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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raveller (小游侠), 信区: People
标  题: 18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3月15日15:30:54 星期六), 站内信件

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这种
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何建
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行观
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仆郑詹尹，说：“余有所
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生”
，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不能
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祢衡
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只是
“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
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了黄
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
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我
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
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
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
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
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
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
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
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
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
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
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
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
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
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
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
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
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
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
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19
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
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
。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
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
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
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
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
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
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
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
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
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
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
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
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
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
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
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
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
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
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
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
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
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
，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
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
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
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
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
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
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
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
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
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这一据说，未必属实，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
少也有关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
事。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
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
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
诉他的，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
的。言下不胜得意。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他这一辈子，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他在台大，
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最后被耶稣会抢去，他气得要死，被退离开了古亭教堂，他在沟
子口经营了一座。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发现颇为豪华，我说你可真有钱，他说：“你
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神父不自己设法，老了病了也没人理，教会是不管我们的！所以
一定得有点准备。”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办丧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献”的钱，
教堂又免税，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他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
挤。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说他是土
神父，当然吃不开。我听了，会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红，必须走国
际路线。国际路线走得通，虽然学问“不修边幅”（这是于斌自己说的），也照样尸居
高位，于斌、罗光等等皆是也。在这种处境下，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表达怨气的
方法中，口诛他是不敢的，但是笔伐——匿名的笔伐——听说他就伺机干过，他匿名写
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写悔过书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
》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
，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啡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吴
相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然后告诉我，叫我也去骂他。我说：“方先生是我老师，让他
骂骂算了。”吴相湘说：“这些洋和尚太可恶！”我说：“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
教，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
　　那时我在《文星》推动现代化，其中项目之一是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19
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首开先河，先攻
击台大；1964年5月1日，转向辅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孙智囗透露、孟祥柯（孟绝子）执
笔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高潮迭起。刊出后，我同方豪吃饭，兜他写点辅大的文
章，因为我相信他近水楼台，一定有内幕文件。方豪听了，义正辞严地正告我：“我是
神父，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说：“台湾好挤——啊！”我故意拉长了“挤”字的声
音，方豪顿时面色大变。我说：“一、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起
写，文章也有我写的部分；三、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
我又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
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
里，老师怎可以不说话？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
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
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败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
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
，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
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方豪听了我的话，终于心动，他同意写一篇，不过
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后要还他，我笑了一下，同意了。文章果然来了，标
题是《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我把它加进我写的部分后，以“沈沉”的名字，
