈的压力下几度想和，高荫祖承陶希圣之命也一再劝和，我写这封信，
就在塞劝和者之口，并激发高荫祖的良知，不要做伪证。后来高荫祖出庭了，向法官出
示陶希圣亲笔原件，证明了他以文献会执行秘书名义复法院的信，并非他矫命所为，而
是陶希圣亲笔起草，叫他抄好发出的，原信是：
　　一、1963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二零四四五号大函敬悉。
　　二、查萧孟能与本会无关，李敖前在本会为临时工作人员，近已离职。
　　三、本会从未存储“国家机关”档卷，其所存报纸及杂志等项公开发行之印刷品，
本会工作人员均可阅读使用。其会外人士对此项印刷资料洽请抄阅者，亦可抄阅。凡此
皆不发生所谓窃取或盗用问题。
　　四、特复请关行照。此致
　　台北地方法院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执行秘书　高荫祖
　　　　　　　　　　　　　　　　　　　　　　1962年7月4日
　　法院同时也收到“国史馆”馆长罗家伦的复信：
　　“国史馆”函1963年7月2日（“五二”）台史总字第一七二号受文者：台北地方法
院一、贵院本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二零四四五号函敬悉。
　　二、查本馆库藏史料及档案文书，萧孟能与李敖并未亦无从窃取或盗用。
　　三、复请惠察。
　　　　　　　　　　　　　　　　　　　　　　馆长　罗家伦
　　以上两封复信，证实了胡秋原所说，全是疑神疑鬼，他“以为”我窃取，盗用“国
家机关”档案文书掀他的底，其实那些资料只是旧报纸，学界中人都可以看到。胡秋原
又“以为”李敖公布的闽变叛国照片，只有情治机关有，由情治机关提供用来打击他，
其实那些照片早都登在日本和中国的旧杂志上，只要博学用心就可查到。不过他这一疑
神疑鬼，对他倒有一个好处：情治机关为了避嫌、为了打击文星，倒也乐得跟胡秋原更
形接近。他跟总政治部王升、曹敏等的关系是不简单的，从他的密友徐高阮身上，更可
看出跟其他情治单位的暗盘，左派出身的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他死之日，吊
丧行列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升、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他的
背景，原来这般！——徐高阮在职务只不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
究员，在这种冷衙门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后，居然冒出成群大特务为他吊丧，双方关系
的不简单，由此可证！到于与胡秋原一同告人的郑学稼，也同样犯了疑神疑鬼的赞美。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
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
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和胡秋原
；后者的主要对手是任卓宣和郑学稼，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在笔仗当时，郑学稼
发表《我控诉》说：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
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栽，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
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和胡秋原的“以为”一样，完全“以为”错了！其实
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
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
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零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
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
、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像》哪
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VOL.LX
XIX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
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
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
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关系匪浅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
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去“以为”去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功夫
，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死后，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
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未必未必，积不学贻害，倒庶几无愧也！我举
这些例子，意在说明，当时发生那么多的纠纷，都祸起胡秋原他们一念之差，他们不相
信刚出道的一个青年人在独来独往的写文章，总是疑神疑鬼的怀疑有幕后人在打击他们
，若他们真的知道这青年人全无后台、全无背景，也许他们就不会那么介意了。四百年
前，特立独行的大思想家李卓吾说：“吾当蒙利于不知我者……可以成就此生。”正因
为“不知我者”的疑神疑鬼，最后，你万古留令名，他们千秋挨臭骂。他们辛辛苦苦地
“毁”人不倦，其实只是你“可以成就此生”的一些踏脚卵石而已。“毁人而反利之”
，不亦快哉！
　　多年以后，胡秋原回忆说陶希圣和他前嫌尽弃了，又是好朋友了，我得知后，为之
一笑。我笑陶希圣空在李敖头上做了一场好梦，最后撇清李敖，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他
太小看了李敖。李敖是要举行最后审判的，他难逃李敖的最后笔伐。陶希圣在开革李敖
二十五年后－－1988年死去，活了九十一岁。死后，他的儿子陶龙生写了一篇《陶希圣
先生秘辛》，发表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透露陶希圣死前的秘密交代。陶龙
生说：4月5日“那一天他跟我说了许多话，要我记下来，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再发表。我
现在写出一二。”“写出一二”的内容原来是：陶希圣去做汉奸，是蒋介石秘密派他去
卧底的。换句话说，他去做汉奸，是暗中得到钦命的，所以别人做汉奸，一做就非死即
囚或流亡海外；但他陶希圣却是例外，仍得蒋介石重用。其实这些说词，是站不住的。
因为在我们得知的秘件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例如陶希圣出走香港后，1940年1月1
5日，曾密函胡适，说：“希‘圣’今后决心不再混政治舞台，但求速死耳，”，“此后
希［圣］将去之海外，为人所忘以死矣。”可见他愧悔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
欣然回中央讨赏领奖矣，又何必“但求速死、去之海外”哉？何况，陶希圣在《八十自
序》中明说“脱离战地，背叛国家”，“希圣一心感激委员长不杀之恩”；在“总统蒋
公”诔词中又明说“不杀之恩，愧无以报”，可见他惶恐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
必欣然因卧底功成而邀功矣，又何该杀之有哉？结论是：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中，固
然有的汉奸是钦命的，像殷汝耕、像唐生明，但陶希圣却不在此类。他死前犹欲以玄虚
自清欺人，临终授命，教儿子扯谎，结果被我拆穿，适见其加倍无耻而已！
　　因为陶希圣城府最深，所以同他办事，也得“阴险”一点。文献会同仁以夏天太热
，想呈文陶希圣买电扇，我说你们呈文买电扇，陶老板是不会同意的，你们要高抬价码
，呈文买冷气机才成。他舍不得买冷气机，觉得抱歉，就会给你们买电扇代替了。——
这个故事，显示了我的“阴险”，可以智胜陶汉奸。他临终授命最后被我拆穿，真可谓
“生诸葛走死仲达”了！
　　至于胡秋原告我的官司，由于法院是国民党的，后果可想而知。这官司前后拖了十
三年，枯燥中亦有趣闻。胡秋原有一次在法院不称我之名，而叫“李匪帮”，我提出异
议。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叫我“李诽谤”，可是他的黄陂土话发音成“李匪帮”，所
以吓人倒怪。还有一次胡秋原加请法学家陈顾远做他律师，陈顾远不知是老糊涂了，还
是装疯卖傻、两面做人，竟在法庭上说我好话，并代我辩护起来，气得胡秋原再也不请
他了。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结了一辈子梁子，在他告我三十年后，我找到机会告他，
他赔了我三十五万，我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他已老得无力出
庭了。曾祥铎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三十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
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我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
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王企祥（李远哲的老师）说得有趣：“你不能得罪犹太人，得
罪了犹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没完没了。”我听了大笑，我说：“你终于学到了
跟李敖做朋友的窍门了。”胡秋原正好相反，他学不到跟李敖做敌人的窍门，以致被我
没完没了。1984年12月22日，我在百货公司碰到台大老同学卢华栋，十多年不见了。上
次见他是他出狱后，我去看他，并小送金钱。此后“一别音容两渺茫”。卢华栋出狱第
二年即已经结婚生子，洗手不涉及政治，对党外活动，亦所知茫然。我劝他写一点狱中
回忆，他说他已专心从商了。我说：“就这样的不干了？”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干
了。”我说：“这样被国民党欺负了，就算了？”他说：“就算了。”我在牢里听黄毅
辛说，特务们整卢华栋，甚至把万金油涂在他眼珠上，其凶残可想，可是卢华栋统统“
就算了”。我的人生观绝不如此，我从来不把恩仇“就算了”，我要“千刀万里追”，
这一性格，最像犹太人。陶希圣、胡秋原这些湖北佬，如今死的死、老的老，仍难逃我
们东北人的斧钺，惟我李敖，毋太犹乎？

--
闲着也是闲着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129.128.182.75]

People 版 (精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