发表在1964年9月1日的《文星》第八十三期上。这篇文章一出，无异把一颗原子弹丢在
天主教头上。田耕宰等立刻开紧急会议，追究教会内部文件怎么泄漏的？并追究作者是
谁？与会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断定非方豪莫属，于是立刻把方豪找来，由田耕莘亲自审
问。方豪死不肯招。田耕率要他在圣母面前跪下发誓，方豪扑身便倒、脱誓而出，仍旧
矢口否认。田耕率大骂他发假誓，方豪被逼无法，心生一计，说请到《文星》去查，如
能证明是我写的，我就甘服。田耕宰认为有理，就决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
，李敖是何等剽悍的人、岂是易与之辈？于是商量一阵，决定派徐熙光神父来“挂铜铃
”。徐神父透过一位认识我的朋友先打招呼，然后就单独到我家里来。
　　写到这里，先要插播方豪。方豪自从在田耕宰那边虎口余生后，落荒而走，气急败
坏找到我。我安慰他说：“我不是有过保证给你吗？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
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你还怕什么？”他说：“我当然相信
李敖最够朋友，只是这回我给吓坏了，特别来看看你，通知你他们会找你，你有个准备
。此外，我还有个要求，希望你帮忙。我想请你在报上登个启事，声明一下这篇文章是
你写的，与某神父无关，不知可不可以？”我说：“凡是对你有利的，你要我做什么我
就做什么，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登启事可以，你说怎么写，你拟稿，我照发就是。”
方豪大喜，立刻拟了稿子，并要求由他亲送《联合报》，我给他登报费，他不肯收，就
这样的，“李敖启事”便上了《联合报》。
　　徐神父出现了，宾主坐定以后，他说：“李先生是干脆的人，我们打开天窗说话：
教会方面，断定是方豪干的，方豪品行不端，我们不会错怪了他。不过，为了证据齐全
，我们还是找到《文星》，请李先生开一证明，证明作者是谁。”我说：“不管作者是
谁，《文星》没有义务答复你们。”他说：‘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只是来请你们答复
。”我说：“请也不行。”他说：“教会方面表示，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很多
人主张要告《文星》，一告的话，作者是谁，就可以告出来了。”我说：“是可以告出
来了，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说：“李先生说笑话，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方
豪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方豪写不了这么好。”他说：“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
的，增补过的，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我说：
“只要你们告告看，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远超过你们的想像！你可以转告
田耕莘，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就公布闭同性恋的神父名单——包括你徐神父在
内！”徐神父一听脸色大变，赶忙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
。田枢机派我来，绝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里会这样伤和气。……相反的，教会
方面还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文星》资料室，不要收据。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
败类，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我说：“二十万是大数目，可是你们看错了人。
你请回去吧，告诉田耕莘，留着二十万，去买别人吧！李敖不卖，也不帮忙！并且顺便
带一句：文章是我写的，可别罚到方豪，别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我可
不能沉默！”就这样的，方豪安然过了关。辅仁大学大改组，头目周幼伟下台。周幼伟
气得要死，印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而辩”大骂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
许散发。周幼伟离开台湾，不久就气死了。
　　方豪惊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夸奖我真够朋友。真是男子汉，说话算话。我
笑着说：“你何必这样怕他们？让他们给你开除教籍（破门律）算了，别做什么神父了
，讨个老婆好过年吧！”方豪苦笑着说：“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给逐出教会，就身
败名裂，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太老了！我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挣扎了！”我说：“无论
如何，你总算做了一次奋斗的好人，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好人。”他说：“我再也不要
做奋斗的好人了！我还是做什么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奋斗，吓死人了！”我大笑
。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点醉了。方豪的脸型在我眼里有了变化，好像忽短忽长，像一
条橡皮筋。酒醒后我想起：物理学上，橡皮筋在拉长时候，实际是受到了压挤，受到了
挤挤挤挤，温度就升高了。所谓好人，又何尝不这样呢？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懦种的
，偷懒的，伪君子的，逃避现实的，害怕坏人的，什么也不做的，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
善天下的。好人只会消极做好人，不会积极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实是很不发热的。如
果把好人当成橡皮筋，把它压挤，把它挤挤挤挤，它的温度便会升高。可见我们这些“
善霸”、这些李敖之流，有一个大用处，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诱好人做好事，
可以逼好人做好事。由于我们的深藏，他们才可以显露；由于我们的布施，他们才成就
了功德。
　　方豪在这一事件爆发以后，开始扶摇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学院院长，1974年当
“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当“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78年率团去香港参加圣
文生慈善年会并在海外讲学。……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则开始江河日下，被国民党
斗倒斗臭，后以叛乱罪判十年。那时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学院院长，我从牢中写信去，
请他代卖我的部分藏书，钱给我母亲。他同意了。不料书派人送过去，他又反悔。我大
怒，写信大骂他，并威胁出狱后要公布“沈沉之事”。他怕了，写信来说书虽无法代卖
，但鉴于我乃孝子，愿每月付我母亲三千元，直到我出狱为止，我同意了。他果然守信
寄来，我心中感谢，可是嘴巴不能软，一软他又会耍赖了。如今方豪早已魂归天国，我
怀念他，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
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学生，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连
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我若不写，方豪就真死得
太渺小了。
　　方豪的例子，证实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伪君子，如果云龙契
合，伪君子也会做出好事。我这种态度，才真真是“与人为善”。非但伪君子如此，甚
至真小人真坏人也可以适时打造。我生平不怕同三八蛋合作，如果你厉害，使王八蛋无
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变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门寺”中的宦官
刘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余波是，徐熙光神父后来也跟我熟识了。他后来跟一家书店有财务
纠纷，但对方有黑道势力，他盼我帮忙讨债。那时我正被警备总部二十四小时派人跟踪
软禁，我想黑道最怕警总，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应了。讨债之日，对方果
然有流氓现身，俨然武士刀出鞘模样，我手一招，跟踪在我背后的警总人员宣凤林等立
刻上前，亮出身分，大喝：“你们有话跟李先生好好说，我们是‘保护’李先生的，你
们乱来，就抓去管训！”吓得流氓鼠窜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与徐熙光音讯不通二
十多年后，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消息传出，台中静宜大学也闻风而至，以聘书相招，聘
书署名：“校长徐熙光”。我为之一笑，谢绝了他。后来陆啸钊告诉我：徐熙光实在是
一个很好的人。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绝不“算了”。我常说有仇
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对三个忘恩负义的人
，都予以教训，三人都被我“写书伺候”以代“大刑伺候”过。他们是柏杨、林正杰、
彭明敏。我有恩于柏杨，他受难时大力救他，我自己后来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
我义助柏杨。他出狱后疑神疑鬼，怀疑我与他前妻有染，因此对我不由分说，径行恩将
仇报。高信疆透露此事给我，我对柏杨大为光火。我愤愤对信疆说：“柏杨也许可以怀
疑我李敖的道德标准，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柏杨的前妻很多人觉得很
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又愤愤说：“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
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信疆一再劝
慰我，我余怒未息，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拆穿柏杨。至于林正杰，党外时代
我有恩于他，我帮他第一本党外周刊——《前进》打天下，几十万稿费，一文不要，他
因此有钱买了房子。后来他为了政治目的，竟勾结起连联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国民党情
治人员联手造谣，诽谤起“李大哥”来，被我一面写书予以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
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后
，他为林洋港助选，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对过去的冒犯，他自知理亏，面有惭色。至于
彭明敏，我在台湾人受欺压时代，曾为他仗义。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与我罕为人知的
患难交情后，曾经写道：“我受难期间，他（李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
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但是，二十多年后，在“台湾人出头天”后，他却出书删去了
李敖，把“厚情和义侠”的外省人出了局。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我写了一本《你不知
道的彭明敏》拆穿他。或间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不是还会帮助这三个人，我的答复是还
会，因为当年对他们的义助，是基于打击国民党政府的不义，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
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
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恩将仇报，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
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
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写一
本书拆穿拆穿了。
　　其实，对忘恩负义的朋友施以教训，对我只是小焉者也。我真正的主力，主要全锁
定在敌人头上，在我不胜枚举的著作中，从《孙中山研究》到《蒋介石研究》、从《拆
穿蒋介石》到《清算蒋介石》、从《国民党研究》到《民进党研究》、从《蒋经国研究
》到《论定蒋经国》、从《共产党李登辉》到《李登辉的真面目》。……这方面的拆穿
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李世杰
之于《调查局研究》、《军法看守所九年》。曾心仪之于《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
》、大风（潘君密）之于《新官场现形记》、沈醉之于《军统内幕》、程思远之于《政
海秘辛》、唐德刚之于《李宗仁回忆录》、王小痴之于《三毛三部作》、司马既于刘心
皇之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万亚刚之于《国共斗争的见闻》、宋希濂之于《鹰犬将
军》、汪荣祖之于《章太炎研究》、谢聪敏之于《谈景美军法看守所》、谷正文之干《
安全局机密文件》。……种种努力，真可谓“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蒋家天下碰
到我这种死对头，可真生无宁日、也死无宁日了。
　　口诛笔伐之外，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被我告过的人，官职从“总统”到
“五院院长”、官衙从台北市到台中、高雄市，全都无所遁形，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
立委、国民党大特务、国民党市议员、国民党教授等等，无一不告。我如此惹起官司，
事缘三十三年前我被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到国民党法院，从此便一路“过堂”、“听审
”、“惊奇’、“拍案”，高潮迭起，几无宁年。个人也由“被告”而“原告”、由“
小民”而“刁民”、由“自卫”而“卫人”，由“卫人”而好管闲事、为弱者打抱不平
。于是跟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前卫人士起了冲突，不论是法官污吏、不论是禁子牢头、不
论是司法长官法务部长，一干人等，都在我“点名批判’之列。三十三年间，为真理、
为正义、为自己、为别人，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与法官一千人等冲突几十场，出庭
几百次，下笔几十万言，好讼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争，老而弥坚。坚挺之余，特在
六十一岁大寿前夕，多场官司缠身之日，编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为快
意恩仇。这本书，共“点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样，真是洋洋
大观。我坚决相信：只有“点名批判”、“公布姓名”的办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
无所遁形，进而形成外压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则法官失职，人不知鬼不觉，判决下
来，只知道是“地院判决”、“高院判决’、“最高判决”，人们只能归罪法院，而不
能揪出法官，这样认店不认和尚，绝非良策。须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实的。只有紧迫
盯人，才能找出病原所在。——坏事毕竟是人干出来的，不把人锁定，谴责房子又有个
屁用哟！同样的手法，我也用“点名批判”、“公布姓名”法对付台湾有头有脸的各界
人物。我写“八十五位混人花名录”，把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的八十五个
“立法委员”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我写“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并推荐
民进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的一百六十二个“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教授名字一榜及第
，统统公布。……这种下笔气势，可谓古今所无。
　　关于我好讼性格，有一段有趣的记录。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记如下：“今天上午在
地院十七庭开控司马文武等八人庭。司马文武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推事黄德贤
说：‘那是另一回事，别人可以告他，与本案无关啊。’司马文武说：‘可是，没有人
敢告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告我？因为告了会进一步惹得满头包。本来只被李敖
骂一次的，因为兴讼，反倒挨更多次骂了。跟李敖纠缠，是得不偿失的。至于好讼是胜
是败，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心态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
，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为“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
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打官司对我是“正
义的娱乐”，既是“娱乐”，就要高高兴兴去面对，不能怄气啊！
　　有一次，黄。冶告诉我，阎愈政说过一句名言：“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因为
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不顾忌任何人地骂谁。他没
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又一笔在手六亲不认，多痛快啊！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
的人。”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真是如此。斯大林说经过精密作业后把敌人一下
子打倒，是人生至乐，我看我在争是非与真理的过程上，也有这种心境。打倒敌人是人
生快事之一，你的敌人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头土脸，小李飞
刀，千刀万里追，多开心呀！”有人问我：“你有这么多敌人，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新怨
，每月按几何级数增加敌人，到底有苦恼没有？”我说：“苦恼倒没有，困惑倒有一项
，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有人匿名打电话来，说：‘李敖，你这不
要脸的爱情骗子，我要杀你全家！’我说：‘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就杀
你一个人。’我说：‘好呀，你就去排队吧！’”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这段话中最后一个字出了毛病。我觉得“终身之计”，实在不
是树“人”，而该是树“敌”，该是树立一大票敌人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要使自己像一
颗彗星，扫把后面是尾随的一大片杂碎，那片杂碎无他，彗星之敌也。在以不得罪人为
得计的“中国乡愿”人士看来，我这种怪想法，实在不通，实在跟自己过不去，其实不
然。事实上，树敌有树敌的快乐，其乐有时在交友之乐之上。并且交友之苦的流弊，也
可以完全避免。我这样想：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广事交游恐怕
是一种祸害。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二来在许多情况，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
、追求真理的妨碍。当我坚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或者破坏了朋
友的公共关系、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没有这种
心理负担；如果四面皆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特干，这样多好！就在这种心境下
，我慢慢变得以交友为苦，以树敌为乐。
　　不无遗憾的是，纵使我以树敌为乐，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我佩服的法国
英雄戴高乐做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乱枪，朝戴高
乐的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
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
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
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攻击我的敌人，实在不够料！基本上，他们是国民党教化下
的一群杂碎，严格地说：他们做为李敖的敌人，是不够格的，如今我六十二岁了，我可
以论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花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在
心情上，是游戏性的、逗乐性的、恶作剧性的，基本上，我根本没把他们看在眼里。江
述凡跟人家常说：“李敖为人，极守行规，他的行规是基度山式的，一切恩怨，照方吃
草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李敖不问亲疏，不论黑道白道。他不相信狗咬人，人不能
咬狗，他虽是人，也会咬回来。这就是李敖的可爱处。”——所谓咬回来，就是我游戏
性、逗乐性、恶作剧性那一面。述几这段话，是知我者言。魏廷昱告诉江盖世说：“批
评李敖的人，没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高十倍！”也是知我者言。
　　1983年2月，我收到读者张大为的信，他说他看到Tom Wilson的漫画专集，看到漫画
一个人拿着乒乓球拍打球，可是球打过去，对面并没有人，这人自忖道：“对别人可能
是‘乒乓’，但对我只是‘乒’而已。”张大为说他看了这幅漫画，“第一个印象就是
：李敖！”最后署名是：“您的读者‘Pong’张大为敬上”。我在足足一年后回信给他
说：
　　十年前，我被李翰祥国联公司的刘经理诬告“诈赌”，说我跟蒋光超串通做假牌，
法院传蒋光超去，蒋光超说大家玩牌是实，何来“诈赌”？并且当天晚上才与李敖相识
，两人原系素昧平生，又怎能串通？法官大人发现整李敖就要整到蒋光超，乃不了了之
。法官顺便问我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我凭真牌就
可以赢别人，谁还要做假牌？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凭真牌就可以赢尽死友死敌死百姓，可以“Ping”尽芸芸众生
而成one－man show，谁还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无须做假，也不屑做假，处处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我最值得
自豪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说辛弃疾，说：“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
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
却不知道李敖是“极有性情人”，我打遍天下的一“ping”，其实非我之才，而是我之
真。大为老弟，以为然否？
　　除了我对“人”的有“Ping”无“Pong”之感外，我对“地”也有“不够看”之感
。1984年9月5日，罗小如从美国来，问我今后的方向，我说跟国民党陷在一个岛上，又
有个屁方向！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
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
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
的、也不如大陆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
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专栏时候，段宏俊（
现已绝交）打电话来，说有读者抗议，埋怨李敖的文章谈了许多小人物的小事。我告诉
他：“你呀，要有见识一点！台湾哪有大事可谈？台湾有的，都是屁事小事，不谈这些
，没得可谈了。”其实，我的文章，大小事皆谈，就近取譬、随缘论人、因材施教、雅
俗共赏，并无所定型。纵所论者小，也是以小喻大，乍看起来，或是论断一些杂碎小人
物，其实文章深处，别有大义存焉。这些大义，都表现在我文章中的新意见上。英国哲
学家洛克说得好：新意见常被怀疑且时遭反对者，无他焉，只因其不落俗套耳。所以，
我人虽与台湾偕小，我的文章与思想却离台自大，与小岛根本二分。
　　我一生饱蕴救世心怀，但救世方法上，却往往出之以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
然。我有严肃的一面，但此面背后，底子却是玩世，这是别人不太清楚的。正因为玩世
，以致明明是严肃的主题却往往被我“以玩笑出之”。所以如此，一来是轻快处世，二
来是避免得胃溃疡。被杀头的古人金圣叹曾有“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我曾仿其例，一
再写“不亦快哉”，现在把1989年写的一次抄在下面，以看我严肃中玩世之态：
　　其一：得天下之蠢才而骂之，不亦快哉！
　　其一：国民党过去欺负你，现在把它欺负回来，不亦快哉！
　　其一：老蒋生前他下我牢，老蒋死后我鞭他尸，写《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
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五书，并编
《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不亦快哉！
　　其一：鞭尸之外，旁及其妻其子，无一幸免，—‘一大书伺候，不亦快哉！
　　其一：平生有恩必报，有仇必报，快意恩仇，不亦快哉！
　　其一：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
、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其一：在厕所里读党义，不亦快哉！
　　其一：在监牢里读禁书，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泡热水，不用手而用脚趾开水龙头，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一动也不动，由美女一切代劳，自己像死猪一样，不亦快哉！
　　其一：在动物园，抱小老虎、小狮子照相，不亦快哉！
　　其一：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你按住它，也咬它一口，不亦快哉！
　　其一：破白蚁窝，见彼等奔相走告，不亦快哉！
　　其一：以DDT喷马蜂窝，见彼等欲振乏力，个个倒毙，不亦快哉！
　　其一：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以慢速放蒋经国演讲电影（蒋经国演讲本来就比别人
慢五拍），看了笑不可仰，不亦快哉！
　　其一：看自己出书、看朋友出狱、看高手出招、看敌人出丑，不亦快哉！
　　其一：看丑女出嫁、看美女出家、看大钞出笼、看老贼出殡，不亦快哉！
　　其一：看傻瓜入彀、看笨蛋入伍、看阿婆入席、看流氓入伙，不亦快哉！
　　其一：看淫书入迷、看债主入土、看丑八怪入选、看通缉犯入境，不亦快哉！
　　其一：看新女性大脑每下愈况、脸蛋美下愈况，不亦快哉！
　　其一：去拍卖萧孟能家电话，萧孟能说：我付钱一万六千元买下这电话行不行，免
得我改电话号码，我说你付十六万都要拆你这电话，非逼你改号码不可。气得他呼呼直
喘，不亦快哉！
　　其一：萧孟能诬告我，被我反告。他怕坐牢，逃到美国去了。不亦快哉！
　　其一：学邱创焕讲台湾语，一边学一边笑，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骂台湾人，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替高山族仗义执言，不亦快哉！
　　其一：送女儿念美国学校，不考三民主义，不亦快哉！
　　其一：快行己意，有话直说，高兴骂谁就骂谁，从蒋经国到他妈、从李登辉到杨丽
花、从蜗牛族到女娲、从“忘了我是谁”到“教我如何不想他”，都在被骂之列，不亦
快哉！
　　其一：与牙医为邻，十多年拔牙不给钱，不亦快哉！
　　牙医张善惠和林丽苹小两口儿做我邻居二十年，一直相处甚得，我笑说我不同你们
吵架，就是要你们永远做“李敖为人很好相处”的证人。不单牙医夫妇如此，我还把许
多好朋友“保存”下来，做我的证人。以姓名笔划为序，眼前的夫妻档就有丁颖和亚蔽
、王惠群和朱先琳、王荣文和陈芳蓉、汪俊容和阮雅歌、周弘和“女强人”、周渝和林
慧华。沈登恩和叶丽卿、林永丰和连凤珠、孟绝子和欧阳杏如、施性忠和庄姬美、高信
疆和柯元馨、徐汛和玉芝芝、孙英善和“小林”、黄胜常和高继梅、黄奠华和李元枝、
许以祺和梁绪华，陈兆基和应雅玲、陈良榘和叶于玫、陈彦增和郭文华。张坤山和陈秀
梅、陆晋德和邱素莲、邓维桢和黄宝云、赖阿胜和邓玉娟、赖宪沧和张玲玲、简志信和
黄月桂、刘峰松和翁金珠、刘绍唐和王爱生、刘显叔和陈烈、蔡仲伯和李金环、龙云翔
和李琼媛、罗小如和‘小马”、苏秋镇和邓香兰。萧启庆和王国樱等。至于其他熟知旧
识，除书中已提到的外，台大老同学有李念萱、翁松燃、景新汉、马宏祥、袁祝泰、龚
忠武、胡之伟、陈又亮等。同学以外，王长安、王孟亮、王秋原、王维贞、王维纲、王
树权、尹章义、包奕洪。石文杰、石齐平、江述几、池士勋、何伟康、何国庆、李昂、
李宁、李安和、李志仁、李成林、李华俊、周才蔚。林秉钦、林清玄、武忠森、金惟纯
、马家辉、胡兆扬、胡基峻、施寄青、宣中仪、洪金立、唐德刚、夏光天、梁铭远、连
家立、黄玉娇、屠申虹、张明彰、张福淙、张锦郎、郭鑫生、曾心仪、曾祥锋、赵文华
、陈中雄、陈宏正、陈平景、陈芳明、陈晓林、庄申庆、汤麟武、潘君密、杨祖珺、应
凤凤、戴天昭、魏光中、苏墱基、苏洪月娇等，都可做我的证人。此外，在我眼中，王
淑江、王淑英姊妹是天下最好的人，黄怡是最有观察深度的人，陈文茜是最聪明慧黠的
人，汪荣祖是最有正义感的文学家，陆善仪是最纯正的“新女性”，周之鸣、郁慕明是
我化敌为友的朋友，而胡虚一、林永智、赖智信、罗贤义等他们都是义人。……老辈人
物我对沈铭三先生（已故）、胡适先生（已故）等，感其鸿恩；对叶明勋先生、杨西崑
先生等，怀其令德。我的新朋友中，谷正文老将军心狠手辣，却豪迈过人，最有特色；
亚洲巨星王靖雯（王菲）从香港来台特别看看我，最不寻常。
　　我为人外宽内深、既坦白又阴鸷、既热情又冰冷、既与人相谐又喜欢恶作剧，我立
身光明，待人真诚，虽有权谋，但用来自卫而非害人。我为人很够朋友，也喜欢交朋友
，可是我却愈者愈抑制自己，不大交朋友。其中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朋友是“匪谍
”；二是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关于朋友是“匪谍”方面，我在台中一中
，认识一位教英文的朱景昌老师，那时他四十出头，河北饶阳人，英文造诣颇深。他很
孤僻，曾公开宣布不交任何朋友，理由就是交到“匪谍”怎么办？此公理由颇为有趣，
我戏而识之，每以此自勉。但是四十多年来，不幸还是交到“匪谍”，因而进出警备总
部，几无宁日。幸亏胡秋原公开指我为“匪谍”，我自己既是“匪谍”，则复何惧于“
匪谍”耶？从此“匪谍”坦荡荡，再也不怕“匪谍”矣！关于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
朋友身上方面，这一怕，随着年华老去、来日无多，更形严重。有些人整天游手好闲、
喜欢跟你聊天，我最怕交到这种朋友，因为实在没工夫陪他神聊，但这种人往往又极热
情、极够朋友，你不分些时间给他，他将大受打击。所以一交上这种朋友，就不能等闲
视之。这种朋友会出现在你面前，以怜悯姿态劝你少一点工作，多享受一点人生。当然
我是不受劝的，我照样过我的清教徒生活，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
牌、不考究饮食、不去风月场所，什么三温暖、什么啤酒屋、什么电影院、什么高尔夫
球……统统与我无缘。这种朋友看我如此自找苦吃，也就懒得再劝我，只是间歇性地跟
我吃碗牛肉面、或买来便当到我书桌旁同吃、或同我快步散步一段路，就逃掉了。在这
种极热情、极够朋友的人以外，有些朋友跟我颇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但“君
子之交”还是要见面的。不过这种见面，十九都是到我家，而不是我去他家。我最不习
惯去别人家作客，“君子之交”的朋友要看我，大都要来我家作客，不过，天知道那是
什么容！
　　到我家作客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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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着也是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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